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毛主席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写下了一些学习体会，包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等，去年出版了《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一书。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思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是怎样观察中国与亚洲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
马克思最杰出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未完成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巨著的写作计划和提纲，共分六个部分：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根据这个提纲，《资本论》仅仅只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资本），在此之前，马克思则一直在尝试着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
从马克思制定的写作计划来看，他原本的设想是：从“土地所有制”、从土地革命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农民入手，来展开他的论述，而不是从抽象的资本理论开始他的论述。而“土地所有制”，原本是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巨著的开篇，“资本”只是一个导论。
实际上，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量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叙述的方式，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结构。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资料，以进行彻底的思考。虽说在人们眼里，马克思的全面与彻底是无与伦比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却依然还不充分。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写作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这个问题。
马克思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原本计划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亚洲和中国展开。而结果却是：《资本论》中讲到的680个人物中，只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王茂荫，这个人提出国家向商人（徽商）借款，由商人来管理货币发行的主张，但王荫茂的主张被皇帝拒绝了。
这个唯一的例子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马克思借此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货币？货币究竟是衡量劳动的尺度，还是衡量政府债务的尺度？由此，马克思展开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思考——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深刻思考。
为了说明马克思的思考，我们不妨从大家都熟悉的最直观例子说起：美元纸币上写着一句话：支付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合法凭证。这意味着：美元是支付债务的工具。债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债务（来自普通纳税人），一部分是私人债务（来自金融集团），可见，正像英镑是建立在英国政府对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债务的基础上一样，美元则建立在美国政府对于美联储债务的基础上。美元不是衡量劳动的工具，它本质上是债务工具；不但美元，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都是如此。美元和英镑这种货币，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理解的“货币”大相径庭。
马克思认为：由控制商品交换的商人，向着控制货币投资的资本家这关键的一跃，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产生的关键。更深刻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这种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一步，在中国受到抵制？王荫茂的例子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这意味着：在中国，一般而言，国家只有公共债务（表现为税收），而没有私人债务，大的财团不能掌握、支配国家财政，包办货币发行。在中国，商人就是商人，而不是能够掌握国家财政和金融命运的资本家。正是在中国而不是西欧，货币才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中国有比较典型的商品经济；而在西欧和美国，货币还是债务工具，而这种债务工具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于是，西欧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个例子表明，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思考和了解，达到了怎样深入细致的地步。与惯常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中国意识”是极为深刻、独特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来开始他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呢？他为什么选择先从历史的角度、从欧洲外部，而不是内部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简而言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常的、是变态的，而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常性，只有从欧洲外部，从世界史的视野，才能被更为直观的看到。他说，一方面，“货币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在货币经济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在那里只有“货币劳动者”和“货币拥有者”，而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和“财富拥有者”。换句话说，在那里，人们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完善（本质力量的发挥）而劳动，而是为了追求货币而劳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货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货币经济的理解，还取决于对“货币”的理解：一种是把货币理解为劳动的尺度，另一种则是把货币理解为债务的尺度。而只有后一种方式，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这样的区分，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的著名公式：商品-货币-商品，改造为货币-商品-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货币的垄断者——资本家。
马克思接着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货币，而首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同体成员”。“在那里，每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货币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劳动，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
为了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举出了非常重要的例子，他说，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灌溉工程和水利交通枢纽（黄河河工、大运河漕运）而劳动，这是中国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公共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土地私有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公共灌溉和公共交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还指出，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在投身于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农民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马克思是在亚细亚、日耳曼、资本主义三种生产方式的比较中，建立起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的“封建”，意思就是“封疆土、建诸侯”。而马克思说：feudal，特指的则是日耳曼生产方式。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来说，日耳曼统治者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一样，住在城市据点和碉堡里，并从那里对广大的农村进行统治。正是日耳曼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首次划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城市市民”与“农村公民”之间的对立，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城市市民才垄断了“公民”一词，而广大的农民则被从“公民”中开除出去。实际上，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也是因为拥有共同土地而成为公民。古希腊和罗马的“公民”，起初指的也是农民。
马克思认为，日耳曼生产方式既不依靠农民当兵，也不依靠土地收获，而只是依靠城市堡垒和据点，通过征税和生产手工业生产而与农村进行“交换”。在日耳曼时期——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围绕着定居点得以重建，这种定居点逐步扩大为城市——占领者只把定居点里的人视为“公民”，于是马克思说：“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城市是中世纪的产物，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日耳曼生产方式的特点，这又是由军事占领造成的。日耳曼生产方式造成了契约式的统治，所谓Feudal Contract的实质是：农民通过提供劳动产品以换取领主的保护，农民不再承担军事任务，因此不再是政治力量，不再是政治性的“公民”，而是沦为纯粹的生产者与交换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与交换成为支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只是从这一刻方才正式开始，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非是从中世纪“生产与交换的契约制度”中发展而来。随着税收和城市手工业的兴起，货币交换发展起来了，而为了巩固共同体而进行的交往——朝贡，先是被契约交换，随后逐步被殖民主义和国际贸易所替代。马克思说，资本的原意是“头”，它起初的意思就是“人头税”。
马克思极为深刻的创见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从日耳曼生产方式——“feudal”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只有在“feudal”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才能产生西欧式的资本主义，而从中国的“封建”中、从古希腊和罗马制度中，都是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资本主义的——尽管中国一直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罗马也并不缺乏布鲁土斯这种最精明的放债人。
马克思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虽然也经历了蒙古的占领，但是，蒙古占领却没有持续下去，1368年明朝的兴起，避免了中国的日耳曼化或者中国的“中世纪”。于是，马克思的问题是：在欧洲，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这是蛮族入侵带来的东西，欧洲没有能够抵抗它，而至于亚洲能否抵抗它，且在这种抵抗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这才是世界经济史的“大分流”。
加州史学派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一书，就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思路的思考。
借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欧洲，从什么时候开始，土地被当成牧场，农民被从国家、国家公民中开除出去？而作为市民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怎样代替了农民的“国家公民”地位，而欧洲的农民——随后就是工人阶级则失掉了这样的地位？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前史。实际上，卢梭和尼采对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与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是一致的。在他们那里，古代的终结，就意味着蛮族入侵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它带来了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化。可见，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土地所有制”——这原本就是马克思所思考并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农民通过土地革命重获国家公民地位，这种“反日耳曼化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有当这种可能性完全丧失了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完全被“日耳曼化”了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才主要地表现为工人阶级运动。
但是，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追随者，完全没有马克思这样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视野。这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派，他们不但是不同程度上的西方中心论者，而且，他们也很少思考：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日耳曼化的欧洲”，而非古希腊和罗马的欧洲；欧洲的居民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而原来的欧洲和“欧洲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比较了古代与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因此，古代的观点与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选集》2卷，738-740）
路易·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断裂，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只是讲人的异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不再讲抽象的人，而是讲生产的人、劳动的人，马克思后期不再讲人的异化，而是讲劳动的人怎样受剥削。
改革开放之初，周扬与胡乔木有过论战，其实也是重复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只要读过马克思的书，就会知道：马克思并非只是前期讲异化，后期就不再讲异化，他后期讲的劳动者不得不被剥削、“心甘情愿被剥削”，当然就是讲“劳动者的异化”。马克思一辈子都在讲异化，他所谓“人的异化”，这是在哲学层面上讲的，他讲劳动者被剥削，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的，前后一致，根本就无所谓断裂。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断裂，其实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失败后，他举家逃亡英国，在大英博物馆，他看到了大量的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说自己的时间都被“亚洲问题”占去了。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请他就亚洲问题写一系列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有数百篇，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亚洲了。要说转向，从研究欧洲到研究亚洲，这才是马克思一次伟大的转向，但也是一次没有被后人明察的转向。
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认为，只有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只有欧洲内部的革命，才是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力量，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方才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备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在力量，因此，从1852年起，马克思便开始全力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马克思极为兴奋，他立即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两极相联”定理——即中国革命，将决定欧洲与世界的命运。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成为对马克思特立独行的思考的回应。对马克思来说，金田起义一声呐喊，给欧洲和世界送来了革命。而率先提出了“中国道路改变世界”的人，就是马克思。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革命并非是苏联人赠送的礼物。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联当然有巨大影响，但毛泽东这辈子挨整，主要就是苏联在整他。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包括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这种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就是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那里来的，而不是苏联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革命，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道路
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正如王岐山最近所指出的：“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中国革命，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一场伟大变革。
对于亚洲问题，恩格斯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研究，列宁虽然基于当时欧洲革命的失败，转而提出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论断，但是，斯大林在随后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却简单地以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论，混淆了“封建”与feudal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他把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而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绝对落后的。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研究过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潜力，没有思考过1852年的马克思指出的那个问题：要避免资本主义化，首先必须避免“日耳曼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有一场反“日耳曼化”的土地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革命，与农村和农民没有关系。社会主义只有欧洲能搞，而亚洲根本搞不了。
虽然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是西方。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被称为“唐宋之变”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由于经历了蛮族的占领和“日耳曼化”，欧洲的制度（希腊和罗马）便已经不存在了。西方的制度是断裂的，因此，西方的古代与现代也是断裂的。希腊、罗马是一段，从日耳曼到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段。希腊很小，希腊城邦，不会比刘邦当亭长的那个沛县更大。希腊制度存在了最多400年，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550年，至今也不到500年。
中国制度，自唐宋成型以来，历经改革与革命，均是为了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一基本制度。持续时间最长，在改革与革命中不断完善，要说中国特色，这是第一个特色。
什么叫中国制度？所谓“中国制度”，我以为起码包括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大一统”。所谓“反封建”，简而言之，就是治理靠制度，不依亲贵。
第二是政府各部门的互相制衡。希腊的制度，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军事制度与债务制度的融合。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单纯的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而是军事、财政、行政、监督互相制衡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制度（三司、中书门下、枢密院、御史台）中得以完备，并为历代所延续。
中国历代改革，大致是以财政、军政改革促行政，但到了清末，还是行政拖垮了财政和军政，改革并不成功。而中国制度中，军政与财政的短板，是由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补齐的，这是新中国制度承前启后之处，我们今天加强制度建设，就是为了不使治理的各个部分走向偏颇。
第三是领导者的学习、考试、考核制度。
第四是在经营边疆与海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下制度”。
熊十力说：“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方才使中国的制度存在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毛泽东以他发动的革命，开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首先，毛泽东完成了土地革命，依托土地革命，建立了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民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革命使农民成为国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不是空的，离开了土地革命，哪有什么人民主权？基层组织散掉了，哪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后，通过农村改造，使土地成为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今天的巴西、印度、南非，都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而中国至今尚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毛泽东使中国避免了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只要中国军队的主体来自农民，只要这支毛泽东的军队不被打败、不被腐败，中国农民的“公民”地位，就不可能像欧洲那样被“市民”所替代。
第二，毛泽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他以包纳56个民族的“天下”制度，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中国革命的两个动力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因此，毛泽东的革命不是同盟会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是重建多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国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与解体，而是将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
作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内亚洲边疆》中说：蒋介石通过掠夺边疆来完成内地的积累，他压迫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政策是“次帝国主义”。而毛泽东是发动边疆和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城市掠夺农村、沿海掠夺边疆的“蒋介石式现代化”，只能造成中国分裂，而只有毛泽东才能使少数民族重新认同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国。
斯大林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要给资产阶级帮忙，不要添乱。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建立的，就是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并没有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没有走民族国家从“帝国”中分离出来的道路，不但共产党的革命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也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于康有为的“保国保皇”，他们所依靠的都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而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一个海外华人“弃民”回归中国，参与现代中国建设与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得以继续。海外华侨华人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所能概括的，华工用血汗钱支持孙中山，这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确认自己属于中国共同体的行为。
海外华侨华人与现代中国建设、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表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不是海外华人的离心过程，而是海外华人通过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不断回归中华的过程。香港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
同样的，毛泽东的革命，也是动员中国边疆各民族参与现代建国的过程，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瓦解，而是加强中国的大一统——这是现代建国道路的一个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就是上述“天下观”的放大。“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扶助弱小民族，万隆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的“道”，也就是“天下之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中国之“王道”，与西方之“霸道”的区别。
中国现代外交思想，是从清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即不是建立强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维护弱小民族的权力，这就是所谓“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
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日本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联合亚洲和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是伸张天下公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3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是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正像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大菩萨”一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也被称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中国王道和天下思想的继承。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体现就是“大国之仁”、“上国之智”。孙中山和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遗产，对于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毛泽东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中国历代均有领导者的学习制度，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学习制度，就来自“经筵讲对”制度。春秋贡士、魏晋中正，是基层选举、选拔制度，隋唐以来的科举，则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而三年考绩，则是为历代所遵循的官员评价机制。上述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未见。毛泽东对于上述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是把“读书穷理”，改造为“实事求是”，即不仅是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毛泽东不但重视“学”，而且更为重视“习”——即实践。
第二，毛泽东“赶考”的思想，把科举考试、官员的“三年考绩”，转变为“考心”——即理想信念教育。把《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亲民，改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通过以上两点，毛泽东把中国历代的领导者学习制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制度。
毛泽东既发扬光大了中国制度，同时，他对于西方历史、西方制度的认识也极为深刻。希腊罗马、日耳曼、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制度之间有断裂，但一脉相承之处，就在于其核心是军事制度。
对抗性——这便是西方制度的根本特点，而这个特点就脱胎于军事体制。
对抗性，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的实质。
不读《矛盾论》，不能理解西方制度的实质。
毛泽东说，离开了敌我关系、离开了对抗和斗争，就不能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甚至也便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的思想。
黑格尔说，对抗，既表现为全面的对抗（战争），也表现为有规则的对抗（宪政）。
而毛泽东说，矛盾有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
像毛泽东这样一举抓住西方制度本质者，极为少见。
文德尔班曾说，整个欧洲能读懂黑格尔的，没有几个人。
斯诺二访陕北，问毛泽东说：你读过黑格尔的书吗？毛泽东回答：当然，黑格尔、恩格斯都读过。但《矛盾论》是血写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中国制度的长处在文治，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短处，就在文武分制。毛泽东解决了这一积弊，他把剧烈的对抗性，引入了中国制度，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论持久战》，无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思想把强烈的对抗性，引入中国制度内部，注入中国文化内部，以此对“文治”传统加以改造——他的这种强烈的斗争、对抗性思维，与其说是中国的，还不如说是西方的。
毛泽东一贯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感叹说，马克思主义者中，像马克思那样认真搞学问、像毛泽东那样肯认真读书的，一向不多。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问一波比一波差，到后来，几乎就没有一个是肯念书的。不但别人的书不念，连马克思的书也不念。当代的教条主义者被青年人唾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念书，一点学问也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艰深的学问，毛泽东是旷古未见的伟大学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标语口号。
伟大也要有人懂，读懂马克思、读懂毛泽东，没那么容易。
践行中国道路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四个现代化”是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而习近平加上了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成为“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的精髓，当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岐山在2016年11月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阐述。他说：“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5000年绵延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融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哈佛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曾经说过，“开辟中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开启中国历史”。这也就是王岐山所谓“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一条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共同点，必将是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当然，这也是对世界上现在仅有一种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思想方式的超越。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制度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我们当下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对于中国文化没有自信，而对西洋文化却缺乏马克思那样的批判认识。
缺乏文化自信，突出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问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没有落实到对于中国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而是流于词赋、文学和考据。研究中国文化，而不研究中国制度、不研究历代治理经验，这必然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解。离开了对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觉，不研究中国制度是什么，制度自信就是空谈。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目的在于以“文化中国”，对抗“制度中国”，实质在于摧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
离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了解，离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比较，谈中国传统，谈西方传统，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是谁继承、代表、发扬光大的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呢？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思考、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也势必会沦为空疏之谈。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