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其性质、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导致地租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单位土地的产出率。

从历史上看，对地租的研究及其调控最早出现于中国，公元前700多年管子相齐时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政策——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率。优等土地征收高税率，劣等土地征收低税率乃至不征税，这就是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4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者配第才提出级差地租的概念。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发展，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级差地租理论体系。

级差地租理论及其政策在今天并未过时，相反，它一直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对级差地租的研究，是调整我国央地关系及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要思路。

管子论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I，是指投入不同地块上等量资本，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或土地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有差额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I是天然形成的。依据级差地租I，管子提出了分级征税原则：“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管子具体解释道：“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管子·乘马数》）

现代文为：“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调控市场的收放，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办法。”

《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现代文为：“一般十仞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涝；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仞减十分之三，四仞减十分之四，五仞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依据级差地租II，管子提出了增加对劣等土地的投入的政策主张。

管子论述道：“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民之无本者，贷之圃报。”（《管子·揆度》）“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管子·山国轨》） 

可见，管子重视发挥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重点资助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重视增加对劣等土地上的投入，并不追求增加级差地租。这种做法对于国家整体是有利的，这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不平衡，提高土地边际产出。

透过级差地租看我国土地税收制度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级差地租I。根据这一理论，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等土地比劣等土地的产出更高，差额构成了级差地租I。如果政府以赋税的方式征收这个级差地租I，那么对于种植者而言，在优劣两种土地上的相等投入会获得相等的收入。这样做不会降低优等土地的产量，因为种植者同样获得了社会平均收入。

       目前，中国的土地转让金制度对房产价格影响很大，而它正是建立在级差地租I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土地转让金制度，政府将城市土地拍卖，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收入。一般来说，投在繁华地区土地上的资本，其利润率要高于投资于落后地区土地的资本，因此前者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于后者的土地出让金。这事实上等价于征收级差赋税。根据级差赋税理论，对级差赋税的征收是不会影响土地产出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不会影响土地效率。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方式很简单，所以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15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32547亿元，约占当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21%。

与土地出让金相关，中国构建了一套央地赋税体系，即国税和地税体系。目前，中央政府的国税主要是征收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交易税等收益类赋税（所得税、增值税由中央地方分享），地方税主要是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租金类赋税。1994年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城市土地进行追加投资已是普遍现象，级差地租II已成为城市地租更重要的来源，这导致土地出让环节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城市地租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而级差地租II又是其中更重要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城市土地追加投资，以不断提高可能征收的级差地租水平。事实上，各地政府都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得自己的土地收入超过其它区域的土地收入而获得增值，并从土地增值中获得财政收入，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会努力调整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结构，通过加大本行政区域内经济不平衡的方式，来提高级差地租的规模。例如，地方政府将资源在本行政区域的A区集中投放，降低对本行政区域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投放，则A区公共基础建设、产业配套等都远优于其它地区，其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将远高于其它地区，由此形成本行政区域内的级差地租，而A区的超额收益又会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同时，当大量人口向A区集中时，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还可能反过来拉动土地价格的提高，这也会导致级差地租的增加。与A区相比，其它区域的土地收益随着人口的外迁而进一步降低，这又进一步提高A区的级差地租。

       所以，在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拉大地区经济差距，吹胀租金、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税额。在这种条件下，实体经济的正常利润往往被轻视，泡沫经济自然容易发生。此外，我国资源税归地方政府，这也助长了滥采资源的现象。按现行汇率测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

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对我国土地税收制度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问题积重难返，房价节节攀升而实业发展艰难。其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分享租金类赋税比例太大、收益类赋税比例太小的结果。在租金类赋税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动力就是抬高土地等资源的租金价格，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忽视实业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管子指出：“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管子·立政》）

       现代文为：“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

       可以看出，管子主张设立司空和司田的分职体系：司空的职责就是改善劣等土地，使干旱的土地不受旱灾困扰，沼泽的土地不受水灾淹没。这恰好就降低了级差地租。而司田的职责是，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以确定各块土地的赋税基准。两者的职权是分开的。换言之，司空不会对级差地租的数额负责，而只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而司田只对级差地租负责，不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由此实现对土地改良、生产和赋税的全方位优化。

       可以想象，如果将司空与司田的职能赋予同一个机构，其后果极可能是司田为了获得更高的级差赋税，利用司空的职权进一步降低劣等土地的资源投放，而提高优等土地的资源投放。

       以司空、司田职能分工来对照今天的央地分税体系，可知司空应注重实业发展质量，而不能关注地租收益，地租的确定及收取应由司田负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谁应当承担司空的职能，谁又应当承担司田的职能？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同，前者会促使地方政府扩大地区差异，后者会促使地方政府缩小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在微观上级差税额比收益税额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小，但它在宏观角度上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央政府对级差税额的征收也应负有责任。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在利益诉求上的区别，正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之一。中央政府重视宏观财政平衡，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实物财富生产，是实物财富生产的实际操控者。

地方政府的赋税应主要来源于收益税额，例如营业税、部分所得税等。地方经济效率高，收益税额就多，反之就少。由此形成对地方政府发展实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将失去炒土地、炒房地产、炒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因为租金税额并不归地方所有。地方政府只有发展实业才能获更多收益税额。

中央政府的赋税应包括级差税额，例如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由于中央政府扩大级差地租的动机不足，级差税额不会直接降低实业平均收益率，也不会降低相应资产供给，可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大限度。还有一个优势在于，级差地租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动，因此中央政府的级差税额相当于对地方经济征收的累进税，有利于实现公平赋税。

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有本质不同，不可用地方管理的经验来套在中央管理上，也不可将中央管理的经验想当然地推广到地方。

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赋税体系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其实际操作暗含了级差地租赋税原则。以资源税为例，美、日、澳等国均由中央和地方共享，其中中央拿了资源税的大头，地方征收的是小头，英国则在中央独享资源税后对地方给予财政补偿。以房产税为例，美国地税中的私有房屋税的征收对象是占全国土地58%的私人土地，其他42%的土地归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所有，其对应的税费也分属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

（编辑  王生升）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①]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②]。《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的富民观[③]。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荀子 提出[⑤]，“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⑦]

金耀基认为[⑧]，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念虽随民本思想起伏有所涨落，但从来没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⑨]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⑩]，“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 距敌恃卒”, “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 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 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 富其国者资之天下,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 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 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 “所谓富国者, 非日巧筹算, 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 在乎强本节用, 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民, 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 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不足食, 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 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 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 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 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 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 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 则天下虽贫, 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 世之言理财者, 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

红军长征的意义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40周年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的加速器

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为什么说了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并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这次会议作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认清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革命党人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

    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了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2]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往往可以将错误认识和观念迅速地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就有1人牺牲。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在一次次、特别是经历了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长征检验出一种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实行了巧妙的战略迂回，北渡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又胜利抢占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有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康，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和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4]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设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在长征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5]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而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长征中的毛泽东：坚守党性，始终与党在一起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7]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以身作则，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真理。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8]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起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长征的启示和意义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有两条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要事实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9]，打阵地战[10]，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1]，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的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走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长征的意义是永恒的。

（编辑  宋斌斌）

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崭新的经济学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们经常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不仅仅是经济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衰落。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这无疑是人间奇迹。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那么，经济是从根本上发展不起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今天，有人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是，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让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保护了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庶民的财富。

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总体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如何组织起来，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毛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但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毛主席与“毛派”

1931年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1933年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这才是他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他搞的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则便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他说：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这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政绩”，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第二国际和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伤，不得不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因口音不对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而释放。然后艰难辗转到上海找党，却被人出卖，被指认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但因坚不承认是“罗明”，被关押了五年后获释，回到闽西当了个中学教员。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1993年1月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领导层，及随后执行的王明博古（秦邦宪）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个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形象。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编辑  季节）

编者按：本文根据傅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话摘编刊载。文中标题为编者添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伟大影响和意义。

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

我们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彭真同志1 1982年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什么叫做政治基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虚词，这可不是虚词或者学理解释问题。看一看当今的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没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对于其宪法各执己见，国家陷入常年战乱，成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让整个欧洲乱成一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历经三十多年，已经把我们国家带入了让国人骄傲、世界瞩目的辉煌大国前列。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绝大多数共同认可的政治基础，这是不可设想的。

在蹉跎中选择方向和道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出生于1949年，今年67岁了。我在17岁上高一时，还达不到规定的入党年龄，就提出了入党申请。那时，还谈不上对党有多深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与熏陶。

紧接着，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我的父亲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批判、打倒，母亲也被株连。父母被打成“黑帮”、残酷批斗，关押数年，我成了“黑帮子弟”，当时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陷入了瘫痪，我的入党愿望当然也谈不上了。

关押了9年多，1975年，父亲母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被直接押送流放到陕西商洛。我也从插队的呼伦贝尔转到那里照顾他们。1976年年初，我到商洛氮肥厂当学徒工。那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还在被监督和审查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毛泽东去世时，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居住的商洛地区干休所院子里设灵堂悼念毛主席，北京的专案组还亲临当地，批判斥责父亲是叛徒，没有资格和老干部们一起悼念毛主席。

就是在当时那种境遇下，父亲却问我，你考虑过入党吗？我说我在中学时就申请过，不是赶上“文化革命”了吗？他说，你现在就不考虑再提出申请吗？我说，您现在还在审查中，我申请有什么用？父亲说，我是我，不在于人家怎么看，也不在于你申请了人家让不让你入党，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想入党，对党有没有信仰。经过认真思考，我向氮肥厂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表现、群众关系和对党的认识没的说，我那时还被评为了先进生产者。提出申请之初，组织也认真安排了联系人，听我的思想汇报等等。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处境，发展我入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1978年春，我的母亲张洁清被“解放”了。当年10月份，我们氮肥厂机修车间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到厂党委批准，又是一段没有音讯。那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任重同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把我父母先接去西安。12月25日，又通知我和姐姐收拾东西先去西安，再随父母回京。12月26日，氮肥厂党委找我谈话，通知已经批准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厂党委一位副书记对我说，其实党委早已决定批准我入党，只是选了毛主席生日这个好日子通知我，大家都笑了。

当时，父亲在还背着“黑帮”、“叛徒”等等一堆政治上诬陷的不实之词、尚未得到平反，却鼓励我提出申请，向党表明心迹，这本身就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坐过国民党六年半监狱。自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到要我考虑入党时，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1年，其中9年是关押在监狱中，其他时间实际是被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鼓励自己的儿子加入共产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于党的信仰啊！

代代相传的信仰教育

在我看来，父亲的信仰不难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视其为生命。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无数战友和同志在他们的身边牺牲了，像大家熟知的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杨开慧、黄公略、陈潭秋、毛泽民、刘志丹、关向应、左权、叶挺、博古、王若飞等等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数不胜数。而父亲他们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走过来的幸存者，决不能背叛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必须坚持他们共同的信仰。他们坚定地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们也曾亲身经历党在前进途中的许多错误、失误，他们也要为其中许多失误分担责任，并也曾深受其害，进行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也会经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他们确信，一定、而且只能靠着我们党自己肌体的健康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克服党由于自己的错误、失误造成的困难甚至灾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行！这是父辈对于党的坚贞不渝的坚定信仰。

有人会问：老一辈革命家亲身创造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他们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你傅洋并没有那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产生坚定的信仰呢？可以说，信仰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实践体验，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反复验证的思辨结果。

每个人都有信仰，哪怕是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一个人要直面人生，就必须要严肃考虑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要过脑子、要走心。

1962年7月22日，父亲彭真曾经对北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作过一次《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他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尽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同样聪明，同样条件的人，由于奋斗的方向、道路不同，最后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方向和道路怎么选择？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来选择是不行的。那样，可能选得对，也可能选得不对，是有危险的。选择方向和道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现在可以预见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第二条道路。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这是当时中国人口）的要求和利益。”

彭真的讲话传达到了所有高校和中学学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和中国共产党较量过了，现在和今后还会有人来较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历史的结论。”不论是在“文化革命”中还是“文化革命”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曾和我提起，彭真的这个讲话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把自己和家人的苦难放在一边，在思索和寻求真理中度过了这场浩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父亲彭真曾和我谈起：有人问我“文化革命”被批斗、关押，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和未来吗？我是只管一万、不管万一！我被关起来，万一他们想害死我，我再担心又管什么用？所以我被批斗、被关押时，担忧的还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

共产党人信仰的精神核心

我是如何形成对党的信仰。首先当然是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与熏陶。但仅仅凭借这些，还远远不能形成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对于党的坚定信仰的形成，我实在是得益于不断地在直接（自己亲历）社会实践和间接实践（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对古今中外的了解）中，对于历史必由之路的反思、求索。

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时的亲身经历，大约1970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插队。那是“文化革命”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上一片混乱，多少党政干部、知名学者、文化泰斗乃至平民百姓惨遭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我个人而言，父母被关押多年生死不明。我在插队时不敢奢望还能够上大学，连能不能离开农村都不知道。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日常看不到报纸，打个电话要跑几十里路，信息极其匮乏。信息来源主要靠知青们串村玩、到街里（相当于县城）溜达、偶然见到的几张《参考消息》等报纸、以及回北京探亲。我那个知青点还有一笔额外之财，和我一起的文怀沙老先生之子文斯，把文老的上千册书弄到了知青点，劳动之余我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于是茅草屋中、煤油灯下，几个不知未来身在何方的知青开始议论国家大事：世事到了如此地步，在这种状态下，对于党和国家这棵大树，是该把它拔掉重栽呢，还是给它除虫、祛病、施肥、培土？当时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非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

结论呢？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不能倒，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带领国家走出“文化革命”的泥沼，踏上新的征程。当时我们中间还没有共产党员，我们却有了这样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坚定了对党的信仰。

理由呢？

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何谓“灾难深重”？我们这代人能够清晰感受，而像我的孩子这样的青年人就不一定了。旧中国的苦难对他们毕竟相隔太远，也许只当作像孟姜女哭长城一样的故事。那么，看一看当今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人民的处境、遭遇和命运，兴许他们比旧中国人民还要好一点呢。大家就可以明白何谓旧中国的灾难深重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锐意革命、复兴中华的英雄也有之，比如孙中山。他的历史功绩，已经载入了我们的“82宪法”序言，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他创建的国民党，当时也蜕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中华民族靠谁来带领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人民的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中华民族才开始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真正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是理论、不是宣传、不是鼓动，这里没有假如，这是无可辩驳、千真万确、不可虚无的历史事实。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真正具备了发展现代生产力、进入现代社会的条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迅速地发展现代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只把当时旧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作他们砧板上的肥肉，绝不希望这些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全面发展现代生产力。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己不能造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一架飞机。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而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现代生产力创造条件。到“文化革命”前的1966年，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拥有了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内乱中，还拥有了氢弹、人造卫星。这同样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广大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文章之一。党中央所在的中南海新华门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影壁，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宗旨所在。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执政党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集团。

第四，在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组织曾经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组织抛开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搞大联合组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试验建立一种派别林立的政权制度。结果呢？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无休止的武斗内战、动荡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大学造反派组织，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等等，曾几何时一概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下乡插队时实实在在讨论和为国家担忧的问题，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很快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一两年后，1971年，我们亲眼见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76年，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彻底拨乱反正，党带领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变成了老年。但是我觉得，历史继续证明着我们对党的信仰。认真读一读党章的总纲，那不是糊弄人的虚话套话，而是庄严郑重的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总纲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何等的荡气回肠啊！它不仅申明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把我们的党毫无掩饰地置于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

回顾当年我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在社会混乱、家庭离散、前途渺茫的境况下，仍然衷心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建立起对党不灭的信仰。当时我们建立这种信仰的那些理念，40多年过去了，到如今，我觉得不仅没有消失、没有弱化，而且是更加鲜明、充实、丰满了。

我想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社会大多数最积极的人才和政治能量。我们看不到任何产生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可能，也不能设想一种脱离或者取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政治制度。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面临的将是政治动荡和无政府局面。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会有稳定，人民就不会安居乐业，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那样的长期动荡。

坚守信仰的纯洁性

我们说建立对于党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说党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党章所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宪法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忘记了这些，就会出现周永康这种败类，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于一些抛弃党的根本宗旨、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滥用权力者，感到愤怒焦虑至极！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定果断地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犯罪，取得重大成就，使广大干部群众重新树立信心。

如何看待反腐败这样一种曲折过程？我从一个党员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贪污、受贿等等腐败犯罪，作为《刑法》的惩治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法在一个能够预见的时期内彻底根除，没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需要树立持之以恒地依法与腐败犯罪作斗争的坚韧信念，而决不能因为看到某个时期腐败犯罪形势恶劣、或者见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腐败犯罪，就对党和国家与腐败犯罪斗争的根本方针产生怀疑，丧失对于反对腐败的信心与决心。这就如同我们法律工作者，在遇到恐怖、杀人等等恶劣犯罪形势时，决不能丧失同这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腐败的本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担任着把握重要公权力的职务，在行使这些公权力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是为着人民的，绝不可以滥用！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这些身居高位的腐败犯罪分子，他们曾经担负过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的一些资格和地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把手中掌握的由人民授予的公权力，异化为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时，腐败就开始了。

第三，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坚定打击腐败犯罪，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公权力的滥用”。是否被定义为滥用，不能从公权力持有者的主观动机或者愿望去判断。比如我们常常遇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执法者出现刑讯逼供，往往是从追究犯罪的真诚动机出发。但刑讯逼供仍然是典型的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作为党员其行为是否符合党章党纪，来判断是否滥用了公权力。也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党章党纪治党，这是我们遏制腐败的真正希望和根本保障所在。这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党的领导，首先是对政策的领导。我们必须把党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人民群众商议，取得人民群众认同，按照宪法规定的制度，使之上升为法律，成为包括党自己在内的我国所有组织和公民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

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八大以及各种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始终反复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也是我真诚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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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1936年12月，古田会议整整过了7年，毛泽东才有可能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即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1929年-1933年，也就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湘赣、赣东北等十多块苏区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了“毛主席”。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有数次曾经几乎倒在“战友乱发的流弹”之下。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战友乱发的流弹

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两年之后，共产国际竟听信了谣传，发布了“毛泽东病死”的消息并致哀。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领导人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这些新的中央领导人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随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时年27岁的王明和26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做过实际的革命工作。26岁的顾作霖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从未经历过打仗是怎么回事。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唐代中期以前，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但仍无法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废除了科举，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身，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中国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照。这种巨大的反照，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毛泽东是深邃的思想家，他从李大钊那里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部过程。但是，在党内的留学生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却只有苏联一家，毛泽东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属于异端邪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统治中共的苏式“国际路线”

自中共六大起，苏式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开始了。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他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他自然地成为毛泽东的上级。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也没有见过真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颁发的那些“军”的番号，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他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随后，毛泽东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这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毛泽东的战略卓有成效，到1930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它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1930年7月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汇合，不得不再攻长沙。红一、三军团对长沙的围攻进行了20天未果，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月13日被迫撤围。毛泽东本人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恶果的最大受害者，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同年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苏联的策略，其实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对日绥靖政策，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便全力以赴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等于把苏联陷入到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去训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1930年，在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革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为书记。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进入苏区中革军委，接替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

令人鼓舞的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中学术职称最高的，他们是一对书呆子，也是党内著名的老实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而到任后，领导“二七罢工”起家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于是，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请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这个电报，而又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中央还认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来（1931年底）。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了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几天之后，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同样一天也没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狄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当时是米夫的翻译，是“二十八个半”的首脑。米夫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完全被苏联留学生所把持。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24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李求实也就是李伟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和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的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其中柔石身中十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而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当这24人被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鲁迅。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先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鲁迅说，“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是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这样说：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4年。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是怎样的心情。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像鲁迅一样，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宗派主义与党争。

经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主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声望日隆，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即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赣州是赣南重镇，自古易守难攻。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赣州战役于1932年2月初发起。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参与指挥。毛泽东赶到前线后，指挥红四军和预备队红五军团，将处于险境的红三军团接应出来。随后，毛泽东向林彪和聂荣臻提议，红一军团回师闽西、向闽东发展，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又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毛泽东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闵，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中央局接到一军团放弃“向北发展”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汇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选择的大城市是漳州。漳州工商业发达，更是南中国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红军一旦占领漳州，不但跳出了蒋介石的围剿，而且还遏制了南中国联系世界的出海口——泉州与厦门。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后来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这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曽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又一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排斥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1932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的顾作霖只有24岁，他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犊加一个曾经领导“二七罢工”的项英，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越左越革命。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更发展到擅自更改苏区中央局的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次会议上却被几个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娃娃公开、反复羞辱，他们不但无视他的功绩，更加藐视他的出身与学历，甚至他的知识背景，对毛泽东的这种侮辱，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侮辱。最终毛泽东自己无奈地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到此，毛泽东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一次，他是在打了大胜仗之后，反而遭到了撤职处分。毛泽东再次病倒了。他又发了疟疾。

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江西苏区即使保不住了，闽西能保得住，天就塌不下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瞕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胜利来之不易，但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就是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当时，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编辑  季节）

如何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涉及如何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古典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中国大学在文明复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前，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文科领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国际化的英文教学，强调高端精英化的世界领袖培养，强调能向西方解释中国、又能掌握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中国学”，强调为大学改革要承担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强调既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又能实现 “中国梦”等等。特别是一些以改革名义提出的院系建设项目，实际上涉及中国大学的根本办学方针。这些操作举措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准备接续旧时代的教会大学传统？这无疑涉及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人进一步质疑，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应该以英文为平台，还是以中文为平台？中国学生在中国课堂上听中国老师用英文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与其说是荒谬，不如说是香港大学等殖民地大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殖民地大学的一个佐证就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物的所谓“中国学”。西方在将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为普遍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国学术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纳入其普遍关照下的区域研究。当中国的大学在所谓“中国学”的范畴下研究和讲述中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法律，无疑是在自我强化中国作为西方普遍主义关照下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质疑都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这意味着，哈佛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哈佛大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复制外国大学的罗德斯项目，而“更要尊重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之争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就是要确立中国大学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分歧

 从1998年教育部启动 “985工程”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理想。当时，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而高校依然在计划体制下，教育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985工程”对高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盖了一批楼，增设了一些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分等级增加岗位津贴。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开始兴起，高校纷纷通过创办公司、社会募捐、科研项目、扩招生源，办各种商业培训项目增加收入。在教育经费和教师收入的构成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系列改变也自发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大学越来越像公司，高校领导的重要任务是筹款搞项目，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成为与教师职称和收入挂钩的“计件活”，也成为高校业绩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逻辑自发地推动大学功能的转型。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对大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定位无疑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一步阐释。但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尽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分歧。

然而，在后冷战历史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现代化也随之带有了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含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入WTO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地发展。面对互联网科技引发的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正如江泽民在北大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促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

（编辑 楚佳）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张文木* 

内容提要：从地缘政治看，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甲午战后，日本力图肢解中国以构建亚洲霸权，迷信武力，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今天日本还有人想走“大东亚”的老路，中国必须正面应对这一挑战。

关键词：甲午战争  日本  东亚  军国主义  文化战略

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胜败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进程中给予辩证的总结，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甲午战争本身看，日本当然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它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被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些正确的事若不知节制、做过了头，也就错了。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缺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懂得节制，轻易不出手，最后往往都很成功。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后来反而变成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 这句话讲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如果琉球和台湾不保，那么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到清朝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

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3] 在19世纪末的那次中日海上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后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一般来说，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例如，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德、法、俄等诸国之间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以图构建其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个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的结局。

为什么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必败

第一，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战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占领台湾后，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入侵中国，已经力不从心；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英两国作战。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1945年的惨败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失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第二，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曾说：“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4]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俄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日益失去了全局观。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埋藏着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这种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的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此人身上集中了由陆大过度强化优点而产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单纯军事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少壮派军人的一系列粗暴干政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决策圈，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后日本硬是被“噎”死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5]  侵华战争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将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这就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已占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1944年迅速冲至98.5%。[6] 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总之，军人太能打仗且不受政治约束，“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中国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思想。相比眼前的成败，哲学家更看重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第三，正确地总结甲午战争，不仅要看到对手的优点，也要发现对手的缺点。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写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7] 同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蒋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8]

 　　到今天，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看他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如果日本能学德国人的样子，向亚洲人民下跪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但是，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日本没有。日本自明治之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更适合日本国情，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这正是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被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仍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始于明治延续至今的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政治统帅军事，党指挥枪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知兵者不轻言战争。而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以赴日学兵为最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既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的呢？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化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9]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生命线。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注入了政治灵魂，“刀把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这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保障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之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是中国进步的历史契机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没有了退路，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反复尝试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战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曾想回到王朝老路，但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但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12]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无尽内耗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天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还有人想步“大东亚”后尘，走法西斯的老路，再次将中国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

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手下的将军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国民性的塑造和文化战略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得极为充分。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作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1937年，日本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部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13] 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一文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14]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李小龙“早逝”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此后香港武功片几乎被缺乏民族气节的艺人所丑化。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老子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即中用又看好。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大力推崇《色戒》、《霸王别姬》等电影作品；一些带有民族自虐性的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等在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

西方文艺作品，如果说有为殖民地人民塑造正面形象的话，最多也就是甘地、曼德拉式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对殖民主义的无害化处理，其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转身又去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他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而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曾在美国休斯敦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15]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之际，学问家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国的北宋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皇帝却被金人虏去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世界是斗争的，毛泽东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厚德载物”到“厚德载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成风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机结合，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因此，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还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现代市场体系要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更感到自豪，坚信社会主义好。虽然一度有挫折、迷茫和混乱，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振奋民族精神。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却反而贫乏了？人们还要不要底线？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现代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成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将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此看来，激活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并使之创造性地发展，将有助于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经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在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能够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带着浓重的四川话向卓琳感叹说。

    这是8月8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与邓小平的相关往事。

窑洞前的婚礼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在这里和孔原相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办了婚礼。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此后多年的战争动荡，当时的结婚照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婚礼当天，大家喝酒庆祝。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酒必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趣事，“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

    解放前，邓小平与孔原在工作上交往不多。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

    1966年12月，因文革中“西纠”事件的影响，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隔离审查。1973年10月，从监狱里出来时，孔原已经67岁了。当时，孔原的个人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对从农村插队回京的孔丹的工作问题也有不小影响。

    1975年夏，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要孔丹做秘书。孔丹在王震那工作了三个月后，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再三考虑后，孔原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邓小平进行了报告，并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

    “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军委工作，他让我父亲到军队里去工作。”1975年11月，孔原被任命为总参二部政委。“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

    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孔原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后来孔丹听到，当时王震曾经向叶帅做了个手势，“王震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

与“老爷子”玩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孔原准备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孔原就让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邓小平号召和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的发言稿有8000多字，在写作中，孔丹感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像父亲孔原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

    期间，可能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孔丹、孔栋俩兄弟。

    邓家的人一般称小平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在打牌时，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

    有一次，小平打牌，本来是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一听，孔丹和孔栋互相使了个眼色，宕了他四副，等于这副牌他输的很大。

    小平同志的脸色有点变。后来邓楠又过来要支招，小平同志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小平同志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的是熊猫烟，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

    有一天孔丹和弟弟都没带烟。“我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结果小平同志听到了说，‘去拿烟么’，警卫说，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然后小平同志说“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

    有时，下午打桥牌，孔丹兄弟俩晚上就在小平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吃完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

    在看了几集《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后，孔丹也常常陷入回忆中，“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么高的位置，没有一点官架子，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孔丹报考研究生之间一年多时间，孔丹在中央宣传口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小平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当时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孔丹感受颇深。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在孔丹看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思想上，“我们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我们会在这个老路上踟蹰不前，我们会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会遇到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转年，孔丹报考了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建。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目的有三个：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中信公司当时是全新的体制，按照国际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律来运作，在这方面中信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与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完全一致。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不久，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小平同志抓住农民的需求心里，来解决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生动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来的。”在孔丹看来，与此前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思维’：就是国企保守、腐败、垄断，只有民营经济是先进的，是代表人民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的前身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积累，来自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改革，我们的共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让自己拥有活力，但要摒弃那种国企有‘原罪’、彻底否定国企基础上的‘流行思维’。”孔丹说。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1期，本刊略有删节）

思想交锋的积极意义

由于扭曲的教育评价体系，绝大多数中国的治学者都生活在“职称评定”的梦魇之中。在这个体现了现代科学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中，对待学术研究像对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样实行“计件管理”。于是，学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出来。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眼前一亮的观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

王小强是幸运的，他几乎没有被卷入这个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于是，出现了他论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系列文章。今天，已经发表了“之一”到“之五”共5篇，总字数51万余字，其中一半的篇幅是注释。这一组文章不是用于评职称的，而是为了一抒自己的胸臆。这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勉强挤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快的文字。例如，为了写这组文章，仅一本《商君书》作者就比较了十几个不同版本。读这组文章，给笔者的感觉已经不仅是“不吐不快”，简直是“不吐”则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听指挥的异化文字”。

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强阅读了包括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怀瑾、顾颉刚、汤因比、许倬云、余英时等人著作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引用这些人的著述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组文章中，包含作者与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既有关于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主义之争”，也有是否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之争”。这样的思想交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给那些关心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人们带来启发，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减少错误，从而更稳妥地向前迈进。

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这组文章中，涉及了广泛的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这样一些观点：

“过河”和“转轨”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

一些人在谈论“与国际接轨”和“转轨”的时候，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摸石头过河”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迷失过河的目标。作者引述了邓小平的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存在普适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文化心理传统，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原始 — 奴隶 — 封建 — 资本 — 共产五种社会形态次第发展”的僵化公式来硬套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奴隶社会。这一公式，也解释不了生产力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落在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一课”。

对于某些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补的一课。对于一些国家，完全可能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主张，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中国历来不缺少市场经济。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与西欧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王小强引述了钱穆先生的话：“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货币是市场的伴生物。在货币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国至少要比西欧人早一千年。实际上，由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人的市场交易能力远胜于西方人，讨价还价，汇总计算，找付零钱，中国人的计算能力也不是西方人可比的。中国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形成统一的国家，能够在多次分裂以后又重归统一，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不无关系，也受到统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缺少交换的需求，导致在18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都远不如中国发达。那时，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商业中心威尼斯，无法与人口上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市场经济并不算发达、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土地买卖的欧洲，而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

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先秦的管仲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愿逢饥荒”。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愁。灾年愁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粮、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土地交易并未使土地流向“种粮大户”。

借助自由的土地交易，借助土地市场的调节，土地是否会集中到更勤劳、更聪明的种田人手中呢？土地是否会向“种粮大户”手中集中呢？从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晁错曾以对比的方式向汉文帝生动地描述了种田人与商人的不同境遇。种田人“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勤劳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为求活命，低价卖田，高息借贷。商人则“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人之危，低价收田，高息放贷。晁错总结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大量的历史文献显示，土地交易导致商人兼并种田人，在放任的市场上，通过自由的土地买卖，土地并没有向“种粮大户”集中，而是流向商人手中。

市场自发调节未能阻止“肥田撂荒”。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土地富庶地区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1922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在市场经济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现象。今天，市场经济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而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看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收益。这才是“肥田撂荒”的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黑体）

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亩山场”的“绅衿富贾”。

1949年以前的中国情况同样如此。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多数地区也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

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资本也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王小强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如果资本不受限制，就会在损害民生和损害生产的同时，导致社会的动乱。在中国古代，曾经反复上演“年头欠一欠，地主圈一圈”的戏码，曾经反复出现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从秦汉到民国，史书中反复记载着一个同样的故事：灾年饥馑到来的时候，地价大跌，豪门富贾大量收购土地。年景好转以后，大量的失地农民沦为佃农和雇工。佃农和雇工开始做自己的“小康梦”，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购置土地，使富豪低价收购的土地得以高价变现。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资本挣钱太容易，劳动挣钱太难”的局面。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卖出了自己所持的全部中石油股票，他在这一支股票上就赚取了277亿港元。2010年5月6日，美国高盛公司投资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发行价计算，上市时收益率达21800％，盈利200多倍。2007年12月25日，美国凯雷公司投资的股票“太平洋保险”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620亿元人民币，盈利16倍。美国银行投资建行，高盛投资工行，瑞士银行投资中行，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年1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公布，“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996.6平米。假设这些住房于2000年以每平米6000元人民币均价购得，2013年以每平米三万元卖出，身为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在偿还了大约每平米1.2万元的本息之后，每平米可以获利1.8万元，总计可以获利约二亿元。相对于那些付出劳动的工人、设计人员和销售人员，手握金融资本的龚爱爱是否切得的蛋糕大了一些呢？

无可否认，在1949年以后，权力的过度膨胀，既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也损害了生产效率，阻塞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队伍的优化机制。为了克服这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的伤害，确实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过30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损害社会公平，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抑制购买力和内需的增长，抑制生产要素向制造业的流动，挤压生产企业的科研投入，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对公平和效率的损害，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需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海内外名噪一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仍继续受到某些人的吹捧和网络引用，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关于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部分，成为全书诋毁毛泽东的奠基之石，也是当今网上诋毁毛泽东及中共这段历史的代表之论。笔者将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诋毁湘赣边界“洗党”的要旨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高华在此一起笔即释放一团似是而非的迷雾：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压‘AB 团’的行动。”（参考资料1）

    何谓“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高华的直接依据是：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参考资料1）

    高华指出湘赣边界这次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次整党运动，并主观断言，这次“洗党是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缺少对湘赣边界这段历史的基本调研和了解。

    湘赣边界的“洗党”，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宁冈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采取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一个人要发展两个。大一点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冈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3]。当年毛泽东喜忧参半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4]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5] 又如柏露乡“支部书记吴祥吉组织委员吴柄吉，这两家有钱，吴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就反水”。[6] 这些人出卖同志，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边界洗党部署：（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的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7]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们的罪行，予以处决。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以上三种人，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洗刷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开会不叫他参加，这样就算清洗出去了。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8]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在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一名被开除的知识分子。相反，在这次“洗党”中，毫发无损地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党员。譬如：龙超清，1905年出生于宁冈官宦之家。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为宁冈区委书记。1930年2月，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参考资料2）刘辉霄，1900年出生于宁冈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1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0年9月在攻克长沙战斗中牺牲。（参考资料2）

上述知识分子党员，各具典型。宁冈永新“洗党”并没有伤害开除他们，而是进一步为这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哪里有一点高华书中所认定的“‘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参考资料1）的历史依据？即使高华亲自抄录引用的历史资料，也是对高华此论的驳斥。高华书云：

    “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9]

    高华引用的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明其段首提示的“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而是在叙述和肯定“洗党”的基本做法，不知高华“‘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结论从何而来？所言“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剑锋首指宁冈永新“洗党”的历史依据，何以存在？！

高华研究中的系列学术硬伤

    高华以诋毁湘赣边界洗党为铺垫，继续分析：“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参考资料1）高华此段文字巧妙地将赣西南肃AB团的时间上限提前至1930年2月。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月至6月为赣西南肃AB团之始，[10] 但高华却将其前移至毛泽东主持的1930年二七会议召开之时。高华在此明确指出“以此通告（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参考资料1）。高华的分析，表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略一分析，似乎缺少或回避了对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背景及中心内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系列学术硬伤。

    硬伤之一：二七会议对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无论是被开除党籍的江汉波还是高华认定的李文林，都没有像高华书中反复所讲的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参考资料1）

    二七会议认为江汉波犯了取消主义的严重错误而将他开除党籍。且看历史文献《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中的分析：省巡视员江汉波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领导群众的口号，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从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的议论中，证明他忽视现时阶级的革命性质，足以动摇同志们领导土地斗争的信念，降低当前热烈的土地斗争的勇气（由火焰上泼一瓢冷水）。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参考资料4）。开除江汉波党籍，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这当时确实是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实，而非高华认定的毛泽东“‘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2)经过讨论以后，对仍然固执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和改组派的斗争。1930年2月，《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和《指示信》传达到闽赣苏区，毛泽东主持陂头“二七会议”，在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问题等中心议题中，贯彻中央精神，开除了当时认为的赣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汉波。会议认为“江汉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11]哪里是高华反复强调的什么毛泽东个人“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参考资料1）。回归历史，开除江汉波党籍与其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关联。

    硬伤之二：二七会议时，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说的此时调出主力部队。根据1930年1月18日中共红军第5军临时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第一旅由独立第2、3团编成，旅长柯武东，政委李文林，下辖原独立2、3团；直至1930年6月，第六军编入第一军团，7月改称第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委由刘士奇改为陈毅，刘士奇和李文林同时离开军队，李韶九和柯武东搭档，分别担任第一纵队政委和纵队长。[12] 高华为了突出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随意改变李文林离开军队的真实时间，以强加于毛泽东所谓“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势力”的罪名。

    硬伤之三：二七会议时及后，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讲的转任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赣西南党代会中选举产生，李文林虽任常委，但军委书记是后任红二十军党代表的曾炳春，[13]而非李文林。高华所说李文林二七会议后调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职更是所述时间及职务均有大的“失误”。1930年8月，二七会议半年后，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高华对李文林1930年的实际任职的时间与职务，频频发生诸多错误，真不知他对李文林相关的经历及其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准确把握有多少。以这样的历史资料基础作研究，真实性准确性能够有多少，不得不对其有所怀疑。

    硬伤之四：高华说，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这是对前委通告（第一号）“党的主要任务”的“不经意”混淆或歪曲。前委通告（第一号）宣布，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14]而非仅仅为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

    查阅1930年2月16旧前委通告（第一号），整篇内容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但也提到：“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这是备受高华攻击的一点，也是与当年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高度吻合的一点。参阅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谈到的党的组织问题：“党树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在斗争中坚决的逐渐将富农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肃清出去，并应坚决的排斥富农小地主等入党。”[15]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特别强调的“右倾危险”：“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

    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与当时中央的认识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与赣西南肃AB团直接相连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为高华所认定的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和时间上限呢？研究历史必须首先回归历史环境、历史语境，舍此前提的“分析认定”很容易走向认知的歧路，走向以个人看法为出发点，而非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这就离开了研究历史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本质。

主要参考资料：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

2.        江西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赣出吉字（93）第20号。

3.        《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4.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吉安市委党史办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