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年底的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特朗普胜选，出任美国第45任总统，各国舆论为之轰动。人们关心此次选举所反映的美国社会诸多问题，关心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的变动。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曾于2016年底邀请政治、经济、传播、国际战略等领域专家，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此发表此次讨论的纪要和部分论文，供读者参考。
1 特朗普当选决非偶然，它反映了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和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外还包括移民、种族、自由贸易、华尔街操控等。大众是借选举来发泄对权势集团的不满。
2 理解世界变化有多个维度。经济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国家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被固化，发达国家内受损群体未得到相应补偿。因收入差距和战乱引起人口流动，主要国家和地区内族群及信教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向质变接近。信息时代极大便利了思想的传播和集体行动的形成，个人和群体利益诉求变得更加迫切。
3 当代政治的变化，西方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变得日趋极端且僵化。西方政党政治出现危机，政党找不到自己的代表群体，蜕变成为单纯的竞选机器，使得一般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诉求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
4 这次大选也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失败，媒体知识分子脱离社会，代表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几乎消失。选举过程中主流媒体立场鲜明，基本一边倒，说明西方强调的媒体客观中立性的虚假，资本主义在文化主导权上做得很到位。
5 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会坚持维系美国其世界领导地位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
6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已进入顶峰平台期，缓坡下行已成基本态势。特朗普仿效里根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但里根当时处在美国国势上升时期，面对当今乱局，也难享里根昔日的荣光。
7 不仅要看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也要考虑到多方面力量的牵制，和他个人的能力和做事方式。未来美国政府决策有诸多不确定性。
8 我们对自己的道路要有充分自信。最重要的是固本强身，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中央的国内外两方面既定政策贯彻下去。对国际局势，“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从总统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本刊编辑部
从大选本身看美国政治的悖论
2016年11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从总统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研讨会。到会专家认为，应该了解特朗普横空出世的原因，他代表什么力量和社会诉求？这对研究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取向，美国未来的变化，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认为，首先要研究选举本身。世界上比较完善的，典型意义的竞争性选举产生于美国，其基本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形象化。美国的政治也是最典型的现代政治形式。而且美国选举具有系统完备的、大规模的数据库，是世界唯一。
分析投票数据，投特朗普票的未必投共和党。有人将选民一分为三：投共和党、投民主党、投特朗普。2008年以来，美国有3％-5％的人口放弃就业，主要是中年男性白人，这与拉美裔、非洲裔、亚裔美国人丢工作不一样。这次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妇女投了特朗普的票，中年男性白人放弃了就业，却没放弃给特朗普投票。
美国这次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也出乎所谓政治科学专家们的预料。大面积错判，表现出在四个方面违反“政治科学”的一般规律：
第一是钱。确实民主党阵营投入的钱多。美国大选花多少钱，没有人能说清楚，公布的只是他们筹到的钱。
第二是媒体。得媒体得天下，过去两大阵营是各有拥趸媒体，这次是一边倒，从新媒体互联网看，支持希拉里的年轻人也很多。支持特朗普主要是中年白人，文化程度不算太高。
第三，就“地面选举”看。有消息说希拉里在最后一周，在11个摇摆州有200万人扫街拜票。特朗普在这方面显然不占优，因为共和党的机器不太认同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四，就“可选性”（候选人形象）来说。两位优选人的可选性都不太好。最后一个月对“邮件门”的反复炒作，希拉里的形象被塑造成虚伪的老政客，导致最后决定支持特朗普的人稍多。特朗普自身的形象不佳。但两党精英越是丑化他，甚至现任总统也出面为希拉里“站台”，却越是帮了他的忙。精英们过于低估了老百姓对现体制的愤怒，这和英国脱欧公投非常相似。脱欧公投之前的民调差距很大，大家都认为肯定不会脱欧，但当时英国首相对老百姓不是疏导，而是恐吓，而且是借助外部力量，让美国和欧盟各国领导人表态，向脱欧派施压。实际上外部的压力激起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最后，这次选举的主题是“政治正确性”之争，这是过去没有的。特朗普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出政治正确性（或教条主义），意思是，原来合理的东西现在不合理了，而且连累了国家，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美国难以为继了，要盘算一下了。他说选上选不上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点了这个题（政治正确），而且他很有信心，认为这个运动会继续下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美国这次大选，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特朗普上台是有背景的，不是偶然事件。美国上百年的选举中形成的一般规律，这次全部被颠覆，看来美国教科书要重新写。
大选结果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
精英层和社会草根的分裂
外交部原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丁原洪认为，特朗普当选是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折射出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这些年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最新数据，美国1%有钱人占有全国财富的43%，美国0.1%最顶尖富豪占有全国财富22%。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一分为二，超级富豪从经济复苏中赢得了大量奖金，而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还在艰难地挣扎。民众实际上是借着选举特朗普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美国百姓不满的问题，还包括移民、边境管控、自由贸易、华尔街操控等。特朗普讲的都是基层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白人工人的支持能解释部分原因，因为除了几个关键州，投特朗普票的多数不是穷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如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恋可以结婚，等于推翻了人类几千年的婚姻制度，最高法院这种所谓民主诉求，不符合多数人的观念。这样重大的决策怎么能由那几个大法官来决定？
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危机
丁原洪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家向世界各地投资，积累了大量财富，导致国内经济空心化，失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贫富差距不在拉大，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本国贫富差距更为严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指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下行周期的产物。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工业就业岗位大为减少，中产阶级的比重不断下降，阶级矛盾激化。这是金融资本占主导的明显特点。阶级矛盾也通过种族问题凸显。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处于下行衰落期，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资本的矛盾难以解决。于是资本向外部转移，以获取剩余价值，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但一旦向外转移的空间停滞，整个体系的问题就爆发出来。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陷入了深刻的战略焦虑，从民众到精英处于焦虑，特朗普打破既定政治禁忌，政治正确的限制，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新药方。但在现制度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上层精英的分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指出，美国有7000多个关键岗位，有6000多人，包括总统、议员、州长、将军、大学校长、大企业、媒介领袖、基金会会长等，长期把持这些岗位，导致制度僵化，结果是物极必反。
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难以弥合。原先两党虽然争夺激烈，但是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现在两党在五方面问题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第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医疗问题为例，共和党保守派认为医疗是服务，是交易问题。但民主党认为医疗是人权的一部分，必须由国家承担。
第二，企业和市场的关系。美国对市场的监管程度之深、之细、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联邦农业部规定了西瓜上市的标准，美国每年被消费的西瓜和因达不到上市标准而被销毁的西瓜数量相当。美国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要求提供执业证书。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把自己的利益固化，导致制度僵化。
第三，同化和对抗。就是能不能同化外来民族的问题。一派认为可以，另一派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第四，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密切，但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差别巨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高层有很大分歧。
第五，技术进步问题。技术创新是好事，但它给社会带来冲击甚至引起动荡。例如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以极低的成本高效传播各种信息与观念，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降低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大选结果说明“在野精英”对“当权精英”的胜利。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失败
清华大学教授胡钰和北京大学教授王维佳都指出，这次美国选举，媒体知识分子一边倒，立场和倾向很鲜明，支持希拉里，反感特朗普。大选结果揭晓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大报的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支持希拉里的选民的惊愕的表情。《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撰文，对特朗普的描述极尽诋毁，说他代表了美国的缺陷、代表美国的衰落、代表美国的噩梦。
这次美国选举对我们传统的新闻教学是很大的冲击。过去在新闻教学中，常讲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美国的媒体是客观、中立、没有立场的。美国媒体常批评中国的报道没有客观性。但这次选举，美国媒体90%都是偏向一边。主流媒体跟希拉里高度共谋、高度捆绑，说明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体是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部分，绝不能把它分开来看。政治学或者传播学都不能有这样一个盲点。
传统主流媒体是否还代表民意？这次大选结束后，哈佛的尼曼新闻实验室出一篇文章，认为这次大选不仅是希拉里的失败，而且是传统美国主流媒体的失败。媒体知识分子的预言被证明基本错误，说明媒体和主流精英典型的脱离社会。所谓政党代表性的衰落，媒体在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大众媒体扮演的是精英俱乐部内塑造共识并相互沟通的角色。
选举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还有种族、移民政策等多种原因。这里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舆论场的作用。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主流媒体和新的自媒体、社交媒体，是不同的舆论场。美国各种民调，直到大选当天还显示希拉里绝对能够获胜，而在社交媒体上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决定投票结果。怎样准确地捕捉民意，这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信集团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介绍，据报道，网络爆料扭转大选结果，社交媒体曝光，特朗普在推特上有1030万粉丝，脸书上有990万粉丝，12个月里，经社交媒体获得了相当于3.8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相比之下，希拉里只有778万推特粉丝，480万脸书粉丝和同期1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维基解密阿桑奇的指挥对准希拉里，但对特朗普说的税务问题，就回避。所以他不仅是反传统，反主流，也有倾向性。
王维佳指出，关于媒体和政治的关系，现代商业媒体有两个取向：一是经济性（注意力经济），二是专业性。西方商业媒体在多年发展中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意识，以自身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获得社会赋权。媒体发展顺利时，其商业性和专业性进步主义这两方面还能取得平衡，可以端起架子。但现在传统媒体遇到了危机，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媒体平台挤占了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大众更多通过社交圈获得信息，传统媒体遇到困境。受众局限在小圈子里，造成意见的极化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分化。
同时，媒体知识分子（内容生产）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来媒体人的建制派精英的架子端不住了。建制派本来在调停社会冲突，避免意见激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可能推向极端化的渲染和激烈意见的表达。其后果可能带来底层的原子化和极端化，越来越不能形成公共意识，站出来一个极端分子就可以号召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美国大选显现出传统媒体或建制派的危机。
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
当代政党政治的危机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的认同度低于50%的现象，选举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映了这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接触到的美国年轻人，表现出一种耻辱感：自己的国家怎么了，选了这么一个总统出来，不好意思跟人说，好像是越战后的感觉。
当代政治的变化，形成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它的政党政治（政党以其代表性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并进行政治博弈的机制）出现危机。政党找不到它自己的代表群体，蜕变成为单纯的竞选机器。这一趋势其实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今天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使得一般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诉求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不同的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下降。主要的危机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之间的脱节。这个脱节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不平等的大规模扩张。精英跟基层，跟社会其他部分的脱节，政治运作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的手里。这是代表性的断裂。
这次美国大选，主流媒体代表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几乎消失，最后是所有对制度的破坏性的要素出现。比如大法官，FBI，总统直接介入，支持某个候选人，说明它自身的中立性的制度，处在很高的危机状态中。
因为大众的诉求缺乏直接的政治表达，只好在选举中不断地给出诺言，它已不存在清晰的政治价值了。在这种状况下，由底层对不平等、不公平的愤恨情绪所积累起来的反体制，反精英的倾向，它的政治性也是不清晰的。最后选出一个地产大亨代表大众利益，很典型地表明政治上难以形成明确的指向，而不满和批判不能获得政治化的途径的状况，才会出现如此混乱的选择。
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移民等条件下，原有的政党政治的基础也发生大的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左翼政党的危机，茶党代表了右翼政党的危机，而且这两个群众运动都不是在政党渠道中获得表达的。
美国大选暴露了代议制理论的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在19世纪末，绝大部分西方思想界的精英还不能接受代议民主；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才实现普选权。
最近，丹麦的政治制度史专家汉森撰文，说普选权实现之后，西方有些人开始意识到，代议制、代议民主不能实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感到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代议民主这套理论面临挑战。
从这次美国大选，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这次美国大选只有55%左右的选民投票（一般投票率也是55%-60%），议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降到40%左右，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在25%到30%。得胜的一方得票率往往在50%上下，也就是只获得了25%的选民支持。地方选举胜出的候选人经常只得到10%的选民支持。他们是很少的人选出来的。
第二、代议制假设，选出来的人要代表多数人的偏好和观点。但其前提是，选民是高度的同质化，但当存在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冲突的地方就出现问题了，美国是典型的例子。
代议制还假设，选民多种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范围非常小。美国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认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是少数。代议制假设选举可以让选民选择最合适的人，但这次选出来的人大家都不喜欢。
最后，代议制假设选民是理性的，拥有充分的信息，具备判断候选人是否合适的能力，这一条件也很难满足。特朗普是否代表那些反体制的底层群众？特朗普把话说得很清楚，这不是1%和99%的矛盾，是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是美国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他想将国内矛盾转到国外，这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世界格局和未来美国政策可能的走向（二级标题）
特朗普当选，是具有必然性的一次偶然事件，决定它的因素是复杂的。美国正在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其中有稳定的部分，也有正在动荡部分。这里有我们知道的美国，也可能有还不很了解的美国。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会怎样？这要从多角度，多层次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不会变
学者们指出，不管哪一届美国政府，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会变。特朗普同样会坚持美国价值观念优越论、制度优越论，美国利益第一，以及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其对外政策方面，包括军事力量、盟友体系、金融等几大传统要素不会有大变化。美国不可能回归孤立主义。特朗普上台将带来内外政策的调整，但不可能是颠覆性的。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中国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两国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会实质性减少。美国要增强军事威慑力，对华经济遏制可能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利益的争端可能更多、更直接。
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社会管理比较完善；自我反思，自我纠错性也很强。美国的精英阶层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对本国的文化和创新能力依然有很强的优越感。所以，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和作用依然不可低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判断，不能自我估计过高。
美国新政府的政治倾向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参选人赢得了大选，目前美国政府、议会甚至高等法院都由共和党控制，这是1928年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将会体现共和党一贯保守的立场。
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特朗普及其顾问班子的意识形态倾向：强调白人族裔的利益，倾向右翼的平民主义和较极端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强调个人服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反对精英主义；反对移民；反对大政府、高税收；反对共产主义，反伊斯兰，亲以色列。他已经任命的主要顾问也多为右翼人士和对华强硬派人士。
全球化困境和逆全球化趋势
黄平认为，2008年金融风暴的影响仍在蔓延，甚至比“9.11”事件对资本主义核心结构体制的冲击还要严重。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一些国家纷纷向内看、向内收，更看重本国经济，关注本国就业。是很多国家的人民大众，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到收益，甚至利益受损，贫富悬殊拉大，特别是亚非拉多数地区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持续动乱，很多民众沦为难民。邓小平同志讲，“用和平来解决东西方对峙，用发展来解决南北差距”。现在南北差距更大了，非洲穷、中东乱、拉美远。
张宇燕认为，说出现“去全球化”趋势，不如说“再全球化”，实际上是重新制定规则。全球化的本意是提升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相互依存度仍在提升，但全球化并不是有利无弊，现在进入了一个崎岖路段。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变，但必然进行调整。这个判断对我们制订对外战略、国内战略至关重要。
经济政策的倾向
专家们指出，首先要注意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倾向。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在经济方面最大的竞争者，美中贸易减少了本国就业机会；批评达沃斯论坛是西方和北京少数精英合作主导“全球化决策”。这和英国“脱欧”相呼应，形成“逆全球化”趋势，带有很大的示范性。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可能越发碎片化。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抬头，美国经济“向内收”是必然的。黄平认为，特朗普高调主张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如主张退出TPP，对中国征收40％以上高关税等。中美经济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那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国内经济主张基本属于共和党范畴，反对民主党的社保，医疗政策方面，但和共和党建制派也有不少分歧。
对外政策的倾向（三级标题）
在国际战略方面，特朗普强调能力要和战略意图对应，反对战略透支，倾向于让地区事物更多由地区国家自己承担，如要求日本和韩国更多承担亚太防务成本。
关于中美关系，总的看双方的安全互疑在增加。美国肯定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及综合影响力角度看，亚太地区无疑是21世纪重要地区，美国绝不会放弃。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手法和轻重缓急方面，可能有所调整。美国将会重振军力，加强海空军建设，保持总体军事优势，加大投资武器的研发，抢占技术和军事的新高点。
怎样看特朗普的竞选承诺
有学者认为，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看，他会认真对待他的竞选承诺。美国内外政策必然调整，因为特朗普上台这个事件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整个社会基础的变化。
但是，不仅要看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也要考虑到多方面力量的牵制，他个人的能力和做事方式。特朗普对于奥巴马内外政策的否定言论相当多是原则性的、系统性的。作为政策兑现，他受到政治体制、利益集团的约束都很多，大量的不认同、或者不同心，这都决定了特朗普所实行的政策和他竞选言论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特朗普胜选后已经在悄然改变一些竞选言论。
历届美国总统新上台，都试图否定前任签的国际贸易条约。但这些协定在修改以后最终获得通过，因为个人的政策取向和原有权力体系的政策惯性之间必然存在矛盾。据美国政治学界的统计，历届美国总统在竞选中的承诺和兑现的比例，平均是73%。更何况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多年积累的，不太可能通过换一个总统得到解决。
因此，未来美国政府决策有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要完全实践自己的承诺，客观上很难。
深刻变化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汪晖指出，目前，全世界并没有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亚非拉等边缘地区，新兴的政治经济关系没有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表达；少数发达国家对技术，金融，资源，传播渠道的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依然存在。这个结构不改变，全球化就一定会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者是各种失序的状况。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的变化，金砖五国等的出现，“一带一路”的出现，面对的将是维持着原有的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若干正在松动的部分。在这中间，中国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我们要争取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资源的开发，让不同的群体共享，打破原有的霸权，要参与国际重要事务，在国际舆论中要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位置，至少在舆论上构成对霸权国家的限制。现在西方媒体明显占有绝对的霸权，我们应该考虑形成自己的话语，来组织对它的批评，提出你所想象的世界秩序，对自己行为的价值指向，提出未来的一个态势。
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因此风险、危机、黑天鹅和黑马出现的频率增加，金融、安全、制度面临的风险也会加大。30年能够磨合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好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在时间上同步交叉。这30年中间确实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在世界格局中，中国正处于上升期。中国对“一带一路”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倡议顺应全球化总体潮流。中国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影响力也会扩大。我们走的路是对的，要有这个自信。最重要的是固本强身，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中央的国内外两方面既定政策贯彻下去。对国际局势，“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整理 高梁）
特朗普现象与全球化
丁原洪*
内容提要：“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的突出表现。全球化进程遇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任何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变化，“物极必反”。对特朗普就职后的政策调整，要冷静、客观地加以研判。
关键词：特朗普现象 全球化进程 政策研判
继英国公投之后，特朗普以一名“局外人”身份赢得大选，出任美国总统，大出世人预料，全球震惊，众说纷纭。
正确审视“特朗普现象”
美国大选和英国公投两者性质虽然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美英这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存在的社会严重分裂现象，即广大普通民众与精英的尖锐对立。广大普通民众对现行体制、社会现实极度地不满，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内心充满愤怒。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纳什的说法，大选已使“双方之间关系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内战’状态”。
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两者由于在社会上所处经济地位不同，本就有着不平等的遭遇，而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更使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43%的美国财富，最顶峰的0.1%的人拥有美国财富的22％，与占美国90%的中下层民众财富总和相当。
对于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两位美国知名人士有如下的描述：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分裂为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的奖金；另一个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上个世纪90年代撰写“历史终结论”一文而出名）指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形成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如今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没能善待衰落的群体，成了美国制度的代表性问题”。
几年前，美国曾发生反映基层民众对现实不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予以取缔。这次美国大选，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通过支持被精英阶层嗤之以鼻的商人特朗普竞选并将其送入白宫，使精英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发泄心中多年的积怨。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争，也不是什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
正确认识当今的“全球化”
“全球化”现象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当今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它从一开始，在不同层面都是不平等的。它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大的跨国公司，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而不利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其他发达国家。全球化把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平等”扩展到了全球。其结果是，这些年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突破了极限，已超过了0.7。
当今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利弊兼有的双刃剑，只是利弊程度不同而已。既使推动全球化最为积极、获得利益最多的美国，也遇到了它始料未及的恶果：即随着众多企业为追逐最大利润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这是引发美国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而造成如今严重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再次验证了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恶在于幸福之不均”。
如今的“全球化”不是什么圭皋，必须有所改变，甚至英美领导人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奥巴马在2016年11月16日发表告别欧洲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存在问题，引发不公正感。不少选民觉得被快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抛在身后，产生沮丧和愤怒”，“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现实给人们的教训之一是，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同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伦敦金融城发表讲话时指出，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在一年内改变了世界”，“政府必须关注人民对全球化给就业和社会带来影响的担忧”，“英国拥护自由贸易，但同时应当管理全球化力量，以便它为所有人服务”。她还特别强调，英国决不能“思想僵化，拒绝变革，故步自封”，而要“适应当前时代，思维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
任何形式的一体化（无论是地区一体化还是全球一体化），本身就存在着各成员国既可享有将本国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到国外之利，同时又必然会有自身主权运作受到一定制约之弊。正如基辛格日前对日本记者指出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多边协议同样也只能建立在符合有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欧盟是当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可是它却面临“生存危机”，恢复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甚，根由在于一些国家感到自身主权受损过多，得不偿失。
时下，有人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反一体化、反移民政党的崛起，统统斥之为“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逆全球化”，等等，这是不妥当的，是对客观现实的误读。其实，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程遇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任何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变化，“物极必反”。
正确研判执政后的特朗普
大选期间，美国精英层对特朗普的“丑化”、“妖魔化”，以及他们固有的“理性思维”，使得他们难以准确判断特朗普的大政方针。因此，对于来自美国的各种信息，定要冷静、客观地加以研判，以避免重犯误判美国大选的教训。
美国今后政策走向应关注的问题
在研判美国今后内外政策走向时，应关注以下几点：
一、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这是它维系其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一基础未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会坚持以维系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为核心内涵的全球战略，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包括特朗普在内，任何领导人概莫能外。正如基辛格日前指出的，在今日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孤立主义”，这种观念只是“在一些不懂外交政策的人们中间流传的浪漫幻想而已”。
二、美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或更准确地说华尔街的利益。特朗普也会如是。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作为总统特朗普也无法加以解决，为暂时缓解一下民众的愤怒，最多只能做一些弥补而已。
三、尽管共和党一些大佬（同样属于精英阶层）看不上特朗普，但特朗普依旧是共和党推举出的人选赢得了大选，而且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占据百年来少见的一党控制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中心的有利局面。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必然会体现共和党一贯保守立场，否则寸步难行。
特朗普似想仿效里根。“让美国重新伟大”、“以实力求和平”等竞选口号，都是当年里根竞选时提出的。但是两人所处环境不同，里根处在美国国势上升时期，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获得好评，而特朗普则处在美国国势下降时期，面对因过度推行新自由主义而造成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的乱局。特朗普很难再享里根总统昔日的荣光。
四、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无实质差异，分歧主要在内政。但历来新政府上台都会采取“反前届政府之道而行之”的做法。因此，不能以奥巴马执政8年的所作所为判断特朗普施政的准绳，更不应仅根据其竞选总统时的言论来预判其政策，还从未有总统会全按其竞选言论行事的。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将采取的政策调整
从目前信息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在美国全球战略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所调整：
一、为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将采取“先国内后国外”，“先经济后地缘政治”的安排。
二、本着“美国利益第一”原则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的所谓“全球治理”，多边谈判和多边协议的“积极性”会明显减退。宣布施政百日计划的首日即废除已签署但尚未获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明证。
三、即使不会放弃“对外干涉主义”，但面对手伸得过长、顾此失彼、国内财力紧张、民众厌倦情绪高涨的困境，可能适当放缓推进，减少干预。
四、在不放弃已构筑的军事同盟国的前提下，由于财力困难，将改变对所有盟国的安全大包大揽的做法，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对于一些盟国利用与美同盟“夹带私货”（例如，欧洲一些国家要求美国在并不涉及其核心利益、又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问题上出钱出力；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之名将其拖入它与中国争夺的钓鱼岛主权的漩涡，以及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掩盖下进行扩充军备，向外扩张势力等）美国对此类事宜将会更加审慎。
上述判断是否准确，有待特朗普上台施政后的实践来证明。但特朗普调整政策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欧洲和日本等盟国。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 迟晨光）
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机理
张宇燕*?
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巴西总统受弹劾下台并引发政坛动荡，土耳其军事政变流产，印尼突现市民暴动，伊斯兰国在中东持续肆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和比利时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剑拔弩张诡异非凡，美俄之间死灰复燃的冷战似乎将随着特朗普当选而出现转机，中美在亚太的角力因南海仲裁案而愈发扑朔迷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突然转向，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反全球化呼声分贝日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内的所见所闻。在这些貌似相关性不大的事件或现象背后，则隐藏着一些相互关联的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原因或机理。
宗教问题与现实政策制定
在因技术进步而享受到物质福利显著改进的世界，人们看重科学和理性是自然而然的，以致部分人愈发笃信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随着科技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或满足感会越来越强，很多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难题亦将随之逐步解决。与此同时，在宗教感下降或长期生活在非宗教环境中的一些人，对宗教信仰在个人或族群中的意义与影响严重低估，甚至认为宗教情怀浓重的人，其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是“疯狂的”。然而，这种基于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严峻挑战，建立在它之上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正在迅速下降。那种试图用基于理性主义的中短期政策去解决存在了千年的宗教问题的努力，尤其是在掺杂了一己私利情况下，其收效微抑或适得其反，可以被视为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背后原因之一。
理解世界变化的重要维度
人口变迁是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强化，其中日本人口数量已开始下降。预计30年后，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39%。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因素是消费不足、思想趋于保守、劳动力短缺和劳工成本上升，财政压力增加等。另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族群及信教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向质变接近。欧洲现有5000多万穆斯林，荷兰和比利时新生婴儿的一半出生于穆斯林家庭。依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率，205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都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将超过5000万。上述数字构成了欧洲难民危机和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大背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甚高，同时教育、营养、医疗和就业机会又不能满足新增人口需要，导致了大量就业技能欠缺的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收入分配和财富不平的加剧，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变局的另一个切入点。人类经历了二战后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繁荣，但基尼系数却达到了0.71的历史高度，凸显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内部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也明显加大。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成年人总数为50%，远低于1971年的61%；而其同期收入占比更是从62%降至43%。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收益远未普惠于大众，已是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内中的低端位置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群体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因收入差距和战乱引起的人口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大体上可以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明显升级。包容性增长近来成为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亦在于此。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使经济长期低迷
如果能够不断地做大蛋糕，见到别人状况改善后相信自身状况随之改善的“隧道效应”便会起作用。然而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在于做大蛋糕的根基受到侵蚀，亦即劳动生产率增长极其缓慢，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4%降到如今的1%，发展中国家同样从2000年的4%以上降至今天的1.5%。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了重大科技创新鲜见之外，还在于导致阻碍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各国内部市场集中和垄断、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级、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劳动力市场日益僵化以及预期利润降低引发的投资不振。在2016年9月初召开的G20杭州首脑峰会上，各国代表把注意力从短期政策转向倚重促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中长期政策，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引导全球经济走上正轨。然而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此目标的最终实现远非一日之功。
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福利水平，改善生存环境。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科技创新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至少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是巨大的。在近几十年的各种技术进步中，对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当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形成。尤显重要的是，个人、阶层、群体乃至国家的权利意识随之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人们的利益所在也变得更加清晰，诉求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织融合，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猖獗蔓延，在相当程度上都和受到信息技术进步大力推动的权利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强化密切相关。全球网络化也让世界开始暴露于网络战争的威胁之下。
全球治理存在严重缺失
西方标榜并推行自我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有其深刻的历史、宗教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应该讲，在某些历史阶段，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确实得以维护与增进。尽管那时候的党派竞争激烈，但整个精英层对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念或行为准则尚有共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得日趋极端且僵化，并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群体。于是，在选举政治的不断强化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层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裂痕开始加深，这包括：个人权利与国家职责孰重孰轻，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孰强孰弱，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孰先孰后，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与欧洲国家右翼势力的迅猛崛起、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不妥协、民众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高度不信任、国际社会对工业化大国难以兑现承诺的失望与不满，凡此种种，向世人展示的恰似一幅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一步步迈向死胡同的画面。
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持续变化，是使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呈现出动荡局面的基本变量。在最近的5年间，中国的GDP从与日本旗鼓相当到高出两倍多，并达到美国的60%。即便按照包括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在内的“包容财富”来计算，尽管差距仍旧巨大，但中国追赶美国的速度是惊人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已进入顶峰平台期，缓坡下行也成为基本态势。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财政困难。财政状况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本国民众福利，关系到政治家的政策选择空间，还直接影响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实施。美国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收缩，俄罗斯敢于在叙利亚与美国争锋叫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来回摇摆，其背后都有美国的财政压力的影子。奥巴马政府奉行的重返亚太政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在财政上玩不起目前的游戏了。
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全球治理却存在不足或缺失。表现为国际规则或全球秩序的全球治理，其“公共”程度或“中性”程度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各国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对外政策目标、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如影相伴的搭便车激励或集体行动难题等，基本上可以回答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治理非中性问题。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G20发挥了极为独特的作用，然而它所取得的成果与全球问题的妥善解决仍距离尚远。各国为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全球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从2008年开始，每次G20峰会都向世界表露出坚定且明确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决心。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2015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达到创纪录的736项，排在前10位的国家占总数81%且均为G20成员，而最大受限国是中国。
关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有人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句话有部分道理。2017年1月将宣誓就职的特朗普总统能否弥合大选所宣泄出来的种族、宗教、治国理念上的对立，能否化解国际社会对美国新政府的疑虑并弱化负面的政策溢出效应，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德国和法国以及韩国的大选是否会有美国大选式的戏剧性、对立性和诡异性，实属未知，其中涉及的问题和可能引发的后果，有可能堪比美国。即便“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实体组织很可能在多方合力打击下受到重创，但其精神或信念则不会随之败落，没有人能清楚知道它或其他组织谋划的恐怖主义袭击会在世界的哪一座城市实施。世界史无前例的高债务水平，二战后无出其右的持续低缓复苏，主要经济体前所未有的狭小政策空间，使得无人敢于断言2016年全球或某个地区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或出现经济衰退。
应对变化的世界需要理论创新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有些东西还是确定的或确定性程度较高的。除了上面谈及的各种观察外，还有如下四点更具一般性的趋势。
首先，我们无法排除爆发地区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但主要大国之间的爆发全面冲突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之间在承认分歧的同时相互尊重、共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宿命。
其次，以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提升为标识的全球化进程将继续，不过全球化之路已经过了宽阔平坦、满眼鲜花绿树的路段，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掣肘。
第三，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演化将继续，工业化国家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力量则上升，其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种国际和全球事务上反映出来。
最后，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国家为榜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前行，并将长期面临巨大的生态与环境压力，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看来是唯一可行且有效的现代化路径。
描述和理解世界需要理论和分析工具。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既有的理论分析至少在某些领域已经难以肩负起解释世界的重担。在本次美国大选面前，流行的政治学与大众传播学理论显得苍白单薄；在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全球治理赤字面前，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显得力不从心。人们在追求GDP增长率的时候，“突然”发现所付出的环境和生态成本已经高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考虑用包含生态环境之福利影响在内的衡量指标来替代GDP。
变化的世界要求我们更新旧有理论、创造全新理论。用新的X光机，帮助我们观察日趋复杂、形态多样、变化万千之世界，精准确定问题所在并对症下药，从而实现我们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福祉。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乱象或难题的出现，既是对现有理论的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绝佳时机。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