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中国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中欧关系也不可忽视，欧盟还是我们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经贸合作是中欧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2019年之前，欧盟连续16年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当时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的逆差最大，欧盟与我国的逆差大约3000多亿美元，持续保持16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稳定双边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欧盟面临着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派出了多个采购团到欧洲，表明对欧洲的支持和信心，采购欧洲的物资，减少贸易摩擦，对欧盟恢复经济增长和走出困境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我们还继续持有欧盟的一些债券、股票等等，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出访欧盟各成员国，加强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里，贸易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一直拉拢欧盟，在特朗普时代，不管是盟友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从贸易的角度看是不分敌友的。拜登上台之前就明确表示要拉住欧盟，共同对付中国。拜登上台以后，中欧的政治关系由于美国的因素陷入了低谷。

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使中欧关系更加脆弱了，疫情也使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停顿的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贸关系无论从贸易的角度还是投资的角度，都有逆势的增长。经贸关系的高增长维系了中欧关系的务实合作，起到了一个双边关系稳定器的作用，说是压舱石也不为过。这几年因为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双边关系，但是经贸关系还是继续发展。

中欧经贸合作的基本情况

欧盟现在仅次于东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与欧盟关系后退，主要是英国脱欧以后，带走了大致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话，欧盟仍然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制裁，特别是加征关税，使得一些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转移到东盟国家，带走了一部分投资，投资的转移带动了贸易。这些国家因为产业链不健全，有一些中间品、原材料还要从中国进口，带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使东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投资的角度看，双边有不错的表现。2021年中欧双边贸易是8280亿美元，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增长了27.5%，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的出口为5182亿美元，增长了32.6%；进口为3099亿美元，增长了19.9%。欧盟2021年对华投资50亿美元，下降了10.4%，当然有欧盟经济不景气以及疫情的影响。我们对欧洲的投资是逆势增长的，2021年对欧洲的投资达到56.5亿美元，超出欧洲对我们的投资，增长了21.1%。

2022年1-11月，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797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我国出口增长了11.5%，达到了5183亿美元，进口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3%。2022年1-11月，欧洲对华投资达到了94.9亿美元，增长了94.2%。这表明欧洲企业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截止到2022年11月，整个欧盟对中国的投资累计达到了1328.4亿美元。我国2022年前11月对欧洲投资为64.8亿美元，增长了28.8%。到2022年11月底，累计对欧盟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1023.8亿美元。

尽管有美国的拉拢，有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是中欧之间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都是逆势增长的。现实数据表明，双边的经贸务实合作在整个双边关系中起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对中欧经贸关系前景的分析

欧盟对中国有三个定位。第一是合作伙伴，第二是竞争者，第三就是制度的对手。2023年，这三重定位的策略不会改变，但是它的重心会在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上面。

中国如何破题，如何在合作方面加强力量、做出努力，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欧盟机构的内部，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之间在对华问题上是有战略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如何化解矛盾，在欧盟内部如何形成对华友好的一种新的格局，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中欧“政冷经热”这种格局，有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所改变。中欧领导人的会晤，双方将进一步探讨中欧前进的方向。中欧高级别对话（HED）是副总理级的。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中欧HED的举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肯定会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到中国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希望能访问中国，加强中意之间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因为中国市场对意大利也是非常重要的。2022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来华访问时带了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巴斯夫2022年宣布对中国增加100亿欧元的投资，所以与中国脱钩很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中欧领导人的互访，中欧经贸关系会向着进一步向好的趋势发展。

2022年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时表态，愿意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已经完成谈判，但是在推动批准程序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虽然米歇尔的访问表明欧洲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近期完成批约还有相当困难，现在欧洲议会对于中欧投资协定还有相当大的阻力。随着中国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以及二十大做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红利的落实，中欧合作的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我们将来与欧洲的合作，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能够走得更扎实。每年欧委会以及欧盟的一些企业对中国都会提出有关诉求，我们对欧洲企业的一些合理诉求也应该重视起来。

中欧合作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去探讨。比如巴黎协定，在低碳领域双边肯定有非常大的合作可能。在一些新能源领域，比如风电、太阳能，中国无论从技术到产能，目前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双方可以加强合作。还有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物美价廉，当然与欧洲的合作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一些并购、参股还有一些疑虑。但随着中欧政治关系的转暖，经贸合作会有新的未来，中欧合作在2023年会有所突破。只要双方相向而行，中欧投资协定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米歇尔访华之后重启中欧人权对话，我们不希望因为政治因素搁浅了中欧投资协定，希望重启的中欧人权对话有助于中欧投资协定向着批准的方向继续推进。

（编辑 季节）

     美国始终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统一台湾的最大外部因素。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风雨雨，斗而不破。中美实力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产生了焦虑感、担忧和危机感。中国在发展中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边贸易现状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从建交之初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的7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7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超过1700亿美元。过去多年，美国在所谓的贸易逆差上跟我们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了贸易战，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这说明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GDP正在不断追逼美国，2021年我国GDP是17.7万亿美元，美国是23万亿美元，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是中美博弈的一段关键时期。美国出台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报告都提到了未来关键的10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过，中美实力越接近的时候，未来10年就是越危险的时候。拜登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尽管美国财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对关税的取消和保留有不同看法，但这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整体上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期性，而且连环套、组合拳都打出来了。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涉及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它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是通过立法方式取得的。一旦立法通过，以后要废除或者停止这种制裁就很难，杀伤力是比较大的。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的三个法案值得重视。一个是2021年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第二个是2022年8月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叙述了美国要如何加强自己内部建设，在各个领域，包括投资、通讯、新能源，还有芯片研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提升自己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对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教育、科技、互联网，还有支付系统、国际规则等等，但风险最大、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科技。在贸易投资方面，2021年的中美双边经贸数字都是增长的，双方今后在消费生活品的进出口往来还会继续，中国对美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多年来平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事实。

美国正在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完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水电煤气，港口码头，我们的建设都比其他国家好。但是现在也面临部分的轻纺产业、技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拉美等地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在一些产品和领域都会有自主选择性的脱离接触。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涉及并购、参股等方方面面，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滥用国家安全来打压我们。今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会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赴美投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白皮书，美国商会和在华企业总体对中国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仍有很大兴趣继续经营。40年来，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颇丰，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市场。目前对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有担忧，有部分企业对进一步做长线投资还有一定的疑虑，有些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美国政府经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拉帮结派，拉拢盟友打压，实施长臂管辖，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企图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离开中国，回流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供应链上面不断做一些断链的动作。

    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投入和拉拢，缓和了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供应链、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和投资审查方面的协调，企图拉着欧盟对付中国，解决它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等。

    在印太方向，美国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涉及很多议题。首先，突出了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所谓的高标准规则。这些规则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双边一直推动的规则，它把双边谈判规则议题里边的有些内容多区域化以及多边化，还涉及补贴、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等。

    其次，要关注的是出口管制和制裁。过去在经贸对话里，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都谈过。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议题还可以往前推动，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它限制中国发展的一种竞争手段，是切断供应链、强行促使脱钩的一个重要手段。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公布了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品及药物等四类产品供应链的审查。两国在关键敏感产品供应链的减少依赖、分离，甚至脱钩，可能是引发未来经贸冲突的一个燃点。

    在出口管制的具体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在芯片、生物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对中国进行打压。2022年，有16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的所谓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软件，图谋对我国形成更多领域的“卡脖子”局面。

中国出台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从2020年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制裁出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裁和反制裁方面，中美摩擦和冲突将是未来两国竞争激烈度和对抗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过去是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在很多领域体现了竞争以及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对我们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进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开放才能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接受的更多的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们实施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我们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前进的动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的规则和惯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提出和制定。在国际规则议题的设置上，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做贸易投资，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和理念上做一些调整。中美当时谈过双边投资协议（BIT），但没有谈成。中欧谈成了这个投资协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和议题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没有达成，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开放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规则自主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在中欧投资协定里边融入了一些过去还不能做到的议题。一些专家谈到海外燃煤电厂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也提出我们在海外建燃煤电厂，指责我们将过剩产能输出，我们进行了据理力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中国有能力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随着多年的发展，重视环保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议事日程，我们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双碳的目标和承诺，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承诺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这几年在光伏和风能新能源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又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建厂，做基础设施。

   随着这几年我们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在ESG上，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开放中贡献我们的智慧。

    数据是当今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前只是说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在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中国是数据大国，有海量的数据，又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数据化、数字经济方面成为引领者，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大国。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里面很多议题都涉及透明度、数字、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还有知识产权，在WTO里边还有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以前这些议题都有所接触，我们有实力去参与国际上的多边、双边的协议，要根据加入区域协议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我们有承受能力，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同时考虑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为进一步开放做先行先试。

    关于议题设置，我们在与美国的谈判接触过程中看到，他们的产学研、智库、政府、企业联动是比较紧密的。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品、新的业态归纳起来，交给智库和政府总结提升，由政府为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去推进。这就是美国推进海外市场为反映企业诉求做的一些工作。未来在这些新的议题的研究和设置上，我们也应该加强我们的智库和企业、政府的联动，在未来双边、多边的谈判中提出新的中方议题，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有些议题现在做不到，随着实力增长和发展，有些未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所以要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和发展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目前国内各省市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要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优势、禀赋，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尝试，以更高水平、更大勇气，建设高质量的自贸区，运用到对外开放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美经贸关系上寻求合作点

在对美的原则问题上，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在中美经贸上还要寻求合作点。过去的WTO、G20、APEC，中美有过合作。最近在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当中，由于中美的合作才达成了最后的成果，包括疫苗、粮食、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渔业等等，中国也做出了贡献。未来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等，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作，很多重大国际经贸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保持经贸往来仍然是连接和保持两国接触的纽带。 

    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促使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把握外部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接受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一些人才结构的改变和优化，这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所以，我们在未来要多做美国在华企业的工作，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在贸易战之前，中美曾有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其中有经贸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中美商贸联委会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分歧。现在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和分歧。

    应该鼓励国内的智库、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创造机会到国外去交流，推动产学研到国外交流对话，对冲国外特别是美国不友好势力的诬蔑和诋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宣传中国的发展，宣传中国方案，增信释疑，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正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和迈向2035远景目标，在对美工作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斗争，在贸易上开展公平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在复杂问题上巧于周旋。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逆全球化更加突出，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正在替代中国打造另类“供应链安全”的一环。实际情况怎么样？本文做一个初步评估。

印度经济的发展现状

宏观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逆风。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经济发展仍可圈可点。最近，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和本币贬值，全球股市暴跌。但是，印度的表现远好于许多发达国家市场，这确实表明了投资者对印度增长前景的信心。

IMF数据显示，印度在2022年一季度末的名义GDP为8547亿美元，而英国同期数据为8160亿美元。预计，印度2022年全年的GDP规模仍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根据IMF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印度在本财年预计增长6.8%。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印度的表现相当亮眼。

印度努力改善制造业投资环境

印度政府在2014年起实施“印度制造”旗舰计划，旨在促进投资、促进创新、促进技能发展，建设一流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将印度转变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和投资目的地。在该计划下，印度向全球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发出公开邀请，邀请他们参与“新印度”的成长“故事”。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印度政府制定了一项自由和透明的政策，其中大多数部门都按照“自动路径”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为了加强印度制造倡议的吸引力，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包括修改法律、放宽准则和条例等，以减轻企业不必要的合规负担，降低成本，并提高在印度开展业务的便利性。通过简化、合理化、非犯罪化和数字化，使得企业减轻了负担，在印度开展业务更加容易。劳工改革在招聘和裁员方面带来了灵活性。同时，颁布质量控制令，以确保本地制造业的质量。促进制造业和投资的措施，还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公共采购订单和分阶段制造计划等。此外，印度的国家单一窗口系统（NSWS）已于2021 年9月启动试用，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单一数字平台，以便利企业注册和业务开展，提高了交易的便利性。该门户整合了印度政府各部委和邦政府的多个现有许可系统，以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

2020年，印度在14个关键制造业部门[1]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PLI）计划，作为印度推动制造计划的一大措施。PLI计划鼓励印度具有相对优势的战略性增长部门的国内生产，包括加强国内制造业，形成有弹性的供应链，使印度工业更具竞争力，并提高出口潜力。由于认识到半导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印度政府还特别推出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以在印度建立半导体、显示器和设计生态系统。

外资流入创纪录

2014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8年创纪录。尽管全球和国内经济环境受到不利影响，2022财年（截至2022年3月底），印度获得588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14财年仅为243亿美元，在8年内增长了142%。

新加坡是印度的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2022财年投资159亿美元，占印度实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7%。美国是印度第二大投资国，投资额达105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8%。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的毛里求斯对印直接投资94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6%，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毛里求斯的印度裔人口利用印度的优惠政策投资故乡，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对祖国的投资。此外，荷兰投资46亿美元，占7.9%；英国投资17亿美元，占2.8%；日本投资15亿美元，占2.5%。按行业细分，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是印度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领域，达145亿美元（24.6%），其次是服务业116亿美元（19.8%）、汽车业70亿美元（11.9%）、基础设施建设32亿美元（5.5%）。

案例分析：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

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疫情防控，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生产面临困难，为印度创造了机会。美国《财富》杂志发表文章《“千载难逢的机会”：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大规模封控是印度击败中国成为苹果最受欢迎的供应商的绝佳机会》。

在此背景下，富士康的目标是将其iPhone生产能力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度制造部门。目前正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加快招聘工作、为工人提供住房设施等问题进行沟通，计划在两年内将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厂的员工数量增加两倍，达到7.3万人。

印度是美国构建“朋友依赖”供应链的关键

对于美国而言，印度是其构建尽量排除中国的新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国家。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Janet L.Yellen）2022年11月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叫做‘friend shoring’的路线，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远离那些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的国家”；“为此，我们正在积极深化与印度等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的经济一体化”。

耶伦在参观位于新德里郊区的微软研发园区后，专门阐述了从那些“可能破坏美国供应链稳定的国家和制造商”那里向外转移的理由。耶伦说，微软在印度不断增长的业务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一体化的一个例子。此外，美国发展金融机构正在向一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建造一座工厂。这是政府帮助世界太阳能产业远离中国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她还赞扬了苹果最近将iPhone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转变。

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替代中国的潜力评估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的制造业确实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2021年，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主席阿图尔·凯沙普（Atul Keshap）表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在建立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无人机等战略技术的安全供应链方面。

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萨达南德·杜梅（Sadanand Dhume）表示，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明显”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外国公司吸引力较小。事实上，外国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是“中国+”的策略，不仅是全球产业链布局，更着眼于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在这一点上，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2277美元）所产生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12556美元）。

更重要的是，由表1可见，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5%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61%。印度出口产品的很大部分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珠宝和大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6%，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7%。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在2000年前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

表1：2021年中国、印度制造业产品[2]出口结构和占全球出口贸易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印度现有的制造业产能整体上还处于低水平，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制造产业体系的产业链而成为“世界工厂”。而且，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并非疫情防控这样的短期因素。

首先，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国家。印度已成为离开中国的低价值产业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手机制造商。由于印度的低劳动力成本，三星和苹果等全球品牌的供应链，以及Oppo、Vivo、小米、联想、TCL、海尔、美的等企业已经进入印度。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对电子元器件等重要行业的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高端制造业部分回流美国，低端产业转移到越南和印度。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吸引力，许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1”的模式，在部分产能转出的同时，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是许多品牌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外包制造承包商，运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高效、最灵活的工厂。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先进机器人、精密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和其他制造业先进数字技术的企业之一。每年，在苹果发布iPhone、iPad、MacBook和iWatches的新设计后，富士康的工厂都会启动一个实验驱动的过程，通过该过程，熟练的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工人促进苹果研发和设计团队与组件和模块供应商之间的迭代，以实现规模、速度、精度以及成本方面的效率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工艺创新实验是关键环节。这种类型的创新涉及大规模的隐性知识技能和工艺，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达到将复杂设计以工程精度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转化为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平。

过去三十年中，随着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发展，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统垂直整合生产已逐渐被模块化生产所取代，富士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在电气和电子行业的巨大供应链网络。在模块化生产中，中国的小型制造商根据其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各个阶段的专业知识，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制造业的分工是按生产阶段而不是按最终产品进行的。这种新的生产安排已将全球贸易从最终产品转变为中间产品。根据苹果官方供应商名单，苹果190家供应商中有近一半是中国公司，其中近160家企业（中国和外国）在中国境内生产组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富士康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印度也只能做个“世界车间”的角色。

印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也确定了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国家银行（SBI）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印度将在202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报告预测，印度GDP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并很有可能于2029年超过日本，实现进入世界前三的目标。相对于越南，印度对我们是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向越南的产能转移，本质上是中国产业链的延伸。越南受制于一个小的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它只能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中扮演一个加工和转运中心的次要角色。因此，中国不必因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而感到威胁，但印度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保持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它拥有更大的人口红利、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断完善的电子产业链、更发达的软件和信息产业，以及符合欧洲和美国要求的语言能力。

如果中国在未来不能把握住持续发展的势头，那么印度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强劲对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短期内，中国如何把握抗击疫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实现软着陆，是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中国在产业链中重要地位的关键。

（编辑  季节）

      香港的改革与开放

   发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务。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这几年完成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新的执政团队正在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推动的，我概括这就是“港版的改革开放”。

     香港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枢纽

   香港是一个开放经济体，香港未来发展需要深度开拓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枢纽的功能，这其中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功能的拓展。香港在过去是四大中心，“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新定位。

    第二，开放疆域的扩展。过去香港的国际化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联系，但联系并不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未来香港开放的疆域也必须不断扩大，要把开放重点融入发展中国家。

    第三，开放内涵的深化。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才能够拓展自己的开放。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改革。特区政府要从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转为一个有为政府和高度市场化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2022）中提出，将要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共同投资基金；政府设立系列KPI，推动行政绩效考核制改革。

    第二，市场改革。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地产财团的垄断行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业保护。

    第三，社会改革。香港政府的执政理念要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香港来说，现在的核心是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特首施政报告中推出了很多实锤的问题，现在就看如何一步一步扩大土地供应，尽快推进解决房屋问题。

    社会改革层面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的桥头堡，同时也是深圳和香港深化合作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将过去的围港两岸的都会中心，拓展成双重的中心。在靠近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新建一个都会中心，它跟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是产城一体化，而不是过去像天水围、屯门这样简单的“睡城”。这样把未来发展创新科技的产业放在北部都会区，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城市布局。同时，随着在北部都会区开拓更多的土地，解决香港住房保障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香港自身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第二，讲中国叙事的构筑与国际传播。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的背后，固然反映了治港历史阶段的变化，其意涵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

    香港之“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也必然要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不仅要突破其所设定的标准，而且要摆脱其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使其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所以香港的“兴”需要一个新的阐述、新的构筑，也需要一个新的亮度。

    2021年，香港TVB推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叫作《无穷之路》，其第二集为《无价之宝》。这是TVB第一次触碰现实的中国内地题材，它用一种港式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在内地和香港热播，叫好又叫座，成为去年两地纪录片市场深受关注的文艺事件。

    《无穷之路》的突破，不仅在于它善于讲故事，精于传播之道，更在于它摆脱了香港影视剧、纪录片当中惯常的对内地的那种歧视印象，开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观察国家巨变，客观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叙事与影视市场有机结合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从而呈现出香港参与国家叙事的巨大发展空间。

    多年来，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斗争也非常激烈。香港所处的转口港地位，使得它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流，也不仅仅是移民，还有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在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从香港向海外传播。

    香港发展的八大中心定位之一，就是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不仅仅是要建设场馆及举办各种展览，更应该具有深层次的价值观的构筑。中国叙事的传播是香港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重要的价值和角色所在。

    第三，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海外乱港组织对香港本地进行隔岸遥控，煽动“软对抗”和城市恐怖主义。在去年的法官选举中就曾煽动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对香港稳定还在持续产生影响。

其次，香港海外乱港组织正在展开政治游说工作，参照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做法，正在形成一个所谓“城市、国家和国际三级游说”的机制。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打香港牌，抹黑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在固化海外香港人的“港独”认同。    

第三，前不久在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口发生的冲突，其背后实际上是港独组织正在运用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推出的“锐实力”概念，即对海外的亲华力量和我们的驻外机构进行纳粹式的“清算”和威胁，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

    香港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金融市场和城市安全的威胁。从2020年开始，香港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现任特首和政务司长等人都在美方的制裁名单里面。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方面，香港自身尚未完全形成一整套机制，还没有完成“23条立法”，也没有完成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的本地立法，在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央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定支持，指出“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虽面临着新挑战，也迎来了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新机遇期和关键期。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总体形势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取得的成就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其特殊成因和区位优势，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集中体现出国家资源配置政策中重点体现的主权意志。

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实现了从区域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

香港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在全球自由经济体方面，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2022年9月8日，加拿大著名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香港在参加评选的165个经济体中继续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报告选取的五个评估项目中，香港在贸易自由和监管项目排名第一，在政府规模和货币项目，列第13位，在法律制度和财产权项目列21位。二是在金融业方面。金融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2021年，香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600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3%，所占经济的比重较回归前翻倍，为香港本地提供了约27万个就业岗位；香港国际金融机构聚集，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香港拥有认可的183家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达26.96万亿港元。[②] 三是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1998年至2021年，港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规模从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28.7亿港元。此外，香港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1年，在香港安排的国际债券发行量达2070亿美元，占市场份额34%，位列亚洲首位，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可持续性债务融资达570亿美元，在港进行资产管理的持牌法人为1979家，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800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内地。[③]

内地经济发展支持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回归25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是强大祖国的支持。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壮大了香港资本市场。香港回归以后，大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企业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也有力促进香港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巩固和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2022年4月，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企业1370家，占港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53.3%，占港股总市值的77.7%。[④]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在香港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22年5月人民币追踪报告（RMB Tracker）数据，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结算额占全球的74.36%，大幅领先于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2021年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9268亿元，占全球范围内的比例接近60%；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占比超过8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注入新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7000多万常住人口，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开世界未有之先例。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将香港金融优势和深圳产业创新互补融合，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注入新动力。

当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可以预见，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诸多新挑战。当前，香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前沿阵地”，金融制裁和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选项。同时，香港经济产业结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⑤]

挑战1：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特征是把“双刃剑”

基于“一国两制”安排下的香港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金融中心。

第一，作为国际金融枢纽，其金融市场的开放自由程度以及各项指标均居全球前列，市场流通量高，资金进出灵活，不设外汇管制，对外国机构参与本地的金融市场也基本不设准入限制。这种高度开放的机制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因联系汇率机制，在信用紧缩下会面临外资银行激进撤资的金融风险。2022年，美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加息的幅度和频率不断加强，香港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相关数据分析指出，香港银行体系结余2022年底可能跌穿千亿大关。这种国际资金大进大出的极端情况，在非常时期会冲击香港金融稳定。第二，香港又是中国主权治下的一个城市，其经济活力和市场资源高度依赖国家经济体，但在金融运作规则、监管框架和法律制度上与内地相差较大。长期以来，这种双重性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香港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积累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挑战2：香港短期经济存在风险

从长期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经济增长放缓明显。香港的经济结构缺乏对流动性收紧与外需收缩的抵御能力。香港经济周期相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从短期看，香港短期经济风险不可忽视。一是经济下滑。香港2022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9%，同比下滑1.4%，低于0.2%的预期中值，显现出第五波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二是本地失业率高企。自2022年1月开始，香港受疫情影响，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失业率从2021年四季度的4%进一步上升至5.1%的高位，6月虽回落至4.7%，但仍处于高位。三是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金融业人才短缺。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的数字，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291600人。与2021年年中人口7413100人比较，减少121500人，跌幅为1.6%，连续3年出现人口净流出。[⑥]以行业计算，金融在内的3个行业受挫。四是对外贸易呈现下滑。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对外贸易下跌4.5%，与2021年四季度13.5%的强劲增长形成强烈对比。五是IPO大幅下滑。据普华永道预计，2022年上半年香港主板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3%。上市募资额方面，2022年上半年香港市场总融资额同期下降92%，预计总额为171亿港元。

挑战3：中资金融机构缺乏市场主导权

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但在香港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多为“外来户”。在回归前，汇丰将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迁到伦敦，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香港。[⑦]近年来，中资银行、证券业、保险业在港快速崛起。截至2021年年底，中资银行资产占香港整体银行业已超过三分之一，中资保险公司占去年全港有效长期业务保费收入约五分之一。近几年，中资投行承销香港市场IPO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国家知名投行。[⑧] 但香港始终没有形成来自国家经济的大型金融机构，市场主导权尚不能实现完全“为我为主”。因此，香港金融市场波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来临时，缺乏本地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如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当前，虽然面临内外挑战，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仍是“机遇大于挑战”。

在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央对香港的重要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要以坚持“一国两制”原则为基础，以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为底线，以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为关键，推动香港从国际金融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

“一国两制”是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维持安全法治的营商环境，占得发展先机。一直以来，香港安全、法治、自由、开放、金融营商环境得到全球金融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可。

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在贯彻“一国两制”中出现了“走样”“变形”的情况，甚至出现影响国家安全、危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局面，威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果断出台了香港国安法，有效遏制香港的各种乱象，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撑起维护安全发展的大伞，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因此，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基础。在“一国”原则的基础上，保持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两制”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是底线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面对全球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将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是壮大中资金融企业在港的实力，使其真正成为能维护香港金融市场、金融安全的主导力量。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有根植国家经济、拥有强大实力的金融机构支持，这对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至关重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在危机时刻，强大的中资金融机构将筑牢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底板。二是推动中资金融企业在香港科创中心、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加大金融支持香港“再工业化”并发展实体经济，用金融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结合，有力服务推动香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中资金融企业应在破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切实发挥作用。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打破利益藩篱，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香港土地问题、住房问题，深度参与公屋等建设，为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贡献中资金融力量。四是探索设立内地与香港金融大监管网络，堵住金融监管漏洞。推动在香港建立金融大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之间金融监管沟通机制，加强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⑨]

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新动力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规划。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动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支持香港发展四大固有优势产业，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涉及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等。此外，“十四五”规划还提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四个新兴中心”，为香港充分预留了特色鲜明的“香港角色”，为国家所需留下香港金融所长的“接口”。香港正在变被动对接为主动对接，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加快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

主动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制度环境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处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点与对接点，使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佳纽带。

从内循环来看，香港要充分发挥“投资桥梁”的作用，引导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加大对内地新兴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加大投资内地的绿色金融资产。香港要发挥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先发优势，融合大湾区区域人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势，通过金融和产业优势互补，将构建“科创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有望带动大湾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拉动中国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步伐。

从外循环看，在金融层面，要强化香港作为“熟悉内地，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功能，对内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和RECP的金融枢纽，加快香港加入RCEP的步伐，担当融通中外的资金桥梁，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区域辐射地位，优先开展对RCEP区域为重点的东南亚人民币业务辐射；以香港为桥梁，拓展数字人民币运用场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RCEP支付落地。[⑩]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各有特点、各有优势。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产业和金融方面要发挥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实现创新协同发展。要当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的龙头，强化香港与湾区内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的合作。在产业和金融融合方面，要推动“强科技、弱金融”的深圳与“强金融、弱科技”的香港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在双碳产业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绿色低碳湾区，大湾区作为国家绿色投资的先导，要充分发挥香港绿色金融优势，为绿色低碳湾区提供资金融通。在制造业方面，做好“香港研发、湾区制造”的机制融合创新大文章，香港在做好研发的同时，发挥好自身融资和金融科技优势，加快与湾区城市的互补发展，实现互利多赢，服务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韩正副总理在香港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强调，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11]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全面开放机遇：第一，要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便利融资的资本市场。推动香港主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利用其在债券市场、企业IPO、风险投资等融资优势，提供集资和融资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其次，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主要的离岸市场。中央政府通过在香港建立最大的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和完善香港人民币回流机制。香港应主动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以强大升级版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打造成亚太地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是实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据相关机构预计，亚洲未来30年的气候投资需求约66万亿美元（约515万亿港元），香港可望成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国家大力支持香港作为区内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担当“绿色桥梁”的角色，通过在港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引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全方位支持在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关键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在金融方面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继续保持“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金融区位独特优势。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能”创新发展香港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应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并非让香港金融业内地化。要加强香港国际化程度高，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力度，加大发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科创融资和风险投资，创新大宗商品市场建设，布局战略性商品交易，支持国际、国内交易商参与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交收和结算，在市场博弈中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

二是继续发挥香港“金融人才”独特优势。人才的竞争力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劲，要优化环境，吸引更多专业人才留港从业，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及大局观的管治人才。

三是继续保持香港普通法体系的独特优势。从法律制度对经济影响看，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相对大陆法地区更加活跃，市场更具深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更加有力，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也是成就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企业通过香港与海外资本市场便利对接和国际资本重视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要保护和支持香港作为普通法独一无二的接口的正常运作，维护香港普通法体系，切实强化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配套措施，发挥香港在司法上国内国际“超级联系人”作用。

（编辑  杨利红）

1492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探险队登上了美洲的一个平坦小岛，后来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为“救世主”的意思。这一天在西方被当作纪念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日”。

不过，50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说法。在哥伦布到达前，美洲不但有人类居住，而且还有美洲文明。事实上，美洲并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入侵、被殖民。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法是典型的西方叙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庆祝所谓“发现美洲”，明显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叙事。哥伦布抵达美洲，给西方带来的是新希望，对美洲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被打造成西方的图腾，只是掩盖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利剑和枪炮征服世界的事实，用西方叙事为其打造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一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一个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但这种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并且具有误导性。

“发现新大陆”背后的真相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是真的吗？按照词义学的解释，所谓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然而，按人类非洲起源学说，与其说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如说是土著的“印第安人”才是美洲大陆的最早发现者。四万年前，他们从亚洲出发，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并一直在那里生活繁衍。早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大陆上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印第安人。恰恰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土著印第安人才遭到驱赶与屠杀。

据推算，16世纪初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分布在南、北、中美洲的土著居民约有8000万到1.2亿人，而当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2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亚非大陆人口翻了近一倍。而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印第安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200万至500万之间。

根据史料记载，在被欧洲人发现和入侵之前，美洲大陆曾经拥有过灿烂的人类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被认为当时已相当发达的玛雅文明，并称为美洲“三大文明”。

强大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的秘鲁，就是由印加人建立的。玛雅人不光创立过书面语言，还创立过近似阿拉伯数字的计数系统、精确的历法，以及发达的农业体制。玛雅人还开辟了通往美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重要商道。在天文方面，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历法比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历法更准确。在农业方面，印加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多，超过了亚洲和欧洲。安第斯地区的居民还有很先进的环保意识，他们很早就懂得修水库，用管道引来高山上的清泉。中美洲的土著人能制作精美的陶瓷器，懂得根据不同气候条件储存食物和改进食物的营养。印第安人在医药方面也达到相当高度，会用草药治病，甚至会使用麻醉药做开颅手术。

在西方人眼里，美洲被视为无主的“新大陆”。由此美洲人不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欧洲人因为这个“发现”就有了“霸占”美洲的资格和正当理由，印第安人成为无主之民。所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显然有着美化欧洲人对美洲大陆殖民的一面。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由西方编造的欺骗世界几个世纪的典型历史谎言。在西方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哥伦布被描绘成了一个所谓的“探险家”“航海家”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西方借助强势话语和叙事，掩藏流淌在血液里的强盗本性，企图证明掠夺和霸占美洲大陆的正当合理性。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真实故事，更无法抹杀美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话语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福柯讲，话语即权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也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就提醒我们，西方话语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和隐匿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类说辞，暴露了“西方中心论”的本质。西方在主张权利的时候，根本不讲科学。他们用枪炮和钢铁说话，讲的是西方立场，只将真理设置在枪炮的射程。这种话语体系，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有一定的欺骗性。

哥伦布的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以西班牙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相继从美洲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这些财富不但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还通过远洋贸易的方式流入亚洲。欧洲以此方式加入了欧亚贸易循环，为日后的崛起提供了准备。新航路的开辟，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面貌，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哥伦布远航之后，西方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先后进行了500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从而完成原始积累，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从那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但成就了海上霸业，而且还成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成为里程碑，是因为他开启的是西方崛起的时代序幕，被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不断鼓吹几百年。

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语陷阱之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的危害性。随着中国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平视西方世界，敢于置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类似的西方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解构帝国黄昏的话语霸权陷阱

最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来，女王以及她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体系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同样是英国王室故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长期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英国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原点”。但所谓西方文明的“原点”，本质上就是西方殖民掠夺的起点。在今天各种不见硝烟的鏖战中，仍然会看到美西方设置的强制议题和故意构建的西方叙事陷阱，也能看到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话语体系的重拳打压；看到美西方对那些挑战其话语垄断地位的媒体进行围追堵截，也看到美西方在洗脑民众和舆论场耍弄的各种伎俩。

现在美西方看似很强，却面临着“帝国黄昏”。美西方国家企图像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那样，继续充当“殖民者”的角色，继续蒙骗、欺侮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这只能是新版的“格林童话”，虽然美西方现在仍然强大，但绝不可能继续“垄断一切”。

今年以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加上乌克兰危机负面效应外溢导致粮食、能源等多重危机，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世人进一步认清了“西方霸权话语”才是撕裂世界、地区冲突的罪魁祸首。一旦世界出现冲突和争端，美西方总是借助话语霸权不断甩锅，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是，世界从来都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西方的“新发现”，更不是西方的“施舍”或“恩赐”，当然不能由西方主导。

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回不到500年前的世界。终有一天，响彻世界的平视话语会驱散西方傲慢、偏见和谎言的迷雾，推翻由西方话语定论的颠倒黑白，西方主宰的画地为牢、弱肉强食的世界也将被推翻，从而迎来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编辑 杨利红）

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对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际交流造成严重影响。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国际和地区矛盾。在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双重影响下，今年以来，国际政治斗争尖锐激烈，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有所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战略格局在矛盾冲突中演变

疫情和冲突加速美欧历史性衰退

最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则进一步激化了国际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加速阵营聚合，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面临更多困难和阻力。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疫情和冲突重创欧美，加剧西方历史性衰退，特别是美国问题积重难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6%。截至2022年10月中旬，美国新冠感染病例总数超过9676万人，死亡病例超过106.3万人，成为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为应对日渐严重的经济社会困局，美国不断超发货币，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今年6月通胀率达到9.1%，创近40年新高。为控制通胀，美联储连续强势加息，但8月通胀率仍高达8.3%，经济慢性衰退的风险明显加剧。美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至今年9月中旬债务总额接近31万亿美元，是其2021年GDP总量的1.3倍多。同时，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两党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种族歧视引发严重社会不满，枪支犯罪愈演愈烈。此外，美国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添柴拱火、损害盟友，大发战争财，也导致其道义形象严重滑坡。

欧盟身陷多重危机，综合实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造成欧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服务业和出口贸易遭受重创，消费和投资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与美国一道对俄发起全面制裁，限制和降低从俄进口能源，阻断经贸和金融往来，政治上倒向美国，陷入地缘政治陷阱，导致欧盟国家普遍陷入严重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欧元大幅贬值，物价持续上涨，企业经营困难加重，经济增长乏力。欧盟委员会7月发布的夏季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2.7%，2023年仅为1.3%。欧盟不仅使自己深陷多重危机，而且进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和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其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亚洲地区稳定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加速东移

在欧洲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疫情防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扩大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东盟各国逐渐放开疫情限制，经济快速恢复，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前景向好。印度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获得更多承接中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会，以及乌克兰危机中的石油转口贸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GDP增长8.4%。日本、韩国虽反复受到疫情影响，但上半年GDP仍维持了0.9%和3%的增长。面对美西方全面制裁，俄罗斯被迫将发展重心转向亚洲，进一步实施东向战略，不仅有利于打破美西方的封锁制裁，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亚洲地区的能源需求，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态势。

亚洲地区的稳定发展，正吸引世界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前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8月吸引外资138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印度上一财年吸引外资836亿美元，今年预计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东盟2021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74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外资在东盟并购额仍居亚洲首位。美国也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陆续向该地区投放更多力量和资源，谋求对“印太地区”的全面控制。

西方国家加速阵营整合，多极化世界格局面临新挑战

最近几年，美国为维护日益衰落的霸权地位，面对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断拉拢煽动西方盟友，试图构建更加广泛的同盟体系，共同遏制中俄的发展，进一步激化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矛盾。美国利用欧盟等西方国家与其在价值观上高度一致的有利因素，着力构建以制裁和削弱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同盟，借此进一步强化对欧洲的控制。欧盟机构和多数成员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倒向美国，在安全上更加倚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步调，战略自主性日渐削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建立起由40多个盟友和伙伴组成的反俄军事政治同盟。为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北约在美国主导下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援助、提供全面的战场外情报信息和军事技术支持，实质性地介入冲突，对俄打起代理人战争。在政治经济上，过去在国际事务中一度被边缘化的七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中重新发挥政策协调作用。多数西方国家跟随美欧对俄实施全面的极限制裁。乌克兰危机一定程度上不仅使美国维护霸权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强化，而且也使多极化的国际战略格局受到冲击。美国及个别西方国家始终抱有遏制中国的战略冲动，乌克兰危机国际战略格局有因此进一步失衡的危险。

国际政治斗争复杂激烈，爆发新冷战的危险有所加重

最近几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围绕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主权利益等重大原则问题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美国持续对中、俄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遏制措施，导致中美、俄美之间的双边合作日益收缩，国际关系复杂演变。在美国驱动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围绕单边与多边、霸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对抗与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和较量更加激烈。乌克兰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冷战对抗甚至发生热战的危险明显上升。由于美国推行遏制中俄的敌对政策，国际关系当中也出现一些危险的趋势，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社会被分裂的危险逐步上升。美国拜登政府出于维护霸权的战略需要，将推行价值观外交作为遏制中俄的重要手段，将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定义为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蓄意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美国不断以“民主” “人权”为借口，肆意对中、俄等国进行抹黑和打压。同时，美国大搞意识形态划线，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极力拼凑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同盟，试图借助盟友力量维护基于美国霸权规则的“国际秩序”。亲美的西方政客紧跟美国步伐，将所谓的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和重点，在涉台、涉疆、涉港以及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恶意污蔑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并悍然对中国发起制裁。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美等西方国家的操弄下被刻意突出放大，导致东西方国家在“民主” “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与隔阂日渐加深，国际社会信任危机日益加剧，并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造成阻碍，一个走向全球化发展、彼此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被美西方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鸿沟撕裂的危险。

美遏压中国的政策分化世界，东西方陷入冷战对抗风险持续增大。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步步紧逼的挑战”，加紧推行旨在遏制中国的对外政策。拜登政府不断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参与和配合其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行动，试图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对抗。尽管美国的战略企图已经引起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在内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反感和抵制，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仍在加紧推行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和分化亚太国家，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集团网络，谋求对华在军事安全上遏制围堵，在经济科技上封锁脱钩。目前，美国已在亚太地区初步建立起以遏制中国为根本目标的小集团架构。为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最近在台海方向不断制造矛盾，蓄意加剧紧张局势，试图像对俄一样，先挑起冲突，然后再动员西方盟友对中国进行极限制裁，企图将整个世界拖入冲突对抗的深渊。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全球性衰退风险进一步上升

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全球经济科技合作，破坏国际产业分工协作，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失衡。美国拜登政府极力遏制中国发展。一方面，美国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安全问题扩大化，不断鼓动西方国家借所谓“安全问题”限制与中国的正常经贸、投资与科技合作。在美国要挟下，一些欧洲国家陆续放弃与华为在5G领域的合作，个别国家甚至鼓动与中国脱钩。另一方面，美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等封闭性机制，试图另起炉灶，建立排除中国的小圈子，对中国实行体系化的经济脱钩和科技封锁，最终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最近有国际商界人士预测，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将导致全球GDP损失30%。美国最近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实际上就是将芯片生产与市场需求人为割裂，最终结果必然是损人害已，得不偿失。目前看，美国主导的芯片脱钩和产业封锁，罔顾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性，客观上将直接导致相关国家和地区产品主要销售市场的丧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产业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和驱动，必然会出现利润的下滑、产业规模的萎缩和科研投入的减少。而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研发，美国的芯片产业最终也将因规模和效益的滑坡而丧失领先地位。

美欧对俄极限制裁，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持续加剧。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和粮食生产大国，对整个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俄能源出口量占全球能源出口量的25%，其中对欧洲出口量约占欧石油、天然气总需求的25%和40%。俄罗斯2022年粮食产量预计达到1.3亿吨，其中小麦产量8700万吨，计划粮食出口5000万吨。乌克兰也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2021年产粮8600万吨，出口4850万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发起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导致俄方能源和粮食出口受到限制，乌克兰粮食出口量也从2021年8月的559万吨下降到2022年8月的226万吨，减少46%，人为地制造了波及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乌克兰预计今年粮食产量有可能下降50%，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短期内恐怕难以缓解。目前，乌克兰危机和美欧对俄制裁的外溢效应进一步显现。世界各地能源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并向产业下游和其他领域传导，导致危机局势持续蔓延，其中欧洲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欧洲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

美国有预谋地实施货币宽松和加息紧缩，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美国依靠金融霸权和美元的国际货币优势，一贯利用美元的宽松放水和加息回流来掠夺世界财富。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再次开启疯狂印钞模式，几乎无限制增发货币，两年间广义货币M2增加了6.3万亿美元，并引发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为了控制国内通胀和收割世界财富，美元基准利率升至3%以上，并对外释放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强烈信号。目前看，美元此轮持续加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多国货币大幅贬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大多数国家资产严重缩水，被迫承受资本外流和本币大幅贬值的金融灾难，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峻挑战。受此影响，本已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将因此雪上加霜，进一步陷入衰退困境。

受疫情和冲突战乱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已经大大放缓，陷入衰退的风险也在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长3.2%，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7%。

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人类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

乌克兰危机加剧美北约与俄战略矛盾，战事有进一步升级扩大的危险。乌克兰危机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俄与美欧的地缘战略矛盾，同时也为美进一步遏俄控欧提供可乘之机。美国在冲突爆发后，动员其西方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意图通过外部的全面制裁和战争行动的直接消耗，彻底削弱和拖垮俄罗斯。为实现对俄全面战略围堵，美国和北约还在俄与乌持续交战无暇他顾之际，火线接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北约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俄西北部边界，导致俄与美北约的地缘战略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此形势下，俄在战场内外所面对的其实是以美为首的西方同盟，乌克兰事实上已成为美北约与俄战略博弈的角斗场，俄也借此与美西方展开持久较量。乌克兰危机随着美国和北约国家日益公开和实质性介入冲突，俄与美北约之间的战略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白热化，届时欧洲和俄罗斯都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并使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都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最终真正受益的却可能只有幕后的操纵者美国一家。

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冲突对抗风险上升。为遏制围堵中国，美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实施“印太战略”，推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着力强化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连续在中国周边举行多边军事演习，不断在南海蓄意寻衅滋事。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台湾问题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手段和工具，大打台湾牌，美方近年来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逐步取消对台交往的政策限制，不断提升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级别。美国2018年通过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允许美所有层级官员赴台。2020年签署所谓的《2019年台北法案》，极力为台湾当局扩大“国际空间”，妄图让台湾民进党当局实质性参与联合国组织活动。美国政府还不断加大对台军售的频次和规模。美国战略界恶意鼓噪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军方也在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断派军舰冲闯台湾海峡。为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国会最近又炮制出台所谓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并于9月14日通过参议院外委会审议。美方策划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冒险活动，正在不断加剧台海局势紧张，推高冲突风险。此外，美日韩不断加强军事同盟，试图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事实上，亚太地区局势紧张，完全是由美国的遏华政策及其敌对行动所引起。美国推行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是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混乱，冲突战乱难平。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虽然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但冲突战乱并未停止，局势依然紧张脆弱。巴以矛盾持续尖锐难以调和，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间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美国长期侵占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支持叙反政府武装；以色列不断以各种理由空袭叙利亚地面军事设施，导致双方矛盾加剧、积怨愈深；俄土伊联手与美博弈，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色列与伊朗矛盾深重难以调和，双方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尖锐对抗状态。也门局势依然脆弱。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虽然连续数月实现停火，但内部各派势力矛盾错综复杂，外部力量博弈激烈，真正实现和平仍需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付出更多努力。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矛盾最复杂、冲突战乱持续时间最长、局势最混乱的地区。

西方大国加大军费投入，导致全球性军备竞赛升温。为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最近几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持续大幅增长。2020财年达到7400亿美元；2021财年达到7405亿美元，实际开支突破8000亿美元；2022财年达到7530亿美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达到8133亿美元，增幅达到4%。法国2023年军费预算达到439亿欧元，较2022年增长7.4%。2022年，德国军事开支为588亿美元。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一改战后70多年的谨慎低调政策，6月份正式批准增加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资金方案，欲重点更新武器装备，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北约其他国家也计划陆续增加军费开支，最终将军事预算提高到占GDP 2%的水平。日本极力借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和乌克兰危机加强军事化建设，在防卫费连续10余年保持增长的基础上，2023财年计划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甚至欲比照欧盟国家，将防卫费开支提高到GDP的2%，重点增强防区外打击能力，扩充无人机装备，建造新宙斯盾舰，发展高超音速反导能力，并计划在西南群岛和九州岛部署超过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美西方国家普遍增加军费开支，不仅会进一步损害经济和民生，而且极易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和地区局势紧张甚至军事冲突风险。

（编辑  宋斌斌）

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决定启动接收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成为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的覆盖区域从起始的欧亚地区及上一轮扩员的南亚地区，走向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实际覆盖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并肩负起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职责。

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趋势明显

上合组织国家基本上是陆权国家，其扩员实际上是拉开了“新陆权”时代的序幕。“新陆权”指陆权复兴。欧亚大陆是世界各文明的发源地，曾长期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但在大航海时代随着海权兴起而衰落。然而，当前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之势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实现飞跃。航海技术的飞跃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曾使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海权国家兴起。当今陆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跃，亦为陆权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陆权大国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和俄罗斯虽都有海陆兼备的优势，但就战略文化传统和影响力区域而言，都属于欧亚大陆陆权大国。海权国家打压陆权国家的战略是控制大陆海岸线，即占领近海岸岛屿及半岛、海湾等陆海结合部。以从阿富汗撤军为标志，美国沿着历史足迹，将其力量从欧亚大陆内陆收缩到陆海结合部，对中国实施“印太战略”，对俄罗斯实施北约东扩。对此，中俄形成了互为战略依托的“背靠背”关系，加之伊斯兰世界普遍对中俄友好，中俄可通过经济和安全优势互补，共建欧亚陆权合作板块。事实上，位于中俄共同周边地区的中亚，已形成在安全上更多借助俄罗斯、经济上更多借助中国的局面。

再次，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在欧亚大陆不断制造冲突动荡和热点问题，意在使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碎片化。然而，欧亚大陆的次区域一体化以及次区域间的整合进程加快，域内安全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上合组织是域内最具影响的综合性多边平台。撒马尔罕宣言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欢迎上合组织秘书处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说明，上合组织将加强与全球性和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协同，这无疑有利于推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中国等国拥有先进技术、强大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够促进欧亚大陆设施联通，并围绕新基础设施布局对冲海权国家制裁威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这不但有助于域内国家维护主权与安全，实现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而且将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形成多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等，都在为欧亚大陆一体化提供重要动力。

最后，新理念得到欧亚国家普遍认同。美国推崇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基于霸权规则的单极世界秩序。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和垄断利益，肆意篡改和取舍那些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将世界推入失序状态。失序意味着混乱，也意味着新生。上合组织新理念能够确保新国际规则体系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

上合组织示范新型国际关系

欧亚国家普遍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和平稳定和发展振兴。

美国实施等级制的霸权多边主义，是强加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多边主义，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追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多边主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多边主义，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诉求。上合组织“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能够解决霸权多边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发展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团结各国共同应对防灾、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组织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所构建的国际规则体系，将为陆权复兴提供具有广泛认同的法律基础。

欧亚国家认同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理念。美国利用金融霸权、高科技垄断、操控别国经济命脉等手段谋取垄断利益，严重损害别国安全与发展利益，促使欧亚国家加强平等互利合作，并加快“去美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创新链重构的进程。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操控能力，同时开启确保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化进程。

欧亚国家认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美国主张的“绝对安全”出于霸权逻辑，基于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必然造成冲突、动荡乃至战争。欧亚国家遵循新安全观，加强安全合作，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秩序。

欧亚大陆国家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全球人口的70%，占世界GDP的一半以上。中俄是新陆权时代的引领者，中俄深化战略协作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动力，上合组织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平台。中俄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推动建立的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是欧亚大陆进入新陆权时代的重要标志。

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缘经济板块，也将成为多元文明合作共处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板块。该板块具有反霸性和开放性，将凭借自身地缘经济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权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在新陆权时代，欧亚大陆及周边国家将努力加强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经济互利、文化互鉴，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霸权国家在欧亚大陆的没落是历史必然趋势。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将加快，并最终迎来欧亚大陆陆权复兴。域内将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并引领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陆权时代也是世界发展新时代。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月度CPI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通胀虽仍居高位，但同比涨幅比6月份有所回落。应该指出的是，在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数据仍在持续上升。

全球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胀数据，尤其关心7月份通胀回落是技术性回调还是趋势性拐点、通胀回落后美联储是否坚持激进加息、美国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美国高通胀势头是否开始向下

美国此轮通胀的原因，一定离不开美联储多年量化宽松政策的助力；货币“海量放水”后，虽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高通胀。美联储在治理通胀问题上不可谓不卖力，今年以来强力打压高通胀，而美国通胀水平却一路扶摇直上，从2021年6月份的6%直至今年6月份的9.1%。该做的都做了，为何迟迟不能压服这只通胀猛虎？

在美国国内需求改善的情况下，多种因素导致供给出现缺口，这是美国通胀高企的一个诱因。加之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美国通胀加速上行。隐含其中的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美联储在去年通胀抬头时迟疑的态度和迟滞的行动，也促成美国通胀一路高歌猛进。

世界正在进入极端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深刻变化，国际政治面临全面重构，这些变化和重构肇始于美国，也会首先作用于美国。因而，对于通胀等经济领域的常识性问题，以往的线性思维就很难做出趋势性判断。

美国收缩性货币政策能坚持多久

在今年短短半年时间内，美联储正式实施了一连串收缩性政策。从6月份开始，在约3个月的时间里，每月缩减950亿美元资产；今年已加息四次，加息幅度一次比一次高，从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再到连续两次75个基点。而多数预测认为，美联储后续还将会有两到三次的激进加息。这些收缩性政策无疑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环比负增长，也就是出现技术性衰退。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按照之前的预期执行，这是其预见的最好结果。如果美国经济今年之内可以承受更快的缩表和多达七次的加息，那么美国经济将成功实现软着陆。如果美国高通胀势头减缓，肯定会增加美联储的政策腾挪空间。若如此，美联储削减加息幅度，乃至在2023年停止加息以便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均有想象空间。

美联储的收缩性货币政策更加谨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调整，美国经济下行信号渐强，如果此时加息幅度过大，经济持续衰退的预期可能过快升温，加息将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美联储此后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左右为难。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在货币政策紧缩后持续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又居高不下，美国将可能面临滞胀的最坏局面。届时，市场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必定增加，这也是引发全球衰退的主要风险点。

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开始缩表、加息甚至激进加息，势必对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压力。只要美国高通胀不消退，美联储“高压”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不能隐退，高通胀、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一直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治理高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形成了政策悖论，美联储只能将压制高通胀作为当前阶段性政策目标——高通胀让美国各阶层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尤其在美国中期选举这个节骨眼儿上。

美国经济是进入持续性衰退，还是止步于技术性衰退？按照美联储之前的预测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预测，都没有着重提及美国经济将会发生衰退。美联储在今年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将美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从2.8%下调至1.7%。换句话讲，美联储并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表示，再次下调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今年增速为3.2%，比4月份的预测降低0.4个百分点，而2021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为6.1%。其中，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为2.3%，较4月份的预测下调1.4个百分点。但无论如何，美联储半年时间加息225个基点，美国经济确实疲态显现。

高额负债下叠加高利率，各主体将难以承受其重。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0万亿美元，且规模还在扩大。美联储曾在2021年三季度末发布一项数据，美国企业债务余额达10.5万亿美元，债务水平创最近十几年来新高。根据美国纽约地区联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美国消费者债务总额为15.6万亿美元，全年增加约1万亿美元，涨幅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不完全统计的债务余额高得吓人，利息支出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高利率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抑制了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美元回流不明显，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资本市场泡沫→美国逆转货币政策→美元回流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下跌→美国完成国际资本收割。在这个闭环中，美国每次都赚得盆满钵满。此轮行进至此，美元回流不明显，至少目前的数据未显示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这也不利于目前的美国经济。

简言之，美国经济虽然面临结构性问题，但美国仰仗超强的美元霸权和强大的危机转嫁能力，加之经济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不能小觑其平抑自身经济波动的技术手段，因而不能轻言美国经济将进入全面衰退。

我们反复回溯论证美国通胀和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是否健康，全因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状况、政策实施等具有强大的外溢性和经济指引作用，其“一招一式”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我们既要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又要审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还要一以贯之地呼吁和践行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关乎国内政策因应、关涉国内经济增长，不可不察。

（编辑  季节）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续）

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1979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数倍。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相对权重发生了急剧变化。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12.2万亿美元）是俄罗斯（1.6万亿美元）的近八倍。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变得更大。

如果美国人希望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领导人做出的明确或含蓄的承诺。美国曾向俄罗斯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不会将北约东扩以威胁俄罗斯。

当美国人做出扩大北约这一致命的决定时，他们的地缘政治盘算是什么？美国人是否认为，在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虚弱挣扎时（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美国可以一举消灭俄罗斯这个潜在竞争对手？即便有理由认为这不是美国事先设计的阴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对俄罗斯利益的漠视，也似乎出自一项前后一贯的计划。

不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存在“有意识”地削弱俄罗斯的计划，美俄两国面对面坦诚地交流一下各自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仍是很有帮助的。它们应该面对所有困扰两国关系的艰难插曲：北约扩张，美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

美国如果坦诚地重新评估对俄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思考带来一些益处。过去的已成事实，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本国政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耻辱，他们就可以逐步消除一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关键心理障碍——这些阻碍了美俄联盟的早日达成。

东盟

冷战刚一结束，越南就开始适应苏联解体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许多昔日对手也迅速调整了策略。例如，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与越南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到了1995年，越南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都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华盛顿特区战略智库产业的精明老练，却也能够通过接纳一个前对手加入东盟来迅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好在美国与东盟保持同步，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在1995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

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永远战胜情绪。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在部分程度上也使它享有让情绪——而非理性——指导地缘政治行为的特权（或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一个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强大得多的世界头号强国来说，这种行为可以出现，或许也可以接受，但当这个强国下滑至世界第二的地位时，在地缘政治的思考和行为中，允许情绪战胜理性则可能是致命的。

随着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它将不再享有由情绪来驱动地缘政治政策的特权。为了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美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将使美国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反应和冲动，而地缘政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知己”。

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错误。但美国确实犯下了一些不必要的、令人痛苦的错误，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学会进行一种更复杂的博弈。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逆风而行做出平衡的思考，问问自己能够切合实际地做些什么，以便有机会取得不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长期成果。在这种不良的氛围下，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倡导更理性地对待中国，都将是不明智的。科恩写道：“就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战争。”

一个关键信息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接管世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更糟糕的是，关键决策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做出的。2018年8月27日，当一名纽约法官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出逮捕令时，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地缘政治决策同所有政治决策一样，是由风云人物推动的，而这些人在不断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中美合作的黄金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四位地缘政治的重量级人物——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寻常地走到一起，结成了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若没有这四位领导人处理地缘政治的高超技巧，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突破。

理论上，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在实践中，个人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10月24日，彭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全方位攻击中国的演讲，指控“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伤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从中国的债务外交和军事扩张主义、镇压有信仰者、建设全国监控网络，再到一系列违背公平自由贸易的政策，包括关税、配额、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等”。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被西方人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文化。

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尽管很少明确表露）。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国家和文明也难以挖掘出它们的无意识冲动。“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合作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然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主要指东盟几个国家）的共产党，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和平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就发出中美间“文明冲突”的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而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尽管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现代性，但它并没有抛弃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人关注现代中华文明，也重视传统中国特性，这两者似乎毫无矛盾。的确，在新财富的推动下，中国现在正经历着自己的文化复兴。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不应该出现文明之间的冲突。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说：“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美国和中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领域就是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美国人认为个人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与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这些观点，但现实生活中，究竟哪个国家对待穆斯林平民更好，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自2011年9月9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折磨或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穆斯林平民。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向伊斯兰国家投掷了成千上万枚炸弹，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斯蒂芬·沃尔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对遵守“国际法律”的双重标准、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解析“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神话1：“美国例外论”自有非凡之处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大的利益”。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神话2：美国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如果某些国家对美国这样做，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神话3：美国的成功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神话4：美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信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

神话5：上帝与美国同在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面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寻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它自认为与众不同，还自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妥协，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如果美国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就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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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可以追溯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的阐释：“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密不可分。日本作为最悠久的海洋民主国家之一，应该与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一道，在维护两大区域的共同福祉方面扮演更加伟大的角色。”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增长角度，印太地区已然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抱团出海”的趋势，以军事联盟护航，以“民主”、“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为引领，筹措巨额资金，准备大举介入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并且明确宣示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争高下。                                     

2019年12月，日本发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呼吁其“四方安全对话”伙伴（美、日、澳、印）加入。根据其“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倡议”，日本承诺要拨付2000亿美元用于投资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同时，日本2021年3月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供应链韧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分别提供200万至1亿美元的赞助，用于在伙伴国家建立和加强关键产品的制造能力，意在弱化这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2019年11月，针对中国“红色的一带一路”，美国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出了“蓝点网络——另类一带一路”（Blue Dot Network – BRI Alternative - SDN），其中制定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价标准，提供了国际认证。具体包括财务透明度、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目标是动员私人资本进行负责任的海外投资。2021年6月，经合组织（OECD）宣布承诺支持将该计划向全球推广。这一计划正好迎合了拜登大举推行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构想，在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下，对外长线投资变得现实起来。

2021年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了一项“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 - B3W），宣布至2035年筹集40万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及援助资金。

2021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全球大门战略”（Global Gateway Strategy - GGS），决定在2021至2027年之间斥资3000亿欧元，在数字技术、气候变化与能源、交通运输、公共卫生、教育与研究共五大领域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展开合作。已启动价值1350亿欧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并积极筹备欧洲出口信贷平台（European Export Credit Facility）作为后续的金融杠杆。

表1 主要经济体的印太经济计划

自2018年至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尼和东盟纷纷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或印太政策指南，归结起来有四层意涵：（1）高度重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2）维护自由、开放、安全的印太空间与通航；（3）联合志同道合的盟友与伙伴开展价值导向的合作；（4）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的“扩张”，并防范中国“武统”台湾。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意在以亚洲为重心，推进亚太地区经贸自由化进程。自2002年开始，借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平台与11个亚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一上台，便于2017年年初宣布退出了TPP，认为该协定对美国制造业是一场灾难，代之以扩张版的“印太战略”。此举一方面淡化了与该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战略意图，同时加强了对该地区防务方面的协调和军力部署。自2017年美国官方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亚太”转为“印太”之后，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防部接续出台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和《印太战略报告》，二者均聚焦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明确表明要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挑战，以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宰地位（strategic primacy），为如今的“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安全协定（AUKUS）和“五眼联盟”的翻新奠定了基础。

2021年10月，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IPEF，简称“《框架》”）。这表明，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起高度重视，希望在“地区安全维护者”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地区经济协调与合作者”的身份。

然而，《框架》是否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向前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价值引领，叙事宏大，广泛结盟，避实就虚，构成了拜登政府典型的内政外交作风。《框架》是这一作风的又一力作，已由拜登总统在2022年5月23日正式公布。

《框架》的核心内容和战略目标

《框架》将印太地区定义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各相关政府机构试图为这一框架充实内容，并与盟国、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广泛协商，征求意见，以期使之实质化。

《框架》在战略上确定了与印太地区开展合作的四个支柱领域：

1.公平和富有韧性的贸易，包括劳工、环境和数字标准等分主题；

2.供应链韧性；

3.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排；

4.税收和反腐。

在四个支柱领域中，贸易一项由贸易代表（USTR）牵头，其余三项由商务部牵头，二者将根据具体议题会商财政、农业、通讯等部门制定实施计划。

按照拜登政府的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就每个支柱领域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征求意见，然后利用18个月的时间展开协商谈判，力争在2023年11月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之前达成一系列协议。

《框架》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在美国内外制造了一个错影现象。拜登政府在国内强调地缘政治意义，声称意在遏制在该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而对希望笼络的印太伙伴则突出经济价值，声称是为了促进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增进参与各方的收益水平。

然而，拜登政府所谋者大。其总体原则在于，以最低成本编织盟友与伙伴网络，以实现壮大自身、削弱对手和控制世界的三重终极战略目标。

针对中国，拜登政府布局形成四面围堵的战略格局：（1）增强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部署，以武力遏制中国的地缘扩张（重点在于南海与台湾）；（2）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TTC）为抓手，增强对供应链上游的把控力，在高端技术设备领域对中国实施双钳封锁；（3）以《框架》为制度性安排，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控制供应链的制造环节，以弱化对中国制造的依赖；（4）推进价值观和政体认同，动员主要经济体选边站队，提高社会责任审核标准，并抛出海量投资诱饵，以“重建更好世界倡议”、“蓝点网络”和负责外宣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来贬损和阻遏中国“一带一路”多边项目合作。

到目前为止，《框架》仍然停留在原则性的倡议阶段，许多关键细节尚付阙如。

《框架》的性质及缺陷

首先，《框架》既没有框定清晰的范围，也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美国一再声称，《框架》是开放、包容和自愿的，决不是“内部人俱乐部”（insiders’club），但没有定义印太地区的范围以及自愿加入的资格标准。这种模糊性将直接影响《框架》的覆盖范围和潜在的成员资格认定。按照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拜登的口头禅——志同道合（like-minded）及其上任以来所接触的国家领导人来判断，《框架》将采取画圈分层的模式。连同美国自身，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度共13个经济体已成为首批成员，他们在表面上认同美国主张的民主理念、经济体制和经贸政策与规则，而实际上则采取观望的态度，看看究竟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好处。至于南亚和西亚的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众多国家，以及更边缘的巴布新几内亚、东帝汶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则不在美国考虑之列，更不包括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国家，而缅甸则是在政体和人权问题上继续遭受美国制裁的对象。尽管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均属CPTPP和APEC成员，但美国迄今无意邀请他们任何一国加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印太框架，倒不如说是一个西太平洋框架。

拜登在5月12日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承诺，将为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基础建设、安全、防疫等项目，并声称派出一艘海岸巡逻艇帮助当地抵御中国的非法捕捞。这一看似具体的承诺仍然属于零星而吝啬的打赏，说明其泛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计划远未成型，徒然以示好的方式动员东盟对抗中国。

其次，《框架》没有明确经济合作的形态。美国明确声明，《框架》不是一项类似CPTPP的紧密型的多边经贸协定，而是一份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合作倡议，试图以分散而灵活的方式构筑多渠道、多领域的经贸协调机制。如此一来，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可以摆脱众口难调的集体谈判和一揽子协定的约束，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挑选合作对象，并确定优先选项。就美国参与的机构而言，除了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牵头之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农业部等多个部门均可共同介入。鉴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利益诉求，这种方式也让白宫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更致命的缺陷在于，《框架》属于白宫的行政决策，并未得到国会的授权和批准，因此不排斥被国会或下一任政府否决的可能，既而重蹈TPP胎死腹中的覆辙。

再次，《框架》没有系统的蓝本和磋商机制。《框架》提出了一份开放式的邀请，原则上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均可就一揽子项目或者就某单一项目加入磋商。然而，且不论成型的范本，就连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模糊不清，这包括对口的磋商机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体议程、操作规范、早期和最终收获。可以想见，效率低下的拜登政府当前的主旨，一方面是在国内响应国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在向印太地区发出示好的信号，表面上拿出一副开放包容的姿态，实际上是官僚机构没有信心和能力拿出一套系统而具有预期约束力的方案作为磋商的蓝本。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他行动

随着美国《芯片法案》的出台及其配套资金的落实，美国盯住的直接目标是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企图进一步锁定其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甚至动员这些产业迁移至美国本土。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极力鼓吹的重点项目，也是其亚洲之行的目的之一。

针对印太地区，美国贸易发展署在2019年启动了两个为期3年的项目，一个是覆盖广泛的“贸易回流培训计划”（Reverse Trade Mission - RTM），一个是“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U.S.-Indo-Pacific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gram - IPSTC）。培训内容包括能源、通讯、公共卫生和交通运输共四大领域，其中暗含了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代表向美方提供这四大领域的信息，并接受美国指导实施规范管理；二是美国借此向这些国家输出设备、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也预设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以信息共享的名义系统收集印太地区的地理、产业及基础设施信息；二是向该地区输出美国技术及监管标准，为美国的安全和经济战略铺平道路。美国贸发署委托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成立了12个专业团队，围绕智能电网、交通运输、能源储备、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和医疗器材共六大领域制定技术和监管标准。这些标准规范一旦在印太地区得到推广，“蓝点网络”就有了在该地区对主要项目进行审计评价的标准，而更为严峻的是，可能对其他国家参与这些领域的项目在技术和监管标准上建立排他性。

美国国会专门创建了一支“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用于支持其全球媒体部署在中国台湾设立“亚洲区域新闻基站”，以扩大意识形态宣传，一则笼络印太地区的基层民心，二则诋毁中国形象。

IMF在华盛顿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及约定缺乏透明度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为关切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新的国际贷款规则，集中强调透明度。建议规定：（1）对于未披露的贷款，债务方可以主张免除偿还义务；（2）任何国家向国际机构以及“巴黎俱乐部”成员提出贷款请求，必须披露向其他国家的借贷以及相应的借贷协议，否则将取消其告贷资格。倘若付诸实施，这将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以及整个“一带一路”的贷款项目带来新的挑战。

印太地区的反应

多数印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意欲深化与该地区的合作表示欢迎，但其中不乏迷茫与分歧。不难理解，除了精英阶层的美国情节之外，美国的技术、美元和市场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然，少数国家和地区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深度介入能够对中国发挥制衡作用，使之可以在两大政治经济体当中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经济部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太地区的潜在伙伴态度积极，但感到无所适从。通常的谈判都有一个围绕核心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框架》仅仅勾勒出了关键的合作领域，因此他们不知道从何处谈起，也不清楚各方应承担怎样的义务。

多数CPTPP成员国反映，美国与其另立一套规则，倒不如干脆重返CPTPP。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TPP排除了中国，而拜登政府的《框架》意在将排斥中国作为前提条件。鉴于拜登政府表里不一的双重战略目标，印太国家担心会成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工具，最后堕入地区安全和经济增长双双落空的窘境。他们希望维护自身的主体地位，在美中两大政治经济体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充当其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另外，他们对中国台湾的敏感处境心知肚明。倘若中国台湾作为独立经济体被允许加入，则中美之间可能的矛盾升级必然带来殃及池鱼的消极影响。

在4月18日与戴琪的一场视频会议中，台湾当局“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政务委员”邓振中强烈恳求成为《框架》的正式成员，但戴琪刻意岔开了话题。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她将台湾地区称作“基干性的伙伴”（essential partner），但以《框架》没有详细的会员计划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美国议会则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甚至将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问题当作一项故意激怒中国的手段，继续向行政部门施压。美国参议员Bob Menendez坚称，实行“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一个与美国经济安全密切交织的关键战略和贸易伙伴，将之排除在《框架》之外，意味着使美国丧失了一次战略机遇。国会两院由200名议员签名致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明确敦促其邀请台湾加入《框架》。信函声称，“台湾的加入也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不会使其受到中国政府的欺凌。”不过，除了打出“民主”牌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是令美国垂涎的，也是台湾要求加入《框架》的筹码。

结论

鉴于印太地区作为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的特殊地位，在最近三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快速构筑起针对该地区的战略框架与合作模式。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是多个角色交织博弈的综合性产物，美国虽然担当了一贯的霸主角色，但其他国家的战略动议和利益诉求亦不容忽略，尤其是日本基于显见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野心，在其中持续扮演着主要操作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纷纷祭起“民主”、“人权”与“善治”等意识形态和伦理标准的大旗，试图以卫道士的姿态冲淡对该地区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觊觎。

美国从来没有淡忘对印太地区的主宰地位，只是每届政府的侧重各有偏差。《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多重印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聚焦于经贸合作的规划尚处于雏形阶段，缺乏具体而实质内容，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与该地区的多个经济体已保有多项双边和小多边的安全及贸易协定，而且多个政府部门、高端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一直与该地位的不同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及项目合作。另外，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始终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政府的动作主要是为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铺路的。因此，有必要将《框架》置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定多个版本的印太经济战略，并公开声言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版本，意在贬抑和排斥中国与该地区不断深化的合作，并试图教唆当地国家改弦更张，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框架》为标志性信号，美国此番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的战略计划，将对多个西方国家产生长远的启示作用。

印太国家和地区的主体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大国博弈中多头取利，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在基础建设和经贸合作领域，他们无疑视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但在地缘战略上又纠结于西方国家的萝卜和大棒。而且，各国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偏好和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致立场和共同行动。

毕竟，在过去十年来，中国与印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在基础建设领域为该地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十五国于去年底达成的RCEP开局顺利，而且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更是表明了中国与该地区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心。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是无法抹杀的。尽管如此，我国的官产学研媒以及民间组织应密切跟踪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具体动向，深入了解当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和价值偏好，以对方喜闻乐见的姿态和话语加强沟通与交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编辑  季节）

美国为何要谋求在中国推行它所谓的“民主”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并不一贯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

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机构中一些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的团结稳定。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反之，美国是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境，美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领导方式。他年轻时曾经吃过很多苦，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最终会承继前几代共产党领导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最好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美国例外论”的说法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值得全世界钦佩的。这些说法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1980—2010年的3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社会公正的测试：美国如果想评判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需要研究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当于美国90％贫穷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里，财富差距增加了不止3倍。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从而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一裁决影响甚大，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或影响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得以在其中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持有强大的信念。这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但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

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而实际上，正是美国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虽然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抉择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

其他国家地区会如何抉择

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在2020年达成，它包括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成功地推动了美中经济“脱钩”的进程。但是美国不光要与中国“脱钩”，还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形容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副警长”；澳大利亚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740亿澳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成为留在亚洲的仅存的西方式实体。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欧盟

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对美国来讲，向欧洲施加这种压力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和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

日本

在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又强加给中国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吞并中国的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野蛮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南京陷落后短短几天内杀死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

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库。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1894—1945年)。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在历史上，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很多人常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而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

印度

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实行对外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197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的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20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而印度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贸协定中、或与自贸协定挂钩，由此判陷入僵局。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为何印度人会认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这令印度人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印度建立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并在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机构揭露。印度人认为，贸易不应被欧洲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美国对印度并不尊重。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

(编辑  季节)

西方有两句谚语：“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祼泳”；“退潮之后，礁石将露出水面”。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同时伴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金融战”，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俄罗斯也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行了有效的反制。美俄之间的金融博弈，让我们看到了国际金融体系及货币体系运行的诸多“真相”，而这些“真相”在平时往往被遮蔽或被忽略了。

谁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信用破坏者

答案是美国，而非俄罗斯。

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在国家间信用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全依赖一个“信”字。过去我们常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威，两国交恶，更不能随意破坏这个体系的“信”字。而在俄美金融对弈中，二者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先说美盟这方。乌克兰危机以来，在金融对弈过程中，美盟违反信用的事可谓已经干尽了，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德国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表示，美国没有法律权利扣押因乌克兰危机而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这表明，美国人很清楚这是违法的。美国及其盟友还没收或冻结俄罗斯国家及富豪的海外实物资产约1000亿美元，更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完全违反了自己所标榜的“保护财产权”价值观，这是一种赤祼祼的海盗行为。

再看俄罗斯一方。此次乌克兰危机以来，尽管美盟单方面冻结甚至没收俄罗斯海外资金与资产，但俄迄今除了警告之外，并没有采取对等措施。而且，尽管俄主要银行被踢出SWIFT结算系统，使其资金的跨境流动变得复杂，但俄罗斯一直在继续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仍然在履行债务协议。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一直被美国及西方世界打压与排斥，但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自1917年以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国际债务违约事件。20世纪80年代初，在华约集团内部，前苏联曾为波兰在欧洲借贷提供巨额担保，后波兰出现债务危机，苏联认下了连带责任，用自己本不多且无比珍贵的外汇储备还账。

其实，美国人很清楚“国家信用”的重要性，所以千方百计想尽办法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信用。20世纪80年代，波兰违约连带前苏联承担巨额损失，后来解密档案显示，这其实是里根政府对苏金融战计划的一部分。后来解密的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计划》披露，美国政府曾派出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使波兰很快陷入内乱，使波兰外汇收入急剧下降导致还贷能力丧失，目的就是使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失去信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的各种金融制裁措施效果被证明有限之后，5月24日，美国财政部决定，不再延长允许俄罗斯央行通过美国和国际银行逐案处理向美国机构及投资者以美元偿付主权债务的制裁豁免许可。西方媒体认为，这是想通过关闭俄偿债通道、把俄罗斯推向历史性债务违约的边缘。因为俄罗斯今年有大量的债务已到偿还期限。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援引专业人士称，“我们（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经济体做过这样的事情。”俄方高官梅德韦杰夫则表示，这是“政治性违约”而非“金融性违约”，不会影响俄罗斯的“金融声誉”。即便是这样，俄罗斯仍然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还在想办法规避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先把6月底要支付4亿美元的利息还上，以维护自己的信用。

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不讲信用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元资产不安全，放在美国的资产更不安全，所以出现了抛售美元债务与美元资产的风潮。5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全球买家在3月总计抛售高达97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持有额由7.7109万亿美元降至7.6136万亿美元。这是至少自1978年美国财政部开始跟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大流出量。

是什么在支撑货币信用

答案是硬通货与实物资产。

货币的形式早已从当年的贵金属发展到后来的纸币，再发展到现在的电子货币和当代的数字货币。表面上看，货币的形式一直在脱实向虚，但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金融对弈尤其是俄罗斯反制的有效性表明，货币信用是建立在有抵押物上的，是要有对应标的。或者说，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的。这一基本的事实和道理并没有随货币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乌克兰危机刚开始时，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一度使美元兑卢布从开战前的73，跌到开战后不到一周的132。美国政要发表言论认为，卢布将可能贬到500，并最终成为“垃圾货币”。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卢布摆脱最初的颓势，一路升值。截至5月25日，美元对卢布汇率跌破56，为自2018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对卢布汇率自2015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58。卢布汇率为什么不仅能稳住并且上升？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有足够黄金储备，有足够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作为支撑或抵押物。俄罗斯反制的底气与硬气就在这里。这也再次表明，尽管对某种主权货币本身的需求，会影响到这种主权货币的价值与信用，但最终决定某种主权货币有无信用，还是要看这种主权货币是否有足够的抵押物、有足够的对应标的。

在国际上美元信用为什么那么强大，这种强大是靠什么在支撑？背后自然也是美国强大的硬通货和资产供给能力。但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美国的这种强大供给能力不是美国自己一家所能提供的，而由国际社会来为它共同提供。这其中，沙特的石油以及中国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及出口，其实都为美元提供了信用支撑。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愿意共同去支撑美元信用？那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支撑下的规则制定权，且这种权力在此前和当前的世界秩序下得到了各国认可。但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在透支其合法性，一直为了维护霸权胡作非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的种种作法，更是在侵蚀美元的国际信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下世界，俄罗斯在将天然气与卢布绑定，沙特在推石油去美元化，中国也不再把向美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优先手段。其后果都是让美元一点点失去抵押物与对应标的。

关于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清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红色苏区组建“东固平民银行”，发行过纸币。当时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发行的纸币最终买不来东西，那就是废纸一张。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共筹集银圆3000余元。有了硬通货作为基础，平民银行发行了6000余元纸币；到1929年春，平民银行共筹集银圆8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由于有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这个红色小银行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苏区，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纸币信用好，还特地带银圆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东固兑换平民银行的“红币”。而从外地来的生意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可靠，为了携带方便，也干脆将银圆兑换成纸币跑买卖。可以说，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就深谙货币信用之道。

会不会出现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答案是一定会。

乌克兰危机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将重塑世界秩序。这种重塑本身，就包括了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因为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金融战作为混合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得如此激烈，无疑将极大加速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变化。

世界苦美元久已。美元霸权通过收取铸币税，通过反复“割”全世界的“韭菜”，早已令国际社会不满。此次俄罗斯在金融战中对美国的有效反击，至少使两类国家看到，离开美元体系并不可怕。一类是作为大宗初级产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提供者的国家，如俄罗斯、中东诸石油生产国及美洲农产品生产国；另一类是作为主要初级产品需求者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及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清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认清了美元合法性地位更多来源于“霸权支撑”，甚至是一种“幻觉”，因此，“去美元中心化进程”已经在开启。

不少国家心中有数：我只要不认美元，美元就是一张绿纸。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乌克兰危机也就三个多月，但从黑海到巽他海峡，初步呈现出一条弧形的“美元断层线”，主要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印尼等多国构成的贸易货币体系，愈加倾向于本币结算或类本币结算。可以预期，如果乌克兰危机扩大，世界政治一旦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权力体系，一定会出现相应的两个或三个金融货币体系。比如，美盟一家，反美盟一家，还有中间状态国家。这其中，美盟一家构成的金融货币体系其实很难维系，不仅仅因为内部有美元与欧元之争，而且虽然其处于国际产业链上端，但却缺乏足够硬通货（尤其是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基础性支撑。当然，这一体系一定会竭力拉住中间状态国家，但必须付出代价。

更要看到，在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进入瘟疫、天灾及战争越来越频繁的“坏时代”之后，美元强势将进一步丧失；而如卢布这样有硬通货及初级产品支撑，或像人民币这样有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作支撑，会越来越走向强势。这个时候，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以“黄金+战略资源”作为锚定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或者出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的讨论真不是虚妄之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不懂西美尔关于货币哲学的观点。

俄罗斯金融战水平到底如何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如果说军事战场上还有迷雾看不清楚，那么，金融战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经济弱国，它的金融战打得水平很高。世人都记得，乌克兰危机之初，美国政要宣布将俄踢出国际结算系统时那句话，“要让卢布成为瓦砾，让俄罗斯变成国际社会的贱民。”而现在看来，俄罗斯金融体系基本稳住了。

这得益于俄罗斯的有效应对。首先，俄罗斯对金融战的准备非常充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受到西方金融制裁并蒙受重大损失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为今后可能再遭受金融制裁进行反制准备。至乌克兰危机前，俄央行积累了高达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列全球第四；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达2271.2吨(约7300万盎司)，约占俄外汇储备的20%。此外，俄罗斯还在大幅抛售美国国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几乎完全清空了美国长期国债。

其次，俄罗斯反制是以奇取胜。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发动大规模金融战之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大幅提高卢布基准利率、加强结售汇管制、限制不友好国家出售在俄资产、卢布与黄金挂钩、要求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出口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等等。这其中，一般的资本管制手段不足为奇，人人都想得到，且因本身是一个派生不良预期的手段，不可持久，只可以在战争初期发挥作用。而强制卢布结算，又把卢布与黄金及资源类产品挂钩，这是出奇制胜之招，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

最后，俄罗斯是后发制人，留有余地。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单方面举措，俄罗斯至今未违约、未冻结、未没收，有理有利有节。5月25日，俄罗斯又宣布在黑海水域开通人道主义走廊，用于滞留在乌克兰港口大约16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安全撤离，而这些船只装载的是粮食和能源。

随着乌克兰危机深化，未来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不少风险，但目前已是最不坏的状态了。俄方卢布结算令的落地实施很顺利，大多数欧洲国家被迫接受。因开战以来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3月份能源收入近350亿美元，4月份超过280亿美元。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统计，俄罗斯4月份的财政预算盈余2.7万亿卢布，比上个月的2.4万亿又增加了3000亿。以此估计，到今年年底，俄罗斯能源收入可能比去年多出近500亿美元，将有力支撑其经济与金融体系。

俄美金融对弈对我们有何启示

答案是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进入大动荡与不确定性时期，瘟疫、战争与饥荒阴影正向全球覆盖；中国民族复兴正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国际环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竟然公然挑衅性讨论对中国施加金融制裁之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在金融发展战略上，亦要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在和平时期，发展型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时候，金融管制少一些，金融泡沫有一些，金融扩张快一些，金融开放多一些，都是需要且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预置好安全阀门，在特定时期要能够迅速转向动员型金融甚至战时金融。如果说发展型金融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是考虑优中选优，是允许概率存在，是一种积极进取型金融，那么安全型金融是一种保底型金融，是考虑如何避免最坏结果。在国家与民族生存的问题上不能允许概率存在。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进入特殊状态时，可以保证国家和全体民众在打持久战背景下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今天这样的应对，就是自克里米亚危机遭受西方金融制裁受到重创之后，基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筹划金融发展战略，预置金融反制工具。

这里举一个例子：出口退税与进口关税。如果追求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肯定是积极性金融政策工具。尤其是当下，外向型企业也因疫情影响出现困难，仅考虑经济增长，我们肯定要维持甚至扩大出口退税这一工具。但是，从安全型金融角度，我们需要考虑取消初级资源型产品、战略性物资的出口退税，取消重要的中间型产品出口退税，以保障战时供应链的安全，走“深挖洞、广积粮”的路线。在进口关税方面，从安全型金融角度，为了储备更多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降低甚至取消能源与粮食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能更有利。当然，一旦选择安全型金融发展战略，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到民众生活水平。这里面有个权衡问题。

俄美金融对弈为我们进行了一场预演，让我们看到美元霸权的本质，看到了美国随时可能不讲信用；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根本的保障就是要有足够的能源与粮食，而非花花绿绿的纸币，看到了金融反制工具的多样化与有效性；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战略必须兼顾发展与安全，必须要有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对“美国必胜的”五个假设 

美国人对“美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基于五个关键假设。第一，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胜。认为美国会输掉这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必将崩溃，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最终都会失败。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第四，美国已建立起一个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社会无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第五，要在“自由灯塔”和“山巅闪光之城”（美国），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间做出合作选择时，大多数国家会本能地倾向与美国合作。事实上，这五种假设都有可能被证明不成立。让我们逐一拆解。

第一，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轻松地打败中国。这种信心建立在挑战对手规模相同的假设上。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地球上绵延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强大而有韧性的文明在恢复元气时，会爆发出巨大的文明能量和力量。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专注于复兴和振兴中华文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着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按人均水平计算，美国拥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然而，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再由物质资源决定，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尤其是研发投资所产生的资源。美国的研发预算已经见顶，接下来会下降。中国的研发预算将继续攀升。如果美国想让研发预算跟上中国的步伐，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削减一些预算项目。然而，在美国政治中，逻辑和常识无法战胜金钱的力量。

第四，美国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社会。事实上，美国统治精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第五，20 世纪50—80年代，美国社会似乎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丧失了战略素质，也失去了激励全人类的物质和道德能力。

简言之，美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二的信心建立在满是缺陷的假设上。

中国的民主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存在着这样的假设：将美国的价值观渗入中国，中国将逐步开放其政治制度，加入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这一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即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可以轻松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期望的样子。

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习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事件。自 1776年建国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尚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发展近乎美国政治历史的十倍之久。一个更小、更年轻的共和国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口是其4倍，历史比其长许多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吗？

中国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历史。中国过去两千年遭遇分裂破碎无数次，每一次中央政治控制崩溃后，混乱就会滋生，中国人民会遭受一系列苦难，从饥荒到内战和暴力猖獗。中国经历过许多处于混乱状态的历史时期，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地消除党内和政府部门内的腐败、官僚主义和离心倾向等挑战，从而保持其政治合法性和感召力、向心力。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乔治·马格努斯这般评述习近平主席：“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必须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毋庸置疑，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中国政府有能力吸引最好的人才在党内服务。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的大多数邻国更希望看到中国由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冷静理性的领导人领导。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联合国规则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这与近代史上的做法恰恰相反。20 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大的全球强国是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意识形态定位不同，但都亮出了“帝国主义”的肌肉。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越强大，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就越少。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展示过实力。它展示出大国的正常行为。当它感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做出回应。例如，2016年韩国政府同意美国在韩安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时，中国政府通过对韩实施非官方制裁来予以回击。中国是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攻击，才做出直接回应的。这并非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无端干涉。

近来，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学者、学生，甚至海外华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一群美国学者在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提出了最强烈的指控，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在广泛地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来推进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宣扬认同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拉拢美国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此外，“由于政治力量无孔不入，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公民团体、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惠于政府，并经常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一直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去捍卫正常的战略利益。将大量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只会夸大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的这个时刻，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将引起人们的过度反应，让人想起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以及反中版本的“红色恐慌”——这会把所有华人都置于怀疑的阴云之下。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自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境外战争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显然都参加过境外战争。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14亿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去影响国外60亿人民的生活。它这么做，是在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有过战略失误。1997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70%的目标……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8.5万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这些大亨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如果当初听取董建华的建议，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170万套公共住房，那么香港的公众示威活动就不会发生。西方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的斗争是自由斗士和专制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但真正的斗争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和一些房地产大亨之间的斗争。

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假设：美国人充满活力，生活欣欣向荣，中国人则不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美国人对这一说法的明显驳斥是：中国人还没有享有美国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更加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对中国人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们丰富悠久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好的治理通常持续两三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1876—1879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1300万人），1907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2500万人），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认为中国人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是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1.3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几个国家的信任度，发现在国内民众信任政府方面，中国排名第一，美国却排名第十五，中国的得分（84%）也是美国（33%）的两倍多。

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这两个目标都在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实现了。1981年，即邓小平于1978 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超过50%的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今天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有不到5%（2020年底中国全部农村人口已实现脱贫——编者注）。很少有人预料到中国的脱贫进展如此之快。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18年，这一数字是1.5倍。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每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都有政治野心。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在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了，中产阶级却在减少。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对此，西方社会的例行回答是：镇压阻止了这种情形。但是几千年来，每一个中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反抗，再多的镇压也压制不了。

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王国的体系。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借鉴了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早期的“天命”思想，主张“天为民立君”。统治者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拥有天命，因为天意是通过“民心”来传达的。反之，人民也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统治者担起责任。只要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调查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满意度最高、最乐观的群体之一。根据皮尤2015年的一项调查，88％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面临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一代更好，相形之下，其他新兴国家的比例为51％，美国为32％。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遭受着“镇压”，那么民意调查会显示出这种信心吗？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

总之，以各种社会公正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自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就越大。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面，即喜欢秩序，他们也喜欢采取能更好维护秩序的措施。2014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对这一体系的构想，指出它包含四个不同的方面：政府信任体系、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信任体系。这个庞大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信任文化。这样中国民众就能知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谁可以信任。许多人对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新尝试感到高兴。

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14亿人口却享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应该促使西方进行深刻反省：如果所有社会想要发展和进步，就只能走西方道路，这样的想法是否明智？我们正在转向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角落，在那里，涌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印度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提醒我，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中国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

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美国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时，心态尤其封闭。美国的分析人士在分析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持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开放或封闭的社会，民主或集权的社会，自由或专制的社会。然而，我们已经远离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200年异常时期，我们也在远离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将在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控制、纷争与和谐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过去30年里，最大的事实就是，世界上许多尝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它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制度会引发灾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以做一项研究：对西方发起的所有“颜色革命”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有多少“颜色革命”取得了成功？又有多少失败了？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干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也许，对近期所有“颜色革命”做过最深入研究的国家当属中国。因为任何潜在对手，包括美国，要想动摇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显然都会想方设法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场自发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这种信仰听起来既天真又“合乎道德”。但是，正因为有这种信仰，美国才会非常危险，中国人认为这种信仰既具破坏性又不道德。要理解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人可以回想当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并杀死近3000名美国人时，他们自己的感受。“9·11”事件的结果是美国入侵了阿富汗。回忆起被深刻铭记的“9·11”事件，如果有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中国人在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的混乱中丧生，中国人会有何感想？支持“颜色革命”的美国人也许坚信自己的意图既高尚又道德，然而，如果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近期的“颜色革命”一样，中国人的愤怒和凌厉反应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美国想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推进“道德”议程，那么践行道德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危险的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一成不变。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不过，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弹性，并不脆弱。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治理的“大秘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与昔日苏联僵化、缺乏弹性的官僚体制相比，中国的体制反应灵敏且能担起责任。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洪源远如此描述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自 1978年开放市场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未以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没有正式保护个人权利，也没有放开言论自由，而是在不放弃一党制的同时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制和对权力的部分限制。

这些改革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具有民主特征的集中型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公共行政部门对规则和激励措施进行了调整。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同，在中国，人们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灵活且富有洞察力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领导人，都涉猎中国思想经典著作。熟读经典又使他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充满兴趣——中华文化是有思想的。他们从中明白：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思想僵化、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此，许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在实践中必须灵活地加以调整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得以延续。

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完全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

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每年，中国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初创企业。中国也从其他现代化城市，如新加坡那里学到了最好的做法，这使人们在上海和深圳——世界上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两座城市——开展新业务非常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监测了北京和上海的营商便利程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位列本年度营商环境改善全球前十名。……中国（在过去一年里） 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首。”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取消了三项程序，如今在中国开办企业只需要九天，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相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出现世界上规模最大，也许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群体将逐渐要求在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需求将会出现。

意识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应对它。并非所有过渡都是一样的。东亚的民主制度跟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在西方政治环境中，同一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东亚，长期执政已成为常态。日本的自民党虽然在 1993—1994年和 2009—2012年短暂失势，但实际上已经统治了日本50多年。同样，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显然，东亚社会的文化更适应政治连续性和政治稳定性。改变本身并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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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已持续一段时间，美西方对俄制裁不断扩大。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双方在制裁反制裁中的路径、手段、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西方已联合37个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近100多轮制裁，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2022年2月24日以来，美西方发起多轮密集制裁，涉及金融、能源、贸易、科技、资产、交通、网络、文化、人员等多个领域，截至4月29日，已攀升至10128项，是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最大规模和最严厉的制裁。对俄新制裁具有措施出台速度迅猛、实施力度密度强烈、制裁对象覆盖面广泛、制裁目标精准等特点。美西方在经济、金融、科技和国际规则上与俄罗斯的深度“脱钩”，目的是将俄与国际金融和经济隔绝，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和国际弃儿。

 制裁影响及俄罗斯的应对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冲突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也使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持续恶化。

西方制裁的第一波打击是在金融领域，包括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行贸易结算，冻结俄主要银行资产，使其无法在美国及欧洲市场进行借贷筹资，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信息系统中剔除，以确保这些银行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半的外汇储备等。制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及金融市场稳定、对外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开展等带来了重大冲击，卢布和股市经历了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崩盘。

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稳定卢布，俄罗斯央行重新入场干预，2月28日一次性加息1050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从9.5%上调至20%；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要求国内出口商强制售汇80%、禁止外国客户出售俄罗斯证券、限制企业和居民从银行账户提取外币的额度、禁止向非居民提供外币贷款等。

俄罗斯宣布，自4月1日起，对俄“非友好国家和地区”改用卢布结算俄天然气，之后又扩大以卢布结算的俄出口货物清单，将谷物、化肥、石油、金属和木材纳入其中。3月28日，俄央行宣布，卢布与黄金挂钩，交易以每克黄金5000卢布固定价格进行。随着上述措施的出台，俄金融形势得以快速稳定，普京称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

一般认为，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打出的金融组合拳效果明显。这首先得益于俄金融监管当局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了长期准备。在过去8年里，俄当局做好了脱钩准备：建立起独立的国家支付系统（NPS）和金融报文传送系统（SPFS）；为抵御经济制裁，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流动性需求；不断推进去美元化，灵活实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规模等措施，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同时，俄央行还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2017年9月开始，进行了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定期从宏观角度、逆周期角度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对相关金融信息进行动态评估与预警，关闭有问题的银行，并对应对极端情况做出推演。俄金融界认为，金融制裁清单中唯一的意外是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该做法不仅超出了预判，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势必加剧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去美元化进程。

天然气以卢布结算和卢布与黄金绑定是金融组合拳中的最重要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安全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动摇的议论。组合拳更多体现的是短期措施，象征意义更强，而天然气及大宗商品卢布结算是否被完全接受并具有可持续性，更需要观察和评估。

欧洲对俄能源高度依赖是俄提出卢布结算天然气的基础和筹码，围绕卢布结算在欧洲内部已经形成不同的国家派别。由于德国在能源政策上立场的变化，欧盟已形成第六轮对俄制裁草案，包括欧盟计划在6个月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进口精炼石油产品。在不同的场合，德国还表示到2027年停止进口俄天然气，表明其“能源依赖去俄化”的决心已定。该决定具有风向标意义。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供给都可能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俄欧之间将出现经济大逆转。同样，在美西方的制裁压力下，也不排除将卢布锚定粮食、金属、化肥、木材等大宗商品实施产生困难的前景。以粮食为例，俄罗斯农业短板是种子对西方进口依存度较高，如果种子断供，就可能对农业造成影响，卢布锚定粮食的政策也将难以实施。 

随着汇率和金融稳定风险不再上升，俄央行货币政策重点已从化解风险转向支持经济。俄央行在4月份连续两次降息，将关键利率从20%降至17%后再降至14%。俄央行认为，全年关键利率平均值将维持在12.5%-14%。

对实体经济部门制裁的影响及应对

西方制裁的重点目标是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科技制裁、贸易限制和能源禁运，以及对俄关闭领空和港口引起的物流链中断，美西方力图通过多方位制裁全面孤立俄罗斯，将其与世界高科技产业隔离，最终将俄逐出国际经济贸易体系。

2022年2月24日，拜登宣布对俄实施全面出口限制，禁止向俄罗斯出售、供应、转移和出口两用产品（如某些合金、加密技术和特征材料等）。欧盟还对可能用于军事、石油加工和航空工业的产品实行禁运，列入限制名单的产品包括通用电子产品、电子组装产品、电信设备、信息安全设备、传感器、激光设备、导航设备、航空控制系统、海洋和海洋技术等。

3月8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英国则分阶段减少俄国石油进口，到年底停止一切俄国石油进口。

3月11日，拜登宣布，取消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美国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实行新的壁垒。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联盟还呼吁暂停俄罗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资格。

制裁引发了在俄西方企业的大规模集体“撤俄潮”。在高科技领域、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银行、金融和运输行业、消费品快消品牌、食品和饮料以及快餐连锁行业，近700家外国公司已经或正在离开俄罗斯。

目前，制裁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几乎波及俄所有经济部门，按俄政府救助清单包括70多个行业。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设备、零部件等进口依存度高的部门，包括纺织产品、制药工业、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半导体芯片、机动车辆等，这些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均超过50%，在金属制品、纸制品和化工产品的最终消费中，进口依存度从30%-50%不等。与此同时，俄经济对外依存度在地域上高度集中，进口产品和技术一半来自欧盟和北美，另一半主要来自中国。这种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和对有限供应商的高度依赖对俄经济的长期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表1 俄罗斯工业产品的进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高级经济学校报告数据制表

俄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指出，俄经济已出现萎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流的限制和经济中流动性不足。截至3月底，工业和贸易增速下降了11%，其他部门下降9%-10%。其中汽车制造、航空制造和运输、芯片活动半导体、能源勘探设备保证均受到严重冲击。

俄民用航空中有55%的飞机为国际租赁，主要来自欧洲，国产SSJ-100客机从发动机到航天大量核心部件来自欧洲、MC-21苏霍伊超级喷气机的国外零部件占比也达到70%-90%。欧盟对俄关闭领空，禁止对俄联邦境内飞机及零部件的供应、租赁、维修和保险对其民航运输造成双重打击。

美国禁止向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出售高科技产品的措施，目标直指国防、航空航天和海事行业使用的半导体和电信系统，使俄高科技产品进口减少50%。随着时间推移，将导致其军工基础恶化，同时间接影响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以及所有以任何方式使用生产自动化控制的行业。

俄油气开发技术和大陆架能源开采、炼油和液化天然气加工仍主要依靠国外设备和软件，主要由国际油服公司进行。随着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在内的国际九大石油巨头及六大国际油服公司剥离在俄业务股份或停止在俄的生产活动，对俄油气业造成除能源禁运外的二次打击。预计2022年俄石油开采量将下降17%甚至更多，这将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石油产量下滑。

农业是俄实施进口替代取得成绩最大的部门，但由于种子、种畜、兽用疫苗和饲料酶等对进口的高度依赖，大型农业机械及其零部件、国际运输和保险的中断、农产品贸易结算困难，使其中期发展仍面对不确定性而被列入风险区。

从地区看，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为俄制造业集中的工业中心区。随着欧盟对俄煤炭和石油禁运措施的落地，预计燃料动力综合体和石化工业集中的地区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为应对制裁，在实体经济领域，俄政府已经连续出台四套200多项救助措施，打算动用一半的储备基金来支持企业和扶持经济。目前俄罗斯已转入动员经济，主要任务是稳住经济基本盘，重建经济联系,加快进口替代，重建独立工业体系。

第一，为稳定经济基本盘，俄政府通过一项优先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五个跨领域的短期优先事项，具体为：确保企业顺利运营；扩大国内企业的自由度；支持特别困难的人群；确保商品市场供应；提供必要的部门支持措施。对不同商品和市场分类施策，尽可能为企业创造条件，使其重构产业链条，积极进口零部件和终端产品，并在俄进行生产等。

第二，根据新变化的市场格局重新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物流，经俄工业贸易部评估，创建自身的进口和供货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为满足国内对受贸易限制的国外商品的需求，俄政府已将平行进口货物合法化。俄工贸部已经批准允许平行进口的商品清单，共包括50类约200个品牌。俄专家认为，平行进口将有助于解决消费领域电子产品短缺问题，但在专业领域仍会面对服务器和数据存储系统设备短缺问题。

第三，强化进口替代加快结构转型。当前进口替代的重点：

一是加快发展国内IT业，为此出台了IT业从业人员缓服兵役、提供优惠房贷、企业税收优惠、通过国家订单和各种项目扶持等措施，为确保行业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二是加快各种配套零部件的国内生产。俄工业贸易部与数字化发展、通信和大众传播部为在俄罗斯的生产制造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互动创建了“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加入该平台的公司可发布工业产品、零配件的采购申请，供应商可提交报价，无需中介费。俄央行研究和预测司认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将经过“打破既定链条、初步调整、逆向工业化、调整完成”四个阶段。部分产品在没有办法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情况下，将允许生产前几代产品，如汽车从欧5标准退回到欧0标准。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走势

从短期看，2022年俄经济增长会踩刹车。日前，俄经济发展部提交的最新预测认为，2022年俄GDP将下降8.8%-12.4%，通胀率或超过20%。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将出现在2022年第四季度，GDP的季度降幅将达到12.5%-16.5.%。在GDP大幅下降的条件下，失业率将翻一番，人均收入下降19%，贫困人口反弹至占国内总人口的21%。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指出，西方制裁给俄经济造成的损失堪比苏联解体，俄总理米舒斯京认为，俄现在处于最近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苏联解体30年来，俄罗斯为融入欧洲和世界经济体系所付出的努力及发展成果将损失殆尽。总体看，俄罗斯资源丰富，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经济有依靠内循环独立运行的经验，被经济金融制裁压垮的可能性不大。俄经济会逐步适应制裁环境并恢复发展。但目前在美西方的集体打压下，俄会被进一步孤立和边缘化，无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将陷入一个新的低谷。标普的观点最为悲观，认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需要10年时间才能将国内经济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变局使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将面临美国在政治、贸易、金融、科技等多领域的长期施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撞和“硬脱钩”，同时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强化国家安全意识，迎接可能的挑战。

努力保证自身金融安全

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金融博弈的手段颠覆了以往对金融安全的认知，破坏了迄今为止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透支了美元信誉。美国频繁把货币“武器化”的做法将促使各国央行开始寻求美元之外的储备多元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首先要维护自身海外资产的安全。一是加快储备资产多元化，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配置；二是对美西方可能禁止使用SWIFT和美元清算系统、关闭账户，冻结资金带来的安全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快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多渠道并行工作机制，防止金融“核武”造成的冲击；三是设计选择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稳中求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谨防美西方的二级制裁

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前形势下，美国采取有倾向性的将中俄绑定的做法，滥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中俄经贸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二级制裁的高风险区，自俄原油进口、对俄车辆、集成电路及含有芯片的相关机电产品出口、对俄投资、结算等，都有可能落入二级制裁的范围，这意味着未来中俄合作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政府职能部门和国内企业均需要重新设计对俄合作的方式。为此，有必要加强安全和风险意识，采取黑名单筛查、出口产品物项筛查、物流运输筛查等措施，系统研究审慎应对制裁带来的不确定性，保证中俄经贸能安全稳定运行。

提高重要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

加紧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格局，通过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在关键的生产环节和技术环节做到自主可控。在中美竞争对峙长期化，美西方对我实施出口限制和强化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卡脖子”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为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应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发展中，通过基础再造，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提高重要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加大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验证、生产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推动其在中高端领域取得进展和突破。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