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为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出版的《火药改变世界》一书作的序。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宏大历史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的人不多。就我所知的研究前沿中，仅有两条相辅相成的具有东方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由常征在《机器文明数学本质》和《火药改变世界》中提出的思路，即“古希腊数学思维+中国的火药火器”导致静力学思维向伽利略-牛顿的动力学思维转变的思路，它强调古希腊数学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火药的冲击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另一条是我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即将出版）以及《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和“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动力学思路，即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是由于火药传入欧洲而引起的热兵器战争和欧洲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就像航天科学的突破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一样。换句话说，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内部的跨国军备竞赛，向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提出了“如何精确测量和描述处于变速运动下的炮弹飞行轨迹”和“如何解释火药燃烧时的爆炸现象”这一类的划时代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智力上的挑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宫廷、国王、教皇、红衣主教、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商人和工匠在内的精英群体）对数学、物理、化学、枪炮工业以及科学家组织（比如皇家科学院）这类公共知识和平台的巨大投入，结果为科学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爆发。

这两条思路相辅相成，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角色。而这一关键作用却没有在西方解释科学革命的流行理论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李约瑟本人），甚至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国内外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李约瑟之谜”的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对“李约瑟之谜”的流行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产生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在拙著《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批判。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1]

还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教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另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数学演绎逻辑，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实验归纳逻辑。中国古代缺乏这两大要素，因此中国先贤们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也不必奇怪。”但是爱因斯坦这个观点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与古希腊数学无关，虽然与实验归纳方法密切相关。但是物理学巨匠牛顿作为数学大师，还有提倡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培根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都在化学研究上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尤其是牛顿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去研究化学，纵然他拥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前卫先进的数学工具。为什么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小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创造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能够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由于加速度的原因何时何地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而且问题在于，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这个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一神教基督徒企图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第三，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很好，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却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知识。答案也不在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的理论是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繁衍生长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诸如此类的问题。当面对如此众多且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关注两个不同大小的铁球如何在斜面滚动，或它们从高空下坠时的加速度问题。即便是矿物学家，也只关注岩石的成色和纹路，而不是它们如何从高空下落时的运动力学问题。

但是伽利略这位卓越的自然哲学家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企图从中获得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突破性认识。

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文艺复兴时代，而且意识到由于火药引发的，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战争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们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的探讨

我和常征都共同认为，如果没有火药传入并点燃战火纷飞的欧洲，伽利略不会去思考炮弹飞行的动力学问题，拉瓦锡也不会去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从而不仅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而且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两人对火药究竟如何具体地在科学革命中起作用这个宏大历史问题的探讨，却遵循了非常不同但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其中既有交叉也有分野。但其共同点都是以火药揭开欧洲近代文明的真相，揭开“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具体说来，常征从力学概念本身的演化历史这个角度，详细考察了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物体运动的思维范式转化，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派，到中世纪的牛津计算者和巴黎冲力学派，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对匀加速运动的脉络进行思考，从而发现火药的出现是促成物理学从古希腊静力学向伽利略动力学转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处理静止测度的古希腊几何向处理变量的近代数学转化的必要条件。常征还意识到，火药-火炮作为一种“人造动力”装置，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原型，并详细考察了火药-火炮在蒸汽机工作原理的几百年漫长演化与发明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系统性地得出“枪炮就是第一代机器，枪膛炮膛就是第一代发动机”这个非常了不起的结论。[2]

为什么类似的物理学概念演化与“胚胎发育”过程，却没有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展开？答案不仅仅是古希腊数学知识的缺乏，因为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不需要古希腊数学，而是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

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各国各族都打仗，为什么是欧洲人发明数、理、化，而且这些超越古希腊知识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几乎全部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首先，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过时，已经远远比不上基于“火药―火炮”的热兵器战争对科技进步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来得大。近代火药-火炮与古代弓箭的差别，相当于今天的导弹-反导弹技术与当年的火炮-城堡的差别。

火药对于欧洲实现从中古世纪向现代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也体现于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海军纪念日的讲话：“原子弹肯定是向新时代转变的信号，火药恰恰是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如果说中国古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是由弓箭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那么欧洲近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则是由炮弹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弓箭飞行以米为单位，炮弹飞行则以千米（公里）为单位。弓箭发射时的推力不过几十公斤，而火药爆炸时周围空气体积可膨胀好几千倍，以至于产生的压力超过每平方厘米将近3000公斤；在这个压力下产生的膨胀系数相当于将一米的绳子突然拉伸到两公里长；火药爆燃瞬间温度可达1000℃以上；因此破坏力极强，从而对物理学理论、数学计算以及军队作战的战术所提出的挑战是划时代的，尤其是当这种热兵器战争的烈度、频率和延续时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的时候。

而火药与火炮技术是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传入欧洲的。恰好是火药火器的传入，使得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能够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变革，尤其是把与火药和火炮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原理推向极致，从而爆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为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欧洲国家赢得一场远比“春秋战国”时代还要惨烈百倍的国家暴力和科学技术支撑的军备竞赛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与推力。

基础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性质，需要国家力量有意识的投入并为其创造平台（包括类似科举制度和科学院一样的科学人才选拔机制，以及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和一系列崇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推动——比如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培根实验哲学强调的“对大自然的征服”）。因此，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威尼斯兵工厂这个试验基地和意大利宫廷与贵族的长期赞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苏联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民主、自由、法制”的市场经济可言，但是因为有斯大林领导下国家意志的投入，苏联时期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不仅超越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期，而且超越同时代的自由欧洲，与美国并驾齐驱。

正如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将普通的碳元素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存在长期的亡国灭种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工商业竞争（——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核武器与太空竞赛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才能在欧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个国家（政治实体）中筛选和锤炼出愿意长期赞助军事、科学、商业、技术和制造业的钢铁般国家意志，以及服务于这个竞争意志的国家能力与法律制度。

14世纪，欧洲曾经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在这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没有发生战争。即便在相对和平的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率也是出奇地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3] 而且，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多数战争，都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造就出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缺乏战争意志与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4]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等的确立。

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海军将领科恩在针对如何与英国争夺17世纪海上贸易霸权时，向荷兰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因此，韦伯关于古罗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制传统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理论，颠倒了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不是日耳曼法制传统催生了“战争资本主义”，而是“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维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

所以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常征的这本专著，为所有思考“李约瑟之谜”的国内外历史学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库，是对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个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我希望读者知道，常征并非一个有幸坐在高校办公室享受国家津贴与科研经费的科班学者，而是一位民间学者。这样一位出身“卑微”的民间学者，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收集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史料、提炼发展出如此宏大的历史观，这个现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提供的宽松学术环境的自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存在的一些僵化方面的警示：多少有条件坐在高校办公室的“时代宠儿”，纵然拥有远比常征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收入，却无力做出同样程度的学术贡献。我希望中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门能够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降人才，多发现和协助一些像常征这样的民间人才，以帮助加速推动中国自身的科学革命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编辑  季节）

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的目的,具有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的双重效应,是生态文明视域下扶贫开发的创新举措。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生态系统重建的过程。本文以贵州省L乡为例，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问题，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如何在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重建新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概念是在1935年由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所提出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他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发展来自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扎斯特罗在他的新版《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性，认为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家庭系统、朋友系统、工作职业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政府系统、宗教系统等。

我们将本文中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系统界定为搬迁移民在搬迁前后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包含人（移民）与自然的关系、人（移民）与人的关系和人（移民）与社会的关系三个子系统。

移民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移民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子系统要满足移民的生计需求功能。在移民搬迁前后，移民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应该如何重建？

搬迁前移民与自然的关系

搬迁前，移民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移民与“三块地”的关系上，即：宅基地、山林地和承包地，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环境对于移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多数农户通过经营土地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虽然有一部分农户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职业，但是移民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依然和迁出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对于移民具有一种保障功能；其次，土地能够容纳大多数移民的就业，特别是那些知识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移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更大。搬迁前，移民主要通过从事农耕、非农化职业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收入。除了土地之外，农民还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免费的水、野生资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

搬迁后移民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的生计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移民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减少了。搬迁后，移民的生计空间主要有如下变化：以县城、产业园区为中心安置的移民对于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的依赖性急剧减少，而对市场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多边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征带给移民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一些有产业发展的原住村落，因安置点距离原住地较远，部分移民选择土地流转，从而使原有自然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既让外出务工的移民增加收入也让发展产业的大户有了收益，移民的生计空间得以优化，但失去土地对于移民来说增加了生活支出，在物质供给上，搬迁前移民可以种植蔬菜、粮食和养殖牲畜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搬迁后需要现金的支出才能获得。

相关部门主要采取盘活土地资源的措施来帮助移民完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子系统的重建。

移民在签订易地扶贫搬迁协议时同步签订旧房拆除协议，有保护价值的村落也要通过签订协议收归乡镇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作为公共资产进行管理、使用和保护，但移民依然保留山林地和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移民可以通过自己经营或者将土地流转给产业大户来获得收入。

“老家房子拆了，回去种地代价也大，划不来，流转或多或少也有点钱。”“流转了些，也留了点地自己种，回去虽然远，但可以隔几天去看一下，种点蔬菜也好，老人家也想偶尔回去活动活动。”“原来我就出去打工挣钱，妻子、老人家在家喂养猪牛，照顾娃娃，一年下来收入也还可以，搬出来了，老家房子拆了，要回去种点蔬菜还要开几十分钟的车，就只能在附近找点零工。”

从与移民的访谈记录不难发现，L乡搬迁政策并没有对移民的生计手段做出硬性要求，思路是引导与支持移民既能利用土地获得生计支持，也能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在城里获得就业机会，城乡结合才能重新适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之重建好。

移民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子系统要满足的功能是移民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还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那些导致某人相信自己被关心、被爱、有自尊、有价值的信息，或者导致某人相信自己属于一个相互承担责任的社交网络的信息。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是指移民在原住地和安置地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既有正式的制度支持，也有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支持，如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等。

搬迁前村民的人际关系

搬迁前，移民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指出，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其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上就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支持的力度也因关系的远近而异。搬迁前，村民所处的熟人社会互助体系发达，生产生活中所存在的部分个体或家庭无法解决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公共事务，由农业帮工、红白事帮工、建房帮工等社会互助体系予以解决。移民在熟人社会获得社会支持的基础包括情面、信任和规范三个方面，其中信任是移民在熟人社会获得社会支持最基础的要素。信任关系主要表现在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上，很多学者称这种信任关系为人际信任，它的监督约束机制是靠习俗而不是法律。移民的规范治理主要是通过村民选出的村两委和移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共同实现。

搬迁后移民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的人际关系随着搬迁而发生断裂，移民获得社会支持既需要对原来的人际关系进行修复，也需要重建新环境下的人际关系。

L乡集镇安置点的移民虽然来自同一个乡镇，生活习惯和风俗几乎相同，但总体缺乏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历，基本处于“半熟人社会”。在搬迁后的半熟人社会里，情面和信任依然在人们的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

县城安置点的移民来自不同乡镇，产业园区安置点的移民来自不同县城，在搬迁前移民彼此之间互不认识，生活习俗各有不同，移民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的环境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习惯以及面子等所给予的无形的监督，而陌生感带来的不信任和紧张不安的情绪始终存在。

在实地访谈中发现，搬迁后移民所处的陌生人社会呈现“冷漠的尊重”倾向。

“不像在老家，干农活都能聊聊天，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邻居是谁、来自哪里，好多人经常看到也面熟了，也只能笑一笑走过去。”

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风俗习惯不同，每个个体的价值选择都是多元的，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带来了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道德体系的失灵：

“移民才搬到这里时，我们大厅挂了两块腊肉都被偷了，摩托车、电瓶车不锁好被偷盗是常有的事，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人际信任变为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是人们依靠契约、法律、法规等制度来约束交往中人的行为的一种信任。

“我家姑娘说，在这里大家都不熟悉，如果被骗人都找不到。”

搬迁后，安置点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使移民不能再依靠情面、信任和简单的习俗规范获得社会支持，而依靠的是正式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比如依靠就业服务中心寻求就业机会、依靠综合治理服务中心调解矛盾纠纷，等等。

为了重建移民人与人的关系子系统，政府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安置点内完善综合服务大厅，包括设立健身房、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建设小型娱乐中心、乡愁馆、家庭影院等综合服务设施。

二是乡镇安置点划归所在乡镇村委会管理；县城安置点已调配国家公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产业园区安置点从有搬迁群众的各乡镇抽调工作人员在社区内组成搬迁后续服务工作组为搬迁群众服务。

三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入驻社区，安置点以外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和志愿者为搬迁群众提供了各类服务。社区志愿者积极为搬迁群众提供公益慈善、居民融入、纠纷调解服务，等等。

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重建移民人与人的关系时，更多地是通过制度规范来帮助移民获得社会支持。但制度规范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单纯地将社会伦理、道德情感排除在制度规范之外，移民之间的内在信任就难以发生，移民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支持就难以获得。因此，政府部门还需要通过对居民之间关系的熟悉化、情感的去冷漠化或者施以伦理责任，帮助移民在获得正式制度支持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非正式的支持。

移民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移民人与社会的关系子系统要满足的功能是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城市社会适应。

在社会学中，“融入”常常被放置在社会空间中进行界定，指的是个体、群体适应其身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环境达成融洽的状态。社会融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活习惯转变、政治地位提升、文化理念认同以及角色位置适应。城市融入是指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居民固有的文化生活，逐渐接受现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本文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城市融入是指移民在搬入城镇安置点后，逐渐接受新的文化，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在生活、经济、政治以及心理等方面与新的坏境达成融洽状态的动态过程；移民的城市适应是指，移民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经济、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方面，从而融入搬迁后安置点环境的过程。

搬迁前移民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相关工作方案，易地扶贫搬迁迁出区区域条件之一是：地理位置距离中心城(集)镇和县级以上交通干道偏远，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远高于易地扶贫搬迁成本的区域。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移民迁出区，要么路面硬化了但距离主干道、中心乡（镇）太远，要么水利、电力等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只能基本满足移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搬迁后移民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生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上。移民从“独家小院”搬到“高层楼房”，由于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不一样，移民的代际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和摩擦。为此，政府部门主要通过举办感恩教育、科教宣讲、环保普及等文化活动来培养移民的生活习惯，如县城安置点开办夜校并请大学支教团的老师来授课；团县委在社区里设立了“四点半课堂”，每周一到周五学校放学后由志愿者为搬迁学生辅导作业、规范行为习惯……

据平阳社区的志愿者反映，搬迁群众刚刚搬到安置点时，很多家长、孩子的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感恩教育、开办夜校等方式已经改善很多。在与移民交谈时，大部分移民表示在生活习惯方面是能适应的。

对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乡内集镇安置点、县城安置点、产业园区安置点的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的完善方式各有不同。在移民子女初入学时，移民社区出具入学证明，县教育局、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统一办理转学衔接工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除乡镇卫生院所在行政村的安置点外，原则上每个安置点应有1个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确保能够就近满足安置点社区搬迁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实地调查发现，搬迁后的教育设施与医疗设施较搬迁之前发生了明显改善，且移民对此的满意度、适应度都较高。

在社会保障方面，相关部门积极引导移民落户安置地，暂时未迁移户籍的，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市民证”，纳入当地居民管理，享有同等服务。移民可自愿参加安置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符合政策条件的，可按安置地标准纳入城市低保。在搬迁到3个安置点的204户搬迁户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率达100%。

社区是搬迁后移民的基本生活单元。根据L乡相关工作方案，安置点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可设立1个社区，由所在乡镇进行管理，安置点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纳入安置地村委会进行管理。乡镇安置点划归所在乡镇村委会管理，相当于集镇村的一个村民组，该类安置点的社区服务依托于集镇村原有的一些公共服务。县城安置点、产业园区安置点均已成立社区居委会，社区内设有综合服务大厅、健身房、就业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县城安置点还设立小型娱乐中心。超市等综合服务设施。当然，发挥好这些机构和设施的作用需要一个过程。一些移民反映，“牌牌是挂上去了，我们不晓得是做什么的”“原来在老家有事晓得找村干部，都有村干部电话，现在有事门路多了，不知道去哪里”。社区工作人员也在想办法让这些公共服务发挥作用。

显然，在移民人与社会子系统的重建过程中，移民在生活方面基本能够较好较快地融入和适应搬迁后的城市社会，但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经过脱贫攻坚战的艰苦奋斗，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又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新征程。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开启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时间上前后衔接、空间上相互重合。一方面，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将进入巩固拓展成果期；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当前与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在“三农”工作上的总抓手，开始进入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

在此背景下，科学研究并统筹谋划两大战略的衔接问题，既有利于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消除相对贫困，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就需要系统梳理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总结提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经验，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清晰的衔接路径，叠加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使两者互为支撑、有机融合、无缝衔接，方能补齐小康社会的贫困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衔接

反贫困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是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减贫方案。脱贫攻坚是基于我国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它将扶贫和脱贫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贫困治理的新措施，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指引。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以来就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部署。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内容，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立场，全面回答了“为了谁”的基本问题，把人民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内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至高无上的人民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②]无论是在极端艰苦的革命时期、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还是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消除贫困的各个时期、各个环节、各个维度，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可以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统筹安排各方资源、整体推进减贫脱贫，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和“靶向治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贫困问题，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我国全面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②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于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依靠农民发展产业，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三农”发展。二是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需要。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归根结底需要解决好“人”的问题。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乡村振兴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汇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时空一致性

第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连续性。从2015年11月起，中央多次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文件，根据中央总体部署，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时间序列上既有先后又有重叠。2018-2020年是两大战略的协同实施阶段，时间上的连续确保了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时间上的交叉保证了在叠加期内战略目标的高度一致。   

第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继起性。脱贫攻坚是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根据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有的放矢，精准解决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制度、手段、环境等方面入手，着眼于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通过教育培训增加就业技能、以生态保护改善生存条件、提供基本权利保障等多个维度，共同目标是有效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发展和贫困乡村整体发展。[④]相比之下，脱贫攻坚战略更着眼于短期目标，使贫困地区群众迅速摆脱贫困，乡村振兴则是在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后，更加注重长远发展，更加关注农村美丽、农民幸福、农业安全。

第三，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的梯级跃升。二者在时间上错位交叉，2015-2020年是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跨度。2018-2022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近期实施阶段，中期至2035年、远期至2050年。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中涵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消除相对贫困的内容，更加侧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脱贫攻坚是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消除相对贫困，实现的是由贫困到小康的跨越；乡村振兴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级，二者在战略上形成层级跃迁、梯次晋升的关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一体推进的“元阳实践”

云南省元阳县以产业扶贫不断强化核心动力，实施消费扶贫有效对接消费市场，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为元阳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2020年5月16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年10月，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通过积极探索与大胆实践，元阳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元阳实践”。

基于资源禀赋，打造“可以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片

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而产业选择应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要素比较优势。元阳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重点打造红米产业。

一是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专门设立红米产业扶贫循环使用基金，制定循环基金使用办法，研究制定了产业扶持发展专户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循环可持续的帮扶机制，以无息方式扶持粮食购销公司用于收购元阳县境内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不得少于50%）生产的红米稻谷等农产品的货款支付。

二是积极探索发展红米种植基地，稳定红米产量。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每年春耕时向农户发放红米稻种，秋收时以保底价格收购农户种植的红米，以市场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民种植红米水稻，辐射带动全县红米产业产值超过2亿元。

三是建立多方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的联结模式，推广合作社“二次返利”机制，每半年决算一次。形成上联市场、下联农户、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是加强宣传，塑造品牌。元阳梯田红米作为耕种在千年哈尼梯田中的传统稻种，基因品质历经千年而不变，营养成分高，重点打造“可以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打响元阳品牌。

基于生命共同体逻辑，构建 “稻鱼鸭”种养生态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⑤]的论断，明确提出自然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尊重自然，和谐共生。元阳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科技先行开展“稻鱼鸭”共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提升。

“稻鱼鸭”种养是元阳当地农户的一种传统种养模式，是千年哈尼梯田传统农耕智慧的结晶。通过鱼、鸭子的游动、采食和代谢活动，可以抑制杂草生长，疏松土壤，增加有机肥，有利于水稻生长，也保证了鱼和鸭的生态品质。水稻、鱼、鸭子三者之间互惠共生，使传统单一的水稻收益转变为水稻、梯田鱼及泥鳅、梯田鸭及鸭蛋的综合收益，实现“一水三用、一田多收”。梯田亩产值由单纯种植水稻时不到2000元提高到1万元左右，辐射带动区亩产值达8000元，实现“百斤粮、百斤鱼、千枚蛋、万产值”目标，破解了哈尼梯田耕种无法脱贫增收的历史难题。让千年哈尼梯田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田”，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赢。

基于中央定点帮扶，构建社会帮扶大格局

自1992年开始，中信集团定点帮扶元阳县，持续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内容和成效。（与前处重复，故删去）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信集团定点扶贫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要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又要为元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擘画未来。

一是产业扶贫构筑扶贫脱贫核心动力。中信集团与元阳县优势互补，持续发挥资金、创新优势，整合当地产业资源，着力推动形成“户有项目覆盖，村有扶贫基地，乡有产业龙头”的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大格局，统筹发展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利用产业资源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例如，中信集团充分挖掘元阳特色资源，建立文旅融合产业体系，充分发挥集团品牌优势，成功引进锦绣星野酒店参与元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建立民族刺绣发展合作机制，促进增收的同时，弘扬民族刺绣文化。在红河谷干热河谷地区帮扶发展芒果、柑橘、冬早蔬菜、肉牛等种养殖产业，打造水果种植基地，深入开展“元品入京”工程，通过网络直播、集中采购、线上和线下共同发力，不断拓展元阳产品销售渠道。

二是智力扶贫筑牢脱贫攻坚保障。大力助推教育扶贫，持续完善教育硬件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设立中信奖助学金，奖励优秀师生、资助困难学生，保障困难家庭学生学业。深入推进技能培训，提升困难群众劳动素质与业务技能，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三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民生。中信集团不断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通过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硬化、生产道路建设等破解群众交通出行瓶颈；通过输电线路铺设、通信设施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农村群众日常生活的痛点堵点，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设施保障。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启示

厘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理论逻辑，总结实践经验和做法，对于实现两者之间的无缝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政治保证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领导，坚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的领导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旗在脱贫攻坚一线高高飘扬，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带领农村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脱贫攻坚工作是践行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试金石，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勇于担当、勤于实干，把脱贫攻坚工作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把在艰苦地区的工作经验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实践，激励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大展身手。

（二）坚持精准方略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基本策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就已经开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贵在精准，胜在精准。乡村振兴工作同样要坚持精准策略，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怎么退等问题，精准识别，因村因户因人施策，聚焦农村乡风文明改善和人居环境提升，巩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发展适宜的乡村产业稳定收入。做到精准帮扶、精准施策，才能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才能全面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三）坚持凝聚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无论是中央定点帮扶还是东西部协作，要调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脱贫攻坚，并接续到乡村振兴中，确保帮扶关系和帮扶责任的持续。同时，调动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挂包帮”责任人，深入到农村，“结亲戚、挂包帮”，伸出援手、出谋划策，帮助农村家庭解决具体困难。在与农户的“挂包帮”过程中，密切了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了党群感情，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课堂，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四）坚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内生要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也是共产党人的执政之基。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就是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摆脱贫困。扶贫要扶智扶志，乡村振兴同样要依靠人民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帮助群众树立发展意识、提高创业致富的真本领，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培育农村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形成摆脱思想意识“贫困”的强大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开启乡村振兴战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宋斌斌）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截至2021年3月31日，新冠疫情已影响21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27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78万例。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居家隔离导致消费需求骤减；另一方面，企业生产被迫中断，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断裂。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多重冲击

作为一个重大的外部冲击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期，给全球的经济社会活动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受到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全球人员流动中断、经济萎缩。由于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强制隔离、区域封锁及减少社会交往等防疫措施以减缓病毒传播，导致人员流动减少、国际人员往来中断。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国际旅游人数减少约11亿人次，降幅在70％至75％之间。全球近90%的经济活动受限，直接影响以境外消费和商业为主的服务贸易模式，跨境的消费、旅游和各种会议活动极大地萎缩，大量以线下为主的经济活动被迫按下暂停键。

二是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市场，受疫情蔓延、原油价暴跌、市场自身脆弱性及投资者预期悲观等多重因素影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下跌。世界主要经济体股市自最高点下跌普遍超过30%。尽管各国央行通过降息和资产购买等方式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释放流动性，OPEC+达成油气减产协议，但投资者避险情绪难以在短期内恢复。2020年3月，美股曾在10天内发生四次“熔断”，道琼斯指数一度跌破20000点关口，原油期货合约跌至负值。

三是疫情重创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疫情暴发初期，我国部分企业和市场停工停产，一些重要的产业链暂时出现断裂。随后疫情冲击造成欧美市场需求减少，疫情的扩散使欧美经济活动减缓，全球供应链也出现了临时性中断，国际贸易需求的收缩反过来使全球各国外部订单减少，形成二次冲击，导致恶性循环。疫情蔓延在增加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四是疫情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一方面，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前景遭遇疫情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下降5.6%，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的最大降幅。服务贸易受疫情打击更为严重，贸易额已降至上世纪90年代水平，全年同比下降15.4%，是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贸政策上更加趋于封闭，以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高涨，各种双边与多边的经贸冲突再度升级，引发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五是全球数百万人失业返贫破坏社会稳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信息，全球劳动力市场在2020年遭受了巨大影响。2020年，全球工作时间减少了8.8%（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数据），主要是就业者工作时间减少和失业带来的就业损失（和2019年平均水平相比，达1.14亿人）造成。这些大规模的就业损失导致全球劳动收入下降8.3%（未包括支持措施），相当于3.7万亿美元或全球生产总值（GDP）的4.4%。且疫情导致餐饮、娱乐、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向线上化或自动化转型，用工需求持续下滑。经济增长放缓与贫困加剧进一步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破坏社会凝聚力，加剧社会动荡。

六是全球合作协调能力下降。疫情在全球蔓延，让很多国家在应对疫情冲击时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态度，相互封锁边境，暂停航线，甚至将自身防疫不力的责任推向他国。2020年年初以来，全球医疗用品需求迅速上升，但至少有超过50个国家对医疗用品实施了出口限制，导致各国之间的不信任和偏见持续加深。各国之间缺乏政策合作的问题因疫情再次浮出水面。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金融风险挑战

当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时候，各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生命的同时，采取援助政策防止大批企业倒闭、人员失业和经济陷入崩溃，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难免会出现很多后遗症。虽然新冠疫苗已经在全球开始大规模接种，但各国接种情况仍存在较大差异，疫苗有效性也尚待观察。全球疫情随时面临反弹的可能，新一波疫情风险及其对未来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后疫情时代全球可能面对的风险挑战主要包括：

一是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剧。一方面，受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影响，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在经济复苏和政策支持延续的预期下，多国股市出现大幅上涨，一些国家的股指甚至超过了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资产估值过高，股市估值上升与经济基本面严重脱离。另一方面，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各类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进一步扩大了承受风险的意愿，投资策略呈现高杠杆的特点。随着经济逐渐复苏，一旦各国突然收紧货币政策、市场利率开始上升，市场投资者重估政策支持力度和延续时间，金融市场或将面临大幅调整或周期性波动的风险。加之可能与金融脆弱性上升相互产生作用，从而对市场信心产生影响，并危及宏观金融稳定。2021年春节之后，发达经济体10年期债券平均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全球金融市场遭遇较大波动。

二是中小企业流动性风险或演变为信用风险。在各国的大多数行业中，中小企业都面临流动性压力，其发展严重依赖政策支持。疫情发生后，各国央行通过大规模再贷款、商业银行大量放贷、企业增加借款或加快债券发行等手段，暂时解决了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同时，企业债务上升至创纪录的水平。受疫情冲击影响，企业偿债能力开始削弱。随着支持政策的到期和终止，企业流动性风险将演变为信用风险，2020年高收益债券违约的数量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企业债务风险不仅存在于债券市场，更可能通过交叉金融业务传导至股票、银行、信托等其他金融部门，从而放大金融市场风险。

三是部分国家银行体系面临资本短缺。疫情发生后，银行放宽企业信贷审核标准和提高贷款风险容忍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资金困难。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到期和终止，大多数国家将逐步取消贷款支持政策，可能会推高现有贷款的违约率，降低银行拨备水平。据估计，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各项政策退出后，可能会使银行系统平均资本比率降低近100个基点。而且，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低利率，使银行存款成本下降小于贷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造成商业银行净息差及利润下降。银行体系面临资本短缺问题。

四是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疫情发生后，各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发放失业人员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0年，公共债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暴增至97.6％。到2020年年底，世界各国政府所欠的债务总额达89.6万亿美元。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上升，政府债务存在违约的可能，财政稳健性严重下降。而且，大多数国家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风险也将上升，私营和公共部门脆弱性叠加，金融不稳定性增加。

五是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外部融资困难。在全球经济复苏进度不同和政策空间更加有限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走向正常化和利率快速上升，令新兴市场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受到冲击，或将导致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收紧和大量投机资金外流。2021年，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总融资需求将保持在较高水平，预计占比达GDP的13%。疫情发生之前，部分新兴经济体已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债务困境。据估计，新兴市场（不含中国）2021年的政府债务将达到GDP的61%，对新兴经济体国内基本面薄弱的担忧将抑制境外机构贷款投放和债券投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融资成本势必上升，融资将更加困难。

六是货币当局面临两难选择。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企业减缓疫情冲击，同时推高企业杠杆。当货币政策收紧时，企业和家庭将面临被动去杠杆。在经济持续复苏得到确认之前，货币政策过早退出，可能导致企业偿债成本上升，甚至会出现资不抵债，引发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或缺乏针对性政策，进一步抬高风险资产和房地产市场估值，一些落后生产企业得以幸存。全球各国继续面临结构性失衡、经济增长放缓、债务抬升和期限错配等问题。

后疫情时代防控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是制定适当的政策支持经济可持续复苏。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必要流动性支持。在经济复苏阶段，加大流动性定向支持，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向遭受疫情重创的企业和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和减税。在经济恢复正常阶段，在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的情况下，逐步退出流动性支持。鼓励银行加大资本补充和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是加强风险监测分析和做好风险防控。密切跟踪并研判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提高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能力。储备和运用有效逆周期调节措施，有效维护汇率基本稳定。密切关注企业融资情况，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的风险意识。促进企业债务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编辑 杨利红）

民主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民主政治的普遍施行，标志着人类政治发展进行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不同的民主政体，其治理绩效千差万别。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运转了几百年，中国民主政治强调了中国特色，也发展出了中国式民主。

民主化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一些建立了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新兴国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让人失望，如内部抗议运动对这些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的问题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一些国家民主治理水平较高，而另外一些则较低？如何提高民主与法治的绩效？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世界范围内的多类型民主国家，同时，更有助于我们从中吸取相应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与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民主治理的复合结构

民主治理的广泛、多层主体构造了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正是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塑造了民主治理的复合机制。不同的主体会要求不同的治理机制；同时，不同的主体之间的联系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机制来实现。这种多重复合的最终结果构成了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与机制。只有实现民主治理的体系与机制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民主治理的合力效应，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得到提升。

一般来讲，民主与治理高度相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主国家在治理方面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与治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两大价值诉求，民主与治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甚至会大相径庭，无法形成合力效应。民主治理的模式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民主对于治理的压力，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民主；二是治理对于民主的压力，现代民主必须实现善治。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为民主治理提供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以治理模式化解民主化带来的风险，提高民主制度的效率；另一方面，还要以民主的体系与机制为治理提供合法性，把治理的绩效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因此，要提高民主治理的能力，不仅需要提高民主治理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能力，还应该注意整合各个组成部分，使其发挥合力效应。正是围绕着合力效应的发挥，民主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和复合机制。

现代民主治理的体系是一个复合体系。民主治理体系超越了单一选民的身份；按照这一体系，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到越来越广泛的治理实践中来。随着民主治理进程的发展，治理的主体也越来越广泛，一些公民组织，如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也参与其中，构成了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

现代民主治理的机制是一个复合机制。民主机制仍然是民主治理最根本的机制，参与、协商等民主机制不仅更新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为民主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民主治理的运行机制当中，法治、分权、参与、合作、协同等机制分别得到强调，形成了一个多重互动的复合机制，使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得以健康运转。民主治理机制的复合是民主体系复合的结果，同时也为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提供了规则和动力。

民主治理的合力是民主治理体系与机制复合建构的结果。在民主与治理的双重推动下，民主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广泛、多层的体系要素能否形成合力，是这一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良性互动决定的。同时，民主治理还提供了驱动这一复合体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些机制本来是复合体系中各组成要素的规则，现在被放置在一个框架下竞争与合作，为民主治理的合力效应提供了复合动力。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民主治理的合力，就是从这些互相交错的力量中产生的，这些“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决定了民主治理的发展方向。

同时，民主治理的合力也打磨了民主治理的体系与机制。民主治理的体系复合决定了民主治理的对象是一个不同主体、不同规则的混合体，不但广泛、多层的主体之间千差万别，而且各主体都会有不同的运行机制，从而衍生出不同的要素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治理的合力作用下，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和运行机制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比如，私营部门作为经济主体，是以效率为原则、以赢利为目的的；但是，因为参与了民主治理，它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社会企业”的姿态；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以平等为原则、以公平为取向的，但是，它又会在民主治理体系中注意到效率、竞争等多种价值。

我们发现，以复合的治理体系与机制来实现民主治理的合力，这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表现为一般规律。同时要注意，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与机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侧重；同一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有不同的侧重。同时，因为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不同，发展中国家也会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民主治理机制，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民主化进程中的族际冲突治理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族，都是当代政治中最复杂也常常是最棘手的问题。两个棘手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政治关系。再加上时间、地点等各种要素的加入，使得这一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那么，民主化与族际冲突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考虑到民主化与族际冲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初步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主化对族际冲突的作用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制度的推行，民族可能成为更独立而封闭的政治行为主体，族内动员与族际封闭相结合，族际冲突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激化。另一方面，民主的巩固提供了政党制度、比例代表、民主选举等一系列制度，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民主安排，缓和民族矛盾，有助于化解族际冲突。那些认为民主会激化族际冲突的学者，常常以那些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为对象来进行研究，而那些认为民主会缓和族际冲突的学者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来自民主巩固的国家。

一方面是，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最终使得社会的稳定受到挑战，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这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分裂民族的宿命。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化就是族际冲突的催化剂。事实上，资源动员理论、族际竞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都将民主、经济现代化、族群竞争和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族群竞争，增加了那些正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国家由内部发生极端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多族群国家中可能诱发冲突产生的条件被认为与民主程度、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

就现象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族际冲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族际冲突仍然存在，甚至还会激化。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公民社会的广泛存在、选举政治的普遍推行，可能会促进民主政治，但也会使族际冲突加剧；多民族国家中获胜的强势民族甚至会压迫少数民族，使民主蒙羞。在发展中国家，西方民主的传播带来了族际冲突的加剧。民主化导致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甚至形成民族分裂，并进而使民主遭受失败，使民主失败与民族分裂如影随形。

另一个方面，民主巩固会带来族际和解，甚至充当族际冲突的解毒剂。在民主政体当中，公民社会、政党、结盟的安排、多元性和开放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族际冲突。对于民族与民主关系，比较乐观的想法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接受。民主与族际冲突的伴生和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在那些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冲突可能另有原因，比如阶级冲突、利益关系等等。

就政治制度来讲，民主的巩固意味着它能够为国家提供非暴力的解决办法，民主越发展，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民主体制允许个体通过非暴力的方法参与政治，更具合法性，为处于暴力冲突的族群提供了和平的解决方案；民主提供了协商与对话的方式，从而能够和平地解决冲突。在民主制度提供的框架中，冲突的族群会通过谈判、协商乃至相互学习，不断地理解和包容对方，进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缓解由于隔阂、仇恨、不解产生的冲突。

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是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建构起来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完成民主建设的。尽管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族际冲突，甚至战争、屠杀，但这一进程基本是被安顿在同质文化的语境之中。基督教文明经过数百年在西方一统天下，为民主化扫清了文化上的障碍。然而，发展中国家并不如此，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出现民主化要求的。这一方面使得民主化的进程尤为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民主化变迁带来的制度不稳与族群动员交织在一起，为族际冲突提供了温床。

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政治制度处于稳定的国家不同，它可能会带来因为转型产生的阵痛。在民主化转型中，原有制度被废弃，更多的参与限制被拆除，族群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当国家政权没有为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法时，常常会出现族群暴力的失控状态。当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为利益的重新分割提供可能时，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更为激烈。

民主化早期出现的族际冲突加剧等情况，可以被看作民主化进程的阵痛，而非民主化的宿命；民主化早期的族际关系失控状态，将可能随着民主化的完成而得到解决。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逐渐形成，族际冲突会得到控制，和平的局面会再次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形成。

加强民主化进程的可控性，不应追求民主发展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方案。稳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保持转型的可控性，可能是民族、民主建设过程中最有效的策略。特别是民主化的早期阶段，更应该重视稳步慎重推进，有计划、有指导、可控制。反之如果一味追求“休克式”地引进和推进民主，产生族际冲突甚至是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强。新加坡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在新加坡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作为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李光耀一直控制着民主化的节奏，这就有力地缓解了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民族冲突。相反，伊拉克的民主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最终使得民主化的过程中族际冲突加剧。

加强民主要素提升，不追求民主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过程，都会存在某种民主的因素，这说明，民主并不是一个必须完整运行的体系。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民主的一揽子体制当中的某些内容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在一个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中，直接采取选举的方法可能会加速社会的分裂，这个时候，加强协商与交往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一定要全盘套用民主的体制，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相反的效果，甚至会长远地损害公民对民主的认同。再比如，民主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决定”，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多数族群会形成一个“永久的多数”，这就会使民主陷入误区。这个时候，对待这样的民主要素就要特别慎重，甚至在某些事务上采取更为谨慎的一致同意原则。

治理吸纳民主

当代世界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存在着一个两难困境，即：民主的治理困境和治理的民主困境。民主治理模式的出现，正是以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为底色的，同时也是克服这一两难困境的结果。就治理的民主困境而言，可能在于如何使治理能够加强民主而不是削弱民主；就民主的治理困境而言，问题在于如何使民主适应治理，而不是削弱治理。总的来说，就是要找到一种形式，使民主与治理两者充分地结合。国家治理必须直面这一两难困境，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做出整合，并优化民主治理的体系，提升民主治理的能力，从而促成两者的合力。

治理与民主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也并非总是和谐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在矛盾。与民主的基本理念一致，治理也立足公共利益，强调公民的平等和参与，注重政府的公开与透明。然而，与民主强调平等不同，治理更注重效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体系和机制。比如，为了突出效率，治理更注重法治，强调市场和竞争，并辅以合作、协同等机制。这个时候，两者就在相辅相成的同时发生一定程度的竞争。比如，有的时候，现代的国家治理需要科学而高效的决策体制，而倾向于回避冗长、繁琐的民主程序；为了突出效率，财富可能倾向于集中，贫富差距加大，这也会弱化民主的平等原则。

进入21世纪，世界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越来越表现为民主治理，治理对民主的吸纳和民主向治理的渗透越来越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形式。在此基础上，推进民主与治理的复合，并根据政治实践进行调整，形成合力效应，是人类政治实践的基调，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

当代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困境

当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越来越表现为程序民主。然而，这一程序民主不仅存在着多数主义的悖论，经受着数理逻辑等各个方面的挑战，而且，民主程序还在程序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在平等、自由、绩效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困境。

民主程序本身存在着内在的悖论。作为民主程序核心原则的多数原则存在着多数暴政的危险。既要体现多数原则，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这是民主程序自身无法消解的悖论。在民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党派立法、互投赞成票、阶级立法、中位投票等一系列民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告诉人们，程序民主本身存在着诸种问题。如果将议题扩展到民主，波普的“自由悖论”“宽容悖论”“民主悖论”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民主程序本身存在的悖论进行解释。

民主程序的结果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困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程序民主运行的结果并不确定，甚至会出现负面结果。从大的方面来讲，民主无法保障权力不被滥用，也无法保证自由、平等，甚至是秩序，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存在瑕疵；从小的方面来讲，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民主更是存在效率不彰、公平难保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告诉我们，即使民主程序得到严格的执行，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想要的。

即使是排除了变动不居、丰富多彩的价值内涵，程序民主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对民主的迷信只能导致民主的失败。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常常会引导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形成一种完美无瑕的民主观念，然而并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民主观念，这种建构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就存在思维方式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越是满怀希望地想找到一种“真正”的民主，他们就越是会失望，这种失望对民主政治的建设是有害而无益的。

民主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又极为复杂的概念，程序民主确实存在着简明、确定、可操作等优势，但是，在实际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当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民主政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只能是人类值得追求的一种价值；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全面地考虑那些值得追求的价值，并在这些价值当中做出选择。程序民主的制度化很强，只要是按照民主“程序”运行，其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民主程序运行的结果，可能不仅无法保障那些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价值，甚至还会损伤这些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民主必须根据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做出取舍，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越民主越好。

中国民主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渐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复合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治理主体的合力效应，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治理效能的发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会议制度改革、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发挥联系制度的作用等都是很好的思路。

人民政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政治协商制度以其特有的治理效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等各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代中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等制度化实践等作出了部署。

在对中国基层协商352个有效案例进行编码的基础上,我们从主体选择、议程设置、程序操作、主题类型、结果使用等5个核心编码点、11个轴心编码点和26个开放编码点对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进行了审视。我们发现，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基层协商，在主体选择上带有明显的赋权性质，使自治组织和居民成为协商的主体；同时这一协商过程在知情与表达、协商内容的确定、协商结果的使用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民主属性。中国基层协商的赋权过程不仅体现在现行的法律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同时在实践中，从协商的发起、协商的组织者、协商程序的制定者、参与协商的主体、主体成分、参与者的选定等几个方面得到了印证。在基层协商的过程中，在知情与表达、制度化、协商主体、协商结果的使用等几个方面表现出了充分的民主性，不仅协商程序很少受到干预，协商的结果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执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并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个方面协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从“三者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编辑  杨林）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风险控制

近期某些大型科技金融公司涉及的不规范操作和金融风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金融业态的深刻变化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和金融的结合带来新业态、新模式等巨大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比如银行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信贷审批等等。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目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既要支持其健康发展、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能使其正常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和监管问题

互联网金融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其特有的风险，两类风险叠加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防止其以种种形式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也是监管底线。

1.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数据确权、数据流动监控等，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软件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使用者和监管人员一般看不懂，风控模型难免有漏洞。如果对模型缺乏严格的测试、审计、定期修正，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不易保证，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风险防范难度大。敏感数据往往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网络攻击。

2.我国金融的数字化应用（移动支付、线上借贷、互联网报销等）已走在世界前列，但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还要完善。

3.一些大型金融科技集团暴露出的问题，首先是混业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例如同时开展金融、类金融、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非金融业务，其中有些业务不能兼容（如金融基础设施和存贷款业务，支付业务和购买金融产品业务），有些业务之间必须有防火墙，否则容易形成风险传递和利益输送；有些业务存在利益冲突或交叉经营，如既有征信业务又办理信贷业务，电商平台和信贷支付业务高度融合等，按金融业国际惯例是不允许的。

其次是数据垄断和市场垄断。他们凭借业务优势掌握了大量数据，同时还掌握了市场资源，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已形成市场垄断和数字垄断地位，使维护市场公平的传统监管举措开始失效，形成赢者通吃，其影响力日益超出业务范围、超出经济领域，比如一个企业可以投资掌握几十家媒体。我们要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李克穆）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业内资深人士指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就有业内人士呼吁：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需要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外部监管和行业自律。支持创新不等于可以放纵违规行为，这和国家精神是一致的。金融创新不能规避监管，不能盲目扩张，要加强风险评估，非金融企业不得从事法定金融业务。对野蛮生长的金融集团、违法违规集资行为及其潜在的金融风险，要给以高度关注。既要鼓励企业发展和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又要加以严格规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市场活力与加强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监管力度和尺度。有效的监管可以对问题企业加以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这就要求金融业务监管者有很高的素质，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李克穆）

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一要做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以及金融监管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二是推进互联网金融与网络的协同监管，三是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金融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需要大幅提高。尽可能消除随新业态的发展而产生的监管真空。

监管部门应将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看作是关系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需要进入它的后台，深入研究了解其系统的技术细节，包括逻辑结构、漏洞及技术保障情况。把潜在问题消除在风险发生之前，不能停留在“行为监管”阶段。一个P2P就搞出了8000多亿的坏账。若监管不到位，对小股东、对公众会造成持久的软伤害。不充分分析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背景，就会出现监管不到位：要么监管过度，不该砍掉的砍掉了；要么是一无所知，产生巨大的风险。包括银行、证券和其他金融行业，很多新的监管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钮文新，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数字经济带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同时也成就了很多富翁。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代金融模式下，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或生产资料，它的所有权是谁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数据资产是属于数据的行为者（来源方）、交易者，还是属于平台或其他什么人？

数据的归属，还涉及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比如个人的脸部信息不得被滥用等。

我们要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等基本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个制度和规范应该怎样建立？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有没有冲突，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数字经济和金融数字化的时候，要关注到数字化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对上层建筑的影响。这是我们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维护数据的公共性和个人数据权利，防止数据垄断

大数据资源已经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大数据可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近10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类数据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超市酒店、房地产和物业、航空铁路物流、企业、学校、医院，各自拥有大量数据资源（既有公共数据也有个人数据），构成它们的竞争优势。但对社会而言，这种数据垄断将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并侵犯个人隐私。

我国现有法律（民法准则、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关于公共/个人数据的界定、归属、管理、商业利用等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新出台的法规要有落实的过程，在这一领域的监管严格程度，目前比起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例如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2018.5）规定，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保护范围涵盖与自然人直接间接相关的所有数据（包括敏感数据），及数据的收集、系统化、存储、使用、披露、提供、汇集等任何行为。处理的原则包括隐私默认（收集数据须得到所有者同意）、数据最小化（不得无故用于他途）、数据遗忘权。

我国有关立法和执法，要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协调社会利益和微观动力。目前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和原则。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可行技术路径和解决方案，以实现促进数字社会发展，同时保护好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万物互联时代的安全性：摆脱数字技术依赖

2019年，我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70亿。在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都趋近于零，不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例如重大公益设施乃至个人智能家居、汽车，都可能遭到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安全挑战。我们要从系统安全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又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1/3，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技术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高德Gartner认为，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导致技术依赖风险。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在核心设备、高端芯片、高端软件（如操作系统、企业管理软件、实时操作系统等）方面，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补齐短板，实现核心硬件和核心软件技术的自主自立。（李礼辉）

债券市场和债券信用风险

2014-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2018年，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当于GDP的90%，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2020年9月，债券市场存量已达到108万亿元，债券融资成为全社会融资存量中第二大分项，其中公司债约13万亿（含城投债、中票、短融等非金融企业发的债），60%是国债，包括政策性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是国内债券的最大持有者（约占65%）。

 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及传导

如果债券信用风险上升，持有债券的银行的资产质量将受到威胁，并传导至信贷，由此对债券市场的风险也要加以关注。

2014年，打破刚兑之后，债券市场的企业违约案例开始逐步增加。不同的违约级别都有，化工、食品、金属行业违约情况较多，总违约金额已达4000多亿，违约率在0.4%左右。2015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发行了大量公司债券（多为民企），期限多为3年，2018-2019年是集中兑付期，处于违约率高峰。据2020年三季度统计，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而四季度违约金额猛增至480多亿，地方国企居多。至2020年11月，全部国企债券存量是5.9万亿元，占整个信用债市场的42%。

企业违约，导致大量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产品被赎回，这些机构开始抛售好的流动性资产，导致整个信用逆差加大，流动性风险出现。由此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被动加杠杆，反过来又加剧违约。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1)大量地方国企债券发行失败；(2)二级债券市场的估值被不断打压，最低跌到债券价格的35%，影响一级市场发行；(3)地方城投债出现大量抛售。可见，债券市场如果集中出现违约，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市场的冲击很大。

企业负债和财务韧性

我们曾对地方国企情况进行梳理。建议地方国企不能靠在政府身上（地方为维稳经常进行不适当干预），还是要回到企业的基本面。我们对企业评级的标准是：经营性现金流连续2-3年为负就要下调级别，债务规模大、结构不良者可称为僵尸企业。

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杠杆率要保持平衡。我国实体企业（特别是国企）负债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欧美企业资产中自有资本金占30%-40%，我国在10%左右），企业还贷付息压力如此大，如何保持经营效率？企业发展的韧性取决于：(1)企业能够保持既有核心竞争力和与时俱进调整的能力。(2)企业的财务弹性，即本身的财务结构，资产结构，内外部的流动性。(3)环境治理，绿色金融，公司治理。

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债券市场的信用生态

1.适当提高进入市场的信用资质门坎。欧美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东亚中日韩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日本债券违约率很低，债券市场以国债为主，企业债券中信用债占比低，能发债的企业资质很好，准入门槛很高。中国更多是学习美国模式，门坎低。在一个投资市场中，投资者和监管者尚不成熟时，进入门坎应该高一些。

2.提高失信惩罚力度。现在我们社会的失信成本太低。日本企业若失信，所融到的资金或得到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惩罚的费用。而我们国内对违约企业却很宽容。

3.评级机构是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掌握着企业融资的定价权。国内机构目前没有超过A+的。我们需要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混合所有制的评级机构。

4.成熟的投资者要能够冷静全面地研判企业的资产结构和现金流。比如绿色债代表国家的长期资金，不应求短期回报。中国的ABS过度创新，不断地套钱，加了很多杠杆，问题太多。（艾仁智，联合资信评级公司副总裁）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

地方投融资平台运行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就用社会组织的名义举债。省市县各级都有债务负担问题。预计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总计约26万亿元。一些社会机构用典型调查推算法，估计目前地方隐性债务总量在40-60万元亿之间。（温来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2015年，国家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目前，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务只有债券债这一项，其余用社会名义举债的均属于隐性债务。隐性债务中，投融资平台债务约占50%-60%，此外还包括大学、国有医院、公路建设负债，以及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的政府支出等。

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由多部门管理（国资、财政、专业主管部门，如水电），形态不一（建设公司、投资公司、城投公司等），边界不清；多数公司资产主要通过资产划拨，财政注资很少。据银保监会数据，此类平台最多时有1万多家，现已有2000多家退出或转型。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2015年城投债发行量约1万多亿元，2016年2.5万亿元，预计至2020年底，城投公司债务余额共约10万亿元。

融资平台转型面临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2014）43号文件和财政部规定，2015年后，投融资平台要和政府脱钩，控制债务增幅，转型为商业化运营；公益性债务应转为地方政府债务，其余债务或转为企业债，或转为PPP项目公司。一些地方开始压缩投融资平台数量、债务重组，平台公司转为商业公司、金融控股（资本运营）公司或政府的投资公司。有专家认为，地方基础设施等建设具有长远效用，应该列入“准财政类金融”范畴。现在要转为商业化运行，仅靠投融资平台收益很难偿还债务。

多数地方平台，转型困难大、进度慢。由于存量债务量太大，一些地方政府债务挂在平台公司；平台自身盈利水平低，难以化解债务，一些地方靠财政替平台公司还贷。目前95%以上的平台仍靠地方财政补贴。华北（河北除外）、东北、云贵、湖南、西北等地问题比较突出。近5年地方政府债务在继续增长。其中城投公司债务成为最大的隐患。

近期我国经济下行状态很难根本好转。地方政府融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的门槛较高，一些城投公司就在门槛较低的地方金融交易所发行定向工具。从隐性债务管理的角度看，这一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的建议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绝大多数平台应及时退出。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预算法》，地方省级政府允许发债，既然“前门”已经打开，“后门”就应该堵住，不能敞开口子借债、加剧国家整体的金融风险。

当然，根据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保留部分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公共企业，执行政府政策，承担公益服务的企业等。政策性亏损要由财政补贴，同时进行市场化运营，严格经营管理，控制债务风险。如果每级政府保留2-3家平台公司，全国有几百家公司也就够了。与此同时，国家应对此类投融资企业建立相应的财务统计和发布制度，提高风险管理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系统安全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监管

1.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作用。当前股市改革的中心是注册制，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使命。

现在上市公司已有几千家，市场分了好几层，其中民企占70%。过去企业上市要审查前三年的业绩，现在一些科技型上市公司时间很短。证监会的审核机制面临很多新问题，对企业信息的把握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突出证券公司，以及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这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李小雪，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2.改革要兼顾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比例过大，这是潜在的风险因素。发展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商业银行要考虑贷款的稳健性，而资本市场是共责系统，风险由股民而不是由国家信用承担，他们会考虑自己投资的配置和取向。

对监管制度要反思。股市上不来核心是制度问题、监管思路问题。现在交易所改革是照顾融资者，而不是保护投资者。交易所、发行者竞相降低门槛，新三板降到100万，科创板才50万，深圳是10万。减持的期限越来越短，从原来的36个月降到18个月，核心人物12个月，所以企业都去争上市，很多企业融资的心思放在减持上。一股独大的持股结构，治理结构不完整，董事会由大股东控制，独立董事都由董事会聘。这也是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之一。（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3.持续监管要跟上。注册制的入口需要改革，更重要的是有持续监管，这个问题若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持续监管就跟不上，群众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李小雪）

要对发行者（融资者）进行教育。IPO注册制就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权，由交易所核准，所以要把交易所纳入监管对象。证监会要确定监管的定位和任务。现在监管、退市都没到位，只有大规模的没门槛的上市先推开了。（刘纪鹏）

企业上市，怎样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数据的可靠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应该成为股市制度建设的新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

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才7-8倍（美国银行24倍），蓝筹股才12倍。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现在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不到17%。（聂庆平，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影响金融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目前可能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的潜在因素主要有：（1）金融机构的治理和金融数据化（自我循环）；（2）资本市场高杠杆、资产估值泡沫和衍生品泛滥；（3）科技金融无序扩张和监管漏洞；（4）金融开放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外风险共振。

1.股市期市的衍生品和杠杆交易。在金融交易领域（特别是二级市场）创新的一个重点是推出衍生品（各类期货期权）和杠杆交易（股权质押、融资融券）。有专家认为，为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衍生品业务可以发展，但投机性的业务应该限制，要审慎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李克穆）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品是罪魁祸首。2008年之后，我们却加快推出衍生品工具。西方理论说金融衍生品是管理风险的，但市场实践中，这些工具是管理风险还是制造风险？进入这个市场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套利的，前来避险的实体企业很少能够全身而退。

至于资本市场引进的杠杆交易，说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但这种流动性的提供，是逆周期启动牛市，还是顺周期制造流动性泛滥、透支牛市？显然是后者。

金融交易市场中这些“创新”并非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金融自我服务、在二级市场投机套利的工具。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所有的金融灾难直接相关。中国人没有特别的金融免疫力，都会受利益驱动。我们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就可能失去方向感，盲目地照着人家的那一套做，被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牵着鼻子走。（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原局长）

资产证券化是资产汇聚打包再处理的过程，资产池内的债务债权错综复杂、数量庞大，理论上风险分散程度很高。但如果基础资产信用资质的恶化具有同质性和同向波动性，很可能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形成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案例。（李克穆）

2008年之后，我国再次启动资产证券化，之后愈演愈烈，已遍及金融各行业，2018年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已达2.17万亿元，成为国内债券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问题严重。其中ABS（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成为一些民间金融企业（如蚂蚁、明天系）的治理漏洞，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多次大量循环放贷，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对此监管机构已高度关注，正采取措施强化监管力度。

2.互联网平台企业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股市上市改行注册制，监管部门不再做实质性审批，但必须审核每个上市申请，要求符合《证券法》和上市规则。

我国股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被暂停上市的某平台公司，预定上市前半年还在大规模进行股权和资本扩张，多轮扩张抬高估值，上市价达到68.8元，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我们要打破资本估值的泡沫，这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比如平台公司的垄断定价问题、网贷管理问题、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实际是打政策擦边球。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在大众应用软件，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必须体现蓝筹股的财富效应，这样老百姓自然会转过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聂庆平）

3.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不到位。我国资本市场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虚假信息，二是市场梗阻（退市）。需要扭转重二级市场交易、轻一级市场融资的倾向，回归资本市场本源，建立注重一级市场发展的融资观；扭转放任衍生品等投机套利冒险行为、寄希望于被动监管防范风险的安全观，用制度引导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张云东）

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要突出有效信息，让审计者在可阅读的范围内抓住核心问题。现在证券类报刊杂志刊登的企业信息，都是格式化的冗余信息。详细报表可以上网，报刊上应该是摘要或提示性文字，把核心内容说清楚，这样才能取信于人。财经媒体应该多做企业的深度系统调查。（李小雪）  

4.数字货币或者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

欧洲央行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央行如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银行都可以用，其他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聂庆平）

 建议：第一，引进数字货币不能动摇人民币的法币地位，所有的境内交易、计价结算必须使用人民币。

第二，脸书（Libra）在全球扩张的可能性很大，对其必须按照外币进行管理，如果在我国境内落地，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外汇管理法规。

第三，强化对数字领域的跨境交易监管，已有的监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问题要用新办法监管。技术上要能够区分：哪些交易是境内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些交易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在数字环境下的交易，如果做不到，就禁止使用。

第四，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要强化金融安全意识。数字货币推出后，消费者在持有人民币和持有数字货币间有选择权，存在挤兑的风险，所以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在国内做相关的技术推广。（陆俊秀，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专家、“走出去”智库专家）

5.金融开放条件下对我国股市和汇市的冲击。（1）我国承诺开放资本市场，等于承诺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当前我国外部形势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尚未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经验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外资大规模跨界进出资本市场，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这有很多前车之鉴。

截至2020年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市资产12.75万亿元，占流通市值比例的4.73%，已经比较高了。同时，外资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在FDI和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聂庆平）

（2）向外资开放对资本市场（债市、股市）的影响和冲击：

外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每一次股市要涨时，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导致股市大跌。虽然现在外资在国内股市总资本中不足5%，但市场交易中资金的推动力量和市场存量是不同的概念。导致2015年股市大跌的资金量并不特别多。中国股市一旦要涨，美国就放出利空消息（中兴事件、美债收益倒挂、调高中国进口关税、香港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外资流动实际上成为压制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聂庆平）

目前外资申请获批的金融机构以及资金都还有限。就金融开放的影响问题，我们访谈了金融各子行业资深人士。银行、保险业认为，金融开放对本行业影响不大。至于证券业，我国证券公司资产规模较小（总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境外大金融机构纷纷在华设立证券公司，鉴于他们的实力，可能对证券行业冲击较大。（刘育梅，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

我们与美国欧洲资本市场的操作水平还差得远。如果西方资本联手动作，这个资金量是庞大的。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外部资金在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套做，把香港打趴下。事后曾荫权把它总结为七招十八式，外界凡有动作，首先资金要有大规模移动，意味着即将发生大事。当时我国不准许越界资金流动，得以把风暴挡在境外。现在我国市场边界已经放开，我们将遇到新的、没有经历过的风险。（李小雪）

（3）大幅度开放资本市场，对我国汇率形成必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到6.50元，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西方人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外国资本将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而汇率相对稳定是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重要条件，如果像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央行买卖外汇来支持汇率稳定，是很不明智的，也不是我国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必要时要实行外汇管制，制止汇率暴涨暴跌。（聂庆平）

6.警惕美国和西方量化宽松政策侵害中国利益。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欧英日央行大幅扩表，美联储宣布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扩张了近3万亿美元，并每月注入1200亿美元的流动性。欧洲央行将大流行资产购买紧急计划的额度增加至1.85万亿，2021年还准备再发行7500亿欧元债券。

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债市、股市），要考虑美联储放水，不能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1)无差异的稳定利率，相当于国债利率；(2)人民币升值和未来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3)相对安全的投资环境。（聂庆平）　　

金融开放条件下对债市、股市、汇市联动的风险预警

我国金融体系已具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复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目前我国实体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债务和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都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在经济降速、结构调整、扩大开放背景下，要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市场对系统风险因素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如：宏观经济变化和信贷周期；证券市场内潜在风险（过度融资、资产估值、基本面变化）和市场大幅波动；来自外部的风险（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异常波动）；海外美元周期，以及由上述风险点向不同市场的外溢，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统筹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防控系统，包括：股市监管信息化建设，统一管理市场数据；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框架；对上市公司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股市违规杠杆资金流入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严控杠杆资金规模和比例，等等。（杨凯生）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前瞻性研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三级标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议会出面总结，对行政系统进行了全面质询。

王岐山副主席说，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在扩大金融开放与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非常重要。

（1）金融改革要坚持审慎原则。2002年之前监管部门禁止银行和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后来放开了，2015年大量外部资金借这个口子冲了进来。之前证监会严厉禁止拖拉机债（一个客户带着好多客户）等规定，后来却取消了。

（2）制定规则必须有前瞻性，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2015年股灾仅仅是国内资金跨界的冲击，可以临时关闭市场；今后如遇到跨国打击，就很难控制。针对未来放开资本跨界流动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面临的外部风险。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要联手设置联络预警机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互相通报。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就难以应付开放后的外部冲击。

（3）加强事前事中监管，需要加强监管队伍。要稳定我们的机关系统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机关的水平不能只看主要领导，因为这是团队作业。提高队伍的总体素质，现在应该提上日程。（李小雪）

（编辑  苏歌）

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完成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要求科技创新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如何落实这一战略任务，下好创新的先手棋，抢占科技创新先机，前瞻布局、加快基于科学的新兴产业，培育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选项。

发展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焦点

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科学、技术、产业发展融合加深，基础科学理论突破快速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引领新兴产业发展。

从产业创新发展的知识基础角度，可将产业分为基于科学的产业和基于技术的产业。前者的创新发展主要依赖于科学理论突破；后者的创新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一般来讲，现在比较成熟的能源交通、机械制造、轻工纺织等领域支撑产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大体上是前几次科技革命奠定的科学（如电磁理论、电子信息理论）和技术（如燃烧、冶炼、加工）基础，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也有相当的进步，但总体上产业发展主要得益于不断加快的技术进步，因此可称之为基于技术的产业。而近年被广泛关注的信息、生物、智能、量子等领域，是近几十年兴起的新兴领域，无论在理论上、技术上尚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相关领域的产业发展尚需要理论和技术的不断突破，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突破，这类产业可以称为基于科学的产业。

进入新世纪，面对不断深入的新科技革命，全球产业未完成由上期世纪开始的技术经济长周期发展、进入大尺度转型阶段，众多产业原有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缺乏增长动能、面临转型压力，在信息通讯、能源动力、生产制造等领域，面临产业技术路线、发展模式的拐点。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际竞争日益集中在科技和产业竞争上，甚至集中在科学研究的突破上，国家竞争力更多体现在是否能够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占领科技创新的先机和制高点。

因此，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率先培育基于科学理论突破形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成为支撑中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

突破产业短板、培育未来产业重要突破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基于技术的产业，实现在家电、常规机械、船舶、轿车、高铁等领域的成功追赶和跨越。这条道路在很长时间是可行的、成功的。上世纪前半期发生的科学革命，形成了现代科学体系，催生了信息、生物、核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在此后的半多个世纪，全球产业加速发展，主导技术不断升级、技术路线没有大的变化，加之技术全球流动，为我们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际产业技术提供了基础条件。

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推进，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产业发展技术来源、技术路线都面临大的变化。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一定程度的技术供给障碍，未来产业更进入技术“无人区”；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无处可买，科学理论和前沿技术的短缺成为突出矛盾。在诸如高端微电子、生物医药、新型功能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难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类产业创新及发展规律有很大不同。基于技术的产业，发展的基本原理和技术路线大致是明确的，主要难点集中在技术、工艺、装备的突破上。而基于科学的产业，主要依靠重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带来原理、方向和技术路线、技术平台的重大变化，引发产业深度变革。由于我国基础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于科学的产业就成为我们发展的短板。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类脑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基本都属于基于科学的产业。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量子计算、通信、测量科学的进展。生物科技产业依赖于现代生命科学的新进展。类脑智能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基础研究对于脑神经结构及信息处理机制的新认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基础研究对于固体材料中电子运动状态、原子的扩散、材料的形变、相变原理等的新认识。新能源诸如氢能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氢制取、储存运输、利用及安全理论的新进展。智能装备指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控制功能的制造装备，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依赖于相应领域应用科学的更多进展。

特别是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高端微电子、智能制造等，实际上都是基于科学的产业，既是当下我国的短板产业，也是打造长板产业的方向，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引起广泛关注的核心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情况极为复杂，既有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引起的产业链断供，也有在原有技术路线上加大创新（芯片的技术路线是明确的，关键是技术攻关），更有依靠科学理论的新突破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未来产业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都与基础研究相关。

把握基于科学创新和产业发展规律趋势

科学理论进展催生新产业形成。在科学研究新进展的推动下，上世纪后半期形成的新兴产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生物科学的进展引发了生物工程、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等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纳米科学的进展引发了纳米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大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产业形成与发展。这将成为推动新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

科学理论进展促进探索性技术创新。从科学假说、系统理论、应用基础、前沿技术，到核心关键技术、配套适用技术、产品开发、模式创新，一直到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包括极为丰富的创新活动。在传统创新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从技术到产业的过程，即技术成果应用过程，而现在创新理论已有极大的拓展。

科学家直接参与创新活动。由科学家创办企业推动新理论新技术应用，是当代科技创新的新动向。诺奖案例中科学家牵头创办企业的例子不少。2000-2010年间，有16位化学、生物或医学领域的诺奖获奖科学家亲自创建企业、商业转化获奖科学成果。这类企业的特征是，科学家既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又深度介入商业性创新活动；科学家移植自己的研究成果，后续研究持续滋润企业的商业性创新。

科学理论与创新结合极大丰富创新系统。按创新的本源意义，创新是技术成果的商业应用，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创新、流程创新。当代科技创新的一个新趋势，是科学理论直接介入创新过程，并具有先导性、决定性意义。这将直接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融合、科技机构和企业融合、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融合、自由探索与任务导向创新的融合，因而是更为深刻的大范围的融合创新。

基于科学的产业发展深刻决定未来全球产业格局。目前看，发达国家得益于科学研究的领先，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近乎于全面领先，后起国家基础研究普遍落后,仍集中在传统产业和低端产业,难以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如果不能在新一轮产业格局构建中，在基于科学的未来产业上获得应有的位置，无论是曾经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培育适应基于科学的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

尊重基于科学的创新规律，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链。基于科学的创新，涉及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探索、创新实践活动、产业发展推动，比一般讲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要复杂的多，往往是更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掌握创新各环节的不同规律。科学研究要讲自由探索、宽松支持，前沿技术要讲目标导向、协同攻关，创新活动要讲解决方案、落地应用，产业发展要讲战略安排、经济效益。要营造能让科学家扎扎实实、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又要有激励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进入、全社会支持的产业发展环境。

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与过去引进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不同，构建未来产业，从一开始就要有重视未来产业的体系设计和建设。要完善重点领域科学研究和技术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根据各学科领域特点，有针对性进行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战略设计，构建能够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学和技术体系。

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特别是加大相关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关键公共技术攻关、重大装备研制的投入。要形成多元化投入新机制，除了加大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对相关领域的金融支持。要大力培育风险投资，壮大提升资本市场的科技创新板和各类技术交易市场。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特别是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

抓住新基础机遇，加快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重点必须领域加快建设大科学装置、实施大科学工程，特别是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建设既落实国家战略布局、又支撑地方培育新增长点的科学设施和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强化战略布局，把基于科学的未来产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战略技术和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图，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提高自立自强能力，提高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能力的关键。

（编辑  尚鸣）

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的投资重点是什么？商业机会在哪些地方？“十四五”规划是我国第一次在实现全面小康、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点，在大国博弈最为关键的时候所制定的一个五年规划。

2015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 60%的时候，西方学者已经按照60%分界线作为战略指导，全面转变对华战略。未来五年，将是中美大国博弈，从“不对称”向“对称”阶段进行转换的关键五年，也是我们突破“卡脖子”问题、关键技术能够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关键时期。

很多国际组织测算，按照现有的趋势，中国GDP总量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这个赶超的过程恰恰是我们最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把握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大趋势。

“十四五”规划第一次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论、新发展格局”进行专门阐述，成为整个规划的总纲。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战略目标和路径具象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将“现代化”这样一个原来觉得有些模糊的概念指标化、体系化，将战略目标和路径具象化。 

一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相应的测算。目前全世界共有约70个高收入国家，其中居中位的国家，即排名第35位这一区间最典型的国家是葡萄牙，其人均GDP在2.3万美元的水平。未来15年要达到这个水平，如果不考虑汇率的因素，我国的GDP增速必须达到6%左右。如果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需要在4.5%-4.8%的水平。到那时人均GDP刚好翻一番。

按照这个测算和假设，“十四五”期间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5.5%-6.5%区间，平均增速是5.8%。聚焦到2021年，增长目标应该是在6%以上。

为什么是6%以上？如果我国要在未来五年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DP每年增长200美元，未来五年共增长1000美元，到2025年我们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也就是人均GDP13375美元的水平。要实现稳定跨越，就要超过门槛值的20%。也就是要达到1.5万-1.6万美元。有人讲，既然我们要高质量发展，就不应该设定GDP目标了，这个认识是片面的。高质量发展依然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文章，依然要落脚到GDP的可持续增长上面。

《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主要目标，是GDP增长速度6%以上，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其中，GDP年增长6%是底线管理，是我国经济常态化运行的一个底线。

原来大家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到-5%，最近的核算结果是-3.5%。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拜登政府提出的1.9万亿的疫情刺激计划，同时又在策划2万亿的基建投资和产业技术投资，加起来4万亿，这相当于美国GDP 25%左右的水平。    

在这一强刺激政策下，IMF和OECD调整了对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认为美国今年的GDP可能达到6.5%，意味着它的GDP实际增长在1.3万亿美元左右。如果今年中国经济增长6%，意味着新增不到1万亿美元。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中美之间的差距就不是进一步缩小，而是拉开了。大国竞争很重要的就是要咬住。这个咬住当然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咬住，而是要比谁能够率先步入常态化增长。

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第一个是实行刺激计划，第二个是疫情管控力度比想象要快。大国在疫苗注射方面，谁的速度快，谁就能够全面开放；谁注射慢，谁就会被全面开放的国家带来新的封锁。

因此，我们在抗疫取得伟大胜利、经济保卫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今年的压力比去年还要大。其原因，一是预期抬高了，去年企业亏损一点无所谓，今年持续亏损，可能情绪就不一样了。二是大国博弈已经进入关键期，谁先复苏，谁先常态化，谁就先拔得头筹。 

科技自立自强摆在最突出位置

“十四五”规划纲要不仅将创新驱动放到核心位置，更重要的是把科技自立自强放在最突出的战略位置上。

中美大国博弈产生了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以及延伸一系列的新冷战迹象，这就要求我国的发展模式，从原来的两头在外、以外促内的发展模式，转变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上。国内大循环很重要的是，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要科技自立自强，解决面临的很多关键问题。为此国家专门出台了四个层面的计划：第一个层面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国家实验室、地方创新中心、区域性创新平台方面进行全面新构建，出台的政策很多。第二个层面是高水平人才培养。第三个层面是发挥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第四个层面是在基础研发上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同时，在产业领域要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防止利用“科技自立自强”讲故事、争项目，制造新泡沫。从去年到现在，很多省、市、县都在围绕这方面做文章。但是很多地方其实根本不具备在高端领域技术创新的能力，而是借着科技创新项目搞圈地、要信贷、要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别是利用科创板做文章。目前国家正在加大一系列审核。现在很多的券商、VC、基金等等都在瞄准国家战略布局，企图捕捉一系列的投资机会。这也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比如一说“卡脖子工程”，很多企业站出来都说自己要从事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很多企业不顾自身条件，一拥而上去搞创新，这是一个误区。当然创新链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创新泡沫过度膨胀。

新一轮的科技布局，可能比前几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更为严密。

实体制造业是产业核心

“十四五”规划纲要第一次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放到产业政策的核心地位。

从2002年到现在，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37%左右下降到27%左右，下降了近10个点。现在大家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都是从产业空心化和产业泡沫化开始的。中国要想不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的覆辙，就必须把制造业的核心抓住。

“十四五”的战略规划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房地产的调控，“十四五”期间房地产不可能全面放开，不可能让房地产泡沫持续下去。以“三稳”为核心的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构建，是整个“十四五”的常态。去年我们出台了“三道红线”，今年又对商业银行进行五档划分，不同档次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房地产信贷贷款要有不同的比例约束。最近对于地方的一些企业资产负债，又进行了红线管理。我国目前对于房地产的管控已经精准化。原来是一城一策，现在是对金融行业、对房地产自身进行全面的结构性管控。有人讲，今年这么严，明年是不是会松一点点？今年宏观经济很重要的约束因素，就是对于房地产的调控进一步加码。

二是金融让利还将持续。我们目前金融占GDP的比重依然高达7%以上，房地产贷款占6%左右，两者合计在14%强，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去年整体利润依然达到2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点几。很多大银行的行长叫苦，金融是不是今年还应该让利呢？但是国家的态度很明确，还是持续让利。

《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金融的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这一精神在“十四五”规划中也有充分体现；同时，“十四五”规划将制造业放在核心位置。制造业发展中很重要任务，就是产业基础高端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要与创新链相匹配。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在各重要和关键环节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把创新作为盈利的重要基础。

“数字化”上升到重要位置

“十四五”规划把“数字化”“数字中国”作为一个核心，把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企业上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这将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驾齐驱

“十四五”规划中不是简单地强调城镇化，也不是简单地强调三农问题，而是把两者放在并列的位置来进行表述。这说明中国在下一步乡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方面，将要有一些新的思路和举措。

碳中和计划产生新机会

“十四五”规划第一次将“3060”纳入规划当中，也就是我国将于2030年、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计划。所谓碳达峰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

“3060”计划的实现，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产业增长、区域布局、功能规划的路径，在一些能源消耗产业的布局方面，将要做出重大调整。最近各个部门都在测算，这个测算对于很多传统企业是成本，对于很多新型企业是利润，对于很多金融和交易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前不久，人民银行易纲行长讲，碳达峰、碳中和产生的资金需求是上百万亿计。这就意味着我国将围绕着碳交易、绿色金融，以及相关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都要进一步考虑这些战略性因素。

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十四五”规划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其中，并且列为单独的一章，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是否应该把人口生育全面放开，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提高人口生育政策的适应性和弹性容忍度。更重要的是，将生育政策放在减轻生育负担、激励生育上面，而不是简单在生多少个的数量上面。

大家知道，这几年新生儿的增长数量急剧下降，2019年下降到1400万人，2020年的新生儿在1200多万，意味着少生200万人。所以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很重要的。

我国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老龄化。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即将公布。人口情况的变动，可能意味着在很多政策上面要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调整。由此给未来的产业发展、商业机会带来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全面凸显共同富裕

“十四五”规划全面凸显了共同富裕，同时将“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单独成章。

收入分配涉及到大家最核心的利益。最近国家进行了一些调研，2020年减税降费各种福利政策中，最让企业有获得感的是减少社保费用的缴纳，企业对此感受度最强烈。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在未来十五年给出的答卷实际上是最考验人的。

安全领域扩展

“十四五”规划从传统的安全问题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健康领域进行全面扩展。

就经济领域而言，很重要的就是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种源安全等等。这是一个大转折。如果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没有看家本领，如果没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要想在产业链上具有议价能力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基础设施、关键零部件等上面要反思，就要求我们在一些战略上做出重大的调整。

（编辑  尚鸣）

 引子

司马南：今天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曹教授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对很多现实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与曹教授就新疆棉花事件进行对话。中国棉花中的翘楚是新疆棉花。近一段时间来，白棉花怎么就上了黑名单了？这件事儿中国老百姓想不清楚。但那些制裁中国，把中国列入黑名单的人说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存在人道主义灾难，甚至种族灭绝，所以要把你列入黑名单。这不是瞪眼撒谎吗？

但是瞪眼撒谎的事儿，西方列强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单边霸权主义者已干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段。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仅从一般的道德义愤出发声讨。这件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学理上进行条分缕析，从那些制裁中国的人和机构所属的国家集团，以及他们一贯的行为轨迹来看，就有可能找出更深一层，或者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新疆棉花战”突发的产业沙盘推演

司马南：新疆棉花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新闻里边还有很多关于新疆棉花的讨论，老百姓的议论挺多，一般是在道德层面泛泛地议论。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新疆棉花这件事，你能给出经济学方面的解读吗？

曹和平：先看产业背景。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左右，我们的服装业占世界市场的51%左右。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几乎各个地区各占全世界棉纺业15%左右的市场。如果人家要跟你打贸易战或产业战，不仅是在高新产业领域，也会涉及到常规产业领域。打击中国的棉纺产业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选择。我们国家的棉花产量去年是561万吨。全世界的棉花产量大概在2600万吨左右，我国占全世界棉花产量的22%。

司马南：那比1/5还要多。

曹和平：换句话说，你占全世界棉纺织业50%左右的市场份额，你自己才生产了约22%的棉花原材料。想想看，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总量意义上的棉花纯进口国？

司马南：当然。

曹和平：所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人打击我们中国新疆的棉花，把它污名化，比如说新疆的棉花卖不出去了，即使我们把新疆的棉花完全自己消费，还有一半的棉花原料需要进口。但只要我们出口，就不得不买外边的棉花，这可不是还有一半原料差额的问题。中国会成为世界棉花原料更大的买主，谁受益呢？

司马南：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但为什么会是新疆棉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事件是怎么来的？

曹和平：谈产业战问题，还需要梳理一下。特朗普开始跟我们打贸易战时说“我们要平衡贸易，所以你要买我们的东西”。

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中国说：“好吧，我们买。你要我们买多少？”美方回答“4000亿美元”，要别人平衡自己国家的贸易账户，坐地起价。

当中国谈判代表去美国谈的时候，美方又坐地涨价，要8000亿美元，中方捏着鼻子答应了。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开了新闻发布会，双方算是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当我们的代表团刚回到国内，还没来得及在部门之间统一协调这个让人不舒服的协议，美国那边更高级别的领导隔洋放话，说8000亿美元还不行，我要的是连续数年的平衡，至少是16000亿美元。

遇上这样的谈判团队，那就请他们到中国来谈吧。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和进口增加的需求，仔细核定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承担额度，把执行年度延长一倍，答应购买总量16000亿美元的产品。可是，美国贸易代表团回去后又提高到32000亿、甚至40000亿美元的要价。而且语带威慑，说我们必须得买他的东西。这就不是谈判了。

本来，美国要中国来平衡它自己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就像你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要中国帮你来调结构一样荒唐。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特朗普在执政4年中，把中美间贸易摩擦延伸到产业问题，要求各种产业回流到本国；又从产业问题上升到技术方面的冲突。从贸易之战、产业之战、技术之战，最后上升到了增长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的高度！在过去4年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如果用“战”来描述的话，他把战争级别抬高了五六个台阶。

过去几年，特朗普在全世界搞得天怒人怨。他不光打中国，把盟友也打了个鸡飞狗跳。拜登上台后，人们对他的期望是，重拾他的民主党前任在全世界奉行的战略，向自己的盟友道个歉。在中美关系上呢，你把岔道搬回到原来的传统轨道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拜登是今年1月6日上台。上台前的两个星期，有一个我们叫“BCI”的国际组织（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直译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棉花协会）。

司马南：对，棉花协会。我们就叫“棉鞋”。

曹和平：当协会还真不够格。它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2009年，它在中立国瑞士注册。这个不起眼的组织2012年在我国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那时我们国家消耗非常多的棉花，做各种世界品牌的代工，像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像 H&M这种销售各种高档棉纺品的超市很多。BCI就这样和我们新疆的棉花联系起来了。

当时，它是以亲民亲商的姿态到我国注册的，我们当然欢迎。可是，它在拜登上台之前两周，用英文发表了一个宣言： “中国的新疆在人权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是奴役式的劳动，然后从全世界来赚取利润”，所以“我们要让新疆人从奴役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使用中国棉花的品牌企业不要再用新疆的棉花”；而且说：“我们希望全球的棉花使用商注意，BCI下的超级棉花消费商不再为中国新疆棉花提供质量认证”。

换句话说，你新疆的棉花哪怕是一级品，它也不认证你是一级品。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美国就是想要全世界棉花消费商不再买中国的棉花。它企图将中国棉花的供应链在全世界范围打断。可以想象后续的影响：第一，在中国的纺织厂商要保持自己的品牌，但中国国内生产的合格棉花没有认证不能买，只好从国外进口；第二，虽然中国的棉花能满足自身一半的纺织厂商需求，但有些特殊质地的棉花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的棉花就会形成结构性过剩。这样我们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就会受到伤害。可以看到，原来BCI这种表面上是一个非政府的、亲商亲民的国际组织，在关键时刻就开始咬人了。它这所谓无偏国别利益的NGO到底是偏向于谁？它成了一个政治定时炸弹。它在中国蛰伏9年，到这个时候引爆了。这是碰巧吗？

现在我们看到，新疆棉花问题是一个以人权问题为幌子爆发的产业战。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

BCI不是一个普通的NGO棉花协会组织

司马南：BCI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有个最新声明。这个声明说，“我们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现象。我们受到了某种压力，所以又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事情做的波澜起伏，还是他们确实受到了某种压力？

一个月前，它还说我们的棉花是好的，然而就在这个月里突然改口说强迫新疆人劳动，现在又自己把这个说法撤回了。这就跟好莱坞的编剧一样，故事编的真是第一等的错综复杂。

曹和平：它第一次发的倡议说，中国在新疆棉花生产方面有人权问题，使用强制劳动，其实我们摘棉花早已使用机器了。它说的这些事情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一，中国人如果把新疆棉花产区机器摘棉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它这个组织还能存在下去吗？

第二，如果中国还像前些年自媒体不发达的情况，它一嚷嚷说我们存在问题，老百姓也许会跟着相信这些组织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西方说什么我们坊间跟着说什么一样。一些大V和公知在网上唱什么调，还会给我们带来不大不小的拨乱反正难题。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了，中国老百姓的信息相当透明，如果这个组织再不矫正就太出丑了，它可能就会被永远甩出中国的市场了。

如果BCI是以对世界棉花生产品牌厂商的服务为生存基础，同时得到某些竞争性国家的资金支持，寻求生存空间，那么它一旦失去了在中国的业务市场，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的企业，就会跟它做某种业务隔离。一旦失去了跟大企业的联系，背后支持它的西方国家的资金还会去用它吗？所以，BCI来回变换观点，其实是生存之道。下次时机一到，它还会照样黑我们的。这种无德无行、专以吞噬世界产业公共品为生的NGO，它的无德行为只通过一两次事件还看不清楚，要通过它的历史足迹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司马南：这类组织确实比较奇特。我在新疆的朋友说，这个BCI到新疆去考察，和当地的人合作很好，专业性很强，而且一直夸那里的长绒棉好。这个变脸声明是突然的。所以，跟BCI打过交道的人觉得很错愕，说不可能吧。但恰恰是BCI发了那个倡议之后，各家品牌紧接着跟上，在美国方面还提出一个针对性法案，几方配合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舆论事件。

曹和平：这个组织要是放在美国或者欧洲，有政府第三方力量监督，它们还会顾及社会舆论。但这些组织脱离了第三方监督，您刚才说的这些行为组合在一起，就不会是简单的偶尔行为，它的内部一定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力量存在。某种特定的利益力量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寻租。到了某种场景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把指向东道国的刀剑。平时它可能伪装得很好。所以，BCI这种两面性其实是一种“碟中谍”行为。最近它把英文倡议撤掉，又发了个声明把话圆回来了。我看这可能是权益之计。对这样出尔反尔、充满经济利益算计的NGO，应该有一个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加倍惩罚，罚到它干这种事不再划算为止。

产业链之争的大国博弈

司马南：中国棉花好，而且纺织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超强。很多所谓的国际大牌其实是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只是贴了个外国牌子，价格就翻上去10倍甚至几十倍。可中国偏偏有一部分人就愿意买这种翻了几十倍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品牌效应？至少我从来不买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穿的衣服上边如果有个名牌，反而很丢人。

曹和平：我给你举个例子。2004年，我在东莞凤岗镇做调研。凤岗镇有个企业叫联泰。它生产的几个男用品牌在全世界占有40%的份额，比如 Polo，衬衫的左胸前有一个打马球的徽标；第二个是Ralph Lauren。国内不是太了解。当年克林顿的那个小妹莱温斯基在白宫实习完了之后，克林顿给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就是推荐她到Ralph Lauren工作。那是一个服装和男用品牌生产商，时尚企业。第三个是Tommy（托米），一般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给他男朋友或者先生买的。托米它的发音和英文里老虎和石头的发音很像，女孩子容易喜欢那种阳刚味道。这三大男用品牌衬衫，东莞这家企业生产了全世界40%的市场份额。

司马南：这三大品牌都是东莞这家企业生产的？

曹和平：是的。生产衬衣的原料，纱线、棉花、纽扣、填料和辅料都是国内生产的。一件衬衣的出厂价是56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8美元左右。可是如果拿到美国，船在纽约港口上岸，拿到第四十九大街的商店去卖，一件衬衫120美元，翻了十几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大工业时代，当车间生产达到其高端业态——流水线模块化生产阶段以后，从车间经济的最后环节派生出了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结的产业链环节。经济体系中的产业链就从短链变成了长链。

第一个环节叫物流和采购（logistics and purchasing）。10年前，我们经常说的第三方物流就是这个内容。第二个叫供应链管理环节（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两年供应链金融的讨论很热，其实厂商和商品贸易的供应链是供应链金融的基础，它让供应链的价值锁定能力超过了工商信贷实物抵押价值的锁定能力。第三个环节是整合信息技术（the 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正是这三个产业链环节的有序延伸，整个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大分离现象。大车间时代从原料到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哪怕你生产了这件产品100%的物质形态，你在价值链上实现的能力还不到9%。换句话说，我们生产了全世界40%的三大男用品牌衬衫的市场份额，在价值份额上还不到4%！人们想不通，品牌衬衫不过是贴了个徽标，怎么价格就涨到那么高？究其原理，在于长链产业时代，车间内技术在行业内变成了常识，而长链产业纵横交错形成的一个个网络网格间的信息传递，反而成为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沿高难过程。

把话说回来，既然产业进步到了这个高度，为什么我们不向产业链的高端去攀登，而甘于在低端？前一段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或贸易部门的领导说，全世界在贸易中形成了平均利润率，我们留在某个产业链环节就能得到平均利润率。这是胡说！他们纯粹是把自由市场关于平均利润的书本理论上的假设套用到日常经济实践中来了。

问题恰恰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国民经济不断增强。当我们从产业低端越过中端、向高端稳步攀登的时候，有人就来遏制我们了。棉花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停留在低端没问题，而你到中端我就站在你的身边，当你再向高端爬行，我就不能容忍你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这个阶段，刚才你对品牌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们的技术和发达经济的技术到了在同一个赛道上冲撞的时候了。

司马南：新疆的棉花也是同样的问题。

曹和平：对。它打你的棉花只是其中一项。其实存在很多诸如此类冲击。因产业、因技术、因发展问题带来的，有某种不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的一种恶性竞争做法，这是抬不上席面的，特别丑陋。

欧洲掺和进来的对策

司马南：为什么欧洲人也要掺和进来？

曹和平：这就说到H&M这个企业。20世纪从战后到70年代，是欧洲和美国力量此消彼长的年月。70年代以后，欧洲人开始羡慕起美国来了。因为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人一比，欧洲人特别也想有一个“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它们做不了。

战后，欧洲主义者一直梦想向欧罗巴合众国迈进，这就形成了看起来像欧洲的国务院机构——就是今天的欧盟。但它的“国务院”不是全权性质的国务院，至今只有货币实现全权，各国使用同一个货币。但它只有约1/10的外交权。

欧盟没有教育部，教育部设在欧洲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和集体安全体制有一点协调，贸易支付结算整合得比较好，让欧盟尝到了甜头。换句话说，欧洲的“国务院”（欧盟）大体上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院，提不上调。欧洲议会的门槛更低，它跟欧盟在制度上没有立法-行政的对应关系，不能和“国务院”对称平行，但它又跟美国的国会一样，叫了个欧洲议会的名字，它在资源配置和立法等方面的能力比美国要差多了。所以，欧洲议会似乎是个议事的清谈机构，但又是要向更高整合程度的标准议会过渡的机构。它具有四点合一的特性，就是这么个中间性、民间性、松散性和目标上的远大性，欧洲议会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

这一次BCI刚一发声明，H&M怎么那么快就跟着唱了一出恶心中国的戏呢？因为欧洲议会里有些仇恨中国的力量，比如跟着美国跑的一些东欧国家，人家在背后给它出主意，它就在前面瞎起哄。我看这其实很好，把打头的H&M干掉，我看你欧盟的议员以后还会给我们出啥幺蛾子。虽然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但他们干着损害欧洲议会地位的傻事。欧洲议会机构的长远利益，是在欧盟目标下独立成长，而不是跟在外国势力后边，任凭异己力量左右自己。欧洲议会和欧盟中很多有识之士急在心里。要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分开，也要把欧洲议会某些出卖欧洲利益的议员和H&M这种短视利益者拎出来，精准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那些人，欧盟和中国合作的路子可能会更顺畅。

司马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您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解析。

（编辑  季节）

西方挑起了棉花战

美国一向惯于挥舞人权大棒打压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蓬佩奥称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生产，侵犯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对部分来自新疆的服饰和棉制品等发布了暂扣令。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新疆棉花约占中国棉花总产量85%，许多著名的服装品牌均使用新疆棉花。美国如果全面阻止新疆进口，将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

在美国授意下，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个所谓调查报告，称2017-2019年有8万多维吾尔人被强迫转移至工厂劳动，他们在新疆找到“疑似集中营”的地方。

2020年4月，英国NGO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区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要求英国禁止进口相关商品，报告列举了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家，包括无印良品（MUJI）、优衣库（UNIQLO）、宜家（IKEA）和H&M。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它对符合标准的棉农及产品进行认证，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得到BCI 的认证就打上“良好棉花”的标签，可以被品牌服装企业采用，并获得市场认可。BCI制定了六大生产标准，其中包括一条“提倡体面劳动”（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而BCI就利用这一条，对新疆棉花进行诬陷和打压。

2020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的棉花许可证。声称原因是来自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告和指控。

2020年9月开始，BCI发起抵制新疆棉花运动。

2020年12月，美国海关禁止新疆棉花产品输入美国。随之，一些东南亚进口中国面料的长期客户，明确排斥进口新疆棉花。纺织业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支柱产业，所需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面料物美价廉，是这些国家主要进口来源。随之，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下架中国棉花产品，导致很多国家不再用新疆棉花。

为什么新疆棉花屡遭英美打压？过去美国是世界第一棉花生产国，但这些年新疆棉花大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中国企业用新疆棉花生产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原料、辅料与成品，新疆优质长绒棉已成为全球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新疆棉花产业链从业人数最高达700万人；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纺织业吸收的就业人数达2500万人，若新疆棉花产能由此被抑制，我国纺织业上游特种面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而新疆棉花供应国内外生产面料的客户的需求被抑制，很多国外面料企业因为BCI声明不敢采购新疆棉花，届时全球最大棉花出口国美国与其他国际棉花商不但可以操纵棉花价格，而且可以轻松攫取上下游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并挤垮我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地位和份额，对我国棉花乃至整个服装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像芯片那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它容纳了大量就业岗位。表面上看，美国只是搞了新疆棉花，但影响的是中国的稳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算计。

西方政治与资本携手进行围攻

关于指控新疆强迫棉农劳动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 我国早已使用棉花、小麦双机播种、收割、采摘，以及地膜覆盖。从2014年开始，国家取消了统一收储棉花的政策，在棉花产业中逐渐实施市场机制。一方面，国家以补贴形式支付给棉农，提高其种棉花积极性；另一方面，棉农可把棉花直接卖给企业，获得更高利润，增加棉农扩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可是规模扩大后，靠人力生产的成本就太高了。

2014年开始，新疆建立了研发基地，成立了农业无人机公司，并且逐步实现智能化。2020年新疆2/3的棉田使用无人机喷农药，播种采摘生产均已机械化、智能化，机器人为拖拉机提供自动驾驶，播种机可进行自主播种。

真相归真相，立场归立场。一些专家分析，棉花风波操盘手是美国、澳大利亚炮制的涉疆虚假报告，联合BCI取消对新疆棉花的认可，以此迫使一批欧美品牌和新疆棉花划清界线。

设在瑞士的BCI为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敢对中国棉花下手？

BCI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该组织在2018-2019年棉季的年度报告，评价中国为全球第三大良好棉花生产国，在2020年1月时，BCI还表示将继续在新疆运营。3月，BCI却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新疆棉花在ASPI报告发布当月就被踢出了BCI的认证，继而使新疆棉花被BCI拥有的各大品牌禁用。

BCI在正式公告中表明，取消认证是因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显然，ASPI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ASPI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启动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其拨款大约占该智库经费的40%。ASPI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火商，微软、谷歌、甲骨文、澳大利亚电信等西方著名科技公司，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北约等境外资助。其最大的金主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更是持续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其背后操盘手是美国，有利于扰乱新疆、搞乱中国的，美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BCI掌握标准制定。固然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当今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些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在运作，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维持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和标准的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从BCI声明看，它似乎迫于市场压力。这背后显然是西方政治力量，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维护“棉花帝国”的利益。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是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现实情况是，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西方构建的标准为王的时代。美国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

（编辑  季节）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高整体科技创新效能的重要举措之一。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要求，2021年3月28日，“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课题组和《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型举国体制与推进科技创新研讨会”，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相关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举国体制，“一五”时期的156项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时至今日仍有接近一半的项目企业继续经营，如今的液晶面板行业、高铁行业，同样具有鲜明的举国体制特征。

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如果仍然满足于发挥比较优势，就会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钳制。中国必须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领跑应当建立在创新之上，而创新又应当建立在基础科学研究之上。新型举国体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规划。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但随着科学研究规模化、融合化趋势不断增强，基础科学研究也需要国家规划予以指引。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科学研究提出目标，落实国家任务、解决国家需求，是制度探索的方向。二是培养、积累学术人才。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需要大量人才投入其中。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健全学术评价体系，提供科研人员长期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优秀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三是建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链接。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跨越是目前科研领域的短板，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约为10%，西方国家约为40%，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打通两个领域，既能让科研成果服务于产业发展，也能让产业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四是保障经费投入。与过去相比，中国科研投入已经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础科学研究周期长、链条长，需要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保障经费投入。

中国人民大学贺耀敏教授从五个角度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第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前提。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相互掣肘，而是让两种体制力量得到有效集中和升华。第二，新型举国体制代表了对国家战略的新认识。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这是国家发展必要的制度保证和政治保证。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体现了对科技攻关规律的新认识。科技领域是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当下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科技竞争是国家间竞争最重要领域之一。科学研究要突破学科间、军事民用间的分野，要开展全球合作和大规模集成创新，能否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应对目前科技攻关的新特征、新挑战，具有深远影响。第四，新型举国体制反映了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并逐步渗透到市场、贸易等领域，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将各类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科学技术的正效应，确保稳定可控的发展环境。第五，新型举国体制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美国主动破坏自身主导、建立的国际政经秩序，转嫁危机、攻击中国出现常态化趋势，新型举国体制反映出中国做好今后可能长期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围追堵截的准备，捍卫国家利益的斗争愈发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比较了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异同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二者侧重点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侧重于“体制”，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侧重于“机制”、“目标”。新中国工业建设初期正是通过举国体制奠定了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基础，但弱势窘境仍存在。

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有三个特征。首先，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鲜明的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跨越发展中的瓶颈。其次，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明显的战略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盲目的，不是什么事情都当“大事”来办，而是在顶层战略规划下发挥作用。最后，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应当是人民齐心办大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从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角度探讨了科学研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中国科研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大而不强。中国两院院士810人，只有杨振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另一位诺奖得主屠呦呦并非院士，美国院士2400人，其中有190位诺奖得主。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突破性、颠覆性的科研成果，常常没有发表在因循守旧的“顶级期刊”当中。“四唯”评价体系使得中国学者在科研过程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科研工作步入“中等水平陷阱”。科研领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常常以“两弹一星”为例，但背后原因是一流人才占据关键位置、进而产生一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自主创新，人才是关键”，新型举国体制应当以人才为核心，一流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体制，体制就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目前推进的代表作制度是一种改革思路，不过代表作制度仍有局限，代表作制度之外，国家应当及时奖励“十年磨一剑”、具有一项突出成果的科研工作者，“以突破论英雄”，形成示范效应，逐步探索与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体系。

新型举国体制应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大洲教授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国家竞争类似于企业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必然存在国家行为。国家科技竞争可以区分为“追赶”和“引领”两种情况，一般来说“追赶”的成功率较高，美国的半导体、中国的核武器都是其中的成功代表，而“引领”的成功率较低，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研究最终失败。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思考“引领”问题，至少建立一种二元体制，既有集中力量的追赶，也有在国家总体发展方向下的自由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毅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具体实践，而新型举国体制则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认识，相关研究可以从若干层面展开，基于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空间广阔。例如在产业科技政策方面，中国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进行比较；宏观的举国体制可以和微观的科技创新体制进行比较；工业软件、大飞机等具体产品的研发、制造，也可以进行国际间或产品间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取长补短，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研究的繁荣。

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企业是新技术的重要创新主体，若干企业推动了中国5G技术的发展，企业中的员工特别是工科硕士，是更为具体的创新主体。明确这一情况后，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企业员工的支持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思科学院体制的科技创新作用、创新能力，从而相互促进。

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发言。中国政府是中国发展的一项长期优势，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领先全球，部分在于大国条件下官办的推动。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应成果的转移机制。新型举国体制应当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在发挥政府主导优势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端连接政府、一端连接市场，利用好国有企业的自身特点、发挥其引领作用，可能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突破口。

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振寰教授认为，要搞清楚新型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特点、适用范围与前提等需要弄清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石建国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的边界进行了分析。从现有文献出发，新型举国体制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抗洪、抗疫虽然发挥了举国之力，但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样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从现有制度体系出发，党的领导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是基本制度，上述两种制度派生出的制度是重要制度，新型举国体制属于制度体系中哪一个层面，需要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肜新春研究员认为，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治理手段，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应用，在大国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反之，小国发展是否需要举国体制，值得思考。目前西方世界把中国的举国体制妖魔化，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站在经济学理论的对立面，实际上西方也应用举国体制，“曼哈顿计划”就是例子。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破除西方对举国体制的偏见，让举国体制得到认可。

中国政法大学熊金武副教授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的若干发展方向。举国体制在中国一直存在，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首先发挥市场的作用、企业的作用，民企、国企、小企业、大企业，种种主体都能够在新型举国体制中进行整合、释放活力。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鼓励变化，很多传统行业不是没有创新能力，而是没有创新需求、缺乏创新动力，创新不一定都是变革性的，改良、干中学都是创新的重要形式和方法。新型举国体制还应当考虑创新的深远意义，对于重大创新，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中央财经大学肖翔副教授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作用。过去采用举国体制，目的在于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现阶段工业生产服务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走出价值链低端。中国的汽车工业、机床工业都曾经有较好的发展，但是后来又逐步落后，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对工业发展进行长期规划、发挥长期作用。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一线，值得关注和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申晓勇副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受到关注的原因说，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任务人员代表时提到，嫦娥四号任务“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人员代表时再次提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除航空航天领域外，新型举国体制基本围绕核心技术攻关问题展开，而核心技术攻关正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举国体制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研究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我们需要用大历史观来看举国体制的形成和演变，需要历史的坐标。如果说建国初期我们突破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今后的30年，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则要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陷阱。二百多年来，西方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发之力，建立起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发生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根本所在。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和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要突破“西方遏制陷阱”，除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外，别无他途。

应当深入总结新中国举国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新中国72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43年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中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对中国遏制的逐步升级，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特别是今天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不多的资金就可以实现，也不同于20世纪那样依靠单个实验室或大企业就能够实现。

科技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政产学研的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这种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甚至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今天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应该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这方面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因此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科技，特别是在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间竞争力的领域，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就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往往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红色精神谱系，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应该好好研究，传承和发扬下去，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解决主要矛盾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望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使得内需动力强劲，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的产业体系具有内在稳定性，拥有规模宏大、素质不断提升的人才队伍，使得中国创新动能不断释放，这些有利因素也使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的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按照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大逻辑，其本质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定经济基本盘，有效化解外部压力和冲击。这就需要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优势，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挖掘潜在消费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加快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预测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开启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2020年中国将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

分析和预测“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始发于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经济增长预测分为高方案和低方案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预测。从要素视角，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1978-2012年，国内外环境有助于我国提高三大因素的投入和利用率，使得我国保持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这一高速发展时期也产生了由于高投入和高污染问题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方向。

“十四五”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我们仍然有潜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鉴于“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选择两种方案。基于全球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方法，我们首先在高方案下对“十四五”期间的GDP增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从实物资本来看，2018年我国的资本存量增速已经从过去10%以上下降至7.1%，且增长速度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经历了40年的高投资和高增长之后，我国的资本存量已经非常高，新增资本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很大，但是与庞大的基数相比，其增长率不可能太高。根据预测，2025年我国实物资本存量增长率将降至5.6%，“十四五”期间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为6.4%。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2010年之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相反变动趋势。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从2013年起，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在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的正面作用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作用，人力资本总体保持正增长。不过，由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效应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本增速趋于下降，“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约为3.0%。TFP增长率将维持在1.0%左右。初步预测，“十四五”时期GDP增长率大致可以维持在5.2%-5.7%之间。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GDP增长速度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速3%左右高出2个多百分点，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速较快的国家之一，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3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表1 “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测与增长核算

单位：%

注：2019年数据基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测算，实物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基于15-60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TFP即全要素生产率；这里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0.5。

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和支撑点。未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变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劳动生产率高——经济结构服务化，基于知识和高层次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服务业比重和品质提升，且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充分借助有利于效率改进的教育、研发、知识、信息、产权等部门的杠杆作用；（2）消费能力高——消费比重提高和结构升级，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循环过程；（3）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或人均资本量显著提高。

产业结构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呈优化升级态势，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度化。

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社会总需求可划分为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部分，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分为政府需求和居民需求，投资需求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外需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需求结构优化主要在于两方面：（1）消费需求调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2）投资需求调整，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与消费需求相匹配、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提升投资效率和效益。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变动是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推动力。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比例）从1983年的67.3%逐步降至2010年的49.3%，此后开始步入回升阶段，2019年已增至55.4%。中国的消费占比随着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的“先降后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似，但区别在于中国的消费占比明显偏低，大约要低10个百分点。我国的资本形成率[1]也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从1983年的34.3%不断攀升，直至2010-2011年达到峰值（均为47.0%），此后增速放缓甚至下降，2019年停留在较高水平（为43.1%）。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呈现“先升后降”特征：从2007年的8.7%不断下降，2019年降至1.5%，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0.7%。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未来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将趋于下降，预计2025年降至39.3%；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预计2025年升至60.7%，净出口占GDP比重将为零或在零值附近上下徘徊，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的转变。这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条件。

就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求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要素与之匹配。就业结构升级主要在于两方面：（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2）就业结构现代化，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较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始终偏低。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就业结构的持续变化，预计到202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17.8%，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26.7%，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增至55.5%，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优化、协调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

城乡结构更加均衡

城乡协调均衡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城乡均衡发展主要在于三方面：（1）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2）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3）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迁移至城市。城乡结构主要体现在城镇和农村的人口结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差距、消费结构等方面。

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0%。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2019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亿人，预计到2025年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6%，城镇人口将达到9.44亿人。新型城镇化将使得当前1亿多农村居民转化成城镇居民，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城乡收入水平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按2019年不变价格计算，预计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至57 113元、22 16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预计降至2.58。

城乡消费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稳步增长。2013-2019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增至2155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8487.5元增至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7485.2元增至13328元，城乡消费支出比从2.47逐步降至2.11。预计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分别提高至39174元、18995元。2025年城乡消费支出比预计将降低至2.01。

公共支出结构优化，民生不断加强

政府公共支出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持久影响。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进程中，公共支出不断发生变化，总体的方向是通过调整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公共支出转型的调整重点在于三方面：（1）提高公共部门配置效率（包括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有效满足社会公共需求；（2）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科技研发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提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公共投资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投资的重要部分。其中教育、研发和卫生方面投资关系到人力资本的最终积累情况，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00年之前，我国对教育、研发和卫生的投入明显是不足的，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步显现，加强教育、研发、卫生等公共投入成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转变的重要方面，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将更加合理，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

教育投入。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了4.02%，连续6年超过4%。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总经费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的4.61万亿元到2025年的7.93万亿元左右，“十四五”年均增速达到8.0%，高于经济增速（5.2%-5.7%）。

预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8年的10.6年提高至2025年的11年。尽管中国人口红利在下降，但是教育红利仍在上升，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研发投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使我国研发投入明显加大。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2.17万亿元，比2012年（1.03万亿元）增长了110.7%，年均增长13.2%。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9%，比2012年提高0.21个百分点，已经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17年为2.13%），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

预计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达到2.50%左右， 届时研发经费投入将达到3.35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54%。我国的研发效率也将提高，具体表现在发明专利授权数不断提升上。预计到2025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将达到54.5万件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3.23%。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仍然偏低，“十四五”期间主要是大力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公共卫生投入。医疗卫生支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相当比例的投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测算，我国2019年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意味着政府将增加公共卫生投入，以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2018年我国的卫生总经费占GDP比重已经达到6.57%，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5%。2025年财政性卫生总经费将达到3.22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73%。预计2025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岁，届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非常接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投入比重仍然偏低，此外，公共卫生经费有一部分并没有用之于民。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提升财政性卫生投入的效率，提高医疗卫生可及性水平和保障能力。

（编辑 季节）

一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祖国统一。这需要学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改写成“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普及性知识，开展国民教育和对外交流，不断用创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提供可接受的新知识。我们应该通过五个管道开展对内对外宣传：

1.学界与媒体的新闻对话。利用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普及藏地人文史地知识，通俗地讲解国家的涉藏政策。

2.学界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对话。把学界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为现实政策服务的智库报告和政策建议。

3.学界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用一种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专业性涉藏知识变成普及性读物，形成一种与其他行业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把其他行业专家学者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综合到涉藏研究和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上。

4.学界与民众的科普对话。用一种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学界生产的专业性的西藏研究成果和知识变成大中小学的教材、课外读物，或者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普及涉藏知识。

5.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用我们的科研成果搭建桥梁，形成中国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国际社会对话不是指与国际藏学界的对话，而是与国际知识精英、国际新闻界、外国政客、非政府组织、外国普通民众，甚至国际娱乐界的对话。

二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威廉·费尔希纳在西藏东部拍摄了探险类纪录片《西藏东部探寻》迄今，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在一百多年间拍摄了数目不菲的藏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拍摄了《昆顿》《西藏谍影》《小活佛》《逃离西藏》等影片，推出了《西藏七年》等书，歪曲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书店陈列亚洲图书的书架上，有关西藏的书，基本上都是西方作者或藏独集团分子所著或出版。连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书店里，书架上的涉藏图书也看不到中国学者、记者写的西藏图书。我们在关于西藏的知识普及和创新上，在与西藏相关的国际话语建设和与国际社会对话方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今天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历史档案；不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垃圾或野史。好的记者擅于运用人文史地知识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语境，并用通俗的语言向非专业人士传播人文史地知识。比如，政府和社会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否则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就会感到猝不及防，不知道应该向记者说什么、怎么说，媒体和记者更是困惑，不知道在新闻报道中放进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叙事。

在西藏和新疆面临西方和印度的不断挑衅并操控国际舆论的严峻关头，我国的藏学界和史学界需要花时间为图书和电影市场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普及性读物，而不是只面对专业小圈子的“精英主义”写作，即面对所谓的专业核心期刊，大量使用小圈子里的专业术语进行写作。某位著名导演曾说：“美国人拍了《西藏七年》和《达赖传》，其中关于解放后的情况完全是污蔑和丑化，可是在世界上放映得很广泛。我们如果没有东西拿出去，他们会永远认为西藏就是那样悲惨的状况。”

三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中央提出“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始于西夏时期。早在元朝藏地并入中国版图之前，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就已经开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元明清三朝皇帝对藏传佛教教主的册封和给予的宗教上的名号。

从现实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是为反分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从反分裂角度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点就是去印度化问题。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藏传佛教的源头在印度，印度文明是藏传佛教的“母亲”，西藏是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中间地带。达赖集团甚至依据所谓藏传佛教与印度文明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公然宣称“西藏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达赖集团鼓吹藏传佛教与印度的亲密关系的隐含议程，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为未来的达赖喇嘛在印度转世的合法性做虚幻的知识普及。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巴基斯坦、尼泊尔、西域诸国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西藏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直接来自属于今天的印度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要基于历史与现实，认识真实的印度文化和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印度”是个地理概念，印度的历史就是一次次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印度人自己建立的统一国家分别是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的孔雀帝国和公元4世纪-6世纪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盛行，印度教兴起，普遍信仰毗湿奴、湿婆和梵天三大主神，笈多诸王虽然信奉印度教，但仍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公元8世纪，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开始了对印度长达1000多年的征服历史。19世纪初，英国征服印度，开始了对南亚诸国长达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今天的印度更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如果不考虑印度占领的喜马拉雅山的藏地（拉达克、锡金、藏南）及流亡藏人的佛教信徒，印度大部分邦的佛教信徒还不到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印度人口普查机构的官方网站也称，印度的佛教信徒人口统计是“微不足道”的。

四

关于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我们应该关注那条始于巴基斯坦西北山区的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乌仗那），经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印度河上游，经拉达克到阿里的路线及其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尼泊尔、西域诸国、今巴基斯坦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直接来自实际属于今天印度共和国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不应该用模糊的古印度埋没汉传和藏传佛教与今天的巴基斯坦、中亚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缅甸的历史联系；更不能因为一个模糊的古印度地理概念，不敢书写中国的藏传佛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千多年来的实质性的文化交往与互鉴，而把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写成中国与印度的交往。

巴基斯坦历史学和考古学之父用他的大半生，以印度河文明为主线书写巴基斯坦五千年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古代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地名，而否认巴基斯坦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应该尊重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和缅甸的学者不以印度为中心来书写自己国家的古代史。

要扩大喜马拉雅山对话的地理范围，从喜马拉雅山的西北角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占拉达克，延续到中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和东喜马拉雅山的锡金、不丹、印占我藏南地区、缅甸等地，开展跨山跨界的研究与对话。特别是要与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如斯瓦特、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印控拉达克、印占锡金、印控不丹、中尼边境上的尼泊尔藏人区（如木斯塘、多尔波）、印占藏南的达旺等地的藏人开展研究和对话。让我们的研究跟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和精英形成一种跨山、跨界、跨河、跨民族和跨文明的对话。

五

我们需要从历史地理上对藏传佛教的源头做一个完整的资料收集分析和判断。通过精细考察，从模糊的古印度这个地理概念跳出来，找到藏传佛教源头准确的地理位置和传播路线。

关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何处传向包括汉地和藏地在内的东方这个问题，公元5世纪初的法显和公元7世纪初的玄奘分别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玄奘在公元7世纪初，翻过大雪山，走进了兴都库什山的腹地，那是印度河上游地区。他们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走到了一个叫做 “达丽罗”（法显称其为“陀历”）的地方。根据法显的《佛国记》推断，法显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鄯善、焉耆、于阗，经子合国（莎车），走进喀喇昆仑山口，经羌塘高原的拉达克，来到喀喇昆仑山腹地一个名叫陀历的小国。陀历是乌仗那国的旧都。法显自此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正是北天竺。法显在达丽罗停留礼佛，从这个地方过了印度河，才到北印度的本部。法显是顺流沿着印度河东南行去的乌仗那，玄奘是先去乌仗那，然后逆印度河东北行，去钵露罗国（小西藏、拉达克）。虽然玄奘是否真的到过钵露罗有待后人考证，但是他对佛教乃至后来的藏传佛教进入中国的门户记录得十分清晰。玄奘离开了乌仗那，往东北方向，逆印度河而上，来到了达丽罗。玄奘在那里看到了一尊高达百尺的弥勒佛的木雕像。

1980年，哈桑·达尼带领考察队系统地调查了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岩石艺术。达尼教授发现，位于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印度河谷是古代道路的交汇处，是不同文明的摇篮和十字路口。沿着印度河谷和喀喇昆仑公路，达尼教授在洪扎和达丽罗川山谷所在的撒塞尔之间发现了10个遗址，看到了5万多件岩石雕刻和铭文。这些雕刻品是入侵者、商人、朝圣者留下的。铭文是以粟特文、梵文、波斯文、中文和藏文雕刻的。考古学家还发现达丽罗川河谷里古代旅行者聚集的佛教寺院，该寺院被定为法显和玄奘记载的“陀历”、“达丽罗”。

加大力度开展藏传佛教与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需要开展佛教东传到汉地和藏地的门户、路线、重要节点的精细研究。这一点对我们弄清藏传佛教的源头意义重大。除了公认的敦煌和河西走廊在吐蕃占领时期以及后来元朝汉藏文化在河西的交融成为今天的藏传佛教的源头之一，我们还有必要看一下更古的时候，也就是莲花生大师时代的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特别是斯瓦特（乌仗那）在公元8世纪的前后与汉地和藏地的联系，与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在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山谷开展深层的古代佛教文化的合作研究。

1956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也被很多藏学界人士尊为“藏学之父”）与斯瓦特的瓦里（国王）达成考古协议，图齐领导的意大利考古队获得了斯瓦特的独家考古权，意大利有权把发掘的一半文物收藏在罗马和都灵的博物馆里。后来意大利政府又出资兴建了斯瓦特博物馆，斯瓦特国王把自己家里收藏的几千件文物也捐给了博物馆。现在有两支考古队在斯瓦特从事发掘工作。一支是图齐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创建的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队，另一支是开伯尔-普什图省考古局局长萨玛德博士领导的巴基斯坦发掘队。2021年新年前后，罗马和都灵两家博物馆馆长给笔者写了3封信，希望中国学界能与意大利学界合作，延续图齐当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斯瓦特开创的考古事业。特别希望建立中国、意大利和巴基斯坦三国联合远征队，寻找莲花生大师的踪迹和他出生的莲花池。这对中国考古学界、汉传佛教研究者，特别是藏传佛教研究者，都是百年未有的知识发掘、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机遇。

六

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所谓西藏问题上貌似持两种观点——东方主义、香格里拉神话。按照赛伊德的理论，东方主义就是把亚洲或东方国家描写成一种封闭、黑暗、落后、独裁、残暴和愚昧的社会。野蛮的东方国家需要西方人去开化、西化和现代化。香格里拉神话从另一个极端把西藏说成一个人类的理想王国，因为西藏是封闭的香格里拉王国。香格里拉神话好像是颠覆了17世纪以来欧洲传教士留下来的有关西藏的东方主义游记所描写的黑暗野蛮的西藏。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从两个极端暴露了西方媒体和学界在西藏的认知上的虚假和荒谬。东方主义要求用西方化推翻他们眼中的东方国家。而香格里拉神话反对东方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例如，香格里拉神话的倡导者反对西藏的改革开放，反对在青藏高原修公路、铁路和电站，更反对向西藏移民。当前，我们需要开动脑筋，用学界生产的新知识和新理论对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进行解构，削弱他们对国际涉藏舆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编辑  尚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两个百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20年农村9899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实行以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走向乡村振兴》正是以此为主题，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在乌蒙山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和山东省烟台市所进行的实践。

毕节市：村集体合作社覆盖所有行政村

毕节市是多民族聚集地区，彝、苗等少数民族占全市937万人口的25%，这里属喀斯特地貌，石漠化严重，是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1985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曾对一篇反映毕节赫章县一万两千多户农民断粮的材料做出批示：要求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时限，有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同年7月，习仲勋同志专门嘱咐赴贵州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要专门关注毕节的贫困情况。胡锦涛同志到任后用两年时间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和生态恶化是困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1988年1月，贵州省正式向国家提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区”的构想。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从此承担起这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探索任务。

2016年11月，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调任毕节市委书记。当时毕节有11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81个贫困村、7个贫困县必须按时脱贫，有15.82万留守儿童和15.23万困境儿童需要妥善安排。

2016年12月26日，周建琨在全市党代会上代表市委提出了“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的思路。提出要全面落实习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担当起“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使命，首先要抓好各级党的建设，建设一支有理想、有群众情怀、有责任感、有能力的党的队伍；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建设好毕节试验区，关键是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机制，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脱贫致富能力，同时必须全面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以 “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为指导思想，毕节揭开了脱贫攻坚和国家试验区建设新的一页。

第一，市县乡镇书记挂帅，在脱贫攻坚和试验区建设中建党，做到尽锐出战，深入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扎扎实实为贫困户、为群众解决困难，在帮助农民抱团走市场中锤炼党性，增长才干。

第二，下大力抓好农村党组织建设，选好培好管好带头人，通过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党组织对农村社区和整个生产链的全覆盖，联合多种经济主体，抱团走市场，实现共同发展，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乡村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

在毕节的实践中，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是农村基层党建和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关键环节。一是把村集体的资源、资产、资金组成集体股份合作社，属全体村民所有。二是由党支部带领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的“三资”入股，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联合各种经济主体共同发展。到2020年底，毕节市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覆盖所有行政村，全市61.7%的农户和61.2%的农村人口入社，产业发展总收入18.6亿元，村集体经济积累14.49亿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带动了农民致富。在有条件的地方，毕节还进一步发展起乡镇合作联社，更进一步增加了抗风险能力。

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也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聚焦到在“领办”中起到核心作用，实现在村集体、贫困户、各类经济主体合作共赢下的产业兴旺，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路径。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建设做出重要指示：“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到3年时间，要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要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对照总书记的指示，毕节市委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走向乡村振兴》记录了贵州从省到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深入群众，细致地落实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耐心地说服贫困户易地搬迁，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协调、指导合作社的产品进入市场，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在昔日的乌蒙山腹地发展出一系列新兴产业，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周建琨书记提出的 “四个留下”目标：

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

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

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

烟台市：全面推行新型合作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烟台市地处胶东沿海，不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但当地农村普遍存在五大问题：集体穷，大部分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都是“空壳”；支部弱，个体小农生产加上无集体经济，党支部失去号召力，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群众散，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割断了群众与集体的纽带，弱化了群众本有的集体意识，农民往往只要权益不要义务；产业衰，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产业老化；合作社乱，大部分专业合作社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成立的“空壳社”，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五大问题反映了烟台在乡村振兴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7年起，烟台市委组织部推动党支部领办村社合一的生产合作社，几年时间开创出一个乡村振兴的新局面。到2020年，全市6441个行政村中，已有3045个村党支部领办起合作社，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亿元，群众增收5亿元。2020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介绍了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烟台市也因这一工作成绩获省委组织部授予的2019-2020年度组织工作创新奖。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烟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变强，年轻人陆续回来，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解放思想，加强基层党建，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

地处西部和东部的毕节和烟台这两个地区，虽然发展水平、条件、问题不尽相同，但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大解放、党建大突破，体制机制大改革，闯出一条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群众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

《走进乡村振兴》也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用心写就的报告文学。它记录了乌蒙山腹地昔日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也记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习仲勋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的牵挂与指示，更记载了贵州省委省政府、毕节市委市政府和各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扶贫工作队、各条战线的帮扶力量、无数奋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在这个时代可歌可泣的事迹，也记载了烟台市委组织部、县市区乡镇、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创办合作社的动人事迹。这里有昔日的眼泪、心酸与无奈，更有今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毕节和烟台“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动人画卷。

2021年3月25日，中共毕节市委作为脱贫攻坚的先进集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同时，毕节的一批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书记、扶贫干部也受到表彰。正是他们与其他战友一起，带领广大群众用汗水和热血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毕节大地上画着更新更美的画图。

随着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问世，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关心毕节和烟台的实践，同时也希望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大潮中，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经验。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