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贸易中，海运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高效经济、绿色环保、全天候等特点，目前以三分之一的海运时间、五分之一的空运价格，吸引了大量客户，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优化了运输结构和产业布局，为中欧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路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扎实落地最成熟的典范。

《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一书从全球视角出发，以供应链为理论框架，中欧班列为实践案例，结合对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对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融入全球供应链变革进行系统阐述和研判。此书对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绘制细腻“工笔画”，讲好中国“一带一路”故事，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把握历史脉络，娓娓道来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开辟了新商道，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中欧班列的诞生，给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成为亚欧物流陆路运输的重要骨干；改变着城市命运，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等城市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迅速，扩大了当地就业；努尔肯特和霍尔果斯口岸城市经贸欣欣向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这些中西部城市变成了经济高地，深入影响着人民社会生活，使古丝绸之路升华为新丝绸之路。

为促进中欧班列发展，近年来中欧各方制定了中欧班列发展规划、合作协议和机制保障。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标识；同年10月，发布首个顶层设计《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7年4月，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7国正式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2017年5月，成立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不断积极开辟新线路，广袤的中东欧地区将是下一片蓝海。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打通了中欧贸易的国际通道，“三海港区”让中东欧实现海陆体系；在这条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

今天，中欧班列仍然面对很多挑战，诸如沿线国家政策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信息智能化建设等问题；明天，机遇大于挑战，融入全球供应链，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中欧班列未来希望，这正是《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带给读者和行业的启迪和震撼。

                                 （编辑  季节）

2014年3月，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见证了“渝欣欧”列车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港，中欧班列第一次进入全球公众的视野。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欧班列成功开行，成为全球化时代下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里程碑。那时，它还不叫中欧班列，它还是中欧班列的探路者。

带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

当时，在海运和空运两大运输方式以绝对主导地位分割国际贸易运输市场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际进出口商、物流企业难以改变的选项，在国际贸易中很少关注铁路运输这种供应链模式。正因为如此，中欧班列的诞生才显得意义非凡，从无到有，是历史性的突破，从最初年开行17列到2019年5月，已开通14691列，联通中国62个城市，欧洲15个国家、51个城市、68条路线。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国内阿拉木善、满洲里、二连浩特三个出口，经中亚、白俄罗斯、俄罗斯三个通道，可以达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与这些日益飞速蹿升的数字相比，中欧班列带来的供应链变革更具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贡献。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欧班列已经以先行者的角色，在探索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开拓作用。

中欧班列比海路的运输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从采购、生产到发货、运输，企业可以重新规划与安排。以往海运中，集装箱从中国东部沿海到欧洲西部港口经半个环球航行，需要45天。中欧班列使中欧之间大批量货物的运输，不再需要从内陆腹地绕道沿海口岸，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有效地降低了在途库存和现金占用。

重庆、成都、武汉以及阿拉木图、布达佩斯、罗兹、华沙、布拉格等国内外城市成为新的进出口集散地，跨国物流的新兴市场。中国中西部和欧洲中东部内陆地区逐渐成为开放的前沿窗口。

中欧班列为中亚打开了新的贸易通道，使古丝绸之路升华成为新丝绸之路，为中亚众多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西部口岸也孕育出惊人的增长潜力。

阿拉山口口岸是新疆最主要的中欧班列出境口岸。经这一口岸常态化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10条（渝新欧、汉新欧、郑欧、蓉欧快铁、义新欧、合新欧、长安号、鹏新欧、厦新欧、临汾-慕尼黑）。截至2018年11月，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已突破7000列。目前，每年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占我国开行班列总量的近七成。

阿拉山口西南的边境小镇霍尔果斯，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另一个门户口岸，众多新企业的垂青之地。2016年，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共70列，2018年已有404列中欧班列在这里出入境。途经霍尔果斯的列车可以连接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分流阿拉山口口岸的选择。

城市的命运因中欧班列而改变

被中欧班列改变的城市，首先是出入境口岸和边境城市，它们因中欧班列的通行需要有更完整的服务配套设施；其次还有连接班列线路两端的城市。货物在这里汇集，产业在这里汇集，政策也在向这里倾斜。

“渝新欧”试水

“渝新欧”班列是中欧班列最早的探路人。

中国有句俗话，要致富，先修路，所谓路，就是交通。2010年，重庆市政府为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开始与各大电脑生产商接洽。尽管有优惠的外资政策，但重庆地处内陆，走海路到欧洲，通常要60天左右；如果走西行路线，铁路运输是最好的选择。2011年3月，重庆开通了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首趟渝新欧班列，作为其主要客户的惠普、华硕、宏碁、富士康等跨国公司的货运量，足够班列每周发行一趟。

2014年，“渝新欧”首次实现返程班列。通过返程班列，大批跨境电商企业从欧洲诸国进口当地生产的母婴产品、红酒、厨具等商品。依托良好的物流条件和优惠的政策，众多电商公司成为新一波特色企业群。来自中国和国外供应链及物流行业、铁路行业的众多不断思辨求新人士的发展需求，撬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启航。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重庆依托长江航运优势，联通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从一个远离改革开放前沿的内陆腹地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西南地区制造中心和中西部商贸重地、国际性物流枢纽城市。

中欧班列的开行，也深刻改变了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这条从中国出发，穿越中西亚到达欧洲的铁路线路，将给世界带来惊人的变化。在哈萨克斯坦贫瘠的土地上，新的城市平地而起，欧洲的传统工业城市正在焕发新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德国鲁尔区城市杜伊斯堡。

兴旺的杜伊斯堡

杜伊斯堡作为“渝新欧”班列的欧洲端，在中德双边货物运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里是多条直通中国的货运班列枢纽（分别到达重庆、上海和北京），这些跨洲过境的铁路，使杜伊斯堡成为中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物流中转地之一，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聚焦点。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发达的公路、铁路和航运网在这里汇聚，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货物可迅速转运到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目前，这里成为德国最受外资欢迎的投资目的地。渝新欧、汉欧、义新欧等班列平台公司相继入驻。2017年底，该市的中资企业已超过100家，包括著名的华为和三一重工；在北威州安家的中资企业已有1000多家，涵盖照明、机械、家电、通信、汽车等行业。中欧班列带动了杜伊斯堡地区的物流业发展，也将带动更多区域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欧班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欧洲最大的铁路运营商——德国铁路股份公司计划加快发展中欧班列运营，力争到2020年实现年运输10万标准集装箱的目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等国也看好中欧班列给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欧班列迅速发展

中欧班列发展势头迅猛，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货源品类不断丰富，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步扩展到衣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品类，并吸引了很多价值密度高的商品，涵盖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2018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由于需求强劲，中欧贸易的铁路运输潜力巨大（尽管不可能取代海运主体地位）。德国物流协会预计，到2030年，欧亚大陆间铁路运输量将达到95万标准集装箱。

中欧班列不仅创新了国际铁路货运方式，带来了供应链的变革和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且中欧班列的布局与其相配套的产业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贸易链，从而引领了沿线地区的产业配套和转型升级。

目前，中方正在积极探索通过“中欧班列+”，进一步利用中欧铁路联运大通道的综合优势，积极与各参与方开展国际贸易、双向投资、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

统一品牌，管理和品牌建设

随着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范围的大幅增加，出现了名称标识不统一、市场运营不规范等问题，削弱了中欧班列的品牌影响力。经过国家发改委和中铁总的协调，2016年6月，中欧班列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实行统一班列命名、统一标识，统一品牌使用和宣传。自此，中欧班列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铁路总公司免费向运营商提供印有统一标识的集装箱，这是中国政府对铁路货运发展的补贴。这些集装箱行驶千里穿越亚洲大陆，到达欧洲后以卡车分拨运输到各城市，集装箱上统一印有中国制造，这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些集装箱标准化的规格，不再需要反复卸货和装载，它们能够在火车、卡车和船只上进行运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环球旅行”，同时实现了大型物流公司对集装箱使用采取的代码共享系统，而集装箱是否属其独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2017年4月，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七国铁路部门签署了《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

蓉欧班列后来居上

2013年，成都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构建航空、铁路等骨干国际物流网，筹备运营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即“蓉欧快铁”。

蓉欧班列2013年开通。作为向西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之一，“蓉欧快铁”一头连接中国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会城市四川成都，一头对接欧洲大陆的新兴交通枢纽波兰罗兹，改变着成都产业发展的轨迹。当年开行31列，2018年开行1587列，国内排名第一。现已连接境外19个城市和境内14个城市，形成“一主多辅，多点直达”的跨境班列网络。

“蓉欧快铁”全程运输时间为12-14天，是传统铁海联运时间的1/3。其运输时间虽比空运多5天左右，但费用仅为空运费用的1/4。其运输成本直逼海运价格，吸引了大量货源。“蓉欧快铁”从最初的每周1列单向运行发展至每周“去11回9”双向稳定运营，成为国内运行最稳定、运行时间最短、发班频率最高的中欧班列。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形容历史上蜀道之难。它曾是诸侯战乱年代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技术的落后让西川蜀地几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欧班列的开行，让中国落后的西部完成一次转身，由后方变成前方，不仅带动了四川，更延伸至幅员辽阔、发展受限的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发展。

从成都到波兰的主线开通后，在波兰方向西欧、中欧、东欧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在成都方向，正在打通经云南河口、广西凭祥出境的多线物流通道，逐步将站点延至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国内，“蓉欧快铁”向东南延伸至深圳、昆明、武汉、上海、广州、桂林、日照、宁波、天津、青岛、厦门、泸州等多个城市。未来，“蓉欧快铁还计划开行至万州的班列，与日韩、北美形成联运，并延伸覆盖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对接中国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各国。

开通“蓉欧快铁”是提升成都投资环境、增强城市国际化及竞争优势，变西部内陆地理劣势为出口欧洲前沿主阵地优势的战略选择。“赶超沿海”，从地理上的盆地变成经济上的高地是这个“天府之国”的目标。现在已有多家国际知名物流公司组织华东、华南、华北及成都本地外贸企业，通过蓉欧班列将IT产品、汽车零配件、家电、服装鞋帽等日用品运往欧洲。戴尔、TCL、格力、神龙汽车、一汽大众等也是该线路的大客户。

一直以来，借助中欧班列东向运输的货物较少，返程货源成为瓶颈问题。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它们的许多产品是在中国进行加工，输往欧洲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最新的“世界工厂”，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承接中国企业的来料加工订单，将这些货物运送到中国的销售市场。与此同时，一些附加值低但对运输时间要求很高的水果、海鲜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成都市场。此外，借助东南亚与中亚、欧洲已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多欧洲产品也多了一个市场选择，通过中欧班列完成待加工零部件或者成品商品的东向运输。蓉欧返程班列的主要货物是整车、肉类等商品。成都铁路口岸先后获得了肉类和水果口岸资质、汽车整车进口指定口岸资质等。身处内陆的成都日益成为国外产品的入境门户。未来可期待的是，更多的企业、产业不断汇聚于成都，“渝新欧线”和“蓉欧快铁”使四川和重庆从传统的内陆城市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前沿城市，助推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与亚欧大陆桥国家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向纵深发展，并连接成为亚欧经济新版图。

铁海联运勾画浩渺蓝图

2018年1月5日，中远海运首条独立运营的“中蒙俄”班列开始周班运营。这意味着，中欧班列迎来了重量级的联盟者——中国传统海运巨头的加入；中欧班列队伍进一步扩大。中远海运在航运上的优势和资源网络，给亚欧铁路货运、多式联运模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目前国内港口形成两种整合模式：一种是以港口专业运营为核心的模式，一种是以“航运巨头+港口整合”为核心的模式。中远海运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进行“联姻”。

中远海运与天津港开展了战略合作，它整合已有资源，将其在中国东部沿海以及东南亚等各支线资源向天津港集结。在国内，与武汉汉欧国际物流公司展开全面合作，整合双方资源，构建一个全面铺设的陆海运输网。

在航运企业参与铁路运输方面，中远海运携手世界上最大的多式联运海运公司——韩国现代商船株式会社，它们拥有各类不同的船舶，提供多样的运输服务。韩国现代又联合了韩国西中物流公司合作，提供覆盖铁路和航运的综合运输服务。它们通过跨中国铁路，从韩国向欧洲推出了跨铁路班列服务，货物从韩国釜山、仁川和平泽的港口运往中国青岛港和日照港，再陆运至成都，货运到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联合的供应链上，三星系统开发、LG电子、现代等公司对使用铁路班列运输的电视、冰箱、空调、汽车零部件及其他高附加产品都进行了配套合作。作为欧洲领先的港口和运输物流公司，汉堡港口集团也不甘落后，它在铁路运输质量和距离方面有明显优势，它的船舶、铁路和卡车已经形成多式联运体系。

随着更多海运企业、海运码头加入中欧班列和铁路货运的行列，中欧班列有了更广阔的协作机会。这有利于推动多式联运通道建设，推动铁路、港口、站场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融合和资源共享，拓展市场；有利于实现铁路枢纽和水运枢纽、铁路班列与江海直达班轮的无缝对接，使更多多式联运模式成为可能。

中欧班列的下一片蓝海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的“条条大路”将在何方？

中欧班列线路单一和对少数几个场站的依赖，导致了节点拥堵，并可能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中欧班列各方也在积极开发新项目。

开发新线路的尝试

匈塞铁路：2015年，李克强总理与中东欧各方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建设一条连接布达佩斯（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高铁线路。中国将中东欧视为加强与欧洲联系的“窗口”，是丝绸之路经济延伸至西欧的必经之地。而许多中东欧国家非常渴望被中国视为“通往欧洲的桥梁”。

匈塞两国都有心改造这条铁路，但迟迟未能启动；中国资金的投入，让匈塞两国看到了欧盟之外的希望。根据规划，升级后的匈塞铁路成为双线电气化客货混线快速铁路，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承建。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同，它是欧盟成员国，它的合作项目要经欧盟批准。2016年5月，欧盟开启了对匈牙利路段的预调查，只有取得项目招标、规划许可证之后（2020年），匈牙利段工程才能正式动工。

匈塞铁路是“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的一部分。这条快线起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经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到达贝尔格莱德，接入匈塞铁路，进而打通地中海南部至欧盟的地理障碍。届时,中欧陆海联动成为现实,这也将是中国产品从希腊到西欧最快捷的运输路径。

海港区合作：中国与中东欧还有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大型工程，即三海港合作区。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倡议，开展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三海港区”合作，在有条件的港口合作建立产业聚集区，包含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双方企业参与其中，拓展中国装备、欧洲技术和中东欧市场的结合，形成更多产能合作的亮点。亚德里亚海港区主要涉及前南斯拉夫各国和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港区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欧洲南北两岸实现港口铁路联通，将使得南北欧地区的货物流通更为便捷，免去绕行大西洋的遥远航程。黑海港区涉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对接的是土耳其、中亚地区和未来远东的通道。中欧班列未来规划的南二线,即以该地区为重要接入端点。

2016年，“三海港区”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单纯的企业参与，发展为产能合作，演变为对产业园区、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模式的深入探讨与对接。波兰总统认为，这一合作的核心是创建一个真正的南北欧轴心。依托三个海，联通三角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是“打通欧洲的生命线”。

芬兰对中欧班列也有较大兴趣。2017年，芬兰已经发出首趟北欧至西安的班列，将纸浆、机电设备等产品运至中国，这也是中欧班列运行路程最短的线路之一。

当然,三海港区建设面临不小的挑战。中东欧国家体量较小和互有差异,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开展大型合作项目的难度。在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时,要与欧盟的发展战略做好对接。只有了解各个国家的不同需求，才能有利于项目的有效推进。

波兰等欧洲一些国家，是中国至西欧许多线路的过境国家，货物很可能在此只是稍作停留，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想只做一个单纯的货物过境国。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是每个国家的追求，它们不会忽略任何新的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机会。对于中欧班列来讲也是一样，价值链存在于中欧班列的每一个环节，才能保证中欧班列服务畅通。

开发南线

2017年10月，BTK铁路（连接阿塞拜疆巴库—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土耳其卡尔斯）正式开通。该铁路总长846公里，连接了亚欧东西两端，使高加索地区和欧洲铁路网连为一体，对阿、格、土三国均具有重要意义。

阿塞拜疆：BTK铁路使其位于里海的港口和航线融入欧亚运输网络，摆脱内陆国处境。位于南高加索的巴库是欧亚大陆东南西北走廊交汇的十字路口，该国为石油天然气重镇。阿塞拜疆提出了“大丝绸之路”计划，目标是成为欧亚大陆的能源、交通和信息枢纽。BTK铁路正是该计划的重要基础设施。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BTK铁路可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争取更多外国投资，并有潜力成为连接中国与欧盟的物流枢纽。2017年中格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互免关税额度占其进口额的93%以上。

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的地区大国，与中国一向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高铁第一次出海试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铁项目）就是一个标杆。丝路基金安排的“铁路丝路”项目，即构筑从中国新疆、中亚到土耳其和欧洲的铁路运输网络，也得到了土耳其及沿线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希望加快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发展，并成为该地区稳定、发展和融合的力量。通过土耳其可以连通欧亚，贯通南部货运走廊。中国货物可以经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经里海到巴库，再经格鲁吉亚、土耳其运往欧洲，中国经巴库到欧洲的货物运输时间可大为缩短。

改变世界，从融入全球供应链开始

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对接中欧班列释放其潜能，让很多过去难以出口的商品出海成为可能。借助中欧班列，内陆腹地可变成对外贸易的前沿，古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可以重现昔日辉煌。

中欧班列为外界提供了接入网络的节点，最终能结成一个什么样的网，取决于每个角色参与的程度。“一带一路”建设给全球化资源配置带来了便利，也有利于中国众多企业在国际市场施展身手。中欧班列融入了公司的科学管理并优化了其供应链，使其在面对多变的欧洲消费市场时能够快捷反应，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中欧班列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市场，给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了运输方式的选择性。未来的中欧班列将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选择中国城市的时候，往往会将有无中欧货运班列考虑在内。

国际供应链对货物快速集散、通关、商品检验检疫，以及多语种的人才需求很高。中欧班列的从业者需要更具国际视野，能理解欧洲文化和中亚文化。中欧班列的发展也给海外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多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成功与否，不只由中欧两端的贸易成绩单决定，还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能否得到合理的刺激和发展。在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发展、沿线物流以及新建工业园区等方面,中国与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国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的地方。

随着公路运输和空运市场的膨胀，铁路运输份额逐步衰减。铁路公司已不能满足于“铁路行业”的定位。铁路运输业的复兴，将不只是技术的创新，也在于商业模式和客户服务的创新。对中欧铁路货运而言，值得强调的是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有效整合，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利基市场的准确定位。

现代国际经济，产业的竞争已经超越企业，扩大为整个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的表现如何，有时候能够决定供应链中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中欧班列这种运输方式，相对空运和海运而言，帮助企业节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费用。不同的产业融入还会给中欧班列带来不同的利润。短短几年的发展,中欧班列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试验场,目前很多产业都在尝试以中欧班列为基础的供应链新模式。

中欧班列融入全球供应链势在必行。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新星，中欧班列在不断尝试和经历挫折中获得成长。这颗新星虽已融入全球供应链，但彼此之间还在小心翼翼地适应对方。中欧班列行进的每一公里,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都注定成为焦点。

                          （编辑   碣石  季节）

颜色革命的整套理论和手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大力推行文化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它不愿接受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愿同意见不同者和平共处，一定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人。

美国建国之后至今，一向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禁脔。拉丁美洲尽管也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一些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将大量美国资产收归国有。于是，美国在拉丁美洲长期多管齐下：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不听美国的话，妨碍美国的利益，就用民主方式颠覆它，投入大量的宣传资源和经费，扶植一个美国的傀儡。如果用“民主颠覆”的颜色革命方式无效，美国就用军事政变颠覆它。历史上拉丁美洲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如果“民主”颠覆、军事政变手段都无效，那就直接出兵军事占领，换一个政府，例如巴拿马、格林纳达。由此，我们在拉丁美洲清晰地看到美国从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升级的完整过程。前几年在埃及的颜色革命，也在重复使用在拉丁美洲经常使用的方法。

苏联消亡后，世界上形成“一霸独大”格局，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手段也的确日益成熟。特别是面对诸多不听话的小国，也几乎是所向无敌，屡屡得手。因此，自苏东剧变之后，颜色革命已成为美国实行新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法宝。

（一）

所以，在世界各地暴力和动荡的背后，我们往往能看到美国的暗影，几乎没有例外。颜色革命就是当今美国通过“非暴力”手段理念，来反对、颠覆一切不听话的、或声称受到其威胁的“邪恶”国家。这种转换的首要条件，是将新帝国主义描绘成美好幸福的典范、旗帜和灯塔；将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描绘成专制、残暴的政权。“我们是民主自由的，他们是独裁专制的”，这是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灌输给全世界的谎言。美国所掌握的全球最大的舆论工具，为这个舆论造势和长期洗脑提供了充分的手段，以至于颜色革命所谓的“非暴力”实际上成为掩盖暴力行为的外衣，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可以在使用、制造暴力的同时，把自己涂抹成“和平”抗议。

美国有一整套很熟练的手段：如培训骨干、统一标识、制造软性的暴力工具、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制造暴力升级等。看看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些早已不是秘密。我们可以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做个对照。

（二）

美国搞的这一套“颜色革命”，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在对象国培训骨干。这种培训或者在对象国（地区）内部进行，或将骨干送到国外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向学员灌输所谓“自由民主”的理念之外，就是教授“抗争手段”，以便一旦发动“颜色革命”，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能够贯彻落实。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颜色革命”背后，都可以发现这种培训活动。培训师资既有美国特战部门、情报部门，也有“颜色革命”成功地区的有经验者。在非常时期，这些“老师”甚至直接下场指挥，指导怎么破坏安保监控系统，怎么避免留下证据，护目镜是防备催泪弹，口罩、眼镜、头盔是防备被认出。

其次是为“颜色革命”设计统一标识。例如橙色、花色、拳头、雨伞等，像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手里总拿一朵玫瑰花，乌克兰尤先科的支持者都穿橙色衣服等等，把“颜色革命”搞得像行为艺术。

第三是为“颜色革命”设计口号。这种口号不光出现在他们掌握的媒体上，还会出现在大街上的横幅、标语牌、涂鸦上。

第四，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培训骨干需要钱，所有标识、符号、横幅的制作也需要钱，上街的骨干和跟随的群众也需要像上班一样领取薪水，还要供应餐饮及医药护理。经费的提供，物资的储存、发放，往往借助NGO或教会等“民间”组织进行。美国人后勤供应的组织经验极其丰富，估计全世界再没有比美国更驾轻就熟的了。

第五，要使用软性的暴力工具，例如用雨伞伤人，用街面地砖、石块伤人等。还要用燃烧瓶，燃烧瓶的制作也有专业人士传授技术。

第六，要组织大量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一旦警察要执法抓捕使用暴力的男性，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便冲上前阻挡，将实施暴力的骨干们保护起来。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都可发现这种情形，此类青老年妇女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们被洗脑之后，顽固地相信“颜色革命”推动者的口号和主张，以为她们是在为“正义”献身。

第七，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这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对执法机关的厌恶和仇视，另一方面可以动摇执法人员的信心。“颜色革命”的损招儿还包括威胁警察家人，尤其是高阶警官的家属，使得警察因为有后顾之忧而不敢严正执法。

第八，如果不能轻易达到目的，便制造暴力升级。暴力升级有的是损坏特定对象的财物，更主要的是专门针对警察，目的是激怒执法人员，刺激执法人员还手，从而制造流血事件，最好是死亡事件。然后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歪曲事实加以放大。如果有“烈士”，抬棺游行是他们最乐意的事情。在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历史上，曾经有栽赃警察杀人，抬着并非被警察打死的尸体造势游行。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还有不明身份者同时向警察和示威者两边开枪，故意制造流血，刺激两边暴力不断升级。

在上述手段之外，最关键的是掌握媒体，剥夺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话语权，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刺激更多的民众盲从，给政府部门和执法机构不断制造压力，最终因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而放弃，让“颜色革命”推动者的目的得逞。

美国是从不讳言其霸权手段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联合特种作战大学曾发布最新报告，大大咧咧地公开五角大楼数十年来在全球秘密展开的多项“颜色革命”活动。在这份被美国网友调侃为“恐怖分子速成指南”的报告中，根据不同的行动目标，将美国对其他政权的侵扰分为三大类别，分别为“干扰”、“胁迫”和“政权更迭”。在三种侵扰模式中，“胁迫”的成功率高达75%，“干扰”的成功率在50%以上，“政权更迭”类行动的难度最大、成功率最低。

此外，这些策略对于处于战时的目标国家成功率更高，比处于和平稳定时期的目标高出将近一倍。在所列举47个案例中，成功实施的有23场、失败的有20场，另有两场“实现部分目标”、两场“尚无结论”。研究还发现，美国支持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比支持武装反抗运动更容易实现目的。

（三）

与老牌帝国主义使用武力征服相比，“颜色革命”的成本低得多，使得美国的能力边界可以借助对象国被蛊惑的或不明真相的民众，得以最大限度的放大，还可以避免直接出兵或操纵军事政变的丑陋形象。美国借助“颜色革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或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第三方。

“颜色革命”的最终爆发，也许时间不长，几天或几个月。但是，“颜色革命”的铺垫却是漫长而隐秘的，它以文化、教育、新闻、舆论、艺术、娱乐、广告、宗教、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多种手段，无孔不入地向对方渗透。潜移默化、零敲碎打地营造蚁穴和溃疡，日积月累、极度耐心地等待最佳的时机。

至于“颜色革命”的效果，从“青涩”阶段的拉丁美洲，到最成功的苏东演变，再到此后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实施，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颜色革命”成功的后果，没有一个对“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有利，绝大多数都是“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日益陷入水深火热的困苦，只有美国借助“颜色革命”得以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实现他们的利益。

所以，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应记住几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怕贼进门，就怕贼惦记。稍有松懈麻痹，就可能让“颜色革命”得逞。

美国新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手段，严格来说没多少新鲜，它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宗教打击异端或挑起事端的现代翻版。美国主要是一个新教国家，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加尔文主义。

当年，加尔文在瑞士时便开办学校，培养各国的新教骨干。这些新教骨干回到自己的国家，无一不成为所在国的动乱之源。虽说天主教统治的确有种种弊端，但加尔文新教在瑞士掌权后，就像天主教一样，对异端实施火刑，毫不手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将这段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美国依然秉持天主教、新教始终未变的意识形态唯我独尊的理念，将自己的原则作为全世界的尺度，试图削全世界之足，适美帝国之履。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则”，不过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翻版。民主已成为美国的世俗宗教，凡不符合美帝国民主及美帝国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统统都是“民主教”的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改之而遂心。

事实上，今天全世界不符合美国政治标准的国家，并不等于是美国所说的“专制独裁”国家，更可能只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国家。帝国主义没有边界、尽力扩张的原则，在美国新帝国主义那里表现为：用强大武力做后盾，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用“颜色革命”为手段，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纳入美帝国的经济利益圈，逼迫世界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标准而成为美国的附庸。

“颜色革命”作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手段，其本质也日益被人们看清：它不过是实现“美国优先”的工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实现老帝国梦想的新招数。

（编辑  季节）

阿尔斯通被收购的消息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的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我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电气将阿尔斯通惯用做法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司法部的？或者通用电气只是抓住了时机，趁阿尔斯通处于不利局面，特别是在柏珂龙受到起诉威胁的时刻坐收渔利。

经济战是残酷的。我现在要做的是向我的两名律师表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我向我的律师宣读的一份声明说：“以英国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为例，该公司被控在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一份武器销售合同中行贿。在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只承认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最终它无须承认行贿，从而将罚款减少到4亿美元，实际上，它面临的惩罚绝不止这个数字。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中间人向相关官员及其家人行贿，以获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田的特许开采权。这次贿赂行为被证实后，该石油公司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整个运作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通用电气就更不用说了。但我们分析美国司法部罚得最重的10家公司中，有8家是外国公司，只有两家是美国公司。而且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启用的近40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未发现通用动力或者雪佛龙等美国大公司的腐败证据。相反，在过去1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挪威国家石油、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等企业。所以，我对美国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怀疑。”

通用电气的神话

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2014年，通用电气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业务几乎涉及所有战略领域：电力、天然气、石油、医疗设备、航空和运输。它也生产家用电器：冰箱、烤箱、炉灶、洗碗机、热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股权。此外，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该公司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注资1390亿美元），它不但会倒闭，还会连累母公司。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沃尔玛一样，通用电气的产品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属于“美国国宝”。

2014年春天，杰夫·伊梅尔特接管了通用电气公司。伊梅尔特是一位厉害的谈判专家，是共和党强硬派，与奥巴马关系密切。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任务就是重建美国经济。这位大老板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因挪用与以色列签订的某份军购协议的利润余额，被处以6900万美元的罚款。从2000年开始，通用电气认识到，受腐败案牵连的公司管理层是理想的“猎物”，毫不犹豫地提出收购这些公司的想法；并以承诺帮助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同美国司法部谈判为诱饵，在10年内收购了四家公司。阿尔斯通是其“猎物”计划中的第五个。在电力生产方面，几乎通用电气的所有国际竞争对手都曾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被迫支付巨额罚款：2010年ABB被罚5800万美元；2008年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8名工作人员被起诉（包括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日立公司被罚1900万美元。现在轮到阿尔斯通被罚。

2014年春，通用电气表现得像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无差别级冠军，又像沟通方面的“艺术家”。虽然它提出的收购条件明显不公平，但在柏珂龙的支持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对外界宣称，他们的提议“对阿尔斯通来说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特伯格向柏珂龙下了最后通牒。蒙特伯格开始采取行动。他向伊梅尔特转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国，“能源部门的收购项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他确信美国人正在勒索阿尔斯通，但没有可以放到奥朗德总统办公桌上的切实证据。他寻求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帮助，但被拒绝。于是蒙特伯格在工业领域发起反攻。为了推迟通用电气的收购，他转而联系阿尔斯通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西门子。西门子很快回应了他的请求。西门子CEO乔·凯飒在其致法国财政部的意向书中提议，由西门子接管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作为交换，西门子将其大部分铁路业务出售给阿尔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车ICE（以及54亿欧元的订单）和机车业务。据这位德国富商称，他的提议是“建立两个欧洲巨人绝无仅有的机会：法国成为运输业巨头，而德国则成为能源业巨头”；凯飒还说，准备把核能业务交还阿尔斯通，以“使法国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于这个提议相当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尔斯通董事会推迟了向通用电气出售股权的决定。他初战告捷。但是在政治方面，刚刚拥有主动权的蒙特伯格却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时任法国总统将这项收购案接了过去。

皮洛士式胜利

2014年6月初，木已成舟。蒙特伯格该认输了，法国总统最终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

通用电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杰夫·伊梅尔特非常清楚，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收购项目，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巴黎安营扎寨。他很快意识到，打赢政治战和舆论战，与打赢经济战同样重要。通用电气的CEO将其麾下最得力的公关团队投入其中。

伊梅尔特和柏珂龙在法国电视节目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阿尔斯通在体量上难以应对危机，特别是面对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这两大行业巨头的情况下。但当人们仔细分析企业数据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阿尔斯通在能源领域的产值约为150亿欧元，稳坐行业内第三把交椅，完全不存在所谓的“体量危机”。如果把两家企业的整体产值做比较，阿尔斯通的确只有通用电气的1/8。但是出售能源部之后，情况会更加糟糕。主业仅限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其产值将只有通用电气的1/30。声称因为阿尔斯通不够强大，所以要出售，然而出让产业之后，公司只会更弱。在公关人员的蛊惑下，柏珂龙的观点像蜜蜂一样飞散，在采访报道中被广泛引用，成为媒体口中的“真相”。

通用电气要面对的第二个困难，是取得政府的首肯，因为事关就业问题。伊梅尔特保证为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但承诺只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有用。通用电气在公关人员的支持下，克服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棘手的困难——堵上蒙特伯格的嘴。

2014年5月中旬，这位工业部长继续主张让德国人介入解决此事，特别是西门子还开出了更有利的条件。德国人联络了能源领域的另一巨头——日本三菱公司。这个“德日双簧”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西门子和三菱并不打算收购阿尔斯通，而是提议在企业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工业联盟。三菱提议和阿尔斯通在水电、电网和核能领域分别创建3个合资企业，法方出资60%，日方40%。西门子则收购阿尔斯通的燃气汽轮机业务，作为交换，向对方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蒙特伯格满怀激情地支持这项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免法国企业被收购，又能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

2014年6月初，马克龙（经济部长）、瓦尔斯（总理）和蒙特伯格齐聚总统府。蒙特伯格赞成西门子和三菱的提议，并请求依据政府刚刚通过的《反恶意收购法令》阻止通用电气的提议。马克龙发言称：“和西门子合作困难重重，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更何况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社会党政府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生生地把法国制造业的“掌上明珠”推入美国人的怀抱。木已成舟，阿尔斯通从此将属于美国。

美国商业巨头最终能够完胜，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企业界在法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精英，包括社会党人，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震慑力。美国人在“软实力”上稳居世界第一，他们使用这种“软性外交”手段，同时施加诱惑，使对手上钩。

巴黎大部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商业银行都是美资企业。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这件事对它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它们可以从中攫取上亿美元的利润。

通向自由

通用电气赢了，它将在一周内与阿尔斯通签署协议。与此同时，检察官诺维克知会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释放我的动议。2014年6月11日，在经历了424天的羁押后，我重获自由，但在第一阶段的两个月，我必须待在美国境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家中，只能去美国的3个州。

2014年9月17日，我终于回到巴黎，距我被逮捕已经过去493天。10月2日，我在法国就业中心注册，46岁的我失业了。由于还在保释期，我无法向任何公司正式投简历。

几个月来，我阅读和分析了很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例。在缓刑期间，我建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储着上万份文件。同时，我还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腐败法。了解邻国的案例后，我发现法国在合规咨询市场，也就是企业道德规范方面，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美国企业把持着。

以我的浅薄之见，我决定冒险一试，创建一个小型的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的组织。这么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提醒企业的负责人保持警惕，其次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比如为他们的运作流程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同时，我要让政治领导人有所触动，逐步推动法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立法。我不能眼看着法国的企业就这样被美国资本绑架勒索，却束手无策。欧洲的其他国家先于我们觉醒了。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案后，英国议会于2010年通过了《反贿赂法》。阿尔斯通事件后，为什么法国不能也依葫芦画瓢呢？在这一点上，我的身后有坚定的支持者。

2014年12月，法国情报研究中心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与女记者莱斯莉·瓦莱娜共同发布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标题为“阿尔斯通事件：美国的敲诈与国家的失职”。文中他们共同揭露了柏珂龙那套说辞的虚伪性、法国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为法国主权还可能遭遇的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涉及海军大型水面舰只与核潜艇的汽轮机方面，由于通用电气吞并了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从此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的供货渠道，我们的舰队将不得不依赖通用电气的供货。另外，在太空监视领域，阿尔斯通还出让了研发‘卫星追踪系统’的子公司，它曾给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通过持续对盟友和敌人的卫星监控使我们的核威慑变得快捷有效。”

美国司法部手眼通天，手段繁多。“它在2010年第一季度就曾联系我们，意思很简单：你们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显然，美国司法部希望我们知道它正在调查此事，并且邀请我们配合。”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先通知这些大企业，推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艾因宾德接着说：“要么你们全面配合，放弃抗辩，开展内部调查，自我认罪，并追究自己的员工；要么拒绝和他们交易。但是那样的话，FBI立马就会找上门来。”这种司法制度与法国的司法原则刚好相反。在法国，没有律师会建议客户承认指控。

2012年，世界银行将阿尔斯通的两家子公司（包括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为期3年，并处以95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于2011年退出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股东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制裁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但从未威胁生存。柏珂龙是否曾认为，他同样可以从美国手中逃过一劫？他这次判断严重失误，后果非常严重，但却由我来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还有阿尔斯通的员工，以及法国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国一家屈指可数的跨国巨头公司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消失了。

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2015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本案：“根据阿尔斯通认罪协议的听证会记录，通用电气的法律团队曾密切配合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谈判。在准备工作和谈判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通用电气的确查阅过涉及美国司法部所有相关条例的文件。”也就是说，通用电气在成为阿尔斯通的股东之前，就获得了过去10年中阿尔斯通与中间人签订的所有合同。这些极为敏感的信息通常只会在收购交易结束后才被知晓。而本案中，在美国司法部的支持下，阿尔斯通在收购结束前，就向竞争对手提供了本公司内的普遍行贿制度、相关雇员的名字等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将美国司法部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莱斯莉·考德威尔辩白道：“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政府决策并不具备特别重大的影响。”她的话也佐证了美国司法部与这次交易存在某些关联！

    阿尔斯通出售案终获欧盟批准

阿尔斯通出售案的完成还剩最后一个障碍——获得欧盟28个成员方的同意。实际上，欧盟方面已有所警惕，因而启动了一项深入调查。布鲁塞尔的专家担心交易会对欧洲能源市场产生影响，尤其是大型燃气汽轮机市场。本次收购之前，通用电气就是这类设备的最大制造商，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排行第三。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通用电气就会在欧洲达到近乎垄断的地位，其主要竞争对手将只剩下西门子。欧盟委员会警告：“这种技术垄断不利于创新，并且会推高相关技术的市场价格，而这一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劝诱欧洲人，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做出了让步。他同意将一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几家电厂的维修合同，留给一个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这样一来，通用电气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有所下降。欧盟委员会则认为，通用电气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和必要的资料。西门子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针对这一收购将会带来的“高度垄断”危害四处游说。最终打破僵局的还是法国，2015年5月28日，马克龙到访通用电气的贝尔福工厂，这一行动向布鲁塞尔发出了有力的信号：法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人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政府希望尽早结束这一不光彩的案件。不要忘记，如果收购失败，美国司法部就会重新起诉阿尔斯通这家法国最大的企业之一，那对法国将是灾难性的结果。法国政府敦促欧盟，尽快同意将这家龙头企业出售给通用电气。多么精彩的角色转换！在这场对决中，法国简直是一败涂地。最终，2015年9月8日，通用电气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批准，2015年11月2日，这项交易终于尘埃落定。两手空空的法国眼含热泪，为它失去的国之重器恸哭不已。

短暂的蜜月期

这次收购立竿见影的第一个后果是，通用电气领导层向工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阿尔斯通能源公司在全球的6.5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万个岗位将会消失。其欧洲公司计划裁员6500人。其中德国分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失去了1700个岗位；其次是瑞士分公司，失去了1200个岗位；最后是在法国的公司，800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2016年4月，有两三千名阿尔斯通的欧洲员工在巴黎举行集会，表达他们的愤怒。集会上可以看到用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标语与横幅。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蜜月期”过后，显然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损失，削减辅助性工作岗位（信息技术相关岗位、会计、出纳等）就是典型的特征。

两家公司的“蜜月期”可谓异常短暂。2016年5月13日，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阿尔斯通拆分后的剩余部分）在美国起诉了通用电气。法国人觉得他们被愚弄了。因为在出售阿尔斯通能源业务时，通用电气同意向法国人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作为补偿，但不久就反悔了。美国人不同意原定的收购价格。而且，虽然签署的协议中约定，应当由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解决争议（以便确定最终价格），但通用电气却向另外一家仲裁机构——国际商会提起了仲裁请求。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被迫将该争议提交美国法院，请求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这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协议生效后的第一次冲突。

在法国，通用电气还与另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法国电力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涉及法国核电站的维护！收购阿尔斯通后，通用电气接手了58台正常运行的核能反应堆的汽轮机的维护工作。然而，已成为全球最大能源设备生产公司的通用电气，此时却希望修改这份合同的具体条款（尤其是发生事故时的部分），以便减少自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此外，它还希望提高备用零部件的价格。通用电气甚至在2016年2月暂停了几天服务，借此向法国电力公司施压。法国电力公司怒火中烧，被迫拿出了撒手锏，提出要中断与通用电气之间所有的商业关系。通用电气的靠山美国政府，通过实际控制法国所有的核电站，已经拥有未来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假如法国未来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与美国意见相左，那会发生什么？人们早该想到这些后果！类似的情况早在2003年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时就发生了。法国陆军前参谋长（2002～2006年在任）亨利·本耶阿特将军在一部名为《幻影战争》（献给阿尔斯通事件）的纪录片中表示，美国决定不再向法国军队供应零部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本耶阿特将军说，“我们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就无法运行。”

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1个月后，我在凡尔赛法院的诉讼取得了胜利：法官承认阿尔斯通有过错。法官判定，阿尔斯通须立即向我支付45000欧元，同时告诉我，等到该案做出最终判决时，还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因被当成经济人质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我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但是，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首先，我的前雇主让我当替罪羊，且不做任何风险提示；其次，在我被捕后没有给我丝毫保护，如同遗弃一名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事实上，阿尔斯通为了保护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早已投保了一份保险。但奇怪的是，在我被逮捕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动用它。

2017年8月底，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但经过核算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

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面对这样的不公，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溜之大吉，但后果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审判时刻

2017年9月25日，我的庭审开始。我被定为贿赂行为的主谋，面临着长达27年监禁的风险。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阿特顿法官宣读判决：

“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您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10月26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2017年10月23日，我得到了他的答复：我会被关押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四年半后，我再度入狱。我被判处30个月有期徒刑，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所以还剩下16个月。我联系上了驻华盛顿的法国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他们说，我出狱日期是2018年10月31日。

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共和党）和副主席娜塔莉亚·普兹莱夫（共和国前进党），同意跋涉6000公里来听我的讲述。马莱克斯说：“美国人可没打算让我们轻松。他们拖了一个多月才批准这次探访。”

很快，我就看出这两位议员非常熟悉阿尔斯通案件。我不必费口舌讲解美国正在干涉欧洲大公司的内部事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两年半以前，马莱克斯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主题为“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的专题研讨会，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触及具体细节。

两位议员在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国际关系主任进行了面谈。在成功处理阿尔斯通案件（当然还有我的案件）之后，检察官卡恩得到了提拔，如今他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部门的负责人。两位议员自然而然地问起拒绝引渡我的事情，而对方只说他不了解我的案子，这当然不是真话。我知道法国大使和法国司法部都曾直接提醒他们，注意我被关押的境遇。两位议员下定决心，等到阿尔斯通前首席执行官在法国国民议会宣誓作证时，他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吃点儿苦头”。后来他们也的确信守了这个承诺。

终获自由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查看出狱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真是巨大的解脱。9月21日终于到了。法国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护送我前往肯尼迪机场，带我登上一架飞往戴高乐机场的飞机。最后，我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3位监狱工作人员押送我。凌晨5点30分，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简直想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离开机场后，他们把我带到博比尼法院，我被交给一位法国检察官。之后，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等待量刑官决定我的命运。当晚，负责阿尔斯通事件的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就去了维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见我一面，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释申请。

2018年9月25日，距我在肯尼迪机场被捕过去了五年半时间。在美国监狱里被关了25个月（其中15个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监区内）之后，我出狱了。我终于重获自由。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都建议我好好休息，远离人群，去放松一段时间。但我并不想“翻篇”。我想继续战斗，我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对乔治-马克·本阿姆说过这样一段具有前瞻性的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专家已经确切地描述了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事实上，在各方共同关注的许多议题上，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同盟国及它们的企业施加了一套自己的准则，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打击腐败、反洗钱。这些合法和必要的战斗，使美国人自诩“世界警察”。凭借强势美元（国际商业往来的手段）和技术（允许通过美国的电子邮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输数据）的力量，美国不仅成了全球唯一能够颁布域外法的国家，还成了唯一能够执行域外法的国家。罗网是这样织就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逐渐默认服从美国法的管辖。而直到如今，它们仍然无力设置类似的机制用以自卫或者进行反击。或许，我们该问问：这些国家真的想过反击吗？

近20年来，欧洲各国一直心甘情愿地忍受“勒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公司相继因贿赂、银行犯罪或者违犯禁运令而受到制裁，数百亿美元的罚款落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口袋。仅法国企业就缴纳了130多亿美元的罚款，更不要说未来还将遭到处罚的其他公司——这是不可能幸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两家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空中客车和阿海珐（已改名为欧安诺），这两家公司也都因涉嫌行贿成了美国司法部的“猎物”。这种“勒索”（这个定义恰如其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转眼到了2019年初，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在收购阿尔斯通时所做的承诺丝毫没有兑现。通用电气不仅没有实现在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反而决定裁撤格勒诺布尔800个岗位中的354个。而在贝尔福，分包商们也意识到，通用电气承诺的订单从来不曾变成现实。很快，自2019年起，阿尔斯通前雇员将不再受通用电气在欧洲做出的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保护（目前已宣布裁员4500人，占雇员总数的18%）。而这可能还仅仅是个开始。2018年10月30日，通用电气上任近一个月的新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宣布，第三季度的亏损额达到200亿欧元，并公布了重组能源部门的计划。

通用电气的困境并不是收购阿尔斯通能源业务之后才出现的。自2000年9月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缩水75%以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其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的影响，通用电气已经濒临破产。自那之后，它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这个垂死挣扎的金融业务部门。

对阿尔斯通来说，路已经走到了尽头。2019年，其轨道交通部门正处于被西门子收购的谈判过程中。阿尔斯通集团寿终正寝。我为之奉献了22年的公司轰然解体，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例。

美国人近来颁布了“云法案”，这一法案使美国情报机构能够便捷地追踪存储在美国境外的个人数据。从电子邮件到在线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公司机密文档，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用于政治和经济战略层面，为美国行政部门搜集“档案”添砖加瓦。

我们不能上当受骗。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对全世界进行道德说教的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却一手造成了腐败横生的市场，现成的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但是，如今的状况与以往有些不同：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

诚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美国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的特点，这是一直饱受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域外管辖权并不对等。国际上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这属于滥用司法权，强制执行。不仅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面对所有优先从美国的对手那里购买军火的人、面对所有打算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的人，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制裁。面对这样一套倚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着眼现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既非小布什总统说的“硬实力”，也非克林顿总统说的“巧实力”，更非奥巴马总统说的“软实力”。我们正处于美国“韧实力”的控制下，这是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真实案例。对此，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居然毫无反抗手段，这正常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弱小？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有四大力量板块，它们正在酝酿着三大冲突，这是我们未来5至10年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的四大力量板块

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确定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当今四大力量板块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崛起。1913年美联储成立，标志着金融资本的诞生，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板块。

欧洲的金融资本产生要晚很多。比如，法国金融资本成为一大力量板块，其标志是1973年1月3日法国通过了《银行法》。在《银行法》出台之前，法国中央银行属国家所有，法国政府每年提出预算，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年底通过税收再还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无限制地增加预算，为防止通货膨胀，《银行法》规定自1973年1月3日起，法国政府提出预算后，须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款。此后，法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1978年，法国财政终结了每年预算盈余的历史，开始走向赤字预算。现在，法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国防、教育、医疗，而是支付给私人银行的债务利息，这就是4%借款利息造成的后果。所以，金融资本在西方生活中虽似无形，但却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巨大。这个变局是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著作《世界往何方去》中，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1985年到2000年是“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到2015年是“痛苦的全球化”，2015年之后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莫大的好处，产业资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利润大部分归发达国家所有。比如制造一个苹果手机的销售额，美国人拿走其中58%（基本是利润），中国制造只分享了18%。但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中国居然从只做中低端的产品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全球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它们无法与之竞争的对手。2000年以后，全球化从“幸福”的变成了“痛苦”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全球化。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划线。西方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们没有看到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能够指出一个时代特征的著作出现。

以是否支持全球化划线，这几乎改变了世界。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非常明确，从“极左”到“极右”是一条划线标准，但是今天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这个色谱变成了一个光环，因为全球化不但损害了产业资本，它同时也损害了西方世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动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层。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黄马甲运动”是极右翼发起的运动，但得到了极左翼民众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在某些场合已经淡化了。这个政治光环如果从横向切开，会发现上半部是支持全球化的，下半部是反对全球化的。2015年“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以来，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形成对峙。美国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以及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底层劳动阶层，通过选举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推上台。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曾评价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墓碑上就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金融资本有可能统治美国，所以他当时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做告别演讲时说，我们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取得过大的权力，进而危害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恰恰是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的现象，特朗普为代表的以军工为核心的产业资本正在攫取莫大的权力。

以宗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是另一大力量，它始终把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大类。

我认为，中国、伊斯兰世界及西方世界内部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力量，它们都能够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三大冲突

这四大力量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中国跟西方会产生冲突；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也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不能小觑，它几乎涉及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很有可能在未来3到5年成为主要冲突，两者之间已经基本上不能共存了。比如，产业资本需要企业回归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企业继续外移；产业资本反对移民，金融资本欢迎移民等等，两者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对立的。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它除了反对政权外，就是反对金融资本。他们希望举行一个全民公决来否定欧元、否定1973年1月3日的《银行法》。这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把矛头对准中国，金融资本并不反对，因为它也希望摧毁中国现在的政权。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秘诀就是1973年1月3日的法国《银行法》，它希望这类的《银行法》在所有国家通过，需要所有国家都变成“选举型民主国家”，这样它就能够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政党，进而控制选举出来的政权。

特朗普选择打击中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以为这场贸易战会很容易打赢，以为中国会很快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二是他以为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进而顺利地连任总统。我相信，一旦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下一步一定是向金融资本开刀。

我们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的决斗，但是很多现象已露出端倪。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以及黄马甲运动。现在，美国、英国、法国的反犹运动正在汹涌回潮，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民众把犹太人和金融资本视为一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需要警惕。

（编辑  三友）

《反海外腐败法》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我研究这些案例，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这部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然而，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全面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这些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从此这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

“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权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在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合组织（OECD）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签署了OECD颁布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9月正式生效）。[1]

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这使它们最终都掉进了美国的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不是认为不应该反腐败，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我们也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肯定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其涉及的案件自2008年起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惩罚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这项美国法律。

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认罪协议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年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发现，鲁特公司的董事收取了大量回扣，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主持支付1.88亿美元贿款、自己拿了1000万美元回扣的鲁特公司CEO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被罚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CEO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FBI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FBI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FBI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他们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劳伦斯·霍斯金斯(他当时是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职位比我高）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FBI和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

解雇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律师说，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他们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他们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4月24日的宣告

2014年4月24日，一切都明朗了。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我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很显然，这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的原因。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我不能相信，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还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美国公司手中，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名法国政府高官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罗兰贝格的报告提出“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建议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年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很生气，他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但因情势所迫，两人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就没有理由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蒙特伯格怎能够接受将法国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2014年4月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向蒙特伯格证实，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谈判确实在进行中。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蒙特伯格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柏珂龙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

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年7月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这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的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

   （编辑  季节）

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包括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绑和掉进陷阱里的困兽。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报了一条消息：“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24小时的飞行，因为时差,现在已筋疲力尽。

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飞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惊，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铐，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FBI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我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直到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但是为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检察官

我这个全球总裁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我们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b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自2010年起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你为我们效力……”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他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他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我感觉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

第一次开庭

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FBI探员。我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c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

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自FBI总部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

2013年4月15日，我进了看守所。刚开始对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他先在普基集团供职，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为总经理，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之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萨科齐，未来的法国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从而拯救了阿尔斯通。

在国际组织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形成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曾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行为越是在法国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法国企业的高管每年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受政府管控的变通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最后，所有超过5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000万美元的交易。

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照常进行。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类似的障眼法。负责监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

律师对我说，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我，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她问：“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这些估计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我当时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但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

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新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500强中的一些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说：“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没错。这也是强加给IMF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

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最后我闭上了嘴，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别无选择。

第二次开庭

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想奉陪到底，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FBI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FBI和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保释金，以求获释。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者，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间人，为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鸡。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是他和阿尔斯通下的盘棋中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但是诉讼辩论结束了。

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法庭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主审法官的反应？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我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

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得知你被美国FBI逮捕的消息，我极为震惊，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监禁你的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要坚持下去，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监禁125年

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吹嘘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众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最弱势者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在美国，这些步骤的费用必须由被告人支付。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而检察官则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众多的资深律师，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这和法国完全不同。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实际上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让自己穿上“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还有我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作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律师对我说。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FBI探员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锻炼。

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

（编辑  季节）

世界真正属于谁

黑岩式资本主义

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像洛克菲勒、摩根或凯撒这样的资本主义极权人物，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则和政治控制越来越阻止这类人物的再现。一位企业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或者通过继承一家有市场能力的公司，或一位金融行家如乔治•索罗斯，懂得如何成功地投资，财富和权力就出现了。

但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却有一种新的权力，这个权力位于资本募集地，就是金融业所说的“资本池”。一些权力人物募集了几十亿加上几十亿，几万亿又几万亿，在世界经济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他们。金融的原理是：谁离金钱最近，谁就能赚最多的钱。^[1] 富人们、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国家基金，他们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者来投资。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离金钱更近、拥有更多的金钱，并足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来影响市场。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条最高原则：胜者赢得一切。谁拥有得多、谁挣得多，谁就获得的多。这被英格兰银行总裁安德鲁•霍尔丹称之为“资产管理时代”。

金融资本主义的钱柜里放着大约80万亿美元，这必然意味着权力。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这个数额将会上升到近102万亿美元。仅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商就向全球市场投资了近15万亿美元，每家至少投资1.4万亿美元。市场和企业就这样形成了。一切不必投资的就不存在；一切可以支付的，可以发展成一家高盈利公司。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决定短期资金去向的决策者是来自印度、俄罗斯或者法国的数学家。全球70%-80%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计算，他们对媒体和分析报道做出反应，如果德意志银行被人猜测是“新的雷曼兄弟银行”，他们会立即自动发出命令：快！卖掉！

这个系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不可估量的分散式股票持有权”。它的含义是，股票分散在许多集团或个体手中，但是“所有权可以广泛分散”这种经典假设已经不成立了。真实情况是集中化。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艾瑞克•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他说：“金钱并不是流入物品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产品中，在金融产品的背后并不出现物品。”韦伯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俄罗斯人在一家客店看了一下房间，留下100美元。客店老板把这笔钱给了村里的木匠，用于偿付定制客房柜子的欠款。木匠用这笔钱支付木材供货商，木材供货商又用这笔钱来还清欠生活用品店的债务。这样一来整个村庄没有了债务。但这位俄罗斯客人又不想住这个房间了，想要回他的100美元。而客房老板就必须从其他人手里借钱。

这个故事说的是：金融资产的另一面意味着债务，债务是资本主义的鲜血。金融资产高达270万亿美元，说明世界上同时就有这么多的债务，为了利用债务，就会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行业能够如此兴风作浪，以至于美国公司收益的25%就从这里诞生。“金融化”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促使全球资本越来越集中转移到越来越少的几家资产管理商和资本募集者手里，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德国50%的上市公司中，有关金融资本的信息交流是老板们的事情——董事长本人承担责任。像黑岩这样的巨型资产管理商成为典型。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应该能够平衡各种力量，但是黑岩这些年来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多得令人震惊。在此期间，拉里•芬克这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控制着大约4.9万亿美元。黑岩几乎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企业里都有参股，当然也参股了德国达克斯股市指数成分股最大的30家企业，而达克斯指数是德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样，黑岩也参股了在瑞士股市和奥地利股市的所有企业。在五分之四的达克斯上市公司中，黑岩是这些公司最大的前三名股东之一。据德国投资关系协会数据统计分析公司，黑岩集团持有达克斯股份的10.7%。来自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商道富(4.3%)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4.1%）都在黑岩之后，并且持股比例比黑岩少很多。另一方面，挪威投资公司持有黑岩5.7%的股份，是黑岩的第三大股东，位居威灵顿基金公司(6.0%)之后；黑岩最大的股东是来自匹兹堡的PNC金融服务集团。而黑岩也持有PNC集团5%的股份。以这种方式，金融经济完全属于它本身，这是一个封闭的运作体系。

在德国，由纽约控制的金融网络把德国股份公司的老系统解散了。而在德国老股份公司的权力系统中，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总裁们是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这3家金融巨无霸相互参股,持有德国最重要企业的股份，组成最重要的监事会，共有60家企业参与其中。这就是经济界“谁是谁”的隐秘所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价值，包括持股人价值。2002年，按照社会民主党政府格哈德•施罗德的改革方案，出售公司股份不必纳税。与之相适应，3家德国金融巨无霸迅速分开自己所占有的资金。这样，德国开始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奥地利和瑞士，不存在类似像德意志银行与安联如此紧密的金融机构关联。

现在，金钱这条线只通往权力，这条资本线除了国家基金和养老金基金之外，通向拉里•芬克。德国股份公司就像是一个旧蜘蛛网，由德意志银行和安联联合交织而成。现在，美国人拉里•芬克插足了这个蜘蛛网，黑岩就是曾经的德意志银行。人们都怀有一定的期望，都想知道黑岩或其他机构投资人的政策是什么。这是行动指南，决定着战争与和平。所谓“战争”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反对票”，这可能导致大宗股份的出售、公众场合中不受欢迎的言论和宣传运动。所谓“和平”就是在股东大会上的和谐、增持股份、面对记者和银行分析家时的沉默。

黑岩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募集地，因为它参股全球上万家企业。在达克斯，黑岩同时以9家基金的方式参股了所有公司。当黑岩想成为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股东的时候，德国金融监管局要求美国人将其基金结构完全透明化，这简直是妄想。资产管理者会利用所谓“理想托管人”这种利器，如“股东投票代理公司”。他们代表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负责表决和带动大会情绪。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格拉斯•李维斯和英国爱马仕股权所有权咨询服务，就属于此类公司中著名的意见领袖。

但是，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到底由什么组成呢？这些规则包括，一位董事即使在法庭上，也必须承担应付的责任，不能减免；另一条政策是，董事会主席不能在卸任之后立即担任监事会主席，而这是管理者们最希望的，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保留担任CEO时留下的的遗产。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担任太多的监事会成员。这些规则本身很理智，而实际上这种责任仅仅建立在资本数额的增加上。对企业的监督却消失在不透明的系统中，许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权力关系。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公众股份公司都是按照美国的核算系统做结算。这是一种美国权力系统，它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

大笔资本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这里的区别极大。资本数额是天文数字，拥有资本即拥有权力，而这一切由很少几位主要资金管理者掌握。事实是，他们使用的资本并非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拉里•芬克的公司不必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但却是资金的现实所有者。他们利用其他人的钱生钱，正如纽约JP摩根大通银行一样，这自始至终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规律。

所谓“被动投资”只是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因为在选择某一种股市指数时，就是在做根本的决定：应该怎样分配这几十亿的投资？投入哪个国家的股市？是购买特别股还是强势股？这些决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系统也有自我增强的功能，比如会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股票自动增购，不管有没有什么问题。红利和股指是不区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真实的是投资额度的高低。有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被动投资人在所参股公司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他们的股份比例可以影响表决的结果；假如他们不作为，主动投资人的表决就比较容易。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风险很可能会集中。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总裁常博逸（Charles-?douard Bouée）断言：“资产管理者持有大量股票和信贷债券，一旦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缺乏头寸，他们的处境就不妙。和银行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存有准备金，如果客户要求兑现，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位影响力很大的咨询专家说，资产公司们几乎投资于任何种类金融产品，如果一旦急需现金，它就必须卖掉手中的有价证券，这可能导致卖空潮，导致“投资人竞逃”。这时紧密相连的参股网就会相互传染。因为在这个网络里，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交织在一起，就像血管里的病毒迅速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黑岩通过相互参股，已经将全球的重要参股企业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股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中，在全球市场上到处都会出现同名的大股东：黑岩、道富、先锋、威灵顿、资本集团、普信、富达等，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的不再是银行，而是这些投资人。看一下美国那些大银行就会发现，如JP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等，黑岩都是它们的大股东之一。黑岩也和道富银行或普信投资等资产管理公司相互参股。总的来看，黑岩在五分之一的美国上市公司中都是最大股东。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又一起参股到一些大的康采恩中，这些康采恩使美国蜚声全球，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微软。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共同所有权”。

我们的数据评估显示，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先锋、道富、富达投资、资本集团）对世界商品市场的控制力有多强。大多数情况下，这5家公司在一个市场的参股总和是该市场4家最大企业市值之和的10%强。无论哪个市场都是如此，比如餐饮业(19.5%)、媒体(18%)、航空业(17.1%）、技术行业(16.8%）、化学(14.9%)、消费品(14.4%)、物流行业(13.5%）或者零售业(12%）。如果没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几十亿投资，什么都转不动。

从根本上讲，黑岩式资本主义遵循了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在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中，有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金融集团，它们相互参股，相互交织；它们更是合作方而非激烈竞争的玩家；它们创造了系统的稳定。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德国科隆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克塞尔•奥肯菲尔斯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马丁•施迈茨研究了新的黑岩式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它将“给竞争带来静悄悄的危险”。施迈茨发现，和那些有不同股东的银行相比，由相同基金公司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较低；而多元化持股的银行则可以不受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而行动。施迈茨举了，民航的例子：一般人以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是不同的所有者（这是传统航空公司竞争模式），但现在一些基金公司成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这些航空公司的票价就比较贵，比一般价格高大约10%。这种做法会将一些小储户和消费者分化出来，将他们推向金融巨头们。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康采恩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垄断和团伙力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尚未得到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和研究。施迈茨认为，企业之间应该协商经营政策，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要更加重视企业规模的益处，使规模经济能静静地繁荣，而不是进行疯狂的价格战。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认识和重视的竞争，已经被一个狭窄的寡头卖主垄断市场所替代。这个圈子由高度一致的股东组成，由基金公司所控制。它们可以促使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天然气集团合并、成立石油-天然气多国公司，这家联合公司利用两种能源，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人们也发现，在德国股市股份公司和伦敦股票交易所合并之后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恰恰是同样的5家金融公司——瑞士信贷集团、黑岩、道富、先锋和景顺在两家证交所的参股比例相加，正好是20%（5家总共分别持有两家公司20%股份）。在孟山都与拜耳合并的案例中，黑岩、先锋、拜耳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三大股东。黑岩是拜耳公司最大股东，持股7%；黑岩在美国的孟山都是第二大股东，持股5.8%；而先锋在孟山都是第一大股东（持股7.0%），在拜耳是第四大股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联姻后，庆祝联姻成功的股东又是黑岩。两家公司合并后又一分为三，这三家在所处行业中都是引领市场的企业。

银行家总说 “大到不能倒”，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在陶氏-杜邦案例中，是小的“积极”投资人发起了这次联姻，而后大资本募集集团跟进。这类“积极投资人”往往是对冲基金，它们是黑岩式资本主义的捣乱分子，它们购入较小比例的公司股份，以尽快获得高额短期收益。为此它们投入股份组合，股份比例是2%或更低。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类“积极”投资商，该公司的比尔•阿克曼称，他担心像黑岩或先锋之类资产管理公司会用它们的指数基金控制所有美国大公司及其他国家的康采恩，且它们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如此可能随时发生金融瘫痪。比如这种危机会发生在经济疲软的日本股份公司中。在日本的一个网络中，一些重要的股东相互交叉参股，相互组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状况使政府监督机构很焦虑，比如英国金融机构监管局要求英国安本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它们的资本缓冲能力。

拉里•芬克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复制股市和股票基金，他也直接收购债务，通过黑岩旗下的一家信贷基金放贷。黑岩也拥有一家对冲基金，该基金的行动极具挑衅性。芬克本人也是一位积极投资人。所有这一切都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他们想在银行的低利息时期获得正常的利息。这些客户开始偶尔怀疑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保障和过高手续费：这是一场“用别人的钱”玩的超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像黑岩这样的公司成了强大的中间商，它能支付极高的年薪（芬克本人的年薪达2600万美元）。许多股东对此很不以为然，而黑岩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在玩几十亿美元的循环游戏。这种抗议声目前正在黑岩式资本主义中回响，直到如今。

影子银行的阴暗面

在金融世界中，影子银行帝国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在增长，其掌控资金的总额将近8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银行业务的25%，期间全球60%的贷款发生在正式银行系统之外。简而言之，这里产生了一个并行世界，通过它，越来越多的储蓄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与2008年类似。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资本市场基金或对冲基金所做的许多业务，已经和一家“正常”银行的金融业务无法区分。2016年3月，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尤金•路德维希警告说：“肥皂泡一旦破裂，将对整个金融业造成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尤金在1998年亲身经历了因一家对冲基金的失败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即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该公司的董事会中有荣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莫顿。2008年该公司被迫低价抛售资产，并不得不申请银行和政策性紧急救助。现在，这类危机从银行转嫁到了影子银行帝国。60%的美国国债由一些私人基金买卖。

面对新的事实，我们不缺少警告，但缺少合适的政治对策。早在2015年2月，欧洲央行副行长维克多•康斯坦奇奥就发现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增长和相互交织，尤其是投资基金。他认为影子银行可能是“系统性危机的源泉”。为G20峰会国家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认为，非正式银行与公共银行体系结合得越紧密，危险就越大。

影子银行的背后藏着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从巨富们手中募集资金。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不会在银行界出现，而将在影子银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恐惧和欲望是资本市场的两极，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称：“欲望导致繁荣，恐惧导致衰退。”换句话说，欲望使股指走高，恐惧使股指走低。恐惧使那些巨富们把金钱藏在自家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当前最繁荣的行业之一。

马克西姆•齐默尔多年担任慕尼黑保险公司安联的投资部经理，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说：“公司的账目是我的敌人，我不会挣任何钱。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另类投资。”“另类投资”就是与股票和信贷相关的投资业务，这里通行“高风险高收益”的音调。正是这种情形才为影子银行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市场。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也是影子银行最喜欢的另类银行业务。

这种“另类投资”的世界冠军，应该是纽约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黑石是仰仗私募股权生意做大的。2015年，施瓦茨曼通过3个业务领域实现了更多的营业额：房地产、对冲基金和发放贷款。这些私人信贷基金充分利用了正规银行的弱点，后者要接受国家调控、接受长期压力测试，对贷款发放比较严格。而像施瓦茨曼或者黑岩、KKR集团、贝恩公司、瑞士殷拓投资、CVC等投资公司，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它们的贷款业务，它们要遵守的法律规定也少得多。到2016年7月底，这个贷款市场的资金猛增到5600亿美元之巨，而2015年全年只有4400亿美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已经为私人信贷打开大门，允许信贷基金直接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尤其突出的是，在信贷基金发放的贷款中，每3欧元就有1欧元来自退休保险基金。

私人信贷基金也喜欢对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安联董事齐默尔说，目前国际上出现这样的趋势，不再是保险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公共退休基金在资助或在进行大型国家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有吸引力的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现在德意志银行已经停止向欧洲地产基金提供更多资金，该基金是德意志银行最大的房地产基金。齐默尔认为流动资金量太高了，他甚至考虑“有选择地把一些房地产卖掉，以便平抑房价过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晾干粉末”（降低资产水分——编者注），但缺少收益更好的投资机会。仅黑石公司就有约1000 亿美元的“干燥粉末”。

数据作为新资本 硅谷作为新霸权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资本和数据的全球化。在美国，即使是总统或一位部长，他若想站稳脚跟，就不能绕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硅谷是美国新的权力基础，正如华尔街是老的权力基础。比如艾尔•戈尔，他曾在2000年和乔治•布什竞选总统，自2007年后他开始为KPCB 公司（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公司）工作，这是硅谷最有魔力的公司之一。硅谷中的金融公司正在寻找下一个谷歌、脸书或推特。这里的金融工具叫风险资本，公司营业模式很简单，就是“下一个伟大的事物”。奥巴马曾说，卸任总统职务之后，他想成为在西海岸高科技中心的投资人或咨询人。奥巴马请史蒂夫•凯斯这位美国在线公司的创始人，通过网络成功组织了他的竞选和捐赠活动。他也着迷于寻找新的马克•扎克伯格或新的谷歌。他说：“我们必须释放每一个美国人的全部潜能……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谁会有下一个伟大的创意，或者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那个伟大的创意。”

这个世界明天属于谁？许多特殊的风险资本公司正在和对冲基金、豪门家族或私募股权公司竞赛，看谁先找到下一个数字经济的超级明星。而像康卡斯特、通用电气或谷歌等大公司的投资公司也在搜索，期望灵光乍现。没有哪个词比“独角兽”更能表达想象力和商业的混合。这样的公司一旦产生了价值，将与几年前脸书和谷歌的开创时期不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再是股票上市。它现在就诞生在一轮融资的尊贵小圈子里。假如资金流向了新投资项目，项目的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极快的方式提升。2016年年中，这种镀金化的机制用680亿美元，把出租车服务平台优步变成了独角兽风景中的神话。自2014年开始，优步已经获得了160多亿美元启动资本。一轮又一轮融资后，优步这个分享型经济明星公司的价值不断攀升。正是类似的神奇想法，促使风投公司在2016年上半年投资了约400亿美元（2015年风投资本总额是790亿美元）。不过一个公司真正的价值最终不是由金融投资人决定的，而是在于客户是否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而新的金融大亨们约定将这一时刻推后，直到推向充满期望和投资机会的那条路上。经济在这里是一场赌博，一种“价值”可以不值分毫。

这并非仅仅与数字和收益相关，也跟政治相关，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疲软的商品需求和较低的生产率之间斗争，与产能过剩和巨大的资金量斗争。对这种新经济帝国主义的霸权，马克•安德森做了最清晰的描述。他是网景浏览器公司联合创始人，也是一位传奇投资人。2011年8月，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软件正吃掉这个世界》。文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工业建立在软件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并作为线上服务提供给客户——从电影到农产品直到国防……它们占领了固有的工业结构……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工业被软件彻底改造，也期待会有硅谷新公司，它们会痛击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四大互联网公司的烙印。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控制着全球的数字经济，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字经济除外。这四家公司股市价值之和大约1.8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德国整个股市的总市值还多。这四大公司占有全球四分之三的数据传输量，占有人们网上在线时间的50%。如果涉及大数据，涉及数据的采集、归类、归档和评估，那么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这四家美国公司。但是，如果谁想在苹果推销App，必须得到苹果的许可。

所有人都和这些新的世界权力一起生活。Alphabet公司凭借谷歌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网络搜索中拥有垄断地位，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70%，在德国是95%。这家康采恩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浏览器克罗姆、手机软件安卓和视频平台YouTube。脸书通过收购照片墙和瓦次普等公司，成功地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苹果的iPhone 和iPad 为新的数据和信息世界创造了基础设施。亚马逊面向全球销售商品，再加上微软与它的思凯普和领英，那么互联网公司的强大实力就更形象了。德国和欧洲都无法向客户提供终端产品。

但是，美国和欧洲国民期待的是，这些数字媒体巨头们终于该纳税了吧！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量高达2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在国外账户上，都是通过避税技巧获得的。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企业的国外收益不收税，因为几十年前美国要支持本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产品竞争事实上也就是国家竞争。苹果、谷歌和亚马逊都将自己在欧洲的利润进行系统性管控，降到最低。它们在避税天堂如爱尔兰、荷兰或卢森堡建立许可证或信贷子公司，将收益转入一家“邮箱总公司”的账上去。欧盟委员会发现，2014年，这些公司对其如此高额的收益仅纳税0.005%。这些公司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全球偷漏税，导致欧盟委员会对以上三国提出了反竞争诉讼，要求这些康采恩必须补缴大量偷漏税款。

这4家公司受到的损害，只可能来自它们自己。它们四处游说，过于活跃。在印度，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断言他的项目“自由基础”会向数百万印度人免费提供互联网，他是想说“互联网等于脸书”。扎克伯格本想最终控制所有的互联网接入——这引起了主动投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到这时价值4500万美元的公关宣传也无济于事，脸书不得不撤出印度次大陆。谷歌在欧洲则试图采用魅力公关应付竞争机构的不信任。欧盟委员会则发起反卡特尔法诉讼，这是对美国霸权的紧急刹车措施。

在硅谷的权力系统中，红杉资本这样的企业算是“老大”。因为谷歌创始人在创业阶段对投资人充满敬畏。这家风投公司成立于1972年，红杉资本很早就参股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所谓“车库公司”，比如苹果、雅达利和思科。

但是，硅谷最大的金融公司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成立于1977的恩颐投资公司，其创始人是理查德•克拉姆里奇，他是第一个向苹果投资的人。他最成功的投资包括纸尿裤生产商迪阿帕斯公司、营销力量公司和酷朋公司，仅仅这些公司的上市就使克拉姆里奇持有的股份价值翻了150倍。

硅谷繁荣能够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创纪录公司潜藏着一种信息：这种创纪录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全球资本供应量过多，使股市中技术股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纽约纳斯达克市值两年内下跌了70%。在德国，新的市场突然变成了历史，风光不再。股市观察家比较了股市指数和收益的比例，人们发现2015年，亚马逊的指数收益比升高了538倍，这是令人紧张窒息的比值。而Alphabet和微软的指数收益比值分别是35和28，相比之下西门子是16，奥地利的奥钢联是13，瑞士雀巢咖啡是28。[2]

中国虎及其向全球经济的进军

冷战时期，西方人害怕前苏联。现在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人的这一角色由中国人接替了。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既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又附加了非市场的经济手段，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如果全球化这个模式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须让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更趋向于富裕。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和观察者，也不是依赖西方的黑岩式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自信的参与规划者。1971年尼克松访华，表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舞台。自从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世界大国之后，它对那些期望脱离贫困、追求更多财富的国家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建筑公司、铁路公司和本地的工人一起施工建设。

2016年，平均每周都有中国企业在收购外国公司，它们经常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与它们公司的主业和储备技术几乎毫无关联。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新大国和具有软实力的国家。西方世界有它们的体育赛事和好莱坞电影，为了应对这一切，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电影和自己的足球胜利。“软实力”是“真实力”，争取霸权的现代世界战争从钱包开始，以头脑中的文化结束。

中国实行温和的、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灵活而有原则地利用市场机制，以便能够达到自己制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提高6.5%的目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世界性体系之争，即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我们相信一个自由模式，这个模式允许在商品、服务和党派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它会使活力达到最大化。而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且那些在银行、建筑公司和原材料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是世界顶尖企业；这个体系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企业自由经营。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对西方资本主义颇有益处。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很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生命力之强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世界上很少按纯理论学说做事。在其他地方也有“混合体系”，它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组成，比如在法国，国家在很多企业参股，但中国模式更圆润，更严格，更富有义务。“五年规划”规定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它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起研究制定和发布。中国也制定一些长期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以及对各行业比较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一切保证了中国未来的大国地位。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创造性仍显不足。中国的重点行业仍然在石油、钢铁和水泥。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挥了特殊作用。德国1.5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只是中国四大银行资产总额的13%。这四大银行的控股股东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它隶属中国财政部，组织上属于中投公司。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控制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从而掌控国家的经济结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80%的“经济收益”(包括资本投入费用）来自金融行业。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它是中国要求参与世界政治规划的另一个信号。

有3家建筑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就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接海外工程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也进行金融投资，同时结合其他贸易活动，比如出售中国制造的铁路装备。

在私人企业领域，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美的和苏宁这样的家用电器公司，中国政府对它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重大投资的决策程序，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向欧洲进行较大数额的投资，就需要获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

中国所追求的海外投资行业是所有与“工业4.0”和创新有关的行业。例如，来自广东佛山的消费品生产商“美的”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所报价格之高实属空前，以至于没有其他投资人参与竞价。在几周内，中国人为收购这家著名企业支付了40多亿欧元。德国政治家、顾问和经理人将期望寄托在“工业4.0”上，期望在工厂中将机器设备与机器人联系在一起，将订购、生产和销售通过智能计算机控制相互关联在一起，其中库卡和它的机器人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长期看来，如果将来更多类似库卡的生意顺利成交，那么生产和技术诀窍会逐步转移到中国去，这将会影响德国作为经济和产业大国的地位。

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在中国生活多年，他知道，人们喜欢想象在中国的收购行动中隐藏着伟大的计划。常博逸说：“您忘记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强大。中国重新开放了自己，比如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的服务业很强大，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国家不断地对原来的西方世界提出挑战，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先地位已经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它促使人们去对自己重新定义，但这不应该使人重新走回保护主义。德意志银行的高管说，中国是“特例”，“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与传统的市场理念没有关系”。但他建议“平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如何赢回自己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多极化。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裕，而全球化的反对者担心富人会越来越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如今，人们观察全球化已经25年了，但令人恼火的是，问题越来越多。这与新的金融种类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现在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主要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在过去的25年中，社会底层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有依赖性，中产阶级勉强可以维持现状，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中产阶级同样有可能面临状况下降的危机。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模范国家，二战之后的3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工作岗位数量和家庭平均收入这四项指标都在提高。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了，占社会人口1%的上层，其财富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8%，21世纪初这个比例已经是16%，今天按账面计算是20%。这1%的社会上层持有投资基金近49%的股票与股份。一名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是一名普通员工的280倍，而50年前企业领导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0倍。

而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的国家，人们认为全球化给本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生意机会，人民的收入由此增加。总体而言，从1991年开始，在亚洲有超过10亿人口脱贫，其中仅中国就有7亿人口脱贫，这是全球化的最大成果。

尽管亚洲在崛起，财富在增长，但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世界上最富裕的1%人口（7400万人）主要是美洲人和欧洲人。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3.4万美元，这是布兰卡•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化经济的新发展》一书中核算的结果（原文如此——编者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可谓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5%的最富裕人群，可能获得了全世界大约50%的收入；最贫穷的10%人口只获得了0.7%。造成这一不平等状况的原因，正在于全面繁荣的金融行业。很长时间以来，金融行业动用资金的数额，超过了本应进行的理智投资数额。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将利息率降到极低，更加重了这种危机状况。长期以来，人们进行储蓄、投资国债以使资产增值，一般公民不能像社会富豪那样，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产品。在德国，有近10%的收入用于储蓄，只有7%的德国人持有股票；在奥地利这个比例只有4%。在富裕的瑞士，这个比例则高达18%。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普通储蓄者的资产被剥夺。

一个不平等紧接着另一个不平等。一些人有网上账户，另一些人有资本管理者。一些人等待利息率的转变，另一些人将自己增加的收益继续投入冒险之中。最近几年，真正的高收入者是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专业人士和影子银行的贷款人。而另一面，与它们平行的机构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一些大的资本集团而言，整个世界就是它们的游戏场，它们的游戏也建立在数字技术上。遗憾的是，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这一话题并没有在公众中充分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已经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合适时机，“乘机器人和经济掠夺性强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之前”。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人们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所占比例降幅很大，而来自资本和独立劳动获得的收入所占比例在迅速提高。从1980年到2015年，德国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从63.7%下降到56.6%，在美国这一比例从62.1%下降到57.6%，在英国这一比例从62.8%下降到56.3%，在法国这一比例从65.6%下降到的58.2%，在奥地利这一比例从63.9%下降到55.6%。这是一种普遍统一的发展趋势。

观察不断扩大的资产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可以说，分配问题是权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牢牢掌握着这项权力，就是通过税收、资金周转、刺激经济政策来修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经济发展。

关于国库收入，应该要求国际社会通过纳税证明的全球化来应对避税的全球化。最高的基本原则是：在哪里的市场产生了收益，就应该在哪里纳税。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一些引领市场的工业企业通过全球避税技巧，以牺牲大众利益为自己获得特别的收益，然后它们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大众中的一组人，将避税所得重新分配给他们。康采恩的内部结算不会产生真正的收益。偷税漏税的大洞应该堵上。

目前，总计有21-32万亿欧元的款项在海外公司账目上。这些海外公司多数是“邮箱公司”。有必要建立公共透明的登记册，注明哪些企业在哪些地方设了子公司且有收益。真正的公司所有者不应该躲在托管公司之后，国家之间交换税务信息应该常态化。真正的全球化应该包括公开化，包括揭露偷漏税中心。这些偷漏税中心位于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国维京群岛，也在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或美国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

世界上偷税漏税最大的帮凶，其实是一些大国。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有一些专门做偷漏税生意的公司。德国的康采恩也喜欢利用这些公司。卢森堡多年的财政部长让•克劳德•容克在他的小国建立了完备的税收赠送系统，借此将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吸引到他的公国来。令人更加气愤的是，容克不承担这种作法的政治责任，相反，那些揭露这个系统的人却遭到了政治迫害和追捕。

具体应该做的，就是持续获取每个人的任何一笔税收信息。美国在这方面是模范：每一位美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笔收入，都必须在自己的家乡纳税。谁上交了自己的护照，也必须继续在美国履行10年纳税义务。不过很遗憾，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无效。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争取最优厚部分的分配额的斗争。

金融问题、不断扩张的金融行业、国际低税率等，这些问题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平台上解决。为此，国际债务会议和由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参加的财政部长峰会是有必要的。所谓“新常态”就是零利息和暴富，这一状况终将结束。实际上，缺少足够的投资机会使那么多资金用于投资，而实体经济缺乏发展机会，是时候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了。

我们有必要重新观察我们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对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进行处理。在房地产贷款崩溃之后，国家机构立即进入了危机模式，以便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借助黑岩和高盛这样的金融公司，防止更严重事态的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就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预防措施。国家债务继续增加，且增幅极大。全球应该召开一次世界金融会议，做出一项决议，建议减少债务，更好地保障金融业务的安全，同时应该就持有某种金融产品的时间期限做出规定，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的持仓时间；而且应该引进国际汇兑税，统一在全球执行，毫无例外，税率最高达1%。

美国通过四大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出的技术挑战，美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力，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以及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国际战略，这一切都要求建设真正的欧洲统一内部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那种自恋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称金融资本主义为新资本主义，它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中。因此，聪明的投资人越来越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管治指标。金融资本家中的思想领袖进行秘密商讨，试图找到长期的优秀企业领导准则。他们期望能够及时地按照他们的主旨改进这个系统，他们想更好地履行企业所有者在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义务和责任。但也许结果很简单，就是支持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帮助新创企业成为新的企业家。

凡是黑岩式资本主义过于强大的地方，那些上市公司应该有意识地发展企业所有者文化。西门子董事长乔•凯泽的想法很有道理，即通过雇员参股，给企业赋予新的经营目标。按照他的模式，西门子康采恩将属于创始人的后人、公司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而非激进投资人的游戏工具。这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最后的理想结果是人们属于自己，不属于其他人。

“这世界属于谁？”我们认真讨论了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已经消失，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不再依赖于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老板们，即使他们是强大的首席执行官；也不再依赖于议会或各国政治家们。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依赖于管理着巨额资产的那些人，其资产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让资金在全球流动并追逐资金。他们利用其他人的资产在工作，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人造世界”。所谓其他人的钱，可能是富人委托他人运作的储蓄资金、或者养老保险金、健康保险金、事故保险金，以及公民缴纳的税款和其他国家收入。正是通过利用这些资金，那些资产管理者们、基金经理们和所有那些资本的主人们想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这样可以让我们共同富裕。这个幻想实际上是新的危险，即：这个世界很快会遭遇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正在逼近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在影子银行中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风险状态。问题是，什么会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史佛公司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时，该公司的股值发生狂跌，这会是导火索吗？在腐败成灾的巴西，股票指数下跌或贷款取消，这会是导火索吗？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会是导火索吗？

所以说这些都是风险所在，是因为：运营者不仅仅是那些利用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人；而且对整个运营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资金最终能否及时交换成真实的所有物，“钱”是否能够变成“真实的资产”，比如房屋、酒店、工厂、港口、机场、购物中心、黄金、艺术品，或者已有企业的股份。

新资本主义的运营者过分追求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于这种贪欲，市场的回敬就是不景气和萎缩。在市场发生萎缩之时，恐惧和贪欲的整个游戏又重新开始。对于这种贪欲，人们应该以一种政策来回敬它，这种政策应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它不应使人退回自己的国家，返归自己的私人田园。能否实现并非毫无指望，这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自由派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史图瓦特•米尔向迟疑者建议道：“一个有信心的人比99个有兴趣的人更强大。”

（编辑  季节）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查无此局”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 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 一座“情报之城” 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 年11 月4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 为“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NSA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 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 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 预算更高, 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 自称“无可奉告局”的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 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 年, 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 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 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 对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 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 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 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 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 向这些公司施压, 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的“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 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 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2013 年10 月, 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 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 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 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 《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 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 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 年6 月, 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 中国移动（7. 35 亿用户）、中国联通（2. 58 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 72 亿用户）获悉, 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 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 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数字暗战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 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 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 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 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M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 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 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 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 语音信息。“棱镜” 监听计划直接从9 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 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 、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 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 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 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 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 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 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 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 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 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 年6 月, 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 年秋, 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Regin)，“雷金”伪装成微软软件, 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 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亿移动手机用户, 约30 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 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 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 年以来, 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 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 年, 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打败“泰坦” 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 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 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 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 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编辑  碣石）

这世界真正属于谁

这个故事是从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曼的人开始的。他是个瑞士人。曾经有很多年，他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是这家银行的门面，也就是德国经济的门面。他在所谓的“德意志股份公司”影响巨大，致力于将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输入德国。在2007-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他和德国的其他银行、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部门携手一起，成功阻止了德国银行金融业的崩溃。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2011年秋天，他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坐上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背后有这个权力和资本，可以阻止约瑟夫•阿克曼成功升任监事会主席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决定着德意志银行的重大事项？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落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那里。这家资产管理者所投放的资金数目惊人，高达4.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也就是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值组合在一起，才只是这家世界金融公司所管理资产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向世界经济注入的资本相当于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7倍、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据知情者透露，约瑟夫•阿克曼的任命与否，决定权在美国黑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手里，人们称他为“拉里”（Larry）。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这位在金融危机时德国总理、德国各家银行总裁都俯首听命的强权人物，却在曼哈顿遭遇了滑铁卢。实际情况是，约瑟夫•阿克曼虽然曾是世界银行协会的会员，但他却没有获得一家进行秘密投资的资本公司的正式许可，而这家资本公司在全球几百家金融公司均有参股，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以各公司集团的名义独立地进行投资交易。毋容置疑，它也持有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6%的股份，因而属于德意志银行最大、且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在瑞士持有瑞士再保险公司（持股4%）和嘉能可公司（持股7.5%）的股份，在奥地利持有奥地利第一银行的股权（4%）。

是“拉里”阻止了阿克曼。黑岩这家纽约投资公司与所有和拉里一样的其他投资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他们不会任命一位企业的领导直接调任该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在全球每一家黑岩所投资的企业中，只要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够触及到的企业，他们都会影响那些企业的人员任命。对于他们而言，阿克曼升任监事会主席的愿望，只不过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设立储蓄账户一样，是资产累积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这一案例中，有一点已经浮出水面：这里存在一个全球金融经济权力网络，一个由全新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运动队，一个在雷曼破产案之后逐步攫取了权力、并仍在继续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家俱乐部。而且这个网络制定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全球，凡是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都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使它们所做的投资决定涉及的资本数量极其庞大，大到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之多，即使这些决定关乎许多企业、各类市场，甚至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它们仍然能够处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民众背后，它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日益强大的战斗方阵。这个方阵由金融公司组成，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具有战斗力的金融方阵在经济战争中会遭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阿拉伯的公候王国资本、俄罗斯显贵的资本，这些资本也同样努力在经济战争中进行权力扩张。它们还会遭遇到养老保险公司这些巨大的亿万资本，以及大型家族企业的金融帝国资本。对于这些资本而言，它们一方面需要新产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它们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交给拉里•芬克来管理。

谁在新资本主义背后掌控实权

这种由金融投资市场所掌控的新资本主义，反映出一种地缘战略性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拥有了武器的特点。那么，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这些正在角逐市场、资源、原材料的主角，它们到底是谁？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显性的、透明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它们对付危机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或者，它们会不会向上或者向下转嫁危机？最后，它们会不会加重各种危机呢？

我们在此试图揭秘世界上真正掌握金钱的主人，从而揭秘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人物。在各国政界高官每天都占领媒体头版头条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新资本主义背后的实权人物却几无所闻。因为“保密”是这类组织的最高行动纲领。“这世界真正属于谁？”当今站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主宰者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拥有资本权力的那些极少数人又是谁？大众通过日常媒体报道而得知的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高级雇员：各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在盎格鲁-萨克逊语言体系中，这些董事长有一个名字——首席执行官（CEO）。在这个圈子中，许多数字是公开的：他们的薪金、他们的特别津贴、他们的养老金收入、他们的企业经营政策、他们的履历。但大众对于企业的监事会了解很少，关于企业的所有者，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公司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是总经理的老板，企业的终极老板。资本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异常有活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资本会在纳秒内自动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策由计算机程序和各种算法来操控。

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银行业应保证实现最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各大商业投资机构远远没有重视国家的这项政策，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影子金融”。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一个盲区，是人们所看不见的。我在这里大胆做出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在这一领域内产生。银行业务被控制和管制得越严格，银行越会趋向于将资金投放到其他的投资机构中。

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如果没有背后那些极力谋求利用投资赢得利润的投资者，这一切仍然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只是没有未来的计划。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要询问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将最终拥有资本和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拉里•芬克掌握着曼哈顿金融市场的权力，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总裁。约瑟夫•阿克曼和德意志银行的故事正如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员工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德意志银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不符合黑岩公司利益的。”

顶级资本家的最高领导

黑岩——拉里•芬克

人们都明白，芬克这位美国大佬实际上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总裁，他是顶级资本家们的最高领导；他比所有人都更有权力影响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命运，他将“直升机撒钱”这种金融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纳入了全球经济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位个体投资人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资本的必然结果：4.9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本数量就在黑岩公司（Blackrock）的管理之下，而黑岩是芬克在1988年与合伙人一起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公司的开端是流传在曼哈顿的一个传说，如今黑岩已经发展成金融业巨头。据说，芬克有意识地把黑岩总部设在纽约中城，而没有设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这是因为，芬克先生既不想和华尔街的阴谋诡计有关系，也不想与波士顿茶会有什么牵扯。芬克比较特立独行，他比较赞成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监管，比较喜欢经济运行有一定的秩序。在金融帝国中，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代理人，并且支持美国民主党。因此，当希拉里•克林顿计划组阁时，她想邀请“拉里”担任她内阁中的金融部长，对拉里而言，这是对他所作的社会政治工作的认可。2015年，拉里的年收入是2.86亿美元，2016年4月，他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卫•洛克菲勒奖，这些都是对他的认可。

拉里•芬克，这位黑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他的权力从何而来？以什么作为基础？芬克有1.3万名员工，黑岩公司就像一座黑色巨岩屹立在一道风景中。在这道风景中，人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消弱了银行的能力，却增强了黑岩公司的能力。现在，芬克公司所从事的很多业务，都曾经是银行从事的业务。比如，黑岩公司向一些公司提供贷款，它持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康采恩的股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分析计算机系统阿拉丁，它经营许多资本市场基金，黑岩购买国债、投资不动产，并向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切对于拉里而言，已经具有彻底的全球化意义，也包括全球性的利益冲突。拉里作为金融投资高手，他的娴熟技艺是在华尔街第一波士顿银行（目前已升值成瑞士信贷集团）练就的。在这里，他在优选权证券和抵押贷款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后来他开始独立经营金融公司。一开始，他在黑石这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一直工作到1994年。然后，拉里转入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他的工作享有高度自主权。1999年，他的黑岩公司成为上市公司，2006年，黑岩收购了美林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2009年收购了英国上市公司巴克莱银行。这样一来，芬克最终荣登资产管理者榜首，黑岩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鉴于拉里的巨大权力，在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权贵论坛上，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都争相与他交谈。2011年，欧震华（Stuart Guilliver）旋风式地从伦敦飞到纽约，以获得拉里•芬克的支持，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升任汇丰银行董事长。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席执行官或金融董事都和拉里及其团队取得联系。假如不联系，或断绝与拉里团队之间的关系，他们承受不了其后果。一旦出现了大麻烦，或者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后果可能就是减持股份、讨论正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走马换将。有一点直接与德国经济界30家最佳公司的高管、与所有公司领导都直接相关，这就是德国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指数达克斯。黑岩在所有达克斯上市的股份公司中都持有股份，它是股东，而且持有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股份。比如，黑岩持有拜耳（7.0%）、戴姆勒（5.2%）、巴斯夫（6.2%）、大众（近4.0%）和西门子（5.6%）等公司的股份。黑岩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撒在德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更能代表黑岩公司权力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保险公司是德国两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黑岩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是6.2%和5.4%。

影子银行

黑岩用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产生的，它是全球最大的被动投资公司，为了能够复制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它需要在所有上市公司均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由此，这位黑色巨人就自然而然地持有德意志银行6.2%的股份。

在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中，黑岩公司属于“影子银行”。正规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管制和整顿越严格，影子银行的业务就越繁盛。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当然，黑岩公司老板在1986年就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做错了那一宗抵押贷款业务，这对2008的金融风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芬克可用于投资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会、国家基金和家族控股办公室。这些公司寻求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这一投资市场人们称之为“紧急状态投资”。这一名称颇有谄媚之嫌。在美国，黑岩持有苹果公司5.75%的股份。在其他大公司也有持股，比如微软（5.8%）、埃克森美孚石油（6.0%）、通用电气（5.7%）。在这几家公司中，黑岩的持股是决定性的。

世界头号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和全球其他金融公司之间相互参股渗透，它们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黑岩在摩根大通银行持股率达到了骄人的6.6%，在道富这家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5.1%的股份，在普信集团这家全球第11位金融公司持有5.9%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也以较低的持股率持有黑岩公司的股份。实际上，黑岩所持有的各家大企业的股份都是少数股，但是如果把黑岩所持有的所有股份加起来，就超过了多家基金会所共同持有的股份总和。更重要的是，黑岩这家公司系统性地在幕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一切都经由黑岩公司的雇员团队来实现。这个团队成员分别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和香港工作。黑岩公司所投资入股的所有基金，无论是主动投资基金还是被动投资基金，当然也负责在基金公司内部的投票表决，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践行相同的准则，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我们是长线投资商，所以我们对建立长期关系很感兴趣。”黑岩欧洲部主管阿姆拉•贝莱克（Amra Balic）说。黑岩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并不出现在各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但是，假如在会议开始前的讨论中一无所获，黑岩一定会反对各公司高管的一些建议。在英国，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金融公司曾经多次就公司高管所提出的一些一揽子薪酬建议投了反对票。拉里•芬克说，他只是资金的托管方。“假如我们将亿万资金都投资于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会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上市公司和其他指数基金（保值基金），这些资金我们并不主动进行管理。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资金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黑岩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保值性基金，它是保值基金的头号投资商，仅在安硕这支基金，黑岩的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安硕是原来巴克莱银行收购的一家基金公司，它已经占领欧洲50%的市场份额。据内部信息分析和估算，到2021年，欧洲金融市场的规模会翻倍成万亿美元的市场。

黑岩公司所拥有的超级权力已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警觉，它不愿意出现在政界、在公众面前或在金融市场上。比如，监管部门开始关注黑岩在投资市场上的基金及一些与银行业务类似的业务。最令监管部门担忧的是黑岩的数据分析系统阿拉丁，许多资本管理者也在阿拉丁设立账户，在这个系统里流通的资金量已经有14万亿美元。对于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类似SAP的金融管理软件。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的阿拉丁用户总计有两万名，这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黑岩看到整个金融世界。

黑岩公司很喜欢招募一些著名人士，比如，曾经是瑞士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前主席的弗里德利希•默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是黑岩德国子公司的总裁。社会名流维系了各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拉里•芬克的抱负还要更高更远一些。黑岩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务领域，这要依靠政治的帮助。

每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芬克都会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该节俭。一个只有12000美元积蓄的普通美国人，如果他就这样退休，那他的退休金就太少了。对芬克而言，澳大利亚是个榜样。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作为积蓄，积蓄比例最高达9%。芬克说：“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法律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人将来在退休后，将会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的黑岩而言，这个榜样就是一个梦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他的公司将会成为试验学校。拉里•芬克也知道，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想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控。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黑岩公司的透明度不够高，所以，它拒绝黑岩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参股。

黑石——史蒂夫•施瓦茨曼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是黑石（Blackstone）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德国市场上，黑石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黑石目前以45%的持股比例参股了传奇式相机生产商莱卡公司。2011年起，黑石参股了德国室外用品专营商狼爪，并将继续增资7500万欧元。在塑料生产商科佩集团，黑石甚至已经是公司所有者和顾问。

与其他基金公司和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会积极参与各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黑石所参股的企业中，资本投资与企业决策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企业，资本参股与公司决策权的关联都不很明显，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的企业除外。黑石甚至在上市公司德国电信也经常引起躁动。从2006年起，黑石一度持有德国电信4.5%的股份，除了联邦政府这位大股东之外，黑石成为德国电信的第二大股东，劳伦斯•古菲（Lawrence Guffey）代表美国人任职于德国电信监事会。黑石曾经力劝德国电信向马来西亚投资，但德国电信不想像施瓦茨曼一样去做全球投资商，最后这位美国大神才妥协。

现在，施瓦茨曼这位黑石总裁已经深知，针对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德国人一直都怀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德国人曾骂他们是“蝗虫”之灾。假如人们把黑石公司仅仅看作是一家参股公司，那就大错特错了。2015年，施瓦茨曼所管理的资产几乎达到3400亿美元，与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黑石的资产价值可谓遥遥领先。2015年年底，黑石公司的私募股权业务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940亿美元，正好占总资产的25%。黑石的金融业务种类越来越丰富，仅贷款业务总额就将近80亿美元，实际上黑石已经是一家银行了。它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并不显示在投资公司自己的收支平衡表上，投资公司通过贷款基金筹集贷款，它们将直接在投资人那里进行再融资。这样一来，投资公司就具备了传统银行的职能，当然它们与原来的私人银行无法相比，而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私人银行中，银行家以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银行责任，并经常与自己的客户一起进行投资，而这种私募股权公司需要施瓦茨曼个人承担风险的资金数额很少。

黑石在不动产业务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7年，黑石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办公物业信托基金。2016年中期，施瓦茨曼已经跃升为全球头号房地产所有者。因利率过低，促使黑石继续购买房地产，而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其他金融公司只能望其项背。2015年，黑石旗下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350亿欧元，全球只有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总值略超黑石（1370亿欧元）。从此，黑石继续增加其房地产投资，在美国和印度，没有哪家公司比黑石拥有更多的办公大楼。负责房地产投资的经理是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格雷的经典收购案例是，2007年，他以260亿美元把希尔顿从股市上买走，2013年12月，他又将希尔顿上市并大赚了一笔。目前，有5万栋出租房属于施瓦茨曼帝国。2017年，这些出租房将统一上市。在富国银行、通用电气的支持下，黑石以23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房地产资产组合，这一作法和黑石当年购买曼哈顿史岱文森城这个项目如出一辙。当时，黑石出资53亿美元，但黑石的这一项投资失败了。在德国，2016年年初，一系列物流企业的地基已经出现。下一步，黑石准备购买“第一办公”这家德国办公室租务集团的100座办公大楼。这曾是德国房地产公司IVG的核心业务，而IVG正陷入了支付困境。

私募股权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短期参股一些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尚未成为公开募资的上市公司。黑石的资产组合中，有90多家私募股权企业。黑石也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一揽子股票。此外，黑石也有收益颇丰的对冲基金业务，对冲基金业务占黑石总业务的五分之一。实际上，黑石集团的业务领域已涵盖所有的另类投资业务。

自2007年起，黑石公司就已经在股市上市。2015年5月，黑石的市值达到了高峰。但在随后的8个月内，其股价狂跌，下跌了50%。黑石的盈利状况波动很大：2012年，黑石的税后收益超过8亿美元；2014年，其收益猛增至370亿美元；2015年，黑石收益又降至160亿美元。但这只是黑石公司本身的收益，不包括黑石旗下各基金的收益。私募股权行业颇受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手续费核算方面经常是不透明的，当然，2%的基准手续费除外。在2014年的收益中，共有58%来自运行费用，这是与投资经营收益挂钩的费用（每单投资收益的20%）。收入增加与收益增长同步，这是拉里•芬克的黑岩和美国普信集团合谋实现的，这两家资产管理巨头所拥有的资产总值是黑石资产总额的15倍之多。

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公司首席运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他管理着近100亿美元的资产，被媒体称为“华尔街之王”。这个人物不会总那么客客气气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曾经计划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增加征税，施瓦茨曼将这些计划比喻成“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来，共和党人取消了这些计划。

施瓦茨曼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其他经理都受益于一项规则。按照这项规则，私募收益中的一部分叫作“运行费”，它从与收益挂钩的手续费中抽取。运行费会与资本收益一样来纳税，而不以劳动所得税来纳税。这一收益叫作“共享收益”，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代海运时期。那时船长会从其所运商品的收益中收取一部分费用。在美国，长期资本收入的纳税率最高是20%，而工资收入的纳税率最高可达40%。私募股权行业中这项原则所导致的后果是，经理人会有一笔逻辑上讲不通的额外报酬。有时候，这些经理的额外报酬甚至是美国一些大银行总裁所获薪金的很多倍。

对于史蒂夫•施瓦茨曼而言，收入高低关涉他的个人荣誉。收入更多、社会地位更高、财产更多、股值更高，这一切都是竞争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施瓦茨曼希望自己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富有。2015年，加上他的资本收益，施瓦茨曼一年的总收入是8亿美元。如此高的收入，大部分中型企业家只能做梦才能实现。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约6.4亿美元）来自于他所持有的黑石股份的红利。他持有黑石公司约20%的股份——他的“共享收益”总计8800万美元。

早在几年前，施瓦茨曼的年收入就以类似的规模在增长，毫无疑问，施瓦茨曼在金融界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施瓦茨曼来自费城，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31岁的时候，施瓦茨曼担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在全球进行企业并购。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他与上司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成为好友，彼得森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长，这位保守政治家有很好的关系网，他与施瓦茨曼这位金融管家的融资智慧一起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佳结合。1985年，这对合作伙伴成立了黑石公司。自成立以来，黑石公司已经买卖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企业资产。

施瓦茨曼是位神通广大的公司老板，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私募股权业的行业形象：趋利避害的世界观、大量商业理念、外交手段、权力欲、荣耀和尊贵，以及出手阔绰。纽约布莱恩公园附近的纽约图书馆有一条漂亮的艺术走廊，这条走廊就是以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支付了这条走廊的修葺费。在清华大学，他以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被命名为“施瓦茨曼奖学金”。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每一个人都想去实现。当然，施瓦茨曼也享受着富豪的终极奢华——极品艺术品。曾有一次，他想在府邸挂上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油画《黑板》，便直接请世界头号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帮忙，从韩国购得了一幅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标志是这样的：施瓦茨曼的纽约公寓价值3700万美元，它曾经属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施瓦茨曼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处沙滩别墅，在长岛、圣特罗佩和牙买加，施瓦茨曼也有房子。

如今，这个人想树立多个标杆，他说，黑石不仅做生意，而且黑石有“一种使命”，它应是“最好的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60岁生日，施瓦茨曼邀请了1500位客人齐聚纽约上东区，这次庆典花费了3000万美元。这一年，施瓦茨曼以最佳形象示人，这完全符合他曾经的战斗格言：我要战争，不要小打小闹！因为施瓦茨曼把它的公司定义为“有限合伙公司”，其他参股人都无权参与决策。黑石公司精心挑选了它的上市时刻，那是在2007年，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所冲击的核心是银行，而不是参股基金和对冲基金。

史蒂夫•施瓦茨曼知道他的幸运应归功于谁。他每年坐飞机旅行的时间有6个月，他要去拜访那些机构投资人，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或国家基金的总裁，比如他要飞去阿布扎比。他最好的客户是大投资商，这些大投资商想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在股市之外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大投资商往往是一些大的私人投资者。在追逐了丰厚利润之后，金融领域的顶尖高手显然还要树立一个特殊标记。

凯雷——大卫•鲁宾斯坦 

长期以来，鲁宾斯坦最大的担心是，全世界都可能将他的公司看作是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的枢纽。在伊拉克战争和安全人员滥用监控信息丑闻之后，这在国际上对公司生意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凯雷资本集团（CarlyleCapital）成立于1987年，在它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许多订单都来自军工行业。大卫•鲁宾斯坦（DavidM.Rubenstein）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小威廉•康威（William E.Conway jr.）和丹尼尔•德安尼罗（Daniel A.D’Aniello）曾经想过这个主意：围绕军工系统建立一个投资参股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鲁宾斯坦很了解政治，1977至1981年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府里工作过。当时他负责治理通货膨胀，而当年的通胀率已经上涨到了15%以上。鲁宾斯坦在政治上接近民主党人，但那些后来在凯雷工作的政治家却来自共和党阵营。

后来，凯雷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鲁宾斯坦的实力越来越强。即使在这个时期，鲁宾斯坦仍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保持着关系。鲁宾斯坦和乔治•布什的关系比较紧密，小布什在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曾代表凯雷在“凯特空”这家航空服务公司的监事会任职。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后，鲁宾斯坦立即将克林顿政府的亲信们招聘到他的公司。鲁宾斯坦并不是思想家，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鲁宾斯坦并不以向政党捐款而引人注目，也不认为有必要声明自己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说：“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鲁宾斯坦认为，凯雷从来没有对政治施加过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司形象问题。

凯雷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早已经脱离了军工企业而独立发展了。他们买卖一切，只要它们能带来利润——从炼油厂到火车铁轨。最近几年，和鲁宾斯坦做生意的包括餐饮公司唐恩都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200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穆巴达拉这家国家基金以7.5%的持股比例投资了凯雷旗下的“合伙单位”基金，后来穆巴达拉还增加了持股比例。加州养老基金也是凯雷的大股东。四年之后，凯雷公司收购了荷兰阿尔卑斯投资总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负责管理养老基金。如今，凯雷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约为2000亿美元，它在私募股权行业中名列第二。

自2012起，凯雷成为上市公司。凯雷共有上市股票3.25亿美元，其中有8100万美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是，2015年凯雷的股价缩水了一半，2016年股指飘摇不定。为了救市，2016年2月，凯雷投放股市2亿美元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油价下跌，全球经济不稳定，投资人对手续费过高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对凯雷的股票市值都有损害。

鲁宾斯坦的资产约为22亿美元，凯雷是鲁宾斯坦成功的标志。2011年，鲁宾斯坦的收入是1.4亿美元，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年收入与他相同，他们收入的90%以上来自于投资人的收益。2014年，鲁宾斯坦得到的基础年薪是27.5万美元。与他的投资收益相对比，这份年薪显得很谦虚。

鲁宾斯坦的父亲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邮政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鲁宾斯坦年轻时是一个书虫，他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鲁宾斯坦至今仍保留着阅读习惯，他每周阅读四五本书，每天至少读六种报纸。他的努力是值得的：鲁宾斯坦属于上流社会中的千分之一。

鲁宾斯坦把时间用于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比如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委员会主席。在和习近平主席一起用餐时，他提到一句有关成功的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无论鲁宾斯坦多么勤劳，在他的巨大王国里，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很成功。比如，从2014年起，凯雷旗下的对冲基金克拉伦道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从投资人手里掠去了60亿美元。2015年，鲁宾斯坦本人的房地产生意却创造了27%的梦幻收益（对比一下，他的主要基金的收益率是13%）。

世界真正属于谁

巨人之间的斗争

曾经的金钱贵族、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基金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它们如何争夺世界霸权？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了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是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的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1] 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而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12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11万亿美元。199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56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23.3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 到了2000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119万亿对33.3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3倍。

今天的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4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270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为超过73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将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在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25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30%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26%(拜耳持有30%），雀巢和荷兰JDE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40%，嘉能可控制着60%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2] 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毫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么这个胜利凯旋与官方正规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2008年以来，正规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之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5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牵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为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这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1：1995-2005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74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500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6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2：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20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8万多亿增加到了36万亿，是原来的4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5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万美元以上)。

趋势3：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47.2%或者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