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双重现代化任务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最终占领了拉萨，达赖出逃，留下的西藏噶厦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印藏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西藏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而已；和日本与中国达成关于朝鲜“独立”的协议几乎相同，但本质上的目的是由英国控制西藏，将西藏变成其殖民地。

实际上，这时英国认为，中国对西藏事务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要打开西藏的大门，应该与西藏直接打交道。但从国际法上说，西藏仍然是清朝的一部分，因此即使英国与西藏达成协定，也必须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画押认可才能有效。时任驻藏大臣有泰虽然抱定了“只有西藏吃了亏才能听中央话”的信念而来，但当他拿着《印藏条约》向中央请示时，清廷表示断然拒绝，明确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无权与任何外国达成任何协定，必须由中央政府与英国重新谈判，重新签署协定。英国应允，谈判地点设在印度。

清廷派出了代表唐绍仪，梁士诒与张荫棠为参赞。当他们与英国谈判代表会面后发现，英国想要的只是中央政府在之前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印藏条约》上签字画押而已，根本没有重新谈判的意思。于是，谈判陷入僵局。不久后，唐绍仪奉调回朝，张荫棠奉命留下，继续与英方谈判。谈判并无进展，但张荫棠在与英方接触中发现英国的真实意图是逐步吞并西藏，将西藏变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西藏的政治、社会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故此，张向朝廷提出了刷新藏政的建议。受到朝廷重视。

1906年，西藏问题谈判改在北京继续进行。唐绍仪仍为中方代表，张荫棠奉命回京参与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定。虽然最后并未能撤销非法的《印藏条约》，但最终迫使英方承诺不吞并西藏、不干涉西藏内政等条件，为西藏和中国夺回了不少权益。由此，张荫棠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全国，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1907年，张荫棠奉命赴西藏查办事件，受到当地群众夹道焚香的欢迎礼遇。

张荫棠主导的西藏改革

入藏之前，张荫棠就向清廷提出任命贵胄总制全藏、派兵入藏、收回治权的治藏方略。在藏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查办驻藏大臣有泰等满汉藏族贪污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张荫棠首先制订《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草稿，并交由西藏头人、噶厦（西藏政府）官员以及寺庙喇嘛广泛讨论，按意见补充修订为《治藏刍议十九款》，上报外务部，建议对西藏的官制、办事机构、经济建设、教育文化、贸易等方面实行根本性的革新 。

在《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一书中，作者吕昭义教授将张荫棠的改革措施归纳为六个方面，包括：

一、革除神权政治，收回治权。加封达赖、班禅，优给厚糈，使其专理宗教事务；裁撤驻藏大臣，另设西藏行部大臣，特简亲贵任之，达赖、班禅均归其节制，“以重事权而定主国名义”。行部大臣署内设财政、督练、交涉、学务、巡警、裁判、农工商、路矿、盐茶九局，优给噶伦等西藏文武官员月薪，在行部大臣节制下，办理九局事务。

二、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在西藏先举办小学堂（拟设小学堂数目前后不同，最后定为50所），普及教育，教授汉语文。数年之后再设中学堂，教授英印语文及各种科学。选择优等生到四川、南北洋高等学校学习。

三、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裁撤原驻藏汉军，另练新军6000驻防要隘；西藏地方每年筹款24万，训练藏兵3000；由汉族官员任教习及军官，驻守边防。

四、改善交通邮电，发展经济。修筑巴塘至拉萨，拉萨至江孜牛车道路；架设巴塘至拉萨及拉萨至江孜、阿里电报线；除封禁神山外，准汉藏人民集股开采矿产；利用西藏畜牧、药材资源，兴办加工业；准茶种入藏，教藏民种茶，降低茶价，抵制廉价印茶；度支部总银行在打箭炉、拉萨、江孜、印度加尔各答设立支店，经营西藏的俸饷汇兑，使中国钱币流通西藏，与西藏所铸铜元相辅而行。

五、讲求卫生，繁衍人口。乾隆年间，西藏有人口170万，至今只有100万，百年间减少70万。喇嘛教盛行，缺医少药，不讲卫生，导致生齿不繁。必须缓解喇嘛嫁娶的禁令，听民自便。当务之急为设卫生局及医院，派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入藏，赠施医药，设医学堂教藏族子弟西医之法。

六、改良风俗。张荫棠颁布的《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主要为儒家伦理道德，其中也有不少倡导文明进步，培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内容。1

显然，这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这个改革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此前一直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不掌握治权。因此，张荫棠提出的“简派亲贵大臣总制全藏”的方案，实际上相当于内地的总督权限，要将达赖与班禅都置于管辖之下，逐步推动西藏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走向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在此基础上，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便可以从传统的宗藩关系，逐步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可谓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西藏内部的改革必须马上开始。包括改革政治、发展文化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增加人口、发展经济等。这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

所以说，对西藏而言，这个改革是双重改革。这两层改革又是相互依托的。政治改革是前提，一方面要改变西藏与内地关系的现状，使西藏能够与内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得到内地的大力支持，派兵入藏，保卫边防，西藏才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从容地进行改革。

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遭遇失败

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政教分离，达赖不能继续充当西藏最高政教领袖，否则很难使西藏地方政府系统和国内其它地区一体化，也就是改土归流。二是西藏的边防应当由中央政府派军队担任，而不能再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派一部分外省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也要在西藏当地招募兵员，进行训练。三是由中央政府派任的亲贵总制全藏，包括达赖和班禅，都必须听其节制，从而使权力集中起来，以便于统一管理西藏事务。

当时，在清廷上也出现了“西藏建省”的声音。尤其是在新疆建省成功之后，改土归流在大多数地方进展顺利，西藏建省之议自然也被一些人提出。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后，改革的压力更为紧迫。在此背景下，尽管张荫棠的旨在迅速建省的改革方案显得有些“激进”，但实际上也是必然之路。清廷最后选择了起来不那么“激进”的联豫（时任驻藏大臣）的方案，而这一方案未能阻止西藏问题的继续恶化，以致后来达赖出逃印度，西藏与中央政府陷入完全对立的局面。

经历了英国的两次入侵后，西藏上层精英也和张荫棠一样，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必须进行社会化改革。也就是说，不论中央支持与否，改革势在必行。改革要么由清朝中央政府主导，要么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由于西藏当时各方面水平所限，改革不可能独立进行，必须依赖外部支持。

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在当时主要是三方面：清朝中央政府、俄国和英国。1907年，俄国与英国就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达成势力范围瓜分协议，俄国承诺放弃争夺西藏控制权。英国当时的考虑是，如果俄国将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西藏就成为俄国势力与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印度则被英国视为其核心利益。所以英国竭力阻止俄国势力伸进西藏，这就是英国当时流行的西藏“缓冲带”论。在此背景下，西藏剩下的选择只有清朝中央政府和英国。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改革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央主导的“张荫棠方案”，一种是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达成妥协，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地方政府主导改革。达赖出逃之后，驻藏大臣联豫按照前一种方案进行改革，但最后归于失败。

按照吕昭义教授的分析，张荫棠的改革是以中央政府主导，但在具体操作上，主要由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在争取西藏民众的支持后，发动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力，西藏民众也将会从改革中获益。而联豫的操作手段则简单粗暴得多，只是为了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而对藏族精英和民众则采取完全不信任的对立态度。1在联豫的领导下，西藏的现代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形势经过纷繁复杂的演变，这一改革路径就被堵死。而张荫棠的方案需要有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相互信任为前提；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双方刀兵相向，乃至西藏引入英国为奥援，自然不可能达成任何信任，改革便无从谈起。

英国借机插手西藏事务

那么西藏剩下的可能就是倒向英国。当然，倒向英国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依附于英国，像印度那样，西藏变成英国殖民地；一种是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争取英国的支持。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它需要的是西藏能够成为一个不由中国控制、也不由俄国控制的“缓冲带”。按照英国与俄国在1907年达成的秘密协定，俄国承诺不介入西藏，英国也承诺不谋求直接控制西藏，以免威胁俄国在新疆的利益。因此，达赖于1912年返回西藏后，即在英国支持下着手准备对西藏进行现代化改革。

如前文所述，西藏的现代化包括两重任务，第一重就是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过，达赖回国没多久，西藏就发生了与川滇两省的战争，西藏完全处于劣势。达赖出于无奈，只好向英国求援，英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迅速行动，插手西藏事务，向北洋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同意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样，西藏这个“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

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与中央政府、英国三方代表参会，主要由西藏与中央政府代表谈判，英国则以表面中立的第三方面目参与“调停”。在会谈期间，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约定，如果英国能够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西藏“自治”，则西藏将承认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2在会议上，虽然英国百般施压，中央政府代表只是草签了一个将西藏划为近藏与远藏，中央承认远藏“自治”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在发回到北京后，立刻引起国人强烈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并未承认这个协定。

之后，英国虽然想尽办法，希望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可，将《西姆拉协议》合法化，甚至不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但由于西姆拉会议之后不久，袁世凯的皇帝梦就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破碎，袁世凯本人不久后也病逝，英国的目的未能达成。袁世凯过世之后，中国政治陷入长期战乱，但历届北洋政府始终未敢承认《西姆拉协议》，此后也未能得到中国任何一届政府的承认，从法律上说，这是一个非法协议。但英国事实上仍然占领着藏南地区，之后虽然西藏地方政府多次谈判，却未能将其讨还。就国际法意义来说，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始终是非法的。后来英国撤退，印度独立，藏南问题也成为横亘在中印关系之间的一块巨石，至今未能解决。

达赖主导的西藏现代化改革

中国内地陷入长期战乱之后，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无力对西藏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也就无法完全收回西藏主权。1911-1951年，西藏处于实质性的独立状态。这样，达赖主导的西藏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近现代史上多见的“富国强兵”色彩。整个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而非真正地提高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

达赖在西藏内部进行的改革内容与前面提到的张荫棠计划相近，主要是尝试建立现代工商业、发展经济、设立学校、派贵族子弟出国留学等。最主要的内容则是建立现代军警体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进行的——建立工厂所需要的机器来自英国，留学生也主要派往英国，军队编组和训练由英国提供教官进行指导。最终，西藏建立起了一支一万人左右的军队，相比于之前的藏军，战斗力大幅提高。在之后与四川军阀的多次战争中，西藏的军队都能够处于上风。

在改革的同时，西藏上层精英内部通过分化重组，逐渐分裂为三种立场，分别是亲中国、亲英国和“自立派”。1达赖则在这三种立场之间，根据情势的发展不断变换其立场。但总体而言，达赖并不认为西藏能够完全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他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极为反感。2因此，他对英国的态度始终是实用主义的，即利用英国帮助进行改革和建设。对中央政府，达赖始终寄予较大希望，认为只要中国重新完成统一，西藏仍然要回到中国。所以，达赖不断派人和历届中央政府进行联系，先是和北洋政府联系，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全国基本统一后则是国民政府。

但达赖主导的改革不希望、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其改革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加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同时进行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即便如此，他的改革仍然在西藏上层精英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三大寺为代表的宗教集团，成为反对改革最主要的保守势力。1而年轻一代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留学生和军队的中下级军官，都希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使西藏变得更加强大。世俗贵族们则希望更多地依靠英国，制衡中央政府。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开始逐步积累加剧，到192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导致了多次政治事变。在多重压力下，达赖不得不在192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妥协，乃至最终放弃改革。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由他主导的改革也完全结束。这之后，西藏社会的改革基本陷入停滞。2

过渡期间的混乱局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无法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治，更谈不上改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丧，交通运输线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曾考虑修筑一条通过西藏的运输线，将援华物资运进中国。为此，国民政府向西藏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对地理情况进行了勘察。但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强烈抵制，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十三世达赖去世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倾向于亲中央政府，并在达赖灵童转世的问题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即使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其间还发生过达赖坐床、西藏设立外交局、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等纠纷。蒋介石一度陈兵西藏周边，试图派马步芳率军进入西藏，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及时妥协，也未成行。1940年，热振迫于西藏内部压力辞职，由他的师傅达扎活佛代替他担任摄政，达扎活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亲英，而与国民政府对峙。

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退，并将其在印度的整个政府机构都移交给了印度政府，其中，原来的英国驻藏办事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驻藏办事处。在理论上，由于英国在二战期间受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出在南亚长达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完全收回西藏主权与治权的最佳时机。但抗战刚一结束，国共内战就宣告开始，此时的国民政府无心也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只能在一些外交场合尽可能地向国际社会声明，西藏主权属于中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英国从印度退出后，失去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感到形势危急。虽然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内战无论谁输谁赢，中国都将重新统一，对西藏的现状不可能不闻不问。因此，自英国撤退后，西藏就试图向美国寻求支持。但此时的美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霸权，对西藏的战略重要性显然不如英国理解的那样深刻。更重要的原因，美国在印度并无根基，缺乏英国那种和俄国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切身感受。而且，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坚决支持变为逐步放弃。因此，美国没有对西藏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西藏地方政府派往美国的所谓“商务考察团”最终无功而返。

总之，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内乱造成的帝国主义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藏原来的那种依靠英国的支持才维护下来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老一代世界霸权英国走了，新一代世界霸权美国还不完全清楚西藏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要来西藏了。

（编辑：丁凡）

[1]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1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0页。

2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1关于三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情况，详参李志农：《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1930年，国民政府派往西藏的特使刘曼卿在离开拉萨前，达赖与其会谈。达赖在会谈中对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深表同情， “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根据刘曼卿记述，达赖讲这番话时，“态度异常沉痛”。详参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3详参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4对达赖所主持的改革，《现代西藏的诞生》、《喇嘛王国的覆灭》、《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等书皆有详细论述，不赘。

在讨论抗日战争时，人们常常提及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件和战役，如：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等等，大多发生在8年抗战的初期；但对于发生在1944年抗战后期的“豫湘桂大战”则少有提及。事实上，豫湘桂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它直接改变了当时以及抗战结束后中国的政治格局，进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困兽犹斗绝地反击

1944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从欧洲战场到太平洋战场再到中国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德、日、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已经战败投降，德国在北非战败。美英联军从欧洲南部西西里登陆，苏军在东线发起了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失去了马绍尔群岛，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绝对国防圈”暴露于美军攻击之下，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日军在整个亚洲战场正在被逐步分割，作战体系面临瓦解。形势危急，困兽犹斗，为保证本土安全和战略资源供应，日本不得不寻求从中国战场的突破，希图固守东亚大陆以坚持长期战争。

1944年初，日本军部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亦称“大陆打通作战”，策划从华北开始，向南打开贯穿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路上战略通道，目的是形成东亚大陆的一体格局，以挽救太平洋海战失利造成的被动局面。由于这场战役的重点战场在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故中国方面一般称其为“豫湘桂大战”。

1944年4月，日军首先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日军第12集团军为主力，纠集近15万日军，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河南郑县（今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在一个多月里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8个集团军加1个兵团的40万大军，37天攻陷38城，占领了郑县、许昌、洛阳等河南各个战略要地。

5月25日，即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方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率日军第11集团军等部20万人发动湘桂作战，重点攻击湖南长沙、衡阳等地，至8月8日，日军横扫湖南，击败由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4个集团军另2个军约40万人，占领长沙、衡阳等战略要地。

8月，日军占领衡阳后，立即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广西推进。日军16万人最终击败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统领的约30万大军，相继占领全州、柳州、桂林、南宁等战略要地。至1944年12月10日，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至此贯穿东亚大陆的战略交通线全部打通。历时8个月的豫湘桂大战以日军获胜告终。

国军：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1944年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略资源和后备动员能力濒临枯竭。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中央军主导的中国正面战场竟然再次出现了像抗战初期那样的大溃败。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近60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5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县、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等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

豫湘桂大溃败不仅是军事上、战场上的大溃败，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一次大溃败。在参与豫湘桂大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队中，许多将领是在7年抗战中久经沙场的战将，有不少人在抗战初期还有过不俗的表现。如参加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的汤恩伯，参加淞沪会战、指挥武汉会战、发明了抗战期间著名的“天炉战法”的薛岳，国民党元老、主张坚决抗战的张发奎，以及抗战初期颇有战绩的桂系军阀将领等，他们却都在豫湘桂大战中一败涂地。

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一次暴露出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执政集团的痼疾——山头主义、相互倾轧。应当说，这是豫湘桂大溃败最根本的政治原因。

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大战中最惨烈一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伤亡最多、攻防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约1.7万人固守衡阳，日军纠集近9万精锐攻城，经过3次总攻，历时47天，最后日军以伤亡3万人的代价攻陷衡阳。守卫衡阳的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破城之际，方先觉欲举枪自裁被部下救下，他一声长叹遂率部投降。

此前一直英勇无畏的方军长何出此举？

在第10军与日军殊死搏斗的一个多月里，周边国民党数万大军却作壁上观，见死不救，坐看友军覆亡。这样的故事在国民党的战史上真是数不胜数。

美苏：重新安排战后秩序

豫湘桂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战后格局和历史走向。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就是美国和苏联态度的变化，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1943年11月22～26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盟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会，会议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告：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使朝鲜独立。

开罗会议后不到半年，中国战场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大溃败，美国深受震动继而强烈不满。在“二战”期间，中美之间一直矛盾不断，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中国国民党以及军队颇有看法。这些都集中反映在美国及美军驻华最高首长史迪威将军身上。豫湘桂大溃败，使他对国民党政府长期积聚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史迪威向美国建议他来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要将共产党军队也纳入其中。罗斯福总统旋即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致信蒋介石，让其交出指挥权并由美方直接分配援华物资。蒋介石极力抵制，史迪威最终离开了中国，但国民党政府在美国领导层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国民党政府最终被剔出了开罗会议形成的“美中苏英”反法西斯四大领导国的行列。而更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则是，美苏英等盟国领导集团将重新安排亚洲战后的政治格局。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全面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及政治安排。而在一年前开罗会议上风光一时、代表中国的蒋介石夫妇却不见踪影。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及中国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是，美国及盟国邀请苏联出兵中国，结束对日战争，并承认战后苏联在华取得利益。

1945年8月9日，150万苏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迅速击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几天后日本宣布投降。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放下武器，苏军随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苏联占领东北，特别是长期占领和管辖大连和旅顺地区，对中国战后格局以及中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苏联为共产党军队进驻东北提供了方便，遂使东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和后方。

中共：问鼎中原争雄天下

长期以来，中共及其军队尚不能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争锋抗衡。但是，临近抗战结束的一场大战改变了一切。

豫湘桂大战开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战局动态。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毛泽东进而分析，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表现是“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则是“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他敏锐地预言：“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从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看，1942年以后，日军日益把共产党军队及其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由此共产党及军队和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打击。根据地人口下降到5000万以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减少到30多万。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军队最为困难的时期。但1943年后共产党及军队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豫湘桂大战开始后，华北的大量日军精锐被抽调向南打通战略大通道，共产党、根据地的压力大为减轻。随着日军南进，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1944年连克70余座城市，至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发展到19个，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近十分之一；解放区人口超过9500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近四分之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100万之众，另有民兵220万。

到1945年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已经遍及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也迅速成长为一个具备问鼎中原、争雄天下能力的政治集团。

1944年前，中共领导人十分谨慎地规划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革命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倾向于建立联合的“民主政府”，利用“宪政”限制国民党的权力。但是，到1944年年底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面对如此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坐拥百万大军和上亿人口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怎能再寄人篱下？！

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连美国人也看得明明白白。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他改变消极抗战和反共政策，并说明美国准备向延安派出军事代表团的意图。7月22日，也就是衡阳保卫战的决战关头，美军观察组悄然降落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重要使命是就近了解中国共产党，评估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形势。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记录下了中国政治形势的起伏和心态的涨落，在看到了1944年下半年中共气势高涨的情形，他们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已经下了在战后与国民党一决雌雄的决心。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激昂的讲话，他说，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那是一个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另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是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大会。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及其军队担任着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也曾付出过艰苦努力。但最终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最为重要的关头失败了。这一败，彻底改变了外部形势，彻底改变了内部格局，军事上丧失了实力，政治上丢失了人心，国民党政府形神俱散，短短5年后便在中国大陆上灰飞烟灭了。

（编辑： 丁凡）

¨ 本文于2015年8月11日发于观察者网，本刊对原文有调整。

*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不仅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重写近现代史派”学者眼中，共产党抗战是“被迫的”，是为了摆脱“历经长征九死一生后行将彻底被消灭的境地”；全面抗战之后，则是以发展自己实力为主，并没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企图。事实上，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力量。

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者

仔细爬梳日本人史料，有两点是不容质疑的。

其一，共产党抗战最早，绝不是“形势所迫”，而是主动选择。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就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强盗开展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游击战，把号称最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牢牢牵制在东北境内。一直到抗战结束，关东军也未能腾出主要力量南下。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抗战是8年，那么，共产党人坚持抗战至少有14年。

1936年，日本侵略者驻伪满洲国的所谓“军政部顾问部”编印过一份 “极秘”类资料，名为《满洲共匪之研究》，资料分两辑，近百万字，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兴起和发展的情况。

关于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力量的领导者，《满洲共匪研究》有两处记载很有意思：

一处记载是关于“一月信件”。即1933年1月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的信件。该信件的副标题是《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日本人认为该信“直到今天(1936年)还作为满洲共匪活动根本方针”。

在那封著名信件的开头，开宗明义写道：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焦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资料编号1，第20页）

信中提出：

当前的目标是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大众的人民革命政权，而建设苏维埃政权只是作为宣传口号。（资料编号1，第21页）

而1933年1月，中共苏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中共武装并没有面临生死存亡境地。可见，抗日并非中共长征后期“权宜之计”。

另一处记载是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日本人写道：

南满及哈东两游击区，过去曾多次试图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内的抗日战线不断发展，两个游击区的统一战线运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资料编号1，第50页）

文中特别详细描述了共产党人主导的两次会议分别在“南满”和“北满”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次是由1935年9、10月间：

“共匪杨靖宇召集南满东北义勇军系统抗日匪七个部队联合倡议成立以他为军长的抗日联军。其后不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六个军的军长以及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和海伦反日游击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八一宣言……就连过去同人民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资料编号1，第50-51页）

另一次是1936年1月下旬：

“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夏云楷、李延禄、张寿笺 [注：即李兆鳞]等北满著名共匪和政治匪于汤原县集会，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 （资料编号1，第50页）

这两次会议，都是在东北各地义勇军最为困难、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刻召开的。两次会议后，日方承认：

关于团结反满抗日力量，并使其组织化、系统化的工作，在形式上基本完成。（资料编号1，第51页）

实际上，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共产党人最初在各抗日力量中在纪律性和作战勇敢方面的强大示范作用。

1936年6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1]

在我军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敬爱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待人最公平，在军中也最守纪律。……在作战冲锋的时候，多半是共产党员领头，所以我们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将士，共产党员占多数。

其二，与国民党相比较，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毫不妥协。

在日本人眼中，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从来都有“共同利益”：双方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即使战事全面爆发，日本人也在寻求与重庆当局接触谈判的渠道和可能性；而对延安共产党机关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人是从来没有纳入其可与之谈判的视野。

1944年起，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转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国民党将领何应钦1933年与其谈话内容。其时，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人签订《唐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几乎全部利益。在谈及国民党当局为何不惜如此大让步也要尽快与日本实现停战时，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资料编号2，第449页）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视共产党为最大敌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双方也没有停止过谈判，即使是到了1942年，日方还在“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两次”。（资料编号2，第319-320页）

据日本方面记载，与重庆当局最接近“达成和平目的”的一次，是1939年末开始的所谓“桐工作”。即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之间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甚至草拟好一份协定，安排蒋介石直接与板垣见面。日方允诺，如果1940年4月15日前重庆方面能够接受相关条件，将不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的“基础”仍然是都视共产党为敌。日本方面记载宋子良第一次会见时向日方谈提及的所谓“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第4条即是“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此后，日方仍然不放弃与重庆蒋氏政权进行和谈的努力。一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上，重庆当局再度得到美国与英国的支持与承诺，才没有受日方诱惑对日媾和。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盖因1943年11月23日～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资料编号2，第251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权立即着手准备内战。为此，不惜求教于昔日的侵略者、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将领。尤其是冈村宁次，被羁押期间和被释放后，国民党要员多次与他见面。除了谈移交问题，还有就是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武装。

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于1943年指导编写过一个小册子《剿共指南》，也给了国民党政府作为内战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这样写道：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资料编号2，第325）

也正因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重庆蒋介石政权仍然不忘防共反共，致使在国、共、日三方交界处，一些高级将领消极抗日，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共。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细记载：

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阎锡山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资料编号2，第96、97页）

实际上，日本方面一直阎锡山的确与日军始终保持秘密联系，共同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为敌。仅摘要日军部分记载：

“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资料编号5，第462页，此处所引为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产党武装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资料编号6，第23页）

曾任侵华日军第1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回忆：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 （资料编号8，第182页）

但这位大佐也这样感叹：

“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资料编号8，第182页）

更为荒唐的一幕是，敌占区不少伪军，尽管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但也是重庆当局地方武装。他们在投降日军后，仍然领着重庆方面发的饷，与日军一起打击共产党武装。冈村如是写道：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资料编号2，第327页）

翻开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各种战史读本，日本侵略者一直在政治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其中，有针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桐工作”，有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的“伯工作”，还有针对影响力犹存的老军阀吴佩孚的“熊工作”。但看不到哪怕一起针对共产党人的、由大本营部亲自主持的拉拢与和谈工作。

正如曾指挥华北方面军与共产党作战时间最长的冈村宁次所言：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资料编号6，第473页）

共产党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人引用内战或1970年代之前国民党当局说法，说是“游而不击”，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必须专门再说说《华北治安战》这部书。此书亦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书中不仅确认了“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且承认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如《华北治安战》中记载，仅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资料编号5，第156页）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资料编号6，第17页）

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真正陷占领区敌人于汪洋大海，且除了游击战外，已经发起歼灭战。正如日本人承认的：

“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自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是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日本军的小队、中队，就连大队本部有时也成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资料编号4，第79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在节节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有生力量，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人在《东北共匪之研究》中，引用他们截获的中共中央给东北抗联的秘密信件，信中这样写道：

在游击战的战斗中，一般来说，其战术的目的同样在于压倒并歼灭敌人，迅速取得胜利，但其战略目的却不同，它在于“使敌人丧失斗志”。[2]

事实的确如此。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一个极大的功效，就是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

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随即写道：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资料编号7，第55页）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了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从9月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八十人。” （资料编号5，第313页）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 （资料编号5，第316页）

藤原彰回忆说：

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资料编号7，第67页）

时任日军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在其回忆录中对比他与中共和国民党军交战的不同，这样写道：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资料编号6，第169页）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3]

“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为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自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所谓的“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然而，日寇事后回顾每次“扫荡”或“强化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哀叹失败。

冀东扫荡后，当时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说：

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资料编号5，第132-133页）

1940年初冀西与冀中扫荡后，当时日军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这样回忆：

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资料编号5，第156页）

对1943年的太行地区扫荡活动，日华北方面军总指挥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于1943年虽然在山西、满华边境方面、黄河故道等中共军活动的主要区域，进行了肃正作战，特别是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资料编号4，第79页）

在日本人看来，共产党比重庆政权更难对付。为此，在筹划1942年总体战局时，日本人迟迟不敢进攻重庆，一个重要考察就是怕重庆最终落到更难对付的共产党手中。对此，日本人写道：

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资料编号6，第96页）

日本防卫厅撰写的系列丛书中承认，自1939年认识到共产党敌后抗战可怕之后，自1940年开始，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武装，日本所组织的所谓“华北方面军”，不仅人数一直稳定25万左右，而且最为精锐，一直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一直对此，日本人自己也有记载：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资料编号6，第126页）

1941年1月16日，为了集中精力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所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此后作战重点在华北占领区，不再对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作战。原文如下：

“二、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资料编号5，第360页）

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予以了确认：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资料编号2，第325页）

上述日本人笔下的详尽资料，从侵略者角度反证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陷敌于汪洋大海，的确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以另一个角度的史实与资料，值得所有真正深入研究或了解抗真正面目的广大民众认真阅读和思考。

本文所引用资料编号：

资料1：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资料2：（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资料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7：（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资料8：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1]《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战时出版社刊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83-84页。

[2]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下)》，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第376页。

[3]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1108/12829123.html

2015年3月21日至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92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应邀出席论坛。在参会之余，基辛格赶到中信集团看望老朋友，他曾经担任过中信集团的顾问。当基辛格得知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是围棋高手时，提出要向常振明了解一下围棋。会面之时，他一见到围棋，就被深深吸引，于是开始与常振明展开不同寻常的“纹枰论道”。

围棋中的战略与“势”

基辛格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常常在著述中旁征博引，跨领域地描述政治与外交。他阅读过与围棋有关的文章，并以独特的视角在《论中国》中借用围棋来阐述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不过，遗憾的是，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围棋，对于这个神秘的东方竞技，学习的心愿由来已久。

围棋，据说尧时发源于中国，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其功能形态历经了模仿军事的智力游戏、修身养性的雅趣活动、争夺锦标的竞技体育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其战略特性，始终超越游戏的本质，纵横19条线361个交叉点，子与子之间没有谁大谁小“人人平等”，黑白分明，规则简单，玄机无限，甚至达到了“千古无同局”的极致水平。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15岁的时候已经是北京专业围棋队队员，和聂卫平为队友，19岁进国家队集训，善于中盘发力，23岁曾经获第一届“新体育杯”围棋赛季军，聂卫平冠军、陈祖德亚军。常振明向基辛格介绍了围棋的行棋、胜负等特性，引起基辛格博士浓厚的兴趣。他与常振明董事长面枰而坐，深邃目光透过镜片，不时掠过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基辛格博士善弈国际象棋，曾在《论中国》中以国际象棋和围棋的不同来描述中西方战略的差异：“国际象棋崇尚决战决胜，所有棋子各司其职地摆放在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而围棋则具有持久战特性，围棋棋手在空旷的棋盘上布子，不仅要判断棋盘上已有棋子的价值，还要考虑未知子力的运势。国际象棋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而围棋中更多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的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杀伤消耗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据地域，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常振明说：“我个人的体会是：每一步棋，每一块地域都存在战斗，围棋最主要的特点是‘Lose the battle, win the war’（为了赢得战争全局的胜利，可以不惜输掉局部战役）。围棋在棋盘上每个点都可以自由落子，不像国际象棋以杀死对方的帝王为胜，而是比较谁能围到更多的地域，比较利益的多寡。所以，国际象棋是战术的游戏，而围棋是战略的游戏。”

“围棋对弈的一方在棋局刚开始的时候，是心中就形成一定的战略谋划，还是根据局势的发展逐渐形成战略的？”基辛格对于围棋战略的形成，仍然感觉在概念上有些模糊，很难把握。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上四颗棋子，介绍了围棋布局，接着又以更多的棋子将棋局引向中盘和官子，阐述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性。“博士在《论中国》中所讲的‘围棋是战略的游戏’，是完全正确的。棋手在对弈时都有各自初步的战略构想，随着双方战略的冲突会不断形成战斗和妥协。既有的战略往往要随时根据棋盘上对手的行动以及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因为作为对手的另一方是不会轻易让你的战略得逞或者顺利实施，这就是所谓的‘博弈’。”

“围棋是否像国际象棋那样，常常有一些固定的开局方式可以遵循，双方达成暂时的战略默契？”基辛格博士饶有兴致地问。

“在围棋中常有一些双方均可接受的下法，叫做定式。同时，也有均可接受的用多个定式和棋子构建的结构，叫做布局。与国际象棋一样，围棋有很多相对固定的定式和布局套路。但是，因为围棋太深奥了，过去认为可行的定式或布局，常常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或者被淘汰，继而出现新的定式和布局。比如，围棋自古以来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形象说法，主张先行角、再行边、最后占据中腹。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绝对，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围棋理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中腹的重要性，对弈的先着点也不局限于先角后边再中腹的固定套路，愈发向中腹倾斜。”

基辛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是现代围棋的发展颠覆了几千年来传承的观念？”

常振明：“好像还不能说是‘颠覆’，但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围棋的技术总是不断发展的。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像日本、韩国还有西方国家都参与到围棋活动中来。不同理念的碰撞，使围棋的表现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围棋联盟主席，这个联盟有70多个会员国，而且还在发展中，现在围棋的普及面越来越广泛。”

基辛格对围棋中有关“势”的概念比较模糊，特地向常振明请教这个问题。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出实地和外势的形状，介绍围棋以占据地域多少来分出胜负，在具体的行棋中有实地和外势之分。实地是现实的利益，可以量化出来的空间，在对局过程中棋手经常以量化出的“目数”多寡来判断形势的优劣。但还有一种外势，是无法直接量化的，它构成某种发展的潜力、态势，但是，不一定笃定都可以兑现，需要以后的行棋来使之发挥效用，最终也要变成量化的“目数”。

基辛格好奇地问：“围棋的实地与外势有无优劣之分，实战中是占据实地较好，还是谋取外势更好？”

常振明：“实地与外势是一种棋形结构里与外的直观体现，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需要看全局的配合和未来的发展。高手对弈，必须谋略两者之间的均衡。实地是看得见、数得出‘目’的实惠，但是，过分追求实地，追求眼下的实惠，一步一个脚印，招招都能明确数出‘目’来，势必步调局促，缺乏发展潜力，可能在局势上吃亏；反之，过分张扬外势，一时气势汹汹，最后力不从心，落实不了，还是白搭。所以，对弈双方，既要争实地，也要争外势；既要注意压缩对方的实地，也不能忽视削弱对方的外势。不同的棋手，从布局开始，包括选择定式，偏好都会有所不同，有的侧重实地，有的强调外势。但是，谁都不能偏废，不可一味追求实地或者一味追求外势。如何处理好实地与外势的关系，以及在实战过程中，随着掌握好两者之间的转换，或者以外势变现实地，或者以实地扩张外势，实在属于‘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事情，没有办法说出哪个更好。”

对此，基辛格表示对围棋的“实地”容易理解，但是“势”听起来总感觉有点虚无缥缈，很难把握。

常振明赞同基辛格的见解，他特地用计算机来举例。现在计算机的水平已经能够战胜世界上顶尖的国际象棋高手，但是，计算机在普通的围棋棋手面前，仍然是一个很低的“低手”，连一般业余棋手都没法下，就是因为围棋中存在“势”这个无法量化、从而无从计算的因素。或许可能西方的思维比较现实，更多注重能够量化的东西，像做生意一样，每一单，吃亏占便宜，都能计算得清清爽爽。而东方的思维，有的时候，更多注重均衡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在围棋的“势”中有明显的体现。当然，无论东方西方，一方面，眼前日子都过不下去，遑论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只顾贪图眼前占便宜，没有长远眼光，同样不可持续。

围棋虽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却不能闷头贪图眼前小利。棋书上说，“弃小而不为者必有图大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当前走的每一步棋，都和继续博弈的最终胜负紧密相连。曾国藩说“人生随处有乘除”，经济学讲就是“机会成本”。不可能好处全让你占了。真正难的是选择、取舍和把握好眼下实利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围棋中的商道与外交法则

基辛格博士虽然年逾90，思路依然敏锐，很快将话题转到经商上，认为常振明既然是围棋高手，以围棋的谋略来排兵布阵，经商应该有很大的优势。

常振明介绍说：“在商业活动中，我们总要与别人合作，合作时有竞争也有妥协，这一点与围棋是相通的，要有战略与舍取。不久前，李克强总理以围棋来比喻中国的经济，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时，形象地将稳增长和调结构比喻成围棋的两只眼，既要谋势，又要做活，做活了才能谋大势。”

“我想，围棋与外交的法则也是相通的。对弈的时候，需要诱导你的对手如何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然后以自己的策略打败他。”基辛格博士又敏锐地将话题转到外交上。

常振明回应道：“问题在于对弈双方都会这样想，这样希望，希望对手会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所以，这就要求双方，特别是高手对弈，充分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意图。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不同的策略，是围棋竞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仅事先要相互了解，而且在实战过程中，从对方每一个落子，判断并且读懂对方的思路和考量。所以，我们也称对弈为‘手谈’，就是不用语言的相互理解、对话，甚至包括情绪的表达。‘谈’到什么程度？你看围棋，很多顶级的重大比赛，常常有中盘结束的。明明下了一半，半边棋盘还是空的，决没有象棋那样，老将被围逼住，不能动了，不是‘将’死了，中盘就结束了，不用再下了。这样的胜负结局，其他游戏好像不多。因为明明没有走完嘛，继续走下去，对方还可能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行棋，甚至还可能出‘昏招’，下错棋呢。没有侥幸，没有万一，结束了。不仅对弈的双方，包括看棋的观众，似乎已经超出了在信息搜集和掌握意义上的了解，而是对棋局、棋理本身的理解了。围棋能够达到这种理性境界，所以是谋略最深厚的竞技。有的时候，围棋的思维可以和军事、外交、哲学以及商业等联系起来。三国时期关羽刮骨疗毒、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家弈棋的传说，正是因为与其它战术类的棋类游戏的不同，围棋是具有战略高度的游戏。”

基辛格博士回应说：“之前我虽然读到、甚至还写过和围棋有关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围棋，今天能够见到，并且了解一些围棋知识，尤其围棋高手对围棋的理解，实在很有意义。”

通过与常振明董事长这次不同寻常的围棋交流，基辛格博士越发感受到围棋哲学的深奥。临别时，博士意犹未尽地说：“我们要是一直聊围棋，可能会聊上好几个小时。”

常振明董事长希望基辛格博士经常关注围棋，围棋的魅力在于，即使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意境。

¨ 原文载于《围棋天地》，本刊在原文基础上有缩减。

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林则徐的毕生实践可谓兼“创新”与“坚守”之二任，它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是富含创新基因的，其某些重要价值观念不仅不可割断，而且应大力弘扬！

一

林则徐出身书香之家，但祖父时家道中落，父亲林宾日已“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可是他教育得法，则徐七岁，父亲便让他学作文。亲戚朋友们反对，担心欲速不达。但林父说：“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施教耳。”

因材施教，激活孩子“时有发现”的灵气，无疑是发展创造潜能的好方法。千百年来，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倘一提传统教育就把它和令人窒息划等号，便大错特错了。林则徐受传统教育，吸收传统文化，但分明有极强的创造力，难道不是事实吗？

有个“开潘氏仓”的小故事很有趣。那年林则徐任职苏州，赶上大饥荒，急须开仓赈民，他打算到苏州首户潘世恩家借粮。潘世恩是当朝尚书，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则徐登门请潘尚书开仓放米，不料潘信誓旦旦，说他家粮仓早就空了，粒米皆无。则徐平心静气听完，缓缓说道：“既是空仓，也好，正可借来贮米啊。”立刻命手下，去给潘家粮仓贴上封条，紧急借用。潘家人连忙阻止，则徐说：“潘大人说的明白，是空仓，不过是暂借一用而已。”自然，潘家的米不久就启封放赈了。

林则徐从政数十年，化解难题无数，但从不谋私。他曾因林宾日身体不好辞官回籍，打算不再复出。林宾日坚决反对，说：“汝年未四十，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儋石储，就是百斤以上的储备粮，这是一家人安心度日的下线。那时林则徐已任“司局级干部”十几年，家里还无“儋石储”，直到任省部级高官二十年后，给子女“析产”，每个儿子名下的房产财物折成现金，也只六千两银子。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官”相比，林则徐可算圣人中的圣人。而他的创造能力则是能臣中的能臣。“开潘氏仓”之类不过“小菜一碟”。他虎门销烟、粤海抗英、开封治水、新疆屯垦、云南敉乱，一桩桩“硬邦邦”的大事，在在体现出他超强的创造能力。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开启了我国探求国外新知的风气。这是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举，但其中体现的，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楚地昭示着创新理念。《中庸》指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重视品德修养，还要自强不息，努力求知，达到广博、精深的程度——道破了创新的必由之路。这些经典教诲，林则徐早在七岁前就深印在脑海里，而且还“时有发现”。应当说，林则徐的创造力，充分得益于他受的传统教育。大张旗鼓地探求外国新知，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虽与林则徐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对林则徐探求新知也钦佩不已。这说明，最了不起的创新，未必就要惊世骇俗，弄得人人不懂。

林则徐探求外国新知，是有备而来的。他一到广东就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条幅挂在钦差大臣衙署，这无异于他探求新知的郑重宣言。“有容乃大”典出《书经》“有容，德乃大”。成大德，是传统文化对做人的最高要求。《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说，使“德”完美再完美，是“大学”最根本的道理。最近习总书记接见日本访华人员时引用了“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中这个“德”字的重要意义。林则徐肩负禁烟大任，高屋建瓴，牢牢把握住“德”惠苍生的最高追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学习一切新东西，这是他在广东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基础。

林则徐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比如他与水军战士“约法七章”，其中有一章很有意思，讲瓜皮小艇攻击拥有重炮的“敌舰”的战法：以三十只小艇对付一艘敌舰，从敌炮射击盲区处逼近，把满载易燃物及火药的小船牢牢“钉”在敌舰下部，纵火后战士泅水返回，当然同时还有中部、上部的攻击之法。总之，其创新之举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上对外国新知的探求。

要了解外国新知，必须组建翻译团队。这在当时是无中生有，简直是无所措手的难题！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正是不拘一格，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西方文献的翻译团队。他在北京访求到一位在印度受教育、懂英文的老人，便邀其一同南行。后又访求到四位翻译人才；一位是混血（母亲是孟加拉人），曾帮英国教会用中文讲《圣经》；一位原籍四川，十岁在南洋学过拉丁文，后在马六甲编写过当地大学用书；一位曾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回广州后在外国洋行教英文；一位则是从小在美国传教士家里长大，刚返广州不久。按清政府招募文员的常例，这些人没一个够格。即使县太爷的“文秘”，起码也得是秀才。而林则徐却把这些无学历、无功名、无家世背景的人礼聘为钦差大臣幕僚，当时的满朝大员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支队伍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林则徐借此不断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他还组织了另一支二、三十人的调研团队。这些人不是官员，而以洋行职员、外洋船只引水员等熟悉外国情况的下层人物为主。在英国人的记载中统称为“奸细”，说这些人极聪明，专搜集外国情报动态，包括英国商业政策、各种机构详情、对清政府所颁禁烟政策的反映、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外国流行什么书、从哪儿能搞到等等。林则徐要求这些人把有关情况定期书面上呈。有时，他还把一些人传到家里，从白天谈到夜晚。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深入细致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外国军舰上有多少门大炮，炮位在哪儿，射击盲区又在哪儿。

林则徐探求新知范围很广，对某些问题更是反复探求。比如瑞士人瓦特尔的《各国律例》，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一本关于“国际法”的著作，其中有谈“战争”“敌对措施”“封锁禁运”等几段文字，林则徐认为很紧要，但幕府译员的译文不令他满意。他知道有个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医院。于是就找了个熟悉这位传教士的洋行商人，以林钦差名义挂号求医，寻求治疗“疝气”的药物，实际是把那几段文字拿去请他再译一遍。当时林则徐正勒令英国鸦片贩子义律交出杀害中国人的凶犯，而那几段文字很有参考价值。林则徐探求新知，确乎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林则徐的翻译团队译了《各国律例》、伦敦新版《世界地理大全》及《中国人》等最新著作，还把“洋报”上各类信息陆续翻译出来。林则徐将其加工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和“论各国夷情”等若干辑，有的抄送督抚官员参考，有的进呈给道光。林则徐很珍视这些资料，他遣戍新疆时专门到镇江，与著名思想家魏源彻夜倾谈，一部分资料托魏整理，辑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其余的则带到新疆、云南，随后又带回福建老家。魏源及其后一些人对“西学”的探求，都起步于林则徐的推动。林则徐毅然突破了清代中叶的自我封闭，大力探求国外新知，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史学家把林则徐作为我国近代史起点人物，这是对林则徐创造性历史贡献的公允认定，符合林则徐率先反抗外国侵略并且战而胜之的事实，符合他在清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事实。

对林则徐的这种开创能力，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近日看到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各国律例》的翻译。”为什么用“居然”呢？难道林则徐必须闭目塞听就正常么？这个“居然”背后，分明有着对传统文化相当深的误解。传统文化中不乏封闭保守的东西，但其富含的创新基因在林则徐身上生机勃勃，怎能视而不见！

林则徐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一面旗帜。英国远洋舰队不敢在广东与林则徐“叫板”，广大民众则赞美道：“客从粤中来，语我粤中事。岩岩林制军，万鬼不敢觊。”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时，江南到处传言：朝廷起用林则徐，赐尚方剑，总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扬州矣……

但同时，林则徐更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一面旗帜。

二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传统文化不尊重人的个体存在，认为儒家教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林则徐的坚韧、刚强、旷达、决断，无不体现出鲜明个性。他屡挫英舰，令英军头目叹服“林总督”的“血气”“才华”（见梁廷柟《夷氛闻记》），这是多么有锋芒的“个性”！他探求国外新知，敢为天下先，其浩然之气，何其壮也！

林则徐个性鲜明，是有师承的。他从十四岁考中秀才到二十岁中举之前，除偶或教读谋生，主要是在“鳌峰书院”求学。该书院“山长”（主讲者）郑光策，讲气节，崇尚“经世致用”。乾隆闻其名，一次“下江南”期间曾专门召见，而郑不肯屈事和珅，毅然归里。像郑光策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比如浙江人姚学塽，考中进士，授“中书”之职。当时和珅是大学士，按规矩，“中书”对“大学士”须执弟子礼，姚学塽“耻之”，辞官不做。传统文化把这种凛然的个性称之为节操。

孟子有段名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圣者，但每人有不同的特征。伯夷是“清”，就是对是非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伊尹是“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柳下惠是“和”，就是不像伯夷那样界限分明，随和但不越底线；孔子是“时”，兼有前三者优点，合于“时”之所需。郑光策、姚学塽可能更喜欢伯夷的“清”。

夷清而惠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但都是“圣者”。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伯夷是亡国贵族的儿子，两人大不相同，孟子并不认为伯夷也要像伊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而有趣的是，伊尹还曾是陪嫁的奴隶呢。孟子这段话，对儒家主张“个性”多样化，说的实在相当透彻。即使是“圣者”，个性也是多样的，遑论其余。传统文化何曾扼杀“个性”呢？

林则徐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的个性大概与孔子的“时”有些接近。而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其他人，他又怎样对待呢？试谈三例：一小官，一“落榜生”，一颇有造反精神的书生。

林在江苏时有个下属陈德培，有能力而屈居下僚。林则徐发配新疆，途经甘肃，陈在甘肃“候补”七年才刚当上一个“九品”小官。林则徐对故人真诚相待，临别写了四首七律相赠，谈自己当时的心境“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很感人。同时勉慰陈德培：

晚嫁不愁倾国老，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鹰鸇性，奋翼天衢有赏音。（鸇：zhān，猛禽）

“仇香”句用了《后汉书》仇览故事。仇览又名仇香，淳朴寡言，四十岁才被县里召为小吏，管理种多少果菜、养多少鸡豚的小事。对不事生产的年轻人，他负责指派任务，役以田桑。哪家有丧事他要去帮忙；哪家穷寡，他要设法赈恤。有位“政尚严猛”的县令王某，听说仇览“以德化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人“少鹰鸇之志”。鹰鸇是猛禽，那位王县令喜欢“鹰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欣赏“霸气”的干部。但仇览说“鹰鸇不如鸾凤”，依旧踏踏实实干他那些事。《后汉书》给不慕“鹰鸇”但做“鸾凤”的小吏仇香立传，可谓颇具慧眼。林则徐就用这故事勉慰陈德培，说像仇香那样的鸾凤，同样可在天空高翔，同样会有知音。

“落榜生”叫李纶元，考进士名落孙山，不服气，打听到他的卷子是林则徐阅的，就写了首诗给林则徐，请林“指导学业”。林赴云南主持乡试，途经李的老家，写了“次韵答谢”的诗赠李。次韵，就是用李诗原韵，表示尊重。首两句自我批评：“当时真自笑冬烘，只少金箆为刮矇”，说自己可能确有点冬烘气，当时眼睛被什么东西挡住，该用篦子刮刮才好。末两句劝李别着急：“不明未必皆如我，会见知音遇有司”。身为考官，向落榜生检讨，这份尊重可圈可点。而中间十二句，则说明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文章要在修辞、韵味上下功夫，二行文要务去陈言、不要全是套话，三做人要有正气。这些意见针对性很强，但用了韩愈《答李翊书》的故事来表达，不失含蓄，让对方易于接受。这名落榜生太热衷功名，林则徐看得很清楚，但对他勉励、引导兼而有之，实在是循循善诱的典范。

有造反精神的书生叫钱江，《夷氛闻记》说他“在粤不为士夫所齿”，一般读书人不愿与之为伍，很“另类”。但在反对签订“南京条约”时，他积极奔走，写《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指陈英国侵略者罪行，很有感召力，还在“明伦堂”召集士民几千人，号召组织乡勇抗英。结果被投降派捏造罪名，遣戍新疆。林则徐在新疆听说此人，很器重。林则徐很赞成组织乡勇抗英，特地在乌鲁木齐邀钱江会面，请钱吃饭，表扬他，并对其遭遇表示同情。林则徐离开乌鲁木齐时，钱江陪他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才依依惜别。

林则徐待人以“德”，恪守礼敬之道。对不得志的陈德培，对有“鹰鸇”之性的钱江，对热衷功名的李纶元，他都勉励有加。从林则徐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文化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人，是理解尊重的，是与人为善的，是着眼于化解“心结”的，是有原则的。但现在有些鼓吹“个性”者，往往并不懂得尊重别人，而把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责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个性”一词有些变味了。

本来“个性”的意思很明确。《现代汉语词典》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比较固定的特性。”黑格尔说：“个性像白纸，一经污染，便永不能再如以前的洁白。”这两种解释相通。我国古代没“个性”这双音词，只用单音词“性”，如“鹰鸇性”的“性”即“个性”。古代所用的“性情”“禀性”等，则与“个性”的意思差不多。

而鼓吹“个性”者，却让这个词背离了本义，让它等同于“任性”，等同于唯我独尊，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这与几十年的外来影响有关。著名学者吴宓曾说：“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定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标榜的“个性”。吴先生当年的话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出这种煽动感情、鼓吹主观自私的东西，是西方“近世”（即继浪漫主义之后的未来主义等）才大行其道的，以前的西方文学并不这样；二是指明这种所谓的“个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从来不予肯定的。吴先生要表达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有优于西方处。

吴宓是我国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创始人，1916年留美，1925年应聘于清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吴先生这一论断符合中西实际。我国传统文学中不乏“个性”突出的英雄人物，但不管是鲁智深，还是李逵，都绝不“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上世纪风靡海内外的金庸、梁羽生武侠名著，创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侠义英雄，但都是传统道德英雄，这是他们为华人所喜闻乐见的原因。把西方“近世”鼓吹的“个性”奉为圭臬，有很大片面性，弄不好就把痈疽当成了宝贝，对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消极作用很大。

鼓吹这种“个性”者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似乎只有张扬这种“个性”才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这不符合实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两汉”跨度约400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的跨度也约400年，但“两汉”时期重大的科技发明项目要超过后者至少一倍以上。而魏晋南北朝，恰恰是“蔑视礼法”（类似于现在某些人所谓的张扬“个性”）之风盛行时期。这说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人的创造性易于得到发挥的重要条件。我们再看看现实，如果以1949年划线，那么建国后60多年，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创新，是建国前60年远远不可比的。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靠的是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鼓吹主观自私的所谓“个性”，难道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吗？

人的健康个性，会产生巨大正能量。只有当人的“个性”融汇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之中时，才会形成巨大创造力。林则徐便是极好的一例。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修、齐、治、平，无不以民为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倡导“知”“行”统一而尤重于“行”的文化。《易经》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强调对精要之义的透彻理解要落脚于实际应用。《中庸》关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名言，强调学、问、思、辨，要见诸于札札实实的“行”，即有益于社会的实践。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又把人的个体存在与群体的“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天资明敏，才华高卓。他在友人潘曾沂画卷上题了首七十六句的七言古诗，竟然一挥而就。这份才情，即使与第一流文学家相比也不遑多让。但他无意做诗人。他服膺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的愿望是“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金匮要略>叙》）这是林则徐毕生的追求。他把关系老百姓生死的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他的实践，彰显了传统文化富含的创新元素，体现了传统文化鼓励个性与造福人群相统一的价值观，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融入现代、适应构建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强大生命力。

携锄种明月，是林则徐任职杭州时的诗句。他政务之暇去游孤山，那里是北宋诗人林逋隐居处。林逋终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称其“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林则徐为林逋补种梅花三百五十株，画“孤山补梅图”，写了“便似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的诗，表达对前贤的仰慕。

皎洁的明月，寄托过中国人无数遐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林则徐以“种明月”的奇妙联想，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美好期望。其实，林则徐的一生，正是“携锄种明月”的一生。他苟利国家、生死以赴，济世利物、忧国如家，锐意进取、探求新知，不仅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坚守者，更是把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现代社会的一位伟人！

作者说明：近代以来，因西方侵略，中国发生了急剧而重大的变化，边疆地区所受冲击尤其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疏离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边疆地区分裂主义沉渣泛起，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暴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回顾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或许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会有所帮助。

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整个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西藏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与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依赖英国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实行“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被迫平叛，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各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也是近代以来其它边疆地区走过的道路。

清朝的西藏自治：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但仔细看，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钦定善后章程》与驻藏大臣制度（三级标题）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康熙时期，准格尔入侵，在西藏的请求下，清朝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依然维持了当时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再次出兵西藏，平定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鉴于对藏王叛乱的平定费时费力，清廷此后干脆废除了藏王体制，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事务。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身地位，但每次的提高，都很快回到“中央政府驻藏联络处”的角色上。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因此，关于达赖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00多年——如果达赖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在清朝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帝国主义扩张带来挑战

毫无疑问，对清朝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来自北方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主要的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清朝藩属小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和清廷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由于西藏地方军队在组织、指挥和武器装备水平各方面与英军的差距太大，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击退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用处不大的战略指导——比如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随后清朝中央政府撤换了文硕。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与英国交涉，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最终升泰与英军达成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任驻藏大臣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抵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有泰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其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有泰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对英军的抵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的结果。西藏地方可以转而这样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我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达赖出逃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侵犯，清廷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西藏在名义上是由达赖掌握政教大权，但实际上是摄政掌权。

达赖执掌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在西藏地方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但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达赖去世后，由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晚暴毙，至今仍是悬案。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而负责政府日常政府事务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僧侣为少数）。噶厦与摄政之间多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关系，相互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之死（西藏民间的印象，这应是达赖所为），使得达赖成为西藏唯一和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

清朝中央政府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但朝廷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此时他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还是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中央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朝廷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的中央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从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而消极应付的事实，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后，确曾有过长期占领的意图，但最终因俄国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了这一计划。

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打交道，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时达赖明显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外交活动。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他的计划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遂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被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不得不收回对赵尔丰的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仅调1500新军入藏。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当西藏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支援过一兵一卒，现在却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一样，那么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同时还下令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的西藏上层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此时的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转而把英国这个原来的敌人看成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在达赖逃亡印度的1910年3月，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的生命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革命”。川军先是推翻了清朝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获取贷款。而达赖又致电英国望其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民国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常残酷，达赖对此十分反感。而对中央政府，他则基本上失去了信任。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而英国有可能是他对抗中央政府的后盾。

清朝治理西藏政策的失误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实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而西藏发展水平极低，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没有自卫能力。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英之间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非但没有发挥保护藩属的作用，甚至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当西藏为抵抗侵略付出惨重代价，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

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时，这种关系就紧密，可能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主权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中央实力衰弱，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清朝后期因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进入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的。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因自身的消极态度而使使西藏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清帝国的崩溃，给了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待续）

（编辑： 王生升）

*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嘤鸣-友声》是张劲夫同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名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中“嘤鸣”部分收入张劲夫本人的22篇文章（包括访谈），而“友声”部分则收入了他的“友人”撰写的17篇文章（这里“友人”应是广义的，他未必和每位作者都相识相熟）。

“嘤鸣”部分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故事引人入胜。例如，大家一般都知道，王选院士因在取代了铅字排版的中文激光照排和计算机中文处理上的杰出贡献并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74年8月王选的研究就已列入国家计委和电子部的重点课题，简称“748工程”。而在这项被张劲夫称为北宋毕昇“活字印刷”后的中国印刷术“第二次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范慕韩（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又如，张劲夫回忆说，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1956-1966），钱学森一天晚上找到他的家，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劲夫告诉钱学森,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请他自己找。钱学森找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知道杜润生在19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中的突出贡献，但很少了解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的工作。再如，在杨振宁的建议下，张劲夫写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仅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也要同时播发。张劲夫还提到上海漕河泾一家小葡萄糖厂（属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工人出身的厂长把“氟油”研制成功，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浓缩铀机器又能运转了。他力主给这位厂长连升三级，达到17级干部，因为当时县团级干部是17级，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时破格提拔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还有阻力，但因有机所的党委书记边伯明坚决支持而最终成功。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我认为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股份制和证劵市场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

1983年5月，张劲夫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3年7月至1989年7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长。他对股份制的关注起源于1983年国家经委开始的改变“大而全、小而全”格局，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改革试验。他回忆说：“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关于股份制的性质，他特地请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蒋一苇回答我说，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说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必须属于谁所有。”张劲夫同意蒋一苇的观点，他提出将重庆作为全国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其中有4点原因：1.重庆是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2.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而且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和他1944年就到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有关；3.重庆市政府支持蒋一苇办了很有影响的刊物《改革》；4.重庆是内地的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然好，试的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1983年，张劲夫和蒋一苇一起去重庆搞股份制试验。“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蒋一苇认为这是新的探索，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可以有自己的特性，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不搞企业股。”

从张劲夫在1993年发表的悼念蒋一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苇还提出过企业集体股的主张，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大集体企业历年积累起来的；二是国有企业用改革以来自留资金积累起来的，其产权归全体职工，是法人股，这种股只投入，成为企业自我积累的一个来源，而不把红利分给职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顺便说一点我对大集体的体会。1975 年我到苏南去调查，这里由地方集资投资搞了不少‘大集体’，又叫‘小全民’，在当时情况下它区别于‘地方国营企业’，主要是自负盈亏。具体有三条不同：一是利润按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平均在 50 %，余下一半归企业；二是用工指标由所在地的市县批，不要跑北京了；三是能源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由企业负责，逼着企业去找市场。……有了这三种不同，企业在压力下变成了动力，迸发出活力，生机盎然，在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绿洲，令我十分惊异，在思想上有很大触动。集体是有两种的，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被称为‘小集体’；一是地方集资投资的‘大集体’。而后者书本上是没有的。怀疑原来的框框，公有制不只是两种，而是多种的；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初级的，觉得不对。一苇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公有制,既有大公有，也有中公有，也有小公有。有些大企业要采取既有大公有,又要有中公有、小公有，他称之为共有公有制。他的这一创见，可能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讨，但我对他的勇气是很敬佩的。”

我认为，张劲夫和蒋一苇在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许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试验“企业股”，给中国的《公司法》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遗产。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司法教授西蒙(William Simon)注意到，中国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方可不再提取，而德国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上的即可不再提取。西方的公司法中的“法定公积金”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而中国的法定公积金则是为企业自身发展而设。这可能正是“企业股”的一种精神体现。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张劲夫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1979年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后来，他了解到巢湖边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今日视角来看，张劲夫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改革以来的农村体制十分契合俄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的“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例如，鸡蛋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就是“家庭”，但饲料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是机械化的合作工厂，而这样生产出来的饲料又可供家庭生产所用，最终产品在供销合作社网络上销售。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内容，即他给所谓“托派”平反的故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安徽潜山县的革命青年领袖查化群（此时改名“华春”）任作战参谋，相当于团级干部。他在1939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工作团”从大别山撤到新四军地区。第四旅政委王某看中其下属一个女青年田井，要求与之结婚。田井征求她的朋友张伟的意见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拒接了王某。不料王某却认为是华春从中作梗（因为张伟是华春的女朋友），就编造材料说华春是“托派”，送到第二师师部。张劲夫回忆说，“第二师主要领导人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批准师锄奸部执法队把华春抓了起来。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学习去了，我是副主任，这事竟没有让我知道。本来，我们部队也是有规定的，抓人，关起来，应该进行审讯，最后才能处理。但华春关起来后，一位法官带执法队去对华春说要对他审讯，结果未经审讯在路上就把他枪毙了。”此事40年来一直缠绕在张劲夫脑海中。1980年，张劲夫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找到已经是省军区副政委的当年新四军二师锄奸部副部长杨家宝问：当年处理华春有无证据？杨家宝当即表示“一点证据没有”。张劲夫说，“杨家宝是一个好同志，是红军干部，立即很认真地把当时抓华春的、看押华春的人找到一起，进行调查，大家都写了证明材料”，最终省纪委，省委讨论，给华春正式平反。接着，张劲夫开始寻找华春死后被逐出新四军的女青年张伟和田井。结果发现张伟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张劲夫让县政协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得以养老。而当年拒绝王政委的田井去了加拿大，当她听说华春平反消息后，特地赶回国内和张劲夫见了面。

在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很多人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敏感和关注，但张劲夫却没有，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张劲夫晚年文集的“友声”部分，还收录了五篇关于顾准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想起《顾准文集》中有张劲夫“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主要说明孙冶方回忆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也要运用价值规律”（即市场）的文章是受顾准谈话启发。另外，张劲夫还收入了杜润生的三篇文章，我觉得这和他与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10年共事的友情密切相关，当时杜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友声”部分还收入原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吴江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何意的探讨，以及“公有制”是否是“共有制”的误译的争论文章。从这些收录文章中，能感受到张劲夫追求真理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拳拳之心。

最后，让我引用张劲夫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结束本文：“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1]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红旗文稿》2015/19

当前，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沉渣重新泛起。有人在这一问题上含糊不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兴不起大浪、翻不了大船。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万分警惕，不能有半点含糊。

随着我国网络信息化和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网络成为网民发声的主场战。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凭借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复杂性来包装自己、招摇撞骗。如网络博文《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一夜爆红、《林则徐飞起一脚，把中国踹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火速“蹿红”、微电影《热血雷锋侠》抢夺眼球等就是例子。对这种贬损我国英雄的现象，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认清其政治意图，更要在行动上给予有力回击，坚定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史观，铲除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土壤。

要彻底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

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制度和思想观念为圭臬，妄图以此来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随意把个人感受当成判断社会发展的“公理”，其本质就是用唯心历史观来否定唯物史观从而达到歪曲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的目的。因此当前否认历史价值、歪曲历史真相已经成为历史虚无的共用手法。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所谓挖掘局部新史实来为其否定唯物史观、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图谋服务。

要有力割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路径。

历史虚无主义经沉寂后的再起，在保留原有手段的基础上，又采用了新手段。它们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的各种手段传播这一错误思潮，主要表现为传播内容的分散化和传播形式的隐蔽化两个方面。对此，我们必须一方面要强化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将历史虚无主义演变以及改装的方式和技巧纳入管控轨道，对其在网上、网下的传播、转载以及扩散要进行强力截流，阻断其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要健全思想文化的管理制度，文化宣传部门要严格各种历史文化题材作品的申报、审批等准入制度，让真正有质量、有水平和有意义的作品进入千家万户、走进百姓心中，彻底斩断历史虚无主义之根。

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强大自信。

民族文化、民族思想、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强大必须具备的软实力。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文艺工作时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兴风作浪，我们既要筑牢思想防线，更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武装自己的头脑，将历史虚无主义永远拒之门外。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引导国人积极树立科学历史观，自觉摒弃篡改历史、污蔑历史、歪曲历史、隔断历史、否认历史等消极思想，不断增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必须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含糊，必须旗帜鲜明，做彻底的唯物史观的捍卫者，以科学的历史观来筑牢防线、坚持底线、守卫路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踏上长征路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十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在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南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1934年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2014年，福建省武平县大余乡一位农民，用进城打工的钱翻造了新屋，但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居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因为每到夜里，他都会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屋前列队，向遥远的地方敬礼。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出了白骨累累。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各个根据地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体部分，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是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言中的地说：“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银元，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

长征的目的是不明确的，目的地的选择甚至是错误的。红军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毛泽东看来，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毛泽东认为，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完全主动，而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的情形下之浪战，以致于铸成大错。年青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是在敌人步步紧缩的堡垒圈中被动防御，最后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但又不知向何处去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在第四道封锁线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这便是湘江战役。

当时指挥红军的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是一个曾参加过巴伐利亚城市暴动的德国人。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毛泽东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毛泽东的主张被拒绝之后，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拖延时间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机完全丧失了，当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两岸的敌军分别从两翼向渡河的红军发起猛攻，红军主力则被迫死守两翼阵地掩护中央机关通过，红军战士的鲜血把湘江染成了一条红河。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减员到了3万人。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2万将士大部牺牲。

中央红军的主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过半。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新败之师冲向湘西，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毛泽东愤怒而坚定地对李德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后调头向西，进入了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而毛泽东在党内的“流放生涯”，正是在遵义告一段落。

1935年1月，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形成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这期间用了漫长的3年。付出的代价是：红军损失了90%，苏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组织上变动不大，博古依然还是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只有军事建议权。而遵义会议最为“破格”的地方，就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伺机摆脱敌人，力争在贵州北部渡过长江入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洛甫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洛甫知道，在山穷水尽之际，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的人，实际上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鏖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率领红军继续奔向川滇交界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的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激烈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政委。3月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泽东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战胜了教条主义，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全面掌握了枪杆子。随后的长征，由无目的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便是抢渡金沙江和夺取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金沙水拍云崖暖”。当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路西行，接近人烟稀少的藏区时，部队中的动摇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毛泽东将把红军带入绝境。当红军到达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时，恐惧的声音占了主流，连洛甫也担忧地提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湘军消灭的，红军看起来正在步石达开的后尘。事实证明，金沙江并没有那么令人恐惧。刘伯承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带着扮成“中央军”的红军先遣队昼夜兼程直趋江边，抢得唯一一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从对岸的川军那里缴获了几条大船。全军没费一枪一弹，安然渡过了金沙江。

“大渡桥横铁锁寒”。红军的绝境虽然没有出现在金沙江，但却出现在了大渡河。大渡河水深流急，无论是从云南入川，还是从四川入滇，大渡河都是古来的天险，深入到了这样的绝境——红军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当红军赶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对岸川军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岸。十七勇士乘一条小船强渡成功，但再没有更的多的渡船可用，只够渡过一个团。而蒋介石的追兵离此已经不远。这一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毛泽东此时说：就在安顺场上游二百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座铁锁桥，叫做泸定桥，此桥是康熙时代所建，而很少题字的康熙，还特意为这座桥题了“泸定桥”三个字。

红军队伍中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座桥的存在，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座桥，红军能否赶到那里，当部队经过彻夜行军到达泸定桥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座铁索桥依然坚固地存在在那里。随后从左岸赶来的刘伯承不禁感叹说：天不亡红军啊！泸定桥挽救了红军，而在最后一刻，是毛泽东丰富的历史地理学识挽救了中国革命。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青年时酷爱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这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罗章龙回忆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金沙江上铁桥的来历，指出：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这是清代在吐蕃“铁桥镇”的基础上修造的，并且还说：先有泸定桥，后有泸定县，泸定县在，铁索桥便在。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到此，红军终于冲出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劫难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随即就面临着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1897年出生，小毛泽东四岁，他的故乡萍乡，离毛泽东参与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五四游行那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几个人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的都是些滥竽充数的。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这一要求没有被满足，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张国焘本来并不完全反对北上陕甘宁的计划，他原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此时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央政治局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张国焘。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党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此时周恩来病倒了，而张国焘虎视眈眈——到了这样的境地，党和红军也只能靠毛泽东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的这句话，放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那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固然是被选出来的，人们常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被选出来，是为了挽救中共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那不是选出一个什么天之骄子，而是选一个赴汤蹈火的带头人。毛泽东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宁都会议走到此时，而不被彻底打倒，如今想来，这也是有必然性的。

其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从而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其二，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正确的军事战略，是红军以弱胜强，不断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既然党的历届总书记都不能制约张国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也只能选择躲的办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率先北上，张国焘则率大部红军南下，并宣告另立中央。

南下的红军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被迫退入西康。西康地广人稀，非但不能成为战略屏障，更使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空袭之下。一年后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被迫北上。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随即陷入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苦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1年，中国共产党曾拥有近30万红军，拥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等红色根据地，而到了1935年，中共却只剩下陕北一个根据地，其余的根据地全部丧失了。

陕甘苏区是共产党经营得最长的根据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五届中央派刘志丹、谢子长赴陕北创立根据地，他们在陕北创建了红26军，1933年，刘志丹在陕北照金与习仲勋会师，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的眼里，陕北的“习、刘”，就等于中央苏区的“朱、毛”。阎锡山说：“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红军进入哈达铺的时候，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搜集到一批《大公报》，随后，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也从墙上揭下了一张8月1日的《大公报》，并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方才知道陕北原来有一块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知道陕北也有“朱毛”，也就是“习刘”。毛泽东当时感叹说：梁兴初有大功啊，你这个侦查连长，一下子就抓回了两个军（指红25军和红26军），还给我抓回来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吗！

与中央红军一样，陕北红军也经历了会师、反围剿、肃反。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率先完成长征，但是，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却立即开始进行肃反，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并严刑拷打。当毛泽东得知高岗、刘志丹和习仲勋被当作反革命逮捕的消息后，他下令立即放人，毛泽东当时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做了敌人想做而不能的事情。

习仲勋后来这样回忆说：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的吴起。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我们这100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红军，而陕北红色根据地则为走投无路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5年10月18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这标志着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只有六千人，而这还不及他从井冈山带到闽西苏区的人数。

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毛主席”，那一年，他43岁。1937年1月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毛泽东当时幽默地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长征：意志的赞歌

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这样讲到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然而，长征不仅仅是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胜利，长征也是战胜党内错误路线的一次胜利。

不仅是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还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和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所谓意志，也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抵抗力。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200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地锯下。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长征。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消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圣经》故事，那么，长征就是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编辑 季节）

古往今来，漫长而厚重的中国历史，既有云涛怒卷、波澜壮阔的发展，又有生死一线、覆亡与新生政权之间的争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忠臣良将，血染征袍，浩气文胆，慷慨悲歌。英雄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写下了最壮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他们的精神与浩然正气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之所在。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繁衍，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也为了我们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让历史英雄人物的这种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让子孙后代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多种多样，有打破割据、统一国家的天才领袖，如远古的三皇五帝，以及后来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等雄才大略式的人物；有为自己当时的民族国家奋勇蹈死、忠君爱国的良才猛士，如周公旦、姜尚、荆轲、关羽、颜真卿、寇准、于谦、海瑞、王阳明等；更有面对异国异族的入侵，出生入死、血战沙场的战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辛弃疾、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等大英雄；还有像屈原、文天祥、林则徐、谭嗣同这样面对外患，救国家于危难的忠义之士；也有像司马错、李绩、刘仁轨、郑成功、施琅这些开疆拓土，收复失地等的英雄豪杰；还有像商朝的伯夷和叔齐、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战国时晋国的豫让、程婴、公孙杵臼、汉朝的荀巨伯、苏武等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除了上述文治武功、大义凛然的英雄豪杰以外，在中国的历史中，还有老子、孔子、孟子这样超越于开国君臣、英雄豪杰的圣人。就他们的人身肉体而言，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的思想超越古今，他们的睿智横亘时空，塑造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内涵，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另一类的英雄豪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历朝历代无数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才使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繁衍生息、浩然正气，延续到今天。

有人借批评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豪杰，故意歪曲或者夸大他们的缺点和不足，而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扬言，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与后代子孙不负责任的宣传与行为。

的确，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哪怕是历史上的英雄，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也有自身的先天缺陷和后天的不足，这也和中国古代长期大一统的制度缺陷有关。但是，作为后人，我们张扬他们伟大的精神，着重于他们对我们民族伟大贡献的一面，作为精神丰碑不朽的一面，而不是一味地夸大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就我们人类个体而言，即使是再千古不朽的伟人，也是血肉构成的肉体凡胎，就不可能不存在人性的弱点。而这些弱点，恰恰是作为我们人类的每一个个体，应该努力去克服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与不足，这是人性的必然。我们要用宽宏和谅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弱点，而不是通过责难去故意张扬这些弱点。当然，实事求是是我们看待历史英雄人物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们也没有必要故意去隐瞒他们的缺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重视正能量的弘扬。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所言，“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

就成吉思汗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帝国版图，消除了当时历史上诸国的动乱与纷争，形成了在广大地域上相对大一统的局面。这是他作为历史上大英雄做出贡献的一面。但是，毫无疑问，他在建立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时，进行大规模的杀戮，极大地破坏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与固有生态样貌，违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流的价值观念——“善”的精神。但是，他毕竟是那个时代中草原游牧民族出身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我们后人不能够对他加以苛求。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仅仅在于赞扬他发挥了人类质朴、刚健、勇敢、顽强的生命力，实现了大一统的历史功绩上。而决不是赞扬他的大规模杀戮，与消灭其他各个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方面。

当然，也会有国家认为成吉思汗不是中国的英雄，而认为是自己国家的英雄，甚至就当时历史可能会说是我们统治了你们，而不是你们统治我们。他们的这种观点，的确是历史中一个难解的命题。因为就当时的历史真实面目而言，蒙古族的确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而这样一个非主体民族却通过战争和暴力手段实现了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空前的大统一，在客观效果上，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制性的民族大融合，统治中国达到近百年的时间。从这一视角而言，蒙古族在当时的确是汉族和中国其他民族的统治者，即是中华民族的统治民族和统治者。但同样，由于这种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蒙古民族也由此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了中国地域之中，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之一，这也是一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视角。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汉民族在人口数量上、经济基础与支撑上、文化创造上等方面从来都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因此，任何客观的历史研究者与对历史的认识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的土地上，尽管由于少数民族控制政权而曾经有过一些朝代的更迭和变换，但是汉族在人口数量上长期居于绝对多数，在经济上是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灿烂文化创造主体民族，这一事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当然，从历史长期融合角度而言，汉族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有无数少数民族参与和共同融合的大民族，这种大民族的融合从先秦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就近代以来的满族而言，不仅绝大多数已经消失古代满族民族的特征，而从历史记忆上，他们也大多数完全融入到了汉族当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其中，并没有任何历史上、或者政权上的强制行为，而完全属于历史演化进程中的自然选择。

因此，我们既要承认作为一个融合大民族的中华民族，既有主体民族，也有共同参与的少数民族；既有统治上各个朝代不同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有历史上长期不变的经济、文化和人口上的主体民族。这才是一个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为现实的政治利益所左右，也没有对非主体民族有任何贬低的含义，而仅仅是对历史与现实一种客观、实事求是的认识。

由此认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高扬岳飞、文天祥就是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的旗帜，而加以褒扬。而不能像有些学者和机构那样，认为岳飞抗击的金国，而金国的女真族现在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也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这属于民族内部的战争，而不能作为民族英雄对待。同样，文天祥抗击蒙古大军的侵略，而蒙古民族也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文天祥也不能算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是基于现实政治与现实民族利益，一种团结少数民族政策上的看法和认识，但也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和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苟且认识。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地上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如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但也存在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且，就当时各个民族的生态而言，的确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主体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北宋、南宋尚未灭亡之时而言，中华民族的主体依然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也包括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但毕竟，他们当时也有自己的主体国家，如辽国、金国、蒙古国等。因此，当时的战争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时，这种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为了财富和土地，不断南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的确属于非正义的战争，而岳飞、文天祥等则属于忠于君王，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国家英雄、民族英雄。而且这种民族英雄不是单纯的汉族英雄，因为即使在当时，汉族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融合性的民族，也包括中国土地上的一些少数民族。因此，就当时而言，他们也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后来，中华民族又经过元朝、明朝、清朝和近代、民国时期的不断融合，而演化成今天，更加多元、进一步融合的中华民族。

如果说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包含了辽国、金国、蒙古国等古代国家的少数民族，这种更大规模的融合显然是在蒙古国灭亡了金国、北宋、南宋，建立元朝以后才出现了更大的民族融合。而岳飞、文天祥生活的时代，的确还是宋朝与金国、蒙古国生死争夺的战争、亡国灭种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岳飞、文天祥等仁人志士，都站在了忠君爱国、抗击侵略、舍生取义的正义一方。因此，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永远都是人类正义的精神楷模与丰碑。只有持续不断地树立并张扬这些正义的精神、民族英雄的形象，才能真正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因此不能以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而不能作为民族英雄的理由，抹杀这些民族英雄所承载的人类高贵品质、善良与正义的内涵。

从中国重要传统文化儒家的思想内涵而言，这些民族英雄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优良品质、优秀的人类文化内涵。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无论这些人是哪个民族，活动在什么地域，只要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只要他们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和人类的大爱、仁义、慈悲和善的精神，就值得歌颂、值得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典范。即所谓英雄莫论出处。

目前和相当时间范围内，中国的周边还很不安定，中国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在南海、东海的有些岛屿没有完全收回，台湾也没有回归。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尤其是要弘扬那些抵抗外来侵略，为国家与民族开疆拓土，收复失地的伟大民族英雄。从这种意义而言，司马错、李绩、刘仁轨、郑成功、施琅这些在正义的旗帜下，开辟边疆与收复失地等的英雄豪杰，都值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期以来，俄罗斯人在评价自己的领袖和历史人物的时候，非常重视这个人能不能为俄罗斯带来领土上的利益。这种评价视角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评价视角，才在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领袖人物，就连普通民众都很看重领土的得失问题。而在整个俄罗斯演化发展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历史时代，俄罗斯都处在开疆拓土，不断扩张，占领和兼并其它国家领土的状况，也因此成就了世界第一领土大国的辽阔幅员。

当然，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俄罗斯国家那种扩张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始终以怀德威远、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主轴。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最严厉的程度是威慑远方的国家，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犯我中华，最终达到相互协调、和平相处的目的，而没有降服其国，并其国土的目标。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以“善”和“仁义”作为自身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目前已经步入日益强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国家统一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海外岛屿的纷争问题也依旧存在。因此，适于这种形势，张扬对开疆拓土、收复国土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的功业，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岛屿纷争，塑造国民的性格意义十分重大。

（作者：外交学院国家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作品成为宣传英雄，铭记历史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价值观念的主要手段。但是当影视剧只顾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不顾历史的本来面目时，就是在对观众撒谎，就是在歪曲历史，进而也就间接地传播扩散了历史虚无主义。

最近几年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如雨点般地落在荧屏上，数量多却质量差。由于出现手榴弹炸飞机、女战士裸体敬礼、手撕鬼子、裤裆掏雷、弹蹦杀鬼子等情节，近几年的抗日剧基本都被称作抗日神剧。抗日神剧神话般的情节在满足了人们对日本憎恨情绪发泄的同时，也间接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口，扭曲了群众对历史的传统正确认知，给予了别有用心者歪曲历史，美化战犯的基本素材。

自1931年“9.18事件”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付出了3500余万人的军民伤亡代价，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事件无一不昭示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14年的抗战艰苦卓绝，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对抗日本这头钢铁野兽，很多时候中国军队是整建制倒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在东北那片白山黑水之间，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之后还被破腹割头；华北狼牙山上五壮士弹尽援绝跳下悬崖；刘老庄连在反扫荡战斗中浴血奋战，坚持战斗全部壮烈牺牲。正是无数悲壮的英雄以飞蛾扑火的精神参加抗战才让中国坚持了14年之久，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的抗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一道伤疤。但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对于抗战英雄的宣传不能停留在幻想之中，必须让我们的国人真正的面对那惨淡的历史，让国人感受到抗日英雄的悲壮，揭开伤疤，切身体会那血肉撕裂的伤痛，才能让现在的国人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才能封住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口。如果抗日作品不顾历史，胡编乱造，只求吸引眼球，博取收视率，那么这部影视作品不仅没有宣传到英雄，反而是在糟践我们的英雄。荒诞的情节会让人质疑我们的抗日英雄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勇？日本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智商低”？其结果就是磨灭人们对英雄们抗日战果的尊重。近年来，青少年恶搞先烈塑像、质疑先烈事迹正是抗日神剧扭曲历史，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一个人陶醉于梦幻就不会有进步，一个民族陶醉于梦幻就不会有发展。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依法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传承历史，继承先烈的精神，我们的发展就会缺乏精神动力。如果任由影视剧歪曲历史，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就如同在抽精神鸦片。一旦精神衰弱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品质呢？面对困难灾难还会团结吗？还能敢于牺牲吗？

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把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出口，坚决地抵制抗日神剧，封住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口；要引导影视公司、影视工作者担负起自己的对历史的责任，创作出反映历史、传承精神的影视作品，将先烈应得的尊重还给先烈，将民族的精神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绵竹市水务局）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曾被她的敌人宣布为歪理邪说，也曾一再被宣布过时，但都没能阻止她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的传播，足见其真理的力量。最终逼得她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从内部对之加以破坏。19世纪70年代末，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在资产阶级的收买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为手段，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工人运动初期，有些工人领袖如法拉格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所限，而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尚可原谅的话，那么法国工人党的马隆和布鲁斯则是马克思主义最凶狠的敌人。他们开始时接受马克思、恩格斯为党制订的纲领，后来在资产阶级的收买下，却故意曲解和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了纲领的正确要求。对此，马克思曾气愤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也在1882年10月28日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倍倍尔的信中说：没有任何人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更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理论斗争再次成为主要斗争方式，历史虚无主义又一次沉渣泛起，歪曲、篡改、污蔑这些卑鄙手段又被某些人拿过来所用，以达其卑鄙目的。

前一段时间，面对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红旗文稿》发表了以《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为代表的系列文章，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分析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准确刺中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死穴，因而遭到了某些人的歪曲、篡改、污蔑和攻击。有人故意篡改文章标题，歪曲文章内容，在网络时代传播迅广的情况下，对作者本人和互联网公共秩序都造成了恶劣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其最终目的是乱史改道，谣翻中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在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苏为鉴，警醒全党。他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因此，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绝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真理、敢于亮剑、勇于发声，同历史虚无主义作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每每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其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一个场景的描述令人扼腕叹息：1991年8月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对那些走出大楼的工作人员大声叫喊，“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的执政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几个月后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全世界得知，苏联已不复存在。

    从那时起，20多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的政要、学者、媒体评论人，还有西方国家派驻苏联的工作人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描述这个过程，在他们的笔下，有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人链”，有民族地区的冲突，也有开向莫斯科街头的坦克……人们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的“沸腾”。但是，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对此，一些学者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基层党员态度冷漠，“竟无一人是男儿！”

    2013—2014年，当全世界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关注俄罗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国家利益”敢跟美国叫板、甚至敢跟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罗斯总统，还有他身后80%以上支持他的俄罗斯民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战斗民族”是人们经常用到的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可以说，俄罗斯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向全世界诠释了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什么竟然没有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奋起抗争？

    2014年，在俄罗斯访学期间，我曾经对一些老党员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访谈，并专门到档案馆、图书馆和几个专门的博物馆阅读了一些档案材料，尤其是当年的书信、文献资料，调查了解苏联时期基层党员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认识。

    一、广大党员为何沉默

    综观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苏共基层党员对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苏联解体前广大基层党员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没有“振臂一呼”，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 苏共后期，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能够得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战后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加入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中。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藏匿粮食的富农斗争的时刻，共产党员组成的“工作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党员作为“城里人”并不十分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确是满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后来，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苏联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即便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党员也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党内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发展到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组织内部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也越来越小。并且，随着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在苏联后期几乎成为一些官员必备的一项工作技能。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机构因职责划分更细而复杂化，引起各级党组织在管理上的混乱，就是因领导人的不思进取而不了了之。层层级级的党的官僚结构逐渐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下来，广大基层党员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他们所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者在私下里表达不满（所谓“耳语者”、“夜间人”）。

    戈尔巴乔夫时代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基层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退党来进行抗议外，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他们写给一些机关和媒体的“申诉信”绝大多数也被压下来。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基层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至于推倒联盟的“别拉韦日协议”的签订，只是几个人的密谋，更与广大党员的意见无关。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基层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

    2. 苏共后期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党内不乏缺乏信仰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在基层党员中起的是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3.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基层党员无所适从。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那之后，西方国家加紧开展和平演变，“撬开”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屏障，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悄悄泛起。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把批判扩展到对“斯大林的导师”列宁以及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后来，在苏联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大行其道，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一些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也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了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了“民主派”报纸的“旗舰”，而《星火》杂志则被某些人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其全部目标指向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使得苏联共产党乃至苏联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群众把那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而当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用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特权，但很少。真正的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阶层开始“养成”。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

    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5. 真正给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

    “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很多历史事实被歪曲，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根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描述，1990年1月，秋明的第一书记博戈米亚科夫和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卡拉什尼科夫被赶下了台。在切尔尼戈夫一个书记因偷窃被开除，巴库的韦济罗夫因平庸无能和“看风头行事”而被拿掉，2月间开始了遍及各地的区委一级第一书记下台潮。——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

    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这种处境下的基层党组织怎么能够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抗争和呼吁！“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

    二、沉默中也有抗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蓝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为什么越改革社会越动荡？“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它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的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俄］瓦列里·博尔金著，甄西主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最终，他们大失所望。可以说，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与非政府组织运动大潮中，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加入其它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

    但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远离政治、对党的事务态度冷漠。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创造的业绩完全抹杀。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从上到下引发了很大反响。

    在查阅相关资料和档案时，笔者看到，还有很多类似信件和投稿被杂志社扣压下来，没有登出。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对当时否定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党，担任过苏共26大代表，并在1989年当选人民议员的女党员萨瑞·乌玛拉托娃，1990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戈尔巴乔夫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去。她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苏联走向瓦解，她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反对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萨瑞的勇气”至今还为曾经的苏共老党员所称道。在原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该下台。乍看起来，这些行为的矛头所指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对苏共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不满。

    而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则是老党员的自杀：8·19事件后，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自杀。作为严格遵守党纪的老军人，他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是眼看着挽救联盟的努力失败，他绝望了。在8·19事件前后自杀的还有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如果查看苏联一些高级领导、老英雄的履历，可以注意到，还有一些人的生命也终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这其中，包括老英雄、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以及“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老党员、老英雄也以自杀的方式离世，但没有得到公开报道。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那些高级领导和老党员、老英雄自杀都与党和国家的“大事”相关，但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的确确是在以死来表达内心的绝望与抗议。

    到此，再看本文初罗伊·麦德韦杰夫的那段话，不难想到，苏共中央被赶出老广场大楼的那一刻，所有的喧嚣与叫骂，并不代表广大基层党员的主张。在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年之内搞垮了国家的经济。而其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引起部分老党员和很多当年的建设者的愤慨。他们也发出了呼吁，但显然他们的声音或被苏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来攻击“保守派”，或被揭开历史“空白点”的“公开性”给压制和湮没了。当否定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时，那些为历史的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之声已经无法与之抗衡。一些老党员、老英雄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来抗争，但局势已无法扭转。

    三、历史的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从直接责任看，与苏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党员并无密切关联。但是，作为执政党，苏共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党员，他们遍布于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有组织、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群众中起到宣传、示范、组织作用，没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则不可能有效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而基层党组织涣散必然给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带来严重影响。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绞杀，没有被法西斯打败，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始终是党的事业的支持者，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虽然苏共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奢侈腐败之风，但并没有被来自于对立面的思想运动或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摧毁，主要原因也是苏共领导者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基本原则。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后期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肆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党性修养，忽视群众利益，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使得党失去民心，搞乱了党的基层组织，最终葬送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苏共失败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严明的政治纪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年10月1日，在二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1955年5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然而，爱因斯坦本人对美国的观感，却与此大相径庭。

“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1948年7月1日的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1983年，FBI关于监控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批总共厚达1427页的秘密档案，《新爱因斯坦语录》的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表示“我看到的东西使我难以置信”，如此粗暴地侵犯个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私人生活，竟会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美国？但事实真的如此。

FBI的秘密档案表明，早在1932年年底，对爱因斯坦的指控已经出现在美国。在一封由“爱国女性协会”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16页控告信中，爱因斯坦被说成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公认的世界领袖”，信中甚至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牵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望尘莫及。”

这样荒唐的信件居然被转交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导致对爱因斯坦去领事馆“面签”时遭遇特殊审查。结果爱因斯坦大光其火拂袖而去，愤怒质问：“这是什么，宗教法庭吗？”并在电话中告诉领事馆，如果他24小时内拿不到签证，美国之行就告取消。领事馆这才赶紧发出了爱因斯坦的签证。

但是这封指控信件此后却成为FBI为爱因斯坦建立秘密监控档案的开头16页。而FBI后来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

FBI的一些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

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一生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信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致罗斯福总统的两封信。1939年8月2日的第一封信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为他起草的，信中指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对纳粹德国可能率先造出这种超级炸弹提出了警告。由于感到总统迟迟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爱因斯坦在次年3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到1941年，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抢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这项秘密计划当然需要顶尖科学家的参与，在最初提出的31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爱因斯坦，但是负责对这些科学家进行“政审”的陆军情报署求助于FBI，结果FBI提交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的激进背景，本局不推荐雇佣他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除非经过极其审慎的调查。因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于是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政审”未能通过的情形，从来没有向他本人告知过。不过以爱因斯坦的智慧，他很快也就心知肚明了。所以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官员后来请他担任“顾问”时，他一口拒绝了。

与陆军方面对爱因斯坦缺乏信任不同，美国海军却愿意信任爱因斯坦。1943年，爱因斯坦担任了海军潜艇作战和烈性炸药方面的科学顾问。他对于这项工作相当高兴，有时还会向朋友炫耀。很快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

非常荒诞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对爱因斯坦的严密监控反而进一步展开了。FBI的一些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之后），因为他们的首领——局长埃德加·胡佛（1895-1972，从1924年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48年，经历8位美国总统，编注）——并未告诉那些属下，他早已成功地将爱因斯坦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了，爱因斯坦其实无密可泄。

FBI最终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虽然无密可泄，胡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据说这与胡佛和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相互之间的极度恶感有关。埃莉诺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培植美国的盖世太保，这让我害怕。”而胡佛则曾对副手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因为上帝造出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女人。”

1950年2月12日，埃莉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夕与罗斯福夫人对谈》邀请爱因斯坦作为嘉宾，爱因斯坦在节目中警告公众说：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第二天胡佛就下令强力展开清算爱因斯坦的行动。这一阶段行动的主题，是要证实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

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许多知名人物被怀疑或指控为共产党。偏偏爱因斯坦有时会公开为被指控的人士辩护。在FBI整的爱因斯坦“黑材料”中，爱因斯坦至少和33个“反动组织”（有时就被称为“共产党组织”）有着种种关联，比如担任荣誉会长、担保人、赞助人、文件的联名签署人等等。于是FBI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线索”，在美国和欧洲到处调查，最终却一无所获。

另一条针对爱因斯坦的“战线”，是美国移民局在1950年开辟的。移民局也求助于FBI，要求帮助收集证据，目的竟是要撤销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并将他逐出美国！这条“战线”上的荒诞故事，和“爱因斯坦间谍案”正相伯仲，最终也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和全世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这是事实；他在普林斯顿享受着类似“奥林比斯山上的诸神”那样的尊崇，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FBI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小人，一直在暗中纠缠着爱因斯坦，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