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绝大多数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行的行情不同，国际石油价格依然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相当坚挺。如此高的油价能否持续维持，市场对油价的预期是否真的切合实际？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实际供求关系只能对油价产生部分作用，还有很大一部分作用源于投机，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当前的高油价与国际原油市场产能和实际供求关系走势不符，实际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变动走向正在削弱油价基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油价，投机炒作推高了油价，但这些投机题材中不乏不实想象，甚至有的因素与实际影响可能完全背道而驰，所谓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就在于此。

全球原油市场需求增长正在减速

2012年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实际供求关系已经从偏紧转为偏松，而且还将进一步放松：

世界经济总体上正在减速，新世纪前10年的高增长逐渐逝去，对能源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新兴市场减速尤其显著，2013年5月以来甚至出现了持续半年以上的大面积经济震荡，新兴市场摇身一变，被划入“脆弱五国”行列，就连中国经济增速也在下台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预计2014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3.4%，远未达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预计新兴市场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4.6%，低于2012（5.1%）、2013（4.7%）两年。[1]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变迁，服务业占比上升而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意味着同等幅度的中国经济增长只能带来比以前更少的能源需求增量。在此前十年的油价上行周期中，“中国需求”正是国际炒家们口中推动油价上涨的最强劲炒作题材之一。

而能源补贴改革将进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长的动力。许多国家此前的能源消费增长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不合理的能源补贴之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突出，但这种补贴已经令这些国家财政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堪拖累。如印度能源补贴一项，2011/12财年接近GDP的2%。[2]埃及每年能源补贴总额达220亿美元，而教育、卫生部门支出仅98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的计算结果，美、中、俄分居世界能源补贴绝对金额前三名，依次高达5020亿美元、2790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中国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必然会对全世界能源补贴的削减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减速和政府财政困难日益显著，必然会有一些国家陆续把压缩、取消能源补贴提上行动日程，从而削弱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动力。

全球原油市场供给的增长

持续的高油价必然加剧来自替代能源的竞争。就长期而言，油价过高，将迫使石油消费国转向水力、核能、煤炭、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石油之所以成其为财富，是因为存在需求，需求的减少意味着石油财富的贬值。

就总体而言，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是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成功之举，西方经济学者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垄断力量的最大胜利”、“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为大提价”。但也正是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推动水力、核能、煤炭等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二战时德国开发的煤炭液化技术在战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又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并一度大放异彩；巴西大规模推行酒精燃料汽车计划；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投入巨资开发山西安太堡煤矿……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1981年新年，时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谢赫·扎基·亚马尼（Sheikh Zaki Yamani）发出警告，油价过高将破坏西方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的需求，“如果我们迫使西方把大量资金投向其它可供选择的替代能源，……这要不了7年的时间就能有个眉目，那将导致减少（西方）对作为一种能源来源的石油的依赖性，从而使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受到危害。”[3]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多年扮演了“浮动的产油国”角色。

在过高的油价使得替代能源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后，天然气、核能、水电乃至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励，兴起的过程比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快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中国石油消费的绝对数量虽然增长甚多，但在全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的占比从2000年22.2%的高峰一路下跌到2009年17.9%的低谷，近两年也只有18%出头。[4]这些替代能源需求增长强劲，液化天然气（LNG）不仅越来越多地用到了轿车、公交车等城市交通工具上，而且船舶、工程机械业界也兴起了改用液化天然气（LNG）动力的潮流。

另一方面，持续的油价高涨已经激励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新投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北美、拉美等非中东地区的石油投资与产量增长最为迅猛，美国页岩油开发尤其有颠覆性意义，还有一大批新增产能将陆续投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增产能绝大部分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原油生产配额体系控制之下，其控制下的全球石油产量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意味着出现竞争性的“增产—油价下滑螺旋”之概率已经相当大，而且与日俱增。

能源补贴改革也从供给方刺激油气生产。高油价带来的丰厚的油气收入，会投向更新石油天然气产业装备，改进该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源，扩大勘探开发规模等，这一切在原来油价低于成本时期常常可望不可即。最典型者莫过于印尼。这个国家本来油气资源丰富，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石油公司就是依靠荷属东印度（即今日之印尼）的油气资源起家的。OPEC成立仅仅两年后，印尼就加入了这个组织。20世纪60年代末，印尼石油产量高速增长，70年代中期达到接近年产8000万吨的最高峰。然而，此后这个国家石油开采设备日趋老化，石油开采和提炼能力不断下降。[5]按桶计算，20世纪90年代，印尼原油日产量为日均150万桶至160万桶，其后便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95万桶。这个昔日的石油净出口国早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却还要继续向OPEC缴纳会费，最终在2008年退出OPEC。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皆因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比如印尼2002年制定的价格调整制度，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每个月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的75%来确定国内石油产品价格；2005年，印尼政府向印尼石油公司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提供补贴，而后者是预期的国际价格基数加上一个每年调整的销售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印尼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不仅始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是亚洲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印尼石油产品直接补贴（能源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相当于其GDP的2.58%、政府财政收入的14.51%。印尼政府长期实施的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使其丧失了自我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却刺激了石油消费需求的增长失控。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能源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动，正在推动其对能源高价地区（东亚最甚）的油气出口，提高其闲置油气产能的利用率，增加石油市场供给。这方面潜在影响最大的是伊朗原油出口可能全面恢复。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明显放松，预计未来一年、甚至半年之内我们还会看到对伊朗制裁的大幅放松，甚至朝全面取消迈出决定性步伐，这意味着伊朗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潜力很可能将在短期内大幅释放。今年上半年，伊朗对华石油出口成倍增长，已重返中国原油进口第三大来源国地位。

美国国内油气供求关系大变，也正在放松其油气出口禁令，液化天然气出口管制放松已经启动数年，近40年来第一船销往海外的美国国产原油也即将装船运往东亚，预计今年8月可完成交付。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油价釜底抽薪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走势正在进一步给全球油价釜底抽薪。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行的压力；此前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油价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初级产品行情则是十足的利空，石油产品也不例外。

从2013年12月到2014年6月，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经从850亿美元下降到350亿美元；根据新公布的6月17-18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计划7月、9月再各减少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在10月完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国6月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1%，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连续第五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20万，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相当扎实。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的决策者们预计2015年中期之前不会加息，这一点被某些市场参与者视为对商品市场的利好因素；但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表述也表明，2015年中期之后，美国加息的概率很高，届时初级产品市场会进一步蒙受打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不能激励初级产品市场参与者的热情，尽管经济减速，但中国政府对放松货币政策极为慎重，至今也只是采取了一些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不能指望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

虚妄的能源市场地缘政治风险

在上述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走势之下，借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题材的投机炒作已经成为目前支持油价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投机炒作的最大题材，从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动荡和马航飞机遇难，再到伊斯兰圣战者横扫伊拉克北部、进而宣布建国的“哈里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今年国际市场油价的一度上涨最大的因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已更名“伊斯兰国”）之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多年的最大资助者就是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它们对地缘政治动乱的资助客观上已经构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通过对极端组织的少量资金资助来大幅度推高市场油价，从而在石油出口收入上获得十倍百倍的收益。然而，这种持续占据全球媒体头版的地缘政治动乱风险，果真如投机者热炒的那样巨大吗？答案是否定的。

乌克兰和叙利亚本身产油量微乎其微，不管对乌克兰局势的炒作何其炽烈，其对国际石油生产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伊拉克，“哈里发冲击”也远远不足以撼动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全局。伊拉克是OPEC的第二大产油国，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席卷伊拉克北部之初，市场产生了恐慌，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恐慌更多地是基于无知的非理性“羊群行为”。

首先，横空出世的“哈里发帝国”迄今并未控制伊拉克主要原油产区。伊拉克3/4原油产量来自南部什叶派地区，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油田，这些地区都不是作为逊尼派组织的“哈里发帝国”能够轻易夺取的，西方列强也不会轻易容许“哈里发帝国”夺占这些地区。

其次，这个自命的“哈里发帝国”虽然夺取了伊拉克最大的拜吉炼油厂，但只能影响到国内部分成品油供给，影响不到原油生产和出口。相反，伊拉克南部油田生产的原油倘若不能供应“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拜吉炼油厂，其出口动力反而更强。实际上，根据装船数据和行业信息判断，就在“哈里发冲击”引爆国际石油市场的6月份，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出口量甚至逼近了历史最高纪录。

从建立了“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一贯行为作风来看，其兴趣不在于减少或切断原油生产出口，而是要掌握其财富。“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程度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

叙利亚叛匪、菲律宾阿布塞耶夫武装、隶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哈里发运动”等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相继宣布效忠“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武装宣布支持“哈里发帝国”，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玛琅、梭罗、比玛等城市接连发生支持“伊斯兰国”武装和“哈里发帝国”的集会……，这意味着“哈里发帝国”要由此承担资助的潜在义务。

“伊斯兰国”武装当初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了巨额利润。现在，面临更大的金钱需求，“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只会在更大规模上复制这套做法。

同时，从需求方来看，无论是十足的黑市油源还是灰色市场的油源，都有着广大的需求。黑市和灰市油源价格往往只有公开市场的一半乃至1/3，有着强大的诱惑力，某些国家、地区和政治力量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油源，只能转向黑市。

地缘政治变局可能削弱能源卡特尔的控制力

不仅如此，某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因为它通过显著增加石油产区主人的数量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将近10年的牛市中，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卡特尔”对推高并长久维持石油高价“功不可没”，但由于存在卡特尔成员的竞争性“背叛”行为，卡特尔组织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卡特尔所有成员都明白，共同维持垄断高价对所有成员均有好处，但在垄断高价刺激之下，所有成员都有着强烈的动机“背叛”卡特尔协议，隐瞒实际产量，用稍低于卡特尔协议的价格私下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较小的成员此种动机尤甚。卡特尔协议价格越高，成员竞争性“背叛”的动机就越强烈。一旦最初的一两个“背叛”的成员没有受到制裁，别的成员就会争先恐后效仿，最终导致价格卡特尔瘫痪或解体。因此，价格卡特尔一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导致其自身最终瘫痪或解体的因素，这就是卡特尔的悖论。

如今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分化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大国又刻意分化、拉拢部分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各成员国步调不一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个市场上的玩家数量陡然增多，就有可能引爆卡特尔成员之间的竞争性“背叛”行为。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库尔德自治政权2014年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月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库尔德自治政权和“哈里发帝国”，具有更加强烈的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它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将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而一旦这些武装组织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其它那些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

“哈里发帝国”、库尔德自治政权和未来其他武装对外销售运输石油的能力也不可低估。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巴伊哈桑油田自不待言，有现成的基尔库克-杰伊汉管道（Kirkuk-Ceyhan Pipeline）可供其出口原油。掌握着杰伊汉港口的土耳其对库尔德自治政权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官方公开声明愿意接受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权独立。同时，通往叙利亚港口巴尼亚斯、利比亚港口的黎波里的巴尼亚斯输油管道（Banias Pipeline）也是基尔库克油田可以利用的出口通道。

即使“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控制下的油田暂时无法大规模利用管道，他们也有能力运用其它交通走私出口石油产品。回顾第一次海湾战争后遭受制裁期间，联合国监督下的伊拉克官方石油净出口量平均为200万桶/日，但通过卡车、小油轮等工具走私出口的原油和其它石油产品就高达20—30万桶/日，土耳其、约旦、伊朗、叙利亚都成为萨达姆政权的石油走私出口通道。今天，当地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给走私者创造了更多的漏洞，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届时没有能力把石油走私出口推向新高，没有理由认为周边国家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配合、乃至鼓励伊拉克石油走私出口，也没有理由认定其它国家没有强烈需求要从这类灰色市场上开辟廉价油源。事实上，有关“哈里发帝国”控制区的报道已经显示，自从“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石油产区之后，该区域私营炼油厂、原油和成品油走私生意都颇为兴隆。笔者判断，根据国际上对灰色市场和黑市油源的需求，根据“哈里发帝国”目前控制区的石油产能，每天走私出口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石油，很可能现在已经做到了。

埃及政局的动荡也曾不止一次成为油价上涨的题材；利比亚油气主产区——东部地区近两年一直动荡不止，对其油气正常生产出口秩序构成了重大妨碍，也曾推高油价上行。但国际上有传言称，利比亚东部的政局动荡背后有阿拉伯世界国际势力操纵，其目标是肢解利比亚，将盛产油气的东部纳入埃及军方实际控制之下。这种构想一旦成为现实，可望大大削弱利比亚东部政局动荡，对埃及经济更是助益良多。这样酝酿中的地缘政治变局假如成真，对国际石油市场更多的是稳定作用。

（编辑 蔡万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关键预测更新（2014年7月24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Energy Subsidy Reform：Lessons and Implications），第8页，2013年1月28日。

[3]《华尔街日报》，1981年4月13日。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第13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 王安建、王高尚等著：《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发展》，第215页，地震出版社，2002年。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流通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条件下，离乡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或土地流通）问题逐渐突出。

当前，农村土地（在务农者之间）的流转，已达到相当的规模。[1] 但即使达到如此流转规模，由于流转方式的不规范、以及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制度性摩擦”，十分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少地区出现了土地闲置抛荒现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设计合理的机制，让离乡农民愿意从土地中退出，合理地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渡、交易、转换和受益。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为主的“包产到户”所激发的微观效率增长空间已经基本用尽，小规模分散经营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村人地关系的变化，迫切需要对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这同样涉及土地流通问题。

我国土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按照相关法律，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少数是乡镇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向村内家庭发包（荒山荒滩可招标拍卖）；法律也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限做了规定。[2]

农村土地法规面临需要讨论的实际问题

农地权属的界定问题。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的界定包括乡（镇）、村两级；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还加上了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界定。目前的解释基本限于耕种权和收益权。但经营权属于使用权，从中可衍生出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项权利。关于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农村土地流通（流转）的限制。法律不仅限制土地流通后用途的改变（这是必要的），还包括对抵押和继承的限制（抵押权限于“四荒地”，继承限于林地）。此规定是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农地有社保功能），但土地的转让又使农民现实地失去土地。关于对继承权的限制，如果土地流通不能限制在村内，就不能以继承人非本村社成员为由否定其继承权。

上述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村社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但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土地权益的转移和流动已成为客观的需求。

法律对土地流转（流通）方式的限制，导致土地权益的不稳定，同时带来一些具有长期性的问题。

一是农民耕种的短期行为。对地力的超负荷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失衡，草场退化和沙漠化等，种种现象触目惊心。

二是耕地流转不畅使农地趋于细碎化。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0.53公顷减少到2000 年的0.49公顷（7.34亩)、块数达5.86块，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差，适应市场能力低，制约农业生产力发挥。

土地流通不规范，侵权和非农化倾向较严重

按中央文件规定，农地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其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农业用途，不得侵害农民的正当利益。[3]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农民社会知识占有量不足，土地流通中违规侵权现象严重。一些地方用变相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流通，土地流通双方主体不合法，有的流通合同无农户签名、无书面委托，不尊重农民的主体资格和意愿；土地流通定价不合理（一般为400-600元/亩年，且租期过长。2012），农民仅仅获得眼前实惠，侵害了农民的长期合法权益。农民土地流通收益不稳定。流转后土地用于非农用途的情况较多。

看来，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以“块块”为主的土地管理体制。

立足国情推进土地流通的新视角

研究土地流通问题，离不开对土地和人的研究。土地流动，一方面是财富的流动，同时也是人的流动，也就是“人的城镇化”、人力的解放。

近些年，关于中国土地制度走向的讨论很热烈。例如，有人建议将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但这意味着农村基本制度的重大变革，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

更有人主张集体土地私有化，似乎只要私有化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农地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它将导致土地兼并和急剧的贫富分化，不可能提高多数农民的收入、调动生产积极性。私有土地更有可能被转用于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危及基本耕地红线。中国并不具备美加澳等国土大国在土地私有制下实现“大农业”的条件。如果仅凭抽象的“原理”、照搬外国教条，或囿于臆想的“顶层”设计来为改革发展“支招”，不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宪法逻辑出发，以全民族集体知识为依归，探索和创新土地流动方式及运营效率。

我国农村土地流通制度改革的目标体系，应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公正。以共治、共享、共有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追求。让农民在新型土地财富的实现中，安全、稳定、可持续地共享成果，缩小城乡分配差距。

二是经济效率。挖掘土地潜力，释放土地价值。实现土地集约、资产活化、权益流动、持续受益。

三是服务三农。在市场化、城镇化潮流中，焕发农民的知识性进步、农村的现代化活力和农业的科技化效率。

要设计有利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和机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共有、农民承包权不变这一前提下，明确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存在形态及权利界限，给农民以生产的安全感，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的综合效益。

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既要发挥市场力量对现代知识农业集约效率的正面作用，同时坚持共同富裕原则，警惕大资本介入土地流通以及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依法从严监管，防止权钱交易，不能出现新一代大地主、扩大贫富鸿沟。

经过具体的实践，我们认为，将信托这一金融工具引入土地流通领域，形成新型土地信托模式，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新途径。这是在市场化大环境和现行土地制度条件下，探索内在逻辑完整性和现实操作可行性统一的、兼容并包的土地流通制度的很好的切入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和“共有制”特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

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共同成为四大金融支柱。信托的最初含义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基本制度设置是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受益权分离，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分立。[4]

信托制度具有财产独立、风险隔离、产权分离及权益重构的特点。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财产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可以衍生出金融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首先体现在资产的转换和配置功能。通过推出不同期限的信托产品（信托贷款、贸易融资、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聚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调节，以适应融资主体和受托人不同期限、不同规模的投融资需求。投资类业务也可借助其他金融工具（如个人和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筹集资金。

通过信托方式，受托人将委托人的财产，进行集中的、专业化的管理经营（投资），既满足委托人的资产多样化管理需求，同时节省了分散的多个委托人的信息处理成本（交易费用），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体现在受托激励及监控功能。受托人须接受委托人的监督，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严格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利用风险隔离和权利重构功能，在信托产品的投资策略、投资领域、组合性、避险性，以及交易结构、收益结构、信用增级手段等方面，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信托作为金融集成平台的整合与扩展功能

信托业的兼容性和延展性好，具有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产业市场的优势，可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信托业务模式广泛，工具多样灵活。间接融资业务如提供存款合同、提供信托贷款、买入返售、固定回购及各类收益权信托等负债类产品，促成社会资金向投资的流动。以及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及权益信托等形式。通过系统性服务，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随着市场环境、法律与政策的逐步完善，信托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渗透到各经济领域。通过“集合信托”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就是其中一例。将多个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动产、不动产或知识产权等）打包，集合管理，再统一发行信托计划进行融资，然后将资金分配到各家企业。这种形式手续较简便，在融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比较灵活，使用限制较少。通过信托的多功能优势，可形成信托、担保、银行等多方互动的融资平台，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尝试。

当前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业务只能满足约1/3的资金需求，在农村地区发展信托业务，也有利于带动贷款、抵押、担保等金融业务，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信托业具有“共有制”特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信托业已进入大发展时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09～2012年，全行业管理资产规模分别为：1.22、2.02、3.04、7.47万亿元，年增长率在50%以上；至2013年6月，资产规模已突破9万亿元。

信托业兼有产权明晰和收益共享的特点。据2009-2012年有关数据，银行业自身收益占总收益的41.3%～49.1%，信托公司自身收益仅占总收益的10.7%-17.5%。在信托公司的收益分配中，受益人得到了较大部分。

信托项目的运作也体现了产权多元化和包容性，实现了金融普惠和资本民享。一般情况下，信托业务的投融资方式，是在设定项目的基础上再集合资金；项目执行中如遇到问题，委托人可以介入项目，与受托人共同商议解决之道。这是信托和其他融资形式的重要区别。

信托制度的“三权分立”和“集合分享”机制，决定了它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且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即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个人财产社会化、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体现了内涵更丰富、形式更自由、目标更包容的产权制度。既遵循市场规律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又以共同富裕为公约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新型的“共有制”。[5]

信托机制为土地流通提供新途径

土地信托业务的操作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简称土地信托），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分散于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集中于信托平台之上，厘清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益。

委托人（农民）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受托人按照土地使用权市场的需求，通过规范的程序，以土地出租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公民或法人从事农业开发经营。

通常的操作方式是二次代理。一次代理即委托代理，依照农民本人意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二次代理即信托代理，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作为土地所有者，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机构统一管理和经营。

对农民来说，通过土地信托制度，可以规范土地代际传承，防止失地；可保证农民获得租金形式的固定收益，并分享农业集约化科学耕种带来的增值收益。

也可以用财产收益信托形式，将土地流通与社会保障挂钩起来。国家对农村社保“垫底”，土地信托的部分收益则用于提高保障水平，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

土地信托化：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

土地信托化，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利用信托制度的特点，将土地分解为价值资产和实体资产，农民享有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而信托机构享有经营权。土地信托化是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土地信托化具有以下重要功能：

明晰农地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土地信托通过信托登记、合同、委托人大会等法定表述系统，将土地资产间接地具象化、量化到每个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保障了委托人（农民）的权益，也界定受托人的使用权。农户拥有土地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拥有暂时经营权。这样就防止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

将土地承包权进行金融化和资本化改造。通过信托平台，土地资产活化为可以携带的信托资本，农民作为受益人参与土地收益分配，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将使农民对实物土地的占有观念逐步淡化，让他们在转入非农就业的过程中摆脱小块土地的牵挂，安心务工创业。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也不影响信托机构行使实物土地的经营权。

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土地信托，在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能把细碎的土地适度集中，流转到专业合作组织或种植大户手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返聘农户，还可以使他们得到务工酬劳，跳出传统的种植模式，获得稳定的农业收入，并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这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土地看护人”机制，让农民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认真管护，实现可持续利用。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实践

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福建沙县、安徽宿州等地农村，率先引入信托方式，创新农村土地流通机制。其中，绍兴的土地流通率超过50%，沙县达到62%。河南安阳、江苏、北京等地也开展了土地流通信托试点。这为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浙江省绍兴县案例

该县2001年率先试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操作也比较规范。该县设立了县、镇、村三级土地信托机构。县镇两级设立土地信托领导小组，主要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土地信托日常工作；村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村经济合作社。责任分层，垂直管理。

三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土地信托流转的受托人，负责登记和发布土地供求信息、推介土地开发项目、协调供求双方、指导签证、追踪服务和调处纠纷等。

农户如愿意转让土地（耕地、滩涂、山林）承包经营权，或种养殖大户和工商业主需要受让土地，可委托三级服务机构办理相关信托业务。

农户将拟转让的土地承包权委托给村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将该地块信息（类型、位置、面积、承包权证）汇总到镇信托服务站登记建档，镇信托服务站发布土地信息。本镇种养殖户可优先投标，如本镇农户无力消化本镇拟流转土地，可由县信托服务中心招标发包。经镇、县两级配对，村经济合作社与招标者谈判，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倒包）合同。

这一模式（操作流程概况详见图l）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因为县镇中介信托机构仅起到信息归集和中转服务作用，并不受让土地的各项权利。村经济合作社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与农户签的合同是普通的委托代理行为。

福建沙县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案例

随着“沙县小吃”在各地城市走红，沙县大批农民外出经营务工，土地闲置问题突出，甚至连片耕地被弃耕抛荒。

该县2009年启动县级土地交易市场，2011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工作，成立了源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县级，简称农地信托公司），在各乡（镇、街道）设立了农地信托分公司。形成了政府指导下的企业运作的土地流通模式。

由于该县夏茂镇可成片流转的地块较多，故在当地设立镇级金茂农地信托公司，由县级农地信托公司对进行其业务指导。

信托业务程序：信托调查→信托申请（村委会向信托公司提出）→信托公司实地调查核实→土地委托（村委会与农户签协议）→土地信托（村委会与信托公司签合同）→信托登记（土地信托公司向县农业局办理）→土地信托公司对信托土地行使经营管理（自主经营、流转给第三方等）。对信托土地实行统一对外流转。

收益分配：达成流转意向后，农户获得定金（为年租金的10%-20%）；签订土地流通合同后，项目业主向农户付足一年租金。对所信托土地的改良产生的增值溢价部分，农户得到其中的60%，其余由信托公司支配作为发展基金。土地流转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对接的市、县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为无偿扶持项目业主，其余作为信托公司的投入，在流转期内逐年向项目业主收回。收回资金的60%返还村集体。

沙县农地信托流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转土地全部纳入信托流转，面积12.3万亩，其中规模种粮3万亩，机械化耕作70%以上。这一形式主要有以下优点：

一是规范管理，保障各方权益。早期的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属于松散型流转，期限短，合同不规范。通过土地信托进行集中流转，按章程规范管理运作，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土地信托公司作为中介，要对委托和受让两方负责。

第二，土地信托是企业行为，对项目的引入更为审慎严格，这有助于提高银行机构信心，方便信贷。集约经营和技术投入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益，使农民从农业中增收，促进了抛荒地的开发与复耕。

三是提高流转效率。项目业主可直接受让农地信托公司收储的土地，其他繁琐的流程及优惠政策的落实，可由信托公司代办，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四是引导长期投资，促进农业项目做大做强。沙县土地信托机构是国有企业，为项目业主提供有力的经营保障、对接惠农政策，通过合约形式鼓励项目业主长期投资、完善农地基础建设。如金农高优农业合作社，对所经营土地统一规划布局，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建设50个温室大棚，完成喷灌、滴灌及机耕路硬化建设，建立无公害蔬菜种植、立体特色养殖、水稻新品种、高标准水稻等示范区。合作社销售收入、盈利和社会股金分红均有显著增长。

中信信托的安徽农地信托计划

为满足规范农地流转、解决“三农”融资问题的需求，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安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计划”。该计划设立A类受益权，将农民零散的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引入B类和T类信托受益权，前者所募集资金用于土地整理，后者主要向A类基本受益权提供流动性支持。

通过结构化设计，使A类信托受益权可以向银行或中信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质押贷款，或在土地交易所内柜台转让。土地信托流转被赋予金融属性，便利了农民进城就业。

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受托人可根据项目内土地整理等投资需求，发行适当规模的B类信托单位募集资金。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向参与土地信托流转的农户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T类信托单位，是在信托计划出现兑付A类基本收益、B类投资本金或预期收益的流动性资金缺口时，由受托人决定发行以补充资金需求。

以安徽宿州农地信托项目为例：

此项目中，委托人是宿州市埔桥区政府，受托人是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受益人即委托人，承租方（兼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管人（兼监管人）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信托财产为埔桥区朱仙庄镇朱庙、塔桥两村的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农户承包期1995-2025）。

涉及该信托计划的农户分别与两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指定用途为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转包价格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亩年（或按国颁指导价兑付，1000元保底）。经村民大会协商同意进行土地流转（两村村委会与朱仙庄镇政府、镇政府与埔桥区政府，需分别签署土地委托管理合同）。

埔桥区政府以委托人的名义，将该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信信托设立信托（受托人）。承包期限12年（2013.9—2025.10）。双方签署《A类信托合同》，附件规定：“委托人保证其有权处置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过程存在瑕疵而造成的损失”。

A类基本租金1000元/亩年（贴现率10%，期限11年）。土地预估价值1万元/亩。扣除资产维护费用，A类信托单位规模5400万元（折5400万份A类信托单位）。B、T类信托收益权暂不发行。

中信信托设立“中信·宿州农村土地流通集合信托计划”，对信托计划进行管理经营，出租给安徽帝元。由该公司运作“帝元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总投资预计9.41亿元（温室、农业辅助设施、基础设施等）。帝元农业作为服务商，需提供土地流通、土地整理方面的专业管理服务，并按合同确保所获租金收入覆盖全部A类基本收益。

总结和建议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为适应城乡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形势，有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则创新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它也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

通过土地信托机制，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动，保障土地流通的合法、公平和有序，保障农民权益；有力推动各农业要素优化组合，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吸引资本形成多元、长期的农业投入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利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农业金融生态链，可以改善农业融资环境。

为进一步创新土地流通实现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基于土地信托化，创新农村金融机制。为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弥补其不利因素，创新土地流通机制，有必要构建土地信托银行，以信托为主要投融资形式、兼顾信托与银行功能。

政策支持。鼓励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经营大户，通过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上述企业或个人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包括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在确保农民不失地的前提下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在土地信托化过程中，政府应给予重视并加强引导和规范，发挥乡镇和村组的作用，不搞强迫命令，按市场规律推进土地流通。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制度，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为土地流转解除后顾之忧。

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禁耕地“搭车”入市。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依法流转。构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增值收益用途（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惠及农户。扼制地方政府乱占滥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地的行为。

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市场化成果。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收益方面的分配行为。将土地流通收益优先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1] 2012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2亿亩。有6个省的流转面积超过30%，3个省低于10%。流转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入股、转让、代耕及其他；其比重分别为49.3%、28.9%、6.5%、5.9%、4%、5.5%。在受让流转土地面积中，农户占64.7%，专业合作社15.8%、企业9.2%；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企业集中的趋势明显。

[2] 参见：《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

[3]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 根据《信托法》，在信托这种财产管理制度中，财产权利被区分为名义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及管理权，三者分别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受托人拥有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受益人拥有实际财产的所有权，可享有财产权产生的经济利益。

[5] 笔者认为，共有制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所有制模式。

党的十八大作出关于加快健全土地流转机制的决策非常正确，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力中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问题，从而有力推动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和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土地流转的具体政策，需从认真分析中国“三农”实际情况入手，找准症结，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方能确保深化改革。

全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已初见成效，目前，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不是产权不明晰、程序不到位，而是主要有两种情况造成土地承包权流转不畅：一是极少数农民尽管自己有利可图，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意识障碍，比如因计划生育、村级“三公”管理、司法不公等原因对村干部和政府有意见，甚至存在极少数“仇官”和不愿让“老板”赚大钱的“仇富”的人，有意设障碍，不配合；另一种情况是，有一部分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怕失去土地承包权以后生活无以保障，确实不愿意转让。有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是化解土地流转瓶颈的关键。而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个人或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愿”的理念，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性质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在80%以上村民赞同的前提下，村、组两级组织有权按大多数人的意愿流转本级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定权利交给基层组织，让村、组集体依法流转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同时，对于部分不愿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不搞一刀切，让他们有出路、有保障，就是同时规定：“对少数不愿意转让自己土地承包权的村民，本级组织可以按就近、同质、同量的原则，重新调整土地给他们。村民必须配合。”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做法，实际上进一步误导了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概念，模糊甚至混淆了农民对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认识，加深了农民土地私有化的意识。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分不清方向，因此会埋下颠覆性的隐患。从管理体制上而言，有些法学家推崇的理念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少部分农民因此将更加有理由阻碍土地的流转，土地流转机制更易出现“死结”，从而导致农业规模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以及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难以落实。历史已经证明，公有化程度越高，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得越快。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将出现层层阻力，像印度等国家，连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都无法实施的教训，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目前的操作办法将大大提高行政成本。一是耗费人力资源。确权、登记、颁证、微机化管理等手续太繁杂，其实只要有以村、组集体组织为监证的经济合同，就已有法律效力，不需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政府每天喊着转变职能，却总习惯于包办代替。二是增加社会矛盾。土地确权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工作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原来本是集体土地，界限是否十分清楚并不重要，农户只要有原来分配到的“面积数字”就行；现在要确权，农户将出现分厘必争的心态，矛盾纠纷将大大增加。全国上一批的林权确权发证，很多地方填了证却不敢下发（对上报告已经全部发放）。三是浪费财政资金。土地确权的技术要求较高，工作量大，投入的工作经费数量惊人。以江永县为例：全县26万人口，土地确权工作初步预测就要1400万元，而全县国、地两税去年仅完成了1.75亿元，这几乎是全县年税收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以此类推，全省要耗费近30亿！全国要耗费近8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的成本，广大基层干部都深深地担心，推行土地确权颁证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政策最终落实之前还需三思而行。

此外，促进土地承包权流转，国家还可以制定一些宏观的优惠政策：一是将承包经营大户（或公司）优先优惠纳入农业保险；二是土地承包的种植大户，可凭承包合同和标准化生产（避免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和确保食品安全）的方案到银行贷款，国家甚至可以对粮、棉、油等种植户实行贴息和保护价收购等政策，这样既可推动土地流转，又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原有的粮食补贴、粮种补贴等政策可考虑取消，因这项政策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有限。

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既事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事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选择。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等四个方面展开。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三种，即低效率论、非低效率论、高效率论。

林青松（1995）依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的数据，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的数据，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刘小玄（2000） 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20余个产业大约17万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效率最低。姚洋、章奇（2001）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集体、私营、外资企业的效率比国企分别要高出15.1%、45.5%和11.4%。刘小玄（2004）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2001年)，通过相关效率模型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正相关推动作用。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根据一份世界银行对中国5个城市、覆盖6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发现，由民营机构控股、整体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

李楠、乔榛（2010）利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发现，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自2003年前后发生明显好转，国有企业绩效已经与非国有经济较好的三资企业无差异。洪功翔（2010）利用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系统的上市公司数据，收集了2002~2009年间的6720个样本，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马荣（2011）收集2003~200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数据中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数据，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和分解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水平。张晨、张宇（2011）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发现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魏峰、荣兆梓（2012）基于竞争性领域20 个工业细分行业2000~2009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总体上趋同。郝书辰、陶 虎、田金方（2012）利用熵权评价方法，运用2003—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37个工业行业中的效率变动情况，结果显示企业效率与所有制、行业的竞争或垄断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

李济广（2006）通过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就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而言，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投资特点带来的宏观效率上。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绩效比较也充分说明公有制是高效率的。程恩富、何干强（2009）的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陈波、张益锋（2011）利用有关年份各类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相反，前者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近年来不断提高。

表面上看，学者们前后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研究者们使用的数据时间段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1978—1997年20年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呈不断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42.06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30.95亿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实行“破产”的情况。所以，从时间段上看，林青松、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刘小玄、姚洋、章奇、胡一帆、宋敏、张俊喜等学者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实证研究是可信的。

但自从1992—1994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来，我国就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历了1997年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剥离，特别是实行了以“抓大放小”为内容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营机制看，国有企业已较好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2002年前后都相继完成了公司制改造，拥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3年—2011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由2003年的34280家，减少到2011年的17052家，资产总额由94519.79亿元增长到281673.87亿元，累计增长198 %，年均增长23394.26亿元，年均发展速度为37.25%；利润总额由3836.20亿元增长到16457.57亿元，累计增长329%，年均增长1577.67亿元，年均发展速度为53.63%。另外，财政部企业司公布的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同比增长5.8%；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利润总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5.3%。另外一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国有单位人均工资38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而私营单位人均工资为207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3%。可见，众多学者关于国有企业并非低效率甚至高效率的实证研究也是可信的。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面对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的显著改善的事实，有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于垄断，有的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

严海宁、汪红梅（200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主要利润来源高度依赖于个别行业的行政垄断，而不是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普遍提高。韩朝华、周晓艳（2009）利用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分行业数据，对1999年以来国有工业利润增长源的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而是国有企业在部分基础工业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厂商定价权势。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11）^]称，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如果扣除国有企业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获得的各种财政补贴，2001～2009年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其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针对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垄断论、利益输送论，也有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反驳。

张晨（2010）的研究揭示，分布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国有企业利润增速较快的行业主要处于竞争性行业。尚启君（2011）的研究发现，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电力、石油加工四大国企主导行业的比重明显下降，国企非主导工业行业已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国有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是其利润增长的根源。魏峰、荣兆梓（2012）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有工业行业在2000～2010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对利润指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有企业利润的效率来源不容置疑。洪功翔、董梅生（2012）一方面以同处于竞争性领域518家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9）为研究样本，对预算约束指标的检验显示，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更多的利益输送；另一方面指出，软预算约束并非只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如，民营企业拿地也很廉价，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商业银行对资信高、风险小、市场地位稳固的优质客户都有优惠利率，而并不问企业的性质。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中央企业的贡献，但中央企业的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垄断。如中石油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在国内市场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统计数据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加速，国有企业绩效得到了显著改善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国有企业利润是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我们认为，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不少已股改上市，而且“政资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也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所以，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对有关部门的实际调研也支持这一结论。

不仅如此，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在充分竞争的钢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吨钢税负203元，高出其他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69元。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本身效率低下造成效率损失，而且会因为效率低下得到政府补贴才能生存，从而加重民营经济负担，拖累国民经济增长。有的学者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当然也有更多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和事实进行了反驳。

刘瑞明、石磊（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包含两种效率损失，一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另一种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他们选取1985—2004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检验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因此认为对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了验证。袁志刚、邵挺(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程度不断上升”，不仅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培育、市场体系的完善”，“带来市场化进程的倒退”，而且“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内外结构失衡”。周明、冯钢、叶航、张旭昆（2011）在讨论中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崔之元（2010）的研究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2010年超过了1万亿元。但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对企业只征收15%所得税，但只有重庆自始至终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洪功翔（2010）选取2000—2008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分析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增加值增长率上涨1个百分点，将会促进人均GDP增长率增长2.4%，表明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按产值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

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理论，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低效率”这个前提上的。而大量数据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的情况，但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并非天然低效率”。因此，“增长拖累”理论成立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研究国有企业，就应该研究“新国企”，运用最新的数据，而不能套用某些学者过去的研究结论，更不能依据过去的研究结论来设立今天的假设条件。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效率低下或破产倒闭，对国民经济都有“增长拖累”效应。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阻碍市场体系完善的观点，则是完全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均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手段的体制，奉行的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即便如此，由于经济的周期波动、战争的破坏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转向由国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调节的基础和手段，各国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形成了规模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后赶超时期”的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作为“次优世界”的市场公共品的提供者，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 (TFP)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

黄险峰、李平（2009） 依据中国各地区1992—200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存在显著的产出效应。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恩富、鄢杰（2012）研究认为，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张宇、张晨（2012）认为，国有企业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张春雨、洪功翔（2014）利用2004-2008年面板数据，通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经费支出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科技投入对我国的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针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杨天宇（2002）通过对中国宏观的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或者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或者从全社会范围来看是得不偿失的，从而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

虽然杨天宇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进行了反驳，但并没有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撑。此后，又有多名学者从多个层面论证或阐述了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论是成立的。第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表明，多种所有制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技术溢出、财政收入、市场协作等各类效应，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就是为国有企业配套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我国国有企业在确保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引领中国民族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排头兵、领头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证明其具有宏观效率。

结语

无论是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增长拖累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垄断来源论”、“政府利益输送论”，以及否定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都是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营造舆论压力。而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理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就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如果任由“国有企业低效率论”等观点传播、扩散，无疑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根基，我们不能不重视。

同时，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尽管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但不等于国有企业能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企业竞争力是决定其存亡的唯一因素。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与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上多下功夫，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不能掉以轻心。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

许多人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是违背史实的。实际上，至少从1721年开始，英国不仅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着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当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是有宏大目标的，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和德国效仿英国的手段，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对那些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英国却沉迷于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全面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越。而那些盲目接受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日本虽然和满清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参照美德榜样，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

自由贸易和投资贸易保护是一种经济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加以诋毁，把自由贸易看作灵丹妙药。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发生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德国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更有人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后起的一些国家吸取了英国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策思想。例如，美国工业19世纪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实行高达40-50%的保护关税。目前的美国算不上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一直在实施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其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发生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在那时，国家间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遏制乃至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而美国因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即关税的保护。但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重中之重。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难以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其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也就被极大地削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并在某国换成该国货币后，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发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何止是“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贯彻国家经济战略的不同手段而已。自由贸易不能被当做教条，更不能扯上“自由民主”。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毫无关系。长期流行的思维之所以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其二，它的保护或“自由”是有选择的，对自己的强势产品的贸易政策是进攻性的。

经济史告诉我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是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的，而现在对于工业领先的美国来说，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仍是保护其国内弱势行业、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信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

当今社会很多现实问题和学者们的讨论，都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的力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思想意识。这种变化与西方敌对势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相结合，对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驾驭市场经济特别是驾驭资本的任务极其复杂，主义之争、道路之争空前激烈。

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央说得很清楚，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取得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课题是，社会主义要同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共发展，其中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这是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据所在。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轻描淡写，否则就要犯重大的颠覆性的历史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害是，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国家与资本之间，谁控制谁，谁驾驭谁？依靠谁又为了谁？

这就需要明确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权力过分集中，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市场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城乡体制分割，等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这样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相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甚至还更为严重。因此，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因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失去了这样的前提，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必然会转变成为资本的决定作用，使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普照之光”，政权蜕化变质，制度改变颜色，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因此，从全社会发展和宏观层面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是市场，而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层面党的领导、政府的积极作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根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这种结合，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与众不同、成就斐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好市场经济的长处；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是，更多市场，更多社会主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而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改革总目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十四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真正体现和落实这一基本主张，而不使其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和修辞。这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为重要、最为根本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很多，可供选择的政策和措施也很多。那么，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应当从何入手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出现，主要有：一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不断推进公有制的自我革新，更好与市场经济结合，更好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四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六是发扬经济民主，在企业、国家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管理的权利。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人民而改革，依靠人民而改革，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以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研究。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进行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际和国内权威期刊的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要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较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其生存需要让步。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 “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体现了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经济学全球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学者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会有助于全人类的福祉吗？

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及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这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倾向。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投身于全球化有好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由于远离美国，非美国学者无法深入研究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发展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2013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发表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但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但变相的思想灌输、“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因为这符合西方主流观点。而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这些学者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的态度。     

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就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中国经济已经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相信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实际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学者专注重大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才队伍。学者要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编辑  蔡万焕）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不仅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理论经济学（以下简称经济学）及其教育在经济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逐步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这种基本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内容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并存。

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和对立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和支配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

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这种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总和。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实际上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近些年来，同样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擅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进入高校任教的前途缈茫，这严重挫伤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

把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现有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导向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例如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续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却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入复兴的伟大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这种倾向贻害无穷。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在本来存在多种和多元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显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另外，从中国经济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显然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和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格局，通过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地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孔丹：读书会给我出了个题目叫“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个题目，太大了。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算做第一代，尽管他们中间也有年龄差距，但是那是一代人。他们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领导核心，其中锦涛、近平同志从年龄上讲，应该算和我们是同代人。

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走中国道路，不能走别的路。上一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个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国道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如果讲政治交代，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但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一下我的体会。

原本我没有要写这个口述史的意思，该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坏由人评说。但有两位好朋友特别希望我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尤其是事关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经历。一位是岐山，他多年前就跟我说：关于“文革”中“西纠”这一段还就你最了解，别人讲的都不够权威，还就得你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我也想了，我父亲这辈子只字未留，就这么走了。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把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责任？岐山几年来时有催促我，2013年10月书出来之后我送给他看了，算是交了一个账。岐山还是很肯定的，说非常好。因为历史是一个拼图，你提供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人的历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这个责任，就可以形成一个总拼图，历史的全貌会清楚些。

还有一位是马凯。那些岁月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看到对我们那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说：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应该有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能任人这么浑浑沌沌，信马由缰地去写，至少得有个当事人的态度。这是我写这个口述史的另一个缘起。书出来后马凯也看了，也挺肯定。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事儿说清楚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至少为后人的评说留下了根据。

这个口述史是米鹤都先生搞的一个系列，连我这本目前共出了四本。关于“文革”回忆是一个基本点，不过用回忆的方式来记述历史总免不了有些出入，不能很准确。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对事实的剪裁也不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给历史的拼图留点素材。我这本书实际想起个推动的作用，希望大家都来做这个事儿。虽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但能合成一个历史的拼图。

我2010年底退职以后，本来想着手做这事儿。但2011年按照中央规定对我做了一个全面审计。口述史里面也说到了，审计署在全国一共有20个特派员办公室，到中信就来了13个，几百余人，提出300多条问题，从2011年的春节到2012年的春节，才正式把审计做完。所以我才在我这本书里面有了“论定何须待盖棺”的感慨。这时恰好米鹤都来找我，说有人讲他搞的那个文革红卫兵口述史里没有孔丹不够权威，要我加进来。我同意了，也用了口述的方式。

我觉得口述比较平实，比较自然。通过互动，可以把一些问题带出来。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不要太多议论。所以我这里面议论得不多。我看到很多回忆录太在意对自己的评价，太在意对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给自己做了许多渲染，弄得颇有争功诿过之嫌。我刻意回避了这种现象，把自己犯过的错误和做的工作都说了，这是我的一个追求。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对我的所作所为进行一个考评。

从读过这部书的人反映看，有人觉得比较平实、可信，能把我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勾勒出来。但也有些人反映这本书太简单，该说的没说到；还有的人说我的立脚点太低了，只讲了讲自己的故事，讲了讲过去的事就算了。意见不一样，见仁见智。我希望今天等我说完了之后能有些互动。就像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2》里面设计的那个生前告别会一样，没等人死就弄告别，该吹捧就当面吹捧，有意见就当面提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你今天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样你走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好多想法走。不像现在的遗体告别，冰冷冷的躺在那个地方，也没法起来跟你说句话。大家如果能给我搞这么一个活动，乘我活着的时候弄个什么告别仪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想要跟大家交流的问题说一说，也是在书里面说到但没有展开的一些想法。

一个是如何看待“文革”。这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正好在我的口述史里面有一段讲了这件事。当时中央在做关于“文革”结论的文件，草稿出来后王震同志的小儿子王之看到了，发现这个文件里有一句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不妥，就建议中央不要用。后来这个话转到邓大人那儿，小平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句话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文革”这么重大事情的一个文件，居然没有对“文革”产生的动机和出发点作一个正面描述，这是比较特别的。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到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些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我相信大家的身边都不乏有这样的事例。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刚才说到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应该先说我们有没有忘记上一代人给我们的政治交代？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什么对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敏感？我们不能否定他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在警惕我们的党会不会发生变质。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已经发生变化了的苏联共产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我们上一代人的眼里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走的时候是两袖清风，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念，他们希望的是我们能继续走为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如果我们的共产党背离了这个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险了。现在历史选择了这一代领导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领悟了上一代人的思想，明白了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是什么。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庞大的八千万党员的队伍搞好，要牢固地树立我们党的宗旨！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是站得很高的，他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立脚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尽管你有这么一个高的立足点，想用社会主义运动来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强国，进而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但你严重脱离实际了，尽管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在50年代那样一个时代环境里，既要巩固政权还要跟帝国主义斗争，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要加速发展。有共产主义理念也有客观形势的紧迫要求，在多重目标的压力下，自信转化成了浪漫主义，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设计和想法。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套我们都亲身体验过了。毛主席后来还有一个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就是不再相信曾和他一起战斗、一起夺取政权、一起建设国家的这批领导集团了。我用一个词叫“撕裂”。硬生生地把这批人给赶出去了，不仅让他们离开了领导岗位，而且还让他们的身心受到了许多痛苦折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那个时期的跟风者，所以造成了文革这样的灾难。十年来，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人民所经历的这场灾难必须要有批判的认识，是不能用出发点好作为理由就可以原谅的。我觉得“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中去。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就像没有不生病的人一样，关键看你是否有纠错的机制和能力，是一病不起还是浴火重生。我们无须对自己犯过的错误羞于启齿，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还叛变了呢，我们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顾顺章也是一个叛徒，我们党在江西就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错杀了十几万AB团，但是错误并没有影响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这恰好说明了共产党很好地吸取了反面教训，并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成长壮大了。

说到这儿我给大家念一段我书中第150页中的一小段话，听听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说到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也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的，返还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之下的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历史长卷的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95％、白区几乎100％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这一点在金一南《苦难辉煌》那本书里说的非常清楚。你不要老是停留在假使没有那个路线会怎么样的想象上，你更要去研究共产党是如何走过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挫折，教训，也犯了那么多错误，几乎垮掉。但是最终不仅走出来了，而且成长壮大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也给全党全国从高层到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反思，没有这种反思就不可能坚定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不可能那么快的统一认识，就没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历史就是这样用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为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条件，我们不要去假设如果“文化大革命”没发生会咋样，假设历史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就去面对它，把代价充分转化成营养吸取过来壮大自己。我们是在“文革”中历经了苦难的一代。正因为这样才觉得今天的辉煌来之不易。谁都不喜欢受苦，但既然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就要珍惜它，就要看到它有积极和有价值的一面，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接着说说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思想解放，是否定两个“凡是”。这个过程我也有过亲身参与。当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成立了一个宣传口，由耿飚负责。因为我当时在宣传口做秘书工作，所以对各方面情况有所接触。当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思想认识的转变和统一。要回到从实际出发就得先统一这个思想认识。就要把那两个“凡是”先给否定掉，把照抄照搬那一套给否定掉，然后才能回到从实际出发的道路上来。我父亲是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他让我替他写了一个稿子在全会上用。我写了八千多字，表达了回到实事求是认识路线上来的意见。这与其他同志的意见都登了简报，有力呼应了邓小平同志他们的要求，包括为“**”平反等等。现在大家回忆起来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觉得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要不要回到从实际出发，要不要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运动开始的。

但是，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存在着风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89年，马上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极大挑战的政治动乱。我现在每每看到什么埃及、泰国的街头政治和那些多党制演化的朝野对抗、广场政治，就马上想到1989年的那场政治动乱。如果当时这个船翻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情况？所以谈到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是何其艰难的事情！每当我想起1989年的那场动乱，看到今天那些搞颜色革命的国家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以至暴乱，我就想到我们上一代的领导人是何等的艰难和英明！不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着想，他们何以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实改革也好，开放也好，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想要有百利而无一弊，从方法论上讲就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决策者何其难也！没有智慧和勇气是做不了改革者的。

我前面说的是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现在说说我自己，我的交待。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那天岐山还跟我说，看你书里写的觉得你对“文革”还是很有心结啊，尤其是这事儿对你母亲命运的影响。其实都是为了整总理嘛，不管你搞不搞“西纠”，反正就是这么个命运。岐山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站出来可能不至于弄得我们家那么惨！再就是1984年给中央上书，那时要把我们这些人划成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人？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但不说话就是束手就擒啊！所以为了讲清楚就给中央写了信，有了后来陈云同志的批示。后来我到光大公司工作，发现前任有几十个亿的损失，钱不是我赔的，但屁股得我擦。到了中信也是，碰上了中信泰富衍生交易的巨大亏损，我听到有人这么议论过，说中信快变成雷曼兄弟了。事虽然不是我办的，但都被裹挟其中，跟着一个一个大潮过来过去。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你们听来听去、想来想去，我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这里有一段故事，就是我跟秦晓争论这事儿。现在都已经公开了，但互相谩骂是没有的，争论是有的。争什么呢？就是争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说还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比如他批判富国强兵政策，我觉得他是在搞民族虚无主义，他说“五四”以来思想解放运动被救亡运动给阻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发展主义政府给阻断了，我说你这些是历史虚无主义。我说你两个虚无之外呢，还有三个“主义”，就是普世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外加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西方价值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的原教旨主义。其实我觉得兼收并蓄，吸收人家优秀的东西，然后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融会贯通，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不能照抄照搬，不能只是一昧地顶礼膜拜人家西方的东西！

刘江南：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开放的交流平台，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我们这个读书会人来自各个方面，但是来的都是参会者，都有平等发言的权利。

杜军：秦晓是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方案的，你不赞成他的方案，从你的书里来看，“文革”的方案你也不赞成，秦晓的方案你也不赞成。那么你认为解决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你有什么方案？或者你有什么思考？

孔丹：我非常明确，就是同意现在的和跟随现在的中央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次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有六个，不是单纯地只讲经济。第一个讲到就是法制化建设问题，还讲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反腐问题，这是一整套系统的方案。

杜军：再问一个问题，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一般来说都是这么认为的。您觉得一党执政应该怎么解决监督自己的问题呢？如果犯了错误就只有等到自我反省的时候才能够纠，那是很难完成自我监督的，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孔丹：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它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秦晓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

王忠明：孔总，你这个称谓的来源主要是你在央企做过领导工作，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对央企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是怎么评价的。因为这些年对于国企、央企有很多的议论。你是亲历者，这十几年来，你认为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推进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从《决定》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起点上，你对这种前景怎么预测？

孔丹：我在光大16年，在中信10年，1979年开始吧，从直到今天，社会舆论对国企，就有不断的攻击，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从大国博弈的竞争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国企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给国企戴的帽子主要是垄断、不公平竞争，腐败、利益集团等，我们确实也看到市场上有像中石油这样的案例。但是我得说，我们多数人是干净的，是坚持为国家服务的。而且我们这些国企不管是为国家纳税也好，资产保值增值也好，还是履行了自己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这些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现在有很多人在妖魔化国企，把国企说得十恶不赦，这是不公平的。其实对国企的改革中央是有方案的，但这都不是大家要谈的核心问题。所谓核心问题是还要不要国企了，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让国企从所有的竞争性领域退出，从有赢利的地方退出。这意思就是国家根本不要搞国有企业了，所有的国家任务都由民企来承担。我看这是不行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不行的。单从目前的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的态势看，没有国企是不行的。现在的国际规则有真正的公平嘛？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战略调整，从所谓的自由贸易到现在开始搞的TPP跨太平洋战略，就是要重新考虑美国在太平洋利益格局，再跟你中国这么博弈下去，它觉得不行了，要用所谓公平贸易来制约你国企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制约的结果就是哪儿都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他想怎么制裁你就定什么规则，有公平可言吗？而我们呢？有那么多人跟着人家后面帮腔，抹黑国企，一说到国企都不敢理直气壮，似乎国企有原罪，这还不能说是一件挺严重的事吗？

黄晓京：您刚才自己说大家对您的书的评价是：真实，平淡，评论少。我读您的书时发现您喜欢读《黑格尔》在窑洞里还读，《黑格尔》。《黑格尔》说历史有三种，一个叫做原始的历史，司马迁写的那种，真实记录的原始的历史。一种叫做反省和思考的历史，还有一种叫做哲学的历史。我在读您的书时也对照了很多别人的回忆录，很多人写的都是情绪的历史，都是个人恩怨的历史。而您的书比较平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历史过程，没有刻意地渲染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始材料，像“西纠”，“文革”以及改革开放，都有您的亲身经历，所以它是原始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书中也有您自己的分析，很多是深刻的反省，又是哲学的历史。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用自己的一生反映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共产党这些年的成功和失败，但您的书里涉及到人的问题比较少，上一代人大多都是两袖清风，可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您怎么看现在的人怎么会越变越坏呢？您给我分析分析这个问题。

孔丹：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市场这个东西是硬币的两面，它既能让资本增值，也能让人的灵魂扭曲，人格分裂。现在主张市场万能的调子这么高，但它如果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种控制下发展，那它魔鬼和天使的两面性都会很大。

提问者：您这本书我是认认真真一字不落地看的。我觉得非常感人，非常有收获。我觉得您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我看完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正统”这个词用在您身上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多年来很少能看到身边还有这么正统的共产党员了。我的问题是，看了您的书，我是能够理解您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正统，因为当年在四中就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学生党员。那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红三代”里面，就是您的子侄辈，是不是还有可能具有这种正统呢？您是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您有这种思想和想法是非常自然的，我也非常理解和尊敬，但是这种思想和想法是不是能在您的下一代继续传承下去？这是我的问题。

孔丹：首先“红二代”这个名称我是不愿接受的，除非有特殊的界定需要。因为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身份概念。说到一个传统的传承，我觉得是无法刻意要求的。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人自然有那个时期的风格和气质。就拿我这本书来说，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想把它翻译成英文。我就很纳闷，你看那个照片，插队时的破衣烂衫，让新加坡人看了会怎么想咱们？活像一个异类。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儿？他们说是想了解这一代人，就是现在正在当政的这一代人。李光耀在最近的《论中国与世界》里面专门讲了习总书记，讲到他在陕西农村插队，从无怨言，而且非常低调，不事张扬。李光耀觉得他极有潜力，可能成为当代的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共同的经历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你说的那个传承更像那个时代给我们的烙印，你们一样也有你们的时代赋予你们的特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提问者：您给自己的定位不是“红二代”，那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是一个企业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您刚才讲到，光大和中信的经历，在书中也是做了很多的讲述，您认为像中信和光大甚至像工商银行，这些企业是不是属于现代架构下的全球化的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会有什么样变化？您对这个混合所有制持不持乐观的态度？

孔丹：我不是说我不是“红二代”，如果你要把上一代人界定为“红一代”，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就是“红二代”了。但我不愿意用它来区别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所以要看情况。至于企业家，我想我肯定是企业家。秦晓有一个提法说国企的领导人不能算是企业家，这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在市场中践行一个企业家的作为，领导一个企业的运作。我们所提供的经验和案例是可以放进全球任何一家商学院的案例教学中的。尤其在处理企业危机方面，我相信我的能力是头等的，这都是有实例证明的。

关于国企改革，我个人看没有那么沉重。我们中信本身就是一个改革的产物，它就是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的。现在我们的净资产是2700亿，这是我们一代代企业家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成果。至于你说到的混合所有制，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中信系的中信证券，集团的持股只有20％，虽然还保持着国企的相对控股地位，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所以我们完全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这样一个机制来建构我们的混合所有制。我最近看到有一篇情绪激昂的发言，说国企要借混合所有制化装逃跑，我不知道是从何说起的，但好像对国企很鄙视。这种言辞还是对国企的偏见引致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改革方式，它“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三中全会文件）”在激励机制方面会有突破，但不会是全部改革内容。我们这一期新改版的《经济导刊》就有一篇对现任董事长常振明的访谈，其中专门谈了这些问题。

杨凯生：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大价值。实际上研究任何一段历史，讨论任何一段历史过程，目的都是为了资政育人。所谓资政，往大里说，为了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提高执政水平，或者按照比较现代流行的说法是所谓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育人的角度来说，总结我们这段历史，现在凡是谈到“文革”，都采取了比较回避的态度，不想过多去触碰或翻开这一页，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处，这个有它的道理。但反过来，由于真正的研究不够深不够透，反而给很多人在讨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提供了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来谈的机会。而育人这一块，又很少人涉及。其实我们的领导干部、党员公民都有一种责任来考虑自己应该做成什么样子。不贪污、不受贿这是个最基本的底线。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正直、怎么善良，怎么样在风暴来临时不为自己的私利去坑人，这一点很多人想的不够。这些问题参加过“文革”的人需要考虑，没有参加过的人也要考虑，现在的年轻人依然需要思考。我觉得，应该从“文革”的教训中认真的思考一下如果再来一次大的风浪你如何表现。现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思考的不够，所以才会产生了各种说法，说总结“文革”光个人忏悔不够，国家必须要忏悔，甚至党必须要忏悔，或者“文革”足以证明这个党是不行的，等等极端的看法。所以，“文革”的问题咱们不但要从资政的角度去总结，还要从育人的角度去总结。我觉得每个公民似乎都有思考的必要，这就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面对历史。恐怕要反对两个“八”。第一个叫八股，第二个是八卦。八股不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八卦不行似乎大家考虑的不多。现在很多人比较热中于八卦，我觉得孔丹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既没有采取简单的八股的态度，也没有迎合社会上那种八卦的心理，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严肃、正派的做法来总结。当然，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他这本书是美化自己，有人说他这本书不全面，当然这些都可以谈，但是我觉得起码要有个比较正派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八股、八卦的态度。这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二个感觉。

再一个是技术性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发生在北京的事。讲到中学生的“四三派”、“四四派”，讲到高校就是“五大领袖”、中央“文革”等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全党、全国的事情。孔丹刚才讲到拼图，实际上从地域角度来拼图，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上海。文革期间我是在上海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发源地，上海的“文革”实际上和北京的“文革”有区别。上海也有老兵，类似于北京的“四四派”的，也有其他的。上海1967年就搞了两轮风暴，这个和北京又有很大区别。这里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来研究好，分析好，对于完成历史拼图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展开做。这些工作如果都不做，时间长了就会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孔丹：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没有一个正面的权威的说法，人家就可以随便说。像上海的情况，我就觉得“四人帮”势力的形成本身就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纪坡民：孔丹这本书里提到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超级政治的大问题。为什么这样？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它才是一个超级的政治课题。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将来研究政治的学者要当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来研究才好。研究问题嘛，当然需要材料了，孔丹同志写这本书，作为一个亲历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当事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于研究“文革”史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是这样来看这本书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红二代”的叫法，我不大喜欢说这个“红二代”的说法。如果说“红二代”的话，那你得说“红一代”对不对？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是不是“红一代”？我想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保持了革命的红色，保持了这个根本，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保持革命的这个红色本质呢？我认为“红一代”之所以是红的，是因此他们和人民在一起，当他们脱离了人民以后，就可能不太红了。也许“文化大革命”发动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红了，有点脱离群众的意思。多大？我看最多有三分，但是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是否看过头了呢还是搞过头了，不管他是不是看过头了，他肯定搞过头了。他把三分的错误当成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二十分的错误来惩处，这毫无疑问是错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党有没有脱离群众的问题呢？我看是至少有五分是脱离的。典型的问题就是腐败，当然，也还有是不是你的政策造福了人民的利益，当然我们的政策现在基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但还有若干问题也未必都代表到了。所以我不大赞成“红二代”过于扎堆，把“红二代”集中在一块就红的过火了，过火了就发紫了，发紫了就不是红色的了。

孔丹：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如果共产党就是要搞千秋万代，极端的说法，要搞到家天下的路上去，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刚才说的变质了。就成了毛主席说的要重上井冈山的问题了，要带领人民造反了。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梁中锋：我读了你写的书，很受启发。您是共产党员，我也是。我们的党章改过多次，但我总结万变不离其宗，12个字：就第一叫舍生忘死，第二叫普渡众生，第三叫实现大同。改来改去就围绕着这事儿。为什么呢？舍生忘死舍的是谁呀？自己啊！然后，大家志同道合，结社建党。普渡众生是什么？是为老百姓服务，为大多数人造福嘛。实现大同是什么呢？均富，和谐，没有人欺负人，压迫人。我觉得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已经在向君子贤达党转变了。你要是做到我刚才说的这12个字，舍自己，渡别人，求大同，你肯定是君子。要不然你就别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太同意刚才有些人说的西方多党制，西方党是利益党，它进这个党是为了争利。其实共产党在立党的时候就不是为了争权，也不是为了争利，而是为了别人。这个是我从你这本书里头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一直走下来坚信的东西。

孔丹：我觉得您说的对我很鼓舞，您说的三条，就是共产党人要舍生忘死，我觉得中国古人叫舍生取义，你有一个价值观，你就要为它牺牲。普渡众生我也赞成。我最近到那个佛教的寺庙参观，看见有很多人很功利地为了一己之私在那儿拜佛烧香。其实佛教中的普渡众生就是渡己渡人。小乘是修自己，大乘是渡众生。我跟南怀瑾老师交流过，他说其实儒、道、释是一家，到了最高境界都是一样的。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共产党的最高境界也跟儒、道、释的最高追求一样。你为什么要打倒统治阶级呢？就是为了老百姓翻身嘛，也是一种普渡众生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讲的那个实现大同，或者叫追求大同。小强有本书叫《千古执着大同梦》，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说我们社会主义也好，我们共产主义也好，这些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天生血液里就有。共产党如果离开这个大同的想法，不为天下百姓而只是为自己，这个共产党就变质了。我刚才说腐败是现象，根本是变质。我很赞同你说的，不愿意为了这个宗旨做事儿，你最好就脱离共产党。

张木生：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孔丹说“红二代”的称谓他不喜欢，除非有特别的界定。这个观点我同意。可现在有些人特别喜欢“红二代”这个称谓，甚至要用“红二代”的名义，重塑我们共产党的合法性。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千万不要在“红二代”里头扎堆。“文革”里头最大的教训，孔丹这本书里也有，就是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是应该深刻反思的。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谭立夫，叫〈谭家门楼的货色〉我是比较喜欢唱反调。期盼孔丹担当更多，为化解我们现在的重重危机做点事。老实说我们当下的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文化学，基本上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占领了，实在没办法占领，也被台湾的所谓的传统意识形态给占领了。而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正面的理论、正面的东西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所以我说现在要有人出来有所担当。前段时间我们党召开了三中全会，这个会确实开的好！好就好在三个自信。首先要自信，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理论来证明这三个自信，但是提出来了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再有就是三中全会确实是一个既不是极左的又不是极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一个决议。求得为多数人服务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使大多数人损失最小的一个公倍数。我们的执政党敢于提出来我们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说明我不回避问题，而且也有能力解决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完成这些任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党也承认，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且把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解决社会问题。但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共产党，揪着共产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不放。而且反对共产党最厉害的都在共产党内。所以我说虽然“文革”应该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命题，就是防范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很可能变质这个命题没有提错。苏联已经这样了，所有的颜色革命大家看到了，结果也都有了。现在美国干嘛那么捧菲律宾啊，无非就是菲律宾跟我们对着干呗，所以就受到吹捧。菲律宾的叫做三权分立多党制民主政治，可实际上它所有的权力就控制在176个家族手里头，这些家族都是在农村带有武装的地主财阀，这叫什么现代国家啊？它比我们还差一大截呢。印度，西方吹捧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就连印度自己的政治家都说我们的三个甘地都被宗教冲突杀掉了。现在的四大种姓制度，婆罗门、沙地利、吠舍和最不可接触者的首陀罗还在那儿。你爹是淘粪的你下辈子还淘粪，你娘是洗衣服的不用洗衣机你还得在那个广场上洗衣服，这叫什么民主啊？解放初期，我们中国的人均寿命才36岁，印度是45岁，印度的钢铁、铁路、化肥都比我们强的多，现在他们的GDP连我们的六分之一都不到，就这种民主，如果我们学了，那咱中国才叫万劫不复呢！我们能学美国吗？美国24亿亩耕地，农民只有280多万。我们现在再搞城镇化，就算城镇化率到了70％，我们的农民还得有4~5亿。怎么学啊？学得了吗？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现代化过程，除了共产党来领导，换个其他人试试，能承担得了吗？在中国当一个市长和美国当一个市长完全是两回事儿。美国那个党，实际上就是50个犹太资本家控制着，不管你是共和还是民主，一驴一象，除了外表都一样。日本搞现代化就是一党完成的，无非是一党里头分了派。我们党内先民主，然后再带动社会民主，这条路怎么就不可以走啊？完全可以走。

孔丹：我们正在做一些事，包括改版发行中信的《经济导刊》，就是针对现在理论界的情况。现在叫问题倒逼。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负有这个历史责任的。

刘江南：我们今天这个读书会不仅观点表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秉持了严肃、认真、多元、理性的会议宗旨，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来积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这个读书会是大家的，不是哪个个人的，所以我代表大家感谢大家。

(刘江南整理)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与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月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编辑  东源）

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025.93万户，占到实有企业的78.4%，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这是民营企业家[2]被赋予的历史定位。

12年以来，对民营企业家这一历史定位却很少见有更细化的诠释。笔者不揣浅陋，特陈管见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规定的使命，角色和身份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是积极地以这个梦想的方向为奋斗方向，以这个梦想的需要为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使命的群体。他们应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塑造者，而非旁观者、破坏者。既要有所作为，增加正能量，又不能无所作为，胡作非为。娃哈哈公司创始人宗庆后说：“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能够跟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让我的员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群体，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3]

定位规定作为，角色就是底色。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定位、使命和角色，意义重大。这既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又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接纳程度和评判标准。

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太平之世，埋头经济，不谈爱国久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热爱、捍卫和增进国家利益为荣，以漠视、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为耻，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基因，也是团结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曾国藩说：“为人须有好师好友好榜样”。榜样选的是谁，人就会模仿谁、变成谁。在今天这个利益诉求多元化、个人价值自我化、市场经济逐利化的时代，民营企业家以职业诉求在商言商，把胡雪岩、李嘉诚、乔布斯、稻盛和夫等作为榜样无可厚非。但是，以荣毅仁为榜样的人相对较少。

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荣毅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4]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荣毅仁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他是把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功德高山仰止，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做到的。但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在商言国”的选择，却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学习的。

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同样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有地位、有影响力。”[5]民营企业家爱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其次是带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竞争上，但国力竞争不仅仅是科技和财富之争，从来就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争。去掉了爱国主义，只会使人陷入唯利是图、个人利益至上，被人利用、人财两空，乃至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境地。

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说：“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中国正在上演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的主力基本由新富阶层、贪官污吏和知识精英组成，都是身家千万、亿万的富人，目的主要是转移资产，海外投资和子女教育，出国定居。……当外国企业，境外资金想方设法通过中国的同时，大批的国内富翁却在不惜血本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据说会卷走上万亿元资金，正在掏空中国，动机并不单纯。因此，受到舆论强烈谴责”。在富人移民中，有一类叫“裸商”——即家庭成员迁居国外，自己在国内从商，移民不移居的商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是财产经济的换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比如，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者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便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6]

更值得警惕的是，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资产，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海外利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个人私利极易被国外势力欺骗利用、或干脆与国外势力联手，和反华分子、国内腐败分子勾结，渗透政权干扰决策，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的“先富群体”，其财富本身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经济大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才会有个人的幸福。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看中国，将财富留在国内，与人民共进退，才是正道！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才是普世价值。当某些“先富群体”在埋怨国家、甚至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是怎么来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努力得来的，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当某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们抱怨社会舆论“仇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想到过黑砖窑事件、毒牛奶事件，以及不断曝光的类似黄光裕、刘汉等犯罪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公示和观感。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7]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荣毅仁故去的9年间，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老板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他们与以荣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民族（营）企业家相比，在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度、个人水准等方面几乎“整体性”落后，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国家，对本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培树倍加重视，悉心呵护，甚至立法加以规制保护。而对其他国家战略对手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则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优势和实力资源，或贴上各种标签加以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或以各种隐形手段渗透影响，竭尽全力促其淡化、弱化和异质化。总之，防护自己和摧毁对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免疫系统﹐是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盗窃国’的既定目标和长期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它国家对经营本国精神战略资源轻率地懈怠和忽视，都将付出难以估量的历史代价。”[8]

“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讲过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9]

我国应该特别重视对“先富群体”的爱国主义宣教。要利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企业党组织以及各种传媒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立法形式对各种爱国言行进行规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向荣毅仁们看齐，不要学万润南、赖昌星、刘汉们，要认清大势，爱国有为，遵纪守法，把个人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0]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11]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2]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道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3]

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综合起来看有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4]由此可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年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15]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

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16]

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民企替代不了国企；而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民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都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是互补关系、兄弟关系和“竞合”关系。所渭“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实质上都是市场主体在国家基于国际竞争和宏观调控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动态表象。民企与国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及其它形式的合作时，应该在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采购招投标、商品买卖等等方面透明公开、规范交易、互相监督，同时，接受社会舆论、群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查。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市场大，早已经成为外资跨国公司觊觎的“肥肉”。外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科技、原料和市场的垄断，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国企和民企不管是各自或合作发展，都应该“利”不容辞、义不容辞，共同把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

第二、注意资源配置的质量而非数量。实力企业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据统计，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入围门坎231亿美元）我国共有95家企业上榜。[17]从上榜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存在着实体经济乏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结构失衡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上榜的7家民企（平安、华为、沙钢、正威、魏桥创业、民生银行、吉利集团），高科技信息产业只有华为1家。其余6家在传统产业和金融业，企业结构失衡、杠杆率过高、收入盈利能力稳定性不强、劳动密集特征强；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要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就应该把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作为必要的“规定动作”，不能“倒果为因”——盲目地以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追求目标（这是落实好“规定动作”的结果）。仅仅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不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布局、供应链、资本、管理团队等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国际化。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配合我国国际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做好国际化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也要依据形势和变化出台或修订相关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及其国际化的发展。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2]鉴于我国法律和政策尚无对民营企业家概念的准确定义。本文用“民营企业家”这个概念来代指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3]宗庆后：《把企业做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队》，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829/123216604020.shtml。

[4]《荣毅仁同志生平》，新华社2005年11月3日电。

[5]玛雅：《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专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参考消息》2014年4月30日。

[6]《揭秘中国的特色裸商》，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6108.html。

[7] 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年1期。

[8] 秦天：《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香港传真》2012年16期。

[9]杜亮：《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访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中国企业家》2005年22期。

[10]转引自：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2]《史记•货殖列传》。

[13]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0页。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北京2013年11月15日电。

[15]王文伯：《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环球时报》2014年4月11日。

[16]《任正非吐槽股东贪婪榨干公司：华为绝不上市》，http://opinion.haiwainet.cn/BIG5/n/2014/0504/c345416-20594022.html。

[17]《财富》杂志评选的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信息，

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xglj/500fg2013/500fg201301.shtml。

以2014年4月的亚信会议为标志，中俄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官员和企业家们签署了几十项合同，以此奠定了未来中俄战略合作的新基础。

通过一系列合同协议的签署，中俄利益共同体已悄然成形。天然气“世纪大单”的签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最大需求方与最大供应者之间缔结了“相互保证”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同盟必然会改变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而中俄联合生产宽体客机和重载直升机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发和生产领域，将会推动两国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这如同当年欧洲从煤钢联盟向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过渡，可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另一件意义重大的合同发生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组包括以各国本币向对方付款的清算协议在内的协议。VTB在官方声明中说，“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银行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卢布和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业务，银行间贷款，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交易上的合作。”这一组包括能源、制造和货币在内的合作协议，全方位的涵盖了对中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对两国、对东亚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俄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代背景，是两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这些年俄罗斯已经成为G8的正式成员，中国领导人也曾应邀作为观察员国参加过峰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国家立即清理门户，把俄罗斯请出了“富国俱乐部”。在当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今年的成形，这与乌克兰事件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直接相关。普京总统在克里米亚的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俄罗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希望保持平等、开放且诚实的关系。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西方玩过火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罗斯要明确的对西方说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事实是，太平洋的99%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剩下的1%，包括国际法中规定应该属于中国的部分，如台湾、中国的东海、南海，美国也要染指，今年以来更明确鼓动日、菲、越等国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美国为扩张霸权、打压中俄的举动，理所当然的引起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这导致了两国的战略接近。

美国所采取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战略。何况，所驱之者是鲲鹏。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远，中国和俄罗斯都当得起鲲鹏之喻。而如今，他们都被美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中俄的国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美国霸权的侵害，这促使中俄两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毫无疑问，中俄共同体将是全球霸权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

作为相邻的两个国家，中俄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历史，也有相互对立敌视的年代。然而，与沙俄与满清的殖民地时期不同，与苏联与新中国早期的冷战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时代、新基础之上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移势易，如今两国地位平等，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高度互补，并愿意分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两国都反对霸权，以推进世界多极化为目标，领导人之间高度信任，因此能够让两国共同体走的更远。

目前，全球危机远未过去，美式全球化体系走向式微，曾经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在危机的冬天，各国开始抱团取暖，组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区域化的新趋势，中俄共同体的成形不仅符合时代变化，而且正在引领新的历史潮流。

面对残存的全球霸权，中俄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国家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俄等边缘国家要真正改变中心-边缘的传统结构，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可以预期，在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互动中，将塑造出“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而这将是中俄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平等相处、合作发展、分享利益、休戚与共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编辑  东源）

对美国而言，结束冷战，短期利好，长期利空。结束冷战，解放了两个巨人，中国和德国。美国老战略对手苏联解体了，美国新战略对手在静悄悄地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德意志第四帝国”（欧元区）正在完成欧洲板块整合。围堵中国，分化欧洲，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围堵中国，纲在日本。分化欧洲，缝隙在乌克兰。日本问题，当然不是历史问题。冷战结束了，雅尔塔协议在东方没有成为历史。请注意基辛格博士关于钓鱼岛的描述，美国仅仅是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而非主权）。很精彩，一桃杀二士。欧洲的雅尔塔协议结束了，但历史的伤疤很难愈合，前苏联的旧疾再次复发。当然，此绝非偶然，美国人挑开了伤口，并且撒了一把盐。乌克兰是欧洲大陆的缝隙，也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缝隙。裂缝可以无限扩大，大到成为地缘政治陷阱。欧盟和俄国，就站在陷阱的两边。

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欧盟，乌克兰危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普京如果懂得适可而止，吞掉克里米亚立刻收手，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战略偷袭。默克尔如果懂得色厉内荏，在乌克兰玩弄绥靖政策，则欧盟可以成功躲过一劫。美国的女发言人有些沉不住气，一句针对欧盟的国骂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太渴望新冷战了，问题是陷阱两边的人不笨，他们连摆出冷战的姿势都不愿意。俄罗斯人无心西向，欧盟也无力东扩。非但如此，俄罗斯和欧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已经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新冷战思维基本没戏。可怜了乌克兰，作为新的历史悲剧，向世人诉说着国际政治的无耻。

（编辑  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