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期、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开局期、实施创新强国阶段的开局期，是我国从创新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期。随着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和冲突加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稳定经济增长、降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重要意义更为突出。根据十九大的部署，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举国体制和对外开放等综合优势，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要提高基础性、原创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力争在若干重大战略性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研发机构、培养一流人才方面实现重大进展，不断提高创新质量，全面支撑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新路径，为我国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创造新的增长周期。

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我国科技总体发展水平实现巨大历史性变化，科技创新水平已在若干前沿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进入领跑阶段，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指数从2016年第25位上升至2019年第14位，已经超越英国，位列发展中国家及中高收入国家的首位。

“十三五”规划首次将科技进步率作为发展的核心指标，提出从2015年的55.3%到2020年的60%的预期性目标。到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率已经达到59.5%，是统计期间（1998年之后）最高的年份。对照预期目标，除了个别指标（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未能达到之外，其他主要指标均超过预期目标。

对国家科技“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2016-2019）评估表明：在12个量化指标中，到2018年已经有4个量化指标提前完成2020年目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科技进步贡献率、PCT[1] 专利申请量三个指标进展良好；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两个指标滞后。反映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三个指标，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2件的目标在2019年上半年已提前完成，科技进步贡献率能够按预期达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未能如期实现。总体来说，实现了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总目标。

创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三五”时期，我国创新效率大幅提升，创新实力稳居世界前列。2019年，我国全社会R&D支出22144亿元，全社会R&D支出与GDP之比为2.23%，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相当（2.18%，2018）。2018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2019年，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61.0万人年，总量持续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76.3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6件，提前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目标（12件）。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收入有效专利数（件）从2012年的0.33件增长到2016年0.71件，年均增长率21.2%。 2019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5.9万件，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我国跻身全球知识产权引领者行列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知识产权国，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之一。欧洲专利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高达8330件，首次取代瑞士，成为仅次于美、德、日、法的第五大申请国。2017年，我国国内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均位列全球第一，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3.6%、46.3%和50.6%。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申请量连续8年位列世界第一。2020年上半年，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2.95万件，同比增长22.6%，其中，国内申请2.68万件，同比增长20.7%。在若干技术领域表现突出。例如，截至2018年12月，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超过14.4万件，占全球申请总量的43.3%，居全球首位。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从2014年第20位跃升至2017年第8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称，“中国已跻身全球知识产权引领者行列”。

知识产权市场体系快速发展

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15年的9836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22398.4亿元，占GDP之比从1.43%上升至2.22%，这成为我国特有的大规模技术市场，也成为研发再投入的重要来源。截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项目同比增长33%，其中小额专利质押融资项目占比为68.6%，更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融资支持。

新兴产业带动作用不断提高

“十三五”时期，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增至2018年的58.5%。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超过50%，发明专利授予权量占40%。新兴产业逐渐成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区域创新高地辐射效应显著 

北京、上海加快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国家急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创新型省份和城市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发展等深入推进，东中西部跨区域创新合作迈出新步伐。1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68个国家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引擎。2018年，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苏南、天津滨海、西安等7个国家自创区对所在地区GDP增长贡献率都超过20%，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头雁”。

科研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总体来说，我国建设世界创新强国已具备加快发展的基础，科技发展正进入由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期，科研体系日益完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同时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虽然在主要指标上已与创新型国家接近或相当，但综合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创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较突出。主要表现在：

第一，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原始创新能力不强，自主提出重大科学命题和有效解决关键产业问题能力不强。中高端科技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明显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心脏病”问题突出、“缺芯少基”现象普遍；系统集成能力较强，但集聚整合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能力不够；再创新能力不足，某些关键产业领域对国外产业技术依赖较强。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极不平衡，基础性研究成为最大的短板，这是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最大瓶颈，也是未来我国科技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二，社会创新活动发展不充分，创新主体的活力与潜力尚未充分发挥。2019年我国各类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研发支出经费的76.4%，但与创新领先国家相比，企业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仍然较低，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2.41%，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2.07%；科技创新高端人才支撑不足。我国已拥有世界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但缺乏世界级科学家、战略科学家、高层次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一些冷门偏门学科人才短缺，人力资源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我国科技领域全职研究人员总数已超过美国、欧盟，但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比重远低于美欧发达国家。以科技研发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技术服务业规模较小、创新研发支撑作用较弱，这与我国建成创新人才强国、创新市场强国目标极不相符。

第三，创新引领尚未全面实现，科技创新的高端供给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导致一些关键领域技术领域受制于人，难以满足依靠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主要目标和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引领作用，为我国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提供全面战略支撑。在重点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高水平，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建设相对完整的、独立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到2025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突出以下几项任务：

总体来说，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全面跨域、引领发展、贡献人类的方针，加快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并行向领跑的转变，加快实现创新从模仿跟随向引领的转型，加快实现前沿科学领域从知识利用者向创造者的转化，在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前沿方向进入领跑阶段，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创新的引领者、推动者、贡献者，加快建设世界创新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使国家科技实力跃居世界前2位，迈进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前10位），世界第一大科技人才国家地位更加巩固，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全社会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创新全面引领发展成效更加显著，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国际专利申请量（PCT）再翻一番，（见表1）对世界科技创新与科学发现作出重要贡献。

表1  创新驱动发展主要指标（2015-2025）

注：2020年目标与实际结果一列，括号内为实际结果。

主要措施 

“十四五”时期，我国创新驱动发展要围绕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依据十九大报告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确定若干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超前部署前沿研究领域，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有效整合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产品开发、工程化和产业化，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创新链，全面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创新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增添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质量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这需要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制度效能。从此次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可以看到，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并逐渐深入渗透到社会、产业和生活中，科技治理的复杂度随之上升；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事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科技治理不是某个组织和个体的任务，而是事关全局的公共性事务。有效的科技治理能更好地实现创新的社会功能，更好地实现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稳定构建基础科学研究体系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建设世界创新强国，必须加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实力、提高基础科学水平。要鼓励自由探索，大幅增加国家科学基金对基础科学研究与基础学科建设的投入，大力支持“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构建以人类生命健康领域、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变革性技术发展、提升基础科学能力等为核心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大幅增加国家科学基金对多学科领域交叉共性难题的投入，以多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提升基础科研能力。

加快形成核心技术突破体系

核心技术能力是一国创新实力的根本，自力更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中国创新的鲜明底色。要围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统筹部署创新链、产业链，加快形成核心技术突破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重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构建科技前沿战略研判体系；布局建设一批体量大、学科交叉融合、具备国际前沿水平、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

加快完善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体系 

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是创新链的重要环节。要培育一批专业化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完善区域性、行业性技术市场，打造连接国内外技术、资本、人才、创新资源的技术转移网络。建立统一开放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心），创新技术转移模式，加速创新要素开放流通。为知识产权的资本化提供一系列服务，发展专利质押融资以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和科技金融服务业，积极推动跨境知识产权市场的发展，让知识产权服务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推进创新融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能力。要加强创新的经济融合、主体融合、技术融合与跨领域融合，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现代研发产业及服务业，切实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两张皮”问题，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加快构建多层次创新人才储用体系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加快构建多层次创新人才储备和使用体系，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促进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建设，实现不同领域创新人才“各尽其用、各显其能”。

加快形成多中心区域创新体系

加快构建多中心、多功能的区域创新中心，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创新布局。北京、上海、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一批“绿色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等国家级创新区和创新城市，支撑前沿科技探索。

构建民生科技服务与支撑体系 

以科技创新推进民生发展，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民生发展的科技支撑。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加大开展科技扶贫，补齐农业科技短板；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绿色中国”科技创新试验区或试验城市；在卫生安全领域加快研究基础病理学、流行病学、疫苗研制、中医学治疗，巩固医疗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信息技术与生命健康领域融合发展前景，构建“健康中国”创新示范中心；可以利用疫情防控等大数据管理平台，促进信息技术在应急安全等领域深度应用，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决策辅助，为建设“平安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建成更加开放的国际创新体系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推进国际创新体系的发展，提高国际科技话语权。科学发展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学术产出占同期世界总数20%以上，就可以称为“世界科学中心”，我国目前已接近这个数字。建设世界科学中心需要持续扩大全球创新人才、资源、技术交流，完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争取举办世界科学论坛大会；扩大我国进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数量，提升城市排名；不断加强与世界顶尖高校、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科学交流与技术合作，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中国技术标准“走出去”。积极推进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当前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全球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推动疫情防控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和研发，我国提出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世界，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加快整合创新支撑政策体系

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体系。加速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及其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中长期科技创新绩效评估制度，完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评价体系；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构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创新支撑政策体系；完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加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开放政策；实施适应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的产业政策；扶持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融合政策；扩大开放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政策；提升全社会科学素质的科普与创新教育政策，等等。

加强创新战略的方法体系建设 

战略规划是全局性、根本性的，要围绕加快建设世界创新强国，加大对创新战略方法的研究，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科技创新模式，深化战略性问题研究，提高创新战略的科学性、系统性、适应性和前瞻性。

一是着手制定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未来15年我国创新战略的重大思路、重大任务和改革举措，组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二是着手研究制定“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形成与“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机衔接、统筹实施的战略部署，勾画我国至2025年基础领域、重点领域与核心技术的发展路线图。

      （编辑  季节）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高整体科技创新效能的重要举措之一。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要求，2021年3月28日，“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课题组和《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型举国体制与推进科技创新研讨会”，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相关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举国体制，“一五”时期的156项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时至今日仍有接近一半的项目企业继续经营，如今的液晶面板行业、高铁行业，同样具有鲜明的举国体制特征。

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如果仍然满足于发挥比较优势，就会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钳制。中国必须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领跑应当建立在创新之上，而创新又应当建立在基础科学研究之上。新型举国体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规划。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但随着科学研究规模化、融合化趋势不断增强，基础科学研究也需要国家规划予以指引。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科学研究提出目标，落实国家任务、解决国家需求，是制度探索的方向。二是培养、积累学术人才。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需要大量人才投入其中。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健全学术评价体系，提供科研人员长期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优秀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三是建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链接。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跨越是目前科研领域的短板，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约为10%，西方国家约为40%，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打通两个领域，既能让科研成果服务于产业发展，也能让产业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四是保障经费投入。与过去相比，中国科研投入已经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础科学研究周期长、链条长，需要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保障经费投入。

中国人民大学贺耀敏教授从五个角度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第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前提。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相互掣肘，而是让两种体制力量得到有效集中和升华。第二，新型举国体制代表了对国家战略的新认识。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预见性的解决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等重大问题，这是国家发展必要的制度保证和政治保证。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体现了对科技攻关规律的新认识。科技领域是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当下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科技竞争是国家间竞争最重要领域之一。科学研究要突破学科间、军事民用间的分野，要开展全球合作和大规模集成创新，能否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应对目前科技攻关的新特征、新挑战，具有深远影响。第四，新型举国体制反映了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并逐步渗透到市场、贸易等领域，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将各类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科学技术的正效应，确保稳定可控的发展环境。第五，新型举国体制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美国主动破坏自身主导、建立的国际政经秩序，转嫁危机、攻击中国出现常态化趋势，新型举国体制反映出中国做好今后可能长期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围追堵截的准备，捍卫国家利益的斗争愈发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比较了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异同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二者侧重点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侧重于“体制”，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侧重于“机制”、“目标”。新中国工业建设初期正是通过举国体制奠定了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基础，但弱势窘境仍存在。

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有三个特征。首先，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鲜明的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跨越发展中的瓶颈。其次，新型举国体制有更为明显的战略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盲目的，不是什么事情都当“大事”来办，而是在顶层战略规划下发挥作用。最后，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应当是人民齐心办大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从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角度探讨了科学研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中国科研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大而不强。中国两院院士810人，只有杨振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另一位诺奖得主屠呦呦并非院士，美国院士2400人，其中有190位诺奖得主。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突破性、颠覆性的科研成果，常常没有发表在因循守旧的“顶级期刊”当中。“四唯”评价体系使得中国学者在科研过程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科研工作步入“中等水平陷阱”。科研领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常常以“两弹一星”为例，但背后原因是一流人才占据关键位置、进而产生一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自主创新，人才是关键”，新型举国体制应当以人才为核心，一流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体制，体制就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目前推进的代表作制度是一种改革思路，不过代表作制度仍有局限，代表作制度之外，国家应当及时奖励“十年磨一剑”、具有一项突出成果的科研工作者，“以突破论英雄”，形成示范效应，逐步探索与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体系。

新型举国体制应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大洲教授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国家竞争类似于企业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必然存在国家行为。国家科技竞争可以区分为“追赶”和“引领”两种情况，一般来说“追赶”的成功率较高，美国的半导体、中国的核武器都是其中的成功代表，而“引领”的成功率较低，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研究最终失败。新型举国体制应当思考“引领”问题，至少建立一种二元体制，既有集中力量的追赶，也有在国家总体发展方向下的自由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毅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具体实践，而新型举国体制则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认识，相关研究可以从若干层面展开，基于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空间广阔。例如在产业科技政策方面，中国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进行比较；宏观的举国体制可以和微观的科技创新体制进行比较；工业软件、大飞机等具体产品的研发、制造，也可以进行国际间或产品间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取长补短，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研究的繁荣。

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企业是新技术的重要创新主体，若干企业推动了中国5G技术的发展，企业中的员工特别是工科硕士，是更为具体的创新主体。明确这一情况后，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企业员工的支持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思科学院体制的科技创新作用、创新能力，从而相互促进。

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发言。中国政府是中国发展的一项长期优势，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领先全球，部分在于大国条件下官办的推动。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应成果的转移机制。新型举国体制应当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在发挥政府主导优势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让新技术得到有效扩散，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端连接政府、一端连接市场，利用好国有企业的自身特点、发挥其引领作用，可能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突破口。

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振寰教授认为，要搞清楚新型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特点、适用范围与前提等需要弄清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石建国研究员就新型举国体制的边界进行了分析。从现有文献出发，新型举国体制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抗洪、抗疫虽然发挥了举国之力，但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样不属于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范畴。从现有制度体系出发，党的领导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是基本制度，上述两种制度派生出的制度是重要制度，新型举国体制属于制度体系中哪一个层面，需要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肜新春研究员认为，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治理手段，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应用，在大国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反之，小国发展是否需要举国体制，值得思考。目前西方世界把中国的举国体制妖魔化，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站在经济学理论的对立面，实际上西方也应用举国体制，“曼哈顿计划”就是例子。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破除西方对举国体制的偏见，让举国体制得到认可。

中国政法大学熊金武副教授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的若干发展方向。举国体制在中国一直存在，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首先发挥市场的作用、企业的作用，民企、国企、小企业、大企业，种种主体都能够在新型举国体制中进行整合、释放活力。新型举国体制应当鼓励变化，很多传统行业不是没有创新能力，而是没有创新需求、缺乏创新动力，创新不一定都是变革性的，改良、干中学都是创新的重要形式和方法。新型举国体制还应当考虑创新的深远意义，对于重大创新，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中央财经大学肖翔副教授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作用。过去采用举国体制，目的在于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现阶段工业生产服务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走出价值链低端。中国的汽车工业、机床工业都曾经有较好的发展，但是后来又逐步落后，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对工业发展进行长期规划、发挥长期作用。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一线，值得关注和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申晓勇副教授就新型举国体制受到关注的原因说，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任务人员代表时提到，嫦娥四号任务“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人员代表时再次提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除航空航天领域外，新型举国体制基本围绕核心技术攻关问题展开，而核心技术攻关正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举国体制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研究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我们需要用大历史观来看举国体制的形成和演变，需要历史的坐标。如果说建国初期我们突破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今后的30年，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则要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陷阱。二百多年来，西方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发之力，建立起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发生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根本所在。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和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要突破“西方遏制陷阱”，除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外，别无他途。

应当深入总结新中国举国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新中国72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43年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中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对中国遏制的逐步升级，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特别是今天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不多的资金就可以实现，也不同于20世纪那样依靠单个实验室或大企业就能够实现。

科技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政产学研的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这种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甚至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今天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应该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这方面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因此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科技，特别是在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间竞争力的领域，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就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往往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红色精神谱系，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应该好好研究，传承和发扬下去，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解决主要矛盾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望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使得内需动力强劲，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的产业体系具有内在稳定性，拥有规模宏大、素质不断提升的人才队伍，使得中国创新动能不断释放，这些有利因素也使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的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按照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大逻辑，其本质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定经济基本盘，有效化解外部压力和冲击。这就需要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优势，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挖掘潜在消费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加快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预测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开启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2020年中国将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

分析和预测“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始发于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经济增长预测分为高方案和低方案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预测。从要素视角，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1978-2012年，国内外环境有助于我国提高三大因素的投入和利用率，使得我国保持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这一高速发展时期也产生了由于高投入和高污染问题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方向。

“十四五”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我们仍然有潜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鉴于“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选择两种方案。基于全球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方法，我们首先在高方案下对“十四五”期间的GDP增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从实物资本来看，2018年我国的资本存量增速已经从过去10%以上下降至7.1%，且增长速度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经历了40年的高投资和高增长之后，我国的资本存量已经非常高，新增资本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很大，但是与庞大的基数相比，其增长率不可能太高。根据预测，2025年我国实物资本存量增长率将降至5.6%，“十四五”期间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为6.4%。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2010年之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相反变动趋势。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从2013年起，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在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的正面作用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作用，人力资本总体保持正增长。不过，由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效应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本增速趋于下降，“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约为3.0%。TFP增长率将维持在1.0%左右。初步预测，“十四五”时期GDP增长率大致可以维持在5.2%-5.7%之间。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GDP增长速度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速3%左右高出2个多百分点，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速较快的国家之一，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3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表1 “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测与增长核算

单位：%

注：2019年数据基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测算，实物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基于15-60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TFP即全要素生产率；这里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0.5。

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和支撑点。未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变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劳动生产率高——经济结构服务化，基于知识和高层次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服务业比重和品质提升，且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充分借助有利于效率改进的教育、研发、知识、信息、产权等部门的杠杆作用；（2）消费能力高——消费比重提高和结构升级，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循环过程；（3）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或人均资本量显著提高。

产业结构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呈优化升级态势，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度化。

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社会总需求可划分为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部分，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分为政府需求和居民需求，投资需求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外需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需求结构优化主要在于两方面：（1）消费需求调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2）投资需求调整，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与消费需求相匹配、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提升投资效率和效益。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变动是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推动力。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比例）从1983年的67.3%逐步降至2010年的49.3%，此后开始步入回升阶段，2019年已增至55.4%。中国的消费占比随着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的“先降后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似，但区别在于中国的消费占比明显偏低，大约要低10个百分点。我国的资本形成率[1]也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从1983年的34.3%不断攀升，直至2010-2011年达到峰值（均为47.0%），此后增速放缓甚至下降，2019年停留在较高水平（为43.1%）。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呈现“先升后降”特征：从2007年的8.7%不断下降，2019年降至1.5%，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0.7%。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未来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将趋于下降，预计2025年降至39.3%；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预计2025年升至60.7%，净出口占GDP比重将为零或在零值附近上下徘徊，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的转变。这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条件。

就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求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要素与之匹配。就业结构升级主要在于两方面：（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2）就业结构现代化，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较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始终偏低。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就业结构的持续变化，预计到202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17.8%，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降至26.7%，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将增至55.5%，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优化、协调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

城乡结构更加均衡

城乡协调均衡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城乡均衡发展主要在于三方面：（1）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2）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3）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迁移至城市。城乡结构主要体现在城镇和农村的人口结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差距、消费结构等方面。

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0%。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2019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亿人，预计到2025年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6%，城镇人口将达到9.44亿人。新型城镇化将使得当前1亿多农村居民转化成城镇居民，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城乡收入水平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按2019年不变价格计算，预计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至57 113元、22 16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预计降至2.58。

城乡消费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稳步增长。2013-2019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增至2155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8487.5元增至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7485.2元增至13328元，城乡消费支出比从2.47逐步降至2.11。预计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分别提高至39174元、18995元。2025年城乡消费支出比预计将降低至2.01。

公共支出结构优化，民生不断加强

政府公共支出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持久影响。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进程中，公共支出不断发生变化，总体的方向是通过调整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公共支出转型的调整重点在于三方面：（1）提高公共部门配置效率（包括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有效满足社会公共需求；（2）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科技研发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提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公共投资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投资的重要部分。其中教育、研发和卫生方面投资关系到人力资本的最终积累情况，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00年之前，我国对教育、研发和卫生的投入明显是不足的，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步显现，加强教育、研发、卫生等公共投入成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转变的重要方面，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将更加合理，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

教育投入。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了4.02%，连续6年超过4%。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总经费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的4.61万亿元到2025年的7.93万亿元左右，“十四五”年均增速达到8.0%，高于经济增速（5.2%-5.7%）。

预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8年的10.6年提高至2025年的11年。尽管中国人口红利在下降，但是教育红利仍在上升，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研发投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使我国研发投入明显加大。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2.17万亿元，比2012年（1.03万亿元）增长了110.7%，年均增长13.2%。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9%，比2012年提高0.21个百分点，已经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17年为2.13%），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

预计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达到2.50%左右， 届时研发经费投入将达到3.35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54%。我国的研发效率也将提高，具体表现在发明专利授权数不断提升上。预计到2025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将达到54.5万件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3.23%。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仍然偏低，“十四五”期间主要是大力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公共卫生投入。医疗卫生支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相当比例的投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测算，我国2019年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意味着政府将增加公共卫生投入，以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2018年我国的卫生总经费占GDP比重已经达到6.57%，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5%。2025年财政性卫生总经费将达到3.22万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73%。预计2025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岁，届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非常接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财政性公共卫生投入比重仍然偏低，此外，公共卫生经费有一部分并没有用之于民。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提升财政性卫生投入的效率，提高医疗卫生可及性水平和保障能力。

（编辑 季节）

城市群作为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和协同创新的最强承载体，在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是各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资料显示，世界排名前40位的城市群为全球贡献了66%的经济总量和85%的科技创新成果。对我国来说，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适应形势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家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群发展，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城市群建设。

进一步认识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予以积极部署、大力推进。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对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做了安排。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城市群的具体建设任务。近年来，19个城市群和2个城市圈的规划编制工作相继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发挥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在新发展阶段为推动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应进一步认识并充分发挥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东西部差距过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南北地区悬差又凸显出来；近些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有所缩小，但综合考量城乡差别依然很大。建设城市群有利于加快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城市作为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不仅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动源，而且是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力量，而由多个城市有机组合而成的城市群，依托其网状形态和联动机制对周边地区发挥着更加广泛和更具强度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能大大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仅如此，依据东、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能构造城市群功能和布局供应链价值链，则可以形成区域间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格局。就城市群内部看，通过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连接等举措，不仅能发挥中小城镇各自的比较优势，还可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域内各城市间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一体发展、协调发展，从而大大提升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品质。

第二，有利于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城镇化发展进程寓含着两个演进趋势，一个是农村生产要素向城镇的流转集聚，这更多地体现为土地城镇化的发展；一个是产业和人口等向大城市的转移集聚，这更多地体现为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前一种演进容易形成粗放发展，而后一种演进很容易导致“城市病”。大城市具有的综合优势吸引众多的人口和企业进入，众多人口、企业的进入推动了城市产业多元扩张和功能全面拓展，大而全的产业体系和混杂的功能结构，造成城市不堪重负，形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城市病”。因此，注重于发展单个城市，不仅大概率会使城市患上各种病症，而且一旦患病，很难通过自己进行有效治理。发展城市群则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功能疏解重组，既能化解中心城市面对的人口多、产业杂、环境乱、服务难等难题，又能强化各适宜中小城市的主体功能，推动其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等优化提升。藉此也能有效克服各城市间基于局部利益造成的不良竞争，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并济和风险共担。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城市群为一体发展、协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体系和空间构架，而一体发展、协同运行给城市个体和城市群整体都能带来强大的发展动能。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减少了不良竞争、带来了地区协作，防止了资源配置分散、带来了专业效能的提升，强化了比较优势、提供了产业衔接配套条件。在一体化、同城化等机制下，各城市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约束，在城市群范围内自由进行资源要素配置，不仅能有效化解自身面对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还能大大降低配置成本,提高适配水平，从而大大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率。

第四，有利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战略格局。城市群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创新的主体，是全面承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衔接供给、需求体系，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平台。城市群的循环不仅是国民经济双循环的基础与支撑，也是动能和推手。通过加强城市群各城市间跨行政区的开放合作，打破阻梗与封锁，畅通内部“小循环”，实现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与其他城市联动发展的有机结合，可全面激发各个地区的发展潜能，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带动周边区域加快发展。通过深化城市群间的开放合作，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全方位的合作联动局面，形成供给与需求的配套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的联动提升，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相联通。

不断提高城市群的建设水平

我国城市群发展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担当砥柱职责，必须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求，着眼解决关键问题，不断提高城市群的建设水平。考虑到城市群建设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与关系的复杂性，在具体方略上，应从实际出发，灵活施策、多措并举。

第一，强化区域战略协调互动，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囿于历史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异，我国城市群在国土空间中总体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而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现有城市群本身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已经较为成熟的，也有正在快速发展之中的，还有处于培育形成阶段的。这种不平衡状态，要求城市群的发展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根据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确立发展重点。在此前提下，应大力推动成熟型城市群与发展型、培育型城市群的战略互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成熟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发展型城市群和培育型城市群作为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合作的主要依托，发展型和培育型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与成熟型城市群的交流合作，一方面，通过移植借鉴成熟经验和科学做法，夯实经济社会运行和治理的软硬件基础，建立国际一流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飞地经济、租赁经济、托管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多种组织形态和合作模式，实现优质资源要素的共享互补，进一步强化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体系。

第二，加快都市圈建设，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约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它以同城化为方向，构筑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的运行格局。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支撑和主要带动力量，从根本上决定着城市群发展的能量与质量。放眼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几乎都得益于都市圈的优强发展。据2018年数据，纽约大都市区以占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不到25%的总面积集聚了超过40%的就业，创造了约40%的GDP，其集聚带动效应十分显著。推动城市群发展，必须加快都市圈建设。都市圈建设仍然要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操作的重心，一方面是进一步塑造和突出中心城市的主体功能，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这两个方面应该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可以利用空间换产业、市场换技术、园区换资本等手段，在疏解中心城市非主体功能的同时，将中心城市发展中的一般功能和“臃肿”事务向周边地区进行“梯度转移”，扶助周边地区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同时，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基础设施一体化为支撑，促进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市场统一建设、产业错位布局、公共服务协同共建、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在合作联动中实现互利共赢。通过促进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功能互补和同城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形成更大的发展能量。

第三，依托经济联动规避行政区划约束，最大限度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8%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地区生产总值，成为承载资源要素、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由于城市群各城市间通过协调联动，强化了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划配置，提升了区域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和支撑能力，缓解了单个城市因行政区划限制所受到的土地、生态、环境等的约束。推进城市群发展，应进一步通过共建经济区、深化互补性经济合作、促进体制对接与市场开放等途径，突破行政边界限制，打通人员、资金、技术、土地、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通道。土地是城市群发展的核心要素，往往受制于行政区约束和城市分割，应作为城市群改革创新的重点。在加强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探索的同时，重点应加快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并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这些举措改变中心城市土地紧缺而外围地区土地闲置的状况。

第四，强化数字技术开发利用，夯实城市群现代化建设的智能基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并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形成“数字经济+”模式，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再造和生产空间重构。如果说过去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推动的话，那么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对于城市群建设来说，数字技术不仅是高效运行、有效治理和一体联动的支撑，还是内涵拓展、品质提升、功能集聚的条件。要把握新的科技革命的机遇，立足争取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全力推进城市群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当前，应加快5G基站、智慧高速公路、未来社区等数字基础设施或运行载体在城市群内深度布局；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促进制造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结合本地比较优势，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数字经济投资促进机制，强化保障措施。通过努力，在城市群内形成优质高端、开放包容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与经济运行体系。

第五，协调优化“三生”空间，努力提高城市群的内在品质。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应当是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有机结合体。回顾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三生”空间布局失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对生产功能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侵夺，相应影响了城市品质的提升和人民福祉的增长。随着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今天城市生态和生活空间建设已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但协调发展和优化布局仍然面临着不少难题。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的“三生”协调，要把绿色作为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的底色，融入到生产格局和生活方式之中。要站在绿色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点上来考虑“三生”的建设与布局，通过“三生”的融合协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城市群的高品质建设、高质量发展。

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协调机制

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品质所在，也是其旺盛的持续发展潜力所在，而一体化的本质和核心则是资源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和地区间全方位开放合作。因此，推动城市群发展，还要以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各城市间全方位开放合作为导向，建立健全各种支撑协调机制，尤其要重视如下一些方面的机制建设。

第一，完善规划指导协调机制。事前的统筹布局、一体规划不仅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还可以促进各个城市的发展紧扣自身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城市群内部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进而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能力。我国实施规划指导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群规划建设方面也有可资借鉴的做法。例如纽约都市区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经验表明，尺度较小、精准度较高的区域规划更能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城市群规划的指导、管理与协调机制，在强化政府规划部门指导的同时，针对不同区域的城市群发展建立社会层面的规划引导和协调机制。在规划重点上，考虑到都市圈发展对城市群发展的特殊功能，应在统筹谋划城市群发展总体方向、战略布局、地区特色和发展重点的同时，把加强都市圈建设的规划指导与协调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

第二，创新产业集群发展跨区域协调机制。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建设是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内容，而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产业集群组织在欧盟、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决定和企业推动的基本思路与操作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推动城市群内跨区域产业集群建设，还应借助已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尝试建立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等在内的多元化集群管理组织架构，通过其更好协调各方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断推动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创新，支持先进特色产业做强做大。

第三，探索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机制。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跨地区共享是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但它在现阶段仍然是城市群建设的一个难点。解决这一难题，一个可以探寻的思路是建立教育、医疗协同发展体系、形成公共服务跨区域优化配置机制。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中心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与周边地区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促进资源共享、研训协同；可以采取设立分院、科室合作、学校共建、专家义诊、线上云平台等办法促使中心城市优质医疗教育资源服务于周边城市居民。值得重视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击，警示城市群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和卫生安全，进一步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和城市建设格局，完善突发公共卫生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健全跨区域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做到反应及时、应对有力，严谨有序、万无一失。

第四，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保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等跨区域事务都涉及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保障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畅通多层次政府间沟通协商机制，按照稳定存量、改善增量的原则，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以全面调动各城市、各地区的积极性。为切实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可以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探索设立城市群共同投资基金，相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基金投资决策机制和运行监督机制。

总起来说，城市群发展是一项宏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要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并谋于高远、工于细末。特别是要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要求来谋划和推进。通过持续努力，使我国城市群真正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核心增长极。

（编辑 尚鸣）

中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的战略选择。其中，国际循环是否通畅高效，直接影响着中国今后发展速度、质量的国际竞争力，也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力量。

回望四十年：大规模外循环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国情主要方面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外循环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对回落。

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结构失衡及大口径外循环重要性

对外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见图1。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图1 1980 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那个时期，我们不断扩大开放规模。图2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特别能够利用我们劳动密集的优势，因此发展最快，比重很高。

图 2 1980-2008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

注：图中的贸易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这个阶段，大口径外循环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部分产业高得多，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1.52%）、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29%）等，见图3。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

图3  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劳动力

2.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石油、大豆、铁矿石等进口持续增加。下图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及比重变化（见图4）。

图 4 初级产品进口额及比重

注：柱状图表示进口额，折线图表示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

3.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要素禀赋改变及外循环比重下降

经过4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外循环的地位由升转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

2018年，我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而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有所回落（见图5）。最近10年，对外贸易、加工贸易和吸收外资的比重和地位都明显下降。

图5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七十年》，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国际比较视角：变化符合规律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可以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比较图6（a、b、c），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的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了7个百分点。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

图6  1980、2006、2019年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水平：国内循环为主的重要基础

从市场规模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40.8万亿元。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375.57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中国消费规模进一步接近美国，相差约2700亿美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出现下降，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20万亿元，较2019年的40.8万亿元同比下降3.93%。虽然近年来，伴随着消费需求、消费渠道、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电商红利期的退潮，我国零售额迅猛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零售额增速放缓是明显趋势，但相对其他产业，社会消费品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增长贡献来源（见图7）。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科技发展看，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21.81万件，比2018年增长了12.39万件。一些技术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信设备等产业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上面分析表明，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国情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循环的比重和地位也经历了显著变化，重要性有所降低。

图7 2000-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展望新时期：以高水平外循环打造中国与世界新纽带

面向未来，我国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顺利实现向新发展格局的转变，需要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外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新纽带的重要性紧迫性

从全球范围看，在传统国际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更高技术支撑下的产品与服务国际分工快速推进，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蓬勃发展。

首先，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研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全球分工与合作，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

在上述趋势中，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参与全球化的高度和深度，才可能更多获得高水平全球分工的益处，提升自身竞争力。

打造新纽带的有利条件

1.全球产业链参与度位居前列

参与新一轮高水平全球化进程，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与任何国家相比，我国产业搭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份额最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势。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们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2.在全球创新链中地位显著上升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显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上世纪最后10年，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8）。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9）。

图8  全球创新网络中专利的国家分布及变化情况

图9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北京上海进入前 10（ICT 产业）

3.拥有一批数字制造先进企业

我们还有一批参与高水平国际竞争的优秀企业。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迄今共有五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这充分表明了40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以新纽带促进高质量发展

1.吸引高水平外资流入

从图10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中的贡献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现在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是可以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

图10  2016-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产品工艺创新贡献度

注：外商投资企业各项数据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年鉴》

2.集成全球先进技术

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图11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图11 中国印度美国ICT专利的进口与出口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3、进口短缺自然资源

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4.增加对外投资

与我国其他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从图12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图 12 1980-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完善推动高水平外循环的制度和政策

开放体制要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第三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公平竞争能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

加快改革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影响高水平外循环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们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们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只有国内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市场体系，才可能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外循环。

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现在，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及早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们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我们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编揖  尚鸣）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与指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是实现这一目标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这就规定了“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定位、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这是制定“十四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指标的基本依据。中央要求，“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要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1]十四五规划提出了6个方面的发展目标和37个主要量化指标。

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预期目标可设定5.5%左右，实际值可在5.2%-5.7%。这样规划预期目标主要考虑因素是：“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速已从“十二五”时期的7.8%减速至6.7%（不包括2020年），从高增长时代（指7%以上），进入中高速增长时代（指7%以下），也带动了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同步下行。“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在6.0%左右。这次突发性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增长率造成强大冲击，2020年GDP增长下降。2021年将恢复到潜在增长率（6%左右）。只有实现保增长的核心目标，才能使基本指标增长达到平衡协调，即实现经济增长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到2025年我国GDP将达到130万亿元（2019年价格，下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年国际元价格），相当于30.53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比重由17.3%提高至19.8%；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95002元，按汇率法（2019年美元价格）计算，为13771美元，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按购买力平价，为21432国际元，相对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从2019年的1/4提高至2025年的1/3。这反映了中国仍属于追赶型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可以保持在5%以上。这表明，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

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我国劳动生产率从2019年115009元/人上升至2025年的155262元/人，相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追赶系数，从2019年23.5%提高至2025年的30.5%-32.5%（见表5-1）。^[2] 中国要实现对美国的经济追赶，核心是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追赶。我国就业人数于2017年达到顶峰（77654万人），开始进入缓慢下降期，其中农业就业总数与占比持续下降，向非农产业转移，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总数与占比持续下降，但保持了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第三产业就业总数与占比持续提高，依靠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支撑中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新生劳动力预期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3.9年提高至2025年的15年以上，人均劳动力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劳动报酬。

国内市场更加强大。预计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55.4%提高至2025年的6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38.8%提高至43.4%，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从16.6%提高至17.3%；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从43.1%下降至39.3%，但仍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预计净出口占GDP比重在0-1%之间，实现净出口基本平衡，若进口大于出口还会扩大对世界市场的“中国需求”，产生更明显的溢出效应，消化部分外汇储备。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预计从2019年的53.9%提高至2025年的58%。这是我国从中高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重要标志，服务业增加值将保持7.0%左右的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3] 成为我国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是新增劳动力就业主渠道。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新型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迈向中高端，既能扩大国内需求，又能创造有效供给，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十四五”时期，创造有利于促进“三新”经济的制度政策体系，预计2025年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16.3%提高至17.5%以上。

实现2025制造强国目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18年28.2%提高至2025年的1/3以上，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不断攀升，制造业增加值率显著提高，部分重点行业居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制造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制造业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形成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具有知名品牌^[4]，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和产业集群的“中国兵团”。^[5]

加快建设新型智慧化城镇。从2019年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9年的60.6%，^[6]上升至66%左右，相当于2018年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镇总人口从8.48亿人提高至9.47亿人，占世界比重从19.6%左右提高至22%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城市社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44.38%提高至50%。主要考虑是，在2019年的8.48亿城镇人口中，约有2.28亿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常住人口，要纳入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制度之中，需要两个到三个五年规划才能基本解决。城镇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比重将从2019年的57.1%提高至65%以上，乡村劳动力比重降至1/3左右。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加快建设高质量的智慧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创新持续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资源潜在动能的发挥，一方面在于充分优化人才资源的配置，一方面在于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依托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超前布局一批国际科学前沿的重点领域项目，改革和完善科研体制机制，建设齐全完整独立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从当前科技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经从跟随型前进到并跑型、部分领域进至领跑型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良性发展轨道。

创新能力显著提高。首先研发投入规模要进入世界前列。到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预期目标达到2.6%以上，研发资本存量从2018年3.2万亿国际元（2017年价格）提高至2025年的5.20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比重从13.1%增至16.6%。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从2019年5.6%提高至2025年的7.5%以上。在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在“十三五”时期发展基础上，到2025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0件，境内发明有效专利和PCT（专利合作协定）翻一番，成为世界最大的技术创新出口国，加大知识产地保护，2021年6月起实施修订后的《专利法》，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按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力量，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其一，要打造一大批高水平创新主体。我国研发人员总数从2018年的182万人上升至2025年的256万人，占世界比重从16.0%上升至19.6%。要加强现有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大学和重点企业的创新团队，加快建设一批国家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组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构建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格局。其二，持续推进人才战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突出“高精尖缺”类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大力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来华访问、工作和创业。其三，高起点做好国家科技战略规划。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重点组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提升国家、社会、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自主创新能力。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型社会（简称“共富社会”）的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在共建共享发展中实现高质量民生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总体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从2019年的30733元上升至2025年的43000元左右，年均增速达到5.8%左右。全国中等收入人数大幅度上升，从2019年的5.6亿人上升至2025年的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40%提高至57%。拓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渠道，鼓励来源更加多元化，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经营性、转移净支付、财产性收入为辅。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从2019年的2.64倍降至2025年的2.4倍以下，对农民家庭直接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低于人均收入差距，从2019年的2.11倍减小至2025年的2.0倍以下。农民家庭进入汽车普及阶段（百户汽车拥有量超过50辆），农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水平，2019年分别为48.9平方米和39.8平方米，2025年将分别突破50平方米和40平方米，成为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

城乡居民达到富足消费结构。预计到2025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9年的27.6%降至25%以下，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9年的30.0%降至26.4%，均属于富足型消费结构。我国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继续上升，超过商品消费比重。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而通过创造就业促进城镇化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产生积极影响。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我国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2.3%，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实现充分就业大国之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充分就业主要体现在两个核心指标，即城镇新增就业和失业率。要充分发挥城镇吸纳新增就业的潜力，力争每年新增就业在1000万人以上；要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实现上述目标，一是要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创造就业主渠道作用，为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二是要大力促进公平就业，这既包括收入公平，也包括就业机会公平。收入公平就是要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成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就是要规范职业中介机构发展，加强职业培训，积极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三是要实行就业优先战略。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多渠道（包括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全国市场主体登记户从2019年的1.23亿户上升至2025年的1.6亿户以上。

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教育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总规划目标，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总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3%；^[7] 义务教育进一步提升优质均衡水平，农村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教学设施设备标准化和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2019年的89.5%提高至95%以上，从普及化阶段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1.6%提高至57%以上，进入普及化阶段（>50%），将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为53.2%）；职业教育体系结构更加优化、多元，更具特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更加面向产业发展和就业需求；高等教育要加快“双一流”建设，优化学科配置，人才培养更加面向创新性要求；完善从幼年至老年的终身学习体系。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从2020年的10.8年提高至2025年的11.2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2019年的13.7年提高至2025年的15年左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2019年的48%提高至55%左右。，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全覆盖不同类型人口。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主要健康指标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提高人民整体健康水平为目标，全面提升健康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其一，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其二，提升主要健康危险因素的控制能力，提升健康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均提高1岁，相当于全国总人口健康资本提高14亿人岁，产生巨大规模的健康福祉。其三，完善健康投入机制，政府卫生经费与GDP之比持续提高，健康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显著提升，积极发展健康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69，已跌破警戒线，属于超低生育率，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抓住难得的生育最后机会窗口，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转向全面放开生育、鼓励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25年总和生育率目标达到1.80以上。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创造数亿老年长寿红利。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体制机制。一是制定新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消费支出5.50国际元，^[8] 到2025年使他们人均每日消费支出超过10.0国际元，彻底告别贫困。二是重点是解决区域性整体相对贫困问题，继续实施产业扶贫、社会扶贫、对口帮扶，不断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的自生发展能力，积极为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创造公益性就业岗位。三是继续夯实社会保障兜底，不断提高最低保障水平，不断夯实农村养老保险体系。需要完善低保援助体系，做到应保尽保。这是后小康社会时代不能放松的领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提高。就业、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健康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达到较高水平，14亿人口全覆盖、生命全周期、服务全过程。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鼓励各类企业参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之国。一是有效控制能源消费增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9年能源消费为48.6亿吨标准煤，2018年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比重（23.6%）已超过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世界的比重；^[9] 2025年能源消费要力争控制在55亿吨标准煤以内。二是要提高能效。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从2019年到2025年下降20%以上。三是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生产，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继续降低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从2019年的57.7%下降至2025年50%以下。四是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23%，为履行《巴黎协定》作出国际表率和国际贡献。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我国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脱钩”，不断为人民创造绿色福祉。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一是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二是严格控制全国用水总量，提升用水效率。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完善生态保护投入机制和监管机制。四类主体功能区发挥不同的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及提供不同的服务，单位面积绿色生态空间蓄积林木数量、产草量和涵养水量明显增加。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一是要加速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例，从2019年的23.4%提高至2025年的28.5%。二是大力加强化石能源绿色化，特别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从黑色矿山改造为绿色矿山。三是加速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大力发展节能节水减污设备。四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和能源消费绿色化。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汽车制造业，加速发展绿色智能交通，大幅度提高高速铁路客运量、客运周转量比重。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建成世界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国，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构建覆盖全体人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改善镇、乡图书馆、文化站等建设，实现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化全覆盖，特别是农村有线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由2018年的49%提高至60%以上，实现农村地区宽带全覆盖。加快公共文化数字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社会潮流，形成社会共识。

加快建设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成为新的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产业。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势。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更加完善；覆盖城乡人口的民生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编辑  季节）

    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但是世界并未完全了解中国。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舆论场和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发展实情相脱离，中外话语体系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外传播的特征与背景

 “话语体系”再定义：语言—媒介—文明体系

在当下对外传播格局中，“话语体系”需要从语言、媒介、文明体系三个维度进行重新界定，即从微观的翻译文本到中观的媒体报道再到宏观的中外社会权力关系与文化生活差异来阐释话语体系的内涵。

从语言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与英语的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以“party（政党）”一词为例，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释义方式。在西方，“政党”一词，英语为“party”，其词根是拉丁文“pars”，意思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同伴、部分、集合、聚会等意思。从词源上分析，“政党”的原意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后逐渐转意为社会的政治组织。17至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使用“政党”一词，意指社会中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政党”与“派别”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混用。但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西方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的整体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攻击。

从媒介视角来看，当下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极不平等。多个国际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受到西方势力影响，超半数国际新闻来源为西方通讯社，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舆论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习惯于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军事发展等方面发表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见，构建关于中国的报道框架。而中国媒介难以深度融入，发挥引导力量，中外话语体系融通显得更加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中国的抗疫实情如何，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总是负面的。

从文明体系视角来看，中外话语体系包括两组关系：一是中国与西方，二是中国与东方的其他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东方文明不尽相同，与西方文明更是相去甚远。不同的文明拥有多个民族，且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世界民族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多元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因而需要建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融通话语空间。

“传播能力”待升级：主体、媒介、内容与制度

分析我国对外传播现状，对外传播的意识与数量是肯定需要的，但是质量更加有待提高，当前亟需解决传播主体单一、传播舆论场割裂、传播内容局限、传播制度刚性等能力建设问题。

（1）对外传播主体单一。我国当前外宣模式是“1+6+N”形式，即1个旗舰媒体（CGTN），6家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N种其他新闻媒体。整体而言，我国能够出海传播的媒体数量较少且性质单一，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未充分、有效调动起来。

（2）对外传播舆论场割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成为新的舆论场，弥补了传统媒体不够多样性的短板，但在对外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舆论场的割裂。一方面，中国与国外媒体仍旧存在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国内舆论场的声音难以及时传递出去，国外舆论场的内容也很少为国人所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形成了割裂。传统媒体依旧坚持严肃正统的主旋律风格，新兴媒体则更多样化地表达，更有意识地吸引眼球与流量，虽然主流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向新兴媒体靠近，但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方面，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3）对外传播内容局限。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总体还是“传者导向”，对国外受众的多样需求考虑较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内容发掘与阐释较少。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明显偏弱。一般性的宣传内容难以适应带有竞争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4）对外传播形式单一。在科层化机制下，如何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即时有效的舆论引导是难点，这也是许多对外传播机构普遍提出的问题。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偏刚性，各类对外传播主体发声受到一定制约，难免带来同质化、低效化问题。

“融通中外”强要求：加大开放与打造形象

随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对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成为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建设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石。这对打造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重要保障。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价值观、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方面体现出的吸引力。国家形象是大众对以国家为评判对象的总体印象，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发挥经济、政治、外交职能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如果没有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则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无法有效塑造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需要充分发掘文明交流的潜在机遇，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扩展到至少是对于整个东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围中。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生命为本位。中国人在观察、分析事物时，是一种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前重视“神本”，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并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改造。当我们说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

不同国家基于其所在文明，对于不同的事实具有不同的释义角度与方法，这给开展东西方话语沟通造成了天然屏障。首先，公众基于可接触范围内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议程，在个体经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产生对他国的主观理解。而所在国媒体选择性报道他国新闻，影响公众认知，分裂社会态度。中西方的文明差异造成了一定的交流障碍，西方媒体的印象与抹黑更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带来挑战。

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

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全力组织各级政府和人民抗疫，人民满意，这使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在中外对比中体现出优势。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抗疫成效时往往惯性无视，反而纠结于疫情早期的一些不足大做文章。在此现实条件下，如何讲述好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中的故事，将“四个自信”以更好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需。总的看，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增强。

东西方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常被西方媒体冠以“极权专制主义”之名。在东西方话语体系未有效融通的情况下，在对我国“一带一路”没有有效理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为“一带一路”预设了“新霸权主义”色彩，并掺杂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在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融合建设时，前有美国挖下的极权专制主义话语陷阱，后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复杂舆论环境，避之不得。

代际差异带来的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代际差异也带来了去历史、去政治的偏见，在历史与政治上践行虚无主义。历史与政治的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与政治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与政治事实，“忽悠”公众，用各种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进而产生对中国的偏见。青年一代对于部分历史、政治不具有兴趣与好感，排斥接触相关信息，在狭隘的理解空间中自我解释，产生不可避免的偏见。一方面只看问题，不看成绩；另一方面，极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青年往往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及谣言的蛊惑。

构建融通中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话语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言，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实现融通，才能进一步建立融通的话语体系。

把握语言的准确度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其英文翻译经历了多次修改，最初的“One Belt, One Road”属于最早对中文字面意思的直译，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官方的翻译改为“Belt and Road”，删除了原有的“One”。虽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最初的“One”易被误读为集权统一的意思，希望弱化此倾向。实际上，在2017年的官方翻译最终确定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翻译曾引发多方面的讨论。新华社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题为“Will poor translation mislead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了在此期间，相关译法的混乱和模糊。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在进行融通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语言的把握。这种把握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代际差异的背景调研与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直译；其次是需要确定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话语标准，并且从第一次对外发布开始就一以贯之，避免在传播进行中反复更改；最后是对政治话语传播的思考，在中外语言沟通中，仅懂得“以我为主”是不够的，也需要关照受众的感受与理解。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并不意味着是“以我为中心”单向灌输，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双向沟通。

主动提升媒介的话语力

媒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议程设置作用，尤其是在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中，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冲突，这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中国全力抗疫在国际社会得到肯定，但西方主流媒体基于偏见和“双标”，发出大量歪曲和否定的声音。这体现西方媒体沿袭意识形态之偏，政治化中国抗疫。美国政客和西方部分媒体一方面妄称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呼吁全球携手抗疫是搞“形象宣传”；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借对外援助抗疫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夸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随着美欧国家在疫情中相继沦陷并逐渐失控，西方政客及媒体公然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其施政不力的替罪羊、国内矛盾的输出地和国际舆论的活靶子，凸显了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之手。

西方媒体通过报道进行议程设置，攻击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一直存在。国际舆论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间交往及全球化走向态度相对悲观，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及错误观点或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我国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媒介的形象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积极建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也面对诸多挑战和打压。202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软件TikTok，美国政府以所谓“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即便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认为抖音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公司，美国政府仍对其“中国血统”不能容忍，严格限制其市场准入与商业活动。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提升，“世界工厂”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如何更积极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所在国媒体可能进一步诠释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可能会对企业形象进行负面曲解，公众受到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影响很大。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和路径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外对比中的理论自信。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新闻界暴露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状态。西方媒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要求中国道歉等系列事件有违西方一直以来标榜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

（2）技术创新中的媒介优势。不少中国企业凭借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长，获取了大量海外用户，以TikTok（抖音海外版），Kwai（快手海外版）、Wechat（微信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海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中国社交媒体的海外发展正在成为热点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国家发展中的青年力量。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普遍成长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带来的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形成了新生力量。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存在自发性、非理性等潜在问题，但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理性爱国，有助于中外话语的传播与交流。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自主化，传播内容丰富化，传播制度弹性化，是中国加快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四条路径。

（1）从传播主体来看，让智库、高校和青年更多发声。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首先要突破原有传播主体的边界，充分发挥非官方主体的作用。转变原有的传播者视角为受众视角，发挥智库、高校、青年等主体的传播功能，用具体的、有针对性传播取代部分原有官方主体的泛化、抽象的传播。

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非官方的、具有创新性的群众传播经验能够传递给决策者，丰富对外传播话语和媒介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有关对外传播的政策意见及时触及公众，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中外话语体系的融通。让智库成为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的桥梁，就公共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往往阻力更小。

充分发挥高校的交流平台：既要使高校成为对外传播的“名片”，即高校所有对外宣传网页、社交媒体展现精神风貌；也要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让学术研究和师生交流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青年的传播热情，引导青年群体不断建立正确的价值倾向，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表达。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让青年群体在思想与情感上更加确定，这种确定需要建立在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语境与外国语境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让他们更加理智，善于用多样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实夹杂、情绪化的信息。

（2）从传播媒介来看，建设好中国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强的社交媒体。要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关键在于核心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提高这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抗风险能力，就要对国际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进行深入研判。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尤其是数字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提前准备风险防范，评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方案。

增强中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以中美相互制裁为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互联网企业缺乏足够的证据，有效声援了中国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是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在面对中国企业有关海外业务的决策时，也要避免极端情绪的牵引和道德绑架，唯有国内外都创造健全、平等的环境，中国的社交媒体才能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3）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大力度加强非政治内容，允许适度的批评性内容，避免强烈的情绪对抗。非政治内容的对外传播往往可以推动中外话语体系更快速地融合，从抖音的海外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中，有选择性地隐去政治、宗教、民族类题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平台中的冲突、无序和攻击，从而减少中外话语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离时事，而是借助文化艺术类的热点来激发中外话语的讨论空间，实现深度融合。从当下中外传播环境来看，越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内容越能够超越种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的素材，同时也能够保留和彰显差异化的文化特色。

在对外传播中，可以增加兼具真实性和批评性的内容，不仅力求呈现真实的中国，也要呈现真实的他国，不仅对他国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也应对中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反思。单一的自我表扬或贬低对方，都会导致中外话语体系交流中的冲突和对抗，平等的交流和融入是建立在坦诚与真实的基础上。

（4）从传播制度来看，弹性的制度和容错的文化更有利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弹性的制度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社会化、个体化的力量，允许商业利益的并存，发挥市场化的力量。容错的文化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说错话，允许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积极尝试。

（编辑  杨林）

“十四五”时期发展基本思路

“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起步阶段。发展是规划的永恒主题，而全面高质量发展则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

以两个百年大局为发展阶段特征

“十四五”正面临“两个百年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百年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发展的关键重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对应的是“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涉及很多重要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彼此牵连，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

从历史方位转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的转变。

（2）迈向极高人类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758，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第85位，其中预期寿命为76.7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9年，2019年，我国人均GDP（PPP）为16117国际元（2017不变价格），[1]到2025年预计达到2.14万国际元，HDI将达到0.8左右，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

（3）服务业占重要地位阶段。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现代经济体，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8%，就业比重达到55%左右，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全球竞争力从要素成本优势向创新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

（4）新型城市化阶段。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2/3左右，城镇总人口规模在9.5亿左右，占世界比重达到1/5，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社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大动力。

（5）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2020年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其中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从目前的2.4亿人将突破3亿。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出现，总抚养比不断增大。

（6）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走向世界舞台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从世界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大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创新强国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以“新五化”为发展动能

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6%左右，属于中高速增长，按2019年不变价格，到202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36万亿元；人均GDP年均增速在5.4%，人均GDP将达到9. 6万元，进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在6%左右[2]，达到17.57万元，仍具有较高的追赶效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与经济增长同步。

中国经济动力来源越来越多，除了继续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之外，又形成了“新五化”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新动能。

1.数字化与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巨变，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之前的工业革命，这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前几次工业革命边缘化、跟随者的角色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之一。

2.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高增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不断完善全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3.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中国将建设城市定位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通勤同城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乡村比翼齐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态势。

4.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又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最重要的构建者，为全球经济贸易科技产业注入新活力、新动能、新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制造、两个服务、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区域全球经济大循环，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5.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行官，更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布局，全面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覆盖全国全民现代绿色能源电力服务网、通讯互联网、数字光纤网等。

基础设施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以及“新五化”发展动能一同形成中国特有的九大动力体系，它们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为发展落脚点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即发展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这是包容性的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导致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各不相同。一袋粮食，对于富人而言无足轻重；对于穷人而言则意味着基本生存条件。通过减少贫困，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国民总福祉。人民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加总，也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要求用综合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要计算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要算大账，算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文化账，而不只是算经济增长的小账；不但要算短期的账，还要算长远的账。

以“六大发展”为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的发展理念，科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切实推进落实各项重大举措，才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规划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领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安全发展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安全是安全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安全发展的落脚点。安全发展其实就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内在地蕴含安全性的价值，它要求任何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系统性安全和人的基本安全为代价，去追求无质量的增长与扩张。

安全发展也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需求和自然延伸。五大发展理念是系统论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五大发展理念彼此紧密结合，有着严密的逻辑意义。每一种发展的扩展都应当促进另一种发展。安全发展是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目的与前提。创新和开放是系统动力的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只有开放系统才有活力，而有效的创新和有序的开放能够促进系统的整体安全，另一方面稳定与安全则是创新与开放的基础，创新与开放也必须以不损害安全发展为前提。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推动力，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有效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将极大促进系统的安全，而安全发展的扩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三者既有重叠也有区别。安全发展是共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共享发展的共通路径，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目的都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而安全恰恰是人民共享的最大的最普遍的发展成果。总之，无论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任何系统都有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安全是系统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其他五大发展理念的必要保障。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安全发展既不同于其他五种发展，但安全发展的增长，又必然将大大促进其他五大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安全发展理念是系统理论在发展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五大发展理论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必然要求。

六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政治纲领，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以全面高质量发展为发展主题，发展布局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高质量经济发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序释放优质先进产能，不断增强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引导实现新的供给能力，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2）高质量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发展。准确把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分众化的特点，深入群众，把准需求，促进服务群众精准化。精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就近办事难、服务资源分散、服务不落地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尽快补齐基层群众所需服务比较缺乏这块民生短板。^[3]

（3）高质量文化发展。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4）高质量生态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以生态促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转型。

（5）高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通过“四梁八柱”改革的全面展开，形成更具静态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中国制度体系。

（编辑  季节）

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100年前，1918年至1920年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到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是仅次于天花的人类大疫。

整整100年后，我们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人，死亡170多万人，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所以，健康成为2020年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健康产业正在成为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也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战胜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病史上最有力的武器。免疫其实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如，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达3000年，造成约3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通过科技手段消灭的传染病，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索马里的天花自然患者痊愈，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所依靠的手段是牛痘疫苗。

本次全球大疫有个反常现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巴西，基本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和美国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实在说，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的相当不错，不过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习惯不同，中国模式其他国家学不了。在这种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唯有依靠科技手段，舍此无它。说到底还是要靠疫苗。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出色。2003年非典疫情，我国用了5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SARS的冠状病毒，这次我们确认病毒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而且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利用大数据实施防控措施，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疫苗研发，这些均得益于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良好成就。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了这些指标。

但是，客观地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不少差距。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榜单：一个是世界500强榜单。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已有124家公司名列其中，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榜单，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入选：华为、腾讯和小米。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约占25%，很给力；全球创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占0.6%，差距有些大。中国企业因此被称为“大而不智”。这几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国内产业中不少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在健康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创新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的，自己的原创药品很少。全球主要药品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通常在10%-20%左右，国际平均水平是8%，我国仅有2%。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相对比较薄弱。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缺少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成果。总的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分析原因，可能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看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看：有研究认为，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只占0.4%。因此，科技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从地域横轴看：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还有屠呦呦。不过，除了屠呦呦，另外8位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难道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同时也提示一个问题，我国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环境好，有利于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掉。即使不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说，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问题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部分。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技术创新需要改善创新环境

创新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育敢为人先的社会土壤。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糟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方面有很多熟悉的老话：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都恰恰是与“敢为人先”相反的，却是现实中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然而，科学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0到10。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是珠穆朗玛峰，但是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的名字（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峰）。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所以施一公教授才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需要勇气。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企业，包括健康产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探索。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殖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只呆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极度的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的火箭、真空管道、电动车都是如此。日常经营中，他经常每个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性陷入发不出工资、离破产只有几天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想家。可见，在这位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立灿烂文明的本源。

作为科技人员，应该让思绪自由飞翔，要大力呼唤对科学的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含整个世界。

据说，哈佛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比较高。导师评价中有一项：“缺乏做学术的激情。”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作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个职称，内心应该始终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应该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本身也应该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里有一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在这次疫情中，我第二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应该说取得不小进步。但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国家里，这个比例都在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健康产业中的保健品领域我们是领先的。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增长在15%-30%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我国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也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应的危害，产业自身发展也受到损害。我国养生之道源远流长，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误区甚多，到处都是坑。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都曾火遍大江南北。因此，应该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的智慧找回来。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相对缺乏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理性思维能力。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也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时代大背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有必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视角，准确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

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中国持续发展大局，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目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大变局更加凸显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国际社会也更加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和国际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机遇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我国创造创新强国提供了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国，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坚定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内重重矛盾，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创造“中国市场”，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上了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成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领军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独霸与南北两个世界”，到21世纪新的“三个世界”格局已然形成。按一国GDP占世界总量超过1.0%视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大国，第一世界有九大发达经济体，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世界。

表1  2017年主要19大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国际元计算

在未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仍将进一步倾斜。这就是“一分为三”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引发世界政治不平衡性，从长久以来的西方主导世界转变为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三分之一。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东盟及“十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同心圆，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军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发世界产业格局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动力，重新定义国际价值链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工业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

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必然是一个新型“并联式”、“叠加式”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发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这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中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绿色能源[1]、高新技术等，力争进入世界领跑位置，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创新制造应用普及服务的巨大市场。

第五，世界各国各地之间互联互通，由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为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最大公共产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在世界疫情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是连通的”最大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第六，迈向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10年时间）到全球性多重危机暴发期，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

第一，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大蔓延，成为百年来世界公共卫生疫情危机传播国家和地区最多、病亡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疫病，其影响可能趋常态化（2年左右）、中期化（5年左右），也不排除长期化（10年左右）。对我国而言，在控制疫情常态化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具有巨大挑战。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超过9000万（2021.01.12），但总体蔓延趋势仍没有得到稳步控制。全球性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输入性病例的危险随时存在。

第二，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2020年6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8%下降至2019年2.9%，预计2020年下降至-4.9%[2]，同比下降近8个百分点。据IMF预测，若新冠疫情在2020年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将一直陷入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等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和稳定器。

第三，世界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2020年4月7日，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预计，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81%的工作场所受到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关闭，涉及到26.7亿人。同年4月29日ILO第二次估计，约有16亿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即将失去生计，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2019年占世界比重22.6%）[3]，其中近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也会受到持久的冲击。必须把稳就业、创就业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第四，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贸易组织报告（2020年4月），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减少13%-32%。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也明显受到全球疫情的强烈冲击，2020年上半年呈现负增长。我国积极构建立足国内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内贸稳外贸，这对于实施“六保”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下降。一方面，能源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断增加，页岩气革命也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格局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得对传统能源需求趋缓或下降。我国是大宗能源（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国际能源格局转换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高度重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价格稳定。

第六，国际交往严重受阻，国际旅游人次大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20年4月6日），2020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将下降20%-30%，国际旅游收入也将下降3000-4500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支出国和第二大国际旅游收入国也将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七，最大挑战者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始终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性矛盾。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急剧加深。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美国国会先后炮制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2020年美国政府公开声言“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重中之重”[4]，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政策转向挑战政策，对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与新冷战遏制政策只有一步之遥。

第八，更长远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水平相当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47%，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温升高、极端天气、水资源压力、海平面上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人类碳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因素，实现2050碳中性目标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占世界碳排放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5.6%上升至2018年的27.8%。[5]根据Global Carbon Program（GCP）最新估计，2019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FF＆I）的排放量将达到368.1亿吨二氧化碳，比2018年的水平仅增加2.4亿吨（增长0.6%）。而2019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基本来自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达到高峰转而下降，成为世界碳排放能否达到高峰也转而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之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的温饱阶段（1978-1990年）到低收入的小康水平阶段（1990-2000年），再次从下中等收入的小康社会阶段（2000-2010年）到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10-2020年），即每十年迈上一个大台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看，2021-2025年要初步迈上高收入发展阶段。

第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按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现价美元）达到1.2万美元以上，2019年我国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到2025年将稳步突破1.2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争取跨入高收入阶段。

第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预计2018-2025年期间，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5.4%左右，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居民家庭总资产还将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9%。2016-2018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显著高于GDP增长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3.7%上升到2019年的55.4%。居民消费升级提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5.9%，稳步进入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四，创新驱动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3%（略高于欧盟2.18%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和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长期深入推进。

第六，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上升到2019年的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性衔接显著增强。截至2019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了13.5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病保险覆盖了10.5亿人，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全国平均59.7%，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96754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0543万人。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201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5%，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2020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七，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大目标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率先突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扎实落实，长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高，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区内多领域的合作全线铺开，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优势。

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有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油气管道建设持续开展。高铁里程数从2015年的1.9万公里增长到2019年底的3.5万公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铁网的投资回报率为8%，远高于多数国家长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第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覆盖全、层次多、梯度深、行业广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新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正式运营，截至2019年7月成员国数达到100个，占到全球人口的78%和全球GDP(国民生产总值)的63%，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

第九，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18年，中国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实际降低45.8%），为实现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9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和30.0%，预计2025年将分别降至25%、27%以下；2018年，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4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家庭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家用汽车等拥有量进入普及阶段。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各项发展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GDP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30%。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75%的平均水平。中国依然面临加速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重大任务。

第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 “十三五”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有了明显改善，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55.3%提高至2019年的59.5%，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6]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

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突出的矛盾。到2025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从40%降至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的37.8%，其中20%的低收入户（1.1亿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3.9%。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仍然繁重。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约有6.2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2.27亿、农村人口5.52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解决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提高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牢，地区分化明显。特别是东北、天津、山东、海南等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矛盾突出。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紧缺、生态基础薄弱。石油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5%，天然气资源比重为4.2%、森林资源比重为5.3%、水资源比重为6.6%、农业用地资源比重为10.9%，加之经济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需求总量大，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且仍在增长，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投资仍显严重不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7] “十三五”时期，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进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其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继续开展。

第六，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加剧。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亿人，到2025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5%，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8]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同时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2018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90，与OECD的1.687接近，属于低少子化。因此，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第七，民生领域短板仍较明显。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相对不足。后小康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普遍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包括约7000万（占总人口的5%左右）的城乡低保人员。在教育领域，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加大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化投入水平。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财政性医疗投入使用效率，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领域，按照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养老金和最低保障水平。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和长期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和攻关期，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资本实力迅速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国家。长期的高投资水平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存量，使得我国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占世界储蓄总额（现价美元）的27.3%，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6%）的1.75倍。资本形成总额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5年上升至30%左右。这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本实力，关键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并吸纳新增劳动力。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被联合国认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开发人才供给丰富，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些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国内配套能力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

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预计到2025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从现在的1.7亿多人上升至2.1亿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9年的461万人年增加至570万人年以上。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60%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迅速上升。要进一步实行消费需求型主导基本国策，使人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一旦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9]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四大发动机”，相互支撑、相互需求。我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也带动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并且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呈现人口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这也为工业集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人口基础。

我国具有世界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第一，要把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多样化、多层次的国内需求体系，包括居民消费与公共服务消费、社会投资与私人投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等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各自作出增长贡献。第二，加快建设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0]第三，打通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把我国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实行和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五，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建设若干个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40多年的发展，我国紧紧抓住并主动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未来的发展，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机遇又成为世界机遇。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梳理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数字化发展带来生产力进步是否会影响生产关系变化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情的办理都比过去方便和快捷了，一些事情隔着很远的距离即时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

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还是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他什么方面？

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数据的归属和使用者的权力

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交易、使用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我认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加强“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的制定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阐释了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是我们面对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是否应该由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总之，这更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编辑  季节）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续）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效果显著

“十三五”规划首次将科技进步率作为核心指标，提出从2015年的55.3%到2020年的60%的预期性目标，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59.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除了个别指标（如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未能达到之外，其他主要指标均超过预期目标，实现了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总目标。

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创下历史新纪录。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全社会R&D支出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1万亿元，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从2015年的2.06%提高至2019年的2.23%，已超过欧盟的2.18%。^[1]我国从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上升至2019年的461万人年，仍保持世界第一。初步实现了“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其中企业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科研机构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国家组织实施了十几个重大专项研究工程，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研发支出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直接促进了研发成果高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9》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40.1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6.3件增加到2019年的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12件）。到2019年底，有效专利达到972.2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84.5万件达到2019年的186.2万件。2019年我国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为58990件，同比增长10.6%，超过美国（57840件），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10%。^[2]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国内发明专利质量稳中有进。截至2018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6.4年，2019年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4.5个月。^[3] 我国已是世界审理知识产权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公信力、吸引力、影响力显著提升。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联合公告显示，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10709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6%。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我国在世界上已经形成知识产权新优势。我国本国居民商标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015年的45.0%提高至2018年的61.9%。^[4] 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2522万件，^[5] 平均每4.9个市场主体拥有一件注册商标。

我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对外开放大国。2019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5.7万件，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达到25.5万件，相当于美国（2018年为12.26万件）的2倍。^[6] 这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已经成为吸引世界最大知识产权注册的所在国，是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国家之一。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从2015年的9835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2398亿元，与GDP之比从1.43%提高至2.26%，超过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2.23%），正在形成研发产业或知识产权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良性发展机制，也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国内技术创新与开发市场能力。

我国是世界最大国际技术市场购买国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总额从2015年的220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358亿美元，居美国（561亿美元）之后，是日本支出（217亿美元）的1.65倍，占世界比重8.4%。相比之下，中国是知识产权收入的小国，2018年仅为55.6亿美元，仅占世界比重的1.5%，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十三五”时期，我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高达21项。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2017—2020年航天发展占世界的30%，成为航天发射强国；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2016年建成启用；首颗地震监测卫星“张衡一号”升空；极具科技难度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建设世界网络强国基础迈上新台阶。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从2015年的92.5部/百人上升至2019年的114.4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41740万户，占比达到93.2%，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7] 2018年，全国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渗透率超过70%。2019年为5G商用元年，全国已开通5G基站12.6万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光缆线路已达4750万公里，长度稳居世界第一，全国光网城市全面建成。

基础前沿加速赶超。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为世界第二，自然指数跃居世界第二。

我国创新指数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创新指数，以2000年为100，该指数到2018年已提高至212.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均名列前茅，已经进入全球创新的领导者行列，有望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呈现历史性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立足科技创新驱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培育自主创新，实现快速科技追赶，布局尖端领域，加速从世界制造大国到世界制造强国，正在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强国之路。

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201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5%，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5.9%，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2359元和16021元，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15年的2.73倍降至2019年的2.64倍。

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首次超过2万元，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从2015年的26.6万亿元提高至2018年的34.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38.0%提高至39.4%。但是，这个比重显著低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意味着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已属于富足型。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30.6%降至2019年的28.2%，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9.7%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3.0%降至30.0%，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从富裕阶段（小于30%—40%）跨进富足阶段（小于30%）。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占比从2015年的40.2%提高至2019年的45.9%，成为我国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消费者基础。

城乡居民居住面积和主要耐用消费品达到较高水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9.0平方米，已经接近或达到许多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7.3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家庭普及率中，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超过100%，家用汽车普及率从2015年的13.3%上升至2019年的24.7%，加上摩托车普及率的55.1%，外出机动性比例可达到79.8%。^[8] 到2018年，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1841万套，已接近2000万套的目标，完成率达92%。农村居民环境和公共服务继续改善，到2019年全国有84.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有94.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有87.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有卫生站，有98.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通宽带。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至0.6%，9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累计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3.5万亩、住房260余万套。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567元。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转换因子系数计算（为3.545）^[9]，相当于每人每日8.9国际元，明显高于每人每日5.5国际元的高国际贫困线。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456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的6.3%。这成为后小康时代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重中之重。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

城镇新增就业创下历史纪录。2015—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达到5318万人，提前实现5000万人的规划目标。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5年的4.1%降至2019年的3.6%。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9年我国失业率为4.4%，低于世界4.9%的失业率，属于世界上就业人数最多、实现充分就业的极少数大国之一。2019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907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37.4%，其中本地进城务工人员人数为11652万人，^[10] 占比为40.1%，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占比为59.9%。进城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达到4.75万元，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万元）的2.97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以上。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2015年的2.92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3.70万亿元，占GDP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各类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就业人员，每年向社会输送800万专门人才、600万技术技能人才。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高校在全球位次整体大幅前移。2016—2018年3年累计培养在华外国留学生143万人次，吸引学成回国留学人员140万余人次，教育公平不断提高。资助困难学生4.3亿人次，累计7000亿元，每人次接受资助1627元。

健康中国取得重要进展。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4岁提高至2019年的77.3岁，已高于高人类发展组平均水平的76.0岁。婴儿死亡率从2017年的6.8‰下降到2018年的6.1‰，提前实现2020年目标，已接近高人类组平均水平的5.2‰。孕产妇死亡率从2017年的19.6/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8.3/10万，已接近2020年18/10万的目标。中国政府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降低并统一起付线，报销比例提高至60%。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明显改善。2019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3.6万个、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1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卫生人员规模达144.1万人，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5年的4.96‰降至2019年的3.34‰。总人口进入高峰平台期，从13.75亿人增长至14.0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18.7%降至18.3%。^[11]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受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到5月底有效控制了疫情。全国治愈率达到94.3%，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全部由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承担。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复工复产复市复学，实现GDP增速从第一季度负增长到第二季度正增长，为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目标任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为开启“十四五”规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的基本自然国情就是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有限，为此，“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分解落实，采取硬措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全民生态环境意识显著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初步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构建世界最大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加强和完善节能减排工作，节能降耗取得重要成效。 “十三五”时期前四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13%，符合“十三五”规划进度要求。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呈现绿色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从18.0%提高至23.4%，非化石能源占比从12%提高至15.3%，煤炭消费占比从63.7%下降至57.7%，减少了6.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1.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成效显著。电源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能源发电结构的绿色转型、低碳转型。非煤炭发电装机容量占比从34%达到40.8%,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7亿千瓦，占全球的1/3。2019年，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27.7%，电力生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86%，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89%，粉尘排放量下降85%。能源生产的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单位GDP碳排放持续下降，2019年比2015年累计下降了49.6%，提前实现了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12]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能源成本约4000亿元，同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为“十四五”时期提前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提供了前提条件。

初步实现了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91亿立方米,^[13] 相较2015年6103亿立方米减少了112亿立方米，而GDP实际规模增长了28.5%，按2015年价格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累计下降24.2个百分点。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从2015年的76.7%提高至2019年的82.0%，细颗粒物（PM_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23.1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从66%提高至74.9%；地表水劣Ⅴ类断面比例从9.7%降至3.4%。2016—2019年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11.9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累计下降11.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累计下降22.5个百分点，氨氮排放量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之后，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48%。

林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绿色产业。全国森林面积达到2.20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15年的21.66%增加至2019年的22.96%，森林蓄积量从2014年的151亿立方米增加至2019年的175.60亿立方米，超过了150亿立方米以上的预期目标。在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监测数据，从2004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均保持缩减态势：荒漠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高于18.05亿亩的约束性指标。2018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55.7%，比2011年增加6.7个百分点，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分别达到8043万公顷和1.7亿公顷。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2012年的63.5%提高到2017年的76.9%，到2020年可以实现80%左右的目标。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基本实现。“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基本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其中，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1000户，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超过70%，地方占比超过50%。总体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融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布局更多面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到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10.4万亿元，负债总额为13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58.7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64.3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37.8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为17.2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为33.5万亿元，负债总额为9.9万亿元，净资产为23.6万亿元；以上三项（国有资本权益、形成国有资产和净资产）共计99.5万亿元，相当于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1.9万亿元）的108.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2018年，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为50552.7万公顷，国有森林面积为8436.6万公顷，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462.5亿立方米，内水和领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14] 全国各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会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都会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15]

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七大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一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营商环境显著改善，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6位，比2015年上升44位。二是不断完善产权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市场主体登记户从7747万户升至1.09亿户，形成数量最大的市场主体国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力量。三是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各类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至2019年为129家（含台湾地区9家），首次超过美国的122家。其中制造业企业62家（含台湾地区7家），已超过美国制造业企业的50家。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充分证明了公平竞争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入选全球品牌500强企业增至66家，总品牌价值9115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5%。2017年中国商标申请约占全球的2/3，商标申请强度达每百万人3995件，跃居世界超过3000件的4个国家之首。四是企业税费负担、用能等成本大幅下降。“十三五”前四年减税降费超过5万亿元，极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落地，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国资国企、科创板、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改革稳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总体关税水平进一步降至7.8%，1585个税目平均降幅约26%。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15年的24.55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31.54万亿元，净增加6.99万亿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从14.12万亿元上升至17.23万亿元，净增加3.11万亿元，货物进口额从10.43万亿元上升至14.31万亿元，净增加3.886万亿元，贸易顺差从2016年的3.34万亿元缩小至2.92万亿元，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冲击相对有限，尽管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进出口增长总额下降10.7%，但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8%、14.1%、8%和6.8%。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国地位日益巩固。2015年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920亿美元，仍是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我国主动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往来迅速扩大。2013—2018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5.2万亿美元，2019年进出口增长10.8%，占比提高至2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万列；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73亿美元，年均增长7.2%；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5187亿美元，年均增长19.2%；在沿线国家建设的80多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近300亿美元，入区企业4000家左右，成为当地轻工、纺织、建材、家电等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带动东道国就业超过20万人。与13个沿线国家建设5个自贸区。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对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由25%提高到26.5%。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8367亿元，比2017年增长13.3%，增速快于全部进出口总额3.6个百分点；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8.9%；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为893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比重的52.8%，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大地区。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发展机制。

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经济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按国际比较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PPP）2017年国际元计算，我国GDP从2015年的17.40万亿国际元上升至2019年的22.53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5.3%上升至17.3%，^[16] 预计到2020年上升至18%以上，持续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1.7%左右，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56倍和1.19倍。其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8.24%，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84倍和1.49倍，我国保持世界工业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市场比重从2015年11.9%提高至2019年的13.1%，居世界首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信贷市场和外汇储备，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在世界1000强银行当中，我国占了近20%。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资本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呈现协同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我国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大批国家实验室、一流大学研发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实体，打造了代表国家创新水平、国际同行认可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整体迈入世界领先水平，相当一部分科技创新领域占据国际科技制高点。2018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0.7%，^[17] 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所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也使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我国国防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军事支出规模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0.4%上升至2018年的14.0%。国防和军队建设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信息化、战斗力显著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裁减军队员额30万，调整军兵种比例，改革领导指挥体制，建立新的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充分展现了中国国防实力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美国智库专家也承认中国国防实力不断强大，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在某些领域势均力敌，在台海地区已经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优势。到2020年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和任务，即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作为最大经济体、贸易体，外汇储备持续居世界第一。中国带头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大国担当。

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看，中国先后从中低收入水平（2000年）国家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2010年），显示了极强的追赶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世界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在“十三五”时期呈现下行趋势，但2016—2019年我国GDP保持了6.7%的平均增速，累计已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的94.5%。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冲击，按照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3%估算，实际五年经济增速为5.9%，难以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规定的经济增速达到大于6.5%的预期目标，相应的也难以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6.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于6.5%的预期指标。但是，相对于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上半年普遍大幅负增长的情况，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已经极不容易。

从国际比较看，由于我国基数大、规模大、新增量大，总体综合国力迈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台阶，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世界经济大国地位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本势头没有改变，可以确保如期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为“十四五”开局奠定稳定发展的基础。

（编辑  季节）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主题，也是改革的目标指向，一直居于改革开放的中心位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分配和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的高度，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我国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这是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的总结，也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作用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的探讨。

准确把握新时期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相互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虽然我们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注意更好地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应当是基础与前提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高度凝练及理论探索，即相对于传统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市场经济制度是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要以高水平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其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改革不断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妨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性因素。这也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高标准完善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凸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

第三，有为政府应当是主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聪明政府。有效引导，有力保障，而不能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主动承担构建和不断完善市场制度的责任。有为政府需要依法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法律具有与行政手段完全不同的强制性和规定性。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方可创造出公正公开、透明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第四，为高质量创新增长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领域。法治化是重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广义政府行为的结果。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合约体系，市场体系中的合约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有效的基本条件。任何一方均不能具有不履行合约而不受到法律惩罚的权力。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的法律体系做保障，这样的法律体系包括严谨可执行的立法体系和准确而廉洁的执法体系。任何地区的经济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都与立法和执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立法与执法水平的映射。

第五，克服市场失灵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是理解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关键。市场经济制度有效但非万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考察，均可以看到，每个行为主体按照市场信号做出了合理决策，获得了个体效用的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看不见的手往往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时间是个关键因素。个体决策最优与社会决策最优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时间效应差别。个体决策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倾向于考虑短期效应；社会决策则有可能在平滑了不确定影响后，追求长期效应。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活动可能引起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国民经济发展引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应当承认，任何政府都需要面对并认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客观上，政府放任市场还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构成了两种行为的端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客观上应当是可衡量和可比较的。

深入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多种实现方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理论高度解决了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融共生的问题。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一定会存在着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不同搭配方式，即产生发挥市场作用更多一点，还是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一点的问题，也是在何种情形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融合中可能存在方式与手段选择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需要研究在融合方式中存在的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市场作用还是政府作用的界限与程度给出一般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为依据对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融共生的水平与效率进行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价格信号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关系。尽管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不失一般性地做出三种假设，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小于1；价格不具备调节供求的能力，或者是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

很显然，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的领域，意味着价格能够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在这些领域应当放开这样与那样的不适宜的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由市场竞争决定供求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领域，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因市场机制几乎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边际产出水平的评价，加之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更少地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

以基础教育为例，世界各国基本上以公立基础为主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除去学生的考试分数外，我们几乎无法准确量化一位小学教师甚至是中学班主任的边际劳动贡献，但每个人又都知道，唯考试分数会对教育体系产生长期深远的伤害。经济学经历了努力探索，还是不能说明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一生收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经济学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可以量化，但迄今为止，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市场定价仍然是不可行的。基础研究的显著特征是研究成果的公开性，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人员、机构与研究支出越多，一个国家公共知识叠加倍增的趋势将越显著。由此可见，所谓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确切含义是，劳动成果本身无法进行市场定价，劳动成果具有可认知但不可准确度量的正外部性，这是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依据。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作用小于1而大于0的领域，此领域比较典型的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代表了未来方向的产业，创新风险比较大、短期投资大但收益不高，企业甚至是政府都要有足够的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在此，我们尝试分析以下两种有针对性的情形：一种情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普遍具有风险厌恶倾向，面对不确定的风险往往会选择保守主义的从众心理，引起社会创新意识低下。在此情况下，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将是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动力的原因。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改革初期的“双轨制”现象，市场价与计划价差异引起了寻租与搭便车行为，寻租与搭便车的行为越严重，全社会创新意识受腐蚀的程度越高，全社会效率下降将越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优势，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和不断探索具体的实现形式。

上述极其简化的分类已经表明，有效的市场价格是决定融合的实现方式的基础，在难以形成有效价格机制的领域，有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高；而在市场价格机制灵敏的领域，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更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传统技术的替代，以创新驱动取代依赖廉价要素的传统数量型增长模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引导调动资源向创新领域集中，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行为有机结合的重大方向，关键是有为的政府行为要实现有效与高效，而要实现有效特别是高效的根本性制度基础是：政府参与或是引导资源配置的行动能够有效地改变微观主体的短期行为，形成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创新激情的长期价格信号和系统性的机制。

创新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

在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应当重视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创新经济学着重于创新过程、创新政策、创新测度等重要议题，对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政府创新治理能力等都有相当的启示，有益于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创新经济学重视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以市场化和社会化分工为基础，分析可持续的科学发现，以及知识创造与创新增长过程。

创新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败。合理的企业行为不一定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应当积极引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灵。为此，政府和改革方向应当是：

一是强化知识与人力资本创造，超越简单的物质资本数量积累，实行有效的加大政府在教育、基础科学以及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推动知识扩散和知识/专利产权化等公共政策；

二是政府可以引导产业创新的方向，但是不应当指定优胜者，通过改变调整价格信号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进而推动实现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劣势产业的退出。

三是政府支持关键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专有技术成为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通用技术。

对创新经济学的探讨，深圳的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性。

深圳市推动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做法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型，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平稳过渡到中高速增长。转型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更新迭代，开启了新的创新增长周期。

当深圳提出从速度向质量转型的发展理念时，政府努力探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形式。在推动转型过程中，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逐步实现从廉价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低端制造企业快速外迁。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曾经骤降为5.8%，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接下来的几年中，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并增大支持创新企业加快成长力度，推动了深圳市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政府支持设立了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级产业创新中心城市。

深圳推动创新转型的具体做法：

一、关键产业和技术领域。政府+企业巨资投入。形成市场竞争能力，政府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代表性项目，华星光电，250亿投入。

二、在两轮产业转型中，提高劣势产业成本与新兴产业优惠。

三、从四个90%转向大规模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从产业技术应用研发转向大规模科学基础设施及支持高等教育快速成长，最近三年达到2000亿投资。

四、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构筑转型衰退底部及长期创新增长的产业基础。

2010年以来，深圳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生产方式从以山寨模仿为主转向以创新制造为主。五年中，人均GDP增加1万美元，达到2.4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GDP、财政收入分别达8亿元和2.8亿元，均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工业增加值率五年提高4.9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是GDP增速的1.8倍。

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目前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总计已经近万亿元，增速比同期经济增长率高近50%，创新产业结构比持续上升，开始了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制定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深圳成为中国内地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创新城市。

2011年，深圳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年规划，到2016年，取得了圆满成功。^[1] 五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达到4052亿元,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500亿元，该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公开量43273件，截至2019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为65460件，发明专利公开量在北京之后居第二位。

从2011年起，连续5年共投入25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及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方面。

资金使用方式规定为，提升创新能力，鼓励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应用，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化和标准化战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优先纳入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支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博士后人才。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提供重大公共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等产业服务工作。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达到4.02%，五年翻了一番；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已有国家、省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1107家，是前30年总和的3.6倍，IT领袖峰会和BT领袖峰会等成为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

从总体上看，深圳以每年5亿元，总计25亿元的政府财政支出，支持2000亿元规模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滚动成长。

政府对转型政策推动造就新产业发展基础

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包括近8000家中小微科创企业，5000余家获得资助，政策实施产生明显效果。科创部门3年总支出40亿元，样本企业增加值从600亿元上升为1800亿元，净增加1200亿元，其中直接影响约300亿元。

政府对创新扶持政策分类及效果评估：

（1）创新券项目。创新券项目获资助比率为88%，获批企业中85%是小微企业。提高了有R&D投入企业的比例，企业产出提高约7%。

（2）创业资助项目。创业资助获资助率约为1/3，98%是小微企业，主要是成立不到4年的科技企业，以及创业大赛获胜者支持项目，规模最高可到50万元，获资助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申请数显著提高。企业产出提高约22%。

（3）技术开发项目获资助比率25%，技术开发项目是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及其产业化的资助。资助额度大，申请企业已处在试验开发期或产业化前期。结果，获得资助企业的创新和市场表现极其显著。

（4）金融科技扶持。协助贷款、免息、保险等方式。免息、保险资助规模较小。获得贷款资助的企业在专利数和R&D支出上更高。

政府对转型政策能够成功的信心，在于可以了解和把握个别企业观察不到的优势信息，并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有效的创新政策又增加了强大的微观产业发展基础。

图1  深圳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表1  深圳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深圳的创新企业行业高度集中，80%属于制造业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分工形态，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的互补性以及投入产出的需求关联的特征，这是产生创新蜂聚的市场基础。

深圳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支持创新创业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依赖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深圳有8000家中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政府的政策设计，必须建立在对市场和企业行为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政策跟随和适应市场创新动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规范市场、引导企业创新行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编辑  季节）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做出“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指示，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含糊。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痛点、难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7年3月以来，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的份内职责”，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做实党支部对农村经济的领导，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截至2020年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形成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和历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怎样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理论上看法不一，实践上没有成熟经验。面对思想分歧和复杂的利益关系，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分内职责”。2016年起，为落实上级组织部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部署，我们对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农村不同程度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市委组织部经过统一思想，认为抓集体经济，组织部门责无旁贷，在市委和市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主动打破原有分工界限，走上乡村振兴主战场。

——从理论上想清楚、讲清楚。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2017年初，市委组织部开始发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但初期面临着认识上的不少分歧。针对“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要农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无关紧要”“党支部没有责任、没有资格领办合作社”等观点，市委组织部下了大量功夫进行理论建设和宣讲，在全市县、乡、村三级开展大规模的思想动员，组织全市干部学习总书记《摆脱贫困》著作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重要指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一是讲清楚党支部有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是重建党同群众的经济联系和促进集体意识回归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法规的明确要求，从法理上完全讲得通。二是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简单的“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而是党支部统领合作社一切工作，党建全面融入产业发展、农民共富，依靠经济纽带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三是讲清楚新时代的农业合作化不是“一大二公”，而是遵循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走回头路。四是讲清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我们欢迎，但要通过党的领导发展集体经济，保障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实现多赢，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做到像总书记强调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五是讲清楚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保护好农村的绿水青山，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抢劫劳动者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抢劫土地的艺术的进步”。

经过层层思想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从茫然、疑虑，转变为发自内心认可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合作化道路，干部信心满满，群众一呼百应。

——让党支部成为农业合作化的引领力量。在中国，几乎每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但过去受“党政分开”“公民社会”等思路影响，党支部处于边缘化、配角的地位，这是农村许多问题的根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扭转了这个关系，让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合作社姓党。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并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已经进行集体经济确权的村，由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也是在党支部全面领导下。二是坚持理事长在党。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坚持决策权归党。明确合作社中集体占股为“金股”，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和否决权，利润分红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

——把党员组织起来是基础，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关键。在新形势下把农村组织起来，不能靠强迫命令，只能靠典型引路，靠充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2017年7月，烟台市委组织部筛选11个村试点；2018年选择100个村庄开展“百村示范”，2019年实现“千村覆盖”，2020年8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覆盖2779个村，我们控制节奏，严格标准，聚焦高质量发展。在办社过程中，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坚决不设置100%入社的数量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通过党支部成员示范带动以及外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动员等方式，帮助群众算清入社前后的对比账，讲清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不利，以看得见的利益提高群众入社率。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支部书记为了吸引群众入社，无偿贡献了自己的资产，有的为了一家入社，三顾茅庐到外地做工作。从2017年试点到2020年全域推进，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每一名入社的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莱阳市西石河头村，90%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从以前干旱时抢水浇地、大打出手，到现在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先浇集体的地，再浇自家的地。有其他投资者给出更高的报价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是没有群众加入。因为他们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为民干事的决心，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靠制度建设保障集体经济长治久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制度建设，我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走过的一些弯路，当前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运行不规范，容易产生经营风险，甚至化公为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绝不仅是形式上的“领办”、数量上的覆盖，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是干部任用制度。市委组织部借鉴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办法，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提出“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培养选拔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二是内部管理制度，合作社设立、章程的制定、分配方法的选择，都由入社群众讨论决定，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农村的体现，也是私人领办的合作社做不到的。三是规范运行制度。2019年，市委组织部牵头出台《关于促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建立了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等“六统一”机制，形成科学规范、闭环监管的内部治理体系。四是服务保障制度。农业农村、财政、供销、金融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造条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广大村庄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变化。今天的烟台农村，风貌焕然一新。支部有了威信和话语权，干部体验到多年未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集体事务争先恐后、起早贪黑。美丽乡村安定有序，共同的经济利益真正让乡村成为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了党的领导，村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务群众有了实力，群众对党支部有了信赖，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

二是优化了基层治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抱团发展从“多条心”变成“一条心”，有事共商、有难共担、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断减少，许多过去的问题村变成了最祥和稳定的村。

三是推动了产业振兴。打破了以往村集体简单发包租赁、群众单打独斗的低层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源、整合分散的资金，让群众参与到了合作社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2779个村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四是拓展了战略纵深。以三产、二产带动一产，提高了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为承接城市劳动力过剩做好了战略准备，也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的社员们主动站出来担任志愿者，纷纷依托集体经济实力为武汉和其他疫区捐款捐物，得知武汉急需金银花，莱州的金银花合作社正月初四就紧急抽调员工连夜开工，莱阳市两家合作社一次性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60万吨莱阳梨，莱州一家合作社捐赠了30万吨大葱，更多的合作社坚持以平价甚至半价向超市供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送菜上门；疫情相对平稳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又响应中央号召，成为首批复工复产的经济组织。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越性、战斗力。

对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农业合作化也必须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我们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体会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学习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在规模化经营、农业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也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土地私有化带来城乡差距、土地兼并、农业衰落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村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在烟台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感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应当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一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把党的领导融入集体经济组织各环节，把党组织嵌入合作社治理结构之中。我们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农业合作化本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实施乡村治理，维护农民利益。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能充分动员群众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为最广大农民利益服务，才能赋予农民和农村强有力的组织、规范的制度，确保合作社发展行稳致远。在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经济纽带把集体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群众增强了对集体的信赖感，积极参加支部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广大基层干部也获得了多年没有的信任感、成就感。我们在烟台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党建和业务、政治和经济“两张皮”。

第二，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习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不仅违反党的初心、愧对牺牲的革命烈士，同时也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市场范围受限，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不论农村合作化道路怎么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把确权登记当成改革的终点，而是把明晰产权作为合作化的起点。既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通过明确的股权设置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符合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理论，符合习近平同志“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的思想，与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简单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以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升级空间，但当前“统”的问题没解决好，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压抑了生产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群众推动下主动找项目、上项目，撬动了农村大量沉睡的资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流动性”。烟台苹果主要是30多年前引种的第一茬果树，已到更新换代的瓶颈期，但一家一户资金有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轮流土地、分批更新，目前已改造老劣果园47.2万亩，3年内将梯次改造120万亩，首批领办合作社的栖霞市东院头村，2019年亩均分红5050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社员长期务工年均收入4万元，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资产资源“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通过共同劳动解放生产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同其他合作社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更加强调以劳动联合为主、资本联合为辅，最大限度吸收群众以劳动力入股，发挥群众在管理和分配中的主体作用。

2020年第17期《求是》杂志刊登了烟台栖霞市衣家村的事迹。2017年以前这是一个集体收入为零的省定贫困村，自然条件恶劣，“缺水、缺路、缺人”，党支部通过给入社群众发放“工票”、以劳动入股，把全村50余户群众组织起来战天斗地，男女老少齐上阵，仅7个月就在大山深处开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础设施，引入种养殖等产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户均增收6000元，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以劳动为纽带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盘活农村各种资源，把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变成现实。

第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共同富裕这个取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和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也可以实现繁荣，但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入社资格、股权设置、分配办法以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共同富裕原则。提高普通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形成“精英社”。如有的区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改变贫困户“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优先发展贫困户入社，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致富，实现“以地养老、稳定脱贫”。这些办法不仅受到群众欢迎，社会资本也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机会，也很欢迎。

四年探索的感受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来，我们体会了探索的艰辛，更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们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振兴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大空间，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办事，充分相信和发动群众，这条路就越走越宽广。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是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注重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乡村振兴的方向、道路，党中央已经对乡村振兴做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实。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今年在“新冠”疫情之后，他又两次强调“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可见，总书记关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

第二，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农村“第二个飞跃”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农村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从农村自身来看：一家一户经营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实现多种经营、产业升级、共同富裕，一家一户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老龄化、空心化的农村迫切需要集体经济平台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和工业部门已经从多年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农村还有大量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而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人是天然融合的共同体，无法单独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必须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改善民生，而不能放任资本下乡把农村冲垮、生态破坏，唯一的道路就是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2016年萌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那么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巨大动力，很多村干部和村民在听宣讲、办合作社之后，感到相见恨晚。这表明，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明白，只要有先进的典型引路，绝大部分村庄都能坚定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古老的乡村焕发青春，让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融。

第三，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到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中来看待。我们没有把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作为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而是联系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进行思考。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实际权力只在乡以上，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出现了“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情况。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群众、缺乏基层基础。我们党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当前，“新冠”疫情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能否有效推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既是凝聚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稳定国内大后方的关键所在。

第四，党的领导和“四个自信”是做好一切工作鲜活有力的武器。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抓基层党建入手、党的领导和农村发展深度融合，这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我们感到，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正是由于发挥了党的理论优势，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形成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共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才能让合作社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党的“选贤任能”的优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梁生宝”式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才能把党的各项制度延伸到合作社，提升管理水平；发挥党联系群众的优势，才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追随。党的领导和经济发展决不是“两张皮”，不是矛盾和割裂的，而是高度统一的。

第五，农业合作化道路顺应党心民意，人民高度拥护，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和担当。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是重温党的初心使命、深受感动和教育的过程。这项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在推动工作过程中，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事和广大乡镇基层干部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克服困难、无私奉献。但每当看到农村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人民群众分红的喜悦，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的场面时，我们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烟台愿意做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报春花”，我们期待着广大农村山青水绿、春色满园，群众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早日到来。

（编辑  季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如何正确地客观地综合评价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按照“目标一致法”进行了评估。首先，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是评估的依据和起点；其次，对2000—2019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估；最后，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明中国有哪些制度优势对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了保障作用。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设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开始，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党中央经过多次战略部署和总体规划，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内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N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GNP规模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提出2020年的量化目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基本实现工业化。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国人均GDP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1] 这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量化目标之一，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提出新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的定量指标：2020年经济总量达到58万亿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届时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到50%和44%左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30%左右；城镇化率接近60%，基本达到工业化的要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也就是2021—2050年跨越两个15年的发展战略构想。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以后，又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迈向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中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到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迈进，向世界最大的小康社会飞跃。

1.经济总量增长超过预期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GDP为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 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19年GDP是2000年的5.17倍，年均增速为9.0%，超过党的十六大年均增7.2%的预期。

2.人均收入增长超过预期目标，从低收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70892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8.1%，超过党的十七大预期的7.2%的增速，大大高于世界人均增速（2.4%）。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1730国际元）高出37.4%，^[3]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0年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41位上升至2018年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71位。

3.城镇化率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2%提高至2019年的60.60%，超过了党的十七大所预期的近60%的目标。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5.9%提高至2019年的19.7%，^[4] 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4.7%降至2019年的16.3%，总体看已经超过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5.7%）。^[5] 这标志着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村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

4.产业结构优化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50.0%下降至2019年的25.1%，超过党的十七大所预期下降至30%左右的目标。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9.8%和50.0%提高到2019年的53.9%和47.4%，超过国家发改委所预期50%和44%左右的目标。

5.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6.8%上升至2018年的21.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提高至2018年的28.2%^[7]，显著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地位更加巩固。

6.实现科技发展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8]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0—2005年的43.2%将达到2000年的60%的预期目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6.1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186.2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均排名世界第二；^[9]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所按3年（2016—2018年）年平均值，中国科学论文数相当于20年前（1996—1998年）的18倍，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的19.9%，高于美国的18.3%；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受关注论文，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为22%（美国占比为24.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论文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的21.9%（美国占比为29.3%）；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按购买力平价）相当于美国的95.6%。^[10] 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为2.23%，没有达到预定的2.5%。其中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经费比重较低，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为6.03%，其中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53.3%、38.2%和3.8%，显然，后者的比例较低，^[11]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兴产业以及突破性、原始性创新仍然不足。

7.从中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跨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数据库，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从2000年的0.594上升至2018年的0.758，年均增速为1.36%，高于同期世界1.04%的平均增速，在世界189个国家中，中国跃居第85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12] 其中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5‰、婴儿死亡率为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8‰、孕产妇死亡率为17.8/10万、^[13]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72.6岁，2018年数据）高出4.7岁；^[14] 主要教育指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42.8%提高至89.5%，从大众化（小于50%）跨越到高度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高至51.6%，从精英化（小于15%）跨越到普及化（50%以上）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大大地促进了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9.6年提高至2018年的13.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年限（12.7年），年均增速为2.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1.3%）^[15]。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63年，1985—2017年城镇从8.2年上升到11.1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9.0年。通过教育现代化使所有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未来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8.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我国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首先，消除农村贫困线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62亿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49.8%下降至0.6%。^[16] 其次，消除世界最低国际贫困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三个国际贫困线标准：一是最低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9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40.2%下降至2016年的0.50%；二是中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3.2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68.3%下降至2016年的5.4%，预计到2020年基本消除；三是高贫困线，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5.5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发生率从1999年的88.9%下降至2015年的27.2%，预计到2020年将降至10%以下，成为2020年之后减少相对贫困的主要人群。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先后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减贫的核心目标，为世界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

9.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国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下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3.14倍下降至2019年的2.64倍。从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2015年下降至0.462，2018年上升至0.474。已经达到党的十六大所要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预期目标，开辟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本世纪的头20年，我国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大的标志。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启示

从总体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当代世界的“中国奇迹”。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诸多优势。

1.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2020年总目标要求分两步走，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既相互衔接，又与时俱进。第一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六大到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党中央对这一宏伟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对量化指标作了增量调整，不断实现发展升级。党的十九大又谋划了到205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布局。

2.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布局优势。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为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基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基础，提出2021—2050年分“两个阶段”的宏伟大战略，分别用两个15年、6个五年规划先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体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分步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7项主要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25项量化指标，其中11项预期性指标，14项约束性指标；制定重大任务，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具体提出23类、16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提出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举措，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举措;^[17] 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年度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情况，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14亿人民大事、全中国大事的显著优势，即举全国之力，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社会与公民，形成全体人民参与国家发展的巨大合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全面建设，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代接着一代，一棒接着一棒，一步接着一步，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18]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部委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本文对国家“十三五”规划七大主要目标和25项（实际为33个）量化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总体来看，“十三五”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25项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了预期，总体完成率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标志性成就，突出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体地讲，就是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际执行情况是，从2015年的7.0%下降至2019年的6.1%，2016—2019年平均增速为6.7%。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降至2%—3%，“十三五”时期GDP平均增速可能在5.7%—5.9%之间，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速较低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有以下6点：

一是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客观上要求“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19] 关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各地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再仅仅是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而是转变为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20]三是有助于实现主要指标相互平衡，更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四是有助于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前4年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6.5%^[21]，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6%。五是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年平均增速在2.9%，与中国经济增长既具有互动性，也具有同步性。六是2019年底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更直接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巨大，新增规模越来越大。“十二五”时期，GDP总规模为295万亿元，2016—2019年已经达到349万亿元,^[22] 估计到2020年末，“十三五”规划总规模将达到450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十二五”时期的1.5倍左右，实际增长约1/3，这是中国经济韧性所在，更是中国巨大经济规模的独特优势。

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

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要迈向中高端水平，服务业比重要进一步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0.5%上升至2019年的53.9%^[23]，2020年达到56.0%的预期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53.0%提高至59.4%，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就业比重占47.4%）、构建国内消费服务市场的主动力。 “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大大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提前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分别达到95%和97%，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数字用户社会，数字经济迅速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全社会。

2.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前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6.2%，年均增速为6.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34.1%降至2019年的32.0%；这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工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4.16万亿美元增到2019年的5.2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9.7%上升至2019年的22.1%。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不断迈向中高端，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出口国。2017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24.3%，2018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相当于美国4.68倍，世界高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时期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取得了重大进展，^[24] 加快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取得明显进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有效推动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突出性问题，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3.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从2016年的11.36万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1万亿元，^[25] 名义年均增速为14.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相当于GDP之比为36.2%，数字经济连续4年维持15%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8个百分点。^[26]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数字经济广泛而深刻地改变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消费、教育、出行等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等需求高涨，各地依托大数据，提前布防和分类施策，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27]

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新兴服务业都以较快速度增长。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2.9%。信息消费服务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2018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速30.7%，为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5年的33.1万辆到2019年突破120万辆，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达132.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55.8万个，数量居世界第一，^[28] 成为世界下一代绿色汽车产业的创新者、引领者。

5.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3.5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全国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14.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覆盖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6600公里，成为全球开通地铁城市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国家。民航运输机场达237个，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近90%的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的范围内享受航空运输服务。电力基础设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达到68.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7圈，2019年我国特高压线路长度达到2.83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我国铺设的光纤线路长度从2015年的2486.3万公里提高至2019年的4750.5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从5.77亿个升至9.15亿个，均居世界首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同比增长4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8年的6.7%增至9.9%。^[29] 我国率先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已遥遥领先美国和欧洲。^[30]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技术装备等重要指标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在重新塑造我国城乡、区域等空间经济地理格局，成为推动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支撑。

6.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年均转户1800多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39.90%提高至2019年的44.38%，城镇户籍总人口从2015年的5.48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6.21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0%提高至2019年的60.60%，城镇总人口从2015年的7.71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8.48亿人，^[31] 是世界规模最大、速度较快的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差距趋于缩小，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建制村通了客车，有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实现了“县县通公路”；^[32] 通电的村占比99.9%，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比98.1%，95.7%的村通宽带互联网，超过1/4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四好（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建设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0亿，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旅游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这是典型的城乡居民直接转移支付，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新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内需成为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我国是世界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5—2019年，名义最终消费支出从37.2万亿元提高至55.1万亿元，占世界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0.8%提高至2018年的12.1%^[33]，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国内消费的重要支撑。

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商品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5年的30.1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41.2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7%。^[34] 旅游成为中国重要支柱服务业。国内旅游人次从2015年的40.0亿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60.1亿人次，全国旅游总消费从2015年的3.4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73万亿元^[35]，2018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4.1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51%^[36]，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国内旅游市场。

我国是世界国内投资支出最大的国家。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从2015年的29.8万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42.9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资本形成总额2015年为4.782万亿美元（现价美元），2018年达到6.085万亿美元，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达26.8%，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投资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投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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