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武汉人民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彰显了英雄精神，这是此次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①]

在抗击新冠肺炎前线，英雄的事迹不断涌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伍来到武汉，义无反顾投入临床救护的一线工作，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来自社会各界的勇士们坚持奋战在抗疫前线。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所体现的英雄精神正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制胜武器。

永远铭记英雄的牺牲和奉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勇敢逆行，把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国家和社会，把无尽的缅怀与哀思留给了中国人民。

   夏思思是协和江北医院的一名消化内科医生，业务能力过硬，医学基础扎实，是科室最年轻的业务骨干。思思还是个十分热心的姑娘，“我家离医院近，大家伙有值班、顶岗、出差周转不开的，都我来。”1月19日晚，夏思思夜班结束回家，突然高烧至39度多。经检查，她的肺部CT出现磨玻璃影，高度疑似感染新冠肺炎。

   这一切都起源于14日晚夜班时夏思思接诊了一位76岁的老人。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到医院通知该患者确诊新冠肺炎，而她这次接诊也被同事们认为是一次高危接触。接诊之后，夏思思几乎没有回过家，一直在为那位病人协调会诊、联系转科转院，积极参与治疗。夏思思的丈夫、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生吴石磊回忆说，“每次打电话或者匆匆忙忙回家，她都会说，是我的病人，我不管谁管”。

夏思思突发高烧后，立即接受了隔离治疗，并于1月25日转入协和江北医院济和病区，后来高烧退去，但又出现胸闷、憋喘等症状。到2月初，夏思思的身体状况一度好转，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显示阴性，此时她心头最放不下的还是工作。她在同事微信群里说：“我会尽快归队的。”可到2月6日晚，病情突然恶化，夏思思不得不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并采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主要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之后，夏思思处于昏迷状态长达17天。2月23日清晨6时30分，夏思思经救治无效殉职，年仅29岁。

 同样，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90后”医生彭银华也把年华定格在2020年伊始的严冬里。“学医”是这位农村出身的寒门青年自小的愿望，朴实的彭银华在进入科室后，总是默默干活的那一个。

2019年12月底，彭银华所在的医院收治了第一例疑似病毒肺炎的患者。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郊区的患者们大多会选择来此治疗。1月21日，呼吸三病区正式成为隔离病区，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封城”前两天，患者纷至沓来，呼吸三病区一床难求。可呼吸三病区仅有5名医生，庞大的患者数量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医护人员也不顾上彼此之间的分工，出现紧急情况，谁有空谁就上，每个人都处在“忙不过来”的状态。为了抗击疫情，彭银华还推迟了原定于正月初八的婚期，他说：“让更多有家人的同事多休息，我年轻，我先顶上。”临近年关的每个夜晚，和未婚妻简短通话后，彭银华总是继续全身心投入到与新冠疫情抗争的病房。在超负荷工作快一个月后，1月23日，彭银华感到有点乏力和发热，两天后症状亦无缓解，CT检查显示肺部出现问题。1月30日，彭银华病情加重，转至武汉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

在确诊后，彭银华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彭医生一直都很积极，他特别乐观，他在同事群里说等他好了，隔离完，他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了，他还会鼓励同事。”安徽援鄂护士长凌云这样回忆道。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彭银华还一心想着减轻同事们的工作负担，尽可能地不去麻烦护士长。不幸的是，彭银华的病情迅速恶化，陷入昏迷，最终多个器官衰竭，于2月20日牺牲，年仅29岁。

此外，还有许多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主持着两小时改造门诊部、3天内完成其他病患转移、整体改造院区并建好300张隔离床位的繁重工作，即便从院长变成了病人也始终鞠躬尽瘁；襄阳市南漳县交警郑勇在大年三十晚上站好最后一班防疫限流岗后，因为肝硬化而最终倒下；河北省柏乡县城阳村村干部李增运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20天后积劳成疾而牺牲……这些烈士在各个医院、交通卡口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乡街道奋战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用炽热的生命书写了担当与无私。抗疫事业中牺牲的英烈们的名字，应当也必将被人民所铭记。

在抗疫前线独当一面的英雄

如果说整个医疗系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那么科技事业就是在为了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自疫情暴发以来，无数科研工作者奋战在研究病毒和疫苗的第一线，不仅让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基因密码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疫苗的开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任丽丽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在病毒测序、试剂开发、血清研究方面是一支国际知名的“中国力量”。自1月疫情暴发到2月底，任丽丽所在的团队熬了二十多个通宵。第一时间拿到病毒样本后，任丽丽两天两夜没合眼，和团队的另外7位成员用仅仅50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弄清了样本里的疑似病原。“不拼不行。我们要及时拿出科学数据，支撑一线检测和防控。”任丽丽说。

伴随着病原体的逐步明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确诊方法的效率。武汉大学和武汉臻熙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对纳米孔靶向测序检测方法进行探索。公司检验实施部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辜家爽便是其中一员。春节期间，团队人手不足，已经回家的辜家爽立即响应号召，于2月初投身这项技术的科研攻关，“我们都是年轻人，关键时刻应该冲上去。”实验结果让辜家爽和同事们都非常欣慰，团队研发的检测方法不仅灵敏度更高，还能同时检测其他呼吸道病毒，用途更广。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包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在内的多家医院的病毒核酸检测中。

与任丽丽、辜家爽在实验室里奋战不同，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90后”医师、医学博士董锦沛的研究工作是在临床一线开展的，他在抗疫实践中不断钻研，一方面与医院不同科室的同事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另一方面参与临床资料的收集。董锦沛参与撰写的关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问题的论文已经发表并见刊于权威杂志。在工作和科研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董锦沛还参与了两项医疗队设计的临床试验项目。“用科研力量与病魔斗争，责任很重。”董锦沛说。

临床的治疗大多针对现有的患者，而抗体和疫苗的研发则更多地关系到未来。1月31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在为抗体筛选的失败而深感焦虑，自春节以来，严景华团队的关键词就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是“失败”。“看着武汉的患者数量级往上蹿，心里着急，想赶紧做出来”，她的焦急可见一斑。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坚持”。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又继续研发之后，到3月中旬，团队在重组蛋白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研发两个方面均已取得重要进展，临床试验业已有序开展。

此外，中医方面的学者也在抗疫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风采。为了总结中医症候特征和演变规律，优化诊疗方案，进一步推进救治指导和药物评价，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俊华需要依据第一时间从隔离病房传出的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时间紧，任务重，压力是多方面的，病情症状的搜集和临床效果的评价不可偏废，自然科学的高度严谨和实际治疗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又时常产生冲突，对药物和具体治疗方法的评估体系也亟待建立，更何况救治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发生转移。“就好像盖大楼，图纸却在不停变化”，张俊华说，“这种任务平时要干半年的，但现在不行，不能拖前方救治的后腿，顶着一口气也得把它磕下来。”最终，在张俊华团队的努力下，系统按时上线，不仅为一线的诊疗活动提供了充分参考，还建立了新冠肺炎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对中医研究亦有独特贡献。

就像无数医护人员在一线奋战那样，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也是抗疫事业中的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致敬。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英雄的牺牲和奉献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英雄的荣誉和表彰关系到国家和人民。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牢牢把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本质内涵，牢牢抓住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等重要群体。每个时代都会有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都会推动时代的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2200多名医护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党员就要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满腔赤诚为国为民。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英雄在灾难和困难面前，自觉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扛起如山使命，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又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中，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4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疗人员中，有1万多名医护人员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投入一线，将青春燃烧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英雄精神的底色。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在全社会培育崇尚英雄和学习英雄的氛围。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离不开英雄的牺牲和奉献：在枪林弹雨的革命岁月，英雄用血肉之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懈抗争；在改革开放的建设年代，英雄艰苦奋斗，把赤诚的奉献精神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英雄勇当先锋，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数千名建设者日夜兼程，仅用10天时间建成了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每一位建筑工人、医护人员、志愿者等都是英雄，他们夜以继日，相互支持，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英雄精神。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有助于阐释中国抗疫经验中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在精神层面，英雄精神的理论内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爱国主义始终都是蕴含在英雄精神中的核心要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做出的有效应对体现出应急管理体系上的制度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英雄精神能将其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的提升，有利于展现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优势和特色。[②]在疫情蔓延之时，英雄敢于向险而行，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生命践行使命，用使命守护生命。此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也必将成为时代记忆的重要篇章而永载史册。

“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话语直抵人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历久弥新、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弘扬英雄精神，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基础。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税制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税制改革的演化历程可划分为税制改革的酝酿、兴起、深化和新征程四个阶段，税制改革经历了三种类型。1987年以前，我们的税制以产品税为主体，当时税率设计的原则，是要调节计划价格给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带来的盈利水平的差距。如果计划价格定得比较高，税率就高一点，如果计划价格低，税率就低一点，使得行业间、企业间的盈利水平趋于均衡。

从1987年开始实行税收承包制，政府和一个个企业签定纳税承包额。比如都是钢铁企业，甲企业核定包多少税，乙企业包多少税，和增量是什么关系，都在合同中写清楚。承包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保证财政收入，但这个办法不利于公平竞争，因为政府和企业一对一谈判，企业盈利水平就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水平，而是看跟政府谈判的能力和承包条件。承包条件好的，企业竞争力差也能盈利发奖金；如果承包条件不好，或因当地政府财政困难、给企业的包税条件差，那就很难获得利润。税收承包制实行了大约6年。

1994年，开始实行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增值税。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是为改善制造业的环境。

从1984年开始，我们就在若干行业试点增值税，当时的流转税有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通过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增值税对制造业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第一，制造业分工越细，企业的产品税负担就越重；第二，实行增值税可以方便出口退税，有利于鼓励制造业出口。1994年，实行增值税和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势非常好。1994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在第十几位，经过10到15年，我国制造业先后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时增值税改革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2017年的税法改革

2017年底，美国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2018年全面实施。美国这轮税改的核心思想是要鼓励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他们原来就很重视鼓励科技研发，但特朗普主持的这次税制改革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很大，值得关注和借鉴。其中主要措施有：

（1）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这样企业当年就可以回收购买机器设备的投资，投资回报的时间就可提前。

（2）鼓励企业研发的所得税政策。我国原来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100%列入成本，为鼓励企业研发改为按150%扣除，前不久又提高到17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200%、250%甚至300%扣除，等于政府承担了企业研发的部分费用。

（3）鼓励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赢利。美国规定，企业到海外投资，只要利润率超过10%的部分，一律视为企业的科技无形资产获得的收益，对这一部分利润实行减税，利润率越高减税份额越大。这样企业就愿意把已有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投向市场。可见，他们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

（4）关于企业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汇回的税收政策。原税法规定，这笔利润汇回本土要交35%的所得税。这样他们的跨国公司纷纷把海外赚的利润留在海外总部，国内应交税款挂在账上。这个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国会也没人敢提出“企业海外利润必须交所得税”的提案，因为谁也惹不起这些大公司。而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政策规定，跨国企业利润汇回后可以减税，最多可减60%（原定35%，现只收14%），这样跨国公司就愿意把海外利润汇回，既可以给股东分红，还增加了国内储蓄。到2018年8-9月，已有6000亿美元（税后）汇回美国，其中4000亿留在公司搞研发（相当于美国GDP的2%），另外2000亿支持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美国税改的另一个重点是鼓励就业。特朗普将企业税负从35%降到25%，鼓励企业多雇员工。由于个人所得税交税的门槛提高，所以很多工资较低的职工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职工都要交社保。这样，美国的失业率从奥巴马时期的7%降到3%左右（疫情之前），同时社保基金的收入远超过小企业因减税多得的利润。政府从企业那里减少了税收，但增加了社保收入。美国2017年税制改革时，我国不少人认为，如此改革，美国财政平衡不了，这是对美国财政税收体制了解得不够。

    新时期我国需要进行税制转型

第一是关于鼓励企业科技研发的税制调整。

我国现行税制还不能很好适应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比如对企业增值税的计算，企业购置设备和基本建设投资，不要说100%列入成本，购置设备的留底税款（当期征增值税留待下期抵扣的税款），到现在还解决不了。2016年推行营改增后，我在调研中听到反映，留底税款从1994年底到现在累计已达1万多亿元（数字可能有波动），这笔钱都是应该返还企业的。2018、2019两年采取措施，退了一点税，但是退的税还不如新增的扣税多。

这里的问题在于，越是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这部分留底税负越重。举例说，清华紫光在武汉投资建了个芯片企业，留底税款最高时达100亿元左右，从开工建设到建成试运行、再到正常生产，已经10年了，还不能对冲掉这笔税。所以这个税制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非常不利，而我们现在要重点鼓励的恰恰是这类企业。

另外还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问题、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问题。很多人都对设备投资留底税款等问题提过意见，但现在财政也很困难，这么多年的留底税款都花掉了，要一年内就把这1万多亿退给企业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这次转型跟以往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需要采取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减税政策，包括加快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扣除、设备购置增值税留底税款返还等等。这些减税的性质，和简单降低税率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上述减税措施是今天减、明天还要收，只是推迟了财政收入的时间。

这个转型非常重要，但所需资金数量很大。如果不搞一个国债来解决这几个政策，仅靠一般预算，每年拿出一部分资源来解决的方式，可能几年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们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税负不但不能减轻，可能还要不断累积增加。不过，这次税制转型并不是要财政简单拿出一笔钱来还旧账，而是要发行一个特种国债，今天把应该退给企业的钱退掉，让企业过几年经营情况改善之后，该交税时再交。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税制改革转型中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就业的问题。

未来几年，我国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一是外需减少，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科技含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机器人代替人工。我看到很多事例，比如有的面粉厂，七层楼高的生产线只用4个人。碧桂园房地产公司使用建筑机器人，搬运材料砌墙等工作全是机器干。技术装备的升级、外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萎缩，都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农业方面，随着装备水平提高，一个职业农民能够经营几百亩土地，将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总之，我们就业的问题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不过，越是高科技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低，越是小微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高，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美国税制改革经验说明，如果把小微企业的税收放宽一些，增加了就业，其中一个效果是社保收入可以增加。社保收入增加，可以减轻政府的扶贫压力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压力。而社保的收入是我们现在财政缺口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税制转型方向，应该是在未来若干年内，一是为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轻负担，需要发国债解决税收的时间问题；二是让小微企业的税收，从现在的增值税、所得税转化到征收就业增加后交纳的社保资金。如果完成这两个转型，对我们实现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一定会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编辑  高梁）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

由于GR-S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重点是改进GR-S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R.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 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个月后，GR-S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亿至7.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亿至120亿美元），用于兴建51座工厂，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亿元左右。[1]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年9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2]

这51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3]

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4]

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吨；1941年，提高到8400吨；1942年，战争已经开打，4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座工厂完工，GR-S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万吨，是1940年的一百多倍。[5]

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 1942年GR-S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年GR-S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到战争结束时，GR-S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图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年）还要高出7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6]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1940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 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的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万辆军用卡车、60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图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 62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7]

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 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

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 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年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年12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碣石）

参考文献：

Alan N. Gent, “Rubber,” in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n L. Fuller, The Making of a Scientist: A Memoir on Calvin Souther Fuller

Bradley Flamm, “Putting the brakes on ‘non-essential’ travel: 1940s wartime mobility

Doris De Guzman, “History of the Synthetic Rubber Industry”.

E. A. Roberts, “The Rubber Industry: A History of American Achievement,” The Analysts Journal, Vol. 8, No. 2, (Mar., 1952),

Herman, Arthur, Freedom's Forge: How American Business Produc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John Tully, The Devil's Milk: A Social History of Rubb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John W. Frey and H. Chandler Ide, A History of the U.S.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1941-194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Lawrence A. Wood, Rubbe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Mark R. Finlay, Growing American Rubber: Strategic Pl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ldred Reimer, “Rubber and The War;” 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13, No. 3 (Jan., 1947),

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Peter J. T. Morris, The 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S. Millman, ed., A History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in the Bell System, Volume 4: Physical Science (AT&T Bell Laboratories, 1983)

William M. Tuttle, Jr., “The Birth of an Industry: The Synthetic Rubber ‘Mess’ in World War II,”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2, No. 1 (Jan., 1981),

Warren Woomer, “‘Just Get It Done’: Synthetic Rubber in Institute,” West Virginia Department of Arts, Culture and History,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in Synthetic Rubb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ecember 1955)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Full Committee Hearings on Disposal of Government Owned Synthetic Rubber Producing Facilities (H.R. 2882, H. RES. 170, AND H. RES. 171), Washington, D. C., Thursday, J/arch 10, 1955;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kron, Ohio, August 29, 1998, p. 1.

The Special Commission for Rubber Research, Recommended Future Role of the Federal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A Brief History.”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参考资料：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A Brief History,” https://www.loc.gov/rr/scitech/trs/trschemical_rubber.html.

The Special Commission for Rubber Research, Recommended Futur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in Synthetic Rubber, p. 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ala WWII Campaign, 1942,” https://www.whitehousehistory.org/photos/photo-3-12.

ACS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U.S.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39-1945,

Chuck Slaybaugh, “A Short History of Synthetic Rubber,” Rubber & Plastics News, Vol. 35 Issue 20 (May 1, 2006), pp. 10-14;

Doris De Guzman, “History of the Synthetic Rubber Industry,” May, 7, 2008, https://www.icis.com/explore/resources/news/2008/05/12/9122056/history-of-the-synthetic-rubber-industry/.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Franklin D. Roosevelt, “Radio Address on the Scrap Rubber Campaign,” June 12, 194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adio-address-the-scrap-rubber-campaign.

“History of Synthetic Rubber,” http://lanxess.cn/en/about-lanxess-china/100-years-synthetic-rubber/history-of-synthetic-rubber-cn/.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Lawrence B. Ebert, “Standard Oil and I.G. Farben: Patents and Antitrust,” November 12, 2005, http://ipbiz.blogspot.com/2005/11/standard-oil-and-ig-farben-patents-and.html.

Mark R. Finlay, Growing American Rubber: Strategic Pl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pp. 157-158;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National Historic Chemical Landmarks: U.S.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http://www.acs.org/content/acs/en/education/whatischemistry/landmarks/syntheticrubber.html.

Mildred Reimer, “Rubber And The War,” Manuscripts, 1942, https://digitalcommons.butler.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76&context=manuscripts.

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Working Paper MIT-EL 76-027WP, November, 1976,

https://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27851/MIT-EL-76-027WP-04125239.pdf?sequence=1.

R. A. Lewis, “Innovation in the USSR: The Case of Synthetic Rubber,” Slavic Review, Vol. 38, No. 1 (Mar., 1979), pp. 48-59; Alan N. Gent, “Rubber,” in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rubber-chemical-compound.

“Rubber Reserve Company Records, 1942-57, at Atlanta FRC,”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records-mgmt/rcs/schedules/independent-agencies/rg-0234/n1-234-12-003_sf115.pdf.

Robert Smudde, Rubber Reserve Company Records, 1942-57, at Atlanta FRC,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records-mgmt/rcs/schedules/independent-agencies/rg-0234/n1-234-12-003_sf115.pdf.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William O. Baker,” https://oh.sciencehistory.org/oral-histories/baker-william-o;

Steve Brachmann,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Butyl rubber puts Sparks, Thomas into National Inventors Hall of Fame,” August 21, 2016, https://www.ipwatchdog.com/2016/08/21/butyl-rubber-william-sparks-robert-thomas/id=71857/.

“Seventeen states put gasoline rationing into effect,” May 15, 1942,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seventeen-states-put-gasoline-rationing-into-effect.

Tony Long, “Dec. 1, 1942: Mandatory Gas Rationing, Lots of Whining,” https://www.wired.com/2009/11/1201world-war-2-gasoline-rationing/.

http://www.wvculture.org/goldenseal/spring12/rubber.html.

W.H. Lawrence, “Rubber Collection Extended 10 Days; Roosevelt Is Disappointed as Report Shows Yield of Only 218,998 Tons to Saturday,”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42, https://www.nytimes.com/1942/06/30/archives/rubber-collection-extended-10-days-roosevelt-is-disappointed-as.html.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

新冠疫情百年不遇，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不仅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一场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疫情引发的各种危机相互叠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刻，对国际秩序、世界格局、大国关系造成的冲击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远大于几次金融危机。

首先，国际秩序空前混乱失序。美国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的挣扎，越来越近于非理性、极端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走向极端，利用疫情乱打横棍几近疯狂，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以联合国为中心、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相互激荡，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出现广泛断裂危机，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金融风险进入易爆期、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失序期。基辛格所言“新冠疫情将会永久改变世界秩序”不无道理。

其次，国际格局分化组合复杂多变。美国纠集西方一些国家疯狂围堵中国，企图打造“全球反华联盟”；中国联手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加紧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美国“拉俄制华”加大力度，但是俄美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俄美关系持续紧张。欧洲大国对美疑虑重重，与美距离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同情中国又惧怕美国，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政府到处树敌，世界健康力量加速集结，对美国霸权的抵制日益增强，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反霸力量集结的核心，对抗美国霸权的力量体系有望形成。

再次，中美大博弈空前复杂激烈。中美大博弈贯穿于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治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等各个领域。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不断放大和激化与中国的矛盾，全面遏制围堵的大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产业脱钩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同时开打，军事挑衅、军事威慑伴随其中。中美从既竞争又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性急剧增大，“中美世纪大博弈”提前到来，世界多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

最后，世界正在进入“准多极时代”。当今世界既不是霸权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单极世界，也不是几大力量相互制衡、多边共治的多极世界，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世界”。其主要特点是：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斗争具有剧烈性；美国霸权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仍然拥有在全球横行霸道的资本；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远未确定；世界多极化的走势日益强劲，多极世界隐约可见，但是远未成型。

“准多极时代”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在“准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世界格局大重组、世界秩序大混乱、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大背景下，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同时也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首先，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我国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最早暴发于我国武汉，来势凶猛，加之人类对新病毒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又要防止因判断不确、措施不当而引发社会恐慌，不失时机地形成抗疫动员的决策实属不易。在习主席、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及医学科学界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很快就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民为本”的治理优势、“守望相助”的文化优势，在中央统一部署和高效运筹下，采取了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的果断措施，调集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战疫情，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遏制疫情蔓延的重大胜利。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复工复产，并且正在快速实现经济增长。我国驰援数十个国家抗击疫情，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

尽管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初步胜利，但是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未结束。尽管我们有着强大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供应链、销售链、资金链、技术链相对完整的优势，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增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在疫情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度依赖世界资源、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容乐观：保增长任务艰巨复杂，经济发展可能失速；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停工破产危机，其他企业也要程度不同地开启“过紧日子”模式；作为制造业和吸引外资大国，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销售链局部断裂的危险增大；“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项目短期内难以正常运转。

其次，疫情对我国社会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

一方面，疫情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企业倒闭可能造成失业潮，城市待业人口激增，大批农民工无处安身，保护中小企业、安置待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空前艰巨。

另一方面，抗击疫情强化了全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感。

最后，疫情引起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疫情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相关。

在中国抗疫最为艰难的阶段，美国不仅未表示任何同情，更谈不上任何援助，反而是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尽管中国频频发出预警，美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心思完全不放到抗疫准备上，而是要看中国的笑话。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权力争斗而疏于对新冠疫情防范，终于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很快就成了全球疫情的“震中”，出现了超高死亡率，美国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特朗普政府沦为世界笑柄。

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当改弦易辙，集中精力于与疫情作斗争。然而，特朗普政府及一帮反华政客却反其道而行之，置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把蛮劲集中于打压中国上，妄图甩锅、嫁祸于中国，并且借机发动“对华全面大围剿”“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本人及蓬佩奥之流不顾身份、不留后路，直接冲到反华最前沿，不仅赤膊上阵、恶言恶语，诬陷抹黑、追责索赔，而且加紧集结国际反华力量、动员胁迫他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恶浪，舆论抹黑战、法律追责战同时开打，经济制裁、产业脱钩迅速升级。特朗普政府不仅疯狂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且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切断整个关系”。特朗普政府还蛮横无理地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扬言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民主党尽管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反华问题上一点也不甘落后。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美国两党政客遏制围堵中国已经近于癫狂。形象地说，美国霸权病毒大发作，对华遏制围堵的乌云迅速聚集，电闪雷鸣接踵而至，大有压城欲摧之势。

那么，特朗普政府及一帮政客为何如此疯狂反华？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出于维护严重动摇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借“甩锅”中国，推卸抗疫失职、损失惨重的政治责任，转移民众不满，拉抬选情，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大选。

二是将抹黑诬陷孤立中国作为对华围堵的一场战略性战役，服务于对华“新冷战”，妄图制造第二次“庚子赔款”，让中国倾家荡产，打掉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最强大对手。

三是美国两党精英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对中国成功抗疫展现出的制度、治理、文化优势感到恐惧，妄图以舆论战、抹黑战、追责战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特朗普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

国际评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及美国反华势力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说到“新冷战”，一些人不以为然。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现在不存在两大阵营，也谈不上意识形态对抗。笔者的看法是，这就是“新冷战”。依据主要有三：冷战相对于热战，既然不是热战，但是发生了全面对抗，那就是冷战；虽然不存在两大阵营，但是正在形成两大阵线；美国政客恶毒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治理，张口闭口大讲“中国专制独裁”“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中美大博弈具备了冷战的基本特征。为了区别于美苏冷战，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冷战”。

至于这场“新冷战”的前景，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国艰难胜出，迎来中华崛起的新纪元；二是中国惨败，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三是两败俱伤，美国霸权不再，中国崛起延后。至于何种前景可能性最大，一是取决于中国战略方略的确定，二是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挥，三是取决于中国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构建。

这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国内国际动员与胁迫能力依然十分强大。不要认为美国当局的霸权行径缺少民意支持。经过霸权主义的长期熏陶，美国多数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霸权思维，为美国政客疯狂反华提供了社会基础。国际上，或者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现实利益考量，或者惧怕遭到美国打压、受到美国胁迫，跟随美国的国家仍然为数不少。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大幅增强，但是短板依然很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相当多的国人对美国可能会容忍中国发展强大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应对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思想和力量准备仍然严重不足。美国几十年在我国培养亲美势力，在舆论界、经济界、教育界、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视，其所散布的“崇美论”“投降论”“自责论”可能成为我们对美博弈的重大掣肘因素。

与此同时更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也十分突出。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民的爱国热情，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物质基础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抗疫成功、经济率先恢复赢得的先机，有美国霸凌主义行径激起的民族愤怒。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门类相对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世界多国对与我经济合作产生依赖，经济发展、社会供给离不开中国。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朋友与伙伴遍布全球。特别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及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上合组织，有望在对美大博弈中为我提供战略纵深和战略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国逆全球化、霸凌主义、“美国优先”等等倒行逆施的不满日益增大，完全有望为我所用。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方面，这是一场十分艰难险恶的大国博弈，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我们可能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有英明的统帅、坚强的党，有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13亿各族人民，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有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对这场霸权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大博弈应当充满必胜的信心。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中美间的“世纪大博弈”已经到来。这场大博弈是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是霸权势力对中国的一场大围剿，必然你死我活、少有妥协余地，必然将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打，空前激烈凶险。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调动战略智慧、用好战略资源，全党全军全民齐心协力，完全有希望在这场大博弈中胜出。

可能有人认为，如果大选后特朗普下台，中美大博弈可能就会停息，“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即使特朗普再次当选，由于不再有大选压力，或许有可能调整对华姿态。

美国大选结果确实可能对其对华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没有了大选的压力，其对华策略可能会有所调整。民主党拜登上台也可能不似特朗普一伙那么疯狂。但是，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美国精英层已经深陷“修斯底德陷阱”想象，霸权思维已经渗透进美国多数选民的骨子里，大选后的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强大的冲动不可能实质性减少。更何况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写入美国几大国家级战略报告。美国铁了心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这是美国精英层的霸权逻辑所决定的。美国对跻身世界老二的国家从来都不客气，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因此有理由认为，不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实质性减少，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会实质性改变，中美大博弈难以避免，仅仅是对抗的形式与烈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冷战”会否发展成为大规模热战

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中美都是核大国，中国已经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大国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规律仍在发挥遏止核大国战争的作用，美国政客虽然狂妄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核还击能力不会茫然无知；中国国防建设近年取得重大进步，战略导弹、航母编队、战略核潜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大批列装，海洋战场建设大幅增强了海上防御能力；美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而且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在我国周边打仗，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加之我是防御作战，可以以少胜多，美国是进攻作战、必须拥有三至五倍的兵力兵器优势，虽然可能两败俱伤，但是我们的胜算更大。因而有理由认为，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我做好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大博弈大概率将是中低强度的。

同时需要认识到，尽管中美大博弈极小可能引发两大国全面战争，但是中美间发生军事摩擦、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大。南海、台海局势紧张度可能进一步升高，随时可能发生军事摩擦。如果我武力解放台湾，美国军事介入、中美军事冲突恐怕难以避免。非常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对我某些军事目标实施远距离高精度打击的危险。美国还会加大对“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支持力度，在我周边生战生乱的动作也会增多，甚至存在发生中国被迫卷入的周边代理人战争的危险。

需要认识到，如果我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战略威慑能力欠缺、战争准备不够充分，不仅难以遏止美国在大博弈中军事冒险，反而可能诱使美国采取战争行动。因此，必须把加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提高到大博弈准备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只有能战，方能止战。加强国防建设、增强遏止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能力，应当纳入我们的“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抗疫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拿百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相比，我们现在的形势要比那时好得多。

这次疫情，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大萧条和大停摆，远远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如果说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一个天灾，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天灾造成了多重问题的叠加：经济的疫情、社会的疫情、政治的疫情，天灾人祸都冒出来了。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内部治理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但疫情把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学。最近美国1500所大学也复学了，但最新的消息，这1500所大学里都发现了疫情。

中国确实可以说到了后疫情时期。我们在4月份取得应对湖北第一轮疫情的胜利，后来在北京、新疆、大连出现新的疫情，都是在20天之内精准扑灭。而且从4月以来，我国就没因为新冠疫情死过人。疫情中我们总共死亡4600多人，而美国9月初是近17万人。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是我们的70多倍，死亡人数是我们的40多倍。如果按每10万人发病率，美国是我国的2000多倍。

所以这次抗疫，确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全世界都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一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心存敬意，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人均医疗费用是11500美元，而我们人均不到1000美元。但美国这次是这样的表现，完全想象不到。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谁都没有经验，没有老师可教，没有教科书可学，没有确定的治疗方式，完全是干中学、学中干。这就需要国家的应急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资源调配、社会动员和民众的纪律协调和配合。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实力确实增强了。

所以这次抗疫，对中国来说是往上走的助推器，对西方来说则是走下坡路的加速器。现在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对很多问题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这次抗疫也彰显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应该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

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老师的。我们还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应该走自己的路。从治国之“道”来讲，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的层面看，这次抗疫斗争中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智能化初级阶段。我们是全球惟一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一切的国家。这是在国内，出国就不行，到香港也不行。香港30年前人们普遍使用“八大通”，现在还是“八大通”，而内地人们随便到哪里都是用手机支付了。我们建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匹配，今天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是匹配的。我们在70年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革，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与时俱进的新型强国。

而西方现在反而拿着我们晚清时代的剧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特朗普最近还在说中国的疫情数据不准。而实际上美国的信息化是较差的，因为美国的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各自为政。中国10年医改不仅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整体信息化水平也完全碾压美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所以它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大数据管理，我们的数据是准的。

这次抗疫，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我们防疫的经验以及抗疫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全世界，连美国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所以和百年前相比，中国和西方换了位置，是新型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尚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国家，至少在医疗卫生领域，就如同拿着枪炮的八国联军和挥舞长矛大刀的义和团对抗。我们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他们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二维空间，我们已经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势已经开始扭转，我们的发展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

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强起来，不能只是顺着西方这条路走。现在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中国14亿人如果要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

西方工业文明两百多年，实现了不到10亿人的现代化，却将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为争夺资源和利益而争斗，战乱频繁。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让70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实现低成本的、共享的、兼顾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健康领域恰好是一个发力点。因为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和社会性。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非常多，决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紧密相关。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中，60%可归因于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健康中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建设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包括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包括环境、社会经济、人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这应该是全面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在一百年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用最少的成本解决了近10亿人民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问题。和解放初相比，1978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而人均预期寿命也翻了一番，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迹。对比印度，为什么印度还是农业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强国，就是在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能够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勤劳能干又报酬较低的劳动力。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1949年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68岁，今天是78.5岁；而中国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美国花了10倍于我们的人均医疗费用，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比我们多1.5岁。这不是医疗能解决的问题。西医其实是把生命当成汽车装配车间，所以它的医疗的边际效用不断地递减，昂贵的医疗费用也拖垮了美国财政。还有就是美国死亡率的飙升，这是它的社会出了问题：吸毒、酗酒、枪杀、肥胖，他们新冠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新路。我们可以在健康基础上实现赶超，这是最有话语权的。

         疫情防控促进了卫生健康改革

这次疫情促进了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这次抗疫斗争是一个极好的医改的试验场。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了抗疫斗争，国家在第一时间承诺免费医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有些地方还对异地就医患者实行先收治，费用财政兜底等政策，保证了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同时医院运行和医生待遇没有后顾之忧，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倍增。

免费医疗制度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本职，让医患关系空前和谐。中国工程院一位副院长访问武汉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感觉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这次疫情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它让群众看到：医生本身没有问题，医患关系不正常主要是因为制度有问题，逼着医院和医生去创收。其实只要把医生当成天使，不要逼着他想方设法挣钱，我们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次新冠肺炎免费治疗，人均费用是2.5万元。当今中国，实行免费的公益性医疗制度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减少医院创收机制造成的浪费后，医疗费用是可控的。

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新冠肺炎，只要一有危机，我们的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不计报酬，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和安全。

公益性医疗制度不仅凝聚了民心，而且通过医疗的转移支付，可以促进消费，振兴经济。我认为如果宣布全民免费医疗，消费很快就可以上升，因为老百姓存钱主要是为了医疗、教育和养老。如果把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愿意花钱了。

抗击疫情促进了药品耗材国产化。这次我们抗疫的成果，跟国产的试剂是紧密相连的。过去为什么没有国产的试剂，首先是医院喜欢用进口的，老百姓也对进口产品有迷信。而这次疫情出现后，我国疾控部门在两周内就迅速完成了病原体确认和基因组的提取。这得益于国产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发和生产，中国国内实现了对可疑人员的监测全覆盖。湖北疫情能成功控制住，普遍、大量、反复检测是关键；自己能大量生产检测试剂，才能不停地检测，才能识别可疑病例，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成功切断病毒传播。

我们在这次试剂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发现，我们完全有能力把高科技产品迅速地变成“白菜价”。国产试剂一支15元，而香港到现在还用进口试剂，一支3000港元。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各种医疗药品耗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人才保障、筹资支付、药品研制生产等集成起来，再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免费医疗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障实践做法，完善重大疫情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探索对于特定人群和特定疾病医药费实行豁免制度，将这次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安排。

构建平战结合、医防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我们今后将长期面临新冠疫情的输入性风险。西方的“群体免疫”估计还搞不定，因为病毒在变异。所以，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疫情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融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融合、一体化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任务的融合、全民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数据信息融合。将这次万众一心的抗疫精神保持和传承下来，应付可能的疫情风险。

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单纯的治病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模式。包括如下要素：医院回归公益性，医保支付健康，监管部门以考核健康绩效、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以及自主创新推进医药耗材国产化，发挥中医药优势，用较低的成本为全体人民提供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这次抗疫，让我们看到中国充满发展活力。我们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在危机中酝酿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我们要善于集成、超越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有9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将我们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集合，创建新的经济社会模式、新的文化，探索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健康模式，这一条路我们完全走得通。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解决人类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走出新的模式，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充满活力的新的文明的崛起。

（编辑  季节）

2020年，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国际局势，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档加速。中国迎来新时代，国际出现大变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场景。

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者的新任务

经济基础的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农业革命大规模的耕植与定居，催生了封建国家与专制帝制；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治理。而法律，也同样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中国复兴与信息革命，再一次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面临新时代新格局，肩负新任务与新使命。

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正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国际形势出现新格局。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有着结构性的不适应。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霸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举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对中国脱钩、断供。

三是信息产业新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力量的分化变得更加急遽，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的激烈性。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中国发起了全球第一场针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并取得重要胜利。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并未能够抓住中国赢得的宝贵时机，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却又倒打一耙。

法学研究的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思想体系的突破。农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轴心时代，孔子、老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工业革命又将人类推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源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带入现代。如今，信息革命正将人类思想带入历史上的第三次轴心期。

一是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失效。相对于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或者帝制专制，工业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勃兴，还有社会科学的创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产物，但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却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在将人类社会治理带入智慧时代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撕裂，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如何理解以数据为驱动的智慧治理，如何理解未来人与机器共生的社会，都需要更大的理论想象力。

二是中国复兴带来的理论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中国的发展对内和谐包容，对外和平互惠。中国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抗议的血腥镇压，而是让发展成果尽可能为所有人所分享，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不存在对外依附，更未发动对外战争、宗教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相反，中国发展惠益全球，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去技术、资金，更是全球经济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取得的是全人类500多年以来最有道德的大国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伟大成就的理论密码，如何认识中国发展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对全世界作出的人权贡献，如何以中国话语突破西方的理论围剿，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实实在在的重大课题。

三是格局重整带来的具体问题。由于信息革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问题滋生，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将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战硝烟未歇，脱钩、断供，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已经形成气候。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在中美脱钩、断供态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面临国际格局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予以回应？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应对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具体措施？

法治新道路，法学新理论

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计划和市场的两分以及自由和专制的两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法学理论的“金规铁律”。相应地，规范上的一部宪法或权利法案，制度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上的司法审查，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构造、两个或多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这种西式的法治“套餐”也渐成全球法治的“标配”，如采取不同做法就被视为异端。但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出的一套法治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模板，而且其背后蕴含的政道法理也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一是中国法治的特殊性与正当性需要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点。法治是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理想，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努力的方向。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以西方法治为摹本的努力，面临的却是全球性挫折。在全球近两百个试图建设西式法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者寥寥无几。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人权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及其背后蕴含的法治理论，已经成为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二是新格局新时代对中国法治提出的具体要求。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将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想象力，也需要在对具体情势和问题的应对中予以细致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是，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法治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能够适应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想象。这也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三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法治重构需要认真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不仅深刻影响了物理世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还创造了平行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霸权给全球互联网稳定带来的隐忧，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所导致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紊乱，人工智能武器化给网络空间甚至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智慧司法给传统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带来的潜在冲击，社交媒体操纵和舆论干预带来的政治操纵，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所导致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传统法治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式影响。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信息革命也必将因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塑造而催生新的法治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法学的宝贵机遇。

（编辑  季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

保障经济安全 谋划增长新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中国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大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1953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峰值（44.7%），中国改革开放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 提高到 1980 年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 2009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的 25.9%，是美国的 1.6 倍。欧美将制造业中低端向外转移，占据产业链高端，同时获得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多方共赢而欧美发达国家多赢的局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了 99% 与 1% 的对立。近年来，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全球化扩张阶段进入了逆全球化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同时，欧美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做出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两个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同时，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近年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重要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延续多年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

首先，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已经到来。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升级。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文件，否定了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

第三，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更强烈，不但强调高端制造业回流，防疫等广义安全产业也要求本地化。

第四，疫情期间，全球的经济运行都不能正常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主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

首先，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包括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等。

供需循环上，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产品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产业循环上，需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循环上，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加强区域之间联通性，畅通区域间循环。

城乡循环上，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推动城乡形成多层次交换循环。

要素循环上，要进一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环。

其次，要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摆脱过度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更多的面向南方国家、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的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继续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内需供给两端发力的内循环

不论从经济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个循环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供需循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疫情的冲击无疑加剧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扩大需求，无论如何降成本、保运行，长期来说都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但要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

加大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中国在保障生态安全、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终身教育、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布局若干超级工程，例如陆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与走廊、生态走廊、前沿科技基础设施等。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即便像北京、上海这种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的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根据央行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目前城镇户均住房已经达到1.5 套，再扩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将会造成新的泡沫，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的条件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减免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以在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基础上，考虑推动公共消费，在线上线下设立公共消费区，低收入人口可以凭券免费消费，这既是保障民生的措施，也是挖掘消费潜力。

从需求侧扩大有效需求，那么从供给侧需要做什么来促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可以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尤其是要避免中国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加强自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利用国内战略腾挪空间较大的特点，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以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稳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都是为了让企业在艰难时期能够活下来，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牢牢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在双循环中，创新中心是重要的节点，直接关系着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实力持续快速提高，逐步成为全球创新潜在领导者之一。特别是由技术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为主，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2019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达到5.9万件 , 首次超过美国的5.8万件，跃升至世界第一位。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布局，坚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特别是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巨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创新竞争的重点是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抓手，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历史上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根本上在于其占领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就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基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 5G 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

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工业、农业、交通、社会治理等部门，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

新就业指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融合，使得就业由传统的组织内就业转变为多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多元就业。就业关系由雇佣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就业和创业相互融合。

新消费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随着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政府鼓励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等，都将促进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消费。

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会重新塑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各种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延伸到研发、制造、配送与销售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产业链生态的组织者、价值链的重塑者，颠覆了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方式。

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如何让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也成为我们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下滑 6.4% 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2%。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换主要依靠以下几个循环：在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的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同时，要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编辑 季节）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现代化局部战争，对亚太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争硝烟已远去，战争影响仍在持续，回顾和思考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认清并应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凛然。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中，他们冒着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美国人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这样评述：“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各族人民坚信，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听党指挥就能胜利。

“没有任何部队能击退中国人”

这一仗击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西方殖民者依靠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并且“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但结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了109万余“联合国军”，美军损失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遭遇空前的惨重失败。

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这一仗，美军碰得头破血流，遭遇惨重失败，美国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世界发出雄壮的声音：“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1953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在讲到抗美援朝意义时，他特别指出取得了军事经验。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对中国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反侵略作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大讲特讲。

铸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这一仗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锻造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我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其中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先后经受锻炼的志愿军部队多达290万人。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话中称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指导路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适时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以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军兵力雄厚的优势，等等。

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催生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同时，还在战争中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编辑  季节）

当前，世界进入基于科技创新优势的全球竞争时代。各国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业4.0、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新兴产业崛起及其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产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广泛的共识。针对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已成为各国产业竞争、合作、协调的主要手段，也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手段。

根据世界各国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型、追赶型和引领型三类。前两者以直接挑选优先产业、实施纵向政策为主，第三类以市场竞争筛选新技术和科技龙头企业、实施横向政策为主。美国产业政策以引领型为主，是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中国产业政策目前以追赶型为主，是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但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引领型政策的作用。

总体来看，美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系统、正式的产业政策，但是实际上执行了一套更为隐蔽、全面、有效且试验性更强的“隐形”产业政策。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环境下，联邦和州政府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等横向政策工具和分散-集中体制，重点支持基础科研与通用技术的研究与成果扩散，以各州的大学、科研机构、小企业和STEM人才作为政策实施对象，[①] 通过高效的资本市场，最终由大企业“割韭菜”，在市场竞争驱动下，大量地吸收（收购兼并、合作、孵化等）大学与小企业的创新成果，筛选出各产业领域的原创性且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迅速推行产业化，同时主导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以投资、贸易、中间产品分工等形式抢占、瓜分全球市场。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具有公开性、系统性、选择性、经验依赖性等特点，适应技术追赶阶段的发展要求；但是对于促进前沿技术领域创新与产业发展，却存在试错空间小、失误风险大等问题，需要在加强对基础性应用研究支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贸易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美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征

长期以来，美国虽然标榜自己没有专门偏向于特定行业企业的产业政策，但历届政府都制定和使用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维护了美国的产业优势，取得了重大成果。美国从战后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重要科技管理部门，制定科研计划，形成由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类基金会所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且相互支持的科技促进体制机制，推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研发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将产业政策视作促进产业发展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特朗普上任以来，加强了关税、配额、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保护手段，进一步强化其前任关于保持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分散于联邦法案、发展计划、行政等各类措施中。

产业政策综合性强，覆盖面广

美国的产业政策涉及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创新方面，美国通过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发布科研项目，涵盖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龙头企业的融资活动，例如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在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关税和缔结贸易协定等方式，为美国企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1985年即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致力于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垂直开放式网络，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在产业组织方面，美国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另一方面由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格监督和严厉打击产业垄断行为。

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推进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选择，而致力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以及产业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突破。一是通过立法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重视鼓励技术创新与新技术扩散与应用。为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工具，激励大学与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和小企业创新活动，为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成长打造开放、有序的竞争性市场。

支持高级创新要素集聚

美国政府注重高级创新要素的集聚，推进产业高级化。在人才方面，美国对高层次人才实施高额经济资助、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及提供一流的科研平台。在创新投入方面，美国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力度大，方式也灵活多样。以新材料研究费用为例，美国每年的研发费用达到上千亿美元，而中国新材料领域财政扶持则不足百亿美元。在经费使用方面，美国的政府扶持科研项目通常由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申请，除政府资助外，企业同样要按照比例投资。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的引导基金在基金运作模式、管理方式、资金来源、退出机制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贷款担保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形式，把民间资本引入风险投资领域，有效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公共议程的一部分，寻求包括消费者、小企业、行业协会、大学、非工会工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大企业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工业提高其竞争绩效的途径达成广泛的协议。通过减轻企业税负，[②] 制定了支持小企业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P）、制造业扩展合作计划（MEP）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良好的“政府-大学-科技创业-小企业创新-大企业参与”伙伴关系；再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创新孵化，“收割”大学、小企业创新成果，[③] 迅速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最终在国内形成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大学科技创业）——产业化（新技术扩散：风险性融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大企业收购兼并、产业链重新配置）——再创新（中小企业再扶持）的闭环。其中大企业虽没有像东亚政府那样采取“挑选赢家”的方式获得政府专门支持，但是却以市场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名义”，轻松获得大量原创性创新成果，成为美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隐形主导者。

将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上曾利用关税政策数次度过经济危机，有力促进了新兴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再次以贸易政策作为发展美国产业的重要手段，打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旗号，一方面，遏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限制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阻止中国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在美国商务部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中，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等20类高科技产品禁止对华出口。由此可见，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维护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将产业政策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各州政府拥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选择产业政策组合。在一些前瞻性技术和产业探索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创新支持计划相互补充，形成了各地方分散化试验，再通过联邦层支持项目、协调机构、政府采购、大企业收购兼并，牵动数以万计的客户、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有效扩大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基础，在竞争驱动下筛选出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在全国范围扩散和实现产业化。由此可见，美国产业政策具有“分散-集中式体制”特点。[④]

中国产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的风险

建国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采用追赶型产业政策，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将近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政策具有集中-分散式体制、行政部门主导、选择性浓厚、政策制定者经验依赖性强的特点，集中力度高，技术追赶效果显著。然而，对比美国，我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前沿技术领域试错空间小，面临较大的失误风险，需要在公共性、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小企业创新支持，推动公平、竞争中性的横向政策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风险控制、贸易合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研发投入、人才供给、税收减免等方面力度需加强

我国产业政策虽然在总体上集中度高、力度大，但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环境打造等方面力度不如美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我国研发经费占比与美国相比仍偏少，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占政府财政预算13.6%，同期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在人才供给方面，我国每千人研发人员不到4人，远远小于美国10人、日韩16人的水平。虽然制定了“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但在高端人才导入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现居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18%的比例来自移民，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位列前茅；在人才培养上，美国每年博士毕业生约为18万人，我国则仅为5.5万人，不及美国的1/3。在企业税收方面，我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68%，美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44%（以毛利润为分母），我国综合税率仍较高。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18.3%，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4.8%；^[⑤] 我国企业税收约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60%，而美国企业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一半。

财政支持资金的效率不高且存在引发产能过剩的风险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关注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成长，通过财政补助、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美国产业政策同时也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大规模政府采购计划和公共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

我国部分龙头企业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创新活力不足，产业政策倾斜导致这些企业产能过快扩张，引发产能过剩，造成债务负担等后遗症；吸收下游产业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性企业动力不强；同时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向上游拓展空间受到挤压。在欧盟统计的2019年全球R&D投资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我国上榜企业达506家，在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生物医药、化学、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子电气等行业平均R&D投资水平分别为150、236、96、60、265、128百万欧元，但与美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分别是我国企业的5.4倍、3.5倍、3.5倍、3倍、2.1倍、1.4倍。[⑥]

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专注于推动特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对于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方面还有所不足。从内部营商环境看，根据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虽然从91名（2013年）上升至31名（2020年），但美国一直稳居前十名。从外部贸易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逐步展开，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如美国一样广泛和深入的全球价值链。而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开全球市场、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和整合全球资源。如在林肯总统任内，美国提高关税以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制定《国家工业恢复法》，鼓励公司之间建立卡特尔，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二战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不断完善基于规则的全球竞争环境，努力抵消或消除外贸和投资扭曲，支持美国企业出口、对外投资。

政策过度集中致使区域产能过剩和同质竞争

我国产业政策呈现先集中后分散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选择权力、自由度明显弱化，地方产业政策更多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的延伸和落地配套，缺少对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研究，也缺少足够的力量进行差异化路径探索。产业政策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问题，在前瞻性、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和技术选择上，误判的风险和成本较大。

而美国更多注重以“授人以渔”的方式鼓励各州根据禀赋自主选择和进行产业发展。在历史上，美国通过广泛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发展军事项目等方式，使落后地区的工业获得起步；通过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合理分布，各地区制定各自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支持计划，避免了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航空、能源、半导体、仪器等领域形成了高水平的现代化产业链。

推进产业政策完善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在很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产业政策正经历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的新阶段。参考美国产业政策在支持基础研究、企业创新争夺高技术领域先发优势的成功做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产业政策。

（一）加大重点领域的产业支持力度，填补创新要素投入的短板。

我国先进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后行动者、新进入者，应理性地加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加强政策力度，填补我国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方面的短板。一是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争取研发投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二是引才育才并重。面向世界吸引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人才嵌入为切入点，瞄准全球创新链纵向环节加强横向合作；切实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级人才培养比例，尽快提高高级人才的培养数量及质量。

（二）加快推进引领性产业政策，发挥大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的筛选新技术与产业化的作用。

改变产业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关注，转向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关注，扩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在先进制造业各领域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网络。促进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推动大企业与小企业紧密协同、协作，加快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一是完善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坚持需求导向和成果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策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本土技术创新，摆脱技术转让依赖，放宽行政审批流程，引导企业投资参与高校科研机构建设，投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使科研方向与实际需求更为切合。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综合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专业产业投资和咨询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丰富部门间多样灵活的对话交流机制；加强科技管理工作与产业部门在政策、规划、标准等方面的衔接，建设良好的高校和企业对接渠道，构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商业转让机制，成立专业的中介服务团队，为先进研究成果产品化保驾护航。

（三）全方位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保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内外协同。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融入全球创新链，需要全方位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一是产业政策国际化。梳理产业政策中与WTO规则矛盾的领域，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管理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开展研究，完善相关内容。二是大力支持本土企业提升国际化程度，分担开发海外市场的成本。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力争进入国际一流地位。三是以国内竞争培育国际竞争力。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竞争，扩大自贸区功能和政策创新，打破国内各地区行政性壁垒。研究表明，国内竞争越充分，产业链国内环节的市场集中度和技术能力提升程度越高，产业链纵向优化越顺畅，国内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越紧密，与发达国家产业粘性越强。

（四）优化内外产业发展环境，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重视产业发展环境的打造。一是着力打造内部环境，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种简化合并，对重点行业实施持续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隐形成本，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为企业进一步减负。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加强信息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便利的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建立技术社区，形成合作共研的生态环境，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加强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高质量的海外落脚点。鼓励企业加强全球性的资产整合和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五）正确处理国家和地方制定执行产业政策的关系，推动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

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家层面要加强统筹和协调，赋予地方一定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权，帮助地方实现重大项目的布局和落地。地方要加强对于本地区资源禀赋的研究，提高产业发展主动性。一是加强地方产业发展研究机构的建设，提高地方追踪技术前沿、带动产业变革的能力。鼓励地方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进行政策创新。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链。完善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在全国进行创新成果的共享和应用，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构建高效、成规模的国家创新体系，带动布局合理的国家产业链形成、优化和升级。三是更好发挥产业引导基金对产业布局和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基金作为纽带，联结国家、地方等各个层面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营，提升基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政府明确事权范围，职责限定于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避免干扰基金日常运营；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基金的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分配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风险责任，撬动更多资本进入产业发展领域。

（编辑  杨利红）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图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

2020年年初，某明星粉丝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某明星作为角色的一篇小说，他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小说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该明星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死结”。在明星粉丝中，这种“死结”的出现尤其频繁。本文试图分析“死结”的成因，并讨论它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趋同性与排异性

“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第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地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在某明星粉丝事件主要的舞台上，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屏蔽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某明星就被叫作“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笑点，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此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而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便不会偏差巨大，因为思考依托于词汇，而语言中出现频率低下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体现出来。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地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死结”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死结”的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死结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死结在不断的扩张并吸取新的成员时，也在不断地排异。某明星粉丝事件，其实起源于他的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粉丝以明星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和该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明星粉丝组成的死结的边界。死结是在不断地排异中的。因此，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死结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死结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死结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死结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死结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死结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任何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

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死结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所以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死结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死结才可以与其抗争。

死结的能量

正因为追星较少涉及一个人的思想系统，死结才会经常出现在追星粉丝群体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死结是一个仅影响娱乐圈的行为呢？并非如此。死结的能量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美国的达拉斯警局推出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fe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推特，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推特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的视频占据。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竞选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不去参加，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正如每一次雪崩都源自大量雪花同时崩塌，而非一片雪花的落下。

死结的形成

死结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死结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有可能形成死结。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儿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以外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死结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本文无意对死结影响政治做出道德判断，而是指出这一种现象。当今的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的死结。这些死结由于思考方式趋近单一，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由于他们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可能包括现在所见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包括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死结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总是会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某明星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发布小说的网站。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死结的反应，并给予死结群体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上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歌手的粉丝们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死结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数字化转型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数字化转型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要充分利用我们新的生产要素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年4月9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拓展了生产要素的内涵，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       

我们知道，土地、资本等等要素都是掌控在以政府为核心的市场主体手里。一旦说某一个新要素的出现，那可能它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革命。我们之所以现在如此重视数字经济，这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各种统计中说到，我们的数字经济占了百分之多少，实际上那个统计里边包含了很多传统产业的数据，而并不是真正都是数字产业的直接贡献。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样两件事情。

挖掘数据内涵价值

如何把我们数据内涵价值发挥出来？当一个企业面对土地、面对资本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创造价值。但当我们面对的是100T的数据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它的价值创造的方式，肯定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样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我们做数字化转型的最基础的工作，应该说它是理论的贡献，也是实践的土壤。

政府在上述文件里讲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部分数据，不论是工商注册方面的，还是交通方面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市政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要善于挖掘，勇于思考，尤其是对参与这一类数据的企业而言，更要想办法从中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政府所能掌控的资源，要推进它的市场化，就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其中。比如说公交系统，原来公交系统是政府的补贴大户，例如北京公交，有20万员工，北京市政府一年要补贴150亿元左右。以前我们只看到这是城市便民的基础设施，没有去挖掘它背后的数据的价值。如果仔细地分析这家公司，它拥有几千公里的运营线路，12000个站台，3万辆公交车，每天有1000万人次的乘车量，这样一家企业在数字时代，如此巨大的数据量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把这些数据资产推向市场，北京公交就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了。如果能省下来150亿，意味着可能可以补贴三个清华大学了。这是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时一个非常实际的、有巨大价值潜力的一件事。

目前政府数据已相对标准化，但还没有实现跨部门的共享，数据跨部门打通，这里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真正大量的数据还不是政府的数据，而是来自于社会上的海量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资产的价值是更加难以去挖掘出来的。

第二方面，国家提到要提升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通过什么手段来提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在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当中找到社会数据应用的一些新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其中的价值创造出来。现在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出现类似土地交易市场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数据资产交易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我们要起到对社会数据进行规范，对它的新业态给以支持的作用。当然核心是要去解决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安全保护，这里面包括了确权、定价、交易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模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阶段之后，需要加以利用的社会生产要素。利用的方式，是“上云用数赋智”，这六个字听起来比较拗口，其中有三个层次。

上云的是企业，推进打造数字化企业的工作。现在大企业都在自己干这个工作，中信集团也在做自己的云。我们更加希望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够上云，可是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上云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在生产要素发生改变之后，我们要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上云创造出新的价值，就是要转型，要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这样它才能有价值。

我们不是为了上云而上云，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中小企业解决它的经营困境。中小微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其原因是，现有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简单说就像是当铺一样，你必须要有几A级的主体信用评级，你必须要有抵押物给我。我们的中小微企业以灵活性见长，它的主体信用评级肯定比不过国有企业，它能抵押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希望通过上云盘活动产而不是不动产，就是要解决交易信用在整个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而不止是主体信用。如果我们的金融能够变成是以交易信用为核心，这时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是交易信用、订单这些东西造假太容易，很难识别它的真伪。我们通过鼓励上云用数赋智，鼓励企业用大智移云、区块链等等新技术，实现资产（尤其是动产）的可穿透，从而使金融机构能够了解每一笔订单的真实性。这就可以用它的交易信用代替它的主体信用，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利用数字资源创造新价值

第一个是数字化企业，是要去鼓励大家做这样一些事情；第二个是产业链；第三是产业生态。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可以看到怎样利用数字资源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这里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有硬的基建，就是现在国家强调的新基建。第二个要有软的基建，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

硬基建不同于传统的基建。从投资的角度比较，投资主体要实现多元化，尽可能地鼓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而不是传统基建如PPP这样的经营模式。

新基建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涉及到每一个行业，新这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可带动十万亿级的产出，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理解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的计算方式。这里要有新的盈利的模式，比如说5G，5G留给中国的窗口期其实并不很长，我们需要加速找到它价值创造的方式。如果仅仅投资建500万个基站，投下万亿资金，但如果没有带动效应，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运营商现在正在算账，5G基站的密度远高于4G，总体耗电量大幅增加。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公司，目前每年电费消耗就是百亿级。如果电费消耗要增加8到10倍，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将会被吃光。因此必须有新的盈利的来源。

所以新基建的瓶颈不在基建自身，而是在于企业在新基建中的价值创造。我们怎么能够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让企业发挥作用？5G的真正价值创造的地方不是在To C端，而是在To B端。对大量的企业而言，一旦当To B端的5G网络进到厂子里边去了，它的价值从哪里来？这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的生产关系特征

从软的基础设施角度来看，重要的是重构生产关系，价值来自于生产关系重塑的过程之中。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是层级化、职能化的，这一套生产关系是适应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的。现在需要跟数字化生产力匹配的新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这里举个例子，货币是最典型的生产关系，一旦它变成了DCEP，也就是我们正在第二批试点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它所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极其巨大的。

这类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它具有一些在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数据透明。我们原有的层级化很容易出现上级对下级信息不透明，这就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等等现象。我们现在的很多产业生态，实际上是在低端循环，如果这种低端的产业循环不被打破，我们不可能实现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我们首先要敢于在企业内、在产业链内、在我们的产业生态内做到数据透明。

第二个特征是全员可信。在1994-2019年这25年间，消费互联网在中国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是消费互联网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可信的问题。我们现在说进入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是企业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信任关系。一旦新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企业和企业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个特征就是身份对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人人平等，现在有了区块链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实现身份对等。它的好处是“智慧人口红利”，就是它有利于充分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就劳动力而言，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告一段落，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每个人的智慧。原有的层级化、职能化的架构，导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工作下来，往往会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感慨，这中间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浪费。假如我们能让每个人“人生如意十之八九”，所能创造的价值将会远远多于现在创造的价值。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释放更加巨大的生产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所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希望构建的社会、构建的企业是二维的，一个是实体市场，也就是城市；另外一个是虚拟市场，银行不再只是在各个社区、各个城市去开设营业部，而是要在网络空间里经营，我们可以叫PCS或者叫CPS，因为人是在一个双重空间里面的。我们的人群已经从树状结构变成了网状结构，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构建相应的社会，而企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2019年年底至今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人次且仍在蔓延。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负增长5.2%，公共卫生危机正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谋求重启经济，但是各国的疫情走势并不同步，尤其中美博弈带给全球经济复苏和产业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和都市圈运营或将呈现以下六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集聚进程加快

城镇化初期，在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才、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疫情的发生是对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一次“暴力检验”，相对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大城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更强，在疫情中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超过80%，但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改善速度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截至7月底，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6%和5.7%，涨幅相对于上月扩大0.3和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1%和2%，涨幅相对于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和保持不变。三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5%和1.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1和0.2个百分点，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或者回落。疫情过后，随着未来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大城市和都市圈将会获得更多动能。

都市圈郊区化日渐明显并成为大都市圈集聚加快的重要特征。从都市圈内部结构看，人口过分集中于核心城市，居民普遍受到交通出行、住房价格、环境恶化、物价高企等问题的困扰，且在疫情期间容易产生群体性感染，更加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体验。

58同城和安居客3月份发布的《疫情期间楼市报告》数据显示，超过50%的受访购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更加倾向于购买人口密度低、社区环境好的小区住宅，48.4%的购房者更加倾向于购买郊区住宅。疫情过后，居民对住宅的偏好发生改变，对物流条件好的社区、中大户型的产品更加青睐。在疫情后通货膨胀的预期下，大部分高净值人群仍将不动产购置作为对抗通胀的有效投资途径，更加推升了别墅的需求。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回归保守

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出行，各地纷纷降低公共交通满载率；大量居民居家办公，各类学校停课，居民出行需求进一步下降。如图1所示，202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下降58.45%、41.85%、43.08%和38.45%。日均客运量同样有较大幅度下降。随着疫情的稳定，轨道交通载客量有所恢复，但是相对于2019年仍有较大差距。

图1 2020年上半年北上广深轨道交通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角度看，其趋势与轨道交通基本一致，北上广深四地公共汽电车客运量相对于2019年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以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份为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公共汽电车月度客运总量同比分别下降77.88%、81.19%、79.34%和84.58%。在疫情趋于稳定的6月份，四地客运量仍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图2  2020上半年北上广深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疫情期间，通过高速免费、暂停单双号限行等方式鼓励私家车出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汽车消费。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8%。但据中汽协在5000多户家庭中开展的汽车消费调查显示，居民购车需求实际上并未减少，只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短期需求受到抑制。考虑到“开车外出减少感染机会”等因素，新冠疫情反而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另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220.1万辆和21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3%和16.8%。其中高端SUV零售销量大增，以奔驰GLC为例，1月份销量达到1.64万辆，同比上升32.4%，疫情对汽车消费的激励效果逐步显现。需要注意的是，与不断增长的购车需求和汽车保有量不相适应的是，国内停车位与停车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在不断扩大（见图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为1:0.8，远低于发达国家1:1.3的水平。与此同时，ETCP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停车场空置率达到44.6%，全国城市超过九成的停车位使用率低于5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停车信息不畅，解决之道就在于智慧停车的发展。

图3  2015-2020年国内停车位与需求量对比

趋势三：互联网+新兴产业脱颖而出

远程办公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为降低人员集中和交叉感染风险，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并研发了相应的远程办公软件，腾讯会议、钉钉等APP注册用户量激增。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效率办公类APP数量环比涨幅超过72%，而2019年环比涨幅只有不到6%，日均独立设备数从1月份的700万台跃升至目前的3000万台。从横向对比看，中国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据阿里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各行业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不足11%，同期美国的渗透率超过30%。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被充分显现，远程通信、在线办公等软件服务渗透率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线上购物模式

疫情暴发前，线上消费已经不断挤占线下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份，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经达到7.1亿户，同比增长16.4%，占网民整体规模的78.6%。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传统的线下消费转到线上，扩大了电商平台用户规模，提升了线上购物的渗透率，使得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加速。与此相对应的是，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不断激增。如图4所示，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从2013年的9.5亿单激增到2020年的超过240亿单。其中，中国外卖O2O市场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9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接近8000亿元。巨大的市场为快递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2019年，顺丰、中通、韵达、圆通和申通的利润分别达到了57.97亿元、52.92亿元、26.47亿元、16.68亿元和14.08亿元，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图4  2013-2020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单位：亿元）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医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被无限放大。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整体看，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6%，而同期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更是从2005年的接近2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9万人。从质量来看，中国ICU床位占总床位的比例接近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图5 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如图5所示，中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在全国773家三甲医院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占据了其中的206家，占比超过26%，但是上述三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2%。相比而言，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以湖北黄冈为例，其新冠确诊病例仅次于武汉，但只拥有2家三甲医院，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使拥有36家三甲医院和34684位专业医生的武汉市，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其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救治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全国超过340支医疗队、4.26万人支援武汉，助力新冠患者救治。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国家势必加速补齐医疗资源在总量及分布上的短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将会出现重大变革，“重治轻防”的思路将得到扭转，预防医学和健康产业将获得大发展。

趋势五：城市大数据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健康码”为例，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2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首先推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健康码”。22日，武汉市“健康码”上线，随后全国各地都相继上线各自的“健康码”，逐步实现以最小接触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克服了手工登记信息的不便。3月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升级“防疫健康信息码”，关联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疫“健康码”，实现全国防疫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通行证，有力助推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除了“健康码”之外，其他城市大数据技术也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信大数据记录分析用户位置及轨迹数据，有效跟踪统计重点人群人员流动情况，服务疫情趋势预判和精准防治。通过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大数据的细微变化分析，精准判断所辖区域人员流动和分布，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助力社区精准排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大数据引发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其数据有效收集、储存和应用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重点。

趋势六：“AI+城市运营”全面助推“新基建”落地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早在2018年，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晟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指出，智慧城市是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等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新基建内容已经被涵盖其中。

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能基础设施包括了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处理等，数据收集阶段主要依赖于传感器实现，大量的传感器放置于智慧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以各种形式收集各个类型的数据。传感器信息有利于城市运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获得信息并做出正确决策。高速网络通讯是实现信息传输的重要保障，5G等新一代传输技术的应用对于处理智慧城市的海量数据至关重要。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大容量数据存储，确保数据存储达到足够的时限，支撑智慧城市日常运营和未来战略的制定。实现海量数据快速处理，从中获得洞察力是智慧城市运营的关键，进而通过手工或者机器实现快速响应。物联网执行器是智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用以自动执行部分行动以响应智慧城市环境变化，提升城市回应度。

2020年两会期间，新基建和医疗健康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疫情稳定之后，为加速重启经济，我国加大新基建领域投资势在必行，并将以此为契机，促进数字化转型。从各地专项债发行情况看，截至7月底，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分别发行专项债871亿元、385亿元、715亿元和674亿元，其中新基建项目发债额度占比分别为14.92%、74.99%、18.85%和1.79%。可以发现，四大直辖市的新基建投资占比都较低（上海的新基建专项债全部为轨道交通项目），大量投资仍然投向传统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结语（二级标题）

后疫情时代，伴随着各国经济重启和中美之间的全方位博弈，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从中国国内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部分行业领域的发展轨迹已经被扭转或改变。中国城镇化路径、居民出行方式、办公方式、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趋势；在外贸受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内循环将促使中国城市产业供应链重构，其中开放度更高的沿海城市更加明显。中国的城市与都市圈运营，如能在本质上把握本次新冠危机叠加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文明，必将在全球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最终支撑并主导全球城市产业供应链的重构与重建。

                                          （编辑  宋斌斌）

能源安全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经济学家E.P.舒尔茨在1964年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架构于能源之上。”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世界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伊始，正式提出了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国家能源安全还包括了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关注。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应扩展为以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安全问题，而且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但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又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主要地区，中国占据了亚太地区将近40%的石油消费量，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已达43%。

仅就对外依存度而言，我国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众多的大型水电站，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型核电站，全球最多的大型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和最长里程的输电线路，以及远距离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其中许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和通信等二次系统均有大量的进口，这就直接关系到工控系统的网络安全等问题。一旦战事降临，遭到袭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在中美关系严重破损、国际商业环境日趋恶化的特定时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通常，能源安全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可靠的供应、合理的价格、充分的石油战略储备、可靠的运输通道和合理的能源结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能源安全的基础。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应有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层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内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几项重点工作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能源安全，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足国家安全，全面审视规划好能源安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谋篇布局，统筹做好《能源安全专项规划》，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能源安全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美国借助能源独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又一只“看得见的手”。欧佩克石油市场份额被美国挤压，内部凝聚力和整体影响力逐年下降。因此，要充分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既研究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研究国际政治对能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变化，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与世界能源大国包括输出国和输入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互赢互利。打好“战略买家”这张牌，准确把握好与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密切关注海上运输安全，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构筑好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强化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确保油气基本供应。全球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洲地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石油消费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9年，实现止跌回升至1.91亿吨，仍低于2亿吨。从石油资源探明程度看，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潜力依然很大，石油储量的增长处于高基值发展期，天然气勘探处在早期勘探阶段，海相地层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探明率仅为5%左右。2019年，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大了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勘探开发形势明显好转。我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条件复杂、成本高，与国际市场对比，虽然不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可以成为稳定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要加大油气勘探力度，尽快摸清基础资源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此外，结合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适时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我国煤炭工业的资源优势，保持煤制气、煤制油的领先优势；加大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利用，都是应对油气危机的正确选择。

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的战略转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议》提出：若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内，全球需要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200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按照发达国家2050年、发展中国家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要求，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也应推动实现净零碳排放。2010年以来，国内光伏成本下降84%、风电成本下降50%、锂电池成本下降85%。如果光伏、风电、锂电池成本都能够持续下降，加之氢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应用，完全可以逐步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的化石能源，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因此，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快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开发等关键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氢能、生物质能、天然气脱碳技术的发展，气体能源+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不够安全、不够高效、不够绿色的被动局面。

四是持续提高能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减量发展。与国际能源发展对比，我国能源发展的最大短板是浪费大、能效低。按照世界平均能源效率计算，我国目前能源消费量可创造比现在多一倍的GDP；以美国能源效率计算，可以创造相当于现在三倍的GDP；与日本、英国对比，能效差距还要更大。能效差距除了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偏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有关。这就是说，只要持续地提高能效，即便不增加能源投入也可以支撑经济发展。因此确保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动力的转换，提高产品、产业和系统能效，包括推行国际先进能效标准和节能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节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转型；以智能高效为目标，加强能源系统的统筹协调和集成优化，推动各类能源协同协调发展。城市是综合智慧能源关注的重点，城市能源消费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85%，其中建筑耗能占比为30%，交通耗能占比20%。因此，要及时总结我国近年来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微电网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案例，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试想，随着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充电以及氢燃料电池的快速发展，就会在交通领域大大减少石油消费，在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五是未雨绸缪，确保能源生产运行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确保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能源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不仅要关注煤矿爆炸、原油泄漏、危化品和输油管道爆炸、水电溃坝、火电厂爆炸、电网瘫痪等传统重大安全事故，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更应关注能源网络安全工作。

2010年9月“震网病毒”袭击伊朗核电站，约30000个终端被感染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其危害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2015年12月“乌克兰电网攻击事件”，黑客利用欺骗手段，植入“Black Energy”恶意软件，引发电网主机系统崩溃，造成80000用户大规模断电。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网络安全法》等文件，切实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网络安全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按照“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完善结构安全、本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建立行业、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和行业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推进能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在关键系统、重大装备、防护体系、专用芯片、密码应用、攻防对抗和检测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与应用突破。关注能源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大云物移智”等新技术以及微电网、充电基础设施、车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的网络安全风险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编辑  高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