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苏联的垮台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自由化迷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动摇

1.丧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领袖，列宁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

列宁逝世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他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

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苏共变得不知所措，而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发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的苏共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做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党的领导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背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2、失去信仰、背弃信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舆论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实现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随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苏共失去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却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1、组织领导弱化。戈尔巴乔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他出谋划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由化主张。1985年12月，他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1990年之后，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的躲进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2、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些假马列主义者后来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80年代末期，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这些处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他曾经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期望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1、“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二战”之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之后冷战开始，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进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为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苏联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同时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欲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他们非常关注在苏东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2、“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和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宪法，1989年春，全苏社会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为了打败苏共，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端。

（3）苏联舆论界的演变。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他们多为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一些报刊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的学者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公开号召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

3．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有些做法达到“登峰造极”，思想舆论界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导向了错误的路径。潜台词就是：推翻苏共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1987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流行的一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

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部分人认为，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离。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不少政治势力决定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作为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他在美国的演说中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

思想蜕变与理论衰变

1.文化建设与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为1/3。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年到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从15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口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

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未能处理好文化、科研对外开放与自我创新的关系，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极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

2、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陷入被解散的境地。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文化和科研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3.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反思历史，绝不能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是为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再次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越刮越猛，一些“改革”风云人物的演讲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一步步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4、崇高与毁灭。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开展个人崇拜的揭批，特别是“秘密报告”给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对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掌握着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脱离实际，空洞乏味，套话盛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

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时，苏共“意识形态专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转向宣传使群众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抽样调查，1988年前，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势头越来越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从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科学之殇

1、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过多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媒体的吹捧，可谓名声大噪。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他们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力。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苏联时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地下刊物逐步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肃反的成千上万人恢复了名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和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曾经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它们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性等特点。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

3、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

 

私有化困境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经济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却找出各种托词，始终未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2、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几年后，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此时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的话题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天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政权突然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但此时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他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他期望，这位年轻人能救俄罗斯于水火，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3、俄罗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医学上临床的含义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采用“休克疗法”坚决制止通胀。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萨克斯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

4.紧缩货币、放开价格。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严格控制物价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全盘私有化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叶利钦总统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1、私有化的发起与实施。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随即在1991年7月1日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简称《私有化法》），成为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重头戏”。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根据法律规定，俄罗斯成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是俄罗斯指挥和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高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组织。

2、全民私有化进行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多数采取出售、拍卖、投资招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从规模上看，又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发与零售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工业及建筑业与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等，主要采取公开拍卖、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先将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变更其所有权，然后将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场。“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

3、财富转移与社会分化。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亦翻译成“票证、票、券”），从此拉开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证券私有化是俄罗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从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主要发放私有化证券（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在完成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专门的拍卖市场上出售企业股票，企业职工和社会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根据规定，每个公民都可获得1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一张私有化证券相当于150美元.

到1991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数量为25万家。最高苏维埃计划将其中70%的资产以私有化证券形式分给居民，而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坚持只分其中的35%，不包括按当时物价估算的全国房屋价值——16.5亿卢布。35%的资产均摊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张私有化证券1万卢布的面值。当时俄罗斯政府对包括港口、厂矿、钢铁厂等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资产没有进行资产评估，而是使用苏联1984年最后一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计价仍然是苏联卢布币值。到1992年10月，居民从银行开始领取私有化证券时，物价已经上涨了20倍。政府并未按上涨后的价格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1993年春季，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在投资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罗斯一些边远地区一张私有化证券只卖到4000-5000卢布，约合3-5美元。

据统计，约6100万俄罗斯人直接将私有化证券卖掉，这大约占私有化证券的40%；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将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资基金会；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证券直接购买了一些开放式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红利少得实在可怜。例如，在圣彼得堡市，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能购买500卢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获得红利，也就只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或地铁票，有的企业在郊区或外地，家远的人有了红利都不敢去领。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

1994年7月1日起，俄罗斯私有化进入了新时期。私有化的重点是将投资与改造结合起来，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使私有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俄罗斯军工企业中有30%的企业禁止私有化，其他企业都将私有化。可以采取招标形式选择新的企业主，将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国际上评论，像俄罗斯这样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众多国有企业变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谈到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俄罗斯官方列出如下数字：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计1万多家，其中88%是职工总数不超过200人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股份制，一年里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属于联邦或地方一级的企业，79%在改组前是盈利的，25%的企业在股份改造后，其控股权在国家手中。1995年一年间，俄罗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发行股票8.54亿股，其中1/3在企业职工中分配，1/3为国家所有，1/3用于自由出售。通过私有化增加国库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但实际上巨额的财政亏空，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多角债务”日益严重，已达天文数字。所有这些压得俄罗斯政府几乎难以喘息。

正在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新生的金融财团势力代表，后来出任政府副总理的“财阀”波塔宁向政府提出建议。国家将手中掌握的大企业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拍卖和暂时的出让，换取相应数额的银行或财团的贷款或闲置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抵押期限为3年，财团有权管理企业，整理并出售企业的股票。3年后，国家可以归还贷款、赎回股权，否则，股票将归买主所有或处理。银行家许诺，通过此举，政府可以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填补预算的亏空。这一措施为银行和财团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开了绿灯”，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地向工业领域渗透，获得了对优势企业乃至工业部门的控制权。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官僚和企业领导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而“抵押拍卖”则是将经济权归为金融寡头所有。

俄罗斯舆论指出：一方面，政府“手拿金碗要饭吃”，国家出手的都是战略性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私人银行的资金实际上是被截留和占用的财政预算款项。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实行“银行全权代理制度”，私人银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会计科”，这些银行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仅1996年，私人银行代理财政支付的款项就达30亿卢布，许多银行90%的资金来源于官方各级的财政预算。“官银不分”使得私人银行迅速膨胀，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就是靠代理国家海关关税等暴发起来的，靠吃国家的“奶”，才养大了许多的私人银行。被进行“抵押拍卖”的往往是俄罗斯企业中的“肥肉”，拍卖场经常成为几大财团之间争斗的场所。

1995年，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矿产企业“诺利斯克镍业”被推向拍卖场，三份竞拍申请同属于一个财团——波塔宁的“联合进出口银行”。三者相互担保，波塔宁财团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拍卖。“诺利斯克镍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俄罗斯铜产量，该公司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镍和铜的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获纯利近4亿美元。波塔宁财团后来又以1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获得了这家战略性企业的51%有表决权的股票份额。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财团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1995年年底，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抵押拍卖”活动。俄罗斯舆论将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称为一次“内部人之间的分配”。利用“抵押拍卖”，波塔宁财团又获得了原油储藏量居全俄罗斯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

1995年12月8日，国际石油界的“巨人”，俄罗斯开采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卖揭晓，结果不出所料，俄罗斯另一大金融集团“梅纳捷普银行”独领风骚，从国家手中接过了78%的控股权。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编自导”，“梅纳捷普银行”自己负责组织拍卖，自己参加竞拍。一年之后，“梅纳捷普”集团再接再厉，又从国家手中赎买了剩余国有股份，俄罗斯在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仅为象征性的0.1%。而这些资本运作的幕后老板就是后来成为俄罗斯首富的著名寡头、普京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一些报刊揭露，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源于“拖付的国家资金”。“拍卖抵押”大大促进了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得以迅速地膨胀。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体制都带有深深的寡头垄断烙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1996—1997年后，俄罗斯私有化过渡到企业“个案性”的资产拍卖和重组。1997年7月，俄罗斯“电信投资”25%的股权竞拍落下帷幕，“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创下俄罗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宁财团获得全胜。不同的是，在胜利者的背后，发现了国际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的身影，18亿美元的巨资，其中10亿多美元正是出自这位“金融巨鳄”之手。

私有化乱象及后果

企业拍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发现，被推向拍卖场的大多数是一些盈利的或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气、通信等部门的企业，屡屡被看中出售，交通、军工企业也不例外。由于企业拍卖价格过低，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原来国有的12.5万家企业仅以每家企业1300美元的平均价格被卖到私人手中。俄罗斯500家大型企业，出售总额为72亿美元，而专家和国家财团评估的市场价值达2000亿美元，其中324家大型国有企业平均拍卖价格仅为400万美元。1994年，在俄罗斯3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拍卖过程中，有23起拍卖活动只有一个竞争者。俄罗斯舆论指出，在一些“肥水”企业的拍卖过程中，总有几家私人银行或财团的身影。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进行了一些投资、引资性质的私有化拍卖。按规定，竞争者必须履行向企业投资的义务，然而，拍卖的锤子落下后，有些揭标方违背合约，拒不履行注资的义务，包括俄罗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属或石油企业，使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1、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炮声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2、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了极其惨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0%。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严峻，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2000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

3.对私有化的评估。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直0.02%—0.04%，占预算0.13%—0.16%；没有提高经济效益，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及其暴发的“新俄罗斯人”，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

4.私有化的社会遗害。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是“一场改革闹剧”。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是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

乔治·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有些人想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编辑季节）

 

 

20年前我在西部地区参加扶贫项目和支教工作，干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参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同时又常常被一再拖欠。其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包工头多么黑心，或者基层组织可能被港台商人或韩日商人收买，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那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主要是做玩具、运动鞋、衬衣之类产品，向欧美等市场出口，而大陆代工厂从这些产品的市值中得到的份额实在可怜。比如说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143美元，大陆厂只能拿到3美元，而且这批货物到美国后，在没有上市之前，大陆厂还拿不到这3美元货款，产品要在美国的商场卖掉其中的70%，才能够得到回款。而这3美元中还要支付中间商费用、税费等等，在一线干活的农民工，每双鞋能拿到3美分就不错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发现，“农民穷、农村难、农业很危险”的背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来进行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七个坚持”

 

看到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多年前做扶贫项目基本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甚至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那个年代资金少、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也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差，当地农民要提高收入确实非常难。我在做农村教育时的想法是，只要当地孩子们能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个人也能成长。但后来发现，贫困地区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上高中、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越是贫困地区家庭负担越重。但因为家乡的发展落后，孩子上了大学不愿回来，培养出的人才反而是“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我还参加过农村的健康项目。如果农民的收入低，教育带动农村本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在农村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自己还摸索了一些所谓“模式”，但都是在试验阶段和个案层面的。我们在“点”上积累的经验，怎么变成“线”，“线”又怎么变成“面”？直到今天还是挑战。那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农民一年有很多现金收入都搭在吃药、看病、吊盐水上，我的目标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农民在医药方面的开支，这样至少生活质量有保障。但这样一种“点”上的成功个案和好的经验，也很容易被某种政策选择、或因资本进入农村医疗领域而被完全冲掉。

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讲的“几个坚持”是特别精准和到位的。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后2020战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在2020年基本完成“精准扶贫”以后，将要长期实施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七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三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第四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不只是指经济，至少是“五位一体”的。第五也特别重要，就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离开城镇化谈农村的振兴。第六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七个坚持”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给出一个时间表，就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与此同步的是，到2020年，我们要基本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在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后，当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梦实现的时候，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需要认真处理几对关系

 

当年的“三农问题”用新的表述叫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这是美好愿景和目标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有几对关系是绕不开、或者说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

第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同时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农村的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我们农村土地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里首要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或者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   

第二，农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目前城乡还处于一个“两元”或“分隔”的状态，或者说不匹配和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将拖累中国的发展、腾飞和复兴。中国的“农”和“城”之间的不平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国家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不到10%了，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仍占30%以上，农村总人口占到44%，而这44%的人口还没有算上城镇中的2.8亿农民工。因为这么多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城市的福利、保障、医疗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还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因此处理好振兴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东南与西北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北内地欠发达或不发达；西北内地不只是经济不发达，还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如此大的区域，如此重要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倒退。

第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刚才我举的生产耐克鞋和玩具只是一个小例子，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或者背后的金融战，以及在安全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上对中国2025创新的遏制。我们要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化解种种矛盾，推进和实现农村的振兴是一个关键。做得不好，“三农”问题会拖我们国家腾飞和复兴的后腿；做得好，农村市场打开，农民需求提升，就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已经创下很多世界纪录。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内市场的扩张将足以抵御出口受阻的潜在风险。

第五，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是挖过地、种过田的公社社员，所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能够满足；那么差的工资、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的雇佣关系，只要到年终有现金寄回去就可以了。现在2.8亿农民工有些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新一代的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在振兴乡村中发挥作用，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是不是就在城里住着？

第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第三维”，就是要发挥社会或者社区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包括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等。而在这个“三维”的结构中，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不用大包大揽，传统的社区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党和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三维”结构来恰好可以破解“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论。

比如社区的重建，我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关于“公共性的寻求”或者农村社区重建的调查。我发现，其实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认同。一个社区不仅仅是行政意义和地理意义上划在一块，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大家有一个基本认同感。第二，只要在自己的社区就有安全感。这个“安全”不是由保安或公安武警提供的行政手段、技术手段，而是在我的社区里大家互相关照的安全。第三就叫凝聚力。同一社区的人们，平时可以不相往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遇到洪水、地震等天灾、遇到外敌入侵，我们就能扶老携幼，就能互助，社区有亲情。

 

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主体地位问题

 

我们要从我们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改进的余地。我们的实践干得很好，但是自己的故事讲得并不很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好的理论，但没有坚持下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乡镇企业？为什么不研究党支部？为什么不研究居委会呢？而非要用西方的概念。这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这些概念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现象。第二类问题，就是愿景和目标类的概念现在也很多，要致富、要振兴、要团结、要和谐、要互利共赢，这些都是目标愿景性的。当然现在跨学科已经是个优势，要处理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成为理论的支撑，那“中国学派”其实只是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现象。

农村振兴也是如此，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编辑  杨利红）

 

 

研究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问题和挑战，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说“敌人”未必妥当，但对方已明确把中国定为“对手”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战略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战略意义上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很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大的判断。

 

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核心支柱已经动摇

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1]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是：第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第二，通过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第三，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还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其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

 

资本力量与最强势主权国家的联盟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自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

从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一些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有的已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新的战略合作对象。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国内各类矛盾难以平复，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转移撤退。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股市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如果以此作为美国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对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10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它们没有为了长期发展而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停滞，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由美国的衰落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全球利润的70%-80%，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在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自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并与其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就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我国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仍然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其当下的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其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具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中国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2]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 “旧体系”换了“新主人”。若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伟大复兴了，但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以及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编辑  杨利红）

 

 

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至少五次重大的公开场合提到了“党的自我革命”。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十月革命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热门话题。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欧洲的那些社会党人就争论过这件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也在议论这件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呢？原因就是，一个为广大劳动者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忘了“初心”，逐渐变成为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为个人私利而谋取权力的党。也就是说党会变质，从人民公仆蜕化为“当官做老爷”了。比如在大学里，我们问申请入党的学生，为什么要入党？有人回答是因为要考公务员。入党是为了考公务员，是想当人民公仆还是想当官做老爷？如果是奔着当官去，将来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变成法条主义或程序主义者，变成喜欢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这样一批人。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淡化了这个问题，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轨。但是在中国富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却空前地脆弱了、腐败了。面对这个事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是确实还没有强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提出能够让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不忘初心”的办法。作为一个学者，我想提出以下的观念或者说理论的体系。我们的党怎么样才能不忘初心，怎么样才能保持住自己为广大劳动者服务的基本性质呢？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跟黄炎培曾经特别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人民民主，再后来把它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

 

党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

 

首先，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但是除了政治建设以外的其他建设还都要讲政治。在我看来，今天所讲的政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没有矛盾、没有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强调依法治国是不是就可以了？显然是不可以的，甚至把三者的次序颠倒都不可以。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是依法治国。

党凭什么能领导呢？是因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不是鱼和水的关系，也不是水和船的关系。血肉的关系，就是党和群众紧紧地贴在一起，感受老百姓想要什么，这样的党就不会变质。我想正是这种联系，才是党的领导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怎么才能有血肉和骨肉般的联系呢？就在于党不仅仅是一个科层体系，而且必须是一个扁平组织，并且主要是一个扁平组织。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只有不到1000万人在科层体系里工作，还有8000多万党员在非科层体系工作。全社会中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共产党员。扁平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组织群众自治、自助，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解决人民种种关心的具体事。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起来监督。

如何保障党员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这首先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凡是要提拔进入科层体系的党的官员，他必须有在基层组织人民的经验，必须从基层干起。而且凡是要提拔的对象，不仅要去党校学习，还必须“回炉”，回到基层社区去组织人民，做到“不下放就不提拔”。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组织上对干部表现的考评和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把党的监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实践的结果，我们党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就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党的基层工作重心要落在居民场所，从追求办大事为主，变成广大基层党员组织群众办小事，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样的话，我们的党就是8000万加1000万，真的就有9000万名党员。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居住区里为人民服务，感受到自己的光荣。党员的党费主要用在每一个党员所居住的社区里。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党就完成了再造，我们的党就会跟群众有骨肉联系、血肉联系。我相信，这样的党就很难腐败了。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企业传播是一个交叉学科，包含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难以满足当前以塑造企业声誉为主要目标的需求。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企业传播的方向。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本文提出三个原则，以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关键词：企业传播；企业声誉；企业形象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品牌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伟大的企业都经历过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作为伟大企业，企业形象与企业声誉对企业至关重要，企业传播能力也成为企业竞争的战略能力。国际上对企业传播的研究经过半了个多世纪，包含了工具说、过程说、职能说、战略说等认识。[①] 相对国际领先经验，中国的企业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相对落后，主要问题在于企业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工具框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企业传播研究的多视角

企业传播处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组织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相关研究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因而在研究上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说，基于企业传播现象，要综合使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

企业传播研究最早出现在广告与公共关系范畴内。广告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公关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传播的范围，深入到企业的营销、危机管理等方面。公共关系传播学派认为，企业传播应当是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去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②] 桑德拉·奥利弗在《企业传播原则、方法与战略》一书中说，引用“企业传播”是为了表达在后现代和后技术时代发生在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公关、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媒体研究中的范式转换。[③] 这表明企业传播开始逐渐超越公共关系领域。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企业传播是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或企业与外界组织的信息交流行为，侧重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传播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效率，侧重对传播行为的管理。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考察，企业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营销目标，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正是这一视角的代表性理论。

公共关系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5W”模式及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等是目前常用的企业传播分析框架。对于企业传播战略目标的分析多结合公共关系理论，注重分析企业传播的特点和策略，以实现维护企业公共关系的目标。对于企业传播管理的分析则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营销传播管理者”的概念[④] ，是企业内部集经营管理、营销和传播为一体的新职位，以营销传播管理者为纽带构建企业传播体系，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最终实现营销目标。对于企业传播实践的研究多参照传播学领域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析，将企业大众传播划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选择、受众和效果反馈五个环节[⑤]，针对不同环节研究企业传播的策略、效果等。还有部分研究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分析企业形象（CI）方面的具体策略。

 

新时代中国企业传播的认识维度

新时代的中国企业正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更是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贡献度与美誉度不匹配”[⑥] 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普遍存在“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情况，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研表明，中国企业的形象与声誉与美国、日本等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三个维度来看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全球维度看，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7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据115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遥遥领先其它国家。然而，在该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受赞誉公司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却无一上榜。声誉与企业业绩不相匹配，成为全球维度认识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对照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分析国际优秀企业业绩与声誉并重的经验，中国企业全球形象建设应设定两大目标：一是成为优秀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二是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⑦]

从社会维度上看，中国企业面临着建设“社会企业”的迫切要求。企业是社会的建构者，仅追求商业和利润的企业不会被社会长期接纳，只有将社会责任作为愿景，企业才能实现有机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就要求企业具有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社会企业是指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以达成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标，且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及失业问题，而非以利润极大化为主要追求。[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企业理念，是基于企业发展阶段提出的判断。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社会企业，是更具本质意义、政治意义的企业属性。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承担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三大责任。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日益活跃的当代中国，企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深刻，就更需要全社会的企业都能树立社会企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从精神维度上看，中国企业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更应成为创造精神财富的主体。伟大的企业都具有伟大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作为企业重要的精神财富，营造员工凝聚力，同时塑造社会影响力。用价值观创造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理论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杨斌教授提出了“人文红利”的概念，重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重视信仰、愿景、人性等人文精神也可以从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⑨]

 

中国企业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企业传播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企业传播以信息沟通为主要目标，采取单向的信息发布，对于负面问题进行被动应对；第二阶段是形象构建阶段，企业传播以形象构建为主要目标，重视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主动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第三阶段是声誉管理阶段，企业传播以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强调企业价值观的凝练与传播，基于价值观进行利益相关方的多向沟通，做好社会关系管理与企业形象构建。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传播正处在向声誉管理阶段迈进的时期，关键是提升以企业价值认同为核心目标的战略传播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但要“大而强”，还要“大而美”，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行为与好声音。

 

企业传播研究新工具：基于企业声誉的3S分析框架

企业传播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以企业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传播行为的分析需求。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我们提出企业传播的3S（Strategy- System- Skill）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提出企业声誉管理的三个原则：战略上主动，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从战略目标到体系建设，再到手段分析，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覆盖企业传播领域的研究问题，同时符合企业传播实践的发展逻辑。

 

  图1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

战略（Strategy）：企业传播的目标分析

传播战略是企业传播的目标和方向。英国学者桑德拉·奥利弗提出，传播战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要进行四元控制，即向着核心价值、要规避的风险、不确定的战略因素和关键履行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发展。[⑩]企业的传播战略是对企业战略的传播，源于对企业愿景、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的把握。通过企业传播，实现企业内部运行的稳定与外部环境的健康。在企业声誉塑造过程中，企业传播从关注“品牌-顾客”关系以实现中短期的盈利目标，向着关注“形象/声誉-公众/社会”关系发展，以实现中长期的声誉塑造目标。

企业传播的战略目标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短期，提高企业品牌认知度（acknowledge），为业绩增长创造动力；中期，提高企业形象认可度（accept），为新业务发展创造条件；长期而言，提高企业声誉认同度（approve），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品牌目标是基于商业维度的，形象目标是基于社会维度的，声誉目标是基于价值维度的。企业传播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构建长时期内良好且稳定的企业声誉。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目标，还要关注企业传播战略在企业中的位置。换言之，好的企业传播战略是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企业战略的支撑与补充。对企业战略传播能力来说，首要要体现企业传播的战略性地位，根本目标是企业声誉的持续性提升。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以企业声誉塑造为核心着眼点，以企业占据舆论制高点、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着力点。舆论制高点强调企业要主动发声、持续发声，理论制高点强调将企业发展、企业模式、企业精神等理论化，道德制高点强调企业实现情感性、人格化的传播，讲述企业故事。对企业战略传播来说，重点是建构企业的社会公民形象。

对于企业声誉的分析，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11]这四个维度是研究者基于企业调研、参考国际评价体系得出的分析框架。

    体系（System）：企业传播的机构、机制、渠道分析

传播体系是实现企业传播战略的保障，也是推动企业传播行为实施的基础。从体系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重点在机构设置、工作机制、渠道建设等方面。

机构设置是企业传播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企业传播在不同企业的受重视程度不同，企业传播机构作为非业务部门，在不同企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以“中心-外围”特征来分析企业传播机构的设置情况。居于中心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战略性地位，而居于外围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支撑或补充地位。同时，传播机构负责人在企业内部的位阶也体现了企业传播的地位，较高位阶的传播机构负责人体现了企业传播的较高地位。

工作机制是企业传播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企业传播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信息发布机制、舆情处置机制、对外合作机制、队伍培训机制等。信息发布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长期性、有效性，让企业成为舆论场中关于自己信息的第一信源。舆情处置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危机应对中的速度、态度和可信度，能够形成有效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流程。对外合作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传播部门与社会各界沟通合作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包括企业与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媒体、公关公司等的合作程度。

传播渠道是企业传播体系运行的具体载体。常见的企业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如企业内部的会议、学习及成员间的非正式传播等），组织传播（如企业内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网站等），大众传播（如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等），社交媒体传播（如企业自媒体、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其他传播渠道（形象代言活动、公益活动、企业开放活动等）。企业传播渠道建设应紧跟媒介技术趋势及公众行为习惯，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手段（Skill）：企业传播的效果分析

传播手段体现了传播的技能与技巧，重点是企业传播的专业性和实效性，能否适应媒介化时代的传播特征，利用创意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将企业信息有效地传播给公众。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提高了对企业传播手段的专业化要求。移动化、碎片化、视觉化的传播行为，要求企业传播的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趣味性、人情味。企业传播的手段，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覆盖面，更要关注到达率，还要关注接受度。专业化的企业传播手段要实现传播内容人性化、人性内容故事化、故事传播视觉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自身也成为媒体，企业自媒体的建设成为评价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自建的微博、微信公号、新闻网站等传播平台，可以提升企业传播的自主化与高效性程度。

企业传播手段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很大，企业运用“三微一端”、AR、VR、AI等新技术手段，对企业传播内容进行创意包装，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企业传播手段。充分采用新的媒介技术，也成为分析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

在完全依靠传播媒介进行的线上企业传播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企业传播活动结合了线上传播与线下活动，体现在各类公益传播、社区传播、企业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上，对这类活动的分析也是企业传播手段分析中的内容。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框架综合了传播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多学科视角，紧密结合了当前企业传播的实践，可以成为当前企业传播分析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既可以对企业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也可以指导企业传播活动创新，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编辑  杨利红）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五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主导了全球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轰然倒下，历史终结论因而大行其道。但是世界的发展，并未按照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剧本前进：俄罗斯重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中国和平崛起了。相反，西方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以维护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

“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三位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大创新

现代西方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霸权为主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搭建的，并不存在超出国家疆界的利益和责任均衡的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西方的跨国组织如欧盟，是国家的同盟，是二战后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垄断势力笼罩下的区域组织，并没有世界利益和责任的视野，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同盟，目的只是维护和巩固霸权的国际主导地位和利益。

马克思理论中也谈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情景只是在特殊利益，也即私人利益和阶级社会中虚幻共同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深刻论述到人类整体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现代西方左翼的理论家，从环保角度出发，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不涉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秩序层面，当然更无利益和责任的讨论。

而中华文化传统的秩序观则是“天下”观，至大无外，无分彼此。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础。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欧洲工业革命前期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是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但是这个枷锁被工业革命打破了。欧洲农业得益于南美洲矿石肥料而增产，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增加，解决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带来的需求问题。

现在人类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能源需求瓶颈有望随着清洁能源和核聚变应用技术的突破而得到突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物质生产便利化，也将大大提升人类生产效率。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例如食品）已经不是严重问题。现在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到贫穷、疾病、气候变化以及外层空间威胁等等。除了外层空间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日常面对、而又无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共同面对，才能彻底解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西方政治生态到目前为止，仍然沉迷于以我为主、零和排外的游戏规则。现实的全球掠夺、残民以逞，不仅无助于解决“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也将渐失民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大同社会的前提。

全球富裕的世界观

目前全球的政治伦理还是西方霸权主导的框架，“天下大我”理念尚未流行。因此，这里的讨论只能暂时以简单的“自利-利他”概念进行。

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当遇到中国自己应付不了的国际大问题时，我们更应该努力聚合全球的力量，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我国并非霸主，“残民以逞”的手段并非我国的理性选项。我们的传统是“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大同社会。

人类共同体包含了地球上所有民族，是可谓“天下”，也是“我”的最终的扩张。通过包容，把他体变成我体，因而最后也无所谓“自利-利他”了。在一个无分“他-我”的境界中，人类是否生性自私，也已经无关重要。

人类将来的三大任务

既然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我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我们需要在科技上全方位发展，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要防止部分敏感先进技术扩散用于不法用途、或挑起战争。

人类个别基因中既然具备侵略性或暴力的先天缺陷，我们可以引导这些力量用来对付来自外层空间各种可能危害地球或全人类的威胁。在人类永续能源到来的前夕，需要积极筹划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中其他星球进行探险活动。

因此保卫地球、抵御外袭、星际探险等，将是人类未来的三大任务，也将是我国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着力点。

教育及社会政策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更要为更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做好准备，向下一代灌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基础。全球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人各为己的资本主义产生不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没有能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需要对市场的运作有透彻了解。市场能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就交由市场来做。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则一定需要政府牵头来做，资本只可做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的领域不用说了，目前有关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应该由政府牵头解决，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不应该放手交给市场代劳。

财政要求

我们主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事小以仁”为行为准则。此外，作为世界大国，我国还有境外的责任和利益。要建立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共同体繁荣进步，更是无财不行。因此，我们要鼓励各国自力更生。不足之处，由国际间集体协助解决，决不能单独包揽。

“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要正面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共同富裕才是唯一途径。改变世界不公正的秩序，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风险，也会有失败和挫折。但是中国将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风雨同舟，同时力邀其他国家参与。

我们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把重心放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上，避免把这个伟大构想陷入庸俗的资本游戏。

脱贫致富

消灭贫穷是我国为世人认可的成绩。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脱贫。我们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也应定立一个目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脱贫，进而实现全球脱贫，共同富裕。如果进一步把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具体化为“脱贫致富”，则更有针对性，更有操作意义。

在全球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情况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政治要求，不仅空洞，更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欲望，反而成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枷锁。而中国于短短70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功案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

新时代新国际规则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民主组合，国际间的事情，应该由国际社会仲裁解决。我们认定了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构成，因此一国一票，每一票都基本等值。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票否决的机制应继续保持，以防止国际民粹主义、大国胁迫和收买小国。

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得到最大的尊重。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选择它的政体和发展道路，有权自行解决内部困难和纷争。外界不得以各种借口单方面介入，改朝换代。

现代中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张，努力使这些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要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既有利益力量作斗争，并在斗争的目标和手段中，体现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将是我们必须保住的底线。和平与发展两者，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重中之重。在国际战略上，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建立全球和平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积极以道德和道理止战，孤立好战分子。在战略上要慎战，但在战术上则要做足准备，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必要时也不怕对抗，敢于以戈止武。

无论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还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混乱局面，伊斯兰文明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非50年以上不能消除，短期内急也急不来。我们可以向伊斯兰国家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包容和联通，传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还可以更进一步向欧美国家推介我们成功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并尽力调解他们与穆斯林世界的纷争。

华侨和海外华人对于我们是极亲、极厚的关系，在华侨和海外华人的政策中应该有新的体现。在不修改《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单方面给予海外华人某种次国民待遇。

这样一来，我们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将多了数以亿计的亲善大使，热心为我们与当地牵线搭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我们既要鼓励华侨和海外华人做当地的良好公民，更要鼓励他们大力参与公益事业，救急扶伤，排难解纷，广结善缘，以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我们还要鼓励世界各地华侨踊跃参政，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鼓励他们在服务社群之余，共同保障华人权益。

构建全球性网络

从结构上来看，我国将演化成为全球第一个网络型国家。中国应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华人网络，这将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效果。

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组织这样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网络，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仁共同奋斗，使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

新的国际统一战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美国优先国策并无正面矛盾，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过程中，也应该对美国开放，欢迎其参与。这完全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扩大自己的阵营，但并不主动压缩对方阵营。欢迎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竞争，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的概念，至大无外。

美国如果继续采取冷战的零和排外思维，搞非友即敌的话，不但不能压缩我们的阵营，它的朋友也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寂寞地衰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理念上，我们不但比美国前卫，而且更贴近国际新局面，因而更受普遍支持。美国将会越来越自我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我们则得道多助，朋友会越来越多。

（编辑  刘文斌）

 

 

                

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不少国家动乱频仍、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持续蔓延，跨国犯罪、环境、气候、难民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国际安全领域各种矛盾相互叠加交织，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混乱无序和国际治理的严重滞后乃至潜在危机。在此形势下，习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干涉主义带来国际治理的新问题

    国际安全治理是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建立的协调管理体系和治理活动的统称，由治理价值和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多个要素组成。从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从治理的价值和目标来看，美西方追求的所谓普世价值成为国际治理的终极目标，变相地将西方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原则。

1990年，德国政治家勃兰特提出全球治理理论，随后勃兰特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将他们所提出的“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但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并不能普世，仍然不能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这种目标设置抬高了西方价值观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国际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缺乏合理性的。受此影响，20世纪末“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的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西方国家以民主典范自居，通过颜色革命、包括军事干涉等各种手段，以输出民主为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导致欧亚、中东地区多国政权更迭、甚至长期动乱。新干涉主义盛行，也是导致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被逐渐遗弃的原因之一。由此，西方大国强势把持话语权，排挤广大发展中国家。

弱小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被剥夺，难以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发展中国家彼此间也存在利益矛盾，且弱小国家对国际事务关注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参与的程度也有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及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上升，但西方支配国际安全事务的局面并未有多少改观。冷战结束几十年来，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国际组织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西方国家以国际组织决议名义干涉弱小国家，而同样的决议对西方国家则没有什么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的作用则相对突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安全治理方面树立了典范。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多出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开展活动困难，影响力相对有限。

国际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治理平台和制度规则两个方面。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是国际治理的主要平台。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西方大国在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以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往往自行其是，甚至绕开联合国，对弱小国家动武。联合国沦为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不少国际性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本身就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所以国际制度中的很多规则、标准往往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限制和障碍。此外，发达国家在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修改规则，甚至倚仗超强实力不执行规则。例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今美国和一些国家仍不肯履行世贸规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也是我国一直倡导和奉行的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面对重大安全问题时，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而使用较多且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理方式有二种：一是实施制裁。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随意对别国实施制裁。如在主权国家领空划设禁飞区、限制别国贸易、金融、人员往来等。二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一些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借保护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为推翻他国政权不惜发动军事行动，甚至挑起战争。

近些年来，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日益增多，出现越治越乱的趋势。

一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朝鲜半岛、叙利亚、阿富汗、巴以等地区热点高烧不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二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向全球蔓延，恐怖袭击事件高发频发。伊斯兰国的“国”虽然被打垮，但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三是难民问题因地区局势恶化和武装冲突而爆发，给相关地区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四是黑客活动猖獗，网络攻击案件频率高数量大，严重威胁各国经济、社会和信息安全。五是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跨国犯罪难以治理。六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

 

冷战后国际安全治理受到严重冲击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原苏联解体导致冷战后两极对立体制终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失衡局面。美国的超强实力和主导地位助长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心态，恣意妄为，频频发动局部战争，以种种借口随意对他国进行制裁和封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也严重破坏他国主权和国际安全。

二是冷战思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严重破坏国际信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仍然沿袭冷战思维，一方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大力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大搞强权政治，恃强凌弱，另一方面又坚持对抗思维，把别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并极力进行渲染和防范，导致军备竞赛重新抬头，地区局势紧张，国际关系缺乏互信。

三是美国依仗其实力地位大搞单边主义。小布什执政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美拒不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签任何有关国际法庭协议、单方面中止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出“美国至上”，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加剧，对国际治理体系造成更加严重破坏和冲击。

四是双重标准使国际治理陷入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以自身利益为准，以政治立场亲疏远近划线，选择性使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看人下菜碟，针对同样的问题和现象设不同标准、做出不同评判。在地区局势、反恐、经贸、互联网等许多具体问题上，西方国家都在明显地搞双重标准。

国际安全治理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美国凭借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同盟体系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力维护冷战后对其有利的单极体制，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历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1953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并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倡导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9月2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再次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新安全观的视角从亚洲扩展到世界，从此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全球意义。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国际战略理论成为我国推动新时代外交发展、参与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风范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发出了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号召。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习主席的倡议，为完善国际治理擘画蓝图、指明方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习主席在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基础上，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陈旧观念，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国际安全观，对国际安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准确、更加全面完整，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为完善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宏观指导。

一是倡导共同安全。共同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强调安全的普遍、平等和包容性。实现共同安全就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既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又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真正做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际事务要共商、共建、共享，不能绕开国际机构一家做主或几家做主，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是倡导综合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强调安全治理的统筹、兼顾、均衡和全面性，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领域的国际安全治理。

三是倡导合作安全。合作就是要抛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跳出零和博弈的怪圈，不冲突、不对抗，通过对话合作和沟通协商促进国际安全，推动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四是倡导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使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持久安全。

 

中国应为完善国际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略好周边事务，稳定周边安全环境，深化周边安全合作，确保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团结凝聚友好力量，形成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道义支持。

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当前要深化对俄战略合作，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加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国际秩序。在斗争与合作中发展对美关系，抑制其国内政治中的反华势力。

    把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完善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要在重大危机调解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并基于自身利益和能力形成有力存在。在国际治理领域维护联合国权威，逐步强化联合国领导作用。要争取重新修订与时代要求不符、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加强国家智库专业化建设和分工指导，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一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紧密合作基础上拓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密切交往、加强沟通。二是与沿线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确保落地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三是要以此为基础建立全球范围的安全合作网络。

强化中国在国际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在国际司法、人权、新闻、裁军、反恐、空间、环境等敏感领域的介入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非政府组织转型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并适时向国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活动。

（编辑  迟晨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问题推上了紧迫日程。

 

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首先，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具有必要性。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全球范围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存在、利益和责任。“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更有力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借以谋取大国利益，营造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强烈呼唤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全球战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政策支撑。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的要求。而全球思维、全球布局正是全球战略的两大核心问题。

其次，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中国发挥更加突出的大国作用。在美国掀起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日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在西方所营造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日益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倡导的一系列新型国际战略理念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中发挥引领作用。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为了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奋发有为地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宣示，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更好地参与、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

中国不能继续以“地区性大国”进行自我定位。“韬光养晦”与“积极作为”应善加权衡，而且伴随国力增长和全球利益扩张应在“积极作为”上更有作为。正如王毅外长所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应有更远大的目光，更恢弘的格局，更开阔的胸襟，更从容的气度。

第三，所有称得上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都制定有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俄罗斯全球战略的核心是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虽然只能勉强称得上全球性大国，但是同样也制定了非常富有进取性的全球战略，同样也在施加全球性影响、谋求全球性利益。已经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诉求的中国，自然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全球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运筹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对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应当充满理论自信

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中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路线，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都是对中国国际战略运筹所进行的全球性谋划。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两代领导人关于全球战略的思想精华仍然对今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在其讲话中，多次直接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强调“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 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1]。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提出构建“全球战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些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国际观、安全观、发展观、利益观，集中体现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最本质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中国全球战略的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要求，从而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传统战略智慧，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强国。中华文明所弘扬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合兴邦”等一系列以“和”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念，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仍然为世界多国战略界所尊崇。构建中国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必须从先贤那里汲取战略智慧。习近平同志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战略时常常引经据典，为我们在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时借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智慧树立了榜样。

 

中国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的基本路径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战略思想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理念、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应当成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核心理念。

二是以全球视野审视全球战略形势。只有放眼全球，才能正确地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力量布局和行动谋划。其中，对时代特点和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战争与和平、周边环境与全球环境等问题的判断尤其重要，必须做到冷静客观，既看到现实又洞察前景。

三是以全球思维确立战略目标和重点。战略目标必须与实力相适应，既要登高望远又要量力而行。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目标似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强国、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战略重点似应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周边紧密朋友圈”、“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兴力量大联合，打造开放的、代表进步趋势的统一战线，促进国际格局相对平衡，营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必要的国际环境。

四是正确地进行国家全球战略布局和全球战略运筹。全球战略布局的核心是，确定主要进取方向和主要危险方向，并且据此进行力量部署，以集中力量遂行主要任务。全球战略运筹重点似应包括，国家关系亲疏的确定，硬软实力的运用，各领域合作的推进，损害的防范和危机的管控，等等。

（编辑  迟晨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国内企业纷纷抓住机遇走出国门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就显得越发重要。最近几年我国企业、人员在国外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屡有发生，一再警示“一带一路”沿线安全形势复杂严峻。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国家把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一带一路”重大安全风险防范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探索“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路径，应针对形势变化，认真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找符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境外安保规律，以营造海外经贸安全环境、确保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为目标，以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基础，构建起全方位的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体系化的安防机制设计

要扎实做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一定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打造和平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结合“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和规划，从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进行整体优化。制定指导框架，健全国别安全风险监控机制，进一步完善部级协调及应急联动反应机制。尤其针对风险高发区，应建立信息储备库、立体监控协调系统，建立境外安全应急预案，形成政府相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大型企业集团、境外项目部等多层级的上下联动应急机制。

第二，构建国内、国外联动的境外安全防控网络。在国内，企业要加强与专业信息机构、院校、民间智库的联系，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实现安全信息的汇总和共享。在国外，要加强与项目所在国安全部门的协调，充分发挥项目所在国安全保障的作用。此外，要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华侨及其社团组织的纽带作用，营造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的外部环境。

第三，健全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境外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定期对安保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明确政府相关部门、中央企业及项目建设方、安保企业、境外民间商会各行为主体在安保体系中的职责分工，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以形成合力。在企业集团、项目公司以及项目一线层面，分层、分级建立境外安保工作流程，统一协调组织。集团公司要认真履行境外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境外风险防控的规章制度，完善境外安全管理责任制。要强化境外一线业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安保意识和敏锐性，提高快速反应与现场应急能力。

 

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一带一路”是关乎我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大业，建立健全境外安保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应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第一，做好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企业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要把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作为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等级，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应对策略；根据实际需求，对购买第三方安保服务、安保操作管理及人防、物防、技防等内容进行合理规划。要保证对安保计划实施所需的资金、设备等资源的支持。

第二，强化安保意识，加强安保培训。境外安全风险要从源头控制，尤其要强化员工的境外安全意识。多层次、多手段开展外派人员安全培训，将安全教育和安保知识、技能作为必修课，营造人人关注安保、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外派人员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切实做到“不培训，不派出”，“不合格，不派出”。增强防范突发安全事件的主动性，尤其是增强一线员工防范风险、应急处置、自救逃生的能力。

第三，加大境外安保经费投入。根据国际经验和行业一般规律，按照实际要求合理安排安保投入，尤其是针对极高风险和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安保预算应适当增加。除了必要的人防投入外，还应严格落实物防、技防等各项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健全综合安全防范措施，注重现场安保组织管理。创新金融保障手段，有条件的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在地安全形势及企业自身实际需求，结合企业资质设立境外安保基金，专项用于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加大境外专业化安全管理力度

相对于西方和其他新兴大国的跨国企业，不少央企境外安全工作经验不足，也缺乏相应的安保工具和手段。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加强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应加大专业化管理力度。

第一，加大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力度。国家应加大对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组织专业机构对中央企业现有境外安保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注重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鼓励高等院校根据需求设立以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为特色的专业，或扩大现有专业招生规模，并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结构。组织现有科研机构和民间安保资源，建立“境外安保智库联盟”，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别风险与安保形势的相关研究，加大安保技术科研投入。

第二，善于借助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借助外部专业技术手段，建立专家资源库。适时聘用外部专业人员，让安保专家进入企业、进入项目。要借助专业的外部信息情报机构、风险评估机构与安全培训机构的力量，落实境外物防、技防、人防措施的总体解决方案，逐步提升企业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三，进一步强化境外安全员制度。要充分发挥专业安全员的作用。专职安全员负责统筹协调境外项目的安保工作，既包括提出安保决策建议、进行安保整体规划、制订安保方案、进行内外协调、组织安保实施，也包括对安保设施的定期检查维护、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对员工安全自保技能的培训、员工培训效果和自救能力的评估，以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建议等。安全员作为安保工作的核心管理者，是落实安全规定和安保任务的直接责任人。建立境外安全员制度，有助于加强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以产业化发展增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随着我国企业在境外资产规模迅速增大，企业境外商务人员数量迅速增加。走产业化道路，以市场化方式、借助民间力量促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一，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多方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第二，加大境外安保、评估、咨询服务机构的建设。适应海外安保市场的需求，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顾问公司、评估公司和信息情报机构。积极发展境外安保产品，加大科技投入、产品研发和生产力度，为境外安保产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打造我国企业境外安保综合服务体系，构建海外风险管理“工具箱”，健全境外安全综合服务机制，包括信息情报体系、境外安全保险体系、境外安保培训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医疗救助救援体系等。

第三，扶持民间安保力量，发展国际化安保队伍。借鉴发达国家私人安保机构成功经验，发展国际化民营安保企业，建立安保企业协调机制，制定行为标准和行业规范。相对于西方国家完善的安保产业，中国安保企业从事境外安保服务刚刚起步。虽然目前有不少国内安保公司已从事境外安全服务，但由于行业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安保企业之间也缺乏协调机制，尚需建立合作互动平台。因此，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由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各方力量，制定安保企业境外安全服务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有效整合民间安保力量，为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保驾护航，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编辑  刘文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判快速演变的世界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立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国际战略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原创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国际战略思想，需要准确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义。

 

关于时代主题的一个基本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这一论断不是对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重要判断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动态、全面把握时代主题深刻内涵基础之上的丰富发展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为此，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建设安全合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国际社会应对领土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的能力。

在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看清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深刻变化，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引领大国崛起的两个总体目标

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崛起，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崛起的总体目标，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世界而言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总体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奋斗目标的确定与党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息息相关。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中国崛起首先就是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坚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实现本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通过自身的复兴实践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开辟出一条崭新道路，具体来说就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观念上，要倡导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行动上，要引导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里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等安全挑战，严重威胁或冲击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和平与安定。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为弥合和平赤字做出贡献。为了弥合和平赤字，需要各国通过共建共享安全格局来彰显公道正义，夯实世界和平的民意基础，建设和平之路。

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失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为了弥合发展赤字，需要以创新为先导，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增长活力，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建设创新之路、繁荣之路。

 

治理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权威、意愿与能力存在严重缺陷或不足，规制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协调机制和渠道不顺畅。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为了弥合治理赤字，需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开放经济体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实现全球善治，建设开放之路、文明之路。

 

推进总体战略目标实现的四个关键抓手

以时代主题基本判断为依据，为了实现两个总体目标，克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中国国际战略的遂行应当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改善全球治理和弘扬中国价值观等四项工作为关键抓手。

第一，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原则，引导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

第二，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构建反映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积极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构建和弘扬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总体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和合作理念，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人类的前途命运、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命题。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强调，要深入研究理解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一是要准确把握和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有五年的基础，形成理论体系，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把握、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二是要开展分领域、分专题的深入研讨。从党的十九大以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组织以各种形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进行学习和研讨。三是要准确定位，深耕厚作，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伊始，就具有公开透明、平等开放、普惠包容的特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通过五年来的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一大批初步收获和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愿望，不仅开创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时代，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发展，而且有利于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有利于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有利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倡议，必将对未来世界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如“一带一路”建设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可能的冲撞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国家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经济发展遇到诸多严重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二战后确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以及诸如欧盟等地区组织，确实曾为世界经济和各地区的发展做出过较好贡献。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现有的这些机制看来都存在问题，并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放性、包容性和普惠性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好弥补了现有机制的不足。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最初包括沿线64个国家，但并没有限制，实际上参与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一些拉美国家、澳大利亚都已逐渐地包括在内。第二是包容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是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像“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它和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等国的“欧亚联盟”、欧洲的“容克投资计划”等等都是相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第三是普惠性。“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所有沿线国家，不是说只有哪一个国家受惠，也不是只有64个国家受惠，而是所有参与的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所以它是普惠性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善、修改和补充，并不是颠覆。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并不像西方描绘的那样，好像中国要搞势力范围、搞霸权或者搞掠夺式经济。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像国家进出口银行在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投资项目，都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从文明互鉴的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建设对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李教授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有一半以上是穆斯林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穿过伊斯兰世界东部到达其西部，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的穆斯林国家，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国家，又可由此进入北非、中非的穆斯林国家。随着马达加斯加的加入，“一带一路”还可以继续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扩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对改变伊斯兰世界的落后面貌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确保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长久成功，与保持伊斯兰世界的和平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重视维护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包容互鉴、和谐共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工程。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沿线伊伊斯兰国家的直接交流，促进亚洲各国重新发掘亚洲价值；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相互理解和认识，让伊斯兰世界也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不必盯着西方来寻找现代和发展的样板。

上海科学院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钟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庞大系统工程，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实践，因此必须做好科学设计和组织实施，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应当做“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组织者，而不是单纯的投入者。“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耗时长、投入大、回收慢，单独靠中国的资源投入是不够的。因此必须组织调动全球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的技术性资源共同纳入到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里应充分发挥全球华侨的力量，把他们的资源整合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来。因为港澳台在全球有很强的商业网络，我们的华侨也有很强的商业网络。同时应把相关项目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形成稳定的经济资源良性循环过程，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发展。

第二，中国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整个产业体系的积极运筹者，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我们应与沿线国家一道，以“一带一路”通道体系建设为主干，以支点建设为依托，全面进行网络化建设，通过网络化建设来化解支点上的风险。要加强产业体系的网络化建设，在各区域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和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应当与各国共同努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安保体系的建设，有效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习主席倡导的总体安全观充满中国智慧，是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根本遵循，也是完善国际治理的黄金法则。它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全球治理的现实相结合，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也为完善国际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给出了中国方案，指明了前行方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认为，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新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同”：倡导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消除和平发展治理的“三大赤字”。这“三个共同”凸显了习主席对人类安全面临挑战的精准把脉，也是对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全球治理黄金法则的精辟阐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向盘。

习主席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安全利益与全球治理互相契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安全互为依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维护自身安全互为促进的深邃哲理。新安全观和国际治理观有十大亮点：一是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从人类安全课题中寻求大国关系发展新动力；二是结伴而不结盟，不排他，不搞势力范围，不求填补真空、不干预别国的外交选择、不针对第三方；三是把地缘毗邻和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守望相助的安全依存优势，使周边国家更友善、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四是坚持法制精神，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执法能力，完善国际执法体系，深化政治安全合作；五是加强海外安保能力，重点经营“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网，提高反海盗、反恐怖国际合作水平；六是以底线思维追求高线目标，明确警戒线、临界点，补短板、重管控，力争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颠覆性的国家安全风险；七是从亚太战略场、欧亚大棋局的高度摆布力量，将对大国和对友邻外交一盘棋推进；八是推进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倡导各国共其道、共其工、共其力，协商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九是致力于全球海洋治理，启动全球性的涉海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世界海洋新秩序；十是从治理高度推进核安全，使之与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相并列，遏制核军备竞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2014年5月习主席提出并全面阐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实际上是中国首次提出当代的国际安全观。

第一，新安全观是中国新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的观念里，国际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这是西方的世界观，其核心观念是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是他人是朋友，他国是伙伴，与西方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新安全观恰恰是中国新世界观的一种体现。

第二，新安全观对摆脱当前世界安全困局指明了道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全面失序、礼崩乐坏、没有秩序。大国之间是恐怖的平衡，对于恐怖主义也是越反越恐。这是由于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普遍不安全。人类发展了拥有互相摧毁的暴力和能力，但是却没有建立起约束这种暴力的手段和秩序。这就是现在的安全困境。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追求的是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要求是综合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的提出在实践上具有很多方法论的意义。一是它从历史智慧的积淀中得来，具有历史性。像大家都知晓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讲信修睦、谐和万邦、多予少取、厚往薄来，这都是古代中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对周边国家推行的政策，包括像孟子说的“小国治、大国仁”，就是一种东方的智慧。二是它具有实践性。新型安全观是现实可行的，是实际可以应用的。这一点在我们的亚信机制、上合组织中已经得到很好体现。三是它具有创新性。在西方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都有均势论，就是欧洲几个小国之间要形成均势。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陷阱论。这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到现在又出现帝国稳定论，必须有一个大国输出公共产品来维持，来提供安全保护。如果这个大国衰落了，这个世界就不行了。这些观念实际上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过时的安全观。而我们现在提出的新安全观隐含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要建立合作伙伴稳定论、共同安全稳定论。这不是要解决谁吃谁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的环境。这与西方那种豺狼虎豹式的安全观相比，有很大的创新意义。四是方法上的适应性。新安全观体现出对新问题的新方法，是能够适应变化的。同时它不强加于人，多是隐而不发，这一点在上合组织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第四，新安全观为解决当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我们正处在向多元共生的新时代转变过渡。在这个时代，如何获得安全与和平，新安全观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只有在这种新安全观的指导下，这个世界才能够走向和平，才能够走向共同发展。这值得每一位做安全工作的人把它具体地实践化，也值得做宣传工作的人更多地向世界去传播中国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了人类普遍追求，引领世界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相结合，不仅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引领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道义担当、博大胸怀和价值追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世界民心，如何有效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和外交理念、提升国际话语权、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全球利益的辩证关系、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重塑国际金融和能源格局等现实问题都是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西方霸权秩序的樊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关越强认为，过去300—500年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宗教的一神教、军事上的扩张、金融的控制垄断和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最近三、五十年，新自由主义盛行，笃信很多问题都可以靠市场来解决。但现在这种方法也已经走到尽头，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人类面临很多共同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充满新意和进步性，它不再用全球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不再用“三个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贫困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这种对抗性的观点看世界，也不是用西方的民主和专制国家区分来看世界，而是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共生共存的共同体，一个平等合作的大家庭，从而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从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进步性：第一是强调国家间要彼此开放包容；第二是强调国家间关系应是非对抗性关系，各国都是合作的伙伴；第三是强调世界各国应该摈弃零和游戏的想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潘维教授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各方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一是不能把本国的价值观排序强加给别的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二是要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共同修建跨国基础设施，保障21世纪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发展；三是合理规范资本的跨国流动，保障各国的社会稳定。

上海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从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三个概念关系入手，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概念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概念。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国家宪法，体现了中国的党、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的统一。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机遇、共同发展环境，也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挑战、共同危机和这么多的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现人类承载着共同的命运。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治理的时代，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全球治理是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还是西方主导的旧体系。西方要把自己老的治理体系——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维持下去，就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相背离。所以它们要倒退，要退出全球化。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却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一致的方向，所以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然后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它概括起来。在当今时代，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多数国家接受，因为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伟大理想，包含着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包含着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义利观等一些大的概念，都可以容纳到新型国际关系里去。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特征很简单，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也就是去霸权化。

中国银监会特约顾问杨凯生认为，中国制定的百年目标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百年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实施风险防控、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行动，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更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认为，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其基本内容及核心要义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八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更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开放主义精神。我们应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与中国的建设发展相融合，实现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的平衡，妥善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四块基石为依托构成其坚实基础，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观”。第一是共生的价值观。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日益变小，地球村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二是共和的安全观。我们今天同处一个地球村，应对挑战再不能高悬威慑大棒，不能天天动武，应该改变我们应对挑战的方式，携手、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第三是共商的治理观。国与国之间、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不应彼此瞄准、相互为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应对威胁。第四是共赢的发展观。实现发展是各国乃至所有个人共同的普遍追求，但发展不应是损人利已的发展，不应损害别国利益，应该谋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华语智库理事长彭光谦认为，习主席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都有很多重大建树。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战略文化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反对冷战同盟体系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一是着眼全局，善于在世界大棋盘上下棋。二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占领道义制高点。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有层次的，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内有它不同的适用性。三是习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以中国“两个一百年”的长周期进行战略布局，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四是习主席的战略思想超越了传统上陆海对立的地缘战略局限，确立了陆海一体的全新战略观。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就是把海陆有机地结合起来。五是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主动塑造、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高度自觉。六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坚定、全方位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在建设时期的30年，总体上是消除私有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有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革的30年时期，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承认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承认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鼓励支持同时又引导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答案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当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私有资本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同时，也要给私有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有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要保护私有资本的权利（right）,又要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利的保护。[1]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力的规范。

私有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最有力量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无孔不入，对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权力等其它类型的权力都构成支配性作用，而且其影响力随着资本规模的积累不断增大。

我们要建设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保证旗帜不变色、道路不走偏，我们必须运用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在保护私有资本权利的同时,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的核心。党的领导权是总体性权力，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和道路的最重要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权才能有效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总钥匙，反过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有这么大的权力，要以自身够格、自身过硬为前提，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前提。党的建设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避免被私有资本同化，有能力规范私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来说，被私有资本同化的风险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忘记初心、丧失理想，成为实用主义政党，就有可能蜕变为和资本结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转变为代表资本的利益。习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产市场，放任房价飞涨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归根结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其三，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的进一步规范，需要在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混合经济体制。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积极提高公有资本比重，鼓励兼具公私两种性质资本的发展，保护私有资本的利益，积极推进不同性质资本相互交叉与深度融合，实现公私两利、公私共赢，放大公有资本的功能。

 其四，在社会，需要保留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领域，让资本的逻辑嵌入社会的逻辑，而不是让社会的逻辑嵌入资本的逻辑，建设人民体制。例如土地、劳动不能完全市场化，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能完全市场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最后，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劳动阶级法权”建设，限制和制衡“资产阶级法权”，避免当代资产阶级由自在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资产阶级。在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掌握劳动阶级法权，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都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得报酬，都属于劳动阶级。建设劳动阶级法权，就是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劳动者价值观。

 

                                             (编辑  王生升)

 

 

 

“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实质是构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更好的联通关系，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融入到中国的发展，真正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重要的是更高层面的联通，高层面的联通能够构建经济增长、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新的全球化，更加开放、多元、普惠、均衡、共赢。

 

“一带一路”开辟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

 

高层面的联通形成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机制，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程度联通的国家或者区域之间充分流动，在市场引领下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联动式增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好的国际联通，不仅有助于保持我国的可持续增长。在国际范围也有助于构建经济增长新模式。

过去的国际合作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了自贸区，OECD、G7、G8各自形成圈子，欧盟形成一个圈子，东欧和自己相邻的国家形成一个圈子，非洲有东非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没有限制，不搞地缘政治，是全面开放的。2017年5月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习近平主席呼吁，全球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多数国家没有话语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结构，让各个国家都能够参与，并具有发言权。以“一带一路”作为切入点，撬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比如金融领域，过去世界银行的钱只给少数国家用，如果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想要获得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操作难度大、程序复杂，并且有很多附加条件，因此大部分国家发展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倡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别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金砖五国”共同倡议设立的新开发银行，目标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湾区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湾区经济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全球联通。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湾区不是在开放、与全球联通的背景下形成的。东京大湾区是最大的产业联通中心，纽约大湾区是全球金融资金联通中心，旧金山大湾区是科技联通中心，这是目前全球最开放、联通程度最高的三大湾区。今后只要大湾区能够出现和发展，就必须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联通。

这给我们以启示，“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水平的联通，“一带一路”证明了这是最好的空间载体，能否把大湾区作为载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京津冀大湾区到长三角大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大湾区，这四个湾区连起来就构成大湾区经济走廊，这个经济走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大湾区经济走廊形成之后，可以分几步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一步，由这几大湾区构成经济走廊深度融合繁荣圈，融合香港地区的资金优势，新加坡的高端服务，澳门地区的特色服务，以及台湾地区的优势。第二步，推进对接东南亚和东盟，形成经济圈，实现全方位覆盖，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安全。第三步，以东南亚国家为开端，延伸至欧洲、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形成更大的、由海上区划所形成的“一带一路”经济带。

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陆上丝绸之路”毫不逊色。我们要发挥大湾区经济优势，提升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联动开放。涉及的所有区域有必要形成一个协调互动的开放方案或格局，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有利于构建起大湾区经济走廊。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要联动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互相达成协议，允许比较落后的国家开放某些行业，而不是全部开放，要分阶段进行发展。

第二，提升区域协调能力。涉及“一国两制”的协调，不同体制和制度、不同国家的协调，大湾区内部协调，以及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协调。

第三，务实创新。根据市场需要和发展阶段的需要进行各方面创新，涉及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等，要务实的创新，而非盲目创新。

                                           （编辑  季节）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

 

文化建筑是城市名片

 

文化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人与资源聚集的产物，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宝贵财富。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城市也是应用建筑的母体。城市与建筑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所以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更是城市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基。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文化建筑也常常是城市一定历史阶段的缩影，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更是城市重大事件记忆的载体。因此，文化建筑的风格和风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特征、素质、追求和发展。

 

建筑的“两观三性

 

“中国特色的城市如何形成”是我多年研究的课题。为了更好地彰显和传承本土文化的特性，也基于建筑的本体融合环境，一个城市的建筑常常与其他城市不同。建筑本身是技术和艺术、科学和精神的融合，所以没有绝对正确的建筑，有些建筑甚至是见仁见智的。

影响建筑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性”，即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地域性包含了当地的环境、气候和情况，也包括了当地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建筑的最高层次，体现了当代的文化，历史的文化，中外的文化，具备文化性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根本；时代性体现了建筑的发展。从哲学角度理解这三个要素，可以提升到空间是整体的，即整体观；时间是可持续发展的，即可持续发展观。

有特色的建筑，自然不会千人一面。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地域是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则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地域性的建筑。一个合乎逻辑的设计构思过程，常常是以从最根本的地域中挖掘的有益基因作为设计依据，从文化层面加以深化提升，与现代科技结合，从空间的整体观和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观加以把握，从而创作出“三性”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的文章，“两观三性”的内涵和中央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如何应对新需求

我们建筑师要靠作品说话。以世博会中国馆为例，现在中国的很多建筑，无论是建设的规模，还是建设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应对这样的需求？需要从理论、创新人才和创作团队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是理论，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创作理论，包括“两观三性”等；第二需要创新人才，我很早就主张走设计与研究、创作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所以198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在院校里将设计和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培养我们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第三需要好的创作团队，当今中国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只有好的理论、好的人才，但没有很好的创作团队是不行的。

 

“两观三性”理论指导下的建筑案例

东方之冠：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令世界瞩目。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博览会以来，世博会已举办过40届，如同百年奥运，中国人的世博梦也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届世博会都有佳作传世，比如英国伦敦的水晶宫、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留下怎样的建筑？

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馆必须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这也是整个建筑设计最根本的定位。任何一个建筑都有甲方，而世博会中国馆的甲方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中国馆设计方案的竞赛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以参加，近年来我们的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作为东道国场馆，应该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在344个方案中，我们的方案被选中，并与清华大学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一起合作完成。

中国馆建筑被视为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很难用中国馆一个建筑去体现，每个人都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如全世界都认为斗拱很麻烦，同时这个建筑又要非常注重生态。中国馆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架空3米，悬挑49米，屋顶140米乘140米。中国馆经过几年设计，注重每一个细节，比如中国馆的红色，公众看到的红实际上是由四种红色组成的。最终这个建筑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获得了非常好的声誉，被称为“东方之冠，鼎盛中华”。相信每个走进中国馆的人，都会感到自豪。

中国馆的构图非常现代，它将传统印章的形象、风格通过现代通风洞来构架。同时屋顶花园平台吸收了圆明园“九州清晏”的概念，在2.7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设计了九个岛，全面表现出中国山河的特色。众所周知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现在已经被改成了中外艺术宫，秉承了生态的概念，吸引很多人参观。中国馆应能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张扬了时代精神。

令心灵震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悲怆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民心头上一道永恒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国家级的工程，是国家每年举办公祭活动的地方。为什么纪念馆的形状像尖刀一样？因为地是尖刀形，所以利用这个地形做了一个断刀，也代表我们最终抗战的胜利，断刀建筑内部就是一个展览馆。走进这里自然会产生震撼的感觉，这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将人们最终引到“走向和平”的主题。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纪念馆准确地找到社会文化约定的内涵，以建筑语言表达出来。

通过建筑特有的语言可以形成“场所感”，通过空间组织、材料、肌理、色彩和光线形成的场所感，一把灰色的断刀折伏在平静的大地上。沿刀尖方向走去，越来越清晰地看见它灰色大理石纹路，像苍凉的历史干涸的泪痕。在刀尖处驻足，高大的“家破人亡”雕塑，唤起积累的民族记忆，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暗示：从这里，沉重的历史将被撕开，裸露它深处的伤。使参观的人群产生相应的感受。走路时发出的沙沙声，参观时带着严肃而沉重的表情，建筑已经把人的情感整合起来。再如纪念馆中冥思场景的设计，点灯后各种光线反射，向各处延伸的同时也引发了思考。走进和平公园，则是非常平静的氛围，有山、有水、有树，让人们感受到和平。

整体建筑像一组诗篇，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

河北廊坊·大厂民族宫

大厂县是回民聚集区，是当地人民心灵栖息的家园，建筑要做的是将“伊斯兰文化”这种典型特征用现代手法表现出来。

2016年大厂民族宫被评为世界十大建筑，2017年10月获得美国建筑奖。这个建筑将伊斯兰文化与建筑结构结合得非常好，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非常纯净，非常神性，有殿堂感。建筑上方的圆顶被设计成屋顶花园，同时圆顶包含了一个配备大礼堂和舞台的剧院，设在整个大楼的中心。顶部是半露天的屋顶花园，空的地方阳光可以照进来。在雪花纷飞的时候，整个建筑场景非常有诗意。在夜晚，建筑是白色的，衬托在黑色的夜景中；在白天，天空是白的，建筑内部则是黑色的。由此可见，建筑有它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IP，这是中国的特色，文化的特色。

广东珠海·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被建设成为一所书院式的大学。校区建设立足于山海环境资源和生态自然条件。同时通过建筑设计，校区内学习与生活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校区的书院特点非常明显，我们平时谈起的很多书院其实都是假的，但这个书院是真的。每个书院里都是各个专业的学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良好途径。从建筑风格看，校区没有使用一般的玻璃幕墙，而是融合了岭南的特性和南欧的风情，充分考虑自然通风采光。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虽然盖起来才四年，但走进去会感觉到它是有些历史沉淀的大学。建筑和景观联系得非常自然，有国际化的感受。2016年习总书记参观过这一校区，2017年张德江委员长也参观过，凡是到过这个城市的领导几乎都去了这个校区，现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已经成为珠海的文化新标志。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新闻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要立足时代特点，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两类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2017年11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座谈会”，20余位来自新闻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研讨。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和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 历经24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辉煌、曲折、改天换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我们就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我党历史的传承，经过了努力的探索，来之不易。“中国特色”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教训作了高度的总结。“新时代”来自于党和人民长期的实践，它是在实践和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扭转局面、矫正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一次在湖南主持巡察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经过五年的砥砺前行，形成现在的大好局面。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前不久，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十九大前后我们开了几次会，探讨“中国学派”问题。党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早已奠定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毛泽东就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邓小平则是开拓者，他努力推进中国学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进展。至习近平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最大的努力，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孔丹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特殊性的新闻学。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但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界出现西化倾向，学术界的一些人不但被别人矮化，而且自我矮化、自卑。我们既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一套理论拿来做框架。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基于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新闻学界的各位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对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新闻学理论领域里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到会专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社会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新闻学，解释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既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包含本国和国外新闻学界的理论贡献；既吸收西方新闻学值得借鉴的东西，也坚持中国新闻业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具有一些各国普适的要素，包括：

新闻本体（新闻是什么）：陆定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据实报道，充分体现真实性，新闻又是按特定要求对事实所做的反映。

新闻特质：新闻区别于文学艺术，它的功能是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好的报道选取的事实应具有较高新闻价值，避免令人生厌的生硬说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形成和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媒体经营：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管理：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需要有新闻法治，也要有新闻伦理。

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同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将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和舆论引导有效，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既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精华，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断丰富发展的新鲜内容融合其中。

 

关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从中国有新闻学的时候就开始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方面。新闻传播事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核心价值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新闻学包含着古代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传承、近代引进的新闻事业的影响、本土新闻业诞生过程中的时代烙印、苏联党性新闻理念的植入，本土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对新闻学的实践和诠释。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真实、客观”等新闻学核心概念，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排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新闻业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沟通，议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实践，商业报纸虽然兴起，但是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依然是报纸的主流。教化是媒介功能的核心。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认为，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所以要把社会动员、凝心聚力放在第一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既不能让这种政治属性取代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不能以新闻的专业性为借口，脱离政治。

 

必须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划清界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设想，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提出的，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对西方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产生冲击的回应，带有很强的战斗性。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对手，就是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流行思维对新闻界影响很大，大多数青年记者与其说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新闻专业主义。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指出：新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新闻理论已被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这成了不容否决的范式。他们排斥和打压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讨论，声讨针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文章。尽管批评的语言看似温和客观，实际上很霸道、极端。

只从特殊性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远远不够，必须反思整套西方建制下的学术思想。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的强调特殊性，否则中国的特殊性就缺少正义、平等的价值关怀。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模式、市民社会的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文明等级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所谓普遍模式，其实存在极大的等级关系和歧视关系。不从正面和西方新闻理论交锋，不清算这种霸道的学风，中国特色新闻学就不可能确立。

 

中国新闻学的原则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新闻学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借用这个说法，我曾提出，如果原来从国际共运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看山是山”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理想化了的西方新闻理论来看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看山不是山”的过程，那么，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新闻学，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精英的傲慢和脱离民众的情况已暴露无疑。从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和麦克切斯尼）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已经被批判得很充分。

在新时代重构中国新闻学体系，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继承其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批判新闻学、尤其是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这包括对媒体的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媒体商业化的反民主倾向、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倾向的批判。

但是，西方批判新闻学也有自己的盲点。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新闻学体系时，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盲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框架内，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媒体是“看门狗”，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在批判学者那里，西方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随着福利社会的消解，西方国家政权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更加明显，西方批判学者的分析更无法超越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中国国家的性质不同，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来构建中国新闻学。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前提下，重新确立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第二是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盲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宪法把工农联盟当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国家把振兴乡村提到了战略高度，探索中国道路意味需着重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回到延安传统，与乡土中国紧密连接，这不是任何西方理论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新闻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比如，中国传统的传播智慧讲究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与西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许多教条不同，而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就充分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国传播观念。

张垒认为，中国的新闻业实践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没有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框架中。例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甚至记者和被报道对象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例如《齐鲁晚报》记者张刚在做社区新闻时，真正参与了整个社区的治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与那种号称独立自主的西方媒体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新闻实践总结出来。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要到实际中去，要深入具体的人群。构建中国学派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逻辑和真实的本质。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欢迎各国记者在中国多走多看，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反映了积极清朗的舆论态度，体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性。和西方新闻学不同，我们是全面积极的真实观，不需要溢美之词，只要客观有益，就是好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话语，既要能与世界沟通，又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新闻传播学

吴玫（澳门大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西方新闻绝不是所宣扬的那么客观、自由、公正。美国将自己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被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崇拜。　　

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第一，以信仰或信念挂帅，以改变人的思维为目标，这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所有的传播都根据信仰来编排，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新闻和故事就根据这样的思维框架来编写。第二，市场经济中，社会的运作基础是商品营销，营销广告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每年的政治选举通过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和基层运作，控制了人的政治生活。第四，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以心理学为基础，包容部分社会学内容。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发展，控制了人们的社交范畴，编制了一个非常大的符号网络，任何思维、解读都在这张网中，不管事实怎样，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中一些信念和概念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跳出这张编织的符号大网。新闻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学科，它由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协同运作规律支撑。如何进行意识改造、如何进行入脑入心的运作，美国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要以实践为基础，做更多探索。

徐长银（原新华社参编部副主任、《参考消息》原副总编）指出了西方新闻报道的虚伪一面。他说，新闻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这对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西方媒体也有假新闻，即利用新闻渠道传播谣言。

新闻报道要为政治服务，中国是这样，西方媒体同样如此。美国新闻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或者说政治立场意识非常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意识形态偏见。

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会晤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了，然而第二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张照片，其中克林顿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国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刊登的照片中，两人的神情很融洽。这分明是美国新闻当局在操纵。又如国内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听证会抨击中国产品大量进口损害了美国产业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听证会作证的，进口商和生产商各占一半，而进口商是不主张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可是美国媒体从来不提进口商的态度和意见，这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性。

美国对新闻的封锁也有很多例子。1993年10月，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18名士兵被打死，两架直升机被击落，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索马里首都民众拖着美国兵的尸体在街上游行的镜头，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为什么当地民众那么恨美国兵？后来据一些小媒体透露，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打死300多名当地百姓，打伤700余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一年后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又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屠杀平民上千人。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这次行动。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西方媒体对这个消息封锁了一年之久。可见，美国对新闻的管理也很严格，美国媒体绝对不是国内某些人想象得那样客观、公正、自由。

 

中国新闻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个支撑性学科之一，这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对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直接的教育指导作用。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专家们指出，目前的中国新闻学处于弱势的位置，还远未起到支撑性学科的作用。

一是新闻的发展落后于国家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国家形象问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成长了，但是新闻的发展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我们国家的形象一直树立不起来。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理论落后于西方理论，我们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完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教学总是停留在口号化、简单化、片断化状态。所以至今许多人仍死抱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放。当代新媒体兴起，新旧媒体融合出现许多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是理论没有跟上，甚至有的新闻理论课的教材始终都没有更新。

尽管多数高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但很多课程的设置更像是应付任务，有的就是基础理论教育，而且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

 

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的挑战

丁柏铨指出，当代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新闻生产平台、生产者和受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官媒、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加入新闻生产，使用自媒体的人可以随时披露信息、发表意见。网上情绪化意见盛行，可能形成舆情大潮，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困难。新闻受众的眼界也比过去更开阔，要求更高。传统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深度挖掘新闻。　

新媒体崛起和新旧媒体融合博弈的问题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等问题。

一是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改革，试图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而BAT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媒体陷入断崖式下跌状态。BAT是垄断性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不使主流话语权旁落，我们鼓励传统媒体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平台。然而这无异于“以己之短搏彼之长”。例如某主流报纸官网，上市5年来，不论硬件软件，和门户网站的技术差距依然明显，新闻生产的压力不减，经营情况也不乐观，三大主营业务中“广告宣传”和“移动增值”都在下降，只有信息（舆情）服务费上升，舆情分析的主要用户还是政府。由国家资本建立的网站，其生存靠政府买单，这样的市场化模式究竟带来何种经济政治效益？

二是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

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和“舆情市场化”不是一回事。现在官方网站作为第三方，政府购买舆情分析、靠舆情修复解决问题，恰恰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舆情产业”还催生了一大批市场化的“舆情分析师”（据统计，2013年全国大约有200余万），其资质认定和分析方式参差不齐，主要靠行业自律规范。他们的报告递交给政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判断形成误导。

媒体所有权和市场化经营的广告权问题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认为，当前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平台问题和激励问题。

媒体属于谁？西方媒体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是私有的，它们这个理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反抗压迫教会压迫而产生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今天美国媒体虽然是私有的，但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它沿用了当时教会的宣传方法，本质上是资本的公共媒体。

中国的媒体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媒姓党，这是对媒体所有权属性的明确主张。应该明确，网络媒体也是媒体，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我们网络平台的现实情况是，无论“中央厨房”还是网络媒体，使用的都是别人的资本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乌镇互联网峰会上强调互联网主权。没有平台的所有权，如何实现互联网主权？

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经地义，媒体私有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对所有国家是否“民主”的评判标准也是专断的——媒体是否开放、是否自由、是否准许西方资本进入。而我们要认真考虑中国媒体所有权的形态问题。要对媒体所有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多出正能量作品。如何落实？如果拍一个正能量剧，谁出钱？目前媒体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传统媒体不如网络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广告额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但中国如此大的广告市场，前四位广告代理商都是外国公司，总份额在70%以上。换句话说，媒体的指挥棒在外国资本手里。　　

目前网络媒体的价值已经超过传统媒体。要吸取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收视率被资本操控的教训，对于网络公司的数据、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价，一定要由独立第三方操作。核心问题是要隔离或减弱资本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可能的融合方式

吕新雨提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可考虑以下可能的方式。

第一，参照欧洲收取部分票房收入扶植电影的方法，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视听税，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商）。如果传统媒体跟平台逐一谈判，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同等的谈判能力，中小媒体不具备谈判资格，且会因为版权原因导致内容传播受限和独占，与新闻的公共性冲突。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在地性，是媒体生态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必须避免恶性竞争，这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第二，网络社交媒体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现在广告经营权完全被社交媒体平台垄断，只有强制社交平台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按比例回馈平台，才可以维护公平，克服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是旁观者或者被动的受众，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只有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才是改革体现公共性的时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既然是优势互补，两方面都不应该以己之短搏彼之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构建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试错要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定，路径需要调试，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并驾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如何体现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进

关于新闻学的教学，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传播学纳入社会学、心理学、商学等社会科学序列，成立服务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需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培养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新闻舆论人才。传播学与新闻学可以有所交叉，但各自的学科地位必须清晰明确。

第二，新闻教育要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系统目前实行的是一套西化的评价体制，以能否在美国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为标准。而新闻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胡钰建议，在教学中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科学方法，培育学生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走出中国，看看亚非拉国家，让他们看到中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是要解决学界自信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有充分信心。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要做好学科基础工作，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深入阐释学理，论证它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这一学科应该是统领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舆论学和宣传学领域。我党在宣传方面曾经很有研究，但宣传在西方是贬义的，西方传播学引进后，宣传学研究陷于停滞，目前国内研究宣传领域的人很少，亟待拓展。

李铁铮（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大学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培训、座谈会等，动员更多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投身学科建设。今年夏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会”，培训效果很好。要发挥好新闻学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学术权和建议权。任何真理的传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旗帜鲜明，对模糊认识做好说服和阐释的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和壮大队伍。　　

大学应该成为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前沿阵地。这一学科正处于创建阶段，传播是渐进的、动态式的，要加强与教育、宣传部门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让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讲座、进课堂、进教材。要用好期刊、书报、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