经济导刊

影响TFP拉动GDP增长的若干因素

TFPGDP增长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拉动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却是复杂而难以量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体制、机制和偶然性因素都会造成对TFP影响GDP增长机制的干扰,这也是造成政策选择困难,尤其是中短期政策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从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快速变迁的同时,由于TFP增速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从统计数据反推的结果,而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对反推之逻辑基础认识的多样性,都可能会造成长期中对TFP影响机制的认识差别、错位。

 

信息技术(ICT)的影响与局限: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ICT)及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常识出发,ICT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增值化”贡献的。那么ICT的投入是不是必然形成TFP的增长,以及GDP增速的提高呢?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40多年中,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当然也高于非ICT投资的增速。但是从统计出发,这种增速并没有直接反映在TFP的增长上。在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66年,29.6%的增速,带来TFP的增速1.8%;到了1967年,23.7%ICT增速,带来TFP的增速却是0

1 美国战后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1979-1990年间,1979年和1980年的ICT投资增速均为25.5%,但TFP增速为-0.2%-1.3%。在TFP增速最低谷的1982年,-1.8%TFP增速伴随的是19.3%ICT投资增速。这三个年份的GDP增长趋势是由衰退转向萧条(1979年为3.3%1980年为01982年为-1.7%)。尽管1984年的GDP增长和ICT投资增长都达到了80年代的高峰,但是随后的下坡路,表明了这种现象不可持续。

1991年以后的统计中,1999年是一个拐点,当年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为30.5%,相当于当年总投资规模增速7.4%4.2倍。此后,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从相对于总投资规模增速的高峰逐渐回落了7年。到2007-2018年,美国ICT投资的增速尽管下降到了10.3%-12.9%的区间,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3倍以上,最高为5.4倍(2009年)。这期间,美国的TFP增速为正的只有3年,为02年,为负的却高达7年。这种情况,难以用ICT相对于TFP增速的滞后性来解释。

冷战后美国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不管这些ICT投资增速高速增长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在绝大多数年份中,ICT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ICT投资增速在经历198541.6%的投资增速高峰后,逐渐放缓;至1997年再度回升达到24.6%的峰值之后,尽管增速降到了20%以下(2015年降到了5.7%),但是依然维持着相当于总投资增速3-4倍左右的态势。然而,在1997-2018年的22年中,有11年的TFP增速为负值,1年为0,包括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97年(当年TFP增速仅为-0.7%)。

3   1997-2018年日本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类似的。而从统计数据上分析,以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疑是信息技术最先进,信息产业最发达,信息化程度最高,对信息投资最大的国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ICTICT产业价值的很大部分,往往是依附于其他产业中,因此在统计上有错漏。

二是对ICT的投资并不完全用于ICT本身的发展,这点可以从某些ICT行业巨头的业务在财务报表中的情况窥见端倪。大量ICT巨头往往凭借充裕的现金会成为“投资中心”,它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经常大规模投资于包括金融业和新兴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而这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常没有确切体现。

三是ICT行业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和低效、重复投资,泡沫化严重。这种原本可以归于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着美欧日资本市场上货币泛滥,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美国的ICT行业巨头甚至周期性成为避险和投机资本的重要选择。

四是生产效率和技术层面的问题。ICT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逐渐面临“天花板”:即在基础科学储备基本耗尽后,由于商业化应用进展愈发缓慢,以往那种“革命性”成果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ICT洼地”被逐渐填平,以及ICT产能过剩,呈现愈发“红海化”的市场本身,使得ICT投资所能带来的对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的边际递减效应愈发凸显。

最后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的。在很多领域,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在基础性的信息化问题解决后,很多进一步的创新与其所耗费的资源,对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有限,或者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而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突破可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前,ICT对经济效率,特别是对TFP的提升可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ICT的过度关注、ICT自身的发展相对于期望值的落差、过度投资和低效应用,往往意味着泡沫化,结果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这点在欧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TFP影响因素的一般归纳

从上述分析出发,可以归纳影响TFP的一些因素: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能会影响TFPGDP增长的贡献。因为不同产业的经济效率不同,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即不同行业的TFP存在不均衡性。通常服务类行业的TFP提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附加值越低的行业,其TFP增速通常也越慢,提升空间也越有限。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GDP占比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的GDP增长动能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部门对高效部门的拉低和对销,极有可能会使TFP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在统计上变得不够明显,甚至失真。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有可能会使TFPGDP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工资刚性上升,特别是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减小,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将会拉低整体TFP增速。另一方面,理论上在TFP提升最快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是通过技术投资和优化流程来实现效率的提高,或者是用机器替代劳动者以提高效率;而往往是造成产业向外转移,结果将进一步抑制TFPGDP增长的贡献。

同时,与单纯的投资相比,劳动者在质量上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实际价值既难以统计,往往还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抑制,这就从基础上造成了TFP统计数据的失真。

第三,从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研究出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其TFP增速对经济的潜在拉动,在区间上的差别可能是较大的。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而言,TFP增长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长空间可能会大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水平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低,投资和市场改进,特别是教育对劳动者素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升,在从根本上拉动TFP增长的同时,又将“掩盖”内生于从这些统计数据反推而来的TFP数据的真实水平。

第四,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经济周期、社会动荡等宏观因素,都可能既从统计上影响TFP,也会从实体方面对TFP的增长或恢复产生长远影响。

 

从政策着眼,为TFP优化增长环境

 

TFP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贡献,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重视TFPGDP增长的贡献,就必须想方设法以提升TFP增速为导向,来提升先进制造业以及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为此,有必要从金融、税收财政、科研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防政策等着眼,为TFP优化中长期增长环境。

 

调整首台套设备支持办法

加大对先进设备生产和市场需求开拓的支持力度,将对首台套设备的支持措施拓展到二套、三套设备等后续生产。

我们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的支持,基本集中于首套设备,对后续二套、三套设备的支持却不甚重视。这已不适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反复地摸索和经验积累。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市场占有,是一国实体经济活力的基础。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市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别国的先进产能和研发能力。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同类产品,多买国外一套,我们的企业就少卖出一套,企业离盈亏平衡点和规模效应就远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实体经济研发能力,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策是我们在没有某种设备时,他们就高价出售、赚高额利润。一旦我们可以生产某种设备后,他们就开始降价倾销。结果使我们自主研发首套设备的企业迅速丧失国内市场,甚至陷入经营危机。这是抑制、削弱我们研发能力的手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保护自主研发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助其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使研发企业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必要回报,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赶超。同时要学习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做法,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方式,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环节的税收及减、免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加速折旧等降税政策

财税政策对于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对改善制造业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如当期抵扣和加速折旧这类以“既有投资”拉动“新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就效费比而言,比补贴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速折旧对于刺激实体经济投资,鼓励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首先,用好加速折旧等方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扭转投资“脱实向虚”的局面,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折旧是有定向性的,没有特定固定资产投资就谈不上加速折旧,因此非实体经济部门很难享受这一政策,这就从源头保证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

加速折旧可直接提升投资回报,对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缩短投资的收回年限,使得企业针对变化日益加快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进步趋势,能够更为迅速地通过投资等发展新的项目,以保持产业在整体上跟随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加速折旧具有长链性,实体经济中下游部门投资周期的缩短,能有效地带动上游的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研发部门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捷的反应,为基础层面的投资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可以预见,一旦实施这样的政策,既可以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反补贴战”、“减税战”;又可以鼓励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或留在中国境内。

其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的抵扣力度,特别是要将当期抵扣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减轻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的财务成本。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资金,不仅有风险,而且还有财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方式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负担,确立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着手。一是,可考虑在财税〔201854号文的基础上,将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500万元适度提升。二是,在财税〔201864号文的基础上,将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计入境外研发费用的比例从80%再适度调高;同时将“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要求去除,使国际国内一视同仁,鼓励在研发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再次,在财税〔201899号文的基础上,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75%适度调高;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税前摊销比例从175%适度提升。第四,在财税〔201877号文的基础上,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额上限,从100万元适度提高。第五,在财税〔201851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区分,对当年认定具备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将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比例,由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适度提升。第六,优化抵扣程序,如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简化事项备案制手续;进一步简化由于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除的程序等。对于上述措施,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当期扣除的规定,而不是先征后返,真正减轻企业研发开支的财务成本和税收优惠奉行成本,将国家的导向传递到位。

当然,要真正发挥财政支持的杠杆作用,就要下决心缩小各级政府的规模,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共产品质效,真正建立起依法施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财政的可持续保证激励的可持续。

 

鼓励企业担当创新责任

在创新研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鼓励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研发风险和失败导致的考核问题,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更大的容忍度。

现代高科技的研发和市场转化,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较多。企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主力军。因此,鼓励、激励他们用好自身的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进步,使之成为保证TFP增长的稳定器,意义重大。

这一方面需要推动其合理规划中长期的发展路线,将自身增长统一到集约化的效率提升中去;另一方面也要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带有长期性的研发,给予更为宽松的考核环境。尤其是对于研发中的超支、失败,在尊重科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大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化解,并将其作为鼓励决策者和带头人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措施加以确立,进一步解除国有企业引领科技进步的后顾之忧。

 

创新科技工作者激励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将科技成果资产化,创新收益分享制度作为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和推动转化的动力。

保障TFP有效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只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并将其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TFP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国家每年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制约科研工作者创新积极性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少,经济激励和市场选择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引入科技成果创造者、专利权权利人作为资本投资者和利润分配参与者,以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成果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中去。可以考虑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上,对于创新科技的提供者的利润所得份额,在一定期限内予以适当的扣除安排;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资产化的知识产权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折旧方式。对一些面临激烈科技、人才竞争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创新股权方面可以先行试点,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要加大对于那些对行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有战略性价值的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和保密保护的力度,对于窃取、侵犯成果的行为,应当动用国家机器加大打击力度和追偿力度。对于资本化的科技成果在转让、继承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安排。

放宽对科技成果创造者的权利归属认定。美国在国防采购中就明确规定,由国防订货和采购支持的项目研发中取得的成果,其专利权归研发企业或研发者所有;如果研发失败,风险由政府承担。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美国才能出现一批掌握大量尖端科技、横跨军民两界的实业巨头,如波音、洛马、通用动力、普惠等;这些企业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并开展包括基础领域在内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研活动。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智慧成果,应当适当淡化机构、职务创造,而相对突出个体创造者的权利,特别是自然人的权利人身份的认定。在权利的分配方面,也可以考虑引入机构和自然人共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式的权利归属,共同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对于以国有资金支持的研发成果,如果目前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引入个人享有因职务行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共享机制,对于那些对行业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人物和关键科研人员,应当考虑在现有的科技成果奖之外,由国家和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商业应用和社会效益情况,在较大范围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确因国家安全等因素无法转化或认定为科技资产而无法参与生产利润分配的智慧成果创造者、权利人,要从国家层面给予与其成果重要性相适应的奖励或补偿,以保护其积极性。

对于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权利人给予必要的转化辅导和法律支持,由政府负担主要费用的法律服务和相关辅导,增强其转化意识,降低转化门槛,更为有效地维护潜在智产阶层的合法权利,从源头上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尝试构建与智产阶层相关的仲裁体系。

对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特别是关键项目的研发人员,在工资和奖金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更大扣除或优惠,激发创新热情。

 

重视国防需求引领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加大对先进军事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以重大专项的军民融合,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防装备研发,一直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来自国防领域的需求、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科技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战争的危险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倾举国之力投入尖端科技研发,一批军工巨头掌握了大批先进技术,形成了庞大的高层次科研队伍,并凭借这些“黑科技”完成了科技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市场优势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超常规的科技发展与产业融合,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攫取到了全球秩序的高点和话语权。

应当看到,国防建设需求对尖端科技的带动作用,往往是一般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奠定波音公司优势地位的划时代产品波音-707,直接来源于美国对苏联战略轰炸和全球部署空中加油的需求。曼哈顿工程、导弹竞赛-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一批军方主导的项目,带动了1950-1970年代美国企业的现代化投资热潮。为了实施核报复和核威慑建立的APAR网,更是催生了冷战后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浪潮。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冲突,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迫切性愈发强烈。以国防开支为引领,做强一批攻克掌握高新技术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出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已到了比较迫切的时候。

除了“国家队”以外,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国防需求的供给中,发挥出整个市场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在美国,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Space-X、还是传统的主要军火巨头和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是私营公司,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防订货的扶持。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就应当对现有国防采购程序和办法做出必要安排,引入更多的合格市场主体,发挥好竞争的作用。

 

关注ICTAI等过热引发的问题

更为系统、谨慎地评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科学、有序地规划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理论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盲区造成网购、共享等新兴业态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过快过猛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较为有序的竞争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网购平台凭借低价产品和“冲量”战略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商业模式,实体店及大型商场在不对等的环境中不断凋敝、举步维艰,在网络销售冲击下节节败退,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一个对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规制和监管问题。

电商并没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价值,而且以没有铺面(从而没有租金、房地产税)、没有店员(人力成本低)作为优势,吸纳的快递从业者的素质并不高,总体上对GDP的贡献反而会小。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平均劳动素质不高的经济体,旅游业、餐饮业、商业主要靠几个网络平台、几家快递公司,而小商店、小饭店、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离开这些网络平台就举步维艰;几十亿个银行账号、十几亿消费者、几亿个家庭的信息就掌握在几个支付平台中,也是相当危险的,至少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是不适应的。

网络技术投资也未必就一定会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首先,网络技术的过度投入正在一些领域形成垄断和寡头,这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的活力;其次,网络技术的龙头企业在使社会公众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对其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本;再次,“质量好不如直播好”的网络销售模式往往靠低价进行竞争,这对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最后,所谓的“定制化”的作坊生产和点对点的快递传输模式也未必就能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能耗。因此,必须注意新生行业、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只强调其积极的一面。

网络技术的投资热潮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是有挤压效应的,客观上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要对大型商场、实体店等传统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改造给予必要的关注。电商的优势应该是其便捷性,用低价与实体店竞争似不妥,有倾销的嫌疑。如何鼓励电商与实体店以增加就业为目标进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扩大就业是我们实现小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手段的普遍应用,既可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同时为各种“黑客”、以假充真等更高级别的犯罪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不注意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否则一定会出大问题。

 

由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GDP增长空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也不能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所束缚,而要以不断创新的思想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有其优势。认识这种优势所包含的潜在GDP增速,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速是完全可能的。抓紧TFP这根标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用好潜在发展速度空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仅带来新的冲突,而且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矛盾,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新孤立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经济领域战略协作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于723日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俄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的线上研讨会。围绕加快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俄经济协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中俄科技教育协作长期化制度化等话题,专家们提出了真知灼见,共同助力疫后中俄战略关系行稳致远、历久弥坚。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俄战略协作中心主任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坍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命题。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多极化新秩序,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就开展两国科技、金融以及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考虑提出建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设想。

谈及未来中俄加强战略合作的潜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直言,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而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同时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表示,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构建空间足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俄战略协作中心高级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建议,后疫情时代,中俄应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同时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人类发展理念的创新上有所贡献。而中俄合作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通过产业链的互补和重组,构建规模足够大、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国对俄投资潜力巨大

战争、灾难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催化世界格局的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不亚于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后疫情时代,中俄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孔丹认为,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世界大国,对涉及当今和未来世界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广泛的共识,这是我们深化战略协作的坚实基础。中俄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巨大,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世界性意义,必然对相关国际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强中俄关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

从经济安全角度看,中俄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等国的安全压力: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多年,美国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和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俄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改变经贸结算受制于美元支付系统(SWIFT)的被动局面,加大本币结算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二是增加中俄两国对世界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避免某些掌握定价权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获取暴利而制造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三是加强科技合作,打破西方封锁,将西方国家可能断供高科技产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加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外部势力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经济危机的图谋。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俄作为世界新兴大国,都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经济体量大、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应尽快形成覆盖中央和地方、各个领域和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务实合作新格局。建议重点开展以下合作:

一是联手抢占科技、金融等经济制高点。科技和金融实力是赢得国际分工体系高端地位的关键。今年是2020-2021中俄科技创新年的开局之年,借此契机,两国可以推动科技研发机构的合作再上新台阶。中俄都是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大国,俄罗斯有很多科技应用成果被束之高阁,中国可利用自身制造业配套体系、市场规模庞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强等优势,支持俄罗斯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研发与产品的市场实现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始终位居全球第二名或第三名,但对俄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投资风险控制是制约中国对俄投资的瓶颈性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在研究通过设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使俄方优质抵押物成为撬动中俄投融资合作的杠杆,以机制创新促进两国之间的大型项目合作。

二是两国应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反对动辄经济制裁。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联手搭建区域经济秩序,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加强多边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三是完善以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模式。中俄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的引导作用,形成大规划、大企业、大项目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双方中小企业合作。两国经济合作应当本着开放、透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高技术手段,实现互利共赢。

 

中俄战略合作应按下快进键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俄罗斯的防疫情况也在持续好转。但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深受疫情之困,而且不排除会有第二轮疫情暴发。

在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来,虽然疫情让全世界暂时停摆,但是我们现在不仅要按下启动键,还要尽快按下快进键。

“任何危机都是对中俄双边关系稳定性的考验,但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冗余度。”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今年两国领导已经四次通话,并且互致信函;今年下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在俄罗斯的峰会以及中俄政府首脑第25次定期会晤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俄彼此支持,实施人道主义帮助,在疫情高峰期间,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一些医疗防护用品的唯一供应国。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俄间经济交往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一。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虽然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量有所下降(中方估计下降5.6%),但总体情况比较稳定。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中俄双边贸易也会逐渐恢复,到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这是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的目标任务。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年卢布在中俄贸易中结算的比例达到9%,人民币占到7%,欧元占到46%,而美元是39%。可以预见,深化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俄未来金融合作潜力巨大。去年12月,亚投行批准了俄罗斯的一笔5亿美元贷款用以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给予俄罗斯27亿美元贷款,同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在绿色能源方面提供信贷合作。俄罗斯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不仅如此,双方在欧亚地区的投资合作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方向。未来这种状况应该逐渐得到改变,要更好地吸引中国的开发机构、大的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来参与这些项目。

众所周知,俄罗斯今年担任了金砖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其目标是加强多方面合作,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共同应对现在迫切的国际挑战。俄方主张,成员国之间要保持团结、应对挑战;国家间尽管有一些分歧,但大家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中俄联系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安德烈·杰尼索夫强调,俄罗斯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内所采取的举措。这个倡议已经超越了经贸协作与基础设施的框架,它不仅加强了人文交流与数字领域的合作,还提升了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同时,俄方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加快欧亚一体化进程。

谈及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新冠病毒的蔓延不仅是对各个国家,也是对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稳定性的考验。在疫情面前,中俄两国应协调行动,扩大卫生领域合作,对疫情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共同克服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俄合作重塑疫后世界经济地理

王湘穗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来遇到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化进程,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和未来走势。在后疫情时代,中俄两国亟需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特别是要强化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要和正在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一是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趋向瓦解。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关贸总协定(WTO)、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础上的全球性产业分工、自由贸易、跨国投资的经济体系。如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认为,是现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金融危机并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开始毁约退群,挑起贸易战,破坏国际现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美国已经退出12个国际组织。在疫情中,美国更是认为现有产业链危及美国安全,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断链脱钩,滥用美元霸权,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美式全球体系濒临瓦解。

二是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美国政客推行产业分工泛安全化、贸易意识形态化、金融工具武器化为特点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全球产业链受到剧烈冲击,原有全球分工的长链变成短链,开始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三是欧亚大陆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在美式全球体系瓦解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形成有15亿人口的紧密、全面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核心(其中有5亿中等收入人口,与欧盟相当、超过北美),加上欧亚联盟国家和东盟将会形成一个23亿人口的经济合作圈;再加上东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人口合计接近40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50%、接近经济总量的50%。如果进而与欧盟、非盟国家合作,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从资本全球扩张早期的殖民地时代以来,世界被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在海上,跨大西洋国家联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美英保持对世界经济、全球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对决定经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产生积极改变,通过现代新技术改变距离、通过区域规划调整密度、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合作打破阻隔,构建起有足够空间、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加强中俄经济战略合作的建议

第一,加强在基础建设特别是新基建领域的合作。未来5-10年,中国将大量投资新基建,建设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仅5G的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约2-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达到万亿级。此外还有与新基建结合的传统基建,如铁路、电力、管道、光纤等,中俄应该加强合作,在5G商用、数据中心(冷源、能源)等领域,形成紧密联系的新产业链。

第二,加强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货币金融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集中体现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上次冷战的起点,是凯南电报对苏联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的分析——货币体系是区分我们与你们的关键。中俄目前都面临美国金融霸权的制裁,美国借乌克兰问题、北溪2号项目等制裁俄罗斯,借香港国安法以及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俄应该加强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打破美国金融制裁。中俄还应谋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保障。最近,前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发表文章,指出多国央行滥发货币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建议创新货币投放机制。中俄应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上加强合作。

第三,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航空航天产业可以拉动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目前全球航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形成寡头垄断。中俄有航空航天工业基础,国土辽阔。中俄可以合作形成自己的空中客车公司,推动形成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产业核心。现在两国在CR-929和格洛纳兹-北斗项目上有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向全产业链延伸,通过产业互联网,利用数字技术,把两国空天产业的各要素、各环节全部实行组合,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使空天产业成为两国高端产业合作的支柱。

第四,加强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合作。俄罗斯的一位数学天才曾帮助华为解决了重大难题。俄罗斯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人才素养好。中俄可以合作建设基础研究院、联合实验室,互派研究人员,共享成果。

第五,加强军民融合领域的合作。军事力量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高的军费开支。美国有1万多枚核弹头还嫌不够,加紧升级和扩产。中国的应对战略和策略是推进军民融合,把军事需求与民用产能结合起来,把军民间的壁垒打通,实现军民技术双向流动、相互促进。在这方面中俄也可以加强合作,争取以更低的安全成本、更好的制度化设计,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针对有媒体提出的“中国速度”和“俄罗斯速度”的比较问题,王湘穗认为,近年来中国科研投资和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俄罗斯的科研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希望未来两国的合作模式是“中国速度”加上“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科技界有不少世界领先的独创成果,值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好好学习。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欧亚一体化

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打击。据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下降6%,明年可能增长4%,经济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下降了近10%,但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俄罗斯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维诺库罗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可行性非常高的倡议,现在相关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性质的,也包括欧亚这片广袤地区的很多国家,它对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非常重要。

维诺库罗夫表示,欧亚一体化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欧亚大陆不仅需要一体化,而且对其中一系列负面因素要给以打击,比如跨国毒品贸易、病毒细菌的蔓延等等,进而避免导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把一带一路看作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倡议。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完全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应该往前看,要有长远的目光。

第二,要高度重视债务和财务的稳定性。按照一带一路倡议,要关注那些贷款接受国的债务状况和财务稳定,国际金融开发机构在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亚投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等等。俄方针对各国情况开发了一套监测债务和预算状况的模型。由于疫情,目前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未来4-5年内,债务稳定性问题应该成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三,目前,经过前苏联地区的跨欧亚集装箱专列(中国的中欧班列),每年可以达到惊人的40-70万标准集装箱。据了解,中国对这些集装箱班列提供了补贴,希望中方在未来1-2年内不要取消这些补贴,帮助中欧班列度过这两年的困难时期。同时俄方也在考虑用自己的补贴扶持班列运行。

第四,建议加强与邻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合作,消弭当地的一些负面因素。比如,一些国家由于货币流动性减少,可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从而威胁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中俄应共同遏制并降低这些负面因素,这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联合重塑新的疫后体制

新冠病毒的袭击,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人类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近些年,中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合作不断深入。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李若谷认为,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中俄更需要谋划好疫情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现存的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暴露了人类社会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时缺乏应有的应急机制和统一的应对策略,各自为政,导致疫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建议中俄认真研究今后再次遇到这类情况时如何做好协调、联合应对,同时与愿意参与这一研究的其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

第二,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发展及公平、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我们要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策来改革它,而不是回到各自为政、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更加公平、透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第三,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中俄应该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和制造,以及生命科学、医药、环境治理等等。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将给人类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也有助于阻止那些反对全球化、反对合作的势力。

第四,人类的发展理念需要创新,中俄两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目前人类社会围绕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地球这个空间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星球越来越不安全,包括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人类本身产生了伤害。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以及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同时结合西方发展理念中的优秀元素,开发人类发展的新理念。

第五,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传统的人们所组成,发展有先后,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但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成果。这次疫情暴露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其他各方,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恢复发展动力。

第六,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中俄两国应该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联合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能支撑全球化发展需求的货币及支付体系,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不受个别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公开、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俄应勇敢捍卫共同的利益

马斯洛夫认为,世界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尽管这些贸易和全球化合作的理念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的,但一些旧的全球化因素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模式,目的就是不让中俄和其他国家继续享受这一模式给贸易、科技、信息等领域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全球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和开放性。“如今中俄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们都没有被打倒,我们要开出自己的药方,即在被隔离、被孤立、被制裁之下,我们该怎样生存和发展下去。”

关于如何推进中俄两国在科技和信息领域方面的深度合作,马斯洛夫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科技金融方面的合作,中俄要提出全新的货币体系治理模式,如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和银行间的结算合作,这一体系的稳定运作需要很强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第二,需要有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制。现在中俄两国间有莫斯科大学与北理工合作的深圳分校项目、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的新建大学项目,但这些新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联合学术期刊等重要平台,而这些恰是推动深层次科技合作和研发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建议两国在这些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包括联合制定工业4.0标准、科技和教育标准,形成研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空间。

第三,加强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俄中两国各有关行业的企业都认为,影响两国企业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互不了解、相关信息太少,亟需建立一个开放的企业数据信息库和平台。两国政府要鼓励和引导科研教育机构建立和运行这样的数据库。

第四,在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制裁下,中俄有必要共同提出一个系统的愿景,包括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明确表述两国的共同愿景,勇敢地捍卫我们在全球的共同利益。

关于美国加强制裁是否会催化中俄之间更多的合作机会,马斯洛夫提醒说,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比如应对美国制裁的短期应急考虑,这会让两国合作缺乏系统性和总体性。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比如,如何发展中俄之间的非大宗产品贸易,如何建立高技术农业生产合资企业,如何布局两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项目等;同时要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编辑  宋斌斌)



* 王晓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8.5%TFP增速对应为2.8%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8%,当年的TFP增速为2%0.3%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TFP增速暴跌到-3.6%1999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7.2%1951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资料来源:袁志刚、余宇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72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中美关系转向新的阶段

2020-07-21 10:22:05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抓住“纲”,就会一目了然。中美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我们要紧紧抓住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全面和深刻影响,在中美博弈斗争中,中国面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

 

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一、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部分合作转向多方面博弈;第二,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第三,中美博弈军事冲突的风险逼近;第四,中美关系的变化直接关系中美两国的国家命运。

美国白宫于 2020 5 20 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全面公开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提出,这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立场是,不惜代价,打垮中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超越美国。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取决于国家意志和人心向背。

二、中美之争和历史上“老大老二之争”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也不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美国在与英国、德国、日本、欧洲的斗争,都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打垮对方。只要对方心甘情愿做小弟,斗争就会从激烈转为和缓,甚至长期和平共处。美国对苏联,则是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五马分尸”,肢解苏联。美国对中国,则是全方位打击,穷尽一切手段,不把中国打垮决不罢休。

纵观中美关系,美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战略,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和平演变和全方位公开打压,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老大老二的经济关系,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道路,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中美关系已经转向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和平演变,上升为全方位打压中国,开始显现不惜代价的“亚战争状态”。

三、美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美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与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国家和企业了。”[1]长期以来,很多善良的人们,忽略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本质。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美国的一切不靠谱、不讲理、长臂管辖、霸凌主义,种种疯狂都是其本质使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都体现出美国霸权和垄断的帝国主义本性。

四、中美关系将处于长期缠斗状态。中美在合作中有打压,打压中有合作。美国打压中国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打压的手段更加赤裸裸。打压的频率将更加密集。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打压的“亚战争”状态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五、对美国政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第一,“美国第一”的概念,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美国要中国长期屈居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位置,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使用种种打击手段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消除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政治霸权的任何潜在威胁。第二,世界新冠疫情给中美关系激化提供了催化剂。美国的所谓群体免疫,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本至上的典型表现。美国甩锅抹黑中国,不仅是美国转移目标的斗争手段,而且是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第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退群”和单边主义,特别是世界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多层次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美国是在“退却”,本质上是美国意图将中国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阻止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世界经济秩序仍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第四,中美博弈将会全方位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资源战、法律战和军事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能掐断中国的资源通道,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美国在时机成熟时,也不会放弃运用法律战对中国进行打击,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操作性最强,对中国经济直接损害最大的斗争手段。第五,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斗争,最终胜负取决于两个国家的内功:制度优势和人心所向。所以,美国会抓住一切时机,对中国在舆论上、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渗透和分化,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会交替使用,甚至同时使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

世界疫情无情地催化了所有国家的内在矛盾,催化中美斗争加速表面化、激烈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它促使我们对西方治国理论的反思,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反思,对自由经济的反思,对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次中国武汉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省市支持武汉抗击疫情,42000多名医护人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些医护人员全部来自公立医院。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满足GDP指标,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

中美关系转向新的发展阶段,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研究美国、向美国学习先进的东西。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还占有很大优势。只有敢于研究自己的对手,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海外市场大洗牌,是危机,更是机遇

一、对中美博弈要有清醒认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本质转变,美国将在何种程度、采取何种手段打压中国的认识,还没有脱出“美国是讲道理”的思维定式。特朗普上台以来,退群、脱钩、围剿、另起炉灶,战略轨迹非常清晰,体现了坚决打垮中国的决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略一以贯之,斗争策略是“扮猪吃虎”,以不靠谱的表象蒙蔽了很多善良人的眼睛。

二、中国海外市场将面临大洗牌。中美“硬脱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硬脱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中美经济硬脱钩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伤害,但美国决策者更偏重政治的考虑。他们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显然企图另外建立一套体系,将中国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美国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发展,要将中国海外市场生产链条断裂,海外经济的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海外市场将受到巨大损失,但目前国内市场规模还很不够。我们要下大力量建立国内经济循环圈,“旧力将尽,新力未生”,要准备过一段时间紧日子。

三、中国将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抓住创新模式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要健康有序发展,应该研究建立“世界经济循环圈和本土经济循环圈,双经济循环圈,相互契合、滚动发展”的创新模式。如果过于偏重世界经济循环圈,我们的生产链条将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分散。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日益增强。只有充分利用本土经济循环圈和世界经济循环圈的优势互补,最终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我们才能进退有据,不畏风险。

 

夺回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中美斗争,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是国运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政府文件也明确表示,中美之争“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一个民族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经济振兴是基础,精神振兴才是灵魂。所以,中美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发扬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权。

在中美斗争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和西方价值观“脱钩”。多年来,国内热衷传播西方文化,其中很多因素实质上是西方殖民文化。我在承办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之后,曾积极呼吁尽快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而相关学术界就是否应当制定英雄立法问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反对以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全体公民不公平;第二,破坏了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民主氛围;第三,将会撕裂社会舆论;第四,绝不会被西方强国所承认;第五,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我当时表示: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名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美国是利用多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的国家。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痛定思痛,也制定多部法律保护俄罗斯的革命英雄。反对用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张,居然被某些人鼓吹为“西方民主文化的精髓”。某些“公知大V”在中国传播的所谓西方文化,实质上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优秀内容,而是西方的殖民文化。

中美斗争新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奢靡风气的历史机遇。我们全国上下都要有过一段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们要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绝不允许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弥漫于我们的社会空气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中国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一、美欧法律围剿的风险,随着中美斗争形势时隐时现。我们一些人士认为,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因为违反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甚至根本不会立案。实际上,国家主权豁免论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根本不算什么。美国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为了贯彻美国的政治需要,扫清法律上的一切障碍。对中国的法律围剿是成本最低、直接打击中国的“剜心一刀”。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我们应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第一,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际法,南海仲裁案我们就不应诉,结果不了了之(其实,南海仲裁和美国诉讼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家主权豁免法,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立案;第三,如果美国敢动我们的1万亿美债,我们也有反制手段,冻结美国在中国的资产;第四,历史上的美国疫情扩散到世界,没有受到追究。为什么现在美国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些认识误区,源于对美国本性的模糊认识,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澄清之。

二、美国的思维,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将以国内法起诉中国。美国的理由有可能是,侵权行为在中国,侵权结果在美国,将以判例决定在美国的管辖权;第二,美国可以曲解和绕过主权豁免原则;第三,诉讼是民事行为,和美国政府无关;第四,执行中国海外资产,有法律依据,符合美国的法治原则;第五,美国惯常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扫清一切诉讼的法律障碍。所以,确实不排除美国在适当时机起诉中国,并执行中国海外资产。目前我国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法律围剿战,我们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我们面对的法律围剿,本质上是政治战,是总体战。但是我还要强调,应对美欧法律围剿,首先是法律战,法律战是总体战之纲。

                                   (编辑  季节)



* 赵小鲁,北京律师协会监事会监事长。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12月第一版,第23页。

 

未来中美制造业竞争的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与打压将长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理解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格局,以及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特朗普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原因,一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二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引发了美国的恐慌。

尽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有理由认为,中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未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将是长期的。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将激烈竞争

 

中美两国政府对制造业都比较重视,对于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来临,两国政府都在政策文件中有所表述。这些政策愿景,勾勒出中美两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蓝图。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件,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世人所知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前已形成“1+X”规划体系。对中美贸易摩擦突显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产业链安全问题,政府也给以充分重视。

美国近年来则寻求重振制造业,并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制定重振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如2009年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10年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4 年出台《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等等。特朗普上任以来则强调敦促海外制造业回流(特别是多次“喊话”要苹果公司产能转回美国)。

近几年来,美国围绕“美国制造计划”(Manufacturing USA)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持续强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

2017 7 21 日,美国第13806 号行政令《评估和强化美国制造业、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弹性》宣布将对国内制造业提供战略支持。该命令特别强调了制造、产品供应能力与富有弹性的制造业供应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2018 10 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围绕“维持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愿景,提出3大战略措施及目标[1]:(1)开发和推广新的制造技术,包含5 个具体目标:夺得智能制造领域的未来市场、开发世界领先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确保通过本土制造获取医疗产品、保持电子设计制造的领先地位、加强食品和农业制造业的机会。(2)教育、培训和劳动力输送,包含4 个具体目标:吸引并培养未来劳动力、更新并扩大职业和技术教育途径、推广学徒制并获得业界认可的证书、实现技术工人与所需行业相匹配。(3)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包含4 个具体目标: 增加中小型制造商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鼓励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加强国防制造业基础研究、加强农村社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目前中美制造业格局的几个特点

从总量看,将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18.4%)已超过了美国(17.3%);随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方面,中国也在2009年超过美国。

从结构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全球生产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手机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如果把最终成品的iPhone手机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价值链看,美国仍占据高端。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大比例的中间品贸易,导致中国贸易顺差额的“虚高”;而美国实则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刘遵义教授(2019)与其合作者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平均为24.8%,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的相应水平为50.8%。以直接国内增加值计算,美国对中国有29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若考虑多轮次效应,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大为减少。另一个典型例子, iPhone利润的大部分被美国公司拿走,更是广为人知。

从产业链看,中国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对华为禁售芯片等行为,突出暴露了我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短板。

 

当前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不到沾沾自喜的地步。应该客观看到,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领先中国很多,其技术差距以数年数十年计。

如周秋菊、冷伏海(2019)基于《2018研究前沿》的分析表明,在10个领域的138个前沿中,美国在118个前沿(85.51%)处于创造卓越的位势,11个前沿处于创新前列,7个前沿位于创新行列,2个前沿位于创新追赶。中国则在54个前沿(39.13%)处于创新卓越位势,19个前沿(13.77%)处于创新前列,24个前沿(17.39%)处于创新行列,38个前沿(27.54%)处于创新追赶,处于空白状态的有3个。

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来自几十年来在强大国力支撑下的巨额研发投入,包括高比例的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根据刘遵义(2019)的测算,美国在2017年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为4.2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位居第二的日本为1.34万亿美元,中国则是1.14万亿美元,接近了日本;但中国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依然不足美国的30%。其次,美欧的研发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很高:意大利和法国约占25%,美国在2007-2016年的十年中平均为17.3%,日本稳定在13%左右,而中国大陆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仅为5-6%

 

在中美的制造业相关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中国占据优势

在中美人才储备方面的比较,目前中国在制造业占据优势。一方面,中国从享受“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

学界普遍认为,至2012年前后,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仅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中国就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

此外,学有专长的海外留学人员近年来大量回国。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据报道,10年前,大约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但目前,状况正在改变,每7人中有6人回国。

客观地说,当今世界的技术前沿大多数来自美国。因此,这些优秀人才去美国学习工作一段后回归中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恰恰也是近一两年美方对中国“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乃至对中国理工科学生加紧限制的原因。

 

对三个关键问题的研判

 

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什么

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而且拥有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2019)中引用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和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研究,他们认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他们发现,中国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中国创新制造业模式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该模式整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能,即同时管理速度、产量和成本,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大幅降低单位成本。这种能力使得中国甚至可以在高度自动化行业、非政府优先或支持的产业实现扩张,尽管这些行业只存在有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或政府补贴。中国还改进了先前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且不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的生产流程。这一观点与硅谷风险投资人王煜全的判断基本一致。王煜全(2020)认为,从全球创新生态体系的维度来看,中国的优势更多应在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是中国在过去40年时间里练就的本领,是我们可以支持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的长项。

 

中美会技术“脱钩”吗

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从市场相互依赖、技术进步和人才角度来看,中美技术“脱钩”的难度都很大,完全“脱钩”的概率基本没有;在局部环节与产品方面上,美国正在对中国实行封锁,企图实现中美技术“脱钩”,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首先,中美在产品市场上相互依赖。且不说在全球产业已经深度分工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各种零部件美国无法在短中期内找到合适成本的替代品,而且美国也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半导体产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美国著名的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份额来自中国市场,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

 

1  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营收占比(2018年)

美国企业名称

中国市场营收占比

思佳讯(Skyworks Solution

83%

高通(QUALCOMM

61%

镁光(Micron Technology

55%

博通(Broadcom

55%

英伟达(NVIDIA

54%

安华高(Avago Technolgies

49%

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48%

闪迪(SanDisk

44%

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44%

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

42%

英特尔(Intel

36%

泛林半导体(Lam Research

36%

资料来源:张晓兰、黄伟熔(2019),《贸易摩擦对中美半导体产业影响分析》。

 

    其次,对华技术封锁最终将损害美国的技术创新领导地位。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额研发成本需要通过广阔的市场营收来分摊、赚取利润并支持下一轮研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认为,“美国对中美技术贸易的限制可能会终结其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之上,创新周期依靠全球市场,从而为其超大规模研发投资提供资金,而研发投资使美国技术始终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其全球市场份额将损失18个百分点,其收入将损失37%。这些收入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削减,并直接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减15000-40000个高技能就业岗位。其结果,韩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导者,长期看中国可能会获得全球半导体的领导地位。[2]

    第三,对华的技术“脱钩”将使得美国损失大量的科研人才。正如刘遵义(2019)所指出的,对美国而言,给中国未来的精英提供教育和训练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美国能从全球的年轻人中招募精英中的精英,一直是个巨大优势,其他国家把年轻人培养教育到18岁,其中最优秀的一批随即被美国的高等院校摘走。外国学生让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在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系,大多数博士阶段的研究生(同时兼任研究和教学助理)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如果没有录取外国研究生,这些学系甚至不会有足够的学生和助理。

 

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吗

特朗普总统号召甚至命令美国企业将制造业搬回美国,以及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设厂,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技工与工程师红利的人才优势、产业配套齐全的供应链优势、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优势(综合起来就是前文所说: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综合考量,中短期内制造业回流美国比较难;长期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器人、人工智能、柔性制造等将有可能较大规模改变生产格局。

以苹果公司为例,制造业回流美国从生产现实性上看基本做不到。中国国内大量低成本、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是苹果公司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的苹果公司元器件供应商都位于中国,从产业配套和产业链协作的角度看,将生产组装厂搬回美国,势必使其增加各种成本,甚至带来效率下降、良率下降等不良后果。

国际比较,至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很有优势,但高于印度和东南亚,接近墨西哥。

 

2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国家

2000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2015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德国

25.09

42.42

美国

24.95

37.71

日本

25.03

23.60

韩国

9.62

22.68

巴西

4.34

7.97

墨西哥

4.70

5.90

土耳其

3.352003年)

5.81

中国

 

4.93

菲律宾

0.99

2.16

印度

 

1.86

资料来源:根据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整理。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给员工的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厂商纷纷开始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环保等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劳动力密集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2030年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的展望

 

中国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将接近或超过美国

     关于中美经济总量的对比,不同机构的测算有差别。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美国(IMF、世界银行);如果按汇率计算,则大概率在203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刘遵义教授的相关测算)。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抗疫表现较佳,有分析认为,这将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超美进程。

 

2030年中美制造业的总体态势

笔者认为:

1)至2030年,在制造业总量上中国仍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2)在制造业结构格局上,美国在高端(先进制造业)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与之差距缩小;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方面,中国保持优势;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环节)制造业,则相当大部分向东南亚部分转移。

3)在制造业价值链上,中国经过10年的加油追赶,在价值链份额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由于美国仍然技术领先,故仍占据价值链的最大份额。

 

2030年中国制造业四类行业的发展趋势

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卓贤、黄金(2020)根据劳动力成本-产业链长度框架,将制造业分为四种类型:劳动套利型行业、机器红利型行业、回流型行业、内需型行业。笔者认为这种行业分类较为科学。在前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对这四种类型的行业,展望未来十年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笔者研判如下:

劳动套利型(如服装鞋帽等):逐渐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迁移。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没有完成重化工业化,在关键原材料和部分零部件方面,还较依赖中国。

机器红利型(如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智能制造逐渐渗透,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机器换人较为明显。随着装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考虑靠近市场和供应链因素,这些行业的较大部分将留在中国。

回流型行业(如机械制造、电气制造、计算机电子制造类):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高,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在产业变革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有可能部分回流美国。最终是成本、供应链和市场的综合考量。

内需型行业(如化工、汽车制造、铁路船舶制造等):为资本密集型和内需导向型行业。国内产业配套较好,劳动力的生产率较高,且主要靠内需,故主要本土发展。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应对的战略战术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该有“大国雄心”,要掌握核心科技,不可被别国轻易“卡脖子”。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尤其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要完成伟大复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自主可控,自己要能够生产。小国可以“扬长避短”,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扬长补短”。

其次,在战略上,要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实业)的决心,不可过分追求服务业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种种问题就是前车之鉴。正如美国专家小理查德埃尔克斯(2010)所认为的那样,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将失去创新能力。

再次,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打压时,一方面要客观承认差距,加快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体现出韧性和耐心。如华为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封锁,除了加快应用“备胎”(Plan B)外,还应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努力“去美国化”。再如中国航天的经历,已经证明封锁只会逼着我们更加独立自主。

在微观战术策略上,笔者认为,应“立足自主,开放创新”,中美应保持“斗而不破”,我们既要保持先进技术来源,开放创新,又要加大自主可控比例,提高安全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明确创新主体。立足自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创新必须坚持开放。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这是全国上下科技工作者努力奋斗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习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深刻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而华为任正非曾表示,“备胎计划”(Plan B)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中国应对的具体举措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中国制造2025》系列文件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举措。在此,笔者仅想补充几点建议。

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的活力源泉,在于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活力与积极性。世界各国都学习硅谷,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只学其形,未学其神”。

一是要真正给科研人员松绑,改革考核体制,不以规定时期完成规定数量论文等为考核指标。科研是具有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工作,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科研人员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以及灵感和运气。那种在限定期限(比如三年五年)就要求作出成果或发表多少论文的做法,明显违背科技创新规律,往往逼得科研人员造假。

二是要真正落实激励政策,给科研人员应有的待遇和创新回报。特别是前沿创新,永远是少数天才和高精尖人才的专属,要真正给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丰厚回报。华为此前以数百万年薪招聘优秀高校博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促进美国的创新作用巨大;中国目前已经有所出台类似的规定,但关键在于落实。再者,要对这些高级科研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和爱护,在科研经费使用(及报销)等方面不应过于严苛,应以习总书记鼓励党政干部干事任事“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来构建科研经费使用的容错机制。

三是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不应由科研人员来完成,而应由企业家来完成。活跃于中美的风险投资家王煜全(2020)观察到,从科研成果被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往往需要5-8年的研发周期和上千万美元的研发投入。这个阶段研发的主体应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任务和专长是研究,而不是产业化,也不是创办企业。事实上,科学家的责任在申请技术专利之后就完成了,他们会转向新的课题,研究新的领域。而从专利转化为产品是企业家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家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科学家的研究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进一步补齐短板,保持制造业优势。

    一是建立健全产业链条。例如,针对半导体产业链设备、材料、制造等薄弱环节,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补强产业链短板。在设计软件方面要逐步追赶。

二是构建产业服务平台,满足企业共性需求。我国过去的工业化经验表明,满足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的平台非常重要。

三是推广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成功经验,用风投、创投的基金手段来积极孵化创新。

加强理工科教育和相关人才培养,广泛吸纳全球英才。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曾提出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先进制造业劳动力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知识基础。这一点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亦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一个不好的倾向,即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少学甚至分人群不学。笔者认为,这一错误倾向必须纠正,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培养,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只能靠强化数理化学习与训练得来,而不是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为中华民族长远的创新能力计,必须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理化教育,然后再逐级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来投入高精尖的科技研发。

此外,我国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一年毕业七八百万,不可能都做“金领”,要通过合适的舆论引导和经济引导,加之合适的制造业相关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大国工匠”和“工程师红利”的后备军。

                                (编辑  季节)



* 贾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1] 朱宏康(编译):《<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解读》,中国材料进展,2018年第12期。

[2] BCG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MARCH 9, 2020


 

隔离防疫与复工复产两难下的博弈

这次始发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导致武汉市骤然封城,也导致内地几乎所有省市、社区和村庄采取不同程度且日益趋紧的防控手段。

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中国疫情提高到PHEIC级别后,许多发达国家与我国进行人员和商贸隔离。如果绝大多数非重点疫区现行的完全隔离的政策持续周期较长,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中多数行业及其供应链体系可能面临较大风险,甚至被其他国家相关行业替代或边缘化,其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机电产品、汽车、服装、纺织和化工行业等;而农业则可能损失关键的春耕时令,造成全年农产品欠收;加之中美贸易战依然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刚刚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一旦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供应链体系遭到系统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现实中,非重点疫区的过度防控和层层加码,已经使得城市间、社区间和村庄间出现各种交通隔断,人流、物流和商流大面积停滞、断链,导致除生活必需品、防疫和医疗等相关行业之外的大多数产业出现大面积停工停产,国民经济中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几近中断,造成经济和社会秩序失控风险加大。充足的必要物资是隔离区内生命延续及疫情遏制的重要保障,保障不足将削弱重点疫区的系统防控能力。

隔离防疫和复工复产属于典型的“两难”问题,关键要把握好“度”,分区、分类、分级实现差异化精准防控。但由于此次疫情很强的不确定性,差异化的精准防控需要各级组织真正细致的排查、分析和勇于担当的魄力。

处理好“两难”问题的“度”之后,同时抓好“两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之匹配的物流供应链体系构建。以隔离为主要手段防治疫情影响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物流业;而疫情的不确定性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体系。物流直接连接生产与消费,既是重点疫区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核心保障和重要支撑,更是非重点疫区复工复产最重要的体系保证。

如何做好重大疫情下的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要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衔接,从平时、应急和战时三个体系融合,从组织、资金、物资、信息、技术和机制六个维度集成构建,并存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合理之“度”。

 

防疫与复工并举面临的问题

无论从疫情防控角度还是从复工生产角度审视,当下的应急/平时物流供应链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向疫情防控

从组织上看,重灾疫区内单纯依靠原有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政府机构和官方行业协会的路径方法,在响应速度、作业效率、供给精准度、渠道安全性和组织信用度等方面严重不足,造成已有重要防疫物资的供需匹配严重失衡,而联防联控尚处于初级阶段,绝大部分行政机构远未达到应急压力测试标准要求。

从资金上看,反应在过去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不足,造成疫情防护及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此次应急备用资金及临时追加资金只对头部企业助力较大,对贴近实际需求的广大小微企业难有作用;同时资金整体转化为应急物流供应链的资本配置严重滞后,造成应急物流供应链企业经营现金流严重不足,融资现金流更加困难,严重影响从事应急保障专业人员、专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有效、及时、安全和规模化投入。

从物资上看,在疫情防控初期,专用医疗资源如病房、床位、装备和专业人员等在重点疫区严重匮乏,而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和消毒酒精等防疫必备物资则出现全社会甚至全球性紧缺,多数企业复工复产的防护物资无法保障,员工无法复岗也是重要的干扰因素。

从信息上看,供需信息、指挥信息、物流信息、流程信息和安全溯源信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或隔断,严重不对称的信息自然助长了不实信息的蔓延,加剧了供需匹配失衡,还引发医用口罩等重要防护物资的民众恐慌性囤货、不良商家囤货居奇等,另有部分“假冒伪劣”物资和非专业物资的混入,进一步加剧了医护人员对于防护物资的供需失衡。

从技术上看,建设已久的预测预警、应急指挥、监控反馈及协同决策等软件平台和技术系统缺乏足够的预案和压力测试;应急物资的集采运储仓配等本应成熟的物流供应链技术也凸显运行失当,各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机制上看,为动员举国努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央负起了全面部署指挥抗“疫”战斗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也尽量考虑了不同区域特点,目前已开始部署由条件的地区复工复产。不过还是要注意防止管理机制的“一刀切”、“走极端”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疫情复杂性、信息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和资源复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行政力量和发挥市场机制能力兼顾。

面向生活必需品的物资保障

归功于我国强大的实体零售业连锁渠道、电商平台和快递体系,归功于全体国民的消费降档减速,整体物流供应链响应情况略好。

面向生产型产业链

当下生产型产业链完全被中断,复工复产面临各种资源匮乏。从资本上看,对中小微企业支持更少,如果疫情时间周期长于3个月,将有大批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而被迫关门。从物质来看,绝大多数产业链上涵盖原材料、供应商、设备、物流保障和销售渠道的全供应链体系都是暂时中断或断裂,更存在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和边缘化的概率。从信息和技术上看,离开实体生产供应链的信息化平台和先进技术/装备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精准把握现有的资源优势

尽管面临此次疫情发展强度和时限周期的极大不确定性,但中国基本上依然具备防控重大疫情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要素,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指令依旧通行无阻,城市社区基层干部在正确理解政策指令后依然能尽职尽责,还有长期善于自救和热心互助的百姓群体,而更多需要的是结合市场资源和政策协同的资源配置优化,具体呈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降低。在各地严控严防大环境下,除重点疫区湖北省在感染人数统计上依然存疑而需要严格排查之外,非重点疫区已经呈现新增下降状态,很多地区新增已经为零。当然还需要考虑随着复工复产带来的人员集中出现新增的可能,总体上可以通过分区、分类、分级和分业精准确定防控等级并逐步降低不确定性。

其次是改革开放42年所奠定的强大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供给侧和流通渠道上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以及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经过压力测试的商贸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保障上,显示出最大保障能力的是完全放开并经过全球性市场竞争考验的产业,包括连锁超市/社区超市、电商平台(包括生鲜电商)、快递/速递、网络出租车、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和共享单车等,主要以民企为主,定位在流通渠道;同时强大的中国制造业以超高速度跨界投产于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酒精等低端技术产品,不到一个月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产能,而这方面主要是国企和民企并行,主要定位在生产端;消费端也同样具有强支撑,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尽管当下因为疫情,许多生活必需品消费已经接近最低水平,但传统消费的巨大惯性依然让生产端、流通渠道具有规模化的低成本控制能力。

第三是自上而下庞大的党政军协金字塔型组织体系和自下而上更为庞大且可自组织的自救民众、个人慈善机构和商业团体。前者对国家资源有着法律上授权的调动和动员能力;后者体察民情和需求,根植于全球市场,早期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等就是利用全球采购、商业物流而达成的。

第四是得以广泛普及和可商用的互联网和信息平台。得益于开放后拥有的世界级消费市场、风险投资和互联网企业,中国同样具有了世界级的软硬件信息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黑科技也随之具有了世界级应用场景。

第五是持续而强力的国家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强力的金融支持。

最后是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完备,可以相应作为地方应急物流的重要补充。

 

近期应急/平时物流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从目前到疫情在全国范围宣布结束的这段时期,对于重点疫区以应急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应急防疫保障;对于非重点疫区以平时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复工复产保障。但两条主线均将受疫情防控的制约,两条主线也都有各种的辅助供应链作为副线,必须同时处理应急物流和平时物流的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重点疫区以防控物资的应急物流保障为主,以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障体系为辅,为防止疫区物资携带病毒,加上物理上的交通隔绝,基本上排除生产性物资的物流保障。

非重点疫区以生产性物资的平时物流保障为主,但必须涉及因各地层层加码的隔离措施而产生的应急物流保障作为辅助供应链;防疫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也应是平时物流保障为主,应急物流保障为辅。

应急物流主要以防疫及医疗专用物资为主,生活必需品为辅,但还包括疫区/非疫区的疫情发生社区的医用废弃物和社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这是逆向应急物流,因此应急物流包括正向和逆向两个方向。

在正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服务的响应速度、及时性(不是准时性),而后关注质量和成本;而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逆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质量和准时性,以保证供应链每个环节的处理规模适度,而后才考虑成本和响应速度。

从横向来看,不确定性是供应链最大的敌人,些许的需求波动就有可能导致供应链在各个环节将误差级级放大,而应急供应链则需要通过将不确定性的需求划分为固定的稳定基数需求和浮动的变动需求,形成两条互相补充的供应链。

从纵向来看,应急物流应分为省际(城市间)干线物流、城市内配送支线物流和城区配送毛细物流。此次重点疫区的核心措施就是物理隔离(隔绝),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干线物流供应链被中断,为减少物流各环节人员接触,“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物流”和“无接触供应链”必然成为物流新模式。

从干线运输考量,省际城际运输应以铁路物流和航空物流为主,因为铁路网络和航空网络自成体系、相对封闭。运维人员与城市居民隔离相对容易,驾驶人员也无需对接,本地公路货运则在隔离区域内进行落地仓储和配送,实现公铁、公空多式联运。铁路货运量大而全天候,航空货运迅捷而覆盖广。

而公路货运由于响应快、服务灵活、成本低廉和直接“门到门”服务,在干线物流中处于绝对优势;而在防疫特殊时期,干线物流可以通过甩挂运输方式实现公路货运,在省际城际间设立甩挂交接停车场,减少异地司机跨越隔离边界。

在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上,则需要尽可能利用多式联运、自动化分拣、自动化立体仓库、无人机、无人车、物流机器人和无人仓库等先进模式、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实现无接触配送,特别是利用好共享仓库、共享配送点和共享智能快递柜等,如美团外卖、天猫超市等生鲜电商都在重点疫区完全改为无接触配送,而宝供物流等则构建一站式物流商城倡导无接触物流。

在组织上,应明确党政军协是一条主线,而市场、联盟和志愿者是一条辅线。擅长在固定模式按部就班服从指令的党政军协组织体系应为满足固定稳定基数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提供组织保障,统筹指挥和合理利用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已有国家应急/储备物流体系和地方商用物流体系;而一条辅线则由独立于党政军和官办行业协会的商业企业联盟组织负责,满足浮动变动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查漏补缺,及时响应。两个组织在信息和物资上互通互连,互通有无,确保物流供应链的及时性和覆盖能力。

在资金上,要确保除军队保障体系之外的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物流企业的现金流,或者及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补偿或者定向支持。

在物资上,更多是提供给物流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体系运营的必需品保障,如防控装备或物品等,尽可能在保障优先级上给予提升。

在信息上,尽可能利用一切技术手段提升需求数据的真实准确度,及时、充分的保护性共享和有针对性的公开披露,利用信息共享减少信息失真、信息扭曲,使得应急供应链尽可能少地因为需求与供给的不确定性造成牛尾效应,如合理利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平台有效对接广泛用于商业社会的阿里大数据、腾讯大数据、华为云和百度云等数据平台。

在技术应用上,尽快将成熟的“黑”科技及其产品应用到应急供应链相关场景中,特别是利用“大云移物智”及区块链等技术和产品在应急供应链各环节的供需精准对接、无接触式移动支付、电子仓单、电子回单、全程监控、全程溯源等服务上给予有效支撑。

在机制上,既要发挥党政军协这只看得见的宏观调控之手,保证可预测准确且能保证供给的物流供应链保障能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之手,利用对疫区覆盖广泛且特征各异的差异化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和保障。

水运物流、航空物流更是受阻于各国对华疫情采取的隔离政策,航线货源极度匮乏,马士基、地中海等海运公司部分停航,节后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20% 左右;中美货运航空大幅度减少。唯一能够快速恢复生产的是铁路运输,甚至还维系着中欧班列;但由于疫情影响,原本不畅的海铁多式联运、公铁多式联运更加受阻。应该说,生产性物流供应链保障所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应急物流供应链。

尽管国务院已经将公路通行费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免除,但此项成本必然转向供应链上下游的客户身上,公路货运企业并未得到补偿,而且复工复产的物流企业将承担更大的经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当下,中小微物流企业最大的痛点是现金流严重不足,因此应在政策上给予引流,在税收上给予更多豁免,确保政策红利可以留在物流企业。另外,就是鼓励成立以核心企业为主体、基于商贸合同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在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的产业链生态构造上给予财政或税收支持。

物流企业应主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构成暂时或长期的命运共同体或产业链联盟,减少因信息不实、不畅造成的物流成本提升和库存浪费,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应充分发挥国铁集团的央企支柱作用,利用铁路网络的标准化、全天候、大运量、网络化和长距离优势,突破省际间和城际间隔离政策,在国家政策红利和金融支持的引导下,利用“接取送达”优势与以民企为主的公路货运企业结成联合服务机制,实现“门到门”服务,保障生产性供应链的服务。

 

远期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融合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极端气候频至,包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21月达沃斯会议上就公布了《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白皮书,其中第一项就强调了自然灾害带给美国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因此,除了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尽快构建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之外,本文也在最后阶段对未来的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任何灾情初期,都只有灾情波及的民众更有对现场事件特别是对资源需求的发言权,自救、互助和商业团体此时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可能其防灾救灾能力大于政府体系的常设机构,就应该充分发挥民众团体、商业团体乃至个体慈善机构的作用,平(时)(应)急战(时)融合、军民融合、政商融合和协(会)(联)盟融合。

第二,如何让灾害在处于强不确定性期间减少影响物流供应链的恐慌性囤积造成的供应链牛尾效应,影响防灾救治,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上推动储备长期有民众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组成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第三方智库;或者要求地方党政主管常年聘请固定数量的辖区外专家顾问组成智囊团,每遇重大决策应先与辖区外的相关专业智囊交流,再行决策。

第三,应形成新的物流供应链业态或新主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政策推广但难以普及的诸多物流模式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应用,如甩挂运输、带板(/盘)运输、电子回单、电子仓单和机器人分拣等。经营者和投资者增加投资和优化新流程,而包括软硬件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得以完善和成熟,新物流体系将成为新常态。

第四,本次疫情需要的无接触物流与疫后正常市场需要的无接触物流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能引发包括经营者、投资者和制度制定者的关注、思考和系统规划。可以想见,无接触物流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物流的发展方向。

第五,以往无接触物流只是在物流供应链的局部环节得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既包括成本高企和效率低下,也包括许多技术、装备和平台尚未成熟,特别是最为核心支撑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尚未达到期望或构想的程度,但整个物流体系的无人接触模式则可以提前进行布局以推进发展进程。

装载无人车/配送小车可以自由行驶到末端配送的社区或企业,由最终的快递员或无人自动分拣装载与社区可移动(固定)智能快递柜进行有人/无人对接,形成无接触毛细物流,从而完成全系统无接触物流。

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很短暂的一个时期,然而,它将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物流供应链产业发展趋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编辑  季节)



* 刘大成,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2020117日至18日,应温敏总统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温敏总统举行的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和交流项目,同包括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在内的缅方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并见证签署达成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双方还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时值中缅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对缅甸的出访,将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以及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中缅“胞波”情谊新起点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共有2200多公里漫长的边境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缅语指“一母同胞”兄弟)相称。根据文献典籍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两国人民的先祖就打通了贯穿川滇缅印的商贸通道,公元8世纪,两国著名艺术家留下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记。中缅两国都曾创造过辉煌壮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在近代都曾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先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奴役的对象,国双方有着携手反抗殖民统治、一起反对霸权压迫的共同经历,在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又共同努力探索富强道路。

自建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各自国内有何变化,中缅两国始终互视对方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双方均一致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合作基础深厚。上世纪50年代,两国携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妥善处理了复杂的边界问题,不仅成为中缅交往史上的一段美好佳话,也开创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两国建交70年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的前途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交融共生。目前,中国不仅长期保持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也是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合作伙伴。

如今,中缅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战略利益愈发契合更进一步推动彼此互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

2015年缅甸政治改革后,新成立的政府将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缅甸新政府非常清楚增强自主和永续发展能力需要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缅甸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在中国外交战略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位置。中缅同处发展新阶段让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站在了新起点,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推动了两国深厚的“胞波”关系在合作新平台上再出发。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就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实现中缅合作的广度、深度、高度同步晋级填充新内容、注入新动能。

推进中缅合作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是通往南亚、中东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连接的交通枢纽。缅甸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节点之一。

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缅两国形成以产能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金融投资和油气管线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规划中的中缅经济走廊也已显现雏形、初具轮廓。随着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两国关系呈现出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深度合作、文化上广度交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的鲜明特点。基于此,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缅交往史上堪称一次里程碑式的外交活动。根据此次出访双方共同达成的协议,两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如下方面用力。

第一,推动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龙头的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是当下缅甸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短板和瓶颈,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例如,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共有104个油气开采区块,约有1.6亿桶石油和20万亿立方天然气。但由于缅甸的炼油厂破败不堪,运输管道年久失修,油井设备正常维护以及油气储运和炼制的成本节节攀升,导致产能无法满足日常生产和居民生活需要,时常出现燃料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一带一路”前期成果推动中缅在能源管道、交通运输和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但距离满足缅方实际需求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鉴此,中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仰光新城三端支撑走廊、边境经济合作区,协调推进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架建设,既能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增进双边互利合作,又可以充分发挥缅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具独有的经济走廊作用。

第二,推动以产能对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国在科技、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已具备较为雄厚的实力积累和技术底蕴,中国在工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综合实力,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中高端层次。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先天条件优越,农业和矿产采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对外贸易仍然是以初级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料加工产品为主体出口货物,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处于较低的层次。中国与缅甸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客观差距,决定了两国在开展产能错位合作、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拥有巨大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

因此,中国和缅甸依托“一带一路”载体进行产业对接,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惠及两国民众,更有利于缅甸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扭转长期依赖木材、铜铁矿石、天然气等原材料出口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

第三,推动以人文交流为抓手的民心相通建设。“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和相互了解,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营造彼此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良好氛围。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少不了政策对接、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软”助力。

历史上,中缅边民之间友好往来的源远流长,促成边境沿线“两国一家”、“跨境同族”的人文亲缘特色,铸就中缅“胞波”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的内质品格。两国跨越千年、绵延至今的“胞波”情谊,既是维持民间往来高位运行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推动人文社会交流和双边关系发展的活力和资源。中缅可以通过联合开发、经营共有民族的文化产业资源,共同举办文化艺术展演、体育赛事活动,进而涵养、形塑两国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公众民意和舆情生态。除此之外,双方还同意将2020年确定为文化旅游年,中缅可以借此共同规划开发旅游线路、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两国人民通过旅游观光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和心灵沟通。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缅甸的访问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成果丰硕,体现了对中缅胞波情谊和深化中缅关系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在新起点、高平台上规划、部署、实施中缅合作的深切愿望,标志着中缅关系开始步入新阶段、迈入新时代。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缅甸全国上下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捐赠防疫物资,捐物捐款。3月份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缅甸400多家纺织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有27家企业濒临停工倒闭,当地时间317日晚间,15吨纺织原材料从中国广州包机运抵缅甸仰光,缓解了缅甸企业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还向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捐赠防疫物资。中缅两国守望相助,共同对抗疫情,正是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见证与写照。

(编辑  杨利红)

 



*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2020年年118日上午11点,缅甸内比都总统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见证下,我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方代表交换了皎漂深水港项目《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重要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年磨一剑!从2009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缅期间见证中信集团和缅甸政府签署《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到2020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缅并见证皎漂深水港项目换文,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中信集团坚守初心和使命,坚持不懈推进皎漂项目,历经提交规划报告、招标、竞标、中标、中断、重启等诸多阶段,以及和缅甸三届政府的谈判协商,最终取得皎漂深水港项目签约的实质性成果,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

 

用大榭岛开发理念为缅甸建设经济特区

中信集团成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点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去开展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信集团开始进入缅甸市场,为当地建设了实皆省德畔塞水电站、耶瓦水电站和勃固省多功能柴油机厂等项目。2006年多功能柴油机厂项目竣工后,中信集团开始规划如何进一步拓展缅甸市场,继续推进中缅经贸合作。

彼时,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合作的“大通道”的概念。中信集团在缅甸深耕多年,对于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了解。经过一系列调研,我们认为仅通过建设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通道”思维,还不能发挥缅甸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的优势。

中信集团从1993年开始对浙江宁波大榭岛进行成片开发,将其建设成以能源中转、临港石化、港口物流委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我们将这一经验借鉴到缅甸,提出要以同样的开发理念建设缅甸“深圳特区”的宏远规划。按照这个思路,中信集团初步制定了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方案包括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辐射的经济带,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当时,缅甸政府已经被西方国家制裁几十年,亟需一个契机改变形象,提升经济实力,并以此带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因此,缅甸政府很快接受了中信集团提出的计划,中缅双方得以在2009年签署关于皎漂特别经济区的谅解备忘录。

 

用皎漂项目的示范带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皎漂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也是中缅经济走廊重要支点,被两国政府确认为该走廊框架下优先发展的三个项目之一。

皎漂深水港是天然深水良港,根据中信联合体投标文件规划,可停靠目前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皎漂深水港建成后将成为缅甸和东盟通往世界的门户,连接印度、非洲和中东,并以中东地区为基石联通欧洲市场,提升缅甸整体基础设施水平,有效降低缅甸的物流成本,将成为区域最经济和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另一方面,皎漂深水港项目建成后,中国通过皎漂和缅甸从西南部进出口货物,相比运输到东南沿海港口,可以节约5000公里航程和一周左右时间。皎漂项目也将加强中国西南部地区通过缅甸与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市场的联系,促进西南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

皎漂项目也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多次被两国领导人提到。116日,在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一天,习近平主席在缅甸媒体上发表题为《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提出双方要推动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从概念转入实质规划建设阶段,着力推进皎漂经济特区等项目。这一表述也写进了118日发布的两国联合声明当中。当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内比都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会谈再次提到皎漂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发挥好皎漂项目对中缅经济走廊的示范带动作用。

 

用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项目最终签约

皎漂项目从达成意向到最后签约,经历了十年不平凡的历程,中间不乏曲折和反复。

根据200912月中缅双方签署的《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中信集团于2011年向缅甸政府提交了皎漂特区概念规划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项目此后由于缅甸政府原因暂时陷入停滞状态。

2014929日,缅甸政府就皎漂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我们联合泰国正大、中国港湾、招商局、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竞标联合体,并在北京组织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夜以继日地编制标书,于11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113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的首选竞标人。随后,中信与缅方进行了11个月的艰难谈判,从缅甸发展前景、中信集团海外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等方面反复向缅方说明中信投资皎漂项目的商业初衷和发展愿望,从项目所在地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资料不足、建设资源贫瘠等角度向缅方阐述建设成本的合理性。1230日,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

20163月底缅甸政府执政党更迭后,长期未能组建新的特区管理机构,皎漂项目的谈判停滞一年之久。此后,经过多方努力,缅方终于重启谈判。20174月,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信集团与缅方共同签署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缅甸新政府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为后续与缅甸新政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2018118日,双方正式签署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

据统计,从20151月被缅方确定为首选竞标人以来到最后项目签约,我们与缅方进行了几十次的正式商务谈判以及百余次的非正式会谈。在长达4年多的漫长征程中,我们竭尽所能做实做好各项工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皎漂特区管委会以及相关缅甸政府机构开展友好协商,一步步地将项目往前推进,最终中缅双方就皎漂深水港项目达成一致,项目得以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正式签约。

 

3P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缅成果丰硕,开启了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皎漂项目承载着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深切期望,中信联合体深感责任重大,必将砥砺前行,全力落实皎漂项目,致力于将皎漂项目打造成中缅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根据缅甸政府提出的皎漂特别经济区概念规划和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方案,中缅双方将充分遵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开发过程中坚持贯彻“PEOPLE(社会人文)、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友好)“3P”理念,主要包括:

一是带动当地就业。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后,将为缅甸当地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项目全部运营10年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约90%的管理岗位都由当地人担任。

二是促进经济发展。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在50年的特许经营期内,港口和工业园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分别带来约65亿美元和78亿美元的税收。工业园全部运营后,年产值将达到约32亿美元,园区内人均年GDP能达到3.2万美元。

三是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把皎漂项目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将聘请国际知名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估,依据缅甸法律法规制定环保方案和措施,并严格落实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规划。在皎漂项目筹备阶段,我们已积极投入当地民生事业。中信联合体投标5年内已累计投入约40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开展公益和民生项目,包括捐款设立基金为当地农户提供低息贷款,捐赠救灾物资并提供直升机水灾救援服务,免费为当地青少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文件,皎漂项目启动建设后,中信联合体在前5年每年投入100万美元、后续每年投入5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当地开展民生和公益项目,为皎漂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皎漂深水港项目已经正式签约,即将扬帆启航。我们将积极筹划做好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  季节)



[1] 常振明,中信集团董事长。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4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爆发阶段,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赵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让他很感伤的新闻:位于丹佛市中央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的歇业。《丹佛邮报》的记者很感慨地写道,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关门歇业。[1]

   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给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在短短4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也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对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行带来致命性打击。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空运枢纽机场顷刻之间门可罗雀,并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显露断链危机,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处于休克状态,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不得不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14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2]

   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球社会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种预测。

   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将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或启动新的趋势。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 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上发文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增强供应链抵御突发事故风险的韧性。[3]

   二,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评论。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说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的话,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扮演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4]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特朗普政府却暴露出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权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彻底崩解,难以修复。[5]《大西洋月刊》的主笔写道:“病毒并没有打碎美国,而是揭露了一个早已破碎的国家。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目前,全世界正在目睹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教授艾希(Timothy Garton Ash)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感到极度悲伤”,这次新冠肺炎危机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过去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次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6]

   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

首先,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趋于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7]

其次,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8] 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9]

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困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10]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11]

   四,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翼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12]为了让资本拥有者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空洞化,构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13]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卫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护医护人员。在疫情爆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严重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由此导致出现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美联储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14]

   应该如何来评断上述这些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60%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爆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15]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思维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剧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部分移出中国大陆,转入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观预测,因为他们认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助长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

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

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祸福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三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16] 四是加速5G+物联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全球范围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空间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活动将大量涌现,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会加速推广。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决于人类社会在这场危机中如何面对两个关键抉择:一个是选择极权监控还是公民赋权,另一个是选择民族孤立还是全球团结。如果我们走上分裂道路,各国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但会让疫情危机更看不到尽头,也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全球灾难。[17]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彻底经济剥离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牢固的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全球化仍拥有广大社会支持基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本国的经济社会常态运作根本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自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有很高的期待。

   在疫情爆发高峰期,不少国家饱受无法自行生产防疫物资之痛,也饱尝争夺防疫医疗用品与设备之苦,所以在疫情消退后,条件允许的国家必然会将医疗资源视为与粮食和能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建立战略储备,以及确保一定比例的本国自制能力。

但毕竟只有少数富裕国家有能力储备大批的医疗资源,也只有屈指可数具备高端医疗科技与完整产业体系的大国,才有能力全方位地生产从医用口罩、呼吸机、断层扫描仪、病毒检测设备、药品原料、抗生素与疫苗,到加护病房设备等医疗产品。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应急储备有其极限,要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急速爆发的大流行病,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应急资源互助机制,以及医疗物资紧急生产动员与跨国调配机制,一方有难八方驰援。中小型国家及落后国家更需要这个互助机制,大国必须通过这套机制集体履行对小国的救援职责,否则自身也难逃池鱼之殃。从长远来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与公共卫生全球互助机制势在必行。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也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突显了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他们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离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因而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18]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更何况,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以及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序复工,如果新冠病毒将来反复爆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反而有比较优势。[19] 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20]

   美国反华派所鼓吹的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冷战,让中美经济彻底剥离,本来就是损人不利己的选项,而且杀敌五千可能自损一万,所以很难贯彻到底。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要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人都难找。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而且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能竞争。如果美国政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那么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对一个负债总额早已濒临爆表的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马斯克非常清楚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他把特斯拉的前途押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上,这个关键性决定经过了新冠肺炎危机的初期考验。作为在中国大陆最早复工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上海工厂210日起就开始全面复工。据中国工信部合格证产量数据显示,其复工后产能已超过疫情前。等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3月下旬特斯拉在加州费利蒙(Fremont)的整车工厂被迫停产,上海工厂成为唯一能制造整车的特斯拉工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于20191月正式动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工建成,高效的项目审核与建设速度引发全球业界瞩目,让特斯拉的股价从谷底反弹。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二期工程也已开工,规模比一期更大,预计2020年底完工。

   少数更激进的反华派甚至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与上述极端主张一样疯狂的是,最近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取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就是准战争行为,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中国不再扮演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单边主义的确削弱了许多现存的多边体制。但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大流行病、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大萧条风暴等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机,反而更突显全球政策协调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在G20成员中,没有国家跟随特朗普的反时代潮流做法,美国的长期盟友也反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从未松动他们对现有多边体制的支持。在2020415日特朗普公开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并宣布暂停拨付资助经费后,刚从医院返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发言人表示,英国不会跟随美国暂停拨款的决定,并强调世卫组织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随后举行的G7视讯峰会上,特朗普完全孤立无援,六国领袖都表达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21] 特朗普对WHO的敌视立场也不代表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或众多专业群体:美国医学会(AMA)公开呼吁请特朗普收回成命;比尔•盖茨夫妇马上宣布在原先对WHO捐赠1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1.5亿美元;由美国流行乐坛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发起的全球慈善演唱会“一个世界,一起在家”,在几个小时内为WHO设置的团结基金募集了将近1.3亿美元。

   其实,在过去3年里,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各国都在设法如何在美国退出甚至阻挠的情况下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持续运作。绝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清楚地认识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时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同舟共济。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医药科技强国都明确支持以紧密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新冠肺炎特效药与疫苗的研发,而且承诺成果由全球分享。

2020年的关键大选

   当今美国社会高度分裂,从奥巴马上台到特朗普执政,美国政治精英间的裂痕不断深化。2016年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给美国选民提供的路线选择截然不同,2020年的11月大选又将是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抉择。这场大选的结果对世局的长远影响绝不次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由于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上的表现荒腔走板,他能否顺利连任还是问号。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在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社会支持基础流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社会强力反弹。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这次新冠病毒在西方带来如此严重的健康与经济灾难,除了源于西方人对亚洲人种族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导致轻忽疫情风险外,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贻害也暴露无遗,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会在疫情消退后在广大发展中世界得到更高的认可,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也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严重衰退。“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与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供跨国信息、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创建多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医疗卫生、智能化治理等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支持与人才培育;第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针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中国协同全球经济伙伴开辟全球化与区域融合新路径的积极作为,必然会遭遇来自西方国家更险恶的阻力与更恶毒的攻击。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削弱了西方国家政治精英的优越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些新路径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这是因为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为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而开。

   深化南南合作的势头并未被疫情打乱。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第一季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对欧盟与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仍增长3.2%,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长6.1%。而且东盟第一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退居第三。此外,2020年第一季中欧班列共开行了1941列,同比增长15%,有力保障了疫情时期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从比较长程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加速。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开始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明显退潮与反转,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代议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去30多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响应包容性增长需求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仅没有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而改变,反而会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快步伐。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编辑  季节)



*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外顾问。

[1] https://www.denverpost.com/2020/04/07/coronavirus-brown-palace-closed-128-years/

[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0-The-Great-Lockdown-49306.

[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0/world-order-after-coroanvirus-pandemic/.

[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6]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3/world/europe/coronavirus-american-exceptionalism.html.

[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poland-hungary-authoritarians-by-slawomir-sierakowski-2020-03

[8] 在西方国家中也有例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疫情的控制表现相对较好,它们得益于岛国的地理条件以及南北半球气候的颠倒。

[9] 福山试图拆解控制疫情绩效与政体的联结,而强调抗疫绩效取决于国家能力与政治文化(特别是对权威的信任),但他回避了为何绝大多数的西方民主国家欠缺国家能力与政治信任这个问题。

[1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crisis-pits-liberal-democracy-against-china-by-ana-palacio-2020-04

[11]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4-13/coronavirus-pandemic-is-wake-up-call-to-reinvent-the-state?sref=yQynBrwF

[1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interview/chomsky-on-covid-19-the-latest-massive-failure-of-neoliberalism/.

[13] https://mronline.org/2020/04/18/coronavirus-crisis-and-the-end-of-neoliberalism/.

[14] https://www.lepoint.fr/editos-du-point/sebastien-le-fol/francis-fukuyama-nous-allons-revenir-a-un-liberalisme-des-annees-1950-1960--09-04-2020-2370809_1913.php.

[15] 班农创办的网络媒体炒作这个议题,参见https://www.breitbart.com/politics/2020/04/17/andrew-cuomo-sounds-national-security-warning-everything-we-need-is-made-in-china/.

[16] 正如同在G20临时峰会举行前夕,英国前首相布朗(Gordon Brown)领衔及92位卸任总统首相联署的公开信所呼吁的:G20必须发挥协同的全球领导角色,立刻采取果断的全球协同行动来控制大流行病以及拯救全球经济,参见https://www.globalgovernmentforum.com/former-world-leaders-call-for-g20-to-coordinate-corona-response/

[17]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18]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economy/globalization-regionalization-covid/

[19]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4-21/China-s-supply-chain-competitive-in-the-global-network-PS8TX3zxcs/index.html

[20]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78940/why-coronavirus-crisis-wont-weaken-chinas-position-global-supply

[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6/g7-backing-for-who-leaves-trump-isolated-at-virtual-summit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已知风险的“灰犀牛”,也不是一般未知风险的小概率的“黑天鹅”,而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却可能产生类似恐龙灭绝式影响的“巨陨石”现象。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成为百年未见的大事件。可以预计,疫情将重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疫情的发展趋势

目前看来,对新冠病毒似乎没有特效药。能够控制疫情、对感染者康复具有显效的中医药并没有被世界广泛接受,因此无法在全球发挥作用。人们期待的疫苗,即使一切顺利,至少还要12-18个月才能规模化应用,这意味着全球疫情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人类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要实现有效控制需要三个条件,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观察此次疫情的情况,凡是认真按照这几条去做的国家和地区,都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从中国和韩国两国经验看,疫情发生初期存在短暂的机会之窗,抓住了就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就有可能集中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抗疫,就可以极大压低全国感染率、死亡率,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凡是不认真落实管控措施的国家,疫情基本都失控,正在被迫陷入“群体免疫”陷阱。

所谓群体免疫,是指人类与兽类群体面临传染病时,在60-80%的个体被感染后,群体有可能获得对此种传染病的免疫能力。这是人类无力或无意应对传染病时出现的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按照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群体免疫一般规律计算,全球75亿人,假若感染率为70%即意味着感染50亿人,按照目前全球感染\死亡率6.8%计算,将可能会导致3亿多人死亡。这当然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可能会被动坠入“群体免疫陷阱”。从总体情况分析,未来的全球疫情将在有效控制和群体免疫的两极状态之间徘徊

具体而言,全球疫情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扩散化。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目前全球疫情还处于“大流行的早期”。从今年1月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爆发疫情,目前已经确诊感染500多万人,仍在以每天1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死亡达40多万人,确诊死亡比接近7%。据科学家研究,气温对新冠病毒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可以推断,全球疫情还将继续扩散。

反复化。严重的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许多人因疫情影响而失业。基于经济压力,许多国家不顾疫情并未得到控制的情况,纷纷解除隔离,急于复工。世卫组织发布指南,强调各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前,应就三个关键问题做到心里有数:首先,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其次,医疗保健系统能否应对放松管控措施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第三,公共卫生监控系统是否有能力检测和追踪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并掌握疫情进展。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几点要求。不难想见,一旦放松管控,疫情很可能二次爆发。

长期化。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最近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成为长期问题,很难预测何时可以战胜病毒,它可能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流行性病毒。哈佛大学在一项研究中根据4种冠状病毒的病死率和传染性,加上季节传播、免疫持续、交叉感染等3个参数,构建了一个疫情发生率模型。其研究结论是:除非抗体可以永久有效,否则疫情就将持续爆发;即使有了疫苗,新冠肺炎疫情也将流行到2025年。从目前对COIV-19病毒跟踪研究情况看,该病毒经常发生变异,感染者获得的抗体保留时间不长久。如此可以得出结论,疫情很难在短期内过去,将会长期化。

   复杂化。疫情爆发对各国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一些应对不佳的国家和政客希望通过“甩锅”来转移矛盾、减轻自身责任,不惜上演荒唐的“索赔”闹剧。这非但破坏了各国合作抗疫的政治基础,也引发了国际政治的新争端。疫情给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居家令的实施更是导致社会生活陷入紊乱,个人自由与公众利益、维持经济活动与管控措施等都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疫情不再只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也在制造人与人、人与政府、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类由疫情引发的人祸,使全球抗疫陷入乱象丛生的复杂矛盾之中。疫情本身变化具有的未知特点,加上疫情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得未来疫情的发展与演变更加波诡云谲。

疫后世界将会发生的十大变化

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已经造成、并还将继续造成巨大冲击,这一冲击的力度足以重新塑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许多战略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对疫后时代的世界变化,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并深刻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疫后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以下十大改变。

一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面临瓦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起了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其中包括关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组成的四梁八柱。近年来,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思想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纷纷“退群”,导致大量国际组织停摆、国际协议废止、国际间合作日趋弱化。在此次疫情中,美国先是暂停缴纳世卫组织会费,继而威胁要退出世卫组织。就像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沙克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应对疫情中没有通过领导力测试。全球目睹了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自利和拙劣的应对不善,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此前美国已表现出无力、也无意继续维持现行世界体系,疫情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二是世界将会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单中心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所判断的那样,国际权力结构可能重塑。从目前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趋势看,未来世界应不会走向无中心的失序状态,也不会呈现双中心的对垒。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应该是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多中心的局面,也最容易被世界接受。

三是洲域共同体将引领新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体系裂解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一些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在广义安全方面愿意合作的国家将积极开展全面整合,形成“洲域共同体”。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的“洲域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将由此萌生。

四是并行体系将取代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体系。在疫情冲击下,根据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按照价值链等级分配利润的现行垂直分工体系,暴露了严重的安全脆弱性,遭受了致命性冲击。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寻求更安全的产业链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体系重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将出现脱旧钩挂新钩、长链变短链,链式变圈式的变化。全球将出现若干并行式产业体系构成的经济圈,形成运行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的产业体系,以往单一、垂直、等级式旧体系将被取代。

五是美元体系将被颠覆。为了挽救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美联储采取“无限制宽松”的方式挽救美国金融市场,直接介入美国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债劵,导致美国国债的进一步提升,这实质上是在严重透支甚至是破坏美元信用。一旦美元信用丧失,美元体系就将失去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届时多个区域主导货币将取代美元体系,为经济活动提供新的信用和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新的网络结算系统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六是全球化将迭代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更像是生命的演化,无论是顺流直下或遭遇拐点,方向的变换并不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是一种演变,此次疫情促使全球化进程的迭代发展,产生多样性全球体系对单中心全球体系的替代。而大量互联互通新技术的运用,特别是5G技术带来高数率、低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的广泛应用,可以推动生产体系与生活体系连接、生产疏离化和生活疏离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鸡犬之声相闻,不必频频往来”的生存状态,全球化将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七是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新冠疫情爆发,说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侵入了其他动物的生态链。据预测,全球病毒有160万种,人类知道的不过3000种,了解的病毒就更少了。疫情的发生给世人提出了警示,人类发展要防止超越增长的极限、保持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减少对其他生物链的入侵,在发展与安全上保持均衡。维持好与其他生物的共存共生状态,这是人与自然、人与病毒的相处之道。为此,疫后将会建立跨国制度性安排,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提供保障。

八是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疫后时代,各国各区域将从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起步,寻求全球性的共同安全保障。频发的疫情将迫使人民摒弃排他性安全观,逐步树立共同的安全观,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努力提供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公共安全产品。在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提出建立全球抗疫物资储备中心、转运枢纽、将疫苗作为全球抗疫的公共产品等重要举措,这是对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的第一推动。

九是以文明包容应对全球新挑战在应对此次疫情中,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华文明表现出色,成功地战胜了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而欧美发达国家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总体表现不佳。这说明,在人类必将面临大量全球新挑战的情况下,保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应对新挑战的关键。因此,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应推进文明包容,不搞文明冲突与对抗,否则难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未来人类面对新挑战,只能走文明包容、合作应对的道路。

十是重建未来世界秩序将共商、共建、共享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美国放弃全球领导责任的双重打击下,世界有可能经历一段礼崩乐坏的失序过程。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由美欧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导,也不会由中国或东方、南方国家主导,而是由多文明、多中心的国家共同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建立多元一体的世界新秩序。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可能要先从建立区域秩序开始,再通约各区域的利益,构建起全球秩序。

以上变化,有的已经在发生、有的则是有较大概率发生的变化。当然,人类社会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对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小概率事件,也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这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的全面脱轨。

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一个低点。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51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可能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导致此次中美关系紧张的直接起因,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向中国“甩锅”。更深的背景在于,由于疫情的影响,中美双方力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美国难以接受这种局面。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政治对抗加剧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各派政客开启了反华竞赛模式。在美国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开始以对疫情污名化的方式挑起种族主义式的攻击,不断发出“甩锅”叫嚣,还一再表示要惩罚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操弄下,美国已有两个州开始起诉中国,要求中国赔偿;18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以“联盟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最近共和党泄露的选举指导方针中,把与中国对抗作为竞选的基本手段;民主党选举人也极力效仿,表示对华态度要比特朗普更加强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政治对抗会愈演愈烈。

经济部分脱钩。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其中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考虑,也有对美国产业安全的担心。此次疫情爆发后,美国对医疗防疫、基本药品产业链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感到严重不安。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产业安全的需要,也根据前段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实践,美国智库提出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建议,主要在高科技、报告和政府信息,选择“局部脱钩”战略,从加强金融与商业管控、控制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减少对中国生物科技和药物生产的依赖开始与中国局部脱钩。

疫情的爆发,加快、加强了中美部分脱钩的趋势。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议员提议终止中国留美学生60天签证、特朗普亲自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与中国相关股票的投资等,凡此种种,正在全面、快速推进与中国的脱钩进程。

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是美国不计成本的战略竞争手段。对此我们不应以经济性标准去评估,不应再有“中美不应脱钩、不能脱钩、脱不了钩”的一厢情愿。要做好部分脱钩的实际准备,积极做好新形势下产业升级、产业链重构的工作。

民意对立加深受政客和媒体的操弄,美国许多民众接受了“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中国制造了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中国把病毒传染给了美国”、“中国数据造假”、“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卖高价”等等众多谎言。

美国皮尤公司近期调查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有66%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有意思的是,民众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还不够,应该更加强硬一些。这种民意进一步刺激政客,要对中国更强硬才能迎合民意。美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对中国的无理打压,也使得中国人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感。中国媒体和外交部对美国政客指名道姓的批评与讥讽,也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赞许。

挑衅与反制愈加频繁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对疆等涉华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方在南海、台海动作频频,放风要随时准备与中国开战;美国施压世界卫生组织要让台湾成为观察员;美国国务卿给台湾领导人发电报祝贺就任;特朗普说要切断与中国关系、鼓励向中国索赔等等,频频对中国进行挑衅、挑起争端。面对美国主动挑起的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反制,却无法阻止美国挑起新的挑衅,这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进入特殊的混合式冷战。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处于全面博弈之中,美国人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以冷战方式对待中国,还不断拉拢盟国共同打压、对付中国。可以说,中美已经处于冷战之中,或者说已进入一种特殊的混合战争的状态,涉及到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法律战、网络战、金融战等诸多领域。美国正根据混合战争的思想将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博弈组合起来,上升到冷战的程度,作为与中国全面竞争的基本方式。据美国战略专家研究,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中国的战争。如何守住不发生热战的底线,是两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中美关系存在破局的可能。维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关系,是我们的善良愿望和努力方向。然而,美国觉得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中国觉得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毫无道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反向运动,造成双方间的互不信任与互不适应。疫情的冲击,导致美国经济的加速下滑,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和打压中国的紧迫性。特朗普放话要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固然有极限施压的讹诈成分,但也不排除这是其战略选项之一。以往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谁也离不开谁。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有限发展,更愿意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在当下中美间恶语相加、怒目相向,甚至剑拔弩张的背后,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继续发展。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继续发展的权力。因此,美国继续加强打压、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已开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坏处是各过各的日子,破局造成疏离。从好处想,这或许正可为两个大国避免相撞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距离。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也会诱使其“帝国衰落综合症”的严重发作。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大国博弈。中美关系走向恶化,不是因为美国换了总统。美国两党和各派精英对打压中国已经形成了共识;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哪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办了哪件惹美国不高兴的事,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霸权秩序。除非中国不发展,永远甘心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产业链底层干污染最大、消耗资源最多、最辛苦、收入最低的活。否则,中国就要准备在每一点发展、每一步前进时遭受美国的打压、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积极斗争。首先是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对一个信奉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与其霸权主义和霸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此外,还要丢掉速胜论的幻想,因为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还很雄厚,而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强中弱是一段时期里两国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不要幻想在短时间里就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既要有敢于斗争的底线思维,也要有善于斗争的战术素养,还要有长期斗争的战略耐心。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军事向民用以及民用向军用技术的双向转换,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其中互联网的技术和发展是最著名的案例。在美苏核对峙的背景下,美国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会破坏它的通讯系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征求分布式通信方案,这促生了因特网技术的出现。此后,这一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产业。此外,还有像波音公司把其所承担的大型军用飞机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移,从而形成了喷气式民用飞机的波音系列产品。

 

各国推动军民融合的不同方式

 

实际上,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在推动军民融合,不过方式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和英国采用军民一体化的方式,俄罗斯是多元发展,以色列可以被称作“以民带军”模式,日本和德国因为是战败国受到诸多限制,所以采用“以民养军”方式。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军民融合的问题。军民融合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调查发现有1/3的工程师、70%的科学研究经费都用于军事项目,但是这些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收入只占GDP6%,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军民一体化融合战略,有17个联邦部门参加了军地科技统筹管理,出台了78个有关军民融合的法规和政策。通过多年努力,美国所采用的军事技术中,有85%是军民两用技术;国防部使用的标准化文件,民用标准占到50%;国防科技经费中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每年达600余项;国防基础研究项目的55%由高校承担。通过实行军民融通战略,美国科技投入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这也成为美国能够赢得与苏联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军民融合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中美贸易战中,我国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暴露出大量技术短板的“卡脖子”问题。据中国工程院对我国26个主要产业领域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其中能够自主可控的部分占62%,受他国制约的占38%。华为在被美国列入管制清单后,通过内部清理发现,其对外依赖的技术大约有6000多项,于是通过近10万人花费一年的时间拼命地补漏洞。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路径依赖。在全球化高潮期,我国的产业链、创新链努力与国际对接,形成紧密的跨国产业链,这是当时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但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中美贸易关系一旦陷入僵局,美国利用高科技优势相要挟,威胁与中国脱钩,那么我们所有跟美方进行链条式衔接的研发、生产、贸易都会受到影响。

要改变受制于人的现状,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培植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能够应对技术封锁的全创新链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生态和体系,必须要走军民融合的道路。目前,我国军民融合 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军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受到政策性、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影响。军工单位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不高,以政府支持、军事订货为主,对于军民融合项目,这些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而且军工单位还涉及到保密等问题。另一方面,民口企业如果要参加国防科研项目,也面临着资质、市场、程序、标准、财税等方面的壁垒。

    第二,创新要素有缺失。军民两用方面的人才不足,而且各种资源在军民双向流动方面存在着制度性障碍,不容易破除。国防科研需求的信息公布渠道受限,重要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共享的群体有限,存在大量的“僵尸数据”,共享的范围不广,程度不深,作用不大。

    第三,创新环境不好。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制度不够健全、相互衔接性差。军民之间存在两套标准体系,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换面临较多的政策障碍,民口和军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建立。

第四,创新组织方式不完善。国防科研管理从装备主导型向装备主导和创新驱动并重的转型还不到位。要想利用民口日益壮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支撑国防军队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目前,跨军地、跨部门的军民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创新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事一议,单线单点联系,工作连续性得不到充分保障。

军民融合创新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为了解决军民融合中的这些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下设军民融合办公室;各省也相应成立了其下设机构。这样高规格的体制安排,目的就是要打破军地协同的体制障碍。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克服诸多障碍。在国家科技中长期的规划中,专门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发展列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两大转变,生成三种能力”。“一个体系”就是指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要建立军民职能分工明确、互助互利、协同创新、一体高效、军民融合的创新生态。“两大转变”是指实现军民合作管理到军民融合治理,军民科技共建共享共用,平战结合,高效转化的一体化转变;实现军民融合的追赶型科技创新向领跑型创新转变。“三种能力”就是生成国家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科技牵引力,生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高质生产力,形成打赢未来战争的新智战斗力。

    军民融合创新主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先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形成军地协同的机制体制,全面破除影响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障碍;进而建立结构合理、体制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的军民创新科技体系;最终全面建成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形成军民高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具体的措施包括,强化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统一规划部署,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把科研设施和设备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化管理;促进标准体系的融合;完善军民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机制,打造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加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大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推进军民融合科技重大项目的一体化论证等。

建立军民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或者是解决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首先在于时代变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既不同于新中国前30年的相对封闭环境,也不同于19782018年历时40年的全球化时代。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要能够适应大国竞争、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形势。同时,新型举国体制还要解决新的难题,不仅包括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面对我们如今与美国局部脱钩的局面。西方国家依据《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协议,一直对中国实行程度不等的技术封锁,这些封锁偏重于军事方面。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遭遇封锁或限制的局面,美国的目的在于打压我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比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10个优先发展领域,在美国列入70个实体清单中就有80%和这10个领域重合;对我国出口货物提高关税的项目中,80%也是与之重合。所以,我们要从变化的世界格局出发,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模式,实现中华崛起的战略目标。

                                                                               (编辑  杨利红)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科技领域,而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现在的全球化体系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其实质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科技分工与竞争

 

美国和日本、欧洲之间在产业方面有竞争、有分工;竞争是第二位的,分工是第一位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创新架构也是以分工为主、竞争为辅。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产业一度和美国竞争激烈,国际半导体贸易的份额一度超过美国,在部分高端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当时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日本可以说不》,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惕,开始封杀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势头。双方经过多次贸易谈判,日本最终屈服于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至今还牢牢把握着IT科技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日本、欧洲在IT体系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一些部分占据领先地位,但它们仅是西方电子科技体系中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还是在美国人手中。

    欧洲跟美国之间也有竞争。最近法国与美国在民航客机领域出现分歧,双方威胁要互加关税等等。德国与俄罗斯合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也属于欧美竞争的领域,因为德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就会减少向美国或中东天然气的购买量,美欧之间的竞争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颠覆美国主导的体系,他们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市场和利益分配方面。

    2019年,日韩两国因二战慰安妇问题交恶。韩国的芯片制造业需要的几种高级辅助材料必须依赖日本,而日本曾将这几种材料实行对韩禁运,导致韩国半导体工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不得不让步。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很强的芯片加工能力,技术水平很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提供的核心技术,他们的半导体工业就很难维持下去。

    荷兰的光刻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光刻机的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并不是荷兰想卖给谁就能够卖给谁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芝公司向前苏联出售两台五坐标联动数控铣床,前苏联潜艇螺旋桨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得以提高,大幅度地降低了潜艇噪音,美国海军声纳系统因此无法测出苏联潜艇的行踪,一度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为此美国对东芝实行制裁,并要求它设计新一代声纳系统,以便侦测海底的静音潜艇。可见,尽管日本掌握先进技术,但它毕竟是美国控制的西方体系中的成员,在技术转让上是受美国控制的。    

   

中国科技创新面临西方体系的围堵

 

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德国、日本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后起经济体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因为中美关系和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在“巴统”于1994年解散后,1996年在美国操纵下,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国在奥地利签署《瓦森纳协定》,实施新的敏感物资与技术的控制清单,包括军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先进材料及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中国在被禁运国之列。

    所以,我国科技创新不仅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还要面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竞争,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西方的科技体系。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了解是不能回避的。

 

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能够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吗?如果把战略方向定位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水平,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某些行业的某些环节,可以融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有些领域则不可能进入(特别是跟国防有关的部分)。我国科技领域不可能被西方控制,西方也不会让你进入,所以我们不能照搬或复制美欧等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建设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设计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要认清面对的对手。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总体研发强度(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2.1%。而美国的研发强度是2.8%,日本超过了3%,欧洲一些国家达到4%。总体看,西方国家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我国。如果看绝对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我国研发投入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尽管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我们的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和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们的科技资源投入要达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追赶时间。

第三,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效率,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优势。面对这样的格局,我们要缩短和逐渐消除差距,就要考虑怎样提高我们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需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进行努力,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主要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两部分,提高全社会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首先要提高政府投入的规模和投入资源的创新效率。

    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按照“完全市场竞争”的发展理念,政府完全不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可能到今天也不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就。看看美国对伊朗等国在核科技领域的封锁打压就知道,如果我们当年不克服困难,及时加入核俱乐部,今天搞核工业的难度会比当时大很多。所以,要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效率,政府必须集中一部分资源,投入某些关键的战略性高科技领域。这些关键领域一旦形成突破性进展,对整个科技创新的拉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发挥特殊的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搞科技创新,也会在很多领域形成低效率。在众多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需求和创新机会,不能完全靠政府来判断,必须由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切身体验做判断。政府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断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优势是政府可以从宏观着眼,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并且有能力进行分析。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受到局限,判断能力也可能有一定缺陷。    政府的不足在于,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如企业。所以很多新技术的出现不是政府机构提出来的。比如照相机原来用胶片,数码相机技术是柯达公司首先发明的。但柯达对市场判断有误,没有进一步投资研发,相反是日本企业运用这个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互联网技术是美国一个公司发明的,但判断它的前景和投入资源是政府行为,是美国国防部最先发现它的军事价值,并且进行研发投资,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已经难以估计了。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偏废。如果不是美国的企业率先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和初步研发,美国防部不会投入资源。反过来,如果没有国防部投入资源,这个公司需要多少年把互联网技术开发出来并付诸应用,也很难预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政府、市场的体系,政府机构面对很多新技术萌芽,对其应用价值和发展空间,需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然后才是政府投入的决策。新技术萌芽是市场带来的,投入资源把它培育起来则是政府的功劳。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经验。怎样发挥市场的活力、激励企业的创新动力,形成更多的新技术成果;政府资源应该投在哪些地方,用什么方式投入等等,这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所以,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以及我国科技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运用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又要深刻认识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有非常客观的准确判断。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如何建设,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编辑  宋斌斌)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主导百年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逐步解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国家正在群起。这一陵谷沧桑的巨变,导致当今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世界局势的演化,如何适应历史大趋势,如何主动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成为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百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裂解

 

1500年后,世界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先后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荷兰、英国等国都曾经主导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百年周期;相应存在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而过去百年,世界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

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起,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的英国转向美国,开启了美国主宰大西洋时代的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片凋敝,美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的构建,建立起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后,美苏在冷战框架下分治世界。随着1991年苏东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球标准。2001年欧元启动流通,欧盟得到重大发展。这标志欧洲莱茵资本主义与美式体系的分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随着危机的延续与扩散,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出现了尖锐的多层次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新时期。美式体系的裂解,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导致美式全球体系出现裂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美国正在失去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美式全球体系建立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不论是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冠绝一时,而如今的美国国力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愿意继续多边合作的做法,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广泛退群、政策多变、国家行为乖戾,难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导致支撑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开始倾圮。

 

1:美国GDP增长率长期趋缓

 

从图1可见,按照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长期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下滑,将是一个长达50年的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扭转。

 

2 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变动趋势

 

与经济增长趋缓同步,美国人均GDP增长缓慢;按照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已降至0.5%,接近于停滞状态。

二战后,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为2.8%1980年略微放缓至 2.5%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 。可见近5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下降、社会不满增加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资料,到201911月,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7万美元,已超过美国2018年人均GDP6.26万美元和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6万美元。更加严重的是,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测算,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债务在内,美国实际债务已达美国现有年GDP1832%,可谓债台高筑。

 

 3 美国国债2012-2019年增长情况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模式,需要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随着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美联储不断降息,长短期债务利率倒挂,要借债越来越难。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紧迫需求,今年以来,多次达到联邦预算赤字的上限,政府被迫多次关门。这揭示出要维持一个全球体系就需要获取全球资源,仅靠美国国力是不足以维持美式全球体系的。

在此轮全球化的高潮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寡占了全球化红利,而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民众却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1973年以前,99%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快于1%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在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2000年之后,70%的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据《世界不平等2018》报告,在产业大转移的1980年前,美国1%高收入成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2%,收入较低的50%成人财富占比为21%;到2016年,两者占比出现了大反转,1%的人占有20%以上的财富,而50%的人财富占比则下降到13%

 

4 美国近40年来贫富两极分化情况

红线为1%成人的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蓝线为收入后50%成人的财富占比情况。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 (wir2018.wid.world)

 

据美联储的一项研究,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要更加严重。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美国全部财富的70%,而1989年这一比例为60%。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比例从23%上升到了32%。而这些增长与底层家庭的资产减少相对应。40%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有不到30%的财富,50%的低收入人口只有不到3%的财富。财富1:9910:90的分化,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对立和深刻分裂。

产业外移、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出现了广大的铁锈地带。1999年之后,在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企业名单中,一些老牌制造业企业如国际纸业、固特异轮胎、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先后被剔除,英特尔、微软、思科、辉瑞制药等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加入,而其中的核心骨干则是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运通等金融服务企业。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缩影。

 

说明: 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18/08/04/20180804152626191.jpg

5 美国的分裂:铁锈红与全球蓝

 

随着产业转移、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下降,美国底层民众出现了酗酒和滥用麻醉药品的情况。美国人均寿命自2009年来一直徘徊在78.6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未获高中文凭的白人人均寿命下降了4岁,其中女性为73.5岁,男性为67.5岁,远低于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出美国主体民族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底层民众由此而生的愤懑情绪,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特朗普能够用“美国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和得到民众政治支持的深层根源。

 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需求置于国际秩序之前。因而,特朗普政府对有可能约制美国行为的国际组织选择“退群”,既迎合了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的美国普通民众,又保证了自己施政的空间。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却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和高科技资本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分裂,与全球化美国和本土美国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一道,正在酝酿彭博社所说的“可预见的阶级战争”,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严重破坏了美式全球体系的核心。

第二,西方世界的分裂。美式全球体系,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战后重建,把欧洲纳入到跨大西洋的美式全球体系之中。然而,以美国资本积累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式全球体系,难以真正包容欧洲的发展与独立;欧陆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以更注意社会公平的莱茵资本主义自诩。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煤钢联盟”起,欧洲国家就一直在推动“欧共体”、欧盟、欧元区建设,意图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制衡美国。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逐步成为维持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

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加快了经济、政治、科技一体化进程。欧盟区内部贸易,一直超越了其对外贸易,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圈特征。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全球事务中,欧洲努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过程中,欧洲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举动,欧洲也采取了抵制态度。尽管欧洲近年经济疲弱、两极分化、移民等社会问题严重,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欧元区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平衡美元霸权的重要砝码。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较强的全球视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指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与新兴国家全面合作。201911月初,马克龙公开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这对西方世界最重要安全支柱、维持了70年的北约组织造成了极大震撼。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现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意愿。意大利等14个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这些举动固然有维护本国和欧洲利益的考虑,也是对美式全球体系走向没落的战略应对。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显示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独立性,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参与地区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也逐渐抱有开放态度。

特朗普的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甚至“拆群”的举动,在国际事务中不付责任、减少开支、不断收缩,甚至通过敲打盟国、制造危机来勒索弱小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和象征的G7峰会越来越不和谐,近年来时常不欢而散,2019年的巴黎峰会更是到了无法形成联合公报的程度。曾经靠跨大西洋合作主导全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展现出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离。广大边缘地带的存在,是维持中心地带富裕和保证整体体系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基石。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得到了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利的机会,开始积极推进金融化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产品价值链中属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中间品的组装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而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等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资本通过“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新方式,实现前后生产环节的衔接和价值附加。在这一轮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框架下,先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起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却实现了广泛就业和国家的工业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下,逐步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开始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称为“金砖5国”和“新钻6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E11)异军突起,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规模迅猛增长。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年平均5%以上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E11GDP总额达到26.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的31%;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份额相比,已从边缘角色进入到平分秋色的程度。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对推动这一世界历史巨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产业门类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是世界进出口名列第一的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说明: IMG_269

6 中国已成为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1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拉动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行动正在重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既有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结构,对新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式全球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提出要将中国逐出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战略”,说明美式全球体系,已经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由美国体系内在排他性所推动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造就的新型全球化,形成历史大潮中沉降与抬升的剪切运动,致使美式全球体系走向裂解。

第四,当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单一中心体系的解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性的网络化空间,技术扩散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挑战着金字塔结构的传统社会。新技术推动的共享经济、共有模式、共识社会,正在冲击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无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平缓发展,都会对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尚未进入规模经济阶段,消逝的技术红利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衰退期,这导致以西方意识形态左右世界政治、单一经济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正在走向式微。

 

洲域共同体构建多样化世界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遭遇了莱茵资本主义、北欧式社会资本主义、日韩儒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遇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渴望打破依附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而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更迭不同,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新老交替——以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很可能是一种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颠覆性创新。以全新的、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新技术与其他新要素的结合,不但在瓦解单一中心的美式全球体系,也在推动着共有、共享经济模式和新共识社会的出现,催生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以洲域共同体为基础单元的世界政治新格局。

可以预见,美国之后,世界无霸主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既不是美国继续独霸,也不是中美争霸,而是由若干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多样性世界。每一个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未来的大国竞争,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如何吸引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而不是与其他大国组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竞争。

实际上,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与美式全球体系并行的区域化运动。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的国家,一直在尝试形成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羁绊的 “超国家共同体”和“洲域经济圈”。最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地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诞生地欧洲。

从二战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诞生、欧元区的出现,让欧洲在安全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不断的“排他性主权困境”,进而统一了欧洲大市场。在法-德轴心的引领下,欧盟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尽管最近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英国脱欧等诸多困难,但仍然保持着60%-70%的内部贸易量,在经济上具有内贸远高于外贸的“圈化”特征。为使欧洲拥有持久竞争力,德国提出要保持德国和欧洲在关键技术和在突破性技术上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为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努力发展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如今欧陆国家拥有一个基本共识,欧洲一体化是保证欧洲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根基。这个共识和由此产生的欧洲认同,是欧共体的灵魂。

伴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东盟与中日韩在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降低了亚洲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度,并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区进出口区域内贸易一直维持在60-70%,而东亚从40%逐步上升到超过50%,北美区则从30%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三大区域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国际贸易的前三强。洲域共同体内部贸易增加,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世界正在形成若干由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并行体系。

 

     说明: IMG_264

7 世界主要区域内部贸易比例

 

随着2000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欧洲形成新的产业链;2005年,出现美、欧、中三条产业链的萌芽;到2015年,产业链多分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

 

8 全球产业链变化情况(2000-2015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泛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泛亚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达到54.2%,直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提高至55%2017-2018年区域国家之间共签署了17个新协定,还有70个双边协定正在进行中。2019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已经结束,除印度以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实现了对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伊朗和中东产油国开始加大用人民币结算比例,中日、中韩等国都在扩大双边货币规模。显然,泛亚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加深。

WTO统计数据,目前向WTO通报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总数达到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以洲域共同体为引领的新全球化正在酝酿和快速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催生全球新体系。

从目前开始到2035年,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制造危机来驱动全球资本,从控制资本流向、流速来获取利益。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对一切阻挠其获利、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抱有敌意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世界霸主“衰落期综合症”。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不需要扩张,而是顺应美式全球体系裂解趋势,周边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紧密关系。这种黏合过程,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比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更高维度的更迭,也是世界格局在新维度之上的重构。

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此时,欧洲、亚洲、北美等洲域共同体亦初步成型,世界将进入由不同洲域共同体构成的全球新体系之中。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全球体系,可以超越多极化世界的政治纷争,而不必寻求力量的均势;它改变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倾向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单一性,世界格局将不再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也不需要“帝国”去维持世界秩序。新的全球体系,是具有“和而不同”特征的混合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泛亚区域共同体,不会去试图去兼并欧盟或北美共同体,中华文明依然会尊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老霸主的自身利益得以维持,没有出现想赢者通吃的新霸主。由不同国家平等合作组成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世界体系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包容性,有利于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文明冲突,也为各“洲域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思想和利益的基础。因此,20352050年,世界将进入多共同体共存共生、和平相处的时期

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阔大的“共同体”发展,有利于消解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利益,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认识与行动,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主角。以大大小小共同体为主角的全球场景,有可能成为伴随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场景并不会自动出现,而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新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战略耐心。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世界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创造了多种方式并提供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不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普通看客和被动接受者,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主体和重要变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逢全球巨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周密谋划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策略。

1.确立“多居其一”的全球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要成为多样化世界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平等共在的一员,就是“全球多样化,居其一而足”。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明确了推进多样化世界的方向,确定中国所追求的全球地位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表明中国既没有替代美国充当全球老大的想法,更没有一统天下的图谋,希望建立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各种文明都能平等相处、共生共在。

2.采取“泛洲域共同体”战略。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货币体系和安全框架都面临重构。与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国家、民族结成共同体,是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完成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从地缘经济、政治角度研判,中国需要与相邻相近相亲相连的亚欧非大陆国家结成“泛洲域共同体”,以抵御全球体系解体后的大冲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乱局、实现共同发展。建立起“泛洲域共同体”,可以保障中华复兴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多样化,因而推动“泛洲域共同体”的建立,应成为我们的全球战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是实现共同体战略的基本方式与手段。推进一带一路的近期效果,是构建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经济圈和安全区,长期结果是形成多领域一体化的“共同体”。因此,必须长期坚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保持多样性的范围经济、扩大规模效应,发展共同货币以通约彼此利益,建立共同安全的机制,保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4.与俄罗斯建立有条约保障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土地幅员,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近,与中国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俄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平衡美国等海权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可以确保中国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与通道安全。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帮助支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中俄两国可以共同成为“泛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中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守住资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

5.做好与美国逐步脱钩的准备。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战略选择,然而,两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要全面脱钩很困难,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部分脱钩开始,渐行渐远、逐步脱钩。作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弱势方,中国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做好相应准备。实质上,中美产业和经贸、科技脱钩,是由一个全球垂直体系演变为若干区域并行体系的过程,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毕业考试,甚至是实现中华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脱钩,实际上是保持战略上的疏离,有利于减少摩擦,避免短兵相接,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进程要顺势而为、平缓过渡,不可操切过急。

6.加强与欧洲和日韩等OECD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及日韩等    OECD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要在政治、安全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要通过向世界的开放,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源。

7.建立“自主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全球化的高涨期,其基本着眼点是建立与全球创新体系接轨。在全球体系解体、美国利用创新链高端地位对我实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塑。关键是要确立“自主”的目标,也就是科研体系要能够自主自立、能够支撑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创新要争取在开放条件下去实现,自主是目标,开放是实现的手段与路径。

8.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货币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建立、巩固、发展洲域共同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洲域共同体货币体系。可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先建立用于共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和结算通道,减少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依赖,防止因受到金融制裁造成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

9.建立能够保障国家与区域和平发展大环境的军事力量。洲域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安全区,中国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确保能够保障自身和区域安全。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美造成难以承受损失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在拥有威慑能力的同时,要划定国家安全底线,以期慑止美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危机管控,尽可能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不要被美国反华势力的诱兵之策所激怒,绝不主动挑起事端或升级事态,减少军事摩擦,凡事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甚至可以退避三舍。以小忍,保大局不破。

10.务必加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世界秩序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注意加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建设,设立或收购国际媒体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制作节目、大量发声、传播共同体理念,营造新共识。要加强NGO的工作,发展中国自己的NGO组织。用现代传播、后现代传播的技术与技巧,宣传中国主张,实现民心相通、扩大交流、实现合作。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资深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20071229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天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中央官员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这实际上是乔晓阳等人第三次与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的座谈交流。 

第一次是在20044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香港特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之后,乔晓阳等人向香港社会各界解释全国人大委会否决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理据,核心思想是中央的决定着眼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为立法会普选涉及到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出路,会直接影响到香港工商界和专业界的政治利益;而行政长官普选无疑会影响到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尤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中央强调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因此,乔晓阳特别指出“人大决定”的关键点在于“立牌指路”,即明确香港特区2008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第二次是在200511月,当时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决定”的精神,提出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大幅度增加民主成分,获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立法会内的反对派议员以政改方案没有提出“普选时间表”为由,试图采取“捆绑”办法,否决该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乔晓阳等人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沟通,提出“两个民意都尊重”主张,即中央既尊重反对派议员要求“普选时间表”的民意,也尊重香港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希望反对派议员以大局为重,尊重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使香港的民主发展迈出一大步。然而,反对派的大佬们一意孤行,坚持彭定康开辟的激进路线,自以为否决政改方案之后,就可以站在争取“普选”的道德高地上,再次掀起大游行,打击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民意支持度,迫使中央再次更换行政长官或给出普选时间表。然而,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了政改方案之后,不得不承担“致使香港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历史责任。反对派的政治诚信和道德感召力由此破产,社会动员能力大大下降。

中央向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解释、沟通和对话的背景是香港的反对派坚持2007年和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双普选”,而20044月的“人大决定”意味着中央对这个问题已做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决定。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接受中央的决定,一直以争取07/08“双普选”作为政治旗帜进行社会动员,这显然是以政治民主来冲击香港宪政或法治,使得香港的民主发展不再是“宪制民主”,而成为前宪法的政治民主。反对派发起的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大游行,以及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举动,表面上是针对特区政府,可是事实上却针对政治主权者。由此,香港民主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成为要不要遵守基本法的民主,要不要尊重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拥有决定权的主权权威的民主。

20071229日,乔晓阳在与香港社会各界关于人大决定的座谈会上,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共同的平台就是基本法;具体而眼就是基本法确立了国家主权,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晓阳怕香港人听不明白,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换”。这一下,估计香港人都听明白了。

 

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算起,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香港政治转型的动力无疑来源于中央,没有中央政府推动香港回归,就没有香港的政制发展和民主改革。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但并没有规定普选问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而且之前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也是与中央协商同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然而,悖谬的是,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却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英国政府曾明确宣布这个公约中关于普选的规定不适用于香港。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一些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内容。所以,在“爱国”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在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中,明确要求任何价值都可能容纳,但必须拥护香港回归,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中央对香港的恢复行使主权,拥护中央的主权权威。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在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利”变成“主权行使”,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义所在,基本法之所以作为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一部主权建构的法律。由此,中央恢复行使主权意味着香港必然要经历“去殖民化”的阵痛,即在一定程度上要抹去英国在香港行使主权过程中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迹;而同时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在香港人心灵上烙上新的烙印。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香港回归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纷争,无论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还是政制发展问题,都是由于触及到了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触及到香港的国家主权建构。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国家建构的难题中。

如何落实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问题固然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但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市民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的是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致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应该说,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中央主权之下的地方政府的民主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由于香港反对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对“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它们将这种民主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转而宣称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

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被建构为“中央 vs. 香港”和“专制vs.民主”的问题。而香港反对派的这种话语建构策略,不仅将中央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遮蔽了自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因为香港政制发展的问题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其实质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建构问题。而中央思考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恰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本质。

 

就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而言,首要的是处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关系问题。1925年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省港大罢工就是基层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它实际上开启了香港民主化的第一波,这一波民主化直到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前后都被港英政府残酷镇压了。直到2003年的大游行,香港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而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香港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为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统战工商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家撤资,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当时中央的香港政策有两个最高目标:一是香港必须回归,二是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回归。“一国两制”正是为了服从这两个政治目标。其中对“繁荣”的理解,就是保证“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稳定”就是理顺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保证。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责任中,香港工商界无论在繁荣问题还是在稳定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央对香港工商界的政策不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利益盘算,而是着眼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最高的政治目标。

应该说,香港工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央的香港政策普遍持怀疑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关于香港政制发展最大的争议就是立法会普选。当时工商界与基层“民主派”的矛盾激化到难以达成共识的程度,“民主派”主张马上普选以便“民主抗共”,而工商界主张放慢普选,其实也担心中央支持的香港左派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当时中英两国的合作局面,英国人乘机向中国推荐其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即由工商、专业界的团体投票人在界别内选举议员,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并将“功能界别”改名为“功能团体”,意在提出选民为团体而非个人。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邓小平定下“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承担起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一主权者的政治责任。然而,在香港经济低迷、SARS打击和特区政府施政失误以及香港“去殖民化”带来的阵痛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商人治港”、“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声音,反对派趁机打出了07/08“双普选”的口号,要求200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废除全部功能议席并实现全部议席由地区直选。反对派动员了2003年的大游行,而且在2003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近半数的区议会直选议席。反对派由此希望乘势而上,在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取得控制立法会的过半数议席,进而实现07/08“双普选”的目标。

由此,立法会普选的问题就变成了要不要废除基本法所规定的立法会的宪政性架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选举问题,而涉及到宪制改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中央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行政长官普选更涉及到中央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力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426果断做出决定,否决了07/08“双普选”,指出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修改。之所以否决2008年普选立法会,就是考虑到了香港工商界的利益,考虑到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由此可见,在香港立法会的普选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核心问题是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考虑的是功能团体选举的发展前途和出路问题。而香港的民主派把中央坚持的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看作是中央的“专制”对香港“民主”的扼杀,不仅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央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忽略了中央对这种政治责任的道德诚意和政治决心。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除了与工商界阶层的特别利益有关,也与“一国”的建构有关。可以说,香港民主化问题也是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在这块“没有英国人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上,尤其彭定康政改方案在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心灵上烙下的伤痕,使得国家建构中的政治认同变得异常敏感脆弱,香港政制发展的每一步似乎在加深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冲击着“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建构。基本法虽然规定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精英人士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完全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以至于法律上的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但心灵上的或政治认同上的建国并没有完成。而香港的民主化无疑要以“一国”的建构为前提。中央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中央管辖下的地方区域的民主,而非独立国家的民主。由此,香港的民主化必须要有中央的参与,必须以确保基本法规定的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作为前提。若香港的民主化冲击到基本法的权威性、冲击到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必然运用其主权权威来遏制香港激进的民主化发展。

强调国家认同和心灵上“一国”的建构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是由于法律建构的“一国”本身不完全是“state”,而更多地是“country”。换句话说,恰恰是由于基本法所建构的“一国”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国家治理,才使中央被迫采用政治手段和文化认同来弥补国家建构的不足。从法律上看,基本法赋予中央的主权权力与它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间不相匹配。中央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光靠驻军和外交这些权力是不够的,必须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监督管理权。可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的治理。基本法赋予中央两项间接的监督权,即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任命权。但基本法的解释权本身不能用于日常的治理,况且还受到香港法律精英的强烈抵制。而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又由于行政长官的普选目标而受到冲击。

面对这种宪政体制设计的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中央必须把握住对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否则香港就会成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涉及到中央与特区关心的中枢纽带上,基本法的规定本身充满了张力:一方面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民主程序提名之后,再由全港合资格的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另一方面规定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侯任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之后方能成为正式的行政长官。可是,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的情况下,在香港对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不足的情况下,激进的普选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央权威的人通过普选成为行政长官候任人,中央政府要不要拒绝任命?如果中央拒绝任命又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宪政危机”?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采取去中国化的施政措施,或采取公投等行动推动修改基本法削弱中央的主权,甚至推动香港实行自治或更极端的独立,怎么办?一句话,还是当年邓小平抓住的核心问题:普选就一定能够选出中央新任的行政长官吗?

这个问题绝非空穴来风。香港回归之前,民主派提出的“民主抗共”主张就是希望通过选举获得香港管治权,如果不能实现独立,也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那么香港回归后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人们不会忘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做出否决07/08“双普选”的“人大决定”之后,香港“民主派”竟然准备学习和模仿台湾经验,公然推动“全民公投普选”计划,试图以所谓“香港民意”来推翻国家主权者的决定, “民主派”心目中的政治不是以基本法作为平台的“常规政治”(convention politics),而是修改基本法,构建社会契约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其目的很明确,尽可能地反对中央恢复主权行使,将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排除出香港,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可见,在香港回归的根本问题上,香港“民主派”与“爱国者”的立场对立触及到了政治的首要问题。这意味着中央不得不反复介入政治斗争,乃至时常处于对应危机状态的局面。

因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审慎理性的态度,恰恰是着眼于保持香港的“政治稳定”,避免香港陷入政治上的紧急状态,避免中央不得不依照基本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宣布中止基本法,直接将内地的法律适用于香港,这无疑会危及“一国两制”本身。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各种场合突出基本法的地位,强调依法办事,采取克制、宽宏大量和自我约束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正是面对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再加上基本法中国家建构的不足,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治家在思考香港民主化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两个“不足”在民主化过程中引发的宪政危机。香港政制发展的困局,一方面来源于香港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另一方面也来源于香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建构的“国家”徘徊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假如中央按照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基本原则,将授予香港的货币主权、财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全部收回中央政府,那么,早日放开香港普选既不用担心伤害工商界的利益,冲击到香港的经济繁荣,也不用害怕出现“房子裂了”所导致的宪政危机。假如完成了这种国家建构,国家认同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例如,人们经常说香港法律界普遍存在着国家认同不足,假如我们设想一下,香港司法诉讼的终审权在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的大律师们要在最高人民法院打赢官司,我们还用担心这个问题吗?

由此可见,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时又要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一国”与“民主”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为此,邓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早就定下两大政治原则弥补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的不足。其一是积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用政治手段来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使得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转化为香港爱国者对香港的治理;其二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发展,用时间来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使得香港市民的政治认同随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而不断加强。这都不是自动发生的,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一道做出艰苦的努力。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三个要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mores),其中法制比自然环境更重要,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就我国香港特区实行民主普选而言,商业城市的自然环境有利于选举,香港内部成熟的法制环境也有利于民主选举,而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民情:长久的殖民地统治以及两地文化教育的不同,导致香港人对内地和中央缺乏认同和信任;香港的和平过渡并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政治任务,导致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进展缓慢。这些基本的民情成为妨碍着香港民主化走向健康道路,若不加以稳妥应对,香港的民主极有可能变成“劣质民主”。

香港回归之后,为了弥合彭定康的激进政改在中国人内心中撕裂的伤痛,中央采取政治上隐退的策略,对香港内部事务采取不干预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成功地建立了香港人对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信任,戳穿了西方世界当时流行的“香港死亡”的谎言。然而,这种袖手旁观的不介入导致了香港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央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维持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并采取大统战的战略,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

2003年以来,中央治理香港采取新机制,采用新思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领悟到选举游戏、法律游戏、传媒游戏等等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法则,提高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执政能力。面对未来普选的政治挑战,不仅要增强爱国爱港阵营在选举中的政治实力,更重要的是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战略,发挥软实力,逐步改变香港民情,争取人心回归。

然而,正是在人心回归问题上,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在解决香港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问题上,中国陷入难以释怀的忧郁之中。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几十年之后,斗转星移,香港却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被迫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守势。这种攻守易势既有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有国家实力的转变,更有文化领导权的转变。说到底,整个冷战期的话语权较量,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由”原则之间的较量。

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是来源于政治正当性的正义原则,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所支撑的“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由此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二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民主”和“平等”原则下展开的,美国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而丧失了政治正当性。此后西方思想界一方面极力诋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将其等同于“多数人暴政”,把英美自由主义推向神坛;另一方面将民主原则简化为“竞争性选举”和“宪政民主”,极力夺回民主话语的主导权。

比较而言,毛泽东这一代人所诉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赖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天才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意识形态争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增加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增强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即毛泽东这一代人所奠定的政治意志的自主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先是“硬着陆”,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此后在较长时期以“不争论”为名,回避政治正当性原则的辩论,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深厚的文明力量支撑,在政治实用主义中被削弱了活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冲击,使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

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依然自居占据着“民主自由法治”的话语权高地。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结症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的忧郁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被挤到“边缘”地带,以致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辩护。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香港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回归道路以及回归以来的一幕幕悲喜剧,不过是这阵痛的一部分而已。而中国要恢复中华文明应有的尊严,无疑需要有比解决香港普选问题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政治意志和文明自信;需要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气魄和更大的包容;更需要有一份从容、一份淡定和一份超越。

 

政制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将人心导向高贵境界可能有多种途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须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所蕴藏的将人心导向高贵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对各种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大同”。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扩张形成的永久和平,不是普遍的均质性全球国家,而是“和而不同”。当年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学论辩,实际上触及到探求至善真理的伟大意识。正是在郡县与封建、民族国家与帝国、一与多的伟大意识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背后的“和平共处”思想才回归到了中国古典传统之中。

如果说,当下在中西意识形态较量中,中国在民主问题乃至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恰恰是由于我们还没能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没有探求经济社会转型背后的哲学与伦理,没有将经济的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的创造,反而将其导向低俗的金钱崇拜、物欲的膨胀、财富的炫耀,由此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沉沦。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在新时代,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政治也正呈现出新的面貌,需要我们将这些新的面貌提升到更为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来,不仅展现中国政治的独特性,而且展现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及其对全人类的具有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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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