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融资可分为三种方式：一种是国债融资，即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交易商向公众发行国债；另一种是货币融资，财政部直接向央行借钱，即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三种就是目前市场所热议的，财政部发行（新）国债，一级交易商购买，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从一级交易商购买等量国债。

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不同影响

从财政部角度看，无论哪种融资方式，都获得了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但是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

情形一：国债融资只是购买力从公众到政府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导致增发货币，但可能出现“卖不出”的情况，进而会抬高市场利率水平，产生“挤出效应”。

情形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财政赤字化”。中央银行直接给财政部发钞（不是居民购买力的转移），货币供应增加了。在居民需求未减少的情况下，政府购买力“凭空”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就会上升。

情形三：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被央行通过公共市场操作从二级市场上买走。一方面，财政筹集了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增加了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在正常情况下，这将会导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产生通胀压力，其结果同情形二相同。但在经济处于通缩或准通缩状态时，新增准备金变成超额准备金，大概率将会趴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而不会进入流通、追逐商品和劳务，因而不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对于财政赤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债融资。最近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担心国债数量巨大、市场难以消化，目前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资金。

如果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费刺激经济增长，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在所难免。为了防止出现“挤出效应”，防止国债收益率因国债供大于求而上升，中央银行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买进国债。只要审时度势、掌握好分寸，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不会导致通胀失控。

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买卖的是现有的国债存量而不是新增的国债流量，因而同财政政策无关。即便政府不发行新国债，央行也要随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以实现保增长、稳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仅仅是执行货币政策。但在通缩或准通缩时期，公开市场操作还可能是为了配合政府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不是执行特定的货币政策。这时的国债融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QE。

特别国债发行的特点和QE的性质

在5月25日接受“观察者网”访谈时，我特别强调了增发国债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特别国债的发行将会获得成功。鉴于学界对于增发国债的普遍顾忌和由此相关的对于QE的一些误解，我以为有必要对特别国债的发行和QE性质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1998年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四次发行特别国债。2024年拟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5月17日，财政部招标发行首只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总额为400亿元，加权中标收益率为2.57%，全场认购倍数3.9，边际倍数382.6。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获得圆满成功。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还有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空间。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欧债危机期间，欧洲“五猪”（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6%-16%。这种情况说明欧洲“五猪”确实已经没有增发国债的空间。2012年9月6日，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将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令人吃惊的是：话音刚落，欧洲股市迅速走高，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2015年欧债危机（包括“五猪”）奇迹般地结束。当然，欧洲各国为克服危机作出了艰苦努力，但不能不说，德拉吉的表态和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国债的决定是欧债危机的转折点。

2024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在4月23日下行至2.226%，创2002年4月27日以来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5%下方。市场人士认为，银行存款大量进入债市，过度炒作也会使“安全”资产变得“不安全”。对此，传权威人士曾表示“当下并不会进行国债的购买。如果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并非买入的好时机。相反，如若银行存款大量分流债市，无风险资产需求进一步增大，人民银行应该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

官方人士对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表示担忧，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由于国债需求旺盛，收益率低于息票利息率，一般投资者可能受损；第二，过多资金流入国债市场，会导致资金错配。

一般而言，除非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低水平并非坏事。由于“资产荒”，金融机构增持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下移也是自然的事情。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在当前情况下，首先中国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其次是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财政部应抓紧时间完成国债、地方债的发行计划。与此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应该增加国债的购买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债买卖”。换言之，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加，央行应更多买断国债，而不是仅仅以国债为抵押，从事回购交易。

国债供给量有待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对国债的需求旺盛，目前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实行QE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事先打破对实行QE的思想禁忌，一旦需要就迅速推出QE。本文上述论述中已经指出，目前的国债发行量，远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防范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资金需求。一旦政府加快国债的发售频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QE的引入就可能难以避免。

在债务解决方式上，政府应该打破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观念的束缚，债务问题的最终解绝不是靠还债而是靠经济增长，任何损害经济增长的债务解决方式都将使债务状况恶化。

当然任何政策都有数量门槛和适用条件。以美国为例，从2008年11月启动QE，直到2020年3月QE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股市的暴涨。零利息率+QE+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美国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经济连续正增长的历史记录。

但QE既非灵丹妙药也并非没有通胀风险。2020年3月，美联储为了支持股市，恢复零利息率、联储资产在短短几个月内由4万亿美元左右疯涨到近9万亿美元，再加上疫情和其他原因引起的供给冲击，从2021年3月起，美国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2022年7月份通胀率达到9.1%。以至美联储不得不11次加息，并开始实行QT。美国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24年5月16日预测，由于升高的通胀率和利息率，在2024年二、三季度，美国GDP增速将低于1%。

美国通胀率自2023年6月降到3%的最低点，但2024年4月回升到3.4%。美国海外净债务高达18万亿美元，在GDP的占比超过70%。美国是否能够成功应对稳物价、稳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重挑战还有待观察。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的问题相对简单。中国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频度；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加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择机降低准备金率和利息率。

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仅仅是实现GDP5%增速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完成项目储备和改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领域还需做出更多努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能排除由于种种障碍（包括外部冲击），在经济增速趋稳回升之前，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机会窗口突然关闭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2024年1-4月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市场年初的预期，但我们有必要更多考虑下半年可能出现的困难，未雨绸缪，做好应急预案，对下半年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除此之外，即便不谈支持财政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央银行也应该进一步降低各项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信贷的发放。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本身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而且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防止房地产开发商的局部债务危机转化为全面债务危机；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到需要实行QE的地步，QE还只是一个备选工具。中国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常规性的增发国债以及旨在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和降低利息率的公开市场操作。

应打消各种顾虑，尽快完成国债发行计划，并考虑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确保GDP5%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季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与迫切要求。

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就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对象方法、逻辑起点、核心范畴、主题主线和理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的认识逐步清晰,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科学预测展开,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更多采取否定态度,多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批判。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一方面,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有用成分,如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注重批驳和摒弃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

第四,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又限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的三分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和积累过程,阐述其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大大拓展、重点明显转换、框架深刻变化。

以上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经济实践日益丰富、日趋成熟,我们因此有了更大的必要和可能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用更加完备的体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

其一,更加清晰的理论主线,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产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用的问题即社会的生产目的,体现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产生,就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确立为重要标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成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深刻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二,更加鲜明的理论主题,即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鲜亮标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亮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些论述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跃升。

其三,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担当，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上述理论观点,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治理、工作方法等主要方面,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有用成分,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探索、借鉴、开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深入研究阐释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平均化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和发展历史趋势的深刻分析,他们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和一般规律作了科学预测,阐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哪些?前面所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创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普遍意义。同时,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所面对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当今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有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一面,也有适用于世界经济的一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既发生于当代中国,又发生于当代世界。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普遍性;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实践和全新的范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丰富原有理论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深化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又从实际出发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地位、作用、具体特点和实现形式,赋予了这一原理以新的内涵。

第二种情况,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创新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强调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历史的首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路径,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三种情况,修正原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突破性发展。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更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质、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作了全新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这里,需要纠正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做的只是将这些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形成应用性的特殊理论。这种认识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中国实践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升华过程。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不充分,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态。其所包含的普遍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继续探索。需深刻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认识,并从这些新的认识中概括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好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发展,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另一方面,就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应当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实践、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进行理论抽象,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做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概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总结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最丰富的现实形态为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扎根于中国、成就于中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趋向。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有名论断。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意义。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在1958年成都会议讲话提纲中，他进一步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的思考，发人深省。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更加鲜明的主体性、更加突出的原创性、更加完备的系统性和更加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资格、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立足中国实践、引领时代发展的经济学说，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  季节）

今后一段时期新疆的各项工作都将围绕总目标展开，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国家安全稳定。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稳定不仅事关当地民生，亦关系全国改革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润疆的重要交汇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举措之“文化振兴”，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案之“文化润疆”在文化维度发生交汇。

（一）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新疆的乡村文化工作对筑牢社会共同体基础有重要作用。

文化向来是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非民族地区，乡土文化都构成了朴素的乡村价值观和认知体系，进而构建了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这种影响在非民族地区体现的并不明显，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因其存在多种文化传承，文化影响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观念深处受到不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巨大影响。

在农村社会中能否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文化，对筑牢乡村振兴之基、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鉴于农村工作的惯性，存在着重视经济社会而轻视文化维度的现象，在新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也存在着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实等情况，文化时常成为对发展需求的软约束。

（二）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应不断下移，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理应是文化润疆的主体。文化润疆是一项事关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工作。既往的文化润疆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效：在发力方向上，主要表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阵地建设、文艺作品的推出与活动演出；在人群对象上，主要体现为对干部群体及学生群体的宣传教育，将国史、新疆历史融入教育与课程体系。

然而，如果仅将文化润疆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特定人群上，也会影响文化润疆实际效用的发挥。文化润疆的落地之根在于基层，这一工作一定要往深里走、往实处走，文化浸润的主体应该包括最广大的农村普通群众。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

农村社会若要实现长治久安，既要发展经济，也要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从而在基层社会中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存在的土壤。新疆乡村振兴的根本之法是“左手经济、右手文化”，让农民的“口袋”和“脑袋”同时充盈起来，这是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的共同使命所在。如何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需要克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问题，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合力，应积极构建实施文化润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联动工作机制。

方略既定，重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浸润、渐进的长期过程，既要考虑长远，又要着眼当前，既要集中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又要深入细致做好固本工作。下一阶段农村社会的文化润疆要进一步围绕“润什么、怎么润、润给谁”这三个核心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融合的问题，解释文化传承与大中华的文化传承的关系；其次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乡村文化工作应力戒形式主义，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再次要明确文化主体性问题，始终牢记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要让文化润疆工作有烟火气，在农民的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

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方面

文化润疆不是一项常规性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要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切不可落入“软文化”推进的工作思路之中。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重在构建清晰的协同推进机制，克服各自为政的弊端。两者的协同程度关系到打通群众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目标的实现。

（一）从制度层面解决组织领导、资金保障与考核评价等方面内容。各级宣传部门和乡村振兴局应加强沟通协调，在制定政策、项目设立等方面加强沟通联络，形成相互促进、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二）培育广大农村群众正确的文化观念。文化润疆的底色是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和整体有机性，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政策宣讲和文化交流，让新疆群众克服狭隘的自身本位的文化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化群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采用戏曲表演、歌舞联欢等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三）大力提升乡村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寓教于乐、群众参与是乡村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实现乡村文化阵地全覆盖。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设施，搭建乡村文化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小分队下基层演出活动，经常性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扩大群众参与面，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具体活动中得到不断丰富。

（四）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新时代文明所（站、点）是乡村开展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需要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建新时代志愿服务队，因地制宜地开展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五）积极倡导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注重培养“新型农民”“文化农民”。依托乡村产业与集体经济发育契机，依托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打造能搞经济、能谋发展、能传播文明的新农民。持续挖掘乡村魅力，以乡村建设者凝聚乡村情感，培育“文化农民”。培育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大力弘扬家风孝道，推行善行义举，形成崇德向善、和谐向上的村风民风。

（六）加强乡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文化人才是乡村文化服务的人力基础，在政策支持方面，应当加大对基层文化服务行业人才职称评定的政策倾斜力度，保障乡村文化服务人员的各项待遇。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建设一支专业性强、人员稳定、熟悉乡村农牧民群众的专业文化人才队伍。在发动群众方面，必须着力建设乡村“草根”能人与基层能人队伍，使乡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组织更加有序。

（编辑 季节）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布局和实施，需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城乡融合的实施路径。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提升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转型与质量提升，这个课题研究实际上也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高度相关。

政策背景

     城乡融合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系统性提出并进行政策部署是在21世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了系统性文件，详细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2019年12月出台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提出在部分地区进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2025年）提出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2021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理念、目标、政策、措施和体系，近十年来层层递进，不断深化。城乡融合政策既是中国式城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内容，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的结合体；从重视物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到强调城乡要素流动，政策重心发生重大变化。

拐点、趋势与新常态

    在百年大变局的特定场景下，关于城乡融合趋势的判断，需要一个全新视角。宏观上，中美博弈下的国际贸易冲突以及全产业链竞争态势下，国内城乡经济发生了重大结构性的变化，国内国外形势变化下，需要重新看待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乡融合；中观上，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处于全面下行状态。两三年前，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特色小镇，而大量特色小镇的发展包含着以房地产为主体和基本内容的项目。这两年特色小镇很少提及，它的发展遇到了重大的瓶颈。

    中国土地市场与房地产形势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以及一年半的后疫情时代的政策与市场趋势上的波动。应该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拐点已经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后房地产时代的发展阶段。这个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以房地产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或特色小镇化）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意味着土地要素在过去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中发挥的关键功能和作用正在弱化，土地要素的贡献度逐渐降低。最近几年国家更强调城乡融合，这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下，社会资本与市场主体不可能再以房地产为主要手段获得投资与经营的收入和盈利。地方政府难以再以房地产为主导手段获得土地财政收入。2020年以来，县域经济，包括大量的地市级经济，在土地价格大幅下降状况下，大部分区域土地财政占比显著下降，或者降到原来历史高位的20%-30%。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土地财政同比与环比数据都在下降，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历史低位与底部。因此可以判断，以土地收入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从此产生拐点。

5月份中央出台了重要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线城市上海、深圳、北京与广州，以及二线城市西安、杭州等也相继出台了更加宽松的按揭与限购政策，力度均已经突破历史记录。

城乡融合目前正处于后房地产时代的城乡发展新模式之中，目标是推动土地要素以外的城乡其他要素资源的流动。以特色小镇为例，以前的城乡融合可能是房地产+其他产业(比如农业、工业、旅游业等)。但从现在到今后5-10年，城乡融合正在进入一个多产业发展的复合业态时代，这是目前全国各地县域经济出现的城乡经济发展新现象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下，百村千村、数千个特色小镇这种大的发展态势可能会出现分化，没有产业支持、缺乏资源优势的部分小镇可能会消亡。其实这个趋势在过去的3～4年已经开始出现，且已被大量数据印证。结论是：这些小镇需要接受市场的生存考验。没有产业就不能吸引人口，没有人口集聚就没有消费，包括房地产消费、商业类消费、餐饮消费，其结果就是人口进一步流失。从这个角度上说，新型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千村百镇通过重塑形成发展新模式阶段。

创造新型城镇化的新发展模式就是对村、镇、县造血能力的考验。有了经济收入才能提高城镇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目前看，三分之二以上的村镇会进入相互竞争的状态；没有收入或收入逐步下降的，可能存活不下去，甚至难以支持村镇一级的公共服务开支，包括垃圾收集、卫生所、村镇学校等等，而这些公共服务开支完全依靠上一级公共财政的支持没有可行性，因而这些特色小镇、村镇只能逐渐消亡。

主动进入复合产业的多业态新模式

我国城乡融合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城乡要素流动为核心的多业态发展时代。如何主动进入复合产业的多业态新模式，这是我们需要探索引导的新课题。

目前来看，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含有对冲国际博弈、推动内循环的战略考虑。那么，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主导推动城乡融合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发展？目前各个部委推动出台的众多措施，最终所有的政策都将落地到最末端的行政村或行政镇，作用和功能效果如何？从近几年的政策实践和项目运营来看，我感觉以下几个方面是有效的措施、有效的产业引导，政策效应是正面、积极的。

第一，TOD政策途径。以宁波余姚的中国云城为例，一个以TOD为导向的产业新城，从2017年初启动至今，已经推进了七八年。余姚北站（高铁站）是宁波到杭州-上海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余姚北站原来属于余姚城北与慈溪交界的边郊区域，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慈溪是全国百强县第6名，余姚是第11名。大概12年前，在这两个百强县交界的城乡地带，国家与省、市联合投资建设了余姚北高铁站，目前已经成为浙江省交通流量第二大的县级市高铁站。今年“五一”期间，余姚站的单日客流量达到2.8万人次。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高铁线路节点，通过10年到15年的交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巨大变化，对地方经济发挥了重大的赋能作用。

经过3年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国内外贸易的波动冲击，浙江大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企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资本表现出相当强的产业韧性，他们积极寻找一些新的支点，以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和国内竞争，逐渐走出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这样的一个人流、物流、现金流、资金流比较活跃的TOD节点区域，除了传统的商业服务设施外，还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工业产业园区，通过招商引资得到了市场的积极肯定，感受到了TOD带来巨大的正能量。

第二，商业基础设施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政策途径。2023年初，国家发改委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商业基础设施，推动了一个公募资金产品发行，定向推动有长期运营价值的城乡结合部商业基础设施，这种市场化的长期资金支持可以真正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这是金融赋能城乡融合实体产业的方式，但是资金在市场上公开募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一线、二线城市区域商业基础设施相对容易得到市场认可，三线及以外的城乡商业服务设施则很难进入公开募集范畴，经常被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否决，难以获得长期资金支持。

第三，乡村振兴政策途径。乡村振兴中的“乡”是城乡融合发展中所指的乡村部分。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以前的村镇建设拿不到国家的钱，是城市治理的盲区，现在有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等各种资金配套。在新的城乡融合政策推动下，尤其是在新的国家资本包括专项基金的推动下，恰恰有可能通过改善、投入、治理重新把城乡结合部转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第四，城市更新政策途径。城市更新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有大量的推动，尤其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圈，过去若干年的推动力度非常明显。今年5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2024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结果公示》，首批拟支持的15个城市有一线的上海，二线的杭州、合肥、成都、西安，还有三、四线的石家庄、太原、沈阳等。这一期的城市更新政策包容性更强，推动城乡融合与城市更新结合实施的意图更加强烈。在一线城市以外的城乡结合部推动城市更新，更多类似于拆除原来农民自建的脏乱差房屋或厂房，重新规划成为有序的、安全性能更强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住房或厂房，这部分的政策投入可以理解为针对乡村振兴的一种支持性资金，不完全是针对城市化的资金，因而达到的支持效果也是比较精准的。

第五，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途径。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发展并不矛盾。比如贵阳，借助其气候优势和用电优势，大力发展数据中心形成区域比较优势，这恰恰说明，在一些偏远的低城市化率的区域，是有可能借助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与产业落地，进而实现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高质量发展。宁波余姚也具有相似特点，在专业技术工人培训教育方面有长期经验，专门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化技工人才，包括电商人才、数字化人才、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人等等。目前余姚云城的技工培训教育项目已经进入国际合作阶段，未来有可能培养能够在欧盟经济体地区执业的技工人才，这些都是积极融入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带来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城乡融合如何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出现历史性拐点的艰难周期，要掌握政策工具以应对市场的波动变化，推动城乡要素有效流动，进而推动多种产业的生存发展，推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转型，迎接新的城乡融合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个“真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这个问题，是个“真问题”。建议我们的经济学、社会学、社会政策学各界一起努力，研究中国的集体经济学，它在跨学科范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对此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区域内部、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严重。对农村的认识，要把它和宏观大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农村不仅是最广大小农人口的聚集地，而且是国家保证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底盘；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广阔空间。

乡村振兴关系到城乡格局演变，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是一个全局性、历史性任务。那么在乡村，我们到底应该把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认为推动乡村振兴，应该以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为政治核心。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建党百年以来的巨大能量，源自何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是一直贯彻到基层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建一直引领基层治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的基层组织一直是一个融合经济、社会、行政，全面完整体系下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改革40多年成就很大，但从整体看，目前农村发展还是滞后，一些地区农村凋敝破败，问题逐步积累。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丢掉了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统领作用的传统。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特别提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作用，我以为这个工作本身的政治意义特别重大，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以此推动农村的全面治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的重大意义

   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应该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指南。它提出的很多东西跟以往的我们的认知，甚至跟我们今天的认知都很不一样。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基本原则。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的问题，该法第二条指出：它是“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第三条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除了国家就是集体的，这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最重要的组织基础的原因。

该法第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法登记，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依法从事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

特别法人是特殊的市场主体，其特殊之处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适用有关破产法律的规定”（第六条）。

集体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而不是分割到成员个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股份制组织，不适用于集体资产与其他资产合资、合作的其他经济组织。所谓“产权改革、量化到个人”的“量化”，并非是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的量化，而是“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的量化”（第二十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第四十条）”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一些地方把公司——特别是以政府出资和掌控的强村公司叫作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把专业合作社也称为集体经济组织。但该法的精神很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是成员组织，这一点类似社团，是以人为中心，是“人合”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的八项集体财产，这些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不得分割到成员个人”（第三十六条），所以又是“资合”组织，类似于基金。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有人合的一面，又有资合的一面。具有这种特殊性的组织极为罕见，对于其地位和作用需要给予充分认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第六条）。这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顶层组织或称“第一层”组织。它与一般市场主体合作所设立的公司、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是第二层或第三层组织。之所以这样区分，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顶层组织在市场中的特别法人权益。因为法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只以出资为限对它下设的经营性市场主体的债务负责。这是很有限的责任，某项经营性资产的损失不得牵涉到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经营性资产，更不可牵涉集体拥有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永远是集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拥有集体土地而永远存在，不会破产。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比如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和聘用经营者制度；实行集体资产管理的一整套经营原则，包括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监督制度；还明确了党的领导、县乡政府责任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只是一个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制度，还要在法律做出基本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建构。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模式。基本路径就是重建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并统领农村社区内主体多元、业态多样、形式多种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模式，是农村集体经济与个体、民营经济在村域乡域范围内的经营与治理一体化：它是综合的、非单纯市场性的，是经济与社会统筹兼顾，不是赚钱第一、唯经济论的。该法在确立了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的同时，尊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给地方和农民群众留出必要的自主选择空间，使法律更符合实际。

如何理解农村集体、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村集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合主体，体现在：(1)集体财产和利益分配，组织成员人人有份。(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特别法人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特别法人的所有权。(3)经成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党组织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理事长和集体成员大会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建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互补式的紧密关系。在经济关系而非干部作风上，农村集体不能“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公私兼顾的社区经济。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公”“私”共存、共生、共建、共享，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的生产方式。它是由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决定的以土地为本的村庄整体经营和治理，是包涵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综合服务和全面治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承载新型农村集体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是核心+外围、整体结构的农村区域的经济组织体系。其核心是乡（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地域性、经营性、综合性、公益性特点；外围是村庄内外多元社会经济主体，含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农业公司、小农户、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等市场主体，形成多主体、多途径、多层级、多业态的经济社会网络。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状、问题及简要分析

   目前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1年底，登记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96万个，其中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年收益超过5万元的占54.%，不足5万元的占26%，没有经营性收入约占2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层级应该放在哪里？我认为应当放在村一级，但镇一级要大力加强。目前镇这一级的集体组织非常少。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整体重构的顶层设计。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了大的方向，进行了组织登记赋码，但从整体看，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还存在，“人合”与“资合”紧密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特别法人的组织制度、经营制度的系统性建构尚未完成。

第二，2016年以来，曾试图以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后税费时代乡村凋敝的问题，但没有确立村集体的主体地位。目前村集体普遍成为日益行政化、虚化的主体。村集体资产匮乏，经营性资产尤其少，主要依靠政府部门上项目、给资金，缺乏作为市场主体必需的物质基础、运营思路和手段；村集体普遍经营困难，集体资产无法抵押贷款，且按上级要求不得负亏，致使村集体只能资产出租、不敢实际经营；或由村集体流转土地，统一发包，缺乏自主经营能力。

鉴于村集体实力弱小，多地采取政府为主体、吸收村集体入股，组建强镇富村公司。此举虽可收一时之效，但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可能带来妨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长的新问题。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新的解决方式，例如河北定兴姚村乡辛木村在保定市委组织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依托村党支部领办土地专业合作社，将小田变大田的1700亩土地争取到了农田新基建3.0项目，打破了土地原有界限，在大田里建成全面落地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设施新基站以及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年年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收益从2022年的12万元增长到52万元，此外还给农民分红。农田建设成本由县农投公司、国家财政补贴主要承担，维护费用以“谁使用、谁维护”为原则，由土地专业合作社委托的经营主体承担。

这就启示我们，一部分新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将其使用权即运行和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例如一些镇级强村公司可作为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下设公司，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得到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委托，从而既能解决投入乡村的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问题，又能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问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缺乏内生动力，缺乏集体经济的自主规划、组织和经营功能；甚至面临政府或资本的单边主导，导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党支部、村委会、集体经济合作社同为村级集体领导核心，在经济事务上如何实现统一决策、分工负责，存在较大的问题；村庄公共事务缺乏民主决策机制，本土人才不足。四川成都战旗村的经验值得借鉴。

战旗村的集体经济治理体系，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以前，通过20年实践自主探索而形成的。主要是：

(1)村集体（村民大会）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合为一体。开会按各自的议题分开表决。

(2)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交叉任职。20年来，该村的党组织、村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3)村党组织统管下的村级工作分为社区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两大板块。经济工作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下设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村集体土地合作社两大机构，分别管理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和土地资源、资产。这两大机构都是集体全资的经营机构，由村集体的财务会计直接管理。这套作法是在2009-2015年期间创立并完善的，2019年按照上级要求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战旗村就将这两个集体的经营机构同时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两大支柱。

(4)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村集体土地合作社治下，是村集体与内外经济主体合资、合作的企业或承包户、工商户。他们各自独立运营，接受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集体土地合作社的监督和管理。

可以说， 战旗村整体治理的顶层架构就是“人合”加“资合”，完全是他们自主设计和实施的。在战旗村党组织领导下，多年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同为村集体的两大臂膀协同合作，没有产生过问题或矛盾。

第四，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认识模糊。

现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只停留在书报上、网络里，尽管已经有了法律和基本概念，但实际上还是空洞的。目前从基层干部到理论界、政策界，对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与股份制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区别等问题，普遍认识模糊，或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同于一般市场主体，认为搞活农村经济必须走股份制、公司化道路。很多地方政府在镇级设立村级入股的强镇富村公司，实行项目化机制，缺乏导向。少部分地区例如保定市借鉴了烟台市创造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今天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下设的二级机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利于组织农民群众走合作道路，符合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个总方向。

社会舆论习惯于将农村集体经济视为人民公社“大锅饭、低效率”的别称，认为倡导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有一位地方干部甚至问：集体经济能长久吗？过去的人民公社不是取消了吗？今天又提集体经济，是不是过几天还会放弃呢？

所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颁布以后，确实需要结合实际、打通历史进行普法传播，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正确的认知。

第五，现行政策和制度的突出问题。

村集体没有对资源的规划权，进而也丧失了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

“村财乡管”已经不合实际。2006年税费改革的政策，没有随农村改革环境的变化做调整，导致村庄管理上两极分化严重，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账目也由乡镇另账管理，村级集体发展壮大只能靠体外循环。

政府主导下的村庄治理行政化、形式化、口号化倾向严重。上级政府重检查、考评、材料，不重效果、不重实际，导致有些地方数字造假成风，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政府与农村集体之间关系失衡，导致农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推动非建制小市镇发展，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

我国东西南北各地有很多村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村，有独立的、合并的，还有与周边村相连的中心村，这些年已经开始自发自主地走上小市镇的路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只是它们不在国家限定的建制镇名单里，做得再好也只是村或社区建制。现在非常需要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我以为，推动这些新兴小市镇的建设，可能是今后和未来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不要将它们归入行政旧框架，最好另立一个新的小市镇门类。在行政管理上更注重提升这些集体的自主性。可先在全国范围内做调查和盘点，再行创新研究。

比如张家港市有一个永联村，村民1千多人，现在当地居民发展到2万多人，俗称永联小镇，目前改为市街道的永联社区。这个村子的致富途径是当年办的乡镇企业投资小钢厂，后来合资，成为上规模的企业。十多年前我去考察，村里每年从钢厂能拿到5亿元分红。还有四川成都双流区的白塔社区、郫都区的战旗村，都是农文旅商工多业并举，吸引大量外部人口就业定居，被当地称为小镇。这些小镇都是党支部组织领导下，经多年发展集体经济进行全面建设的成果。

对于农村的发展建设，我们还有一种原有的框架禁锢。如果能超脱这些禁锢，哪怕就是做一个调查，看看中国从南到北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村子，这些村子已经具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村子其实就是新型城镇化的排头兵，而且它们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像战旗村就是经过20年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

通过这样的过程而形成的新型城镇化，主要力量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农村老百姓自发的建设，并经过多年努力形成的。因此，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多么神秘或者很新的东西，它是一直存在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去推动它，包括我们所说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编辑  杨利红）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中的要素双向流动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专家们指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需要城乡人员和资金双向流动。一方面，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开拓视野、积累经验、资金和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回乡后可以增加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要改变鼓励农村人走向城市的单向政策，要创造条件，允许到农村长期居住的市民成为农民。随着交通、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距离在拉近，硬件差距在缩小。乡村可以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生产、消费的场所，实现城乡共建共享。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1）要注意目前经济环境下，农民工进城和现有城镇就业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就业冲突问题。在一些不景气的城镇，就业岗位原本就少，新的农民工进城，他们较能吃苦耐劳，对工种不挑拣，也有一定知识水平，将使城里某些行业的工人感到压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一些传统行业用工需求减少，就业竞争加剧，不论城里工人还是农民工都感到压力。有关方面应随时关注和设法缓解城乡就业者面临的种种就业冲突。其中重点是提倡和帮助农民工利用自身特长在城镇创业，发展多种业态，开辟就业的新天地，这是一个根本的出路。

（2）要鼓励愿意到农村创业的城镇居民，和希望到农村生活的城市老年人在农村安家。可运用已经出台的共享集体土地和资源的有关政策，或进一步放宽城里人在农村长期居住的规则（如通过“以租代购”形式解决住房问题等等），这样可以促进双向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欢迎城里人包括老年人在农村发挥自身的一技之长，从事农业、手工业、教师等工作。如果可能，我自己也想到农村教书或办班，给农村的孩子或年轻人讲一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粗浅的知识。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我国多年实行城乡户籍二元管理制度，由此导致进城居住打工的农村居民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社保和子女受教育权利。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与会专家分析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体制带来的制约，以及深化社保体制的方向。

公共服务体制和财力的制约

周建明：第一，地方政府的民生工作职责是按行政区划确定，以本区内户籍居民为对象提供公共服务。地方的财力和行政编制决定本地公共服务的水平；各地区政府财力差异很大，按户籍人口配置的行政编制也有很大的缺口。所以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

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或落户，打破了地方财力和编制保障的平衡。在这一情况下，要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对外来务工者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困难。但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

例如，2022年各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元/人月）：直辖市中最高是上海（1330元）、最低是重庆（636元），省自治区中最高是浙江（948元），最低是海南（576元）。

广东省内低保标准分四类地区：一类是广州和深圳（城乡统一1206元）、四类是汕头、韶关、河源、梅州（城镇860元，农村645元）。

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生均投入经费也有地区性差别。21世纪初，中央提出对外来务工者子女在常住地区要平等享受义务教育，当时上海市关闭了所有收费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约40万学生），并入公办小学。小学生生均经费需要财政投入5000元/人年，为此市财政每年多投入200亿元教育经费。如果按上海本地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的费用标准向来沪打工人员提供，以上海现有的财力也是达不到的。

编制问题。我们现有的公共服务，是按照行政区内即有户籍人口及其他一些相关因子，配备所需服务人员的编制。21世纪初各省行政编制定编后就没有变动。但人口是经常变动的，区域间出生率不同，各地常住人口在变动，地方政府的事权又不断增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只能增加编制外的辅助人员。

地区间、城乡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如果没有一定的发展水平保障、没有中央的统筹安排和相应的改革，就很难有大的改善。 

第二，今后一段时间，中西部的县级财政都处于吃饭财政状态，只能提供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多年来重大建设项目等，都要求地方财力配套；经过脱贫攻坚、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化、三年防疫等大的任务，地方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据反映，湖南省每县负债都在100亿以上，东部情况也类似，江苏某市反映，去年至今财政公务开支只能按正常预算年份的35%执行，勉强维持。

第三，通过调研了解，现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并不高，原因是：（1）不愿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权利，（2）农村生活费用较低。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追求较高收入，或为孩子上学。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民进城谋生、而不是进城落户。

农民进城的关键，在于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承载能力。我国工业化发展承载就业的能力，房地产的承载能力均达极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目前承载能力的现状，农民进城务工，主要是走向大中城市和重大建设工程。

未来数年，我们尚不具备缩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全面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目标的能力。这要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现在急于把它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

谢琼（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的机制或制度安排，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福利服务等途径，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也有利于居民扩大消费、方便人员流动。

2010年之前，各地已建立了城乡分立的养老医疗和低保制度。成都、重庆分别设立了农民工综合保险制度，并尝试农民以“双放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换城市社保的方案；一些地方为失地农民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此后在推进城乡统筹型医疗养老保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现在主要的难题，是跨省务工的农民工的社保账户无法带回家乡。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只要农民工在某城市和雇主签了劳动合同，就能加入当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但退休后领养老金的条件是，必须在该城市工作缴费满15年、在最后一个打工点连续缴费10年（或7年）。

社会救助保险也和户籍绑定，农民工如果因故陷入困境，只能回原籍享受社会救助待遇。 医疗保险有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居民，耕地多年前就被征用，但现在还是农民户口，看病报销标准低于市民。

专家们一致认为，完善社保制度、缩小城乡差距，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三项主要的公共服务——养老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实现全国统筹，个人社保账户跟着人走、跨区携带，保障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都能享受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首先，按我们现有信息技术条件，有能力建设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保障系统。但真正的根子在于财政，不仅是财政收入，关键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在设计社保制度之初，就要搞全国统一的养老体系，但因中央财政缺钱，因而搞了分省制养老制，省内还分市、分县。这个制度受损最大的是到异地打工的农民，他要交够多少年社保金，60岁退休后每个月到打工城市来领钱。但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干那么长时间？即使干到了退休之时回家，怎么过来领钱？农民工交了社保费却得不到保障，等于为国家社保制度作了贡献。

第二，鉴于我国财政情况，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障和公共服务系统，只能从最低水平的保障开始，逐渐提高；在统一的基本保障水平基础上，按照各地区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

第三，现在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可以从容易的事情做起，比如通过医改做到城乡同病同治同待遇，资金来源可使用医疗保险资金结余。

谢琼、杨团：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比较注意经济支持，但对社会福利和服务（特别是养老、儿童抚育服务）关注远远不够，县域和农村尤其突出。建议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动员社区内资源，开展互助服务。一些研究者长年坚持做城镇社区互助实验，这些经验值得推广。

当前农村农业新趋势：多业态发展

温铁军：当下农村产生多业态全面发展的新趋势，并非单一农业。目前我国农业的主要困境是农业成本高于国际价格，90%以上的龙头企业严重不景气，甚至濒临破产。不能再用传统思路稳定农村经济，要以多业态、参与式、在地化、分布式的发展方式来带动“三农”发展。

主粮大面积高产的典型——金沙河农业专业合作社

许善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有大幅度提高。这里的一个样板就是金沙河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北邢台，流转耕种几万亩，小麦玉米双季亩产达到1吨以上。如此大面积粮食高产，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唯一的主粮种植的农民合作社典型。

他们的耕种最大限度地应用农机、无人机、喷灌等先进技术，并为农业科学家提供3000亩试验田。在高级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优质品种的种子、并在实践中形成先进的工艺。所以实现了主粮大面积高产。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先后前往考察。

2023年全国双季产区统计，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金沙河平均亩产649公斤，专家种的试验田是800多公斤。一个职业农民种几百亩地。当地农民把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流转租金和分红比自己种的收入还多。

金沙河集团是面业企业，从当地农村招收了很多人进厂工作，很多职工把家里的地流转给合作社，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

所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目前农业新业态的几个案例

王海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要用大农业观认识农业和农村。农业和农村不仅体现经济价值，也体现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经济要素流动，应鼓励有眼光有能力的人员回流农村，给农村经济带来多样化的可能。  

（1）都市农业：利用城市资源对农业进行渗透和反哺。如北京周边多山地，但农村产值增长很快（包括经济作物和二、三产业），城市郊区开辟休闲农庄，提供农事体验、参与、观光、采摘和乡村旅游、假日休闲等。

（2）数字农业。返乡青年很多人有能力做电子商务，东部地区这一类成功案例很多，将有效地畅通边远乡村农产品的流通。

（3）康养农业。或者是候鸟式，或者是体验式。我国各地都有很多好的案例。

（4）创意农业。可催生多样特色农业、景观农业、科技农业，也可称为农业文旅消费的升级。

农村是可以实现多种业态、多人共生的场域，为不同的人创造共同生存的空间。农业在传统种植业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可满足多元的功能和价值需求。

未来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打造一个城市或试点，而是让人们有多样选择，找到合理的生活方式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基层治理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杨团：乡村振兴要以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为政治核心。

（1）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融合了经济、社会、行政职能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改革40多年，整体看农村社会治理滞后，尤其是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统领作用的传统退化甚至丢失。

（2）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作用，它的政治意义重大，是推动农村全面治理的核心问题。

（3）最近公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二审稿）》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基本原则。

其中第一条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明确界定，“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村级、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包括供销社、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我的理解：第一层集体经济组织既是“人合”的，又是“资合”的。因为土地由全体成员作为共同体共同拥有，需要全社会对这种特殊的组织及其地位有明确认知。第一层组织可以和一般市场主体合作合资设立公司、专业合作社等，以出资额对所参与市场主体的债务负责（集体土地不在内），是有限责任。 

（4）社会上有诸多模糊认识，例如把（政府出资掌控的）公司或把合作社称为集体经济组织，分不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股份制公司、和合作社的区别。很多县和乡镇干部也不认同发展集体经济组织是应该做的工作、是方向。包括理论界、政策界的干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二审稿）》有助于澄清这些模糊认识。

（5）加强农村集体组织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长期任务。 ①在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富必须实现全体农民共富，全体农民共富必须走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②农村集体是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核心。村集体只有有效维护集体和成员的权益，才是具有主体性的实质主体，才能真正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共富和乡村全面治理的功能和作用。③通过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农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是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关键。

做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工作

与会专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做好几项基础工作。

（1）数据工作。需要运用大数据和AI手段，对可能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的人数、年龄、文化程度、技能等信息进行前瞻性的统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进城务工人员2.9亿，其中第二产业45.5%（建筑业15.4%，制造业27.5%），第三产业53.8%；但更细致的分析缺乏数据支持。农民工离村后又回村的情况有多少？他前往的地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做这些数据统计有相当的难度，但数据如果不清晰，会给下一步的战略推进带来很大障碍。需要对中长期内可能产生的农民工就业岗位问题，做出尽可能具体的分析。  

（2）关于农民工进城和就业竞争问题。城镇就业场所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农民工共有，属于就业岗位的正常竞争。要处理好一视同仁地招收城乡新增就业人员问题。招工规则要体现公平公正，把握好细节，把好事做好。

（3）应该把目前大量二次返乡人员、1000多万市民下乡形成的“新农人”队伍，视为从城市向乡村的“要素流动”现象，对这种正在发生的客观趋势，应纳入政策讨论的视野。

（4）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障和公共服务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有整体设计和不同险种的分类设计，包括资源保障。建议设立跨部门的专门研究机构或课题组，审慎地做出估算，逐步调整相应的社保和财政政策。这是基础性工作，要审慎推进。  

（5）近3亿农民实质性脱贫并稳步提高收入，涉及总书记所说的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行动方案。最近中央明确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的有关项目，也应包括长周期的城市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对制造业和建筑行业形成主要牵引作用，带动就业。

（编辑 碣石）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这一思想，全面、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以其鲜明的主体性、突出的原创性、完备的系统性和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崭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重要历史性贡献。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艰难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改革开放后,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以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方向,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奇迹、取得新成就,并在新时代厚积薄发,实现了理论发展的新飞跃,主要表现为鲜明的主体性、突出的原创性、完备的系统性,以及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进到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映这一巨大成就的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理论界对于用什么样的范畴概括这些理论成果的科学属性,以及这些理论是否具有主体性、原创性,能否成为独立的科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共识,也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中国能否建立起自主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该向何处去?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范畴,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极大增强了人们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觉和自信,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的认识豁然明亮起来,这是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也是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何以形成？

第一,清醒的理论自觉。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理论追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推动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

第二,独创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我国形成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主体性的客观证明,也是其鲜明主体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日益成熟定型,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深刻的历史意义、重大的世界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我们不能不在理论上予以充分说明，不能不在理论的主体性上予以充分展现。

第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还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就有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可靠思想基础。

第四,优异的实践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充分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不断充实壮大的旺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不断彰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觉醒,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的传统教条和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条,精神上走向独立自主、实践上引领时代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刻认识和努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意义重大。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主性就有了根本依托。曾经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适性科学,拿来用就可以了,中国无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这种观点还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只能称之为“过渡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的中国案例”等,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炼,包含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同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存在不可否认的缺陷。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仅会脱离中国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的经济学教条的思想附庸。只有坚决打破迷信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流俗的蒙蔽,才能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创造性就有了内生动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将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实践生成的;不是先验自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具体来说,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阶级和阶层的人基于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思维、传统、气质、风格、语言等主体性特点,通过思维活动对客观经济事实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和抽象、概括、提炼构建起来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有主体性、创造性、能动而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指导我国经济创造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充分地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信心就有了深厚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扎根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特别是其中的优秀经济思想的主体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就形成了儒、法、墨、农等思想派别,曾以“经国济民”的思想自觉, 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 力倡“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经济特点,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使其主体性在新时代巍然耸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突出原创性

突出原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主体性的生动表现与有力证明。这一特性表明,我们的理论是独立自主创新而成的,不是复制、模仿、拼接、改编而成的;是新知识的发现,不是旧知识的再现。更明确地说,我们的理论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模板,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版,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版，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这一新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的系统表达。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原创性,体现为一整套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论断,体现为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这就包括：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关于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理论。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根本目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

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理论。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化发展的历史方向和历史方位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的发展背景下，“什么是先进生产力、怎样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及其自我完善和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条件下如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关于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

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对外开放、如何处理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

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安全的理论。

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

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治理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还有许多，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理论，等等。这些原创性理论成果，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提出新观点，开拓新视野，构建新体系，进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时代新课题作出了创造性解答。这个时代新课题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这个课题，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不仅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命运；在理论上也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不可能解决。列宁曾形象地比喻，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伟大创举，其原创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尤显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为我们建立这样的理论自觉、这样的理论自信树立了典范。

（编辑  季节）

当前中央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工作的政策指向，有明确的限定范围：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中以县域（县城）为单位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新型城镇化。之所以称为“新”，主要在于地域限定，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政策演变的客观过程看，中央对于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相结合的政策要求也是一以贯之的。

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兴起，推动了城镇化起步

从1982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分工和家庭兼业趋势明显，大量的能工巧匠从农业生产领域进入百业并举的乡村副业兼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乡村工业化，到1984年已蔚然成风。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引起更多讨论。当时也有比较激进的说法，认为“要解放农民就得消灭农民，要解决农村问题就得消灭农村”。当年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和现在如何打通城乡壁垒、让农民能够顺畅进城的讨论相似。其中提出的政策意见，主要集中于城乡户籍没有放开、城乡人员不能自由流动。

讨论中，关于户口是否可以放开的意见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反对（包括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主要理由是城市不可能接纳这么多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会增加各部门的财政开支。在接受一定数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各部门都要计算需要增加多少财政开支，这是当时财政体系的特点。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增加了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 由此可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意见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但当时各有关部门受制于财政开支负担造成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所以无法实现农民大量进城、开通城乡交流。

客观上，由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人口与乡镇企业的绑定程度。因此，乡村工业化和县以下城镇化的需要相互叠加，发展乡镇企业成为解决农村人口非农就业需要和家庭收入提升的重要途径。这就推动形成了农民主要在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县域经济模式。1984年撤社建乡、撤队建村，农村的管理体制也发生重大调整。乡镇企业实际上是占本村的地、使用本村的劳动力，只要有办法从银行拿到贷款，就占有了低成本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可以说，内需拉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

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三个10倍以上的增长：一是乡镇（社队）企业从原来152.4万家（1978年底）发展到1888万家（1988年），企业数量增加10倍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统计，县及县以下乡村工业已经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56%，被称为“半壁江山”。二是改革开放初全国有2176个建制镇（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形成1.75万、2000年达2.03万个建制镇，翻了10倍。三是非农就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乡镇（社队）企业吸纳了大约9792万劳动力就业，到90年代中期则实现了1.35亿（1996年最高峰）劳动力非农就业。从减轻财政负担并提高农村非农就业水平的角度看，这套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机制也是有效的。中国这个经验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业剩余人口和家庭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加速了农民兼业和农村形成百业兴旺的多元业态，奠定乡村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因财政支出压力导致城市仅能吸纳有限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政策上只能从推动“城市化”转向推动“城镇化”。进而，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乡镇企业低成本地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取得超常发展；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同步带动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根据这个经验，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就时，认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了三项伟大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村工业、推进城镇化。

农村改革三项创新对国家宏观经济“软着陆”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从结果上看，乡村工业和城镇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消费、支撑了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从形式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采用西方模式加快城市化实现的；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以农村不断衰败的代价向大城市贫民区“空间平移”的转移过程。我国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充分讨论。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和“城镇化”概念

1995年，11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课题组，专门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曾经提出了五种城市化道路的方案，核心是考虑制度成本的大小以及如何消化这些成本。

第一种方案是主张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类似日本大都市圈战略）。

第二种方案认为中国现在1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该鼓励这类中大城市的发展，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方案强调，我国当时有大约600多个地级市和县级市，如果让这些具有几十万人口规模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将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作用。

第四种方案则突出以县级城关镇为增长极，渐次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以解决“三农”问题，走发展小城镇或就地城镇化的路子。

第五种方案认为，我国各地农村都有一些五六千以上人口的大村，在西方这类规模都是“市”；我们只要将其改名为镇，就可以较快地提高城镇化率。中国不必一定要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搞大城市、大量人口集聚从而发生“城市病”，只要适当调整规划在大村做一些基本建设，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城镇化。

当时关于城镇化的各种意见都反映到中央。今天看起来，这五种主张在政策研究领域都有不少支持者，也或多或少反映到具体政策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政策环境问题而显著衰败，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出，“三农”问题随之日益突出。2001年中央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但我们的城市化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由此“城镇化”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当年明确这是作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仍然是有地域限制的。

2003年提出县域经济问题。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成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规模污染问题；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负外部性也集中显现，农业污染成为面源污染的重要源头。根据2005年环境普查结果，国务院相关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已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原有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合国家发展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依然把县域经济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而不是推进城市化。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放在发展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一是中小企业发展（因为90年代末各地乡镇企业普遍经历了一次倒闭潮），二是城镇化，把城镇化作为在发展县域经济中承接中小企业的主要载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是相对有效且制度成本较低的城乡融合模式。如果把农业农村也纳入此前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的旧阶段的轨道，不仅不能缓解现在工业过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问题，恐怕还会进一步造成全球化解体派生的风险。

目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还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在政策和学术话语建构上，基本上还是“失语”的状态，无法适应国家社会发展对知识生产的要求。现在高校发表的各种论文，基本上仍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把城市化率定义为城市人口比例，将城市化率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指标，势必弱化了其他指标的权重。而城镇本来主要是指县以下的建制镇，而建制镇指标体系本来也很清楚，包括工业增加值占本地区GDP比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城市人口数量及占比等等。现在把“城镇化”直接翻译成“城市化”，就只有一个城市人口问题，政策概念就没那么清晰了。

推动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中央再度强调新型城镇化，主要是充实新型县域经济，其前提是逆周期调控与区域整合，这里有一系列的政策含义，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党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县域经济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城乡融合率先在县域实现所需要遵循的地域范畴。新型城镇化要把纳入新型县域经济作为政策重点。实际上，这也是把2005年提出的县域经济两大支柱——中小企业与城镇化，再度作为今天新型县域经济的内容。中央文件要求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和中小企业要在县域发展是一个道理。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遭遇西方全面制裁，民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生存方式的弊端将进一步显现。很多沿海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地面沉降，农业原材料（种子饲料等——编者）很大程度上靠外部市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换句话说，不是“城市化”不好，而是制度成本和风险带来的代价太高。如果我们继续走过去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虽然可以拉动内需，但是代价巨大，一旦遭遇惊涛骇浪则无法应对，甚至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第二，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应对全球化解体的挑战。按我的理解，中国总得做出应对全球化解体演化为大危机的必要准备。党中央把乡村振兴当作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要求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做跨周期的调节等等，都是试图在遇到大危机时避免对社会民生冲击过大。

实际上，目前经济发展情况与现在政策思路是对应的。近年来，受多方面影响，据估算，每年大约有360万家个体私营企业注销，40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1000万打工者二次返乡。我们没有用“失业”的概念，因为这些打工者原来就不在登记就业人口之中。进城务工人群的剩余价值被用工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大量占有，获得的只是相当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报酬；尽管如此，还时有拖欠。这些进城务工人群也不可能按照城市劳工待遇得到五险一金，包括医疗保障等。那么，既想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得到城市市民待遇，又没有留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于支付进城打工者的市民待遇，那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就把进城打工者变成市民？能依靠没有市民待遇的进城打工者去扩大内需吗？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三，当下农村正在发生多业态全面发展的新趋势，并非是传统的农民只应该做农业的观念。1998年起，我们搞了26年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客观上把我国的农产品成本推到了国际价格天花板之上，造成当今农业的主要困境是“地板”在“天花板”之上。目前，在农业产业化领域里，90%以上的龙头企业严重不景气，甚至濒临破产。我国农产品只能对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城市化率过高、农业成本更高的周边国家出口。这种没有比较优势的困境对我国农业发展是一个基本制约。那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在2035年，怎样实现？我们不能再用传统思路，再以传统的农业大规模扩张来稳定农村经济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要以多业态、参与式、在地化、分布式的发展方式来带动“三农”发展。低风险也是城镇化优于大城市模式的条件。

第四，以新型城镇化应对当下农村困境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举措。这不同于县级房地产开发的思路。近些年，四线以下的城市与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各级地方政府要靠卖地收入来维持财政。为了让大量过剩的房地产有销路，一些区县把教育资源集中到城区，要求农民进城买了学区房才让子女在县城上学。同时把医疗资源也集中在城区，让病人到城区买了房子才能就近享受医疗服务，再把农村医保80%报销率定在县以下，以此推动“县级城镇化”。

现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显然不能再按过去消化房地产的方式来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其实是以“就地现代化”实现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县域经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与1995年联合课题组提出的城市化五种发展方式的第四种和第五种方式的结合有共通之处。

第五，发展新型城镇化也是推进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中央提出以工业、农业和金融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消纳过剩产能，以适应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投资角度来说，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可供投资的机会，乡村还是投资的蓝海，相当多的乡村产业尚未被金融信贷投放所激活。

现行的金融运作和统计制度主要服务于工业和城市，乡村资源性资产非标化不能用于抵押品，只能发展信用贷款，额度小成本高，惟赖补贴利率；派生出的客观结果是乡村GDP被显著低估。

我们最近在一项关于村级资产负债表的调研中发现，接受调研的行政村登记在官方部门的资产只有1190万元，但实际运营的资产是2亿多元。显然，如果让村级集体经济注册村级公司，其运营的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其资产负债率会非常小。以多个村级公司资产做股支撑县域合作社经济，相当于落实了“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样新型县域经济所形成的资产负债比例也会好看得多，进而缓解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过去十多年，国家已经向乡村基层做了大量的资产投入，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中有相当部分对应着乡村已有的设施性资产。如果不用“把产业留在县域”的方法激活这些大量的设施性资产，那么这些设施性资产就会变成沉淀资产或沉淀成本。如果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新理念”，把“生态资源价值化”当成新发展方向，那么乡村广大的生态资源与已投入的大量设施性资产就有可能被激活并且结合为一体。通过重置资产负债表，把县域产业化经济以各种深化改革的方式、以激活沉淀资产并转化为与生态资产融合的方式，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化方向,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态势。那就会与过去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内涵的旧理念大为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2]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3] 这些表述充满了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也具体地给出了防范化解风险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将新型县域经济理解为应对全球化解体的战略部署。

现行政策形成于过去以工业和城市发展主导的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过程，这使得我们很难避免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政策思维的“单向度”。鼓励农民进城并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可以算市民，但是，反过来，目前政策并不给条件让在农村居住半年以上的市民成为农民。在两个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地让农民进城，导致同时出现“进城留不下”和“乡村进不去”的社会现象。

总之，继续旧阶段和旧理念没有出路。根据目前的发展态势，我们要准确理解党中央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含义，将其与乡村振兴、应对全球化解体的重大挑战等国家战略问题相结合，全面把握政策含义。

（编辑  碣石）

我们研究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该高度关注两个因素：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职责问题，要建立一个全国统筹的制度设计。

生产力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

    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它的特征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经过了合作化到改革开放这两个主要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幅度非常大，金沙河合作社就是一个样板。他们在河北南部共流转了几万亩耕地，小米玉米两季的平均亩产共达1吨以上。这么大种植面积实现这么高单产，在现在的双季产区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典型，因此他们成为全国农民合作社主粮种植典型，也是唯一的一个主粮种植的合作社典型。

    金沙河合作社应用了我们的工业提供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如拖拉机、无人机等等，他们拿出3000亩地请农业专家来作为试验田。所以他们培育的种子品种和工艺，明显高于周边农村的种子品种和工艺。我听他们讲过一个小例子，麦子出苗后在某个阶段不能浇水，这样麦子长得比较慢，麦杆比较粗，这样就不易倒伏。而一般农户在那个时间点都要浇水，好让麦子长得快一些。这是在我国农作物育种专家的指导下培育出来的种子、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工艺，从而能够实现大面积高产。这是除了兵团或者大型农场外目前在两季产区是唯一的数万亩实现吨粮亩产的农业合作社。据统计，全国双季产区小麦亩产是450公斤，金沙河合作社几万亩地小麦平均亩产达649公斤，专家们种的试验田亩产800多公斤。

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金沙河合作社的一个职业农民可以种几百亩地，当地村里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收入比自己种地收入还多（包括流转地租和分红收入），创造的财富也多。这样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金沙河本身是面粉业集团，以小麦加工为主导，它在县里设了工厂。周边农村很多青壮劳动力把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后到县里工厂当职工，提高了家庭收入；很多职工还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要建立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制度

    城乡居民不同身份和城乡差距问题，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等待遇的不同，真正的根源在于财政的问题。不仅是财政收入，关键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1998年我们计划实施退休养老制度时，曾经设想搞全国统一的退休养老制。但由于中央财政紧张，所以搞了分省制，有的省还实行分市、分县养老体系。从之后的情况看，这种制度带来损害最大的群体是到异地打工的农民。

    当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办法，就是你所在的企业为你交够了多少年养老金，到60岁退休后，每个月可到社保机构这里来领钱。但对于农民工来说：第一，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干那么长时间；第二，即使你干到了年限，如果不到60岁回乡了，60岁之后每月到这个城市来领钱，够路费吗？这个制度实际上是让这些农民工对社保养老制度做了贡献，他交了钱却享受不到养老待遇。

    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政府负责、全国统筹的医疗、养老和教育制度。应该注意，这是全国没有差异的、保障最低水平的制度。

    有的同志说，国家要实行9年国民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能做到的是“村民”义务教育。这个村有钱，学校就好一点，村里没钱学校就差。就是说全国义务教育应该是由中央负责的体系，但考虑到财政收入和资源等制约，可以从最低保障开始，逐渐地提高。

    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在三个主要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如何实现全国统筹。这个制度可以让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不受种种变化的影响。

    例如我们在扶贫中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把绝对贫困标准定在人均收入4000元。养老、医疗、教育也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提高。

我认为，我国农业可以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制度改革应该适应这个趋势，任何社会中生产力是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服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也会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往前推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对于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央地方财政的职责，其实是支出的责任。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

（编辑  宋斌斌）

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外省市来本地务工人员及子女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只有少数城市能够做到。原因如下：

发展极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各地人均拥有的财力差异非常大，按人口配置的行政编制也存在很大缺口，而民生工作的事权是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的。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是由各地拥有的财力、编制来决定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的差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以本行政单元的户籍居民为对象。

以城市每月最低生活保障为例。2022年全国直辖市中最高为上海1330元，最低为重庆636元。各省中最高为浙江948元，最低为海南576元。即使在广东省，广州、深圳等一类地区，城乡低保每月最低标准为1206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二类地区为1073元，惠州、江门、肇庆等三类地区为932元，汕头、韶关、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城镇为860元、农村为645元。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学前教育的学均投入，都存在这种地区性差别。可以看出，农民进城入户、对外地务工者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财力、人力才能做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进展非常有限，原因就是地方财力的不平衡，既定的编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并不支持这个目标的实现。

以义务教育为例。中央提出对外来务工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的要求以后，落实过程很难。为落实此项政策，上海关闭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全部进公办学校享受义务教育，但生均经费须5000元。上海外来常住小学生规模在40万左右，为保障他们享有均等的义务教育，上海财政每年须多投入教育经费200亿元。由于上海实行高考自主招生、只对户籍人口开放，中学起采用自编教材，外来学生要参加高考，初中起只能回老家学习全国统编教材，因而上海不用承担他们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费用。上海的低保水平、本地居民所享受的公共卫生保障水平都高于外省市，因而更难以向来沪打工人员提供这些服务。广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服务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外来学生只能上民办小学。要在教育资源较好的省城入户，一些省市（自治区）普遍设置了门槛。

人员编制掣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新型城镇化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仅受到地方财力约束，同样也受到保障公共服务的编制约束。我国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要按户籍人口来配备服务人员的编制。自21世纪初前后实行定编后，基本编制配置就没有变化。特别是2013年国家宣布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以来，编制成为最为刚性的政策指标。而人口，特别是常住人口在变动，地方政府的事权在不断增加，但编制始终不变，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很大的约束，结果就只能通过增加体制外的辅助人员来协助完成公共服务。警务靠协警，城市管理靠协管，义务教育靠代课老师。例如，湖南邵阳市有12个县级单位，640万人口，常年要靠1000多名代课老师才能保证义务教育工作。教育部不承认代课老师，地方教育部门只能以教辅人员的名义聘用他们代课。教育部规定小学的师生比是1:23，初中是1:21，为什么会缺那么多教师？除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外，为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也在向镇、县、市、省城流动。但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留下的少量学生，还必须保留教学点，只有几个、十几个学生也要派一名教师，最终编内教师不够，只能用代课教师。

因此，不管是农民进城入户，还是进城打工，都打破了原有地方财力和编制保障的平衡。这些由基本国情决定的公共服务差异，没有一定的发展作为条件，以及中央财政和编制体制的改革，很难有明显改善。

新型服务业成为县域经济新亮点

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农民进城入户的意愿并不高，原因在于城里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现阶段农民进城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打工追求更高的收入，二是为了子女能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家长进城陪读。由于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以及更低的生活成本，农民进城谋生居多，进城入户的意愿并不高。

按照目前的条件，新型城镇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民进城谋生，而不是进城入户。农民进城的关键是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些年，县域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承载能力还是有限。农民务工主要走向大中城市和重大工程的建设。

从财力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西部县级财力将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只能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地方财力配套，特别是2020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包括取消辍学率、取消55人以上大班额、取消双人铺）、脱贫攻坚、三年防疫等各项工作，地方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从国家对民生工作的要求来看，多地都因财力和人力资源不足欠账。即使是东部地区，地方财政也处于过紧日子的状态。江阴作为全国百强县（市），今年财政公共开支只能按正常年份预算的35％执行。因此，目前很多城市并不具备缩小公共服务短板、吸收更多农民进城入户的条件。

从经济来看，一方面，城市化和县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正大力发展智能化而减少用工，年轻人就业更倾向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使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新型城镇化特别依赖以新的形式或内容形成能够牵动人心、吸引人气的服务型产业。比如，新冠疫情过后，山东淄博的“烧烤经济”、哈尔滨的新型冰雪节、甘肃天水的“麻辣烫”、河南开封的“王婆说媒”、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和台江县的“村ＢＡ”在全国的火爆，成为带动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种由文体商旅带动的新型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地方性和社会性，极大地激励了当地人民群众热爱家乡、自立自强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迸发出创新精神，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发掘和用好本地资源，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新型地发展县域经济，我们还需要很好地研究这方面的经验。

（编辑  宋斌斌）

    编者按：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李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培育发展县域经济，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2024年5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研讨。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中涉及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县域经济功能、城乡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社会保障和财政体制、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乡村治理等重大问题；我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面临问题各异，要同时结合我国面临的重大内外挑战这一背景考虑。专家们对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并提出改革的设想。

我国城镇化政策的演进和当前重点

    温铁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院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脱离农业进入二、三产业，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由此开启了新时期农民进城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当时理论界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因国家财力所限，且城市户籍与财政支持的城市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密切相关，改革难以突破现行制度制约，由此形成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乡镇工业占据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吸纳了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由此带动了各地城镇的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普遍改制或倒闭，三农问题逐渐突出。新世纪初，中央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城镇化”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城市化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1995年，经过多个国家部委联合课题组的研究，提出中国城镇化的五种思路：

    （1）发展大城市和城市集群；（2）鼓励发展中等（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因为这类城市有力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3）以中等城市（100万以下人口）为重点，全国有600多个地级市属于此类规模，对国家经济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4）以县级城关镇为增长极，便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5）发展小城镇或大村（5千至8千人口）就地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将可能形成新的人口聚集和经济中心，适当调整基本建设布局，村就可改为镇。

    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工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发展中问题。在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2005年，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文件中提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要把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发展地方中小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中央提出，以县域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新型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率先实现的地域，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要重视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和2005年提出的县域经济发展“两大支柱”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逐步显现。我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的很大部分靠外部市场，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要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对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必要的准备。

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应对世界逆全球化潮流的挑战。近几年，我国每年约360万家个体私营企业和40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1000余万打工者二次返乡。农民回到家乡要有地种、有事干，乡村的稳定和振兴是应对国际挑战的压舱石。

城市和城镇要协调发展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

    翟宝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工作的一贯指导方针。

   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部分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全国建制镇数量快速攀升，这些小城镇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充分体现。

    纵观多年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趋势，珠三角的长安、虎门、樟木头等镇快速发展成为小城市，有的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其人口和产业集聚是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形成的。我们继续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承载无限增加的人口，这个成本太大了。

新时代在纾解大城市功能的同时必须推进小城镇的发展。但群众是用脚投票的，一个地方必须具有一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才有发展前景，城镇才能发展起来。最近调研看到，镇里不少干部每周一早晨到镇里上班，周五下午回城市家里，老婆孩子都在地级以上城市上学上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并长期存在的。这个怪圈不打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很难协调发展。

    新兴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和政策方向

翟宝辉：网上很热的“景漂”现象，就是通过某种产业的转化升级，吸引一批相同爱好者集聚，创造出新的产业形态，6万“景漂”足以支撑一个小镇的自给自足（国际经验是3万人）。广东新塘镇有“牛仔裤之乡”之誉，已从制衣行业衍生出一个很大的直播产业，直播又带来一批相关产业的跟进。数字类的产业聚集正在吸引高学历人才汇入，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和技术因素可以形成人口集聚效应。浙江安吉县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地近90%的“数字游民”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约占30%。

    杨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年，我国东西南北各地有很多村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村，有独立的、合并的还有与周边村相连的中心村，已经开始自发自主地走上小市镇的路子。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只是他们不在国家限定的建制镇名单里，做得再好也只是村或社区建制。我以为，推动这些新兴小市镇的建设，可能是今后和未来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现在非常需要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不要再将他们纳入行政旧框架，应另立一个新的小市镇门类。在行政管理上更注重提升他们的自主性。可先在全国范围内先做调查和盘点，再行创新研究。

    比如张家港有一个永联村，村民1000多人，现在当地居民已发展到2万多人，俗称永联小镇。目前改为市街道的永联社区。他们村的致富来自当年办的乡镇企业投资小钢厂，后来合资，成为上规模的企业。十多年年前我去考察，村里每年从钢厂能拿到5亿元分红。还有，四川成都双流区的白塔社区，郫都区的战旗村，都是农文旅商工多业并举，吸引大量外部人口在这里就业定居，被当地称为小镇。这些小镇，都是党支部组织领导下，经多年发展集体经济，全面建设的成果。   

    林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华晟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介绍浙江的城乡结合部的城镇化建设。

    前些年政府很重视发展以房地产建设为中心的特色小镇。现在县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将呈现多业态的发展，过去建设的上千个特色小镇将发生分化。其中1/3-1/2可以生存发展，而没有产业支持、缺乏资源优势的小镇，将陷入产业凋敝、人口流失的困境，没有集聚人口就没有商业餐饮和房地产，甚至垃圾收集、卫生所、学校等公共服务也无法支持，濒于消亡。

    就浙江情况看，小城镇成功发展有几种情况：一是以公共交通建设导向。如2011年国家投资建成余姚北站，位于余姚和慈溪的交界处，是宁波-杭州-上海高铁间的一个节点，这两县都是经济发达县。现在余姚北站已居全省县级市高铁站第二名，给当地带来大量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给周边区域带来巨大的正能量。二是国家对各地城乡结合部的基础建设和老旧街区、老旧住宅厂房的重新规划更新改造进行金融专项支持，以及对乡村有线广播+5G站点的补贴，将有力地改变城乡结合部地带的面貌。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按照地方特定的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发展。用行政方式硬推往往不成功。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温铁军所说城镇化的五种途径都是客观存在。超大城市积极的一面也不能抹杀。“孔雀东南飞”现象已延续多年，刹车不容易。如北京市将行政中心转移到通州，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引导人口分流需要正确的政策和产业引导，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有区别地进行。我国东部和中西部情况相差很大，东部沿海省区的城乡关系问题已基本解决或接近解决。国家规划发展的14个都市圈主要在中部和偏西部区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王晓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原主任）：我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含义是大城市不能自发地无限扩张，城乡融合突显了县城和小镇和周边乡村的互动，大中小城市发展和城乡发展要相对平衡。

支持小城镇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翟宝辉：“银发经济”可能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一个亮点。我国60岁以上人口很快将超过3亿，这一人群中一部分回到小城镇居住，会带动当地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但老人到小城镇居住需要配套解决住房、医疗等条件。目前正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真正落实到县、镇级，还需要解决一些具体机制上的问题。这些人的田园式生活梦想也可能适度得到回应。前面提到的镇干部把家安在地级市，自己成为通勤族，这种现象可能需要改变。如果把县城考虑在内，教育资源也必须统筹谋划。

调研发现，继续推进小城镇建设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譬如浙江的“千万工程”，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湖北的“擦亮小城镇”行动等，都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在都市圈范围内开展“品质小城镇”建设试点，把银发经济的潜力挖掘出来。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性很大，小城镇发展不会是一个模式，区别化的推进战略很重要。

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不在工程建设本身，而在资源流动的激活。譬如县镇教育资源普遍不足，支教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应该是重点，学校不能移动但教师可以，医院不能移动但医生可以，教师、医生怎么流动正在考验我们的治理智慧，也是未来政策的发力点。

县域经济：地区差异、问题和诉求

    赞皇县：用好地方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全面发展

    曹彦鹏（河北省赞皇县县委办公室主任）赞皇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一些具体措施和阶段成果。

    赞皇县隶属于石家庄市，位于太行山东麓， 28万人口。原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摘帽”。2020-2023年，该县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20%和33%，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0年的3.12缩小到2.82。

    几年来，赞皇县发挥县域综合功能，统筹规划城乡布局，推进产业升级、公共资源配置，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路子。

    提高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实施县城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工作，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功能空间，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特色小镇＋一般乡镇＋中心村＋基层村”六级城乡发展体系。现城镇人口8.85万人，城镇化率39%。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赞皇是林业大县，位于生态功能区中，为此发展起来绿色建材和食品健康两大主导产业。该县山区盛产酸枣，酸枣仁入中药、助睡眠，药用价值高。县里建设了40万亩大枣基地，通过酸枣＋大枣嫁接提高产量。现全国70%的酸枣仁在赞皇县实现交易和深加工，和国内各大药企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睡眠经济”形成赞皇的一个主导产业，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多方筹集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全县农村水电路网持续完善。

    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新建扩建县城中小学，农村小学生、中学生在县城就读人数占比分别达到68%和96%。

    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县医院和中医院与各乡镇卫生院合作建设医共体，方便了乡村山区群众的就医需要。

    打造共同富裕的金山银山。规范矿砂开采、大规模植树造林，全县林木覆盖率达52.7%。2023年，赞皇第一单“林业碳汇”成功交易，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乡镇机构、理顺职能；改进政府工作作风，提倡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建立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人民网“赞皇之家”），方便群众通过网络直接向政府部门和领导反映诉求；建立了网络、社会调解、法治服务等队伍，全面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工作，在加强基层治理方面做了多方探索。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努力打造脱贫地区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赞皇样板。

    对县域经济不同模式的观察

    王晓毅：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员流动的差异，也是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多样性的一个因素。我调研的县域经济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模式：

    （1）我国西部、北部地广人稀，乡村人口向城镇（县城）集中，大量空心村只有老人留守，乡镇很少有学校，县城和几个重点镇形成小的地区中心。这是单向地向城镇集中。

    （2）有些人口较多的丘陵山区，城市扩张受限，地方有文化底蕴，乡村留人较多；社会服务体系沿着中心城镇向乡村辐射，村里人可以就近得到各种服务。

    （3）当地能人外出赚了钱回乡创业，带动本县产业发展。我在某县看到，本地农民回乡后在县城办纺织企业，带动当地家庭服装加工业网上接单遍地开花，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该县人口外流少，乡村教育体系得以完整保留。这是比较理想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另外该县指导乡村搞土地整理，本村集体成员可优先承包，剩余的农田租给两个公司经营。

    中西部的三元结构困境；县城的定位（三级标题）

    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近十多年，我们学院要求家在农村的学生寒假回校后写篇回乡观感，结集成《回乡记》。去年有个学生返校后告诉我，当地有个说法“穷不过三代”。反映了当下中西部农村的一个严重问题。这里的农村和县城，30岁以上的男青年单身的达30%多，离婚率很高，家庭关系脆弱。娶媳妇要高额彩礼，导致家庭负债，家庭纠纷甚至破裂。基层司法部门大量处理的民事纠纷和犯罪案件是在家庭，多是因外部压力造成家庭悲剧，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们一直说要破除二元结构，要让农村老百姓都过上城市生活。而城镇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民能进的城也就是县城，内地多数县城发展工业空间有限，没有机会复制东南沿海工业化模式。

    没有工业基础的县城社会状态，大体是“收入不高、支出不低”。能干的年轻人去东部城市打工，两口子一年能带回5万-8万元； 2010年，家里的老人孩子前一般是留守乡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县城。年轻人进了城学会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喝咖啡、看电影、开车。县城除了房价比较便宜，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大城市贵。老人砸锅卖铁给孩子娶媳妇、买房买车，家庭支出特别高，收入不稳定。男的外出打工，妻子在家带小孩陪读，无所事事玩手机，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几年急剧增加。我们预测，未来县城的生育率将低于大城市和农村。

    多数中西部地区没有工业基础的县城，是缺乏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空间。所以，中西部地区呈三元社会结构——大城市、县城、乡村。过去是城乡二元结构，而今天通过县城把城乡两端连接起来；县城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但经济收入跟不上。市场经济+互联网，改变了县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和观念。

    我理解，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要重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因为乡村振兴包含五个方面（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如何看待县域经济，县城应定位为大城市的“脚”还是乡村的“大脑”？如果是前者，县城就是供资本下沉的落脚点、把乡村人口和财富抽走；如果是后者，就是要把当地的人口和财富（农业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等）留在县域，用于当地建设。县城的收入和消费不一定很高，但生活体面且有尊严感。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县域医疗资源向县城集中问题不大，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教育和养老。

    关于教育，建议高考指标按县平均分配，因为人才的分布是平均化的，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相对分数就可以了。我们搞了这么多超级中学，小孩的天性被扼杀，弄得今天大学老师要关心学生的心理问题。如果高考分数平均降50分，中国的青少年都健康了，家长也有了希望。

    关于养老，乡村生活费用较低，可以成为养老的大后方，把城市养老院向乡村转移。总的意思就是把县域建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空间，变成乡村的大脑。这是从政治和社会基础的角度理解乡村振兴。

现在地方工作压力大，关键是形式主义严重，对基层工作伤害很大。上面各部门往下布置任务，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而且都是硬指标，出了问题就换人，下级承受着极大压力。如此下去，基层干部就失去工作热情和信心。

    地方政府承受着极大还债压力。流行的说法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但很多地方债务是“上级请客，下级买单”，请客和买单之间必须匹配。让最没有话语权的末端承受压力，就会伤害干部群众的信心，这是基础性的伤害。

    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周建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我国城市化和县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制造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是AI技术引入制造业导致用工需求减少；二是年轻人的就业更倾向于服务业。所以靠制造业带动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少。前些年农村脱贫攻坚时，政府支持在贫困村镇办工厂（车间），鼓励将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搬过来，这一举措的发展空间看来也不大。

新型城镇化和振兴县域经济，需要发展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能够牵动人心、吸引人气的服务型产业。例如这两年出现的山东淄博的烧烤经济，哈尔滨的新型冰雪节，甘肃天水的麻辣烫，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足球赛和台江县的村BA篮球赛在全国火爆，成为带动城市和县域经济的新增长点。这种由文、体、商、旅带动的新型服务业，有很大的地方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极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热爱家乡、自立自强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带动了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怎样发掘和用好本地资源、调动本地群众积极性、创新性发展县域经济的启示。

（编辑  碣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新疆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融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新疆人权发展水平，坚定不移推动新疆人权事业取得新发展和新进步。本文重点从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的保障，扶贫脱贫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方面进行分析。

通过保障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促进人权

我出生在南疆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只有小学学历且没有工作。我们家有7个孩子，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家里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很勇敢，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在母亲的激励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我家7个兄弟姐妹，均接受了全日制教育，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为3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4人。

作为一名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对此，我倍感幸运和感恩。

20年前我中专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依托国家少数民族高考政策考入复旦大学，后又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为我提供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还协调安排给我落实勤工助学岗位。2005年刚进入复旦大学时，学校给我发放10000多元助学金，而当年的学宿费仅为6000元。2014年-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学校每月给我们发放3000元生活费，完全能满足我的学习和生活需求，也因此我能专注于学习，顺利完成学业。读书期间，学校给我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超过15万元。其实，在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实例，千千万万的新疆学生通过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接受高等教育，并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新疆文盲率在90%以上，[[1]] 高于全国文盲率近10个百分点[[2]]。2022年，新疆的文盲率降到2.66%，[[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年，新疆仅有1所大学、9所中学、1355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9.8%。2020年，村村建有幼儿园，小学3641所、普通中学1211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147所、高校62所。[[4]]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为649.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为484.5万人，占74.57%。[[5]]

在全疆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6536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69人。[[6]] 截至2020年，新疆累计培养高校毕业生21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6.7万人，占36.3%。[[7]]

目前，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所在班级都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本人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也有来自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校和学院优先录取和细心培养各学历层次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在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学生手足相亲、安心学习的景象。

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占当地人口的83.74%，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4.01%。[[8]]为确保所有学生接受教育，南疆四地州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餐。2019年我在农村工作期间，经常看到村里的学生将学校发放的蛋糕和零食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此外，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在中小学开设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成立了新疆教育出版社，配备了少数民族教材编译人员，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小学各类自编教材的大纲、配套教材和各种课外读物。我的小学和高中都是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完成的。

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从1989年起，新疆启动“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协调内地高校招录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推动他们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中央部委和内地省市所属的近300所学校，每年从新疆招录1万名少数民族学生。[[9]]。例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大学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新疆籍学生，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学生。[[10]]

此外，2006年国家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内地高校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定向招录硕士及以上研究生。截至2021年，该计划累计招录培养约5.7万名研究生，其中，共向新疆分配8000个招生名额，推动新疆籍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11]]

我和我的妻子都在新疆县城出生长大，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我俩都是通过国家的这两项专项政策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此外，新疆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对口支援省市和高校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例如，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962人，2020年达11432人，其中硕士988人、博士1533人，增加11.8倍。[[12]]又例如，2017年，新疆财政教育投入为724亿元。[[13]]2023年，全疆各类教育资金投入达1039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学前免费教育、农村园舍、营养改善和校舍安全提升等。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持续提升。

  通过扶贫脱贫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教育、扶贫和就业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就业能力和规模的提升，稳定的收入又推动各族群众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

1978年，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状态进行统计。按照当时的标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约53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36%。2010年，全疆贫困人口降至249万。[[14]]2011年，国家提高贫困标准后，新疆又将80万人纳入扶贫范围，全疆共有329.77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1%。[[15]]2017年底，全疆的贫困人口降至189.7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57%。[[16]]

2020年，全疆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中央和自治区持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全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扶贫工作。例如，2010年至2014年,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110多亿元。[[17]]2020年，新疆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达428.6亿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达198.23亿元。[[18]]2023年1-10月，新疆投入资金211.24亿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9]]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新疆各族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9元和119元，2023年分别达到40578万和17948万元，[[20]]约分别增加127倍和150倍。

新疆各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其消费支出及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均发生改变和提升。例如，1980年全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18元和151元。2023年分别达到26134元和13645元，[[21]]约分别增加62.5倍和90.4倍。

从消费结构来看，1985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分别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46.8%和57.9%。2020年，下降到31.3%和32.2%。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文化和交通通信领域的支出逐步增加。这表明，各族群众解决“温饱”问题后，更加注重衣着质量和住房水平、医疗条件的改善，并通过外出旅游等方式开阔眼界，满足丰富文化精神层面的需求。

例如，全疆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0.2平方米、2000年的17.3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29.4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1.9平方米、2000年的20.06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36.07平方米。又例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000年的94.65万人、2010年的231.99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427.5万人。

1978年,新疆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38万公里，2023年约达22.83万公里。实现了所有乡镇及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全疆所有地州市和近87%的县市区修通高速公路，[[22]]各族群众的出行变得更加通畅。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县城，姥姥和亲戚住在农村。每逢节假日，我们一家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到乡下看望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赶驴车到我们家做客，一路基本上都是土路，若遇到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走路极其不便。近年来，每次回家，我找机会到乡下走走，以前的土路已经消失不见，都是笔直的柏油路，乡亲们开着车进城或串门。

此外，随着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更多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新疆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推动他们实现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小时候，一到冬天，我们县城经常停电停水，相当部分农村没有安装电灯，居民仍使用油灯，更谈不上看电视。许多县城和农村都有几个小水塘，经常看到居民从小水塘打水，用于饮用和做饭。为此，在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的用电用水环境。2023年，新疆投资20.1亿元建设60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为368万农村居民提供用水保障。[[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和99%。[[24]]城镇供水普及率达99.3%。据2018年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当时全疆通电话的村便已达到89.1%以上，通电的村达到93.2%以上。[[25]]目前，新疆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全部接通了大电网，接通动力电后，[[26]]农民再也不愁用电用水。

2017年-2019年，我在和田农村工作期间，全村几乎没有停过电、停过水。晚上，看到老百姓坐在灯光明亮的房子里观看电视，享受家人团聚的欢乐。这美好的场景至今令我难忘。

新疆曾经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南疆贫困人口高度集中，贫困程度比较深，减贫成本比较高，脱贫难度比较大。如今，在现行扶贫标准下，全疆77.25万户、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南疆四地州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消除。[[27]]新疆各群众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度提升。

我国政府始终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通过扶贫脱贫提升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国对人类人权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五个新特点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更加有力。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同比增长46.1%。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稳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超过230 EFLOPS。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双千兆城市”，不断打通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二是数据要素活力更加迸发。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快速增长，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网利用等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电子信息、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5G、千兆光纤网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的应用中，应用案例已经超过了9.4万个，建设5G工厂300家；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了62.2%和79.6%；截至2023年年底，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降本增效，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服务业新业态更加活跃。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居全球第一。以数字化支撑的沉浸式旅游等正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线旅游预订的用户规模达到5.09亿人。扩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五是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年底已达到66.5%。数字政府建设成绩显著，在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后,为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体制支撑。

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是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出一批可落地的政策文件，回应社会关切，逐步构建有利于保护各方权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加快培育多样化、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多方共同参与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此外，还将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及时解决入表实践中面临的实践问题，加快完善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制度。

二是不断激发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活力。2023年年底，国家数据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通过开展试点、举办大赛、征集案例等方式，挖掘并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以深化数据应用，为不断释放数据价值营造更广阔的空间。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的改革，以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撬动各方数据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动企业数据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各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目前，国家数据局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布局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数据空间、高速数据网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区块链以及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四是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在起步建设阶段,通过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度，繁荣数据开发利用产业生态；推动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五是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部署要不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特别是跨境新规豁免了跨境寄递、跨境支付等场景，延长了数据安全评估的有效期，能够更好促进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后续将结合实施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持续加强多双边数字领域合作，与主要经贸伙伴国家和地区携手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合作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领域规则的制定。

（编辑 尚鸣）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开放也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度型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开放的深度、广度持续提升，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逐步显现。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丰硕成果

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日趋稳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规避货币错配风险的内生动力上升。2023年，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达52.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58%，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货币。2024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占比大幅提升，一度突破4.5%，超过日元，跃居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接受度提升，国际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从融资端来看，在欧美流动性紧缩背景下，人民币融资属性凸显。2023年，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合计新增金额为7493.5亿元，同比增长93%。同时，人民币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从投资端来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将人民币纳入投资组合。2023年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达9.4万亿元，是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3.3倍。

随着人民币国际上使用范围扩大，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大幅增长。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强，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人民币已和24种非美货币开启直盘交易。202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外汇交易全球占比达7%，成为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提升，顺应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成就的认可。2023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为2.4%，较2016第四季度的1.1%，增加了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影响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的重要考量因素，特别是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亚洲新兴市场，人民币区域锚货币效应逐步增强。

人民币国际化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过去15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行，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是，我们也应客观认识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向更高水平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理论与现实障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进，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妥善处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责任。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综合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应以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为主导。从理论方面来看，货币国际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面临“特里芬难题”，即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难以保持币值稳定。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同样面临“特里芬难题”，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呈现非对称性，不同货币职能对流动性供给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这为探寻缓解“特里芬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发展路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推动有限的国际货币职能演进，在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公正、多元化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对外平衡的关系。2009年以来，我国以服务贸易结算为起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实践道路。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开放程度远大于资本项目，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将成为强化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方向。截至2023年，资本项下人民币收支金额达38.3万亿元，在总额中占比约73%，已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主体。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应首先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对外收支平衡的需要。资本项目开放也需要承担一定成本。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提高，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复杂，将对我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从根本意义上讲，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相对平衡状况，有利于经济对外收支总体平衡与人民币的对外长期币信。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账户开放不能贸然前进，要立足国情，兼顾外部环境。

三是协调推进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及需求变化等原因，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显著放缓。截至2023年年末，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存款规模约1.5万亿元，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约占离岸人民币使用量的80%。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离岸市场仍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离岸人民币交易以收益率为决定要素，投资偏好显著高于真实需求。此外，离岸市场发展也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利率汇率市场稳定以及本币定价权等方面带来一定影响。美元Libor定价权一度长期旁落伦敦的教训应引以为戒。当前，我国在岸利率对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引导作用有限，在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仅为离岸市场交易规模的四分之一。如何夯实在岸市场引导离岸市场发展的能力，仍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做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署。未来，国内外形势深刻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而为、稳中求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双循环”发展，夯实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市场体系，从量向质转变，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第一，有序推进货币职能演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硬搬其他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大局和长期增长动能，合理设计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的演进。当前，应重点夯实人民币结算交易职能，兼顾部分投融资与计价职能，有限承担国际储备职能，在保障自身利益与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为全球提供有限公共产品。例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以双边货币互换、区域流动性安排等流动性供给方式，关注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持有人结构、规模与市场行为，有效减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升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根据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顾。作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我国要优先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动态平衡。根据国内实体经济需求与国际环境变化，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确保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总体平衡，保持政策连贯性、透明性，健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支持人民币对更多币种直盘交易，丰富投融资与风险对冲工具，形成可信赖、可预期的收益率曲线，破解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人民币交易面临的现实技术障碍，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

第三，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夯实在岸人民币定价权。优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研究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定价机制。继续拓展区域性人民币流动性输出渠道，基于真实需求，便利与周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结算，建立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有效渠道；深化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资源型国家等本币合作，建立货币安全网等流动性安排。支持中国香港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常态化发行高等级主权类债券，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与风险管理平台。充分发挥清算行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大型中资银行为主力军，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筑完善的利率定价机制，夯实人民币定价引导力。

第四，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完善全球人民币基础设施。面对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亟需完善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清算主渠道建设，增强与其他区域结算系统的连接，扩大直接参与者范围。加强与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外汇、债券业务以CIPS为清算结算主渠道。提高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自主性，针对重点领域，建立专项支付交易平台。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推动跨境金融技术创新，跨越周边、区域以及传统合作路径，打造“数字货币区”。在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下，推动完善央行数字货币与支付设施标准，开辟国际货币格局新局面。

（编辑  宋斌斌）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针对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问题，有必要把握和坚持全局和系统理念，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调机制，扩大和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建立科学常态化的政策纠偏和问责机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主要表现

政策制定目标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各地各部门基于自身需要所确定的政策目标，可能会与宏观政策整体取向存在偏差。例如，某省人民政府于2023年10月发布了同意205国道宿淮收费站开征车辆通行费，该政策公布后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此外，安徽、甘肃、湖北、吉林、山西等地自2021年以来也相继发布过国道收费站开通收费的公告。尽管按照《公路法》未禁止对国道收费，且国内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继续进行收费。但恢复国道收费政策与社会对国道免费的一般认知不符，也与燃油税费改革后逐步减少收费公路的政策方向不一致。尤其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以及稳增长和稳预期的政策一致性取向下，地方政府对新增国道收费会增加物流等成本，不利于稳定社会预期。

政策出台时机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部分政策从其自身看是必要且合理的，但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合适，可能对其他领域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例如，2023年12月22日，《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当天下午就引发了股市的过度反应。港股网易和腾讯两大游戏企业的股价大幅下跌，在A股网络游戏板块中，也有多家公司股价跌停。尽管该《办法》尚未正式实施，且对部分企业的利润影响并不大。但目前资本市场对相关政策的调整极为敏感，不稳定性的政策会导致资本市场立竿见影地下调。

政策执行口径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调整政策的执行口径不一致等现象，会影响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例如， 202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鼓励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要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仅有利于提高其自身供养能力，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也能不同程度地减轻社会负担和国家财政压力。而目前有些地区先后出台了限制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的政策，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该政策的目的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的安全和权益，规范建筑施工行业的用工管理，但对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带来实质性影响。根据2023年一些媒体报道，有些城市已出现超过60岁的老人为打工办假证“减龄”最终被查处和处罚的情况。“一刀切”的限制规定和缺乏提供其他就业渠道和服务的做法，与鼓励就业的整体政策取向相悖。

政策配合协调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实践中，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相互协调不足，难以形成政策合力或政策效果不佳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2023年12月，网络媒体披露河北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入户收走七旬老人一吨煤一事，后续南邢郭镇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表明“没有现场收缴老人的散煤”，而是提醒要将散煤替换为清洁型煤取暖。北方农村地区散煤治理与农户生火取暖之间的矛盾，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反映出散煤治理中的环保政策与财政等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要避免散煤复烧与实现农村散煤清洁替代政策的可持续，关键要把清洁取暖成本控制在农村居民可接受范围内，需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清洁型煤成本，也需建立差异化、精准化和可持续的补贴政策。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出现偏差的原因

偏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政策急转弯

政策急转弯的出现，就是政策不能渐进地正常化而是急速地收紧或“踩刹车”。一是政策制定的机会主义。表现为极强的功利性，其策略和主张是现实的、短视的，缺乏前瞻性及通盘考虑，对稳预期具有很大的冲击性。有的地方房地产政策多次在收放之间摇摆，又如生猪养殖政策不断反复等。二是不讲策略、不计成本地未立先破。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未立先破、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双碳”政策下的运动式减碳都是未立先破的政策急转弯。对此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三是政策效果待巩固情况下的急刹车。“退耕还林”反转为“退林还耕”、严控光伏发展的“5•31新政”都因忽视政策的渐进性和延续性，因“急刹车”而引发不良反应。政策急转弯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出现偏差的关键原因。

政策层层加码下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

政策叠加导致非预期风险。一是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导致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许多发展目标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碎片化，以“运动式”方式实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就容易出现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造成政策的合成谬误。2016-2017年，以防风险为重心的政策基调下，各监管部门纷纷出台“防风险、去杠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市场波动和经济下行压力。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过程中多部门政策叠加，诱发房地产市场风险。二是顺周期调控导致的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经济下行时，应减少收缩性政策出台的频率，防止各种收缩性政策叠加，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损害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经济上行时，要防止扩张性政策叠加，引发通胀、资产泡沫、债务扩张、结构性扭曲风险。如果缺乏“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脱离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盲目出台政策，就会使政策效果偏离预定目标。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容易引发政策冲突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容易引发政策冲突的“体质”。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部门只对“块块”的本级政府和“条条”的上级部门负责，而对同级政府的其他部门没有履行责任的义务。叠加属地管理、垂直、半垂直管理等因素，以及政策按“条条”又划分为决策、执行、支出和监督等环节，政策中任一要素或环节的冲突、矛盾都会直接引致政策冲突现象：一是全局性政策与局部性政策冲突的“上下不齐”，主要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同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左右各异”。原本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变成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三是新旧政策规定之间存在相互脱节、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新旧不一”。这就是常说的“穿新鞋走老路”。从根本上说，政策冲突很多是部门利益在作怪。

对非经济性政策的经济影响缺乏重视

实践表明，除直接的经济政策之外，包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以及社会、文化、司法、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非经济性政策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上述加强网络游戏管理和实施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措施等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相比，在影响上更为间接和隐蔽，且难以准确预见，但可能对经济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部分非经济政策的紧缩效应，客观上影响到社会预期和发展信心。现行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主要是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未对非经济政策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相关对策建议

政策制定和执行要有全局观念和系统观念

一是提升政策整体思维。在当前形势下，准确把握“稳与进”、“立与破”的关系，明确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等宏观政策取向，从总体大局出发而非部门本位出发，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二是增强政策看齐意识。以辩证统一的视角来认知和把握容易发生政策取向不一致的领域，既要“向上看齐”，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大方向，确保“上下对齐”；也要“向周围看齐”，做好与其他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实现“左右对齐”。三是强化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对政策的长期稳定预期，在更长时间轴上实现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重大政策的事先评估机制。各地各部门出台政策前应有事前评估，全面评估政策文件内容和出台时机等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从源头上降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可能性。二是推动部门间的工作协同和政策协调。比如，各个部门出台政策应与未来财政支出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形成“一盘棋”并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统筹考虑。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沟通，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三是做好政策的事后评估。以定期“回头看”的方式主动分析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是否存在政策取向不一致和政策不协调的问题。

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

一是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重视社会预期管理，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的作用。二是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具体评估办法。进一步细化宏观政策影响的评估范围，将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投资预期等方面的影响作为评估重点。

建立科学常态化的政策纠偏和问责机制

一是建立政策纠偏机制。各地各部门应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出台的相关宏观政策开展对照检查和自行纠偏，加大中央与各地各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力度，及时纠偏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相关政策。二是建立政策问责机制。建议将把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纳入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列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健全投诉渠道和机制，鼓励企业、公众和社会媒体对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现象进行反馈。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