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不断地找寻新的敌人。服务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找出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政客喜欢找出敌对目标，因为打击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国防工业喜欢敌人，这可以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政论家与媒体喜欢敌人，因为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畅销书，吸引更多的观众锁定他们的新闻频道。

一山不容二虎

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推进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政策，中间相隔了17年，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历史机遇期，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并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态体系。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也为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市场扩张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让美国许多跨国企业可以专营附加值最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而把利润微薄的制造环节转给境外供应商代工。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源源不断地铺满美国零售商的货架，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用它们赚到的美元外汇大笔地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经济可以长期在低通胀与低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也让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与中产阶级群体可以维持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

维护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符合美国跨国企业与金融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奥巴马时代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体系、裂解中美经济依存关系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作为战略围堵的招数。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会的30多位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西湖畔，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亚洲行。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击，就是推动全球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了美国的预想。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议题引领者角色的里程碑，在这场设定全球议题的重要峰会上美国反而成为配角。

奥巴马任内在中国周边部署战略围堵，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奥巴马的团队在幕后挑起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并一手导演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场。2016年，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美国的劝阻置之脑后，主动与中国修补关系并重启双边谈判，搁置南海领土争端。2015年，尽管华盛顿竭力阻止传统盟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却让自己落得个灰头土脸。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不顾华盛顿反对，坚定不移地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请。所有美国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亚投行门外。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叹，这是美国失去国际经济体最后责任承担人地位的开始。

四重矛盾的叠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排名，2014年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历史性跨越，让美国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的挑战者出现。这是激发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向的最根本原因。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战略对抗迅速升级的通道。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全面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各种潜在矛盾，在媒体上大肆妖魔化中国，包括对美国的“科技窃取”与“政治渗透”，甚至启动情报与司法机构，对美籍华人以及与中国有合作往来的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盘查，刻意制造一种麦卡锡时代的肃杀之气。

在很短时间内，四重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部被启动与激化，构成强大的疑惧与敌视中国的政治能量，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升级的轨道，双方要在短期内妥协，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来要重新回到建设性交往的轨道，必须克服以下障碍。

第一层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国国内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分配矛盾已经累积到沸腾点，要找到外来威胁作为宣泄口。特朗普把受损者的挫折与不满导向两大替罪羊：中国与非法移民。

第二层是全球产业价值链龙头地位之争。如果中国甘于长期屈居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附处于顶端的美国，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可以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红利，谈不上威胁。但现在中国在所有核心技术及新兴科技领域寻求追赶与超越，这对仍想独占全球产业分工鳌头的美国自然构成威胁。

第三层是国际领导地位之争。中国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在地缘政治上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心态是“一山不容二虎”，决不容许自己失去对全球安全、科技、贸易、金融、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美国深信强者必霸，当中国综合国力正快速逼近美国时，美国自然难以容忍。

第四层是社会体制优胜劣败之争。过去主张“建设性交往”的美国外交精英，曾假设美国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导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这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破灭了。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笃信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优越性与普世性的西方精英来说，如芒刺在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国际合作模式，并与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而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正面临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所以对中国带来的体制层面的竞争坐立不安。美国的国家机器铆足劲儿阻挠中国正常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的安全、贸易、科技和金融体系。美国不仅有强烈遏制中国之冲动，还有很大概率会不时采取不理性的做法。

这场战略对峙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一场经济韧性、政治耐力与整体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长期较量，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或政党轮替而在短期内消退。美国政治精英需要折腾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当的学费之后，开始调适基本心态与重新判断形势，接受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兴大国，也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与区域问题上寻求合作与妥协是唯一的务实选项。

这场战略较量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对抗。美国两党统治精英的底气是不足的，他们长期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忽视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数美国民众的信任。随着与中国战略冲突的战线拉长，他们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何需要对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对美国不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且代价高昂的冲突。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就客观而言，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或历史仇恨，中国对美国不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美国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何况中美都具有保证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力量，也有保证经济相互重创的金融威慑。中美之间即使爆发仅动用传统武器的局部军事冲突，也将触发全球性金融灾难，这是阻止中美走向全面军事摊牌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中美关系长期陷入“修昔底德难题”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就是说，双方可能陷入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让世界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板块，让所有国家都难以适从。这场21世纪的“冷战”，将不再以两大集团军备竞赛与代理人战争为主轴，而是在贸易、产业、科技、金融、通信网络与数字资产等领域争夺龙头地位，并在发展模式话语权、国际经济规则、产业与技术标准、全球与区域多边体制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争夺领导权。它与过去冷战的相似之处就是“零和”思维，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对方“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两败俱伤，只要能杀敌一万，宁可自损八千。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启动极限施压政策，扩大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为遏制与围堵中国，美国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市场严重受损，把中美关系推上“新冷战”的不归路。特朗普不断抬高贸易谈判要价，意在让谈判受挫。他们所营造的“反中”与“防中”氛围，在短时间内席卷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压制了各种基于务实或理性的意见，更让国会两党要角与媒体评论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们的主张。

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美国社会三种深层的恐惧情绪，因此这场经济战夹带了极高的不理性成分。

一是害怕美国百年帝国基业的崩塌。国内制造业空洞化、政府与民间过度消费、不断以债养债，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树敌与积怨太多，全球军事部署无法收敛，国力早已透支。这些结构性脆弱问题长期被掩盖，主要是因为其霸权地位赋予它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龙头）。支撑这些特权的基础一旦松动，所有危机都会爆发。

二是源于自己的阴暗霸凌历史、害怕冤冤相报。自从美国登上国际体系权力顶峰，不论是对其邻国、盟邦，还是其他涉及利害关系的国家，美国经常利用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欺负其交往对手。

三是基于种族偏见。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许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倾向，都与他们对黄皮肤人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见有关。不能排除西方人对“黄祸”的深层恐惧再次启动，从而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理性因素。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与美国政界重量级人物的互动中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一种新的思潮正弥漫美国政策圈，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认为，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他刻意用《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就是想唤醒美国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维，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继续以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战争。

客观来说，美国社会内部对于与中国进行一场漫长的全面冲突，缺乏共识与思想准备。美国社会各个群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来阻止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经济与推进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国防升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思考、评估与辩论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来进行长期抗战，他们只是成功地鼓动了“反中”情绪。他们试图让美国选民相信，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会让中国臣服或损失惨重，而自己可以毫发无损。然而很多企业则要求立刻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关税是由美国公司支付，而不是中国。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一厢情愿地打算设下一道“铁幕”，把中国隔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但美国各界很快发现，这道“铁幕”最后会罩在自己身上，却无法阻挡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

事实证明，发动贸易战没有让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赛中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导致许多群体遭受了实质性损失，尤其是仰赖中国廉价消费品的中低收入家庭；仰赖中国生产的设备或零部件的美国厂商，也是叫苦连天。2018-2021年，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减反增，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减反增。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彰显了超强的韧性，迅速成为抗疫物资的全球最大供应来源。

202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的拜登，在是否应该主动结束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的经济智囊都认识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失败的，尤其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发作，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各类原材料、商品以及运输价格节节升高，取消对华额外关税有助于舒缓通胀压力。但是拜登的政治基础相对脆弱，民主党担忧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被共和党夺回多数席位。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仍将陷入僵局。

美国的有识之士迟早会领会到马丁·沃尔夫的警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达利欧看得比较清楚，他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要运用手边的筹码使中国让步妥协，“宜早不宜迟，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战线拉长，这种暂时被压制的务实意见将逐一涌现。所以，只要中国沉得住气，见招拆招、适度反击，但不主动升级这场冲突，不主动与美国经济剥离，这场冲突肯定不会延续百年。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刻意掩饰其霸凌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而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以及基于文明种族优越感的等级秩序。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长期被排斥在外。

例如当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苏对战后欧洲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时，杜鲁门总统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战后重建所需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随即放弃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国是“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第三层非西方国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亲疏关系不同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而非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国际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跨国银行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案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之晦涩，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美国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应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与生态危机等问题不予关心，也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美国只对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攸关自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而放纵自己选择性适用。它不时滥用霸权地位，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以其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在国际关系领域喜欢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以规则为基础”。美国常将自身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时抛出“美国例外”论，肆意曲解国际规则，“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

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国家，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约下的最大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强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

自CRS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这样，它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西方主流学者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

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而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1）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不安全。其最明显的公共之恶之一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任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模式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洗了脑，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金融资产。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2）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并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3）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

（4）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如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IMF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特朗普抛弃国际领导责任，甚至主动削弱与拆解现有多边体制。现有的多边体制面临严重冲击，WTO首当其冲，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分崩离析。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不过，危机也可能变为转机，美国的“退位”也可能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特朗普的“超级流氓大国”行径，迫使现有多边体制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必须挺身而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开放、互惠、非歧视原则的国际规约。新兴经济体也被迫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与建设性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

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它。

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已经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继续搭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并着手修正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果实能创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编辑  季节）

我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寿命也在提高，老年人口规模在继续扩大，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也在逐年提高，老龄化日趋严重。2014年启动的“单独二孩”，2016年推行的“全面二孩”，以及2021年5月底推出的“三胎政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本为了应对本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带来的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探索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日本实施的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具有法制化、逐渐推进的特点，从2000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且在2021年4月正式宣布提高退休年龄到70岁。

日本经过反复探索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给缓解劳动力不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带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些学者就日本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以及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分析日本退休年龄调整、制度改革，认为缓解老龄化需要延迟退休，且日本经验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提高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情况影响不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需要政府、社区、用人单位的共同配合。

日本退休制度的改革举措

日本在众多老龄化国家中位居世界第一，且已经进入少子化和超老龄社会后，老年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养老金财政压力，加之平均劳动年龄的提高、预期寿命的延长、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推进了退休制度的改革步伐。

调整退休年龄

1971年，日本颁布《关于稳定老年人就业的法案》，明确将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1986年，日本《老年劳动法修订案》正式确定60岁的退休标准，并明确规定到1998年禁止60岁之前的退休行为。1990年，再次修改了法案，目的是鼓励用人单位继续雇佣员工到65岁。2004年修改的法案则是按性别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男性职工，2000到2013年之间是每三年延迟一年，2006年提高到62岁，2010年提高到64岁，最终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职工，2000到2018年之间是每五年延迟一年，和男性一样退休年龄也是提高到65岁。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70岁。

改革养老金制度

除了调整退休年龄，日本还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二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

日本养老金的形式主要分为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共济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国民养老金自设立起就规定领取年龄是65岁。因为它属于基础性养老金，政府未曾推迟领取年龄。而厚生养老金和个人收入有关，主要讲的是提高厚生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改革。设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厚生养老金制度，当时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是从55岁起。20世纪50年代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推迟到60岁，然后每四年推迟一岁。80年代则规定时间从60岁延迟到65岁。90年代初又设立了特别的养老金制度。其中，定额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01年到2013年，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薪酬比例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13年到2025年，也是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女性皆比男性晚五年实施。2020年将推迟领取的上限年龄从70岁提高到了75岁，换句话说，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政府分层次、分性别逐步延迟了厚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同时，还规定提高养老金的缴费，和下调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除此之外，政府对推迟领取养老金有一个激励措施，越晚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得到的金额反而越多。

配套的再就业措施

提高退休年龄和延迟养老金的领取意味着有更多的高龄劳动者流入社会，为了给这些高龄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环境和待遇，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高龄劳动者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一是政府修订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新法明令禁止用人单位在雇佣时出现年龄歧视，并且用人单位有义务继续雇佣高龄劳动者。二是依靠非营利组织（NPO ）的帮助。在福利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三个机构，银发人才中心、东京工作中心和公共职业安定所，目的是为了协助老年人就业。银发人才中心按照老年人身体素质、工作经验及意愿等，为他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工作机会。东京工作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帮助解决老年人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公共职业安定所设置了专门的老年人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的服务窗口。三是给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相应的资金贴补。这不仅有利于稳定老年人的再就业，还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四是对积极创业就业的老年人资助奖励。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在经济上看，首先是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充分利用了老年人人力资源，增加了税收，弥补了财政养老金的不足。其次是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企业通过雇佣熟练的劳动人员，可以对新手进行工作培训，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从社会层面上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问题，年轻人要承担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这样就加大了他们的收入压力。延迟退休后，老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本领增加收入，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实现“老有所为”，还能够缓解代际之间的矛盾，提升老年人的尊严，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合法权利，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

延迟退休制度在日本之所以能够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第一，政府的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制定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且在国家颁布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第二，虽然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国家十分重视保障退休老年人的生活，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社会积极性，共同负担起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责任。第三，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包容性。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工作的理念，大家都很重视工作，认为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非营利组织的支援帮助老年人提高职业素养，拓宽就业渠道。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退休制度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老年人口递增，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潜在发展速度降低等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21年伊始，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这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是一个符合国情的政策。

我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老龄化程度严重、生育率降低、劳动力不足等情况和日本相似。而日本比我国早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在改革退休制度方面研究得早且实践的时间长，有较丰富的经验。

建立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并且立法程度高、时间早，有效地维护了本国公民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实行渐进式且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

日本在提高退休年龄时不是一步就完成的，而是逐步进行的。我国也应该采取逐步进行的方式，也就是要分阶段、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对人民来说，可以有效缓解对延迟退休的抵触心理；对企业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段缓冲期，可以更好地适应和配合制度的调整；对国家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发现这一制度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

针对个人工作情况不同，退休制度需要做具体分析。一些低收入、就业环境较差的劳动者，大部分不愿意延迟退休甚至想要提前退休。而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由于身体条件好，工作环境不错，且由于岗位需要，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迟退休。因此退休政策不能再一刀切，而是要以劳动者自愿的原则为基础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

从日本延迟退休的经验可以看出，年龄调整并不是难度最大的环节，最主要难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保障老年人生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日本退休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当延迟退休年龄时，养老金制度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一种弹性的养老金制度，退休人员要根据实际退休年龄、不同退休情况领取养老金。例如，在分性别推迟领取养老金上，日本是男先女后，给了女性更多时间调整和适应。而我国，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早退休，所以可以考虑先女性后男性。为了增进老年人的工作热情，日本政府还规定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迟，金额反倒更多。养老金制度既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通过严格执行法规、设立老年人职业介绍所以及补贴资助来解决。首先，政府应制定法规，明确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义务和责任，保证高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落实到位。其次，对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助，以此调动企业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提供老年人职业介绍的专门机构还很少。老年人职业介绍所可以根据老年就业者的求职意向、掌握的技术、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经过分门别类，再推荐适合他们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应当对老年求职者进行职业培训，加强职业素养，提高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

转变传统老龄化观念和养老观念

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认可度比日本低。首先是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需要照顾”“养老”的群体。其次，很多人认为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新的需求岗位减少，从而会影响年轻人就业。但实际上，工作岗位并不是按退休老年人的数量来对应的。高龄劳动者一般从事的工作层面，是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刚踏出校园的年轻人，由于经验不足，一般是从技术含量低的底层做起。在日本虽然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就业，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就业压力主要体现在一些年轻人就业意愿高的“高端产业”上，也就是说某些行业给了年轻人压力。第三，老年人本身再就业的意愿不够强烈。这是因为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和服务家庭的现实需要，老年人的家庭观念更重，大部分退休后还需要在家帮忙照顾幼儿或者是在家坐等儿女赡养，不愿意出去工作。

顺利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政府还要通过舆论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努力转变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看法，宣传延迟退休的好处和意义，在社会上营造积极的氛围。还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老年的职业培训，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对老年人自身而言，要转变以前的养老观念，树立“自助”意识，发挥自身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去参与社会建设，实现“老有所为”，有自信、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

（编辑  杨利红）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监测数据，截至2021年9月29日，美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3230197人，死亡693055人。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美国均高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最早遭受新冠病毒袭击的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了疫情，将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成为全球对外输出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超级大国，对比两国抗疫成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美两国何以出现截然不同的抗疫结果？其背后因素值得深思。

“执政为民”与“表演为民”

迅速席卷全球的疫情无疑是对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2019年12月底疫情暴发后，中国领导人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当时疫情形势不明、科学界对病毒认识有限、医疗物资短缺等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抗疫措施。对外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分享有关疫情和病毒的最新信息；对内迅速采取措施阻止疫情传播，全力救治疫情地区的民众。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果断地在2020年1月23日封闭了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市。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抗疫工作开始转入以防止输入性病例为主的新阶段。

反观美国，抗疫更像是围绕选举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秀。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在两党政治立场趋于对立的情况下，核酸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重要抗疫措施都“政治化”了。尽管2020年1月初中方已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但一心想着选举的特朗普先是对公共卫生官员们的警告充耳不闻，放任疫情失控。疫情恶化后，一些政客迁怒于世卫组织和中国，试图通过“甩锅”来为自己开脱。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些官员应对疫情的勇气和担当，反而目睹了各种推诿、冷酷与自私的政治丑态背后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漠视。整个抗疫工作不是围绕着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是政客们围绕选票而进行的政治算计和做秀。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有形的“天灾”，那么政治机制失能则是无形的“人祸”。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将西方政治体制吹捧为“终结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政治制度对造成近70万民众死亡的疫情无动于衷，其所谓的优越性又从何说起？

 “生命至上”与“金钱至上”

生命只有一次，抗疫的根本在于抢救生命。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地区曾一度出现“医疗挤兑”现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里就建成了2座分别拥有上千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还通过各种方式建成了16家方舱医院。从2020年1月底武汉封城到3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防治方针。医疗管理部门也及时调整医保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律实行“先救治，后结算”。这些措施无不以救人为宗旨，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检测和救治。

在美国，医疗资源远远优于中国。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4.44%，ICU床位占医疗机构总床位的18%；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比例仅为7%和5-6%。然而，在“金钱至上”原则支配下，这些资源并不能在抗疫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紧缺的医疗资源在疫情暴发后沦为有钱人才能享用的“特权”。2020年3月，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曾牵头发起了从海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空桥计划”，但这些物资很快都被转卖给私人企业，优先供应VIP客户。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机制作用下，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开展互助合作的动力。面对疫情扩散后出现的“医疗挤兑”现象，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无力调度高度商业化的医疗系统。大量私立医院既无意也无力支持医疗短缺地区，个别医院甚至出现了更改新冠病人检测结果的丑闻。在高昂的医疗费面前，大量穷人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弃儿”。美国凯撒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治疗一名住院新冠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大约为3万美元。即便拥有医疗保险，通常也需要支付免赔额内的费用，再加上可能出现的救护车、CT、看诊、护理等开支，高额诊疗费让不少穷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超过2700万美国人并无任何医疗保险，只能在疫情来临之时望医兴叹。

在“金钱至上”原则下，医疗系统服务的最终对象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而非有血有肉的生命。一旦生命成为金钱的附庸，患者也就成了贴有价格标签的“特殊商品”。于是，一边是富人们的医疗资源过剩和各种优先特权，另一边却是无数游离在医疗体系之外得不到救治的穷人，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别样人生”。无论多么发达的医疗系统，如果不能遵循“生命至上”原则，就难以在大规模抗疫中全面发挥作用。

“守望相助”与“唯我独尊”

再好的抗疫政策，如果没有民众支持与配合，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疫情暴发后，中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执行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在许多民众看来，无论是遵守防疫要求，还是直接参与抗疫工作，都是一种值得称颂的个人美德和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也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共克时艰的表现。除了4万多名奋斗在第一线的援鄂医务人员外，截至2020年5月，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在抗疫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泪目的感人事迹，守望相助、舍小家顾大家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在美国，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长期推崇极端个人主义所滋生的种种怪象。首先，大量政客基于个人政治私利不断操纵防疫措施，互相推诿指责，极尽政治表演之能事。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早就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但特朗普和不少共和党人却置若罔闻。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执政的地区，防疫举措更是判若水火、泾渭分明。其次，部分利益集团在抗疫中投机取巧，或是借“抗疫”名义中饱私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和黛安娜·范斯坦等人在提前获知疫情信息后不是忙于推动防疫，而是抢先抛售持有的股票。国会通过的巨额救助法案更是让众多富人从中获利不菲。最后，一些民众以所谓“个人自由”为借口，拒不遵守防疫规定。2020年秋季开学仅一周时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就发生了4起聚集性疫情，造成130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得克萨斯州一名30岁的男性甚至特意参加“新冠聚会”，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命。

这种自上而下“唯我独尊”、罔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或许满足了某些个人的“自由”和“偏好”，但却让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面对疫情危机，许多美国民众在抢购生活用品的同时，还大量购置自卫用的枪支弹药。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宁可相信危机时个人盲目“自救”，也不相信政府和社会在危机时可以提供基本秩序与最终救助。

“尊重科学”与“藐视科学”

在未知的病毒和疫情面前，科学是人类最终获胜的有力武器和希望之光。在疫情中，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重。这既体现为对医学专业人士防疫建议的尊重，还体现在对防疫科研的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关注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不仅较早地分离了毒株、研发出了检测用试剂盒，还筛选出了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救治方案，启动了5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并在这些领域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设立医疗方舱的设想，并率先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人群识别，为疫情迅速结束和有序复工创造了可能。

医疗科技和医疗资源领先全球的美国却并未发挥出其科技优势。其一，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们的专业性意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疫情暴发后，白宫当局无视世卫组织和国内专家们的警告，既不愿建立国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也不愿放开权限让各地实验室和医院进行自主检测。直到2020年3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解除有关限制，但检测能力却迟迟难以提升，一再错失遏制病毒扩散的良机。其二，用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研发经费等持续被削减。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大幅削减用于医疗科研领域的开支。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度预算就被直接削减58亿美元，降幅超过了18%。无论是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计划，还是对科研人员士气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其三，白宫决策层为了政治需要，屡屡打压敢于直言的公共卫生专家。在2020年2月25日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南希·梅森尼尔曾发出公开警告，希望美国公民做好应对疫情暴发的准备。但是这一表态却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梅森尼尔也不再被允许出席疫情发布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曾撰文指出：“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次抗疫中既看不到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敬重，更看不到对民众生命的敬畏和关心，而是藐视生命和科学之后的惨痛代价。

 “命运与共”与“美国优先”

大疫面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通报了疫情信息，分享了疫情进展和防控经验。中国科学家也在第一时间与国际同行分享关于病毒和抗疫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自身疫情略有缓解后，中国便开始全力支持国际社会的抗疫工作。截至2021年9月上旬，中国已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和商采便利，初步统计总量约为3200多亿只口罩、39亿件防护服、56亿人份检测试剂。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超过11亿剂疫苗和原液，并计划年内提供疫苗总数达到20亿剂，是迄今全球对外供应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向高唱“人道主义”、“国际道义”并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坚持“美国优先”，不仅没有承担起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反而屡屡干扰国际社会的抗疫努力。在疫情发生之初，特朗普政府就放弃了对全球抗疫的“领导”，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起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责任，反而在抗疫关键时刻主动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先是罔顾事实地指责中国，别有用心地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试图将其防疫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继而把中国和俄罗斯向国际社会输出疫苗的努力污蔑为“疫苗外交”。在“美国优先”名义下，美国通过《国防生产法》严格限制各种医疗物资出口，包括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即便是在印度疫情严重失控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愿提供囤积的富余疫苗，或是放开疫苗原材料出口，以至于一些印度媒体痛骂美国是“疫苗黑手党行为”。

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操弄恶果、党派恶斗闹剧、草菅人命的政策，以及各种极端个人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等行为，直接导致了美国自我宣扬的“人设”、“话语”及其国际道义形象的崩塌，也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期以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说辞。

中美两国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后，既反映了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政治魄力和人文情怀，也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医疗机制、社会文化和国际担当等密切相关。但最为根本的因素，则是双方执政动机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对任何制度与个体而言，只有执政者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做到“生命至上”。古人云：“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这场疫情让我们彻底认清了谁才是真正“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利益代表，谁才是言行不一、自私自利的政治秀客。疫情终将过去，但我们却不能不思索：人类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权、道义和秩序。

（编辑  杨利红）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

      全球经济与社会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剧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许多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患。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关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正处于革命性突破和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对文化多样性包容的文明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

       对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五个基本判断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我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处于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

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新冠病毒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竞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

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构建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资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是源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与智慧之积累。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特朗普刮起的政治旋风完全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冲撞了美国社会所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也搅乱了传统划分左右政治版图的坐标。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美国过去70年来所构建的自由化国际秩序，他并不信奉这个秩序的两大主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他反对根据民主、人权、多元这些价值标准来区分敌友与亲疏；他的广大支持者更深信，过去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自由化与开放贸易体系是导致美国产业空洞化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元凶。

特朗普要重新设定美国的国际角色，而且相信这样做就像把计算机关机后重新启动一样容易。在他眼里，所有美国过去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长期信守的政策承诺以及一手创建的多边合作体制，都可以推翻重来，一切都要重新评估是否符合当前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需要。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居然底线飘移、框架模糊，没有信念准则，而且还向世界摆明：从此美国要给得更少却拿得更多。他还把自己随时可以重新设定游戏规则的这种任性与霸道，当作吓唬对手、买空卖空的筹码来运用。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莱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7年，他在政治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特别针对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要重振其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先从修补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社会支持开始，而处方就是重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又称“内嵌自由主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有将近40年时间，西方政治精英都牢牢记取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强烈感受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必须设法维持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和谐，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高累进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与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结果。政府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制定严格的劳动标准与受雇者权利，并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国家设置了各种市场监管机制，保护消费大众，节制托拉斯与不公平交易，并对公共事业普遍采取国营政策。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运行在西方国家受到层层节制，经济自由主义被镶嵌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层层框架里，所以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时，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增长的多边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俗称美元本位制)扬弃了缺乏弹性的黄金本位货币秩序，而实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率为锚定。各国货币则对美元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同时实施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严格控制汇率的波动，更不允许外汇的投机性交易。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国带头逐步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实施有序的贸易自由化。当时，GATT框架下国际贸易规范允许各国保留足够的防卫措施与调节工具，以缓冲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对本国的冲击。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有共识，必须将敏感的产业(例如农业)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目标之外。战后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仅仅是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内推行自由化目标。所有国家都在实施某种程度的外汇管制，根本不允许热钱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限制并大幅削弱资本家操纵资本的自由移动，增强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从而奠定了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体制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过去30多年，从撒切尔与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成为主流经济思潮。各国政府都在解除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全盘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把许多战后实行的保护与平衡措施进行逐一拆解。国有资本全面退场，并逐一取消各种税制的累进原则，也取消了对资本跨境移动的限制，让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追逐最大回报的最大自由。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普遍失去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政府的财政基础普遍恶化，社会福利体制不断被削弱，社会弱势群体被迫裸露在市场力量无情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金融波动，最终导致跨国资本的支配力量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凌驾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超级巨型跨国企业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制定新的经济游戏规则，“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逐渐花果凋零，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还勉强维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莱克提倡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诚可谓知易行难，因为资本家早已没有祖国，并将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动、支配政策的权力、低税环境与避税机会，以及各种投资优惠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除非经历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与更劲爆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重新启动“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一路调降，从70%降到50%，克林顿时期又降到40%。企业所得税也是一路调降，从50%降到35%，特朗普上台后，又大幅降到21%。经过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收都已经远低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基础。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社会晋升体系的公平，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教育与基础科研投资，没有能力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协助经济弱势群体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资本可以快速自由移动，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更可以把利润、所得或利得，通过会计手法在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或把大量现金与财富隐藏在“避税天堂”，所有国家都被迫竞相减税。只要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很低的边际税率，就会让那些想要维持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为它们很难阻止资本外逃，因此，北欧国家也不得不将最高边际税率调降到50%左右。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只要跨国企业与全球富豪阶层可以继续支配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维持过去30多年所实施的对资本高度友善的财税政策，他们就可以迫使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会让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遇到不少险阻。美国女议员科特兹想要推行税制改革，就等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太岁头上动土。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镶嵌式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年代，也是历史记忆所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年代，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因出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一夕成名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皮凯蒂所领导的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联邦政府的税务档案以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构建了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富分配数据库，有些数据可以回溯一百多年，统计数值序列几乎横跨一百年，从一战结束后一直到2010年。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桑德斯几乎可以阻断希拉里通往总统之路，特朗普可以半路杀出截断希拉里的总统美梦。

皮凯蒂的研究呈现三个重要历史性事实：

第一，在经济大萧条前夕，出现了急剧的所得的分配两极化，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基础，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而富豪阶层累积大量财富就会推升资产价格，最后因股市泡沫破裂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改为采用激进的所得再分配政策，二战期间，又实施全面经济管制，还有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得以重新洗牌；二战后，各国都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10%的最高所得者分配到接近1/3的总所得，而其余90%的人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且这种分配比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稳定的所得分配比例代表着劳工与中产阶级可以等比例地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第三，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各种保障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体制逐步被削弱，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开始重演。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有的分配收入不断上升，而其余的90%则不断下降，到201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所得分配悬殊的程度甚至超过“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西方国家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这10年在欧洲被称为“疯狂年月”。这是金融财富快速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经济规模明显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并迈向顶峰的年代；这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再度盛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走向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这个时代也因华尔街股市一夕崩盘而刹那画上句号。

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有高度雷同之处。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急速萎缩，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是迅速点燃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战，世界贸易规模急速萎缩，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蔓延，在经济全面崩溃与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权趁势而起。

如今，世界经济尚未完全摆脱2008—200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霾，排外民粹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拆解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把WTO贸易规则踩在脚下，不惜挑起贸易大战，让人不由得担心20世纪30年代世界动荡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在战后头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制，是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并吸取惨痛教训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其次，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都迫使资本家与劳工和中产阶级进行妥协。漫长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损毁，资本家所拥有的投资、定价和雇佣等自主权都被经济管制、物价控制、资源征用和实物配给等战争动员体制替代。在战后复原与重建过程中，资本家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管制权力，所以，“镶嵌式自由主义”继承了这些既存的历史条件。

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还面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资本家必须与劳动阶级达成政治妥协。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主义、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距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抑大幅削弱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利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和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普及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扬弃加诸各国桎梏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这套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曰“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构建全新多边合作体制，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难关；同时，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让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垂直分工和经济交换关系，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在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积极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的优势地位和对SWIFT系统的实际控制权，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同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权国家进行金融制裁威胁。为了应对这一越来越紧迫和严峻的金融安全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地域性跨境结算系统，以降低对SWIFT及美元的依赖程度。如俄罗斯、塞尔维亚、阿曼、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国家，欲借助非美西跨境支付系统，建立辐射本地区的国际结算网络，接入周边国家的商业银行，支持以本币及人民币、欧元等多币种作结算货币，最终实现本地区跨境支付的自主可控。

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跨境结算的新进展

中国的时代愿景结算技术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内资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国际商业结算控股公司”的运营主体，相当于香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愿景”）长期专注于跨境结算技术/系统研发，现已参与了多国建立新型跨界结算系统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1.与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合作建设的跨境结算系统已通过系统测试。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简称“俄气银行”）是俄罗斯第三大国有银行，是俄罗斯天然气贸易及融资的主要银行。为了应付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俄最高当局决定在俄罗斯建设面向欧亚地区、不依赖SWIFT的跨境结算系统。系统建成后，俄罗斯将利用其影响力吸纳大欧亚地区广泛的商业银行成为其参与者，目标是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支持卢布及人民币、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与SWIFT平行的第二大国际收支汇路，实现本地区跨境结算自主可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示，指派俄气银行实施该项目。该行已与中国时代愿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国时代愿景公司提供系统所需技术；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系统运营。目前该系统已经通过测试，系统在技术和安全上完全满足俄方需求。俄方有信心快速吸纳欧亚国家的银行加入系统。同时，俄方提出诉求，希望中国的商业银行能积极加入成为参与者，以实现中俄之间巨大贸易体量的非美元结算。

2.为塞尔维亚提供结算系统进入协议阶段。中国时代愿景公司与塞尔维亚财政部进行了一年多的共同建设“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项目交流。今年4月，时代愿景公司负责人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接见，总统明确表示支持时代愿景在塞尔维亚兴建“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塞尔维亚产业升级，也能为提升中国-中东欧贸易水准及结算安全提供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董事会也表示,将在该项目牌照、周边国家银行接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

3.获得尼日利亚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2020年5月，时代愿景公司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时代愿景为尼日利亚提供新一代国际结算系统及数字货币系统，支持尼日利亚成为非洲跨境结算中心及数字经济中心。根据协议安排，双方已成立合资公司（中方控股），并获得了尼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系统建成后，尼日利亚央行将通过其影响力接入非洲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跨境支付将不再依赖SWIFT，也不需要绕道美国，在非洲大陆内就可以完成。结算币种不限，不再局限于美元，这将大幅降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缩短到账周期。

4.在阿曼成立跨境支付系统合资公司。在阿曼苏丹的支持下，时代愿景公司与其指定机构在阿曼成立合资公司，双方股份50：50，建设辐射中东海湾区域的跨境结算系统，并希望籍此系统连接中国及时代愿景在其他区域的网络，为中东对外往来贸易提供不限币种的跨境支付服务。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合同谈判阶段。

5.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申请相关金融牌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指定机构与时代愿景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采用时代愿景技术，建设连通中亚五国到中国及其他时代愿景可覆盖区域的跨境支付系统，乌兹别克斯坦还将授予合资公司数字银行牌照，借鉴中国经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保障跨境结算自主可控的新目标

除上述这些地区外，时代愿景公司还与阿根廷央行、泰国中央银行展开了实质性的交流，项目正在推进中。时代愿景公司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中发现，许多国家担心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尤其担心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被美西抓住把柄，受到金融制裁，因而普遍存在金融通道方面的“避险”需求。他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合资的方式，共建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跨境结算系统，通过共同结算行关系来实现跨区域互通，逐步从区域化连成全球网格化、体系化，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第二汇路，最大程度规避西方国家的过度反应和金融制裁。根据对这些地区银行的摸底调研，时代愿景公司认为,其跨境结算系统有望用3-5年的时间，接入5000家银行，达到SWIFT一半的规模，从而建立由我国主导，能够保证国际结算自主可控的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成为跨境结算领域的“北斗”系统。

构建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银行对参与建设第二汇路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积极。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占比很高，因此迫切希望本区域结算系统建成后，中国商业银行能作为参与者加入，实现与我国的跨境互联互通，可以为该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结算便利；而中国的银行对此态度并不积极。

二是部分国家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建立新的跨境结算系统需要有一定的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中国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或欧亚基金、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银行、基金的融资支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1.协调中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以中国企业主导的跨境结算系统。协调商业银行为时代愿景公司的海外拓展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合，使之作为参与者加入中国企业海外建设的结算网络。

2.将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国际结算系统，纳入发改委等部委重点项目清单，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能够对中国公司海外网络部署提供专项资金予以扶持。

3.在条件成熟时，支持中国公司将以上欧亚、中东欧、中东、非洲等跨区域结算金融数据交互中心建在国内，人行给予中国公司研发的结算系统与SWIFT同等的支付清算系统地位，并鼓励国内银行集中接入，通过“桥接”的方式实现与海外各地区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这样做有利于打破美西对全球金融业务的垄断，规避其利用SWIFT系统对我及友好国家进行金融制裁的风险，同时可掌控国际贸易大量新生的金融数据资产。

（编辑  宋斌斌）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s）是当今热门话题，全球众多国家中央银行正在努力开展数字货币的研发。比如，巴哈马中央银行最近推出了“Sand Dollar”，中国人民银行早前进行了“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试点，美联储也正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机构合作，对数字货币进行广泛研究。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正在通过全球多个城市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该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关工作，开展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这个平台进行对话合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也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被广泛提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货币有什么不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用户、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个宏大的想法付诸实践等等。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其他支付方式的差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中央银行货币，设计得当，可以为数字经济提供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解决方式。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其他支付工具，但实际上，中央数字货币、零售快速支付系统和全天候批发支付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支付体系。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相比，均具有显著不同。

首先，作为一种数字支付工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国家记账单位计价，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它提供了新的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货币——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结算媒介，可以快速消除交易中的所有债权。而当前的支付系统包含两个层次的公私合作关系：一是中央银行拥有现金和商业银行储备，二是商业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货币，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票、信用卡和借记卡以及自动柜员机(ATM)从商业银行获取这些资金。

中央银行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最终性。提供最终结算手段，消除支付过程中的残余风险；二是流动性。形成日内结算流动性，为支付系统运转提供动力；三是特殊时期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三个特征确保了货币体系的安全、可靠和运行效率。中央银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中立性，作为一个非商业机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信用中心。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支付系统的现有元素进行比较发现，银行准备金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专用的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形式，用于支付系统中的银行间结算。商业银行使用中央银行货币作为最终结算资产，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既可以直接供商业银行用于批发用途，也可以供社会大众用于零售场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可以通过中央账户提供，或者通过类似现金的电子代币提供，这取决于用户是否“持有”电子代币。

由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已经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今，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探索基于代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作为金融机构直接获取和支付的新方式，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开展的Helvetia①项目表明，将代币化资产和中央银行货币整合在一起是可行的。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现金形式——“数字现金”，作为实物现金的补充，为普通公众提供获取资金的新手段。以一个购物者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为例：在现有的支付体系下，由于技术和操作上的原因，即使立即清算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银行之间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结算通常也不是即时的。在延期结算的零售快速支付系统中，收款人承担信用风险，只有当所有转账净额在中央银行账簿上结算后，所有债权才被清偿，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将消失。

第三，相同交易在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中更加简单，货币支付只涉及将中央银行的债权从一个用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用户，不存在信用风险。货币并不体现在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直接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安全、中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实时结算。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在运营设置、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无缝支付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以中央银行货币直接结算的方式是相同的，这是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典型特征。从用户的角度看，零售快速支付系统（RFPS）与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非常相似(见表1),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是由提供独特中央银行货币功能的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表1 RFPS与CBDCs的对比

资料来源：BIS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中央银行直接负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非常重要。用户在选择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商业银行资金时，主要考虑商业银行在整体服务方面的增值，以及用户对商业银行特有的安全感。在极端情况下，商业银行仍然有可能发生挤兑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时，银行间市场冻结，最终需要由中央银行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来解决。

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需要在减少银行挤兑风险敞口、加强竞争以及提高用户的支付清算体验方面取得平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并没有获得中央银行支付基础设施的背书支持，这正是它们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区别。

用户视角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实践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体验和当前的数字支付非常类似。银行或支付服务提供商对用户进行合规审查，确保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后,为客户开设一个账户或“钱包”，并及时处理支付欺诈案件。资金可以通过近乎不可见的后端安排，从银行账户、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服务转移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同时，用户也能够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转换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例如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数字钱包或现金。

其次，可以使用各种支付设备交易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使用预付费设备、具有离线功能的信用卡、智能手机钱包以及其他科技应用集成式设备。为此，实现CBDCs的完全可兑换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大量努力和合作，这也是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研究各种中央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旨在解决支付方面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支付存在两大痛点：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的高额费用、缺乏普及的数字支付工具。最近，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支付交易提供商在使用交易数据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创建更高效的支付系统，并提高公众的福利。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应有之义

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营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经营部门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紧密相连，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建立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应遵循无伤害原则。中央银行供应的新型货币应继续对公共政策起到支持作用，不应干涉或损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能力。需要明确的是，遵循无伤害原则不是为了保护现有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更高效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央银行高质量完成货币供给、维护金融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新的基础设施。随着更多非银行机构进入支付市场，激烈的竞争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推动金融创新。私人提供商在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收取小额交易费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明确的规则下分担交易成本。虽然新参与者大量涌入有可能扰乱市场，但这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必然产生的过程。

第三，支付领域已经出现数字化颠覆的趋势。大型科技公司的支付服务正在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包括金融包容性在内的许多好处，而且在一些市场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创造出“有围墙的花园”。然而，这些“有围墙的花园”不利于形成闭环的数据保护体系，有可能破坏竞争给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好处，对大型科技公司支持的稳定币来说，上述风险尤其明显。

第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不应将商业银行排除在外。只要商业银行继续在储户和投资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挤兑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为防止在压力时期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数字挤兑”，各国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流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资金，这些限制的具体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否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非常关键。这是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终规模的重要因素。由于现金并不支付利息，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流通中的现金价值与即期存款相比很小。因此，与整个金融体系相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主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而不是价值储存手段。尽管如此，由于向用户提供普遍访问、低成本、注重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的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对其他支付方式施加竞争压力。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影响的研究。各国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出于货币政策需求而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改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影响其储备、货币基础和交易性货币需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应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无需像全球稳定币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账户单位，尤其是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mCBDCs)安排，有望改善跨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联系，通过改善兼容性、互联或整合国家支付系统，增强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可操作性。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一种主权货币与另一种主权货币之间无缝兑换的便捷程度.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协议可以从源头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各国支付系统开放时间的差异、不同的通信标准以及汇率或费用方面的不透明等等。

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技术路径：1.增强支付清算系统的兼容性；2.不同的支付清算系统通过共享的技术接口相互连接；3.支付清算集成到统一的单个系统中。

这三种技术路径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全球46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表明，每种模型都有中央银行在考虑应用,尽管应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正因其独特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所属创新中心正在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开展mCBDCs“桥梁”项目，测试新的跨境支付清算技术，并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哪些改变。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可能带来货币替代风险。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将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使用除本币以外的外国数字货币，这可能带来“数字货币的美元化”趋势。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风险。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方案都基于账户，即与一个明确的身份识别挂钩，这使得交易尤其是大型交易能够追踪到个人或实体。这种以账户为基础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将保留跨境使用的控制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限制非居民的进入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货币替代风险；而基于令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通常应用于金额较小的交易，并具有明确的限制和保障；此外，强有力的法定货币条款也将促进在国内支付中使用本国货币，防止货币替代风险。关键点在于，各国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币稳定。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具有先发优势，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竞争者或地缘政治工具的说法言过其实。各国中央银行受本国委托运作，只有在适合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会决定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一种货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包括使用该货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开放性，国际社会对其长期价值的信任，以及对其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基础设施的信心等。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其具有数字性质而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第四，国际合作是当前存在问题的关键。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推广应是全球合作的成果，而不是竞争的结果。目前，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内的G20协调机制将持续改善跨境支付效率，同时，国际清算银行也正通过全球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各国合作项目付诸实践。与此同时，全球协调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工作和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安排，将为私人发行的稳定币或未考虑到社会目标的加密货币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各国中央银行在与本国社会密切磋商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公开对话，以利于更好地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成果。

未来展望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特征，即安全、中立和最终性。但它不一定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各国中央银行都将依据本国的独特环境和目标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效率并促进支付领域的创新竞争，但它不应该颠覆当今的双层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等部门仍将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使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跨境合作，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继续相互学习，并且抓住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跨境支付带来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项全球性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国际清算银行将为支持这项建立在集体利益上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普利策与赫斯特同为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传奇报亨。两人办报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却天差地别。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众多学者都表现出了崇敬普利策、排斥赫斯特的态度。

普利策与赫斯特学术界评价的差异

学术界对普利策的评价

在国外学术界，许多学者对普利策赞美有加。如埃默里父子认为普利策是“最能干、最值得尊敬的美国主编”（埃默里，2001：199）。詹姆斯·莫瑞斯在为普利策作传时，写到普利策“创新的能力犹似特德·特纳，改变历史的能力堪比西奥多·罗斯福”，其“传奇故事影响深远，打动人心”，肯定他为报纸注入活力的大胆尝试，以及坚持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的新闻理想。

国内学者对普利策的评价也是以正面为主，称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诸如“他具有一整套系统的思想——关于报刊的作用，新闻的意义，评论的价值等……富有浓烈的民主进步色彩。”（韩亚辉，2006）；“倡导和高扬的新闻职业理想精神和理念是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薛亚利，2019）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普遍对普利策怀有赞美之情。而这份赞美往往源自对普利策的新闻理想的认同。

学术界对赫斯特的评价

相比之下，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对赫斯特进行正面评价的文献。一些学者往往从赫斯特对黄色新闻的滥用这一角度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认为赫斯特并没有普利策那般崇高的新闻理想，其进入新闻业纯粹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有关他煽动美西战争、教唆他人刺杀麦金莱总统的传闻，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

国内新闻学界对赫斯特的评论也不甚高。有人称赫斯特为“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对黄色新闻的狂热导致了对新闻事业声誉、新闻人职业道德、读者欣赏趣味的损害（蔡全胜，2000）。有人认为，赫斯特对于煽情手法的滥用造成了严重后患，并批评其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其报业生涯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原动力, 他是商人而不是报人。”（韩亚辉，2006）

总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中，相当于普利策像是被众星捧月的行业标杆，赫斯特则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面教材。

差异的反常之处：经历相似却风评迥异

然而，普利策与赫斯特经历的实际差异，却绝非他们所获得的评价那般悬殊。

两人均是使用黄色新闻的代表人物

普利策与赫斯特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非常善于运用黄色新闻吸引读者的眼球。

实际上，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是普利策。在由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第一期，其头版文章便对当地的自杀事件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而赫斯特此时还未进入报纸行业。事实上，赫斯特正是受到普利策的影响才开始采用煽情报道，他有意让《纽约新闻报》追寻《世界报》的风格：同样在头条采用粗大的字体，内容采用引人入胜的都市故事，使用大量罪犯及美女的插图等等（莫瑞斯，2015：314-315）。

“黄色新闻”一词的诞生，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普利策与赫斯特为争夺报纸销量而大量刊登的一系列煽情新闻。在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关于美西战争的报道。两人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次爆炸事件描述成西班牙的一场阴谋，将美西间的矛盾夸张化以吸引“义愤填膺”的读者们。两人的行为煽动了战争情绪，间接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

可见，黄色新闻并非赫斯特的独创，普利策也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同样是运用低俗、煽情类新闻谋取发行量，普利策的行为被誉为是对新闻行业的大胆改革，赫斯特却被要求承担“黄色新闻损害新闻事业声誉、职业道德与民众品味”的责任。

两人都曾尝试用报纸推动社会变革

通过新闻报道保护底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变革，一直是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例如普利策曾在《圣路易斯快邮报》上公开反对圣路易斯市煤气照明公司的垄断，批评其劣质的服务与昂贵的定价，也曾以题为《偷税：批发伪证的艺术》的报道揭露当地富豪偷税漏税的丑态等等（莫瑞斯，2015：155-156）。这些行为保障了民众的福祉，促进了社会公平。

然而，有学者指出，赫斯特也曾利用报纸为底层人民的利益发声，1899-1922年，赫斯特致力于推进反垄断、反童工、保障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改革（樊亚平，丁丽琼：2014）。他曾坚定地支持遭到武装人员迫害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坚持要向施暴者追责；他还曾发表社论，提倡公用事业实行公共所有制，消灭垄断；他甚至要求全国、州与地方进一步完善公立学校制度等等（埃默里，2001：250-251）。

可见，赫斯特与普利策一样，曾借报纸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两人都曾滥用黄色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败坏社会风气。然而学者们更多地称赞普利策的新闻理想，却往往选择性地忽视赫斯特借报纸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这种双重标准何以产生？

差异的产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需求

回答这一问题，可从同时期的美国学术界入手，他们早期的一些定论会对两人后世的评价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新闻史角度出发，其实普利策与赫斯特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时期，了解这一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19世纪末，美国报纸正处于由政党报纸到大众报纸的转变。这导致当时的报纸，要么完全充当政党的喉舌，为取得竞选胜利无所不用其极；要么为了生存和盈利，大量刊登“黄色”“花边”新闻以吸引公众眼球，正如普利策与赫斯特做的那般。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工作在大众眼中不算正经行业，社会地位也很低。为此，一批新闻从业者迫切想为自己正名。

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的奥克斯首次提出了新闻行业的三大目标，即“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材料”。在办报宣言中，他指出，报纸应“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由此拉开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序幕。新闻从业者力图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促进行业专业化，使新闻事业自由独立、客观公正、以公共服务为终极目的，从而维护新闻业的权威，使新闻从业者受到尊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既需要正面的倡导和正面形象的引领，也需要对背道而驰者明确而激烈的批判和反面典型的陪衬”（樊亚平、丁丽琼，2017）。有趣的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身后事业处理上的差异，使他们分别被构建者选为正面与负面的典型人物。

首先，普利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清除了自己报纸内的煽情主义，重新追求报道的准确性。黄色新闻大战的终止，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对黄色新闻进行了猛烈批评，而是因为普利策主动退出了战争。其次，他留下了25万美元用于创立普利策奖和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如今普利策奖的地位犹如新闻界的诺贝尔奖，其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奖这一分支，仍然奖励着通过新闻资源，为社会做出有价值服务的新闻机构。他还捐出了200万美元，用于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以及职业道德。

而在赫斯特的人生暮年，他为了在大萧条时代维持报刊的发行量，仍然滥用黄色新闻。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与经济利益，赫斯特甚至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狂热，而没有做出任何能挽回其口碑的事。

也就是说，普利策对自己身后事业的安排，基本顺应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潮流。他拒绝继续使用黄色新闻，重新追求新闻准确度的行为，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追求；并且通过创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大力促进了新闻业的专业化。而赫斯特的做法，则是与新闻专业主义背道而驰的。

两人新闻生涯后期的差异，以及两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们被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者选中。为推行其主张，构建者需要将普利策光辉化，赫斯特污名化。于是两人的形象差异变得更加显著，而两人经历中相似的部分，则被用双重标准的方法掩盖过去。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的信仰被传承至今，对两人评价的差异也因此在西方得到延续。

差异的迁移：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对两人评价的天差地别，并非是只发生于西方学术界的现象，国内的许多研究也延续了这种评价。虽然我国并未参与上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过程，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仍与西方的评价具有高度相似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的确存在相关研究资料缺乏、学者考证精神缺失等问题，使得部分学者对国外的评价不加甄别地全盘接收。国内有人批评一些学者对赫斯特身上“丑诋其形象的历史迷误，缺乏应有的考辩，导致以讹传讹，伪证成为实证，偏见与不合乎实际的认识与评价成为历史的‘定论’”。（樊亚平、丁丽琼，2015）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国内学术界会完全认同国外学术界的结论这一现象。在对普利策与赫斯特评价的问题上，国内之所以能全盘接受国外学者的结论，必定意味着前者不自觉地多少认同了后者的某种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便是新闻专业主义。

   为了方便后文的阐述，笔者在此需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在我国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辨析，两者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差异表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新闻事业独立于政治，更看重公共服务，通过客观报道事实建立自身权威。这一理念成为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图腾，使得新闻工作者获得了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有了以上认识，便可发现许多国内对普利策、赫斯特的评价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价值体系的。例如有学者在评价赫斯特时，批评其“败坏了新闻事业声誉，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蔡全胜，2000）从中可看到，作者对新闻事业声誉的重视，及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的认同。另一学者对普利策进行评价时，对其新闻理念给予了认可，即新闻媒体拥有“‘环境预警功能’‘社会守望角色’‘揭露腐败渎职’等作用”，称赞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薛亚利，2019）。也有学者对普利策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闻理念给予认可，并批评赫斯特缺乏对于报刊的作用和新闻的意义的思考（韩亚辉，2006）。这些研究，都是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对两人进行评判。而事实上，若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对两人进行审视，或许会得出更新颖的结论。例如普利策虽然试图追求政治独立，但其主管的报纸却具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从报纸是政党喉舌这一角度出发来分析普利策办报策略对于政党形象树立及舆论引领的利与弊，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许更有利于我国的新闻实践。

   为什么新闻专业主义会对国内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客观上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的提出，便是我国早期新闻专业主义渗入的样例。其中，不党、不卖指报纸不应依附于某个政党，应做到经济独立；不私则代表了报纸应为公众服务；不盲则含不盲从、不盲信之意。“四不”原则可谓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政治独立、为公众服务的内核。同时代许多新闻业的前辈在提出自己的理念时，也借鉴了这一主义。

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大力提倡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也未曾消失。例如编写《全球新闻传播史》的著者，曾反思自己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编写教材时“自觉不自觉地以貌似价值中立、去政治化以及专业主义等”消解了看待外国新闻史的中国立场。（李彬、张珂：2015）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国内教科书对普利策的介绍较为正面，而对于赫斯特，则扣上一顶“黄色新闻大王”的帽子。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制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尤其是在我国传媒行业市场化后，一些记者追名逐利、弄虚作假的行为败坏了职业道德，引起了一些新闻人对专业主义的呼唤。在这一背景下，赫斯特成为负面的代表性人物，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考辩。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虽为舶来品，却在我国拥有较强的生命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这两位新闻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国内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以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为价值标杆，而鲜见结合中国语境，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出发，对两人进行较为客观的解读。其后果是：对两人的研究难以转化为具有实践性的指导建议。例如，让我国的报刊效仿普利策追求所谓政治独立与新闻业自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编辑  季节）

2021年初，俄罗斯席卷全国的抗议游行活动，表面上看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发酵引发反对派过激诉求的行为。但从深层次上探寻，俄罗斯居民收入下降、通货膨胀、高企的贫困率和失业率，才是导致中低阶层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不满的主因。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低油价和低利率导致家庭财富不断缩水，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新政策环境下，家庭部门在资金配置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许多家庭寻希望通过新的投资渠道，寻求危机下的财富保值增值。

俄罗斯家庭资金配置的主要特点

疫情作为核心因素，通过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卢布汇率等变动传导给家庭部门。在此情形下，俄罗斯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资产管理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特殊环境下寻求家庭资产重新配置、适应新环境的必然反应。这些行为部分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如家庭部门对高通胀的预期是资产配置变化的重要短期因素。同时，随着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深化和疫情长期化的可能性，在家庭资产管理方面也将出现常态化的趋势，并将通过金融工具的多元化来满足投资需求。

基于长短期因素的共同作用，俄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呈现两个特点，分别是资产配置多元化和家庭消费信贷、房地产按揭贷款急剧增长下的债务膨胀。

家庭资金开始青睐股市、“影子银行”和美元

首先是家庭资金配置出现多元化趋势。传统上，俄罗斯居民的资金主要在银行、股市和债券市场循环进出，在低利率和证券市场持续向好的背景下，家庭储蓄开始从商业银行向证券市场转移。

2020年二、三季度，只有三分之一的商业银行出现了居民储蓄增加，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家庭资产配置的分化提高了居民的投资收入，同时推动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循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俄股市复苏与俄基准利率呈反向的走势，疫情加速了居民储蓄从商业银行向证券市场的流动速度。截至2021年3月，俄罗斯央行基准利率为4.25%，已经低于4.91%的年均通胀率，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020年1月的5.9%下降到4.5%左右，和通胀率非常接近。名义利率难以覆盖通胀率，实际利率降为零甚至负值，将加速储蓄从银行流向股票和债券市场。

数据显示，2019年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个人投资者开户数为386万，至2021年年初，开户数已经增长到880万，2020年净增500万新开户个人投资者。2020年1-7月，个人投资者购买股票金额达到2303亿卢布，其中7月份 82.15万个人投资者完成新开户，总交易额达到1.2万亿卢布。针对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2020年下半年引入部分美国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挂牌交易，截至2020年12月，已经有40家外国企业的股票可以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交易，并以卢布结算。在国债收益率偏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能遏制国内资本的外流，也是俄罗斯居民部门分享全球顶尖企业价值收益的重要渠道。

其次，一些“影子银行”金融工具开始成为俄罗斯居民新的投资标的，如共同基金、个人投资账户等。这表明，“影子银行”在俄经济中已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美国的“影子银行”，由于俄罗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有限，俄“影子银行”链条较短，没有形成一个更复杂、分工更细的金融机构网络来实现多层级的金融媒介功能，且没有渗入到房地产领域，主要是购买资产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及公司债券。所以，俄罗斯“影子银行”催生泡沫的可能性较小。尽管家庭部门资产配置有分化的趋势，但鉴于俄罗斯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家庭资产的主要部分仍是商业银行的储蓄。作为受国外投资者影响较大的金融市场，且受一系列地缘政治及连带经济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金融深化步伐逐渐放慢、并出现内敛化趋势，这也是影响家庭部门资产配置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三，国际油价下跌引起的卢布贬值，促使俄罗斯家庭开始转向美元“避风港”。2020年，卢布对美元、欧元分别贬值16.7%和24.1%。受第二波疫情影响，卢布汇率存在继续下跌的压力。在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条件下，俄罗斯境内美元存量比较大，一部分来自能源出口带来的“石油美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美元。

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放弃卢布完全钉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拥有超过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俄罗斯央行并不把维持汇率稳定作为主要目标，所以家庭部门的美元持有量很大，是疫情期间重要的避险资产，即使美元的零利率政策也难以阻挡俄罗斯居民对美元的偏好，家庭部门的资产随着卢布汇率的下跌不断向美元资产转移，包括美元存款以及用美元支付的金融产品等，这也是2020年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宣布股票交易日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随着疫情的好转和结束，俄罗斯居民持有的美元资产会重新向卢布资产转移，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特别在本、外币新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外币需求仍旧旺盛。

家庭消费信贷和房地产按揭贷款出现“井喷”

自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俄居民收入缓慢增长势头被打断，家庭债务不断上升，其中占比较大的分别是消费贷款和按揭贷款。目前在国家整体债务结构中，企业部门因为“去杠杆”债务增速较慢，政府债务也处于低位，债务增长最快的是家庭部门。早在2019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时任经济发展部部长的阿列什金就表示，俄罗斯消费信贷增长过快，过去12个月增长1.8万亿卢布，而疫情又加速了这个过程。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信贷增长8%，商业银行有23%的贷款属于家庭消费贷款，俄罗斯家庭平均贷款额已占到家庭收入的40%，消费信贷“泡沫”基本确定形成。同时，疫情下经济收入的不稳定，使得债务人的资信趋于恶化，消费信贷逾期的风险飙升。

除了消费信贷，按揭贷款债务也是未来家庭部门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揭贷款需求的激增，除了购房的需求，商业银行的低存款利率和政府出台的按揭贷款利率优惠是主要原因。在2020年4月出台的按揭贷款利率优惠政策中，俄罗斯希望通过6.5%的优惠利率来改善家庭住宅条件，在疫情下刺激俄罗斯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发展，同时有助于完成“2024年政府工作方针”中的住宅建设目标。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认为，财政部通过对按揭贷款利率进行补贴，可引导家庭优质资产进入俄罗斯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与居民部门的“双赢”。2020年，俄居民按揭贷款总额为3.5万亿卢布，第三季度高峰期新增按揭贷款1.2万亿卢布，其中60%属于政府的优惠利率贷款（6.5%），有力支持了家庭购房需求和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发展。但按揭贷款合同迅速上升的背后也存在一定风险，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表示，贷款优惠利率退出后，如果没有需求的支撑，房价可能大幅下降，并引起房地产商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双重恶化。在政策实施期间，众多商业银行考虑到按揭贷款的坏账风险，将会提高其他领域贷款的风险溢价，这种非市场化的调节政策将会损害实体企业的利益，并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同时，疫情下居民收入的不稳定大概率会形成按揭贷款债务的逾期风险，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央行的降息政策难以阻止大规模的坏账，银行和房地产行业将会遭遇重大冲击，而政府除了再次动用国家福利基金来为银行融资外将鲜有其他纾困工具。

俄罗斯面临“债务陷阱”

在全球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各经济体均面临短期提振内需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取舍问题，而二者不兼容的表现之一，便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即以拉动内需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国内产出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通胀和非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泛滥。这也是俄罗斯自身面临的重要挑战。俄罗斯家庭部门资金配置分化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转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隐含着债务危机的因素。所以，防通胀和对家庭财富在证券、房地产市场的保护是2020年年底以来俄罗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源头上探究，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是消费信贷快速增加以及通胀的重要原因。俄罗斯通过利率调节货币政策，使得在基础货币M₀不变的情况下，市场货币供应流通加快。如果进行周期性对比可以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只有2010-2011年出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₂增速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后M₂增速始终比较平缓，但进入2020年以后M₂增速加快，第三季度增速超过12%，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利率带来的家庭信贷“井喷”。 2020年下半年后，俄央行明显放慢了降息的脚步。

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会严重影响就业问题，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目标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如何防止民众受“流动性”裹挟陷入“资产泡沫”，是俄罗斯政府和央行近期关注的重点方向，力求避免其潜在的连锁效应波及到实体及金融部门。较之1998年主权债务违约引起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膨胀更加危险，当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家庭部门或将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这种现象在2008年的美国出现过，但美国有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俄罗斯却缺乏类似的政策工具。

一旦俄罗斯经济陷入“债务陷阱”，传统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和提高利率。长期而言，经济会收敛至更低的潜在产出增速和更低利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差异。逃离债务陷阱的政策只能是结构性的，如收入分配政策等。因此，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长是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的一大隐患。             

俄罗斯政府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政策实际操作层面，对个人投资者进行压力测试，保护家庭储蓄。俄罗斯政府将非机构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2021年10月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准备进入证券市场的个人投资者进行压力测试，通过对投资者在金融、财务知识及个人信用方面的监测，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证券市场，特别是投资复杂的金融工具，从而建立第一道“防火墙”。保护个人投资者的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在今年上半年提交国家杜马进行讨论，届时政府将出台保护个人投资者在复杂金融工具市场活动的系统性法律文件。

其次，早在2019年俄罗斯央行便开始整顿消费信贷市场，逐渐收紧对个人的消费信贷，旨在保护银行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例如，从2020年开始，贷款银行必须向央行报备每一位贷款者的具体信息和资信情况，从而根据其债务负担来设定未来贷款额度，所有信息都会集中在统一的电子平台上，同时，央行强制贷款银行披露贷款者的资产负债情况。

第三，鼓励家庭部门购买政府债券。鉴于证券市场的高风险性，财政部建议个人投资者购买国债。俄罗斯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6.21%，远高于欧美政府债券收益率，从而为家庭储蓄提供更稳健的投资渠道。

第四，对俄罗斯房地产市场降温已经在政府层面达成共识，优惠按揭贷款利率政策将在2021年7月退出。

考虑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微妙关系，政策隐患是，房地产市场退出的资金是否会加速流向证券市场，从而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部门投资证券市场会减轻楼市压力，但这取决于房地产市场是以“刚需”为主还是由投机力量所主导。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家庭以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为主，基本不受投机需求操控，金融和房地产两个资金池将储蓄转化为税收和公司利润，而房价上涨也让家庭分得了“一杯羹”，这看起来是一个多方获利的局面。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可能因为央行的突然加息或证券市场的反转而破裂，前者可能会源于通胀的压力，而后者的“导火索”大概率是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加码。

2020年年底的一波通胀牵动了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调节神经，通过增加部分商品出口关税、行政命令式平抑价格，俄罗斯希望在2021年4月之前遏制高企的通胀率。如果政策效果不力，加息会是重要手段，但这将会破坏俄罗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可能对房地产和股市带来巨大冲击。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是我为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出版的《火药改变世界》一书作的序。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宏大历史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的人不多。就我所知的研究前沿中，仅有两条相辅相成的具有东方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由常征在《机器文明数学本质》和《火药改变世界》中提出的思路，即“古希腊数学思维+中国的火药火器”导致静力学思维向伽利略-牛顿的动力学思维转变的思路，它强调古希腊数学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火药的冲击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另一条是我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即将出版）以及《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和“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动力学思路，即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是由于火药传入欧洲而引起的热兵器战争和欧洲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就像航天科学的突破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一样。换句话说，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内部的跨国军备竞赛，向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提出了“如何精确测量和描述处于变速运动下的炮弹飞行轨迹”和“如何解释火药燃烧时的爆炸现象”这一类的划时代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智力上的挑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宫廷、国王、教皇、红衣主教、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商人和工匠在内的精英群体）对数学、物理、化学、枪炮工业以及科学家组织（比如皇家科学院）这类公共知识和平台的巨大投入，结果为科学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爆发。

这两条思路相辅相成，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角色。而这一关键作用却没有在西方解释科学革命的流行理论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李约瑟本人），甚至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国内外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李约瑟之谜”的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对“李约瑟之谜”的流行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产生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在拙著《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批判。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1]

还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教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另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数学演绎逻辑，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实验归纳逻辑。中国古代缺乏这两大要素，因此中国先贤们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也不必奇怪。”但是爱因斯坦这个观点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与古希腊数学无关，虽然与实验归纳方法密切相关。但是物理学巨匠牛顿作为数学大师，还有提倡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培根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都在化学研究上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尤其是牛顿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去研究化学，纵然他拥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前卫先进的数学工具。为什么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小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创造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能够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由于加速度的原因何时何地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而且问题在于，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这个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一神教基督徒企图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第三，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很好，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却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知识。答案也不在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的理论是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繁衍生长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诸如此类的问题。当面对如此众多且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关注两个不同大小的铁球如何在斜面滚动，或它们从高空下坠时的加速度问题。即便是矿物学家，也只关注岩石的成色和纹路，而不是它们如何从高空下落时的运动力学问题。

但是伽利略这位卓越的自然哲学家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企图从中获得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突破性认识。

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文艺复兴时代，而且意识到由于火药引发的，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战争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们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的探讨

我和常征都共同认为，如果没有火药传入并点燃战火纷飞的欧洲，伽利略不会去思考炮弹飞行的动力学问题，拉瓦锡也不会去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从而不仅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而且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两人对火药究竟如何具体地在科学革命中起作用这个宏大历史问题的探讨，却遵循了非常不同但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其中既有交叉也有分野。但其共同点都是以火药揭开欧洲近代文明的真相，揭开“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具体说来，常征从力学概念本身的演化历史这个角度，详细考察了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物体运动的思维范式转化，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派，到中世纪的牛津计算者和巴黎冲力学派，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对匀加速运动的脉络进行思考，从而发现火药的出现是促成物理学从古希腊静力学向伽利略动力学转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处理静止测度的古希腊几何向处理变量的近代数学转化的必要条件。常征还意识到，火药-火炮作为一种“人造动力”装置，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原型，并详细考察了火药-火炮在蒸汽机工作原理的几百年漫长演化与发明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系统性地得出“枪炮就是第一代机器，枪膛炮膛就是第一代发动机”这个非常了不起的结论。[2]

为什么类似的物理学概念演化与“胚胎发育”过程，却没有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展开？答案不仅仅是古希腊数学知识的缺乏，因为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不需要古希腊数学，而是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

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各国各族都打仗，为什么是欧洲人发明数、理、化，而且这些超越古希腊知识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几乎全部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首先，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过时，已经远远比不上基于“火药―火炮”的热兵器战争对科技进步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来得大。近代火药-火炮与古代弓箭的差别，相当于今天的导弹-反导弹技术与当年的火炮-城堡的差别。

火药对于欧洲实现从中古世纪向现代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也体现于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海军纪念日的讲话：“原子弹肯定是向新时代转变的信号，火药恰恰是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如果说中国古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是由弓箭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那么欧洲近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则是由炮弹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弓箭飞行以米为单位，炮弹飞行则以千米（公里）为单位。弓箭发射时的推力不过几十公斤，而火药爆炸时周围空气体积可膨胀好几千倍，以至于产生的压力超过每平方厘米将近3000公斤；在这个压力下产生的膨胀系数相当于将一米的绳子突然拉伸到两公里长；火药爆燃瞬间温度可达1000℃以上；因此破坏力极强，从而对物理学理论、数学计算以及军队作战的战术所提出的挑战是划时代的，尤其是当这种热兵器战争的烈度、频率和延续时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的时候。

而火药与火炮技术是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传入欧洲的。恰好是火药火器的传入，使得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能够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变革，尤其是把与火药和火炮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原理推向极致，从而爆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为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欧洲国家赢得一场远比“春秋战国”时代还要惨烈百倍的国家暴力和科学技术支撑的军备竞赛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与推力。

基础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性质，需要国家力量有意识的投入并为其创造平台（包括类似科举制度和科学院一样的科学人才选拔机制，以及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和一系列崇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推动——比如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培根实验哲学强调的“对大自然的征服”）。因此，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威尼斯兵工厂这个试验基地和意大利宫廷与贵族的长期赞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苏联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民主、自由、法制”的市场经济可言，但是因为有斯大林领导下国家意志的投入，苏联时期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不仅超越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期，而且超越同时代的自由欧洲，与美国并驾齐驱。

正如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将普通的碳元素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存在长期的亡国灭种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工商业竞争（——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核武器与太空竞赛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才能在欧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个国家（政治实体）中筛选和锤炼出愿意长期赞助军事、科学、商业、技术和制造业的钢铁般国家意志，以及服务于这个竞争意志的国家能力与法律制度。

14世纪，欧洲曾经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在这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没有发生战争。即便在相对和平的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率也是出奇地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3] 而且，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多数战争，都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造就出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缺乏战争意志与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4]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等的确立。

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海军将领科恩在针对如何与英国争夺17世纪海上贸易霸权时，向荷兰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因此，韦伯关于古罗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制传统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理论，颠倒了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不是日耳曼法制传统催生了“战争资本主义”，而是“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维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

所以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常征的这本专著，为所有思考“李约瑟之谜”的国内外历史学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库，是对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个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我希望读者知道，常征并非一个有幸坐在高校办公室享受国家津贴与科研经费的科班学者，而是一位民间学者。这样一位出身“卑微”的民间学者，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收集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史料、提炼发展出如此宏大的历史观，这个现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提供的宽松学术环境的自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存在的一些僵化方面的警示：多少有条件坐在高校办公室的“时代宠儿”，纵然拥有远比常征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收入，却无力做出同样程度的学术贡献。我希望中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门能够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降人才，多发现和协助一些像常征这样的民间人才，以帮助加速推动中国自身的科学革命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编辑  季节）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与策略选择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安全泛化的实用主义现象。特朗普时期把诸多原本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有鉴于此，探析“泛安全”形成路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系列影响，对于深刻理解美国霸权趋势、全面掌握美国战略态势、有效地处理对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泛安全”概念与形成路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深化。相应的，社会所面临威胁的内涵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泛安全”可理解为超过或溢出“安全”正常指涉的范围、对象或正常属性，把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事务拉入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或安全原理去理解和处置问题的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不良倾向。

当“泛安全”自我指涉的对象是国家时，就有必要讨论“泛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或策略中的形成路径。中国学者朱明权将戴维·鲍德温在《安全观念》中提出的解析国家安全观的七个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对利益与目标的认定、对环境与威胁的确定以及对手段与方法的认识。[①]实际上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三个步骤：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

利益界定。国家利益是影响和制约国家安全战略最基本的要素，也是研究和分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点。[②]“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政策会打乱正常的国家（核心、重大与一般）利益层次和优先排序，降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利益的门槛，使原本非安全议题或非重大利益进入决策层政治议程的优先级，进而谋求绝对安全或普遍安全。

威胁识别。识别和判断威胁是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也是构成国家实力各种矢量的靶子。有两个涉及准确识别的问题：安全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关注的是多大时间跨度内的威胁？“泛安全”喜欢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描述威胁，对安全环境及形势估计严峻，扩大想象中的“敌情”。

手段选取。选择适当的战略举措是贯彻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途径，也是国家识别威胁后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出的反应，是国家调动、分配、投送和运用各种战略实力的过程。[③]

“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策略倾向或习惯用应对传统安全手段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或者说主要或完全依赖于压迫性手段，倾向依赖于不适宜地调动国家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解决威胁，而不是依靠对话、谈判等合作性手段。

美国“泛安全”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质与量明显提升的时代，安全议题涉及方方面面，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既是战略又是策略的“泛安全”,涉及美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各角落。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恐领域：“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击碎了霸权实力和两洋护持所赋予美国人的安全感,打破了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911事件”引发连锁效应，在恐惧思维主导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严重“泛安全”倾向。在利益界定上：将“极端主义+高科技武器”列入政治议程的最优先级，致使国家安全范围过于宽泛、过于模糊，反过来限制了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挥。在威胁识别上：美国旨在寻求绝对安全，所以不只是要消除威胁，更是要消除威胁能力。战略应对不再是既定的国家，而是应对任何拥有威胁能力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手段选择上，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手段，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通过预防性战争、军事打击、制裁等手段予以摧毁，是一种“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的转变。同时，还以“选边站队”来摆布国际社会，“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或者是与我们站在一起，或者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④]不管是“先发制人”的行动还是“选边站队”的要挟，都体现了美国强烈的“泛安全”倾向。

经贸领域：美国以“泛安全”策略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设下了诸多壁垒，比较典型的是对外经贸中动辄使用“232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依照“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美国政府将经济领域的议题频频穿上“国家安全”的外衣，形成实质上的“泛安全”。美国政府将双方正常经贸往来纳入“国家安全”议程，扩大了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模糊的安全边界和“美国至上”的价值观，追求全球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威胁识别上，美国容不得别国的贸易投资给美国带来它主观臆断的任何“威胁”，不顾国际通行法则，只要认为自己在经贸往来中“吃了亏”,就给对方贴上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中国、欧洲、中东等诸多国家地区都遭遇过美国随意贴标签的经历。美国在别国搞投资可以要求进出自由，享受各种最惠国待遇。别国在美国投资，却遭遇严苛的安全审查，动不动就把外国正常经营活动当成潜在的威胁。在手段选择上，WTO规则中包含一项“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但实施条件相当苛刻，不鼓励成员使用，更不允许成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规定”来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措施。[⑤]而美国政府频频动用此类规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动辄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服从美国国内法，否则随时可能遭到美国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

科技领域：新技术带来的一个基本安全挑战被称为“泛使用”，如5G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天生就有军民两用性，它们对国家经济和国防部门带来的普遍性使用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模糊了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⑥]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华为和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压。美国政府认为，全球5G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主导权和创新高地，应毫无例外地属于美国；数字空间只有归美国人全部控制和管理才是安全的，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威胁识别上，美国要想搞数字霸权，必须掌握全球数据和信息，在TikTok之前，诸如Google、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均诞生自美国，攻占国际市场后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数据沉淀池。而当TikTok、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优势地位，美国无法掌控这些企业数据的所有权。于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导全球网络秩序的最大威胁和障碍。美国在2017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无端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在国内数字经济领域“去中国化”；通过《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等系列法案，对中国和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或组织实施长臂管辖；以美国为主导组织31家科技巨头结成“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政策联盟”，意欲阻击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

社会领域：比较典型的“泛安全”体现在“禁穆令”和对华人文交流的限制上。2017年底以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先后举办多场听证会，分析美国面临的挑战，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驻美媒体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审查、监控，甚至破坏。美国在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动上踩刹车，透露出的是美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在走向衰落的态势下，为继续维护霸权地位，而产生对“泛安全”的急迫性、成瘾性需要。对恐怖主义的焦虑和对共产主义的戒备是渗入到美国人骨子里的，不管是穆斯林群众还是中国的人文交流活动，都被美想象成潜入美国搞破坏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在当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神经就更为敏感，对威胁的识别更加偏激保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对象国和国内的反对，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使用限制、打压、扣押等蛮横手段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打破了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失去了安全手段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也毫无道义性可言。

美国“泛安全”的产生原因

（一）“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思想根源。

美国人经常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描述为“例外”和“山巅之城”，因为美国的开拓者们（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信上帝与其有约，并拣选他们来领导地球上其余国家。这种清教徒式的命运观、世界观融入美国国家特性绵延至今、影响深远，已成为美国对外推行帝国——霸权主义政策的辩护词和思想基础。[⑦]本着“美国优先”理念，利用自身实力改变现状，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也为干涉主义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泛安全”是“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相互交织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产物。美国习惯用“山巅之城”的视角和“唯我独享”的眼光去审视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依照“例外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为，如果美国产品没有主导市场，竞争对手一定是在作弊。依照“美国优先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定，要制止他国的作弊行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就采取“泛安全”的策略压制他国。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非理性，惯用“安全认知”的思维主导内政外交事务，推动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出现“泛安全”倾向。

（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以消除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⑧]这样便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视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⑩]由于其固有的偏见，难以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从而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11]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追求至上的权力和无敌的霸主地位，可以抛弃道义约束，可以不择手段。由此来看，“泛安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直内嵌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当其被特定的事件催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美国感到在该领域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对华为5G和TikTok的封杀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泛安全”频频出现时，其实也映射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

（三）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和民粹思潮泛滥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社会土壤。

美国国内多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首先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精英阶层规模很小，但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日益增加，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资源。[12]其次是政党矛盾越来越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议题上长期存在竞争，金融危机加剧社会分化、导致两党极化，侵蚀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基础，政党撕裂在特朗普时期达到新的高峰，互相攻讦，闹剧不断。第三是种族矛盾，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爆了长期积压的种族矛盾，“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席卷全美50个州1700多个城市，参与者超过2000万人。民粹思潮的兴起，本质上是社会底层大众生活状况恶化，被剥夺感和危机感增强，以及某些政治精英的煽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3]美国国内三大矛盾聚合发酵与民粹思潮频频迭起，互为因果，相互交织，最终酝酿成一幕幕激烈的政治化表达,往往沦为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博弈和操弄的工具。决策者利用民众对极端政策立场的期待，将经贸合作、地缘政治、外交事务、反恐活动、军备扩张、移民问题等领域中的议题，通过精巧的语言包装为“安全问题”，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政治议程的优先级、合法的处置权力。

（四）美国霸权难以为继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现实需求。

尽管当前美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正如约瑟夫·奈所描述的，即使美国没有绝对衰落，其他国家和地区实力的上升对美国而言就意味着相对衰落。[1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变化，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制度优势和综合国力相互映照、大国担当和命运与共相得益彰，使中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大变量。当然，今天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都在崛起，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美国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经历了从“相对放心”到“不放心”再到“非常不放心”的演变，与之伴随的则是美国“一超”的继续存在和“难霸”的现实境地。在美国那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拒绝衰落的美国和不可阻挡的新兴国家，一定会发生难以消除的、根本性的战略冲突。从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显然是个伪命题，但是西方语境下，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论断。基于此，美国的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呈现出多领域、多形式、非理性、逆国际规则、极限施压的“泛安全”特征，因为任何威胁和挑战经“安全化”粉饰以后，就能在国内政治议程中获得最优先级和最集中的权力。

美国“泛安全”的系列影响

美国“泛安全”战略策略,看似达到了眼前的多种利益，实现了有关领域的绝对安全，但这一战略策略实际对美国长远发展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危害。

第一，侵害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

个体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所能承受的权利减损的阈值，与国家认为个体所能承受损失的阈值之间存在落差。“泛安全”扩大了这种落差，导致过度侵害个体的权利。美国著名的宪法权利和人权律师拉特纳指出：“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普通人接受了政府对其基本权利、国际通行的公民权，以及美国宪法所赋予权利的侵犯。民众已经可以接受政府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听。政府可以这样做都因为一个官方借口‘反恐战争’。”^[15]这种借口频频被利用的时候，民众的权利危机就出现了，反而觉得不安全了。当个体安全与集体安全从默契走向冲突的时候，往往是被泛化了的国家安全占据强势地位，侵犯民权，绑架民意，在国内外调用强迫“合法”的权力行不义之举。臭名昭著的“棱镜计划”给多少人带来了不安和恐慌。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在美国封杀TikTok时，人权组织“美国民权联盟”8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欲图封禁TikTok的做法，对言论自由是一种威胁，实际的操作也不现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TikTok在美国的遭遇是美国借助政治方式掠夺一家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其本质是商业史上的一场巧取豪夺，而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16]

第二，降低美国的经济实力。

梳理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可知“经济繁荣”始终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利益。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别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惯例”。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及三菱员工，指控他们涉嫌窃取IBM的技术并处以罚款，事后表明，真相是美政府通过“钓鱼执法”打压日本企业。2013年，法国企业阿尔斯通因挑战美国同行企业利益被美国政府算计，其高管入狱、公司支付巨额罚款、电力业务最后被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17]以上两例都发生在美国盟友身上，其他类似案例更不在少数。2021年1月《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华盛顿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做法，会推动盟友和对手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华盛顿的影响力更多反映了美国过去的成功，现实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减弱。[18]将安全手段滥用在经济领域，将恶化美国的营商投资环境，其他国家将寻求新的合作对象和市场，从而降低美国产品服务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且对手国家也可同样以“国家安全”为名处理涉美经贸活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

第三，折损美国的国际信誉。

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除了看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有序性等因素外，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道义性。美国的国际信誉曾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当“霸权”从政治坐标的中性词位移到贬义词（即“仁慈的霸权”变成“自私的霸权”）时，表明美国的国际信誉在严重折损。国家主权和安全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安全的界定又有模糊性。在国际交往中，“安全牌”好打，但同时也要冒损害国际关系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仅不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反而把泛化“国家安全”作为攫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甚至不时地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信誉不断透支,美国的战略声誉因此受损，其再难以形成对世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巨大号召力。

第四，催生大国的“安全困境”。

客观地看，美国维护自身安全状态的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但美国又感到自己是很不安全的，似有“身在巅峰，如临深渊”的自我感觉。这种客观的实力和主观的感受叠加在一起，使得美国的安全战略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份焦虑；少了一些道义，多了一份功利；少了一些现实感，多了一些模糊；少了一些内敛，多了一份张扬。由这些因素催化出的“泛安全”观，将许多原本非安全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内，进而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武力对外示强。当其他国家感知到美国这种威胁时，只能被动地响应，修改国家安全目标，调整国家利益界定，扩大威胁识别源，丰富安全政策工具箱，甚至扩充国防军备。相应地，美国感知到其他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修改调整后，会产生新的不安全感，进而升级自己的安全政策。大国间对此更为敏感。由此，国家间从战略互信走向战略失信，陷入为求安全而竞相提升防务实力的“安全困境”。

第五，弱化国际组织影响力。

国际组织是多边合作的产物和体现。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往往是不确定的，是否尊重国际组织、遵守相关规则，主要看在现有国际组织的规则安排下，能否让美国顺利地谋求例外和优势地位、有助于维护霸权，合则用、不合则弃。尤其是近几年美国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绝对安全，挑战了不同领域内各个相关国际组织业经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制度和规则，乃至违背基本道义准则，势必与国际组织的现有制度规则发生冲突。多年来，一旦有潜在的冲突发生，美国往往绕过国际组织，实施单边行动，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获取利益。美国的这种惯有心理和行为方式，一方面给对象国的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常态化的漠视、架空国际组织，严重降低国际组织存在意义，削弱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间合作中的影响力。

第六，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其诉求与目的主要是维护并巩固美国霸权。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问题是，今日的世界已不是昔日的世界，美国也不是昨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是美国国家战略一直在追求霸权的永恒性。从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对于“美国领导世界”这个问题是从来不会谦逊的：“决不当老二”，“美国优先”，“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口号换来换去，内涵就是一个：继续维护霸主地位和绝对第一的实力。当现有的国际秩序不能满足美国唯我独尊的诉求、不能为所欲为地获得利益和权力时，就频频对抗、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打着“维护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的旗号，消解国际秩序的根基。

例如，《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人类第一个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际协定，而2001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宣布退出，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同年12月，小布什政府为确保其“绝对国家安全”，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曾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特朗普政府更是掀起“退群”高潮。2017年6 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0 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 月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公约》；2018 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6 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 年8月，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还表示将退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甚至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WTO）、联合国和北约；2020 年5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频频“退群”无一不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泛安全”为名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世界将重回“丛林状态”的无序时代，[19]而无序状态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和毁灭，将导致冲突加剧、战争频发。

美国拜登政府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上台执政，其“泛安全”的乖张倾向可能有所收敛。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让美国放弃世界霸权，无异于宣告寄生帝国及其利益集团的死亡。况且源起于宗教的、以“山巅之城”自许的使命观渗透在美国人血液与国家禀性之中。拜登在参加选举之前就公开撰文讨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所以，世人不应过高地期待美国政治家能够翻开新的历史一页，美利坚不在霸权中辉煌，就在霸权中消亡。在此境况下，美国继续选择“泛安全”战略，也是一种必然。

（编辑  尚鸣）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该组织既往历次改革得失参半。面对全球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新挑战，WHO改革应积极汲取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从财政自主、优化争端解决机制、主权边界重塑、充实国际卫生立法等推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法的积极互动。

关键词：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公共卫生事件 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卫生条例》新困境 再改革

2020年春季发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带入空前的困境与恐慌，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严重损失，也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应有的运行秩序。这次疫情触发的人类“大危机”，更加警醒国际社会反思全球法治治理体系建构与运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成为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支点。

在疫情全球防控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发挥了巨大的作用。WHO不仅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国际行为体，更是作为国际法重要主体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之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WHO面临如何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形势进行改革的命题。

WHO的既往改革及成效

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上升为跨国性问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提上国际议程。WHO自成立以来，在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工作，协助加强各成员国卫生事业、提供技术援助，促进防治和消灭流行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增进国际卫生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要面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要求WHO进行相关改革的呼声不断出现。该组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特别是在优化机构和决策，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轮改革：初级卫生保健

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干事哈夫丹·马勒推动了WHO成立以来的首轮改革，主题为“初级卫生保健”。其意义，一是将初级卫生保健定义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础工程，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前提。初级卫生保健法的标志性文件是《阿拉木图宣言》，强调“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重点是实现初级卫生保健，抓住了这一领域治理的关键。二是以国际卫生领域协调者的身份，明确了“政府为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强调WHO需要将资源下沉至国家层面，介入其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三是强调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目标的重要意义。这种观念与同时代国际人权议题的跨领域化、主流化趋势同步同行，相互影响。联合国受这次改革的启发，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卫生议题融入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1]

WHO发挥着提供政策建议、指导国际卫生合作的功能，也担当着开展实地应对的行动者角色。全球治理是系统工程，联合国体系诸多国际组织的议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WHO首轮改革促使公共卫生健康国际议程得到更大范围的覆盖，也使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职能和能力得到强化。

第二轮改革：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20世纪90年代， WHO推动了第二轮改革。这次改革的主旨是针对WHO自身机构的集约化问题，被形象概括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其议程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重组总部机构，取消了政治任命助理总干事职位，改为采用内阁制行政架构。其次是改革WHO预算，以综合预算取代了由区域办公室分别做预算的办法。三是强化对各区域办公室的直接管理，提升WHO在成员国的“能见度”。

本次针对WHO机构自身改革的力度很大，促进了内部横向治理结构的平衡，提高了运行效率。综合预算模式的建立提高了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这些举措对于将公共卫生议题进一步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之中，强化WHO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WHO的“DNA变革”： “三个10亿”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 WHO的第三次改革酝酿启动。2019年3月6日，现任总干事谭德塞发表了题为《锐意改革，发挥积极影响》的新改革宣言，提出了该组织今后五年战略计划的“三个10亿”的目标，[2] 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

本轮改革方案主要着眼于三大方面：首先，通过项目规划改善人们的健康；其次，通过优化治理增强全球卫生领域行动的一致性；再次，通过提升管理追求组织的卓越性。其抓手是“DNA变革四个支柱”：一是项目支柱，即通过项目实施支持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二是应急支柱，提升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三是对外关系和治理支柱，增强WHO在资源调动和宣传交流方面的能力；四是业务活动支柱，目标是推动WHO更专业地履行在预算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重要职能。

 为推动改革，WHO总干事谭德赛成立了“全球政策小组”，郑重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延续了前几轮改革旨在全球强化本组织功能的立场和初衷。他还特别使用了“变革DNA”这一术语，使其具有“脱胎换骨”的象征意义，表达了他实现改革目标的意愿和决心。

在这一轮改革中， WHO特别强调应急能力的提升，做了多方部署和投入：一是成立“战略卫生行动中心”，对全球公共卫生状况进行全天候监测，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速度，向各区域和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指导；二是设立“健康安理会”，定期开会讨论交流，并向总干事汇报。此外还成立了配套部门，提升防范突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综合能力。

谭德塞启动改革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3] 在疫情暴发之初，WHO就强调“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肩负共同的使命，面对共同的命运”，[4] “我们对抗的不仅仅是病毒传染，还有谣言传染”，病毒不分国界，没有种族，不应与个人相关联。[5] 这种秉持公共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观的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正是得益于前期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 WHO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有效的指导，启动应急方案，帮助疫情中最为脆弱的国家。至于全球疫情防控随后形势的变化，则更多反映出各国自身应对疫情的和能力，也与该国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方面的举措密切相关。而WHO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作的大量组织协调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法律制度的统一升级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成立和运行需要一套由符合该组织或机构宗旨的组织法和程序法组合的“章程”或“规约”等，也需要体现该领域全球治理需求的“实体法”。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法》属于前者，[6] 那么《国际卫生条例》就属于后者。

为适应国际传染病的防控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形势，在1969年《国际卫生条例》文本基础上， WHO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2005年由其最高决策机构——WHO大会通过，2007年正式生效，并成为国际法上唯一用于应对传染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硬法”。[7] 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在适用公共卫生威胁的范围、《条例》缔约国核心能力要求、缔约国与WHO沟通方式以及WHO主要角色变化等方面，都有实质性进步。

《条例》是一个基于疾病与健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次“修例”涉及的范围广泛而具体，[8]不妨称作WHO的一次重大“改革”，将所有与全球公共卫生疫情事态相关（不以确认疫情病因和来源为前提），对应采取的流行病学数据处理、事件通报、风险评估、紧急应对与卫生措施等，一体纳入新的扩大性公共卫生方法。特别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概念的引入，强化了WHO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权能的刚性，提高了WHO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领导者和协调者的地位。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进一步充实了国际法基础。

WHO的三次“自我”（结构性）改革和一次“多方参与”的“修例”，反映出该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不断提升自身领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一个过程。因此，评判其改革的成效与得失，还需要进一步观察WHO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积极融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权能，有效应对未来公共卫生治理危机和可能的复杂局面，促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困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法》，WHO拥有“国际卫生工作领域的指导性和协调性权威”，是国际卫生合作的主要平台。在其专业范围内，WHO承担了诸多职能，而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项工作最受关注，也最为复杂棘手。由于这项工作覆盖地域宽、牵涉国计民生面广、时间敏感、技术因素复杂，对于成员国来说可谓“众口难调”，屡屡将WHO这一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具权威的指导者和协调者拖入尴尬的困境，尤其是反映出在财务支持、争端解决和权能侵蚀等方面的内在困境。

财务困境及原因

美国之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公然威胁要对WHO“断供”，就是因为其在财务上存在诸多难题，资金不足是限制其治理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重要因素。功能失调是国际组织的通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组织内部结构和外来压力，二是融资问题。[9]从历次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看，WHO在财务方面的问题如下：

首先，很多会员国拖欠强制性会费，影响WHO的相关政策。拖欠会费的原因，或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兑现，或是基于本国利益的政治行为。比如美国新冠疫情期间就宣布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就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向WHO施压。

其次，没有稳定可靠的强制性会费阻碍了WHO的发展，预算外经费占比过大，增加了财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WHO的收入由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经费组成，强制性会费主要来自各会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预算外经费为捐献国或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等自愿赞助的经费。近年来强制性会费占比越来越小，在2018-2019年财政预算中，预算外经费在WHO总预算中占比达78%。[10]预算外经费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捐献国会指定资金用途或者明确仅用于特定计划，使WHO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失去经费自主性，这不仅侵蚀其自身的权威，也会影响其决策，错配公共卫生治理资源。

最后，WHO难以谋求经费的绝对自由。1999年美国通过了《赫尔姆斯——拜登法案》，该法案为各国的强制性会费规定了一个上限，WHO的会员国会费在过去20年都没有增加。一些会费大国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削减了自愿捐款的额度，更有甚者还欠缴强制性会费。[11]强制性会费零增长，预算外经费占比过高，注定WHO在经费问题上很难谋求自由。

争端解决机制失灵及其原因

国际争端是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间交往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可能会面临国际争端。国际组织发挥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该领域的国际争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舆论对中国有所非议，其实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事实缺乏了解而作评论，当然也不乏出于特定政治动机的胡搅蛮缠。WHO未能在关键时刻担当起“一言九鼎”的角色，不能“一锤定音”，定纷止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WHO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及其框架内争端解决机制某些方面存在失灵。

首先，《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没有规定制裁措施和奖惩机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各国应当通报卫生措施，然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未予通报，因为不通报也没有惩罚机制。美国污名化中国和违反《国际卫生条例》（2005）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由于违规成本为零，使其有恃无恐。《组织法》规定成员国必须履行缴纳会费的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奖惩机制，美国威胁要对WHO“断供”。对于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成员，《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都没有赋予WHO相应的制裁能力，使有关成员国对履行职责持消极态度。因而WHO并不具有应有的权威。

其次，缺乏强制性和司法性。《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卫生措施进行限制的规定与WTO《卫生与动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规定的限制卫生措施的内容相似,但是两者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缔约国实施了过度的卫生措施，《协定》的执行可以依赖WTO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执行只能依赖缔约国的自愿。[1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明确的时限、专家组和上诉机制。[13] WTO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而WHO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具有任何司法性。

最后，WHO传统的功能主义导向，将自身定义为技术性组织。功能主义将国际事务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性质的，这个领域易发生冲突且不易调和；另一个是技术性质的，这个领域较易于形成共识。卫生、经济等领域（包括WHO）常被功能主义者定位为技术性领域。[14]这使WHO织远离政治，不愿采用强硬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采用“软方式”。虽然不同时期具体职能范围有所变化，但“建议”一直是WHO的重要工作方式，具体包括国际卫生大会的决议和召集专家订立的技术标准等，通过“建议”行使协调国际行动的规范性权威。

权能侵蚀及其原因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派生性，是成员国赋予的。只要是国际法未予规范的事项，都在国际组织职权和管辖范围外。[15]作为国际组织，WHO职权也是派生的，主要规定在《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中，成员国也可以签订新的条约赋权。新冠疫情发生后，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原本要发表一份公报，承诺增加WHO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赋权，但是该公报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流产。[16]WHO权能受到侵蚀的根源是国家利益之争，各国不肯让渡主权。《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订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间WHO一直在争取更大的权力，以及在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自主性，而成员方愿意授予其多少权力成为议题的焦点。一方面，成员国希望WHO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即使是加拿大、挪威等一直支持WHO的国家，也在国际组织的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寻求平衡。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再改革路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涉及多个方面。其中，遏制传染病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WHO承担的一项最为突出的职能。WHO的历次改革虽有多方面成效，但外界更倾向于聚焦该项职能，将其作为评价WHO“唯一”标尺。有学者认为，WHO带有“先天性的缺陷”。[17] 也许最为理想的是，重新打造宪法性章程。但在破题之前，进行针对性弥补，综合施策，对于摸索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必要的。

监管与自治：财务决定权与使用权的分配

一直以来，财务改革都是WHO改革的重点，财务问题关系到该组织的治理效能。WHO针对财务进行的改革不计其数，2014年埃博拉疫情后，WHO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关改革，重在加强国际融资和采用战略性预算空间分配，希望通过20个主要捐助方来完成80%的预算外费用。但预算外费用所占比例如果还是保持在70%以上，那么财务架构仍然是脆弱的。因此，其财务架构有必要进行实质性的再改革。

1．取消对各会员国会费缴纳设置最高标准的限制性规定。1999年美国通过的《赫尔姆斯——拜登法案》中会费“零增长原则”为各国会费缴纳设置的最高标准恶化了WHO的财务状况，严重影响了该组织的购买力，更不利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取消《赫尔姆斯——拜登法案》关于会费设限的规定，在应对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再受到财务的掣肘。

2．增强经费自主决定权，将经费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相挂钩，并纳入有奖惩措施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暂停缴费的行为违反了WHO的规定，应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增加其违规成本。根据《组织法》第七条规定，成员国如不缴纳会费，可以停止其选举权等相关权力。这种惩罚措施无法适用，因为对财务影响最大的美国等国拖欠费用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WHO又未规定其他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为了应对美国拖欠会费的行为，联合国曾通过一项方案，削减了美国在联合国行政预算、维和预算中所占的份额，但如果美国截至2003年仍不能补齐其所欠的13亿美元会费，其会费分摊份额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8]联合国的这种惩罚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值得借鉴。

3．建立基金池，根据使用情况分类，建立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基金、奖惩基金等，尤其是奖惩基金里的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费用的比例要合理规划，防止受到大国政治的干扰。一方面，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疫苗和物资等都需要应对基金。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2019冠状病毒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出20亿美元用于全球应急行动。WHO应设立应急基金(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以满足紧急状态下的资金需求。应急基金全部来自成员方自愿捐款，突发事件规划一旦提出要求，基金可迅速调拨资源。[19]另一方面，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应设立奖惩基金，对于受到损害的国家给予补偿，对于损害他国利益的国家给予罚款等处置。

借鉴与参考：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改革

WHO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的很笼统，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奖惩机制，形同虚设。应当借鉴其他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WTO成立以来其受理案件之多、审决效力之快、经济秩序发展之稳定，都反映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

一方面，增加司法或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程序。WTO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准司法性质，WHO似可参照此例建立专家组，在有关缔约国以和平方式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提出申诉的一方可请求专家组解决争端。专家组的成员应当根据案情分别由公共卫生领域、经济领域、法律领域的专家组成。鉴于WTO的上诉机构因为美国的阻挠已经停摆， WHO需修正的借鉴DSU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暂时先不设置上诉程序，主要是为了回避WTO可能面对的困境。这方面可借鉴TPP的争端解决机制，TPP采用的就是一裁终局，程序更快捷和简易。另一方面，要设立一套完整的奖惩标准和对应的奖惩措施。作为对不合作行为的有效威慑，强制执行措施对于多边条约的有效性以及多边合作的开展不可或缺。[20]国际合作在理论上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有强制性的制度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21]国际制度的进步性来源于权威性，根植于奖惩功能，理性国家依靠国际制度实现其利益。国际制度的规则是奖励遵规的国家和惩罚违规的国家，促使有关国家在制度的框架内重构自己的国家利益。[22]

让渡与重塑：实有权力与应有权力的平衡

国际合作的持续发展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WHO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应通过实体和程序层面，寻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决策取向与行动效率即可行性的最优平衡点。

1. 重塑权力边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WHO需要通过成员国主权边界的合理让渡为其赋能。WHO作为国际组织，其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有限的，其国际活动离不开边界约束。这种约束的“边界”，对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分别都具有“约束”意义。

国际组织权力边界的设定须以必要和适度为限。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利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国家间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在让渡部分主权时而失去的利益时，就可以调动其追求国家利益的自利动机。[23]国际公共卫生争端解决的多边机制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也需要在权力边界的合理重塑中逐渐磨合才可能成型。简而言之，WHO在合理的权力边界里基于成员国让渡的部分主权履行职能，成员国在自有的权力边界内行使主权，是国家主权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利益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2. 深化国际卫生立法。国际法治强调规则至上。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卫生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技术范畴。WHO实际上也已经突破原有的技术性组织的角色。[24] 当前，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但逆全球化现象和民粹主义并不能阻挡国际社会法制化的趋势。在这场攸关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团结、合作、共治是人间正道。WHO需要强化国际法治建设，推进国际法向促进多方合作的方向发展，构建多维度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将全球卫生治理法治化从理念变成现实。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公共卫生立法有助于使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最小化。[25] 在专项国际卫生公约、规则方面，WHO迄今组织制订了多项公约和规则，但还有完善的必要和空间。比如，虽然《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各国“应当”通报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额外措施，但对成员国未予“理睬”的违约行为没有任何制约性规定；明明有规则禁止对病毒命名污名化，WHO针对炮制所谓“中国病毒”的违规行为，[26] 拿不出禁止类的程序性办法以正视听，实践中一些明显掣肘的缺陷应当及时弥补。

WHO可以考虑联合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立法”方面向多个方向努力：（1）借鉴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备忘录》（DSU），进一步建立健全国际卫生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2）在坚持主权“合意”的原则下，探索建立程序完善、条件严格的实地调查机制，这对疫情有效防控本身和减少不必要的争端具有积极意义。（3）弥补强化成员国违约行为的制约性规则刚性，特别是针对不去履行额外措施通报、恶意拖欠会费等行为的违约后果应加以适当明确。（4）借鉴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扩充国际卫生实体法，制订《生物安全和病毒公约》《国际流行病法》等。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功能合作。[27] 面对核扩散、气候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人口灾难等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约束之下的“合作之囚”呼唤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趋势下，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是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规范与技术的提供者、薄弱环节的补位者。WHO既往改革及成效，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说明，该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特定领域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理性重塑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国的权力边界，正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多层次布局、多渠道接纳、多元行为体参与，是WHO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问题的加剧，创造新的（且不止一种）国际货币的任务愈加紧迫。

超国家货币制度设想

1917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想法。这位经济学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纸币兑换黄金的做法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应由国家部门根据国际协定调控货币汇率。

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货币“Bancor”的想法，进一步发展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发展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思想。他提出，世界货币必须以Bankor定价。由此，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提议成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该组织将根据各国央行相互间的债务关系对新货币的流通进行调控。

然而，在那次会议上，大获全胜的却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推迟了国际货币结算系统伙伴关系模式的落实。

超国家货币问题后来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提出。经互会是1949年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的，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两两之间都有双边清算机制，该机制规定两国可根据双边协定处理结算问题。所有相互提供的服务和货物都被兑换成卢布，并记入委托银行的相应账户。

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国家两两之间的进口和出口额却很少能够实现平衡，因此它们之间的支付额也很少能够达到平衡。两国之间由此产生的结算差额通常是通过调整次年的商品供应关系来抵消。如果这种差额长期存在的话，则该项数据会以国际公共贷款的形式累计计算。

双边清算的缺点是阻碍了贸易往来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了用卢布从伙伴国购买所需的东西，必须向该国出售商品。但问题在于，伙伴国往往对另一国所能提供的商品没有需求。

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国际结算系统

向多边支付的过渡消除了类似的困难，因为供应国已经开始面向经济互助委员会共同市场从事出口，即面向所有多边支付国的需要。你可以通过向参与结算的第三国出售东西来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你需要的商品。实现商品和现金流动平衡的工作难度大大减轻。

正因如此，为了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间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多边清算系统，1963年10月22日，该委员会成员国签署协定，根据该协定，可转让卢布自1964年1月1日起适用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结算。监控新货币流通的机构不再是成员国的国家银行，而是专门设立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必须指出的是，可转让卢布机制并不限制经互会成员国使用本国货币。可转让卢布可按成员国共同商定的汇率兑换成成员国的国家货币。

可转让卢布成为国家间结算的支付货币，国际合同价值的衡量单位和信贷工具，当然也适用于投资项目的落实。

这样，经互会成员国在可转让卢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大规模国际结算系统，这一系统到1990年已经持续运转了27年。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大约5%的国际贸易是使用可转让卢布进行。

其他超国家货币单位是在借鉴经互会经验的基础上且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在国际上流通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从1970年才开始模仿引入的，而欧洲货币单位ECU（即欧元的前身）在1979年以后才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内部的结算和支付。

以外币（主要是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催生了货币体系的形成，进而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纳入国家资本再分配体系中。在这一分配体系中，这些资本往往是重新分配给发行世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这种资本的再分配的核心是全球收益剪刀差，其基础是以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基本上是“指定的”和无风险的资产）建立国家储备，并以高回报高收益吸引外部美元融资。

这种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上，这些数据是根据货币市场货币兑换方法（汇率定价）和购买力平价(PPP)分别计算而得的。由于美元是一个虚拟的市场价值基准，在这两种计算方法下，美国GDP的数值是相同的。但其他的20国集团成员国（不包括澳大利亚），在2016年以市场价格计算而生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却要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得的GDP，这反映出美元对其他所有货币均存在汇率过高的问题。例如，金砖国家的名义GDP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对应数据的2倍（巴西，中国，南非，俄罗斯）到4倍（印度）。因此，维持以美元作为全球价值基准的强势市场汇率，导致其他国家货币购买力处于低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1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缩水6.3万亿美元。201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4.6万亿，增长了708%。

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的风险

除了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利益外，国际工业家和企业家大会的专家们认为，参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还存在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和挑战:

--国家货币体系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维持美国与其债务主要持有者之间的平衡；

--更容易受到潜在的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无法确保国际结算，包括军事和技术合作领域国际结算的保密性；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及其基础设施(SWIFT)，包括美元的可追溯性及美国冻结任何对外经济合同的能力，作为杠杆在政治问题上施压；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美国制裁背景下，为与伊朗进行贸易而建立了新的金融机制，在这方面就可以作为国际惯例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一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清算系统，实现伊朗石油与欧洲商品的交换，这类似于苏联在冷战时期采取的做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可以切断任何参与伊朗石油交易的银行机构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新的金融机制的运作方式如下：伊朗向欧洲供应石油和其他产品，但这些产品的收益并不是汇往伊朗银行，而是流向那些向伊朗供应工业制成品、药品和食品的欧洲公司。由欧洲国家创建的专门组织INSTEX（贸易往来的辅助和支持工具）将对从伊朗购买货物的公司的欧元结算单据和向伊朗出售货物的公司的欧元收据进行比对。

例如，一家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要将工业设备卖给伊朗的买方，但直接从该买主收到欧元付款将直接挑战美国的制裁政策。因此，这家法国公司转而在Instex公司登记销售文件。Instex则负责寻找从伊朗购买商品的公司来平衡商品和现金流，造成两家欧洲公司相互买卖的事实。货物将继续往返于伊朗，但资金将完全留在欧盟内部。

伊朗设立了一个与Instex类似的贸易和金融特别机构(STFI)。STFI还会比对进出的交易额。借助这一机构，也造成了这两个伊朗商业实体间相互支付的事实，因此资金也不会越过伊朗边境。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办法

结合有效保障国际结算的最佳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逐步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办法。

第一阶段，在国家间协定的基础上发展双边清算系统。

任何发达国家的外贸差通常都允许按照交叉汇率进行清算的方式完成大部分的结算工作。例如，根据对俄罗斯2019年外贸结构数据的分析，可以确定出一个主要伙伴国清单，俄罗斯与以下清单内国家的进出口平衡关系客观上允许俄罗斯与这些国家以非美元形式进行结算:中国（95%），巴西（88%），日本（79%），瑞士（78%），印度（54%）和韩国（49%）。

多币种外贸体系应建立在国家间既定协议的基础上，这些协议对当事方仅以本国货币按照合同完成支付的义务作出了规定。可将建立俄中清算联盟，或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清算联盟作为实施该方案的第一步。如交易方表达相关意愿，则合同价格公式也可通过美元来计算，以抵消个别国家的汇率风险。

政府间结算总体差额可以使用包括美元在内的可兑换货币来抵消。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可大幅度减少对美元的需求。这就要求，参与新结算体系的各个国家要实现各自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从而提升其外汇储备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等级。

第二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清算联盟，向多边清算过渡。

把更多的国家纳入清算将极大地扩大清算体系适用范围，因为在联盟成员国之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空间很大。从联盟的一些国家购买必要的货物，同时将货物出售给参与结算的其他国家是完全可行的。

在这一阶段需要确立国际结算货币单位——类似于在经互会框架内流转的“可转让卢布”——以及使用该货币单位流通使用的必要基础设施，包括发行和结算中心。这将确保国际贸易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对外经济活动的平衡性，提高参与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和国际结算的机密性。

由于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是变化的，汇率每天都在变化，因此新货币的汇率也必须实时进行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即新货币汇率调整），那些商品流动更强的国家的货币汇率影响会更突出，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货币在清算联盟辖域内流通性更强。

今天，国际贸易市场参与者对一些最弱小经济体的国家货币的信任度很低，因为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很大。以这些货币出售货物会带来财政损失风险，因为这些货币的汇率甚至无法确保短期内不会下跌。清算联盟可以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尽管它们的国家货币疲软，但它们还是能够参与非美元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因为联盟内货币结算单位更为稳定。

第三阶段，通过启动国家间相互借贷机制，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从清算联盟过渡到支付联盟。

如果说采用多边清算制度是为了节省可兑换货币，那么信贷体系对于建立储备基金、支持流动资产，从而提供支付保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一阶段的实现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或现有的统一的非美元支付系统。

结算、结算货币单位和政府间信贷清算系统的推出，将大大推动向完全意义上超国家货币的迈进，最终可以在开放清算联盟内取代国家货币。

（编辑  季节）

疫情背景使百年未有大变局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态势，从发展势头来看，中国的崛起，使国际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宣传中国发展成就的素材越发丰富。同时，如何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调整策略，避免落入“锐实力”陷阱，即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收到消除外界疑虑的效果，以求达到增进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理解与彼此尊重，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塑造与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全面、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的目标，成为当务之急的重大课题。

外宣老期刊在重大变化下的新问题

《人民中国》日文版月刊是我国国家外宣期刊老字号，历史上，通过文字报道及民间交流活动，赢得了日本各阶层稳定的读者，见证了中日邦交从以民促官到正常化，乃至发展至今日的历史全过程，形成了丰富的人文外交传统。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面临巨大调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人民中国》继承传统，有所创新，在对日人文传播与交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民中国》的传播与交往对象是我国的近邻日本。日本是具有两面性的国家。它既秉持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又有千年来东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既有历史上侵略中国的负罪感，又有战后一时繁荣的自负感；既对中国巨大市场深深依赖、难以割舍，又对中国的赶超态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切构成了日本从官到民对华的纠结情感。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对华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的低走势期，经过努力，近年虽然重返轨道，但行稳致远仍面临考验。“政凉经温民冷”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困局。当前的中日关系，战略互信是“易碎品”，战略互疑是“易燃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设定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有利于增进双边关系的对日报道与交往方针，是《人民中国》进行特色案例探索的出发点。

坚持对日交流中的“两分法”

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提出对日的“两分法”，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日本当今社会。当年的中日交往宝贵经验，使我们争取到日本的广泛民意基础。今天的日本民意，受到总体右倾保守化的政客、在日中经济合作方面内心纠结的财经界、舆论趋向一边倒的媒体、以及偏向西方价值观与日美安保条约的精英智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民意低潮。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各种双边交流活动，增加和对方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并通过媒体平台广为传播。其中，“北京-东京论坛”这个目前中日之间唯一的一个综合性论坛，就在民间交往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每年一次的论坛，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政治、外交、经贸、安全、媒体常设分论坛，以及每年不同主题的特别分论坛，汇聚了两国各界智库、精英，提供了各自发表意见和讨论的机会；即便是在中日关系最为困难的那几年也没有中断，坚持了整整17年，每年都就一些热点、重点话题和日方交流与交锋。在2020年的媒体分论坛上，针对美西方及日本媒体自疫情以来有关中国报道中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向性问题，我方讲究策略，避免与之进行意识形态纠缠，而是抓住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沦丧”，结合实例设置议题，与日本同行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敢于斗争、不回避问题，又用事实说话。这样就赢得了讨论的话语主动权，交锋与交流并进，日方多数代表也比较服气，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将中日交流引向深入

做好中日交流，很重要的是要做好青年一代的工作。2015年，我们启动了“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6年来，吸引了上千名日本青年积极参与。2019年大阪G20会议前夕，习近平主席还给参与“熊猫杯”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鼓励日本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我们针对受邀来华的青年获奖者，通过深度参观、专题讨论、家宴恳谈等形式一对一地交朋友，结合个人生活实例帮助他们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人的现状。这些人回国后写来的访华观感表明，通过这样的交往，他们对华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去年第6届大赛，我们向投稿者发去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日本的年轻一代特别是有过访华经历的人普遍表示，他们实际看到的中国与原来在国内受媒体影响形成的中国印象反差比较大。这些实际效果提示我们，对日交往应该更多地注重对年轻人做持久和细致的工作。今年我们将考虑运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增设深度讨论的“熊猫论坛”，将中日青年交流引向深入。

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

这应是对日交流工作的一个重点。此次疫情的突发和蔓延，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很不平衡。当全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时，东亚各国人民表现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相对于西方国家要好很多。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行为规范意义深远。2020年中秋节，我们在与海江田万里等日本有识之士进行线上讨论时，我谈到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的见解引起了日方的共鸣，形成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讨论。

2020年抗击疫情初期，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援助中国口罩时，运用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诗句，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对于这种通过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引发共鸣、共情的做法，我们做了更多有深度的尝试。后来，中国向日本捐赠救灾物品时，我们把具有独特日本文化特点的短诗——俳句，以及中国朋友创作的汉俳、俳画等贴在捐赠品上，在日本受赠者中引发了“美美与共”的共情效果。“美美与共”应该是运用文化要素展开国际交往的重要理念。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林林、刘德有等中日文化交流先贤们，以来自中华诗词小令的灵感，创立了契合日本俳句五、七、五节律的汉俳。2016年入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农本文化的核心精神，也为日韩等东亚国家共享，反映了东亚国家共有的哲学智慧，在文学和美学层面，也为中日韩人民津津乐道。三年前，我探索将这两种优秀的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以讴歌二十四节气风物的日文俳句和中文汉俳为内容的文化栏目——“俳人笔下的节气与花”，很多中国和日本的读者，包括海外华人都参与接龙。在此基础上，俳句和汉俳的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形态：疫情期间，中日两国读者纷纷“俳山句海鼓斗志，你接我续志成城”；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很多政协委员创作汉俳投稿……俳句成为与时代同步的表达方式。汉俳与俳句的互动，是中日两国以诗词表达友谊传统的延续，很好地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甚至一向保守的日媒《产经新闻》都关注到这一现象，载文评价汉俳中日人士都可读懂，希望在两国首脑外交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以日本人喜欢的漫画形式进行文化交流

面对灾难，《人民中国》针对日本的灾害多次策划深度报道。2016年，日本熊本发生地震时，我曾策划过一个现象级报道案例——发布“熊猫给熊本熊送竹笋”的原创漫画，体现来自中国的慰问。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处在低潮，但两只憨态可掬的熊走到一起的形象，超越了中日关系中现实的隔阂，萌化了许多读者。地震发生第二天推出的这个动漫形象，引发了网络上大量的模仿，TBS等一些日本媒体就此现象做了深度报道。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运用漫画形式进行心灵沟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中国漫画馆”项目，最近又启动了“悟空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吸引了更多东亚地区年轻人通过漫画形式关注、了解中国。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在杂志上策划推出了漫画连载《血与心》，并集册出版了同名漫画书。故事的主人公叫砂原惠，193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幼年随父母举家来到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前夕，父亲客死阜新，砂原惠和妹妹随母亲在中国颠沛流离、沦为地主家的放牛娃。1948年砂原惠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参加辽沈、平津战役，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又参加志愿军走上朝鲜战场，并为初创期的人民空军航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5年，砂原惠返回日本后，一直坚持日中友好信念，积极从事日中友好和对华贸易工作。漫画艺术再现了砂原惠传奇的一生，就像他的名言——“虽然在血统上和法律上日本是我的祖国，但中国永远是我精神上的祖国”，情节感人至深。这部漫画的日文版去年在日本出版，目前将由B站改编为十二集动画片，献给建党100周年，并做国际发行。

《人民中国》的连载推出后，我们收到了日方密集回应。18岁的高中生小林裕二说：“读罢感到很受激励，这是在教科书上无法读到的隐秘历史，令我眼界大开。”56岁的家庭主妇田中幸子说：“没想到中国的漫画质量已经如此之高。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全彩印刷，这样的良心作品在日本也很少见到。虽然内容很严肃，但读起来一点都不吃力。我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真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26岁的公司职员山西隆说：“我在外资企业工作，有很多中国朋友。读了这部漫画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些日本人现在只关注日本自己，眼光过于狭窄！就像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讨论时常遇到的那样，这部作品让我很受触动。我要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的日本同事看。”36岁的钟点女工齐藤绫说：“尽管主人公成长的时代和自己相差甚远，但这部作品好像就在说我自己的故事。了解了这段历史，让我找回了勇气，我也要面对现实，找回自我。”21岁的真人秀爱好者浅野桃华说：“平时很少读历史方面的书，要是这样的漫画书多一些，我一定喜欢看。虽然我远在日本，暂时还来不了中国，可我也要像砂原惠那样为中国而战！国籍不重要，人类皆兄弟！”读卖新闻北京总局长竹内诚一郎说：“媒体记者特别关注中日关系，看到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表现这一题材，备感新奇，十分期待。乍看主题沉重，细读引人入胜。建议加大发行力度，全力扩大影响。”朝日新闻北京总局长西村大辅说：“得知这部漫画作品也会在日本出版，相信砂原惠先生的传奇人生一定会让很多读者感动。作品体现了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观，希望这部以中国人视角描写的日本人的故事，能够得到更多日本人了解。”

几点建议

近年对日传播与交往的经验让我产生了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1、避免同质化传播，以及重通用语种、轻非通用语种等倾向，切实做到因国施策。我们既要讲自己的国情，也要区分不同的听众，有针对性地和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与交往。

2、在对外交往中应该避免以己度人，而是以推己及人的诚意，平等地、说服性地对民众介绍我们的观点和理念。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时谈及对嬉皮士的看法，他既讲原则，又以理服人、但不强加于人，从而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信赖与敬重。这样的修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3、从事对外交往，应该有必要的通识修养。在发言、谈话的时候，如果善于运用对方耳熟能详的音乐、美术、历史、哲学、文学、电影等内容开展交流对话，可以拉近和对方的心理距离，呈现我方的文化修养与人格魅力，也会使讨论话题变得轻松，语言表达更加丰富，从而最大程度地化敌为友。这样，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做到在价值、情感、艺术、修养的多层级融合，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4、注意交往与传播的受众群体，针对政要、精英、媒体乃至普通人应有所侧重或区别，在政策、舆论、民意不同层面做好工作。协调好场面上的与私下的、活动中的与日常的、公务的与个人的交往关系，对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与入脑入心的交流效果意义重大。

5、目前对外传播过程中“内宣外溢”现象值得注意。我们的表达应该将对上、对内、对外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套自恰的话语体系，既坚持国家的主权安全与自尊自信，又本着文明互鉴的精神与各国各地区相互学习，开放包容，从而有效破除西方对我抹黑。

6、对外交往与传播中，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词翻译，真正做到得其意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技术短板。如“红色基因”“杀出一条血路”“绿水青山”“最美逆行者”“展示大国形象”等国内常用的语句翻译，目前还不能达到尽如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解，亟待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为目标创新翻译理念。

（编辑  季节）

2020年全球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空前危机，其规模已与上世纪大萧条规模相当。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听到有关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末日危机的预言。鉴于此，为了能够在当前危机中清醒地评估我们的未来，应该看看大萧条以来近百年的经济转型过程。毕竟，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世界大战、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却依然呈现出人民富裕程度和技术发展的高增长率。此外，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在很大程度上被危机时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凯恩斯所预见。这位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摆脱大萧条和建立战后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战略思想家。

凯恩斯在他的《子孙后代的经济机遇》（1930年）一书中，描述了后代消费者经济正向为大幅提高居民福利的这一命题转型。凯恩斯这部著作有价值之处，首先是作为长期预测的一个典范，表现在上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实现发达国家人口福利的增长。尽管处于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经济形势中的同代人都已感到绝望，但凯恩斯还是勇于提出，目前我们只是在“经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而那些急于认为生活水平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凯恩斯在书中写道：“假设我们还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即现今悲观主义所表现出的两种现象已成为明显谬误的时期：革命者的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很糟糕，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拯救我们，而反对派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平衡已经很脆弱，无法承受冒险的实验行为。”

凯恩斯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劳动技术设备增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点，正如他所说：“为了实现农业、采矿及加工产业所有部门的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减少四倍的人力。”

结果，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再过100年，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将比现在（1930年）的水平提高4-8倍。”按照我们的当前数据，可以说凯恩斯的预测是正确的。根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统计，从1930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的人均GDP增长了约5倍。在这100年中，有关预测准确性的追踪调查都没能改变凯恩斯的结论：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中，发达国家的居民福利增长幅度都应该在凯恩斯给定的区间内。但凯恩斯的另一个论点或许更为重要。如果在发达国家，达到了能够保障所有人口实际需求的水平，那么伴随这样的发展进程会发生什么？凯恩斯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居民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或者每周工作15个小时，空余出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休闲。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开始批评这种“闲暇时代”。 最终事实表明，发达国家人们正常工作的多数情况是，收入越多，而本就相对少于高收入人群的空闲时间也就越少。

相对于凯恩斯这种有失偏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既会工作又可休闲的现代世界的选择。然而，很多当代经济学家错过了凯恩斯更深层次的结论，这也是凯恩斯在自己另一本著作中所写到并为之捍卫的理念，即随着居民福祉的增长，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规划都将越来越注重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有一些人，不会为了生存而变卖那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艺术品，并且当这种能丰富我们生活的艺术品出现在面前时，能够将它们留在我们身边。”凯恩斯认为，这种“经济人文”也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富裕的增长将导致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转化。“当财富的积累不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时，大量的道德规范都会转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宗教和传统美德的最为清晰和明确的原则上：贪婪-罪恶，等同于把金钱直接献给了罪恶的增长，而迷恋金钱的行为则更是令人作呕。我们的目标是获得更多的钱，但一定是正当合理的收入。”

可以与凯恩斯进行理论比较，对近一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变化进行对比，不过，需要注意凯恩斯结论的切实意义：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经济机器来说，凯恩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和准则的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类生活方向的参照。随着国家繁荣水平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领域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在刚过去的十多年中人力资源的发展相当活跃。

或许，当前的危机会有助于世界经济转向“人力资本”的优先发展——首先便是医疗保健和教育。凯恩斯的乐观主义和精神遗产给我们带来希望，理由不仅在于战胜危机和消费者福利的增长，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中“道德密码”的转化。

（编辑  季节）

在20世纪初期及其之前，阿根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被视作世界经济增长的“优等生”，当时欧洲人在形容一个人如何有钱时，都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有相当一致的预言：这个“银色国家”正在迎接一个金色未来。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自20世纪中叶以后，阿根廷竟然从发达国家直落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银行报告所阐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多年来，阿国多次尝试跳出这一“陷阱”，但是成效差强人意。如今世界经济又进入新一轮萧条期，“蓝色美元”划破“银色国家”天际。在炙手可热的“蓝色美元”背后的，是不合理的政府治理、不稳定的宏观经济、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超负荷的国家债务，这些不利因素相互作用叠加，最终导致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实际依附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掣肘与迟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国治理教训对今日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无处不在的“蓝色美元”

阿根廷共和国最大的新闻报刊《号角报》（ElClarín），在其网络版最为醒目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实时报道“蓝色美元”价格（即美元兑比索）走势的专栏。阿国另一大报纸《国家报》（El Nacional）在第一版页首将“蓝色美元”和天气预报放在了一起。阿国政府和国家银行的经济报告也总是提及“蓝色美元”，其价格走势已经成为阿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民众来说，这个“蓝色美元”也已经和天气预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

从20世纪开始，“蓝色美元”就已出现在阿国内，最初阿国民众称其为“黑色美元”或“黑市美元”，后来逐渐改称“蓝色美元”。在西方语言里，“蓝色”一词象征着积极向上，但有时过重的蓝色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孤独感，因而也可代表负面的事物。“蓝色美元”还来源于“蓝筹股”（blue chip）概念，“蓝筹”原指赌桌上的最大额筹码， “蓝筹股”则是指那些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交易活跃、信用度高、分红优厚的大公司股票。在阿国，“蓝色美元”大多指来路不明不正，卖家通过“蓝色美元”将贩毒、逃税或贪污所得的赃款洗白；同时也表明美元在阿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更高价值和更重要地位。

2002年，阿根廷放弃联系汇率制，转而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在此后的15年间，比索对美元缓慢贬值，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同一时期“蓝色美元”的价格虽略高于官方定价，但二者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自2017年年底，比索开始加速贬值，“蓝色美元”以略高水平紧跟官方汇率。2018年阿国经济增长低迷，屋漏偏遭连夜雨，2019年国际保护主义迅速升温，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市场对阿国的初级出口产品需求急剧萎缩，而阿国对国际产成品需求呈现刚性，进出口失调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比索大幅贬值，进口产品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重，2020年达到40%。[①]

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加剧民了众对比索的不信任，导致比索进一步贬值。到2020年11月，“蓝色美元”已持续快速上涨了15个月，美元兑比索官方汇率为1：78，黑市汇价竟达1：180，高出约130%。

“蓝色美元”不仅深入阿根廷普通民众生活，而且广泛进入阿国的生产和流通，成为企业重要的结算支付手段。阿国工商业者为规避比索贬值风险，在交付货物时一般都会选择以美元当面结算。在阿国面包行业协会主席劳尔·桑托安德烈看来，阿根廷面包行业正遭遇一次严重危机：经济萧条使得面包的销量减少了40%，“蓝色美元”的飞速上涨又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磨坊主向面包房主以美元的实时价格卖出面粉，如果美元价格在那天有所变动，面粉的价格也会变……所有的东西都按美元标价，甚至一个装面粉的包装袋都要卖60美分。”[②]

比索的贬值和美元的高涨限制了企业的规划能力，当下连生存都困难，又怎能奢谈未来发展。自行车品牌Fad Bikes的所有者卢卡斯·弗拉斯克利表示，汇率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立即反映在产品上，供货商们不断调整产品价值，试图维持同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的产品）每周都有不同的价格”[③]。

“蓝色美元”的演变

自二战结束以来，阿根廷汇率动荡与危机便已是家常便饭, 比索贬值幅度大、持续时间长，严重威胁到经济稳定运行。为解决汇率问题，阿政府采取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用强制方式将汇率“稳定下来”。然而，到1969年比索遭遇空前危机，兑美元汇率从1945年的4.1：1骤降至350：1，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比索流通，转而发行“法律比索”，并规定与美元的比价为100：1。新货币对汇率的稳定作用只是暂时的，在短短数年内，新比索便出现了较之前更为严重的贬值，1983年“法律比索”停止流通时，1美元竟能换到6.9万比索。不得已阿根廷再次发行“可兑换比索”，并实行众所周知的货币局制度，以联系汇率将比索同美元价格绑定。

图1 1970年至1983年（每年1月）阿根廷美元官方汇率

资料来源：成本分析网（AnaCos），http://www.jossoft.com.ar/ARCHIVOS/DolarHistorico.

在严峻的比索问题背后，是严重的政治与治理问题。自1976年阿根廷建立军人政权起，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经济流动性，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导致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除能源外）都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缺少对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控制能力。国有经济的萎缩一方面无法为政府创造足够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当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退出市场时，政府很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萧条与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外国航空公司纷纷退出阿根廷市场，由于没有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近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自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政府为了获取经济运转资金，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而采取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政策。然而，阿国脆弱的私人企业难以同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竞争，纷纷败下阵来，或被外企吞并、或被市场淘汰，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化遭遇严重挫折。阿根廷经济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失业，产业结构降级到从事低端原材料、能源生产，而且以出口为主。这种低端、残缺的产业体系，极大地降低了阿国经济的自给能力，对外国市场、商品和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在世界经济繁荣期，尚可以较低价格进口经济运行必需的商品和资本，缓解国内的就业不足和通货膨胀问题。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进口成本上升、不断增加的停产失业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纷至沓来，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如此便将繁荣期的发展成果吞噬殆尽，比索贬值和美元资金流失难以避免。

为遏制比索贬值和美元流失，阿根廷政府采取严格金融管制措施，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金融管制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为阻止民众大规模挤兑，费尔南多·德拉鲁政府下令，禁止居民取出银行存款，任凭民众储蓄为通货膨胀侵蚀。政府政策把储户像婴儿一样关在栅栏里，因而被民众戏称为“婴儿床政策”（Corralito）。经历了“婴儿床”政策期后，民众对政府和本币比索的信任已然跌至谷底，美元成为避免购买力缩水的最好选择，色彩也越来越“蓝”。

2011年，克里希纳·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为稳定比索价值，防止资本过度外流，政府下令限制兑汇业务。由中央银行（BCRA）制定的官方汇率仅服务于进出口部门，以满足相关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2015年，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总统后，为增进对外开放，政府曾一度允许民众自由兑汇，但立即产生严重后果。比索迅速贬值约40%，9个月内即有9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国内美元储备吃紧，外汇赤字增加45%，迫使马克里政府重新限制美元兑汇，规定每人每月兑汇最高限额为200美元。这种有限的开放不能满足民众对美元的需求，在2018年马克里执政后期，“蓝色美元”价格加速上涨，同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当选后，对购买外汇增收30%的额外税负，但仍然无法抑制市场对美元的大量需求。阿根廷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对比索的替代越发严重，阿国内经济越是动荡，使得阿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与替代越是严重，在“蓝色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蓝色美元”的实质——经济美元化

“蓝色美元”大行其道只是阿根廷严重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或外部表现。阿根廷国家经济的高度美元化所折射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美元化是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不稳定的宏观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国家债务等）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阿政府一系列不当发展与治理政策的结果，是国际市场不对称竞争的结果。

早在20世纪初，因为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外贸强劲，阿根廷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实力排行全球第7的发达国家。然而，这个一度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世界经济的“优等生”，尚未盛极便走向衰败，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紧张，政权更迭频繁，发展政策摇摆不定。80年代，债务危机将阿国推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关经济学家以及主要政治人物认定，阿经济持续动荡的根源在本币比索不能成为稳定之锚，而美元可以使阿根廷同经济稳定、体量巨大的美国绑定，从而解决阿根廷因经济频繁波动而导致的系列弊端。到90年代，政府采取将比索同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货币主权的措施不能解决阿根廷经济的痼疾，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重，比索的快速贬值使政府无法维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在2002年被取消，比索与美元拉开距离。在通货膨胀和比索贬值的影响下，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加持下，市场自然选择美元，而且依赖美元，国民经济日渐美元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从2012年起，阿根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美元化程度愈发提高。

从长期来看，经济美元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美元化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增大；美元化会放大依附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历史上，阿根廷政府曾多次尝试经济美元化，甚至一度采取比较极端的将比索同美元等价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均未取得良好成效。尤其是在危急时刻，比索鲜有问津，美元却大行其道。但是，以美国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 Hank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阿根廷只有将经济全盘美元化才能稳定经济。这意味着，阿根廷经济美元化程度还不够，只有实现美元兑比索的完全替代，阿根廷才能实现稳定。货币是金融的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坚硬的外壳，决定着国家总体安全；货币主权一头联系着基础性经济安全，一头联系着决定性的国家主权。经济美元化是对货币主权的严重侵蚀，货币主权的缺失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阿根廷牺牲货币主权，以换取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没有长远利益，没有根本利益，最终也就没有眼前利益，没有局部利益。

“蓝色美元”的警示

货币主权必须牢牢捍卫。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阿国经济的波动。但是，美国与阿根廷的经济体量与国家实力严重不对称，美阿关系不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关切，美国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或方式最便捷的原则出台货币政策，这会对阿根廷产生诸多且严重的不利影响。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如潮水般流入市场，一方面便利了阿根廷融资，活跃了阿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稀释乃至掠夺了阿根廷国民财富。从2015年起，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政策，出台诸如缩表、加息、减税等措施，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非农就业增加，都使美元更为强势，如此导致阿国获得美元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

对外开放一定要自主可控。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经贸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阿国外贸从而影响其经济的稳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16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反对全球化之保守主义思想可谓登峰造极，不断祭出高关税、反倾销等措施，导致相关国家间贸易争端不断升级。2017年，特朗普政府禁止阿根廷向美国出口生物燃料，作为生物燃料出口大国的阿根廷，一夜间便失去了价值12亿美元的大市场。2018年，特朗普政府又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意在限制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的金属制品。2019年正值阿根廷国内经济困境时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话谴责阿国经济政策：“阿根廷正在大规模贬值货币，这对我们的农民不好，我要对阿根廷加收关税。”美国如此骄横的单边主义对阿根廷不断扩大的外向经济构成严峻挑战。

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国有企业一度是阿根廷政府实施调控的重要抓手以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阿根廷实行私有化，卖掉了国有企业，幼小的私企不敌跨国公司，严重抑制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阿根廷财富创造能力和经济自给能力。国民经济重要关键领域逐渐被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政府在关键时刻难以对国内市场实施有效调控，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而制造业更是一国财富之源。阿根廷的教训充分表明，开放经济的稳定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合理控制。阿根廷实体经济萎缩，民族工业弱小，自己不能造血，只能依靠外部输血，依赖外国资本发展经济。

依赖外资发展经济得不偿失。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阿根廷政府通过出售公有企业、外企投资优惠政策以及向美国和IMF借贷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美元资金与资本。公有企业的出售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导致大量利润以美元形式流出，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时，阿根廷的出口企业尚能为政府带来足够财政与外汇收入，抵补偿还巨额贷款的本息，“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尚能维持；进入衰退周期后，财政捉襟见肘，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借新还旧”无以为继。为维持外部平衡，政府需要比索贬值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增收外汇偿还外债。然而，比索贬值又会因进口商品价值上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加大政府维持内部平衡的难度。无常的治理政策及狭小的财政空间，加剧了经济失衡以及失衡再平衡的应对难度，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抛弃比索、追逐美元成为大势所趋，阿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阿政府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也越来越大。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