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我读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它原来是自由主义的,现在变成了保守主义。以前美国是推动一些国际机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它是把这个转过来了,对这些国际机构不满意。美国要“退群”了,甚至连联合国它都要退出。

    第一,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幻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将来民主党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不好预判。但是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以后,起码今后6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抱有幻想。

    最近媒体公布美国100多名学者的信,我们报刊上又出现了乐观情绪,说美国没有形成共识等等,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没有看透美国。所谓形成共识,是在科技、经贸领域里有高度的共识,而在与中国为敌的战略和军事领域,确实不是大家都一致。现在掌权的强硬派是要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第二,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了莱特海森2010年的国会证词,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部是按那个论调走的,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变化。

    第三,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人民币“破7”,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进行评估。汇率主要是经济的表现,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表现的数字掌握不全面。我们公布的对美贸易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但是人民币是贬了值的,为什么不以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字是不一样的。到底中美之间贸易发生了多大变化?美元下调、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准确把握,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人民币跟着贬值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也需要有准确的数据信息进行研究。外电说中国的债市估计是260万亿,其中公司债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他们的估计。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债市,今年15月份,债务违约已经出现125起了。汇市、股市、债市都有不确定性。

第四,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现在不会把美元作为武器和中国打金融战,因为它是严重的双刃剑,比贸易的双刃剑的作用还要大。如果以美元作为武器跟中国干,美国的损失不会小,除非两边真正打起来,那就是热战了。在热战没起来的时候,不至于用美元作为武器。

    我们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要掌握准确的数字,如果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去判断,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掌握基础数字。

    我们到下面去了解,有的企业出口非常好。我问企业美国订单怎么样,他们说美国订单不少。有的企业就说,前一段美国订单一份没有,大阪会议之后,美国订单来了。但是同时又告诉你,我这订单两年之内必然会转移。

据美国商会统计,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约三分之一。这些企业主要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生产部分进行转移,是部分转移,不在中国的生产线都转移。

重点是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主要在中国自己,并不在美国。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得好,科学技术突破的多,中美关系就好。如果你自己发展不好,你经济不行,民营企业都倒台,科技创新没有大量的投入,那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它就会挤压你。

我觉得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有问题。经济的基础是制造业,甭管是低端、中端、高端,刚开始只能是中低端,然后逐步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贷款支持制造业的比例,还不到10%

中国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好是关键,特别是在目前,把经济发展好是关键。如果我们现在经济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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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系列高科技在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在金融界的快速应用,金融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即将面临的金融战,极有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美国的facebook推出了一个Libra(加密数字货币),有人说这是添乱,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添乱。但现在这些电子产品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品种,这对我们监管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事情全是新的,新概念、新思维。我在保监会任职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监管部门的领导层,我们的司局长、处长们,对这些日新月异的金融互联网缺乏基本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监管方面可能遇到的一大难题。如果你没有搞懂它,那么你的监管政策要不然是处处漏洞,要不然过分监管,但这都是失于监管。

金融战可能的形式

关于金融战的形式,我想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以政治经济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进而使金融业陷入混乱;还有一种就是主动发起电子攻击,通过黑客入侵等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交易系统陷于完全瘫痪状态。

我曾经不止一次讲过这个问题。目前,黑客入侵瘫痪交易系统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的时候对方只是在考虑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种防范的能力。防范能力一是要做好防范的预案,二是一定要确保有一支懂技术、懂管理,能够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技术队伍。

中美贸易战会扩展到金融战吗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向金融领域发展?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可以说已经影响到金融领域了。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以及金融等领域都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趋于一体化的。贸易战本身就是政治与经济密切交织的一种状态。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渗透于整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中美这场贸易战,应当说政治色彩非常浓重,似乎处处都和特朗普的选战相关。有人说随着特朗普当选大局趋于稳定,各种相关的战事都会有所平定,这种说法只是从短期目标来判断。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要求我们不断扩大开放金融领域。去年博鳌论坛上,我们国家又宣布要进一步放开金融的准入。对外开放金融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趋势,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下都可以自由兑换。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开放的过程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把握。从这两场危机的情况看,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守住本国货币完全自由兑换这一关口。这可能是老调重弹,但这个老调还是要弹的,特别是在防范外部风险时,心里要有这根弦。

如果说1997年、2008年这两次金融危机,我国人民币是完全放开、可以自由兑换的,那么我们手里真就没有阻断武器了,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1997年,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一个亚洲金融危机跟踪研究小组,天天写快报,国务院领导也曾做过多次批示;当时我们对于守住人民币自由兑换有直接作战经验,有很深的切身体验。今天围绕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我们依然面临类似的压力,有许多人以多种理由进行全面开放的游说。我觉得,应对之策就是逐步放开一些领域的金融准入,在达到必要的条件之前,切不可实施完全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必须稳步推进。

中美博弈要关注哪些风险点

中美贸易博弈是否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外汇储备的存量、影响股市、影响汇率,是否能够构成金融风险,要看影响的程度如何。虽然目前多数人都认为,目前状况还称不上明显的风险。但金融风险的特征是传导性很强,金融的这种传导性要比多米诺骨牌快得多,属于瞬间传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少百年投资银行瞬间倒闭。因此,对金融风险问题要注意观察。

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有很大的困惑。目前在政治和经济快速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些搞纯学术的经济学家只能做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如果你要试图提出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政策建议,就需要将经济理论和政治态势融合在一起,进行跟踪式的实时研究。

我们感到,在研究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时难度确实很大。比如说很难对一些金融风险点进行判断。我觉得,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点可以加以关注:一是国际政治因素中人为的影响加大;二是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因素激增。三是信息不对称加剧。这种状况使得过去的一些政策性工具的可操作性趋于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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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记、原副主席。

 

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中美博弈不会轻易在金融领域全面扩展。有一个标志,今年74日,特朗普发推特,说中国和欧盟正在操纵汇率,以便与美国竞争,对此美国将要采取相对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马上就说,没有发现中国操纵汇率。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多年来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美方自己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财政部似乎能够控制金融,对于总统意见的干扰有一定的纠偏能力。所以我觉得,目前华尔街控制华盛顿的能力还保持着,因此还不会轻易地向金融领域全面扩展。

第二,我们面对的是旷世之变。从长期性和战略的角度看,全球货币领域必然会发生与世界多极化相适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美元主导的体系将会分裂为若干多元货币体系,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冲击金融领域并带来广泛的金融风险。2008年,格林斯潘曾经讲过,这次危机是旷世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变化,恐怕也是旷世之变,中美博弈是大战略博弈,肯定会包括金融领域的博弈、竞争和对抗。

2018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币缘论》,就是讲币缘政治。以前我们都比较关注国家地缘政治,因为国家是空间生物。但是没有看到国家实际上也是货币生物,币缘政治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一点不亚于地缘政治,甚至超过它。

第三,中美金融博弈可能采用超限组合方式。认识中美之间金融博弈和爆发金融战的可能热点,我们就要注意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无底线操作和用超限组合的手段。

首先,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很多人都讲了一个前提,就是中美间不会发生金融战,如果发生金融战就是跟热战匹配的。实际上,当代由于美国人战争思想的变化,他们已经把混合战思想纳入到大国竞争中间去了。这一次贸易战和以往传统的贸易战有一个鲜明的不同特点,就是在很多的领域里进行无极切换,你今天以为它在打贸易战,明天它就把孟晚舟抓了,后天它又把中兴制裁了,它是在很多领域进行无极切换。这种切换将导致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变得混淆,我们以为是按照市场方式可以处理的,实际上人家是按照战场逻辑来对我们进行全面对抗。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认识,我们就会在大国竞争中间落于下风。

其次,无底线操作,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特点。特朗普极限施压措施反映了他的无底线特点,他实际上不是不想做,而是现在受到了一些制约。对于金融方面的无底线操作,我们应该有所警惕。按市场逻辑上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按战场逻辑它是会干的。这就是说,损人不利己的事在市场上不会干,但是在战场上、在大国竞争中是会出现的,我们观察金融形势要掌握这一点。

再次,手段的超限组合问题。现在美国会把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汇率、国债、结算体系、长臂管辖、产权纠纷、金融制裁等等都进行组合运用,而且可能把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领域也会拉进来。比如说关税、技术、投资、法律、舆论、科教、人才、网络、情报、外交、军事,包括南海、台海这种军事杠杆都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准备。

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们要有对金融稳定的战略与策略。我们现在的基本目标是要避免、或者延迟、或者局限中美的金融战,避免短期内爆发金融货币战。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金融威慑能力,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一些金融策略,有一些反制的手段和这种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军事上的一些战略的变化。比如说,最初从上世纪50年代的“恐怖的海峡”(用台湾来制约中国),发展到陆海空一体战、临海封锁,随着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逼迫美国在对于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渐渐形成一条在我们周边不直接进行军事挑战的战略性选择。

我们在金融方面应该有一些相应的准备,既包括思想上的准备,也包括货币金融工程技术软硬件的准备,同时包括像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业务电报等方面的准备。比较一下,以中兴和华为这次在科技战中间的两个不同表现,就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做。制裁中兴,一击中的,马上就休克,如果不妥协就很快终结。而华为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就因为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做了“战略备胎”,准备了战略预备队,因此在应对这种没有道理的对抗的时候,他能够有实力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击进行威慑。

我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包括一些民间智库、一些投行的分析报告,都把2035年看作一个时间节点,他们认为2035年中国的GDP将会是美国的1.5倍;2050年又是一个节点,整个的力量格局会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金融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应注意金融技术方面的变化。对于新的技术要有某种程度的包容和认识。我甚至认为,哪个国家的央行如果跟数字货币进行某种程度的合谋,它就会迅速地实现它的货币的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这恐怕是一条捷径。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金融剧变,因此要有预见和准备。虽然我们现在不愿意跟美国发生金融战,但是从世界发生的大势来看,一定是走向多极化,走向多元化,以美国主导的单一世界体系一定会瓦解,变为多极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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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美国跟中国折腾的目标是什么?它打什么战,用什么手段,跟它的目标有关系。朝鲜战争的时候,麦克阿瑟是准备动用核武器的,美国总统认为不行。而麦克阿瑟的目的更加直接,他要把东北那些志愿军的后勤基地部队全部摧毁,但是美国总统不同意,这么打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向中国扔原子弹,那事就大了,可能失控。所以美国的飞机当时不允许飞过鸭绿江,只能顺着鸭绿江轰炸大桥。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战略、战役的安排上是有设计的,用尽了各种手段要达到它们的目的。

美国遏制中国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些美国人,他们对十九大报告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2035年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跟欧日同等水平;2050年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前列,那就是跟美国同等水平,这是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目标。美国能接受2050年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吗?中国进入所谓发达国家的行列,我认为美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说2050年我们要达到跟美国并驾齐驱,从“美国第一”这个霸权地位来看,我认为美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它一定要采取措施,最多把你定位在所谓发达国家,就是跟日本、欧洲同样的一个档次,一个水平上。假若中国要实现与美国并驾齐驱这样的一个定位,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顺利发展,它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阻止中国实现这个目标。

另外,我们说2035年中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达到日本、欧洲同等的水平,如果人均要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总量就将超过美国很多了。我们就是到了2035年,达到与日本、欧洲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我们14亿人口的人均4万美元,就是56万亿美元,美国只有20万亿美元,且不说我们2050年达到跟美国同样的人均6万美元水平,虽然美国到2035年的时候也得翻一番,但是我们的总量已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能不能容忍我们达到像日本,或者说达到人均4万美元的行列,进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能不能让你实现?

    那么在美国的眼里,它现在将中国看成对手,要遏制中国,现在还不是敌人,但也不是伙伴了;遏制到什么程度美国就认为它的目的实现了,这个需要我们进行研判。

美国是如何遏制日本的

我们可以回顾当年美国是如何打击“老二”日本的。当年美国跟日本打的时候,先是纺织品、家用电器,后来升级到汽车、芯片,最后就是《广场协议》、货币。美国使用了多种手段,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它就不打了呢?打到日本放弃了发展芯片。放弃发展芯片是日本对自己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美国允许日本汽车到美国来生产、销售,家电什么也都可以,但是芯片不行。日本就放弃了与美国在最高端研发生产上的竞争,在科技上总体保持二等水平,日本就搞机器、机床加工,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很高,发展空间也很大。

    日本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美国的遏制就越来越萎缩,它也在发展,但是它不可能去挑战美国。最核心的高科技没有,它的军事又上不去,它想独立搞军工也不行。日本就定位于美国认可的体系之中,它去搞不与美国直接竞争领域的科技,它也随之发展,包括机器制造、汽车都在发展,但是与美国竞争的芯片、操作系统这些更高端的研发技术,日本不再去触碰。

    这样的一个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美国也对日本人说,我们还依赖你们呢,我们有些加工必须依靠你们的机床,因为美国没有。美国搞航天、搞武器,有很多装备配件还要依赖日本进行生产,但是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日本是放弃了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维系。包括德国,包括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去挑战美国最高级的科技领域,也没有去搞操作系统和芯片,在科技上与美国另立一个系统,另搞一个炉灶。但是俄罗斯搞机械加工,发展得也很厉害,在全球也很赚钱。

    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

现在美国对中国为什么从伙伴变成了对手?它要遏制中国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美国什么手段都在考虑之中,没有什么它不敢用的东西。朝鲜战争时还想用核武器炸我们东北呢,它不是不能使用这些手段,而在于它的目标确定了之后,它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先这么打,再那么打,如果打到目标实现了,它那个更加码的手段就可以先不用,若目标还没达到,它们就再用一个手段。什么时候它认为已经实现目标了,比这个更高的手段就可以先搁在武器库里边不用。我认为中美的关系会有这么一个发展的态势。

    对中国来说,现在咱们内部对中美关系发展有很多种不同意见,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中国要另成立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这样就会跟美国发生更大的冲突,美国一定要通过各种办法能够遏制中国,不让我们成为独立体系。比如说货币、投资、贸易等等,我们也有很多人建议认为,中国不仅要在国际上单独成立一个体系,中国还要当这个体系的主导。这个是美国坚决不能让我们实现的。

    美国会用什么手段遏制中国

美国的手段就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至少要逼我们形成一个像日本那样的定位,就是不能挑战它们最核心的利益。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高科技、军事、货币,这些对美国来说都是它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这些东西你是绝不能挑战美国的,你要挑战,它就非跟你干到底,它会一招不行来两招,两招不行来三招,反正不能让你在这几个核心领域来与美国竞争。如果中国也掌握了最核心的技术,军事装备也能够提升到跟美国有一拼,美国是绝不能允许的。

    现在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逐渐萎缩,最近外汇储备已经从67%降到62%,稍微有点萎缩,但是毕竟还在60%以上。如果中国人民币达到美元的水准,人民币将来在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也能涨得跟美国并驾齐驱,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出现这种局面的。

    那么,美国可能采用什么招法?那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它走到哪一步就会再使一个什么招,我觉得它们的武器库里头可能采取的手段和武器多得很。所以在某一个时间段,比如它们可能把SWIFT系统封杀了,不让你来结算,当然现在还没用这种手段,但是我们也别认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用。

    美国把自己定位在全球老大位置上,依靠的是高科技、军事和货币这几个主要支柱。如果你离得比较远的话,我觉得它不见得再用更强硬的手段。如果你离这几个支柱越来越靠近,比如GDP总量我们现在已经到60%了,当年日本也是60%。现在日本连美国的60%都没有了,美国觉得日本对它的威胁就变小了。

    不管我们将这场博弈称作“金融战”还是“金融风险”,我觉得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这个博弈的过程。美国到底给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它们遏制的目标是什么?而现在我们的认识好像还没有形成共识。

    美国的目标定位实现了,它可以不用更多手段,如果实现不了,它就会逐渐加码,将它武器库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没有什么它一定不能用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用的。

美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其霸主地位,我认为这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办法,我认为也是跟打仗一样,杀敌一千,自损多少,但是目标它不会放弃。要尽快动用所有可以用的手段。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

现在中美折腾半天,我认为对中国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就业方面。因为现在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大量外迁,以美国为市场的一些出口制造企业遭受打击后,或者会关门、或者会外迁。

    现在浙江、广东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外迁的或者关门的已经很多了。据很了解实际情况的一位同志说,800万农民工要返乡创业。返乡是肯定的,能不能创业可没准,难道所有农民工回家都能创业成功吗?那是有一定概率的,不是都能够创业成功。

    不能创业成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原来农民工在城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打工,他自己的劳动力成本就覆盖了,还能结余点钱带回农村的家庭,农村的家庭靠那几亩地,不管是自己种还是流转,承担的成本就降低了,因为家庭人口有一部分人到城里去了,还能有一部分外部资金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是这种状态。现在农民若回家了,还要靠那几亩地,而且原来靠外部补充的钱也没有了,所以总的农村生产成本增加了很多,这使得种地的收益更加减少。

    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县农民人均收入约1万元,他们种地收入约1000元,靠种地只占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回到家里去,我觉得整个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就会大幅度上升。

    美国的农产品效率要比中国高得多,它们的玉米运到咱们港口0.6元多,咱们政府收购玉米0.9元,你想想这差着2毛多钱,怎么能去竞争?所以凡是用玉米做原料的饲料工业,或者是做淀粉,全部都要用进口的。其实现在那些大豆,那些牛肉、猪肉都已经没有配额了,我们现在还有三个主粮有配额,水稻95%,小麦95%,玉米85%,玉米另外的15%和水稻、小麦的另外两个5%是靠外边进口的,中国定的规矩是关税加65%,所以美国农产品根本不可能再进来。这次美国要求咱们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重点提的是小麦和玉米,让我们把小麦和玉米的配额扩大或者是废除,这是美国的诉求。

中国现在谈判中只是在口头上承诺我们要考虑多进口美国农产品,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施方式,现在没有公布。如果真的要把小麦和玉米的配额放开了,国内农业就会出现大量的弃耕,农民不再种小麦,包括自己吃的粮食,他要去买市场买粮了。现在那么多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再把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给封杀了,这将对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编辑  季节)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中美未来在金融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会冲突到什么地步。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有相当的自主权

第一,制度层面。很多人比较担心,会不会逼迫我们开放门户,逼迫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市场。前不久我国政府再次重申了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有些金融机构承诺两年以后不再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一点会不会对我们带来致命的影响?应该说,我们自己具有相当的自主权,门到底开多大,取决于我们自己。

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中占了大部分,无论是从资产占比还是从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占比,银行还是主要的。大家比较担心,如果外资银行进来自己设银行,股权比例又不加限制,会不会把中国银行业的命脉掌握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想把银行的控股权让出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东欧有好几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国家的银行,都是西方的银行,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不会走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储等几大银行,国有股权是绝对控股。像工商银行,财政部加汇金股权加在一起就超过75%,还不算社保以及国有企业在二级市场和其他市场买的工商银行股票。其他几家都是国有控股百分之六十几。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要想控股工农中建交,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现有的国有大股东出让股权,或者大规模增资,我们的大股东不再跟进,再逐渐摊薄库存的过程中外资进入。总之自主权在我们的手里,只要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外资是不可能把控股权拿去的。

其他的银行,以法人机构来算,全国有4000多家,真正上市的48家。把这些大的去掉,再把招商、光大、民生、中信这些股份制大一点的去掉,剩下的比较小的,有可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做法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坦率地说,它们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想呼风唤雨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要建立二道防线、三道防线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比较小的行业,比如说资产管理、基金公司、保险,这几个行业如果不做很好的准备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坦率地说,这些行业的管理与银行相比,力量比较弱,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像习总书记2017年讲的,恐怕我们要有二道防线、三道防线。对外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是开放的一种宣示,宣示以后准备怎么管,二道防线、三道防线的建立必须明确。

比如说,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包括这些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检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我们现在监管机构对国内的机构、特别是对国内的外资机构的处罚,从罚金上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们的行政法规把监管机构征收罚金的权力限制得比较小,比方证监会对通过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获利的,罚款仅为10万、20万、30万元,和他们的不当得利完全不成比例,不要说违法的,就是违规的成本也是很低的。美联储每年的罚没收入,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不仅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也是那样,不受任何制约,想罚多少罚多少。我们可以重点研究,大门打开以后,二道防线、三道防线要做出监管标准。

美国能否把中国金融机构挤出国际金融市场

在金融运行方面,大家现在比较担心。

首先,美国会不会把中国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特别是国际结算、国际清算的网络,不再让我们用了,或者阻挠各国的银行和中资银行往来。这不仅影响我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整个外贸进出口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这十多年来,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的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SWIFT已经不再是几个大型中资银行国际结算的唯一通道了。比如说工商银行已经建立了一套和SWIFT并行的跨境支付渠道,名字叫FVA2018年,我们通过工商总行账户办理的跨境支付类的报文,总量是581万笔,其中通过SWIFT走了55.73%,通过本集团的FVA系统走了44.27%,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这里面还有区别,就是国外来报的走SWIFT的多,我们出去的发文已经占到了70%,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可替代性了。

第三,美国难以控制全球银行。各国的银行,例如工商银行的代理行达2000家,若让各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几大银行全部切断关系,恐怕没有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也很难,因为有很多的商业利益在里面,美国控制不了。比方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则坚持只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定,联合国列入制裁目录名单的,我们才执行,否则不怕他所谓长臂管辖。所以,要把全世界所有的银行思想都统一到美国的指挥棒下,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四,美国对整个中国银行系统的制裁难以实现。美国对中国一家银行的制裁,比如说它切断一家银行的国际往来业务,这和对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制裁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它真的宣布对中国的银行业和像对中国的昆仑银行、丹东银行一样进行制裁,它对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进行制裁是有难度的,最不济就是中国的银行业通过互联网方式,比如说网银,通过银行自己的系统直联,甚至恢复到上世纪加入SWIFT之前,以传统的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实际上,上个世纪加入SWIFT之前,中国银行早就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也存在,当然了,到那一步我们是很难受,但不太可能回到那一步。

我们要加快自身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办法把国内的银行自身的国际清算渠道搞好,起码能做到先直后横,出去以后促使更多的行在我们当地的行开户,因为中国银行现在在海外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工商银行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可以覆盖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可以覆盖主要经济体。

第五,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问题。比如巨额罚款,甚至关门,甚至拘押,刑事处分高管人员都有。我们的西班牙行那几个高管到现在还不准出境,不准他回来,只能待在西班牙。

第六,防范冻结海外资产。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资产就那么多,还是比较分散的。是不是要适当控制在美国的中资银行的资产总量。我们要时刻教育在美国机构的高管人员和员工,不能违反美国的监管规定,不要授人以柄。因为过去在西方,中资银行的业务来源、客户来源有限,对老一代华侨的业务做得比较多,这些客户有时搞点偷税漏税把钱汇到福建、浙江,中国银行业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方面一定要严格,否则人家说你洗钱。

第七,对美资在华银行的经营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监管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要掌握得很清楚。当然外资银行在中国通常比较小心,但是在业务上的违规肯定是存在的。

第八,注意国际机构对我国金融机构信用的评级。一些著名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调低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调低中国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标普、穆迪号称是中立的、有独立性,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很容易对它们施加影响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现在我们的外汇资金里,靠融资来的占小头,主要还是双顺差造成的,所以外汇资金对外融资恐怕还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标普、穆迪等机构在华业务收入,占他们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比重,它们也会权衡的。它真敢那么做,那么你爱怎么评怎么评,但是你的业务就拿不到了。实际上,中国的上市企业和准备上市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确,评级公司也难脱干系。这也是一种反制的措施。

第九,汇率问题。汇率在说到底还是贸易问题,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升值有利于美国对我们的出口等等。外汇储备总量3万多亿美元基本是合适的。到底是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这是两难问题。如果过分保汇率,就要拿出部分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想固守外汇储备水平,可能汇率就适当要放开。

第十,警惕虚拟货币转移资产。资本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期货等等,资本的外逃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通道的量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要注意的是被人们推崇的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转移资产的功能我们要警惕。我们其他方面管得挺严,但是虚拟货币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这方面若不控制住,可能会有问题。美国财长对虚拟货币表态比我们更坚决,认为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

关键是要保持定力,要制定几套预案。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短暂的事情去有意无意地增加自身的金融风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超常规的信贷投放,必然伴随着两年、三年之后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的增长。靠牺牲金融稳定来维持眼前的增长是没必要的。

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思路

对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问题,思路要清晰。我们现在不提适度监管了,提出要有包容性的监管思路。我一直强调,无论是包容也好,适度也好,应该体现在法规和制度里面;而不是说,明明制度要求是严的,在监管过程中却又允许你变通,这恐怕不行。实际上,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很强,往往出了问题又回过头来再收拾,损失就很大。大家知道P2P热闹了几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到现在不过6年时间,已经搞到各地难以收拾,要知道擦屁股是很难的。现在各地公安机关公开说,人也不太好抓,因为一抓人还钱更难了,但是不抓人债权人又闹,出现很多麻烦。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信贷投放的思路,必须调整。这个思路不调整就会办更多的银行,办更多的金融业务来维持。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必须坚持下去。

现在看来,中小银行办多了。第一,它的负债来源很有限,它没有那么多网点,但又想扩张,于是就靠同业、向大银行借。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那几家大银行,比如说雷曼,它的资金来源也是靠市场拆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的流动性瞬间就会丧失,这是很危险的事。银行倒闭垮台不仅仅是资不抵债,只要流动性出问题,不能按期支付到期债务,就垮台了。一些银行谈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许多贷款都很优质,但贷款你能拿回来吗?你不可能一天就拿回来,所以流动性出了问题就撑不住。现在这些小银行主要由于资产质量不太好,信誉就不太好。信誉不太好它如果拆借不到,再加上监管机构一管大银行,不允许给它拆,它就要出问题。

银行间的拆借没人管,你自己承担风险。承担两次风险以后,它就老实了,整个市场秩序就比较好了。

2017年年中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很清晰,要求很明确。但由于碰到了经济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金融工作会议的许多要求并没有落实,没有坚持到底。当时的提法很多,例如金融乱象必须整治等等,甚至提出要分步骤,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有点变化,工作重点有所调整,应该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新构建国际支付清算渠道。小银行怎么办,大银行怎么办,我们确实要有一套预案。

                                  (编辑  季节)



* 杨凯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从现在的观察看,未来可能保守主义会在美国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里面长期起主导性作用。另外,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对手。我们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也好,别的对手也好,也会是长期的政策导向,而且不会因为美国的党派的更替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态度。从现在看,美国的基本的民意,或者多数的一些政界人物,经济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看法是基本上一致的。

 

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涉及的法律风险

 

20年来,中国银行业加快了全球的布局,目前有大约23家中资银行在6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总共设了1400多家,市场总额达2.3万亿美元。而且多家银行在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除了我们现在海外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以外,各家银行的总行,还有一些分行把大量的资产摆布在美国,当然也有摆布在欧洲的。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中心布局,这个对于提高资本运作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整个集团的流动性,开拓本土欠缺的市场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资产摆布,在美国这么多银行加在一起应该比我们美元类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应该有2万亿美元以上。它的分量是能够伤筋动骨的。

但在国外的布局越多,特别是摆布的资产越多,面对法律上的风险就会越突出。从这几年中国银行经济管理实践碰到的实际案例,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三家银行面对的一些法律诉讼来看,我们在美国涉及这方面金融业的法律风险大概会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我们在美国的机构本身直接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规定。但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容易防范的。在美国,我们的机构就应当全部按美国的规矩来做。

第二类,我们在美国的机构和在其它国家的机构,包括在中国的机构,我们所做业务中的客户里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制裁名单,也就是OFAC制裁名单,这个制裁名单里的机构或者个人,如果跟某一家银行的任何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并不一定在美国),如果跟它有业务往来关系,那就可能会涉及违规。

第三类,我们的机构在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有很多客户可能涉及到业务造假的问题,涉及到侵犯人家的商标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客户如果被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按照美国长臂管辖,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大的法律风险。

今年6月下旬,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三家中资银行在美国的法院被认为藐视法庭,有可能被切断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所谓切断联系,就是把它放到制裁名单里。

我们现在跟美国做金融业务面对的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超越行政的司法。我们的中央银行、银保监会跟美国的一些行政机构沟通,它会说他们的司法超越行政,我们行政部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虽然可以替企业沟通,但是左右不了法院的立场。

二是超越主权的司法。就是所谓的长臂管辖权。最初长臂管辖权只是在美国国内的。因为美国各州的立法和司法是相对独立的,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界,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该州对于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在他们长臂管辖权最初的定义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某种最低联系,第二是属人管辖权,而不是属地管辖权。实际上美国早已把这种长臂管辖权延伸到美国之外了。现在只要认定外国被告与美国的法院之间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就可以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纳入管辖范围。按照美国的法律判决,外国企业要承担责任而无论这个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的行为是否发生在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在反恐融资方面,美国有超越别国主权的规定。最主要的法律就是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其中311317319条款规定,只要被怀疑初步洗钱的牵连,就可以采取特别的措施,所以这是很严格的。后来他们又有些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说由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来统一发布制裁名单,只要被纳入这个名单,金融机构就不能够与列入制裁名单的组织或者个人发生任何业务的往来。

两年以前,美国的一家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制裁朝鲜的案件中,认为中国的三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是案件被告的开户机构,所以要求这几家银行提供相关的账户和客户的资料。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说案件的被告或者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分支机构,包括美国以外的分支机构有业务往来,美国的法院是有权要求银行履行跨境送达、调查取证、协助冻结、扣发财产这几个方面的义务。

但是目前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是有冲突的。根据中国的《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等等法律,银行有为存款人保密的义务,只能执行中国司法机关提出的调查取证要求,国外的司法机关只能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或者外交途径,经中国主管机关的准许,才能够在中国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否则国内的任何机构、个人都不能够对外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资料。根据中国法律,我们这三家银行就向美国的法院提出抗辩,认为美国的法院对中国国内的银行分支机构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中国的法律禁止银行直接向境外的法院提供客户信息,我们的三家银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跨境取证应该通过《海牙公约》所规定的司法协助途径。

但是美国的法官不理睬我们的这些抗辩,他们判定从20181110日起,每天向这三家银行罚款5万美元,直到银行向美国法院提供相关客户资料时为止。据了解,这几家银行也缴纳了一些罚款,但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不提供账户资料。这一段时间,两国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法院的法官提出,这三家银行拒绝遵守法院的传票,藐视法庭,可能把它们列入制裁的名单。我认为这是最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美国占据国际金融业的垄断地位,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全球货币,不管是支付、结算,还是外汇储备或是投资货币,美元占的比重都在三分之二以上。另外通过SWIFT,还有其它一些国际系统,所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都是可查、可控的。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被列入这个制裁名单,那就意味这些机构会被清除出国际金融体系。

2005年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时美国的报纸报道,说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和其它银行,涉嫌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朝鲜机构和个人办理业务,所以要对中国银行还有其它一些中资金融机构提起诉讼,我们也接到了这方面的传票。但当时他们没有真正对中国银行动手,倒是对澳门汇业银行动手了。澳门汇业银行是一家很小的银行,这家银行被OFAC列入了制裁名单,理由是该行为朝鲜涉恐融资业务提供了服务。这家银行一列入名单,马上发生了支付危机,最终被接管,这是2005年的事件。

此后还发生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但处理的结局不一样。从2010年开始,美国司法部组成了一个专业调查小组,对一批跨国银行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认为,某些银行,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六七家银行涉嫌为伊朗等国转移涉恐资金,同时为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转移资金。不过,这些银行最终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汇丰银行支付了19亿美元达成和解,荷兰国际集团支付了6.19亿美元达成和解,渣打银行支付了3.27亿美元达成和解。而且这个和解协议中特意注明,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承诺不对这些银行以及银行的任何高管进行刑事诉讼。

最近,美国国会的一些文件披露了2010年的情况。根据这个披露的文件,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长霍顿,跟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等联合执法部门进行协调,说服他们接纳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评估起诉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带来什么潜在影响时,如果金融机构大到难以起诉,就需要考虑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灾难以及对第三方(雇员、客户、投资人、养老金领取人以及公众)造成的负面影响。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也写信给美联储主席布朗克,对汇丰银行表示担心。

最近也有一些报道披露,某些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为了避免更加严厉的处罚,他们跟美方达成了针对中资科技龙头企业的一些秘密协议。从现在最新的全球银行排名来看,我们这三家银行都名列全球的前25位中,与汇丰在全球的排名是不相上下的。我们要看到,这三家银行是中国的银行,他们主要的客户是在中国,如果美国把它们列入制裁名单,可能首先影响的是中国。如果是这样做,那就是在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又挑起了金融战。如果美国走到这一步,可能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金融业,进一步我们肯定也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这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金融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金融业。

另外一个案例,两年前,有一家中资国有商业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合规官涉嫌性骚扰,所掌握的证据也是可信的,所以这家分行决定辞退这位首席合规官。于是这个女首席合规官,她要求大额补偿,提出了几千万美元的补偿要求,非常的过分。而且她威胁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补偿,或者我们双方达不成让我满意的补偿安排,她就会向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这个分行的违规问题。

当时这个分行的领导人认为,这个首席合规官的性骚扰问题是可以做实的,而且他们自信自己在合规上不存在什么实质性问题,所以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个首席合规官果然就去举报,金融监管部门于是进场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了问题、认定了违规事实,罚了他们大约两亿多美元。我们中国有关机构也出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打金融战,实际上对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的影响还不是第一位的,真正影响的就是这些机构。如果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就会被从全球金融体系中剔除出去。这方面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像上面说的这几家银行,人家一说它涉及这些问题,它的股票马上就下跌。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单,问题就很严重。当然也许会像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一样,交罚款取得和解,但是一动至少是几亿美元,就看和解与最终谈判是什么结果。我自己觉得金融战应该比科技战更厉害,程度更高。那就跟热战差不多。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美国将要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甚至看作敌人,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根本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成为它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何避免中美博弈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美国的金融霸权的地位,在10-20年内难以改变。现在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比例还很低,在一些交易业务里和支付业务里,人民币比重略为高一点。但作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所占的比重极低。

另外,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很小,境外的机构和个人持有我们境内资产的比重也就是2%左右。我们也不敢让它持有太多,它什么时候资本撤出,我们的金融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两种情况很难在短期有所改变,这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中期趋势。

要避免在中美博弈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要注意几方面问题。

第一,我们既然要涉足美国的市场,在合规上就要守住清白。按照美国的规则,司法管辖的地域是可以超越国界,而且合规的标准是超越主权的。即使我们在中国办业务,也要注意不要涉及美国OFAC的制裁名单。

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只要遵守联合国的规定就可以,联合国的一些制裁名单,央行都有转发,但实际上这是不够的。如果要在美国做业务,设立金融机构,它的财政部的制裁名单还是要注意的。

另外,有没有可能通过一定的司法沟通,协调双方的法律冲突。我们要了解目前的法律冲突主要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在司法管辖权,还有跨境取证等等方面,我们现在在应对法律冲突方面还没有协调一致。

第二,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当事者的道德瑕疵可能会影响他举证的可信度,但并不影响他举报的权利。可能你说话法庭不一定采信,但是举报的权利肯定是有的。所以被举报的一方,如果说被坐实了存在问题的话,肯定还是会被依法处罚的。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你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们在海外发展业务,要适应西方国家不同的法律环境。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是严密的,法律是他们政府一再宣扬的制度优势,而且这也往往成为政府机构用来推脱行政协调责任的理由。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法律执行,是不能够伸缩的硬杠。诉讼双方律师的水准、声誉和现场发挥,通常会影响法官的裁决,而且原告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只是民事诉讼的话,根本的目的还是金钱,诉讼双方可以以一定的代价达成和解。即使对方是政府机构,即使涉及到反恐融资这样一些比较重大的涉及违法的问题,也可以用金钱达成和解,只是代价比较高而已。实际上这种和解的制度也是美国法律一个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手段。

第三,在做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要重视舆论的力量。我觉得尽管我国这些年有很好的发展成就,但仍然缺乏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现在国际舆论仍然是由西方国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张我们中国的权利、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等。如果在香港、新加坡、伦敦,更不用说到美国,就可以感受到那里的舆论环境是跟中国完全不同的,它的舆论环境都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这种舆论环境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有时看到西方媒体、美国媒体,比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有时就是政府机构有意透露的信息,是用来施加舆情的压力。我们不要把这些文章仅仅看作是一个报道而已。它们在很多时候体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要做好媒体的工作,要注重跟西方的一些媒体打交道。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给媒体一些钱登广告,碰到事情的时候,它不会把你说得那么差。我认为,我们要注意跟西方有影响力的公关公司建立业务合作的关系。在西方、在美国的官场、舆论场中,知名的公关公司的工作有可能比我们更有效率,也更加专业。

                              (编辑  季节)



* 李礼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银行原行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列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摆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阻碍中国信息产业升级占据领先优势。

关键词:特朗普  逆全球化  经济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来,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对许多国家开始加征关税,与中国打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为什么现在转向采取“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向?分析特朗普的有关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其背后三个方面的目标和企图。

一是企图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以制造业为主要标志的实体经济曾经是美国的骄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为美国的霸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本土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以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空心化”态势日趋严重,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美国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位置,GDP位居世界第一,但其经济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三产业。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0%(同期中国只占51.64%),其中虚拟经济占了很大部分。这一结构也使美国经济存在很大隐患: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消费品,使得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二是易于形成两级分化格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激化社会矛盾;三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极易产生金融泡沫,泡沫一旦破碎便会产生经济危机。为此,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实体经济地位的举措,如启动“亿万基建计划”、签署“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鼓励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增强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等等,他想通过这些举措让美国制造业回流,从而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二是企图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

现有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美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优势明显,降低关税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有利于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超级地位。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优势不断减弱,由过去的贸易顺差变成了贸易逆差并不断扩大,同时也削弱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强势主导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广场协议》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就面临着特里芬悖论的窘境,各国贸易使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元势必会不断流出美国并不断沉淀,这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要保持币值稳定,这就要求美国贸易顺差的支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一个办法是推动世界货币的多元化,如推动欧元、日元、人民币成为与美元一样的世界货币,但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对特朗普来说,如果能再次达成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绩,对于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以贸易逆差使美国吃亏为理由,向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施压加征关税,退出了与多国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按照美国统计,2018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1.6亿美元。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了减少美国当前巨大的贸易逆差,深层次的原因是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三是企图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长期以来,美国高科技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着高附加值的位置。美国的产业升级能够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高科技的绝对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以信息产业升级为代表的产业链重组的关键时期,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哪个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占据先机,就能够乘势而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在全球信息产业升级来临之时,美国长期以来在信息产业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受到削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且还在加速信息产业升级的力度。当前中国GDP已处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与美国不断接近,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于带动产业升级有很大的牵引力。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旦成功,将与美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形成竞争。如果美国失去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结构就会失去支撑,变得非常脆弱。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特别是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华为的发展,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目的就是延缓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保持美国在高端产业的领先地位。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保持美国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企图,并且这种为了美国利益想尽各种办法的状况还会持续,而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塑造。

(编辑  宋斌斌)



* 莫子迪,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科留学生。



内容提要:欧洲自2008年欧债危机之后,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存在,而作为“欧洲引擎”的德国却保持了自身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本文从德国独特的经济政策——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分析德国为何在历史上创造了经济奇迹,并在当代仍然是国际社会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关键词: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经济政策 竞争力


“社会市场经济的由来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纯粹的市场经济给资本主义带来过恶性通货膨胀、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总体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模式。1948年,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经济管理署主任,他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并开始对当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成效卓著,使得社会市场经济被联盟党确认为其经济政策准则。19591115日,社民党在“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中宣布接受这一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已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模式,也成为德国经济模式的专有名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常常被称为“莱茵模式”)。

社会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

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集合。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将自由、主动与社会经济进步相结合。”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所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像英国典型自由市场经济那样强调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日本那样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一种强调“平衡”的、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所谓的“平衡”,主要包括两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之间的平衡,以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可以将社会市场经济概括为“处于有限的国家监管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是市场经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它明显有别于前苏联、民主德国等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尽管社会市场经济也十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不是政府指导一切的机制。第二是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灾难曾经席卷过资本主义;“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极端的概念,其实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规范。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崇尚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主张经济上的成功应来源于竞争;后者则把公平视为核心价值,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正对应着它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将“自由的市场”与“国家的控制”简单混合,而是一种经过几十年发展的、成熟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体制。

社会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银行体系、劳资协议、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

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秩序政策和进程政策发挥作用。秩序政策,或称监管政策,目标是为市场流程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纠正市场不完善之处。进程政策的目标则是纠正德国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机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属于一种稳定政策的措施。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一家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位于法兰克福。尽管它的董事由政府选派,却不受政府指导。就独立性而言,德意志中央银行已经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并且被众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推荐。

劳资协议自主权或称“工资自主权”、“集体谈判自治”,是德国在基本法中规定的权利,即关于薪酬的集体协议不受国家对工作和经济条件的干预。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德国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但不是一个保姆型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平衡,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德国社会特别注意在“通过竞争达到富裕”和“人人享有富裕”之间寻求平衡,既能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又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也很注重“通过必要的政策保证竞争秩序”和“过度干预损害经济活力”之间的度的把握,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在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德国在上世纪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德国是当今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第一大经济体,这表明了德国经济拥有持久不衰的活力。当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实用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也在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除了紧跟时代的适应性,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即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虽然德国有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企业,但是德国国内数量更多的是活力十足的中小型企业,后者被认为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活力来源。由此可见,保证公正有序的竞争秩序是德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在当代成功的原因还归功于德国人的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段话印证了德国对自身经济政策和建立“有序竞争”的自信:“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就是有序竞争的基本思想,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向整个欧盟推广。”

(编辑  宋斌斌)



* 沈栋,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德语系学生。



内容提要:目前全球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所以优势日显,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之上,无法容纳大多数国家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的理论框架,希望为“一带一路”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  指导理论

 

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果,正在成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化模式,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道路优越性

在有文字记载3000年人类文明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中华文明是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在《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佐证了这个论断。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传统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从欧洲文艺复兴结束的16世纪开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的32.9%,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6%[1]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逐渐向西方的发展模式靠拢,其学界政界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将会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北约东扩使美国得以完成确保“边缘地带”西侧的安全,但美国还要关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侧的安全,特别是东侧有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为此,美国应该着力鼓励中国参与中段边缘地带(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地缘经济建设,并邀请中国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扩大后的北约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协定”。[2]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类比的角度出发,认定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中国迟早会与之并轨,这时的中国发展模式还未显现出其特殊性。

2001年,中国经过十余年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6%,增长到2011年的10.43%;美国则从32.4%下降到21.72%。从2010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一反常态,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乐见其成,转而坚决把中国排斥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发展态度转变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全方位地阻遏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决定美国退出此前一手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中国提出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横加指责、频频搅局。从2018年起,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使出种种解数,企图阻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中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技术发展的势头引起美国的恐慌,为此不惜拿出麦卡锡时代的手段,无理由逮捕华裔科学家、驱逐中国学者,限制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企图迟滞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政府的做法和手段,完全置斯文于不顾,几乎到了图穷匕首见的程度。

中国坚持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摸索出了一条优于美国、也优于现行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体制的自主之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进步,互利共赢。这种源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理念,最集中的写照就是“一带一路”,它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全球化中国版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是有着深刻理论与现实背景的。

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端倪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贸易活动越出了地域界限、走出国界,各国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为了消弭战争,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欧陆国家签订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的同时,经济空间的开拓行为就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3] 与此同时,由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却为人们展现出另一种理论情境,即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一法则下,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地从事贸易。这可能就是当今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全球化这种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诱因。这一要素流动自由与国家利益分置的悖论,经过数百年博弈,演变成为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悖论,即生产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基于主权却排斥完全意义上的要素自由流动。“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赖正在接近他们的制度限度,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4] “旧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提升空间有限,中国为此需要提出新的国际制度战略,应对全球治理问题。”[5]

2014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离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成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政治格局。[6]“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帮助中西南亚等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带动中国西部进出口,西部经济的活跃,东部企业也会融入,进而平衡东西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悖论的路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要有“世界意识,无国别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7]

然而,国家间的合作又受到许多限制。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等;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8] 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将世界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这里是现代的,那里是落后的;将世界区分为“平稳地区”与“狂暴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进。[9]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历史类比与通感的惯性思维,改善了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10]“一带一路”要求的国际环境就是国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产要素得以最大范围地在全球流动。关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11月北京“习奥会晤”时阐述的那样:“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主张和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矛盾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和美国贸易霸权基础之上的,多数主体是私有单元,奉行激烈竞争的生存方式,政府和民众力量很难参与进去,也难以实现利益单元之间的公平。“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11] 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市场霸权与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在公平方面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在现实的全球化环境条件下,市场力量很容易形成霸权,并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损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客观结果,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都被削弱。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形成的全球化框架,很难顾及到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而是让具有竞争优势的少数市场主体得以张显自身的诉求,缺乏竞争能力的大多数市场主体则只会在市场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蒙受屈辱。如果全球化不能解决公平发展的问题,那么这一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的力量所渗透、影响。”[12]

这种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脱离,是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时代,一国内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国家政治的约束,而不至于对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形成很大的伤害,而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已然越出国界,但是跨国政府却无从谈起,市场力量成了失去控制的脱缰野马,变得为所欲为,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存在显失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

“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13] 这种矛盾、对立的原因,是基于现行的全球化构架,其中西方理论界主张的斗争、冲突,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边缘地带论》中对二战的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幅场景:全球的主要国家都正在参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物质力量。”“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 [14] 这种文明冲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仍占主导地位,并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实践。在当今世界,“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15]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产出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导致全球化进程与日加快,全球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中国奉行的是文化包容政策,与任何文化都能和谐相处,这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市场培育方面,就有明显优于现实全球化的特征,也势必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新版本,从而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我们的贡献。

目前全球化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经济观,难以推动不同发展模式国家地区间和谐发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现实世界时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西方,特别是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相对于西方学者普遍持有的不平等的地缘政治经济观,我国学者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16] 对此,汪晖教授进行了评价,“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17] 西方人信奉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是基于自身感受并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得出的武断判断,它们并不能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且是当今全球化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主观原因。它认为世界的发展进步是线性的,所有国家都会循着西方模式的路径演进,而没有考虑世界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一现实,这就把全球化带入了死胡同。它以市场力量推进全球化进程,就是为了让自身通过“带血的”经济发展优势地位得以巩固,让后发展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做垫脚石。如此,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是非西方经济的灾难,它不能真正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问题。

西方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源泉是分工理论,也可以说,是分工理论发展了国际经济学,并支撑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所有分工理论的源头,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国际贸易理论则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引领者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导致世界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享有相同的发展环境条件,不同等级国家的民众不能自由的跨国流动。这恰恰违背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最优的配置效益。这其中最难以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这也就让市场经济体制效率大打折扣。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立法排斥,和国家内各民族间基于文化差异的隐性排拒,这使得全球化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障碍的源起都是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分置。我们在此引入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新纬度研究。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

中国自古就拥有文化包容发展的禀性,民族间融合多于分解,从而形成了今天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市场,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18] 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19]

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当今现实版全球化面临的短板,也是源于西方中心——外围世界观的西方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用民族文化纬度研究中国版全球化面临的经济学问题,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世界经济,寻找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对领未来的经济实践并有所裨益。

我们的研究不仅提出一种有别于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框架之下,我们希望推出关注公平、具有道德含义的世界观、互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观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广为世人诟病的美国版世界观,造福人类社会。

第一个问题是公平问题。当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国家间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不公平,还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版全球化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缺少强有力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力量对市场势力进行制衡,从而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构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理论框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世界化,使经济活动脱离狭隘的民族属性,普遍形成世界属性,从而规避当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借助无道德属性市场机制的利己主义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二是世界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观,美国寻找并不断变换着“敌人”,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时代,先是伊拉克等“恐怖主义国家”,现在又把矛头转向对美国具有“威胁”的中国。在西方所谓“敌人”的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一个重要标准,它倾向于将文化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当作敌人。而中华民族自古强调文化包容,正是包容性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规模巨大的市场。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都进行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引领的全球化,将可以形成规模范围最大的全球市场,形成开放包容的全球观,带来世界市场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地缘政治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缘政治观,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围,在他们的概念中,世界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为榜样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种地缘政治观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拒绝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平等合作,拒绝承认非西方模式的价值,片面要求这些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实际上只是将广大非西方国家作为其发展的附庸。这样只能引致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因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地缘政治观,摒弃西方中心论,也不奉行自我中心论,强调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联系、和谐一体的地缘政治观,用来指导发展新型全球化的实践。

(编辑  季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实版全球化理论悖论与‘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的中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BJL086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1页。

[2] 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3] 参见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

[4] Tiberghien,Y.An Uncertain World: Rising Powers, Systemic Risk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J].Pacific Affairs,2014,Vol.87,No.2:288.

[5]王明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

[6] 参见陈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期。

[7]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 参见金碚:“经济全球化的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9] 参见Simon Dalby, “Green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chell and Gearoid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10] 参见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

[11] 施展:“世界历史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12] 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201543)

[13] 金碚:“经济全球化的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14]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边缘地带论》(中译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15] 施展:“世界历史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16] 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17] 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201543)

[18] 卢勋:“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相互促进,彼此依存”,载《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于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中美竞争,合则双赢,斗则双输。但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重中之重,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组合,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中高速、高质量的增长轨道。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需求不振,企业利润下降,资产价格风险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2018年,国家陆续出台资产管理等新规,大力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中国推动高质量增长路在何方?

高质量增长的内涵

国防安全是高质量增长的保障。中美贸易战犹酣,如果我们没有震慑对方的本钱,只能处处受制,所以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艰难爬坡阶段。现在,5G领域中美竞争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很多科技型产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有大量工作需要加强。例如半导体,建设一个芯片厂动辄需要数百亿元级的投入,加上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完善产业链甚至为万亿元级别的长周期投资。仅靠市场投资推动和发展这些行业很难。

中国还要推动绿色发展。生态资产如山林、水体、土壤、大气的维护,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要让人民有幸福感,生态环境各项要素的改善,都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中国从青藏高原到东南沿海呈现三级地形,要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改造成中华民族永久性的安居乐园,所需投资是天文量级的。比如调水工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改造工程等等,都是万亿元级别的系统大工程。

改变收入分配长期恶化的趋势也是艰难的挑战,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兴起之后,收入分配的问题和相应的财产分享问题将更为突出。资本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鸿沟任其发展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提出要提高全民财产收入,但在房价高企、股市风险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另类途径解决收入分配扩大的问题。

民生财产的积累也是一个大的难题。

上述五大问题,外加新型城市化,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投资,是为优化中国的自然资产、生态资产、科技资产、国防安全资产以及民生收入财产的投资。这种投资的特征是:第一规模超大,动辄千亿、万亿元级别;第二是周期超长,10年甚至20年,长时间内没有回报;第三投资的回报很难独占,不具备排他性;第四是不确定性,涉及到地缘政治、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等,甚至会遇到很多未知的难题。

这种规模巨大的投资在需求侧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持续10年以上的投资周期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旋转空间,将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率1-1.5个百分点。其次,它创造了极大的需求,水泥、钢材、工程机械、化工材料等当下过剩产能将会变成有效产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多年投资后,中国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层面和主要的产业层面上,全面赶上发达国家。

因此,这些大规模、长周期项目应归于国家战略投资层面,由发改委规划和指导,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开发性投资。这种没有短期盈利、而会对经济社会带来长期性收益的投资,我称之为跨区边际投资收益递增。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一类资产的产生:一是这类资产产生的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人均收入越高,对它的消费越多;二是它的需求是刚性的,比如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等等;三是这类投资大多数是大宗的、垄断性的、刚性的,它不属于市场竞争范畴;四是产品生产的技术变革缓慢,可替代性较低,如古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我们后人。

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

国家战略投资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这涉及到我们未来20年巨大的增长潜力与现有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是央行把钱放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个金融体系是顺周期的,它支持的投资是有短期回报要求的,我们巨大的储蓄无法用到这种长期项目上来。

我提议可以改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在现有的货币发行市场轨道之外,设计一条按照国家战略规划、央行精准定向直接投放货币的直通轨道,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央行直接向战略投资基金出资,由战略投资基金投入战略性工程,央行间接成为重大工程的直接股东,并可以带领相关机构少量跟进。这样,重大工程的融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支持超长投资周期。

这里将牵扯到金融体系进行较大改革。比如当前近3万公里的高铁,铁路总公司是负债经营的,它一年的利息就是8000多亿元,投资成本每年都在增长,如果融资成本与GDP增长不相上下,高铁将永无赚钱之日。但如果央行作为投资、负担高铁一半负债,这种资本可以10年内不要回报,10年以后将会获得永久性回报。

我把这个货币供给双轨制下的第二轨道融资方式叫“宏观金融工程”。宏观金融工程支持宏观战略投资,它的投资,可以持续不断地打造中华民族永久性、战略性的基础资产,它在未来长期内可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自然生态的改善、民生资产的增长,进而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的轨道。

有人问,央行可以去当股东吗?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可以?这也契合当代金融体制近20年的变革,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编辑  三友)

 

案例:宏观金融工程——中铁公司长期资金运行

●现状:已营业高铁2.9万公里,负债5.27万亿(2019/3);2018年利息8067亿;总资产8万亿;负债率65.63%

●政策:央行主导出资2.27万亿,设立中交/中铁长期资金,以股权/准股权方式形式注入中铁总公司,公司将同额资金归还银行/债权机构;央行以定向回收注销先前释放给这些机构的各种灵活便利SLF/MLF/TMLF)工具,收回等量货币,退还各银行相应的抵押资产包

●效果:货币总量未变;中铁总股本增加/债务减少各2.27万亿;负债率下降28个百分点,年利息减少超三千亿;营业利润至少增加150倍(2018年利润20亿)。央行资产表中应收相关银行账款减少,对中铁总股权投资增加,数量均为2.27万亿。

●宏观负债率下降,央行资产质量上升



* 史正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内容摘要: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居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取得长足的发展,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涉猎私行业务。凭借着强大的零售网络,商业银行在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市场格局远未形成,机构间的竞争势必将日益激烈。当前阶段,商业银行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在客户获取、经营理念、客户细分、专业能力、资源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 发展问题 对策研究

 

2007年,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率先推出私人银行业务,标志着中资私人银行正式登上舞台。在随后十多年里,我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发展迅猛。根据瑞信的报告,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数量、百万富翁人数(以美元计)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先后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国内私人银行市场的主要特点

第一,高端财富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报告,2013-2017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平均增速是16%[1] 2018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高达147万亿元人民币。[2]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近几年增速较之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其中,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财富积累速度明显要高于普通家庭。2013-2017年高净值人群财富实现年化24%的增长,超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元的家庭)的财富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9%

目前,国内高净值人群数量大约为167万。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房地产等传统快速创富方式难以为继,预计未来高净值群体数量的增速将会有所降低。但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将会从房地产、企业股权更多地转向金融资产,预计未来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仍将维持高速增长,快于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测算认为,2023年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可达82万亿元人民币,是现有规模的(2018年为39万亿元)两倍之多。国内高端财富有市场,有发展潜力。

第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主要参与者,凭借着强大的网点和零售客群,银行系私人银行在国内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其中,招商银行处于领跑地位,数据显示,2018年招商银行私行管理资产规模达到了2.04万亿元,成为第一家突破两万亿大关的商业银行;第二名中国银行约6000亿元,户均管理资产近2800万元,显著高于其他同业,体现出深度经营高净值客户的能力。

然而,由于展业限制、监管要求等因素,银行系私人银行难以完全满足高净值客户定制化、多样化等要求,这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高端财富市场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分业经营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将凭借特定产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商业银行还远未能在私人银行市场树立优势,银行系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占其零售业务的比例不高,大大低于高净值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反映出商业银行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渗透率有待提升。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谋求转型,纷纷将私人银行作为经营发展的突破点。资管新规的出台对传统信托业务模式造成了较大影响,高端财富管理已经成为信托业内寄予厚望的转型方向之一。2016年以来,多家券商已正式设立了私人银行部或者家庭财富部门。此外,律师事务所、家族办公室等新兴财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军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可以预见,下一阶段各类私行机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日益激烈,对高净值客户的争夺将日趋白热化。

第三,客户需求日益多元。目前,高净值人群的职业特点正在发生变化。企业主依然是高净值人群的绝对主力,不过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人才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企业高管、专业人士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比例正在上升,高净值群体内部的诉求也正在分化。首先,财富管理目标多元化。在私行业务发展之初,资产快速增值是绝大多数高净值人群的首要目标。随着一代创富者步入生命周期的新阶段、创富来源的多元化,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目标开始分化。对于年龄较高的高净值客户,尤其是企业主来说,财富保值和财富传承的诉求最为强烈。而相对年轻、以专业人士为代表的高净值客户更倾向于财富增值。其次,对私行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即使是金融需求,也不只是投资需求,某些私行客户还将有融资需求。以企业家客户来说,涉及企业经营的融资、上市需求同样重要。总体看,由于年龄、职业、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不同,高净值人士内部子群体之间的需求呈现出较大差异。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目前,私行机构跑马圈地的野蛮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上,现阶段银行系私行业务发展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私人银行客户获取和经营能力有待提升。客户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提,稳定持续的客源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获客主要还是依赖分支行和零售银行部,在细分现有客户的基础上来获取目标客群。这种背靠零售的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快速累积客户和降低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期成本。因为在发展初期,私行部门自身的拓展客户能力并不足以支持事业部模式,这是“大零售制”成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私行主流模式的根本原因。而根据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排名前20名的私人银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事业部制。就国内市场来看,目前招商银行已经开始逐步转型。可以预见,由零售部制向事业部制转化是未来大势。

从持续获客角度来看,要实现真正的事业部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私人银行部已经具有较强的获客能力;二是已经渡过客户的大规模积累阶段;三是银行内部门间联动获客。所以,培养私行的独立获客能力,是私行能够向事业部制转化的必要条件。

第二,客户经营理念亟待转变。海外私行机构的先进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以瑞银为例,在为客户提供资管配置服务时,会在充分了解和挖掘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为客户量身打造设计定制化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目前,大部分国内商业银行仍处于以“产品定客户”阶段。尽管市面上私行产品种类繁多,但实际上各家机构产品高度同质化,很难真正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这实质上反映出“以产品为导向”的经营思维。“产品导向”强调对销量、中间收入等关键指标的考核,以销售产品为终极目标,无法保证客户利益和私行机构的动机一致,难以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第三,客户细分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国内私人银行的客户细分主要是基于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对客户进行分层,差异体现在是否可享受增值服务。对于银行来说,这种分类方式简单易行,是产品驱动模式下的必然选择。但弊端也较为明显,即无法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随着高净值人群结构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在财富管理目标、风险偏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是财富水平相同的高净值客户,其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结合其它指标对客户作进一步的细分。此外,需求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投资类金融需求,还会有融资类金融需求和非金融需求。在具体实践中,绝大多数私行机构只将重点放在管理资产规模,对其他方面重视程度不足。

第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最核心环节是挖掘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为之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财富顾问在和客户面对面交流时,能否凭借其专业能力打动客户,赢得客户信任,对于业务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当私人银行为高端客户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时,需要从业者对税收、投融资、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无疑对财富顾问的综合业务素质提出较高要求。显然,现阶段国内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财富顾问都很难达到以上要求。由于国内私行的发展模式基本都是零售升级、产品驱动,私行机构在拓展业务时过于强调产品销售,体现私行服务的专业投资服务大多流于形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私行机构还是财富顾问,对专业能力的问题都不够重视。

第五,资源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内部之间的壁垒,各部门协同不够。比如,在涉及公私联动的业务方面,由于牵涉业绩考核,导致业务推进缓慢,审批周期过长,往往难以满足客户需求。表面的问题是尚未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实质则反映出部门间的协同不够。二是财富顾问人数相对不足,业务考核体系有待完善,现阶段各银行都在扩建私人银行队伍,仅从外部招聘,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需求。所以,商业银行建立了相应的内部选拔体系,通过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支行向分行推荐业绩拔尖的理财经理,作为分行的财富顾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统一管理,同时也便于激发支行挖掘、维护客户的潜力。但在现行的考核机制下,可能会出现做财富顾问的收入反而不如客户经理的情况,激励不足,不匹配,不利于商业银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建议

未来商业银行要获得长足发展,主要应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搭建多层次获客体系。培养独立获客的能力,是私行最终能够独立成为事业部制的关键。许多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集思广益,着手搭建多层次的获客体系。内生获客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公私联动营销,关键是要打破各个条线之间的壁垒,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协同机制,完善考核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外生获客方面,可以积极发展圈层获客、转介绍等多形式、多渠道的获客方式。

众所周知,客户的开发、维护和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具体来说,一是要结合绩效等来考察获客效果。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计划落地,要将绩效考核和实施效果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推进私行获客能力的提升。二是打造私行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品牌意味着高质量、高信誉、高效益和低成本。强大的品牌效应能为企业带来持续性的价值回报。所以,商业银行要从一开始就树立品牌意识,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去创立私行品牌。

第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重塑服务理念。目前,各类私行机构都认识到未来要赢得市场,必须要以客户为中心,改变既有的客户经营模式。然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创新:首先,要“从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即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和研发金融产品。要求私行以客户真实的投资意愿为中心,在深入了解和反复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方案,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急于推销产品。其次,从“满足客户单一需求”向“满足客户综合需求”转变。在需求细分的基础上,综合满足客户的各种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对于有特定需求的客群,要开发出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最后是科技驱动的服务模式创新。对于一部分基础需求,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服务,复杂需求还可以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便捷的深度咨询服务。重点推进线上私行客户经营和互联网服务创新。

第三,细化客户经营,优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严格地讲,在现有条件下,银行系私人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单独拿出来看都是同质的。而从客户需求出发,结合不同客群特点,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性组合后,达到的效果将是不同的。所以,从设计组合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家私行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客户细分在国内私人银行领域中的运用并不充分,大部分商业银行仍将管理资产规模作为唯一重要的细分标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了解客户对于获取、留存和提升经营至关重要,对于私人银行来说尤其如此。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资源实力,合理地划分客群。

第四,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立。专业人才匮乏是目前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可以通过“内培”和“外引”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人才稀缺问题。“外引”方面,要引进高水平的财富顾问充实队伍,在较短时间内帮助银行有效提升专业水平。“内培”方面,要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从业人员进行体系化培训,聘请外部专家、顾问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经营能力。同时,要强化私人银行队伍建设,建立涵盖客户经理、投资顾问、产品专家的私行队伍,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

第五,加大资源投入。一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关键要建立协同体系和机制,包括配套的分润计价规则、考核激励措施。相比其他的私行机构,银行的优势在于掌握较多的资源,可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综合经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如果能建立起合适的协同经营、生态合作、分润计价等机制,则可通过撬动更多资源,打造平台效应,促进业务快速发展。二是完善从业人员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随着高端财富管理的兴起,优秀的私行从业人员逐渐成为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目前银行的薪酬激励体系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人才价值。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与专业能力相匹配、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三是加大科技投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高净值客户对于便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使用习惯逐渐向线上迁移。根据麦肯锡调研数据,中国有接近60%的高净值客户愿意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私人银行产品服务,数字化、移动化已成为高净值人士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要重视科技技术在私行业务发展中的应用,加大底层设施建设,要善于利用新的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忠诚度。

(编辑  杨利红)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401112

* 陶双桅,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韦博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

[1] 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2019年中国私人银行》。

[2] 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2019年中国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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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京海教授一直在推动如何把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今天,他的讲座报告就是为今年九月在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主旨报告。这是一次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又是对中国学者的总结和评价。

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题目和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做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人口经济系统,此后出版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者》丛书,1989年版),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分析研究,同时也指出对有些变量(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未能予以考虑;我与邹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人类·发展·前景·抉择》(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口与耕地、粮食、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变动历史的关系,定量的分析了当代人口生育机制转变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新人口论,作为未来中国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国情依据。为此,马世骏学部委员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对“人口发展协同共进”的理论命题的重要探索,是大胆的尝试。

我的国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因为我所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主要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的启发和影响,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他倡导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航天部710所组织“系统学讨论班”,他提出了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重要概念,其中社会系统可以称作特殊的复杂巨系统了。系统方法论反映了钱学森系统综合集成思想。[] 我当时参加了研讨班,深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国情研究思路和方法论。

钱学森力图把“两弹一星”系统科学的成功做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他曾提出国家应当设立经济体制改革总设计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设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计16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系统设计、长远设计的改革思路。20141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3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决策机制。

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可以按照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此外,中国巨系统又与国际巨系统相关,确实是巨大的复杂系统。国情研究对象就是这一巨大的复杂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成为我们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包括社会现代化)、“五位一体”(包括绿色现代化)、“六位一体”(包括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来源,也为我们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提供重要思路和政策建议。例如,只有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能源等消费增长的弹性才能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样的是主要环境污染物才能与经济增长脱钩,空气质量才能有所改善。这都反映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情国策,使之产生决策体系的正面影响。

在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概念,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就中国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我们把中国三十多个地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标(HDI)等重要指标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发展变迁。

这就需要做出实证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务实地研究中国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巨系统。讨论发展的初始条件,如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研究建国之初的初始条件,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条件比较,包括发展起点、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还专门讨论了初始选择。因为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混合经济,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中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背景和初始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涉及到邓小平的初始选择,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与毛泽东当初的初始选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创新。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是无法解决占世界1/4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必须创新中国之路,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上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才能够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超过了上亿登记户,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的就业规模,达到7.8亿人,比印度高出2.8亿人。

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去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需要复杂系统经济思维。复杂系统理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中前沿方向和焦点。钱学森先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 又加了一个关键词,即开放型的复杂巨系统。[] 这为我们认识更开放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外而言,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对内而言,从内部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再到全国一体化。

开放系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涉及到现代化要素:能量、信息、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各种物质等交换和转换。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现代化要素,特别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有效利用全球现代化要素。

不同的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研究经济系统,就要考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为何要绿色发展,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就会有巨大的生态代价,如何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例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时,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系数将会大幅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随之下降,再加上发展绿色能源,煤炭发电清洁化(目前已有80%火力发电机组属于超低排放),中国已经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今后有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下降期,这不仅对中国是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因中国,世界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进而进入下降期。这也反映了中国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中国是如何应用复杂系统思维和有效方法来开拓和创新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方法论。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且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经过长达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从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在认识处理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方面极为成功的案例,也解决了拥有14亿人口内部差异甚大的中国,如何通过五年规划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道路”,大踏步的赶上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

作为中国学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总结和阐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下来,让历史证明,让实践检验。郑京海教授从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学术。

(编辑  季节)



¨ 此文系作者201965日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郑京海教授《从“流浪地球”说起:复杂系统经济思维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讲座的评论稿,耿瑞霞整理,作者又作了修改和补充。

*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于景元.从系统思想到系统实践的创新——钱学森系统研究的成就和贡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12):2993-3002.

[②]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③] 钱学森.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11, 12(6):526-532.


 

经济转轨和“洛希极限”

前不久热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提到了“洛希极限”的概念。它指的是当地球接近木星时,在某个(临界)距离上,由于木星质量比地球要大得多,地球所受木星引力会形成试图将地球撕成两半的潮汐力。这和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东欧那些较小的经济体,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撕裂社会的力量非常相像。前苏联解体相当于“太阳系”迅速毁灭,东欧一些小国“星球”只好自己跑路,被美国体系所吸引。这样的小国家如果凝聚力不强,在接近美国体系的某个距离上,很容易被撕裂,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洛希极限”这个概念,对转型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实许多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美国体制所引起,或者是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美国控制了经济、政治、军事、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自美国体系的巨大影响时,它们需要做的,就是与美国体系保持一定距离,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审时度势能力非常重要。否则,本国内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可能加剧,甚至本国社会有被美国体系“撕裂”的危险。

其实,这次从中美贸易争端,就能看到美国不自觉地运用“洛希极限”原理的影子。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靠得足够近时,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发展到足够大,中国体制的吸引力也很可能把美国社会“撕裂”。当然从中国这方面讲,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洛希极限”概念可以说明经济转型中的很多问题。

再比如,小国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生存,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在一个“二体”系统中,寻找“拉格朗日”均衡点的问题。是采取“等距外交”,还是与某个大国结盟(相当于“卫星国”)。在这种情况下,小国需要选择一种对民族生存和发展最有利的方式。

可以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组合,看作太阳系中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大大小小的天体,这些天体受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采取不同政策的国家的影响。改革开放类似于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变轨机动”,即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或者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这时需要“有为政府”作为推动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能力,以及通过社会动员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时,借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均衡”概念。此后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往往仅限于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拿来主义”态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和标准教科书,对以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为基础的阿罗-德布鲁竞争市场模型的诠释,也仅限于机械论式的理解,抛弃了其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内核。人们在新古典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之间找不到交集,使得现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全无还手之力,并且对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下面我们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理论质疑的典型论述为例,对中国建国70年来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解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复杂系统含义

胡鞍钢在一篇谈到“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的文章中认为,根据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政治因素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内部推动型,应对内外部的挑战,领导人主动提出,主动推动;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适应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简单地强调的改革和经济转型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准则。

为什么东西方学者对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有如此大的不同,这需要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根据阿罗和德布鲁的说法,瓦尔拉斯是第一个考虑如何把在任意时间点上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成是一系列代表消费者和企业的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一般均衡思想故此得名。这类模型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均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在瓦尔拉斯这个想法的基础上,经过兰格的努力,1936年发展出了新古典一般均衡计划经济模型,并由阿罗和德布鲁在1954年完成了一般均衡市场竞争模型的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证明。兰格模型其实是依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定价的前提下,试图在劳务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模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竞争市场定价。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虽然保留了兰格的(完美)竞争市场假设,但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以及市场定价的重要性。

当存在收入分配失衡、规模效益和市场失灵问题时,新古典理论也照顾到了政府干预的需要,有“社会计划员”的概念(social planner),其目的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一点往往被流行版本的西方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忽略了。比如曼昆(2014)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应该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但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不很肯定,认为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选择时,会受到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无非是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基准点”,而实际情况容许距离“基准点”有多远,则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即便竞争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达到均衡,但长期来讲,在外力的作用下,均衡往往会被打破(比如向垄断市场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西方经济学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从一般均衡状态到均衡被打破,往往是一个经济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在热力学上称之为“熵增原理”。可以说,中国学者从改革之初就十分注意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完备性,并不断地在政策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完备性)检验。

胡鞍钢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说,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密集度增加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属于后发型,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订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从胡鞍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体现了丰富的系统科学思维,远远超前于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

一般均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概念,或者可以看成是复杂经济系统的一阶近似。比如当考虑到不同市场之间的产业链联系的时候,局部的市场失衡会影响到全局失衡,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在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有着紧密联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就是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具体体现。而西方流行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处于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的考虑,对此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中国学者能够注意到西方政策文献在这方面的缺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般均衡系统除了要求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之外,对经济体中其他结构性变量也很敏感,比如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本来,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补充,讨论了一系列政府如何对非竞争型市场进行干预的措施。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文献中,在非竞争型市场上,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胡鞍钢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流行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指出“中国奇迹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解释, 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理论的解释”。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系统科学思维。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相当一致的。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最优效率概念,这是与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斯密“看不见的手”范式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是其中暗含的竞争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而兰格的第一代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开发的计划经济模型。但一般均衡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被提出并进入西方标准教科书之后,就被弱化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仅体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平等、民主、自由,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简单准确的数学定义。比如“耕者有其田”作为一个绝对平等概念,就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被严格地定义,它在阿罗-德布鲁的竞争市场模型中,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平均私有的方式来定义的。而且它同时还定义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纯粹的市场经济又和“自由”概念相联系,理想情况下它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普世价值”依据。

 “天下为公”的理念,其实也可以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找到基础性的理论依据,尽管它与生产资料的平均所有问题稍有不同。因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均衡解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它假设企业的管理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所有者,并且还是消费者;资源禀赋以及收入分配情况的绝对平等(比如每个人在企业中都拥有股份)是保证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这一点,许多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和政策文献都没有注意到,没能从一般均衡系统的初始要求来理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所以西方文献和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选择性解读。这些局限性反应到政策层面,就难免显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除去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一般均衡系统失衡,需要有为政府的作用之外,由于一般均衡模型所直接对应的,可理解为一个类似小农经济的系统,没有考虑到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委托代理关系、交易成本问题、以及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等等,都会对系统均衡造成不良影响和困扰。因此,我们对政府作用的必要性绝不应该低估。

结合中国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理解,胡鞍钢一直强调,不能对立地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从‘一只手独揽’提升到发挥‘两只手合力’的作用,再提升到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线性化

陈平教授在《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

陈平认为,“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复杂科学提供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路径依赖和分岔现象来描写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可逆性。” “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

而反观西方经济学文献和教科书,近30年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萨缪尔森时期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割裂成了几块,比如把新古典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割断。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百所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有些分论坛的院长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找不到交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是触及了(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即便是在阿罗-德布鲁的模型中也是如此。比如纯粹的竞争市场要求企业一定要足够小,可以小到人人都是个体户,象陈平曾经形容的"原子经济",或者像文一理解的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并且不排斥股份制。这样的基本模型假设其实涉及到了分配问题,就是绝对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是还有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分配问题应该交由政治程序来决定。这样就把收入分配问题从传统的新古典体系中进一步切割出来。这恐怕就是曼昆的教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引起学生们质疑的原因,尽管曼昆一再强调经济学是“科学”。

曼昆曾经在2013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百分之一辩护”的文章。后来索罗对此批评说,百分之一的富人根本用不着你给他们辩护,他们许多人的收入根本不是像乔布斯那样通过创新所得,而是通过金融交易获得的。把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2014年福山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和政客的无能,以及政治体制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困境。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不作为”已经成了政治圈子里面的普遍风气。美国政治上的衰败,特朗普当选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剧。而美国的经济学者指望把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来解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既便这样的问题有50%可以找到经济学理论依据,也总比完全没有理论依据要好很多。

曼昆的教材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新古典微观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的不全面。曼昆虽然说他把经济学看作科学,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比如他的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基本上回避了一般均衡概念,这样就跳过了经济系统中需要讨论的结构问题。更为离奇的是,国外商学院里教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改变了经济学的本质,被称之为“商务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完全忽略了一般均衡概念的讲授,而且往往忽略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分析和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把本来属于 “经世济民”学问的经济学,变成了私人和企业的所谓“决策理论”,为培养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而西方民间往往把商学院看成为散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发源地和堡垒、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如果我们试图与国外典型商学院的学者讨论国企的重要性或者讨论公共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关于经济学作为“政策科学”的基本定义已经被篡改了。

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还是十分重要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强调突出“结构”的概念。陈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结构概念,对流行的新古典理论的缺乏结构概念提出了质疑。其实新古典理论本身是有结构概念的,比如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概念。但产业组织理论似乎被生硬地套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名义, 被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剥离了出来。导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本来含有的“结构”概念,通过打造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被弱化了。

林毅夫理论中与一般均衡框架相关的结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曼昆教材中缺失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贡献。一般均衡系统中的结构性变量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国家/企业目标、政府角色、以及收入分配等,它们其实都涉及到均衡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失衡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陈平认为需要把经济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他强调的观点与胡鞍钢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做法不谋而合。

西方文献在把传统政治经济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有意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框架下,突出意识形态倾向极强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将它用科学和数学的形式加以包装,做为“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据,结果导致经济政策研究领域日益意识形态化。

2010年巴西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的长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如何一步步走向经济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具体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强。这是因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套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直接做宏观模型,就可以绕过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包括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收入分配等等,为(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这样做的效果,是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而不需要提供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方面的理论依据。人们对这类“理论”的抱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由西方右翼学者打着“科学”的旗号,通过可以得到唯一解的线性数学模型来推动的。而有些极端的左翼观点则主张讨论经济问题不许用数学,并进一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北欧有人还曾试图发起取消经济学诺奖的运动。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学者愈发坚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理论脱离实际,的确很不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做经济学研究采取独立的、科学的态度,而且适当的数学还是需要的,数据处理也需要数学和统计学。

目前,西方左翼和右翼对经济学的两种认识僵持不下,导致学科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界甚至连经济学是为公众服务的“政策科学”,还是为私人和企业的“决策理论”这个问题都不大注意。但是,经济学性质和地位未定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主要的学术期刊目前仍然被美国人把持,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性质和地位定不下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在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时感到困惑,不利于他们国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认为如果搞得不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5)。

动态非线性与“经济混沌”

应该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线性思维,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由于线性思维的简单化,很容易被缺乏独立分析能力的学者和政客所接受,并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泛滥。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理论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基于线性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中,缺乏动态非线性思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这个局限性得到了一些弥补。比方说,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函数,会导致投入产出之间存在一个非线性关系,并可以推导出垄断定价导致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失灵,结果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崩溃。这就使得反垄断和鼓励竞争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即便不直接考虑非线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矛盾、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市场机制的低效或者失灵。这些早期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所忽略的问题,截至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广义的新古典框架和标准教科书。

但在另一方面,新古典教学似乎忘记了它与物理学的渊源,除了比较被动地采用宏观以及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混沌”建模之外,在吸收物理学的动态非线性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里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系统理论,不但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线性思维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会像胡鞍钢的政策研究那样重视“路径依赖”概念,以及像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并且像文一的中国工业化研究中那样注意到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

比如最近这些年,采用国际贸易数据计算的经济复杂性指数的研究,就是复杂系统理论在工业化方面的应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学者采用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计算复杂性指数,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杂性 (Hausmann Hidalgo 2014)。据说这个复杂性指数用来预测经济增长潜力,比传统方法(比如计算人力资本,政府治理指数,以及国家竞争力指数)都要准确。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就是创新能力与产业的多元化有关,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反映的是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所以需要注意“产业结构陷阱”。换句话说,只有技术不断升级,经济才能不断成长。《中国制造2025》是符合西方“复杂经济学”理论的。

其实,复杂系统理论可以为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弥补的空白还很多。比如本文开始提到的经典力学中的三体问题,对经济发展以及转型经济路径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胡鞍钢很强调改革的“初始条件”以及“中国道路”的提法,都蕴含了复杂系统科学思维。这些提法和三体问题中的“混沌”现象相关联,所谓“混沌”,即三体的运动轨迹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之间的联系,尽管系统是建立在确定性关系基础上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比如张培刚先生的理论),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往往需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王绍光、胡鞍钢,1993),都可以解释为和它们的初始条件相关,而且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由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学者阿瑟所著《复杂经济学》一书最近发行了中文版。作者说,他不否定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的有用性(可以看作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列和基准点),但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考虑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复杂性以及路径依赖等问题。他还说,现代经济学越是采用数学,越是希望科学和精准,就越是发现复杂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上的重合,比如历史的重要性、结构变化、以及小事件的重要性等等。结果复杂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又把人们带回了近30多年来在西方被忽略、如今又被深深困扰的经济民主问题、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问题。

西方文献中,一般把复杂系统定义为具有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但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又相互作用(例如 Bar-Yam 1992)。这时可以注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往往不提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与之密切相连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确又会根据产业之间的(线性)关系来帮助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符合上面复杂系统定义的例子,有地球上的天气系统、人脑、电网和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系统等。另外,“三体”系统、双摆、蚁族、雁阵、鱼群等都符合这个定义。国内也有学者将这样的定义称之为根据“还原论”方法定义的复杂系统。

阿瑟在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复杂性与经济”的文章认为,复杂系统具有适应性、过程依赖、以及不停地演化这三大特征。这与胡鞍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到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 也是自我发展”的情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也说明陈平所倡导的采用复杂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转型和经济学是非常有道理的。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解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为什么无法进行工业化时,引用英国学者的话“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因此通过现代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解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业革命的复杂系统科学视角

文一在他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 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编辑  季节)



* 郑京海,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常务主任。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集体主义的趋向,其政治目标是在不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通过改良使社会向更加公平、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的设计让社会逐步进步,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更加照顾集体利益。

总体而言,战后欧洲国家的改革是在左翼的推动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曾长期执政。每一代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推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社会民主党建立起来的。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左派执政为主。右派在间隔性上台执政时会把左派的政策修正,左派上台后又会调整推进,但社会的整体趋向还是前进的。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欧洲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石油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在与全球流动的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但即使如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既拥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高度私有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相互制衡、反复博弈的结果。

从执政理念上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维持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右派比较强调前者,左派比较强调后者。而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的生存状态更加平等。按照联合国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简称HDI)(包括人均GDP、以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指标、以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标),北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北美。此后,虽然北欧国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相应改革,但至今仍然是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党在治理中更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倡导国民要拥有公共财富的观念。在欧洲,北欧人的财富观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而是全社会的,任何个人只能作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不能作为财富的独占者。其实,中国人同样有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北欧国家的特点是用高税收和继承法将财富理念制度化。北欧整体的民风比较朴实醇厚,吃喝穿用崇尚俭约,人与人之间崇尚互助,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北欧占据优势地位,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将社会理念制度化并在治理中不断完善。

第二,强调国家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强调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充当守夜人”的理念较容易实现。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难以平稳运行,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欧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无法与我国相比,但没有国家干预也无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强制保险体系,国家通过高比例征税,给每个人提供保险。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业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没有这个保障体系就无法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虽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1972年起,我国与西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过高的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加上石油危机和人口老龄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财政税收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普遍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同时推行私有化以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欧洲社会模式跟英美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更讲国际责任。北欧国家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丹麦率先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概念。丹麦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了发展的潮流,近30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欧五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在世界政坛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国际责任感,客观上也构成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汲取北欧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经济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无法解决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更难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有效制约资本。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执政理念开始向右转,逐渐变成中间党派,包括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社民党。由于失去中低收入选民的支持,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步衰减,党员人数下降,执政前景黯淡,甚至正在沦为中右政党的“小兄弟”。

但是,战后欧洲社民党的执政理念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目前欧洲出现了一批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左翼组织,如希腊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等,这些“新政党”的理念不太符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号召力很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替代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用更极端的方式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比如强调平等、人权以及改善民生,政治上强调民主,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换句话说,欧洲传统社民党理念的群众基础还在,只是不再支持传统左翼政党,而是支持新型的左翼党派。正如德国左翼党领袖奥斯卡·拉封丹在其自传《心在左边跳动》中所说,一个社会中永远会有左翼和右翼,但是进步和发展是要靠左翼推动的。

(编辑  宋斌斌)



* 田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62日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科学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赵月枝

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于祖尧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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