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庆，是在1951年之后再次露天举行的党庆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80多处提到“人民”，通篇凝结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顺应人民求幸福、民族求复兴的潮流，站在最广大人民这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现代化发展，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在探索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进行伟大征程的永恒坐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问题的郑重回答。

第一，百年前行，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书写下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

第二，百年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最大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生，也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连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并加强经常性教育。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密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第三，百年前行，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将一个曾经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从饥饿、混乱、贫弱，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根本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推动一大批惠民利民举措落地落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都必须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帮人民群众之所需、解人民群众之所困，把人民群众的事当大事，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是永恒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我们党必将把新的故事、新的传奇，书写在新的征程上。

（编辑  苏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从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恢宏的史诗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以史为鉴，我们要站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启新的征程。

目前，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大博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新旧文明的较量。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以及过度的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自私自利和只图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近些年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大选、及各种灾害中的表现，证明曾经风靡全球的所谓“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美国面临的危机揭示了旧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发展正在开启新的航程，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呼唤新文化、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文明，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新文明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拥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超越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为人类发展探索了新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完整的革命与建党理论和方法——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在革命斗争中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组织形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历史上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庭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的组织群众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推广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为有效和适用，同时在群体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它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

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和纠错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不断总结提高。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先进文明的融会贯通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快速进步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多项需求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中国原创，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核心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信息化所需的综合集成和一体化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新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新形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槃。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模式，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文明形态。

（编辑 苏歌）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型中坚持了正确方向

首先，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文化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维护和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在改革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屹立不倒。与苏共的失败教训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引领者，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却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却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去模仿苏联的道路，在改革中走向国家解体，而是愈发富强和繁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带有毁灭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苏联的失败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兴盛可能也与此相关。

总的来说，就我们个人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陨落有时是很容易的。中国没有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正确方向。我们看到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俄合作可以奠定世界很多国际问题的基础

此前有的发言者谈到了反霸权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说反霸权主义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看到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今美国以特朗普和拜登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霸权主义。

俄罗斯同样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或反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反霸权主义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在这个前提下，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和霸权政治做斗争，是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战胜霸权主义，那么霸权主义最后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悲剧。而中国的存在是霸权主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愿意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奠定今后世界上很多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中俄合作也应该旨在努力实现主权、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发展，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我们两国应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坚决反对霸权。反对霸权主义应该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前提，也是我们两国外交领域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有其自己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同样是有分量的。中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并在国际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看到上海的繁荣简直就和纽约没有两样。这里没有对人民的歧视，没有贩毒者，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本国文化基础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看看它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俄罗斯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也应该共同行动，让我们国家的发展能够对得起这样的成功。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的三极。像欧洲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应该相互制衡。如果说要发展真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应该允许世界的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起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应该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当中得以体现。

我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去应对这些历史的挑战，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的未来，而西方的霸权主义已经落后了、腐朽了，我们应该让一切都回归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摆脱霸权主义，要剔除那种“世界宪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以及伟大的伊斯兰世界、欧洲世界、非洲世界一起来实现这一愿景。

（编辑  季节）

100多年来，我们党的伟大成就既有实践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历次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思想理论上建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党的宗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00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什么说100年没有变呢？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当中有一句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一个大党100年的宗旨没变，就是总书记概括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第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运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党的组织必须用党的指导思想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一切党的媒体必须系统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的著作编为生动活泼的读物，这些工作我们党坚持了100年。从我们大学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了不少西方理论，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第三，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就是要“知彼知己”。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研究世界局势和世界历史。

第四，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有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首先有党的思想路线。讲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工作要突破，不是说在干部中突破，不是在文件里突破，不是在概念上突破，关键是到群众中突破。在群众中突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努力发现好的做法、好的典型并加以宣传，即通过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让群众亲眼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最特殊的一面，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四点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根本特点。

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产生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思想路线。其次，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很多同志都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过失误，但也有伟大的成就。

1898年是中国洋务运动高峰期，中国工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占到8%。到1958年，中国工业恢复到占中国经济总量的8%，156个建设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工业化的骨架。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是从1958年到1978年，到1978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经济总量达到31%，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离开了中华文明就不能讲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毛泽东说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马克思说是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辽南这些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手工业、商业为主体的，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与西方发展不同。一些俄罗斯的同志去过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但到苏锡常地区看，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到天津去看，可以发现天津街上有许多百年的老字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商品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的特点。

第四，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解决好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怎么解决好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怎么解决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怎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跨越，一个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叫做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跨越就表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化，霸权主义的实力总体下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在霸权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种族优越论、“美国第一”，这个价值观在美国并没有动摇，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还相信这些。所以在当前，思想理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局面，价值观斗争是我们进行斗争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知彼知己，特别要深入了解世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势力总体下降，而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教优越、种族优越、文化优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质疑和批判，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这种声音在发达国家还处于边缘。西方价值观相对稳定，西方之乱还是稳定中的动乱或动荡。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的内部分裂与争斗是常态，联合不是常态，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是不能化解的，认为西方文明是铁板一块，可以轻而易举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一个最艰巨和最特殊的任务，是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是大多数，用党的思想理论去武装头脑，武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不是用概念、用文章去阐释，而是用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阐释。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调查研究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哪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落实得好，我们就应该鼓励、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宣传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么把党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试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让群众接受党的任务，这样往往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思想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理论工作是民心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推进宣传理论工作，绝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推进。

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重点不是在机关和办公室，而在第一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与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路线方针，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把思想路线的原则性、严肃性与政策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第一线，政策来自第一线的调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我们政策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而束缚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传播。

俄罗斯的同志可能了解我们在批评一种倾向，叫“低级红、高级黑”。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在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总结，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自信，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核心就是我们党最特殊的地方，俄罗斯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受到挫折和我们党历史上受到挫折的原因，可能就是“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理论纲领和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拥护、坚持都是无法实现的，不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而且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推进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特点。在庆祝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重温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这个光荣传统，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认真对待的一个任务。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对两个大党的历史命运进行比较研究，是常言常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录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中国奇迹对世界的贡献

100年来，正是有了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构建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有使命感、事业心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政治领导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奇迹，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的17%。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近40%。中国以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能量和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火车头。

中国的成功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和自由民主模式，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而且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对外侵略、对外殖民的一个大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一个神话，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打破了“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普世论”等等；跨越了种种陷阱，包括中等收入等各种陷阱，动摇了美国例外论、美国特殊论、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独秀论等等，破解了西方自由民主普世论、自由论、万能论等等。

   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

我们都说，当今世界面临冷战结束后这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的信任缺失，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大国自认为战胜了苏联，取得了完胜，但是在2019年8月召开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霸权正受到深刻的质疑，他要求法国的政界要认清形势，反思和重新定位法国在世界的位置。

这30年来，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反转引人深思。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界之乱的根源在西方，在西式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政治民主的乱象是当今世界失序的根源。这30年来西方阵营所作所为非但没能造福世界，反而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失序。

    西式民主异化和自由的变质

我们都讲当今西方之乱病在自身，根本不能推诿于中国和俄罗斯。30年来西方民主经历了异化变质、反噬自身的过程。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西方民主正在慢慢死去。这些年来看，西方民主变质、变坏，实际根源也是在西方制度自身。除了有制度基因先天缺陷，也是这些年西方政客胡作非为导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森指出，美国的问题在美国政治的衰败，而衰败的美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所以说，我们将来面对的美国衰败，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难题。美国的衰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美国病和政治病毒

世界之乱的病源在美国。前不久德国一个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病人》，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形象，也很深刻。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既丧失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操守，也丧失了专业性。这些年美国政治、西方政治劣质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客想重拾民主、自由这些口号，重演过去冷战的一幕、复制“战胜苏联”的所谓经验，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政治力在衰退、退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唯选票化、政治低俗化、政治衰败、领导政治能力退化，西方政治陷入泥潭，美国的全球霸业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即将终结。  

前些天一个法国的政治家说，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在动摇。对这方面问题，中俄两国学者要合作研究。我一直认为，俄罗斯的学者对西方、对美国的研究往往比我们更深刻，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所以说，中俄两国学者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演变，要联合起来加强研究。

  从“移动的精灵”到光辉旗帜

“移动的精灵”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精灵”一词，俄文、法文也是这么翻译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治乱兴衰历史经验证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力量决定了输赢。

中共十八大文件中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死路和绝路，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抉择。这些年来，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而有意无意忽视背后的政治原因，特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些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选择性失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像美国的蓬佩奥这些极右翼的、甚至有法西斯色彩的政客们多次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是对世界（他所说的世界就是美国理解的世界）、给国际最大的威胁，这是完全荒谬和颠倒黑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是得到世界和国际社会公认的。

2012年的一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针对全球70多家跨国企业CEO的一项调查，当时有60%以上的跨国公司的CEO，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值得信任的组织。而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的得票率一个是30%，一个是5%。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以高度的组织性、政绩和高超的治理能力，在国际上包括西方的跨国公司的CEO中得到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提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

这里边有制度、有道路、有方向、有政策。我觉得“政治力”这个概念是很鲜明的。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各国政府、各个大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大考验。这是一种加时赛，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的大检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力和制度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当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是从国家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提出的重要命题。

2008年，美国发表了“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美国那时候还把中国排在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不到美国一半，48%，经济才是第三，只相当于美国的25%，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接近美国的70%，超过了前苏联的最顶峰时期和美国的比例。

其中还有一个数据，是说政治力、外交力、资源力、经济实力、教育实力。中国的政治力在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92%，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现在要评价的话，中国的政治力要大大超过美国。我觉得美国的负能量的政治力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能量，是破坏性力量。

我们应该研究，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哪些要素。我们都说政治力、科技力、文化力、人才力、国防力，国家的政治力值得研究。起码应该有政治制度力、政党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等，对外关系，对外能力。

现在是个大政治的时代，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大党和政治家的领导力，也考验领导的决策力。将来政治力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总结，西方的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代表什么？政治寡头化，政治个人化，老化、虚化，对抗化，其实是美国政治在浮华的表象下正在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背离实际。真实情况是有一个深暗政府，在愈发表现它的虚伪性、排他性和侵略性。美国政治在劣质化，美国政治能力也在衰退。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十分激烈。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参加的全球奥林匹克大赛场上，有经济总量、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领域的竞争，但是在这些背后的竞争，根本上还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力的竞赛。在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正是政治力的较量。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力，有胸怀人民、放眼世界、具有胆识的政治领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清和景明、国运宏昌、国泰民安的富强的新时代。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经过28年理论探索和艰苦斗争，72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只有服务于人民，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只有不断实现组织完善和队伍净化，才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

借鉴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与俄国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选择，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革命先驱在探索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已经由张西曼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多次出版印刷。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革命与战争的理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建设和活动的重要内容。莫斯科郊区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反映了这段重要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中苏结盟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对此，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常怀感激之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破裂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遗憾事件，中苏关系恶化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对双方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地区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著名论断和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约到期之年。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历史的结晶，是在吸取中俄近400年双边关系历史经验和面向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中俄找到了正确相处之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准则代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世界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出发，决定延期条约，在条约指引下共同应对百年变局。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特点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全球化并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持续半个世纪，这个进程导致全球财富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南北差距缩小。全球科技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信息技术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信息技术滥用却导致假消息遮云蔽日，经常使人们陷入迷茫。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集团的支持之力，是这一切的根源。但是他们却利用人们对现状不满而流露的民粹主义表现，忙于甩锅，转嫁危机。

常言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调整和进行自我约束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关注贫困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上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虽然现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一定能够在大变局中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俄关系是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

俄罗斯以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发展历史，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自身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完善，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就有保障，地区局势就多一分稳定与安全，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中俄双边利益，其精神并没有过时，将继续作为中俄双边关系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指导中俄两国携手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编辑  季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自由灯塔”和“世界权力托管人”自居，干预他国事务的野心在其独特优越感的驱使之下迅速膨胀。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演进

在国家利益当中，美国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杜鲁门政府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首次全面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体系，创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涉安立法走过了由综合到专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签署《2001年爱国者法案》，奥巴马签署《2015年美国自由法》，特朗普签署《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简称《云法案》、《2021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再归于综合的历程，执行机制和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的使命集中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矛头直指苏联。通过帮助西欧战后重建以及建立北约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罗织了西方世界的盟友网络，并通过扶持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动“越战”来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的使命在于维护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以及新生的联合国宪章，其危机感来自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高潮的战争威胁，美国采用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来防范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将中美两国彻底敌对起来。然而，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在对外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焦点仍然锁定于防范苏联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建交被美国认为是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苏联的一大胜利。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美国制造业大举外迁的热潮，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致使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升温，政治关系也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逐步热络起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接踵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使美国认为没有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开手脚配置市场和资源。因此，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重心在于敦促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扩大市场开放。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除了常规性地控制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之外，最为实际的是确保能源供应并将其价格控制在舒适区间，尤其是在国内限制发展核能的情况下，其注意力主要投向中东地区。布什父子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搅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重创了美国的神经，也使其国家安全政策转移到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上来。

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自足有余，除了常规性的毒品侵扰、自取其祸的恐怖主义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世界上似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报告》一直展现出防御型和开拓型两套战略。其开拓型战略着重强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繁荣的重要性，但各届政府对价值取向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小布什的《报告》突出了全球共荣观，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奥巴马的《报告》则坦言了美国优先的目标，称“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上任后公布的首份《报告》则以“美国优先论”赤裸裸地突出美国单方利益，称“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首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中国纳入到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之中。

特朗普时代美国内部矛盾在中美关系中的投射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金融化和服务数字化饮鸩止渴的不归路。美国极少数精英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和数字经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长达十多年的金融海啸以及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后即希望通过增收节支来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必须尽力满足三股势力的诉求：一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军方；二是要求维持股指虚假攀升的华尔街大佬；三是包括“锈带”蓝领和农场主在内的核心票仓。这些问题在国内是无解的，特朗普只能在对外关系当中施展拳脚。基辛格断言，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没有道出的是，美国自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这一根本原因。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成功地克制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冲动，他陆续收缩派驻海外的军力，并且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以摆脱其财政义务。他努力减少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但仍然无法摆脱通过物色假想敌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惯性。

特朗普政府奉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努力淡化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传统使命感，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等宏大议题鲜有问津，他不惜放弃多边合作平台和得罪传统盟友，转而全力追求自身的安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其着力点集中于阻止南部外来移民涌入，以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低阶层的就业，以及向主要贸易伙伴无差别地讨取最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削减美国连年深陷的贸易赤字。他擅长双边对决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法，因为多边场景会使其难以发挥美国的强势地位。美国援用的规则包括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以及针对重点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超级301条款”。这些做法均以美国进口市场为筹码，以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为手段，旨在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

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但是在美国观念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安全的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二战以及战后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表现出了迥异的民族性格。

美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长足的科技进步，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为什么一个拒绝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能够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推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质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中国源源不断地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质疑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质疑中国暗中与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结盟。而且，他们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实证。在缺乏真实实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捏造或者无限夸大中国现存的问题，以阻挠中国崛起。

在其贸易制裁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便获取向中国货物全面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的合法性，但因美国财政部拒绝配合其既定的裁定标准而落空，所以转而诉诸“301条款”展开了多轮加税，期间也经历了中国的多轮反击。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宣告了双方暂时休战。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压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尤其聚焦于通讯和智能科技领域中国脱颖而出的领先地位。其短线措施是将领先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关键零部件尤其是芯片采取断供措施，理由是打击对伊朗制裁的破坏者和美国科技在中国的涉军应用。其长线战略则是破坏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堵塞美国科技在研发领域向中国的无声传递。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基础上提出了貌似宏阔的印太战略，而实际上没有展现具体的动作，反而因退出TPP而形成了战略收缩的格局，因此对于中国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肇事于“89风波”，沿用至今的基本规范是1992年《美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原则上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作为独立关税区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以及签证政策方面享受有别于大陆的优惠待遇，如购买美国敏感技术和实施优惠关税等，核心理由是保护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环境，而更深层的动机是保持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监控力。

自1993年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阶段性地向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主要评价香港所谓民主自治的状况。根据香港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美国国会不断有人在酝酿对《美港政策法》进行修订，但始终未能成型。2018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出重审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与政策，以及限制售港潜在军用高科技，特别是应对《逃犯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美国密集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后称《香港问责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严厉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在国会的敦促下，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否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地位，在贸易税率（包括贸易战下所增加的额外关税）、签证安排、出口许可证豁免等方面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港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美国财政部正式实名制裁11名中国官员。

拜登政府战略路线及对华政策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

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调和深陷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团结两党，二是控制疫情蔓延以恢复经济增长。其战略重心集中于三个方面：（1）推动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推动1100亿美元的科技创新计划；（3）重返《巴黎协定》，大幅提高主动减排力度。

在国际关系方面，拜登政府的宏伟目标在于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王者荣耀”。为此，拜登政府祭起推行民主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两面大旗，试图以价值理念来重整国际民主统一阵线，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及人类命运中的领导地位。认定并孤立共同的敌人或对手，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识以及联合盟友的惯常手段。拜登4月份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其矛头主要指向三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有雄心在地区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比中国小一些。”俄罗斯只是“世界上的麻烦制造者”。

近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渐清晰，大致可以归结为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突出了三个特点：（1）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势力（revisionist powers）”；（2）专门剔除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3）将全世界视为竞技场，为了美国一己利益，不惜与任何国家翻脸，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和伙伴。

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政府：（1）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上升实力和雄心的挑战者，进而联合各类盟友和伙伴，并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孤立与打压的态势；（2）以高调推行民主政治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抓手，试图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美的合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尽管阿拉斯加高峰会谈已经显化了双边的长期矛盾，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很快达成了合作成果，而美国的意图则是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疫情防控合作尽管在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拜登政府要求情报部门尽快进行病毒溯源，并督促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二次核查，显露出其对中国预设的强烈指向性。

美国已经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内发生。”

2020年年底，正值白宫权力交接之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0 Annual Report），从中确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它从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等四个领域全面阐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用两章讨论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及应对策略，向国会提出了19项建议，主要包括：（1）在信息、媒体、外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全面贯彻对等原则；（2）国会责成国务院调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搅局行为，并出具年度报告；（3）扩大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授权，监控中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补贴行为；（4）对违背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并溯及其母公司；(5）全面防范并惩处技术窃取人员；（6）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技术标准委员会，以增强美国对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7）责成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以防范其利用美国根据《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授予非洲原产地的优惠条件，绕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及其他管制；（8）在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属下创设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hina Economic Data Coordination Center），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官方及民间经济数据，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9）调查美国在华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10）减少对中国医疗用品进口的依赖；（11）全面加强与台湾合作；（12）支持香港居民免受政治迫害。

2021年4月，美国出台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将中国定性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前提下，确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方针。该法案认定，中国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力量，立志成为美国在全球接近伯仲的竞争对手，既而与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冲突，中国的现行政策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未来格局构成威胁，因此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

该法案共罗列了21个抗衡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1）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主宰；(2）维护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防范中国恐吓及其他不正当影响；(3）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4）展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力量，增加中国势力扩张的代价；(5）确保自由、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压制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6）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一道弘扬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问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信仰自由以及毁约行为，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实施制裁，支持香港民主进程；(7）防范中国对美国的个人和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8）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9）揭露中国以贿赂、恐吓等不正当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10）支持私营部门在新兴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法案也提出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11）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12）与中国展开公平、对等和健康的竞争；(13）在经济交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保留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时期，《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国会讨论，主旨在于提升美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其中只字未提中国，但迟迟未能通过。然而，拜登执政后，2021年 5 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出的版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认定中国已“接近成为科技领导者”，并指出中国已成为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提出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宣传是以侵犯人权和挑战长久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代价的。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该法案布局了十大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要求在5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创建新的科技中心。法案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阻止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体做法包括：（1）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在一年内制定侵权企业名单；（3）与“五眼联盟”成员商讨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协议；（4）增加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抗衡“疫苗外交”；（5）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以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6）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涉足范围，监察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财务转移。

拜登政府当前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

（1）力图在人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形成联合阵线，因此大肆渲染中国在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迫害。

（2）拜登于5月5日责令美国情报部门深入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包括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3）加紧对本年底到期之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全面评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只是双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相当巨大的挑战。言外之意是，要更加系统而全面地确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直到中国对美国的要价做出积极而务实的响应，覆盖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戴琪试图针对中国展开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全面更新美国的贸易立法及政策，将美国劳工权益、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至为关切的内容充实进来，并增强对华谈判的筹码。

（4）以涉军为名，继续扩大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交易的限制。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颁布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清单。小米和箩筐科技通过诉讼程序赢得了免予制裁的结果。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匆忙修补了这项投资禁令中的“漏洞”，宣称增加了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扩大了打压力度和范围，并确保此项法律的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禁令的“黑名单”。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我们要研究主要合作伙伴的最新对华政策，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突破美国主导的战略围堵。

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感召、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罗织多边统一阵线，然而其认定的盟友与伙伴均抱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可能完全听任美国的摆布。因此，中国拓展并深化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但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提出建设性的互利共赢方案。

英国3月16日公布了100页的《竞争性时代面向全球的英国》报告，这是其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外交文件，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有敌意的国家”和“主要威胁”，而中国只被视作“竞争者”。报告中说，“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具有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中国在今后10年将对全球增长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令全球经济受益。”

3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公布的首份《多元化的关系，建设性的对话——2021-2024中国战略报告》，认可两个国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但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强调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对话机制。报告认为，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分裂，均不符合瑞士的利益，而推动全球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确保全球经济不受干扰，仍然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2.认真审核《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不可抗力和美国单方责任为由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迄今已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跟踪报告，2020年度，中国对美国进口总值为999亿美元，距离承诺的1731亿美元，相差约40%；就当前局势判断，完成本年度的采购目标亦存在实际难度。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扩大美国出口的早期收获，特朗普政府的明确计划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政府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等议题。

我们要研究拜登政府下一步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5月27日，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与刘鹤副总理的视频会谈只是一种表态和摸底，双方都认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保持相互沟通。戴琪强调了拜登政府坚持以维护美国劳工权益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但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

中国应该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进度、疫情构成的不可抗力以及美国方面配合不利等因素，摆出明确的事实和可靠的证据，以争取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3.认真研究拜登政府援用的三份核心文件，对其行将采取的对华措施做出合理预判，抓住机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要研究、客观评估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批评意见，正视中国在自身发展以及对外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可以考虑纳入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来。

美国系统化、法制化的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机制，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另外，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全国布点、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促进全面创新的总体布局，可给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5.主动提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我们要贯彻习总书记“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号召，以实际倡议和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的引领作用。建议主动提议在中国创立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采用亚投行的成功治理模式，建立系统学科和研究课题，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并为多国培养专业人才。

（编辑  季节）

舆论战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的其他战略能够首先奏效时，它不会使用舆论战战术。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明显毫无办法：美国的经济战已经失败，政治战看不到前景，它在第一岛链又失去了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颠覆与煽动战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战场，舆论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个战略做准备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

美国的历史传统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是美国与中国崛起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所谓西方崛起和美国的发展，是依靠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国家契约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历史观，以及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意识形态所重新塑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美国在赢得冷战后重建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掩盖了当年通过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发家史，不仅为其野蛮行径进行遮掩辩护，还为它在21世纪维持全球霸权提供话语权。

美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了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土地规模，其土地资源作为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最根本资源在美国早已满溢了。有了这些土地，才有了大量的从欧洲和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移民和资本。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大要素都来源于对土地的掠夺。与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英国一部分发展动力来源于内部掠夺，例如圈地运动。而美国全部来源于外部掠夺。

美国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将整个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资源地和市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绝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美国资本迅速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金银开采、矿产开采、种植园和大部分大型工业生产活动，所有企图将经济脱离美国的控制、实行国有化的政治家都被美国幕后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一度真正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在20世纪开始了全球的扩张。美国向相互竞争、对立的欧洲大国提供资本和产品，培植它们的战争能力。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培植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相互损耗到精疲力竭，美国得以迅速控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其经济和金融依附于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摆脱美国的倾向，美国立刻施以颜色。

多年来，欧洲和日本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霸权的掩护下，以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经济的羊毛，其科技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对其他国家也使用军事威慑、政治欺凌、经济盘剥、资源掠夺、文化压制等手段。总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期也得益于其对外部的掠夺。

 美国作为多元国家，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时期，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美国一直是通过攫取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包括中国等国家长期为美国提供的廉价产品。 

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很大，远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一直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靠外部攫取喂肥“家猫”的办法，平衡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一直受到革命的威胁。 

但是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靠超发美元攫取通缩产品的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样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竟然翻了车，这种寄生生活，或者说是“印假钞买外卖”的生活竟然让自己家的长工失去了工作，又不能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家里翻了锅。 

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经验和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能给美国找到一条新路吗？应该说他们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因为唯一的新路就是平衡美国的贫富差距，回到新政的道路，这可是要了他们精英的命的事情。 

美国只有一条老路可走，就是维持美国霸权，继续剪世界经济的羊毛，用来补贴内部捉襟见肘的资源平衡。这是一条既能安抚国内的中下阶层，又能使美国的上层阶级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子。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来都是，将来也仍然是为它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文化是从西方2000年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统治术，它们靠“民主、自由、法制”发展起来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美国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神话，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有强大的谎言文化、谎言政治和谎言机构，这些是中国学不了、也不能学的东西，一个正常人和撒谎成性、欺人成性的流氓是没道理可讲的。它和美国的国际战略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纽带就是美国的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早已破产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六大战略支柱上，一是谎言与傲慢；二是侵略与屠杀；三是威慑与讹诈；四是遏制与围堵；五是封锁与制裁；六是颠覆与煽动。 

谎言与傲慢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理想主义战略或自由主义战略。美国宣称，他们的国家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并且他们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他们是所谓“山巅之城”，可以俯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上帝的特许之人、特许之国，别的国家必须听从他们的；他们还具有“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包括随意对他国诉诸武力，别人则不行。 

然而，美国的所谓“自由”只是美国统治精英的自由，不但美国的少数族裔和下层人士不享有这种自由，而且还不许其他国家享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美国“自由”的惩罚。 

所以，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其本质是“美主”，别国政权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为标准。符合美国心意的，即使是君主制也是民主的；不符合美国的心意，民选政府也不是民主的，美国必将进行干涉，必欲推翻而后快。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蒂姆·韦纳在他的名著《灰烬的遗产》（中译本名为《中情局罪与罚》）中描述了美国中情局以冷战名义在拉丁美洲先后推翻了11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式民主政府的过程；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70年代，又支持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府，并支持萨达姆挑起长达10年的对伊朗的战争，然后又以一小管洗衣粉的谎言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了印尼苏哈托的军事政变，然后支持了对印尼华侨的大屠杀。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柬埔寨的朗诺政变，推翻了受柬埔寨人民拥护的西哈努克亲王。中情局还曾枉费心机地向西藏空投特务和叛乱分子。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然后他们又花了20年时间以2万亿美元和死伤2万多人的代价，与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些组织打仗，现在正在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上世纪发动的两场正式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民主”的名义下，美国不但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国际上推行国家歧视政策。美国甚至可以直接地侵略和屠杀，直接侵犯别的国家人民的主权、人权和自由。 

特朗普把美国媒体描述为“谎言媒体”，把华盛顿决策层形容为“华盛顿沼泽”，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战略不屑一顾，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占了美国民众的一半，这说明美国人也看透了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拜登这位“老牌政客”，又把这个破烂不堪的旗帜打起来，又捡起通过超发纸币剪世界经济羊毛的损招，就像它们生命一样，还长的了吗？

美国的主要国际战略

美国的谎言与傲慢战略，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由于其旗号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美国国内也被美国的主要战略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了。例如，基辛格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称为是新十字军战略，而哈佛大学教授、所谓进攻现实主义战略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接斥责自由主义战略为谎言。所以，自由主义战略破产是美国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重要表征。

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五个战略支柱，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战略。其中的侵略与屠杀就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不断地遭遇失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和体制精英十分清楚，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遭遇了失败，因而在实施时变得小心翼翼了，例如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已变得用言语恫吓配合军事小动作，而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或者我们称其为侵略与屠杀战略，列为国家安全文件中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执政时，这个战略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执行进攻性战略，美国早已力不从心，但在美国战略学家中，现实主义战略仍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那么美国国家就变得毫无战略语言了。战略理论家认为不需要再举着谎言的旗帜，直接拿国家说事就可以了。政治家和统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到处开展了，即便对中小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线太长，设定的战略空间过于广泛，美国没有力量来维护战略学家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理论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战略，这就是大国竞争战略。这也是拜登抛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战略主要背景。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有虚与委蛇、不可言明的内涵，其实质就是美国现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剩下的四大战略，它们成为美国当今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 

威慑与讹诈战略建立在美国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过去，对于中小国家，美国是不由分说直接入侵，威慑与讹诈主要用于大国竞争。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连连失败，直接入侵这个选项，即使对中小国家也慎重了许多，更多地使用了威慑与讹诈战略，这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威慑与讹诈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在古巴导弹危机、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都使用了这种战略。美国现在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更新战略核武器，都是这种威慑与讹诈战略。 

遏制与围堵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外交实力。美国利用控制国、依赖国和敌人的敌人来构建对敌人的包围圈，将对手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由这些国家当炮灰、打头阵。 

美国将它所控制的国家称为盟友，实际上这些所谓盟友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它们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金融与美国深度挂钩，因而将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出让给了美国。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它们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 

美国的所谓盟国根本不是主权的独立国家，美国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早就爆出，以及最近丹麦再次爆出的美国对所谓盟国领导人进行全面监听，而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国对此无可奈何，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封锁与制裁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对于对手国家、潜在对手国和“不听话”的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直到高科技封锁甚至经济封锁。美国依仗自己及盟国的巨大市场和高科技及其产业优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所能控制的国际市场空间，造成被封锁、被制裁国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从而离间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削弱这些国家得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而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竭其所能，只能延缓差距缩小的趋势，而无法逆转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倚重它目前享有最大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仰仗美国的意识形态、情报和媒体实力的颠覆与煽动战略。 

美国的战略运作，是灵活地运用这四大战略支柱，或者是运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或者是几个全部招呼上，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舆论战也是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需要针对其制定自己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其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征，投入资源、改造结构，使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部分尽快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编辑  季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编辑  季节）

为人民服务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主要理由之一，但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这份报告和 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

事实上，有关“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然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同时也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

从 1949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 2018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华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遏制政策的变化，必须高度重视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

    2008 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从领导换届和政治路线不断调整，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

    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将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

    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1978 年之后，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此后，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导致国家的解体，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梦的机会。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

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

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的中心。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20世纪90 年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时刻都在关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虽然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同时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大环境下，美国资本得以有机会收购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美好时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发生了中国南海撞机一类的冲突事件。然而，“9 •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针对伊斯兰世界长达十年的“新十字军东征”。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之间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一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可以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然而，从美国的眼光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是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而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时，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场令世界瞩目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 •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

这两年，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压力，它们在中国已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获取暴利，但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战略收缩。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迅速击毙了本 • 拉登，随后宣布从阿富汗撤军。2011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 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计划将 60%的海上力量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国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推动、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都是遏制中国战略的实施步骤。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做法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海空力量持续增强，在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美国对华政策的尴尬处在于：一方面要政治上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此后，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其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 1993 年到 2009 年，是中美在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时代。从 2008 年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是中美在经济上继续保持合作而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10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结论。这是共和党特朗普取代自由派的民主党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走向的能力。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年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策略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美国内部对1949 年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就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在华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也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构建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间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主导权的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用的战争手段，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也就是“冷战”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多数情况下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综合性整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是围堵遏制，后者是接触诱导。由此，“冷战”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也是超级大国间的国际战略之争。在实施方式上，苏联更多采用比较直接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综合发力，尤其注重采用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追求“不战而胜”。

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其理论架构包括基于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其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多党政治制度，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所谓“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经过漫长的“冷战”岁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革和“新思维”正好陷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陷阱，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中国在20世纪80 年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曾遭遇“和平演变”战略带来的威胁。幸运的是，中国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苏联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人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他们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体制，力图利用金融资本裹挟政府权力，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他们试图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时期内不少官员日益腐败。一些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出现了“裸官”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很多官员因丧失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成为“两面人”而受到惩处。从思想文化上看，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一度形成一个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

2008年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主张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一连串成就，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预想的“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十字路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

    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到西方世界，美国迫切需要得到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西方，而希望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希望以多边主义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图谋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并以此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此时，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著名者如伯格斯腾提出的中美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G-2”构想，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提法和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企图诱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白条）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也要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而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中国就更要高度依附美国，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

    “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不健康、不清醒的状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幻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为中美间的稳定友好关系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这个社会基础既可以成为促进中美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力量，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

（编辑  季节）

做学问不能讲空话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我们搞学问，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场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一些模型和数据来，一套一套的。这是没到生死存亡时，如果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再说广义概念，就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被理解。

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家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1]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时，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等等。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都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你媳妇今天给你打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对你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好学问是要把学问变成改变世界的刀子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记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扑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你就要为孩子找食物、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菜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卖，打电话。

好学问是把学问变成改变世界的刀子，不好的学问是把改变世界的刀子变成无问西东的“学问”。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一些片子中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现在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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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个建议，既针对“十四五”规划，同时对未来十五年有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和安排。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对多数问题没有做指标性的部署，而在全国人大通过的规划纲要中，对相当多的内容给出了具体的指标，使中共中央的建议加以具体化，内容更为全面、充实。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中央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样一个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发展阶段”，可以联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发展阶段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也是我们党通过几十年的奋斗，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立足新发展阶段，主要是指：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转向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取得了战略性的成果，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时期要趁势而上，这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五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讲的：开展战略性的思考、系统性的规划。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局。

第一个大局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是东升西降，其中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一百年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已占有很大比重。2020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美国是20万亿美元，我们是14万亿美元。短时间内，世界经济中突然加入如此大分量，它引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多极化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大国竞争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产生了多种的分化组合。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的美国模式转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模式。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模式。过去几乎全世界都是做的美国梦，认为只有美国文明、美国道路才是通向现代化的模式，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也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而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通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现代化文明的道路还有中国走出来的这样一条道路。中国无论从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再到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但可以看到，我们未来通向现代化所探索的道路是非常明确、非常有希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的这句话，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家和政客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中国的道路直接挑战了美国梦和美国的文明模式，而且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你直接挑战了美国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新产业革命，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的公共活动都搬到了网上，这给人们很多新的启示，比如说教育，去年北京的大中小学都上网课，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将来是不是都要建那么大的校园和那么多的建筑物？当然线上教育不可能替代校园生活，但一部分教学内容在网上教育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网上师资可以统一，例如北京市的某一个区，某一门课是选全区最好的老师来上，无论是几类学校，它的师资都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它为教育公平、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

第四，全球治理发生了变化。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这是一种民主化的治理模式。二战后，美国被西方推上了凌驾于各国的领导地位，它牵头建立了联合国，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通过召集G7会议，后又召集20国集团。构建西方大国集团来主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美国对他的西方伙伴也从来不客气，像上世纪80年代，马克兑美元的升值，日元兑美元的升值，都是美元打压的结果。目前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面前，美国的独家霸权遇到很大挑战。特别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WTO的治理原则要求高度民主化，由于WTO的决议要求全体成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成立，美国的指挥棒不太灵了。

第五，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部分国家和部分群体能够从中受益，但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群体都能从中受益，处于边缘化或不利地位的国家和群体，可能受到损害。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客观发展规律，我们要继续推动它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更多的国家、更多的群体能够从中得到实惠。这为我们展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个大局观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局。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小康社会；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800-1000美元这一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前两三年我们已经实现了。2017年十九大提出，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1921年到2020年是第一个一百年， 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2020年也是我们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一年，在中国境内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世界银行、国际组织搞了很多年。中国实现了第一步脱贫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在世界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个一百年是1949年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部署分两步走，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尽管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化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欧美国家没把中国的发展当回事，从客观环境上看，我们有一个战略机遇期。现在我们要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期。对付周边复杂的问题和国内经济建设这两方面，我们要避免舍本逐末。我们认识战略机遇期，在更大的程度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搞好国内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更主要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要好得多。那时我们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但我们也走过来了。所以要全力把国内的发展问题、建设问题搞好，国家强大了，这些问题自然就能够迎刃而解。

新阶段发展的内涵也在转变，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国的情况要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好得多。2020年，我们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阶段性胜利，经济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去年不仅疫情得不到控制，种族矛盾尖锐化，而且它在总统大选中的闹剧，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它的所谓民主自由都产生了质疑。

中美两国的治理理念不一样。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美国是以资本为中心。美国疫情还没有缓和，就嚷嚷着要复工复产，因为一停产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利益。如此导致疫情更加严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仍是高度不确定的。今年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6%，中国经济增长为8.4%。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预测的目标是6%，国际组织对中国的预测远高于中国自己的目标，这是很少见的。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第一招就是经济刺激。3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的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它有一部分钱是直接发到个人，每人发1400美元；其次还搞了一个八年就业计划，主要是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八年共投资2.35万亿美元，通过财政手段刺激，实际上就是增发国债。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进一步放水，然后美元流出美国，让世界各国买单。全世界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将面临新的动荡，这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影响。

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20%，人民币中间价从6.9元到了6.5元。人民币升值，一方面说明人民币是稳定的资产，升值对进口和对外投资都有好处；但同时它又削弱了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对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一个新的变量和阻力。

目前大国关系正在不断的分化组合。去年美国和欧洲盟友关系疏远，利用这个时机，我们签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包括中日韩和东盟等国；以及中欧投资协定。拜登政府上台后修改了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开始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又面临一个变数。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和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不一样。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不会变。但也会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中美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以合作。我们要善于捕捉美国政府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这是我们的愿望。

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其实是不可能的，2020年中美贸易额比上年是增长的，今年一季度也是增长的，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结果，它自己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却反而增加了，它的贸易地位下降了。抗疫期间它想恢复防疫物资的生产线也做不到，必须靠进口。现在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是东欧了，第二是欧盟，第三才是美国，但是它还是在增长，说明中美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怎样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使中美经贸关系改善，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2020年，我们在克服美国对我们遏制，印度对我们的蚕食，南海维权，反台独、反分裂，应对涉疆斗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今年以来，境外一些势力还在搞事，包括利用商业组织对新疆棉花进行抵制等等，这些对我们都不会形成什么颠覆性的破坏作用。想从根本上遏制中国，那是蚍蜉撼树。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通过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通过这两个法律，使得香港局势基本稳定了。但围绕香港管制权问题的斗争仍然很激烈。为了防止港版的颜色革命，确保一国两制能够正确贯彻，我们一定要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者治港。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包括实现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这些需要联系实际，不能仅流于概念和道理。具体的体现，主要就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所阐述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第一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大幅提升；第二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第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四是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第五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还有两个目标，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要实现交通强国、贸易强国目标。 

纲要中提出，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只提出了定性指标。所谓中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可参照的是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25个成员国是确定的发达国家。那么中等水平是什么水平呢？韩国在其中处于中等位置，在世界银行统计中，2018、2019年韩国的人均GDP超过3.1万美元，这是现在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参照标准。

另一个可参照的是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按国民收入的高中低划分层级。中国现在处于中高收入水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是动态变化的，世界银行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从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这个阶段。而且一般的国际社会也认为人均 2 万美元的 GDP 是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标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2035年达到人均GDP3万美元以上是有困难的，但如果未来15年我们能够将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5.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在6--6.5左右，人口规模维持14亿，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这个门槛，多数的经济学者认为还是有把握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要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其中要求全员劳动生产力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GDP的增长率，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同时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0.6%提高到2025年的65%。创新驱动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指标，比如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达到7%，增长很快，说明未来更重视科学技术和创新驱动。另外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抓手，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这些都是关于质量效益创新驱动方面的要求。

在民生福祉方面，要求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优先；五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年提高到11.3年，就是要在“十四五”或者稍长一段时期普及高中教育；以及每千人口医师的数量、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每千人口的幼儿园数量，都有具体的要求。人均预期寿命由77.3岁提高到78.3岁。

重视绿色生态发展。这里核心问题是实现碳排放下降，五年内单位GDP的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有具体的要求。要求2035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视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保持1.3万亿斤以上，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46亿吨标准煤，这是安全保障方面提的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环境变化条件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也是为国内大循环服务的。中国GDP中的国内贸易占比高于外贸的占比，特别是服务业比重上升较快，有助于强化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服务业的特点是它的很多产品可贸易性不强，它只能在当地消费。我国将来教育、医疗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当然教育、医疗可以部分发展远程服务，但也只能是部分代替。好些服务劳动，比如说理发、修鞋更多的是当地消费，服务劳动、服务消费它是同一个过程，可贸易性比较差。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以国内循环为主。

第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经验总结。就是说从两头在外模式逐步转向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我国在开放初期，鼓励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是促进高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就有能力扩大进口、对外投资。另一方面，我们已有大量外汇储备。为国内大规模开发建设增加了资本，并支持了货币增发，支持国内大量开发区的建设。地方政府用土地做抵押贷款，从而推进了土地的资本化。

现在我们更多的外汇转向支持国际金融治理，就是说，人民币增发的主要渠道，改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其他的市场操作手段。这些外汇储备支持了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扩大了双边本币互换，促进人民币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的资金流通，提供国家信用。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成为第三大货币，这就成为支持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人民币不完全是为国内服务，正越来越多地支持国际金融，这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改革美元霸权的国际金融体制也在发挥着作用，这是我国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方面。

第二，中国主导共建“一带一路”。这不仅突破了原来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地理空间的局限性，而且带来了双边、区域方面的很多新的治理模式变化，还有对外投资、中欧班列等方面的变化。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中欧班列，它的意义是伟大的。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史从来就是海洋贸易史，而中欧班列开通了国际陆路贸易，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而且还改变了很多方面，包括解决我们的海外仓库、海外站点等。去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海运停摆，而去年中欧班列的运行数量大增。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进展不大，将来通过铁路进行的国际贸易可包括西向和南向，国际贸易发展就有了更多的篇章。国际社会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发展的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互动，其实也是双赢，美国人在中美经贸当中得到的好处很大，普通百姓得到了大量廉价的日用商品。当然我们也有好处。2017年5月25日，中国商务部发表了《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把双方的好处一项一项都具体列出来。这个都是公开的文献。

着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原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两会上发言，说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要30年。我们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确实有很大成就，在世界上也被人看重，但是我们的工业从总体看，还处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状态，基础能力薄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而且我们这些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的过早过快。

发展服务业本身没错。但是现代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制造业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所以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技术高级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我们存在关键的基础部件缺陷，还有配套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产业链供应链都要继续提升。

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主要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型，提出产品、行业的发展的方向。发展服务制造型是制造业的一个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将制造技术要素变成它的附加值。

第二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智能技术等）、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发展的目标。谋划未来产业要融合前沿科技，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基因技术不仅是生物制药，也与农业有关。

第三是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我们现在的能源总消耗中，煤炭消费占56.7%，占比依然偏高；石油天然气分别是19.15%和8.5%，非化石能源只占15.7%，而且油气高度依赖进口。短期内也没法改变。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给相对比较有保障。如果我们“一带一路”发展得更好，我们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运输线，我们在海外也可开发一些油气资源。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增量部分主要靠非化石能源，例如光能、风能、水力发电，以及核电。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和目标，就是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沿海核电建设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提高到20%，相当于目前欧洲水平。要扭转煤炭消费比重偏高问题，要控制煤电、以电代煤，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

交通强国建设工程。我国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经国际领先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中，又部署了一批发展项目。航空运输的航线已经铺开。关于加强邮政设施建设，邮政快递业发展很迅速，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环境和设施问题，大量消费品都靠快递，将来快递要下到农村、厂矿，包括出海跨境电商，要建设海外仓。通过“十四五”规划实现交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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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司马南：今天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曹教授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对很多现实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与曹教授就新疆棉花事件进行对话。中国棉花中的翘楚是新疆棉花。近一段时间来，白棉花怎么就上了黑名单了？这件事儿中国老百姓想不清楚。但那些制裁中国，把中国列入黑名单的人说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存在人道主义灾难，甚至种族灭绝，所以要把你列入黑名单。这不是瞪眼撒谎吗？

但是瞪眼撒谎的事儿，西方列强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单边霸权主义者已干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段。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仅从一般的道德义愤出发声讨。这件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学理上进行条分缕析，从那些制裁中国的人和机构所属的国家集团，以及他们一贯的行为轨迹来看，就有可能找出更深一层，或者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新疆棉花战”突发的产业沙盘推演

司马南：新疆棉花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新闻里边还有很多关于新疆棉花的讨论，老百姓的议论挺多，一般是在道德层面泛泛地议论。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新疆棉花这件事，你能给出经济学方面的解读吗？

曹和平：先看产业背景。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左右，我们的服装业占世界市场的51%左右。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几乎各个地区各占全世界棉纺业15%左右的市场。如果人家要跟你打贸易战或产业战，不仅是在高新产业领域，也会涉及到常规产业领域。打击中国的棉纺产业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选择。我们国家的棉花产量去年是561万吨。全世界的棉花产量大概在2600万吨左右，我国占全世界棉花产量的22%。

司马南：那比1/5还要多。

曹和平：换句话说，你占全世界棉纺织业50%左右的市场份额，你自己才生产了约22%的棉花原材料。想想看，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总量意义上的棉花纯进口国？

司马南：当然。

曹和平：所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人打击我们中国新疆的棉花，把它污名化，比如说新疆的棉花卖不出去了，即使我们把新疆的棉花完全自己消费，还有一半的棉花原料需要进口。但只要我们出口，就不得不买外边的棉花，这可不是还有一半原料差额的问题。中国会成为世界棉花原料更大的买主，谁受益呢？

司马南：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但为什么会是新疆棉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事件是怎么来的？

曹和平：谈产业战问题，还需要梳理一下。特朗普开始跟我们打贸易战时说“我们要平衡贸易，所以你要买我们的东西”。

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中国说：“好吧，我们买。你要我们买多少？”美方回答“4000亿美元”，要别人平衡自己国家的贸易账户，坐地起价。

当中国谈判代表去美国谈的时候，美方又坐地涨价，要8000亿美元，中方捏着鼻子答应了。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开了新闻发布会，双方算是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当我们的代表团刚回到国内，还没来得及在部门之间统一协调这个让人不舒服的协议，美国那边更高级别的领导隔洋放话，说8000亿美元还不行，我要的是连续数年的平衡，至少是16000亿美元。

遇上这样的谈判团队，那就请他们到中国来谈吧。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和进口增加的需求，仔细核定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承担额度，把执行年度延长一倍，答应购买总量16000亿美元的产品。可是，美国贸易代表团回去后又提高到32000亿、甚至40000亿美元的要价。而且语带威慑，说我们必须得买他的东西。这就不是谈判了。

本来，美国要中国来平衡它自己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就像你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要中国帮你来调结构一样荒唐。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特朗普在执政4年中，把中美间贸易摩擦延伸到产业问题，要求各种产业回流到本国；又从产业问题上升到技术方面的冲突。从贸易之战、产业之战、技术之战，最后上升到了增长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的高度！在过去4年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如果用“战”来描述的话，他把战争级别抬高了五六个台阶。

过去几年，特朗普在全世界搞得天怒人怨。他不光打中国，把盟友也打了个鸡飞狗跳。拜登上台后，人们对他的期望是，重拾他的民主党前任在全世界奉行的战略，向自己的盟友道个歉。在中美关系上呢，你把岔道搬回到原来的传统轨道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拜登是今年1月6日上台。上台前的两个星期，有一个我们叫“BCI”的国际组织（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直译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棉花协会）。

司马南：对，棉花协会。我们就叫“棉鞋”。

曹和平：当协会还真不够格。它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2009年，它在中立国瑞士注册。这个不起眼的组织2012年在我国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那时我们国家消耗非常多的棉花，做各种世界品牌的代工，像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像 H&M这种销售各种高档棉纺品的超市很多。BCI就这样和我们新疆的棉花联系起来了。

当时，它是以亲民亲商的姿态到我国注册的，我们当然欢迎。可是，它在拜登上台之前两周，用英文发表了一个宣言： “中国的新疆在人权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是奴役式的劳动，然后从全世界来赚取利润”，所以“我们要让新疆人从奴役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使用中国棉花的品牌企业不要再用新疆的棉花”；而且说：“我们希望全球的棉花使用商注意，BCI下的超级棉花消费商不再为中国新疆棉花提供质量认证”。

换句话说，你新疆的棉花哪怕是一级品，它也不认证你是一级品。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美国就是想要全世界棉花消费商不再买中国的棉花。它企图将中国棉花的供应链在全世界范围打断。可以想象后续的影响：第一，在中国的纺织厂商要保持自己的品牌，但中国国内生产的合格棉花没有认证不能买，只好从国外进口；第二，虽然中国的棉花能满足自身一半的纺织厂商需求，但有些特殊质地的棉花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的棉花就会形成结构性过剩。这样我们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就会受到伤害。可以看到，原来BCI这种表面上是一个非政府的、亲商亲民的国际组织，在关键时刻就开始咬人了。它这所谓无偏国别利益的NGO到底是偏向于谁？它成了一个政治定时炸弹。它在中国蛰伏9年，到这个时候引爆了。这是碰巧吗？

现在我们看到，新疆棉花问题是一个以人权问题为幌子爆发的产业战。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

BCI不是一个普通的NGO棉花协会组织

司马南：BCI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有个最新声明。这个声明说，“我们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现象。我们受到了某种压力，所以又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事情做的波澜起伏，还是他们确实受到了某种压力？

一个月前，它还说我们的棉花是好的，然而就在这个月里突然改口说强迫新疆人劳动，现在又自己把这个说法撤回了。这就跟好莱坞的编剧一样，故事编的真是第一等的错综复杂。

曹和平：它第一次发的倡议说，中国在新疆棉花生产方面有人权问题，使用强制劳动，其实我们摘棉花早已使用机器了。它说的这些事情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一，中国人如果把新疆棉花产区机器摘棉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它这个组织还能存在下去吗？

第二，如果中国还像前些年自媒体不发达的情况，它一嚷嚷说我们存在问题，老百姓也许会跟着相信这些组织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西方说什么我们坊间跟着说什么一样。一些大V和公知在网上唱什么调，还会给我们带来不大不小的拨乱反正难题。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了，中国老百姓的信息相当透明，如果这个组织再不矫正就太出丑了，它可能就会被永远甩出中国的市场了。

如果BCI是以对世界棉花生产品牌厂商的服务为生存基础，同时得到某些竞争性国家的资金支持，寻求生存空间，那么它一旦失去了在中国的业务市场，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的企业，就会跟它做某种业务隔离。一旦失去了跟大企业的联系，背后支持它的西方国家的资金还会去用它吗？所以，BCI来回变换观点，其实是生存之道。下次时机一到，它还会照样黑我们的。这种无德无行、专以吞噬世界产业公共品为生的NGO，它的无德行为只通过一两次事件还看不清楚，要通过它的历史足迹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司马南：这类组织确实比较奇特。我在新疆的朋友说，这个BCI到新疆去考察，和当地的人合作很好，专业性很强，而且一直夸那里的长绒棉好。这个变脸声明是突然的。所以，跟BCI打过交道的人觉得很错愕，说不可能吧。但恰恰是BCI发了那个倡议之后，各家品牌紧接着跟上，在美国方面还提出一个针对性法案，几方配合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舆论事件。

曹和平：这个组织要是放在美国或者欧洲，有政府第三方力量监督，它们还会顾及社会舆论。但这些组织脱离了第三方监督，您刚才说的这些行为组合在一起，就不会是简单的偶尔行为，它的内部一定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力量存在。某种特定的利益力量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寻租。到了某种场景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把指向东道国的刀剑。平时它可能伪装得很好。所以，BCI这种两面性其实是一种“碟中谍”行为。最近它把英文倡议撤掉，又发了个声明把话圆回来了。我看这可能是权益之计。对这样出尔反尔、充满经济利益算计的NGO，应该有一个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加倍惩罚，罚到它干这种事不再划算为止。

产业链之争的大国博弈

司马南：中国棉花好，而且纺织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超强。很多所谓的国际大牌其实是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只是贴了个外国牌子，价格就翻上去10倍甚至几十倍。可中国偏偏有一部分人就愿意买这种翻了几十倍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品牌效应？至少我从来不买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穿的衣服上边如果有个名牌，反而很丢人。

曹和平：我给你举个例子。2004年，我在东莞凤岗镇做调研。凤岗镇有个企业叫联泰。它生产的几个男用品牌在全世界占有40%的份额，比如 Polo，衬衫的左胸前有一个打马球的徽标；第二个是Ralph Lauren。国内不是太了解。当年克林顿的那个小妹莱温斯基在白宫实习完了之后，克林顿给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就是推荐她到Ralph Lauren工作。那是一个服装和男用品牌生产商，时尚企业。第三个是Tommy（托米），一般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给他男朋友或者先生买的。托米它的发音和英文里老虎和石头的发音很像，女孩子容易喜欢那种阳刚味道。这三大男用品牌衬衫，东莞这家企业生产了全世界40%的市场份额。

司马南：这三大品牌都是东莞这家企业生产的？

曹和平：是的。生产衬衣的原料，纱线、棉花、纽扣、填料和辅料都是国内生产的。一件衬衣的出厂价是56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8美元左右。可是如果拿到美国，船在纽约港口上岸，拿到第四十九大街的商店去卖，一件衬衫120美元，翻了十几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大工业时代，当车间生产达到其高端业态——流水线模块化生产阶段以后，从车间经济的最后环节派生出了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结的产业链环节。经济体系中的产业链就从短链变成了长链。

第一个环节叫物流和采购（logistics and purchasing）。10年前，我们经常说的第三方物流就是这个内容。第二个叫供应链管理环节（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两年供应链金融的讨论很热，其实厂商和商品贸易的供应链是供应链金融的基础，它让供应链的价值锁定能力超过了工商信贷实物抵押价值的锁定能力。第三个环节是整合信息技术（the 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正是这三个产业链环节的有序延伸，整个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大分离现象。大车间时代从原料到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哪怕你生产了这件产品100%的物质形态，你在价值链上实现的能力还不到9%。换句话说，我们生产了全世界40%的三大男用品牌衬衫的市场份额，在价值份额上还不到4%！人们想不通，品牌衬衫不过是贴了个徽标，怎么价格就涨到那么高？究其原理，在于长链产业时代，车间内技术在行业内变成了常识，而长链产业纵横交错形成的一个个网络网格间的信息传递，反而成为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沿高难过程。

把话说回来，既然产业进步到了这个高度，为什么我们不向产业链的高端去攀登，而甘于在低端？前一段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或贸易部门的领导说，全世界在贸易中形成了平均利润率，我们留在某个产业链环节就能得到平均利润率。这是胡说！他们纯粹是把自由市场关于平均利润的书本理论上的假设套用到日常经济实践中来了。

问题恰恰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国民经济不断增强。当我们从产业低端越过中端、向高端稳步攀登的时候，有人就来遏制我们了。棉花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停留在低端没问题，而你到中端我就站在你的身边，当你再向高端爬行，我就不能容忍你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这个阶段，刚才你对品牌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们的技术和发达经济的技术到了在同一个赛道上冲撞的时候了。

司马南：新疆的棉花也是同样的问题。

曹和平：对。它打你的棉花只是其中一项。其实存在很多诸如此类冲击。因产业、因技术、因发展问题带来的，有某种不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的一种恶性竞争做法，这是抬不上席面的，特别丑陋。

欧洲掺和进来的对策

司马南：为什么欧洲人也要掺和进来？

曹和平：这就说到H&M这个企业。20世纪从战后到70年代，是欧洲和美国力量此消彼长的年月。70年代以后，欧洲人开始羡慕起美国来了。因为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人一比，欧洲人特别也想有一个“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它们做不了。

战后，欧洲主义者一直梦想向欧罗巴合众国迈进，这就形成了看起来像欧洲的国务院机构——就是今天的欧盟。但它的“国务院”不是全权性质的国务院，至今只有货币实现全权，各国使用同一个货币。但它只有约1/10的外交权。

欧盟没有教育部，教育部设在欧洲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和集体安全体制有一点协调，贸易支付结算整合得比较好，让欧盟尝到了甜头。换句话说，欧洲的“国务院”（欧盟）大体上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院，提不上调。欧洲议会的门槛更低，它跟欧盟在制度上没有立法-行政的对应关系，不能和“国务院”对称平行，但它又跟美国的国会一样，叫了个欧洲议会的名字，它在资源配置和立法等方面的能力比美国要差多了。所以，欧洲议会似乎是个议事的清谈机构，但又是要向更高整合程度的标准议会过渡的机构。它具有四点合一的特性，就是这么个中间性、民间性、松散性和目标上的远大性，欧洲议会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

这一次BCI刚一发声明，H&M怎么那么快就跟着唱了一出恶心中国的戏呢？因为欧洲议会里有些仇恨中国的力量，比如跟着美国跑的一些东欧国家，人家在背后给它出主意，它就在前面瞎起哄。我看这其实很好，把打头的H&M干掉，我看你欧盟的议员以后还会给我们出啥幺蛾子。虽然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但他们干着损害欧洲议会地位的傻事。欧洲议会机构的长远利益，是在欧盟目标下独立成长，而不是跟在外国势力后边，任凭异己力量左右自己。欧洲议会和欧盟中很多有识之士急在心里。要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分开，也要把欧洲议会某些出卖欧洲利益的议员和H&M这种短视利益者拎出来，精准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那些人，欧盟和中国合作的路子可能会更顺畅。

司马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您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解析。

（编辑  季节）

西方挑起了棉花战

美国一向惯于挥舞人权大棒打压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蓬佩奥称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生产，侵犯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对部分来自新疆的服饰和棉制品等发布了暂扣令。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新疆棉花约占中国棉花总产量85%，许多著名的服装品牌均使用新疆棉花。美国如果全面阻止新疆进口，将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

在美国授意下，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个所谓调查报告，称2017-2019年有8万多维吾尔人被强迫转移至工厂劳动，他们在新疆找到“疑似集中营”的地方。

2020年4月，英国NGO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区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要求英国禁止进口相关商品，报告列举了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家，包括无印良品（MUJI）、优衣库（UNIQLO）、宜家（IKEA）和H&M。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它对符合标准的棉农及产品进行认证，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得到BCI 的认证就打上“良好棉花”的标签，可以被品牌服装企业采用，并获得市场认可。BCI制定了六大生产标准，其中包括一条“提倡体面劳动”（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而BCI就利用这一条，对新疆棉花进行诬陷和打压。

2020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的棉花许可证。声称原因是来自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告和指控。

2020年9月开始，BCI发起抵制新疆棉花运动。

2020年12月，美国海关禁止新疆棉花产品输入美国。随之，一些东南亚进口中国面料的长期客户，明确排斥进口新疆棉花。纺织业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支柱产业，所需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面料物美价廉，是这些国家主要进口来源。随之，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下架中国棉花产品，导致很多国家不再用新疆棉花。

为什么新疆棉花屡遭英美打压？过去美国是世界第一棉花生产国，但这些年新疆棉花大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中国企业用新疆棉花生产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原料、辅料与成品，新疆优质长绒棉已成为全球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新疆棉花产业链从业人数最高达700万人；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纺织业吸收的就业人数达2500万人，若新疆棉花产能由此被抑制，我国纺织业上游特种面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而新疆棉花供应国内外生产面料的客户的需求被抑制，很多国外面料企业因为BCI声明不敢采购新疆棉花，届时全球最大棉花出口国美国与其他国际棉花商不但可以操纵棉花价格，而且可以轻松攫取上下游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并挤垮我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地位和份额，对我国棉花乃至整个服装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像芯片那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它容纳了大量就业岗位。表面上看，美国只是搞了新疆棉花，但影响的是中国的稳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算计。

西方政治与资本携手进行围攻

关于指控新疆强迫棉农劳动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 我国早已使用棉花、小麦双机播种、收割、采摘，以及地膜覆盖。从2014年开始，国家取消了统一收储棉花的政策，在棉花产业中逐渐实施市场机制。一方面，国家以补贴形式支付给棉农，提高其种棉花积极性；另一方面，棉农可把棉花直接卖给企业，获得更高利润，增加棉农扩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可是规模扩大后，靠人力生产的成本就太高了。

2014年开始，新疆建立了研发基地，成立了农业无人机公司，并且逐步实现智能化。2020年新疆2/3的棉田使用无人机喷农药，播种采摘生产均已机械化、智能化，机器人为拖拉机提供自动驾驶，播种机可进行自主播种。

真相归真相，立场归立场。一些专家分析，棉花风波操盘手是美国、澳大利亚炮制的涉疆虚假报告，联合BCI取消对新疆棉花的认可，以此迫使一批欧美品牌和新疆棉花划清界线。

设在瑞士的BCI为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敢对中国棉花下手？

BCI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该组织在2018-2019年棉季的年度报告，评价中国为全球第三大良好棉花生产国，在2020年1月时，BCI还表示将继续在新疆运营。3月，BCI却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新疆棉花在ASPI报告发布当月就被踢出了BCI的认证，继而使新疆棉花被BCI拥有的各大品牌禁用。

BCI在正式公告中表明，取消认证是因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显然，ASPI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ASPI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启动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其拨款大约占该智库经费的40%。ASPI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火商，微软、谷歌、甲骨文、澳大利亚电信等西方著名科技公司，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北约等境外资助。其最大的金主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更是持续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其背后操盘手是美国，有利于扰乱新疆、搞乱中国的，美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BCI掌握标准制定。固然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当今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些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在运作，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维持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和标准的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从BCI声明看，它似乎迫于市场压力。这背后显然是西方政治力量，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维护“棉花帝国”的利益。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是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现实情况是，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西方构建的标准为王的时代。美国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