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了政治报告。一位国际学者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家思维提高到了人类思维这样一个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希望，给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带来希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追求的伟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态走向平等和对称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文明国家、追求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后，很多国家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依赖于西方的科技、经济，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国家，不仅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建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与西方对抗和冲突，而是对西方好战文明的平衡制约，是为了使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实现一种对称和谐。

西方价值体系不具有全世界普世规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各国和社会已成为单一同质体。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山曾经坚信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世规范。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精英圈、媒体、媒介和政界，在话语上的确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准则，甚至把西方文明和西方发展模式当作效仿的模板。今天，西方仍然将其价值体系设定为具有普世性和绝对性。

    自西方开始侵略、征服和殖民非西方世界的几百年，西方力图在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组整个世界，并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制造规范和准则。西方的现代性打着启蒙、自由、进步的旗帜，其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的霸权主义。自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不具备普世性，但最早将自己所谓的文明包装成唯一和普世文明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西方文明由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战略中心组成：北美和西欧。西方大力推广的“现代性”，以及当今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文明公理体系，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直到今天，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还在力图将其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包装成“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特征。

    西方文明对其文明普世性的推广，是把世界划分为“我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虽然北大西洋集团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等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极化世界的文明版图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作为多样化文明的一种形态的西方文明，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并列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性是一种话语、一个过程和一个区域现象。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宗教信仰版图都清晰地表明文明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文明多形态的世界地图。

    在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的各个极点的地理位置是以其文明为坐标，来描述其区域空间的。在这个地球上，无所谓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和不亲西方的非民主国家之分。自西方开始侵略或征服东方世界，就傲慢地炫耀其基督教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宣称其“现代性”和“普世性”，而无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和拉美文明的平等存在。

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主义”传统。这种西方式的早期现代性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这是一种霸权秩序。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不同的非西方的东西都被视为另类或野蛮。

做好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足，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的二十大，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

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媒体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内对外宣传，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今天讲的新型集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人民公社时的集体有很强的继承性，现在要发展新型集体，离不开对农村集体全新的制度设计的本质的理解。我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集体村社。

“旧集体”与新集体的传承

我们很容易把人民公社理解为“旧集体”，现在要搞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集体。所谓“旧集体”，它的意义是确立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如果这样理解集体的本质，现在的新型集体就是之前集体村社制度的延续。为此，我们要坚定发展新型集体的自信，创造性地发展新型集体。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死抱着过去的集体，担心走回头路。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旧集体”的革命性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

一方面，“旧集体”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因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的村社分配不均、使得仅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收入归少数人所有，这是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村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我们确立集体所有，就等于再造了集体这个“大地主”，它是一个“成员集体”，地租收入归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享，从而杜绝了少数人享有地租收入的情况，这是集体所有制最具基础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土地归集体所有，对以集体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对集体成员劳动力的利用，得以在新的形式下进行，这是人民公社时代探索的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最基本的好处，是提高了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村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集体化时代取得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集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由集体支配并公平地分配给成员，确立了集体成员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发展的长久信心，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使得集体得以确立。

新型集体是从原集体经济时期确立的基本制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旧集体”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是新的，“旧”集体很“新”，而今天的“新集体”是从“旧集体”演化出来的。

第一，我们的“旧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是有其传统的。土地是不可移动、人为可控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历史上，我国的不少村落，并非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个人控制。在很多村社范围内，有公田、义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乡绅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都划定了公共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它局限在家族范围或乡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没有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把村社制的传统加以利用，并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

第二，新中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经营和壮大集体的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经营有一个全新的要素，就是村党组织这个核心。农民是不可能自发合作的，需要有先进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才可以做到个别人的力量做不到、或因贫穷等原因不敢想象的过于困难的事情。建国初期，农村党支部的成长和农业合作化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合作化的成功使得党支部扎根在农村基层社会，成为集体村社的核心并组织农民，领导和组织集体经营，促进集体的成长。

第三，党组织的功能不仅是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把传统的村社制加以巩固和提升，这可以称为集体村社制，它的内涵就是依托村党支部，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村社的公共性资源和传统村社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总结提炼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创造，建立起农村基础性制度和农村基层建制。

第四，集体村社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据自然聚落、结合水利等农业整体性生产条件改造和规划，结合集体经营的需要加以划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地方新发展起来的水利设施，其渠道走向、各渠道的间隔和灌溉范围，决定一个生产队的地域范围。集体村社的成员范围，就是村社地域内的社区人口。之所以说集体村社是全新的，因为它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与之相关的集体经营有关。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村社成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村社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保证的农村基础性制度，或农村基本建制。今天的集体经济，仍在集体村社制的延长线上。

充分认识集体村社的韧性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取向不够明朗，但集体村社仍然是很坚韧的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很多成就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削弱有关。

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中，仅仅重视增加供村民分红的集体经济收入，固然有利于集体的重建，但并不涉及根本。在当前实践中，我们也注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所依据的产权理论，缺乏对多样性存在的理解，也缺乏对农村产权、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更缺乏对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构建的想象力。

新型集体的“新”，不是要将集体资产资源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分散给各农户，或有分无统地形式化集体（假集体），更不是背离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归集体这一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将集体所有权股份化、量化为成员所有权集合的所谓股份合作制集体。现在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实践并没有表明，它是一个集体村社。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集体，其本质是：土地由村社所有，集体成员（来自自然出生及嫁娶，或其他有益于集体永续发展的形式所获成员资格）均享土地收益的村社或称集体村社。这样的村社制度才是新型集体成长的方向。

所以，新型集体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土地由村社所有；成员均享土地收益（不管是在内部承包土地，还是面向外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农地的经营权和外部主体合作所获收益）。

基本的成员资格由出生和嫁娶获得，此外村民接受的新村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营确保集体永续发展。

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集体村社的存在，或者把集体村社仅仅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

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到现在的农村功能片区、田园综合体等等，都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没有集体村社的存在，很多农村发展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乡村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弱化有关，包括公共服务、贫困问题等等。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加强”和“削弱”集体村社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

比如说，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往往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是由上到下的规划，这和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理解，这也反映在工作实践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给自主权，但上级又要加强监管、促进收入的增长，这在现实当中很难两全。

乡村治理中有一个现象，要把政、经、社的职能分开，但我们又出于其他原因要求“一肩挑”，包括集体经济要承担村庄差异性的公共服务，这两种政策取向存在明显矛盾。

此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户内平分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设计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持续存在的集体，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很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表明，新型集体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在不断成长中，辨识并支持其成长应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而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作为良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应是未来农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的方向。

（编辑  宋斌斌）

    2017年，烟台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到现在已有5年时间。从目前看，全国不少省份市县也在推广，吉林省已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2年，山东省委、吉林省委明确表示，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少地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行动，带动增收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虽然近年来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多数地方只是在县和乡镇层面推动，在地市级乃至全省范围全面推动集体经济的还比较少。大都是以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镇级、县级联合社少，很多地方的乡镇缺乏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乡镇党委、政府主导的乡镇级国有平台企业。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一级很难发挥承上启下、连结城乡的中枢作用。

    在已有的合作社中，从事种养殖的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少，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资源打造“盆景”的多，自我发展形成“森林”的少。依靠简单发包租赁形成集体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内生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少。

    通过开展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地方登记注册了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做了清产核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缺乏对应的架构设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底数不清、归属不明，很难有效整合村里的土地、资金、人才共同为村民提供服务。

    二、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对于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是依靠集体经济还是依靠外部投资、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大家看法还不一致，没有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也不够，大量财政资金投入比较分散，没有发挥集中整合的作用。

    三、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合作化是集体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否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体化？当前很多地方把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办合作社，向集体和农民交流转费当作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那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领导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些认识有偏差。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集体经济的存量，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但是对集体而言，资产的底子摸清了，只是账面资产的增加；资产是不是被盘活了，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需要路径和方法的。

    对村民而言，集体资产确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对集体的归属感。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于激活了这个资产存量，撬动了农村“沉睡”的资源，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村民名义上的股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才能让村民和集体产生利益连接机制。

    四、动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尽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是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经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障碍。在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不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起来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把组织部门放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解决“空心化”问题，急需我们党带领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要聚焦加强农村党支部地位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两件事，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重要的抓手。通过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来推进合作社建设，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把党员组织起来，再通过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农村集体化。这是涉及农村政治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应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到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由党委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牵头形成合力，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在短时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

    第二，以举办乡镇联社、县联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为抓手，开展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综合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横向上，要扩大合作社的内涵，打造“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三位一体”是生产、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推进。

    在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乡镇一级建立联合社，可以解决村级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县域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资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建设很多小的经济中心、生活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职工，通过在地工业化、在地服务业化，实现在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经济调整的机会，大规模挖掘、发现、培养合格的集体经济领头人。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具体来说，就是党支部书记既要有公信，又要有能力，“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里的党员和复转军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经商，见了世面，学会了经营，有的还赚了钱，积累了人际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在村里也有威信，这些人回乡带领大家致富，也是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当前，大量有经营经验的人才和大中专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要继续培养；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挖掘合适人才的路子，让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不解决农村生产资料碎片化的问题，产业就不可能振兴。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议在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中，进一步突出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者制定《农村集体经济法》，补充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条文；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把中央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转化成法律保障。

    总之，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潜在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就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吸引城市过剩的资金、产能、人口下乡，再造一个和城市一样繁荣美丽的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资产升值了，城市的二产、三产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畅通我国经济内循环，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我们10年来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10年，我们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来提炼和总结的一套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基础及相关前提条件方面都是不匹配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我们自身独特理论进行提炼，能够更好地助力于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些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塞内加尔，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一系列的国别咨询项目，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基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优势和禀赋条件，应该在现阶段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促进发展，以及如何把这个产业实际落地，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创汇，我们这个角色才退出。

    其次，系统观念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尤其是近3年来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的上升，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一地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是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实在这三个领域，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容易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国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比如像粮食领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成熟技术，包括过去40年改革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就可能形成合力，也可以增加海外的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可以研究怎么样结合我们和所在国双方的优势，把我们的产业链更好地延伸，这也是一个重点可以发力的地方。

    另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20年年初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爆发，当时我们接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要学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双边贸易方面的技术领域。此外其他的中亚国家，有些曾经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他们也派代表前来考察。当时我们陪他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沙滩红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我们和各国之间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去共同发展。

    再次，区域协调。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西部开发布局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行协调，尤其要发挥边境工业园区的作用，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近期一些舆论说，越南可能正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事实上，越南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体现我国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和周边国家来协调发展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周边的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这样也是我们双循环理念的内容保障。

    我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有情社区”，其含义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人的需求。我们在海外实践的抓手之一就是工业园区。前不久联合国编写了一个海外园区的规范和指南，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整个园区的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每一步骤都要咨询周边社区的居民、包括社区领袖的意见，让工业园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部分。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编辑  季节）

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推进的国家战略。十年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升。现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争端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强有力的战略韧性和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论断，再次表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强国建设成绩斐然

产业规模居全球之首。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①]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2.39%提高到29.31%，^[②]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位；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由15.91%提升至21.57%，^[③]特别是2020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

产业体系健全。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8%提升到33.7%。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到47.1%，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12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9.7万亿元、21.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9万亿和37.4万亿元；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占有73家，比2012年增加28家。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十分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在一批高端装备研制上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诸如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北斗导航系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项重大工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下多项世界首次。如港珠澳大桥创造了400多项新专利，多项达世界之最；水陆两栖飞机AG600近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零件全部由国内研制提供；复兴号高铁囊括了新材料、先进动力、计算机等诸多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三步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密不可分。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多次对制造强国战略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提供战略指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我国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为制造强国建设稳步向前打下有利基础。

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中国不能走西方串联式发展的老路，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践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方针。

通过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智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5%。截至目前，我国已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6000家，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的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是要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十年间，从“工业强基”到“产业基础再造”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通过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聚焦产业基础“五基”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等方式，不断提升强化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例如，高速铁路动车组用标准、车轮、车轴、制动设备、列车控制系统、车身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三大关键部件基本具备国产化生产制造能力，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方面，电池成组效率和能量密度高于同期国际产品，驱动电机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电机控制器在电力电子功率集成、高品质控制方面实现突破。

聚焦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些省市在探索本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时，从市场需求出发，集中本地区有限资源，力争打造世界级产业和产业集群。这种做法改变了各地区产业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而造成低价竞争和产能过剩的痼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例如，宁波市大力发展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在伺服电机、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细分领域培育形成全国领先、覆盖广泛的工业“四基”优势。合肥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果转化方式，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湖州市以绿色智造为主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的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泉州市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纺织鞋服和建材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造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和转变也应该具备中国特色，制造强国首先必须是制造大国，不仅追求“强”，还要“又大又强”。

衡量制造强国“大而强”的标准，除了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所提出应达到或十分接近日本、德国的水平，还需要有若干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制造强国应具备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我们经过测算、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制造强国的六项特征及目标值如下：

一、产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30%。

二、产业基础。“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目标值设为70%。

三、优势产业。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40%。

四、优势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五、创新能力。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六、能源消耗。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目标值定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未来三年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应看到，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调整战略思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而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研究中国特色的制造强国战略推进方法和路径。

制造强国建设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发展的突出位置，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信息消费产品、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要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民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制造强国建设要实现优化财富分配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财富分配的主战场。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价值，增加初次分配收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迁，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锻长补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我国有关工业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补短板”，以疏通“卡点”“堵点”，旨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要想不受制于人，应该要跳脱固定思维模式，扬长补短，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那些要在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的优势产业基础上，培育一批如光伏、重稀土材料等在全球具有话语权、控制力和引领力的细分产业。要举全国之力，攻克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难题，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智造赋能，打造技术创新主战场

今后15年，是智能制造这一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要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实现战略性重点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从现在到2028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到2028年，“互联网+制造”即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从2028年到2035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工程”，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突破工程，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为指导，推广“链式推进”方式，到2025年，使“五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加大对“五基”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1000家“专精特新”世界冠军企业。

打造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各地方应从实际出发，本着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原则，努力打造若干个在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大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加大对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优势。继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做强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培育高端芯片、氢燃料电池汽车、5G设备、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新型显示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具有关键控制力的技术和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技术先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领先产业和产业集群。

培育优秀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造就一批具有技术引领能力、产品定义能力、产业链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支持这些企业建立具有技术引领能力的研发中心，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高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支持大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走出国门，成为产业链“链主”。

着力培养一批竞争力强、“专精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以产量规模制胜，而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上的某一产品，满足专门的客户群；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使产品拥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性，以“专精特”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

加强绿色化改造，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以节能减排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2025年我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接近制造强国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入推进源头减碳，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推广应用，提升再制造行业能级。实施碳汇工程，在高载能行业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加快绿色示范引领，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标杆。推动先进适用重大低碳技术在重点行业示范推广，积极开展零碳化项目示范工程。

（编辑  宋斌斌）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要求。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炼、传播、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任务。

这样的精神标识应该是形式简洁的而不是形式繁复的，语义清晰的而不是语义模糊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局部认同的。最重要的，这样的精神标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可以穿越历史延续至今，可以成为指导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理念。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教学和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其中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这既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也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报告中列举的这十个具体文化价值观，大多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具有广泛认同度与强大生命力的。更重要的，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高质量发展，人文精神是具有指导性的精神理念，应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并贯彻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进程中。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主发展阶段，摆脱了僵化与教条的约束，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断提升；第二是规模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形成并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对人民生活质量愈发重要。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投入，但仅有投入是不够的，与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物质世界不一样，文化发展主要关注精神世界。文化是“生活之光”，但不应仅仅是“技术之光”“资本之光”，更根本的应是“人文之光”。提升文化发展质量，要有正确的理念，准确的目标，明确的途径。文化体现并提升了人的精神、思想与能力。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

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前者体现市场性，后者体现公共性。仅仅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赚钱是不够的，这常常会导致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滥用人性的“竞低”。比如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领域的一些文化活动与产品，尽管很“火”很赚钱，但其价值观导向与外在的行为依赖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为发展文化事业就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不全面的。不赚钱的文化发展不一定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公共性不代表有效性。比如大量闲置的公共文化设施、送出去的文化演出和出版物无人问津等，就不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只是文化发展的形态划分，不代表高质量与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让人的精神更加自由、丰富、积极。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都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换言之，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之分来选择政策着力点，而应以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有效推动为根本衡量标准。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创造性、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重复性、单一性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尊重文化的特性来发展文化。从国内文化发展来看，目前要注意一些干扰文化创造性、多样性实现的思潮。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西方中心主义，缺乏文化自信；精英主义，轻视民间文化；商业主义，以垄断市场来垄断文化；技术主义，以形式炫酷掩盖内容空洞；大汉族主义，忽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2022年8月中央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治理之魂。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有正确的治理举措与政策体系。特别应防止命令主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一刀切、一张图管住一条街，否则设计出来虽然整齐，但毫无活力，外面漂亮，但不考虑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住”的，要能让人们产生亲近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城市文化发展应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气质，提升市民的内在精气神。

推动高质量的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众，尊重专业。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认识到文化精神性的特质，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会有很深入的把握。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人文精神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基本特质是兼具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人才。要培养全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与人文素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进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了从人到物的转变，《共产党宣言》中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仅仅考虑利害与经济的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了，精神却退步了。

培育人文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儒家讲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论语》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讲求“以民为本”，不“以君为本”。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滋养，伏尔泰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守住中华文化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处理全球性挑战与冲突，世界文化普遍在“向东看”与“向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具有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在全民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成就真正拥有中华文化精神与素养的新青年、新国民。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以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内容为本，以技术表现、商业实现为辅，本立而道生，不能本末倒置。科学主义者会把人看作物，人文主义者则把物看作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具有人文认知力，即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评价，不能以规范与否、赚钱与否的标准来评价，而要以共情与否、深刻与否、原创与否、灵动与否来评价。

总之，文化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够打动心灵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华人文精神会绽放出愈加耀眼的世界之光与时代之光，中华文化影响力会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成为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报告提出“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守正创新

我理解，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创新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封闭僵化，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不断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回顾过去5年、以及新时代10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所以顶住了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守正创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从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二十大提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一步一步走过来，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地明确新的目标，把我们的国家领向复兴，领向现代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守正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坚持守正创新指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协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正”。

党的自我革命是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已经73年了。我们都知道，党史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问，未来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样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实行民主。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我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重大的创新。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且向全世界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既和过去多年来西方大力传播的“普世价值”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是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而我认为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只是片面强调民主和自由，我们则把各国人民的发展、把广大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最高诉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思路，同时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不够清晰的，乃至比较混乱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这个宗旨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唯一途径。我们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同志深切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 并致力于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教育全党，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面对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特权思想严重，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社会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科学地从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话语，和分别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报告还对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只有从党的百年历史、从新中国建国70多年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过去10年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和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在过去10年我们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过的征程和开创的新局面来之不易，这既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去科学地认识各种矛盾和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本地区、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努力实现对事物内在联系更深的认识，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朝前推进，做到学用贯通、知行合一。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精神

多年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弊很深。对党的重要精神的学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一些单位的学习停留在“一开大会布置，二要求各种学习活动留痕，三要求每个党员记笔记、写体会、做台账，以备上级部门的检查”。这种学习方式看起来大家都很忙，但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

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联系的“实际”，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联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和我们日常的本职工作。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对今后5年的工作安排，搞清我们的职责和工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位置，搞清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困难与问题，明确如何担负起肩上的职责，如何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来推进。

二十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报告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关于“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中进一步要求：“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是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

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对下面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注意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不去分析所存在问题和形成这些困难所依据的条件，不区分不同基层的不同情况，只根据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对具体工作定指标，量化分解，层层下达，通过排名考核来推进。

比如，在脱贫攻坚中，湖南麻阳县创造出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采用依靠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简化信用评估程序，给予5万元政府贴息的小额扶贫贷款，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扶贫效果。但是，有关部门对小额扶贫贷款机制能够顺利运作的具体条件和对各地不同情况没有进行认真的具体分析和总结，对是否会产生大面积逾期不还的情况没有进行认真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力推广，并以小额扶贫贷款发放量作为对各地的考核指标。此后中央强调严防金融风险，有关部门又以小额扶贫贷款逾期率不能超过2%为指标对各省进行考核，这又逼得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以逾期率不得超过1%来考核县级，造成基层非常被动，每月底要去银行查询该项贷款的逾期率，甚至要想办法筹款，先把超过1%逾期可能的部分还掉。而主要发放小额扶贫贷款的农商行，对贷款逾期率风险的标准是：工商贷款不超过5%，农业贷款不超过8%。他们不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对逾期率超过1%的小额扶贫贷要如此紧张。

又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过程中，政策要求对每块承包地必须确权到四至。[3] 一些地方农民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内，已把承包时细碎化的各家土地整合起来，打破了田埂地界，成方连片统一耕种。这样不仅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统一灌溉管理，还因去掉田埂地界后，耕地面积增加了10%-15%，显著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合作社与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承包地确权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进行，即只确定一家承包耕地面积，但不必确定该地的四至。如果有农户要退出合作社，可以从连片的耕地边缘划出他家承包的相应面积。这种合情合理、有利于统分结合、群众希望的确权方式，就是得不到上级的同意，给农业合作化与规模化经营造成很大的困难。

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像新农村建设、农村改厕、小水利建设项目、农村党的建设等等，都有形式主义的表现，基层干部的很多精力被无谓地消耗，人民群众对中央好政策的获得感，也相当程度被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所抵消。

又如，这两年经济形势趋于严峻，地方财税收入增长困难。一些地区的领导机关不做深入调研，不与基层共商持续发展之道，而是盲目要求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提高相应的考核指标。由于这种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可能，逼得基层造假，也催生出一批只注册不经营的空壳公司，和一批专门通过给企业注册搬家牟利的招商引资中介。从最终考核来看，招商引资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税收并未增加，反而无谓消耗掉基层的许多人力、财力资源。

在行政领域对公务员为民、清廉、勤政的要求，就是这样被“压茬推进、层层压实、考核排名”的逻辑所压倒。许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许多资源也都消耗在这个过程中。一说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人痛恨，但为什么现实中却禁而不止，杜而不绝？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要剖析其思想根源和存在土壤。

坚持自我革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的特点是只唯上、不唯实，只从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出发，不从事物的实际出发，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推进各项工作的产物。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形式”要成为“主义”，一定与官僚主义分不开，即眼睛只朝上、不朝下，只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而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对上级负责才能达到目的。由此，对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毫无兴趣，在他们心目中，“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缺乏践行实事求是的内在动力。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和科层制的行政体制，“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为官僚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也为形式主义的产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 它表明，唯物辩证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今天，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统一的，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准则，由此也决定了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统一的，而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 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要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么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呢？“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要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报告中概括了“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 这三大作风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弘扬的党的优良作风。

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此，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抓住决策行政的核心环节，才能推动全党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双碳”目标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创造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探索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具体实践，分析“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市场空间，提示银行把握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提前做好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排放权；跨境融资；转型金融

当前，“碳中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同议题，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世界首个设定碳中和期限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新一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加快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

满足绿色投融资需求

实现“双碳”目标包括两种方式，即在需求侧节能减排，在供给侧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碳捕捉等。根据预测，实现碳中和，至2060年需要139万亿元的投资，其中到2030年就需要22万亿投资。在此过程中，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低碳领域。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银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银行考核日益严格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国家相关部门、监管机构及企业层面纷纷出台支持文件。2019年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授信全流程；2020年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增设“绿色信贷占比”考核指标，评级结果作为商业银行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和确定商业银行工资总额的主要依据；2021年人民银行提出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两个不低于”①的要求。

金融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的推广创造了空间，随着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赋予了碳排放权市场价值和流动性，有利于以更精准的碳定价和更活跃的碳交易服务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展。

在绿色金融背景下，企业拥有碳排放权可以用于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1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折合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3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以广东省为例，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69.6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6.23亿美元。对于“走出去”企业，因为境外银行对其了解不足，为其提供融资支持动力不足。随着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境内银行可以凭借对“走出去”企业母公司的了解，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以境内关联担保、保证金担保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国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破冰”落地

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成为碳金融的重心

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发力，创新案例纷纷落地。2011年10月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序幕。各金融机构纷纷创新碳金融相关的产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逐渐成为近年来银行碳金融业务布局的重心。

表1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发放情况（部分）（单位：万元）

2.碳资产金融属性逐渐得到认可。银行参与度较高，伴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壮大，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拓宽了商业银行贷款质押物的范围。一方面，除了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外，政策性银行和城商行等也开始涉足碳排放权质押贷款领域；另一方面，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也都广泛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如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杭州分行等，相继为本地区的企业发放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3.贷款对象集中于减排重点行业，贷款利率优惠目前落地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贷款对象集中于电力、造纸、能源等行业，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而且有利于引导高碳企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此外，人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从目前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案例来看，普遍享受较优惠利率，从而使得高碳企业拥有更强的申请意愿。

4.贷款模式逐渐多元化，企业选择具有多样性。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发放的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为起点，出现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质押贷款、“碳配额/项目未来收益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组合质押贷款等模式。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公司推出国内首笔“碳排放权抵押线上融资+首个碳交易法人账户透支产品”，成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的又一创新。多样化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权，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来制定不同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方案。

5.创新案例多点开花，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后，多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各地迅速破冰落地。目前，上海、浙江、湖北、天津、重庆、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大部分省市均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放。同时，广州、上海、绍兴等地更是针对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出台了相关操作指引文件，进一步助推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范围推广。

未来发展机遇可期

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64亿元；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5.44亿吨，累计成交额133.17亿元。其中，广碳所累积成交配额2.07亿吨，占全国总量27.7%；总成交金额达51亿元，占全国总量23%，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均居全国首位。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统计，自全国碳市场开市至2021年10月末，全国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166笔，贷款总额累计22亿元。其中，广碳所已落地23笔，贷款总额累计0.76亿元。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具体实践，各银行对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操作流程，在大框架、大方向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目前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情况看，一是碳排放权质押作为碳金融产品创新大多还都处于示范性质，形成规模化交易的还不多；二是大多只对境内企业贷款，支持境外平台跨境融资尚未有案例。

尽管目前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实践仍存不足之处，但未来业务机遇蓄势待发。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预计到2025-2035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将达4.5亿-8.25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1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450亿-825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2250亿-8250亿元；预计到2035-2060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达12亿-21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2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2400亿-4200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48000亿-126000亿元。

碳排放权质押跨境贷款模式探索

通过借鉴现有的实践案例以及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碳排放权质押，以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三种模式进行创新探索。

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

“境外放款”是指除金融机构以外的境内企业（“放款人”），在核准额度内，以合同约定的金额、利率和期限，为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借款人”）提供直接放款的资金融通方式。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根据相关法规，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质押获得境内银行的外汇贷款，再通过境外放款为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境外公司发放境外贷款需事先经过外汇管理局备案，借款用途需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如变更借款利率、期限等均需到外管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

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

境内企业通过碳排放权质押向境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在与境外企业具有真实进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向境外企业开出进口信用证，以境外企业作为受益人。境外受益人可在境内银行进行FTN或NRA账户的福费廷融资。融资所获资金为境外企业自有资金，境外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使用。该产品可有效利用境内企业在境内银行的授信额度，满足自身及境外公司的资金周转，同时有效降低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

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

FTN账户融资，是指境内具有FTN业务资格的银行，直接以境外客户为贷款申请人，在申请人境内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直接向境外客户发放本、外币贷款。该模式下，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进行直接质押，对境外公司进行关联担保，也可以通过开立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境外关联公司进行担保。具体的交易结构和流程如下：

1.境内关联公司或集团作为担保人为境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开立保函；

2.银行根据境外公司评级、经营情况等为境外公司核准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向境外平台公司发放本、外币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2〕27号文）的相关规定，境内银行发放的境外贷款，原则上应用于境外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证券投资和偿还内保外贷项下境外债务，不得用于虚构贸易背景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投机套利性交易，不得通过向境内融出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如境外贷款用于境外投资，应符合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的规定。境内银行应加强对境外贷款业务债务人主体资格、资金用途、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及相关交易背景的真实合规性审核，对是否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尽职调查，严格审查境外企业资信，并监督境外企业按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贷款资金。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议

伴随碳中和目标和节能减排工作的稳步推进，未来30年，中国绿色低碳领域的预计投资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这将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银行应密切关注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并做好气候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加强产品创新，调整资源配置

一是注重产品创新，围绕碳排放交易、碳减排项目以及各类衍生交易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创新。二是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关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域的业务机会，优化调整信贷资源，通过发展碳信贷，以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碳债券、碳资金、碳资产托管等方式，为开展碳减排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探索转型金融②，配套授信政策

    一是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中的机遇。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过程中产生巨大融资需求，应紧抓机遇，择优支持有竞争力、有潜力的客群。二是配套相关授信政策。如何从传统行业中选择优质客户并配套相应支持政策至关重要，应伴随气候政策、国家政策等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授信政策、审批授权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

加强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管理企业在碳咨询、碳资产开发、碳交易、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碳普惠平台、双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升绿色生态圈的工作效率。二是加强与证券、保险等机构合作，探索为企业提供碳基金、碳债券、碳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三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激励机制。对于跨境融资涉及境内外联动、银行境内分行间联动的，采用协同业务收益双计、影子考核等方式，激励境内分行与境外机构联动，激励拥有自由贸易（FT）业务牌照的分行与其他境内分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联动服务。

强化政策研究，有效管理风险

一是强化碳风险分析，提升碳政策的认识，全方位梳理风险管理政策、授信政策以及对分支机构的约束政策，充分考虑碳关税以及因政策影响在部分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做好碳资产配置方面的风险分析，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多维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及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情况，严格把控煤电、煤化工、煤采掘等重大项目风险。三是在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方面，充分考虑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密切关注监管机构可能在绿色项目支持、绿色贷款规模等方面的政策考核要求，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满足监管要求。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投资贸易；统一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向规则为主的制度型开放迈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对内要求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是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和国际大循环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的重要结合点。本文创新搭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及特征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作为两大战略目标，在具有较强外溢效应的相关体制机制领域，主动对标对表国际惯例和高标准通行规则，构建一系列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有效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有序融合的开放发展策略。从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其核心是开放领域通过制度创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甚至引领制定国际规则，提升我国规则体系的正向外溢效应，为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从实现路径上看，制度型开放主要解决一直以来“重政策设计、轻制度规则体系设计”的问题，深化我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打造无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通行规则。

制度型开放的特征

一是将开放层次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延伸。制度型开放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与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不同（表1），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制度更加强调境内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的创新，提升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运筹转化水平，形成“开放即改革、改革即开放”的催化效应。

表1  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区别和联系

二是开放领域由“单向突破”向“全面开放”跃升。与以往流动型开放部分领域、部分环节“单点”着力、“单向”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强调以制度集成创新保障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全面开放，通过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定型。比如，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仅制定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单向方面的政策体系，更加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外籍人才居住生活便利化、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集成性政策设计。

三是开放制度设计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与以往流动型开放构建全国统一的监管措施、通关时限等“标准化”流程不同，各地方、各领域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和侧重点不同，都需要结合当地和细分领域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举措。比如，与制造业开放重点不同（其主要关注项目招引落地等方面的政策供给），服务业开放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轻资产”“易搬迁”等特征，更加关注企业业务诉求，注重“给市场”“给机会”。

西部内陆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

西部内陆城市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政策获取滞后等限制，与沿海沿边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内陆城市与非沿海和非沿边不同的先天区位条件不足。一方面，要更加注重依托空港和陆港开展制度创新，聚焦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提升新型贸易方式和陆上贸易规则国际影响力，形成后发赶超优势。另一方面，推动从“依靠自身资源条件‘单打独斗’推动制度型开放”转变为“借势借力区域发展战略‘抱团’推动制度型开放”，注重利用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深化对内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更侧重协同共建统一大市场，联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抱团”弥补区位缺陷。针对内陆城市政策获取的滞后问题，注重加强系统集成设计，对标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强化要素配套保障，推动由“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向“打造开放便捷、服务高效的营商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环境”转变，建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灵活高效的开放管理体制，以增强西部内陆城市对世界高端资源要素的吸附力、整合力和配置力。

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较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路径，更加强调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升级的促进作用。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注重构建强大的内需体系，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成都是“一带一路”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城市，具有对接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发展优势，同时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极核城市，具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对接能力，促进两个循环相互交融。在服务国内大循环层面，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内部要素优化配置水平、促进国内大市场建设，进而打破内外循环联通互促的制度性障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投资贸易制度体系与国际接轨

当前，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经贸规则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世界进入了以经济分工重组、规则体系重构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成都应当抢抓以RCEP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机遇，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以自贸试验区为重点，通过系统性的“边境”制度体系和“边境后”制度体系的协同发力，促进要素、资源、商品跨境循环，实现国际双向投资、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化。待相关成果具备条件后再在成都全域推广实施，形成“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的投资贸易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产品及服务高质量供给、高端要素精准供给，从外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角度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构建，吸聚高能级流通主体、高端要素，从口岸通关便利化、陆上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创新等角度探索逐步消除产品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在国内大循环层面：以成渝地区先行先试带动西部辐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成都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以协同共建区域大市场为重点，在行业管理标准、统一市场体系等领域逐步消除制约区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在制度型开放发展中进行引领、在辐射区域中协作共赢，探索形成一整套经验，辐射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市场规则统一，更好服务国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制度型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分割、行政区划边界限制，破除商品及资源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形成从点到面的突破，引领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深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链接国内国际的贸易畅通能力

1.推动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深化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依托成都自贸试验区，积极争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权限，借力重庆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红利，主动建立健全与重庆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内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城市开展数字贸易合作，放宽数字贸易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允许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在自贸区天府新区片区设立数字贸易保税区，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机制，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深化市场采购贸易制度创新，探索跨境电商制度创新，围绕跨境电商需求推动扩大经认证经营者（AEO）互认范围，支持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制定跨境保税线下业务监管办法和操作规程，推动跨境商品“存、展、销”一站式监管运营，探索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跨境电商全球质量溯源系统。

2.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创新陆上贸易运输规则，高水平建设成都“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联动重庆创新多式联运规则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标准化体系。探索陆上贸易金融规则创新，推动跨境铁路及铁海、铁空、铁公联运“一单到底”，深化以铁路运单、铁路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集成创新试点，探索建立具备物权性质的多式联运运输单证市场化推广机制，创新运用多式联运运单、提单及国际信用证等各种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探索陆上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深入开展铁路运单物权化问题、铁路提单交易问题等涉“一带一路”、陆上自由贸易法律问题研究，推动形成陆上贸易法律问题裁判规则。

3.优化提升口岸通关监管效能。创新“提时效”改革举措，探索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添加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约申报功能，推广应用预裁定制度，试点“智能审图”检疫算法新技术；积极争取第五航权，探索机场国际货站、中航国际货站和机场安检功能前置至国际快件中心。加强“减单证”改革举措，在国际铁路港探索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电子放货平台应用，实现全程电子放行。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入推进无纸化方式申报，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健全口岸通关合作机制，争取与日韩等RCEP成员国的相关许可证件的联网核查。探索建立中欧班列沿线铁路部门、海关等信息系统电子数据库的交换与共享机制。推动成都、重庆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便利化措施互认。

完善双向投资适配政策体系，打造国际高能级主体引力场和走出去竞争优势

1.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准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全国率先出台负面清单做法，争取在数字贸易、文化创意、生物医药等领域进一步探索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成都重点产业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度。积极对接RCEP规则，放宽对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准入范围，深化汽车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等制造业领域开放，加快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健康及社会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开放。探索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争取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领域审批权限下放，强化以过程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

2.完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构建高效的外商投资招引工作机制，推动在全市设立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咨询点，推进面向欧洲、日韩、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国家（地区）的招商工作；健全招商重点领域与主导产业精准对接机制，结合成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在国内已初具规模优势的产业领域，着力引育链主企业，补齐成都重点产业链缺失环节，增强成都乃至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完善投资全生命周期保障制度。强化外商投资实际控制人管理，建立健全外资企业联系员制度，尤其是要加强与外资链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完善外商投资金融服务体系。稳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建立跨国公司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争取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争取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银行不良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试点。

3.建立健全对外投资制度。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支持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管理重心移向“事中事后”，形成“事前合规备案事后规范报送统计数据合规建设、投资障碍、安全事件、问题困难、人员信息”全链条“走出去”管理体系。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探索制定动态化的敏感行业、敏感国家和地区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制度创新，鼓励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和境外合作基金，加快“成都标准”国际化推广，推动认证认可结果与主要贸易投资合作国家（地区）双向互认。

协同共建区域统一市场规则，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统一市场建设

1.引领建设区域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完善宽领域、深层次、一体化的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各个领域的标准体系，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城市建立标准化协调和合作机制，聚焦重点产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和行业规范。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推动行业管理标准探索创新和形成引领性标准，在产业变革关键领域，积极布局技术创新研发中心，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实现突破。建立多元共治的行业管理标准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实施头部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等。引导成立行业标准联盟，鼓励各区域平台企业、行业组织等联合研究制定新型行业标准体系。

2.带动建立跨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衔接统一，探索成渝地区建立统一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规则，同步推动企业登记和许可在政策条件等方面的统一，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非市场化规定和行为。二是构建以信用一体化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实现成渝地区企业信用信息联通，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建全跨行业、跨区域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逐步消除选择执法等不良现象。三是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共同申请国家支持成渝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实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人地挂钩”调配方式，联合争创全国能源价格属地改革试验示范区，探索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互认制度、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互认制度。

3. 协同推进商事制度集成化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国内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最大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推动电子营业执照跨领域、跨行业、跨平台互通互认，逐步实现成渝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一次验证、全网通用”；深入推进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加快深圳、江苏等地商事登记确认制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登记文件互认，降低企业跨区域制度型交易成本。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深化“异地同标”便利化市场准入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主体准入同标准、无差异、无障碍，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动行政审批、企业投融资、市场监管、机构调整等方面配套改革，创新构建跨省跨区域“企业从注册到注销全链条、集成化、系统化改革”的准入准营服务制度。

（编辑  季节）

中国提出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超过了《巴黎协定》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但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境外投资（尤其是能源投资）大幅增加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面临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碳排放情况，有必要进行监测、计算、统计和分析，以更好地回应外部质疑。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境外投资至少在几方面帮助了中国和东道国的减排，为全球的减碳减排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较为先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东道国提供了相对清洁的技术，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首先，从数据上看，中国ODI数量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次，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电投资，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以中国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项目为例，由于印尼在这个项目上采用了中国的煤电技术，选择了中国投资者，2018年印尼由于这个项目而减少的排放量约为900万吨二氧化碳。中国对投资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项目，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另外，部分中国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接近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

第二是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不乏节能环保技术企业的投资，来帮助东道国的减排。中国需要尽快建立境外投资项目的碳排放情况的统计体系，并选择一些节能环保型境外投资典型项目，说明这些项目的减排效果，增进东道国对中国投资减排效应的理解。帮助东道国减排，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中国的ODI与国内减排

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中国国内的碳排放。由于对外投资，原本可能在中国国内进行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1] 这里有两个前提假设：同样一笔资金，如果不用于对外投资将用于国内投资；以及相同金额的投资在国内外形成的产能是一样的。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由于ODI（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的国内排放在数值上等于：当中国ODI用于国内投资时，国内新增产能导致的国内排放数量。

中国对外投资隐含的国内减排量逐年增长，对中国减排的贡献率快速上升。以八大行业分部门的能源消费量看，2005年中国的ODI减少国内能源消费数量为2235万吨标准煤，2019年则减少了15626万吨标准煤的消费。ODI也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隐含的国内二氧化碳减排数量从2005年的6188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43269万吨，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5%。ODI隐含的减排量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0.9%增长到2019年的3.2%。总的来说，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中，ODI规模的扩大是减排的重要因素，ODI行业结构的变化是帮助减排的核心原因，碳密度的变化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作用较为平稳。

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有四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ODI规模扩大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从2005年的123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369亿美元，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9%。当其他条件不变，2005-2019年中国ODI每增加1%，为国内减排的贡献增加了0.59%。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是ODI帮助减排的原因。这其中有三方面的结构变化较为重要：一是制造业ODI显著增加。2008年制造业占ODI比重仅为3.2%，而2019年为15%。制造业消耗的能源总量远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ODI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国内产能转移到了国外，减少了国内的减排。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几乎总是对外投资数量最大的部门，2004-201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ODI比重平均为31%。虽然服务业消费能源总量较少，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ODI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三是采矿业占比下降。在中国ODI的早期，采矿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但近年来采矿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2004-2008年采矿业占ODI的比重平均为23%，2015-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为2.7%。采矿业是高排放行业，但由于在ODI中的占比降低，采矿业对外投资使国内减排的作用下降。

第三，不同行业能源强度不同，对减排的贡献不同。能源强度反映了同样金额的投资数量将消费的能源数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亿元。中国的能源强度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制造业”，2005-2019年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1.88和1.42。中国能源强度最低的两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和“其他服务业”，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0.16和0.11。

中国ODI中帮助减排最重要的行业分别是：“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其他服务业”占中国ODI比重最高，虽然该行业能源强度低，但“其他服务业”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量地帮助了国内的减排。对“制造业”和“采矿业”来说，这两个行业在ODI中占比较高，占中国各行业增加值比重也较高。与此同时，“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能源强度也不低，因此这两个部门对于国内减排帮助较大。虽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能源强度较高，但中国ODI中该行业占比较低，2005-2019年占比的平均值为1.6%，帮助中国减排效果相对有限。

表12005-2019年平均能源强度和行业ODI能源消费数

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

第四，中国ODI各行业消费能源的碳密度较为平稳，这意味着碳密度这个因素在ODI帮助国内减排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比较稳定的。碳密度衡量的是不同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所占的比例，以及化石能源内部的占比情况。不同能源占比不同，同样的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同（如化石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和原油排碳量有很大不同）。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ODI各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比重最高的能源分别是：原煤、原油和电力。2019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ODI消费的原煤数量占所有能源的比重下降了8.7%，原油和柴油则分别下降了1.7%和5.6%，电力占比上升了20%。原煤、原油、电力都是排放二氧化碳系数较高的能源，这意味着ODI综合能源的碳密度仍然较高。由于这些投资都在海外进行，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DI与东道国的碳排放

有舆论认为，中国将国内产能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了当地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种说法是偏颇的。原因在于，中国部分生产技术虽然不是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但遵守全球中高端水平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标准，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客观效果上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减排。

中国投资与东道国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选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重点投资国家（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国家”），[2] 并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量与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相关度分析。[3] 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与该国排放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除以该国GDP，即剔除东道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后，2018年中国的投资流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2，投资存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37，为显著负相关。中国的直接投资量越大，“一带一路”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越少。

表2 2018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量与东道国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度

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Dealogic，国际能源署。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煤炭业投资的减排效果

习近平主席在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中提到，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目前中国煤电项目存量较大，需要客观看待现有投资存量、在建和扩建煤电项目与东道国碳排放的关系。

煤电曾经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行业。煤炭行业投资量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为9.3%，煤炭基建量占“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总量的比重为14.3%。如果加上煤电设备出口和服务提供，煤炭项目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更高一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炭投资和煤电项目，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

第一，假设东道国的发电量和用电需求是确定的，那么中国的煤电项目客观上具有减排效果。中国煤电厂的煤利用效率显著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发电量所需煤的数量更少，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以2015年国家能源集团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爪哇电厂的投资为例，该项目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规模燃煤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1050MW。以一年5000发电小时计算，该电厂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印尼当年总排放量的1.5%。该项目占印尼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2%、火电总装机容量的3.7%。比较装机容量和排放量，中国煤电项目的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当地其他火电项目，也就是遵守更高的环保标准。如果印尼在这个项目上不采用中国的火电技术，而选择当地平均的技术或者其他投资者，2018年印尼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有大幅增加（约900万吨）。

第二，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投资也是有类似的结论，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

采用同样的指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是能源强度低的国家。中国化石能源利用中煤炭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发电端，火电占中国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超过50%。中国大量利用煤炭能源，但所排放二氧化碳和能源强度都比较低，原因在于中国的火电技术相对先进。将这些技术投向“一带一路”国家客观上减少了当地的排放。

总之，中国的煤电投资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选项。在不减少东道国发电量的约束条件下，如果要同时满足较高环保性和较低成本两个条件，中国的煤电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的部分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很低。同样以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为例，该项目投资的二氧化硫、粉尘、氮氢化合物的排放接近全球最高标准。无论是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还是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的各项环保排放指标都远低于印尼国家最新环保排放标准，接近全球最高标准。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能源投资和基建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和基建的比重均为50%左右，其中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2005-2021年3月，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水电投资金额约120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项目的比重超过一半。同期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替代能源项目金额约为83亿美元。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减排

中国的节能技术存在较大的对外投资潜力。特别是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具备对发达国家扩大投资的潜力。

新能源车的减排效果远大于传统燃油车。假设新能源车使用的电来自于火力发电，那么同样的行驶距离，新能源车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为燃油车排放二氧化碳数量的55%-70%。如果以每车每年行驶8000公里计算，一辆新能源车释放的二氧化碳约为0.96-1.2吨，而燃油车的排放数量约为1.68吨。

假设中国新能源车商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年销售量5万辆、30万辆、100万辆不同情境进行估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能够分别为东道国减排2.4-3.6万吨、14.4-21.6万吨、48-72万吨二氧化碳，这还没有考虑新能源车技术进步的因素。

中国的节能技术可能成为减缓发达国家投资限制的手段。目前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安全审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当地先进技术。中国节能环保技术的进步将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逆转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投资项目中的议价能力。中国的节能技术对外投资可能成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编辑  尚鸣）

历史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生，正极大地改变着原有政治体系和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应积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契机，善用新技术成果，借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与完善。

推动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效运用

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成果为落实社会主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21世纪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数级增长和生产方式的颠覆式变革。生产资料不仅是物质资料，还包括海量大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扩展为信息物理体系，产业工人转变为数字技术的操作者。这一变化挑战了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性质的界定和新技术如何更好地赋能劳动者等问题的认识。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要确保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惠及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理念的落实，推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被合理“嵌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同时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各类改革能够置于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避免制度体系滞后于现实发展，新技术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首次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把数据、科技放在与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在新技术环境下，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技术成为数字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而数字化治理需要提高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的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治理效能。通过云化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中台”，推进全国各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闭环；通过构建数据流通规范机制，整合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类政府数据，更精准地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把握经济社会运行的状态和规律。在舆论引导、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数字化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特别要意识网络数字技术对传统科层制体系的冲击。从政府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这种深刻的变化是必然的。以大数据的运用为例，当代社会治理环境更趋复杂化、治理诉求更趋多元化、治理场景更趋网络化。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例如，近年来在浙江等地的政府改革中，数字技术应用到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以及互联网交互，治理服务与办事流程已经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操作与维护的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大数据互联与云平台技术，推动了社会事务一站式办理无障碍、在线服务无缝隙、对接无误差、智能监管全链条对接无阻隔。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防控，提高溯源与分析能力。

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资源和技术，在数据、信息、平台、协作、安全五要素联动协同机制下，形成了一个囊括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的政府回应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以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为例，区块链作为一项颠覆式技术革新，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从而重塑大数据时代的治理结构，促使政府科层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公私边界和治理价值随之重构。

新技术企业协同构建“政府—科技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当前，新技术公司介入公共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欧美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腾讯与公安部刑侦局达成了全国打击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安机关同新技术公司的合作，使警务服务从处理一般的犯罪问题延展到公安的社会服务功能。

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等网络平台的优势，它们基于雄厚的技术能力，积累了强大的公共信息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一定会向政府治理结构转移。因此，政府要做好以何种形式加强合作的准备。这一重要的趋势是改变自己的管理规则和程序，组合某种新规则、新程序。通过新技术还可以有效减弱行政的隐秘权力运转，让行政规则和运行透明化。这个透明可以先向上级透明，然后过渡到向下级透明，最后过渡到向社会透明。从长时期看，建立一个巨大的社会合作网络，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体系在维护社会安全运行方面的“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和具体管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新技术企业群体介入疫情防控，利用大数据管理、科技算法、远程呈现等技术优势，在病例收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保障物资供应链良好运转、对接国际救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技术公司还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数亿人口的线上生活和社会平稳运行。互联网公司各显神通，百度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入口，科大讯飞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区市提供了智能输入终端服务，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围绕疫情物资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持续迭代上线信息化模块，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科技支撑的组织效力，广泛调动国内外运力资源；百度、美团等公司利用海量数据的实时爬取、整合和分析能力，实时对接线上用户需求；腾讯和字节跳动等技术公司，向全国超过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在线远程办公系统。

我国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公司的参与值得高度重视，经验值得总结。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技术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这次疫情防控也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也将因此而加速变革。

未来政府治理和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从政府角度看，一方面应确立协同思维，通过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配合必要的利益绑定，促进各分立的技术公司之间增强协同，对它们参与国家治理的行动进行更高效率的组织优化，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政府还应强化监管意识，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为海量公共数据的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建立防范技术巨头的“头部垄断”、保持更公平和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

积极推动科技融入乡村发展，借助数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伴随着数字科技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在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方面正在悄然发力，融入乡村发展的每个领域。数字化既改变了乡村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又推动了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完善。

第一，数字平台助力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庄严的政治承诺和重大历史任务，数字科技在实现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科技企业成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助手”，在农村脱贫事业中发挥了连接器、工具箱和生态共建者的重要角色。腾讯“为村”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智慧乡村工作平台，凭借平台能力、工具赋能与信息链接，致力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有效实现了城乡资源的互联互通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贫困乡村既有效获取外部资源，又增强了自身“造血”能力。美团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助力贫困地区中小微商户进行数字化改造，使全国52个未摘帽的贫困县全部实现线上化；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构建的供应链平台网络则为乡村物流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二，数字经济有力推动农村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信息化时代，得数字化者得先机。当前数字科技不仅成为城市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正在加速向农村地区广泛渗透，为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和产业振兴提供了良好契机。《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3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0%，2020年有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伴随着“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的破土而出，消费互联网不断向产业互联网延伸拓展，智慧农业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将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激励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字应用引领乡村基层治理变革。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发展创新。伴随着数字科技进入乡村，数字治理正在广大农村地区扎实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目前我国行政村“雪亮工程”覆盖率已达到66.7%，为乡村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智治”正在创新完善建立法治、德治、自治基础上的乡村治理体系。许多地区借助信息服务云平台、物联网等先进数字科技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数据公开与共享，着力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既实现了干群之间的高效透明沟通，又有利于推动实现民主治理和开放式治理。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在数字科技赋能下，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积累了重要经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新发展阶段利用数字科技力量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改进和创新乡村基层治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加快新基建进程，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成熟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础，前几年农村电子商务的加速发展主要依靠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拓展和支撑，但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的数字基础依然薄弱，农业数字经济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应加快乡村新基建进程，为数字科技加速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打好基础，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补齐乡村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农村产业、服务、治理、文化等进行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数字应用系统布局，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继续向农村地区输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快普及。

二是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发展能力。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应继续发挥好数字平台在农村工作和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借助数字科技赋能，既要帮助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在脱贫后的过渡期返贫现象发生，又要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推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要针对原有深度贫困地区和重点扶贫区域，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加大数字化扶持力度，充分普及数字化手段，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促进乡村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借助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促进了农村区域产业化进程。未来如何加快弥合城乡发展的数字鸿沟，推动农村地区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难点。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南北方地区乡村电子商务差距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百强县数字化产品呈现出发展周期短、产品特色明显、后发优势明显等特征。未来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有效推动乡村区域经济更加均衡协调发展。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