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探讨了当年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落后面貌。习近平同志在书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20年之后(即2012年党的十八大)我国启动脱贫攻坚战的坚实思想基础。三十年之后即2022年，我国已经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迈上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这部著作深刻论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并对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强调了发挥“统”的功能的重要性和途径。要把双层经营体制优势发挥出来，需要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深刻认识“统”的制度优势，纠正阻碍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的错误观念和举措。

《摆脱贫困》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观点

    1990年的闽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且分散落后。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为闽东地区指出了念好“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他高度重视与发展大农业相匹配的农业农村经济制度建设，要求闽东地区处理好农村大包干之后“统”与“分”的关系，注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摆脱贫困》一书首先对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区情作出了科学判断。该书开篇写道：“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①]但同时，闽东又“是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好地方”。[②] 寥寥数语，既阐明了闽东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又展现了闽东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是明确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同志研究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基本方法论。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发展大农业，指出了闽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面临的制约因素：（1）农民与土地圈守一块，自给自足，备受自然经济束缚，难以投身于商品经济生活中；[③]（2）分散的、单个的农民家庭很难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④]（3）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放松了“统”的功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现象，表现为集体经济实力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收入渠道少。[⑤]

    三是分析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积累和发展工作，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⑥] 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的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⑦]

四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首先要端正对发展集体经济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针对这种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发展集体经济实力，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第三，积极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具体形式和路子；第四，建立、健全积累与投入机制；第五，实行优惠政策，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创造外部环境；第六，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机能。[⑧]习近平同志还要求，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

   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优势再认识

    习近平同志1988年6月到福建宁德地区工作。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直至今日，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表态上面，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正是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在“三农”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改革开放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明确要求，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体现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么，具体到“三农”工作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⑨] 它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过去我们在讨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度优势时，往往片面强调“分”的优势，而对于“统”的制度优势则认识不到位，甚至有的人把“统”作为人民公社体制残余对待，主张一分到底；这才导致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问题普遍存在。严峻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认识“统”的制度优势。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什么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最先取得的制度性成果就是推广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经验，其实质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时主要是指生产队，即现在村民组的前身）经营自主权，[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应的独立经营主体；利益分配基本格局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由来，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称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这项制度有三个要点：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正是靠这一改革成果，我国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了解放，实现了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很快解决了农户温饱问题，也大大缓解了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短缺难题。

对于这一制度优势的认识，过去几十年，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只注重了“分”的优势，却忽视了“统”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出来。“统”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就是凡是能够坚持当年创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心的农村，都比那些一味强调分的农村发展得更好。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有个叶屋村（村民组），35个农户，900多亩农田。为了解决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带来的土地撂荒和农户贫困问题，该村在村民组长带领下，经过2009年近一年的反复民主讨论，决定重新收取承包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道建设。由此，叶屋村从2010年起就做到了农户承包地集中连片，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还解决了邻里矛盾、增加了集体积累，一举甩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跨入富裕村行列。

从“统”的角度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了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的权利，切实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做到了农业领域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零成本结合。这是“统”的制度根基。农民从集体获得土地，才会产生依靠集体、维护集体的愿望和行为。在叶屋村，自发改革前，一些老人户没有能力耕作却占有大量承包地，导致土地撂荒，而娶进媳妇添了孩子的农户却土地很少，劳动力闲置浪费。通过改革，他们重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新增劳动力无偿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

二是农业中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承包户作为集体成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上缴承包费，集体有了经济收入后用于为交纳承包费的农户服务，首先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其次是改善农户生活。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以承包费——其实就是普通民事行为中的租金——确立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说明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起来。租金用于为交租金的经营者们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这就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地主－佃农”利益对立关系，经营者使用自家劳动力完成农事作业，也消除了“雇主－雇工”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土地经营制度，是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关系，为高效率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是为现代乡村治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造成的两极分化，为土地权利人人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底色。在这个基础上，集体的土地资源如何发挥出更大效能，如何给集体和集体成员带来更多的收益，要通过集体成员民主协商进行决策。叶屋村自发进行改革，是经过35户代表会议反复讨论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会仅仅讨论土地问题，还要讨论村庄整治、伦理道德、邻里关系、教育、文化、卫生、生态等诸多事务，制定乡规民约，等等。所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

综上所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确如习近平同志所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其主要制度优势不仅仅是“分”，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统”上面。可以说，只讲“分”，只能分出个低水平、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统”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统分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统”的优势要勇于破除私有化误区，增加集体积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11]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今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缺乏统一服务功能的农村集体至今还普遍存在，如何把“统”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12]应该说，只讲“分”，忽视“统”，集体经济薄弱，是重大体制机制弊端。要发挥双层经营“统”的优势，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观念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一）破除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旗帜鲜明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与过去的一些农村改革举措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关系极大。1987年，贵州省湄潭县在一些专家指导下，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改革试验，[13]其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承包地固定到现有承包户，永远不再调整；今后土地如何经营乃至于是否流转、撂荒，都完全由承包户自行决定，与发包土地的集体不再发生关系，等于集体事实上不存在了。按照这个做法，农户普遍认为土地就是私有了。从事后披露出来的相关文献看，试验的主导者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搞市场经济就要彻底改革这种制度，把土地产权清晰地固定给农户。

按照湄潭试验搞农村改革，集体经济事实上彻底瓦解了。湄潭的做法推广后，农村再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主要是靠我们党在政治上对农村的领导权，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今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必须从理论到政策来一个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私有化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减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4]

所以，农业部门领导干部和相关学者应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反思一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认识是否端正，是否认识到了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特制度优势，是否敢于正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

（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基础，不是推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的借口。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安徽小岗村时指出，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最佳处理方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深化农村改革大原则和底线。

那么，如何理解长久不变的“关系”？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改革历程就不难明白，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也就是像当年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那样，是为了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承包户手中的承包面积乃至承包地块长久不变，必然产生一些农户因为人口老化或就业选择等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想耕作土地现象，造成耕地撂荒和粗放经营。这一现象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而且，这样僵化地理解党中央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农村家庭新增人口的利益，导致这个代表农村未来希望的群体对土地和集体不再拥有基于利益的亲和力，村庄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长久发展的活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是对年轻农民脱离农村、脱离集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是指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长久不变，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长久不变。否则，让农户把“长久不变”理解成土地私人所有，土地撂荒集体也无权干涉，农村改革就犯了颠覆性错误。巩固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挥“统”的功能，应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由干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广东叶屋村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为全国农村树立了榜样。

（三）科学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让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物质保障。

土地的位置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归谁所有，一方面要看国家法律规定由谁支配使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土地产生的收益如地价或租金归谁占有使用，也叫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005年，农户都要按照“留足集体的”承包制约定，每年向集体交纳土地承包费，体现了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能，表明在法权关系上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农村完成了税费改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从国家政策层面取消了农地承包户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三提”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村组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共同生产管理费；“五统”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乡镇政府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益事业费），农户不再因承包集体土地而交纳各种费用；不仅如此，国家征用农业用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流转租金，在大多数地方也完全归承包户占有。这样，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集体也就随之失去了所有者权能。

面对农村集体出现的经济窘境，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从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衷来看，农户向集体上交“三提五统”费用，是为了集体拥有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能力。但由于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局面，各级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很少，无法覆盖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能挪用“三提五统”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让集体提留蜕变成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少量农村像前述广东省叶屋村那样，农民集体自主决策向土地承包户收取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才恢复了集体提留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对集体提留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他写道：“在积累方面，首先要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土地有偿承包，使各项集体提留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完善专业承包办法，逐步解决承包费过低，集体收入下降的问题；再次，要完善集体企业各项承包指标，逐步实行集体承包和全员抵押承包；第四，要推行全方位提留，凡从事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务各业的个体农民，应按照纯收入的情况，确定合理提留的比例，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公共积累；第五，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优势，增加劳动积累。总之，应通过发展各业生产和各类服务，积极开拓积累途径。”^[15]

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集体积累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问题。他写到：“要搞好农业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则要注意正确处理四个‘软件’：一是要使农村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扩大公共积累不仅不会改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政策，而且有利于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他们自觉地关心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壮大。二是要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否则，扩大经济积累就难以顺利实现，原有的一些积累也可能会被破坏掉。三是要划清合理提留和强制摊派的界限。在尊重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搞好提留，防止资金流失。四是要管好用活公共积累。要把积累用在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生产中紧迫性问题上，用在办农民迫切要求办的公共福利事业上。要严格财务制度，取信于民，坚决杜绝少数人侵吞公共积累的现象。”^[16]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集体提留形成集体积累，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某些方面个人收入过高时，可适当增加集体提留，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当部分农民靠诚实劳动仍无法脱贫时，可以凭借集体经济实力对其实行物质上的扶持。

从事“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以把《摆脱贫困》一书作为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经典来读，对照书中有关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扪心自问，是否真正认同，是否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真抓实干了，干得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三农”领域的领导干部和相关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以参加伟大斗争的姿态来一场“三农”领域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排除土地私有化论调对农村改革发展的干扰，坚决纠正只讲“分”不讲“统”的片面性错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三农”领域领导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上来，尤其是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财政涉农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亿万农户在发展个体经济的过程中得到集体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那么，农村必将彻底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编辑 杨利红）

从组织特性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四种类型

以公共性为纵轴，经营性为横轴，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表1）。其中的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有效程度；经营性，指的是为实现公共性采取的市场的、半市场的、公益慈善的等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人民公社集体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很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其实现形式即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都是单一的，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这类集体现已不再存在。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村庄自治集体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尽管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的干部发了月津贴，但是仍然没有可用于产业经营的村集体资金和有效资源。相当数量的一些村因无人愿意干而常年选不出村干部。国家曾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力量，但非但未能改变现状，反倒还要多花气力解决这些村官任期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

这种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较大改观。尤其脱贫攻坚全国规划将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都一一入账，全国派出几百万干部入县、下乡、到村助力脱贫。截至2020年年底，所有贫困县摘帽，所有贫困村出列。但依靠外力脱贫的村庄缺乏内生动力，农户与集体的疏离问题并没能克服，可持续发展堪忧。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股份合作制集体是以股份制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村集体，其特征是村集体组建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推动了经营性资产的开发。这类组织更近似股份公司。

出现近公司性质，大都因为这些村庄毗邻城镇或就在城镇且脱离农业。村集体成为因“脱农入城”而失地的农民的靠山。这些农民大多受上世纪90年代乡村集体企业向着私人、个体方向改制的思潮的影响，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改制时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的获利者。这类抽空了集体精神内核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些人为自己和为个体向国家争利的招牌。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与前不同，社区合作制集体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在一起的典型的群落和村庄。”[1]

其实，1978年改革之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存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农村曾出现基层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乡里空间萎缩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性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通过基于价格信号的竞争来协调逐利个体”的公司组织、“通过政府命令来强制人们调整资源配置”的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就是上文列举的第二、三类村集体的现状。

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群”即人的集合，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即“义利并举”。在乡村变革中，笔者认为，有一类曾被误认为股份合作制的集体其实应划归第四类。前文所述的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合一的农民集体合作组织应属这类。尽管这些村集体都设有村股份制合作社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不过，他们的股份合作社一没有将村集体资产以股份全部量化到村民，二没有把股份只当作为分红利的工具，三没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四没有干部贪腐，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这些村集体的股份制是为壮大集体资产的项目做融资的，不但注重村集体资产建设，集体收入来自多种途径，而且尤为重视集体收益的分配。收益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福利，从而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所以，这些村集体建设的，其实是1984-1987年中央提出的具有新型集体经济性质的地区性或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

例如，始建于2007年的陕西礼泉县袁家村集体经济源自小吃街。村集体发动全体村民办小吃作坊，100多种小吃村民各自认领，村集体择优选定一家，以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村集体鼓励各作坊自设股份制，吸收其他作坊入股。村集体收益来自无形资产品牌使用费和集体资产入股分红。集体分配方式中专有一项是为利润微薄的作坊（如蒸馍作坊)补差，补到年收入10万元。村集体设定同类生产单元的收益底线并予以保障，以“损有余而奉不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经营村庄，正是这种社区集体规制推动袁家村形成相互持股、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经济。

再如2008年起步的何斯路村。10年间村民年收入增长了9倍，村集体收入从欠债到年收入2000多万元。而村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不靠外来资本建厂筑楼，二不靠卖地租房，而是自我振兴的田园革命。他们引种薰衣草，古法酿酒，通过整修古迹、绿化荒山、清理废墟、修池建塘、栽花种树来改造环境。村集体将收益重点投入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改造、运营支出和文化福利。优美的生态人文环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务、摄影团体纷至沓来。而为其配套的食宿、交通、伴手礼等服务和产品统统由村集体带动村民自造自营解决。他们依托薰衣草研发的衍生产品70余种，不是全发给工厂生产，而是推动家庭作坊手工生产，村集体优质优价出售。为提升村民素质，村集体办起了每日晨读和功德银行，将全村农户善言善行记录在册并积分表彰，积分到一定量后就可凭借其信用值在银行获得无抵押贷款。这样的社区合作集体让老村民获得感满满，还吸引了十多户城市人全家落户成了新村民。

前述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是将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甚至所有村庄进行资源整合、资产建设的社区合作组织。它较好体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框架。它以镇村两级组织的方式覆盖全体农户，以专职团队与村委、合作社相结合，提供生产、信用、供销、社区一体化服务，服务团队与农村各主体尤其农户关系密切，送服务也送温暖，将整个社区凝聚成利益和情感共同体。所以，它们也应归属社区合作制集体。

集体经济的辨识：推进真正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如何区分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目前尚存在概念的混淆。将出资股与投资股、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是其中突出的混淆。出资股是个人参与合作事业的凭证（后被称为身份股），[2] 而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个人商业投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股份公司是企业而非合作社。“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3]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三项原则，股份合作社的内部业务、分配和治理达不到这三原则的，必须转为股份制公司。[4] 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股份合作社，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的社员，不参与任何劳动，就因“天赋资产”坐享分红。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这种合作社与私有的股份制公司就完全没有了差别。

合作社股份制如何区别于公司股份制？当下而言，区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不分红，投资股设项目股份制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盈利才可分红，严禁以满足社员分红需求为名摊大成本、降低效率，侵占集体和个人资产，才是正途。

如何认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差异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异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依据实践经验的判断是，中国的合作经济其实是公私融合的关系经济，而非产权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式的，私人经济非单纯的个人产权经济，而是与家庭、家族、亲友密切相关的关系经济，由关系的连带形成一种“集体”的“公”。这方面，沟口雄三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前者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后者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1983年和1987年的文件中，没有提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采用“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提法。这表现了中央当时想用合作经济改造公社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改造公社集体组织的政策构想。

合作社集体中，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还有所不同，综合合作社有社会功能，资合与人合并举。专业合作社往往只有经济功能。不过，目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帮扶的几百家合作社中，相当一部分顶着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做综合合作社。正是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砖一瓦地改善着本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

合作经济另一表现形式是协会。日本、韩国农协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会都是协会，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5] 另外，这三个基层农协体系都可容纳专业合作社（台湾地区称产销班），都依照合作经济原则进行惠顾分配。

从公共性上看，合作经济系互助性经济，较集体经济更靠近私人经济；集体经济的共有程度要超越合作经济，更靠近公有经济。经营方式侧重上，合作经济侧重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强调互助合作，按交易量分配；集体经济侧重成员的整体意识和综合利益，强调集体共建、按成员权利分配。在产权规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性资产、企业等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集体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经济的载体即合作社产权由多人投资形成，是私与私连带形成的共有产权。

当下，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营性功能的成熟，合作经济的范畴在延伸，不再是原初单纯和单层的互助性经济，而演变为包涵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多元混合体。集体经济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演变为涵盖私人经济、互助合作经济、公益经济等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组织多种的综合性社区经济。总之，现代社会中，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相契性在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存在交集。

如何辨认集体经济组织

中国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具继承性，今天是历史的延展。笔者认为，改革创新就是允许多方探索，应在坚持必要原则[6] 的前提下于实践中择优选择。

目前，作为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必备步骤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7] 作为其按股共有和按股分红的依据，走的是资合而非人合的路，似可商榷。其目标是要摆脱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的状态，变“共同共有”为“按份共有”，[8] 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9]

这是牵涉如何认识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共同体’与‘共有体’是集体所有的两种典型形式，有明显区别。”“‘共同体’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成员对共同体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 也承担均等义务，对外负连带责任。而‘共有体’偏向于经济学概念, 与《物权法》中的‘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对应”，“‘按份共有’要求把整体的权利完全分割到所有成员，按份分享权益, 分担义务。对共有财产除协商处分外, 各共有人对自己的份额可以出卖、赠与，并可继承”。[10]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共同体还是共有体呢？在集体组织内部, 集体资产产权的属性是集体公权，每个成员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不能量化为成员份额。否则，按照市场股份制通行规则走下去，集体就可能类似企业一样破产或通过成员决定解散。另外，目前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组建股份合作社明显重在按资分配，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笔者看到有些试点将成员股分出劳动贡献股，似在探索新的出路。只是，股份制是私有制下高效的经济工具，要想移植到公有制的确很难。可否走出一条社区集体共富共融的新路？这些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不过，按照“按份共有”理论改革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现已准予股份继承转让，以适应农村人口就业居住频繁变更和流动的大趋势。这样走下去，不出两代人，集体即使不解散，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行为也将消散，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按照期待集体组织承担和发挥的功能做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并付诸试验，制度设计可考虑把集体组织成员的保障和福祉权利与新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开，新发展强调参与贡献，旧福祉可持有和继承，但含金量要随时间衰减。资源价格涨价归公，即归于真正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在地成员。为此，集体组织在地成员有话语权、选择权、决定权是关键。

总之，新型集体经济及其组织是乡村振兴改革创新的主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成为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从实践到理论就应允许长期坚持的多样化探索。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对中国而言，乡村的重大价值还在于乡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根。乡村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乡村振兴矮化和窄化为经济事业，将乡村振兴视为政经分立、政社分立，都是错误的。只有理解乡村具有多元统合的长远价值，有独立发展、自主成长的基因，才能认可乡村的独立存在。这种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性的载体，它就是一种“人的集合”的集体。抽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人的集合体具有与天、地类似的自然性。顺着它，就羽翼丰盈；违背它，就日渐凋敝。

中国的乡村制度上千年来一直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治理统一体。乡村中有公田、公祠、义学等集体性资产，有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乡绅不仅兴办义塾、祭祠，还可赈灾济贫、催征，仲裁民事纠纷，还参与乡里事务管理。今天的好村庄无一例外都弘扬了乡贤领衔与民众互助的社区合作传统。

从现实看，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制度的必然。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税费政策改革又规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包给农户的地租全部留给农户，那么，这就断绝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土地地租不仅是短缺经济时期村集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其效益更是被放大无数倍。村里没了收入，村干部工作津贴、村务运转费用和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费用只能由国家承担。但是当经济跨越了短缺阶段，进入新时期，城乡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困局时，各地纷纷出现超越基本需求的一般需求和超额需求，国家不应也无力提供。面对新时期，改革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国家与乡村集体之间的法治关系，才能推动乡村整体跃迁到富足经济时代。

今天，富足经济已经走入信息时代，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在从物质生产演化为观念生产，^[11]从而让工业时代彻底改观。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成效全球公认第一，显然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国民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抗疫行动中通过各类有形载体无限加强和自我升值这一观念而实现的。决定观念产生的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用观念武装起来的人。[12] 正是有一批甘愿为村民奉献的村集体带头人带领群众，坚决摒弃那些脱离村民消费需求，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观念，唾弃那些背离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至上、无视道德伦理的行为，才能够开拓出乡村集体经济的一片新天地。

乡村振兴要树立怎样的观念？乡村集体追求的是社区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村民福祉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人均GDP。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恪守中道，处理好公私关系，坚持义利并举，不走极端。

当前，阻碍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是观念。迄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一提及农村集体，他们就认为是走回头路、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他们不认同要确立乡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地位，也不认同推动这类组织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主题。还有人一谈及建立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新型集体，就直指股份合作社，村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其效果是村集体只能做资产管理，却难以独立经营。[13] 还有的人将乡村振兴视为简单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认为只要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体系化、资本化、效率化，就大功告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和社会资源被大量投入涉农的市场竞争性行业，包括对大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倾斜。更有甚者，将乡村振兴直接“一分为三”：经济增长靠农业农村部拉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公共品靠国家补给，财政部按清单统一提供；基层治理保稳定，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多给村民分红、满足经济利益，达到无刑事案件、无上访告状就算保职尽责。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努力创新者屡屡碰壁，本本主义者常受嘉奖，得过且过者日子安逸，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从何而来呢？

当集体缺乏独立运营的主体性，没动力没能力做经营，不能依靠集体经营振奋和团结村民振兴村庄时，乡村振兴就成了一句口号。人们关注点还是聚焦于通过竞争性产业的利润获得摄取私利。更糟的是，各地视年经济收入达5万元、10万元、20万元的村集体占比为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指标。[14] 但据笔者多地考察，这些数据大都是制造出来的。这种做法不但蒙混上级，还让农村基层再次刮起浮夸风，被假大空笼罩。甚至还由此总结出所谓集约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即将国家财政投给村集体经济的资金打捆，投入短平快的企业项目做股份，要求投资项目必须以每村红利5万元为分股红的最低标准。再将预期分给各村的红利作为村集体收入向上报账。至于企业是否达到了这个效益并分给各村，则无人细究了。尽管难题、困惑、阻碍多多，但总有矢志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们知难而行，攀岩而上。一些村之所以同时设立集体资产管理运营公司和股份合作社，之所以采用个人代表集体资产入股公司或合作社，甚至以个人身份担保贷款给集体投融资，都是在当前体制机制下的应对之策。

乡村集体经济的探索还将继续

为什么当前中国乡村特别需要集体经济？为什么乡村振兴一定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说到底，取决于农民是否真正需要它。农村集体经济是否能为乡村家园的幸福提供非常必要、但眼下十分稀缺的帮助，包括政府做不来的，企业不屑于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做不了的，但对社区生态保持、农民生产生活、维护社区关系和发展潜力实属必要的服务。这正是乡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集体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一直被政府和社会担心和怀疑。而在这些年的艰难探索中，不论有多少困难，总有一批人多年在乡村坚持走自己的路，屡战屡试并获得了局部成功。这些成功者的意愿很质朴，就是不负乡亲，造福乡里，建设家园。他们以自身为村庄的导电体，连接政府和市场，将个人能力与社区建设智慧地相结合，创造性地绕开重重阻挠，探索出无数攻坚克难的办法，百折不挠地屡屡尝试，让人惊叹不已。应该说，这些真心为乡村长远幸福而奋力搏击者并不在少数，且来自四面八方，还在不断在增长。他们的热忱、努力和坚持甚至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乡村振兴的召唤下，这样的一股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他们勇敢面对多领域、多目标、多要素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乡村集体经济探路的伟大事业，必因他们的努力而弘扬光大、传承下去。

    （编辑 杨利红）

当前，民主、自由、人权等已经成为国际思想舆论交锋的焦点。而围绕民主的话语权争夺和政治较量，不仅是概念之争、学术之争，更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制度之争、道路之争。

世界政治中的民主之争，关乎发展道路，关乎人类命运。在国际上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较量中，我们首先应坚持正确的民主观，坚定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加快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风范的民主话语和政治叙事体系。同时应加快提炼和传播中国政治价值和中国治理理念，解码中国之治，弘扬中国之学、中国之道。还要切实澄清民主、人权、自由等被西方垄断、混淆并用滥了的政治概念，突破以美国为首的昂格鲁-撒克逊政治圈层的舆论围攻和价值围剿，打赢这场政治和舆论攻坚战。我们相信，历经国际政治斗争风浪的洗礼，中国政治文明将更加美丽绽放，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将更加多姿多彩。

世界见证美式民主之衰：民主失灵、治理失效、输出失败

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是金钱政治，是寡头政治。西式民主有着先天性基因缺陷，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始终没能洗去其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印痕。

冷战结束30多年来，西式民主严重透支、过度超载。以选票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操作系统漏洞频出，政治软件程序携带并传播病毒。加上金钱、传媒、种族、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式政治基因蜕变，西式民主已经异化变质。选举变成了“选主”“争主”“乱主”“烂主”。大选变成一场政治下注、情感赌博和权术赌场。西式民主演化成几年一次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在这种赌博性、表演性的民主秀场之上，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简单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

近年来，西式民主在理论上走入极端，在逻辑上陷入悖论，在实践中落入泥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2016年以来，伴随着民粹和排外浪潮的冲击，西式自由民主陷入空前困境。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暴乱，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国王的新装”，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乱象和丑态。

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间，“民主”一词被西方阵营强行垄断并蛮横地滥用。在西方阵营内部，民主赤字化、异化、劣质化。在西方阵营之外，民主被绝对化、教条化、工具化、简单化、武器化。然而，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现实刺破了西式民主的伪善和完美神秘表象：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政治乱象频发；西方政治阵营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这些都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神话，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乱源在美国。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自由民主神话破灭了，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式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承受“民主赤字、社会撕裂、政治对抗、治理失能”之累；俄罗斯等所谓转型国家不得不承受“全盘西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之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移植西式民主失败、民主异化变质和劣质民主之苦。

世界政治发展规律深刻证明：民主是历史的、发展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独断霸占，将民主垄断化、私有化，变成强行出口、普遍适用的操作软件或灵丹妙药。

人民至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本色

以国家为关怀，以人民为依归，这是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格。中国发展民主始终是从全体人民根本需要出发、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指针，而不是“穿外衣、照镜子、摆样子”，更不是比照他国，为了取悦外人。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中国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深厚的底色。

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新时代中国民主观的本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坚持好人民观、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群众路线视作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守民心、惠民生、聚民意、汇民智、解民忧、护民权，在治理实践中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和价值。

民主真不真，根基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源泉和政治底气。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之治，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中国民主的人民属性不是虚的或空的。一切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促进民生就是民主，发展民权是就是民主，守护民心就是民主，疏解民忧就是民主，倾听民意就是民主，汇聚民智就是民主。简而言之，中国发展民主就是为民、富民、安民、顺民。

中国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自主型、内生型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发扬民主、践行好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和重点。因此，中国之治是人民政治，是良政善治，是国泰民安，是安居乐业。

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稳步攀升。这项名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2022年5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拉塔纳数据跟踪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对象中83%的中国人认可中国是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行得通、走得稳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和源泉。中国民主有真、实、行、好！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价值自信、政治自信！

全新的民主观、全新的发展路

中国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一种全新的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人民民主，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而全新的民主观，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的民主是自主的、内生的。中国民主的历史历程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相一致。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不能脱离主权而存在，失去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被外部主宰的傀儡式民主、殖民化式的宗主国操控式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

中国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辅相成。民主政治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单行道，也不能单兵突进，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并存并行并进。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也是党领导人民民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民主的全要素、全过程保证了民主是广泛、真实、有效的。中国民主不是周期性、间歇性的投票，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民主；是融合了选举、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等诸多环节和形式的全方位民主；是重视民主形式和民主效能相互统一的高质量民主。西方式“民主”片面地强调竞争性选举和票决，是对民主形式的过度简化，也是对民主实质的阉割和扭曲。

中国民主全面纵横畅通、形式丰富多样。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中国的民主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衔接、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相统一、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促进。这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既有立法民主，也有执法司法为民，等等。

民主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都发挥应有的效能。比如，中国的重大立法和决策都是经过民意征集、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民意经过听证、函询、座谈、网络问政等多种方式，被广泛纳入决策程序中。

再比如，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各个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在基层群众中深入开展的类型多样、范围不一的协商活动，有效发挥了协商民主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疏解民忧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主的全过程运作，切实防止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缺少真实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避免了政客在选举时轻易承诺、漫天许愿，选举后抛诸脑后、无动于衷的现象。全要素、全过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切实地实现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本经验。

以质量和效能为先，发展优质民主

民主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服从于人民需求，由人民来参与实践，由人民来检验。中国全新的民主观和民主道路，体现了中国独具优势的国家治理能力，突破了西式民主既往的发展模式和逻辑框架，大大推动了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动力源泉。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民主比较叙事的重点放在实践成效和政治效能，更加关注民主质量。优质民主以主权安全、政治秩序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为前提，政治制度的吸纳整合能力与人民权利的有序扩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而劣质民主破坏政治稳定，影响政治效能，激起政治对立，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阉割了民主应有的内涵和本质。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高质量的和真实有效的。民主不是用作摆设的装饰品，而是要解决人民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建设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发展实效为目标，长期不懈地查短板、补漏洞、抓整改、促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凸显出真实性、有效性。高质量的民主本质上就是真实有效的民主，真实性、有效性则系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结晶。以民为本的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正确的、科学的民主观，是当今世界上全新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

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清晰，实践做法多样，现实效果良好，是真实、广泛、高效、全面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成长在中国大地上，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吸吮着中国大地丰厚饱满的历史文化营养，鲜花盛开，绽放光彩，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中引人瞩目的靓丽景观。

（编辑 碣石）

我将2022年6月28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对照着第八版进行了比较，以了解防疫政策及体系的最新变化。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第九版比较

我们先看看国家卫健委颁布前几版的时间：

2020年1月中旬，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同年1月22日，发布防控方案第二版，1月28日发布第三版，2月6日发布第四版，2月21日发布第五版，3月7日发布第六版，9月11日发布第七版。

2021年5月11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新版本能够反映病毒变异的特征、新的科学发现及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积累的经验等，并更能契合现阶段中央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出的要求，包括精准防控、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等。

《第九版》对《第八版》的更新和修改的内容

1. 总体要求：增加了“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以最短时间、最低代价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表述，核心是强调精准防控，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体现了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的精神。

2. 流行病学特征：主要介绍奥密克戎变种。《第九版》里，围绕新冠病毒，主要描述的是奥密克戎的情况，明确说明奥密克戎具有潜伏期短、传染性强、致病力减弱的特征。

3. 疫苗接种：扩大接种范围。《第八版》强调要做好重点人群里18周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第九版》将范围扩大，鼓励3岁以上“应接尽接”，18岁以上进行加强接种；并提出要重点提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的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但疫苗接种还应“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没有强制接种。

4.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进基层：政府要求并组织在村（居）委会建立公共卫生委员会。

5. 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

——强调总的原则是“逢阳必报、逢阳即报”；

——对初筛阳性人员，要求“出具检测结果后2小时内进行初筛阳性报告”（这是为了判定阳性人员为“确诊”还是“无症状感染者”。《第八版》无2小时内的时间要求）；

——“确诊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治疗，“无症状感染者”转运至方舱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6. 附件中新增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对于单管初筛阳性、混管初筛阳性的处理有明确规定。

7. 聚集性疫情：调整定义，一周内2例即触发。《第九版》规定，一个星期内，在同一学校、居民小区、工厂、自然村、医疗机构发现2例就算聚集性疫情；在《第八版》里，14天内5例及以上才算。这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超强的特征。

8. 多渠道监测预警：强调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是《第九版》的关键字，同样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快的特征。《第九版》要求，“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汇总多渠道监测信息，开展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提出风险评估结果和预警响应建议，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和健康风险提示”。

9. 医疗机构就诊人员检测：增加了抗原检测手段。延续《第八版》要求，对所有来看病的发热或可疑患者及其陪护都要开展新冠核酸检测，《第九版》则规定“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对上述人员进行抗原检测”。

10. 增加对风险职业人群的精准防控：

第一类是涉外或与医疗相关的：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八版》规定了特定的涉外部门，譬如进口食品冷链监管人员；《第九版》将“与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都划为风险职业人群；

——大大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一检；《第九版》则要求每天一检。

第二类是人员聚集或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九版》增加了酒店、商场超市、装修装卸等行业；

——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抽样检测”；《第九版》则要求每周全员两检。

11. 重点机构和场所人员检测，要求只要辖区内发现1例就要全员检测，后续每天还要抽样20%。这些机构和场所包括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车间、工地等。《第八版》只要求对这些人群进行每日健康监测。

12. 增加了对集中隔离场所和医疗机构定期进行环境核酸监测的具体要求。

13. 进口物品及环境监测，更强调“进口”概念。《第八版》说的是“物品及环境监测”，《第九版》增加了“进口”，说明主要还是输入风险。

14. 疫情处置：强调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与启动。《第八版》说疫情出现后如何分区分级管控，《第九版》的表述是，要在疫情发生后“激活”指挥体系，“迅速完成常态和应急机制转换”；要“以地（市）为单位成立前线指挥中心，省、市、县联防联控机制协同联动，扁平化运行，统筹调度资源”。

15. 对确诊病例的处理。

——转运目的地增加了方舱医院。《第八版》和《第九版》都规定，确诊后两小时内要转运确诊者，《第九版》规定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

——治愈出院后，居家健康监测被缩短为7天。《第八版》要求出院后继续14天医学隔离观察。

16. 对疑似病例的处理：排查手段大大简化。单人单间隔离（未规定地点）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两次间隔24小时）即可排除。《第八版》要求到定点医疗机构去排查，除了连续两次检测阴性外，要求“且发病7天后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和IgG仍为阴性”方可排除疑似病例诊断。

17.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处理，《第九版》与《第八版》差异非常大。

《第九版》的无症状感染者：

——到方舱医院隔离7天；

——考虑Ct值的核酸检测。最后两天进行鼻咽拭子核酸检测，如“两次核酸检测N基因和ORF基因Ct值均≥35”（即虽然结果呈阳性，但判定没有传染风险），或检测结果为阴性，即可解除隔离。如不符合，则继续在方舱医院隔离至符合条件止方可出舱；

——期间不需强制进行其他检查；

——隔离结束后进行7天居家健康观测。无症状感染者最快“7+7”就可以离开这个闭环体系。

《第八版》里的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核酸检测结果必须连续阴性：连续两次检测为阴性方可离开（不考虑Ct值≥35的情景）；

——隔离期间还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

——解除隔离后应当继续进行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并于第2周和第4周到定点医疗机构随访复诊。

在《第八版》里，无症状感染者最快“14+14”才能出闭环周期，要做若干检查，而且第2、4周后还要到医疗机构复诊。显然，这增加感染者负担，耗费医疗资源。

18. 对出院/舱后“复阳”者的处理，《第九版》有专节，《第八版》则未涉及。

《第九版》里，出院/舱后，即使阳性，只要没有症状，核酸检测Ct值≥35，就不用管理。但如果Ct值＜35，就要综合判断传播风险，根据对传播风险的判断确定管理方案——例如确定密接者。但《第九版》规定，对这种情形也不需要确定“密接的密接”。如果有症状的，例如发热、咳嗽或CT出现肺部影像，就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核酸检测Ct值≥35，仍然不需要对密接者进行跟踪管理；如果Ct值＜35，有传播风险的，就要判断密接，但仍然无需判定“密接的密接”。

所以，对待既往患者与对待初筛阳性患者是完全不同的，所涉及的防疫实践与常人理解或想象的对新冠病人/阳性的处理偏离很远了。

19. 要求加快流调周期。《第八版》要求“尽可能在24小时内完成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个案调查”；《第九版》明确要求“阳性人员复核确认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个案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新的标准说明我们的流调能力大大提升。

20. 流调：规定了疫情大暴发时的应对情景。“当疫情进一步发展，病例数明显增多，出现社区持续传播，传播链难以理清，且社区已划定为中高风险区实行封管控措施管理，流调重点调整为掌握病例的基本信息、发病时间、首次核酸检测阳性时间等，用于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疫情发展态势分析。”这意味着，如果出现大的暴发，就不能按精准防控那样去做精细的流调了。此时，流调的目的需要改为社区数据监测。

如果社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新发的感染者又要恢复到精准流调。

21. 对密接及风险人员的判定与管理：强调精准判定，给予一定的灵活性。

22. 新增了风险区域划定及防控方案。《第九版》新增了相关小节，界定了何为高、中、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单元划定，判定为高风险区后，居民享受“足不出户、上门服务”；连续7天无新增病例即可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病例即降为低风险区。此外，明确说明“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并要求低风险区人员离开所在城市也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第九版》里，专门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

这套机制实行之后，个人行程卡上的星号意义就不大了，因为星号非常容易造成“一刀切”。在新机制下，所有流动人口本来也应该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健康信息用健康码即可反映。

23. 新增了“风险人员协查管控”部分，这与异地旅行高度相关。

——要求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一旦发现感染者、密接、密接的密接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流出后，要在2小时内向流入地发出协查单；协查方收到信息后要快速排查，对每个人员落实到位，并在24小时内反馈给疫情发生地。这里，主要发起责任在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但也要求非疫情发生地主动排查中高风险区域流入人员。

——对不同风险区旅居史人员的处理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1）有7天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采取7天集中隔离，7天5检；（2）有7天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居家隔离，7天3检；（3）有低风险旅居史的人，进行健康监测，3天2检。确立统一规则后，可防止各地层层加码。

24. 新增了对区域核酸检测的规定。根据疫情情况，快速、高效、有序地组织区域性检测，确保各环节流畅，不致延误防疫战机，同时还要避免检测导致的交叉感染。区域检测能力不足时，可以用抗原检测作补充。《第九版》新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

25. 提高了人员转运速度。对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立即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和方舱医院”；对密接者则要在8小时内接送到集中隔离场（《第八版》为12小时），强调做好车辆的组织调度，“坚决杜绝将感染者与密切接触者共同转运”。

26．隔离管理。

——明确规定地市为单位，按照60间/万人口储备集中隔离房间（大城市、省会城市、口岸城市还要酌情增加），并对隔离场所的组织、安排及物理条件等提出了要求；

——居家健康监测：由于居家健康检测是新版防疫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九版》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指南》，相对《第八版》增加了居家健康监测部分的篇幅。主要围绕社区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增加了登记造册、监测信息收集、核酸检测、环境清洁与垃圾处理等具体内容。

27. 新增加了“溯源调查”内容。要求针对来源不明的病例，围绕人、物、环境，迅速展开溯源调查，关注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同时注意保留证据。

28. 疫情信息发布。奥密克戎传播快，疫情发生后，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应于5小时内发布疫情、风险区域等相关信息。

29. 入境人员管控：改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同时进行7天5检+3天1检。《第八版》原则要求入境人员进行14天隔离医学观察。这个政策将增加中国内地与境外的人口流动。

30. 入境物品食品管控：细化了对进口冷链食品的管理，新增加检测发现阳性物品后的处理规定（包括封存、消毒、信息共享、物品处置等），对接触物品的阳性人员要求进行连续两次核酸，高频接触人员7天居家健康监测，等等。

31. 增加了涉及境外入境人员、物品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的小节。要求对他们加强管理（包括落实居住闭环管理），脱岗后还要进行7天集中或居家观察（“X+7”模式）等。

32. 增加了“口岸城市疫情防控”的小节。要求口岸城市健全疫情防控机制，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共防”，防范境外人员或物品通过口岸输入疫情。这部分涉及涉外作业人员及口岸的内容，都被补全增加到《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疫情防控要点》中。

33. 重点环节的防控。明确“重点人群”的定义，要求对其闭环管理：对“高暴露风险的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警察、保安等职业人群”落实闭环管理。

34.对重点机构的防控，增加了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表述。“大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等可采取弹性工作制；重大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可采取封闭管理、减少非关键岗位工作人员数量等措施”。

35. 重点环节防控的核心是常态化。《第九版》将上一版附件《重点场所、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总体升级，增加了较多内容。尤其是将按低、中、高风险区来确定防控措施改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36. 组织保障部分，增加了新的表述。

——“指挥体系”部分，要求“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成立转运隔离、社区防控、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区域协查、口岸防控等专班”，增加了“提级指挥”的说法，强调要“信息共享”；

——“信息支撑”部分，增加了收集“隔离点管理”相关信息；

——“能力建设”部分，增加了“转运车辆”。

此外，《第九版》的14个附件内容做了部分更新，还增加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3个附件。

对《第九版》调整的一些小结

1.微观方面：

（1）“快”。《第九版》从病例及密接人员的转运、流调、信息的发布到核酸频率等都体现出“快”字，以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强的特征。

（2）“精准”。专注对有风险暴露的重点人群、机构、场所的防控，更加细化了方案和指导，通过对重点人群加强防疫管控，保护更广大人民群众。

（3）“严”。提出了更加科学、系统、符合奥密克戎病毒特性的管控要求，对于感染人群/风险人群加强管控。

（4）隔离/检测观察时间缩短。系统性消除了14天概念，把7天变为最基础的隔离及监测周期。虽然更“严”，但减少了代价和投入，取得较好的平衡。

（5）方舱是核心基础设施。当疫情大规模暴发时，必须依赖方舱。《第九版》系统引入方舱医院的概念，作为防疫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并对未来建设提出了要求。

（6）“自住居所”是重要的隔离场所。《第八版》主要依赖集中隔离场所（多为定点医疗机构），《第九版》则引入“居家健康检测”。分布式的自住居所取代集中隔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7）核酸检测是整个防疫体系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精准防控要求抓住源头，及早发现并扑灭病毒传播，更倚重核酸检测能力。

（8）核酸检测里引入了Ct值的概念，作为应对/处理/管控等措施的基础。管控措施导向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情况。

（9）增加了将抗原检测作为筛查的补充手段。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就颁布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抗原检测在上海疫情期间得到广泛应用。抗原不是最终诊断/确诊依据，但对核酸检测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地方是一个重要补充。

（10）减少了其他一些医疗资源占用问题。《第八版》规定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期间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等，《第九版》对此加以简化。

（11）注重社区支持，开展社区建设。居家监测、信息收集及重点人群追踪、风险区划定后的管控与服务，无不需要社区支持。

（12）注重“物”。许多感染事件都是从物/货品中来，《第九版》注重对物的防控，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同防。

（13）特别注重外防输入。目前疫情是通过不同渠道由境外输入，精准防控要从源头上一开始就严防输入。《第九版》对涉外人员、物品、场景及口岸等都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14）注重更加统一、透明的标准（例如风险区的划定）。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的指挥体系、多渠道信息/数据收集与共享等。

（15）考虑疫情出现一定程度的暴发后的情形/场景/挑战。

（16）关注病毒变异风险。主要体现在病毒基因变异检测、溯源调查等部分。

（17）关于疫苗接种问题。目前我国的防控体系包括核酸检测、方舱、联防联控、社区支持等，将核酸作为最为核心的防疫基础设施与能力。《第九版》关于疫苗问题，只是强调“知情、同意、自愿”等原则。而很多国家实践的是强制接种或“类”强制接种，把重点放在提高重点人群（例如60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以此减少公共卫生代价。

疫苗和核酸都是防疫的公卫手段。疫苗的思路是“得了也不怕”；核酸/动态清零的思路是“首先就不要得”。两种思路都会占用公共资源，导致公共健康乃至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核酸检测、方舱建设、闭环管理等措施也会大量占用公共资源。

关于疫苗，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病毒能逃逸，疫苗不防感染就用处不大。但实际上，对疫苗效用的评价应该以防止发病作为标准。像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等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的潜伏期也都在10天左右，在潜伏期内是可以检测到病毒的。

目前各种数据及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现有的哪种疫苗接种，都可以预防重症与死亡，满足了上述“防止发病”的评价标准。提升老年人群的接种率后，后续病毒的变化发展就有了调整和应对的基础。下一步，希望国家加强正面宣传与引导，切实鼓励重点人群接种。

2. 宏观方面，总结为6个方面。

（1）《第九版》完全是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虽然不能排除有更加危险的变种出现，但公共卫生决策者与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和风险是可控的；奥密克戎是绝对的优势和主导病变种，虽然还在变异，但很难被取代。相比之下，病毒自身进一步弱化，我们免疫力进一步增强的可能性更大。要围绕这个现实制定政策。

（2）《第九版》是与时俱进的，最新的科学经验和实践都反映进来了。上海等超大城市前段的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经验，充分反映到了《第九版》里；所积累的重要经验教训都成为现阶段常态化精准防控的重要借鉴。我们之前抗击新冠疫情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经验，对新阶段的防疫提供了指引。

（3）新实践的确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去年末今年初，有英国、南非、美国科学家称奥密克戎致病力正在减弱。但我们不能够凭借这些论文就改变两年来确立的防疫体系。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实证工作，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科学判断，积累经验，逐步调整防疫体系。中国是“全国一盘棋”，14亿人的健康无小事。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全国最短板、最脆弱的地区和人群，而不能以大城市为标准。同时，鉴于基层治理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考虑政策落地时的变形走样。但整个决策转变是很快的。有一些人认为奥密克戎来了，就需要刻不容缓地全盘调整政策，这种看法是对中国国情、公共政策决策的体制不了解。

（4）《第九版》给各地“层层加码”的空间少了。经常跨地旅行的人对层层加码尤其有体会。一是自己出行会直接受到各种影响（行程卡带星、中高低风险区旅居史处理的判定、变码/弹窗等），二是间接管控，例如幼儿园/学校对共同居住人出行的严苛要求，一出行就要求停止线下学习，变相抑制合理出行。这种“层层加码”都是背离中央精神的，但政府要给出明确的指导、规范。国家卫健委的规定越细、越明确，标准越清晰，人们也就更能有依据判断，哪个地方进行了不合理的“层层加码”并要求纠正。

（5）牢牢把握防疫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在防疫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只对少数/特定的地方、团体或人群负责。

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提高精准防控水平，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5月5日，正值上海疫情攻坚保卫时刻，社会舆论出现很多不同声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5月末、6月初，上海（及北京）的疫情得到控制，针对奥密克戎的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国家卫健委颁布了呼应3月份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科学导向、充分调研、与时俱进的《防控方案》。我们要相信中央，力争在若干时间内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以最小的公共卫生代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6）我国的防疫体系极具中国特色，他国几乎不可能复制。我们的防疫政策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经验，不断迭代发展，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这套防疫方案拿到其他国家，恐怕是很难实行的——其落地执行完全依赖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发展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验对他国的参考意义，是从科学及公共卫生角度说的，而其他国家没有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在人类社会之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展示了接续30年前改革的重大信号：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2017年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未来30年全党全国全社会统一意志、全面实施的国家战略，再次将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提上重要日程。

中国历经40年、跨越两代人的农村改革，迄今人们熟知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而不太熟悉的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夹带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的集体经济是不是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顽强表现着自己。本文试图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提出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乡村发展为什么离不开集体经济？何为持久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载体？面对广大乡村地域，如何实现既能维护社区集体公共资产又能实现农民收益分配权利；既要满足个人利益又要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合作；既要经济增收也要社会服务；既要搞活机制又要合乎法理的组织框架，让乡村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历史的回顾：集体经济的钟摆式探索之路[1]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的变革与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农村改革，是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剥夺农户个体生产经营权利“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设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的设想不是在农村改革前就提出的，而是在农村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自1982年后，中央开创了5年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的局面。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在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做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才有了5个“一号文件”。可见，这5个“一号文件”就是心中有集体但要对原有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文件。

为纠正农村改革就是进行“土地还家，分田单干”的误解，中央先是在1982年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又在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作为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担“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到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2]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83年就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3]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将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其制度框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纯集体或纯个体的经营制度，而是允许各地在一定的经营制度空间中采用符合实际的做法。现在看，这就是人民公社消失后，从中央到地方几十年来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持续探索的源头。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表述在十三届八中全会时达到最高峰，但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被称为“完成了一半的改革”。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4]

上世纪90年代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到1984年年末，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政”分出来了，而原公社控制的集体经济在“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了。

当时的乡镇企业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应农村和农民需要自然发展的产物，邓小平都说“没想到”。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城市企业还未醒过来、改革尚未启动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我国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5]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整体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早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6]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历史原因，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各种粗陋和不足统统显现出来。不过，当时政府要求的改制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7]当时所说的“改制”就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8] 而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个体。[9]可见，当时的这种改制中确有意识形态分歧。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的角度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村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被取消了。[10]

国家取消农业税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在取消乡统筹的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消除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导致因乡镇企业改制失去经济功能的村集体更加彻底地退出村庄公共事务。农户不得不“户自为战”、孤立面对生产生活中所有“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正因为如此，农户称分田到户后为“第一次单干以来”，称取消农业税改革后为“第二次单干以来”。[11]第一次单干以来，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第二次单干以来，这个统筹能力就彻底丧失了。

曾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最先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针对税费改革提出：“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否则，“村集体所有者的权益如何体现”？如何“通过补偿摆平占地不平衡导致的不合理”？如何“给予村委会”这个村民自治组织“必要的财政基础”？村集体经济组织“何来为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资源”？[12]。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几乎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13]为顺应民意，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14]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再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展示了因管理机制不健全而积累的致命的内在矛盾，如“产权不清”，又展示了能够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一种优势与生命力，而“政社分开”的“社”一直找不准实现形式，先是乡镇企业与村集体合一搞生产经营，后是集体性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撇开生产转而从分配入手清晰化产权。情况纵横交错，改革路向不明。不过，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解、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失去经济来源，乡村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艰难的合作经济发展之路

由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进入21世纪，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郊和市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资本下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财政也越来越窘迫。农村的状况越来越差。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5]正式颁布实施，提出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强化“统”的功能，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具有社区范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统”，是类似“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只是局限于某种产业活动范围在对接市场时类似“一袋土豆”式的数量规模化方式的“统”，内涵大不一样。[16]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将成立合作社的数量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才有了迅速增长。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成立了20多万家，2013年年中就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9年10月底，已高达220万家，占农户总数过半。[17]不过，大部分合作社人数很少，规模很小，更严重的是，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即合作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合作社总量的30%-40%。[18]

在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农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等于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这类合作社与市场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这种变异现象甚至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19]。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现代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仍然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政府行政干预实现的，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陷入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的陷阱。更出乎意料的是，很短时期公司制企业就快速崛起，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20]

这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乡村发展的主导地位。尤其沿海一带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快速增长，[21]让少数城市化的城中村村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分红产生强烈诉求，而且，“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22]。这就是中央在2016年年底决定在全国范围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其直接目的，是查清家底，防止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集体资产流失。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65.5亿亩，其中宅基地面积1.7亿亩。[23]同时，对查清家底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以统一颁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证书的方式，确立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地位。这项改革要求于2021年年底基本完成。[24]但是，尽管民法典已经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特别法人”[25]，却因尚未出台适用法律，被颁证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非法人，未能成为独立运作的法律主体。

30年集体经济改革之启示

今天看来，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记载了很多有名和无名的参与者集体性的创新努力，也记载了很多无奈、很多惋惜。

尤其改革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发展却明显滞后。农民的经济收入是有提高，但是太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农民形容“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

 为什么中央努力推动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不但没能贯彻，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掩盖单干？为什么专业合作社大比例是空壳社，较好的社也是企业翻牌社？为什么一谈合作就只是经济合作？为什么一提集体组织就是股份合作社？为什么“政社分设”一到村庄就贯彻不下去？

30多年的农村改革就像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两端之间不停地摇摆，没有稳定在一个核心位置。

 与某些人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功亏一篑这个“篑”不是别的，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若没有框架只有提法，再好的思路也没有根基，后来就被一风吹了。今天看，当时的确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好时机。需要构建真正适应农村农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从合作主体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种方式

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曾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这一类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26]。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分田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的一个传统集体经营的方式。最有名的是江阴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中没有包产到户而是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转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紧临市、镇，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划入城市街道，成为城中村。农村土地因此而实现成百倍上千倍的增值。村集体依靠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为脱农入城的农户分配这些“天赋资产”带来的天赋红利。

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会合一的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大潮中，一些地处边远、土地零碎、农户分散、集体负债的穷村几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村、社、企、会”[27]合一的路。历经数年奋斗，全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摘掉了贫困帽子，村集体资产和收益与户均增收均数倍增长，实现了村、民共富。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返乡创业担任村党支书的好带头人。陕西礼泉县袁家村的郭裕禄（郭占武），贵州安顺市塘约村的左文学，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山东莱西市后庄扶村的王希科，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的张砚斌，四川郫都区战旗村的高德敏等，这些带头人都将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营经验带回家乡，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共同发展、义利并举的路，为家乡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类经验怎样才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呢？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学习塘约村经验，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试点。从11个村起步，2018年发展为100个示范村，2019年年底覆盖了1470个村。2020年8月，在村党支部领办的2779个村中，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到2020年年底，在烟台覆盖了3045个村，[28] 山东全省已达11407个村。[29] 他们的经验是，地方党委组织部支持基层村支部突破政策限制，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入社带入集体资产股，与村民个人股共建股份合作社。党支部牵头主导，担职担责，组织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一招破题、全盘皆活。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心气大增、面貌大变。烟台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的“术”要服从和跟着“道”走。方向对了头，才能一步一层楼。

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将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公司、协会乃至村两委等多类主体整合起来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它们名称不一，但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类似，大都建在县、乡，也有在跨村跨乡的区域。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四川仪陇县养牛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暨养牛产业协会、石棉县坪阳地区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山东青岛莱西市院上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等。而且，这些新型组织无一例外都设立专职的总干事经营团队，都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对下集中组织农户、对上整合各部门资源，在党的领导下为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于2018年设立的内蒙赤峰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最为突出。该镇组建了全镇13个村党支部与镇、旗、市的34个涉农部门党支部共建共融的跨部门跨体制的联合党组，由镇党委书记兼任党组负责人。党组办公室设在镇联合会。镇联合党组针对各村党支部提出的问题清单，发动政府部门党支部提供供给清单，通过党组织渠道打通了基层与政府功能部门的联系。镇党组支持镇联合会在各村设立生产、信用、供销综合服务网点，形成镇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到2020年年底，13个村的集体经济积累达2400万元以上，年内经营性集体经济资产达360万元，全镇农户纯收入达3万元以上。该镇联合会因此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2020年全国第二批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之一。

（编辑  杨利红）

新中国成立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2倍和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268倍、25.4倍、245.5倍和226.1倍。[②]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③]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⑤]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根据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按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⑥] 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7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644元。^[⑦] 从消费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至1978年的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棉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⑧]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⑨] 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⑩] 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的十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10年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9771元增加到80962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2500美元。2015-2021年粮食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5128元，年均增长7.5%，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过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编辑  季节）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与指标体系

“十四五”规划本质就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开局规划。规划纲要提出了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关键是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指标，全面完成重大战略任务。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你能否进一步谈谈如何设置衡量共同富裕的具体量化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

胡鞍钢：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坚持五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体现中央《建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把量化指标划分为五类指标，包括生产力指标、发展机会指标、收入差距指标、发展保障指标和人民福利指标，全面、科学、定量评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二是根据数据的可获性选取评估指标。三是利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体现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民生福祉指标），在此基础上预测2030年、2035年趋势性量化指标。四是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在重要领域设置最具代表性指标。五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如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标（HDI）、基尼系数等，便于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能够进行年度监测、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使之具有可行性、连续性以及必要的调整余地。

1、生产力指标。

（1）GDP增长。该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未来15年，我国GDP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实际增速将在5%左右，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特点。这一增速高于除中国之外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速2%左右，仍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可视为增长底线指标。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GDP将从2020年的101.6万亿元达到210万亿元以上，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4%提高至27%左右，经济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期我国人均GDP将从2020年7.2万元上升至2035年的14.6万元的高收入水平（2025年之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辛勤劳动，全体人民实现富裕主要靠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而劳动收入增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这源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迅速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以及非农业、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升级。《纲要》要求“十四五”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2020-203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5%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以上。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总数已达高峰（2017年）并呈缓慢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将进一步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50%以上，二是继续提高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0年占55.7%），这会大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3）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里的受教育年限是指学历教育（含成人学历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的年数。该指标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持续提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增至2020年的10.8年，预计到2025年提高到11.3年，2035年将达到12.3年，年均增速为0.9%，略高于2018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12.0年)。按全国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积）计算，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大人力资源之国，年均人力资本增速为0.7%，在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红利持续上升，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在全世界居于前列，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相当于印度的1.63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9年高达68.6%，大大高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22.3%），也高于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67.9%）。

（4）人才资源。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2亿人，占就业总数的比重从15.8%提高至29.3%。其中专业技术人才7840万人，占比为35.6%，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09万人年。到2035年，人才总量将超过3.2亿人，至少增加1亿人以上，占就业总数比重45%以上，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占一半以上，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再翻一番以上，突破1000万人年。我国人才规模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更加凸显，将有力助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2、发展机会指标。

（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加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9.02亿人，占世界城镇总人口的20.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已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56.15%），但还明显低于OECD国家城镇化率（81.5%），仍有发展的巨大空间。预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近70%（城镇人口超过10亿），到2035年达到78%-80%，接近OECD国家城镇化率，届时我国城镇总人口将超过11.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300万人。同时需要加快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称城镇化的“新两化”）。与此同时，农村总人口将从5.1亿人减少至3亿人左右，即用15年再向城镇转移2亿人左右的农村人口。这“一加一减”将明显增加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明显减少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以下，2020年价格），也有助于持续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从2020年的1.97倍减至1.50倍左右），基本实现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建议不再采用非户籍人口的提法，可统称为“新市民”，这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城镇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之差，这是反映经济增长所创造就业岗位的发展性指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6564万人，超过5000万人的预期目标。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和新增就业岗位。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规模之大、压力之重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人口可能再增加1.5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中央提出新时代就业工作总目标是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确保劳动报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持续增长。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居世界首位，这是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来源。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数的26.7%，其中高技能人才为5800万人。“十四五”时期，将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大军。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3、收入分配指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劳分配仍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预计2021-203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实现翻一番，年均增速5%左右。健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机制。

（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阶段，从2020年的2.56倍开始下降，力争到2035年降至2.0倍以内。这是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

（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虽已进入下降期，相对于2008年的高点水平（0.491）仅下降0.026。如果2035年力争实现下降至0.4以下，就意味着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大大加强。

此外，还可以设置若干监测指标，如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2019年为52.2%）、最低收入的5%居民（约7000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及结构（恩格尔系数）监测。

4、发展保障指标。

（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在全国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20年85.2%（已超过OECD国家2019年79.8%的水平）提高至2025年的90%以上。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目标，203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95%，体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已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2020年为91.2%，2025年将达92%以上，2035年提高至97%以上。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2035年全国实现12年义务教育。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在校生超过4000万人，在学总规模达到4183万人，仍处在加速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的阶段。《纲要》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25年达到60%、2035年达到65%的预期目标。我们预计，2025年将提前实现65%的预期目标。预计我国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将从2020年的2.18亿上升至3.2亿以上，人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资源的作用更加凸显。

（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1%，预计2025年可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覆盖人数超过10亿人，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这是“病有所医”的重要保障。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131万人，参保率稳定在2020年的95%以上，预计到2025年可达到98%以上，到2030年可全覆盖。

（6）全国及城乡妇幼健康指标。我国城乡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及健康水平走向趋同，并率先达到OECD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5.4‰，低于OECD国家的5.9‰（2019年数据），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5‰，接近OECD的7.0‰（2019年数据），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6.9/10万，也低于OECD国家18/10万（2017年数据）。

（7）婴幼儿入托率。要有效解决我国城乡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短缺的突出性问题，实现“幼有所育”的民生目标。202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1.8个，全国托位总数仅有254万个。“十四五”规划首次采用该指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国托位总数达到640万个左右，相当于2020年的2.5倍以上。

（8）人均预期寿命。该指标综合体现了医疗卫生、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合成指标之一。《纲要》提出：到2030年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5岁（比目前提高1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达到79岁，2035年将达到79.5岁，接近于OECD国家水平（2019年为80.9岁）。

（9）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总床位数的比例。《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这一比例由2019年的40%左右，到2022年达到50%、2035年达到80%的目标。

5、人民福利指标。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我国总人口已进入高峰平台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以实现与GDP增长同步，到203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一番，从2020年的3.22万元达到6.44万元以上，按三口之家年收入从9.66万元达到19.31万元，达到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户均年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①] 将成为世界超大规模中等收入人口社会，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标志。其中占总户数20%的低收入户成为国家和社会帮扶的重点人群，形成4比1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或三次分配新格局。集中80%的人口帮扶20%的重点人群，可以设计国家或地区基本收入直接转移支付标准（约占GDP的2%），直接补贴20%重点人群（不足3亿人），主要是农村低收入人群，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弱有所扶”的制度优势。

（2）居民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与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可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快速下降与趋同，从绝对贫困（60%以上）到温饱（50%以上）、到小康（40%以上）、再到富裕（30%以上），将进入更富裕（小于30%）阶段，分别从2019年的27.6%和30.0%，2025年的25.5%和27.9%，到2035年同步下降至21%和23%。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2018年的39.0平方米、47.3平方米提高至50-55平方米，相当于中等发达型生活水平，充分体现“高品质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趋同，反映了他们之间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3）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标是联合国倡导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人均总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2011国际元）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2019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61，位居世界189个国家中的第85位。到2035年，预计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提高至0.850，排在世界前40位。这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发展总值（指人类发展指数与总人口之乘积）从2019年的10.73亿人HDI上升至2035年的12.26亿人HDI，累计增长14.3%，年均增长率为0.8%。为此，本文特别建议采用人类发展指标作为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指标，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中国案例、中国经验。

2020年，除西藏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外，全国各地区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占总人口的75.7%，其余地区均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到2035年，我国各地区将全部进入极高人类发展组。这是实现全体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国际标志之一。

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

问：确保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有基本制度的保障。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

胡鞍钢：首先，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为国家建设、国家税收财政、人民生活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各种发展差距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坚持壮大国有经济，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经过70多年的持续积累，到2020年全国国有资产达到635.2万亿元，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资源基础。

根据国资委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央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户数占比超过70%，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总资产的67%、营业收入的65%、利润的86%都来自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有效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事实上，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效率目标，还承担着国家赋予的社会目标，如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和谐等。他们充分发挥了国有经济的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国际竞争优势、防范重大风险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半壁江山”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走向 “共富”道路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辅相成、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特别是提高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至少应达到50%以上。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缩小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差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完善再分配机制。第二次分配是健全国家（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职能，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比例。建立和完善个人或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和监管，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特别是规范资本性所得税征收，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列出负面清单，规范各类资本。加快社会保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覆盖全民。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倡导自觉自愿的济贫救困。

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到目前已经突破1.5亿户，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突破1亿户，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19925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4052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从26.0%提高至52.3%，相当于每年平均提高3.8个百分点，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到2035年，我国市场主体总数将达到2.5亿户，既是创造各类就业的主体，也是创造各种财富的经济主体，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体。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问：实现农村现代化，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怎样统筹推进？

胡鞍钢：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模式”。目前，农业现代化既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电商化的“四化”带动并实现农业跨越式的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一二三产业相融合，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加快农业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建设。202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提高到75%，2035年则提高到8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将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生产率、产品附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

随着农村现代化达到新水平。农村人居环境将明显改善，特别是乡村水、电、路、气、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物流等，其规划、标准、建设、管护及服务基本达到本地城镇现代化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基本实现“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到203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由目前4.4万元/人提高至9万元/人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万元提高至3.5万元以上。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力支持农村党组织带领农民兴办各种合作社，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混合经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集体与农民股东化，多渠道增加农民各类财产性（房产、农地林地、农机、金融资产等）收入，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包括提供乡村公益性岗位，增加劳务收入。

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式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距离。乡村振兴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

胡鞍钢：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社会需求。

首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加大吸纳新市民规模，2020年全国城镇占总人口比重为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仍有2.61亿农村户籍待转移人口和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城镇常住人口将从2020年的9亿扩大至11.6亿人。根据“十四五”规划，要优先落实两大落户政策：全部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300-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落实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到2030年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大城市、超大城市基本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加快农业户籍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民。

其次，加快外来人口新市民化。建议不再使用非户籍外来人口的谓称，将在城市稳定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工）、新就业大专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称为“新市民”，使“新市民”均能享受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吸纳本地农村人口、小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

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政府将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未来如何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

胡鞍钢：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投资于人民，以相对低的成本、相对高的质量，不断提高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将进一步明确2030年、2035年的主要公共服务目标，由此细化国家基本标准及动态调整。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不断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GDP的比重，第一步要达到22%，并进一步提高至25%左右，这才能基本满足14亿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这包括服务人口规模、重点人群、重点地区，以及主要民生指标的改善，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健康、教育、文化及困难人员（如低收入、残疾人）等。特别是优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保障和便利老年人口养老金的发放。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战略目标。如何健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胡鞍钢：我国需要再用三个五年规划，建立与基本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到203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建成，实现公共服务全人口覆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是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全民健身、优抚安置、残疾服务等，为人民群众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积极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一是准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幼儿园、职业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社会办医、重点群体托养服务、保障性住房等，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市场机制，提供由政府定价、政府多项措施予以支持的社会公共服务。二是经营性公共服务，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

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

问：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中国减贫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新的可参考途径和重要借鉴？

胡鞍钢：中国全面建成世界最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改变上百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人口格局。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道路，将促进全球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特别是加速南北国家发展趋同，为人类开辟十几亿人口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新道路。

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和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首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世界强国的人民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其次，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又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同时，共同富裕与建成强国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继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总之，中国已经大踏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这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重塑世界、成就世界、贡献世界。

（编辑  季节）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健全农业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小农户为主体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组织的方式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组织形式和人才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农业，把一家一户小生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之中。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但是，何种组织、何种做法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在小农户土地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如何在为小农户提供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用社会化服务方法满足他们对自产农副产品销售的需求和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各地都在探索。

2020年9月，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进入农业农村部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行列，而且是当中唯一由镇域农民合作组织集中统一服务于全镇所有农户的机构。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近年的实践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创新能将小农户的需求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将社会化服务延展到农村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方式创新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成长的需要。

经棚镇是克旗旗委、政府所在地，属半农半牧区，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但人口稀少且比较贫困。2020年克旗才实现脱贫摘帽。在脱贫攻坚战中，经棚镇党委于2018年支持成立的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简称镇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做法

1.社会化服务补贴给小农户，实现全镇大田作物种植集中托管。经棚镇是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区域，有5600户、24000多人、耕地19.7万亩，人均耕地十几亩。非耕地中，草牧场面积198万亩、林地25万亩。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3.5万亩露地中，2019年撂荒面积约为5万多亩。而且小农户分散耕作的小麦、玉米品种不一，产量不高，效益低下，致使撂荒地难以复耕。

2018年联合会组建后首先全力做好为农服务工作，定位在申请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帮助小农户解决种地难问题上。但是用流转方式集中土地需要大额资金垫付，而土地托管小农户对获利心存疑虑。为让小农户在土地托管中更稳定和更多获利，联合会改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补贴资金的用途，将规定用于购置农机具和建设厂房的补贴按每亩25元发给小农户。这一是因为经棚镇的机械和农机手已经过剩，再用补贴盲目购置机具、建设机库，只能造成机具闲置和浪费，同时会给农机调配管理造成更多困难；二是经棚镇土地撂荒面积逐年扩大，原因是当地品种差、产量低、效益低；三是老人种不动地了。

联合会提出，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最大阻碍不在技术，而是土地分散、品种老化。将补贴发给小农户，让小农户愿意将土地交给联合会集中连片托管，联合会才有可能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调配机手和机械，实现粮食产业改造升级。所以，国家粮食增产与小农增收具有一致性，将补贴发给小农促其更多增收，正是落地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关键。联合会为小农争取补贴的政策举措调动了小农户积极性，当年集中托管的土地就达到9万亩，联合会与小农户群体合作生产的新机制开始形成。考虑到村两委是小农户的主心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小农户共同富裕起到关键作用，加之村两委在动员小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中出力很多，2020年，联合会将财政补贴基金的70%补给小农户，15%补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15%补给镇联合会用于交通汽油费。2020年，联合会复耕了所有的撂荒地。至此，全镇13.5万亩大田实现了全托管。

2.统一组织生产，调配农机动力和农机手，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提高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效率。联合会成立之前，已经有个体农机手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开展大田作物生产的农业机械化服务，虽然机械总动力过剩，却因地块分散、供求难衔接等原因，仍有不少农户无法获得服务，农机手的效益也不高。镇联合会整合了全镇308名农机手、370余套农用机械，成立了机耕大队，并与农机手签订协议，集中统一调配机械和农机手，并对农机手开展技术管理培训。由于服务覆盖面扩大，加上合理的统筹安排和科学调度，农业生产社会化化服务的效益大为提高，农机手的收入也增加了。

2020年，镇联合会首次选用辽东东亚集团粮饲兼用的全株玉米品种，使万亩饲料玉米亩产提高了近60%，约4000斤，亩均收益增加1千多元。采用优良品种的2万亩小麦也从亩均300多斤提高到400多斤，增产33%。目前，优良品种推广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9-2021年，镇联合会累计为全镇农户统耕统收农作物34.5万亩，降低生产成本1204万元，节约劳动力26万人次，复耕弃耕土地4.8万亩，通过引入小麦、玉米良种，逐步进行对农业产业的升级改造。这些举措的综合效果，较快地提升了全镇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2021年达17000元。其中，为1641户贫困户每年户均节支、增收达5000元以上。3000多大田农户连续3年户均增收3800元以上。农户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中获得的增收总额3年总计1000余万元，12个村的集体经济2年累计增收50多万元。

联合会还与村集体合作，逐渐形成对大宗农产品包括饲草在内的稳定的订单销售和品牌销售，并与村集体合作建立了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实现秸秆离田再利用和有机肥加工生产，开始走向产供销的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3.人尽其用、物尽其流，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在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的内蒙乡村，消除流通梗阻，让生产生活物品方便快捷地在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畅流，是消除贫困、促进共富的关键，也是推动小农户更加信任联合会的关键。

在基本完成大田社会化服务之后，2020年，镇联合会开始筹划农村消费服务的组织化、社会化。他们下决心将新农联超市的日用消费品、乡镇供销社供销公司的农资直接进村入户，方便小农户的生产生活。在镇党委支持下，以设立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建的综合服务站为契机，以实现服务站终端便民功能为目标，建立起了村到组、组到户的网格系统，而且因地制宜、根据地域远近和亲情关系建立网格和村组，选出网格员、网格长，党员都进入网格员、网格长的队伍之中。

常善村是全镇的试点村。为激励党员和农民骨干起好带头作用，镇党委、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同制定了村服务站盈余分配制度并且试运行。在服务站购买消费品和交售农产品的村民占盈余分配的40%，网格员和网格长占15%，镇联合会和村集体服务站各占23%和22%。这个制度激发了村集体和骨干的积极性。多买联合会提供的消费品，多卖农产品给联合会，不但自己能多得，还能为村集体增收做贡献。尤其对网格员、网格长每月一次依据消费交易量的津贴发放，对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津贴发放让农民骨干感到只要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公家的承认，就无需斤斤计较，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对于村庄环境、妇女儿童老人服务和共同治理诸多事项的热情和积极性。

常善村的做法试行成功后，推广至全镇12个村，解决了“书记干，农户看”的问题，最终形成了以镇联合会为平台，以12个村、144个组、632个网格为终端的三级网络。依托这个网络的集采集配，上挂市场、下连农户的功能，镇联合会最终实现了无死角无遗漏、全方位地为全镇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的流通服务。

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每日交错纵横、源源不断地在网络内双向流动。农户只要点单，从油盐酱醋到日用百货1-3天内都能抵达，下行送货消费品和农资下乡，上行拉货农副产品进城，不跑空车。网络建起来，更方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特别是收获季节，若天气不好，农户把需求传给网格员，网格员传给网格长，网格长一个电话，联合会就立即派出机耕队，随叫随到。

有了村集体和农户广泛参与的网络，联合会自建的仓储保鲜和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全都发挥了效用。大宗农产品统一定价、统一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在超市农贸市场摆摊销售，这让联合会的销售额大为提升。大宗农产品订单溢价回收部分的产值从2019年的 30万元，上升到2020年的95万元、2021年的160万元，现已占到新农联超市中农村市场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强。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面积现已从零起步扩展为占地三分之一。从2020年到2021年，农村市场销售额占新农联超市全年销售额的比重，已经从300万元、占比16%提升至600万元、占比33%。有了农民和村集体的支持，联合会在县域流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占上风。

网络的效用还体现在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贷款上。购买农资的资金，通过网络进行集单统计，汇总后在旗乡村振兴局支持下实行集合贷款，联合会信用部负责分账到户。

基层组织化建设开拓创新与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有机融合，让经棚镇联合会在实现全方位优质服务三农方面产生了诸多亮点。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特点

一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实在的、面广量大的，覆盖了几乎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方方面面。这比起单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功能要完善得多。

二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循序渐进的。起步于对小农户的粮食生产服务，日用消费品原来只限于为城镇居民服务，因为在乡村没有腿和脚，后来建立了村级服务站和村、组、网格三级网络，才让社会化的消费服务进村入户。建立网络也是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的。探索分配制度，激励党员骨干，重建党群关系，是从1个村试点到5个村推开再到12个村覆盖。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一步步有弹性、有节奏地充实原本虚弱的群众基础和骨干队伍，在不断地长期努力中寻求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成效。

三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政策是国家下达的，镇级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是执行者，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让国家政策实实在在落地。这个联合会与人民公社的“超级村庄”，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农业产业公司相比较，有相同处但更有不同处。比如，它有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规模化、专业化的大田服务功能，但却没有利用政策实现自利的想法和做法。国家补贴几乎全贴给小农户和村集体，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农业产业升级，为国家也为小农户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自身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还要自找苦吃，将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的责任也扛在肩上，而且同样将获利让给小农户和村集体。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某些专业合作社无法做到的，也彰显出为农业服务机构的组织制度宗旨对组织行为和经营绩效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是经绷的社会化服务没有大投资、高科技，联合会的起点并不高、难度并不大，也不是一开始就覆盖了全镇农户的。联合会2018年3月启动，5月注册，当时也和其他联合会类似，只是若干私人带领的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联合，开始做大田服务时也没有后来出现的镇村组三级网络。真正从制度化建设上覆盖了全体农户，是以2021年2月召开的成员代表大会为标志。联合会做出了很多农户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得到了农户的信任，农户愿意入会。门坎不高、逐渐覆盖、滚动发展是经棚镇联合会的一个鲜明特点。

支撑“经棚经验”的要因

这首先源自当地党组织强化了对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

2019年，赤峰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推动党建融合，即将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相融合，经棚镇成为党建融合的试点单位。在镇党委鼎力支持下，成立了社团法人的镇联合会。章程明确规定，要为村集体和小农户提供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服务以及托管服务。在实践中，镇联合会一直秉承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结合、小农户和村集体利益优先的原则，因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信誉。在市旗镇三级党组织大力支持下，镇联合会被批准为赤峰市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项目基地。联合会申请并成功获批了牛羊调出大县项目、村级服务站项目、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等多个项目，再加上联合会包建工程获利300万元，截至2021年年底，镇联合会的总资产超过1600万元。

其次，镇党委支持镇联合会建立专职服务团队。

很多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未能发挥出预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专职专业有能力的执行团队，致使章程规定的组织宗旨和功能变成一纸空文。经棚镇党委接受教训，将扶持镇联合会专职总干事团队视为强化农民合作组织执行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目标的重中之重。镇联合会章程规定，联合会是具有自我运营功能的公益社团法人，要用市场经营、市场服务的手段达到盈亏平衡、自养有余。所以，它的性质类似社会企业或民办事业单位，不能依靠政府资源支付运营成本。

镇联合会建立了一整套以服务小农户为目标的新型人事制度。按章程规定，理事会聘任总干事，总干事聘任人员组成专职服务团队。该团队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现在近80人，他们平均年龄30多岁，一半是大中专毕业生，全部来自本地。镇联合会给他们上了三险一金。尽管他们平均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很大，但是为小农户服务得到的赞誉和成就感让他们努力不懈，无人离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支团队，为农、务农、兴农的理念才得以实现。

在项目经营和财务管理上，镇联合会将工作分为按成本收费的经营和项目服务，以及全免费的组织宣传文化活动。服务项目所得以满足自身成本为限，将节余部分分享给村民和村集体。联合会的财务制度以收补支，经济活动的收益向社会事业转移支付，实现财务总体平衡，略有盈余。同时，镇联合会通过让农民多获利的经济服务激发小农户互帮互助、共享共治的热忱，推动村集体暖人心、聚人气的村庄治理行动，促进了全镇的经济成长和自身的经营绩效。

启示与建议

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是覆盖全镇农户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他们在四年时间内建立了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大田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了镇村共有共治共享的综合服务站；以镇村组三级服务网络为基础，给全镇农户无死角无遗漏地提供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全方位服务；还托管了村集体土地和政府投给村集体的扶贫项目，支持村集体增收，建立镇村一体的治理体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将偏远地区的分散“小农”聚拢成合作“大农”，在小农经济规模化、市场化、社会化方面，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方面探索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的经验昭示着偏远地域落实乡村振兴工作的一种新的可能。

第一，党建和农民组织、农业经营、农村治理要紧密融合。经棚镇建立了市、旗相关政府部门党支部加盟的镇联合党委，推动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眼睛向下，为切实解决乡村基层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竭诚服务。在镇党委领导下，镇域联合会成为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平台，上联政府和市场、下联农户和村集体的枢纽，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互嵌共融的基本力量。

第二，社会化服务不应止于农业，要在农村生活服务与治理体系建设中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一体难以分割，而且三者只有均衡发展，才能让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经棚镇联合会以农民为主体，以为农兴农为核心，将社会化服务从农业延伸至农村，从经济成长延伸至乡村治理，实现了均衡发展。他们的经验证明，在乡村，农业生产离不开村民生活，经济成长离不开社会治理。社会化服务是个好办法，可以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农民对党和党领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的信任。

第三，镇村一体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枢纽。社会化服务是推动乡村振兴快速打开局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掌握在谁手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棚镇的工作从开局到持续推进，不过三四年，之所以进展较快，打通了各类阻碍，是因为这把钥匙掌握在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手里。“新型”表现在：一、它并不拥有村、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村、组集体用土地或资金入股的股份联合体，但是，它的确是全镇农户自愿联合并按照合作社法选举理监事的农民自治组织，而且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中提出的“以维护集体成员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坚持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享收益”的原则。所以，它应该属于全镇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1600万元经营性资产属于全镇农民所有。二、它和12个村的村集体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上有着紧密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是不同层级的集体经济法人。他们之间的项目合作也要签署合同。不过，镇集体组织位势高、能量大、信息来源多、实力强，一直坚持让利给村集体，因为只有村集体强大了，镇集体才能获得持续的长远发展。三、它是推动国家政策在乡村落地的抓手。经棚镇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贴发给小农户和村集体、推动土地集中经营和农业升级改造也好，用扶贫项目资金建成镇村一体设施系统、为小农户提供进村入户的生活消费品流通也好，还是农副产品销售、为村集体增收、满足其他农业主体流转土地的需求，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无一不是镇联合会在起推进作用。他们既服务于小农户和村集体，也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市场。其他乡村服务机构鲜有这种担纲。由此，要让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地，最要紧的是领衔的组织真正具有为农兴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行动，并且逐渐被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拥护。经棚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契机，以服务意识和合作导向指导行动，将农业生产服务与农村消费服务相融合，满足了镇域农户的需求，得到了全体农户的支持，才实现了政策期冀的效果。

我们建议，将经棚镇联合会作为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新的探索予以总结，并推动其在当地党政领导下，进一步放手探索。亟需探索的主题包括：一、如何形成镇域和村域集体统分结合、多层经营的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体系；二、如何创造经社互融、公商合作、利益共享的乡村资源整合新方式，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兼顾、集体与农户个体两大类主体共生、共建、共享新型乡村发展路径；三、如何不仅在经济领域，还能在生态保持、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农民教育等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取得综合效果。这些探索的总目标应该指向建构中国特色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农业农村经济组织、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主体、宪法规定的特别法人。

（编辑 高梁）

人民要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与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成为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任务有何新的进展？

胡鞍钢：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包括共享发展理念。他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①]他还指出：“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②]

到202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国家。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平均每年每个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元，相当于人均3.3-16.5万元。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与历史比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日收入在10-100国际元，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③] 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每日收入达到20.9国际元，其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人每日分别为28.4国际元和11.1国际元，已经进入国际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若按五等份划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0%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日为52.1国际元，20%中间偏上户为26.7国际元，20%中间收入户为17.0国际元，这四部分20%的中间偏下户为10.7国际元，占总人口比重的80%，共计11.29亿人。20%的低收入户为5.1国际元，共计2.82亿人。这就从2015年“六四开”达到2020年“八二开”的新格局。预计到2030年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包括转移支付）增长翻一番，就可达到每人每日10国际元以上，从目前的“八二开”转变为全体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的新格局。但是按五等份分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有较大差距，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及差异性特征。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同步富裕，有先有后，也有后来居上者。

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福利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最具意义的是，彻底消除了千百年来的数亿极端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前10年实现了国际社会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消除贫困的首要目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已达到13.6亿人，养老保险覆盖9.99亿人，这就为我国到2035年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2020年，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消除全部绝对贫困人口。

首先，按1978年农村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达30.7%，到2020年已全部消除。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到2020年为10740元。根据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从2012年的2068元提高到2020年的5842元，名义增长2.82倍。这标志着：“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其次，我国消除了各类国际贫困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具有世界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1.90国际元），1981年，我国贫困发生率高达88.3%，到1999年降至13.1%，减少了75.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88384万人减少至50994万人，比1981年减少了37390万人。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下降至2021年的0.5%，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01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7.20亿人，共计减少了11.83亿人，其中中国共计减少了8.77亿人，其贡献率高达74.1%。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数字，1990年到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高达90.0%降至2016年5.4%，减少了84.6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102900万人减少至746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588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从35.3%降至4.0%，累计下降31.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从1990年的29.19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18.86亿人，共计减少10.33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9.33亿人，贡献率高达90.3%。

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④]主要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致富。从国际比较看，按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计算，相当于从每人每日4.3国际元提高至8.1国际元，已经超过了高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5.5国际元），离国际中等收入贫困线（每人每日收入或支出10-100国际元），只有一步之遥。到2020年，中国基本上消除了三类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人口，为人类消除绝对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载入世界史册。由此可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先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了规律性特征。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仅用几十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⑤] 也为人类创造了减少和消除各类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人口的第三大奇迹。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五个重要特征

问：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有哪些重要特征？

胡鞍钢：我认为，共同富裕社会主要有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社会是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被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统一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持续发展、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享成果、共同实现富裕目标。

第二，共同富裕社会是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国将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共同富裕社会是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的生活品质。从国际比较看，到203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将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第四，共同富裕社会是人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文化、社会保障等要求日益增长的需要。创造了“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社会。

第五，共同富裕社会是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持续缩小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等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全国一体化。

总之，未来五年（到2025年）、十五年（到2035年）、三十年（到205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上述三个阶段，通过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连续上几个台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和带来的重大挑战

问：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将面临哪些制约条件和重大发展挑战？

胡鞍钢：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关。从制约条件看，首先，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今后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中国总人口仍在14亿以上；其次，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甚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世所罕见，让不同地区人口都共同富裕起来，也无先例。再有，中国城乡之间差异甚大，超过所有世界大国。实现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之艰巨，既无世界先例，也无历史先例。

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重大发展挑战：

1、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长期制约条件。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63.89%，农村人口仍在5亿以上，占世界农村人口总数（34.01亿人）15.0%；到2035年，农村人口规模仍在3亿人以上。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短板，也是推动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

根据民政部数据，目前全国共有1936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占全部贫困人口的19.6%，占全国总人口的1.4%；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乡低保人数4426.8万人，占总人口的3.2%，其中城乡特困人员477.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0.34%。

按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组，2020年，我国仍有约4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最低标准（人均3万元，家庭户总收入低于10万元）。为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了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

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5%，还有2.61亿非户籍城镇人口。我们要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减少非户籍城镇人口规模。到2035年，基本实现非户籍城镇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任务。逐步减小城乡发展差距，特别是收入消费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成为长期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重中之重。

2、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甚大，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各地区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而占国土面积总数54.7%的地域是边疆地区。区域内生态多样性明显，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对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也很不利。这些地区不仅要与全国同向同行、先后富裕起来，还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维护国家陆地边防安全、生态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民族团结、长治久安的重任。

从全国来看，按各地区名义人均GDP计算的差异系数，从2010年的50.6%下降至2020年的43.5%，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但是“十三五”时期又出现了明显的“南北分化”，这已成为突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新挑战。

3、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我国已脱贫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仍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点困难人群。到2035年，我国要确保让已脱贫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再翻一番之多，包括增加国家财政补助等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再上新台阶。此外，我国还有各种特殊困难人群，如城镇有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人群（2500万人以上），有70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963.4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近300万贫困重度残疾单独施保人员，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等。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仍有5700多万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并建立了动态检测信息系统。“弱有所扶”应成为新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要动员和利用90%以上的人口支持和帮助5%的重点困难人口。

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处高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2009年后呈现下降态势，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降至0.465，[⑥]按照家庭财富基尼系数还会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至2010年的0.437最高峰，而后下降至2016年的0.385，低于美国的0.414，[⑦]在5个基尼系数最高的上亿人口国家中居第4位，排在巴西（2019年为0.534）、墨西哥（2018年为0.454）、美国之后，但高于印度尼西亚（2019年为0.382）、俄罗斯（2018年为0.375），在世界上仍属于高基尼系数的国家。需要采取特殊的举措使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为此，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下沉下移，加大帮扶力度、直接转移支付力度、社会保障覆盖力度、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以更加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5、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是发挥国家再分配作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最大制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先是从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10.7%上升至2015年的22.1%，而后下降至2020年的18.0%。与此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当于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5.5%最高峰下降至2020年的24.2%，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与收入之差占GDP比重，从3.4个百分点上升至6.2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过度透支型国家财政（超过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大规模的减税。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2016-2020年，全国宏观税负从17.47%降至15.2%；出口退税总额从1.17万亿元增加至1.45万亿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8.5%降到8.1%；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7.6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总量（450万亿元）比重的1.7%，直接补贴了出口商，间接补贴了国外进口商和消费者。这虽有助于实现短期“保就业、保出口”的目标，但造成长期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和二次分配能力持续明显下降。此外，近年来，我国三次分配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公益慈善接收的现金与物资仅相当于GDP比重的0.15%左右。

当今世界，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是全球性挑战和难题，也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⑧] 这充分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发展目标，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虽然我国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但随着我国将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有能力不断提高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额占GDP的比重，力争203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预算收入28%和支出30%。我国已经具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更具备明显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能够确保实现2035年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你能具体谈谈战略目标吗？

胡鞍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到“十四五”末期，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第二步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⑨]

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未来30年“两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第一阶段，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2049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必经的相互衔接阶段，是渐进式量变到重大质变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指标尤为关键。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到2049年，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达到上述阶段目标。

（编辑  季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里长征。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2021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程，在这一阶段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是否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

胡鞍钢：2021年，我国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民的小康社会目标后，进入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阶段，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他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21年，我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这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在高收入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建成世界最大中等发达城镇化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中不断缩小差距；国家财政实力和分配能力大幅度提高，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全民覆盖、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实施十三个五年规划，初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面临诸多重大挑战。这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等。但是发展能力大于发展困境，机遇大于挑战，办法多于困难。

问：“十四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在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上体现共同富裕的规划，它是通过哪些指标与“十三五”规划进行有机衔接?又前瞻性地体现了2035年主要指标发展趋势？

胡鞍钢：国家的“十四五”规划（第一个共同富裕规划），提出并设计了五大发展目标与量化指标体系。这包括：生产力指标（4项）、发展机会指标（3项）、收入分配指标（3项）、发展保障指标（9项）、人民福利指标（3项）。体现出分步骤全面绘制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宏伟蓝图，全面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现在到2035年，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诸多艰巨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社会优势、生态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式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全体人口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大力促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重点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全面振兴发展；重点帮扶低收入特殊困难人群（2-3亿人）等。

举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要制定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

问：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核心任务之一，这是否标志着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胡鞍钢：是的。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1]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共同富裕”成为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目标，将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性标志。

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您能否简要介绍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胡鞍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构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要求。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残酷的。今天，贫富差距仍旧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痼疾，也是其产生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因之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控制贫富差距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受生产关系影响，而公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结果受生产关系影响，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因而收入分配制度也同样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原则并存的分配方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未来新社会的显著特征”。[3]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极大挑战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只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阶段性目标和开辟可实现的新路径。

第二，如何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和主线，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追求目标。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制约因素和具体条件，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政策体系和社会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照顾四面八方，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4] 新中国要根本改变旧中国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的局面。我们党领导发动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5] 如毛泽东所言“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6] 土地改革首次让近五亿农民告别了长期以来极度饥寒贫困的局面。毛泽东进一步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共同富裕。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7] 其目的是引导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而走向共同富裕。

 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并与实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主要途径。毛泽东为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了各种社会试验。

第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首次提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指出，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做出三大理论贡献。第一，他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第二，他提出了“先富论”，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发展阶段，对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现实意义，更具可行性、创新性。第三，他提出了“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对于出现两极分化高度警惕。他严肃告诫：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 他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9]

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0] 这就为1999年江泽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1]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基本任务：如何在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2]“先富论”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突破“贫困陷阱”，而“共富论”不仅要解决持续发展问题，更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先富论”成为主导发展方针，旨在突破“贫困陷阱”，实现从温饱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13] 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14]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15] 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他还特别提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16]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工作要求[17]，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18]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必然从“先富论”走向“共富论”。

第四，开启共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作出新阐释，对共同富裕战略作出新部署。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成为开启中国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 他还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个坚持”中，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2]。这些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明确要求。

2021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完整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和实施路线图。他明确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是有时代特征的。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必须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在目前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因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四个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23] 这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务实主义路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因此，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具体表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坚守创新的共同富裕理论与社会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21世纪全球性现代化大趋势的“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这包括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共同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创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财富；二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共同建设、共同互助、共同富裕；三是全体人民和谐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十分突出，因此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极其恢宏的大目标，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一拖再拖，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需要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质变为巨变，稳步扎实推进。

首先要遏制住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其次要促进相对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最终要不断缩小绝对收入差距。

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目标，即“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长期目标，即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长远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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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有之义，也是产业优化升级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

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必须掌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苏联援建“156项”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其后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壮大了我国的产业规模，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随着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逐步靠近技术前沿，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成长为世界第二，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在这一形势下，美国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已掌握一定高端科技、有能力向国际产业链顶端攀升的龙头企业进行“斩首式”打压。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小，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分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打入国际市场，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有之义。只有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才能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位势和影响力。从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矛盾。

当前，我国在多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装备的整机设计、制造、运行上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和技术的自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部分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和少数整机，仍然存在瓶颈和短板，甚至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特别是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仪器和计量设备、基础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其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影响广泛，应是重点突破的领域。

这些瓶颈和短板的存在，既有历史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循环不畅、体制机制不顺等现实原因。需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精准地明确范围，并采用合理的策略加以推进。一是对于已经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短板产品，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给予国内技术产品迭代升级的机会。二是对于存在技术短板的领域，通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现技术突破。三是在新的赛道上提前布局。　　

　　从解决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来看，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畅通国内循环给市场带来调动企业攻克关键技术的积极性。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在科技攻关上提供支撑。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应该由政府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要加大投入力度并保持投入的集中和稳定，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金融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提高财政投入产出比。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我国相关领域还不能替代国外技术和产品时，坚定不移地研发替代产品的同时，还是要购买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当我国具有相关技术和产品能力时，仍要开放竞争，将过去的垂直分工调整为水平分工，在各自都掌握技术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开展贸易。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政策措施

　　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引导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上加快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内体系的同时，还要用好用活国际市场和资源，进一步加快自主可控步伐，提高经济循环的效率。

　　一是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和部门协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的基础能力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通过实施首台套重大装备鼓励政策、关键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安全管理，鼓励支持国产技术产品的应用。在重点行业，逐步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制度，引导企业建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方案，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生态环保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要直接推动国产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优先使用国产产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早期市场。

　　二是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对创新体系进行合理布局。在研发方向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偏废，在当前，从过去偏重消化引进吸收集成转向重视原始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阶段，要重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机构定位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遵循创新的规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重点应放在基础研究上，行业机构提供共性技术研发，企业既要做产品开发，也要有一定的工程开发能力，能够和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对接起来。对于实力强大的企业，鼓励企业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延伸。在战略性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政府持续稳定投入为主，解决相关领域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在重点行业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采取政府、企业、市场共同投入机制，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问题。可以将现有央企中具有公共基础研究功能的大研究院所改造为面向行业的非营利机构，也可以新设相关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直接生产产品，通过输出先进共性技术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来实现滚动发展。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通过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来牵引科技能力的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三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进行创新和科技攻关的激励力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性国企的重要考核内容。在人员任免上，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国企，负责人的任用要强调专业化，主要负责人要保持相对稳定，并建立促进其长期投入和大胆创新的干部政策。在容错机制上，对创新难度较高的领域，不能急于求成，要对失败有一定的宽容度。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包括战略性产业创新上进行长期持续投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有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优秀领军人才的新兴市场主体进入，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政府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要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让它们在竞争中夯实基础，降低制造成本，增强后劲。要优化产业组织，培育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培育制造业隐性冠军。在零部件领域，着力培育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研发能力的跨国龙头企业，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和参与全球竞争打造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加快引进海外人才。鼓励海外科技人才回流，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同时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围绕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大力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人才的激励，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五是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大银行信贷支持。继续坚持并做好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和银行贷款同步增长的政策，将各银行落实情况纳入宏观审慎管理（MPA）的框架并逐步提高权重。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为创新链的前端注入长期资本，拉长现有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考核周期，允许社保基金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以适度的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拉长考核期。

六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要鼓励双向投资，既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华投资，也要鼓励中国企业到国际上投资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比如高铁、5G、新能源装备、动力电池等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我国市场大、产业化进展快的优势，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按照WTO和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科技投入和产业培养。应对当前的补贴进行系统梳理，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购买者补贴上，不仅有利于和国际规则接轨，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金补贴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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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学者厉以宁教授最早提出的。1991年，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厉教授使用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这种提法。[1] 次年，他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都存在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2]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几乎完全无力进行二次分配。[3] 这可以看作是厉教授提出“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

“三次分配”一般被理解为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这与国外对慈善现象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同，而国外并没有“三次分配”的提法。

无论叫“三次分配”也罢，叫“慈善”也罢，它们都暗含一个前提与一个假设，即社会是分化的，存在富人与穷人；富人捐款，穷人受益。而这个前提与假设也带来一个疑问：如果富人在初次分配时都不愿意做到尽量公平，为什么会对三次分配感兴趣呢？在经济实体之内让初次分配公平一些，至少会增加内部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积极性，最终有利于该实体，而富人为什么会愿意在社会上参与对陌生人第三次分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厉教授的说法：“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果真如此吗？

慈善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在传统社会，对慈善捐赠没有税收减免，那时的慈善可以被看作是基于道德。但即使在传统社会，道德也不是唯一解释，因为慈善至少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即它是富人身份的象征，它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游戏。慈善活动通常是一种高度排他性的专属社交，富人借此聚会，以示与普通老百姓区隔，且高人一等。哪怕把动机放在一边，其实传统慈善的力度非常小，适用范围也非常小，其再分配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

1929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顶级瓷器品牌玮致活（Wedgwood）的家族继承人乔赛亚·威治伍德五世（Josiah Wedgwood V）曾在查德·亨利·陶尼指导下写过一篇毕业论文，题为《继承经济学》。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这位豪门子弟得出的结论是，慈善捐赠对总体的收入分配影响甚微，只有政府通过税收与开支才能达到再分配的目的。[4]

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一大分别是，前者往往伴随着政府的减税等优惠政策，这使得道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模糊。身价上千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曾许诺死后捐出99%的财产，被人誉为“当今世界最慷慨的慈善家”。但他的儿子皮特•巴菲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富人的所谓慈善行为与其说是大公无私地“回馈社会”，不如叫作“良心漂白”。它无助于消除社会中的贫困、不平等、不公正，只会使贫困、不平等、不公正永久化。用一只洗净的手捐出另一只肮脏的手掠夺来的财富，充其量只能让富人晚上睡个安稳觉，确保底层老百姓不会造反。[5]

为了考察现代慈善或三次分配的运作逻辑及其作用，我们可以剖析一下美国这只“麻雀”，因为美国常常将自己标榜为现代慈善的样板，中国也有人对美国样板顶礼膜拜。[6]从数据看（图1），美国的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图1  慈善捐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16年

数据来源：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Gross Domestic Philanthrop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GDP, Tax and Giving, 2016, https://www.cafonline.org/docs/default-source/about-us-policy-and-campaigns/gross-domestic-philanthropy-feb-2016.pdf.

美国富人为什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降低与自己相关的各种税收，并千方百计地逃税、避税，[7]一方面还愿意进行慈善捐款呢？

首先，减免税是影响慈善捐款的非常重要因素。

自1917年以来，美国联邦所得税制度中就存在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私人捐款的金额。因此，捐款得到的减税率等于纳税人应缴的边际税率。以美国顶尖富豪（人口中收入最高的0.01%）为例，他们慈善捐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在过去100年大起大落。在20世纪30年代后，他们变得好像越来越“慷慨”，到60年代达到巅峰；其后一路下滑，只是在90年代略有小幅回升。究其原因，他们捐款的“慷慨”程度与他们对应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几乎完美同步（图2）。二战期间，美国把最高所得税率提升到90%。这时，这些富豪如果不捐款，也会有90%的收入需上缴国库，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钱捐出去，既赚取美名，也没有损失多少收入，实在是一举两得。其后，随着边际税率下降，他们捐款的热情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当里根政府把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30%以下时，这些富人的捐款热情也降到谷底。由此可见，减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8]

          图2  美国最富纳税人的有效边际税率与捐款力度，1917-2005年

数据来源：Gabrielle Fack and Camille Landais, eds.,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0.

其次，捐款流向的可控性是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20世纪40-60年代，伴随着美国超级富豪们的捐款力度不断提高，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数量也快速增加。富人将钱捐到自己控制的基金会，这部分钱财便很难与纯粹的家族资产区分开来。这些基金会可以向其创始人、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提供赠款，也可以捐给特定的政治人物或组织。那时接受美国税务局审计的基金会比重很低，为虚报捐款数额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捐款往往不过是富人将钱从左手倒到右手，还能少交一部分税款，基金会成为避税天堂。美国于1969年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填补了一些漏洞，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此前，美国每年新设立大约1300个基金会，此后每年新增基金会的数目骤降至300个以下，慈善捐款总额也在几年内下降30%。[9]

谈到慈善捐款，不少人的认识里有两大误区，亟需澄清。

第一个误区：越富的人捐款力度越大。

以个人计，富人捐款的数额是会比其他人多一些。但如果看捐款占各自收入的比重，就是另一种状况了。如图3所示，美国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人，捐款占年收入的比重为8.4%。随着收入的提高，捐款力度不升反降，即使是年收入在50-1000万美元的富人，其捐款力度也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低得多。最后一个收入组的门槛是1000万美元，上不封顶，囊括了所有超级富翁，直到这里，捐款力度才赶上来，但仅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高不到1%。

            图3  美国纳税人的收入组与捐款力度，2017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8.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book/tpc_briefing_book_2021.pdf。

捐款可以免税，但低收入纳税人的捐款少、适用的税率较低，免税也减不了多少钱；高收入纳税人则不同，他们适用的税率较高，实际减税幅度相对大得多。换句话说，收入越高，捐款成本越低。图4告诉我们，对美国60%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每百美元的捐款基本上是实实在在的捐款；而对最富的1%人群而言，他们的实际捐款额只占他们声称捐款额的70%，中间的差额是他们的减税受益。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为慈善捐款减税总额高达541亿美元，其中56.4%（即305亿美元）进入了顶尖1%家庭的腰包。[10] 捐款成本比所有人低得多，但捐款力度却未必高，这才是美国富人捐款的真实状况。

                   图4  各收入组每百美元捐款的实际成本，2020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9.

第二个误区：慈善捐款主要让低收入人群受益。

实际上，从捐款的去向来看，美国慈善捐款的主要受益者并非是低收入群体。[11] 表1揭示：（1）按受益程度排序，教会与相关神职人员是最大赢家，他们获得了捐款总额的40%；再往后是与穷人没有多大关系的私立“教育”（18.2%）、“艺术”（9.1%）、“综合”（8.8%）、“健康”（8.7%）、“其他”（7.8%）；排在最末的才是与穷人相关的“满足基本需求”（7.5%），份额不足全部捐款的十分之一。（2）按捐款群体看，家庭年收入少于20万美元的两个收入组更倾向于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分别占这两个收入组捐款的10.4%与12.4%）；在他们之上，收入越高，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的份额越低。在2005年全部19.03亿美元为“满足基本需求”的捐款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一共只捐了7.23亿美元，仅占他们捐款总额的5.8%与3.8%。这意味着，如果让私人决定捐款去向，受益者更多是中上阶层，很难实现“三次分配”帮助穷人的目的。

表1美国各收入组的捐款流向，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