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经过10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世界谋大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对本国政府信任度世界瞩目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30年前，有着90多年党的历史、70多年执政历史，曾经辉煌一时的苏联共产党，后期蜕化变质，严重脱离群众，领导层信仰丢失，党员队伍离心离德，分化成只顾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失去民心的苏共，犹如希腊神话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安泰，最后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下，像泥足巨人一样，失去灵魂，丧失基础，轰然倒塌。苏共兴亡的一部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教训极为深刻，不可不察，不能不鉴。

2020年7月，美国爱德曼公关公司发布的一项政治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上升5个百分点，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国已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2021年5月4日，西班牙皇家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题为《当民主就是信任》的文章指出，不承认中国拥有西方许多所谓“民主国家”都想拥有的公民支持度，是有失公允的。西方一些政客企图挑拨离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只是痴心妄想、绝不会得逞！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导向，奉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原则，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放在首位，全国上下同心，社会各界齐心合力，抗疫斗争和复工复产迅速取得明显成效。而西方一些政党和政客只顾眼前利益，唯政治做秀和捞取选票为上。在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他们首要考虑的多是政治私利、个人权力及资本利益。抗疫斗争是一场大检验，国际上政党政治理念和执政能力高下立判，民众信任度的差距也一目了然。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正是因为人民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上下齐心，举全国之力迅速控制住疫情。

近年来，尽管有一些抱有偏见的西方政治评论家不愿接受，但越来越多的海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极高信任度，而这是其他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的。疫情加剧了本就严重撕裂的西方社会，经济下行和社会生活混乱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民众对政党和政客的不信任。西方某些政客的政治做秀也让民众更加反感。选票导向下的西方政客，甘当社会激进民粹情绪的尾巴。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出现了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种族仇视、暴力枪杀等行径。这是很危险的政治信号和社会乱象，将给全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

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福祉。没有西方党派那种排除异己、尔虞我诈的政治内讧。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等民生建设，多提供普惠性、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要想富，先减负”。加快缓解或解决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难”和“贵”等问题，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方法上注意科学精准、靶向治疗。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用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在新的征程上，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百年党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理论文献。几代共产党人接力传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封信里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灵魂。把“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就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根本路径。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要坚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因此，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开篇再次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纲领，也是崭新的政治理论，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

以史为鉴，核心是史观。历史观就是政治理论，史观的进步就是政治理论的进步。从传统中国的民本史观，到西来的阶级斗争史观，到今日的人民史观，代表历史观的与时俱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创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理论。

“人民”与传统的“民本”之“民”有所不同。“人民”一方面承认个人努力，承认存在阶层利益，需要进行利益分析，做出利益平衡；另一方面强调“民”是个整体，是中华共同体，是人民的共和国。作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中国共产党也与传统的执政集体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有近亿党员、500万基层组织。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要求“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号召全党同志“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因此，党的领导是民心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人民过去、现在、将来的选择。

中国是家国同构的互助体。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彼此互助，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为的是所有家庭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能落下。这就奠定了强大到不可欺凌的中国的基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就规模（国民人口和国土面积之综合）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巨大却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根本原因是延续了同心圆形态的政治结构。

党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以党为圆心。国之命运取决于党的质量。中华同心圆政治结构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

规模和内聚力之外，生产力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要素

生产方式落后，哪怕是超大型和有极强大内聚力的政治共同体也会陷入贫困、陷入挨打受欺凌的境地。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进步，是近代才可能有的宏大主题。

自七千年前人类有了“产业”，完成主要食品植物的培育和主要食品动物的驯化，即大米小米大麦小麦和羊牛猪鸡，人类财富的主体一直是养殖和种植的产品。三百年前，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制造的产品取代种植和养殖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体。在最近几十年，生产的方式再次发生根本变革，人类财富的主体从有形产品变成无形产品，就是说“制造”变成了“创造”。西学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是个伟大贡献，因为西方在最近两次生产方式的革命中都遥遥领先。

如何解释自城邦时代以降的世界古代史，解释近现代以来英国崛起、德国崛起、美国崛起、苏联崛起，乃至而今的中国崛起？一是政治共同体的规模比较大，从小型变为大型乃至超大型。二是凝聚和维持内聚力的方法比较先进，让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国民能持久地紧密团结。三是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拥有比其他大型政治共同体更有效的财富生产能力。

一部人类史是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发展的历史，是众多部落凝聚为一个城邦、众多城邦凝聚为一个国家、众多国家凝聚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历史，是政治共同体规模、凝聚力和生产力的历史。

在上述新的政治史观里，就比较容易理解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纲领，理解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理解百年来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实现这个初心和使命。

先进的生产方式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前途，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造”先进的无形产品。塑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我国生存发展的重大难点。若我们还继续热衷把科研机构、科研专业、科研人员分成固定的三六九等，就不会有“创新型中国”。马斯克，一个南非青年，只有本科学历，却能在科技最强大的美国开创汽车和宇航业的新天地，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旦有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创新型中国”，中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政治结构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编辑  尚鸣）

2021年8月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研究人员，围绕“学习七一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就“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讨。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主持研讨会，20多位从事党史党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以人民为中心”是“七一讲话”的主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百年党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献。讲话通过回顾百年党史，突出了“人民”这个主题词，是对党的理论基础的重要升华。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等认为：人民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史观的主线。党的历史就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患难的历史。将“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就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报告，“人民”出现的频次持续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领袖、干部、党员三个层次。党的领袖以人民为中心，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选票为中心。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骨干。广大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与会同志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人民政治”是我们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以人民为中心”是增强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有利于构建“政治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对“人民性”及群众路线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辞典》认为，人民是指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起进步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我们党对人民的认识，是随着党的事业发展不同阶段而不断丰富的。毛泽东同志1921年指出，群众包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大革命之后，又认为左翼小资产阶级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建国之后，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逐步形成了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认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提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重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群众路线，实行三湾改编、三大民主、土地改革，是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秘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跳出“贫困陷阱”、启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赢得了人民高度拥护。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理念，还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经济上，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有资产，不实行私有制；政治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而不是财阀政治；社会上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不是推行“市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尊严，而不倡导“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党和人民互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民作为主体时，党作为客体。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另一方面，党作为主体时，人民作为客体，要顾大局、识大体、跟党走，两者互为主客，使体制顺利运行。中国共产党是整个人民的圆心，又以党中央为核心，党中央又以总书记为核心。同时，党又必须以人民为圆心，一切围绕人民利益，这样才能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人民性并不排斥阶级性。党不代表任何特权集团、利益集团，这是对苏联共产党打着“全民党”旗号实际上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教训的总结。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黄平认为，“人民”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方面承认个人努力，承认阶层利益，另一方面强调“民”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共同体。“人民”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词汇，能够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过程和目标的概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阶级分析概念。“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大、更包容的概念，包括了各阶层的大联合、大统一，画出最大同心圆、取得最大共识。通过这个概念，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俊忠认为，要进一步确立、阐释和弘扬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政治”概念。人民政治是政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只属于既有钱又有教育的人群或阶级，参与政治竞争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被一些学者称为“选主政治”。

人民政治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质和特征表现在：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最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的讲话中强调的“大团结大联合”、“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在实践中要实现人民政治以上特点，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正确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要破除套用西方政治概念解读中国政治的迷思和误区，深入阐释人民政治的丰富内涵、伟大实践及其时代意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政治制度实践的新探索与新样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全过程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民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是全过程民主的底色和归依，中国之治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确立了一套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别于西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而这是其他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人民民主不是仅仅行使间歇性投票权的狭义和狭隘的民主，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全链条、全过程的民主程序，为凝聚最大政治共识和全社会智慧提供了制度保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除对西式“民主”的迷信，冲破西式政治叙事和逻辑框架的束缚，正当其时。丰富人民民主形式、创新人民民主实践，总结中国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经验，提炼中国的民主观和政治价值理念，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当其用。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需要

潘维认为，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竞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工人阶级也“有祖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竞争与合作，毛主席在1973年提出“三个世界一条线”的抗苏战略，就是出自这种考虑。近现代中国教育、卫生、工业、科技、国防事业的现代化，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从政治共同体间生存发展竞争的视角，才能理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百年大党的至高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纲领，也是崭新的政治理论，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就规模（国民人口和国土面积之综合）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巨大却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根本原因是延续了同心圆形态的政治结构。党以人民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以党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国之命运取决于党的质量。中华同心圆政治结构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规模和内聚力之外，生产力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要素。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造”先进的无形产品。塑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我国生存发展的重大难点。中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政治结构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把握和凝聚民心的需要。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正确认识民心，把握人民群众对实现现代化的期盼。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从否定前任、否定历史入手，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根本的错误是没有理解苏联的历史，没有理解苏联人民究竟要什么。

黄平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和平做贡献的党。现有国际关系正在失序、失灵、失范和失控，西方利用所谓“规则基础上的秩序”打压我们。人类需要走出西方主导的世界规则，我们党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最终要为人类谋大同。这就要在国内政治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消极地仅仅把人民当成被服务的客体对象。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辩证关系

黄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基础。

二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统一。“人民”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一个总体概念，所以就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总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拥护、参与和做主，江山是不牢的。如果没有一个繁荣昌盛、安全统一的江山，人民也是不安的。

三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内政着力妥善解决好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社会政治基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奠定世界政治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福建省三明医改的经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2012年以来，三明市启动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改革，9年来减少药品耗材支出124.10亿元，2020年全市人均医疗费用167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市人均预期寿命80.02岁，高于全国、全省人均预期寿命。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三明医改成功，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综合配套改革、敢于打破既得利益。面对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局面，党委、政府坚定政治决心，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人民提供。建立政府办医管医的体制机制，对“三医”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实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方法，实行“三医”联动，彻底改变医疗、医保、医药“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新体制，堵住药品耗材价格虚高回扣的漏洞，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工资，统一管理药品耗材的价格和采购。特别是三明医改破除了医药流通环节的利益格局，一度产生很大争议。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敢于触动少部分人的利益，党和政府要支持这样的改革。

从全国看，“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十三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增加了4919元，增加了41%。几乎等于GDP的增加（46%），人民获得感不明显。以人民为中心，就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人民健康这个领域完全可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在三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高水平健康保障，既是社会主义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民为中心，要坚决反对“中梗阻”，反对部门的本位主义

张树华认为，在党中央和人民之间是有鸿沟的，这个鸿沟就是“中梗阻”，本位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是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最大阻碍。本位主义就是“肠梗阻”，是阻隔在党中央、总书记和人民之间的一堵墙。本位主义表现为部门利益至上，甚至同利益集团、特殊阶层、境内外的资本势力勾勾搭搭。建议进一步打通党中央和民意之间的上情下达、反馈的渠道，扳倒“部门大山”。

以人民为中心，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形成稳定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作风，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做一切工作，不是把群众作为和党对立的主体，更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关系，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的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再通过动员和教育群众，形成和群众一致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赞成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我理解就是不能够单纯地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执政”，站在群众上面、群众对面做工作，而是要像革命时期一样，自下而上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说服群众。近年来涌现的三明医改、烟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典型，都是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三明医改中，重视听取普通医务人员的意见和诉求，将他们与少数涉及利益的医生区别开，成为改革的动力。烟台市创造性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靠下指标、一刀切地推动，而是市委组织部花半年多时间动员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到群众家里做工作，确保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不少党员干部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少工作还没有充分地走群众路线。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一部分领导在立场上更加亲近资本等强势利益群体。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联系群众缺乏平台和纽带。一些干部过度依赖报告、督查，自己不愿意到群众中直接做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应对这些挑战，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建立长效制度。

一是在思想上重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再教育、典型示范、理论宣讲等方式，让走群众路线成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二是改进会议和调查研究，把顶层设计和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召开多级干部会议、干部群众大会、全体党员大会等，避免层层传达、叠床架屋。鼓励上级机关“越级”联系群众，而不必经过层层部门安排。改进调查研究和智库咨询机制，鼓励领导干部、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

三是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工作。各级各类部门都要直接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只有社区书记、街道书记才直接到群众家里去。

四是在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选拔、培养、识别干部。建立领导干部定期参加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的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大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及西方集团进入总体性竞争阶段，民主、自由与人权重新成为西方纠集队伍、统一思想、鲜明旗号的斗争武器。我们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不敢旗帜鲜明讲中国民主制度的优势，把民主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二是把对手的失败想当然地视为自身的成功，不能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深阶段和更高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更好凝聚共识，画好同心圆，就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发扬民主疏通情绪、表达利益、有效参与、监督权力、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功能，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其必然内涵。同时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还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以人民为中心，在农村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中心主任周建明认为，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坚持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分”的改革，与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加强“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①面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一家一户的农民仅靠经验和勤劳已不能保障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农民普遍反映现在种地有“五怕”：一是不知道应该种什么；二是没有获取政策和市场信息的平台；三是没有农业生产的前期投资；四是不懂现代的农业技术；五是东西种出来了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这“五怕”反映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的要求，即使延长家庭承包制，也不等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有一种看法强调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②农民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并不承担扶贫帮弱的功能，并不能解决“统”的问题。如果丢掉了“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丢掉了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只突出“分”的改革，就无法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无法确保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不让一户农民掉队，无法确保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这是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

第二，富民、为民与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富民和为民的问题，对于是否还要教育农民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就意味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将长期作为我国农业农村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它与按照五位一体总体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对耕地的有效利用、防止面源污染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以人民为中心，在乡村振兴中不仅要强调富民和为民，也需要重视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教育，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

第三，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关系。人民主要是以“集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户这两种主体存在的。乡村振兴中的很多目标必须要靠“集体”才能办好。如果淡化或抛弃“集体”的概念来理解人民，实际上只剩下以小农为本位的农民，这就很难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因此，要把农村集体经济强不强与农民口袋鼓不鼓同等看待，都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予以高度重视。

以人民为中心，要加强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海侠介绍了研究党建引领北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情况。近几年，新疆社会稳定的程度超乎想象，群众说“社会主义在新疆”。这得益于国家对新疆的巨大投入，党政干部也付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积极探索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协同治理，最终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特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占领阵地的关键，我们不去占领就会有其他人占领，不跟党走就可能跟极端思想走。二是在治理目标上，着眼于人民的生活需求。三是新疆在治理结构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实施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让这三级能够联动。四是构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元治理模式：政治领域突出党建引领，如党员和“团结关爱户”（受过极端思想影响、有过轻微违法问题的群众）结对子，做到帮扶解困救助到位、解决就业到位、解决家务事到位、环境整洁到位、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到位、法律宣传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到位。经济领域突出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社会领域突出网格化管理，推进群众的自我治理。文化领域突出固守意识形态领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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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在这金风送爽的初秋时节，参加“智慧中国”研讨会，我也略陈管见。“智慧中国”涉及范围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推动“智慧中国”的系列研究很有必要。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有新的词汇，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定义。这些新词汇，包含着我们对经济社会新形态的努力探索，进而逐步演化成为我们认识时代、诠释世界的重要视角，融为我们观念的一部分。“智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先导性、通用性、战略性和融入性的新概念。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数字化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其发展趋势是社会的全面数据化，即将一切信息转换为数据，对数据进行收集、聚合、分析与应用。网络化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物理载体，催生出新产业，甚至重塑了现有的产业布局。智能化则体现信息应用的层次与水平，其发展趋势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体驱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具体包括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等；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包括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社区、智能小区，市政公用设施、建筑智能化改造，甚至还要建设智慧法院；在治理方式方面，则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智慧中国”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对工具的治理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这一切变革，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上升到治理方式；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产业，作为蓬勃生长的新事物，本身也亟待治理。“智慧中国”治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依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二是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来推进网络空间即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既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构成了一座依次递进的技术金字塔，但一直缺乏合适的术语来概括。“数字”只强调信息技术金字塔的底部，忽略了最新最尖端的技术进步；“智能”一词则过于专门，只强调金字塔尖，不足以概括全貌。“智慧”与“智能”相近，既突出了金字塔尖，又相对概括，足以形容整个信息技术革命金字塔。更重要的是，“数字”“信息”“智能”“网络”等术语都偏重技术，没有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于技术工具的治理；而“智慧”既可指信息技术和工具，也可指治理方式和手段，充满了人文关怀。“智慧中国”就是“Smart China”，正好与政治学界常提的“巧实力”（Smart Power）不谋而合。

 “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紧抓机遇、规避风险。技术进步为我们创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无数机遇，世界银行202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题目就叫“数据改善生活”。以出行为例，过去打车多难？现在智能技术小试牛刀，就实现了动态价格、动态运力调度，出门一下子容易多了。等到将来智能驾驶技术成熟，普通人也不用学开车了，交通事故大大减少；路上全是无人车，除了加油、充电、检修，可以一直跑，连停车场都省了；加上智能调度，空载率控制到最低，整个城市也不需要很多车，大大节省能源，而且连堵车问题一起解决了。在其他领域，同样会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过去十年里经历的还要大、还要根本。我们此时此刻的想象力，与未来真正能够实现的现实相比，一定是极其贫乏的。

但我们不能被动坐待技术进步改变生产生活。“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要求我们主动紧抓机遇，在各项政府服务中适时采用新的技术，便利人民生产生活；为新技术、新产业创造健康宽松的创新环境，同时实施公平监管，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从业人员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以出行为例，世界各国都遇到了一系列治理难题：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什么资质？司机算不算打车平台的雇员？公司要为他们交社保吗？原来花了高价买牌照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办？APP应该记录乘客行踪多久？数据保存在哪里？数据保存多久？警方能不能调取？通过什么程序调取？这几年来官司不断。未来要实现无人驾驶，各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会更多、更复杂。政府、学术界都需要行动起来，为当下和未来的此类治理难题寻找答案。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风险

技术总是双刃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便利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提供无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经济社会风险。计算机和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时，问题还只是一部分人搭不上数字化快车，被甩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经济社会风险也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分析，主要风险有三种。

一是巨头垄断、扼杀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特别是后两者，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极低的边际成本造就了各种数字经济平台。但如果工商业环境抑制竞争，就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滋生垄断，阻碍未来创新潜力。

各个国家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垄断问题。中国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等，都在多个国家面临反垄断的调查和诉讼。在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应该拆分这些巨头。新兴市场也不例外，就连肯尼亚的M-Pesa也因抵制其他服务商进入而饱受批评。在各国的监管压力下，巨头们略有收敛，例如前几天，苹果宣布应用商店将向第三方支付开放。但总体来说，各类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旷日持久，但治理效果如何难以预见。而互联网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天然垄断性，“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免费商业模式、算法的不透明性等等特点，更使得同时达成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等多项治理目标难上加难。

二是急剧恶化的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创造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和数以万计的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参与了相关产业的普通劳动者，比如众包产业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只得到了与过去相当或略高的收入。当传统产业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后，大量生产环节、交易环节消失，或改由机器完成，因此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并不具备新兴行业、新兴岗位所需的技能。劳动市场因此呈两极化或“空心化”，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下降（中国暂时是个例外）。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降低，资本收益份额则持续增高。

过去一年里，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从不到500家猛增到700多家。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带来的失业现状和前景，在美国（早在疫情之前）已率先暴露无遗，严重到竞选美国总统的杨安泽认为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只能由政府给全民发钱。在美国这样一个反对“大政府”的社会里，杨安泽这个政治素人仅仅凭着这一条主张，得到了4%以上的支持。这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已经难以解决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了。在中国，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必须研究、摸索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中国”治理方案。

三是数据安全风险。新兴技术带来多少便利，就带来多少安全风险。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已使基础设施可能遭受远在天涯海角的毫不起眼的黑客攻击。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攻击、美国水厂被加了数百倍的氢氧化钠，都是明证。即使不考虑此类攻击，仅是日常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利用过程本身，已经充满了安全风险，小则泄露个人隐私，大则危及一国政局。对个人而言，大数据收集处理技术和开放共享的要求，弱化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力，多源数据汇聚降低了用户隐私被恶意滥用的门槛，而用户对此基本无能为力。对国家而言，数据是基础性战略资源，跨境数据不仅影响商业利益，也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

仅以最表面的、普通人最易理解的社交媒体数据为例，在未施加特别监管措施时，数据的生产和传播是高度受控于社交平台本身的。如果拥有一切数据的社交平台自身想要在关键时刻悄悄操纵民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脸书、推特的封禁和屏蔽政策使其直接介入了美国、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国内政治。技术在给这些科技巨头（Big Tech）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其拥有了影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权力。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手段才能有效监管，规避个人、企业和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以上三者，仅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伴生无数风险的代表。要解决每一个风险问题，都需要利用多门理、工、社会和人文学科范式和知识体系，开展紧密合作。“智慧中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研究任务空前重大、空前复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的趋势是“东升西降”，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设“智慧中国”契合了多重趋势和现实需要，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社会智库等各方共同合作，努力探索，不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丰富、完善，推动“智慧中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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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 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2] 研究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理解党的性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使命性政党，其历史使命涉及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多重维度。由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可以进一步界定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既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嵌合，两者的有机结合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

研究中国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为此，笔者曾将工业革命以降的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类型。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重农学派和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2.0。凯恩斯的理论是其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称之为市场经济3.0理论。[3]

市场经济1.0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截然两分的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这一维，国家作为“守夜人”处于市场经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延续了市场经济1.0理论的核心思想。此外，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实质上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

市场经济2.0理论。其代表为凯恩斯、李斯特，以及以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这一类理论认为，在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所以国家必须担负生产关系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介入并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此类理论中，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视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4]

市场经济3.0理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3.0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理论与2.0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时，市场经济3.0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将产业、区域、环保等结构性政策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破除了传统理论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形成了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它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5] 其二，市场经济3.0理论重视党对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作用，将这种领导作用视作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码”。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此外，市场经济3.0理论还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看作“三维市场经济”，其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这一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6]

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更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上层建筑或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

党的领导与国家经济治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作用，一个前提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来看待，[9] 而非西方式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1]；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2]。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功能的使命性政党。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党的使命体现出：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使命性进一步派生出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功能及其领导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这一领导作用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来实现。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这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又与市场机制相嵌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意志，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有为国家的作用。[13]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大致形成了以下各方面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

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战略到今天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评价国家中长期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15] 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16] 2021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这为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确立了总体目标和行动指南。

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依托，以产业、就业、投资、消费、外贸、环保、区域等政策为抓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稳定价格、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通过开展宏观战略管理，克服了传统需求管理在时间视野上失之狭窄的弊端；其二，破除了传统宏观理论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7] 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践的新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依靠产业政策助力经济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从而有助于规避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弊端，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设具有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另一任务。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8] 国家可以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和新兴市场的创造者发挥作用，突破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颈。

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公有经济，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性合作中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公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共同利益。必须加强党对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使后者不至沦为追求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1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利用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企业间网络、产业前后项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间构筑良性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调控力度，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需要指出，按劳分配决不只是局限于公有经济的分配制度，而且是分配性正义的原则；将按劳分配仅仅作为一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看待，是片面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有贯彻分配性正义的必要性。按劳分配作为正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贯彻，是与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法性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如果将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无条件地相提并论，事实上等于将一种分配性正义和现实中的产权制度相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难以圆融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也意味着，将按劳分配作为更高层次的“原则”——即作为一种正义原则来看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对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这两个阶段，其结果是通过财政和行政分权，一方面在纵向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将县以上地方政府塑造为具体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有别于传统发展型国家的特色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竞争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膨胀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目前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中国的央地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的新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还涉及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其他方面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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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渊源则是2010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与西方盛行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外战略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价值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美好愿景的传扬开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众多共同挑战与机遇，存在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求，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的上层建筑亟待变革，体现了对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进步的国际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人类社会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并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当今时代仍然处于以国家作为最高层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没有消亡，但它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开启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它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威胁和新挑战。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相交织重叠的各种身份认同差异、社会群体矛盾，代替了壁垒分明的两大社会阶级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抗，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不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之间的较量，是20世纪中后时期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较量现实处境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现实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社会制度意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必、也不应受国内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矛盾突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加以解决，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致力于以双边或多边机制就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三，不以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看世界。民主和专制两分法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式解读，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延续。现实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存在千篇一律的专制类型，不能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未来，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差别的新理念。中国对外关系长期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都以互不干涉内政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鲜明主张，相对于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专制划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是更加节制、妥当的。

第四，不以“三个世界”划分及反对霸权国家的观念看世界。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三个世界”划分和反对霸权国家（当时主要指苏联）为鲜明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国际统一战线思路下区分敌友的一种国际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中国强调在世界上广交朋友，不树敌、不结盟、不站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话语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相连，主要在对外行事作风的意义上来加以否定，并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广结善缘，不搬弄是非，坚持原则底线，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对事不对人，讲理又帮亲。

第五，不以贫困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相对抗的观念看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积极支持者，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尤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广泛参与了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呼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等多边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积极促进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认识，高度重视互利共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第六，不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看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早已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而呈现出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政党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种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面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不可能仅靠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在复合相互依赖日趋深化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全世界各种治理难题成为各国人民都需要关注，且能够以多种渠道深度参与的公共事务。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更需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的沟通平台。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积极促使各国社会层面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亲近感，把政府之间的事变成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切实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的进步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回归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既返本开新，也别开生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核心特征看到新的国际观：

第一，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应当彼此开放和包容。不只是在求同存异的低度共识上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开展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全面广泛、便捷频繁、相互尊重、协同互助的多层次沟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应当是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结伴不结盟，扩大朋友圈。“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体现为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更应当体现为各国人民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广泛的参与、充分的协商。

第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就应当通过合作来取得共赢、包容的发展，放弃你多我少、或予或取的零和思维。国际关系体现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是制造业时代及其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全新样态，用“资源稀缺”的观念来指导国家行为，只能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期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和平与发展事业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相辅相成，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国际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及国际秩序变革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迄今为止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而言，意味着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竞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以及文明层面的竞争。

首先，就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而言，这是历史上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常态。不结盟、不称霸，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客观上讲，强邻环伺，纷扰未息，尽管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依然是世界各大国之中最为复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之际，在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是否只能被迫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目标？“中国崛起”是否仅仅满足于回归西方历史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极均势”？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中国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如何解决客观的综合国力竞争引发的矛盾、猜疑乃至冲突，显然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其次，新国际观试图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以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共同问题为目标，既争取对外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又避免重蹈苏联内外交困的覆辙。但是，在冷战后，美欧致力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客观上是无法回避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普遍陷入以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为突出特征的“治理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发达国家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举措，则再一次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举国动员的积极抗疫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把“中国崛起”进程塞进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量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读就很难避免了。在目前西方世界明显掌握话语霸权与传播优势的局面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舆论导向和对外传播上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更需要明确地在概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什么，解读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有哪些实质内容与实现手段，从而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也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叙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

就文明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在对外传播话语上仍借重西方主流表述和传统文化言辞，在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言不尽意”。究其缘由，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对外传播话语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干得好、讲不清”的矛盾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下的国际观和中国“文明–国家”脉络下的国际观原本难以融合，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许多价值、规范层面的表述，反而是西方世界及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难以理解和认可的。

在文明层面的冲突与竞争中，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中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巨大，难学难懂。而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相形之下，中文明显处于语言劣势。语言文字背后，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更是大相径庭。第二，中华文明高度世俗化，对宗教信仰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但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宗教都是其社会生活、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跨文明体系的涵化过程较之文明体系内部的濡化过程更为困难。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尤其21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间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并未走向“拉平”与“融合”，相反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差异。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员流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进一步在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诸多层次、诸多类型的共同体意识，既随着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真切，又随着不同群体文化上的差异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国际秩序，如何明确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何与他国相处，这是“国际观”的基本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人类命题，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文化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

（编辑  尚鸣）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就是说，当代人类共同价值观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它不仅是人类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基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须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参与解决，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充分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坚决反对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传染性疾病等早已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决反对少数大国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径，要在全球层面倡导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所有国家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尤其要注重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坚决反对将一国的发展繁荣建立在其他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要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愈发凸显，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享经验，着力打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规范格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对抗思维。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公正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采用和平方式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特点。在不同文明间广泛开展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与隔阂，促进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对外表达自身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和意见的权利，而且指一国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产生的权力。近代以来，欧美等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确立了其在制度领域的主导话语权。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和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管控国家间分歧，由此奠定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话语权。随着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在国际学术、国际传媒等领域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全方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以便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意见能够在国际上被感知到，促使各项国际决策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并使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中美两国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有重大不同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对于人类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符合美国的价值取向，这种认识与美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在美国。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下还创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与制度安排，美国霸权逐渐确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一度进入“单极时刻”。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相继崛起，美国霸权陷入了相对衰退之中。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必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极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也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不会因总统的更换而改变，变化的只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手段。

当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根据他国实力变化来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威胁。美国政府过去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是想演变中国，在经济上使中国成为美国廉价商品和资金的供应国。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要结成国际联盟来压缩中国的行动空间。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一脉相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存在着重大不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侵略，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对于其他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国家也能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注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注重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来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而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则长期坚持霸权主义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注重在世界上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范和制度；而当其于己不利时，便不惜摒弃甚至践踏规则。美国不断对外输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企图使其他国家按照其自身的要求来行事。对于不服从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使其屈服。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观首先要符合美国的狭隘利益和价值观，只有如此才能被接受，进而才能在国际上予以推广。

中美两国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实践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类共同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全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价值观，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来践行和落实。在全球化时代，推进落实人类共同价值观，需要充分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个别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更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制高点，联合友好国家反制美国及其盟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坚决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与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而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是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要有科技，还要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的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化到“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为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中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已明确了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化），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在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地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在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与数字经济发展中作为其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和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种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以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又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地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要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与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正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总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讲，过去对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是中西部地方上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是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而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地发挥出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毁长城。对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要积极地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对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的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站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得好就是创新，应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来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人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要求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结合在一起引导政绩。这种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了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晟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片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立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立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可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要加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后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互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治就是这种实践所探索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任何以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去解读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也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误导。

关键词：人民政治  政党政治  人民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学术方式，产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新中国所创造的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各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国家货币叫“人民币”。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 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政治从本质上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的演变之后，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公共权力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的最重要内容。

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的政治相去甚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多数者，包括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于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这一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群或阶级，才有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对于那些既缺钱又缺教育的人群和阶级来说，实际上只能处于社会公共性言论的弱势地位，因而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只能处于消极、被动甚至被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否则这一切几乎都会成为泡影。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那些既有钱又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一些学者不无准确地称为“选主政治”，原来被预设为这一政治主体的公民，实际上也只能成为精英们竞逐选票的“客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4] 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着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理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敌人”也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不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进入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5] 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6] 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指向所在。

人民政治与西方政治的不同特性

正是人民政治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各种投合选民诉求的承诺。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永远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

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的。在中国，谁也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其特殊的倾向和利益要求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差异，他们都共同拥有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在旧中国，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凶狠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进入新中国，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大庆上的讲话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着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属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麻木不仁，不做及时的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等，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所内涵着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8] 大部分思想认识问题，都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方法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形成共识去解决。

然而，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是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相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9] 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0] 在这里，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协同合力政治的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逻辑。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发扬光大这一政治逻辑，号召全国人民“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1] 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就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提出实践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建国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持续两个多月，全国通过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参与讨论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是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五十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2] “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又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3] “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大众在社会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看作“有权无能”的“阿斗”而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蜕变为“选主政治”，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践行的人民政治逻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总之，关于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与实际探索，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如上述已经指出的，人民政治是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维系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系统，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机制等等。这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装看，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它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4]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坚持人民史观，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也是由这个党自身从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光明磊落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说辞，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生活于历史的真空中。这个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涵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在这里，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之处，清晰可鉴。任何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框架去肢解和解读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至少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实践上的严重误导。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从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典的讲话精神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全面深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习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代表着民心，代表着人民的认同，也令我感动流泪。

党中央领导香港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和命脉。我作为一名香港问题的研究者，对习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反复研读，感触尤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从香港近年政治社会的剧烈变化来看，结合我在这场巨变中的亲历，我对这一论断有着更为切身的深刻体会。

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香港深陷于社会失序、政治失控状态——黑暴势力在街头逞凶作恶，到处打砸抢烧，捣毁商铺，冲击机关，血腥暴力横行，甚至叫嚣着暗杀警员；反中乱港势力猖狂地提出“35+”、“揽炒”等政治口号，试图推翻特区政府，实现夺权变天阴谋。若这样下去，政权将被反中乱港势力颠覆，爱国阵营将遭到残酷迫害，广大民众将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生命也受到直接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危急！香港政治危急！爱国阵营危急！民众生命危急！

在此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出手，在国家层面推动制订香港国安法，为打击在香港所发生的各种颠覆、分裂、勾结外部势力和恐怖袭击等违法活动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并在港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迅即力挽狂澜，坚决打击反中乱港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且树立起政治规矩，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让香港在短短一年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在香港治乱中展现战略智慧

回顾香港局势的变化过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的生动体现。没有党的领导，香港走不出暴乱，社会人心无法安定，“一国两制”也无法继续落实。在围绕着香港的伟大斗争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捍卫了“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初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国家层面推动一系列立法，体现出坚定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底线思维，始终不忘实施“一国两制”的初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为民族效力的政治理想和坚定实践。

面对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党中央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定地拿起法律武器。不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还是堵塞制度漏洞，都是先从立法做起，并严格按照程序、制度来完成，再推动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法律。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时的战略定力和对依法治国的坚持。在落实全面管治权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的杠杆作用，特别是香港国安法，让她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撬动香港整体的拨乱反正，为香港治理设定轨道，一一破解公务员、教育、司法、传媒等难点、痛点问题，多管齐下，整治痼疾，不断巩固爱国阵营的社会根基。

坚持“一国”之本，确立尊重、认同、维护“一国”的政治秩序，铸造效忠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和规矩，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真正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彻底改变过去只讲“两制”不讲“一国”的错误认识，并果断地把反中乱港势力驱除出香港治理体系。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治问题、治理问题的深刻认识，展现出釜底抽薪的战略智慧。

心系香港人民福祉，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广阔的腹地支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人的关怀，体现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性。

大道为公。始终以民族复兴大业为核心，时刻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和捍卫“一国两制”事业最深刻的历史启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坚定的民族性，毫不惧怕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制裁，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不容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他们染指香港的管治权，不容乱港势力在香港继续兴风作浪、为所欲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党始终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始终心系香港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以大资本家、外国资本的利益为依归。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关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有意愿、有能力、有办法去破解矛盾，关心香港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满足香港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国家正迈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发展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光辉篇章。

（编辑  苏歌）

2021年7月1日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党组织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手捧纪念章，凝视着由党徽等元素组成的熠熠生辉的图案，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幼小的心灵享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贫民的家庭里，比新中国早一年诞生，完全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

我上小学的情况记忆不多了，只记得我常带饭盒上学，中午就在教室里吃凉饭。班主任王老师发现后，每天都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帮我往饭盒里倒上开水，并要我共享她的饭菜。我在班里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初中入了团。初中毕业时，我填报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技校，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想读完3年技校，就出来工作，帮助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得知后，到我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要我继续报考本校高中。他说，根据我的表现和学习情况，我上完高中，学校有可能推荐我上哈军工。我对哈军工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它是军队的学校，上学可以穿上军装。我对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向往已久。父亲也坚决反对我报考技校。我作了妥协，第一志愿报考本校高中。

我幸运地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读高中。高中一年级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高中二年级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正当我憧憬着进入哈军工的梦想时，新华社来我校招人，我与另外两位同学获得通过。据说对我们的政审很严格，查了祖孙三代。这次政审，让我知道我母亲在解放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外祖母一起讨饭为生。这也是我母亲是文盲的原因。

我们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子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关系。能到北京，在新华社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这些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人中没有干部子弟呢？当时谁都没有这么去想，更不会有人去这么做，一切按规定办事，顺理成章。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一直记忆犹新。离开学校办理手续时，校长要我们办理休学。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她说，万一你们去北京后又回来了，还可以回这个学校继续上学。这位姓卜的女校长心系学生的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我不知道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希望她是，因为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我初中的班主任杨老师和我们的卜校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潜默移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入了党，就要永远做党的人 

我在新华社入了党，又被新华社送进大学学习英文。我享受工农兵学员的待遇，一边学习，一边还拿工资。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工农兵学员这个历史现象，牢牢扎根在我心中的信念是，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中学，从新华社到大学，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中美建交不久，我被新华社派到美国华盛顿工作。当时对美国的发达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美国似乎被消灭了。与美国相比，我们国家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一次，我出差到洛杉矶，美方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在一个宾馆的单人间里，房间里的电视、沙发及浴室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豪华待遇。当我流露出感慨的表情时，美方接待人员有意无意地表示：怎么样？美国不错吧。如果你希望留在美国，我们可以帮助你。我笑了笑说：美国是不错，但我不会留在美国。对方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引用焦裕禄的一句话回答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对方对我的回答一脸茫然，迷惑不解。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笃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起来。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经得起考验，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好，才是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忠于党，决不能背叛党、背叛祖国，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第二次去美国工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两次常驻美国都遇到过好心的朋友劝我留在美国。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定居、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希望我留在美国与他们共同创业，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把家属移民到美国来。我知道他们到美国来都有不一般的背景，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些人也是共产党员，有些人还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为什么当年钱学森要千方百计从美国回到中国，而他们却要千方百计跑到美国来呢？

人各有志。毕竟美国的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只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落后，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因为母亲贫穷，我们就抛弃母亲吧？

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我能成为一名记者到美国来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如果换一个时空，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会到美国工作。不仅我这么想，我的父母也这么想，他们一再告诉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要知恩图报，不忘党恩。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英文水平很不错。在美国工作期间，他要求留在美国。领导做工作，希望他按程序办事，先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后再申请来美国。他坚决不同意，执意要走，最后不辞而别。据说他是来新华社不久的大学生，入社考试成绩很好，他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新华社的，所以他要求离开新华社时，颇有些理直气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第一次到美国，我在机场和其他地方的商店都没有看到过中国生产的商品。第二次去美国时，我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家没有中国产品的商场。一位美国朋友想送我一件小礼品，特地从他的家乡缅因州买了一个杯子，他告诉我这个杯子是在偏僻的小镇买的，应该不会是中国产的。我拿着杯子仔细看了看，底部用很小的字写着：Made-in-China。我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这位美国朋友说，现在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中，想要避开中国生产的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2007年，我第三次临时去美国，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游客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在美国购物一掷千金，洛杉矶有些超市，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特地推迟关门时间。

不到30年的时间，我在洛杉矶宾馆见到的“豪华”设施，现在在中国已比比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感叹地表示，美国的机场、公路、桥梁，现在已无法与中国媲美。他说，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与中国建的桥梁相比，“就像是一个饰品”。

我们作为中国建设的参与者，难道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吗？

不动摇，不彷徨，跟定共产党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同时也飞进来许多苍蝇和蚊子。

曾在一段时间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类文章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刊物上。某杂志的负责人，经常发表一些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讲话，被一些人奉为至宝，到处传播。

我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政党。我本能地认为，共产党执政为民没有错。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也令人不解：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介绍他们是如何致富的，现实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比较好的小学、中学，索要“赞助费”，而且越要越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学校岂不成了有钱人的天下；政府机关招收公务员只看考试成绩。我的一个侄女告诉我，她去报考一个政府部门时，自我介绍是共产党员，那位主考官嘲笑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介绍这个。20岁的她，在学校入党，第一次走进社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伤害对她有多大可想而知。我真想质问这位考官：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改革开放不需要共产党？难道现在不是共产党执政？

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曾见到有人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已无法解决，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在美国，就看不到腐败问题。我愤慨地回应说，我们党就像一颗大树，树上可能出现虫子，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党把树上的虫子抓下来，消灭掉，而不是要砍树，把树连根拔起。会上有同志说，如果在网上说这些话，会被唾液淹死。我在网上这样说了，我利用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披露美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且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当时的气氛下，我的文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我并没有被淹死。

执政为民，民心向党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坦承，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清除自身的蛀虫。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近400人、厅局级干部2万多人，一大批“害群之马”被清除出党，党的面貌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各方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党的队伍，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员总数增长至9514.8万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执政为民的理念，首先是解决近1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锐出战，1800多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八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出色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赞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2020年1月，中国武汉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夺取了战胜疫情和保持经济建设发展的双胜利，使全世界人民为之赞叹。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打响一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目标而奋斗的战斗任务。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7000多字的讲话中，提到“人民”86处。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鼓舞着全国人民，也激励着每一个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从弱到强，依靠的是人民；建国之后，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社会，依靠的也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心向人民，人民必定心向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庆，是在1951年之后再次露天举行的党庆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80多处提到“人民”，通篇凝结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顺应人民求幸福、民族求复兴的潮流，站在最广大人民这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现代化发展，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在探索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进行伟大征程的永恒坐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问题的郑重回答。

第一，百年前行，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书写下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

第二，百年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最大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生，也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连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并加强经常性教育。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密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第三，百年前行，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将一个曾经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从饥饿、混乱、贫弱，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根本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推动一大批惠民利民举措落地落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都必须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帮人民群众之所需、解人民群众之所困，把人民群众的事当大事，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是永恒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我们党必将把新的故事、新的传奇，书写在新的征程上。

（编辑  苏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从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恢宏的史诗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以史为鉴，我们要站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启新的征程。

目前，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大博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新旧文明的较量。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以及过度的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自私自利和只图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近些年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大选、及各种灾害中的表现，证明曾经风靡全球的所谓“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美国面临的危机揭示了旧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发展正在开启新的航程，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呼唤新文化、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文明，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新文明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拥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超越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为人类发展探索了新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完整的革命与建党理论和方法——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在革命斗争中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组织形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历史上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庭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的组织群众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推广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为有效和适用，同时在群体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它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

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和纠错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不断总结提高。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先进文明的融会贯通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快速进步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多项需求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中国原创，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核心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信息化所需的综合集成和一体化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新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新形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槃。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模式，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文明形态。

（编辑 苏歌）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型中坚持了正确方向

首先，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文化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维护和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在改革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屹立不倒。与苏共的失败教训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引领者，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却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却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去模仿苏联的道路，在改革中走向国家解体，而是愈发富强和繁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带有毁灭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苏联的失败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兴盛可能也与此相关。

总的来说，就我们个人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陨落有时是很容易的。中国没有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正确方向。我们看到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俄合作可以奠定世界很多国际问题的基础

此前有的发言者谈到了反霸权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说反霸权主义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看到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今美国以特朗普和拜登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霸权主义。

俄罗斯同样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或反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反霸权主义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在这个前提下，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和霸权政治做斗争，是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战胜霸权主义，那么霸权主义最后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悲剧。而中国的存在是霸权主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愿意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奠定今后世界上很多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中俄合作也应该旨在努力实现主权、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发展，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我们两国应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坚决反对霸权。反对霸权主义应该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前提，也是我们两国外交领域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有其自己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同样是有分量的。中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并在国际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看到上海的繁荣简直就和纽约没有两样。这里没有对人民的歧视，没有贩毒者，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本国文化基础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看看它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俄罗斯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也应该共同行动，让我们国家的发展能够对得起这样的成功。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的三极。像欧洲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应该相互制衡。如果说要发展真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应该允许世界的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起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应该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当中得以体现。

我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去应对这些历史的挑战，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的未来，而西方的霸权主义已经落后了、腐朽了，我们应该让一切都回归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摆脱霸权主义，要剔除那种“世界宪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以及伟大的伊斯兰世界、欧洲世界、非洲世界一起来实现这一愿景。

（编辑  季节）

100多年来，我们党的伟大成就既有实践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历次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思想理论上建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党的宗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00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什么说100年没有变呢？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当中有一句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一个大党100年的宗旨没变，就是总书记概括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第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运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党的组织必须用党的指导思想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一切党的媒体必须系统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的著作编为生动活泼的读物，这些工作我们党坚持了100年。从我们大学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了不少西方理论，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第三，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就是要“知彼知己”。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研究世界局势和世界历史。

第四，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有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首先有党的思想路线。讲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工作要突破，不是说在干部中突破，不是在文件里突破，不是在概念上突破，关键是到群众中突破。在群众中突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努力发现好的做法、好的典型并加以宣传，即通过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让群众亲眼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最特殊的一面，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四点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根本特点。

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产生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思想路线。其次，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很多同志都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过失误，但也有伟大的成就。

1898年是中国洋务运动高峰期，中国工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占到8%。到1958年，中国工业恢复到占中国经济总量的8%，156个建设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工业化的骨架。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是从1958年到1978年，到1978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经济总量达到31%，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离开了中华文明就不能讲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毛泽东说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马克思说是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辽南这些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手工业、商业为主体的，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与西方发展不同。一些俄罗斯的同志去过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但到苏锡常地区看，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到天津去看，可以发现天津街上有许多百年的老字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商品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的特点。

第四，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解决好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怎么解决好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怎么解决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怎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跨越，一个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叫做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跨越就表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化，霸权主义的实力总体下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在霸权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种族优越论、“美国第一”，这个价值观在美国并没有动摇，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还相信这些。所以在当前，思想理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局面，价值观斗争是我们进行斗争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知彼知己，特别要深入了解世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势力总体下降，而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教优越、种族优越、文化优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质疑和批判，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这种声音在发达国家还处于边缘。西方价值观相对稳定，西方之乱还是稳定中的动乱或动荡。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的内部分裂与争斗是常态，联合不是常态，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是不能化解的，认为西方文明是铁板一块，可以轻而易举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一个最艰巨和最特殊的任务，是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是大多数，用党的思想理论去武装头脑，武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不是用概念、用文章去阐释，而是用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阐释。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调查研究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哪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落实得好，我们就应该鼓励、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宣传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么把党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试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让群众接受党的任务，这样往往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思想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理论工作是民心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推进宣传理论工作，绝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推进。

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重点不是在机关和办公室，而在第一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与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路线方针，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把思想路线的原则性、严肃性与政策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第一线，政策来自第一线的调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我们政策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而束缚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传播。

俄罗斯的同志可能了解我们在批评一种倾向，叫“低级红、高级黑”。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在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总结，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自信，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核心就是我们党最特殊的地方，俄罗斯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受到挫折和我们党历史上受到挫折的原因，可能就是“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理论纲领和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拥护、坚持都是无法实现的，不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而且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推进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特点。在庆祝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重温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这个光荣传统，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认真对待的一个任务。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