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将迸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机遇。一是将为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电网、旅游文化等重点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融资合作机会；二是加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为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推动商业银行从传统的“融资”向“融智”与“融资”相结合转变，带动商业银行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战略国际化、产业协同化、项目复杂化、需求多元化等诸多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寻求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国内国际战略的统筹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金融资本及产业资本的紧密协同，要求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具备发挥资本中介作用、协调产业资本的能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地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商业银行将面临行业、汇率、国别等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具备较强风险控制和投资管理能力；最后，“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是横跨境内外、多层次、多维度的，无法通过简单的产品组合满足，而需要金融机构具备提供一揽子、全流程、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的能力。

国内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荒”

中国过去是以制造业、加工工业、中低端的产业发展，带动了中国金融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今后，让中国的资金和资本走出去的桥梁之一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往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包括银行业更多的业务是跟国外借钱，以往我们是缺存款、缺资金，而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银行业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资产。

“资产荒”是2015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经营难题。“资产荒”的问题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增长减慢，以及产业结构处在调整的状态，导致中国银行出现惜贷现象。同时中国银行业资金目前的存贷比正在放松，央行取消了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的一个紧箍咒——存贷比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的比例来决定资产的配置和贷款的配置，但这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一个难题，银行资产在国内配置在什么行业、什么产业，同时如何支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重点的发达地区以及发展地区，商业银行能够使用国内的资金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需要。因而，资金的出口和资本的出口，要跟制造业的出口相匹配。

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出口国。2014年商业银行从事贸易清算的业务，中信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做到了第一位。2014年实现业务额4500亿美元，而10年前中信银行一年国际业务的结算量仅200亿美元左右。结算量背后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水平，也代表着相应的企业进口能力。

这三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非常需要汇率的避险，以及资金的稳定。“一带一路”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风险之一就是汇率的不稳定，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现在全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外资投资中，中国排在第一位，包括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基础行业，可以说中国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到哈萨克斯坦去开展业务。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几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对中国都是全开放的，但是我们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也面临很多困惑，比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卡巴赞巴斯油田的开发中占了40%的股份，中信集团也占了20%的股份，现在油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我们碰到了汇率不稳定的大问题，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哈萨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目前在40%左右，由此带来货币的不稳定。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是怎么样把石油从当地打出来，然后再卖出去，同时又获得美元的收入，这是中国企业最终的追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落袋为安，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对人民币国际化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能跟进，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有20%左右的比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就可以用本币“走出去”。

建立跨国金融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业务需求。跨国的金融服务需要匹配相应的服务体系、服务平台、服务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专业的人员。跨国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设立分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的银行都在大量设立分行。以往中国的银行没有底气，不敢到外面去设分行。过去只有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了以服务华侨为主、零售业为主的中国银行服务体系，大家都根本没想过要服务于对公客户、机构客户。但是这几年“工农中建”都已经走出去了，做得最好的是建行和工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分行。对于中信银行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来说，我们也在海外设置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新加坡、悉尼、伦敦、纽约、洛杉矶等等这些地区和城市都设立了分行。我们即将在哈萨克斯坦收购一家当地的银行，否则很难用中信自身的资源去服务于当地的油田业务。如果通过哈萨克斯坦当地的银行去进行交易和做生意，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本身不适应西方的经济体系，它是以东欧或者说以前独联体的整个经营体系作为基本结构。我们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人民银行，目前急需国内的俄语人才，而现在国内懂俄语、懂国际金融、懂经济的人才凤毛麟角。国内的银行业要大力培养国际金融人才。

中信银行的实践经验与优势

中信银行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作为中信集团的最大核心子公司，目前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净利润在400亿元以上，境内外网点突破1200家，在世界1000家银行中一级资本排名第33位。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随便拿出去一个都可以跻身于世界前一百家大银行之列。中信银行这样的规模在国内算中等银行，但都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在33位，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商业银行每年都是爆炸式的发展，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最后都体现在银行业资金的存款和资金、资产的配置方面。

中信银行对“一带一路”重点考虑的是“一带一路”整个资金的融通，它需要资本的投入，还需要股权的投入，不是传统信贷业务能解决的。2015年6月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为200亿元，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首期注资200个亿，目前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功。目前融资主要考虑债权加股权的形式，债权主要是银团的贷款、联合贷款以及其他一些融资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用基金股权的方式在当地设立相应的融资平台，吸引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优质的金融投资基金需要有出口，能够走出去并带来相应的投融资机会。目前我们基金已经有200个项目，已经开展了的项目有27个，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900多亿。从中可以看出来，业务需求或市场要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企业特别希望中国的银行业能提供多元化的融资，而不仅仅是以前的双边贷款——我给你放一笔贷款，你给我担保就行了。实际上“走出去”本身就需要股权和债权的结合，这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中国企业进一步的“走出去”都带来很好的机会。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当地化、本地化，本地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融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当地有资信的评值，也就是所谓的“有品牌”，其他的中国企业在当地都是没办法融资的。

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当年的发展经验，企业走到哪儿，银行就跟到哪儿。银行开到哪儿很难做到，跟到哪儿是能做到的。比如中信重工到澳大利亚开展业务，中信银行的分行就要跟上，不仅要提供对公的服务，还要开展对私的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员工，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高等的技工，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要几千人，银行连代发工资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要帮着做。中国人一般出去要在当地办信用卡都非常困难，中国的农民工“走出去”更加艰难，中国的银行要提供代发工资、个人金融服务等，帮助他们把挣到的钱汇出来。这就需要中国的企业树立服务的意识，能够为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带来相应的便利，让他们像在国内一样能够享受融资便利和金融服务的便利。

（编辑  杨利红）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首先，它是出口导向型的地区，对外贸易的需求非常之强烈；第二，这个地区是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区，对外资的依赖度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地区还有其特殊的问题，在金融安排上存在“金融的原罪”，具体表现为三个错配：

第一，货币错配。这个地区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是很高的，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需要采用第三国货币结算，如果所需要的货币出了问题，这个地区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法进行了。其实，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错配，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元出了问题，所以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货币错配就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期限错配。“一带一路”区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目前流入“一带一路”地区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时进时出，很不稳定，导致资本不能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如何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地区长期资本的错配问题。这个区域的项目基本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更需要长期的资本来支持，相应地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安排。而这种资本安排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模式。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产生的背景之一。

第三，结构错配。这个地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即缺乏有深度的市场。“一带一路”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但是当地的储蓄基本被海外所控制，这些储蓄流到海外再反过来投到这个地区，形成本地储蓄不能被本地使用，反而被海外吸走再反投到这个区域来，这就形成了结构错配。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由中国推动的，而是国际上的需求，是由“错配”所造成的需求。中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意义就是纠正货币的错配。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化，必须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由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提速，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都快得多。

国际国币有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贸易结算、计价；第二是投融资；第三是储备货币。从贸易结算来看，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是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现在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在投融资方面，特别是对华投资，2014年有78%是用人民币安排的。第三作为储备货币，现在很多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2009年7月2日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当时参与者、设计者的想象。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把“双边”使用进行到了一定规模。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各国银行都要被动配置人民币做储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人民币，但是大部分还是周边化阶段。比如，中国人现在跟泰国做生意是用人民币结算，什么时候泰国人跟韩国做生意也用人民币，这才叫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实现多边安排，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实现。

在人民币国际业务的推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要对世界发展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担负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责任，换言之，它不仅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负起责任，还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负责。届时人民币一定会面临跟美元一样的困境。目前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就要承担起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美联储还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然而国内宏观政策往往与国际宏观政策有矛盾的地方。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面临同样的境地，也就是承担国际义务的问题。货币国际化就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公共产品，所以承担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目前全球经济秩序都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还在沿用“基本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类格局。而如果单纯从GDP的含义上来看，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分类格局上所建立的所有治理体系都失灵了，那么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产生新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就可以被视为新的治理理念，它跟西方的治理理念不一致。虽然经常有人把“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做一个类比，其实“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通过给对方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从而提供支付。马歇尔计划最后是形成一个“欧洲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原则是利益共同体，是“和为贵”。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海外做这么多事情人家都可以接受呢？正是因为“丝路”，也就是通商、友好，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谈，形成共赢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个真理，这跟中国农村的农贸市场是一样的，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这个鸡屁股就是他的银行，可以拿两个鸡蛋去换针头线脑。“一带一路”的生意怎么做呢？有钱固然就好，没钱咱们就借贷，现在没钱将来再还，这是促进交易，市场经济所有的原则不就是“交易为上”吗？

第三，“一带一路”对于金融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高铁项目。泰国的高铁项目，假如说金融机构给泰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泰国政府的还款是实物大米，银行必须把大米卖掉才是还款来源，这就是“金融创新”，这跟过去我们用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一带一路”上很可能是钱换物资，金融机构能不能消化这些物资就是新问题。比如泰国的高铁换大米，卖大米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大米能不能卖掉？这就跟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牵扯到很多政策利益的协调方式，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需要有多渠道、多元化、混合型的融资安排。这种融资安排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多币种的问题，还将涉及到多种物资的安排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推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金融是很大的挑战，就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面临三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可不可以实现可兑换。因为可兑换货币尽管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作为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的，否则无法通用。

第二，人民币的利差问题，也就是中国逆差稳定的形成机制。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收益，其他国家就没法使用人民币。

第三，中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是人民币稳定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未来即便中国人民银行愿意承担起国际责任，也要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否则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执行就要依赖美国的国债市场，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也就相应地影响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向全世界。而目前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固定收益非常薄，如果央行想推进自己的货币政策去影响国际市场，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用。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本币化竞争。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合作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本币化的策略。如果以各种货币对比来看，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强劲，于是人民币成为本币化的首选，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用的地区就是“一带一路”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项目上，人民币国际化在纠正货币错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纠正货币错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投资活动，它也需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跨国的金融合作，而且是本币国际化的跨境金融合作，这就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出现的互联互通的大项目，在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都需要有特殊融资机制进行长期的资金安排，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随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构错配可以得到调整，也就是未来本地区储蓄能够为本地区所用，不断扩大投资，要求本币要有金融中心。其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就与此高度相关——如果本地区的自有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就成为人民币的本币中心，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民币业务就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这是中国金融今后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治理结构中包括金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个安排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新框架。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要关注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双边的金融安排。过去在东盟与中国的“10+1”合作机制中所制定的“清迈机制”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安排。我们建议把清迈机制扩大化、合理化，在上合组织之间建立央行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流动性方面做出更多考虑，比如用本币来控制，从而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二，如果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一带一路”、特别在投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发行的债券时间可以跨越二、三十年，而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都是短期资金，因此支持长期项目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深度资本市场，只有出现长期债务，特别是债权的出现才能获得长期资本支持，短期资本顶多能开展一些信贷或者流动资金的安排，提供长期支持是有困难的。

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比如在上海市场、境外市场鼓励各国发行“熊猫债”、发行人民币债权，并把人民币债权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中。金融机构可以由此获得长期资金来支持各类建设的长期项目。金融市场深度化过程中，或者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安排。由此可见，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向而行的，金融的改革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金融的改革开放其实无外乎三件事：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实现市场化，基于货币与利率的平价关系，货币应该自由化；而当如果货币真正自由化以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应该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上海自贸区就是连接境外和境内金融市场的一种安排。2015年10月，《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简称上海“金改40条”）正式出台。上海自贸区是在建设一座桥梁，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就是在支持“一带一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尤其关注人民币市场在境外，也就是离岸市场和境内的开放之间的关系。我预计，中国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上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国内企业在投融资安排上，不能仅考虑一个负债问题，要全方位考虑筹措资本，不只是占用资本，还有股本资本；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中国的货币，还要学习利用多国的货币；不仅要利用中国的资金，还要利用海外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所谓“银行联合”的重要性。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定要考虑银团的安排，也就是国际银团的组织，而不是单靠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来解决全部问题，一定要考虑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银团。

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活动，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原则跟一般国家的银行原则是有区别的，业内称之为“伊斯兰国家银行原则”。比如伊斯兰国家的银行是不能收利息的，它的理念是大家一起投资、合伙做生意，但是还没赚到钱就要收利息，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做到心心相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这样企业的融资活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编辑杨利红）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拓荒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只有疏通经络、畅通血脉，“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符合沿线各国发展的需求和合作大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并且互补性很强，是世界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基础设施却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常来讲，基础设施联通主要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人常讲：路通了、信息通了，然后就可以盖房子，发展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就可以推动民心相通。

交通联通只是第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进速度和成效。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首先要有路，这样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但修路只是一个开始，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著名的坦赞铁路项目为例，这条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贯通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交通动脉，在该铁路建成后，该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专家参与管理。

与坦赞铁路类似，香港地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香港地铁项目给我们三大启示：

第一，香港地铁是一个财务上特别成功的项目。无论是建造、运营还是管理地铁，不但没有让政府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给政府上缴两千亿。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成为财政包袱且盈利条件良好的地铁项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地铁能够保证75%的港岛老百姓的乘坐，地铁站离家不超过500米。

第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法定机构来运行。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立法，有执法，有专业人员操盘，有社会监督，每年向政府述职，并向全社会公告。当法定机构依法完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它就从公共事业变成纯商业机构，这种模式非常成功。

第三，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满足较高的国际劳工标准、生态环境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香港地铁项目没有对生态产生损害，没有对沿线老百姓产生损害，也没有损害劳工关系，它有客观、专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审计，同时发布第三方报告。

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修建铁路或者地铁只是一个开始，项目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更加关键，否则它很难称作是一次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中国也将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

打造能源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增长潜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未来能源和电力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为“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提供“营养”。可以说，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能源企业是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联通的主体。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已建成境外各类电站累计总装机容量近2亿千瓦，运营10余条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输电线路，打通中俄、中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能源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华能、中国石油等“国家队”成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智勇指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能源企业，随着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的全面推进，华能集团将在沿线各国“一揽子”电力项目解决方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集团战略规划，华能主要选择“一带一路”周边近30个国家，在主要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海外电力项目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海外拓展油气业务也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是我国陆海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原油进口的80%、天然气进口的86%，都要途经沿线国家运输回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功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市场、通道和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为中石油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油气合作升级版提供了难得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油气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是中石油对外油气合作的“战略核心区”，中石油四大油气通道主要部署在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中石油作为我国对外油气合作的先行者，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已达20多年，在19个沿线国家运营着49个项目，权益产量近5000万吨，占中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工程技术等合同额超过100亿元，并且拥有一支优秀的本土化员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按照规划，中国石油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先行优势、技术资金优势、能源市场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推进以油气合作为核心的能源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

构建信息化“高铁”

通讯设施的联通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通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敏感神经系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相应地陆地光缆只能连接，而维护和服务水平很难保证，并且价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和网络延伸拓展国际业务，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电信海外运营非常少。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电信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信海外运营，对于今天中国三大运营商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锋表示，公司将在新的起点上扬帆海外，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中国概念，辐射中国的电信网络，构建通往全球的信息化“高铁”。按照集团战略，中国电信将以网络为纽带、以运营为载体、共建智慧丝路，把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建设、运营、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传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地跨越数字鸿沟，造福当地人民。

为此，中国电信提出了新欧亚战略、新非洲战略等一系列行动计划，拟帮助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打造一些次区域的流量中心，进而在全球形成五大流量交换中心，大幅改善这些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带宽需求。中国电信不仅要联通基础网络，连接某个国家，还要在相应区域内形成一定的环路，在推动当地经济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促使中国电信形成全球战略布局，输出中国经验，辐射中国影响，打造国际市场信息行业新格局。

形成亚洲新气象

“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应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然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资金问题突出等等。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做不到的，只有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成沿线各国人民心中“我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这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不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联通，它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仅仅是第一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还要做到以此为圆心、推动三小时经济圈，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唯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形成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新气象。

共商互联互通大计

关于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业界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局限于路、电、信息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将通向中国的法制、中国的现代、中国的规范有序和透明的制度。”。

资金不足是“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解决资金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此外，资金成本也非常关键，中国能够在印尼高铁项目中最终胜出，资金成本功不可没。邓小锋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广邀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包括丝路基金、其他国家基金以及海内外私人基金，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行投资、并购。

谈及能源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吕功训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引，从国家层面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的研究，强化政府指导协调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序竞争；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加快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平台建设，推动国内银行为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更好的指导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等。

孙智勇建议，要加强规划引导和对接，明确能源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积极性，以及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公众的投资热情。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企业联盟，加强全方位沟通合作，遵循互信、友谊、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促进世界电力能源企业合作，开辟世界电力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国家队”“走出去”率先垂范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海外投资新机遇，国内企业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社会责任。一大批率先“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尊重，实现了共赢。

战略选择：组联合舰队 抱团“出海”

独行快、众行远。纵观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践，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已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取胜方式。

近年来，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海外业务比重达到公司整体业务的95%，公司明确制定了差异化经营战略，即以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以投资融资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谈及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土木建设，。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表示，中信建设采用的商业战略或者组织战略，是联合舰队战略。

中信建设一个典型性案例，是2006年联合中国铁建在阿尔巴尼亚中标欧洲标准的高速公路项目，当时项目总标的达到62.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积极探索成功的一种海外联合模式。此后，依托联合舰队的优势，中信建设持续征战海外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大规模 “走出去”。

与中信建设的联合舰队战略类似，中国五矿集团在“走出去”时也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五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周巍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真正的抱团，这种协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尽量落到实处。五矿集团在这方面实践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秘鲁是五矿最大的海外市场，五矿在那里与很多中国央企“抱团”合作，并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种“抱团”不一定要有资金、项目上的合作，而是一种协作。抱团还能够真正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走出去”。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通过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举世无双的运营经验，无可挑剔的服务精神和不可比拟的综合性价比优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1.7万公里，占全球的60%以上；目前正以每天8.2公里的速度向前延伸。

 “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像中国这样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形成共同体，实现抱团‘出海’。”徐宗祥表示，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表示，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要争取以技术和标准为手段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要与金融相结合，采取基金合作、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互相配合“走出去”。2015年7月31日，中信重工宣布与国内外高端客户签订6大合作项目，与15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方就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共同致力于国内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达成共识。中信重工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合作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行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种信息服务；依托大客户服务、用户服务和备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运行、备件、改造升级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技术服务。

风险防范：互利共赢 践行正确义利观

通常来讲，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三大挑战。

以中信建设为例，近十年来的海外业务全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治更迭不断，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未间断。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尝试了多种风险规避方式，如中国信保[1]政治保险、合同谈判、交朋友、与政府联络感情等。除此以外，中信建设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化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另外，从项目选择源头入手也是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条有益经验。洪波说，“中信建设在国别和项目选择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主要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百姓拥护的建设项目，如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农业、矿业、制造业等，以此尽可能规避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了16.5万套社会住房建设项目，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建立了一个20万人居住的城市。只要做了得道多助的事，对当地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就会得民心，从而有效避免政治风险。

社会风险也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这些年，由于“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唯利是图、不规范经营，做了很多有损中国企业形象的事情，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中信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变这种现状的法宝，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这也是中信集团一直积极倡导的原则。中国企业每到一个国家，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观。洪波说，中信建设在阿尔及利亚投标项目的时候，标书中明确，如果中标，公司将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沿途农业发展引进技术，开展培训等等。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资金风险、项目组织风险和商务风险。为降低这类风险，中信建设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对冲基金、产业投资回报等等；并且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各界资源的整合，创新发展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包括3个标段，分别由3个主体承担，但现在结算下来，只有中信建设挣钱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顶层设计开始，公司就本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配套的原则，力争造福社会，回报社会。” 洪波说。

战术选择：属地化  主动落地扎根

实践证明，避免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土不服的关键，是“走进去”，即实现属地化。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是短期行为，要带着善意和平等的心态，热爱、欣赏进入的国家，充分尊重所在国文化和习俗，不能抱着“赚钱就走”的心态，而要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学习融入，真正把东道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祖国”。

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民心和心意的相通是中国企业在当地能够落得下、落得好的一条重要原则。周巍说，五矿集团在秘鲁的搬迁项目只涉及四百多户人家，但考虑到当地有3种宗教信仰，五矿集团在新社区共建设了3座教堂。实践表明，只有尊重当地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中国企业才能够在当地落地扎根。

企业的包容性同样不可缺少。要怀着包容心融入当地，利用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五矿集团在秘鲁铜矿建设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项目前期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工期拖延7~10天，五矿集团一些人认为，7~10天的延误对于总投资105亿美元的建设周期来说微不足道，但是项目前方管理团队却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工期影响最终降低到1天。

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属地化，互利共赢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唯有互利共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赵晋华表示，要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兼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与国内外政府、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的关系，务实高效地共同推进重大项目。

俞章法也认为，国际化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走出去”不是赚一笔钱就走，而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加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惠及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商业模式：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的商业模式，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企业进行EPC[2]承包。但这种模式实际运行起来存在诸多矛盾，包括地方政府会有各种想法，最终将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债。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找到其他一些有效的替代模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庆禹说，公司正在尝试经营财团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聚焦金融和资源领域做大文章。还有一种模式也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比如阿尔及利亚想要建设港口，如果中国企业单纯做工程，那么当地政府可能不欢迎；但如果中国金融企业和建设单位联合起来，其效果将大不一样。无独有偶，中信建设也将逐渐改变过去主要以融资带动工程承包、单纯从事出口服务的固有商业模式，抢抓“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机遇，主要通过投资带动“走出去”。

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资源优势，中信重工“走出去”采用了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国内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服务，为中国装备“走出去”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战略布局：延伸产业链  制定“中国标准”

没有“标准话语权”是制约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大瓶颈。作为矿山重型装备的龙头企业，中信重工持续高投入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全面贯彻国际化标准。目前中信重工共有11种主导产品取得了国际标准，拥有36项高端矿山重型装备的核心技术和11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产品。

俞章法说，进入海外市场，装备不仅要在质量、技术、价格等方面谋取竞争优势，还要符合当地生产运营的一系列标准，与上下游环节相衔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规定本国工业标准的能力和条件，它们往往采用西方的工业标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欧标认证，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而且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定，让中国标准国际化，进而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全方位“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以自主创新、快速超越的技术实力为支撑，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赵晋华认为，发挥专业优势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中国企业应该结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在勘察、设计、规划、施工、投融资、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和优质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高层建筑占有量达到世界高层建筑总量的32%，在建量是世界的64%；中国建筑一家公司的高层建筑量就占到全世界的50%。依托自身在高层建筑领域的专业优势，中国建筑计划在“一带一路”建设前期以基建为主，房建为辅，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回到以房建为主的模式。

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拓展产业价值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按照战略部署，中国建筑将从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总包集成能力，最终变成产融紧密结合的新型建筑承包商，努力向前端的规划设计和后端的运营维护方向发展，提升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竞争能力。

建言献策：企业为主体  加强国家统筹

企业是海外运营的主体，但要实现更加高效地“走出去”，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参会的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化、法制化和重实效，让企业更放心。

周巍建议，除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外，国家政府的统筹作用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协同配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将面临不小的难度。最近五矿的秘鲁铜矿项目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一些社区事件，它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本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

“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间、区域组织间、企业和社会团体间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公共合作平台，以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徐宗祥坦言。

站在企业的角度，俞章法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有效支持。

二是在“走出去”面临难得机遇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服务职能，整合资源，建立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

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加强对标准“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力度，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对成功采用中国标准“走出去”、获取海外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五是成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编辑 宋斌斌）

2015年12月21日和22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丰台法院分别就《炎黄春秋》前主编黄钟、洪振快与爱国学者郭松民、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荣誉”所引起的名誉纠纷案做出判决，法庭宣判郭松民、梅新育胜诉。该案可追溯至两年前，2013年11月23日，梅新育、郭松民分别在新浪微博中愤慨指责《炎黄春秋》当年第11期刊发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侮辱抗日英烈；该文的编辑与作者黄钟、洪振快二人随即着手准备起诉学者郭松民、梅新育“侵害其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利”；此事件沉寂近一年后，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郭松民和梅新育，于5月12日和13日进行了不公开审理，直到2015年年末进行最终判决。该事件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网络舆情走势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案件公布最终判决后，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媒体报道、微博、微信中，支持法院判决的声音均占绝大多数；仍然力挺洪、黄二人，批评法院判决的声音极少，主要集中在洪振快及其律师界朋友的微博中。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从2015年12月21日0时至2016年1月6日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149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14363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571篇（见图1）。

图1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5年1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布郭松民案的判决结果，22日丰台区人民法院宣布梅新育案的判决结果，媒体报道集中在22日前后，以对两次判决的报道为主要议题。

与媒体报道量不同，网络点击量有多次反弹。2015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在微博中宣布要控告爱国网站“察网中国”侵犯其名誉权，做法与黄、洪二人控告郭松民、梅新育案件如出一辙。12月28日，戴旭在其个人微博中批驳冯玮，称“当初炎黄春秋‘那帮狗娘养的’也气势汹汹地要起诉狼牙山五壮士的捍卫者，结果碰了一脸狗屎。这位经常帮日本皇军说话的伪教授，会是神马下场呢”，此微博得到大量转发评论，再次引起网民对郭、梅胜诉事件的关注。

两大舆论阵营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系统监测数据，围绕着郭、梅胜诉事件，舆论分化为“支持判决派”与“反对判决派”（见表1、表2）。

表1舆论阵营

表2 意见领袖影响力排名

阵营一：支持和赞许郭、梅两人捍卫民族英雄，为法院判决叫好。

判决宣布后，爱国主义的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和大量网民奔走相告，称赞法院此举大快人心。

议题1：认为胜诉是爱国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势力的胜利，其意义是历史性的。

郭、梅胜诉结果一出，各大左翼媒体、学者、网民纷纷庆祝，认为此事件是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役，标志着爱国主义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胜利。

本案被告、独立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在微博中称：“胜诉不是我个人的胜利，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胜诉首先是法律和正义的胜利，是爱国力量的胜利，是人民军队的胜利！光荣永远属于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代表的人民英雄！胜诉不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束，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开始！我们不允许他们污蔑我们的英雄，不允许他们玷污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不允许他们伤害中华民族的尊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转发了郭松民宣告胜诉的微博，并附言称：“英雄不倒，民族屹立，这是转业军人郭松民的胜利，更是历史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作家、导演@刘毅然援引毛泽东诗词以作庆贺：“郭松民胜诉。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民心的胜利，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司马南对于此事件的判断更为乐观，断言公知大势已去：“这是一场关键性战役，将来或入史。网上诋毁开国领袖造谣英雄抹黑先烈的帖子层出不穷，鲜有诉诸法律打胜官司，这回他们恶人先告，在大法党猖獗的情况下，在那个著名杂志的背景下，在体制内公知首鼠两端假装公允的情况之下，官司胜诉，乃知公知大势去也。”

媒体方面，四月网在获知该案的判决结果后，发表报道称“这是正义的胜利，也是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乌有之乡接连发表《人民节献礼 |郭松民因捍卫烈士被起诉案已宣判：郭松民胜诉!》、《再传喜讯 | 梅新育因捍卫狼牙山五壮士被诉案宣判：梅新育胜诉!》，表达乐观情绪。《国防报》发表《捍卫英雄，需要拿起法律武器》，认为经此一役，捍卫英雄的人有了更多的信心，“有宪法、法律做后盾，不输法；有广大正义之士的信赖和依靠，有正义之剑在手，不输理”。

这种乐观、庆祝情绪代表了大多数网友的情绪，网友@举起拳头呐喊在梅新育微博下评论说“这是正义战胜虚无主义的一场决胜！”，网友@无公害威斯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恭喜郭老师，正义不倒，国贼不猖，另外感谢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这不只是郭老师个人的胜利，更是爱国者的胜利”。

议题2：谨慎乐观，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有其特殊根源，维护英雄声誉、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影视/文化评论人@司马平邦发表微博称“左派都是善良人，对海淀法院关于郭松民案的判决绝大多数抱以善意的肯定，其实大可不必，我倒觉得他们是万不得已才做出如此判决的，再浑下去要丢饭碗了。这案子的宣判并不代表中国法律界整体环境已好转，离基本面好转还相距极远，这是人民民主监督权力的一次成功体现，所以要继续监督下去。”他提醒大家居安思危，谨慎洪振快、黄钟背后的势力。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同样表达了隐忧：“我在思考的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正气不彰、邪气弥漫？为什么妖魔鬼怪横行、歪理邪说泛滥？其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希望以后维护人民英雄声誉之事，成为无可辩驳的不争之事，让那些诋毁英雄之辈成为过街老鼠，而无须依靠个人打官司来解决。如此，则幸甚!”

大众网发表评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止步于法庭宣判》，反思在屡屡发生的民族英雄被污蔑、抹黑的事件上，现行法律存在“宪法无追责机制，民法有局限，刑法难适用”的难题，呼吁建立保护烈士名誉的法律。

议题3：反驳公知将法院判决解读为“骂人无罪”，从法理上论证法院判决的正确性。

海疆在线发表评论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判案体现了东方价值取向》，称西方法理强调“程序正义”，华夏法理更强调“内容正义”。支持原告一方认定“骂人就是侵权”，这是秉持程序正义的西方法理，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宣判，体现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是教条地从具体的法律条文出发，而是从维护“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

昆仑策网站的昆仑岩发表《为海淀法院点赞：一个依法治国的经典案例》，认为被告充分依据宪法法律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与权利，此次判决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的体现。

紫网在线发表《吕景胜：“炎黄春秋”案判决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视角》，称“法官判案应遵循当今中国的理性正义和主流价值观，应注重分析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及社会问题”，“法官的判案思维应是多元、立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因素都能成为法官判案过程中的考量因素”，“本案法官将社会洞察与解读、法律概念分析及适用、价值考量与选择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点赞的判决。”

大众网发表评论《几棵萝卜引发的大案,背后另有深意》，认为这起诉讼表面上看似一桩普通的名誉侵权案，实际上却是有人想借法律之名，行否定那段抗战史、诋毁“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和精神之实。因此，“此案的一审判决，不仅合情、合理、合法，更树起了一种鲜明导向：任何人想假借法律之名行诋毁英烈、否定历史之实，都不会得逞。”

阵营二：讽刺法院判决不公，力挺洪振快、黄钟。

此方观点多出现在微博中。洪振快本人12月22日发表微博称，“颇为奇观的是：法庭辩论梅新育已承认骂人，自己的微博上也公开承认骂人，而判决却说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和评论’。法院真是护犊情深呐，比亲儿子还要亲。”个别法学界、律师界的大V如@谭人玮、@谢文、@陈光武律师、@律师常伟平709、@邵明波、@书生意气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洪振快在《炎黄春秋》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被梅新育、郭松民辱骂是‘狗娘养的’。洪振快及编辑黄钟起诉梅、郭侵权。今日海淀法院判郭松民胜诉。明日丰台法院宣判另案，想必还是洪振快、黄钟败诉。这是骂家的胜利！” 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荣剑2001说，“即使原告写的是历史虚无主义，难道被告就可以骂人？原告是就被告骂人而将其告上法庭，法庭不审被告是否骂人侵权，反而认定原告写作是历史虚无主义而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这是什么审判？真是不可思议！”

反对法院判决的观点多是仅从骂人是否属于侵权这一角度着手，避而不谈洪、黄二人是否污蔑、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对此类观点网友表示强烈不满，但也有少数评论表示认同。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任重道远

此案件起因于2013年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洪振快、黄钟的起诉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维护其个人名誉是假，坐实《炎黄春秋》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扩大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力是真。2013年11月之后，对于“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热议从未停息，其间，舆论中还出现了对其他革命烈士如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的所谓“揭秘”，一时间，抹黑和恶搞革命烈士竟然成风。最典型的莫过于2015年4月加多宝假借感谢大V“作业本”，采用侮辱先烈邱少云的方式搞营销炒作，手法恶劣之极。欲灭其国，先去其史，这股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若不加以遏制，不仅将伤害爱国群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也将危及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此次海淀区和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虽是法律判决，客观上却有着引导社会舆论向爱国主义靠拢、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积极作用。海淀区人民法院在郭松民案的判决书中写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不惧牺牲的伟大精神，坚定了无数中华儿女奋勇抗敌的决心，这是我国社会公众的一致共识。《细节》一文试图颠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被告郭松民批评以《细节》一文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前述社会共识、民族情感的表达，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段判决词正本清源，表达了我国法律系统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的支持，打击了洪、黄二人借法律之名否定我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的企图。

正如《经济导刊》2015年第6月号刊登的评论员文章《以人民的名义起诉历史虚无主义》所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费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然而，此案爱国学者的胜诉并非标志着爱国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彻底胜利。从2015年5月12日和13日，此案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进行不公开审理之后，历时半年多才在年底公布判决。微博平台上，仍有一些律师和法学学者对此案判决颇有微词，。另外，保护烈士的法律不够完善，也是革命英雄屡遭抹黑的原因之一。

此外，媒体界的情况也不甚乐观。2015年5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引起了媒体的密集报道，根据本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0时至6月4日23时，共有涉及该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余篇（含媒体转载）；而法院公布判决结果后，媒体却极少报道，自判决公布之日至2016年1月6日近半个月的时间，仅有149篇媒体报道。多来自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海疆在线、乌有之乡、独家网、四月网等左翼网站，以及中国军网、国防报等军方媒体，很多主流媒体并未跟进报道，网民得知此事件的信源大多是郭松民等当事人的微博。在此事件上，主流媒体的集体失声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思考。对同一事件的缘起和结果的报道量出现如此之悬殊的对比（100：0.0039），看来不在于事件本身的新闻性，而是媒体的立场决定了报道的取舍。

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社区的热议则比媒体报道要热烈得多，从网民互动来看，绝大多数网民支持法院判决，民意站在爱国主义一边。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原因并不在于其群众基础，而在于独特的舆论和法律环境，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止步于法庭，立法保护英雄名誉、整顿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杨利红）

“贴吧”事件掀起舆论批判

2016年1月11日，百度血友病贴吧等病种类贴吧的吧主被换，引入商业化合作的吧主，血友病贴吧的网友投诉百度售卖病种类贴吧，指责其不承担社会责任，惟利是图。一时间，各大媒体掀起对于百度将病种类贴吧商业化行为的广泛讨论和评价，角度不同，但态度多是批判。

1月12日，百度公司正式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有的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的公益组织开放。

1月15日，国家网信办针对百度贴吧存在违法违规信息及商业化运作管理混乱、部分搜索结果有失客观公正、百度新闻炒作渲染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的突出问题，约谈百度公司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反省公司管理的失责问题。

1月17日，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参加“未来论坛·2016年会”时再次表态，百度将深刻反省，“度过危机”。

1月19日，百度副总裁、移动服务事业群副总经理，亦是贴吧事业部总经理、贴吧产品直接负责人的陆复斌，在《财经》杂志的独家专访中就该事件首次表态，称“在营收上，贴吧对百度的贡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贴吧不是过度商业化，而是几乎没有商业化。这次之所以出问题，是在监管制度上犯了判断错误，对于医疗病种吧，不该使用例行的商业考量标准，在医疗行业，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不该是活跃度，而应该是公益性和信息的公正性。”

此后，该事件的舆论热度逐渐下降，告一段落。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1月11日至2016年1月25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194篇（不含媒体转载），微博、论坛主帖13504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有911篇（见图1）。

图1 “百度血友病吧”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6年1月11日，“血友病吧被出卖的消息”在互联网传播开来，话题首先由知乎网站上发起的一个帖子引爆——“百度贴吧的血友病吧被卖了，原吧主小吧主突然间全部被拿下，如何看待百度这样的行为？”原“血友病吧”小吧主“蚂蚁菜”在回帖中回答了相关问题，在短期内即收获了3.2万个点赞，是话题中获赞最高的一条。

1月12日，百度回应称，所有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舆论中，反对、批评百度的占九成以上，支持、同情百度的不到一成。微博上呼声较小，各大媒体和微信、尤其是知乎等平台上的舆论比较活跃。

1月15日，国家网信办约谈百度负责人以及17日、19日李彦宏和贴吧负责人陆复斌就此事件的公开回应，也使得舆论热度再次增加。

各方观点的激烈交锋

1月11日以来，围绕着百度出售血友病吧的商业化举措，各方媒体主要呈批评的态度。1月12日，百度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有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议题转向对于百度与公益组织合作的评价，出现小部分正面评价。主要议题如下：

议题1：对事件本身的报道

    一财网第一时间发出报道《贴吧吧主痛诉百度为钱出卖血友病吧 百度回应已着手调查》；北京晨报的《贴吧事件“引爆”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大洋网-广州日报的《36家健康类公益组织举报百度》阐述了百度贴吧事件基本情况，短短时间就获得跟帖1万多条。

议题2：对于百度整体的负面的评价

    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文章《搜不到的百度：互联网老大的中国式生存》中回顾了百度的发家史，讽刺 “干预特长”早已深植百度的基因；并对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百度走的是超级大店的模式，百度的垄断可能导致中国整个搜索引擎门户的失败。

在“百度百科”中被誉为“中国博客教父”的方兴东在《血友病贴吧事件拷问互联网企业价值观》一文中指出，贴吧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拷问互联网企业的底线问题。

议题3：对于百度商业化运作的评价

负面评价：

《互联网周刊》在《百度贴吧商业化：需先端正价值观》一文中，批评百度急功近利，将企业社会责任放一边，置贴吧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可译作：用户原创内容)属性于不顾，用近乎野蛮的手段去实现其商业目的。

大河网署名耿直哥的网友发表文章《百度贴吧 今天算是得罪你们一下！》，辟谣称接管血友病吧的“刘陕西”并不是网友宣称的骗子，但是对于百度强硬出售贴吧的行为予以批判，认为这会令网友们与新来的承包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更会令大量网友认为“百度贴吧”是一个不尊重用户，只知道拿用户变现、毫无人情味的平台。这种评价，在如今“草根为王”的网络环境下，恐怕对百度贴吧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绝对的负资产。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互联网企业的“蛮劲”要用对地方》，认为企业挣钱没错，但是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当下要遵守原则，不能因为自己是互联网企业，就忽视消费者权益，罔顾法律规范。

cnbeta网站(台州)的文章《百度贴吧商业化：不可以靠把用户当肉鸡来实现》强烈谴责百度的商业化行为，指出今天百度在搜索、贴吧社区所占据的垄断地位，让它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公共服务平台，但是百度却没有肩负起大公司的企业责任，认为百度贴吧的商业化就是百度搜索生意的延续。

凤凰网等网站转载了长城网发表的文章《百度贴吧摊上事儿了，不能贴了金钱掉了节操》，该文指出，百度贴吧暗搞商业合作自毁声誉，贴吧商业化不能“伤及公益”。

微博方面，彭晓芸发文《百度为何勇于堕落：“资本的道德”值多少钱？》抨击百度不讲道德，认为这轮消费者抵制运动以及舆论的谴责之声，的确可能给百度造成致命打击；而且，在长远的未来，百度企业的发展还可能受声誉资本所累而持续下降，而声誉资本也是企业未来重要的资本增值点。

微信方面，caoz的梦呓发表《贴吧的水有多深》，肯定了贴吧的商业价值，但是否定百度的行为，指责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商业利益走到了价值观的前面，并提出百度对付费吧主的资质审核更应该严谨和审慎，减少私下内幕交易，暗箱操作的空间，注重企业信用。

正面评价：

    中国网发表评论《李彦宏整改贴吧回应流出？用户体验是百度第一信条》，认为百度此举是百度贴吧针对部分资源的商业化尝试，也可以看作一次创新道路上的“试错”。

科学的fan发表《百度贴吧事件冷思考：商业化就是作恶？这是有罪推定》，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合法地创造商业价值，不能因百度的某些错误而全面否定其商业化的路径。

议题4：对于百度与公益组织的合作的评价

正面评价：

    中国网发表《法律专家：权威机构加入贴吧 可避免网友权益受侵害》力挺百度，从法律层面分析，认为百度贴吧引入权威公益组织机构参与合作，将有效避免网友权益受到侵害，维护网友利益，百度贴吧也将在病种类吧与公益组织机构的合作中更好地发挥机构专业能力，为广大病友提供更加优质的平台服务。

CCTIME飞象网发表《“隐形的NGO”和百度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对百度贴吧搭台、公益组织“唱戏”的尝试做了分析，认为NGO需要互联网平台的助推，也要关注用户的根本需求。如此百度才能化危机为契机。环球网的《百度贴吧用户超过10亿 停止所有病种类贴吧商业合作 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一文也肯定了百度引入NGO组织的做法。

《京华时报》发表文章《百度贴吧与多家公益组织达成共识》，认为凭借专业公益组织在相关病种领域的专业积累与百度的技术、平台等资源优势，百度贴吧将为广大吧友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

ITbear发文《牵手公益面向“阳光” 百度贴吧“三天两策”获多方点赞》，充分肯定了百度公司三天内的两次举措，一方面将会对NGO发展带来显著地提速效果，促进公益与互联网的融合；另一方面，百度贴吧加入阳光行动，无疑将极大减少网络犯罪的可能，使用户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负面评价：

《南方都市报》报道《百度贴吧合伙人招募“下架”》，指出全国36家关注健康疾病类公益组织已联名向北京市工商局举报百度。而百度病友吧引入NGO组织，合作细则仍未敲定。在此篇报道中，亿友公益的发起人雷闯表示：“百度邀请NGO参与贴吧管理只是一个危机公关，是一个权宜之计。”

微信公众号Bianews(北京)在《百度贴吧事件调查：到底卖给了哪些鬼？》中，对百度“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的声明表示怀疑，并对高血压吧、甲亢吧、肝病吧等疾病类贴吧的目前吧主身份进行了分析，讽刺百度所谓的“合作运营”。

议题5：分析百度事件爆发的原因

人民网评论《百度贴吧事件，警钟为谁敲响？》认为，百度内部绩效指标考核导向的管理手段压抑了员工的创新和工作积极性，失去了工匠精神，让员工成为“数字的奴隶”。所以才会出此“卖吧”下策，这种唯考核数字论的发展逻辑不仅“绑架”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创造性，同时也污浊着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环境。

信海光在《百度贴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与普遍意义》中分析了贴吧事件爆发的四点原因：一、表面的力量是百度在贴吧实现商业价值的冲动；二、吧友对贴吧的热爱是另外一大原因；三、贴吧文化中一些毒瘤的存在也是肇因之一；四、存在整体医疗市场混乱这个社会大背景。分析认为，百度事件标志着无为而治的“社区田园时代”的结束，而百度以及微博等其他互联网平台未来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要继续旁观第三者在贴吧中牟利并制造乱象，还是参与进去推行新的管理秩序和商业秩序。

    中国经济网《多个百度贴吧被有偿承包出让 过度商业化引发争议》分析认为，此次百度贴吧事件，体现出网友自发讨论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另在《贴吧事件持续发酵百度需承担何种责任引热议》一文中引用方兴东的言论：百度贴吧事件其实也折射出了整个互联网产业的竞争环境。《反垄断法》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互联网领域发挥作用，网络空间层面的很多公共服务实际上由平台自身承担，缺乏制约和监督。在眼前和短期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各种损害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行为进入高发期。

腾讯科技《十字路口的百度贴吧：为何难说放弃商业化？》一文总结了百度贴吧一周以来的事件发展，分析称百度贴吧的商业化运作由来已久，但是在2015年，百度对贴吧加速商业化和盈利性，摒弃了过去“为兴趣而生”的理念。而此次贴吧风波中备受外界质疑的“贴吧合伙人”运营机制是由陆复斌提出的，在贴吧极大的变现压力下，2015年底在百度最焦虑的时候，民营医疗“莆田系”再次进入。病种类贴吧被“莆田系”快速覆盖。而这也为百度遭遇此次舆论危机埋下祸端。

微信方面，公众号“瞭望智库”发表文章《百度为何突然被唾弃？》，摘取各方观点抨击百度，讨论百度有无权利售卖贴吧，揭露商业机构接手贴吧的弊端，谴责百度搜索引擎的恶性竞价排名，并指出“莆田系”医疗机构与百度的合作，在给百度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其泛滥、混杂的医疗信息，也贬损了百度平台的信誉。其中网友@Odysseus评论道：“根源还是来自垄断。”。

议题6：对于“互联网+医疗”的分析和展望

中文科技网发表《透过百度贴吧事件 看中国社区平台的不易》称，从百度事件看到了中国互联网社区的普遍问题——管理难，并认为百度贴吧对于病种类贴吧事件的处理态度将会开启百度的互联网医疗公益之路。

《法制晚报》在《卫计委回应 百度贴吧事件》中指出，卫计委就“百度贴吧事件”已向百度了解情况，同时也希望相关机构与百度合作，利用好这个平台。国家卫计委宣教司司长毛群安表示，要共同把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协商好，真正发挥网络在精准健康传播方面的作用，并在今后寻求与百度的相关合作。

微博方面，《南方都市报》在《百度病种吧停商业合作 互联网+医托何去何从》中指出，百度搜索引擎的医疗广告好比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而疾病相关的百度贴吧在通过其创新的“合伙人”制度出卖以后，就变成了医院门口游荡的“医托”，而且自带“互联网+”光环。但是，目前国内医患信任的缺失、医生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对涉医疗类推广信息的监管体系不强，也是导致病种吧“生意红火”的一大因素。文章强调，除了病种吧之外，百度的企业吧中的医疗广告信息也有待加强管理。

微信公众号丁香头条的文章《被百度卖掉的疾病贴吧=互联网+医托》在1月11日获得三万多次的阅读量，文章指出，百度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通过流量分发来获利，医疗广告（确切的说是莆田系医院广告）成为百度搜索引擎盈利的主要来源。出售贴吧给莆田系导流并不奇怪，本质是另外一种流量的贩卖方式。文章更提到对我国医疗广告管理的担忧：医疗广告尚且没有有效管理，又如何有能力监管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维护的贴吧？

议题7：话题指向“莆田系”

《第一财经日报》在《百度卖吧事件买方被指莆田系》一文中指出，莆田系虽与百度就竞价排名发生过争执，很多莆田系运转得比较好的医院已经取消了与百度的合作，但莆田系还是有不少医院需要通过百度来提高知名度、推广业务。莆田系与百度呈现“相爱相杀”的关系。

    微信公众号“蜜蜂财经”也在《百度，为作恶而生》中直指莆田系的虚假广告，指出：百度为赚广告费，昧着良心和虚假医疗广告大户莆田系合作多年，坑害普通老百姓。随着百度广告费越来越高，莆田系无法忍受，就联合抵制，百度也渐渐发现，医疗是一块肥肉，索性就义正言辞地把“莆田系”蹬下车。

百度商业化的反思

此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主要集中在1月11日以来的一周以内，但是通过百度售卖血友病吧事件的舆情发酵，可以看到百度的商业化一直都潜伏着危机，这次擅自售卖疾病类贴吧更是触动了吧友的切身利益、并涉及生命和伦理。

百度的竞价排名搜索模式本来就颇受诟病，莆田系的虚假广告也坑害了不少消费者，百度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再忽视广大网民的根本利益，却依然毫发无损地继续赚钱。谷歌退出后，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信息传播依赖的公共空间，占据着中国第一大搜索引擎的宝座。贴吧固然有其商业价值，百度作为企业固然要追求商业利益，但是作为享有“入口霸权”的企业，商业化不该没有边界和道德底线，如此急功近利地采取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商业化行为，最终遭到各方的批评甚至谩骂，百度及网络治理者均需深刻反省。

综观百度贴吧的危机及其舆情发酵，我们可以视此为一场网民集体反抗互联网巨头长期垄断的“话语起义”。至今，这些质疑、抨击的话语仍可以被查询到，而不是被删帖，从这个角度来讲，多少是值得欣慰的。然而，令人尴尬与无奈的是，反百度、反BAT的网民仍然会陷入反抗者的悖论，就是我们的反抗对象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而是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休息、娱乐的“我们”的一部分，反对百度的人，恐怕仍然需要用百度的搜索引擎“百度一下”查看自己言论的转载量；反对BAT的人，恐怕也还得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通过支付宝结算消费——无论多么不甘心，我们别无选择。在我们感叹的同时，不能不想起那个短命的“即可搜索”，也不能不想起谷歌的高调出走与低调回归，中国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将何去何从？

在资本垄断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同时，更可怕的是科学主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互联网的“失控”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价值理性去修正工具理性。

（编辑  杨利红）                                    

春晚播出之后

2016年2月7日，央视春晚在中央电视台等主要频道播出，如往年一样，春晚吐槽也随之而出。但是，今年春晚的吐槽和往年春晚的吐槽存在本质性差异，与以往草根段子手“找乐子”不同的是，今年的吐槽除了针对节目本身质量之外，更多的是将矛头直指春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史上最差春晚”“政治春晚”“严肃的颂功会”“歌舞版的新闻联播”等嘲讽与负面吐槽在微博、微信和知乎等媒体平台上掀起阵阵舆论热潮。

与此同时，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夸赞本届春晚贯穿“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的文章也陆续推出。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在春晚播出的第二天，对本届春晚打一百分，并说：“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于是，对于今年春晚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舆论态度也迅速分化为批评派、力挺派和少量中立派，并呈现出民间舆论场一边倒吐槽和官方媒体一边倒点赞的分离态势，形成了“春晚评论”舆情。

舆情走势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2月8日至2016年2月26日，共有涉及春晚评论的媒体报道724篇（不含媒体转载），微博5025条、论坛主帖515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11篇。

图1  “春晚评论”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月7日晚20：00，央视猴年春晚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春到福来》刚播出，网友便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吐槽该节目“歌功颂德”的内容。

之后，从主持人的串场到节目的内容来看，全场晚会是围绕着“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核心主题而展现，大家在网络吐槽的重点也转向了春晚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一时间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都异常活跃起来，评论、跟帖的内容多为批评、讽刺，除了常规性的吐槽，还有对中国意识形态管控的抱怨，认为本届春晚的政治性压倒了艺术性和观赏性。2月8日，央视等官方媒体以及春晚导演一边倒地称赞春晚的言论更加激起了网友的反感，评说的言辞也更加激烈。2月8日晚的新闻联播“央视春晚好评如潮”的报道播出后，又引发了网民和一些民间媒体对其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增加了网友不满的新热点。

自2月8日到2月26日左右，关于春晚的讨论在各地媒体和网络上一直“高温”不降。

媒体舆论态度比较

图2 媒体舆论态度比例分布图

态度一：批评春晚

议题1：讽刺春晚的政治性压倒了晚会的艺术性和娱乐性

从第一个节目《春到福来》开始，这一观点便开始在网友们的评论中发酵。知乎网友十八花生在问题《如何评价2016年央视春晚？》中回答道：“（第一个节目）所有的词没有韵，也没有调，就是赤裸裸的国内新闻十大头条……。”这一回答得到了2042个赞。以清华大学校园公众号“小五爷园”文章《吐槽集中帖｜观看春晚的你值得拥有》的精选留言为例，关于第一个节目就有关注者留言：“开场简直就是新闻联播……”“第一个节目真好，时政大联播哈哈”等。

针对整场晚会的报道舆论有：搜狐平台个人作者发表《只要坚持看春晚 2016没有过不去的槛》，极力讽刺春晚巧妙地避开了所有人想看的节目；一些媒体翻出2013年的一篇旧文《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政治毁了春晚》再次登出，通过此文中对过去春晚歌功颂德风气的批评，来喻指今年春晚；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在《政治仪式之外的春晚》中说，一方面，春晚这道“不可或缺的年夜饭”的民间仪式感已经大为削弱；另一方面，春晚被赋予的独有的软性权力平台，却持续造就了强劲的政治仪式感，强硬地宣传和灌输主旋律；台湾中华时报中文网的《央视春晚，文化屈居政治之下》也讽刺春晚用“文革”式的口号来向人们灌输主旋律。

微博网友@李蒙不蒙你在游迅网文章《猴年春晚很成功》中评论道“今年的春晚差的真是远远突破了底线，尽管多年不看春晚，每年还是会看看回放的部分节目，有个总体印象。今年春晚之差，实在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可以说，已经彻底放弃了艺术性、观赏性！”

微信公众号@中国道路运输在线的《2016年猴年春晚网友评论 年年吐槽年年看》中，多数评论是批评春晚的政治性太强。微信网友@杲杲杲杲杲杲杲阿在搜狐的微信推送《吐槽比春晚还精彩！》中反话正说道：“我觉得，在一档严肃的政务宣传节目中插播歌舞是不合适的！（知乎问题“评价2016春晚”被删）…我就想问下连评论的权利我们都没有了吗？”

    在知乎平台上，问题“如何评价2016年央视春晚？”有3780条回答， 其中得到最高的点赞数（2842条点赞）为张方的回答“这届春晚办得跟十八大演讲似的，三观正的我都不敢中途上厕所，以免被人说政治不正确……看完之后感觉自己离中国梦又近了一步！”

    可以看出，在这一议题上，网友们往往以反讽、戏谑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

议题2：对官方媒体给予春晚以及总导演称赞和好评表示不满

春晚播出后，官方主流媒体也开始肯定和夸奖这场晚会。从大年初一开始，《新闻联播》开辟了“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的固定栏目来讨论春晚。其中大年初一、初二关于春晚的报道时间都长达15分钟，大年初三的报道长达5分钟。《人民日报》发表头版文章《央视春晚传递正能量》，评论《向着梦想进发》；新华社发了评论员文章《普天同庆演绎时代精彩》和《通信共筑中国梦携手再谱新华章》等；《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春晚：温暖的在家感 满满的获得感》等。

对此，其他媒体的反应是：FT中文网刊登先后刊登才让多吉《中国春晚：毁于傲慢》和叶檀的《从经济学角度谈春晚》等，叶檀一文开篇就说“辉煌的垃圾也是垃圾”，并从春晚的垄断谈到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担忧，说春晚收视率不是刷金漆的理由，总导演打一百分的态度也是垄断机制下的傲慢表现，并由此生发到对社会产能过剩的担忧。游迅网的《猴年春晚很成功》，讽刺春晚不顺从民意，网友@四季轮回评论道：“弘扬正能量我们需要点赞，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春晚的质量我真的不敢恭维，看到媒体宣传今年春晚如何好，我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审美能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搜狐网微信平台的《春晚好评率95%？98%网友反对》（被删）中称，吕导演自评100分时, 98%的网友投了反对票。并说，大家都理解春晚不好办，导演不好当，可是如此高比例地唱反调，已经不是“意见分歧”而是“绝对民意”了。微信公众号@一点资讯《央视春晚，你的受众是谁》强调春晚受众不是政府领导而是14亿人民，抨击主流官方媒体一味给自己“点赞”的行为不得人心。

态度二：赞扬春晚大气磅礴，是一场真正的全民大联欢

议题1：贯穿了“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

如央视网，评价了今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称其在玩笑间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爆笑声中传递正能量。新华网的《各地观众话说猴年春晚：接地气聚人气鼓士气兴喜气》称春晚反映民心所向，思想性强，体现文化多样性，很接地气。荆楚网的《魅力春晚弘扬正能量》认为2016年春晚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努力实现“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在真情、感人、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传递社会正能量，聚焦了年度大事,贯穿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题主线，在歌曲、情景剧、舞蹈、小品、杂技等各类艺术作品中，都充分地融入体现，可谓精彩纷呈。

新京报《春晚，和你聊一聊数字的“真相”》中报道，“据新华社电春晚播出期间，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终端多渠道，海内外收视与互动的观众总规模达10.33亿。

　　其中，国内有6.9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晚会直播；有1.38亿观众在网络上收看了春晚直播；参与“五福临门贺新春”互动人数超过1.63亿；通过央视网在Facebook、YouTube等多个海外社交平台收看晚会的观众总人数超过115万，参与互动的人数超过260万。

　　据统计，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409家电视机构使用了央视中、英、西、法、阿、俄6个国际频道的直播节目信号，其中394家全程转播，海外传播力度、覆盖广度创历年新高。”此文用大数据说明大家对于春晚的参与度，获得92条转载。

议题2：肯定春晚的创意和亮点

如《人民日报》文章《央视春晚传递中国正能量》称晚会直播中通过央视网，创新使用全媒体传播方式，达到“大屏带小屏，一屏带多屏，多屏共振”的效果，以先进的互联网手段吸引年轻观众。光明网的《网络春晚：“互联网+文艺”讲述中国故事》称晚会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依托，并完成了“电视+”的新愿望，兼顾电视受众及网络受众群体，开创“全民手机大联欢”和“APP送年货”的先河，重新定义了大年夜的概念。《经济日报》的《魅力春晚文化盛宴》报道：每一年春晚都离不开宏大主题，今年更具大国风范。每一年春晚都彰显民族特色，今年尽显十足的“中国范儿”。每一年春晚都努力创新表达，今年更凸显开拓精神。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今年春晚别样好——社科学者喜谈春晚》的系列访谈中梳理了春晚的亮点。《北京晨报》的《回看央视猴年春晚哪“带劲儿” 春晚不变是情怀》主题评论说：“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如今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逐渐演化为文化风俗集萃和社会文化盛事的同时，近年也遇到一个不小的尴尬，就是网友各种各样的‘吐槽’，寻根溯源，众口难调是春晚永远躲不过的课题。”

议题3：阐释目前舆论中的错误引导

如中国青年网《从经济学谈春晚究竟在谈什么》批评叶檀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谈春晚》，认为此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叶檀剑锋所指,是央视春晚上的正能量。‘经济学角度解读’的包装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此文同时对网友的吐槽采取了一种豁达明智的评析：“春晚吐槽本身就是一种互动和欢乐。以吐槽来概括所有市场需求显然有所偏失。笔者身边多数朋友尤其长辈都对这台春晚赞誉有加:每个节目都饱含正能量,更加期待未来的生活。央视春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央视春晚前途命运的关键。”这篇文章认为，叶檀一文看似谈经济，实际是对春晚正能量的攻击，是对弘扬中国精神的质疑，是对坚守中国道路的质疑。这绝不是一篇经济学小品，而是一篇意识形态檄文。

态度三：分析春晚吐槽舆论分化的原因

   议题1：梳理春晚吐槽的历史以及观众的变化

如《中国日报》转载腾讯娱乐《春晚三十三年：到底是它变了，还是我们变了？》，从春晚和观众两方的变化来解释大家对于春晚的评价呈两级态势的原因。未来网称，正因为有了春晚的存在，我们的春节才有了看点，正因为有了春晚，我们守候着才能集体吐槽。新浪新闻《我为何不吐槽央视春晚？》揭示了民间舆论场一边倒吐槽VS官方媒体一边倒点赞的现象，并作出原因分析：一是央视春晚太夺人眼球，众口难调是难免的；二来语言类节目整体疲软，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生活，看起来似乎取材于现实生活，实际上很多包袱都是为创作而创作，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议题2：客观呈现春晚的亮点及不足

如四川在线发表《第4小时的春晚高潮不断 创新之处可圈可点》肯定春晚，但是结尾引用成都观众徐建永、邱玉清的话说：“今年春晚与往年春晚相比，其观赏性，娱乐性真还是要逊色一些。”与此同时，新浪娱乐等媒体只是摆出客观事实性的报道，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评价和分析。

舆情评析

    此次春晚评论中，舆论场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分化的状态。舆论态度中，一方是由背景各异的网友组成的“批评派”，由于近年来春晚吐槽几乎已和春晚一样，成了一些人在春节中约定俗成要做的事，犹如一件与春晚伴生的娱乐项目，加之短小篇幅、抓人眼球的吐槽本身就具有传播优势，可以体现出存在感，所以许多人乐此不疲，而今年裹挟着政治调侃的吐槽批评比往年更加声势浩大，似有一呼百应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是由央视和《人民日报》等传统官方媒体组成的“力挺派”，赞扬春晚贯穿了“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但说话口吻和表达话语与网络中平民舆论的立场和网络语言截然不同，因此有如“鸡同鸭讲”，未能引发网络舆论场的共鸣。尤其是总导演吕逸涛对自己表现100分的绝对性评价，成为进一步激化网民吐槽和不满的催化剂，加速了舆论场呈现出对立态势。

虽然，春晚吐槽早就成为近年来的一种常态，但是今年春晚被说成“史上最差”“政治春晚”，并且引起巨大舆论反响这一现象背后仍值得深思。

2月10日，观察者网发表文化学者刘仰的文章《央视春晚好得很？糟得很？》，跳出了对春晚节目吐槽的肤浅争论，提升到对春晚文化方向感上去做出评价。他认为：“这年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吐槽往往被网络放大，他们想必也早有准备，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估计会被唾沫淹死。”“‘中国特色’实际上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在思想理论层面，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完全不够。”“中共十八大以后明确要求从政治上端正立场。这个试图结束思想混乱的举动如今终于清晰地体现出来，我认为，这个方向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一方向感。前几年，一些文艺工作者表态支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果遭到舆论媒体的群殴，就是因为群殴者发现了中国重新树立思想标杆的意图。难道，因为这种痛骂和群殴，我们连明确这种方向感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因此，部分文艺工作者能够坚定立场，端正思想，不怕痛骂、亮明态度，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如果我们将央视猴年春晚体会成一台要领风气之先的实践之作，就可以增加了许多理解，明白了它的方向感，是对“娱乐至死”的一种反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年的央视春晚在正确意识形态指导下表达手法上的乏力，内容落于空洞、形式过于直白、展现流于简单。既缺少“寓教于乐”的内敛，也鲜与观众喜怒哀乐的共鸣。网友们的吐糟点，并不是无的放矢，恰恰是在宏大叙事下不能接地气的软肋。这种主观方向感的正确与客观播出效果的背离现状，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这种分裂的情感和价值，某种角度是真实的，但在另外的角度，也是被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扩大化的。也就是说，这种分裂和分化，在对央视春晚进行评价的主流观众里面其实是更厉害的。”“从央视的做法中可以看到它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设立东西南北分会场，渲染‘全民大联欢’氛围等，但是这本身并没有改变春晚的生产体制，以及春晚的生产者与社会的脱节。”“不是说要不要国家角色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政治性质和导向，以及权力在什么样的层面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作用。”[1]

    而刘仰的文章更直白，也多了几分理解与宽容，他说：“当然，在方向感之下，我们的确可以讨论艺术表现手段，但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当今中国，找一个手艺好的导演很难，找一个三观正的导演更难，找一个手艺好且三观正的导演更是难上加难。几十年来，在文艺市场化去政治导向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各类艺术院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还有几个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准来选拔、培养人才的？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把培养人才方向定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后来，这个标准早已被替换了。

恰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所言，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建立在公民的常识和同意的基础上的，因此要找到与大众文化的咬合点（conjunctural points）,意识形态是制造同意的艺术。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话语表达格外活跃，春晚遭到非议，再次凸显出新媒体时代增强主流媒体和文化产品政治传播能力的迫切。大家都在盼望新时期文艺英雄辈出的到来。

  （编辑  杨利红）                         

舆情走势分析

2016年2月4日，公安部公布2015年十大打击食药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例为山东济南庞某等非法经营疫苗一案。2016年3月18日，澎湃新闻刊发报道《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 专家：这是杀人》，记者报道采访了济南当地食药监管部门、公安等基层干部，指出涉案疫苗流向不清，并采访了疫苗领域激进派意见领袖王月丹教授、称“这是在杀人”，引发舆论轰动。3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迅速做出回应，责令山东食药监局会同当地公安、卫计委迅速查处非法疫苗问题。

3月18日晚，腾讯将“母女贩卖数亿毒疫苗至18省”推送成腾讯微信的头条。

3月20日-21日，总局连续发文，对查处非法疫苗事件进行部署，要求各地食药监局根据公布线索查处非法疫苗的流向。公安部、卫计委也联合总局发文，要求各地公安、卫计委配合展开调查。各地方部门纷纷展开调查自查，疫苗事件进一步扩散。

3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报道疫苗案情的最新进展，公布调查结果查处问题疫苗流向24省份，疫苗事件舆情态势逐渐升级。

3月21日，微博大V贾乃亮对疫苗事件爆粗口，引发网友关注。陆川、李晨、章子怡等也纷纷转发，疫苗事件在微博娱乐明星的助推下扩散。3月22日，一篇名为《疫苗之殇》（该文章目前已经删除，疑似财新网首发）的文章刷屏朋友圈，该报道翻出2013年南方都市报《疫苗之殇》的旧闻，将其与此次疫苗事件联系在一起，成功博取了网民眼球，刺激网民情绪引发舆情爆发。

3月23日，李克强总理对疫苗事件作出批示，要求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要切实加强协同配合，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腾讯微信再次将之作为新闻头条推送。23日，世卫组织也对疫苗事件发声，称“中国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力挺中国疫苗安全性。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挂牌督办山东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切实做好这一系列案件的办理工作。3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卫生计生委、公安部首次联合召开发布会，对疫苗案情进展进行通报。本次发布会取得了一定舆论引导效果，大部分新闻媒体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如实转发报道；但在微博、微信平台上，仍有部分大V、媒体官微和微信公众号却片面炒作扭曲发布会上的个别信息。25日，新浪微博账号“世界卫生组织”对问题疫苗事件中中国网民的质疑进行收集并再次发声予以解答，再度引发舆论质疑和争论。3月28日，世卫组织第三次回应事件，对常见问题予以解答并再次声明对“中国的疫苗生产和许可有信心”。当日，国务院成立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组，29日，世界卫生组织第四次对中国疫苗事件做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建议我国加强对二类疫苗的监管。

疫苗事件持续被热议，话题层出不穷，观点多元碎片，自媒体众声喧哗，普通民众神经紧绷。综合来看，推动舆情步步高涨的主要有以下关键传播节点：

媒体方面，推动舆情热议的关键动因有：1.澎湃首发新闻披露济南疫苗非法案件，称“这是在杀人”，人民日报微博、央视新闻微博等在转发时标题中新增“或致人死亡”字眼、夺人眼球；2.微信腾讯新闻三次推送疫苗事件为新闻头条、关注激增；3.财新网旧闻新做《疫苗之殇》引发朋友圈刷屏；4.央视报道疫苗事件，根据山东公布的可能线索推算出所谓非法疫苗流向24个省份，引发恐慌。

政府方面，推动舆情进展的主要动因有：1.18日-21日间总局连续四次发布通告，公布山东疫苗案线索，并要求各地展开调查；2.李克强总理对疫苗案做出批示，有网络谣言称总理要求3天内公布流向；3.24日三部委首次就疫苗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部分语言被脱离原有语境炒作；4.国务院成立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组。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次声明，也是疫苗事件的重要舆情助推力量。

自媒体方面，主要的事件有：1.微博红人发声关注疫苗事件，如@贾乃亮、@稀土部队（章子怡）、@王克勤等；2.“疫苗之殇”引发的论战，反对“疫苗之殇”一派的自媒体如“和菜头”、“方玄昌”等一批较为专业的学者；3.“疫苗之殇”后的疫苗科普，众多自媒体以漫画、插图等方式形象地阐释疫苗的机理、科普、监管模式及与此次疫苗事件的关系等。自媒体发声主题多元、利益动机各异。

舆论议题分析

对此次疫苗事件，舆情总量十分庞大，七成左右是对事件进展以及政府发声举措的报道，三成左右是建言性、观点性、情绪性舆情。我们选取媒体及微信平台中对疫苗事件的分析和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

（一）事件分析：管理制度的漏洞，是导致问题疫苗出现的重要原因

1.疫苗管理的制度存在漏洞，这是导致问题疫苗出现的重要原因。

制度中责权利严重不相符合。《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疫苗为何失效？》中提出，按照2005年规定，因接种二类疫苗异常反应产生的补偿费用，由疫苗生产企业承担，意味着疫苗批发企业有利益无责任。而疫苗的质量保证以冷链运输为前提，但疫苗批发企业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冷链运输这一必要条件并不重视。这一制度存在的漏洞为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监控机制严重失调。“E药经理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5.7亿元疫苗大案，疾控药监谁之责？》提到，2005年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之规定很难实行，因为地方药监局的行政级别往往比主管疾控中心的地方卫计部门低半级。这种“管不了”的尴尬，也体现在疫苗的使用管理上，卫计委系统往往有各种内部标准。目前，所有的一类疫苗全都由疾控中心监管；二类疫苗中的大部分，也是由疾控中心监管。当绝大多数的疫苗进入卫计系统主管的疾控体系之后，省市的药监局就难以再深入监督，止步于墙外。

权力寻租导致乱象丛生。财新网评论文章《业内揭秘：自费二类疫苗为何成为摇钱树？》披露，在经历数次改革后，二类疫苗形成了自由竞争、市场供应的流通模式。这一模式带来了不少弊端，一方面，疾控“控制流通差率”的做法，使得疫苗“加价”成为疾控收入来源的重要方式。部分疾控机构可能会采购那些成本低的问题疫苗；而在实际操作中，各省往往对二类疫苗实行“上级采购，下级调拨，终端使用”的制度，形成权力寻租。

利欲熏心导致后患无穷。腾讯财经的文章《疫苗行业“药虫”生存准则为省成本不顾病人死活》提到，“药虫”指的是倒卖药品的个人，他们消息灵通，能够获得一些药厂的代理权以及疫苗采购需求信息。药虫们需要借助那些拥有资质的药品公司来发货。药虫们获悉某个区域有疫苗需求时，则会与拥有资质的药品公司合作。或者疫苗批发企业的销售员直接贩卖疫苗，类似“山东疫苗事件”主角庞红卫。他们在利润驱使下，疫苗配送必需特殊的冷链运输车以及冷库等条件自然不会严格执行。过去近十年食药监和卫计委三番五次下令整改，但是“疫苗事件”依旧不断。

（二）对策建议：多管齐下，齐心合力

1.利用电子监管码建立统一完善的药品追溯机制。有媒体指出，应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等全流程的药品追溯机制，防范非法药品流向市场、危害民众健康。药监的电子监管系统和防疫部门不兼容，就防不住非法疫苗；即便药品监管电子码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瑕疵，但毕竟瑕不掩瑜，尤其是像疫苗、血液制品等高风险品种，仍然必须坚持实施电子监管码体系，以保证问题产品的及时追溯和召回。

2. 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方式解决二类疫苗难题。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认为，中国疫苗的生产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疫苗出厂后，中国需加强对自费疫苗分发的监管。政府分发的免费疫苗是通过严格管理的冷链系统分发的，而自费疫苗的分发未遵循相同的高标准，该缺陷遭到不法分子的猖狂利用。世卫组织建议，国家免疫规划最好能涵盖部分自费疫苗，包括肺炎/脑膜炎疫苗、肺炎球菌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

也有些媒体提出，二类疫苗应回归公益，让二类疫苗统一纳入国家管制范围，实行免费接种，这样才能压缩疫苗可能发生问题的空间，全面保障疫苗接种的安全。

3. 完善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给家长安全感。“民主与法制”网刊文《疫苗管理不应忽视的补偿机制》表示，已有的异常反应处理流程看似合理，可是一旦发生了此类争议，卫生部门既是受害者索偿的对象，又是责任认定和裁判方，是否能够做出公平判断？具体补偿方案由各地方自行制定，但“一次性”的规定是否合情合理需讨论。

4. 执法的信息公开透明、避免社会恐慌。中国政府网发文《信息公开才是消除恐慌的“疫苗”》，疫苗可能失效，监管却绝不能失语。要彻底铲除疫苗销售领域的“潜规则”利益链，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则必须升级行业监管，查补缺口漏洞，把疫苗流通“体外循环”的上下游端口扎牢。所有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向全社会公布，让人们把对疫苗的监管看得清楚明白。及时迅捷的信息透明公开和建立成熟完善的纠错机制能让人们免于恐慌。

（三）疫苗事件中的媒体角色思考

1.疫苗风波的始作俑者。解救纸媒公众号发文《澎湃、财新、网易才是疫苗风波的始作俑者》，澎湃新闻发布了题为《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的文章，一经发出，公众对疫苗的关注度快速提升。整件事情的源头是澎湃、网易、财新这样的主流媒体，自媒体不过是推波助澜。

2. 反思媒体煽情炒作。中国产经新闻发文《警惕“疫苗之殇”背后的殇情！》指出，疫苗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被誉为人类健康的保护神；解决了曾深深困扰中国人的天花和麻疹。现如今，一则不负责任报道的流传，就使人们对疫苗产生了深深的误解和恐惧，并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这才是“疫苗之殇”背后的殇情，这才是潜藏在社会中的最大危险。

“社会学没了”公众号的《疫苗事件引起了谁的恐慌？》称，网民疯狂转发的背后源于对安全感的缺失，大V们以自己的影响力，迅速传播尚未完全正式的消息，甚至加上情感化的阐释，使得民众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勒庞所描绘“乌合之众”。作为媒体人，我们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还是致力于事件真相的挖掘？

3. 澎湃等媒体应为不实报道带来的恶劣影响负责，受到惩罚。搜狐发文《疫苗事件还原真相,“澎湃社”应付出代价》，正是澎湃新闻标题的一句“或影响人命”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影响，事件爆发以后澎湃新闻却早早的把新闻给撤了，给社会留下一地鸡毛。最后引导舆论矛头对准国家。山东疫苗事件发生后公知放话“类似事件发生在美国的话，奥巴马都会辞职”，公知们在暗示什么呢？被中伤的政府部门总是被动的想办法向这些对真相并不关心的无良媒体证明或澄清，而没有拿起法律度武器对待这些无良媒体。

舆情分析与总结

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舆情持续发酵不仅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同时也对现有疫苗的生产、流通及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暴露出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此外，媒体煽情炒作、自媒体标题党成风、专家语不惊人死不休、微信公众号站队互骂……当前舆论场的种种弊病也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在众声喧哗、观点碎片化、传播扁平化的时代，政府如何及时正确引导舆论、传播社会正能量，也成为此案例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十年疫苗风波，媒体反复炒作

“疫苗又出事了。”这是山东疫苗案爆发后，各类妈妈微信群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媒体煽情炒作疫苗，已经不是第一次。2005年，媒体炒作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造成社会恐慌和甲肝疫苗接种率的显著下降，尽管最终原卫生部将事件定性为“违规集体接种甲肝疫苗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但过于专业的术语和模糊的措辞，并没有彻底澄清事实，使得公众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夺命疫苗”的媒体故事中。

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爆发，以“揭黑”著称的记者王克勤发表长篇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数百儿童或死或残》，披露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腐、擅自经营疫苗流通企业，并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相关部门始终没有解释清楚个别官员贪腐与整体疫苗安全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乃至于当年10月原计划开展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受到严重冲击。

2013年末至2014年年初，乙肝疫苗事件再次甚嚣尘上。此次事件发生在大部制改革后，因而应对主体变成了两个部委：食药总局和卫生计生委。自此，部门配合问题成为影响疫苗危机处置和舆论引导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本次山东疫苗案中尤为明显。此次的乙肝疫苗事件依然出自媒体炒作之手。尽管政府最终通报这些孩子死于偶合，也就是正好在患有其他疾病时接种了疫苗，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涉事企业康泰数亿元的损失和国产疫苗行业所遭受的严重打击，在此期间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30%以上。

十年来，媒体在炒作疫苗事件时无外乎有两个“法宝”：一是用时间的先后顺序偷换真正的因果逻辑、在政府权威结论未出之前盖棺定论称疫苗有“罪”。原卫生部配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组织制订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中已明确指出，“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关的诊断，应由县级以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做出。任何医疗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做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在疑似异常反应并未经权威专家组诊断之前，媒体、包括独立的专家个人，是无权对疫苗安全性以及接种孩童是否因为疫苗而致残（死）作出判定的。

第二个“法宝”就是用个体的凄悲故事来消解计划免疫事业的整体成绩。市场环境下以眼球经济作为商业模式的媒体，在报道疫苗时的视角选择与疫苗接种本身就存在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媒体报道感性、预防接种理性；媒体报道炒作个案和故事、预防接种强调整体和政策；媒体在乎的是命中，“百万分之一”的“之一”落到任何一个家庭就是“百分之百的命中”，而预防接种强调的是概率，概率只能降低、不可能消除；媒体似乎总能找到疫苗“有证据的害人”，有孩子活蹦乱跳地接种了疫苗，却病了、死了，但预防接种却是“无证据的救人”，多数孩子因为接种了疫苗而避免了致命或者致残的疾病。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述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关于疫苗的炒作恐怕以后还会不断出现。疫苗话题联系着千家万户，使之总能挑起家长们敏感脆弱的神经，集中的舆情关注、持续的舆情波折，又是市场化的媒体环境最乐于见到的。

在经过十年的发酵之后，疫苗已无奈地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引导愈发被动，似乎总也扭转不了公众对于疫苗的不信任情绪；每当发生新的疫苗事件，原来疫苗事件留下的集体记忆就会被唤醒，加重对疫苗安全的刻板成见。已经显露的苗头是，国产疫苗恐怕会成为第二个“国产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后，国人蜂拥去香港、海外购买奶粉，国产奶粉行业一蹶不振、信任度降到低谷；而此次疫苗事件爆发后，给国内的疫苗产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二）疫苗信任危机，危及疫情防控，折射医改困局

从公共健康与疾病防控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疫苗安全问题被反复炒作、家长信任度降低，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就会局部暴发甚至全面暴发，到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不仅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更是大规模感染疫情的家庭和孩子。如2005年甲肝疫苗事件后，我国甲肝疫苗接种率下降、发病率就一路走高；再如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百日咳疫苗风波，由于怀疑疫苗接种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全欧洲的百日咳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百日咳疫情反弹。

我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儿童提供接种服务的国家之一。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并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国家统一规划和财政支出，不仅消灭了天花，而且成功实现了无脊灰状态；2008年实施了扩大免疫计划之后，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等15种传染病；新生儿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的策略，也使得我国成功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

因此，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不仅危及到公共疫情的防控，也危及到免疫规划事业的发展，甚至危及到政府在公共健康和深化医改中的角色问题。进而言之，如果说山东疫苗案暴露出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其实就是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目前，除了政府支出的一类疫苗之外，由家长自主选择购买并接种二类疫苗，这似乎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种模式中找到了结合点，但由于各地财政经费有限，除了中国疾控中心之外，各地疾控部门都无法实现政府全额拨款，部分经费需要自筹，于是各地疾控部门“创收”、给人员发绩效工资的经费来源主要就是二类疫苗的采购和销售，这个环节屡屡出现问题、形成权力寻租，也就不难理解。

如若继续按照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双轨方式管理，基层疾控就仍然可能在二类疫苗处寻租，且从业人员对一类疫苗的接种和管理缺乏动力。遗憾的是，在此次疫苗舆情发酵中，与深化医改、政府角色相关的讨论，少之又少。

（三）疫苗多头管理，部门利益为先，舆论引导难有合力

自2013年大部制改革之后，疫苗管理愈发多头。食药总局负责疫苗生产许可、批签发、质量监管和疫苗流向，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疫苗接种管理以及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报告，公安部门负责涉及非法案件的查办。导致部门利益优于整体利益，部门之间的协调成为应急联动和舆论引导最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部分。

澎湃对疫苗事件的原始报道中，济南公安的相关民警及山东食药监局的稽查人员明显存在媒体沟通风险意识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疫苗流向和涉案金额的关键问题回答时不假思索，如“账本记录以外几年所售疫苗数量和流向已很难查证”未经各方确认便草率透露给媒体，使得相关部门在疫苗案件中的处境极为被动，并且这些并不准确的信息成为推送网络舆情高涨的动因之一。

3月24日，总局联合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联合召开发布会，也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强调的点各有不同。政府正面所提供的信息却极其有限，舆论引导效果差强人意。显然，十多年前设计并沿用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已然不适应当前媒体新环境的发展，政府舆论引导需要出新意、需要有突破。

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提出“三医联动”的最新策略，即“医院、医保、医药”改革联动。如何有效联动、能否通力配合、推动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破解，联系到此次疫苗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更令人感到时不我待。解决14亿人口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深化医改方面，需要反思过度强调市场化的倾向，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战略。

后记

在4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听取了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决定先行对一批责任人实施问责。根据已查明情况，会议决定，依法依纪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下一步还要坚决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并根据案件查处情况，提出进一步问责处理意见。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一是改革第二类疫苗流通方式，取消疫苗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的环节；二是强化疫苗全程冷链储存、运输管理制度；三是完善疫苗全程追溯管理制度；四是加大处罚及问责力度；此外，草案还完善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等内容。疫苗生产企业直接配送疫苗到基层，不再允许基层疾控以经营疫苗补贴差额拨款不足。国家出经费保障，而且进一步将部分二类疫苗纳入计划免疫中。这些政策调整都是积极有利的。“政府之手”在医改领域不回避问题，找准方向，体现了回归医疗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使命和疾病防控的公共属性。这也体现了深化医改的正确方向。

（编辑  迟晨光）

如何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涉及如何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古典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中国大学在文明复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前，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文科领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国际化的英文教学，强调高端精英化的世界领袖培养，强调能向西方解释中国、又能掌握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中国学”，强调为大学改革要承担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强调既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又能实现 “中国梦”等等。特别是一些以改革名义提出的院系建设项目，实际上涉及中国大学的根本办学方针。这些操作举措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准备接续旧时代的教会大学传统？这无疑涉及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人进一步质疑，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应该以英文为平台，还是以中文为平台？中国学生在中国课堂上听中国老师用英文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与其说是荒谬，不如说是香港大学等殖民地大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殖民地大学的一个佐证就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物的所谓“中国学”。西方在将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为普遍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国学术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纳入其普遍关照下的区域研究。当中国的大学在所谓“中国学”的范畴下研究和讲述中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法律，无疑是在自我强化中国作为西方普遍主义关照下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质疑都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这意味着，哈佛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哈佛大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复制外国大学的罗德斯项目，而“更要尊重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之争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就是要确立中国大学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分歧

 从1998年教育部启动 “985工程”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理想。当时，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而高校依然在计划体制下，教育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985工程”对高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盖了一批楼，增设了一些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分等级增加岗位津贴。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开始兴起，高校纷纷通过创办公司、社会募捐、科研项目、扩招生源，办各种商业培训项目增加收入。在教育经费和教师收入的构成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系列改变也自发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大学越来越像公司，高校领导的重要任务是筹款搞项目，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成为与教师职称和收入挂钩的“计件活”，也成为高校业绩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逻辑自发地推动大学功能的转型。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对大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定位无疑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一步阐释。但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尽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分歧。

然而，在后冷战历史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现代化也随之带有了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含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入WTO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地发展。面对互联网科技引发的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正如江泽民在北大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促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

（编辑 楚佳）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张文木* 

内容提要：从地缘政治看，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甲午战后，日本力图肢解中国以构建亚洲霸权，迷信武力，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今天日本还有人想走“大东亚”的老路，中国必须正面应对这一挑战。

关键词：甲午战争  日本  东亚  军国主义  文化战略

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胜败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进程中给予辩证的总结，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甲午战争本身看，日本当然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它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被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些正确的事若不知节制、做过了头，也就错了。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缺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懂得节制，轻易不出手，最后往往都很成功。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后来反而变成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 这句话讲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如果琉球和台湾不保，那么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到清朝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

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3] 在19世纪末的那次中日海上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后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一般来说，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例如，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德、法、俄等诸国之间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以图构建其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个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的结局。

为什么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必败

第一，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战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占领台湾后，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入侵中国，已经力不从心；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英两国作战。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1945年的惨败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失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第二，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曾说：“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4]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俄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日益失去了全局观。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埋藏着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这种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的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此人身上集中了由陆大过度强化优点而产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单纯军事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少壮派军人的一系列粗暴干政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决策圈，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后日本硬是被“噎”死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5]  侵华战争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将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这就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已占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1944年迅速冲至98.5%。[6] 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总之，军人太能打仗且不受政治约束，“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中国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思想。相比眼前的成败，哲学家更看重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第三，正确地总结甲午战争，不仅要看到对手的优点，也要发现对手的缺点。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写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7] 同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蒋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8]

 　　到今天，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看他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如果日本能学德国人的样子，向亚洲人民下跪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但是，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日本没有。日本自明治之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更适合日本国情，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这正是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被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仍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始于明治延续至今的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政治统帅军事，党指挥枪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知兵者不轻言战争。而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以赴日学兵为最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既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的呢？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化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9]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生命线。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注入了政治灵魂，“刀把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这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保障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之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是中国进步的历史契机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没有了退路，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反复尝试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战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曾想回到王朝老路，但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但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12]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无尽内耗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天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还有人想步“大东亚”后尘，走法西斯的老路，再次将中国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

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手下的将军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国民性的塑造和文化战略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得极为充分。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作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1937年，日本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部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13] 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一文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14]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李小龙“早逝”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此后香港武功片几乎被缺乏民族气节的艺人所丑化。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老子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即中用又看好。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大力推崇《色戒》、《霸王别姬》等电影作品；一些带有民族自虐性的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等在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

西方文艺作品，如果说有为殖民地人民塑造正面形象的话，最多也就是甘地、曼德拉式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对殖民主义的无害化处理，其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转身又去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他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而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曾在美国休斯敦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15]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之际，学问家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国的北宋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皇帝却被金人虏去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世界是斗争的，毛泽东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厚德载物”到“厚德载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成风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机结合，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因此，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还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现代市场体系要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更感到自豪，坚信社会主义好。虽然一度有挫折、迷茫和混乱，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振奋民族精神。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却反而贫乏了？人们还要不要底线？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现代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成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将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此看来，激活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并使之创造性地发展，将有助于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经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在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能够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带着浓重的四川话向卓琳感叹说。

    这是8月8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与邓小平的相关往事。

窑洞前的婚礼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在这里和孔原相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办了婚礼。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此后多年的战争动荡，当时的结婚照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婚礼当天，大家喝酒庆祝。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酒必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趣事，“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

    解放前，邓小平与孔原在工作上交往不多。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

    1966年12月，因文革中“西纠”事件的影响，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隔离审查。1973年10月，从监狱里出来时，孔原已经67岁了。当时，孔原的个人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对从农村插队回京的孔丹的工作问题也有不小影响。

    1975年夏，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要孔丹做秘书。孔丹在王震那工作了三个月后，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再三考虑后，孔原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邓小平进行了报告，并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

    “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军委工作，他让我父亲到军队里去工作。”1975年11月，孔原被任命为总参二部政委。“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

    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孔原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后来孔丹听到，当时王震曾经向叶帅做了个手势，“王震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

与“老爷子”玩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孔原准备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孔原就让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邓小平号召和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的发言稿有8000多字，在写作中，孔丹感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像父亲孔原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

    期间，可能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孔丹、孔栋俩兄弟。

    邓家的人一般称小平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在打牌时，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

    有一次，小平打牌，本来是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一听，孔丹和孔栋互相使了个眼色，宕了他四副，等于这副牌他输的很大。

    小平同志的脸色有点变。后来邓楠又过来要支招，小平同志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小平同志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的是熊猫烟，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

    有一天孔丹和弟弟都没带烟。“我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结果小平同志听到了说，‘去拿烟么’，警卫说，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然后小平同志说“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

    有时，下午打桥牌，孔丹兄弟俩晚上就在小平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吃完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

    在看了几集《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后，孔丹也常常陷入回忆中，“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么高的位置，没有一点官架子，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孔丹报考研究生之间一年多时间，孔丹在中央宣传口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小平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当时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孔丹感受颇深。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在孔丹看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思想上，“我们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我们会在这个老路上踟蹰不前，我们会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会遇到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转年，孔丹报考了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建。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目的有三个：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中信公司当时是全新的体制，按照国际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律来运作，在这方面中信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与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完全一致。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不久，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小平同志抓住农民的需求心里，来解决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生动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来的。”在孔丹看来，与此前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思维’：就是国企保守、腐败、垄断，只有民营经济是先进的，是代表人民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的前身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积累，来自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改革，我们的共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让自己拥有活力，但要摒弃那种国企有‘原罪’、彻底否定国企基础上的‘流行思维’。”孔丹说。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1期，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