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强化乡村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问题。家庭承包制40年来，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同时不可否认，农业技术的进步要求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各地一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应当正视并研究集体所有制在当下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指出，只有坚持集体化道路，才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集体化村庄所以发展得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村庄的发展壮大，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集体化道路。如果离开了集体化的政策，即使有好的带头人，也很难发展壮大。

乡村自治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新面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多年来中央关于农村改革问题都反复强调，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见，农村改革主要是改革管理体制，而绝非放弃集体化道路。家庭承包制之所以当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在于家庭承包制突出体现了家庭的支配权，实质上确立了家庭自治的地位。

但是，家庭自治的积极性仅仅体现在承包的土地上，却未能体现在集体的事业上，单方面强调“分”而忽视“统”的一面，结果普遍出现集体经济瓦解的情况，而家庭自治下的经济实质是个体经济，与此同时，种植计划难、农民耕地难、浇地难、销售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集体开会难、组织难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暴露。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逐渐减退，1990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迅速增加。到2000年时，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之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流出人口继续增加。

相反，改革后一些仍然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不仅没有出现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实现了生产机械化、管理企业化、发展生态化、民主大众化、集中组织化、保障集体化。村民就医、子女教育、住房乃至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不断增加。这些村在城市工作的人退休之后，纷纷回村养老。这对城乡之间的交流、相互促进，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等，无疑是有益的。

乡村自治体现出农民当家作主

乡村自治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的状态。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为例，如今周家庄的管理形式与以往的人民公社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一是管理体制不同。以往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外部，是上级组织提名任免的国家干部。如今周家庄合作社的领导成员完全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由合作社社员民主推选。其二是党组织设置不同。今天周家庄的农村党支部建在生产队上（不是建在村上），每个生产队1000人左右，这样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便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其三是金融设置不同。现在周家庄合作社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合作社的内设机构，所有工作人员都来自合作社内部。周家庄合作社的发展完全依靠合作社的内置金融，没有一分钱的国家贷款。其四是生产计划不同，周家庄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由合作社自定，政府不加干预。其五，生产购销不同。现在周家庄合作社实行集中购销，合作社所需生产资料由集体统一购置，所有产品由合作社负责统一销售，做到了产前有计划，产后有市场。由此可见，如今周家庄合作社的管理突出体现了乡村自治的权利。

这些新型集体化村的经验充分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乡村自治与家庭自治不同，前者突出集体组织的决策权，出发点站在全村整体利益的角度，因而有利于体现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制虽然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权，却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围，最终丧失集体经济，导致农民失去更多的权利。

乡村自治需要改善党的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重在经济上坚持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重在政治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这一重大转变，首先政策要跟进。

实事求是地讲，从农村改革以来的政策走向看，赋予农村党组织的责任越来越多，赋予农村党组织的权利越来越少，赋予农户的自由越来越多，赋予农户的义务越来越少。这一走向注定乡村自治的能力不断弱化。政府部门对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如税收政策对个体宽、对集体严，贷款及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缺乏扶持措施。到了本世纪初，农村问题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不仅取消了国家的农业税，而且取消了集体的承包费，由此使得集体经济出现了“零”的现象。目前，各级党委政府虽然都在强调发展集体经济，但内生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农村改革只讲个体产权不讲集体所有权的倾向依然存在，势必偏离集体经济，虚化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机关官僚主义问题依然严重，导致农村两委工作处处被动。

扭转这一局面，应采取以下措施：

1、确立民营集体经济为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新型集体经济不仅强调集体的所有权，而且强调农民的经营权，二者缺一不可。强调农民的经营权，并非意味着放弃集体所有权。乡村自治下的集体经济突出体现乡村集体组织的决策及农民的自主权，因而具有民营集体经济的性质。乡村自治下的民营集体经济，能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目前的民营经济大都是个体经济，应大力鼓励农村发展民营集体经济。这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2、赋予农村党组织应有的权利。农村所有工作的落实，离不开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这既是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也是乡村自治的必然要求。不能只赋予农村党组织责任，不赋予农村党组织权利；不能只赋予农户自由，不赋予农户义务，不能因为个别农户的无理要求或个别村干部不称职而剥夺农村党组织应有的权利。

3、提倡机关为农村服务。农村政策一旦脱离实际，就会事与愿违。因此，上级机关出台政策一定慎之又慎，要给基层实践留有宽松的空间。千万不要低估农村实践及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农村发展从第一个互助组到天下第一村；从男女同工同酬到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日常所需基本免费的分配制度，都来自农村实践，来自农民首创，而不是机关创新、官员作为。机关对农村要多一些支持，少一些指令；多一些责任，少一些指摘；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会议贯彻；多一些民间探索，少一些官方试点；多一些经验总结，少一些文件报表。

烟台市委组织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就是注重调查研究的结果。他们还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允许村集体组织作为合作社的领办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公共管理职能事务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合作社，所以村党支部不能直接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建议考虑对这一法律限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允许村党支部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建议在农村土地确权中，允许村集体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确保土地确权不出现新一轮“分光吃净”，同时便于村集体根据实际情况对承包地进行适当的调整。第三，建议上级拨付给村集体的支农资金，作为村级集体资产在合作社中占股，形成有收益的资本，而不是作为政府的财政偿付。这样可以促进村级合作社的发展。

4、尽量减少强制性政策。现有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农村，甚至有些政策只适合个别农村，应该允许各地农民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除涉及底线问题的政策外，一般都列为引导性政策。引导性政策只能引导不能强制。上级领导不包办，乡村自治不越轨，从而实现农民群众理想的简政放权。

5、发挥典型带动的作用。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议农村干部学代村，机关干部学烟台。山东兰陵县代村原先是个贫困落后村，民心散、村风乱，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王传喜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后，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团结带领群众，把一个既贫穷又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村民共同富裕的村。2017年全村各业总产值20多亿元，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王传喜同志也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2018年3月8日，习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代村王传喜之所以得到习总书记的肯定，并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就在于他敢于打破机关干部长期流传“南街村现象不可再造”的说法，前进路上敢于挑战、乐于奉献。

机关干部学烟台，不仅因为烟台市委组织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创办了3045个具有村级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组织，更可贵的是烟台市组织部领导敢于揭示官僚主义问题的同时，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置问题，为机关干部克服官僚主义树立了榜样，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政府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家庭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三种模式的实践对比，充分表明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最佳选择。改革初期的刘庄、南街、华西、滕头、航民、蒋巷、洪林、进顺、宝山、南岭、兴十四、周家庄等村，以及如今的代村和烟台市3045个村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在于这些村由家庭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只有确立这一走向，才能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强化乡村治理能力，中国农村才能迎来辉煌灿烂的明天！

（编辑  杨利红）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人们关于生命健康、医疗领域的思考越来越多。疫情的不断蔓延扩散，给全球的社会、经济乃至军事带来了种种的变化和严重的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时提出：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可以预见的是，科技产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健康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中国智慧城市运营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形成集聚加快

四年前，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的城市群集聚有了“都市圈”的提法，2020年疫情的反向作用恰恰推动了都市圈集聚。在抗疫过程中可以看出，大都市圈的抗疫能力具有强大优势，因为大都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更强。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偏离预期规划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使用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显著下降，很多线路的高铁甚至出现完全空载的状态。出于健康安全考虑，反而私家车出行比例明显上升，这也激发私家车销售量持续攀升。可以看到，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反向刺激作用逐步显现，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带动了私家车和家庭商务车的需求增长。

趋势三:城市“互联网+”新兴产业发展加快

随着疫情不断发展，互联网产业发展非常快，远远超过以往年份。例如远程医疗，广州一个中医类公司之前推出的“线上中医诊疗”服务一直发展缓慢，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推广了“远程+中医诊疗”服务，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达到过去2-3年收入的总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广州香雪制药厂，该厂生产的抗疫口服液，三个月的销售收入相当于整个企业上一年全年总收入。

疫情催化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办公”“互联网+购物”模式的出现，并呈现井喷式的发展状态。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与运营能力面临全面升级

全国城市公共卫生医疗资源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显而易见，大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武汉是疫情暴发的中心点，作为二线中等发达城市在疫情暴发之后，公共卫生资源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例如，广东某地抗疫期间，因为公共资源调配到武汉救援，导致当地居民去医院正常就诊却没有医生。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国内目前最发达和先进的粤港澳区域，可见中国公共医疗的资源急需大跨度发展。

    除了医院、医生、床位数量短缺以外，医疗设备数量也亟需大力提升。为加强对感染患者的救治，在疫情最艰苦和紧张的时间，在武汉市以最快速度建造了两座医院：10天搭建了火神山医院，可容纳1000张病床，创造了世界速度。因为整个供给能力还是不足，为了快速进行增补，又搭建了雷神山医院，从开工到交付仅用12天，可提供1600张床位。这两个医院的建造印证了举国体制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关键点，可以弥补局部区域的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两个医院设计由中信工程设计研究院完成，工程由中建三局完成，强强联手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对抑制疫情发展和保护市民生命安全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趋势五：健康码助推城市大数据技术全面提升

中国居民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使用“健康码”。“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健康通行证”，助力疫情防控。“健康码”最先使用是在深圳，最具创新能力的深圳把数码技术和健康状况联系到一起，这是在“AI+健康”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后来全国各地均推出各个城市的“健康码”，在火车站、机场等交通卡口需要手工填报,费时费力。如今全国范围内已经实现了跨省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这标志着中国在健康大数据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居世界领先地位。欧美城市目前跨区域、跨国家的人口流动尚不能实现这样的数据共享。比如澳门通关时护照、健康码同时使用，整个过程非常快速且流畅，这彰显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内国际大循环两个交界点的地位。

“AI+健康” 必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2020年4月，“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除了集中于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更包括了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加速了新技术在医疗健康产业场景的应用。可以预见的是，医疗健康产业已经被中央政府纳入2020年以及后续“十四五”规划政策框架。

    在2018年中国城市运营论坛上，“AI+城市运营”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发布了全球第一份《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并正式提出了“城市大数据”的理念。最近信通院发布的《中国5G发展和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20年）》中，明确提到5G产业的城市运营，这个表述肯定了过去两年我们在城市大数据探索中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的趋势。如果“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经济领域之一”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中长期内，资本会不断涌进这个领域，“AI+健康”必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智慧医疗健康领域投资前景广阔

2020年医疗行业在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细分行业表现分化明显

上半年医药各细分行业的表现分化明显，下半年分化缓慢缩小；全年股价表现最好的三个板块为医疗器械、互联网医疗和生物科技，但下半年略有回调，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制造端业绩增速逐渐回归

2020年年初，疫情的迅速暴发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运营，终端医疗机构受诊疗人次断崖式下跌以及运营周转等因素考量，多数药品及器械采购需求延缓，全年营收增速整体弱于去年同期。随着疫情控制局面的明朗，行业业绩回暖，利润统计值直线上升，成为吸引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图1  医药制造业营收增速图

支付端医保基金持续承压

2018年4月以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截至2020 年9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期末参保人数总计13.52 亿，已经基本覆盖我国总人口的96%以上，同时我国人口增速逐年降低，也就意味着医保收入难以通过扩大覆盖人群快速增加，医保基金承压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用药需求激增以及基金收入难以快速拓展，同样亟需寻找到解决措施。

    销售端：零售终端比重提升，线上零售业务再创新高

2020上半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实现 7839亿元，同比增长-10.7%；网上药店药品销售同比增长70%，市场份额由2019年的不到4%提升至5.7%，而实体药店的药品销售则首次呈现负增长；随着处方外流、医疗服务下沉，零售药店及基层市场销售占比会继续保持缓慢上涨状态。

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520.8亿元，移动医疗用户规模达到6.35亿人。互联网医疗是疫情防控管理的必选项之一，减少线下医院的公共卫生及防疫压力，线上问诊、复诊、购药已经常态化。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的崛起一方面为积累大量患者的信息和流量提供了现实基础，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宝贵的数据来源和用户来源；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趋势、积极引导都会繁荣智慧健康医疗行业，疫情催生了互联网医疗时代起点。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城镇化发展也不例外。我在此先谈谈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镇转型发展问题，再谈谈疫情对我国城镇转型发展的一些基本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国城镇化水平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是很低的，只有10.6%，到1978年也只提升到17.9%，从1949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到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0.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04个百分点，是1949-1978年间平均增量的4.2倍。

为什么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推进力度差别如此之大？从宏观背景来看，1978年以前，我国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此后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城镇化发展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推进。正是因为宏观背景上的差距，带来了城镇化发展机制上的巨大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要素价值增值的推动力，自身快速发展而市场机制使城镇化过程中的相关要素不断升值，城镇化创造的新财富显现化并不断增加，进而推进了城镇化不断发展。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41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三个密切联系的城镇化过程而创造出了巨大的新增价值，这些新增价值又转化为推进城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一个城镇化过程。这是将大量农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土地城镇化过程。由于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其价值得以巨大提升，形成了大量新增财富。实际上，城镇化过程是一个整体，既包括了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要素的城镇化过程，我们之所以称这一过程为土地城镇化过程，只是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以土地城镇化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进程贯穿于我国城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但国务院2014年3月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后，这样的情况有了比较大的改变，通过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城镇化方式受到严格监管，基于土地增值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开始发生根本转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占用逐步减少，依靠土地使用功能变化而形成的价值增值逐步减少。由于我国已有大量农业用地通过城镇化方式转变为城镇用地，由此带来的价值升值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也就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十分充足的新动力。

   第二个城镇化过程。此阶段，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这一过程一直都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人口城镇化主要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及其亲友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过去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主要在城镇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由于二、三产业附加值高于农业附加值，我国整体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单一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城镇化过程通过加快城乡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大幅增加了财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以来，城乡人口转移的重点从数量变成了质量，也就是城镇化过程开始聚焦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几年来，近3亿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基本融入到各级各类城镇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在城镇的户口、社保、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人力资本价值得到了提升，城镇化增值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第三个城镇化过程。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城镇通过实现转型发展，实现价值提升。这一过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已经开始在全国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逐渐推进，而疫情加快了这一过程的推进速度。

新时代城镇转型发展创造新动能（二级标题）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上述三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通常也是共同发生作用的，但不同时期三种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却不尽相同。

   在土地转型和人口转型空间缩小、所创造的增值递减的情况下，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就具有决定性意义。

   实际上，我国的城镇转型发展过程早已经开始，比较典型的城镇转型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开发型城镇的转型发展。我国有相当一批城镇的发展，是因为对其所在地拥有的特色资源（如煤炭、石油资源，旅游资源等）进行开发而集聚人口，逐渐形成发展的。特别是矿山经过多年持续开采，这些特色资源的可开发数量减少乃至使用殆尽；有些则出于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而缩减或停止进一步开发。因此，这些城镇必须探索其转型发展的新路。资源枯竭城镇的转型发展问题并非我国特有，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类问题。

十多年前，我国就确定了一批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主要是煤炭城市，也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石油矿产所在地等。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这些城市的转型发展。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口。很好地解决这些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二是制造城镇的转型升级发展。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我们建立了相当数量的以制造业为依托的城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城镇开始分化。一些此类城镇在南方继续发展，但北方特别是东北的不少制造城镇（有些还是以国有工业发展而闻名的城镇）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不得不探索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三是创新型城镇快速崛起。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深圳，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只经历了短短40年时间，其经济总量就超过了香港和广州，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三，紧随上海和北京。深圳快速崛起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核心的一条是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制度创新也走在其他城市的前列。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市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促进其转型发展。

四是通过完善城镇综合配套设施而实现转型发展。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板：有些城镇的硬件基础设施很好，但软件不够好（比如城市治理能力）；有些则相反，软件不错，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有些落后。因此，要通过强弱项、补短板，完善城镇的综合配套，提升其发展水平。

城镇转型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时代的发展也对城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包括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新要求，也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等，因此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只有不断推进这样的转型发展，才有可能创造出新增价值，促进我国城镇化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我国城镇转型发展（二级标题）

对于我国城镇转型发展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味着什么？主要是两点：一是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必须加快推进这样的转型发展，否则生存都将是十分困难的事；二是给我们指明了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

疫情强化了城镇及其市民的生存压力。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障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数字化生存的压力，在适时强调封闭管理和社会隔离的情况下，运用数字技术来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需求以及运用数字技术来保障城镇的基本正常运行，已经成为基本要求。

疫情也为城镇产业发展以及城镇的整体转型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预计四大类产业将得以快速发展：

第一类，城镇健康产业，既包括医学装备、医疗器械、防护物资、药品等产品生产，也包括健康信息服务、远程医疗、健康教育、药品研发等健康服务。

第二类，城镇数字产业，包括基于数字技术的各种产业和行业，比较典型的有网上教育、网上购物乃至跨境电商、网络会议、数字金融、智慧物流、智慧城镇等。

第三类，基于以上两大产业（医疗产业、数字产业）庞大需求的科技创新、研发具有更加广泛的发展前景。

第四类，疫情加深了城镇及其市民对于绿色生活的理解，绿色产业也将在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编辑  宋斌斌）

十九大以来这三年攻坚战，防范系统金融风险是首位。

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

    经过三年努力，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或突破。这个阶段性成果也为这次疫情暴发以后，金融能够保持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1.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确立起来了，而且从制度、监管体制各方面加以强化。2008年以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非常快，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17-2019年间，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趋势，扭转了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无序扩张势头。这几年金融体系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在增加，但是金融资产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

    2.围绕整治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自我循环带来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包括推出资管新规，阻隔跨市场、跨机构风险传递，认定和及时处理不良贷款等。

    3.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覆盖的范围内，特别是以P2P为代表的乱集资，在2020年11月底、12月初网贷已全部清零。

“十四五”期间国内国外影响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因素

    “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可能加速演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随着我们金融双向开放逐渐扩大，各种渠道的传导，对我们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将带来很多影响。

    1.全球经济将持续低迷，增速可能比疫情前低一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2012年后全球经济再度回落，在3%左右慢速增长。2020年预计下降4.4%，降幅超过2008年GDP的-0.1%的程度。有人预期，2021年将有5.2%的反弹，未来几年乐观估计将慢速增长，在3.5%左右。我们“十四五”时期可能会面临疫情前一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之前国际贸易增长率平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2015年以来，跨国直接投资也逐步下行，2019年约1.5万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下降45%（联合国贸发会统计），全年可能下降接近50%，全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不到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随着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性，强调区域化发展，将从过去注重效率优先转为安全自主可控优先。在调整过程中，全球对直接投资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2.国内的风险因素也不能低估。

    （1）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在减少，但经济增速不断地往下走。2020年可能实现2%左右的增长率。

    2016-2019年，“十三五”期间的前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是6.7%。关于“十四五”期间增长速度的预测，各相关部门都做过测算，未来5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5%左右，这是有共识的，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就在5%-6%之间。2025-2035年，估计增长率可能会更低些，因为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现在已经突破1万美元。五中全会也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还要实现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由此，未来15年的年均增速要在4.7%以上。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快，用于养老和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刚性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增速都在10%以上。财政缺口在增加。

    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要控制债务水平难度很大。所以“十四五”期间保持金融稳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从金融体系内部看，经过这次整顿以后有所好转。“十四五”期间，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立法需要加快，金融运行的监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经过2016-2019年这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2019年宏观杠杆率是254%。2020年因为疫情，宏观杠杆率估计将提高21个百分点。

    近几年因为经济增长下行，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银行让利，利率压得很低。但金融机构要生存发展，这种时候要警惕影子银行业务死灰复燃。房地产是当前最大的“灰犀牛”。我们用行政手段（包括问责制、信贷、限购等）把房价按住。而同时，银行利率持续维持低水平，M2的发行量又很大，老百姓的钱没有什么投资渠道。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而股市持续盘整，所以，老百姓的钱还要向房地产市场流动，这必然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加大。

    （3）有关金融科技。现在很多人提出，互联网中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业务，比方说移动支付等等需要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央行已经试点发行数字货币，没有让私人部门做。前一段时间脸书搞加密货币Libra，美国国会几次听证会都没通过，因为这涉及货币发行权，没有哪个国家敢返回到仅靠民间信用支撑的货币时代。但是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一系列数字应用场景的扩展，数字和金融的结合，毫无疑问会带来金融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监管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虽然我们在应用领域走在前面，但在监管方面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数据确权问题，数据流动监管、数据公开等一系列规范和监管问题。这方面的治理，很难有一个全球一致的东西。

    总之，“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保持金融稳定和安全，还是面临不少的挑战。

    遵循五中全会精神维护金融安全

    1.中央关于“十四五”的建议提出，核心问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内我们的发展方针，将要构建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要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因为我们有市场的优势，有经济规模，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已达到4亿；正在加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未来这个市场潜力还在成长。

   2019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在41万亿元，相当于6万多亿美元，跟美国不相上下，未来几年我国市场规模肯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服务消费也在增加。

    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首先要着力扩大国内市场，其中一个关键条件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宏观数据来看，我们提升扩大居民消费的潜力很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还不到50%，居民消费只占38.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比例较低的时期。深层次的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是不同人群之间收入不均，同时，我们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太小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07万元，人均GDP是7万元。按总量计算，2019年我国GDP是99.1万亿元，14亿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却不到GDP的44%，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果不解决居民收入问题，扩大内需、改善消费环境等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是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有庞大的产业能力，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就要在国内产生，用国内的产业提供就业。以前我国是靠出口创造就业，现在是面向国内需求创造就业，产业发展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关，解决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当然，落到实处难度很大，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原创能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国在科技上打压中国，也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是以互补性为主，现在是互补加上竞争，有个别领域我们已处于并跑和领跑。

    在这个背景下，金融要支持双循环的发展。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才能保持最基本的稳定。金融是血脉，实体经济是根基，金融体系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最终必然造成各种风险叠加或危机。

    2.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重点注意几方面：

    （1）要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在新形势下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核心问题在于构建一个新的宏观货币金融调控基本的框架，并不断完善。十九大提出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双支柱，现在可能需要三个支柱，增加一个微观审慎。除了货币总量之外，还要有结构性货币政策。

    从中国现阶段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宏观债务杠杆率还在上升。控制杠杆率的重要手段是控制货币，既不能太紧，又不能太松，这可能是个常态。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和GDP增长要相匹配，不要急着刹车。央行着眼中期发展，要求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速相匹配，两者要适应。这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长必须加以控制。因为现在投资的边际收益在下降，投资项目的资金含量越来越大，这么下去，只能会使整个债务杠杆问题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从宏观角度看，主要是要解决货币政策易松难紧的问题，真正把货币管住。当然管住的同时不能把流动性卡死，影响经济运转。

    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中间目标，最核心的问题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用货币政策调节，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经营成本还是很高的，最终还是要靠国债的操作。央行主要依托于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才能实现“中性政策”。现在我们在国债期限、市场规模各方面还不够。

    以前讲货币总量政策、结构政策、财政政策，现在一样可以精准“滴灌”，点到点直接支持。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也是思路的创新。总之，下一步从货币政策方面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部门、薄弱环节，要下真工夫。

    （2）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面对新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新业态、新形式的出现，过去往往要么一片叫好，监管不认真，让它野蛮生长；要么出了问题政府出手，全部收拾干净。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结合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的大趋势，需要加强这方面监管的研究。

    （3）金融整体结构优化问题。包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四五”期间一个核心问题是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我们经过3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反而越来越大。要发展规范、有效的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要有大的发展。否则很难起到为双循环服务的作用。

    （4）法治建设问题。近一段时间，恶意逃债破产的事件经常发生，地方经济困难，债务压力很大。在现有体制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债时从没想过要还。前几年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债务置换、城投平台和融资平台转型等等，但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很多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要想搞建设一定要举债。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么大，企业经营困难，今后一两年内很难根本好转。在目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也都知道逃债以后，再想市场融资，难度越来越大，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怎样把信用体系建设和法治约束结合起来，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解决了系统性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又出来了。这些问题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着力考虑解决的问题。

    （编辑  季节）

    现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可能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金融风险的比较大的因素，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平台经济的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三是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对未来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对我国构成的金融风险，要有前瞻性的考虑，早做预案。这种金融风险不一定就在当前发生，但完全可能在未来出现，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扰动因素。

    我国承诺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实质上就是承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的开放，也就是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由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时，常出现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股票市场，现在外资比例不很高，据我们统计，2020年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票资产的规模为12.75万亿元，但现在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已经达到4.73%，比例比较高了。

    债券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购债，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到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这样，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在FDI逐步收窄、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外资流动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

    目前的金融开放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无论是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是否可能成为美国放水、而我们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的问题。目前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尤其是境内的外汇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一是无差异的（无）风险利率，相当于国债的利率；二是人民币升值和未来的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三是相对于全球市场较为安全的投资环境。（从国际经济格局、中美金融博弈的大格局看，未来这可能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第二，外资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我们做过统计分析，每一次中国股市要涨的时候，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会导致股市的大跌，这与上证综指下跌时的时点高度重合。近4年，北向资金净卖出超过50亿元的交易日共有38个，其中36个上证综指的平均跌幅都在1.79%。所以，我们谈开放的时候不能够看不到风险。有人说外资在我国股票市场总资本中占比不大，还不到5%，不会对市场有影响。但是市场的交易、资金的推动力量，和持有股票的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15年股市大跌时也是这样，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量。现在这成为美国压制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股市一旦要上涨，美国就会立即放出利空消息，例如中兴国际的芯片问题，美债收益的倒挂问题，以及威胁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税率调高至25%，以及香港的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不管北向资金是真外资还是假外资，但这已经成为一个通过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股市的通道，甚至和某种政治意图相契合，打压我国股市。

    第三，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大幅度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对我国的汇率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值到6.50，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可以预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甚至放弃一切限额监管，外国资本会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若放弃限额管理，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保持贸易的基本平衡，应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能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买卖货币来支持汇率的稳定。而且这种汇率形成机制，并不是我们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外汇管制，所有外汇资金不得流出，才成功遏制汇率暴跌。所以，对汇率问题要给予相应的重视。要未雨绸缪，准备一些应对措施，不能等到汇率大幅贬值的时候再采取紧急措施。

   平台经济交叉持股估值泡沫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平台经济的估值泡沫已经相当严重了。当前大家都很关注蚂蚁金服暂停上市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中国的企业上市和高估值实行注册制，它是基于企业的盈利、基于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实行的注册制。实行注册制是说监管部门不去做实质性的审批，但是它有义务审核每一个上市企业申请符合上市规则和证券法的要求。就蚂蚁金服这个事情来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蚂蚁金服直到上市的前半年，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股权扩张和资本扩张，这是违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精神的。这实质上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资本的局，通过A轮、B轮、C论、E轮，每一轮抬高估值，最后实行上市。其结果，普通散户要按68.8元市值拿到它的股票。如果真是这样上市的话，它的规模就不是2-3万亿元了，整个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而且，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所以中国股市的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

    我们对IPO注册制要有正确理解，一定要符合条件。上市规则要求，企业一定要有三年的财务审核、两年的财务审计，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2）蚂蚁金服这件事涉及企业上市的风险揭示，这非常重要。很多风险揭示是不完全的，至少是不到位的。比如说对网贷的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实质上都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还有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垄断的市场定价问题。不仅仅是垄断市场定价，连为它服务的金融机构发ABS的利率都超不过百分之三点几，投资银行、头部证券公司要想做蚂蚁金服业务都是收费很低的，但他们没办法，都要抢份额。马云说，你只要做了我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保荐，其他的BATJ都不能做，只能做我一家。所以这个垄断和寡头垄断也是比较厉害。当然还牵涉到道德问题，花呗和借呗其实是无限放贷，和美国的学生贷没什么大的区别。上世纪美国的学生贷有1万亿的坏账。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资本估值的泡沫。这个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3）在企业上市的这一关，怎样能够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这些应该成为我们股市制度建设的新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企业现在没有盈利、预测未来有10亿的营收也可以上市。但这个营收到底可靠不可靠？这是一个问号。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还说它一塌糊涂。美国（银行）还是24倍的市盈率，我们的银行股才7-8倍，蓝筹股也就是12倍的市盈率。这个是中国未来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基础。这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美国的401K等国家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401K有23万亿美元配置在蓝筹股，美国的基金60%都配置在股权的蓝筹股上。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还不到17%，放在社保基金后，社保基金机构自己又不主动管理和主动投资，实质上又交给基金去管理，又变成了一个散户。这是需要改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防止估值的泡沫。

    《财新》杂志对蚂蚁金服2014-2020年的投资进行分析，总共投了3500亿，其中的项目都是饿了吗、美团、高德地图这类项目，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所以，中国的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当然，投向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必须让国家的蓝筹股这一部分有财富效应，只要有了财富效应，老百姓自然会转投。所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现在中国不缺资金，有300万亿银行资产，200万亿储蓄资产，若拿出30万投资于我们的蓝筹股市场，而且有稳定的股息回报、有长远发展前景，未尝不可。所以，从国家金融战略的角度着眼，要在这方面有政策考虑。

    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我认为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过去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

    欧洲央行给的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我们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一种违反常识的金融监管的思路。比如前一段时间的金融创新，出现这么多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一，影子银行资产增多，会造成货币政策失效。因为银行系统有一个资金架构，也有资金需求。央行如果不是用准确的降利和定向贷款的方法，任何放水就首先会在第一个池子里过滤一遍，这就滴灌不到下面的实体企业去了，因为两个领域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说的太多了会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实际上没人相信它是个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因为别人信任它有价值，所以把它作为资产的形式，不能再在数字货币上产生问题。

当然，如果说央行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所有银行都可以用，其他那些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国家金融监管有明确的规定，银行的账户不和现在的平台经济对接，平台经济就无法生存。所以，金融监管要未雨绸缪，要管到本质上。

（编辑  季节）

中国金融开放是必然趋势，这不只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然，更是在于，中国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本的超大型经济体，其高质量创新发展难以仅凭国内资本，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本资源才能得以支撑的必然要求。

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伴随巨大外部风险。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结论，而且也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但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会被国际舆论场冠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说辞，以此为国际资本冲击开脱责任，而事实也的确多次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诱导下，内部政策长期失误，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比如1997年之前，泰国就试图“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以保持固定汇率”，无度开放资本项目，结果给了国际金融大鳄攻击泰铢的机会。所以，外部金融势力发动金融攻击，往往需要利用其国内经济、金融制度缺陷去大做文章，使得“外因通过内因”引爆雪崩式危机。

一个国家的金融防线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关键是要破解自身的经济、金融软肋。同时，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造成中国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美联储“大放水”，以及“大放水”过程中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等等。

美联储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否定了“单一利率调节”

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金融“脱实向虚”，杠杆过高，以及影子银行、套利空转的各色金融乱象的产生，不只是金融监管失当、失职所致，更是“单一利率调节”——这一货币政策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图1  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的关系

理论上说：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之后，中国央行基本停止了基础货币投放，而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的不断增长。这实际是“单一利率调节”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为清楚起见，我们从图中截取2014年之后的部分（见图2），2014年迄今六年，基础货币数量（绿线所示）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同时M2数量（蓝线所示）不断攀升。整个过程中，很显然，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黄柱所示）的不断提高。

图2  2014年之后的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关系

货币理论认为，信用货币时代，基础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犹如金本位时代的黄金，它是一个国家货币主权的象征，是所有流通货币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基础货币看作是一杯“糖水”当中的“糖”，M2就是这杯“糖水”，如果将货币乘数视为“系数”，那它就是这杯“糖水”中的“水”。

实际亦然。货币乘数放大基础货币为M2，这实际是商业信用向国家信用“注水”的过程。这个“注水”过程是金融活跃的必要和必然，但必须有度。经济增长必然要求M2相应增长，但如果M2增长没有适度的基础货币增加，而完全依赖货币乘数推升，实际等于是“给M2不断注水，通过稀释基础货币——国家信用实现M2增长”。长期以往，势必“大水漫灌”。所以我们说，“大水漫灌”的基础是“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而不是基础货币投放。图3所示，美联储大量释放基础货币之后，货币乘数大幅降低。

图3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

图4所示，美国实行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M2增速未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料，出现大幅上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联储实施“扭曲操作”之后，M2增速（图4中红线）回落。如果我们用“糖和糖水”比喻，美联储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对M2“加糖降水”。

图4  美国M2（蓝柱）和M2同比增速（红线）

美国作为拥有货币霸权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之前30年实施“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刻意压低基础货币供给数量（2008年美联储基础货币数量仅有9000亿美元）。这样做实际是把美元的货币发行权让渡于商业金融巨头，它是金融巨头通过创造信用而发行货币的过程，是金融信用取代国家信用的过程，是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标志性的货币发行特征。

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或应当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商业金融机构？这恐怕是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当采用“单一利率调节”的关键。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根本不可持续。2008年，当美国货币乘数达到9倍之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杠杆支撑的美国商业金融信用崩塌了。这也是美联储不得不彻底否定“单一利率调节”货币政策方式的关键所在。

“单一利率调节”导致金融出现短期化趋势

依据货币理论，“单一利率调节”是一个“不加糖、只加水”的货币供给过程。货币学理论认为，货币乘数（水）也代表着“货币的周转速度”。毋庸置疑，货币乘数越高，货币周转速度就越快；货币周转速度越快，货币周转周期就越短；货币周转周期越短，金融短期化趋势就越严重。由此我们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单一利率调节”会导致金融短期化趋势。

金融短期化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金融市场上货币流动性非常大，但支持实体经济所必须的长期资本严重稀缺。美国不怕，因为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利益，金融运行不怕金融期限短，1天期的流动性资金同样可以“套利”营收。但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中国，恐怕一刻也离不开长期资本对经济的支撑。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完全符合上述分析。2014年，央行开始将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节”为主转向“价格型调节”为主，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向“单一利率调节”转变。基于基础货币供给的突然减少，这使得货币市场利率大起大落——月末、季末的考核效应，从而给货币“空转套利”留下极大空间。于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专司货币市场“空转套利”的货币基金在中国突然爆发，经营规模井喷式增长。而中国金融主体银行负债端（存款或负债）期限越来越短；而资产端（实体经济所需贷款）的期限却根本不可能随之缩短。如此趋势下：

第一，银行存贷期限错配越来越严重，流动性风险则随之加大，银行势必需要更多的短期流动性用以覆盖流动性风险，从而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暴涨（见图5）。

图5：中国货币市场交易量2014年之后暴涨

实际上，过多的短期流动性充入银行负债，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拉高M2增长率，这正是中国M2增速会大大超越名义GDP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被短期流动性推高的M2之于实体经济意义何在？其实，这样的M2是劣质化的货币供给，对应到金融市场，这等劣质货币生成资本的效能极其低下。

第二，银行出于自身流动性风险的考虑，如果负债期限越来越短，必然迫使银行相对缩减贷款规模，尤其是中长期贷款规模。结果，无论是期限还是数量，银行显然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增长需求，无法满足实体客户需求，从而导致融资难、融资贵。

第三，为减小负债短期化风险，银行必然把相对稀缺的中长期贷款，更多配置给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客户，从而导致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艰难，利率高企。在此背景下，激励了各类民间高利贷机构如雨后春笋，加之监管层试图以民间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并为此不断放松监管，结果形成各色金融乱象。

第四，为满足客户需求，银行被迫让部分贷款出表，成为影子银行，而自己则充当影子银行的资金池，帮助影子银行稳定资金流转。实际上，所谓影子银行，不过是银行把自己的部分贷款客户移至资产负债表之外，通过“体外循环”实现信贷供求的方式。

第五，影子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期限一般都很短，3个月、6个月，最多一年。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接受影子银行贷款的实体企业“短债长投”，流动性风险巨大，只要金融流动性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因短期流动性枯竭而违约。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都是因为短期流动性接续不上而陷入困境。

由此可见，“金融短期化”至少是中国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则是导致“金融短期化”的根本诱因。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各色金融乱象恰恰起源于2014年“高利贷风波”之后，而且，随着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的不断深化骤然增多。

“八大现实条件”逼迫货币政策转变

我们通常认为，2008年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央行极度量化宽松——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属于货币“大放水”，将导致严重后果。但换个角度看，美联储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是对“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的修正。正如前文所述，美联储基础货币（M2中的糖）大投放之后，美国货币乘数（M2之水）反而大幅降低，相应的M2增速也在下降。所以我们认为：美联储的行为不是“大放水”，而是“大放糖”——这是为M2“加糖降水”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基础货币发行而大幅压缩金融信用杠杆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各国央行收回货币发行权的过程。另一个重要事实是：美联储已经放弃了金融资本赖以统治世界的基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更加贴近现实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伯南克、耶伦、鲍威尔——连续三届美联储主席实际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两大生长点：第一，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核，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第二，让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更加贴近经济现实。那么，当今全球经济至少受到以下“八大现实条件”的约束：

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部债台高筑。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27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国债务总额将达80万亿美元，债务率400%；欧元区债务率385%左右，中国债务率335%。高企的债务率必定压制总需求。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高债务越来越严重地压制总需求，与之相对，几乎所有工业消费品全部产能过剩；未来，债务压制需求会长期持续，产能过剩只会日甚一日。

   第三，创新成本越来越高。动辄上百亿、上千亿的巨额投入，使得科技成果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必须迅速赢得巨大市场，否则无法平衡投入和产出。比如，一枚高端芯片商用至少需要上亿客户“快速形成需求”，否则就可能发生难以承受的巨亏，不仅限制芯片进一步的研发能力，甚至会把厂商推向生死边缘。

第四，国内、国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几乎已经到了爆发动乱的“临界点”，恶性社会事件变成“新常态”，稍有借势立即爆发，美国、欧洲皆是。

第五，中美关系无法回到从前。在此背景下，各国如何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各国经贸关系、产业链是否重构？如何重构？这些问题都将带给全球经济重大影响，不确定性极强。

第六，新冠病毒泛滥。全球已有8000多万人感染，美国、欧洲是重灾区，大家期盼疫苗成功，但疫苗自身的安全性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病毒变异怎么办？同样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基辛格说：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第七，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激烈争夺。2008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转向“再工业化”过程，以货币争相贬值、政府全力呵护股市为代表，主体经济体实际已经全面展开实业资本、股权资本争夺，力求抢占未来的科技高地，赢得工业智能化先机。

第八，寡头垄断集团对经济政策和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商品价格只在小部分领域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更大范围则由垄断集团控制。他们认为，垄断集团不愿提高价格，一是提价将无限放大谈判成本，往往得不偿失；第二，提价将给市场过大的利润信号，从而培育竞争对手。

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的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必将长期低迷，而全球绝大多数消费价格不由货币政策决定，势必长期处于通缩状态。据2020年12月11日彭博社报道称，截至12月中旬，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已达18.4万亿美元，而且呈不断提高趋势，相当于全球高等级债券的20%。这个数据说明大量投资者并不看好实体经济，认为全球或将长期处于“通缩”状态。

怎么办？新凯恩斯主义给出的方案是：内生货币资本化——把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或认为“基础货币=国家资本”。伯南克认为：在全社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唯有大规模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超长期的基础货币，让基础货币充当国家资本，才可能大幅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在避免经济滑落的同时，有效降低债务率。

实际上，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利用股市10年“牛市”的机会大量募集股权资本，从而大幅降低企业债务率；另一方面，股权资本大幅提升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支撑国家经济未来的预期不断向好。

现在，美联储短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5至7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长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20至30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2019年年中，美联储小规模恢复短期的货币市场操作，并引起华尔街高度重视和股市下跌，所以美联储一直保持对短期流动性的谨慎和“低频操作”。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这恐怕也是美联储在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的客观需求——从货币金融转向资本金融的过程。

如何看待美国通胀、股市泡沫和国债问题

许多人基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提出“货币政策失灵论”，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许会有新的认知。或许，现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通胀管理，而实际转为：第一，不仅顾及经济增长，更需顾及经济不要急速萎缩；第二，拉动就业，更要确保社会相对稳定；第三，顾及消费物价变化，但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制约，货币政策向物价传导的桥梁已然中断，原因就是“供给严重过剩、需求严重不足”。

基于上述三点，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之下，我们既无法看到像样的经济增长，也看不到真实就业数据的大幅增加，更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消费物价上涨，我们能够看到，各国“战略性优质企业”股价不断攀升，股权资本日益丰厚，面向未来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所以，当下货币政策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作用已经开始转向激励金融市场更多地生成长期资本、股权资本，并以此有效降低“战略性优质企业”的债务率，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

事实证明：2008年到2019年的11年间，发达国家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大幅提高本国物价水平。美国CPI长期维系在2%以下，而欧洲、日本更多处于通缩状态。与此同时，股票市场11年保持“牛市”状态，企业债务率大幅回落，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以货币乘数为代表的金融杠杆率出现大幅回落（见图3），而2020年3月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美国国民储蓄率已从2008年接近“0”的水平上升到13%附近（现在是33%），这说明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也在下降。

当然，疫情失控再次击碎了美国经济此前良好的恢复态势。下述讨论均以疫情暴发前状况为主。

有人认为，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拉动CPI，但大量货币进入股市，已经构成巨大的股市泡沫。但实际情况如何？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中枢大概19倍、纳斯达克大概31倍、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概17倍。值得注意的是：这10年，道琼斯指数上涨400%，平均市盈率从14倍涨到17倍，增长21.5%，这算不算“泡沫”？

为什么道指上涨4倍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泡沫”？一个基本金融常识是：谈股市问题不仅要有空间概念，更要有时间概念，正所谓“时空观”。

第一，股市长期慢牛和短期暴涨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假设道琼斯指数是一只股票，每年盈利1元，对应股价10元，股票市盈率10倍；再假设，这只股票每年盈利不变，而且10年不分红；这时我们看到公司利润积累至10元，对应股价应当多少？100元？涨10倍？但现在只涨4倍，股价40元。显然，这根本谈不上“泡沫”。

第二，上市公司股权资本大增，债务杠杆降低，财务成本减少，相应的财务健康程度提高和财务成本转为利润，都会支持股价。这里需要揭示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许多经济专家依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提供的统计数据，证明美国企业债务风险巨大，但这实际是严重的误读。IIF的确给出美国企业总体债务率不断攀升的数据，但其计算企业总体债务率时所采用的分母是GDP。所以，只要债务增速高于GDP增速，总体债务率一定上升。但必须指出，IIF如此计算各国总体债务率，主要是为了进行国际间比较，而不能正确描述各国企业的真实债务风险。

一般而言，能够揭示企业真实债务风险的债务率计算公式应当是：债务率=负债额/总资产，总资产=净资产+负债额，而且企业总资产中净资产（股权资本）规模越大，企业债务风险越小。由此可见，只要企业总资产中股权资本规模足够大，就算其债务额有所上升，企业也不会出现严重债务风险。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统计到各个国家真实的企业债务率，而一般采用“总体债务率=负债额/GDP”的方法进行简单描述，不能有效反映企业真实的债务风险状况。

第三，企业股权资本不断加厚，企业针对未来的科技创新的投资能力会大大提高，这必然带给上市公司以良好的成长预期，而这个预期之于股价，投资者会给予股票更高的市盈率，这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支撑股价上涨。

结论：第一，2020年疫情大暴发之前，美国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扭曲操作，并借以推高股市4倍，但并不存在严重的股价“泡沫”问题；第二，股市10年上涨，至少大大增加了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股权资本厚度，大大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再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尽管GDP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但经济增长毕竟从2016年开始已经由负转正；第四，尽管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彻底化解通缩问题，但毕竟抑制了CPI过快、过大幅度的下跌。

正因如此，尽管疫情大暴发的确正在摧毁美国经济，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新凯恩斯主义的一套正确做法，刻意回避美联储货币政策改革的积极意义。如何看待美国国债规模急速扩张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资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一切都围绕资本意愿展开，而且它们认为，微观资本活跃第一，政府、议会都必须为此绝对负责。正因这样的特性，美国政府帮助企业背负债务，再多都可以通过货币霸权转嫁他国，只要微观资本健康，国家就是经济健康的。除非结束大宗商品国际计价结算的美元霸权，这一局面才能扭转，但那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我们的建议

第一，金融短期化趋势是中国金融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经济时刻受到债务危机威胁的根源，必须尽快扭转。可以预见，一旦在开放条件下暴发金融危机，中国优质资产价格必然暴跌，必然带给境外资本大肆收购中国优质资产的机会；可以肯定，如果美国能够完成对中国优质制造业资产的收购，然后再附加以美国技术，美国将实现“再工业化”，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和经济安全。

第二，切勿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学理论局限，而错判美联储货币政策。中国金融界应当从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研究，分析“内生货币资本化”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尤其需要调整货币政策手段，为M2“加糖降水”。

第三，具体而言，一是让货币政策回归“数量和价格”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尤其需要高度注重长期基础货币对于资本金融发育的关键作用；二是通过增加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将货币乘数控制在4到5倍的水平，而这样的货币倍数更加适宜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特征。

第四，鉴于股权资本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力，我们必须重视股票市场之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并将培育资本金融、股权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抓手。为此，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部门都该为此做出努力。有人说，建设资本市场与“牛市”无关。这既不符合规律，也不符合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历史性的经济变迁都伴随着股市“牛市”过程，没有“牛市”就不可能将资本充分引向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股权资本支撑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过程。但我们要坚决抑制“疯牛病”，市场大起大落只能伤害，不能建设。

第五，尽管美国社会撕裂、债台高筑、疫情严重，但切不可因此而误判美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康程度，尤其是“战略性优质企业”，它们才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和主宰者。美联储“无限量宽松政策”撑住了股市，从而又给了这些企业股权融资的机会。2020年年底，被美联储一度关闭的“企业股份回购通道”又被重新开放，这说明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手中已经保有巨额现金，足以应付未来发展需求。

总而言之，防范金融外患的关键在于尽快修复“鸡蛋的裂缝”，对于中国，则是尽快化解债务危机威胁，但前提是：不能以“收回债务”的方式降杠杆，因为那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失速性或断崖式下跌。

（编辑  季节）

202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审议了《关于2020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如何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中央政治局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对照检查的重点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强大政治定力和从自身做起，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整治“四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堵住了源头；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取得成果，人民群众普遍给予肯定。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对党的事业和声誉都带来了恶劣影响。

2020年12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召开“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孔丹理事长主持。来自国资委、证监会、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石油集团、中信集团等单位共2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有了愈加清晰的认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新老交织，形成隐蔽式侵害

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中，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新老问题交织，并以一些比较隐蔽的形式侵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久治不愈——老问题没有解决

1.文件与实际脱节。制定政策、下发文件脱离实际情况，缺乏针对性，客观上造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部分国企的党建工作为例，虽然发了不少文件，但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不能一体推动、深度融合的“两张皮”问题，仍成为一些单位常见的通病，出现游离于业务发展之外搞空头政治的现象。下级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习惯应付了事，而应付本身也是形式主义。

2.文牍主义难以消除。工作作风浮夸，依赖“文件治理”；文件写作形式上千篇一律，热衷“穿靴戴帽”或过度关注某些“新概念”的建构，对问题缺乏实质把握和深入思考；有些机关把文件和会议等同于制度本身，等不到上级相关文件和具体指示就不敢行动，忽略具体机制运行；下发文件“叠床架屋”。

3.“作秀”禁而不绝。一类是热衷于喊口号、做表态，不干实事，简单地用口头上讲政治替代实际工作，以政治性取代专业性，在形式上搞了大量无效劳动。在有些单位和地方，规避风险、避免违规变成最大工作动机。一类是在抓点上用足了力，由过去的“摆盆景”衍化为现在“造花圃”，但在总结推广上着力不够，或者无法推广。

新变异——纠治过程中产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为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并力戒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机关都加强了监督检查，但不同的工作组、检查组、督察组和整治办数量过多，检查人员队伍庞大，真正抓落实的力量却并不多；督查检查环节有各种名目，要求工作留痕、凡事必有记录，影响基层工作效率，也使基层人员放不开手脚。教育、科研等机构评估考核体系建设失当，人才难以上升。文山会海“名减实不减”，文件和会议的数量指标虽有大幅下降，但以“白头代替红头”“以微信代替文件”“以考察代替督查”等现象相当突出。

内容需要附着以相应的形式，但现实中的工作思路不尽相同，形式的界限和标准不易界定；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出现苗头时，往往上级看不到、同级不提醒、下级不敢讲，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很难及时惩处。

花样百出——新问题现出端倪

从机关到基层，各式各样的在线考评虽有清理，但面对满天飞的APP学习、学时排名、考核测试，以学习次数、笔记篇数、打卡计分衡量学习成效，仍是做不完、理还乱。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单位习惯用“平时”的方法应对“战时”的任务，沿用开会、发文、检查“三板斧”工作套路，造成一些防控措施浮在表面；有的地方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令基层无所适从、疲于应付；有的部门热衷于层层填报材料，搞“表格抗疫”“数字治理”，却不问基层真正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难的根源解析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沉疴难愈，既有思想作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问题。

政绩观错位，一些干部为己不为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是最能让群众产生直观感受的一大痛点问题，而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部分干部理想信念上“缺钙”，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奋斗动力，代之以错位的政绩观，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在形式上表现为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或消极应付，搞文山会海、照本宣科，哗众取宠、粉饰太平。

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自身哲学素养和思想方法有短板，特别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学习不够。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有些部门在工作中情况不明决心大，不顾实际情况蛮干，或不讲实际效果瞎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阶段，必须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持之以恒地开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这是我们党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新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现有科层体系过于强调“顶格管理”，一些干部唯上不唯实

行政管理上普遍的科层制自身存在问题，虽然科层制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可替代之处，但有了科层制就有了形式，就有了管理层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其全面、集中、统一的领导如果不能与人民相结合，便难以避免行政化甚至官僚化的日益增强。

1.现有行政体系强调“顶格管理”。“顶格管理”追求“四个最”，即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但这样的管理要求需要有最优化的条件和最高的投入成本，造成实际工作中习惯于层层加码。达不到上级要求，治理本领“失能”，只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一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过程监管过于严苛。一是制度规定和执行都过严，导致“禁防束缚至不可动”，几乎每个人都有潜在违规违纪的可能，实际工作中不得不变通执行，滋生出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对方式。二是督查检查不尽规范、简明，一些检查环节名目繁多、互相交叉，重在看形式看程序，忽视了实际成效，基层对各种监管检查应接不暇，导致在具体工作落实上缺乏足够精力。过去考核强调结果，现在考核强调过程，注重时间表、路线图，在过于细密繁琐的过程监管下，所有人都是被动执行者，干部难以放开手脚，丧失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动力。

3.现有体制下行政层级过多，基层的话语权不够。机构设置方面的简政放权还不到位，开展工作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尊重规律和专业知识，以增设机构和职能去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许多地方大有市场。

问责考核过度使用，一些干部敢想不敢做

目前，不少单位缺少信任、理解、宽容的文化氛围，没有容错空间。实际工作中存在考评、督查、追责过度使用的倾向，官员不敢主动作为，便搞起形式主义。

考核的评价认定有待完善。总书记讲“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算”。但现在很多地方的考核评价认定是以督察组、检查组的结论为准，部分考核评价制度规定和执行相对严苛，考得太过频繁、内容复杂，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过于担心，被迫在面上多下工夫，考核汇报材料的写作无形中也成为判断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的标准，不仅增加了地方机关和基层的实际工作量，本身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部分问责要求过严，实际上难以落实。问责的途径不对，没有问到实际情况上去，难以区分主观故意、客观失误还是条件限制，担责就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考核倒逼机制、责任状、问责制、一票否决等在一些场合过度运用，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督导问责严苛的情况下，越追求“顶格管理”、越机械僵化地执行，就越能安全避责。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建议

结合上述根源解析，研讨会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采取“靶向治疗”、精准施策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常态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浮于表面的虚病，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关键在于在方向和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有效改进作风、推进工作，真正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认识根源入手，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政绩观。学习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非一日之功，需要常学常新。

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来建设党，从政治上、思想方法上、作风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守土有责、层层落实的行政体制构成了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至今，党中央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党建主题，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作为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

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利器，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止的情况下更应大力发扬，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现行行政体制的同时，坚决贯彻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追求“顶格管理”，注意避免简单地用从严管理代替党的建设，下大力克服党内存在的唯上不唯实、唯责不为民的不良习气。

全面加强党的工作，需要科学把握好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关系。一方面，把当前的反腐倡廉任务与长期的依法治国、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强化“四个意识”，强调忠诚、干净、担当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将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从严治党更好结合起来。

要重视总结经验，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以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武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个不断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内在机制，有力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内的蔓延。

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

科层制容易自发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不能因为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把必要的科层机制取消。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离不开科层制，但必须避免科层制带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有一条原则，不能用文件的叠床架屋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也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切实有效地改革文风会风。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强以下方面的革新：

1.上传下达的内容革新：文件下发把握适度性，聚焦主要问题、重点领域、难点痛点，切中肯綮，避免下级消化不了。注意改进文风，向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学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话报告简明扼要，理论类文章简洁深刻，电报与指示类文只交代任务、不说明理由、少说道理，内参类文要坚持反映真情况、真问题、真信息，反对过多的“穿靴戴帽”和不针对时弊的“概念创新”。

2.上传下达的形式革新：减少会议层次，尽可能多使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如视频会议等形式，缩减开会传达等流程。规定限制会议经费，严格规范报销流程。

3.上传下达的组织革新：可以学习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办法，推动中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把传统的科层化组织转变为多中心驱动的科层组织，以新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政府运行的扁平化。加强基层力量，适当削减中间层级，进一步简政放权。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需要上级的顶层设计与下级良性互动的过程，在不断碰撞中去发现形式和实质的一些边界。

4.上传下达的规制革新：一方面，进一步清理冗杂的规章制度，明确制度边界，以“制度简约化、执行严格化”为目标，开展规章制度的清理。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和发挥制度的整体效用，减少碎片化；对于如何增强各部门相关制度的系统协调，比如干部选拔、考核、管理、激励、监督、保障等各项制度之间的联动性，应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改进督导评估机制的合理化设计

要警惕在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督导机制内部产生形式主义，既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也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应付形式主义。一方面要简化评估。机制建设上要注重层级设计的合理性，减少评估机构，简化评估项目。另一方面要适度考核。考核要把握好倒逼制、责任状、一票否决等机制的实际运行效用，既要发挥其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抑制作用，又要考虑到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不能滥用考核机制。在具体方法上，要多重视实际情况，避免过于求全责备，不把考核指标作为评判干部作为的唯一依据；考核督导工作坚持把握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的平衡，在“规定动作”之外，鼓励部门和干部以“跳起来能摘到”的标准精准设置“自选动作”，并将之纳入考核督导，赋予分值权重。鼓励各地方积极探索，经专家评估，最后制度化。

在干部选用培养上强调实践经验和专业的匹配度

干部选用如果没有专业化标准，不了解基层，不了解企业等各类组织，也没有专业知识，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若是发生在专业部门，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因此，需要提高干部队伍的全面素质，解决好不会做、不敢做的问题；及时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工作岗位需要的人，解决好做不了的问题。可以将在信访办、维稳办、扶贫办等与基层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岗位历练作为干部选拔晋升的一个条件，并将阶段性的部队化集训、革命传统体验等作为干部教育的重点组成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倡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工作一线调查研究，经常接触群众，准确了解基层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实际工作上，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在方向上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

上述建议，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实际上是通过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完善基层干部的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增强干部动员机制的整体联动性，以期形成更好的干事创业氛围。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在贫富分化、种族不平等、医疗和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在应对疫情及其加剧社会不平等两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失败。

关键词：新冠疫情  社会不平等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几乎都将出现程度不同的经济萎缩。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美国经济增速为-4.3%。[1]美国等大多数国家要想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最为丰富的医疗资源，然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却出现治理失控、乱象丛生的现象。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统计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6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29.7万，两个数字均居全球首位，新冠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2] 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美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国内财富和收入差距等各种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社会经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经济活动，凸显了美国早已存在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冠疫情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

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餐饮业、娱乐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等行业遭受重创，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破产或关闭，由此导致失业人数屡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500家较大规模企业申请破产，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则直接关闭。[3]

随之而来的是全美失业率激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高达14.7％，较3月的4.4%增长了两倍多，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5月以来，尽管美国失业率已从13.3%降至10月时的6.9%，但这一数字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11月7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70.9万人，这一数字已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约为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周平均水平(22万左右)的3倍多。[4]

一系列数据均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仍处于困境。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9月17日报道，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一份关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报告显示，从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国人总共“聚敛”了8450亿美元资产，其财富合计增长了29%。报告指出，迅速增加的财富使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净资产总额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而数以百万的美国人现在的收入却低于疫情前。[5]

根据彭博社10月8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现在拥有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最贫穷的1.65亿人（超过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6]

美联储近日也对2020年上半年美国财富状况进行了评估。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财富分布在种族、年龄和阶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而最贫穷的50%美国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只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9%。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仅为4.1%。[7]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前景日趋黯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被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占据，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非但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可能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冠疫情加剧种族不平等

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拉美裔和非裔等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贫困人口较多，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黑人陷于贫困的几率是白人的2.5倍，其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3倍，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家庭收入水平则低于白人的2/3，而被收监的几率则是白人的六倍多。[8]

新冠疫情暴发后，种族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美国疾控中心（CDC）10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8月31日，美国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1.3%；相比之下，占总人口12.5%的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8.7%；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4.2%，这一数据比前三个月的统计结果上升了10.2%。[9]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美裔和非裔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大多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疫情期间无法居家办公，直接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二是由于拉美裔和非裔收入低，比白人更容易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三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失业，难以享受像样的医疗服务。[10]在这种条件下一旦感染病毒，患者的病情很容易恶化。

除此之外，相较白人而言，少数族裔在财务上处于劣势，经济上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家庭普遍面临严重财务问题，非裔和拉美裔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大。[1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国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减少了17%，而拉美裔和非洲裔拥有的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32%和41%。即使有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最需要救助的少数族裔企业也几乎得不到优先考虑。[1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不同族裔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少数族裔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新冠疫情加剧医疗和健康不平等

美国的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其上下游被医疗机构、药厂、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把持，定价不透明，加之政府不对医疗价格进行规范，这导致美国的医疗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三倍。[13]

因此，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医疗保险非常重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致可以分为私人医保（商业医保）和公共医保。美国约有66.1%的人拥有雇主提供的商业医保（亦被称作“雇主医保计划”），另有34%的人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保。[14]一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2万美元左右，大公司可能会负担雇员70%左右的保费，雇员自付6000美元左右，但即使有比较好的商业保险，就医仍需自付10%左右。[15]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旦患病将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据统计，美国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为3.6万亿美元，人均11172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4.6%，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7％。预计2019-2028年美国卫生支出将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到2028年，将达到6.2万亿美元。[16]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9年的报道，近40％的美国人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有25％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治疗。[17]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有8700万美国人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任何保险。[18]每年有超过五十万个家庭因医疗相关债务而宣布破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许多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彻底变化。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也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即使对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层人士来说，他们也更有可能因为隔离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损失或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影响可能是大范围的。[19]

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织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位数为3万美元至6万美元不等（约合20万至40万元人民币）。对于数千万因受疫情影响而丧失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来说，这一数字是难以承受之痛，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就必须面临艰难而残酷的抉择：要么选择治疗，并做好破产的准备；要么放弃治疗，听天由命。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医疗贫富差距，老人、穷人、少数族裔等群体首当其冲。相比之下，富人、体育明星、影视演员以及知名政客等权贵不仅享有病毒检测和治疗上的优先权，而且可以得到高水平的私人医疗服务，真正实现了“医疗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承认，有钱有名的人有时会被特殊对待，“也许这就是人生，这时常发生。我注意到有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检测”。[20]

新冠疫情将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盘根错节的医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全民医保制度，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仍将有更多的美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新冠疫情加剧教育不平等

美国政府承诺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总体来说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美国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中小学以地方物业税为依托，学校的质量与社区质量有密切关系，房价越昂贵的高档社区学校质量越好。除“学区房”以外，富裕家庭还可以送子女去私立精英中小学读书，请有影响的人写推荐信，并让子女参与满足美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各类活动，如：各类课外辅导课程、“贵族”运动培训班、海外游学等。在这种制度下，富人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而中心城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多只能在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21]

在这样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富裕家庭的子女显然会比贫穷家庭的子女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阶段，收入和财富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更加明显。美国高校实行申请制度，对校友以及提供大额捐赠者的子女给予优先照顾；同时，富人的裙带关系也会使其子女在申请大学时具备额外优势。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成本持续高涨，政府的教育扶持资金却愈发匮乏。大学生能否顺利取得文凭，与其家庭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据《纽约时报》统计，38所美国知名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前1%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后60%家庭的学生的总和。[22]原本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实际上却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加剧了阶级和阶层的固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教育危机。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疫情中备受冲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压力加剧和资金缺口扩大。据调查显示，在疫情影响下，政府的资金优先用于社会各行业的抗疫，大学的正常拨款被大幅削减；此外，疫情使得国际留学生入学率下降14.9%，这导致美国大学的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院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学生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同时，学生改上网课、学校定时清理校园和宿舍等各项措施，也让大学的支出成倍增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了美国4000多所高等学府，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学校陆续实行了冻结招聘、员工提前退休、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法来平衡预算，一些小型文理学院在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前甚至直接倒闭。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自今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大学系统已经裁掉了30多万份工作岗位，亏损数亿美元。[23]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无法继续上大学或获得学位。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将背负更多的债务，毕业率也会更低。在本科生中，美国原住民学生的下降幅度最大（-9.6％），其次是黑人学生（-7.5％），白人学生（-6.6％），西班牙裔学生（-5.4％）和亚裔学生（-3.1％）。[24] 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NSCRC）报告称，今年新生入学的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进入秋季学期大约两个月以来，本科生的入学率比去年下降了4.4％，高等教育入学率总体下降了3.3％。[25]

在疫情面前人们发现，不论是在阶层跃升，还是在找工作方面，上大学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昂贵的学费是否物有所值。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美国教育领域早已存在的各类问题，要使局面得以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关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一是全球化论，即认为全球化扩大了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二是技术进步论，即强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此造成“知识工人阶层”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增大。同时又由技术进步论引出了另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制度政策说，即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影响。[26]

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就持不同的价值观选择决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选择的说法。这些观点在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忽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原因。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看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一论断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了不平等产生的真正根源。随着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私人垄断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金融资本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筑，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美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通过市场控制、税收调节以及对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剥削，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新冠疫情期间，并没有阻挡金融资产阶级趁机发财，赚得盆满钵溢；相比之下，美国普通民众却在经济下行中苦苦寻找出路。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的。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衰败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原因

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较低，其制度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最先冲击的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疫情暴发后，美国迅速出现了检测试剂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等现象，公共卫生系统短时间内被击穿；紧接着出现了金融体系崩溃，美国股市五次熔断。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失业人数激增，社会矛盾尖锐。面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一直极力淡化疫情的影响，甚至用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论来压制科学的声音。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急于督促各州复工复产，完全不顾及民众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也暴露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和衰败。在疫情暴发前，美国两党部分议员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却抛售了大量的股票。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非但没有通力合作、共同抗疫，反而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截胡”各州抗疫物资的情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负责的“空中桥梁计划”动用联邦政府紧急救灾的权利发国难财，从世界各地统一采购抗疫物资，最后却卖给了5家私人企业。美国各州想要获取医疗物资，必须从这5家私企手里竞拍。在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两党不顾民众的安危和疾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派斗争和总统竞选上。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治制度衰败使社会不平等成为顽疾。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局面后，新自由主义才开始兴起，并逐渐在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在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理性的自私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27]

所谓“唯市场化”，是指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全部交给市场去调节，反对国家必要的积极调控。所谓“唯自由化”是指让私人跨国公司在国内外市场完全自由地垄断竞争，反对国家和国际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约束。所谓“唯私有化”，是指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要实行私有化（民营化），反对国家发展必要的国有经济和集体合作经济。所谓“唯个人化”，是指人们的福利和生活保障最大程度地由个人承担，反对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其影响遍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带来了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旨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在治理上主张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一政策的结果使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社会财富不断向金融资产阶级聚集，国家权力和上层建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金融利益集团操纵和控制，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社保等政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五次熔断，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相比之下，在抗击疫情上，美国政府始终行动迟缓，百般推诿，表现不力，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从美国政府救市不救人的做法上不难窥见，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早已凌驾于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的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事关国民生计的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行业均被私有化，公共服务被当作商品来出售，致使普通民众需要承受高昂的代价。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美国社会依旧遵循私人垄断资本的逻辑在运转，一切都要以资本利益为首要考虑，民众的遭遇和疾苦都被弃置一侧。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代表极右垄断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仍然畅行其道，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美国由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所引发的其他社会不平等问题就无法被消除。

  （编辑  杨利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我们的百年史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教科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文件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百年以来带领中华民族做了三件大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中华民族要“强起来”。在“强起来”之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纲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在此之前,我们以阶级斗争作为长期的纲领，它对应的是“站起来”；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对应的纲领是“富起来”；而在“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亚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样一个新史观、新任务、新纲领，是中国本位的新史观、中国本位的新任务、中国本位的新纲领。

新时代的纲领是“强起来”，其中有三个新的要素。

第一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富起来”时代遗留的几大问题：(1)自然环境被破坏；(2)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受到削弱，党政军面临全面腐败的严重问题，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岌岌可危；(3)广大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信心被削弱，不安全感压倒了幸福感。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就要避免陷入一般欠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推进全面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强起来”必须进行全面发展，必须拥有先进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治理能力。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进步。

第二是新的生产方式。当前我们处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时代，但生产方式的特征更重要。中华民族曾经在第一产业时代遥遥领先世界，可是在第二产业时代大幅度落后。在第三产业的时代，我们开始重铸辉煌。人类近现代历史都是以生产方式的跃进为标志的，延续了五千年的种植、养殖财富，近代开始制造财富，而今是以设计研发为动力创造无形财富。生产方式在这三百年中间出现了两次大的飞跃。制造无形财富的第三产业很可能像第一产业一样，是人类未来千年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人类财富增加的主要形式将是无形产品。所以中国要在生产方式上不落人后，领先世界。

第三是新的世界地位，我们历经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当今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那次大战中，我们连配角都算不上，所以才有五四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但在亚洲战场，我们实际上也只是配角。在延续40年的冷战期间，中国逐渐成为关键的配角。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是国际舞台中央的两大主角之一。概括起来，中国获得了新的世界地位，从“世界的结果”开始变成“世界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确实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里有两层内涵：第一，为了中国和全人类的进步，中国要在高压下生存和发展，要适应充当“世界原因”的角色。第二，物质生产要独立强大，思想精神上也要独立强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价值观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中华两千多年的小康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来自中华三千年大一统的历史传承。我认为，思想的深度与历史的厚度、文明的厚度是正相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的新时代以及新时代所体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我们与世界的新的关系。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引发了地缘之变、币缘之变、物缘之变、人缘之变，同时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也发生变化。

后疫情时代的地缘政治新常态

我认为，疫情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是继天缘之变，也就是宗教文化的交锋；地缘之变，政治外交博弈；币缘之变，金融货币消长；物缘之变，商品贸易流通；以及人缘之变，生产关系革命之后，并列产生的又一次重大的格局性的变化，我把它概括叫做“生命缘之变”。所谓生命缘就是这次威胁到人类生命安全的特殊类型的危机，已经对处于崩溃状态的世界格局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我们常说，新旧交替，必乱一气，或古今，或新旧，或春夏秋冬，在交替之时，往往会闹出点毛病，搞出点折腾，这是力量的惯性使然。可以说这场危机加快了旧世界的消亡，但新世界又难以顺产。

一方面，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各大力量围绕着生命医学展开着效率的竞合，围绕着治国能力一比优劣，围绕着抗疫斗争显示国格的高下。

另一方面，反映出美欧国家在“庙堂之上”“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无可奈何。此次世界性的灾疫，提升了学界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国力之强，不唯是产业力、技术力、金融力、军事力、情报力之强，也应该是生命技术之强，更应该是生物安全之强。所以此类疫情倒逼各国提高加强公共卫生能力乃国家安全当务之急的认识。

后疫时代的形势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也就是在新型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设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缘类似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平衡、收支平衡、常规军力平衡乃至核导力量的平衡，以及在这些平衡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建设新的机制安排。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长期化，有些学说会随之而出，比方说新冠经济学、新冠国防经济学、新冠地缘政治学等等。基于对疫情常态化或者对于秋冬可能暴发第二波疫情的认识，以及前疫时代出现的国际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大国关系基本矛盾依然未变，甚或更行激化的认识，各大力量正在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或将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新常态。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美欧关系、欧俄关系、中欧关系、欧日关系，或者中日之间，围绕经济、军备竞赛以及人工智能开发，将展开新一轮的竞合。

在此轮疫情暴发前后召开的第55届、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西方冀望借这个平台诠释国际安全乱局之因果关系，对正在崩塌的西方至尊地位加以补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并且辩护说，尽管存在战术分歧，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应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此言实属自恋、自怜，蓬佩奥他们并未看到，源于西方价值观的内部认同以及外部崇拜已不复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得上是一个知天下兴衰的领导人，2019年年末，马克龙在法国驻外使节年会上发表演讲，他说西方霸权已临末日。联想起他关于北约脑死亡的锐评，可以说，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局之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出现的乱象，预示着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太平、不可测的将来。

在20年前，我把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概括为三句话，太平洋更窄了，大西洋更宽了，欧亚大陆更高了。而今我认为还需要加上三句话，印度洋行将改姓，北冰洋已经融化，星球大战更近了。

后美国时代，中美影响力的升降

中国应对疫情屡战屡胜以及所展示的制度优势，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经济、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凸显对全球卫生领域治理的引领作用。相反，大疫来临，资本主义制度乃至议会民主制没有发挥其功能，无论是英式民主、法式启蒙，抑或是被视为代议制政府的美国，都是大败亏输。可以说美国输掉的，并不仅是其在境外开打的7场战争，而且失去了阻击病毒扩散的战绩。在世界的战疫之中，中国是战胜国，美国是战败国。

国家形象和国家品格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6月30日，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对法、美、德公民展开的调查问卷显示，疫情之前，中国的世界影响还是抽象概念，但疫情之中，中国扮演了应急行为主力军的角色，世界影响就变得非常具体了。

当前，美国的疫情风险远未压平，人与人交叉，州与州传染，疫灾将进一步扩大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空间，进而加剧1%和99%的矛盾，若由此引爆华尔街之秋2.0版，也不是没有可能。每个阶级总是要竭力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政治安全，以资为本的政治本能及西方中心的外交站位，决定了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底色。他们打心底不愿意看到以人为本的中国道路给西方国家上“思想政治课”，为此不惜撕下富裕、开放、自由的外衣，为维护霸权而践踏法律。中国并未因战胜疫情，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获得赞誉，反遭美国政客的“甩锅”和索赔，这就是国际政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现实，凸显了大国竞争的残酷性。

先贤老子有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美国不走阳光坦途，而走斜径，可以肯定疫情之下或者疫情之后，美国将变得不那么安全，不那么慷慨，不那么守信，不那么有能力应对挑战，这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于今日终结。疫情暴露了纸老虎不堪一击的一面，但真老虎的钢牙利爪仍对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企图将其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每年递增的巨额军费开支，遍布海外的军事基地，长于奔袭斩首、跨境干预的常规军力乃至于核战力，还有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所扮演的资本变压器的无双作用。

今年以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为19家，比去年同期的9家翻了一番，这反映出美国更发达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超过了地缘政治影响。此外美元的国际枢纽地位及其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学会仍是白宫和国会实施长臂管辖的工具。要言之，今日美国虽受特朗普的政治操弄，国势颓丧，形象崩溃，压倒性优势不在。但此乃霸权终结之开始，而非告终，现阶段的美国仍然颇具强势。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从目前的选情看，特朗普举行竞选集会的剧场效应，不及拜登攻击现任的钟摆效应。特朗普的基本盘就是未上过大学的白人和中西部的白人天主教徒，虽然这个力量正在流失，但他还有白人福音派和共和党的白人中产阶级等选票；除此之外，警察工会、步枪协会仍然是他的铁票。所以从这场选举的结局看，不论是拜登驴革裹尸，或者是特朗普埋身象冢，这个结局或者正应了中国古代哲理的一句话：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畸形状态，不会因为选战临近而弥合，在经济走势上，美国经济将走出一条K形复苏曲线，也就是最富裕的人群进一步上扬，最贫困的人群进一步下跌，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在阶级关系上，社会思潮整体向左转，桑德斯的社会变革思想市场在扩大。

在族群关系上，白人内部再次分裂，黑白对立的怒与火将席卷东西海岸。

在两党关系上，将继续冷内战的对抗属性，政治体系进入锁死状态。

总而言之，政治、阶级、社会、经济诸领域的激化痼疾，积重难返。拜登代表建制派，致力于恢复旧常态，故而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对国际伙伴造成的巨大损害，修正美国优先，重回世卫组织，恢复伊朗核协议等等，基此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对拜登此言，虽不能简单视之为选举语言，但即便其入主白宫，搭建一个理性的国安团队或者专业的幕僚班子，面对政治态势激化，他也难以成为全民总统，协调各方，摆平疫情，重振商情，抚平社情。故而他仍然是一个弱势总统。下届政府或以大国竞争为外交主旋律，主导全盘工作，同时必将应对如下挑战。

一是尽早结束疫情，力促疫苗开发，推进复工复商。二是就势刺激，推动经济复苏。三是破解中国战疫转化的政治优势，阻止美中力量对比恶化。这一系列的挑战倒逼新政府重回国际舞台，塑造战略优势，挽回政治劣势。但是鉴于科技等脱钩的险象，已经深入共和党的内部，共和民主两党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将以美英的贸易协议、德俄的北溪-2项目、美法的数字税谈判为筹码，要挟英、德、法对华政策随美起舞。

军事冲突并不遥远

中国不会因为富起来了就再无军事威胁，可以高枕无忧了。富而不强，难免挨打；将强未强，易遭强食。远有迦太基、威尼斯，近有科威特、伊拉克的前车之鉴。

为了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帝国主义历来是文与武两手并用，战争是第一手，和平演变是第二手。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从当下的白宫到五角大楼的安全观，武装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美国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找茬开战的莫须有的理由。

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接受访谈时坦承，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对傅高义的话，一是不能不听，要警惕白宫唆使五角大楼制造事端，提高险情，为此须始终把军事作为保底的手段。二是不能迷信，不排除特朗普通过这些人搞心理威慑，尤需谨防中美关系滑向错误乃至危险的方向。

综上所述，今日的美国处于一个“由好到了、从福到祸”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当今国际“形”与“势”最难预测的不稳定因素。善谋善断者，能从事物的外在之形，推知其内在规律与发展情景之势。所以“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中国的战略学界应真正做到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为决策谋高见、谋先见、谋预见，蓄势取势预势，调配战略思维，运用安全文化，致力于把地球真正地管起来。

（编辑  季节）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极大地冲击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深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得到充分显现。目前，全球抗疫形势仍十分严峻，在所谓“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正在重新构筑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正在重新谋划未来。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变动方向，精准把握世界战略格局和周边地缘环境的调整态势，正确评估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深远影响，制定并实施适应时代潮流、符合根本利益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中美两国关系及其影响将成为百年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将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现在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加速衰败，全面破坏现存国际治理体系及其灾难性影响，也将成为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重大变数。

美国是以“命定扩张”为政治文化基因，以输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天赋使命”的传统型帝国，也是以操纵国际组织与治理体系、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粗暴处理全球事务、妄图长期主导世界的霸权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因“不战而胜”而在国际舞台“一超独大”、因遭遇恐怖袭击而“滥伐无度”、因内外矛盾集中爆发而陷入“战略恐慌”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陷入“战略恐慌”后各种极端思潮扭曲结合导致的无奈选择。其结果是：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全面引爆，民怨沸腾，社会撕裂；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加速崩塌，四面树敌，混乱失序，毁约退群、污名他国、经济裁制、军事威胁、定点清除，成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的常态化方式。美国因此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作为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和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科技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能力、货币与金融影响力与美国差距还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无可超越，GDP总量终将超越美国，包括创新能力、国防能力在内的各方面潜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将持续增大，已为世所公认。

美国已进入衰退期，但在许多领域仍有较大优势，我们须有清醒认识。目前，全球“疫情阻击战”“经济复兴战”“舆论争夺战”激烈正酣，中美两国如何表现，举世瞩目。中方井然有序，以较短时间和有限代价战胜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为国际社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广泛支持，贡献了丰富经验。

大疫当前，合作为要。理应与中国相向而行、共战疫情的美国，竟在遭受疫情重创之际，恣意恶化美中关系，将疫情发生前即已相当严峻的两国关系，推至持续恶化的“准危机”状态。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与德国、法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对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冲击和打压变本加厉。本来就不完善的全球治理和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因美国霸权愈加野蛮而岌岌可危。国际社会对肆无忌惮的美国到底会走向何方，充满疑虑和不安。

如果说中国是当今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正能量的国家，美国则是百年大变局中最难预测、不断冲击和加害世界的最大的破坏性因素。由于美国仍具有相对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历史形成的国际地位，不甘没落之际，必有困兽犹斗之举。未来美国对人类和平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危害，绝对不可低估。

国际大环境与周边小环境同时趋紧，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不平坦

经过70多年艰苦奋斗，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从和平立国到和平共处，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走向全面复兴的自强不息之路。一些国家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根本没有准备，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感到恐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维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偏见，一直企图通过介入我改革开放，诱迫我国参照西方模式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失所望。

近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对华全面封堵和遏制政策日见彰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加紧排挤、孤立、围堵。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全面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很快形成，相关策略和措施接连出台。在台湾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势力，持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南海问题上，拉拢众多国家对我国发难、频繁示武，近日又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式，全盘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地缘战略层面，公然推出“印太战略”，拉拢印澳日等国拼凑对华攻防体系；在科技领域，不惜动用金融、外交、法律等各种手段，打击我国中兴、华为以及众多企业，围绕5G技术在高科技领域构建反华阵线；在经贸领域，发动规模空前的关税战，先后开启经贸、科技、金融、人文各领域的对华“脱钩”大幕。

美国抗疫失利引发社会大危机后，特朗普政府出于转移矛盾、影响选情等实际需要，将疫情问题“政治化”，不但对中国抗疫举措无端指责，极力否定中国抗疫成果的积极影响，千方百计污名化中国，同时还挑动其他国家制造对华“追责”“索赔”的闹剧，不断抬高对中国投资设限的法律门槛，鼓动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退出中国。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经贸新格局新框架，将我们孤立于它所臆想的新的世界治理体系之外。

特朗普本人曾扬言，美国可以断绝所有对华关系，受此思想支配，美国对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制裁力度急剧加大，抓捕和羁押涉及对华合作的双方科技人员的手法令人发指，制裁中国更多金融机构并将中国排挤出国际清算体系已提上日程。以美国为首封杀香港的西方乱港同盟也在形成中。蓬佩奥放风，称美国准备切断抖音微信等中国APP在美国的应用。显然，蛮横无理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打算废弃中美间几乎所有对话平台与交流机制。双方曾经共同探索的竞争合作相辅相成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已被推向制度对抗与利益角逐此生彼长的亚冷战状态。

受中美关系恶化，全世界因疫情冲击和美国搅局的影响，中国周边小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与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彰显。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局势又呈扑朔迷离状态，南北关系再度趋紧。日韩关系未见改善，中日关系小有退步。中日韩区域合作难有起色。东南亚方向，越南、菲律宾等国不甘寂寞，美国等域外势力继续插手，南海问题有可能再次被诉诸国际法庭。南亚方向，印度出于地区霸权野心，顽固坚持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旧思维，一方面与巴基斯坦等邻国冲突不断，另一方面不断在中印边境肇事，将两国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背景下，印度不仅抵制“一带一路”倡议，还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抵制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而且还抵制中国商品，抵制中国制造，抑制中国应用软件，严控中方对印投资和人文交流，在与美、澳、日等国沆瀣一气，以邻为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猝不及防，出现某些失误和混乱不足为怪。但世界秩序呈现全局性巨变，国际关系、安全形势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则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加速改变、人类文明重心持续位移的必然反映。新冠疫情集中暴发和蔓延，只是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分析，可以说，我党关于和平发展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基本诉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科学判断，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发展共同休、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主张，不但完全契合中华民族与世界同在、与时代同步的崇高理念，也完全符合各国人民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长远利益。

面对云卷云舒的国际大环境、经纬万端的周边小环境，我们应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继续推介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责任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应通过持之以恒的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使国内外公众特别是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奋斗，也是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做贡献的建设性力量。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强必霸”不是崛起的路径和目标。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借助强权政治手段，维持全球领袖地位。

要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永远站在公理与正义一边，永远做勇于担当又善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将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安全对话，全力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同时秉持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立场，支持并参与多边机制的改革创新，参与制定应对共同性挑战的新的国际规则与准则。

中国要继续推动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并将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中美关系要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成熟的外交技巧，既要有应对各种不测的避险预案，又要有长期而周密的战略部署，包括全面军事斗争准备。要在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积极争取以政治手段和谈判方式化解美国欲与中国全面脱钩、将中国排除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之外的图谋。

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推动欧盟“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新成果。要在地区和全球事务层面，继续提升中俄关系，稳定整个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独特作用力。

要在周边地区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四字方针。要捕捉机遇，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打造助力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为该区域发展合作积累条件。要在深化与东盟友好合作的同时，化解个别国家与我争夺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美国利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以及南海局势印太局势，建立反华遏华同盟体系的各种图谋。要在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管控中印边界冲突，力求保持中印关系常态。要在密切与俄罗斯、蒙古及中亚各国互利全面合作的同时，稳定上合组织内部关系，通过中俄协调带动金砖国家合作持续发展。要通过不同形式的经济走廊与经济区建设，拉近拉紧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利益纽带。

要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建设伙伴国与我合作诚信不足、工程违约、安保无力、债务困境等问题。要通过拓展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生合作，不断优化全球伙伴关系网。要在努力扩大内循环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总方针，继续开拓“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积累互利发展新经验，确保中国全面复兴之路不被打乱，和平崛起进程不被遏止，中华民族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梦想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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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欧美列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战争扩张密不可分。当代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当前，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混合战争”遏制、削弱中国。中国必须增强底线思维，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

关键词：资本积累 金融资本  美国  混合战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叠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日益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办法。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世纪期间，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也就是说，在这二百年里就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年到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1]

另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100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2]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3]

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出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1776年建国240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4]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5]尤其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700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6]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1999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部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2000万至2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7]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8]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现当代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80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9]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10]

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1]。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12]

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13]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1960-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14]

另有统计表明，1947-2012年期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由此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15]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例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1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17]

混合战争：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时代的来临，大国间首次出现“核恐怖平衡”，军事对抗只会使双方同归于尽。这种高额代价的战争风险，足以令最为好战的西方政客都心存忌惮。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对象和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认为对核心国家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但对“断层国家”则不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对待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不再轻易发动战争；对待军力相对孱弱的所谓“断层线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无所忌惮地继续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俄等核大国的较量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程度。事实上，针对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多采取了除热战之外的“混合战争”的方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非对称战争”等。《偶然的游击战》（The Accidental Guerilla）一书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认为，“混合战争”是对现代冲突的最好定义。[18]

“混合战争”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争手段。

美国策动“混合战争”，最终目的就是制造“可控混乱”，帮助金融资本实现两大目标。

一是破坏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基础，借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在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美欧经济增长不再通过增加产品，而是通过强国与弱国间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只有设法削弱和瓦解那些阻止混乱发生的主权国家，使对方丧失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和功能，同时迫使其将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和科教文卫投入等，从而隐蔽地消灭经济竞争者。这一过程经常伴以野蛮的军事入侵。[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很大程度是与“自由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东欧、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鼓励和推进的这类改革，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数百万民众陷入贫困。[20]

    二是消灭的“垃圾人口”，减少全球人口规模。在西方精英眼里，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只有消灭过剩的“垃圾人口”，才能确保西方“黄金十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跨国金融资本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消灭“垃圾人口”是一项不便明说的既定追求目标。不难理解，西方通过倡导新自由主义，极大减少了出生率，增加了死亡率；而宣扬性解放、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可以减少出生率；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使政府对被压迫者处境漠然视之，而制造战乱无疑是消灭“垃圾人口”最快捷的办法。自“9·11事件”爆发的15年来，美国新保守派试图用武力重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由此导致200万至250万人死亡。[21]

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成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政策实践看，“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动用了除发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国内和国际的，布景经常变换。”[22]

冷战期间，美国及北约对苏联使出各种招数，在思想意识和经济领域实施广泛的颠覆破坏行动。美国还迫使苏联陷入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极大消耗苏联的国力。经过长达50年的较量，苏联最终不战自溃，美国以低成本方式赢得全面胜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混合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是暴力为主，心理战、经济战等非暴力为辅，那么他们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策动的“颜色革命”，则更多是以非暴力为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性价比”颇高的混合战争。它谋求通过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推翻现行政权，可以使被颠覆对象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被政治操控），政府便会遭到西方孤立；如果当权者不镇压民众抗议，政府则可能被推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日渐取代传统的军事政变，成为中情局进行“政权更替”的主要法宝。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进入21世纪后，西方大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中东剧变（2011年）等等。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政变，西方大国只花费了大约50亿美元，就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这是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推翻其政权所花费用的零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支持与其对抗的国家的各种武装团体，在委内瑞拉策动暴力活动，目的是将马杜罗总统赶下台。而美国支持的这些团体不是什么反对派或学生，而是恐怖分子和准军事人员，他们与服用毒品的杀人犯一起，能够破坏食品商店、公共汽车、地铁站和儿童医院等。[24]

美国这么干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扩大亲西方势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

当前，随着美国软硬实力受损、控制国际事务能力下降，西方国家更加青睐“混合战争”这一谋霸方式。美国全球战略正悄然调整，即从充当“世界警察”转向“幕后策划”。美国减少使用大规模军事入侵和空中轰炸，更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情报雇员，使用间接手段推翻政权，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政策。由此减少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正面相撞的风险。[25]

2016年3月，兰德公司发布的长篇报告《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指出，硬实力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成本和高暴力的特点；软实力虽然低风险、低成本、非暴力，但回报微小、难以捉摸且缓步渐进。相比之下，“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强制力量”正好介于软硬实力之间，效果可观，风险适当，潜力很大，是美国今后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多数国家依赖外部世界，这为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极好机会。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并有威慑、报复敌对势力的能力，因此美国最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26]这份报告颇能代表部分美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

 美国对中国形成“全政府-全社会”战略

事实表明，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战争从未远去。“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存在新帝国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尤其在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趋明显，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美国显然不愿失去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通过塑造外敌来强化自身认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战略文化。无论从国内社会整合角度看，还是从国际上维护霸权目标看，都会想方设法渲染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步伐。对美国来说，目前中国“将强未强”，美国“将弱未弱”，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由此，美国各界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遏制力度日趋加大。

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研究报告中，不仅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作为三大潜在敌对势力，还列举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武器和技术禁运、切断能源供给、海上拦截、支持敌对国的政治反对派、网络攻击等。[27]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即各级政府部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联合行动，并同时注意和私人部门在行动中的协作。该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整合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对华发动贸易战。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与经贸部门密切配合，阻挠中国科技、安全、文化等领域发展。[28]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反华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性质。

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统领，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和各种手段，从全局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由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编辑  季节）

从国际数据比较看“双循环”的历史必然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一个必要条件是将国内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为55.1%；美国高达82.3%，日本为75.4%、德国72.0%。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70-80%。

    1962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曾高达84.8%，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属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转向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3.5%，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这一指标相应不断下降。

2010年后，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逐步下降。随着有关鼓励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消费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同时，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18年的36.8%。可以看到，国内大循环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但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低水平的国内循环，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阶段，再到现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这是我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的历程，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应地，我们的人均GDP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疫情下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工业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逐渐向后进国家转移的过程。二战后，日本从美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西方国家因工资水平上升，再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

    到2010年左右，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到东南亚、转到非洲。根据统计数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内地，导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约500万。2010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为1.25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为8500万。

表1：产业转移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下产业转移的规律，承接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可以想象，假如这8500万就业岗位中的10%转移出去，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就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环节的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   

    从产业全球范围分布到区域性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类结构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大力鼓励海外产业回流。

    据2020年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本来，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也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各国都在考虑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

    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大范围的“全球化”，而是朝着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在这一趋势下，未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融入国际供应链，其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这是我们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时需要考虑的一些新的因素。

    疫情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

期待2021年的经济复苏，全球增长率为5.4%；发达国家4.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5.9%。

      表2：全球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据外交部估计，疫情以来大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0%的项目几乎未受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人员流动受阻，新建项目受到疫情影响有所推迟，企业进一步的投资态度会更加审慎。

    受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制约，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预计中国今年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将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头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6个月，尽管总投资下降4.3%，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9.4%，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活力和面对变局的强大韧性。（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7/20200702985724.shtml）

    疫情期间，许多中资企业展现责任担当，在“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捐赠抗疫物资和食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中资企业有序推动重点项目、重点走廊、重点园区复工复产，为当地重塑发展信心，也保证了当地雇员的就业。在线办公、网上展览、远程招商、云视频等需求剧增，数字经济进一步激活，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大数据、5G、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在绍兴参观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集群，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销售额逆势增长了25%。我们的一些高技术行业抓住了当前的变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供应重要防疫物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帮助，非洲可以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用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学习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双循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活力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既是资金技术的转出国，把一些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转到其他更具备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追赶国。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存在“内环”、“外环”两个路径。“内环”是指从本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并通过边境园区辐射周边延续梯度产业转移。“外环”是指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投资并购主动吸收先进的技术。

    中国在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这个特殊定位，是由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内环+外环”也将继续。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国内来看，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我们应继续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

    国际循环涉及产业梯度转移，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追赶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到2018年年底，我国在海外一共建设了182个工业园区，为东道国贡献了22.8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14.7万个就业机会，很受当地国家欢迎。

    作为产业追赶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是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有一个重要纽带：国内从东部向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可通过西部省份的边境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利用相邻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并扩大产品市场。

    我国云南、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边境工业和物流园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驿站。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特别要求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以中国、老挝为例，位于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经济特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按照规划，通过未来5-10年的发展建设，特区将建成中老边境地区一个30万人口规模，拥有现代化物流、加工、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和医疗作为主体的最有活力的节点城市，也将成为这片区域“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心地带。

表3：中国西部地区部分省、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定位与边境经济园区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严峻的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在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际循环的大格局没有变，而且具有新的活力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把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衔接，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继续坚定地推动全球化和我国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特别是要发挥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从发展滞后地区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1.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即吸收当地低工资劳动力就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就业和出口创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大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开发矿业、能源，可以考虑将原矿在当地加工，把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也就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一揽子投资模式。

    双循环新形势下特别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并推动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关的物流渠道等配套建设，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海外仓储、物流园区等建设。

    2.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3.双循环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作为涵盖55个国家近13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中国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强非洲各国、区域和与全球建立生产和供应链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推动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尽量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的战略对抗，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在这一地区，英法等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中国、欧洲与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4.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卫生产业与健康消费产品、医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药品准入、医院建造、卫生健康服务的产业化合作力度。

    5.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应把改善民生作为标配，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营造互利多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高梁)

负利率形成的长周期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取得了短期效果；同时也埋下了更大隐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

全球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问题日趋严重，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已经充分释放，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美欧发达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社会阶层极化加剧，有效需求严重萎缩；拉美国家和印度经济增速巨幅震荡；石油价格低迷使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遭受重创，全球内生增长动力极度疲弱。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存量博弈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传播，抑制了各国间人员和物资流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按照IMF的估算，2019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9%，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①]

图1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各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路径依赖

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开启以“资金量”为操作目标的QE。自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5万亿美元。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再次扩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今年6月达到了7.2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长期处于零值附近。2001年3月，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金融危机暴发后，日本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启动了资产购置计划。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商业银行新增准备金账户征收负利率。本次疫情后，日本央行宣布将采取额外宽松措施，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总规模达12万亿日元。^[③]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央行通过近10次降息，将主导利率降至0.1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2019年9月，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5%。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在2015年至2016年间展开超过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范围包括各成员国公债、资产支持债券及担保债券。^[④]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稍有升高或央行启动缩表，往往又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压力趋大

全球央行维系低利率使得全球债务总规模和杠杆不断攀升，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债务负担增长更为快速。根据2020年7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长1.2万亿美元，达258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占成熟市场债务总额185万亿美元的一半；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0%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200%，^[⑤]各国都需要低利率以维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周期波动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世界主要经济体名义政策利率飙升至10%以上。通胀问题缓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出现周期性下行。2008年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中性利率下降。^[⑥]

图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3中可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美国核心CPI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利率，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CPI过高时，美联储会通过加息抑制通胀，CPI过低时又会通过降息抑制通缩。

图3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核心CPI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4中可见，将美国联邦基金名义利率减去当期CPI近似得到的当期“实际利率”与同期GDP增速走势高度相关，且实际利率滞后于GDP增速的变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就曾降为负值，而此时美国GDP也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实际利率数次落入负值区间，同期GDP增速也多为负值。

图4  扣除通胀因素的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5中可见，欧元区与美国类似。欧元区隔夜存款名义利率在2012年6月转负，而实际利率早在2002年1月出现负值，此时欧元区GDP接近零增长。

图5  扣除通胀因素的欧元区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维持在0左右的低利率水平，与其近于0的通货膨胀率趋势一致，与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关性不明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超低利率政策实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美国零利率政策

金融危机后，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11次大规模降息，利率从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内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1%。2016年1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0利率，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的央行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融资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1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的范围的不同，可分为4个层级。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1  4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1）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央行存单利率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为零利率，超限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为负；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央行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瑞典。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为期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债券负利率

负利率会间接推低债券市场利率。2015年，瑞士成为首个以负收益率销售10年期国债的国家，随后日本也发行了负收益基准债券，2016年7月德国以-0.05%的收益率售出10年期国债。

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属于避险资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造成发达国家国债受到追捧，而出现了大量负收益率债券。

图6  近年来出现的国债负利率或负收益率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负利率的效果评估

目前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下面从政策目的、传导渠道和外溢效应三个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负利率政策效果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从其他类似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识别出来，本文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对负利率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了检验。

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的

从各国央行负利率实践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应对通货紧缩风险；二是应对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的压力。表2 汇总了近年来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公告及其主要目的。

表2  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央行政策目标及其负利率公告日期

资料来源：Arteta等（2018）^[⑦]、Jobst & Lin（2016）^[⑧]，作者根据各央行公告进行了补充。

注：挪威和匈牙利作为负利率国家的特例，仍然保持主要政策利率为正，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很小。

（1）负利率能否有效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如表3的第一列所示，在控制短期利率、M2增长率、名义有效汇率后，双重差分项D*T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些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2014年6月负利率政策普遍实施之后得到显著的提升。进一步控制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和失业率，结果依然稳健。

表3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对政策目标变量的影响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下同。

（2）负利率抑制了汇率的升值么

首先观察负利率公告对名义汇率的短期影响，整体来看，负利率公告宣布后，各经济体的本币名义汇率随即发生贬值。如图7，在负利率公告宣布的前后一天，各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均值分别下降了0.37%和0.93%。唯一的特例是瑞士法郎的异常升值，这是因为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被放弃引发了汇率急剧升值。

图7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汇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BIS。

注：1）名义有效汇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汇率为间接标价法，其下降同样意味着本币贬值。2）负利率事件包括表3-1中列举的25个负利率降息公告事件。

进一步考虑负利率政策在中长期的影响（表3），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反而提高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名义兑美元汇率）水平，但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被提升，因此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汇率的升值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长期内其他因素对汇率的升值作用，如负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其二考虑利率平价成立时，利率下降的国家本币将预期升值；其三，市场避险动机会引发避险货币升值。

负利率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在概念上与传统货币政策相似。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将主要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进行传导，并在前三个渠道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图8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利率的影响（单位：0.01%）

数据来源：BIS，CEIC。

注：由于日度数据暂缺，事件研究中不包含信贷渠道传导的贷款指标。

负利率通过上述渠道传导的短期作用可以通过事件研究结果（图8）进行观察。短期来看，负利率政策降低了3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2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并提高了本国股票价格指数，对名义汇率则起到了小幅贬值效果。

而DID回归的结果则可以揭示其长期作用（表4），与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国家相比，负利率政策显著降低了本国短期和长期利率，并提高了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和股票价格增长率。即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成功传导到了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利率，并有效提高了本国信贷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水平。

表4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在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使用三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表示。

主要国家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主要在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推升和他国汇率的升值，此外，负利率政策还会带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效应。我们依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负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指标。

图9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数据来源：CEIC。

注：（1）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样本和7个发达经济体样本。（2）在事件选择上，选择了欧洲央行的5次负利率降息事件，日本的负利率降息事件，以及瑞士在2015年1月伴随瑞士法郎汇率底价放弃的降息事件，共7次。

在主要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公布的前后一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与之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估计类似。并且长期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现象都广泛出现在了样本国家之中，其中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股票市场价格出现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也更高，二者的波动幅度也更大。

负利率的主要风险

尽管短期内来看，负利率政策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在负利率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暴发之前，找出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并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负利率国家乃至全球而言都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挑战。

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负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风险资产的价格的持续推高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货币政策对于化解因生产能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紧缩帮助较小。^[⑨] 因此，若无法解决引发通货紧缩的结构性问题，而仅通过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改善通货紧缩问题，将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金融市场稳定风险

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对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此外，出于盈利压力，商业银行和长期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将部分资产投资于更高风险的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另一方面，负利率会导致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引发债务风险，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资源错置风险

低利率环境使得僵尸企业能够继续存活，这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资源可得性，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负利率的资源错置风险会进一步造成三个不利影响：第一，降低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第二，减少企业的破产概率，因此反而会对通胀造成往下的压力。第三，可能会引发不良贷款和债务积压问题^[⑩]。

商业银行风险

负利率政策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存款利率黏性的存在，负利率政策将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而影响银行利润。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金融风险稳定性报告》中强调了在超低环境中的银行风险。自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股权回报率逐渐下降，而股权市场成本则在波动上升，尤其以负利率经济体最为显著。

进一步看，银行的盈利压力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Jobst and Lin（2016）发现，如果存款利率降至下限而且银行资金紧张，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利润的艰难权衡，这可能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应对盈利收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