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3月，中国官方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勾勒出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的蓝图。

历史上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既有海上的，也有陆上的。中国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旨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当然，人们需要花些时间来理解这一宏大构想。这两个倡议的英文译法是“一带一路”。我曾经许多次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和怎样在陆地上建设“一条带子”，在海上建设“一条马路”？可见，选择一个恰当的能够抓住人们想象力的译法也是个挑战。

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主席所倡议的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规划，既是亚洲区域内的，也是亚欧之间的，既要惠及内陆，也要惠及沿海区域，既是加强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打造贸易、通讯、金融和文化交流的高速公路。

这一倡议已经得到6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双边、多边和地区层面正在积极探讨如何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如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同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设立亚投行等，共同推进。

请让我先简略回顾一下亚欧连接的历史。亚欧联通不仅是如今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欧亚百年梦想，两大洲为此有过不少尝试。

第一段是北线。19世纪俄罗斯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联通了波罗的海与太平洋。不过，那条铁路更多关注安全问题，经济意义不大。

第二段是中线。1990年，中国境内的兰新线西延至阿拉山口，贯通了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铁路，被称为亚欧第二大陆桥。90年代，我去中国最西端的阿拉山口考察过，铁路在中国这边是标准轨距，在哈萨克斯坦那边是宽轨，所有货物都需要换车，我看到笨重的货物倒来倒去，长长的列车在等待。这个路线“连而不通，通而不畅”。

第三段是南线。中国建成了一些南北纵向的线路。例如，成昆铁路、青藏铁路,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直至马来西亚和连接新加坡到印度的构想从未实现。

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都不曾放弃这个梦想。上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构建欧亚大陆桥的设想。今年5月，在义乌的丝路研讨会，我遇到拉鲁什（HelgaZepp-LaRouche)女士。从她提供的册子里面，找到了1991年那幅曾经令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兴奋不已的欧亚大陆桥设计图。这次欧洲国家对亚投行普遍支持，我相信也源于对这个梦想的深刻理解。

上世纪90年代，亚洲开发银行也曾提出一系列亚洲建设基础设施网络的方案。昆曼公路就是亚行与中国、老挝和泰国共同建设的。然而，总体上看，一方面当时缺乏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内陆本身的基础设施网络还没有建好，尚不具备实现欧亚联通的支撑条件。因此，虽然中国和东盟在学术和官方层面继续进行过许多讨论，这个宏伟设想的实现不得不等待更加合适的条件和更大视野的出现。

20年后的今天，这些制约因素正在消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世界水平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纵横交错，修建速度不断刷新记录。目前，中国高铁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铁网。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资金和技术也有了比较好的积累。中国领导人不仅从中国下阶段发展需要考虑，更是从亚欧甚至更广泛地区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倡议。

新加坡处在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通道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发挥关键的门户作用。

我们都清楚，大部分亚洲国家内陆地区不如沿海地区发达。交通不便，基础设施缺失使东南亚国家、中国中西部以及中国和欧洲之间广大地区的发展步伐受到拖累。贫穷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滋生人口贩卖、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等问题。

中国是一个海陆两栖大国，东部地区面积是内陆地区的四分之一，但是创造了全国GDP的80%，内陆地区与发达的东部差距比较大。中国的西部在地理意义上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如果向西向南发展则有条件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

同样，其它例如印尼、马来西亚等海丝沿线国家也需要改善其内陆互联互通条件，以赶上亚洲新一轮的增长浪潮。建设更多的互联互通通道，有望将更多新的发展动脉引进亚洲内陆欠发达经济体，带来机会，创造繁荣，提高整个地区的竞争力。

中国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注意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额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希望随着合作项目进一步开展，双边贸易增长趋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以新加坡为例，中新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两国间相互投资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新加坡已经连续2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对新投资增长速度也很快。我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深入，双边贸易投资增长一定会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亚洲的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无电人口尚有6亿，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达8万亿美元。中国设立和倡议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提升本地区基础设施的良好开端。

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这正是中国成功的要诀之一，中国愿意与各国分享经验。中国企业有能力为区域内国家提供质量高、性价比高、可承受的基建项目，并且它们已经在域内各国积极承揽工程合同。根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5年1-5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超过1000个，新签合同额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一半。

新加坡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可以扮演多方面的重要角色，我试举几例，第一，新加坡基础设施完善，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海运、航运和物流中心，可以作为重要的中转点，提供补给、维修等服务，支撑海上和陆上有关丝路项目。第二，新加坡不仅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这是新加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贸易、融资和投资服务的优势。第三，未来三年，新加坡将担任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协调员，我们期待新加坡在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贸区及其它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

目前，中新两国正就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展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示范项目进行谈判。这一项目得到落实后，也将增强新加坡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能力。

任何一个好的设想，最终需要落到实处，需要实践来检验。实现亚欧互联互通也面临许多需要重视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首先，增进了解和信任。对中国来说，将自身的想法有效传递给外部世界一直是个不小的挑战，这里面有语言障碍的问题，也有将概念化倡议转化为具体思路的问题。这个倡议从诞生伊始就是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因此培育相互信任对倡议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中国方面也需要更多地倾听周边邻国的意见，实现更好的沟通。

其次，要妥善应对安全和其它风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回报率低，需要稳定的安全和法制环境。任何项目的成功都需要东道国政府确保基本的有利环境。企业在做出项目决策之前，都需要详尽的风险评估。当然，反过来，好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也会促进本地区稳定。

其三，最终还是要由企业和市场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经济可持续性的互联互通项目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政府也要提供政策指导、法律环境和各种便利。

风险与挑战的单子还可以再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和支持互联互通。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位嘉宾也是明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区域从来没有如此团结，如此一致地期待区域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让我们一起推动丝路倡议的成功，为数以亿计的人民带来新发展，新机会，新繁荣。

来源：2015年7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新加坡的一个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亚欧联通的梦想》演讲

近日，习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国有企业时，一再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企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等等。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在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候，在深化国企改革顶层设计陆续出台的关键时候，在社会期盼与忧虑交集的关键时候，把准方向、指点迷津，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三个有利于”，具体体现了“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国企改革总目标，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目标指向、工作依据和检验标准。

首先，从总体上理解，“三个有利于”揭示了国企改革与国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基础和主导力量，而国有经济的实力，关键在实体经济；抓好实体经济，关键靠搞好国有企业。所以改革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深化国企改革，直接目的是“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从而达到“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总目的。这正是“三个有利于”，每个都以国有经济总体为着眼点的原因。但千万不能把国有经济加强、国有资本增值，与搞好国企、抓好实体经济割裂开来，如果加强国有经济的立足点放在国资运作上，而不是放在搞好国企上，那就偏了原意，丢了根基。

其次，“三个有利于”分别指出了国企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标准。

“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是国企改革的效益要求，是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最起码的标志，也是国有经济得以壮大加强的基础。“保值”，要求资本存量不流失和价值不贬值；“增值”，要求资本在既定价值不变的存量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其检验的基本指标，应是通过国企改革，按照既定价值而不是虚增价值计算，国有资本的绝对量比改革前相比，价值存量不减、增量提升、存量与增量之和的总量指标有明显增大。如果连这一点都达不到，改革就没有说服力。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国企的经营效益水平决定国资的保值增值水平，进而决定其财政贡献水平。正因为这样，国企改革必须把功夫下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上，既强化规范约束、防范资产流失，又增强经营活力，提高效益和效率；同时，要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要求出发，考虑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与布局调整，绝不能让国企退出效益好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只干“赔本买卖”，相反，应要求国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增强活力，实现资产运营优质高效和保值增值。

“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这是在国内多种经济并存竞争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较量的双重市场背景下，对作为整体的国有经济适应市场、立于不败和发展壮大提出的核心要求，即关键在于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国企改革，增强自身活力，壮大资本实力，把参与竞争的本钱做厚实；就必须加强国企力量整合，聚合优势，形成拳头，在引领科技创新、实现国家战略和参与国际竞争中当好主力军；就必须有效应对国际国内竞争风险，既遵循市场规律，也避免市场盲目性，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提高国有经济整体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是对国有经济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要求。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引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力量，是保证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主导性机体。无论是对市场运行引导，还是对非公经济引导，都必须依靠国资国企发挥主导和带动作用来实现。否则，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调控管理难以奏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这次股灾救市，就是一个证明。国有经济要更好发挥经济运行主导作用，一个有效形式，就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增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但混合制企业性质，取决于谁控股。国企要不要“混改”、怎样“混改”，必须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不是放大外国资本或私人资本功能，增强外资私资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是一个大原则。因此，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确保国有资本的控股权就特别重要，国资不仅应当绝对或有效控股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而且应当积极控股一般竞争领域，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实施国家战略，能否有力引领和带动非公经济落实国家政策、管理规定和调控要求。从衡量指标看，国有资本功能的放大和控制力、影响力的增强，应体现在通过改革，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以及国资所控制（即有效控股）的资产比重，比过去有明显提高；进一步还应该体现在，国有资本在社会优质产业、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控制（即有效控股）的资产比重等占比指标，都比过去有明显提高。

由上可见，“三个有利于”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孤立、割裂、片面地去解读。我们要力求深透准确领会“三个有利于”的完整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提供科学指南。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

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

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专门选择在五四这一天来北京大学，与青年一代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就源于五四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五四讲话”，就会发现在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习近平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将重点放在阐述“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上，从而明确主张“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现在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而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编辑  楚佳）

一、关于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和内置金融村社的概念

内置金融是笔者根据自己的十多年实践创造的一个新词。内，是指组织内部；置，是放入。内置金融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在既有组织内部创建金融部门。

村社内置金融，是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多肌肉有力量的农民组织。这样的农民村社组织笔者称之为“内置金融村社”。

二、对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判断

中国农村和欧美、日韩农村相比，维持传统的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数千年难以升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两大供给无效：一是金融供给无效，金融不支撑农地等产权的市场化实现；二是组织供给无效，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自组织几乎是个空架子。而组织供给无效又与组织内部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所以农村缺乏“自我造血、输血和储血功能”和“自我发电、供电和蓄电功能”。所以，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供销社、农业保险公司等都由农村退回城市，最终抛弃了农村。连政策性的服务三农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抛弃了三农，指望资本下乡救三农靠谱吗？我很怀疑。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作为前置条件，资本无节制的下乡应该十分谨慎才是。特别值得担忧的是：当下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浪潮席卷全国，会不会演化成一场最后的抢劫呢？

第二、关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判断

对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判断——消灭小农或是小农长期存在。消灭小农的判断在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和资本精英阶层是有广泛共识的，这个共识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个共识是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这个所谓的普世“经验”和“共识”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农民城市化，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数量就可以减少到15%以下，农民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正是基于这个普世“经验”和“共识”制定了改革时代的三农政策的总基调——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走上了“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道路。

笔者大约在9年前发明过一个新词，叫“中国拐点”，“中国拐点”是指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至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全球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严重过剩了——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由四小龙时期的70元下降为30元。因为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所以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中国及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就变成了“谬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了30多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了8000美元了，但农村户籍人口在30多年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2亿多，这是全球先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的一般性制造业已经进入向外转移阶段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证明，90年代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设计的中国三农现代化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出现了数亿社会流民。中国的小农依然大量存在或将长期存在是个客观事实，越来越多的社会流民将长期存在也是个客观事实，哪些闭着眼假装没看见、且口中念念有词“不这样改革死路一条”“不这样改革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裸奔”的改革恐怖主义者们，应该停下来穿裤子褂子了。

笔者对中国农村未来的判断是：小农及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但要增强其现代性。即：培育有组织的现代小农，基于有组织的现代小农，构建有现代性的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

三、未来小农的基本组织方式——村社内置金融；未来小农的基本组织模式——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

既然小农在中国还将长期存在，将传统小农变为有组织的小农——现代小农，理所当然的是农村改革的最根本任务。如何组织小农呢？笔者探索了30年，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最有效的办法是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也是一种组织农民的方式——是在继承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的一种方式，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自我完善型的改革。

如果在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就变成了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将是中国未来小农和小农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

笔者所说的基本组织模式，有如下的含义：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党委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第二，内置金融村社是政府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性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是政府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第三，内置金融村社是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乡村主导性自治主体；第四，内置金融村社是城乡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中介和纽带。

共产党必须明白，农村任何别的形式的再组织农民的方式和农民组织新模式，都会是对共产党革命成果的一种否定。

四、未来10年，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笔者从2004年在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创建养老资金互助社开始，在全国协作了近40家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和运行。2013年在珠海市委政府的领导下，探索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农村新组织体系的创建和运行。经过这些年的实验，发现村社“内置金融+”功能强大：

1.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难倒无数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学家的农地抵押贷款难题迎刃而解了。

2.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难倒国土资源部的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内置金融+产权交易所。难倒地方政府的农村三资交易难题迎刃而解了。

4.内置金融+电商。解决农村线上线下统一采购、销售与配送，难倒电商的“最后一公里”迎刃而解了。

5.内置金融+结算中心。实现内部结算和理财增值，村民不仅实现先消费后买单，还有了自己的“余额宝”。

6.内置金融+合作养老+孝道。例如，在我们众多的项目点上，一个老人入股3000元，年终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乡贤，找回了孝道，找回了礼俗社会。

7.内置金融+农业农村保险。难倒保险公司的农业农村保险就可以大发展了。

8.内置金融+政策性银行。银行做批发，内置金融做零售。内置金融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给手续费。

9.内置金融+集约经营。对资源资产收储和集约利用，农户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可以在村社内部金融化收储后集约经营。

10.内置金融+农产品品牌管理及食品安全管理中心。解决农产品食品安全难管理问题。

11.内置金融+产业整合并购。以内置金融为基础的统一采购或销售的量大，对相关产业有了话语权，甚至整合并购权。

12.内置金融+大数据中心。内置金融合作社大规模联合，带来大数据的巨大附加价值。

13.内置金融+农产品价格调控。联合社组织化程度高，自然会提高农产品定价权，加上联合社内设农产品价格稳定基金——对赌基金，在关键时候消除农户恐慌性倾销，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明显。农民再也不会种得越多、赔得越多了。

14.内置金融+中央政策。基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有了有效的抓手。

15.内置金融+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村社内置金融后，基层有服务农民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难倒各级组织部门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对于村社内置金融后所带来的一些变化，笔者的同事们总结说：内置金融十八变，甚至内置金融七十二变。在学界和政策研制者们还在争论和摸索的很多问题，其实在内置金融村社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这样说可能会招致很多理论家的质疑，但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是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亟待突破的两大课题，村社内置金融和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实践无疑有效的回应了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

内置金融村社的18变或是72变不一定都有重大意义，但其中两个变化是有根本性意义的：一是创建了与现行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相匹配的金融制度；二是提升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仅仅基于这两点根本性的意义，将未来10年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确定为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就不会错！

五、供销社深化改革，要立足内置金融村社之上

4月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议》，《决议》给了供销社重新组织农民的使命和“特权”。但顶层设计者必须明白，供销社如果不是从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里长出来的，或者说如果不是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一部分，供销社既不可能是农民的供销社，也不可能是党和政府的基层抓手。所以，供销社改革的关键是在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总基调上，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农民的职能，而不是把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交给供销社。

共产党政府如果不主动承担起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最有可能乘虚而入的是跨国资本集团，供销社的体制和人才结构决定了他们不是国际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国际资本集团等完成对农村农民的重新整合之时，就是共产党革命成果终结之日，也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终结之日。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有两样：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石；二是村社组织体系，这是村民民主自治政治的制度基石。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被假改革之名破坏的名不副实了，村社组织体系决不能再被别的力量整合了！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三、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1990年，邓小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王东宾: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过去的一年，中国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社会各层广泛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并呈现出若干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出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转变。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整，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预测经济增长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转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有显著差别的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此阶段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对这个新阶段，目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概念加以描述。

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走低（7.8%、7.7%、7.4%）。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经济增长率和结构的变化

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1978年~2013年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1980年～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年~2011下滑至1.6%左右。这体现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现象，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向成熟状态的转折。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关联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所以，投资增速放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推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

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第一，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从2012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增幅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到5%-10%（出口增幅的回落，更多要由汇率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解释）。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趋势。

第三，经济增速回调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全国职业岗位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降较快，总体就业压力仍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自2012年５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情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

在宏观调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来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经济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在探索中。

增长速度还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消费增长率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占较小的比重。2009-2013年投资总额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在30%以上。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高投资很大程度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逐步下降。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将大体维持稳定。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以上领域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增幅有限。

房地产：2011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已达历史峰值。2014-2015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宅投资实际增速将降至10％以下，“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宅的实际增速可能将低于5%。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它们所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这样，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投资增长放缓后，消费比重将相应上升。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这样，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

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的挑战

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这一转换过程将主要遇到以下重要挑战：

1、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尽管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财政金融风险的特性。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风险就会显露。

2、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新增长领域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购），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的问题而引发（节能，节水，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除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可观。

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

以深化改革应对增长阶段转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把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较准，条件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录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政策。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有六项成本，即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和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2014年经济回顾和2015—20124年展望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未来十年消费率将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上升到2023年的60%以上，相应的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30年将下滑到35%左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从目前的46%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

2014年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风险累积

2014年，GDP增长7.4%，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规范。财税、金融等改革稳步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APEC会议达成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自贸区建设平稳推进，对外开放正在迈上新台阶。

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加大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城镇新增就业达1300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求大于供。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三产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带动力。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速分别为8.6%和7.8%。效益指标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弹性减小，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冶金、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销售利润大幅下滑，纺织服装、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随着结构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经济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速适应的运营机制。

房地产：

2014年全年完成城镇住宅投资6.5万亿元，较上年增10.5%，增速降至16年来的新低。住宅新开工13亿平方米，较上年降12%。土地购置面积下降14.5%，成交总价款与上年持平。城镇住宅销售面积10.5亿平方米，销售收入6.1万亿元，均较上年降10%。70个大中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7%。

近3年施工和竣工面积年均增速降至10%和5%左右，仅相当于2004-2011年均增速的一半。按照住房建设规律，施工和竣工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可能在“十三五”期间出现。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11.2万亿元，同比增20.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23.6%，交运仓储邮政增18.6%，电热气水增17.1%）。西部地区的交通建设投资额及增速均超过东、中部地区。增速比上年低0.9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央加快清理地方债务、土地市场趋冷。

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严峻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消费和外需几方面看，增长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偏慢，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整个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仅70.8%。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石化等行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包括碳纤维，风电，LED，锂电池，光伏等领域。重化工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地方赖以提高地方经济的着力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使得行业整体受到拖累，破产倒闭的风险增加，并引发金融财政风险。

第三，房地产泡沫、流动性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风险有所累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所突出。

（1）经过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格局发生分化。一二线城市因吸纳就业能力高，城市规模仍在扩张；三四线城市住房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惯性作用下继续供地。

（2）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占GDP36.7％），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三项累计30.3万亿元。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和抵押贷款，现有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3）货币供应量持续高于GDP名义增速，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达215%左右，货币总量巨大与资金价格高企并存，大量新增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挤出实体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推高市场利率。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累积、制造业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债务违约、小贷公司破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快速积累。目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表1 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第四，农业、外贸、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预计2015年增长趋势

2015年，国际经济明显分化，内需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

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出口增长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趋稳，失业率降至5.6%，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等因素支撑，2015年增速可能达到3%。欧盟经济仍在衰退边沿，欧央行从3月份每月购入600亿欧元政府和私人债券，德国、西班牙等经济景气有所好转，2015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低位增长，结构改革难有实质推进，经济增长超过1%的概率较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带动效应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等，回升势头脆弱。

第二，各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出现巨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加剧，部分国家资本估值偏高、面临调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第三，受全球需求不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大规模生产等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对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有不利影响。

第四，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在分化中维持总体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结构特点和美元升值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

投资是关键因素

2015年，外部需求难有起色。经济运行关键看内需，内需的关键则在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增长14%左右。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33.5%、26%、22.5%，三项都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制造业投资将小幅降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下行通道。考虑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预计201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2%左右。

第二，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较重。2014年全国待售住房面积增加近30%（前三年待售面积平均增加32%），其中北上广深四市待售面积增速分别是-10.5%、10.8%、7.3%、20.5%。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在7%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收入增幅预计增长5%-10%。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1套，供求基本平衡。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住宅销售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降到7%左右，比2014年降低5个百分点。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加大，公私合作（PPP）短期难担当大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0-23%，但维持不了过去10年25-30%的高速增长态势。

另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增长稳中趋降，物价压力不明显

2009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快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整的压力正在积累。特别是随着经济减速，收入增长也将放慢，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考虑信息等新消费形态较快增长，消费短期降幅不会太明显。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1%左右。预计2015年CPI涨幅1.8%。

总体判断：综合内外条件，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但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但国际经济、国内投资市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增速低于7%的可能。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控和化解风险，防止矛盾激化；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把有利于稳增长、促创新的改革举措放在优先位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2024展望*

预测2015-2024年的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2%。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接近5万元上升至12万元左右（从7500美元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与韩国21世纪初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1）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10年，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投资率将下滑至37%左右。（2）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3）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10年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 年40%左右。

表2 2015-2024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展望

房地产：未来10年新开工需求不足1亿套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约7.5亿人。约2.6亿个家庭（按照户均2.85人折算，暂不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同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为21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7平方米），套均面积超过85平方米，住房总量超过2.5亿套。按照常住人口口径，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近一套住房。

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多家机构的预测，2024年我国人口将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幅约1700万人，2024年达9.2亿人、3.38亿城镇家庭（按每家2.7人折算），城镇化率65%。按每户1.05套、套均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住房3.5亿套，320亿平方米。考虑折旧拆迁等因素，预计需要新建近1.2亿套住房。

2014年施工面积共52亿平方米，在建住宅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部分）。按此推算，未来10 年每年城镇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

房地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到2010年，美、日等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重从8-10%上升至13%左右。2013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还有一定差距。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估计不可过高

这里主要对铁路和公路的里程数和投资水平、邮电通讯的实物量和投资水平等进行预测。今后5-10 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互联互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致的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进一步集聚引致的能源、资源和供应链配置与建设需求等方面。2014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所涉及区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有较快发展。

1949 -2014 年，中国铁路里程数从2. 18万公里增长到11.2万公里，年均增幅3.1%（其中2008-2013年均增长5.3%）。2009 -2014 年高铁总里程从6600 公里快速上升到16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其中铁路8088亿元、公路建设15256亿元、水运建设1458亿元。

表3 未来10年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实物量的预测值

2004 -2013 年，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从39%降至25%，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回报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挑战。

从长期需求看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提升空间：东部地区的交通、能源和通讯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根据对未来10年趋势预测，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但不可估计过高。从全局看，未来几年主要是续建2009年开工的许多重大基建项目，短期内新一轮的基建投资高潮很难形成。

投资导向要从过去的积极主动型向后向诱导式转变。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更多运用PPP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和长期可持续性。

汽车需求增速较快

2014年，国内汽车生产2372.29万辆，销售2349.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6.9%，产销增幅较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销售1970.06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9.89%和-6.53%。

与上年相比，价格10万元以下车型的比重持续降低，10-15万元及30 万元以上车型需求比重明显提升。汽车市场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乘用车上。

2014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不含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和千人汽车拥有量分别达到1.45亿辆和106辆，较上年分别增长14.2%和13.7%。预计2015国产新车销量2425-2465万辆，增长3.4%-5.0%。

根据典型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00辆到200辆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5 -7 年，千人汽车拥有量增幅将保持11%-12%的增速区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汽车市场将过渡到饱和期发展阶段。预计到2024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我国总汽车保有量为3.6亿辆，新车产销规模达到3000万辆，千人拥有251辆。

出口：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的出口，剔除对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实际上延续了2013年3月以来在波动中逐步回升的趋势，第四季度下跌，原因是美欧进口增长迟缓。

出口结构调整：纺织品、服装、旅行箱包等增速低于上年，彩电、汽车零件、自行车、钢铁的增速高于上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在欧美的市场份额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外需形势将有所改善，但存在不利因素。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会削弱出口的价格竞争力。2015年出口增速大致与2014年持平，在6%左右。

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降，降幅达12%。加工贸易出口将继续低迷。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合计占比从2006年的不足7%提高到16%，东部则从近90%降至81%。

预计未来10年，如果能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将保持在10%左右。

我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2009年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和非电动机械合计）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曾达到44%，表面看和韩国、日本的峰值水平相当（45%和50%），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机械电子产品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增值率并不高。如只算非加工贸易，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26%左右（2011）。

按照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剔除因多次跨境生产、运输带来的贸易统计重复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某出口部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贡献。比如，中国电动机械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25%（2013），韩国最高为30%，日本最高为23%。而中国电动机械在工业品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是18%（2010），韩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29%和28%。在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这也是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业与人口

就业形势：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普通工人就业数量减少。但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就业岗位需求的增长减少。全年新增就业1332万人，比2013年多增12 万人，保持了2009年以来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

大学生求职数量创新高，就业形势稍好于2013年。2001年高校毕业生103.6万人，2014年达727万人（含研究生），2015年预计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从不到30%到超过50%（2011年起），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据计算，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03-2009 年，城镇失业率从10.52%降至8.56%，2012-2014年保持在6.3%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农业劳动力：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31.4%。据北大家庭追踪调查，在乡村人口中，真正纯务农的劳动力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76%，有30.38%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兼打工，另有14.9%的劳动力以非农工作为主兼营农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就业比重分别是17.3%、16.4%、12.9%。“十三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有潜力。

人口：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12亿，平均每年增长0.53%，2030年达到14.42亿峰值，2050年约14.0亿。

“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将减少0.2%、约200 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将逐年增大，2020年约比上年减少293万人，而2025年约比上年减少707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了整体就业压力，但也带来部分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2014年，起各地均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减缓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每个15-64岁的劳动人口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日本是70.2%，法国61.9%，美国、英国、德国55-58%，印度、俄罗斯48%-49%，巴西、中国、韩国在42%左右。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编辑高梁 季节）

*此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2015~2024）年度研究报告摘编，这两份报告分别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2015年出版。

*本课题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模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经济展望。该模型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纳入了需求侧影响因素，将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之中。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

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今年以来，加强党组制度建设的又一步骤。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党组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

为何本届党中央如此重视党组制度？如何认识制定党组工作条例的意义？这需要放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加以认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如何在非党组织中贯彻领导权？党组就是关键的枢纽。

一、党组的性质

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本次条例首次明确提出在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这有助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何谓党组？湖南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党组工作手册》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的领导机构。”[1]

许多人经常将党组和党委、党工委、党的基层组织等概念相混淆。其实只要抓住这个概念中三个要件，就可以明了它们的区别。

第一，党组是在非党组织中设立的，而党委、党工委、基层组织都属于党自身系统的一级组织或派出机构。党组不同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是党自身组织系统中的一级委员会，党委委员由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党组一般是由党组织批准设立，党组成员也由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决定和任命。党组也并非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自身组织系统的最基层的一级组织，而党组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同样，党组也不同于党工委，它并非党委的派出机构，并不代表党委在所辖地区和部门行使党委职权，而只是在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领导的组织形式。

第二，党组是在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并由党员组成的。党组成员只能由该组织领导成员中的中共党员组成，许多人将本次会议提出的在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组理解为在所有的NGO中都设立党组，显然是由于不了解党组性质而产生的误读。

第三，党组通过“寓党于非党组织”以实现对其间接领导。党组是在国家机关和其他非党组织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一种“寓党于国”的执政模式。党的领导由党组这个中间环节去贯彻，就避免了党直接指挥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造成党政不分、党社不分。“通过党组的活动和作用，把党的主张通过各个非党组织民主的、法定的程序变成它们各自的决定和自觉行动来体现。”[2]应该说这是相当巧妙和智慧的。

二、党组制度的“前世今生”

理解党组制度的奥秘，还需要我们探索它的“前世今生”。

党组的前身是党团。最早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立由本党同志组成的“秘密组”，[3]后来正式设立党团。这种组织并非自成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4]这种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就如同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显然为其所不容，并在1927年之后遭受了大清洗。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就面临着党政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党团制度被引入红色政权自身的建设。党团成为联系党政关系的纽带，党的六大关于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5]这在六大《党章》加以确认，并明确规定党团的任务在于“在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此时，党组已经呈现了既保证党对于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同时又避免党直接指挥命令苏维埃的功能。这种柔性的领导方式，在后来“三三制”（指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中进一步凸显了其优越性。[6]

1945年中央将党团改为党组，标志着党组制度正式确立。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不但各类组织中广泛设立党组，同时党组制度的三个要素已经确立。

建国后，党组就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寓党于国”的重要执政模式，其中也经历了曲折，这既受到历史重大事件的牵引，也反映了党组制度内在的冲突。

建国初，党中央就要求在政务院成立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领导。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党组制度做出完整的设计。要求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不是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工作，而是通过党组这个中介进行。[7]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热潮中，各级党委工作都陷于瘫痪，更谈不上党组正常发挥作用，各级党委工作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组被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取代。九大党章取消了关于党组的条款和规定。

文革结束后，我国恢复了党组的制度。1977年党的十一大党章又恢复了有关党组的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的相关规定。

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改革将党政分开作为关键，认为党组是造成党政不分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不利于政府工作统一和效能的党组要逐步取消。

党的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将第四十六条中“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或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改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这一修改实际上要在国家行政系统中取消党组，而在其他系统中也可成立、也可不成立党组。

“十三大”之后，很多国家机关都撤销了党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不但无助于理顺党政关系，而且造成党的领导的弱化。

“八九动乱”之后，我国重新恢复了党组制度，党组重要性不断上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关于党组制度的规定，并增写了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和指导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内容。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党组发挥党的领导权作用的定位。十八大以来，党组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三、党组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权？

党组是如何实现其“寓党于国”的功能的呢？

第一，党组向上级党组织负责，使其必需自觉的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党组的成立、撤销和变更，都需要上级党组织批准；党组成员同样由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任免；上级党组织对党组进行日常的管理，包括由上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同新任的党组谈话，对党组成员进行考核与跟踪考察。[8]今年一月份，政治局听取各国家机关党组汇报，就是加强对党组日常管理的又一重大决策。

其次，党组和职能领导机关高度同构，使其成为联系上级党组织和本机关的纽带。党组成员由本单位担任主要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员领导干部组成。从其职能角色而言，不必服从党委的决定；而从政治角色来说，按照《党章》规定必需贯彻和服从党委的领导。

各国家机关一般都是正职担任党组书记，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党组成员，党组和领导机构高度同构。国务院系统中10名领导成员（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全部为党组成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领导成员（委员长、副委员长）中有9名党组成员；最高检与最高法党组成员领导比例大约为四分之三，即便是作为党外人士协商的全国政协中22名领导成员（主席、副主席）中也有10名党组成员。（见表1）由此可见，党组是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最高检、最高法等国家机构领导核心中的核心，从而成为实现党的领导权的重要管道。

部委和地方都有党组制度安排，而且大部分部委行政正职和党组书记是同一个人，副书记通常由常务副职担任，其他副职领导和某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则为党组成员。地方也是如此，当然一些地方行政正职和党组书记分设的情况也不少，总体上看还是运行不畅，大的趋势还是改为由同一个人担任。

第三，党组具有集体领导功能。类似不同机关的分工需要党委加以统合，一个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职能分工，需要党组的集体领导加以统合。党组的集体领导功能主要通过党组会议来实现。党组会议的决策包括重大事项，特别是所谓的“三重一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事实上，在许多组织中党组会议就是最高决策会议。

党组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逐步走向成熟，党组解决党的领导与组织的分工如何统一的问题？二者分工不分开，党组就是党钉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的纽扣，拎住它就可以纲举目张，统领各方。

当然，党组制度也有其内在的冲突。一方面要避免党的领导取代组织的职能领导，避免上级党组织领导变成直接指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党组会议被架空，党组领导流于形式。党组的领导职能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间的界限，也需要加以清晰的界定。目前《党章》对于党组制度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政治局会议通过党组的《工作条例》“对党组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作出全面规范，对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出明确要求”，这标志着党组制度将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定型化。

【注释】

[1]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第1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2]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第1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3]《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68.html

[4]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http://www.71.cn/2011/0930/630207.shtml。

[5]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9/content_696184.htm

[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7]《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6-237页。

[8]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9-24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养老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孝老尊亲的文化传统。说它新，是因为今天养老问题犹如太行峭壁，突立而来。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使我们不得不跳出围城看全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思考养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规范经济学提供了价值判断，实证经济学反映了事实本真，科学的经济学说必须包含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创新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必然需实践检验，但其理论创新之路是否满足范式要求有助于我们判断该理论的真理性。只提方法之论，不辨价值之本，经不起推敲与诘问，直若无本之木，仍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解放生命——生有所信老有所托》一书的作者提出了“三性耦合论”和“共有制”两种新学说，并以此为基石,为生命信托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和价值观判断，其逻辑体系符合理论创新的范式标准。

人生如镜。从反面看，人生是一场逃避，包括逃避死亡、逃避痛苦、逃避疾病；从正面看，人生是一系列追求，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圆满。而幸福应该是全程的连续，人生的快乐和圆满亦应如此。从这种角度看养老，系统性是养老的主要特征, 卯吃寅粮是养老的行为本质。养老问题首先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但养老实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现世安排。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把具有综合功能的金融工具，能沟通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之间的联系，解决个人自己的消费无规划和时空错位问题，不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悲剧。

问题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问题的原点，解惑的创新之法往往存在于事物的隐性联系之中。生命问题要用能反映生命本质的工具来解决。回归原点找办法，突围养老困境的工具就在生命信托；而作为生命信托的子产品，养老信托连接养老和信托两个产业、沟通两个产业的联系，正是解决中国当下养老问题的可能选择之一。

我与信托结缘始于1997年,当时我担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和其他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一起，呼吁立法机构加快《信托法》的制定，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以《信托法》的颁布实行为标志，我国的信托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对生命要有大爱。信托制度为大爱的实现勾勒了制度边界；生命与信托的契合则为大爱的实现打开了通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工具安排，信托工具的生命力正如青山春笋，生机勃勃。

信托作为知识性延伸的工具，它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信托的中介性延伸着人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步入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后，信托又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它以共有制为内核，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共有制、中介性和集成分享制是信托的标签。以共有制为基础，以中介性为桥梁、以集成分享为方式，信托能从人的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实现人生命周期的幸福之托。

信托作为金融行业，它具有独特的财产保护和破产隔离功能，能保证老人养老财产的保值增值。财产管理是信托内涵之一，它能让老人享受到信托工具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转移效益。以遗嘱信托的形式实现财富传承功能是信托的内涵之二。信托能通过二次委托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联系、控制、整合相关的养老产业资源，为老人提供包括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在内的全产业链服务。这是信托的内涵之三。医养服务、财产管理和财富传承，构成了作为生命信托子产品的养老信托的三个主要功能。

今天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老龄化比率达到14.8%，中国养老头绪多、包袱重、问题急。针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生命信托理论的提出恰逢其时。

“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1]

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开篇写了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这倒不是里夫金的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置信，而是因为他依据热动力学原理，将经济活动的本质归结为将自然界能量的三种状态（固、液、气）转化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并由此预言通讯互联、能源互联和物流互联“三联合一”正创造一个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社会。

零边际成本社会预示着市场经济的“交换价值”将让位于社会协同的“共享价值”。这一非凡的未来预见性，与我们的“共有制”思想和“三性耦合”理论有着相同的逻辑和神秘的契合。

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固守成规，愿望和目的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我们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自信，全部无条件地接受所谓的“终极思想”或“普世价值”，就将与中国的伟大复兴渐行渐远。尤其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成果来诠释正在和平发展中的中国，更不能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有效实践”来牵强地论证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在开辟中国道路、建立中国制度，创新中国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具有广阔的未来性的全球视野，深刻的现实的问题导向，本质的开端性的思想逻辑。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正在对人类意识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经济模式的全新内涵与人性的全面重构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固有的世界观，改变着我们自身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赋予人类文明进程以新的意义。

中国先哲老子说过：“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这是方法，也是目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了先哲们洞察事物发展本质的方法、逻辑和思想。以此为指导，以批判和重建的双重思维与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深知：“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绝不可能放弃现实。” [2] 因此，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阶段性华彩和结构性均衡美的自然历程，生命的意义可以用历时性的长度和内涵性的宽度所构成的平面几何面积来加以描述。如何使这个面积最大化，这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共同愿望。

人首先是有限的物质性存在，其物质力表现为生物机能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的过程；人亦是现实的社会性存在，其关系性表现为自始至终的相互信任和依靠，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存在的前提；人更是本质的知识性存在，其知识力表现为人“想好了再干”，透出独有的领悟知识并洞悉其相互关系的能力。在与人相关的任何系统中，都闪烁着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性耦合的影子。不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紧密相关，实际上，总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将三者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同时引发其它二方面发生相牵联的变化。三性耦合论在崭新的视野中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

人的生命周期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根据其存在的状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先先天时期；二为先后天时期；三为后先天时期；四为后后天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学龄儿童、青年、壮年和老年。根据个体人是否有自为的能力来观察，人的自为能力是一个倒U型结构。人之初，生命是一个被动的全托，人之老，生命是一个主动的信托。因此，生命信托是社会发展过程自然而然的选择。        生命信托——生有所信，老有所托。

    人生的老年阶段是人的全生命历程中最为复杂的过程。养老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性的共同挑战。养老保障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阶层分布、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代际关系、人文伦理、社会稳定、寿命预期、战略格局，发展方向等都存在着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必须从理论认知和行为实践的二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养老过程是我们对人的物质性身体机能逐渐退化，而又要尽可能地保持其社会性，延续其知识性，从而张扬生命活力和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性需求，使他们的吃住穿行医得到有尊严的保障；还要保持和扩展老年人的社会性需求，使他们所拥有的自然的亲情关系，熟悉的环境关系和社会的联络关系得以兼顾与调适；还要优化和开发老年人的知识性需求，使他们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摄入不失丰富、不受阻滞；最终达到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三元均衡与和谐。

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往往使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当纷至沓来的社会矛盾聚集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以动态的增长消化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以为经济增长促进财富增长、促进就业，就能够改善生活、减少贫困、赢得人心。但当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断放缓而进入新常态时，老龄化又令人措手不及地来得太早。经济发展新常态平添了新变量，亟待解决的贫富差距存在加剧的危险。

如果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都没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仅是在学理上，更多的是在方法论或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老龄化社会也许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要想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逻辑和现实国情中寻找原因和药方，必须在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在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有共享价值追求中汲取力量，找到出路。

    （编辑  季节）

[1] 《零边际成本社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

[2]  《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5月，P3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问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当下中国养老的混沌现实出发，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负重爬坡——老龄化现状

养老是一个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交织的系统性问题，它不仅内含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扩大人口红利、提升幸福度，实现人类普世价值。应该说，养老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公认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奇迹，到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提前进入“银发时代”；另一方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

中国和国外老龄化发展状况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近代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新出现的人口现象。根据联合国定义，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本国人口总数的7%，就认为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在国外

人口老龄化的开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865年法国65岁老龄人口达到7%，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接着瑞典、挪威在19世纪末，德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跨入老年型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世界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如何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和控制人口数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改革和推进，老龄化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以来，人口寿命延长使老龄化趋势持续加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数量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目前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例为21%，发展中国家为8%，但从绝对人口数量看，全球63%的老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在今后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人将有79%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就世界范围而言，增长速度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尽管他们现在占总人口的1.5%，但到2050年，他们的数量预计将增长4倍。另外，劳动力不足与社会负担加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是老龄化带给全球的严峻挑战，这对全世界的稳定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

老龄化在中国

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老龄化具有来势快、基数大、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的特点。造成中国老龄化问题如此严峻的主要原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造成421家庭结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口寿命延长，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的觉醒而导致老年人瞻养问题提高等三个方面。421家庭结构从供需两端加大了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同时导致家庭老人瞻仰能力的下降和对社会化养老需求的扩大。老年人的寿命延长的结果是增加了老年人的数量，而社会伦理道德的弘扬促使以前被漠视的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那种任凭老年人自然淘汰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这二增一减加重了中国老龄化的严峻局面。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标准，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中国老龄人口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 /5。目前中国老龄人口的实际赡养比不足5:1，而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将从目前的3个人养1个人，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3个人养1个人，到2050年将变成几乎1：1的比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基数大、速度快。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到了2013年就达到2.02亿。根据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图，我国位于金字塔中段，即30-5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在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届时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1.2%，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的4.8亿左右，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和全球老年人口的1/4。如图1 所示，2010-2015年我国已然处于第一轮老年冲击波当中，而2025 -2030年中国又将迎来一轮老年人口“冲击波”。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加重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压缩了我们的反应时间，逼迫中国进行养老模式的创新。

图 1  1950-2050年老年人口年均净增图数量

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1000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0000美元，目前平均能达到20000美元左右。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 4260 美元，不到美国、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 1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7%。 从世界排名看，我国人均GNI在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 120 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养老供给结构区域差异大、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较大，收入差异决定了中国养老产业的供给能力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水平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降低、农村养老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1%，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1]。由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根基已经动摇，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比城市要严重许多。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结构不平衡特性的存在，要求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破题必须差异化面对，以“接地气”的方式解决。

中国老龄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弱化。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或者说家庭养老。我国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家庭赡养能力下降，这些对传统的家庭养老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三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64%；四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85%；一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9%（主要是空巢老年人）；两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53%[2]。另外，空巢家庭的存在意味着老年人根本无人可帮助养老。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0%，“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二者合计为31.77%。这意味着中国至少31.77%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小规模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存在使得公众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之所以形成家庭养老模式，这与家庭规模大、家庭赡养能力高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几代人合居的大家族，形成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不会重新回归到大家庭的模式。儒家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在中国面临严峻老龄化挑战，而作为传统养老基础的家庭又不堪重负时，我们不能再抱残守缺，必须研究新的理论、引入新的力量、拓宽养老渠道、丰富养老方式、扩大养老床位供应。

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物质基础、社会管理水平尚难以支持。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为观念上的差异，其次表现为养老渠道和养老理念上的差异。

养老观念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生活模式的选择。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一、喜欢家族宗祠，抱团求强，乐于和儿孙居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西方人喜欢独居，自由自在的享受老年生活。东方人群居的习惯形成中国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形成了日本人子女与父母相邻而居的“一碗汤“养老文化。而美国人、欧洲人则喜欢美国太阳城的这种CCRC养老模式，老年人离开儿女，选择和众多的老年人居住在一起。东方人更接受CCC（Continuing Care Community，全龄社区）养老模式，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东方追随孔子的人伦学说，人是作为组织人而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群居。相反，西方则相对自由，人是作为自由人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独居。

养老渠道上的差异。 东方人用养儿防老代际赡养办法来解决养老问题，其渠道依托于家庭，蕴含代际交换的逻辑；而西方养老的方式是存钱防老，其渠道依托于社会。比较东西方养老观念，应该说东方的养老观念更先进，父子之间存在双向互养关系，人在老幼两个阶段的保障程度都有所提高。西方的养老观念则比较原始，还保留着动物界单向抚养的色彩。

养老理念上的差异。东方养老理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健康含义和高端服务的认识上。东方养老机构在经营中，喜欢为老年人包办一切，甚至包括吃饭穿衣等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包办的事情越多，服务越高端；而在西方的养老机构里，对老年人自己要做的事和服务人员要做的事有清晰地界定。西方养老机构鼓励老年人干自己能做的事，并不认为包办一切就是高端服务，他们认为，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反而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健康。

现代养老的路径演变

当代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建立了两种养老制度，归属民政体系管理。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中国养老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养老服务处于孕育期。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老年人的照护，主要由家庭负责。只有孤寡老人，才由机构提供较为粗放的养老服务。1958年12月，全国共办起15 多万所敬老院，收养五保对象300余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养老机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养老服务处于探索发展期。其间，养老机构迅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开始引起重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机构和社区之外，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服务主体。

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处于飞跃期。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各行各业办养老的新局面。2006年2月，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相继发布了系列养老文件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2013年被誉为我国养老元年。

纵观我国的养老制度，主要分为城市养老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两部分，城市主要针对低保户提供福利养老，同时对于城镇职工还提供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农村主要针对五保户，提供免费养老服务。2014年2月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12月末，国务院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开始交纳养老保险，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养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城乡分割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分割的二元养老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升全社会的公平水平。

痛点问诊——养老短板

养老产业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日积月累形成了我国服务业的短板。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就没有社会养老的传统。我国养老产业的痛点体现在供应数量、供应结构和供应质量等多个方面，我国的养老产业尚需奋起直追，大力发展。

养老产业探源

养老产业源于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在国外称为“银色产业”、“银龄产业”，国内也称之为老年产业。1997年，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首次提出“老龄产业”一词。全国老龄委认为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的各种行业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产业体系，它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养老产业是老龄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目的，以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为途径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性、复合性、综合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对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进行了分类。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2003年2月在全国老龄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龄问题不应由政府包办解决，必须坚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养老事业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养老产业可在政府指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有序发展”。养老事业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性质上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养老产业则是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多种生活需求的市场化行为，属于市场范畴，性质上是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

把脉中国养老的气虚和气郁

我们之所以要把脉中国养老产业，其原因在于老龄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全面性和长期性，对社会、经济和伦理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老龄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空巢老人现象、遗弃老人现象及由421家庭结构所导致的家庭养老能力下降等问题。其次，老龄化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中“生产型”人口与“消费型”人口数量比例关系的根本变化，由此降低国民储蓄率、降低劳动供给能力，并将显著增加社会的经济成本。在1980-2004年期间，中国平均9.8%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5.1%，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将使我国人口红利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军的测算，2021-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由此下降约2.2%；预计到2015年，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到6.62%，到2050年将提高到23.31%。

图2 1982-2012年杭州老龄人口发展趋势

把脉中国养老，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从宏观上看，养老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要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赡养老人；二是要做好分配和均衡，包括代际均衡和个人全生命周期平滑，处理好储蓄与投资、消费与生产、养老和发展的均衡关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丰富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养老必须和经济发展统筹规划，下好一盘大棋。

对养老产业，应从产业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养老产业目前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它又对应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投入和分配两大问题。总量供给不足包括设施和服务人员两个方面。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9073”的养老供给结构，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各占90%、7%和3%。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拥有养老床位493.7万张。按照“9073”的养老发展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存在养老床位缺口218.28万张。养老护理员2020年要达到600万人，而目前全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余人，缺口巨大。

我国养老产业的结构不均衡表现为市场主体和市场产品的两个冷热不均。即作为供应主体的政府热、企业热，而作为需求主体的客户冷。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养老服务的最终买单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在养老产业的引导、促进、管理、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产业供应主体的企业组建了养老养生事业部，推出了融养老健康险在内、规模巨大的养老社区。第二个结构不平衡表现在市场开发热、服务冷，或者说硬件热，软件冷；表现在所开发的养老项目高端热、中低端冷。企业都热衷于上养老项目、搞养老地产开发；但项目建起来后，由谁提供专业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养老护理服务、专业养老护理服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还没有人关心和负责到位。养老产业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工程、服务缺一不可，否则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真正得到全面满足。目前房地产业投资养老项目，基本定位于高端养老，而中低端养老项目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多数老年人需要的项目却投资不足，这既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养老需求，同时造成高端养老市场的过度供应，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从顶层设计层面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制度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和事业管理体制条理不顺两个问题。从表征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2014年年底全面并轨前，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转轨成本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高，可持续性差。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老年事业的顶层设计有缺陷，体制机制不顺畅。存在“九龙治水”现象，民政、妇联、工会、卫生、劳动人事及企业等部门都在搞老龄工作，但政府的老龄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行动协调，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统一的管理，造成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中国养老产业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问题是：（1）养老产业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也不能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2）服务有缺陷，不能提供一站式购齐（one-stop shopping ）的服务，全面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造成了老年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生理成本的浪费。（3）功能缺失，不能实现财富传承。

把脉中国养老问题，其本质是“气虚”和“气郁”。气虚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投入，气郁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分配。气虚和气郁的表症为养老的投入不足、投入错配、分配错位。中国养老的短板，促使我们突破既成观念，面对现实发展遇到的两难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全社会都在呼吁对养老产业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为生命信托的推出提供了需求基础和市场引力。

“夕阳”事业，“朝阳”产业

养老是“夕阳”事业，但养老产业又是新兴产业，它是民生福祉所系、刚性需求所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重大商业机会，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期，又是“朝阳”产业。

养老正青春

养老产业的朝阳性体现在有政策扶持、有需求支撑、有企业推动等三个方面。

从政府层面来看，公民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国2010年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占政府预算的42%。欧盟退休金支出占其社会福利支出的46%，占比最高的是意大利，其比值达到61%。“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累计约3.26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其中用于民政事业支出9000多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民政事业支出的主要部分就是针对五保户的养老费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自2013年8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密集推出了系列文件，为养老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

从产业层面来看，联合国的数据估算表明，老年人的综合消费比年轻人口高18%左右，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约为4万亿元，这个数字至2050年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我国连续三年银行存款储蓄余额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全国居民银行存款50％以上是应对养老、医疗等的预防性储蓄。这部分存款的释放对我国金融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和消费支撑作用。2014年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1.2亿老将年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养老产业从市场容量和发展支撑两方面看都是朝阳产业。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国由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占职工工资额度的20%。发展养老产业、解决养老问题，可以间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财富第五波》中将医疗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养老服务和健康消费的特性是边际收益递增；需求弹性小，属于刚性需求，发展养老产业将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做好养老服务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表明，居住于美国太阳城等老年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老年人的财富状况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在去除政府财政补贴后，2015年中国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亿元，这将影响未来5年2亿多6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可见，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路指产融结合

养老产业路径选择的基点是老年人的需求。有需求的产品才有市场生命力。对老年人而言，提供涵盖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多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节省老年人的体力成本、知识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产品和服务横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多个行业，要实现一站购齐服务，只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提供。

产融结合的主要障碍来自于行政主管机关纵向分割的条状产业管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这种人为的管制分割不是产业割裂的理由，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如果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对他们而言是最经济的，而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为产融结合提供了可能。

                                 （编辑  季节）

养老正迷津

当今世界，人口在数量膨胀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在延长。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又使中国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转型。如果我们不重视老龄化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和真内涵，不重视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嬗变，我们就不能走出当下帷幄层层的老龄化迷津。

走出老龄化熵变，由混沌中厘出经纬，观念革命是第一步。现在的养老模式，无论是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抑或是养儿防老，其本质都是储蓄与消费转换在人的一生或是家庭内部、社会各年龄群体之间的不同平滑。储蓄——消费这种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社会再生产投入的中断和沉淀，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最优能力，同时，把老年人完全固化于消费者的地位，忽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追求财富的天性，我们进行养老改革，要切实把效率、公正和自由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百善之先，孝老敬老”

应对中国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生产力不断提高，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群众生活的普遍提高，仅仅囿于既成的模式或用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相悖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创新，显然是力不自胜，因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养老不能追求高大上。目前，养老产业存在很多误区。一提养老就高大上，讲求豪华装修，或者仅突出了环境的优良性，仅注重人的物质存在的直观表现，把养老需求中的其他刚性需求，例如医疗健康放在一旁，导致养老社区的收费水平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让老年人住不起。

我国提出“9073”的养老方针是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更多地依赖自然形成的小区和老年人与原有社会的联系，并让老年人身处熟悉的环境，包括自然、人文、风俗习惯中，不会给老年人和其子女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强调中国养老的发展战略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是以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相关，不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早退是浪费。60岁是人生长跑的新起点，如果让劳动者早早退休，任由老龄化侵蚀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会产生正减负增效果，其代价注定是高昂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十年前提高了3.48岁，因此，60岁是人生的中点，早退是否定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的存在，也是对人力资源极大地闲置和浪费。资源的价值决定于资源的需求。对比有需求无供给或有供给无需求而造成的浪费，由早退而产生的浪费产生于制度设计缺陷。

从人力资源的需求性来看，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老龄化趋势已经蔓延到劳动力市场上，“民工荒、招工难”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经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已经出现用老年劳动力替代年轻劳动力的景象。

世界银行专家辛sin2005年通过精算得出结论，若要保持中国基础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提前退休制度，将退休年龄统一延长至65岁。提前退休加重了中国的养老金负担。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已经从需求和成本两头截堵消费有限的养老资源，构成了老年人劳动力资源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反衬了早退休是浪费的机会成本。

信托共有制与生命平滑

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信托共有制能实现生命整体和生命个体的平滑。

共有制的特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消灭后，代替它的是生产资料共有制。这种共有制与私有制和公有制有着明显区别。私有制是少数孤立的个人直接占有，公有制是任何个人都不可以直接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有制在本质上既区别于私有制又区别于公有制。在共有制中，谁是所有者主体十分清晰，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基于实践，共有制实际上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

共有制将预示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其内涵是生产要素复合论。首先承认并确立劳动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都是单一的，而在共有制下，其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至少两个以上），而且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共有制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做到了有效的统一，也为解放思想、消除所有制歧视，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共有制具有开放的兼容性。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本质，它是将生产资料交付给全体共有者共同占有，能够有效克服私有私营和国有国营的弱点，其趋势是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繁荣和发展壮大。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单一性、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共有制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共有制从开端上契合了人的知识性、决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同一性，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归一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信托集合分享机制是新型共有制

信托的集合分享机制是在一种新型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个人财产社会化，产权多元化，自由人联合体的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是现代新型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我们从共有制的逻辑起点探索老年人的生命信托，生命信托的着眼点是生命的平滑，分为生命整体的平滑和生命个体的平滑两个层次。生命整体的平滑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生命个体的平滑是要实现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幸福。信托共有制能够延伸并实现老年人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个人全生命周期内的合理分配，达到“扩总量、调结构、顺周期”的效果，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再分配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础，同时也为老年人个人生命周期内储蓄和消费的转换提供中介保障和契约支持。信托共有制并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作为生命信托一个子类，养老信托是在生命信托理论范式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信托为桥梁，将老年人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运营连接起来，以制度的灵性来实现老年人人口红利的再增长，重建中国的养老格局。

生命信托释放人口红利

信托是为降低人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的本性决定了生命是一个信托。

社区老年活动

生命的托付

生命信托是与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相关联的生活事务的信托，包括生命管理、健康管理、财富管理、事务管理等民事和商事信托。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托发展的终极形态。人只有在后后天健康状态时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而在先先天、先后天、后先天和后后天的年老或失去自我生活能力时，人的生命托付就必然成为信用托付。所以，生命是一个信托。实际上，生命保险，包括财险、寿险、健康险等都是生命信托的一个子类。根据委托人的存活状态，生命信托分为生前信托和生后信托两种。生命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人发展的目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信托功能的时空边界从生前延伸到了生后，并皈依于人本身，是对人生命的膜拜，也是对信托本质的回归，并以法律为保障将信托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物质基础，为人的生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生命信托的功能和目的，生存和发展是生命信托的两个基本主题；而生存和发展的直线又交汇于人的幸福感知这个基点，生命信托即幸福信托。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类所有表达或未表达出来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下的一种状态或结果；它是一种免于恐怖、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状态。“哭着来，笑着去”，诠释着人对幸福的憧憬。“哭着来”是人的本真而为，“笑着去”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能动和幸福坐标定位。幸福是一种人类的渴求在被得到满足或部分被得到满足时的感觉，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人生就是一场对枷锁的逃避，它要逃避贫穷还要逃避死亡，最终实现对幸福的追逐，实现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三性耦合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种动态存在，它是发展的、变化的。人的全生命周期从先先天的基因注入、生命孕育，直至后后天的成熟，乃至走向消亡，可以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五个周期。各个生命阶段是单向发展、不能相互替代的。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人生的五个阶段其数量和质量的内涵、相互之间重要性、比例关系的外延是变化的。人刚一出生，以物质性的发展为主，社会性和知识性相对欠缺；进入青少年期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迅速增长；而进入60岁的人物质性会减少，而知识性达到顶点。人的三性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各种意外与变化，导致需求与资源不匹配的风险。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无限性内在于时间的本质之中，时间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性的可能性”。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它会面临无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金融学直接把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信托也正是在对贫穷和死亡的逃避中而产生，对于生活的不自由、生命的不确定和死亡的焦虑，使得人们倾向于从信托制度中寻求需求与资源的跨期匹配，实现人生的平滑。

从广义上来理解，信托实际上是委托人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而通过受托人弥补其知识和能力的一种行为。社会分工的专业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生命的有限性和家庭财产永续性、个人占有知识的有限性和社会知识需求的无限性、生命开始与结束的不均衡性、个人主观与世界客观这五对矛盾是生命成为信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逻辑。信托正是在有限和无限、个体和整体、感情和物质、过去、现在和将来、均衡与不均衡搭建的桥梁，通过信托的中介作用和普遍联系，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以集成分享机制沟通矛盾的联系，实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价值目标与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外部制约和内在驱动的统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等多种统一。在现在技术和法律环境下，信托是人沟通这些矛盾的最经济、最迅速、最有效、最可靠的制度安排。人们设立信托的动因，是降低他们在规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财产、事务乃至人生时遇到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提高人生幸福感知。正是在这种对安全感、确定性的追寻中，生命必然成为一个信托。

信托里的“托”是指托付。托付不同于委托，后者往往只是对于委托人某一方面（时间、资金、能力等）的协助或者延伸，而托付的落脚点在于“付”，即委托人完全信任、基本不插手托付事物，由受托人全面主导委托人所托事务的管理和运作。正是基于对受托人品德和能力的深深信任，委托人才会放心的将信托标的托付出去，并且这个“完全托付”得到信托法上严格的“受信义务”保护，已经超越基于个人品德、亲情和血缘的信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网状的社会关系使人能够“明心见性”；再加上现代信用征信体系的建立、法律环境的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失信”的成本急剧增加，个人和机构“失信”的动机降低。因此，生命可以是一个信托。

生命是一条河，它是流动的。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也是分层递进的，由里而外生命信托包括三个层次，里圈是自己对自己的托付，中圈是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外圈是个人对社会的托付。自己对自己的托付是自益信托；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是代际托付，代际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家族信托。社会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土地流转信托、养老信托或者是政治选择，如选择国家、政党等。自益信托的本质是对个人生命周期的管理，家族信托是对家族生命周期和家族财富的管理，而政治选择是在更高层次的自益信托和家族信托，因为国家和政党的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每个人一直处于生命信托的环境中并受生命信托的制约，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生命信托按受益人年龄阶段划分，专门为老年人或者为养老目的设计的信托产品就是养老信托；养老信托是生命信托实践化的新成果。养老信托是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养老目的而对养老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并为受益人提供全面综合养老服务的行为。作为老年人的生命信托，养老信托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个方面释放老年人的隐性资源和人口红利，让老年人率真而活，实现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老年人的三性与养老信托

在生命信托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了“三性藕合论”。耦合是一个工业术语，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相互依赖性的度量。我们引入耦合一词就在于它能全面、立体、动态地反映人的本质。三性耦合论首先承认并强调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独立存在，强调人具有三个基本属性是其区别于二元人本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正确处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等大事一样，从在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者的关系中，物质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性是人发展的目标，而知识性是人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沟通了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联系；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对生命信托的研究是以解剖麻雀的精神，通过聚焦养老信托开始的。老年人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一是社会外部。对家庭内部而言，养老信托为老年人的养老提供了物质基础，降低了子女的赡养压力，帮助老年人实现财富积累和财富可传承；增强维护家庭血缘关系的物质纽带，契合中国老人传统的社会观念。对外部社会而言，养老信托提供了关系网，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增加老年人的活动性，形成社会性的再拓展，实现老年人社会的网格型拓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信托以集成分享的方式实现了老年人知识性的再延伸，这种延伸体现为正常人、失能人和成为人三个方面。为正常老人补充正知识，于身心和和财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托的方式和专业机构来延伸失能人的手和脑，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对于身体健康，拥有基本投资和实践知识的“成为人”来说，信托将孤立存在的知识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聚集起来，通过一种集合的力量实现存量知识的创新增长，形成增量知识。

经济增长是由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拉动的。养老信托的集成制在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将老年人的知识资源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延续老年人的劳动力和知识力，变“弃”为用，变“废”为“宝”，一增一减实现存量知识的双倍产出，实现中国智慧的信托再利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知识、智力、智能，它们取之不尽，潜力巨大，也是国之力量的基础。

新常态、新出路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大背景下，要完成养老突围，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在新常态下寻求新出路。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首先就得“老有所居”，保证老年人养老的居住空间是重要的物质基础。除传统的居家养老之外，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将涉及养老网点的建设问题。我国养老网点存在巨大数量缺口，而离社区近、医疗生活配套完备和环境好的养老网点更少，而大规模的养老网点建设需要的时间成本高昂。

社区养老院为老人量血压

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模式

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如培训中心改建为养老网点，将是我国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网点的重要补充。上述机构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区或者风景优美区，交通方便、医疗条件优良、生活配套完善，餐饮、住宿、学习、娱乐、健康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人“六老有”需求。它们一般属于国有资产，可以采取划拨或无偿使用的方式完成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简化流程、便于操作。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明确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国有单位培训疗养机构转变为养老机构。”

以基层党校为例来说，各级各类基层党校和培训中心系统功能相近、区域相同，可以进行合并，转型为社区养老中心或机构养老中心。据统计，仅县（市、区）级党校可提供养老床位约56万张；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党校。56万张养老床位占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我国493.7万养老床位的11.3%。新华网2007年报道，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培训中心至少超过1万家，其中85%以上处于亏损和潜亏损。将培训中心改造为候鸟式养老将新增大量的养老床位或康复床位，同时解决国有资产贬值的问题。

“老有所养”要有资金支持，靠经济增长解决养老资金问题，时间太慢；靠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又会涉及利益调整，实现难度较大。养老资金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新思维；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或许是可能之选。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刚性，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

另外， 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如果把北京二环内、尤其是长安街上的部委办公楼搬出核心区域，集中在非核心地段的中央行政区办公，把腾出的地块和建筑进行拍卖，所得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养老基金。事实上，国内外行政机构搬迁并不罕见。将核心区域置换给商业机构，通过市场之手的作用进行置换，可以迅速地解决养老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据统计，仅通过长安街行政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就可以增加580亿元人民币的公共养老基金。存量变增量，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改建为养老中心，能从数量、质量和时间上缓解我国养老网点短缺的各类问题，并解决我国发展养老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

以房养老新思路

以房养老不是新话题。早在2002年，时任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就提出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实现以房养老[1]。老话题要谈出新思路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道路。从金融的视角来审视，以房养老的实质是整存零取的储蓄行为或者说资产抵押换取服务的金融行为，老年人和子女之间通过房产的继承或处置建立了一份期权合约。这种以房养老行为逻辑的背后存在着数个隐性假设：房价是稳定且一定幅度上涨的；子女是有孝心而且是有照护能力。这种照护能力是子女的身体状态、时间安排和空间距离使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赡养老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用当下的现实检测，这些假设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在421的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的影响下，往后推10-20年，房子已不再是稀缺商品，房价处于巅峰探入下降的轨道。从子女的照护能力来看，一对夫妻面临4位甚至8位老年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子女，他们根本就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因此，传统意义的以房养老方式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以制度为保障方向。

市场化的以房养老有两条路径，一是将房产信托化，通过信托公司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一是房产证券化，通过房产的出售、出租、置换等方式获得现金或养老居所使用权。房产证券化的养老方式实际上也是房产信托化方式的一种。信托化和证券化以房养老都要对房子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证券化处理，老年人在世的时候，把房子变现为养老金或者将房产处置为养老居住服务权益等，其处置对象包括所有权或使用权；处置方式对所有权包括出售、抵押，对使用权包括对调、出租等，包括出售给个人或机构等；在房产价格下降的预期下，老年人把房子交给信托公司或者其它机构进行理财投资或进行其它方式的资产处置，形成稳定的养老保障。

以房养老经济空间存在于房产的价格区域差异、功能差异、时间差异、面积差异和新旧差异等。实际上是对上述差异的一种套利行为。而这种套利行为必须由专业的知识集合和分享机构如信托公司来完成。以房养老还可以与遗嘱信托结合起来，相关利益人对老年人的遗产继承要与养老义务的履行相挂钩，并由信托公司监管子女履行承诺的服务义务。

上海市民政局在上述产品线中尝试了5种“以房养老”形式：一是出售自有住房，入住养老机构，以房款补贴养老；二是售出较大住房，购买或租赁较小住房，用其差价养老；三是将自有住房出售，再与购房者签署长期租赁协议，仍然在原居房用购房款补贴养老，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以房自助养老”的上海模式；四是与赡养人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用住房价值购买终身赡养服务；五是对子女承诺用现住房换取子女尽养老义务的家庭内部以房养老形式。住房反向抵押的核心是通过房产价格的区域、功能、面积、新旧的价值差异套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大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以自己高价自有房产作为养老金来源，利用房价的差异来获取养老资金，进行跨区域的养老。    

新增长极——养老信托

金融创新将成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中坚力量。从金融学意义上说，养老信托是养老财产的资产化和证券化，并通过受托人的专业投资和理财实现资产增值和医养服务供应，让养老信托受益人以结构化产品的形式享受养老信托权益。养老信托产品创新的关键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它是养老信托机构为募集资金或实物而由受托人向受益人发放的表明信托受益权的特别凭证，在发达的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上，到处可见信托受益凭证的影子。它是养老信托标准化、养老信托融资、流通和交易的基础。养老和信托都是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制度性安排，其差异在于，养老相对非正式、制度性弱；而信托相对更正式，制度性强，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信托不仅仅是种金融工具，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以综合性问题对应工具的适应性，养老这把锁必须由信托这把钥匙来开。

养老和信托具有同源性，因而使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产业能走到一起实现牵手。养老和信托的距离就差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当养老托付人由子女个人变成受法律制约的信托公司时，老年人依托养老信托受益凭证而非子女的代际赡养达到养老目的时就变成了养老信托。国内外涉及养老方面的信托一般是指养老金信托，两者在委托目的和委托财产方面具有根本区别，养老金信托只是一种财产信托，而养老信托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托。

蒲坚视察湘雅医院

养老信托的优点与功能

养老信托具有的五大优势使养老信托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优势和市场生命力。

1.契合性。信托和养老都是因为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托付行为。从产品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言，养儿防老实际上就是养老信托的一种早期形式。养老和信托具有天生契合性，能实现目标和手段的无缝对接。

2.全产业链。养老信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形成包括养老居住、养老服务和养老理财等全产业链产品，比任何单一的养老产品行业供应商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要全面、综合，更具有竞争力。当今产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全产业链的特性使得养老信托具备与其他养老产品抗衡的产品优势。

3.可流转性。养老信托可以通过产品信托化解决非住宅用地的流转问题和继承问题。

4.实现年龄平衡。通过共有制、通过居住权和产权分离，养老社区的管理人可以对入住养老社区的住户年龄进行管理，可保证养老社区的入住者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5.实现专业化管理。信托是一种金融普惠的实现形式，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通过专家理财和专业服务，养老信托可以弥补老年人自身知识性的不足，确保老年人养老投资的安全性、回报率和医疗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及时性，提高老年人的物质性水平、延伸老年人的社会性，实现专业化管理。

养老信托具有整合、完善、增信、投入四大功能。（1）养老信托可以整合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扩大养老企业供应规模，丰富养老企业产品线，提高养老产业的效率和效益。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业务独具的财产隔离制度优势和全功能投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可以实现融资、融物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混合运用，促进养老产业链的整合。老年人可以投入包括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养老券、信托受益权等在内的多种形式财产，通过持有养老信托受益凭证或REITs份额、以信托共有制的形式共享养老产业整合的成果。（2）养老信托能够提供一站式购齐的养老产品，克服其他养老产品功能不全的弊端。（3）养老信托能够起到产品增信作用，提高养老产品的可售性。（4）养老信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国家不增加投入、通过放权让利和市场调节，增加社会资本和老年人自有资产进入养老业，通过养老信托财产来源多样性的特点，扩大养老财产的规模，缓解我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孟晓苏.论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J].保险研究.2002(12): 44-45. 

观察者网：据我们所知，您带领的一个团队正在做一项关于多国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

房宁：200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的课题组走过了亚洲的“九国一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调研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问题。历史上一些大国，如美国，在其崛起的时代也曾做过类似工作，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学术成果就代表这类研究。如今中国正在崛起，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对中国很必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观察者网：腐败与反腐败、廉洁政治问题是否也在你们调研的范围？

房宁：当然，这是有关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经历过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时期，即都遭遇了所谓腐败的高发期。

房宁：我这里说的腐败，主要指“行政性腐败”，也就是台湾爱说的“贪腐”，即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这是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为主要目的的腐败。在国外，还普遍存在另一类，这类腐败主要是与选举有关的腐败，我们也称之为政治性腐败。

关于行政性腐败，我们在国外调研中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腐败“高发期”，在工业化的中期往往会达到最为严重的阶段，而伴随着工业化走向完成，也就是人们所说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或者说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腐败现象都会趋于平缓。

观察者网：为什么会是这样？

房宁：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常讲工业化带来了“四大”：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由此还会引发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变化。这样的变化，是腐败现象大规模发生的物质、思想条件。

工业化时代腐败的高发涉及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动力、机会和成本。与此相应的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说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相对于“成本”，“不能腐”相对于“机会”，“不想腐”就相对于“动机”。

观察者网：请具体说说。

房宁：首先是动机。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的流动、财富的增加。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哪部分的人先富起来了呢？主要是企业家群体。相对的，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权且称之为政治精英——远远滞后于企业界，从而产生了落差。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大，自然是心理不平衡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体面的待遇。一部分公务员有了这样的心理落差，又消化不了，就形成腐败的行为驱动，即腐败动机出现了。

其次是工业化带来了腐败机会。一旦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财富井喷，几十年里能够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韩国、日本、甚至印尼、泰国，都经历过像这样的高速发展时期。这时腐败是有很多机会的。所谓建设多、花钱多，腐败的机会就多，就容易产生腐败。

那为什么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一些国家的腐败慢慢好了呢？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里没有什么增量了，都是存量。像美国这些国家，春天也不种树，夏天也不修路，秋天也不盖房。腐败、贪污毕竟不是抢劫，它需要种种掩护。什么时候＂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了，什么时候腐败的高发期也就缓和了。没什么工程建设，腐败分子也是干着急呀。当年法国有个例子，许多城镇的十字路口被改为环形路口，但实际上并未提高通行能力。后来发现是相关部门和官员以此制造腐败机会。

工业化与腐败的第三个关联，就是成本问题。世界各国都打击腐败，无非是哪个国家力度大一点儿，哪个国家力度小点儿；有的国家效率高一点儿，有的国家效率低一点儿。打击腐败力度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比较高，换言之腐败的成本就比较高。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公务员比较廉洁。你若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多数是：＂不值得＂。腐败行为一旦被发现，那代价就太大了，新加坡待遇良好的公务员们是不会轻易冒那个风险的，这个帐他们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所谓对腐败行为的内在约束。我们知道，内在约束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约束。

我国中西部地区基层工作10年左右的公务员，月收入一般也就只有三千多块钱，维持基本生活并不宽裕。

观察者网：工业化阶段一般伴随着腐败高发期，是不是工业化后期或到了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这个问题会得到缓解呢？

房宁：根据我们对多国的观察，可以说，大致有这样的趋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化完成以后，社会差距趋缓，公务员的待遇变好。就我们观察到的十几个国家情况看，凡是清廉的国家公务员待遇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凡是腐败严重的国家都是公务员待遇差的，无一例外。以此而论，什么是导致腐败的最主要相关因素可见一斑。

观察者网：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又有了一个相关问题，公务员的待遇如何算好呢？收入多少算高呢？公务员们有没有一个合理收入、体面生活的标准？

房宁：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每到一国调研，我们都会注意这个问题。我原先也在想：多少算够呢？！给公务员提高待遇会不会遇到所谓“欲壑难填”的困境呢？但经过多年来的调研和观察，各国公务员是有一个合理收入与体面生活的标准或曰期望值的。简单说，就是公务员都是以企业界相应阶层的待遇为参照系的，也就是说，公务员是和与己相当的企业管理层做比较的，如果能够达到或接近相当的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和待遇水平，公务员的心理就比较平衡，心态就比较好。

国内比较关注的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体制，就是按照这一规律来设计和确定公务员薪酬与待遇体制的，他们已经把它制度化了。新加坡公务员待遇以企业界为参照系，比照企业相应级别确定公务员薪酬，高官与高管比，中层和中层比。他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会乘以一个系数，比如0.8或者0.7，就是说公务员薪酬还是要比企业界低。他们有个理论，认为企业挣得多归多但它有风险，而公务员工作稳定，所以收入就要相应扣除一些。

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所谓高薪养廉，并不止于薪酬而更在于“待遇”，他们是通盘考虑的。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高层公务员薪酬很高，而问题在于中层公务员待遇究竟如何？我们了解到，新加坡对中层公务员有一个旋转门机制。职业瓶颈是各国中层公务员普遍面对的问题，对中层公务员职业操守和尽职履责影响极大。新加坡为了解决中层公务员懈怠与操守问题，设计了推荐公务员转到企事业、包括待遇良好的公营企业、私企任职的退出机制。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官僚转入企业号称“天神”，好比是“天神”下凡。

这种“职业旋转门”实际上也是一种待遇。这个旋转门要转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必须是没有问题的，公务员只要能确保这一点，退休前后就能有一个很好的待遇。“高薪养廉”倒未必给公务员特别高薪水，而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安排，让他的职业有一个全程的设计和保障。这对公务员的行为能够起到了很正面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反观中国的公务员待遇是比较低的，尤其我国基层公务员待遇可以说是相当低。近年来我们在国内调研一直关注基层公务员的待遇问题，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基层工作10年左右的公务员，月收入一般也就只有三千多块钱。工作十年是什么概念？大学毕业22、23岁，工作十年30多岁了，一般也都成家了，甚至有孩子了，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说工作压力和辛苦，就这三、四千块钱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并不宽裕呀。

在亚洲国家中和我国类似的国家有越南等国。越南的公务员待遇很低，河内中层公务员每月正规收入约合人民币1500元左右，但河内的物价水平与北京差不多，靠国家给的这点钱，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所以，越南的公务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普遍兼职。河内、胡志明市的大街上摩托车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成为越南城市的一大景观，其中很多人是在辛苦兼职跑路办业务。

越南现阶段也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公务员人员“拿钱”现象相当普遍，但说来也怪，越南社会似乎对公务员腐败十分宽容。我们访问了越南各界的人士，许多人表示公务员待遇太低，缺乏体面和尊严。甚至有企业家说这样的话：公务员是越南社会中最不堪的一群，他们“拿钱”是应该的。

观察者网：现在开始给公务员提升待遇来得及吗？

房宁：很难回答。但我可以讲个韩国的故事，或能从国外的往事中引发一些思考。

1961年，以朴正熙为首的年轻军官集团发动政变，他们打着反西方民主、反低效政府和清除贪腐的三大旗号上了台。朴正熙在表明他心迹的《我的道路》这本书里说，韩国太穷了、太萎靡了、人民太沮丧了，韩国应该振作起来，一定要把韩国的穷根儿挖掉！

振兴民族，搞工业化是朴正熙和他的战友们的理想。但是怎么搞工业化？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几年以后，在广泛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朴正熙的一个战友，总统府总务处长官李锡济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改革韩国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待遇。开始朴正熙听不进去了。这怎么可以？！年轻的军人之所以接管政权，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官员太腐败了！难道不整治他们还给要他们涨工资？！李锡济坚定认为，韩国公务员之所以腐败，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差了，如此低廉的待遇根本没法保持廉洁。李锡济曾争论说，公务员是国民公仆，主人要让仆人好好干活儿，就要善待仆人。主人善待仆人，仆人才会感恩，才会努力为国民工作。终于朴正熙被他这位忠诚的战友说服，下决心改善公务员待遇。

韩国国会通过了《公务员报酬规定修正案》，决定先将韩国公务员工资统一提高30%。经过改革，韩国普通行政职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已达到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月平均工资的一倍以上。当年韩国国力羸弱，财政十分紧张。但军政府克服困难，坚决提高了公务员工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使韩国政风也为之一变。如今回过头来看，正是当年那批公务员一直跟随朴正熙创造了汉江奇迹。韩国的崛起和韩国勤奋的公务员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观察者网：您的意思是中国也应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吗？

房宁：坦率地说，我赞成提高公务员的待遇。现在常说反腐败要从源头抓起，提高公务员待遇就是从源头抓起，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举措。从国际经验看，通过正规渠道提高待遇与保持公务员廉洁操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这被许多国家的廉政历史所证明。

当然，我也知道，国际经验归国际经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国如何做，还要考虑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反腐倡廉、廉洁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整体性的考虑，需要整体设计，协调改革和逐步推进。比如说，我国党政机构和公务员队伍规模大、人员多，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公务员队伍内部情况十分复杂，情况多样。如此庞大复杂的公务员队伍要提高待遇，不用说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感受，仅从经济上来讲也未必没有问题。

中国号称有700多万公务员，按13亿人计，是两百分之一。如果参考新加坡人口500多万对应5万公务员的规模看，中国公务员比例不高。但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事业编，财政供养人员大约有5000多万，待遇上基本和公务员持平。要是给公务员涨工资，事业单位肯定也要涨，这在目前条件下就有一定困难。而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行政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就很难推进和深化。

建设廉洁政府，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考虑大规模地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但这肯定是极具争议性的，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地参考和借鉴国际行政改革经验，深入总结我国自身经验，在此基础上，对目前我国政府与行政体制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出政府与行政改革的整体性改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大幅度地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提高政府效率。只有在这个条件满足以后，我们才比较有可能全面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党的建设和廉洁政府建设。

从治理腐败的角度说，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在约束机制，而要形成内在约束，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和治理，也就是说需要从动机、机会和成本三个方面来进行综合治理。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以节日的祝贺。

这是我国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目的是弘扬劳模精神，弘扬劳动精神，弘扬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

习近平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十八大以来，每年“五一”前夕，习近平都要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理念。2013年4月28日，他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说：“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强调：“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现在社会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就是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是老大”。这种错误的理念在一些管理者，甚至是少数政府官员的思想中都有体现，习近平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明确要求。

习近平曾多次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时的生活。比如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他回忆了在延安插队时的经历：“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十五六岁，我们当时也十五六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后来就评成十分，十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2013年“五一”前夕，习近平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看不起普通劳动者”实际上体现了我们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不正确的价值导向。习近平多次强调“实干兴邦”、“崇尚劳动”，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导向。这仍需要中央统一宣传、形成规范的意见，进而形成一种制度文化，从而能够让正确的精神导向形成气候，引领社会风范。

“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重视普通劳动者，而且提出了切实改变劳动者待遇的举措。他指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苏海南指出，现在的收入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城乡、地区、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仍然偏大。一线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偏低的。所以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持续提高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

劳动者的待遇问题一直是习近平关注的焦点。2014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说：“当前，因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化解过剩产能等原因，一些企业和职工遇到了种种困难。越是这样，越要发挥职工群众主人翁作用，越要关心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职业发展，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实好。”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指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2011年8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时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很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问题是分配不公，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更好地惠及普通劳动者。”李成言教授认为，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等一般工作者的收入增长较慢。同时，一些踏实工作的人不被承认，甚至被歧视、被讥讽，这是极不正常的。金钱关系破坏了劳动关系，使得劳动关系不能起到正常的调节作用，无法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提出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尊重创造性劳动

习近平重视高素质劳动者、创造性人才的作用。他在28日的讲话中指出：“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

在当天讲话中，习近平提到27次“创造”： “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创造，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把蕴藏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焕发出来”……

早在1988年至1990年，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曾发表过对劳动的创造性价值的思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曾写道：“农村劳动力如果继续束缚在原有规模的耕地上，倚锄舞镰，沿袭几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老传统，进行慢节奏、低效率的生产劳动，那就不是一件好事。反之，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会惊喜地发现，我们又获得了一种极其宝贵、可待开发、可能创造巨大价值的崭新资源。”

2014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

“实干”与“创造”，在习近平的“劳动观”中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在28日讲话中说：“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发表于人民网）（潘婧瑶 张迎雪    20150529）

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推出自己新著《中国超越》的英文版。今天正好是5月27日，是我的学校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复旦”两字选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表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振兴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和理想。这与本书的主题一致。本书力求把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等内容，尽可能客观完整地介绍给外部世界。

中国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三十多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种成功的最好表现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普遍乐观。

在高度国际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含有中国五千年连续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社会主义红色传统的基因，以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的合理元素。正因为中国模式是这种“三合一”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模式是一种超越。具体来讲，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中，中国模式都展现了这一特性。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它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混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虽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从中国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的20来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政府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种大规模的互动，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社会与政府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互动模式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使政府能够对社会的呼声作出更直接、更有效的反应。西方问责制仅限于四、五年一次的定期选举，现在看来这种问责制，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难以满足人民对良政善治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

在政治领域，中国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对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模式也是一种超越。这个模式的总体效果可圈可点。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客。中国政治模式还包括了“新型民主集中制”。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往往都要经过上上下下的广泛磋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中国多数决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心所向和主流共识。

本书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其不足，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所达到的总体平衡，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中国无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统，也没有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疯狂。此外，别的国家要照搬中国传统也确有难处，因为中国模式背后是中国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比较中性和强势政府的传统都源远流长。另外，新中国是通过长达22年武装斗争建立的，1949年之后与美国又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中国这种独立性和坚定性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然而，一个模式一旦较为成功，别人往往就会主动地向你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模式中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将会越来越转向更为中性客观的“良政还是劣政”模式。“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为人类集体智慧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克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防止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包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越》英文版的出版，也许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人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翻页见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问：中国成功的前提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中国模式还能成立吗？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在高度开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宏观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中国模式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候。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祸及中国，但中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这场危机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中国当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住房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回头看，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奠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模式下，所有的危机往往都是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问：社会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能够兼容吗？

张维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民生和平等，这意味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比较吻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温饱”、“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都可以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基因，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 “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固守传统，而是融入世界，参与竞争，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从，不失去自我，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成一个真正富裕、强大、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问：其他国家可以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什么中国不行？

张维为：我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正好回答了您这个问题。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问我：“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的回答很直白，“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在消除贫困、创造中产阶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等方面的成绩，确实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也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

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了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吗？

张维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要明显超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是1亿人次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您说的中产阶层，但他们99.999％出去后都回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关于移民，我们一年还不到20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甚至少于波兰，我看中国移民再增加十倍也没有问题。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威权主义模式？

张维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主义模式也是很不准确的，背后还是“历史终结伦”的逻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过渡到西方民主模式。我在书中反复讲一个观点：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的逻辑，文明型国家逻辑是：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展现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些特点，我演讲中提到的“选贤任能”、“混合经济”“互动社会”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基因、社会主义基因和西方元素，所以它对西方模式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超越。2011年我与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西方今天的政治模式最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西方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一些基因缺陷，如理性人的假设和权利绝对化的问题，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几乎都陷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如果你们真感觉你们这个模式好，请你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不奉陪了。一个过去20多年中，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减的模式，最好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其实，美国政治模式到1965年才真正形成，中国模式从1978年开始形成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继续竞争，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维为：如果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那就麻烦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吗？我每年都来美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变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有几个人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论自由与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相结合，这种言论自由模式还不需要反思吗？中国是政治家治国，领导人一诺千金，说了话就要兑现。中国文化中很少把一个概念绝对化，包括言论自由，中国人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谈话中的禁忌太多了，几乎谈什么话题都有禁忌，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你真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今天时间有限，否则我很愿意和你把这个话题好好聊下去。比方说，在美国说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说中国好需要很大勇气的。只要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主流叙述，你就可以发现美国言论自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难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己言论自由模式中的这些缺陷，美国走衰的过程估计还会加快。

六、改革发展与执政基础

邓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这中间有很多故事。

在改革开放中，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者是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进行统一

1984年莫干山会议

水皮：第一次莫干山会是你组织的吧？

孔丹：那倒不是。简单的说，对这个会能影响高层决策，我发挥了自己特定的作用。我毕业后，张劲夫同志找到我，说希望你来做我的秘书，你与很多年轻学者有交往，你来帮我跟他们大家沟通。我就去了他那儿。1984年莫干山会议，我是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李湘鲁去的。当时我跟很多人上了莫干山，包括马凯、王岐山等人都在。我把莫干山会议中我们需要的成果，那些建言献策带下山后转给张劲夫同志，然后对这些建言献策进行筛选推荐，看哪些内容可以深化。

当时，价格改革就在日程上，中国正处于从票证时代转向逐步放开价格的时代。所以才请了一批人从莫干山下来在杭州开座谈会。劲夫同志把座谈会上的一批材料请总理看。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这样。有些人说陈云是保守派，实际上改革中所有重大事情，包括价格改革的决策都要经过陈云点头表态。那时，做一件事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复、谨慎地去推敲。哪些商品可以放开价格，放开一部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等等。劲夫同志现在百岁了，我想，可能他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改革开放中自己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些人真的是那样认识这段历史吗？是简单地由于民间的力量促动了高层，才形成了价格闯关吗？我认为，我们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着走过来的。

再看看中信的历史，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多长，中信的历史就有多长。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那里面有很多故事。刚开放时，党内干部大多没有到国外去过，不晓得什么叫资本主义。好，荣老板见过资本主义，有经验，小平同志就找他来尝试和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个电视剧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小平同志对荣老板说，如果有什么人阻挠，“你就说我是你的后台”。打仗打到这种程度，顶层设计还一下子看不出来，怎么设计呢，还是得一边探索一边前进。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过去了，今天就不需要了，有些地方还是要试验。

最近中央又提出顶层设计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要与基层的创新举措结合起来，其含义还是指不能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关于解决土地流转的规模性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都发了文，前些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土地流转问题搞了一个座谈会，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来了。有相当的意见认为，要特别的慎重。

现实中，土地已经在流转了，同时又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中间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农民的实际权益，防止出现不正当的权益。比如说土地确权，原来是5亩，一测量变成8亩。农民当然知道确权这8亩就是财产。那对还是5亩的家庭怎么体现公平？最近中信搞了个土地信托，在12个省做尝试，有些人对我们这个做法表示担心，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引入资本力量来促进土地流转。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三农的问题核心就是不能让农民离土。可我提的问题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离土和工业的吸引，不是农民简单的被挤压出去那样一个过程，而是有一个自然流动过程。现在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工，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放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来对待和处理，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什么样的处理叫好，什么样叫不好呢？就是要保护农民正当的权益，也要使农民适应现在流动的趋势。还有不同意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已经离开乡村的农民，凭什么还要有这样的收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以及经营权分离问题上来了，需要顶层设计，但是设计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中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我的老家江西，跟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情况都不一样。那怎么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我真是觉得顶层设计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两者应该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如果你前进的路上没有处理好利益调整的重大问题，就要付出代价的。

水皮：三中全会之前，很多人都谈国企改革，有很多的思维方式涉及第二轮私有化改革，尤其是提出混合制经济之后，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所调整。你觉得现在的混合制经济跟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仅仅是说法上的区别，还是方向上的区别？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究竟算是统治基础还是国家经济的稳定基础？

孔丹：这两个问题都问的很尖锐。我在中央管理的这两个国有企业工作了近30年，有很多实际的体验，中信和光大都有一个特点，它虽然被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看待，但业务结构还是多元化的，特别是中信，业务门类、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所以，它走了这么一段路以后，我们回头看它的优势与劣势，长处和短处，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水皮：你也是混合制的尝试者？

孔丹：是的。而且中信最近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整体在香港上市。我们跟外企、民企竞争，首先我们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比较差。后来我就鼓吹，到山西平遥看到的那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票号，票号里面有“身股制”, 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小伙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管理股，或者劳务股这么一个设计，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安排,可以让经营者和所有者共进退，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对经营成果采取一种分润式的分配机制，做出适当的设计。

我到了中信，就把我想了很多年的这个事往前推进，我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曾经为此到民营企业做调研，那时我对他们有一个预判，他们的激励机制太家族化了，所以我们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看现在阿里巴巴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制，这很正常。这就是既学习借鉴历史，也学习借鉴西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企的一大问题，很多国企都没解决，中央提到的国企低效率问题也和这个有关系，甚至与腐败也有关系。我们推行了那个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后，基本上全集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么多的各层领导基本上没有腐败案件。应该是因为正面激励加大，而犯罪成本也提高了。

企业行政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你的领导层变动。中信高层领导一直比较稳定。

我当中信董事长的责任，是团结大家一起为实现中信的战略目标做事情，改进我们的管理，这样就有连续性。2008年，我提出中信要整体上市。当年中信泰富的事出来，只好把整体上市先搁置了，要处理危机，最后挺过来了，整体上市的题目再重提。直到2014年9月1日，用了6年时间。如果前后任没有思想的一致，整体上市战略没有连续的考量，这件事会难以继续推进和最终成功。所以，我认为国企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层稳定连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中信这样的国企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是王歧山同志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我到国外觉得很奇怪，华为怎么被很多人看为国企，你们中信怎么被看成民企呢？我说因为我们的人出门比较洋气吧。所以我觉得股份制改造，发展为公众公司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混合所有制的一种路径。当然，不同的行业可能表现为绝对控股股东，或是相对控股股东，或是大股东或者没有大股东，要求可能不一样。有些行业比如说餐饮，国企可能没有什么优越性。可是在有些行业比如金融，我看就各有各的长处，中信就有自己的擅长。简单的认为私有化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

中信从2007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第一次排名454位。2014年我们排名160位。我们的盈利水平，在中国全部国企中排名十一二位，仅次于三桶油、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国移动、神华等。所以国企还是很有自己能力的。

水皮：外界一般不太容易把中信跟国企相关联。

孔丹：中信具有国有企业的基本结构，资本的属性很清晰，甚至干部的任免也是很明确的。

水皮：如果其他国企、央企也形成了像中信这样一种格局，这不是挺好的一种状况吗？

孔丹：三中全会讲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这些概念。总体来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这些国企适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我们中信其实没有什么垄断行业，有人说金融行业是垄断行业，我认为，金融行业是有特许经营权，但没有垄断。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信不再有早期的开放窗口的作用。但中信有一个特点，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制度、机制或业务，都坚持创新，坚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困惑，即我们是否要变成专业性的金融公司，我们提出在“若干领域领先”，谁不领先谁就退出；同时提出了“综合优势明显”，就是我们内部不同领域之间发挥协同效应。这样努力了一段时间，综合经营模式又被认为站得住脚，有竞争力的，可以继续努力探索下去。

国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适应市场。从国有企业改革来讲，这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中石油上市时150万人，50万人留在岗上，90多万人下岗，引起了很多后遗症。但是，从改革角度来讲，提高效率不就是一个人和三个人的故事吗，但也得解决那90万人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把这项改革搞好。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大约分为三个30年，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都是历经曲折，困难重重。即使以我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去给院校学经营管理的人讲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光大信托公司为什么出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照搬西方，最终导致中国信托业依赖地方政府信用，不能保证兑现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案例，中信银行遇到严重不良资产处置困难时，国内所有的银行都被国外投资银行视为技术性破产。记得当时国内三角债追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以至于要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剥离1.4万亿资产，成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自行发债，补充资本金，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盈利能力迅速提升，成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一度积累了庞大的不良资产？因为改革之初的管理模式是简单的模仿，并未学到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真髓，并未懂得如何管理和规避风险。那一代很多银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现代银行业有很大的距离。

经历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痛没多久，又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衍生金融产品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客户纷纷中招，中信泰富外汇衍生产品也遭遇重创。西方的老师“坑了”我们这些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中信就这样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走过自己的路。我并不想把中信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发展历史的国企，中信是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克服重重困难中成长的。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走私有化道路，更不能以这样的理念来指导国企改革，而是要让其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公众公司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的财务要求，它的透明度，它的公众监督，还有它发展中应有的战略思维和谋划，都使国企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做优、做强、做大。

刚才你问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还是中国经济基础的问题，我认为，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骨干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基础。这样说并非要把国企变成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简单，而是说，当国企发挥好经济基础这个作用，则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成为了一个执政的基础。我听到一个说法，有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功能清理掉，让它脱离这个功能。我想矛头还是指向中共执政本身吧。

 七、私有化与公共资本

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孔丹和皮凯蒂

水皮：像中国这样传统的东方集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和国有经济的体系，是不是很容易乱？俄罗斯也走过从休克疗法到私有化道路，最后普京通过罚没手段把原国有资产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但美国历史上就少有国企。

孔丹：我听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演讲时说，在面临和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总是不知道何时做出正确的事情，但中国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有谁搞得好？盖特纳说是新加坡。但新加坡现在每年都不断增加其在中国的投资份额，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大家唱衰中国的时候。这种反向操作才叫水平。新加坡离中国很近，它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中共执政的基础。

水皮：有人提出一种概念，认为国企之中，可以有国家雇员跟企业雇员的区别。像孔总这样属于董事长或总经理层面的国企高管是国家雇员，他的薪酬待遇标准跟高级公务员是相通的。而副总层面上的国企领导人，可能就是企业雇员，那就按市场化的方式或对待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管理。这是两种稍微有些区别的管理方式。

孔丹：我不知道国企高管到地方或部委能否成为称职的高级公务员。但从地方或部委调到国企的高官，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呢？

中共官员不是随便选拔上来的，多是一层一层选拔上来的，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竞选能力，但是行政能力的训练确实很强。而企业层面的运行操作，像我这样的人，你把我放哪个企业，我都心里有数，我不怕，因为我大概知道什么是企业运行的规律。还有就是追求不一样，由于个人历史的原因，我早年就不想进官场。志不在此，我没有做官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把一个企业搞好，搞好之后交出去，让下一任接着把它搞好。

水皮：中共党内是不是应该要有一批以做企业为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与乐趣的职业企业家？

孔丹：你这个意见值得宣扬。最近我们中信出版集团邀约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到中国来，他在中国演讲中讲到了public capital（公共资本）可以在社会分配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西方很多国家基本上就很少或近乎没有public capital了。在讨论中，我发现，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缺少一种理解力，他们问皮凯蒂，你知道中国什么情况吗？中国有很大的公共资本，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干什么好事了？国有企业腐败，国有企业利润有没有上交？上交了以后，只是修了一些基础设施，例如修铁路、公路，那对老百姓改善生活有什么好处？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时都感到痛心。他们是经济学家吗？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有缺点，有缺陷，但是可以治理它。治理好了它不就是好的public capital了吗？不就可以发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作用了吗？

八、领导力与国家利益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水皮：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不能说完全被人家洗脑，但的确是没有从现实出发的独立思考能力。2009年，我曾邀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来华演讲，那是他首次到中国，之后再也没来过。因为他对中国不友好，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个完全的国家主义者，美国利益至上者，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来中国后，很赞赏中国政府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他觉得美国总统最大的毛病就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大的魄力。虽然美国政府当时的拯救计划的取向是对的，但用力不够，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乏力。既然看准了方向，为什么不强力干预，强力拯救？我请了国内的几个经济学家在央视跟克鲁格曼对话，也去北大做演讲跟他对话。中国这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观点很不理解，说美国政府怎么能那么干预经济呢？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差别太大了，并说没有一个教科书上说，西方经济学家这么认可政府干预经济。在现场克鲁格曼无话可说。之后他跟我们说，中国这些学者就是傻。整个社会都快崩溃了，还不让政府干预，这不是有病吗？你们中国学者还在跟我讨论西方教科书上有没有写这些，可真是西方的好学生。

孔丹：中国经济现在有三期叠加的说法：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往政策的消化期。大家对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很多批评。我参加了2008年底在中央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之间开的那次大会，所有省区、直辖市和部委的负责人以及所有央企的负责人都参加了那个会，中央主要领导那时都在场，那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做出的。

在处理金融危机上，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几乎没听到什么人会说，你们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太差了，市场机制不够充分。我听到的都是说，你们就是赖有这样一个高效的政府。我们觉得这个政府腐败的腐败，官僚的官僚，但若要从另一面来看，其可圈可点之处，倒被我们的经济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反而外国人不断肯定中国政府的能力。新加坡为什么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看清楚中国这盘棋是怎么下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讲述美国如何处理经济危机时所说的那番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美国总是不能做正确的事，我们总是在犯错，而中国政府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做出行政的推动，马上就付诸实施”。他认为新加坡也是如此。这话靠谱，验证了我们体制的优越性。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皮凯蒂讲的理论不适于中国国情，公共资本在中国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他们完全不了解皮凯蒂思想的战略价值。克鲁格曼为什么高度肯定皮凯蒂？克鲁格曼是国家主义者，知道如果美国现在的路再这样走下去，美国整个政治结构都会遇到极大的危机。所以他认为皮凯蒂提的问题，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角度来讲，需要高度重视。5%到10%的人掌握着80%到90%的资产，所有人都围着华尔街转，那么美国人民的利益分配矛盾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包括这次种族矛盾，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诉求。

香港的占中问题，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九七回归后种种问题累积的反映。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我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员，听到以后确实有所感触。一方面，香港回归之后其整个社会的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在美国、日本看来，在所有的中国国民看来都需要做的事情，各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无所作为。

水皮：香港的占中问题，是否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孔丹：无所作为。应该说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支持很多。但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在内部结构上形成了草根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改善的问题，甚至于香港民众对内地民众来港自由行有那么大的反感。我们内地人可能会认为香港人没良心，香港的很多居民却说，他们应该得到的好处实际上都被那些大佬们拿走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积累下来，就形成了香港草根阶层的诉求。学生的占中行为就把这种诉求给裹挟进去了。后来因为占中的这种做法危害了民众的直接利益，得不到支持。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实际上颜色革命、广场革命都是因为民众不满意的诉求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会去寻找一个宣泄的渠道，如果被那些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组织利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群体行动。所以，对香港的治理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你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一个战略思考。这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九、信仰与人心

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这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高层次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灵魂、宗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如何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

水皮：现在全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是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党员的思想精神都没有办法得到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如何让全国人民形成精神的向心力？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国家治理之魂究竟是什么？西方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中国的治理靠什么？

孔丹：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大事。我觉得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两年前我说过，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公信力，那时还没看到腐败有今天揭示出来的这样严重的程度。群众会问，你从高层到基层都是这个样子，你还能让人民坚定地跟着你走？你为人民利益的宗旨还能不能坚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比刚才所说的所有问题都更难。能不能通过努力有一个坚持既久的实践，并在这个实践中验证自己的宗旨是可以实现的，使党员们相信并值得为之奋斗的宗旨，就像习总书记爱用的一个词：历史担当。现在哪些人在担当？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行这个核心价值观。而人民的信仰或信念，与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或信念，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了一种悖论。这就好比你碰到很多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很多中国人总说中国不行一样，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使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艰难曲折，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将会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但与之相称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构建，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社会理念的确立都需要展开。现在真的是要下大力气做这样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做了以后，能不能像现在中央希望的那样深入人的思想，可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我们把自己叫做实事求是派、中国道路派。我们要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发展。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中层次最高的问题。反过来，如果离开了灵魂、主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能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吗？我们既然能看到问题所在，就要顽强努力地解决问题。

你作为一个报人，一位传媒界的领军人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水皮：我想起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中国人看自己，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中国人看得上眼的也就是美国，终归会拿中国与美国相比，从社会制度到教育制度、市场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安排等等，都会加以比较。西方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孔夫子为崇拜对象，但目前国内就没有旗帜鲜明地把传统文化这套东西加以重新改造，推向前台。其实是又想做，又担心，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那种感觉。倒是在国外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

孔丹：我来跟你探讨。大家都看到，习总书记自己就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虽然现在还没以“体用”来定位，但你注意到他在国内外各种场合的言论，大量的引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典故，他不断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是习总书记的历史担当的来源。包括德治和法治，谁是主？德主法，还是法主德？也就是说，作为他的执政理念，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包括人民应当遵行的礼法，他也在不断推动。其中像核心价值观里的有些概念，是西方来的话语，如“民主”。“公平”是一种介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念。客观上，应该是走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就是，有所遵循。否则，无所遵循。

现在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认为任何问题都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现状，也包括国家的体量等等。我们不是对着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们是对着特殊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甚至于日本的价值观上面，都应该可以抽出普遍性来。

水皮：那才是普世价值。

孔丹：但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特定概念化了。就像“宪政”，说社会主义宪政，不如说共产党领导的依法治国。宪政也被作为一个话语体系确定了特定内涵，否则日本人怎么会说它的外交是什么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围着中国转了一圈，讲的都是普世价值。我跟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美国人到处欺负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与普世价值怎么相容？他说“我感到有点困惑”。他们解释不了，这就是那个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但它也有真实性，是和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容的，和我们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不一样。

我看最近对于普世价值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说清楚。现在流行思维中所说的的普世价值是特定的普世价值观，不是一个普世的普世价值观。

水皮：关键还是我们对普世价值观没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只能说人家的不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人家对的是什么？

孔丹：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做功夫。哪怕是“修齐治平”，也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价值观。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借你这次访谈，我想说明一件事，2012年夏天，我们四中老同学有次聚会，一些同学之间为了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没有发生网络上盛传的骂粗口的事情。这件事情使我卷进了现在舆论场的斗争。所以，对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叫“老兵新传”。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总得有点担当吧。

十、体用之学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

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对西方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水皮：你做的这个基金会，是在争论之后？

孔丹：争论之后，最近才初步成形，真正设立了。

水皮：那个事对你做基金会是不是有触动？

孔丹：有。2012年，十八大之前，那场争论以后，我感觉我们也有责任参与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前进的问题的争论和研究。我们想凝聚一些学者，认真的研究一些问题。如果能够出一些成果，就努力建言献策。如果认为自己正确，就应该正面发声。对一些我们认为需要反对的观点，我们就要斗争。对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我们也希望能与群众进行沟通。现在有各种社会力量，多元化发展，我们就算一支偏师吧。我们搞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集团拿出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捐助了1000万元，一共5000万元这样一个初始资金。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做咨询委员，将来还会对一些中青年学人加以支持，大家互相加强沟通和协同。另外，中信一直在办的《经济导刊》2014年3月改版发行，我写了《致读者》，提出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不能都是言必称西方。对西方的东西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你说克鲁格曼研究中国问题是从美国利益的出发点来观察。

水皮：他肯定是这样。

孔丹：那我们研究美国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从中国利益、中国角度来看问题，这并非是狭隘，而是我们也有自己特定的观察角度。就跟西方经济学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一样，我们也要有中国学派。另外我们想搞一套《中国道路丛书》，想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丛书系列，中信出版社还是很有实力的。我们需要进行基本的理论建设。

目前，要描述中国改革发展的这个过程都成了问题。首先要描述其本源的东西，解析这个本源的东西原来的状态。比如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有为政府”的概念。因为现在要弄清楚，到底是市场配置不足的问题，还是有市场缺位、或政府越位的问题；或是也有市场越位、政府缺位的问题。比如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比如敏感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权力和资本都需要一定的“笼子”制约。

水皮：很多做研究的人，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力，会用极端的语言。极左，或极右，能达到吸引眼眼球的目的。但时间长了，会造成社会撕裂。倒是特别缺少像你这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从体制改革出发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人，你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很难得。因为一般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奉者不发声，属于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觉得用不着跟你讲什么，因为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期的舆论场上，谁的叫声大，谁就能够吸引注意力。这也是革命者都特别注重宣传的原因吧。

所以，孔总搞的这个基金会很有意义，至少能够表明非常务实的中国道路派的见解和主张。我觉得声音多元是个好事情，而公正的声音是最难得的。大多数人对于理所应当的事情，不会发表意见。在网上喊得响的人，基本上是走极端的人。要么就说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要么就说文革好的天花乱坠。因为他不这么说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他内心未必是这么想的。

还有，我们宣传系统的话语体系，真的是很弱，跟不上。

孔丹：这套体系的议题设置也不行。

水皮：对，它是被动应付。

孔丹：这两条使它的宣传往往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讲大道理听不进去。

水皮：用那套自己都不信的理论说服别人，怎么可能？

孔丹：这是很严重的挑战。

水皮：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强调建立新型的智库，这真是很有道理。必须要有一批像你这样的人，有思考，有想法，最关键的，你是亲身经历者，是干过来的，见证了这个社会奇迹发生的整个过程，话语有真实的倾向性，着眼于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乌托邦没有意义。

孔丹：或者是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案，也应该能对操作方案开拓思路。比如研究台湾问题，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就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一些思考非常深刻，很有价值。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努力方向，是把立脚点放在研究现实问题上。目前中国有很多的智库平台，但我们还是应该着眼于正确的认识基础，这样才可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

前一段时期，社会上对我的关注，一种是对我个人的直接攻击，还有一种是假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之名对中国目前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忽悠说除了身居要职的官员，还有刘源、孔丹这样的智囊。这种说法流露出挑拨离间的用心。我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一个退职的老同志、老党员，你若愿意说，就说我是老兵新传吧。

我的那本口述史，新加坡的淡马锡要把它翻成英文。书里面有我和一起插队的同学穿着破衣烂衫的照片。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其实是想从中研究中国这一代领导人的气质、特点。我记得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那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到习近平，说到他去陕西农村插队，经历了很多艰难，从无怨言，性格内敛，胸襟宽阔，可能是本世纪曼德拉式的人物。当然，如果说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人物，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宏大叙事。

水皮：他们是要从中看出你们这批人的思想轨迹，你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你们这批人有相同经历、年龄、教育背景相当，关键是有追求，有想法，有责任，有担当，他们会从你们身上揣摩出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一些价值取向或政策取向。

孔丹：可能是这个意思，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样本。

水皮：总体感觉，孔总给外界的印象，不完全真实。外界给你贴的可能是“左”的标签，其实你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相信你这样经历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极左派。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家千万不要走极端，取中间道路为好。

孔丹：你说的中间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通。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陈平有个说法很好，他说，传统经济学理论，都是空想资本主义。如果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空想资本主义也是乌托邦，都行不通。

有位朋友评价说我甘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铺路石，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最符合我心态的。我不奢望自己做出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希望学者们做这样的学问，所以组织基金会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举行各种研讨，其实追求的是我们中国如何走好自己的道路，把体用之学用到这方面，就挺对路子了。

                                      （商灏整理 季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