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国企》杂志社研究部原主任、曾是空军飞行员的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决定于5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炎黄春秋》两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案。沉寂近一年的案子重新开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批评派”优势明显，约占九成；力挺洪、黄的舆论主要集中在微博中，约占两成。

图1 各类媒体态度对比

舆情走势

监测数据显示，从5月1日0时至6月4日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446557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2456篇。

图2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一年前，梅新育因在微博中批评《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被该刊时任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到北京丰台区法院，认为侵犯其名誉权。郭松民发微博支持梅新育，亦被起诉至海淀区法院。两案原分别定于2014年6月3日、4日开庭；此事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与舆论热议，广大网友纷纷为梅、郭二人打抱不平。法庭于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宣布推迟，未讲明原因。从此该案无声无息，直到11个月后，2015年5月4日，法庭突然通知梅新育和郭松民将于5月12日和13日开庭，此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此后，随着梅新育、郭松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立华辩护发言的公开，舆论持续热议。

舆论阵营

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

阵营一：批评、反对洪振快与黄钟起诉爱国学者

多数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大量网友对洪振快与黄钟持批评、反对态度。

议题1：对洪、黄起诉、法院立案一事提出质疑和不解，支持郭、梅在法庭中沉着应对，认为洪、黄二人污蔑英烈才应当被起诉。

乌有之乡网刊文章《<炎黄春秋>与靖国神社》称，梅新育和郭松民两位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历数《炎黄春秋》的历史罪状，并揭露这桩指鹿为马的闹剧是为了打击公民以宪法为武器维护革命先烈声誉的信心。如果败诉，应立即反诉洪振快及《炎黄春秋》侵害先烈名誉权，让全国人民看一看这样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违反人伦。

红色故乡网发表秋石客的文章《海淀法院应深入了解<炎黄春秋>罪恶》称，《炎黄春秋》杂志多年来一贯污蔑党的历史和人民英雄，现居然恶人先告状；此案不是一般案件，而是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行电视直播。

环球时报报道《吴丹红：<炎黄春秋>诉讼案检视法治公信力》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不是首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网络言论侵权案，能否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

天涯论坛转载甚为广泛的文章《学者反对抹黑烈士，竟被<炎黄春秋>起诉》，文章称，该案沉寂一年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通知开庭。

微博中，少将@昆仑的家-昆仑岩特别声明：“军队总部最近发通知说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和诋毁革命先烈的问题。迟浩田等诸多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纷纷表示，支持郭松民、梅新育、王立华，应当起诉侮辱先烈的人。” @戴旭说，“建议郭松民、梅新育二位壮士反戈一击……法律是公正的，人心是公道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诋毁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狼牙山五壮士，你不许反击，否则就起诉你，这就是无良公知的民主。” @陆弃发表文章《<炎黄春秋>起诉郭、梅若胜则让法律蒙羞》称,骂人是不许可的，但也得分骂谁。当年后汉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郎，大家都为诸葛亮的骂人口才拍手称快，没见几个人为王郎挨骂气死叫屈。@胡杨麟称，洪很快（洪振快）是个法律白痴，郭松民和梅新育骂的是《炎黄春秋》搞历史虚无主义，洪是杂志法定代表人吗？赶着出来接骂。@眉中王称，影响几代人的民族英雄被抹黑，缔造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妖魔，宵小在弹冠相庆，法律在冷眼旁观。而反抗这种毁灭民族精神、虚无民族历史行为的郭松民、梅新育，却走上了法庭成为被告，何其荒谬！此案貌似依法治国，实际上在为虎作伥，使抹黑英雄合法化成为可能。人在做天在看，所谓法律之上还有人心天法。

大多数网友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的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网友@阿胃滩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依法追究颠覆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罪犯！还人民一个明朗、清新的政治天空。@雨思ss说，支持起诉侮辱先烈的人！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会风气怎能好转？不依宪法审判侮辱先烈的无耻之徒，共产党将彻底失去民心，也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平民发言人说，个人认为言论自由不可没有边界，原告污辱中华民族先烈的言论已经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依法应当判决原告公开向被污辱的先烈后人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

议题2：批驳洪、黄曾在的《炎黄春秋》混淆历史是非、必须整顿

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文《决不允许<炎黄春秋>挟持司法向红色地带反扑！》，文中指出：“《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黄河新闻网直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发表文章《关于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称，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奈何它不得？

微博中，@解放军报转发《国防参考》杂志，署名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的长文，批评《炎黄春秋》2002年开始“变质”，“集中攻击共产党”。网友@一缕阳光的垃圾筒说，民智已开，汉奸无所遁形！

微信公众号中，新民学社（xinminxueshe）发表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篡改史实恶意贬损人民领袖的铁证》、昆仑策研究院（kunlunceyanjiuyuan）发表评论《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警惕右翼分子猖狂进攻》等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如战友（zhanyou1893）、红歌会网（szhgh001）、红色沙龙（hongse_shalong）、战争史（warhistory）等都转发了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相关文章，表达了批评态度。

阵营二：支持《炎黄春秋》以及洪、黄的行为

在微博场域，少数人如@周泽律师、@石间田、@报人老罗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欢迎《炎黄春秋》也来个“起底《解放军报》”。@金华市丰律师发微博称，敬告郭松民、梅新育及徒子徒孙，如果洪振快侮辱、诬蔑先烈了，你们可以：一，向公安机关举报以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二，提请或支助烈士后人向法院起诉以追究民事责任；三，撰文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以正视听。如果以上三者你们都不做，一味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试图施压法庭妨碍司法公正，耻辱必追及你们。海口经济学院院长@刘耘博士攻击支持郭、梅的网友为“真是奇葩级别的奴才！” @1938周思源称，军报微博今天免费为《炎黄春秋》做了一次极大的广告！原来《炎黄春秋》讲过这么多问题，那得找来看看。

舆情评析

此事件起因于2013年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后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及舆论要追溯到2007年，有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发帖造谣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2013年8月27日，网民张广红通过新浪微博再次发布该谣言，引起广大网民的批评和社会热议。8月29日，广州越秀警方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进行调查并依法将张广红拘留。9月9日，洪振快在《财经网》公开发表其炮制出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该文迅速被《共识网》等多个网站转载。洪振快还在微博中称“越秀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这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力图声援因造谣被拘留的张广红。11月8日，洪振快又在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刊出自己撰写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编辑为黄钟。该文围绕狼牙山五壮士“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问题全面抹黑英烈。通过网络运营，该文被大量转发，但大多数网民在评论中的态度都是愤怒及不满；根据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这之后，网络中就该事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议态势（如图4所示）。

图4 2013年11月—2015年6月有关《炎黄春秋》及“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黄钟起诉爱国学者梅新育、郭松民一事遭到了众多网民、进步学者的批评、不满和质疑，网友“万类霜天竞自由”发表博文《一哄而起批炎黄，未抓住根本》称，一本《炎黄春秋》，歪曲诬蔑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了，官方舆论却不闻不问，甚至于依样画葫芦帮助其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该杂志长期编造歪曲历史事实，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已经是公然违背了《宪法》序言精神”。如网友“顽石”发表博文《梅新育、郭松民侵权案的审理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吗？》质疑称，这个案子看上去虽然合乎法律党们“追求的”“程序正义”，但更应该注意的是“程序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

法院庭审虽然暂告结束，但舆论场对此事件的热议以及对《炎黄春秋》的批驳不会停止。梅新育、郭松民在批驳《炎黄春秋》抹黑英雄的时候或者言语失当，但他们捍卫民族英雄的动机和做法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充分肯定。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尤其微博出现后，网络中污蔑英烈的谣言泛滥成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此案能否做出令广大老百姓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以及人民群众捍卫宪法的权力。正如梅新育在法庭最后称述时所讲：“本人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尽管讲座的主题是“改革与革命”，韩毓海特别强调，应当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年来的改革、发展与变迁。他深入分析唐代永贞革新、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王阳明心学、以及清末魏源对边疆的治理，从历史的视野系统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轨迹，并借古鉴今，提出自己对当前国家治理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国缺乏对治理体系的总结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讲话。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韩毓海认为，习总书记讲话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提出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

我国的治理经验源自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的治理经验，第二部分是中国历史沿承千年积攒下的治理经验，第三部分则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韩毓海指出，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未必就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有好的治理能力未必就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并非没有治理体系，只是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的奋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和经济的能力。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尚未形成完善而有效的治理体系。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他指出，有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哲学。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用10年时间绘制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却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古代中国把西学当成上层社会的秘密知识，束之高阁，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韩毓海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动手不动脑”，没有将知识跟实践结合，这成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知识分子、官员队伍的管理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毓海认为，改革的目的是全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治理”的线索来观察中国历史，将会有更多收获。

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中央财政集权

寻找统一国家的办法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第一命题。韩毓海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该文深入探讨了国家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柳宗元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中国做治理者，其要务是保持国家的统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陷国家于分裂，那么这个治理者都是失职、失败的。

《封建论》作于“永贞革新”之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中，中国曾有两次大的分裂，其中一次便是“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尽管秦朝用强力使国家统一，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使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即在这种背景下发起“永贞革新”。韩毓海认为，“永贞革新”是在回应如何凝聚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形成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把各个藩镇的财政权和税收收都归中央，形成中央集权，这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韩毓海指出，中央财政集权的基础之一是预算制。在确定中央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将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让州郡长官负责管理财务和税收，可免除徭役，并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分析，汉朝衰落之时，叛乱的都是封国，而州郡不敢也没有能力造反。其原因在于，州郡长官的委任状是国家发的，州郡的财政也是由中央供给、管理，他们没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可见郡县制对于强化中央财政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韩毓海介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开通——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日本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运河沿岸城市。然而，韩毓海认为，中国在宋代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主要是由于文官政治的确立。

唐朝文官体制是“三省制”，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均围绕皇帝诏令工作。 “永贞革新”后，中国从徭役制国家逐渐向赋税制和预算制国家转变，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文官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宋朝设立了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文官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工作转变为管理国家的财政、预算、经济、司法等。这使得中央的财政权得以最终确立。

鉴于此，韩毓海强调，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

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专业化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十七世纪伟大的改革家”。1608年，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对宋代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在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曾写过一篇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依此书之言，宋朝的国家治理之所以一团槽，原因在于国家缺乏人才，官员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教”意指教育。王安石认为，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然而官员学的是经史词赋，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因此“教不得法”。

“养”反映的是官员的薪酬。王安石认为，宋朝官员队伍庞大，不乏有才能之人，但国家却没有钱“养”他们。官员薪赋过低，甚至不足以使他们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助长了贪污之风，因此“养不得法”。

“取”指官员的选拔。在王安石所在的时代，朝廷对于官员的提拔皆按程序进行，每个官员几乎每个职务都要经历，但还未等他们摸到管理门道就被调走了。因此王安石认为，这样的官员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会，“取不得法”。

“任”则指官员的考核。王安石认为，宋朝对官员缺乏有效的考核办法。韩毓海解读，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是“中文系”的人，而治理国政显然需要更专业化的人才。宋代的根本问题出在人才的顶层设计上，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

既然官员的“教”、“养”、“取”、“任”不得法，就需要变革。尽管王安石提出官员需专业化，本意打造一支擅长财政、经济和司法的专业治理队伍，但结果并不成功。其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所关注的“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政权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南宋政治家叶适所说的“胥吏之害”。

古代中国官、吏分离——办事的是吏，在地方师徒相承、子孙相继；官员则行走于各地，频繁调动，专营升迁之事，本身并不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而是依赖吏进行实质的地方治理。因此叶适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韩毓海认为，解决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破除“胥吏之害”的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其方法就是使儒家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办义学、建义仓、修义渠，组织乡贤替代胥吏兴办公共事业。

到农村做“父老”（乡贤），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乡村的人们，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乡村的子弟。朱子之学完成了中国基层的设计；其所创立的“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在晚清后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想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用类似于“朱子家训”，奠定了基层法制的基础。

“我心光明”——官员的政治伦理

韩毓海在讲座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过治理的问题。他所讲解的治理，重点固然是治国理政，但却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不仅仅是指财政、税收、司法、军事等这些富强之道，治理不仅包括“治国”与“治事”，更包括“治心”和价值观的培育。

明代王阳明曾用一年半的时间替明武宗铲除为患大明几十年的巨寇。然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韩毓海认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是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

韩毓海指出，王阳明本人有两个特点值得官员学习。第一，敢于作为，“知者行之始”，知行合一，不可分作两事；第二，“我心光明”。这意味着，政治家除了拥有治理经验和才能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韩毓海批评包拯、赵广汉短视，只为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未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韩毓海认为，一些干部很有能力，但“我心不够光明”。他从文学作品中受到启发而举例，《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虽有能力，但心不够光明，处处从显示自己的能力出发，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求一己之私欲，没有大局观。他认为，薛宝钗同样心不够光明。薛宝钗为了自己的清誉和名声放弃原则、失掉基本立场，做事为“邀名”，而非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

韩毓海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治理者，需要“我心光明”，要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要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提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逞个人之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

韩毓海同时指出，只有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心理，才能勇敢地前进。

从《圣武记》到“一带一路”

在此次讲座中，韩毓海还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了“治疆”经验。对此，韩毓海着重介绍了晚晴魏源的《圣武记》。其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是“治国就是治疆”。

魏源在《圣武记》中核心讨论的就是中国的边疆问题，涉及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尼泊尔。如果放在今天，可以比做“一带一路”。

魏源在《圣武记》中谈到重要的民族问题。他说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他们是突厥后裔，骁勇善战出将才；但回族分教派，不同教派之间存在冲突。而在讨论西藏宗教问题时，魏源指出，早期西藏并非佛国，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四世达赖曾说，达赖传到五世就终止了。乾隆皇帝从政治治理角度出发，决定保留达赖，改由国家任命，因此，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

韩毓海指出，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魏源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中汲取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融向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中国的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蒙古等）四处扩张而缔造的。因此，魏源才提出，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如果新疆、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中国会变得非常被动。

实际上，魏源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在海上必须要有朝鲜、琉球、台湾三个支点，否则就会丧失海上力量。韩毓海总结，这意味着越重视大陆，越要重视海上，治国治疆要重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魏源时代的“治疆”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韩毓海说，“一带一路”涉及世界观的变化，是让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强起来。西方喜欢问“下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谁”。但是中国会回答，世界不需要唯一的统治者。

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从没有产生强烈的向战争和军事投资的机制，也从未因战争负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是要欧亚共同发展”。中国当今重要的战略是将财富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不做唯一的强者，我们要带动世界共同发展！

“代表”理念最近重新获得关注，尤其是在欧洲，那里正在努力建构某种大区制度，它比国家小但比联盟大，这在理论原则和政治可行性上都提出了无数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代表”。该设置什么制度？它拥有什么权力？官职如何填补？任命？选举？基于什么？由谁进行？这些官员代表谁？代表什么？欧洲人的这些关切也表明：我们现在失控的全球化与复苏的地方主义、种族隔离主义混杂在一起，引发出更大的问题。哪种政治组织、哪种代表能够适应这种状况？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迫切性，以及我们时代的异常技术化的视角，如果让一位出席有关代表研讨会的听众表达意见，可以肯定，他会让专家提供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建议：单区选举还是划区选举、赢者通吃还是比例代表、多数决还是为少数保留配额？这类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代表研究不是技术导向的，而是概念和理论导向的（Pitkin 1967）。不错，它有自己的技术性，即依赖“日常语言”哲学和语义分析提供的工具。但它没有处理任何技术问题，最多只是为“代表”这个棘手概念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概览。

这个概念的确有意义的中心核（central core）：不在场的某人或某物，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在场。这听起来让人困惑。首先，核心本身包含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不在场，又莫名其妙地在场。其次，定义显然太模糊，无助于区分众多特定意义，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这个词的涵义或假定常常互不相容。

一座城市或山脉在地图上“出现”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律师代表当事人“出现”的方式。麦克白“出现”在舞台上的方式（麦克白，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主人公。编者注），不同于一位大使代表国家的方式，不同于人们让某件事“出现”的方式，不同于具象艺术或代表性抽样的表现。这还只是在英语当中。如果人们想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个词，还想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真实“代表”现象，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在非常接近英语的德语中，艺术或剧场中的再现与法院或政府中的代表也没有任何概念联系（Pitkin 1989, 132）。

这就是4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概念时的看法。从那以后，我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但我想最起码谈谈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二者的关系确定无疑。甚至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是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

“民主”与“代表”的起源与冲突

“民主”从头到尾都和“代表”一样复杂棘手。在语源上，民主意味着人民（Greek demos）的统治（kratein）。但是，“民众”的涵义却模糊不清——是所有人民共同统治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平民）统治（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根据什么标准确定人民事实上在统治？进而，“民主”和“代表”这类词汇，就和更一般的人类制度词汇表一样，存在下述怪异之处：使用这些词汇，到底是表达一种理念或理想，还是不加批判地指代目前人们假定体现那一理念的实际安排（Pitkin 1967）？二者混淆不清。

今天我在此谈论民主，是为了提出并承认这类难题而非解决它们。我说的“民主”之治指的是人民自治，就是阿布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Lincoln 1980, 231），尽管距离林肯500年前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就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个程度问题，在不同环境、状况和制度安排下，一个理念或理想的实现程度不同。正如谢尔登·沃林所说，民主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Wolin 1996）。

“民主”与“代表”的概念完全不同甚至为彼此冲突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至少其概念是如此；可以肯定，在某些部族和氏族，民主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过去。雅典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赢得的，其直接参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根据我们的标准，雅典民主的范围极为有限，与任何普遍人权概念都没有关联。希腊认为外人（野蛮人）和女人这两类人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的“民主”也没有涉及任何与“代表”有关的东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词汇表达这种理念。

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和实践，“代表”出现在现代早期，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除王室不动产和传统封建捐赋外，英王还需要额外收入，因此要求每个郡、每个自治市派一名代表，让各地承担缴纳特别附加税责任。因此，“代表”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一项义务，是为了王室的便利和行政控制的需要。随着这种做法反复持续，它被逐渐制度化了。有时候代表带着所在社区的指令来；有时候他们的任务是汇报各地发生的事情。他们渐渐开始将自己的同意附加了条件：比如平复不满，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一连续体的一员，有时候还与反对国王的力量为伍。因此，代表慢慢开始被视为权利而非负担，尽管那时候的代表遴选绝不是民主的，甚至往往不是由选举完成的。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这些斗争在17世纪英格兰内战期间达到高潮，接下来在18世纪末期又发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直到此后，“民主”与“代表”之间才建立了同盟关系。民主论者质疑中世纪的一对孪生假设：一是每个人一出生，上帝就为其设定了他在神圣等级制中的位置；一是王国是地上之国，因此王国事务只是国王与土地贵族之事。与之相反，民主论者认为，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公共生活利害攸关：“英格兰最穷的人也像最高贵的人一样拥有生命。”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权利”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没必要服从一个“自己没有发言权”的政府（Woodhouse 1951, 51, 69）。民主论者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生而平等”而非身处等级秩序之中，“他们的造物主赋予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保障这些权利”的政府才是正当的（美国独立宣言）。王国远远不只是土地之邦，更是公民之邦，祖国母亲的所有平等子女之邦。人民大众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神圣统治者或阶层来统治自己；我们都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也都有资格参与。

因此，民主（再次）出现在现代世界。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大民族国家而非小城邦，由于当时（非民主的）代表实践已经大行其道，联盟看上去再自然不过。扩大选举权范围，“民主”会因为“代表”而成为可能。正如约翰·谢尔登所说的，因为“房间装不下所有人”，人民通过“代表”间接地感受到自己在统治（Arendt 1972, 238）。

除了少数倔强的君主绝对主义者，民主论者的保守对手们这次把（非民主）“代表”作为传统予以接受。但是，他们远非把“代表”等同于“民主”，而是把“代表”作为工具，用它来削弱“民主”的锋头，控制难以驾驭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内战引发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说，一旦你开始挑战原则，开放遴选国会议员的传统道路，“你必须迅速转向绝对自然权利”，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有任何诉求。他们说，英国无（地）产者五倍于有产者。“如果主仆成为平等选民……多数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定物品与地产平等分配。”混乱也就应运而生（Woodhouse 1951, 53, 63, 57）。

与之类似，在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对比了代议制政府（他称之为“共和制”）与民主制，而非把二者关连在一起。他说，古希腊的“纯正”民主制以小城邦为先决条件，连绵不断的“动荡对抗”和轻率、狂热、不明智的决策成为其鲜明特征。相比之下，新宪法所拟议的代议制政府不仅允许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共和制，也会“提炼和放大”（实际上是“扭转与替代”）普通公民的看法，因为明智、负责任的精英可以过滤普通公民的看法，筛选出“他们国家的真正利益”（Hamilton et al. 2003, 43–45）。

卢梭的“代表观”

但是，说民主论者把“代表”与“民主”结合起来、保守论者则强调二者的反差太简单了。不过，至少还有一个特殊的民主声音对“代表”保持着警惕：那就是让·雅各布·卢梭。卢梭讨论时没有提到“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行政方式。他关心的是一个正当国家中的自由。但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民主：自由要求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积极地亲身参与，共同决定公共政策。因此，它与“代表”格格不入。卢梭强调，英国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投票那一刻才是自由的；然后他们就立即降格为奴隶，不再是人民（Rousseau 1968, 101–2, 110, 141）。

好，你会说卢梭太过浪漫、乌托邦、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根据他的论述，自由只在规模极小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只有那些拥有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的人民当中才有自由。他写道，“只要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们的主要关切”，或者公民们开始如此评论公共物品：“关我什么事”，自由也就消失无踪了（Rousseau 1968, 140–41）。

然而，尽管他的姿态是浪漫主义的，但卢梭提出了某些独特的“代表观”。几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证明是对的，至少在这个方面。尽管反复努力让代议体制民主化，但结果主要还是“代表”替代了“民主”而非为之服务。我们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永续的精英，统治（或更准确地说管理）消极或一盘散沙的人民。“代表”不再是代理人民，而代替人民。

代议制政府成为新寡头政府

我们派代表照看公共事务，就像雇佣专家一样，他们是专业人士，固守着官位，盘踞在政党结构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文化中，整天和其他专家打交道，与自己选民的日常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就像我们在美国的说法，他们身体和精神都禁锢在“华盛顿首都环线圈”（inside the beltway）之内。而他们的选民则感到无能为力，愤懑不已。在派遣专家关注公共事务后，他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转向其它与家庭相关的事务。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觉得自己不知情、无能为力。（最近几个月我反复听人这么说：“总统能接触所有我们接触不到的机密信息。” “他肯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并不是说人们崇拜他们的统治者，相信所有官方声明。相反，他们愤世嫉俗，闷闷不乐，与那些以他们为名的行动和行动者完全隔绝。然而，其为人处事会继续支持体制，避免破坏体制。多数人甚至不去投票，更不用说为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承担任何积极责任。当得知某些政客接受甚至追求慷慨赠予时，他们偶尔也会变得难以驾驭、不信任政客，憎恨“政府”，但在总体上他们已习惯于把接受最终政策和状况视为命中注定。他们已经忘了政府是自己共同的工具，忘了公众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集体组成的（考虑到现在事情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这么看呢？）

很明显，“代表”并不是导致事态如此可悲的唯一元凶，但它的确是元凶之一。选举权的反复扩展，代表体制的众多技术改进，既没有产生保守主义者所恐惧的财产再分配和社会骚乱，也没有产生改革者所预期的有效民主。我们称之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人民自治的替代，而非人民自治的实施。把它们叫做“民主”只是在伤口上撒盐。汉娜·阿伦特就这些事务写了很多雄辩而深思熟虑的文章，她在晚年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古老分野已经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和法国]革命原本试图通过建立共和国取消这一分野，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寡头制政府；人民再次被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政府事务再次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Arendt 1965, 273, 240）。

难道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是必然的？难道我们必须在今天的形势下默认卢梭的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无关紧要？阿伦特认为并非必然如此。根据她自己的现代革命和“社会运动”研究，根据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研究，她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还没有迷失方向”。她认为，真正的民主代表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集权、大规模并且必然抽象的代议体制，植根于生气勃勃的、参与式的、具体的地方直接民主。

通过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人民会了解公民身份的真实含义。他们发现，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个人困难其实很多人都有，表面上是个人关切，事实上却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找到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基于个人之间的自利竞争，也不基于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共同构成受益的公众，但却没有就如何行动达成一致。在与他人共同三思而后行的过程中，公民修正了自己对个体私利和公共利益的理解（Pitkin & Shumer 1982）。

有了这些行动和担责经验，看到世界的实际结果之后，人民也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完全拥有下述能力：自主判断、协商和有效行动。看清集体行动中的自己之后，他们会评估自己的权力以及他们共享的权力。拥有这种邻里之间面对面经验的人民，在涉及距离自己更远的全国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民主公民。地方直接民主从根基上强化了全国代议制民主。

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托克维尔就呼吁注意这一点。他看到人民热衷参与公共生活，而且一点也不是那种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他说，把政治从一个美国人身边拿走，这就像“他的生命被剥夺了一半；他会觉得生活无比空虚，痛苦异常”（Tocqueville 1969, 243）。

当下实现民主的三大障碍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在很多地方还看似可能存在。今天的局面却相当黯淡；我们民主论者有理由担忧。最后，我只谈三大“拦路虎”。

首先是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要想有能力提供积极的公民身份经验，地方政治就必须是真实的。它所涉及的必须是对人民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纯属伪装的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内容或后果的公共行动幻影，不会如此。但是，在我们的世界，困扰人民生活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它们是巨型非民主组织活动的“副产品”，比如全国性黑手党、跨国公司甚至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如果地方社区的唯一供水系统为总部设在别处（或者根本不知何处）、年度预算远超许多州政府的跨国公司所有，当地人就会面临一大堆让人头痛无比的麻烦，却手足无措。

第二个相关的障碍是金钱，或更准确地说是财富。金钱在选举中的腐化作用近来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财富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之间那种更普遍、更久远的张力，这也是数字的力量与承诺的力量之间的张力。（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苏联的终结，不再有人去读马克思；尽管有其缺陷所在，他的作品对于思考这些事务还是很有用的。）

第三个障碍难以找到恰当的名字。它事关理念及理念的塑造。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混乱中，欺骗、宣传和教化总是发挥着作用，但它们在我们这个电子媒介和卫星监控时代呈现出新的、令人不安的维度，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其它名称，比如“炒作”时代、“漩涡”时代、“专题广告”时代、“影响”时代、“公信力”时代和“虚拟现实”时代。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看电视的人民，不仅得到的信息是误导性的；还习惯了自己的“观众”角色。白日梦与现实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实际上，电视画面与人们的幻想之间的界线也模糊不清了）。对于那些设定政策、塑造影像却不受任何现实制约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制造的假象迷惑。所有这一切对民主而言都是凶兆。

我是不是太悲观了？也许在别的国度发生的情况更令人愉悦。今天，我痛感作为一个美国人，撰文论述民主与代表其实颇具讽刺意味。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比美国还好、其开端比美国还有希望、其条件比美国还有利？现在再看看！也许美国扭曲了我的视线。毕竟，民主冲动已经被证明非常有活力，甚至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只是人类的一项发明，可以随人改变，但未必是必然的。

民主可以获得拯救吗？我老了，看你们的了。

[1]本文选自《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版，第78-86页。

[2] 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政治理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本文译自：Hanna Fenichel Pitkin,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Uneasy Alliance ”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7 (3), pp. 335-42 (2004).

王绍光*：我所著的《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而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戴上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比如说有些民主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欧树军*：王老师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的关系，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国家能力上，尤其强调国家的财政能力。后来他又转向了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思考。中国很大、政府层级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理解中国体制的复杂性？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有没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现代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如何把中国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去设想一种更好的模式？最近这七八年以来，尤其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对整个未来方向的争论，在治道意义上到底如何摆放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位置？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三者又如何来处理？在这些问题上，王老师的很多观点是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

“群众路线”这个词，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等类似的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整个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式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覆盖和笼罩了。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这样一种制度，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它不是落后的，保守的，也不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被重新激活的东西。对于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王老师有一个观点是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参与特性，公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欲望。王老师说，中国最为独特的是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就是讲群众路线，是决策者走出来，走出学者所说的“黑箱”，去主动地了解民情和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的“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激活群众在整个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它的界定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讲要学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解决人民群众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要“走出去”，而且是要走到人民当中，通过向人民学习，让人民群众变成非常积极的政治主体。在我看来，在新的条件下这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与此有关，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恰恰也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需要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不能仅仅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不能激活群众组织、激活人们自发参与，最终只能走向形式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把它制度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这种最小的共同生活的集体，哪些事物是应该共同决策的？通过群众大会或咨询会，哪种决策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不仅要满足大家的参与感，满足大家民主的诉求，同时又要有效率，这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基层的制度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一个群众能够参与的机制。另外在文化层面，有没有一个形式能够把社区的公共生活重新搞活？是不是可以在节日办一些庆典？或者是办一些传统的或文化性的公共聚会？当然我们更大的方面是指向共产党，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要注重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仅仅需要高压反腐的态势，同时需要一种治本的解决方式。群众路线本身融合了“治道”因素和“治术”因素，今天需要把这种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重新让大家认识和理解。

刘晗*：政体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老师讲的“政体”用法学的话讲叫“法律体系”，或者现在更多的讲法叫“宪法体系”，尤其是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法体系，有三权分立、权力保障、司法审查、联邦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谈的。刚刚王老师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政体”，它所适用的国家未必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如从我研究的比较宪法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耶鲁的导师去过利比里亚，给他们制定宪法。刚刚政变上来一批人推翻了独裁者，说要模仿美国来修改宪法，对其中规定当总统必须要35周岁以上的条文不满意。因为刚刚政变上来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可是规定35岁是有道理的，条文不能改。他们就把身份证上的年龄给改了，每个人都是36岁。外国的宪法就像一件很名贵的大衣，看着别人穿在身上样子很有钱，问题在于把那件大衣拿过来自己穿上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高富帅了？这就是所谓政体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讲回到中国，法律和法治当然很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来思考法治问题。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或执政能力；如果不能依法严格管控具体行政官员的话，效率会很低，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法治的方式。

潘维*：从冷战后开始，政体逐渐变成两种，即民主、专制两分法。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大家，他认为这两个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是平等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而今天政体决定论就出来了。王绍光老师讲的政体思维，我把它叫做“制度决定论”。怎么就制度决定了一切了呢？比如说我怎么会被偷了？在某些公知那里就是一句话，是制度不好造成的。

涉及到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党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吗？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走回自己传统里面去理解，我们已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太长时间了。当我们终于去了想象中的那些国家，而且一待八九年，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很多毛病。于是我们开始回归一个“道”。王绍光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清楚了：什么叫做政道，什么叫做治道？政道就是治国的目的，治道就是治国的手段、方略。所以“制度决定论”几乎是导致国家精神虚弱的一个巨大的敌人，而对这种治国思维方式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人太容易绕过制度了，叠床架屋的事我见得多了，因为制度是人来造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过这套东西，什么有个好制度坏人能变好人，有个坏制度好人能变坏人，但后来就不信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流行？而这种政道也好、治道也好，或者称之为大政方针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些东西反而讨论的人少了？老想推翻制度的人，老想“拆故宫、建白宫”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以至于渗透到了我们很高的层次？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出色的思想，震撼性的东西，特别的给力。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基础功能是要能维系人的基本生存。由于生产率水平低下、剩余农产品有限，城市化的非农业人口必然不能多，通常都在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农村的土地也不能过于集中，否则"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以致流民遍野，通常就是民变四起的王朝末年了。因此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最高理想就是"均田地，轻徭赋"。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能摆脱地主与农民的经济结构，以及君主皇权必须依靠皇粮国税来维持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奢侈性支出，这个理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都可望而不可即。

我国自改革开放开始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实质上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最平均主义的均田，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06年国家又完全取消农业税，并开始大规模地反哺和补贴农业、农村，因而可以说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王国已超出想象地完全实现。而能做到这一点，除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平均地权以外，还要归功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政府不必再依靠农业税赋来维持。

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进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最主要的就是原本主要只是依土壤肥沃条件不同而差异的土地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和调整。由于人口的快速集聚和社会公共产品的巨大投入，在广大非城郊土地价值变化不大的同时，城市中和城郊用于非农建设的土地惊人升值。只占全部国土不到1%、占耕地面积不足5%的城市开发用地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而城市化又恰恰是原本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绝大部分不断迁移进城市重新定居的过程。大部分人离开乡村乃至小城镇，移居到他们并不拥有土地的大中城市。这种人口和财富同时向城市土地集中、但人口又不能自动分享他们所移居城市的土地财富的矛盾，构成了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陷阱与土地制度安排的特殊挑战。这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

从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的趋势来看，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在农民耕者有其田、市民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下乡置业，农村居民可以无障碍地进城落户。但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我国农村的户籍人口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几亿农民工妻离子别、居无定所的现实。显然，不解决这个城市化转型的主要挑战，留在农村的农民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耕者有其田的规模经营，市民居者有其屋并享受均等的公共产品服务，以及若干有钱有"闲"的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归农"耕作或回归大自然的退休养老，就都会显得过于奢侈而不真实。

因此，在城市化转型期，一个公正的土地制度的安排就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均田轻赋不同，需要有利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安居和享受公共产品的平等服务，有利于在大部分人口转移后农村留守农户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并最终实现城乡人口安居、择业的自由流动。显然，在这个转型中，庞大的农民进城移居家庭的市民化安居是基础和前提。

什么是城市化转型期有利于人转即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城市移居人口市民化的土地制度安排呢？

1.城市化土地升值社会分享有利于人转，城郊土地所有人自己开发受益有碍人转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国的土地价值结构发生急剧变动，在非城郊土地价值变动有限的同时，城郊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会巨幅升值。这时，由社会（主要来源只能是税收）来负担城市公共产品的投入，而由城郊土地所有人收获土地增值的收益，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因为所谓"土地转用开发照常纳税、收益归己"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城郊土地升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否定了其收益的外部性和公共性。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如果允许城郊农民自主转让土地，由于土地供应量大大增加，土地从而住宅价格会显著降低，从而有利于农民移居人口的落户。这个判断的假定前提是城市的整体规模与占地范围可以随意扩大的，并用土地供应的增加来抑制房价。其实相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人口，城市大小都有一个适度范围。城市范围扩大需要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投入的延伸，并非是简单盖住宅就能降低房价、有利移民。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占地规模已经惊人，但城区的土地和房价在全球都属于高位。可见并不是城市郊区可以自发无限蔓延就可以降房价。而且恐怕恰恰相反的是，如果城区扩大的土地收益主要归原住民地主，公共设施用地和城市基础投入的巨大成本就得额外地筹措和分摊在城市建设的成本上，从而推升土地价格，加大进城迁移人口的安居困难。这一点我们在许多土地开发失控的发展中国家看得很清楚。

从一般经济学角度说，城市化土地的增值也可以用税收来调节。但是，城郊土地在改变用途和规划后往往是数倍数十倍乃至更高幅度的增值，这就严重制约了采用税收杠杆的有效性。如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转型早期曾对土地转让4倍以上的收益征收100%的土地增值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只能不断降低。我国大陆现在的二手房交易所有税率只不过20%，但规避税收的"阴阳合同"在各地都极为普遍。土地开发增值的税收就更加困难。因为单纯土地或房屋转让价值相对还容易计量，而土地开发盖房后由于各种成本的进入，其增值征税就复杂得多。

我国房地产开发行业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增值超过2倍以上边际税率为60%的土地增值税，但由于计算复杂，开发商又将开发周期搞得很长乃至不断交叉滚动，实际上长期并未征收。近年加强对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征缴，一般也只是开始按开发合同额预征百分之几交差，最后的清缴往往仍因遥遥无期而不了了之。

城郊土地所有人自由转让开发还面临另一个主要障碍，这就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和外部性。因为当一大片乡村土地全部转为城市开发之后，其中能够用于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业性开发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往往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余土地使用的市场价值则要低很多，特别是要有大约25%的土地用于道路、桥梁、公用等公共设施，另有25%左右要用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单位。由于信息和交易成本过高，市场本身不能解决在存在严重外部性的情况下，土地开发的城乡边界划分问题；转为城市建设的区域哪些人的土地做商业性开发，哪些人的土地用于公共设施使用；以及即便是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能够建多高、多密的建筑容积率问题。因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城市规划的作用不可避免。有人说，可以在给定规划之后，由土地所有人按照规划自主转让开发。这其实并不可行。因为任何规划实施必然造成现有土地所有人巨大的不同的损益，因此不对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利益变动进行调整和再分配，任何规划都不可能被接受和实施。所以，既考虑受规划影响而损益不等的土地权利人，又考虑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土地收益再分配，是现代规划实施的必然步骤和前提。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东亚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土地增值分享办法，即日本从德国学来的近旁类地的补偿原则和"减步法"。所谓近旁类地原则就是用被征购土地旁边的类似用地作为参照进行征地补偿。由于日本的各类土地都有相应的固定资产税，因此各种不同类型和用途的土地的价格相当透明。对农业用途的土地有时是用另一块同样的农用耕地来补偿，被称为"替地"。这个办法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被广泛使用。减步法则是在近郊和旧城区改造中，涉及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时，土地所有人必须交出相当部分土地用于公共设施用地和弥补建设成本，以换取规划改变，称为减步。减步的原则是土地所有人所持土地的价值在改造前后保持不变。由于改造后环境改善、土地升值空间提高，故土地所有人仍然接受这种区划整理事业和改造。可以看出，日本模式其实是用难以规避的土地实物税的形式来进行土地增值的社会再分享，这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替地"和留地开发的方式又避免了土地所有人的失地或一夜暴富。替地法或减步法的另一大好处是其土地增值社会分享的原则透明，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既可以是政府主导征地补偿，也可以土地产权人主导减步交地后自己留地按规划开发，不存在征地与留地自己开发之间的绝对对立。我国台湾地区的区段征收和市地重划就是减步法的另一种形式。这些做法共同的本质就是土地所有人在规划改变前原用途下的土地市场价值是其在规划改变后获取土地或货币收益的基础和准绳。由此可以看出，东亚模式的经济体成功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和城市化转型，与他们选择了合理的城市化土地社会分享方式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城市化用地制度的改革中，鉴于过去出现过许多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很多人主张否定按规划改变前原土地用途的市场价值补偿，这就走到了另一极端，会导致土地收益分享尺度的丧失，从而使改革误入歧途。

2.农地转用收支平衡与人地挂钩有利人转，卖地财政与城乡 土地增减挂钩有碍人转

在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有相当大量的农地转为城市化开发之用，这部分土地总体上也必然因此升值。特别是这其中商业化开发的那一部分，增值幅度巨大，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上面讲到，这种增值如果主要任由市场力量支配，会造成一部分原住民土地权益人和眼光长远、实力雄厚的土地投资投机集团的暴富，而给社会留下城市建设、规划管制及分配失调的一大堆烂摊子，就如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见到的那样。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分配模式，如果做不到公开透明公正，也极易引起各方猜疑误读，走向歧途和陷入困境。

我国现行的一手征收农地、一手卖出开发用地的土地财政模式就属于这种情况。本来由政府出面组织农地转用的"招、拍、挂"是消除土地转用暗箱操作、舞弊严重的重要手段。但是，土地出卖价格公开透明了，出卖以后的净收入又全部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可用于政府的各项不明不白的开支。其中也包括确有政府和官员利用土地财政膨胀的腰包为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有官员们铺张浪费中饱私囊。这样，尽管土地出让收入中也做了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工程，然而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社会各界并不领情，政府自己也有嘴说不清。反对政府干预、支持失地农民的观点和舆论，又有意无意地用那其中一部分商业化用地的巨幅升值来计算政府的暴利（所谓"牵走一头牛，补回一只鸡"），更使政府的土地财政声名狼藉。而更真实的画面则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沉重负担与不断飙升的土地补偿成本，迫使地方政府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各地政府为了还本付息、筹措建设资金，只能竭力维持和推升地价房价。这样既孕育了房地产市场和国家的财政金融的风险，更严重阻碍了农村移居就业人口的进城安居。这种状况进而又造成那些无法得到满足的低端住房需求累积，反过来刺激了管制松弛的城乡结合部各种违建又称小产权房的发展，这就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和积重难返。

因此，这种土地财政模式，无论过去发挥过何种积极作用，现已完全过时、弊大于利，应当果断放弃和转型。作为替代方案，东亚经济体城市化转型中的土地开发财政收支平衡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这种模式下，农地转为开发使用的成本和用途完全透明。土地所有人可以用"替地"和"减步"的办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漫天要价，凭借地理垄断优势抢占城市公共品投入的溢价。公用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支出的费用公开透明，全部摊入土地成本，形成基础地价。基础地价是建造主要为移居就业人口的保障性住房和各类非商业性开发的用地价格。部分商业性用地的拍卖只是用于弥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补齐为止，不是卖地收入多多益善。这样，政府既不能挪用土地收益，也不会有土地本身的基础设施投入的负担，可以实现土地城市化开发使用的收支平衡。至于对过去的历史欠债，无论有多大也只是一个死数，可以采用中央和地方综合治理的办法逐步消化处理。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土地财政之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近些年来搞得动静很大的改革。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中央统一分配农地转用的计划指标以外，开辟了地方政府自己可以合法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途径。由于农地转用后其市场价值大增，指标就是钱，因此这项措施自2004年实行以来就受到地方热烈欢迎，挂钩搞得如火如荼，各种进一步的创新如地票等不断出现。可见政策只要和利益挂钩，就可以不推自广。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乡村建设用地减少，去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这一减一增，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都没有变，但却变出了钱来，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故学界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称其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其实则大大不然。乡村地区的建设用地主要是村庄用地，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口不断减少，本来迟早不是要复垦就是要用作乡村现代化的公共建设用地，加上近些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这些衰败的村庄用地即便部分闲置，也是一种储备，并无大碍。现在为了要用这个建设用地指标抢着先腾空复垦，必然要人为驱赶村庄里尚未迁移和正常居住的农村居民，拆毁正在使用的住房包括许多新建不久的房屋，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尚在前中期、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并未真正启动，赶走的农民并不能前往城镇，大量的只是在乡村以新农村社区的名义另行集中居住，这样的一拆一建，必然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浪费。集中居住上楼的农民离农田距离变远、住宅楼区不适合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特别是以后随城镇化发展也还要再次迁移，从而形成新的二次浪费和折腾。更不要说许多验收过后的村庄用地指标，是为了拿指标拼凑出来，复垦条件很差，实际上并未真正耕种。

换个角度看，所谓挂钩新增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不过是我们人为控制设置的行政指标，本来如果需要增加的话，并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大量制造。实际上我们每年巨大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年年也就是这样产生和无偿划拨下去的。因此，为了自己一个心理上的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没变，硬搞出这样一个把拆迁闹到农村去的折腾，实在没有必要，应当尽早废止。

很多人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主要原因，是说这个政策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完全是我们自己生造出来的行政指标相互挂钩，与市场经济相差十万八千里。市场经济中土地开发奉行的是3L原则，即位置为王。偏远乡村的村庄用地在市场上本来就不值钱，其市场价值一般还要低于耕地（因为复垦还要成本）。因而没有我们行政性的挂钩扭曲，它本身并不产生财富。同时我们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只是在行政性无偿分配计划用地之外的一个补充，它完全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盘的。哪个村庄纳入挂钩，搞多少试点，节省出来的乡村建设用地指标允许在哪里落地，从而这种指标的价格区间，统统都是政府行政安排的结果。如果任意一个村庄或一户农民自己将村庄用地或宅地复垦，就可拿到需要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城市去出售，这才算是有点市场化。但是这样就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由地方政府一手操办、严格限制在其行政区内的挂钩，而且会出现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偏远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大量廉价涌入市场，而沿海大城市可以低价收购建设用地指标侵占周边良田而疯狂扩张，内地中小城市因竞争不过大城市而拿不到建设用地指标，如此等等，这显然根本不可能被政策接受，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城市化格局。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际上偏离了城市化转型和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城市化转型要解决的是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城镇的安居融入问题。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说到底是土地与土地的挂钩，而丢掉了人这个城市化主体，实际上助长了要地不要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脱节。这种挂钩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地方政府要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政绩，地产开发商从中看到了商机，接手乃至操盘协助政府拆并村庄、搞出来建设指标拿到城郊去开发。农民所谓得到的好处就是靠这种指标收益多少解决了在新村集中上楼居住的成本。真要帮助进城农民安居，根本不用这种扭曲和劳民伤财的挂钩，直接允许进城农民转让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用于在城镇落户，至少也有点见得到的货币收入。

当然，由于绝大多数非城郊农民的家乡土地并不值什么钱，转让出售家乡土地对他们在就业地城镇安居帮助往往很小。因此，城市化转型期真正要解决的是移居就业所在地的城镇政府有动力去积极吸纳外来人口并提供当地基本的安居条件。但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下，各地政府吸纳外来务工人口入户、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品服务，只是负担和包袱而非动力强劲。在没有动力和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所谓放开户籍也就只能流于口号。因此在我国现行户籍和用地管理制度下，实行人地挂钩，即外来务工人口入户与中央自上而下分配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挂钩，作用反而更加直接与有效。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人口流入地的政府吸纳人口入户就相应地可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而人口不增乃至负增长的地方就自然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可以自动为人口的城市化市民化服务，从而也会自然阻止有城无人的"鬼城"现象出现。实行人地挂钩的激励体制，可以打开移居人口市民化落户的通道，实际上这也才是真正给进城农民在就业地兑现了土地和居住权利。进城务工的家庭在就业城镇安居之后，移居农民在家乡的宅基地的释放就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进城农民的离家又离土，就为农村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实际上，没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去抢夺土地资源和人为抬高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农村土地正常的土地合理化整理才能不受干扰地展开。零散的农田可以整理合并，废弃的村庄和宅基地除了复垦之外，也就可用于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农村公共设施使用。

总之，正如我们在成功实现城市化、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所见，城市化发展和农民的市民化融入并没有也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去实现。那么，怎么理解很多人援引的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呢？应当说迄今这方面的介绍存在着很大误导。首先，美国的纯农业用途的土地并没有土地发展权或开发权。其次，美国所称的土地发展权并非我国农民正在使用的宅基地，而是美国基于农田保护和最小农地耕种面积保护所规定的一定面积的农田可以和只准有一处农舍的规定。这样在有的家庭农场面积很大，按规定可以有超过一处农舍时，其多余未开发使用的农舍用地作为具有潜在发展权的土地，在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定向安排下，政府机构或环保慈善机构可以购买此发展权，这样这块本来可以建农舍的土地就无权再建，只能永久作为农地使用。同时也有地产商购买此土地发展权以用于在政府允许增加建筑容积率的地区使用，去按照规定适当增加建筑面积或建筑容积率。可见，一是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不是已建住宅的土地而是可建还未建住宅的农地；二是也要有地方政府专门安排，而非完全市场化；三是并非农村任何建设用地均可调换为城镇建设同等面积的土地，而是可建农房的土地转为永久农地，并用这一发展权在政府允许的其他地区（未必是城镇或城郊）适当增加宅地面积或建筑容积率。因此，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只是出于保护现有绿地的生态目的，与城市化、农民进城无关，更不是复垦一块宅地去到城边再占一块农地绿地，因而根本不涉及要居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农民或农场主搬家拆迁以节省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很显然，用美国局部地区在特殊背景下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来为中国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书，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顺便指出，许多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人同时也强烈支持给城郊农民以自由的土地开发权。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之所以有价值，就是政府能够使用此指标到城郊征地。而如果城郊农民无须任何指标，就可自己将土地转让开发用于城市化建设，那么这个所谓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因无用和无处落地而一文不值。故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与城郊土地所有人自主开发土地，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同时存在。

3.土地国有或私有均有利人转，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则有碍人转

目前，在城市化用地中，主张集体土地应当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声音似乎成为主流，很多政策也在向集体土地进城这个方向调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现在用集体土地说事的人许多实际骨子里最反对集体所有制，他们为集体土地争权完全是一种策略的需要。这样真假热心、阴差阳错，最后必然要走大的弯路。

应当指出，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自土地家庭承包以后内涵不断变化、淡化，但集体所有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外壳，客观上对转型社会中防止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实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及正在推行的确权颁证，使得农地产权进一步向农户界定，变为一种私有产权但并不急于脱去集体所有制的外壳，可说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积极意义。但是，为了所谓的同地同权，将集体所有制从农地延伸到城市化建设用地（如现在政策上提出和准备推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城镇入市），则弊大于利，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折腾。

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法律上是定义在村一级（一般是行政村，也有许多土地实际权属在自然村，同时法律也承认部分财产可以自然村或乡镇一级为集体）。因此集体成员一般就是在这个村土地上出生和生活的农民。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的流动性很低。这种集体所有制不论经济效率如何，确实是一个稳定的经济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许多人举家外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准备或根本不愿意再返回家乡定居，应当说这反映了城市化的潮流，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趋势。要鼓励和配合农民进城落户，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下自愿离开就自动放弃集体成员权利这一条就要修改。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搞"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城镇户口"后来被批评叫停，因为这种限于本地农民的做法被认为有强迫农民进城和借机剥夺农民土地权利之嫌。故现在的政策是在农民进城落户的同时，仍然允许先保留农村的土地和集体成员身份。但这显然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因为这种双重身份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又不利于这些移居务工人口真正安心定居城市的市民化融入。这种双重身份还成为一种其他城市居民所没有的特殊权利，因而只能是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起步缓慢现状下的临时过渡办法。现在有关政策文件提出探索移居农民退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措施，这应当是一个方向。城市落户农民可以有偿退出或转让其原集体成员的土地财产等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农村集体所有制逐步变为一种可退出的自愿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随着务农人口的不断减少，一个村庄的大多数人移居城镇，农村的集体所有就会自然消亡，而变为少量留守农户的土地私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形态。因此，今后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应是鼓励农地向留守农户转移集中的制度，既非传统的村集体所有，也非向工商资本手中集中。这样在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居民下乡购地置业务农（韩国人称之为"归农"）也才能没有障碍。否则乡村是一个个对外封闭的集体经济，城里人下乡无立锥之地，就根本谈不上自由购地务农。同时，人们越是能自由地在农村购地务农，农民从农地退出或卖地弃农就越发没有后顾之忧。农业生产和农民将来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鉴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其在后城市化经济中的地位，拥有农地的多寡并不会导致贫富悬殊，就如大多数发达经济国家一样，农民或所谓的家庭农场主一般充其量只是中产阶级的范畴（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高度城市化之后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会比西方国家少很多，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集体所有制在农村长期而言也是淡化、消亡的趋势，集体土地进城就更难成活了。一般来说，一个城郊村的土地部分转入城市化建设，就趋势而言，这个村的剩余土地转为开发就大体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城市天生的属性就是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它与乡村稳定封闭的环境中界定的集体所有制正好相反。试想，当一个农村的村庄变为一个城市社区后，原本按地域出生概念划分集体成员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如何还能存在？享受这个集体土地权益的是今后不断流动的社区居民还是此前的许多已搬走的老集体农民？特别是在现行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下将土地一次永久确权颁证给农民之后，土地权利只能归属于这些当时参与了分地的老集体农民，此后的新成员就没有集体土地权利了。几十年后随着老集体成员先后离世，土地权利由子女继承那就是私有制，如果人去世就收回土地权利，那也没法再对已变为城市社区里不断流动的居民分配。故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城市中是无法延续的。实际上现在城郊进行城市化开发的农村集体，都纷纷让大家以土地权利入股，搞成了所谓的股份合作制。而且现已明确，新一轮农村政策改革的重点就是进行农村集体产权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其实股份合作制就是股份制。股份制当然有合作。但股份制从来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和前提。不可量化的集体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股份制本来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故集体产权的股份制改造实际上已经是集体所有制的终结，是用股权的形式将土地等财产产权私有化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本来是改革前传统体制的遗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农村土地进城之后要么是国有，要么是私有，无法真正长期保留集体所有。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居民拥有可使用、可转让、可抵押的土地权利，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的地面权交易或租地建筑（leasehold）的权利完全一样，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在法律上也有充分保障。故土地国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不成问题。但农村土地进城后仍为一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反而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因为很显然，或者城市土地像今天这样全部为国有私用，或者将来城乡居民宅地都可以直接允许私人所有权。这二者都是可行和公平的土地权利制度安排。如果原城市居民只能拥有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农民变居民后既可购买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又可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这就带来了同一城市不同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问题。因此，与现在许多打着集体土地旗号讲公平权利的道理相反，城市化土地国有私用或居民用土地今后直接私有都有利于城市化转型和人转，而唯独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趋势上看无法存活。现行关于集体土地进城的改革政策思路需要重新审视和修正，否则徒然添加折腾和混乱。

4.土地公共投入均等化有利人转，土地公共投入高低悬殊有碍人转

现代城市地租理论的研究认为，在一个最优规模的城市中，总地租等于社会公共品的投入，这一点也符合我们直观的判断：地价高昂的大城市也是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就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随着巨量资金的预期投入，就有知名地产商预计，北京房价地价将会迎来新一轮飙升，结果很快也得到了验证。总之，与肥沃程度及运输成本决定农业社会的地租完全不同，城市地租是由公共品投入决定的。

人们往大城市聚集，是因为大城市能提供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更好的文化生活。所以我们在一些欧洲小国看到，一个首都往往就聚集了一个国家近半的人口。但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就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遇到了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城市规模的人文和生态的瓶颈。因此，中国抑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发展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用各种其中主要是行政手段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同时又将公共产品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倾斜，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公共产品提供的落差，导致人们渴望进入的城市其户籍制度是封闭的，无法进入，而政府鼓励人们转移落户的中小城市由于公共产品投入不足，人们并不愿意移往。这样，人转即城市化转型同样会受阻。

其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距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在于乡村和小镇。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往往惊叹的是在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乡镇角落，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水平和覆盖相对于当地不多的人口而言，依然到位。而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只要离开首都北京城市中心几十公里，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于人口比例而言，已经有天壤之别。因此，要成功地实现人转即城市化转型，城市内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乃至不同城镇相对于人口的服务均等化，最后到全国城乡人均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恐怕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这样就需要对我们今天公共财政与公共品投入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调整，首先从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城市群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来设置城市化布局和引导人口的市场化迁移与融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WilliamEngdahl)在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国际研讨会的发言速记稿，其主题是：转基因隐含的真正目的是控制粮食，为实施新的全球优生学计划奠定基础。这是英美企图从地球上消灭数十亿有色人种的计划，凭借这种手段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从非洲、巴西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整个发展中世界，实施地源政治控制。

在很多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迫切地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和研究本身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独立性是令人怀疑的，很多情况下是结论的解释者，什么时候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能同时发表结论完全相左的学术论文，什么时候才是中国的人文社科强大之时。威廉.恩道尔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学者致敬!

以下是威廉·恩道尔发言的全文：

尊敬的成思危教授，尊敬的马俊如教授，尊敬的孔德涌教授，尊敬的张登义教授，能够出现今天的会议，深感容幸，希望我的发言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由于时间珍贵，请允许我以一系列大胆，也许令人震惊的陈述作为开场白，然后简要总结我的论点。我的主题是转基因隐含的真正目的是控制粮食，为实施新的全球优生学计划奠定基础。这是英美企图从地球上消灭数十亿有色人种的计划，凭借这种手段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从非洲、巴西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整个发展中世界，实施地源政治控制。

今天我谈五个主题：

1、对植物、动物甚至人的转基因不是一种科技进步，而是一项政治计划。它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并且在基本方法上存在缺陷，我们成了做人体实验的小白鼠。

2、转基因生物是英美优生学的新名词。这一种族净化项目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人种”实施的大规模绝育试验，这个试验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基金会的资助。

3、转基因生物是英美精英们的几十年来企图控制全球食物链计划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

4、转基因生物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危险的，站不住脚的，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它会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5、转基因生物的扩散，尤其在亚洲的扩散，其最终目的就是发动一场恶毒的新式生物战争。禽流感、“非典”、EPICYTE、破伤风以及针对种族的转基因生物都是例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有关企业合谋，支持“终结者”种子；以及所谓的“末日种子库”。

“遗传学——优生学的新名字”

主题一/主题二：从1938年起，WarenWeaver博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同事们就开始推广一个在科学上完全站不住脚的概念——“分子生物学”。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十多年来对人类优生学研究支持的延伸而已。这种研究在纳粹德国被称为“净化雅利安人种”没错，英国和美国的富裕精英家族骨子里都是种族主义者。任何非白种人，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比他们的基因低劣。他们推行一种残忍的社会理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荒谬可笑的程度就和他们推行的分子生物学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所属的家族有钱有势，正如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所说的：“因为上帝赐予我们金钱”。这些精英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着支持这些研究，并在美国缅因州的冷泉港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洛克斐勒基金会是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最大出资人，他们毫不掩饰地公开资助纳粹医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压力才停止了资助。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参与了这项计划。希特勒的优生学实际上是通过洛克斐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制造”的，这点却鲜为人知。

二战后，优生学引起了巨大的争论。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炉一一曝光，洛克菲勒家族决定将“优生学的名字改为遗传学”。1948年，德国优生学家弗朗茨卡尔曼博士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此人直到1936年还参与纳粹的优生学试验。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人口理事会。在“控制人口”的名义下推广优生学。人口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叫弗德里克奥斯本，他在1937年将纳粹的优生学赞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

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向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提供资金，研究改变基因结构的各种手段，他们疯狂的梦想就是改变人类的特性，开发出一种针对特定人种或者种族的基因，以便消灭数十亿人，这点后来变得越来越清楚。

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的第一项研究是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的。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开发一种富含维他命A的水稻新品种，所谓的“金水稻”。据说食用这种水稻可以减少儿童失明的可能。这完全是一个骗局，洛克菲勒基金会再花费了一亿美元之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研究项目。但其真实的目的似乎是对亚洲基本的口粮——水稻进行基因改造，并获取专利。由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在美国迅速展开，以开发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专利。由于大豆和玉米是美国和工业化国家动物饲料的基本原料，因此这种行为尤其危险。

（这张图片是德国一位农民提供的，他得到了许可第一个在德国种植这种转基因种子，据说这种种子能够抗虫害。最初庄稼长势非常好，他也期望能够得到好的收成。他逐渐增加了种子的面积，而且把玉米作为牛的饲料。牛在食用了这个饲料以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牛食用了转基因玉米以后得这种病，三年以后死亡，有一些是出生下来就死亡了。所以在数年内这个德国农民的75头牛因为食用了这种转基因的玉米纷纷死亡。这个德国农民把他的玉米和死亡牛的样本拿去进行了一些独立科学的测试，证实转基因玉米在牛的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毒性，而且这种毒性在玉米田里面迅速的蔓延，7年内土地都会受到毒化。经过独立的科学测试，这种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比一般玉米要高出1000—3000倍。这并不是像化学公司广告里面所赞美的转基因植物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实际上事实是恰恰相反。）

1986年，洛克菲勒政治精英们的亲密伙伴、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会见了孟山都公司的领导，这是一家与洛克菲勒关系密切的化学公司，早已被纳入了转基因“革命”的阵营。1992年，时任总统老布什制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定，这个规定被称为“实质性相同学说”。这个行政命令毫无科学依据可言，总统行政命令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将获得专利的转基因作物视为与一般作物“实质上相同”，因此美国政府不需要对转基因植物进行特别的卫生和安全检测。这一规定孟山都和其他美国化学巨头，比如说杜邦和陶氏化学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可以随意获取专利，推广经过特殊转基因改造的农作物的种子，这些种子的特性经过改造后只会对一种特定的除草剂或杀虫剂具有抵抗力，这种除草剂或杀虫剂恰恰由这些转基因化学公司独家销售。比如说，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抗农达大豆”对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具有抵抗力，这种全世界销量最大的除草剂含有毒性物质草甘膦。

粮食控制与人口控制

主题三：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基辛格《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人口控制成为福特总统任内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基辛格主持制订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上升为国家政策。在这个文件中，13个国家被作为高出生率国家挑选出来，这13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将减少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作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重点。他们的论点是，高出生率的国家由于人口的压力，将把他们的原材料，如石油等，留在国内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

1975年后，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是这些国家执行人口控制计划。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直是高度机密，而且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而基辛格本人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栽培的门徒。迫于华盛顿的压力，1975年后，人口控制计划也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

与此同时，在1975年，基辛格监督实施了在世界粮食市场的一系列行动，从而导致在几个月内粮食价格上涨了300%。同时还爆发了一系列大事件，基辛格在1974年、1975年间通过操纵第四次中东战争，成功策划了石油危机。

这只不过是他们控制粮食的初步尝试而已。正如基辛格所定义的，运用“粮食作为武器”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我的新书《粮食危机》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所有细节。

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实验室研究出了转基因职务技术。1972年，博格发明了“重组”DNA技术，可以将不同物种的两个DNA切片组合进一个混合分子中。这就是向假设的“物种障碍”提出了挑战，“物种障碍”理论认为，从不同的物种中不可能进行修改，这种新技术唯一的问题是依据了错误的科学基础。

1983年，包括孟山都在内的三家实验室宣布，他们成功地将一个转基因构件植入了牵牛花和烟草的细胞中，基因构件在这里是指能够抵御抗生素的基因。这是迈向创造转基因生物的第二个重要步骤。然后孟山都着手植入能够抗御其化学除草剂“农达”的基因，这样一来就使得它既能够销售除草剂“农达”，又能够销售其获得专利的转基因“抗农达”种子，如转基因大豆种子。孟山都还进一步开发了“基因加农炮”。1993年，经过十年的研究，在老布什政府“实质上相同”行政令的支持下，孟山都公司首次为“抗农达转基因大豆”提出了专利申请。然后孟山都实施了“旋转门战略”，利用其在政府机构的关系网加快了授权的过程，以使他们的发明尽快进入市场。

由于政府支持孟山都专利的开发利用行为，转基因大豆种子、转基因玉米种子和其他种子被卖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各个地区，农民受到欺骗，认为这些种子能够增加收成。一旦他们买了这些转基因种子，后悔都来不及。1994年，转基因作物遍布整个北美洲，今天大约67%的美国农田都受到了转基因种子的污染，阿根廷92%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在巴西也占有很大的份额。

到1999年，孟山都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宣布，它准备收购一家公司，该公司已经获得一项新的转基因技术专利，即“终结者”技术。这项技术使得孟山都能够向农民销售一种新的转基因种子，这种种子在收获一季之后自动自杀，使得农民来年不得不再次向孟山都等供应商购买新种子，从而被迫沦为美国种子供应商的新农奴。而美国政府正是终结者技术的联合开发者和专利联合拥有者。

由于全世界的抗议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转基因的支持者戈登康威的劝说，孟山都于1999年公开宣布，不会将终结者技术商业化。这纯粹是圈套，2007年，孟山都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道共同获得了“终结者”技术专利。今天孟山都拥有“终结者”种子的全球独家专利，可以随心所欲的将其许可给它选择的任何一个人。设想一下，中国的农民被说服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如大豆、棉花、水稻、小麦等，期望有好的收成。比如说过了3、4年，由于风的传播和购买转基因种子，转基因作物遍布中国各地。这时候美国政府翻脸了，它“不满意”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通过孟山度切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种子供应。仅就这一点来说，转基因生物赋予了美国精英们前所未有的对粮食控制的能力。这也许过于理论化，但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拒绝在1999年放弃终结者技术？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粮食是帝国的武器

第四个主题：转基因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都将转基因生物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转基因生物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力支持。在美国的入侵摧毁了伊拉克位于阿布格莱布价值连城的小麦种子库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强迫伊拉克接受了得到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美国政府和孟山都在20世纪90年代向当时的阿根廷总统、洛克菲勒的朋友卡洛斯美内姆行贿，使阿根廷成为巨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工厂。它摧毁了阿根廷传统的家庭式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工业化出口型大豆种植农场。其结果是，今天除了和巴西接壤的一小片地区拒绝种植转基因大豆外，几乎百分之百的阿根廷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转基因种子如此优于普通种子，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将转基因作物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先决条件，不遗余力的向贫穷无助的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小国推销呢？

其次，即使孟山都、杜邦和现正达公司宣称的转基因安全性属实：即使转基因种子比普通种子更高产，即使转基因种子需要更少的化肥，我也要反对当今这个充斥着转基因生物的世界，更何况这三点都不属实。1999—2007年的研究显示，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低4%—12%，转基因玉米与非转基因玉米的产量相比大抵相同或低12%。根据印度的记录，转基因棉花歉收高达100%。那么为什么华盛顿将转基因生物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推广？这是因为在美国国务院和农业部的推动下，美国已经把全球食物链控制在3、4家农业综合全球巨头手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四家公司中的三家是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学，他们几十年来秘密的为五角大楼的生化战计划效力，注入越战中使用的橘剂和二恶英，而且它们对其危险性不断的说谎话。这四家公司手中掌握着基本的种子专利和除草剂专利，也许只需要十年时间，他们就将完全控制全球基本粮食作物的供应。如此大的权力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掌握在美国政府所控制的人的手中，这种风险绝对不是全世界所能承受的。

通过外来基因轰炸改变物质的基本技术从本质上存在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变异需要几十年来才能显现出来，其结果是完全未知的。从来没有进行过符合要求，为期数年的、独立的长效科学研究，也许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确定食用转基因生物的长效作用。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老鼠在几个月后就明显的显示出器官萎缩，甚至大脑萎缩。

根据世界顶尖的转基因科学家之一，苏格兰的，阿帕德·普兹泰博士的研究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是非转基因玉米毒性的3000倍。原因在于，能够保证将基因转移进玉米的花椰菜基因总是处于打开状态。将活性的基因物质从一个转向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的过程是不可逆的。美国政府从1992年起就把美国人当做人体试验白鼠，现在想将全世界人民都当成人体试验白鼠。这不是什么商业贪婪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和控制的问题，一场生物战争，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美国政府通过其农业部所属的研究机构与孟山都共同拥有产生争议的终结者技术的专利。美国政府辩称它是在支持美国农业。事实上它是在支持转基因生物公司控制全球的种子供应。今天的孟山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先正达排第二，杜邦、陶氏化学和德国的拜耳公司都是转基因生物的玩家。

转基因生物的一个科学谬误就是简化主义。无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如何绞劲脑汁，我们都不能将生命简化为基因。转基因生物存在固有的非自然属性和不稳定性。侯美婉博士是伦敦“社会中的科学研究所”所长、知名的转基因生物批评者。她强调说：“对动植物的转基因改造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基因组是恒定不变的、静态的，生物的特征只是固定地镶嵌在它们的基因组中，这种思想被写进了分子生物学的核心法则当中，一个基因决定一种特性。因此你可以转移一种基因并得到你想要的特性，不管是除草剂耐受还是抗虫害。

侯美婉博士接着说：“但是遗传学家很快发现，基因组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流动性，基因组不断的与环境对话，并决定哪些基因需要打开，什么时候打开，在哪里打开，打开多大程度，打开多长时间。而且基因物质本身也可以根据经验进行标记和改造，这种影响将被传给下一代。人类基因组最大的好处在，它最终必将打破基因决定论的神话。”总之，转基因生物和植物专利依据的是骗人的伪科学。侯美婉博士得出了最后结论，强烈警告我们应该注意：“转基因的不稳定是一个大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问题。最新的证据显示，经过多年商业种子的转基因作物已经发生了重排。

第五个主题：转基因生物扩散最终目标，尤其在亚洲是一场残忍的新式生物战争。

现在让我们看看最近在亚洲爆发的H5N1禽流感病毒。首先一些事实表明，不存在H5N1禽流感爆发。其次，有证据显示这种禽流感起源于规模庞大，卫生条件恶劣的工业化养鸡场。这些养鸡场由亚洲和美国的农业企业开办，并不是起源于农户放养的鸡群。目前在禽类中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在约12个国家中，H5N1还是一种地方病，还有新的疫情发生。但仍然没有持续不断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情况发生。

对1997年以来记录在案的鸡群H5N1感染病例源头的研究确认了一个清楚的事实。H5N1的源头是遍布亚洲的高度集中圈养的工业化养鸡场。这些养鸡场大多数由泰国实业家谢国民所拥有。他是CP集团的头头（中文是正大集团），CP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工业化鸡肉生产商。谢国民曾在美国的爱拨业农场接受培训，是小布什的兄弟尼尔布什的朋友和生意伙伴。谢国民在他生意起步的时候也曾得到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资助。他的副总裁吴汉泉当过泰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受聘担任戴维洛克菲勒的精英三边委员会中的成员。正大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综合养鸡企业，据报道，其大规模工厂化养鸡场是全球H5N1病毒传播的真正来源。

CP集团和类似的大规模养鸡场，如美国的泰森食品公司，为病毒的变异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在工业化养鸡企业中，鸡都经过了改造，品种单一，生长得很快，它们被关在密封的笼子里，踩在鸡屎上，吃的是混合了鸡屎、病菌和氨类物质的饲料，不见天日，只需6周就能长大。

如果这些鸡在死亡之前被屠宰了，这些病毒就通过被感染的鸡肉，通过卡车运输从亚洲传到了西欧。H5N1能够保持活性或生存达6周之久。

根据专门研究病原体的学者说，1997年香港爆发的禽流感，最大的可能是进口的鸡肉所带来的，可能来自泰国或者广州的工业化养鸡场，这种恶劣卫生条件的聚集被称为“病毒超载”或“寄主密度”。然而，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颠倒黑白，不但没有将散养鸡誉为健康的，反而虚假的称他们是病毒可能的携带者。包括PC集团和泰森食品集团在内的商业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我的建议是，支持当地的家庭式农民，补偿他付出的劳动，这是更健康的方式。

为了将H5N1这一闹剧补充完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和剑桥大学的转基因科学家一起工作，研究出了能够抗H5N1的基因工程鸡。转基因鸡能够将基因物质的片段插入鸡蛋中，从而使得鸡蛋能够抗H5N1病毒。罗斯林研究所还和美国佛罗里达的Viragen公司一起研究出了科隆羊多利。一旦获得了这项专利，公司预计他们在4—5年孵化出的转基因鸡“足以取代世界上所有的鸡”。

鸡肉是亚洲大部分地区蛋白质的来源。稻米是一种主食。大豆是重要的食物和饲料，这些作物都被3、4家美国或英国公司获取了专利。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能够获得对地球上一切生命前所未有的控制权。

最后一个例子将强调转基因计划的危险性和地缘政治意义。2001年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Epicyte自豪宣布，他的一间温室里种满了“转基因杀精玉米”。这家公司将这种转基因避孕玉米专利视为解决世界人口过剩的方法。这家Epicyte公司后来被另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收购，签订了共同研发和战略许可协议，以进一步推进这项研究。美国农业部投资支持了Epicyte的田野实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五角大楼一直在从事极端秘密的研究，以完善纳米—生物——认知武器。这些武器采用了基因和纳米技术，以针对特定的种族人群，一旦这种武器完善，并且与在亚洲扩散的转基因种子相结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数十亿有色人种从地球上抹去的优生学梦想将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生物将会成为一场新的、广泛的、更加恐怖的、生化版的鸦片战争。人类文明可能无法再这次解难中幸存。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谢谢！

未来5到10年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关键时期，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衰落的担心和中国对崛起的渴望，将成为未来中短期甚至是中长期内塑造世界格局的两大动力。因为真正影响今天世界变局的就是两大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可能衰落，一个是中国的可能崛起。之所以要用“可能”二字，是因为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跷跷板上，此起彼伏，此起彼落。如果美国能继续维持霸权，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兴将会困难重重。如果美国衰落，中国将会比较顺利地登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一对无限期角力的对手，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和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从美国2010年推出“空海一体战”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深刻的忧虑不光美国有，甚至比美国更早的大英帝国，比大英帝国更早的帝国都有。因为所有的帝国对于新兴的对手，都是充满疑虑甚至恐惧的。

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最终交出霸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追赶者的担心。正是由于有这份担心，所有的老牌帝国都不肯与后来者分享权力，结果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就要对追赶者给予预先性打击。而所有的追赶者也都不会甘心被老帝国一直压制下去。

两种不甘心对头相撞，最后就导致了战争。先是一次大战，挑战者德国打残了英国，也毁掉了德国自己。20年后，重新崛起的德国又挑起二次大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完的仗全部打完。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新世纪，所有的新老帝国全都解体，世界被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即后来的冷战格局。英国没有学会分享权力，结果导致权力转移，转到美国人手里。今天美国作为英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学会分享权力。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追赶者，也是个挑战者，对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威胁。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威胁呢？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威胁，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威胁的动机。但是没有威胁的动机，并不等于没有威胁的效果。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中国制造”平台，我们对全球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客观上对美国全球资源配置权力和消费模式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势必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担忧。

在未来的若干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GDP最早到2016年将全面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这个时间表将可能向后推10年。但这10年，美国既不愿意给我们，又没有把握阻止，这从“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中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 预计，美国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起码需要10年时间。从2010年“空海一体战”的正式提出算起到2020年，现在，我们还有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与前两次的战略机遇期将很不相同。

笔者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经历过了两个战略机遇期，一个是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是中美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中美蜜月期”。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中美走出“蜜月期”之后经济互相捆绑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之后，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困境，以邻为壑，其对外政策一改再改，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关系逐渐冷淡，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随之结束。

现在我们正在一点点塑造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如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抓住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俄罗斯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变得恶化这个机会，获得了有限的喘息之机。是否可以把这个机会发酵成战略机遇期，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有一些人对于这点持怀疑态度，说我们这么干，迟早要上俄罗斯的当，因为俄罗斯不可信。还有人讲，俄罗斯是当年占领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战略和策略的双重短视。我们今天跟俄罗斯走近，与中国跟俄罗斯历史上的纠结、与我们喜不喜欢俄罗斯、俄罗斯可不可以信任都没什么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走近是因为今天我们彼此的需要，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即使今天中国与俄罗斯不可能手拉手，但也必须背靠背。

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讲的金融与战争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里讲的不是一回事，这里讲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美元霸权国家，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的战略？在笔者看来，理解一个国家战略最好的门径是理解一个国家的生存方式。美国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美国经济力量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强大、军事力量强大，还有好莱坞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很强大，以为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美国的生存方式。其实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才是美国真正的生存方式，一种独特的帝国生存方式——金融生存。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那时的美元还没能获得全球储币的地位。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战后世界做出符合美国意愿的安排，政治安排是联合国，经济安排是关贸总协定，金融安排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的美国携二战胜利雄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金融创造力，让世界臣服于美国。

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豪气？想想看，那时全世界82%的黄金储备集中在美国人手里，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担当了世界工厂和“战争的最后贷款人”双重角色，生产了上百万架飞机，数百万辆汽车，上百万辆坦克，十万艘军舰，光是战争结束后一次复员兵力就高达一千万人。

这样一种实力，可以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望洋兴叹。美国人如愿以偿地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全球霸权包括货币霸权，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拿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权力，美国人也向世界做出了让步，这个让步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锁定的方式是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当时的美国人把2.5万吨黄金都攥在手里，这个承诺看上去是像金子般的承诺。

但是20年之后，美国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拿到真正的货币霸权。因为黄金绊住了美国人的腿，黄金成了绊马索。美元的货币发行权受到了黄金的制约，因此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多印美元，你要想多印35美元，就要在你的金库里多储备1盎司黄金，可是你手中的黄金毕竟是有限的，既然你要把全世界装进你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你就必须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全世界提供通用货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

输出美元意味着黄金的输出，每35美元的输出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出。不断输出美元就需要美国的商贸公司不断进口各国的产品和资源，这就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呈现为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不断从海外拿回产品和资源，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就不断呈现逆差。

呈现逆差就产生了在经济学上一个很有趣的命题——“特里芬难题”。这是一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发现的问题：由于美国不断地向外输出美元，导致了大量逆差产生，逆差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使全世界对美元产生疑虑：一个处于逆差国家的货币，怎么可能成为强势货币，怎么可能被信任？问题是如果美国人不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不担负起结算货币的责任，就没有美元霸权；但是一旦拿到了美元霸权，就要担负向全世界结算货币的责任，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逆差，而一个不断产生逆差又不能纠正的国家的货币会是强势并且是可以信任的货币吗？

在“特里芬难题”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美元产生了疑虑。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对美国发难，他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找来说：“美国人不是有承诺么？你手里有多少美元，就按比例给你兑换成多少黄金，那么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部长回答：“我们大概有22～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统统取出来，全部交给美国人，把黄金拿回来。”

结果由于承诺在先，美国人不得不把法国人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了黄金。这就产生了一个示范效应，荷兰等北欧的一些外汇顺差国纷纷表示，要把美元换成黄金。美国人马上慌了，因为美国人在二战之后又愚蠢地连打了两场战争：第一场朝鲜战争，美国铩羽而归，几乎一无所获；第二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仗更惨，打掉了8千亿美元，损失了上万架飞机，阵亡了49900名官兵。8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美国GDP是17万亿，8千亿不算什么，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GDP刚刚接近2万亿，8千亿美元绝对是天文数字，这8千亿的战争消耗意味着大量黄金的流失，美国人扛不住了。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黄金窗口再不能打开，美国人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获利方式，在此之前，历经一战二战，美国人迫使英国交出货币霸权，都没有真正摸到“美元帝国”的顶峰，而现在，美国人似乎在不经意间就站到了顶峰上。

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建立

美元和黄金脱钩，等于美元这艘大船把黄金这个大锚摘掉了，一只没有锚的巨轮，它会漂向何处？美元背后没有了黄金还叫美元么？虽然大家都在懵懂中，美元却继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全世界使用流通着。

于是，美国政府拿出一笔钱，交给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一下美元和黄金脱钩究竟会带来什么？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台：美元与黄金脱钩，短期来看，对美国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可以随意印美元了，而且不受黄金的羁绊。但长期来看，这对美国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力，而完全不考虑它的对应物也就是实物生产的话（货币的发行必须对应实物产品，美元当时对应的是黄金，现在与黄金脱钩了，那它该对应什么？如果没有实物对应，那就是滥发货币），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本来是对美国政府的提醒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后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我们单靠印美元就可以过得这么好！那我们还需要去进行实物生产么？

事实上，当美国人用美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向全世界出口之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实物生产的状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不断把中低端制造业叫做“垃圾产业”“夕阳产业”，并向全世界转移的原因。美国人宁可废掉底特律这个“汽车城”，也要把它的汽车向各国转产，原因就是当用美元作为出口商品之后，其他产品都不可能给它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和利润，因为没有什么产品比美元的印刷成本更低廉。

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40年里，美国GDP飞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8年不过20年时间，美国GDP就已经超过14万亿，比1990年翻了一倍。而现在则已经达到17万亿。这些GDP数字就是美元带来的。因为美元成本极低。从1美元到100美元，每张纸币的成本只有5.9美分。美国以如此低廉的成本从全世界获得利益，它认为只要美国能够保住美元的霸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就可以换回全球的实物财富。事实上，美国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美国人在过去20多年里，究竟用一张张绿纸从中国“拿”走了多少实物财富，或者说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换走了中国多少实物财富，没有人统计过。

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约50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宣称，虽然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离了中国照样能活得下去。反过来认为是中国人免费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其理由就是，中国对美国的GDP贡献并不大。

的确，5000亿对于15万亿来说确实是个小数字。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以纺织品、玩具等为主。比如，美国人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2美元。从中国“拿走”一个芭比娃娃2美元。就是这样，以无数2美元构成了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但这只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GDP“贡献”了5000亿美元，却不是中国对美国GDP的贡献。这一年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应该怎样计算呢？应该计算这5000亿对美出口产品在美国的最后销售价格。美国人以2美元一件进口的衬衣，最后在美国售价为十几美元到七十几美元，以2美元进口的芭比娃娃售价25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00亿产品中，都必须乘以5～10倍后才是这批产品为其带来的最终GDP。

2009年，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那些企业，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以及美国的军工产业等，为美国一年贡献不超过5万亿。剩下的GDP，就是靠不断输出美元从他国拿到廉价商品（因为定价权在美国手里，他可以让你的商品非常廉价，甚至让你的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到美国）。拿到这些商品之后再加价出售，最后就构成了美国那一年的GDP。

美国人说，这不是剥削，也不是掠夺，这是市场经济。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一些中国的公知为美国辩护，称美国是个主持正义、主张民主的国家，就因为它从来不占领别国一寸领土。这从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但用美元占领别国领土不是一种成本更低廉的占领么？廉价到几乎连统治成本都不用付出。

只要美元在该国流通，只要你挣美元、需要外汇储备，它就可以通过美元占领你的国家。它也不用直接掠夺你的资源，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一张绿纸，从你手里拿走真金白银的实物财富，这和掠夺有什么区别？它更不会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直接逼迫中国人去做苦力，但它把这件事交给郭台铭的“富士康”去干，让他组织中国工人拿最低的工资干最暴利的活。

乔布斯的一个构想变成产品后每一件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2000人民币的收益，而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污染的是中国的环境，最后只能从每件苹果产品中拿到200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郭台铭的利润。想想看，这个金融帝国从设计到运作多巧妙，巧妙到美国人都不好意思不承认它是帝国，但它的确是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帝国。

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金融收割机剪羊毛的基本流程

美元是金融帝国最主要的获利工具，既然是货币，就有它的指数周期，有周期就会有弱有强。从1971年8月15号，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指数开始确立，但人们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可怕。可以想像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等于获得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国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失时机地印刷了大量美元。

大量美元印出来，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的同时，美元指数开始走低，这一过程如同美国人打开泄洪闸放水，让全世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于是各国经济形势变好，这时，为了让形势转好的全球经济变成美国人的收益，美国人需要让全球的资本回到美国，去支持美国的经济，这时美国人只需做一件事，放下闸门，让美元的流通量减少。只有让美元的流通量收窄，美元指数才会重新走强。吸引全球资本去美国追捧其金融资产，对全球经济产生抽血效应。

40多年来，美国人在每次打开闸门一段时间向全球放水之后，一般都会随之有一个关下闸门收窄流动性的过程。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收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指数的涨跌，呈现出一个波峰浪谷的美元周期律。

40多年后，日本女子岩本沙弓首先发现了美元指数周期律，每次上涨82个月，然后进入下跌期，连续两个下跌期，一次下跌65个月。中国有个叫戚燕杰的博士做数学模型研究美元指数，和岩本沙弓发现的美元周期律非常相似。

时寒冰博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涨跌之间，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是美国政府，美联储的手在操纵这一切，让美元跌一段时间，向全世界“放水”，待各国经济由于“灌溉”充足，经济长势良好，水涨船高，美国的经济形势也会变好，这时再收窄流量，让原来“灌溉”充足的地方，出现经济危机。此时，美联储就会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让全球的投资人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本，大量资本回到美国。

其实，这时的美国早已经是产业空心化的帝国，大量实体经济已经转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在美国的主要是些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企业，而其经济主体则是虚拟经济，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回来大部分都进了美国的三市——证券市场、债务市场、期货市场，给美国带来又一个大牛市，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彻底变成一张绿纸后，这样的游戏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溢。而每次当美国人赚够了钱，就会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去扫荡那些由于美元流动性收窄、经济情况变坏的国家的优质资产，因为经济变坏，这些国家的许多优质资产大都已经跌到了地板价。

这样的事美国人已经干过两次。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向全世界开闸放水，拉美国家近水楼台率先受惠，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像阿根廷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边缘。但是当美联储收紧银根之后，减少货币的供应量，美元指数下跌周期结束，美元开始走强。因为，这时美国需要靠强势美元吸引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经济。

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玩这个金融魔术，其手法是：开始先放水，接着再收紧，等哪个地方出现麻烦，投资人就会撤资，美联储便趁机加息，投资人就会垂涎美债、美股的高回报率而从经济恶化的国家中撤离出来，到美国追捧美国的债市、股市和期市。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出现，或者说条件和要素不会“完美”呈现，但假如这个地区出现一次政治或者军事冲突或者是地区性的危机，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就会加速资本从这个地方抽逃。

拉美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当拉美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资本一开始只是慢慢地撤，并没有大量的资本回到美国，这时，美国人希望的，就是拉美国家的某位领导人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的话，美国将诱使他犯错误。

很不幸，这时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中果然有人开始犯错误。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就不失时机地用自己的错误满足了美国人所需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将军，他建立并领导了军政府。在阿根廷经济还好的时候，大家对于军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收紧，拉美金融危机出现时，阿根廷经济也开始恶化。

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满，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决定用一次军事冒险转嫁危机，以转移民众的视线——打一仗。他想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离阿根廷600千米，被英国人统治了数百年，他决定打一仗把它收回来。

不过，他当然懂得，作为拉美国家，做出这么大的举动前，应该先摸摸美国人的底，看看美国人什么态度，于是，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征询收复马岛的意见。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对中国表的态一样，不持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诉加尔铁里：“这是你们和英国之间的事情。”加尔铁里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于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将军和七千多官兵一天时间就拿下了马岛。

但加尔铁里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万万没有想到撒切尔会不远万里派她的特遣舰队来收复马岛。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撒切尔在决定打这一仗之前，同里根通电话，要求里根明确表态。里根立刻宣布放弃中立，站在了英国人一边，结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战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发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趁势吹响加息号角，投资人纷纷从形势恶化的拉美撤资，去追捧美国国债及美国的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然后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优质资产。就这样，美国人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5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人不断出口产品到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日本的财政大臣竹下登就胆气十足地说：“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在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把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

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当时日本人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纽约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的标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但结果却是日本人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在本世纪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1997年，美元指数在经过近10年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亚洲四小龙闹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那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那就是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率先冲开的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我们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防护严密，而恰恰是因为当时我们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个不开放成了防波堤，使我们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亚洲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就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灌溉”，长势良好。但是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变好后，美国便收窄了美元的供应量，于是美元指数开始上升之后，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金融战第一枪，阻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这里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撤离东南亚，去哪儿？去美国，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经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让韩国政府能够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比如三星、大宇等）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金融危机美国都是利用美元指数的周期率，完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洗劫。

今天，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在我被确定为中学生党员的发展对象后，四中党支部通知我：你可以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学生党员，可能会考虑你。我记得，党支部还让我写了一些材料。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这个做法，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停止了。这时重新恢复这个做法，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在那一代人中，我认为我们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为什么说我们理性，人家就不理性？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方面，一是依靠组织系统；二是把握政策。我们始终认为，运动要依靠组织，要讲政策。我一直觉得，我是党组织力图培养的这种学生领袖的不二人选。

1965年7月1日，我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两个人在西城区党校开的宣誓大会上发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余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我入党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陆续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刘东等。马凯大我一年，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我还记得，人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儿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这时，中央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以后有一个系统的推动。中央认为从苏共的演变看，他们背弃了原来斯大林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路线，所以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但接班人的问题，又特别侧重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我认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想法在党内没有被认同，然后开始推动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培养接班人的部署，因为这涉及他的一些思想能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是有这么一个视角的，不是一般的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有针对性的。像中央党校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青干班就说明党的组织部门、党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安排职业的干部，我们叫政工干部。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应当包含着另一个层面的内容。旧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里，不乏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说，读书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来，要在国家的大事业中去奉献自己。

无论广义、狭义，培养接班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不是针对干部子弟的？我认为不是。当时培养接班人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培养，但不是完全针对高干子弟的。什么出身的人都有好的和差的。但是，我们党希望培养出一代代合格的接班人，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或阶级责任感，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革命接班人。在培养接班人的氛围中，身为父母的许多高级干部，当然希望子女要传承自己的事业。但那个时候，这并不是做官的概念。有一些高干子弟也希望要接父辈的班，做职业革命家，比如去中央党校青干班。他们要求，应该把我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培养，因此对现状也有不平的声音。但从另一方面讲，要说那时在学校里压制了干部子弟，我认为也没有。

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有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几乎成为了我当时的信条。我要做的就是要顽强地、努力地、耐心地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将军的孩子，我们就批评他有“自来红”思想。他还真的很顽强，他说：“我就看不上咱们班的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出身的同学，要培养接班人就应该培养我这样的。”我就说他：“你不努力修养，就不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虽然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但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官的概念，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大学，没想过什么官啊、级别啊这类事情。我认为，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正路，选择不是哈军工就是清华。对哈军工，因为是国防建设，我把它看成是一种需要。那时感到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干军工，搞导弹、核武器什么的是最吸引人的。我认识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老大哥、老大姐，大学华业以后就去酒泉基地了。酒泉时多艰苦啊，他们一待就好多年。当时如果组织需要，我也会当仁不让。比较常规的情况下，当时四中的学生强调的是要有很好的学习成绩，顺着建设祖国的这个路子，要投考的方向就是清华大学。从个人意向上，我们这些人首选的都是清华的理工科，北大都不会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清华号称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考清华，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自负吧，那时四中每年就有四十多个考取清华、四十多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吧。我们引为楷模的一些四中学长，一路考取了清华的，像陈元、乔宗淮等；一路考取了哈军工的，像俞正声等。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65年暑假期间，我和孔栋与一批干部子弟去北京公安总队下连当兵。其中有刘源、董良翮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其后我还写了一篇作文《两枝枪》，被选登在1965年10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下面将《两枝枪》、《油垢》、《苦与甜》、《永远是战士》四篇当年的日记片段抄录下来：

两枝枪(七月十八日)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发枪仪式。

我从连长手里接过毛主席著作，左手握着，紧紧贴在胸前；又从连长手里接过半自动步枪，牢牢抓在手里，郑重地高诵誓词：“祖国授给我毛主席著作，我一定要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授给我半自动步枪一枝，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苦练杀敌过硬本领，忠实地保卫祖国。”

两枝枪，一枝是思想上的枪，一枝是手中的钢枪。手中的钢枪要打得准，先须思想上的枪握得牢。思想上的枪要统率手中的枪。

油垢(七月三十日)

今天检查武器，我得了4分。原因是：击发扳机后面存点油垢。我很难过，看来，我的誓言执行得还很不好。

从钢枪上的油垢，我看到了自己思想上也有油垢——我没有做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脸不洗，要有灰；枪不擦，要生锈。我的思想可要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来洗擦，不然也要生油垢，染灰尘哪。

苦和甜(八月三日)

衣服一天要湿几回：练习队列要流汗，练习刺杀要流汗，练习射击要流汗……

在战士的生活中，要有劳累，要有疼痛，要有损失，甚至要有牺牲；但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就会力量倍增，就不觉辛苦，只觉甜了。

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到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文章节选自：《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三联书店，2014.

6月30日又是让广大股民心跳的一天。先是沪指低开低走，跌破4000点、3900点两个整数大关，但临近午盘沪指突然翻红；午后更是直线拉升逾5%。

而这或与国家队进场托底市场有关，证监会、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保险机构以及诸多知名私募机构连翻出手，陆续加入救市大军，暂时摆脱了两周来的暴跌局面。

事实上，这一天已让股民等的太久，自6月12日沪指创出5178.19点的高点，A股遭遇持续回调，沪指11个交易日(截至6月29日)跌幅超过千点。虽然证监会连续发布利好刺激市场，央妈更是紧急祭出了“降准降息”的双降大招，意图开启救市，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用。29日开盘后市场继续大跌。随后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虽然昨日股市最终以大涨200多点收盘，但一系列问题萦绕在股民心头，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此次大跌？中国股市此次大跌是否真存在海外做空势力？监管部门在这一轮行情中表现如何？是否值得改进的地方？30日下午，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中心主任刘纪鹏，就这些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采访中，刘纪鹏从平静作答，到痛心疾首、言辞激烈。但在中国股市舆论场中，这似乎都颇能理解。在国家队出手提振市场信心的时候，他提出警醒，此次股市大跌暴露的创业板炒作泡沫，批评中国改革牛这样的动摇市场信心的舆论，是造成此次股市暴跌的主因，一定要深刻反思。

观察者网：沪指此次6月15日开始大跌，两周下跌了一千点，跌去了近30%，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股灾，你怎么定性此次暴跌？

刘纪鹏：从持续性下跌来看，下跌超过20%，就是一个小型的股市动荡，如果是30%当然是股灾了。从瞬间定义来看，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成熟的股市如果一次下跌20%，那也可以被确定为一次股灾。而新兴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市场，标准则要放宽一些，下跌超过30%就是股灾了。而这次下跌应该已经达到了25%以上。所以说，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类似股灾的冲击。

它对金融的动荡是不可低估的，由于大量的融资杠杆，随着一次10%以上的下跌就开始陆续被击穿，到了2.5倍杠杆，相当一批都已经被爆仓，甚至发生了局部的踩踏现象。如果这个势头继续发展，那后面的踩踏事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如果不采取措施，会产生霎时间的休克、猝死、动荡，人们对政府信心的动摇都会发生。

不过，我认为中国股市还没有达到股灾的标准，只是一次接近股灾的暴跌。按照新兴国家的标准，持续性地下跌超过30%为股灾，我们还没有达到。但这是一次接近股灾的暴跌，用词一定要准确。

观察者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大跌呢？是不是跟两融业务，以及场外的配资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刘纪鹏：我觉得这次是综合性风险的爆发。比如前期上涨过快；比如大股东疯狂的减持造成失血过多；再比如，杠杆的融资比例过高。很多80后、90后没有经历过之前的金融暴跌的经验，盲目跟风、跟庄等。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股市的改革牛、国家牛和上涨横加批判，这一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倒退，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以上都是这次股市下跌的因素，所以不单纯是一个杠杆。

可能杠杆问题是一个最主要、最集中的矛盾。但是这次下跌是一个综合性的反应，所以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这个市场，有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大股东恶意套现、减持，起了极坏的作用；创业版，更是此次暴跌的害群之马，470多家股票平均市盈率居然达到100多倍，金融史上闻所未闻。

尽管这只是一个小版块，470多家企业平均每家股本只有9500万股，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股东卷走的资金却高达1088亿，他们IPO的融资和增发也不过680多亿。中小板也卷走了2000多亿。像这样的失血情况如果我们再无视的话，将是非常危险。

观察者网：也有人说一些海外做空力量在做空中国的股市，说目前这个股市像卫国战争一样，你认为有这个原因吗？

刘纪鹏：我觉得从股市蕴藏的内在矛盾来说，中国股市内在的痼疾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内因才是变化的本质，是产生这次暴跌的本质。外因也不排除有一些外国投行在关键时刻唱空中国，认为中国股市会跌到3000点。例如上次摩根大通提出中国股市要跌到3478点，这次英国有些投行提出要跌到3000点。

但是要问是否外资机构在恶意做空中国的股市，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本身的经验不足，面对突然上涨的股市，面对杠杆带来的股市暴跌，都准备不足，应对经验不够。外国投行在关键时刻添油加醋，有一些这样的成分，但主要还是我们内因的问题。

甚至我们内部的一些经济学家，像某知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对改革牛、国家牛进行彻底批判，认为这不成立，认为改革牛的提法是改革的倒退。这才是原因。

观察者网：在资本市场监管上，监管部门不能过多行政干预，但在关键时刻似乎也不能缺位。这次大跌，你对我们监管部门的应对如何评价？

刘纪鹏：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这次下跌对我们的冲击和动荡，我们的监管部门看来在风险的考虑上可能还不够充分，以至于这次暴跌的幅度，特别是很多高杠杆融资的盘子爆仓，严重估计不足。很多股市的中坚力量，本来应该是我们股市发展的骨干，这次都被打爆了仓，亏损严重，伤痕累累。

另外，从证监会、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发言来看，它并不认同此次牛市，对暴跌轻描淡写，不然这一仗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第三，这次的洗牌过程中，一部分人暴富：大股东在高位减持；还有那些和大股东勾搭的机构，联手把创业板抬得这么高，100多倍的市盈率。这才是这次股市暴跌重要元凶。

他们这么暴炒，就给那些批判中国股市的人提供了口实，完全有损于中国股市公信力。并且从疯狂减持现象看，这一板块一定出现了大股东和庄家勾结的现象。他们谋取暴利，而最终让股民受损。有些股民的融资是用自己房子抵押的，这就带来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对股市的公平正义问题，对这次暴跌、这次财富的重新洗牌一定要认真的反思。我们的市场不能变成一部分人投机、大股东暴利的天堂，中产阶级、中小股民的坟墓。这是必须要反思的。

监管部门需要秋后算账，反思这些在市场上动辄减持几十亿、上百亿的大股东的资金到底是去哪了，是不是都是到了华尔街？他们买两幅画都可以花5.5亿多。这样的减持和恶意套现不是我们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它没有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所以监管部门对创业板、中小板、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拉高股市泡沫，高位套现疯狂减持，产生的巨大的风险必须深刻反思，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观察者网：30日下午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涨了大概200多点。是国家队在护盘吗？你前几天发文说，在这个关头，汇金必须要回购之前减持的股票，他们是否在行动了？

刘纪鹏：我想这方面不只是国家，是全体市场都要求护盘，否则的话会引起社会动荡。这种股市的融资比例，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它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一层一层地倒下，越倒面积越大，没有人敢否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对融资杠杆的风险估计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市场在会发生休克性猝死的一瞬间，必须要抢救。我想，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结局不可能没有国家出手的因素在内。

汇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公司的负责人批判改革牛、国家牛的言论，而这与汇金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符的，也包括汇金当时的减持。从今天来看，股市的持续下跌确实是自从汇金的减持之后开始发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汇金必须深刻反思，他们要自觉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并且担当中国梦的建设者，还要对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警示、反思。

我国的资本市场，当大股东持有某支股票，在同一方向卖出或买入之后半年内是不能逆向操作的。对于汇金我所说的买回，并不是真的去买回股票。只是说汇金公司非同一般，他释放的信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它表示了国家的姿态。同时，我所谓的买回，是指可以增持那些没卖出股票的银行，比如说中行、农行，都可以买。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在买的过程中去托盘，而是让他们向市场宣布，他们有这样的责任，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有这样的安排。同时我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刻的道歉。所以，买回这个概念是有这两种含义，一个是在市场释放信号，国家不坐视股市暴跌不管，第二个汇金公司应该深刻地反思，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向全国道歉。

观察者网：你认为，30号国家队的护盘行动，下午的上涨，能够恢复市场信心吗？监管层还需要做些什么？

刘纪鹏：今天的反弹当然会使市场一定程度上恢复信心，但这仅仅是治标，会为治本赢得时间，但中国股市内在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必须秋后算账。只有把治本的顾忌一一消除，才有可能迎来长治久安，否则这个市场还会反复。治本就是要把我之前说的问题解决，还有股市新文化的建立，股市绝不是赌场，绝不允许创业板这样的高泡沫再现。

完善补偿机制与支付制度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运行新机制的关键和有效制度安排。

合理的补偿机制是“奠基石”

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未能及时调整计划经济时代的筹资政策，补偿和价格机制扭曲，医疗费用结构异化，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弱化，逐利动机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府投入不到位。财政补助约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国家明确的公立医院投入政策，不少地方未能落实；二是医疗服务价格严重扭曲。即使城市大医院，教授或主任医师门诊诊疗费仅为4元／人次～10元／人次；三是药品和医疗耗材费用严重虚高，一些药品价格高出香港公立医院同种药品的10倍，以药补医导致部分医务人员行为扭曲，诱导或过度医疗，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四是没有建立制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医务人员没有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公立医院筹资政策。首先，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国家推进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从国际经验和趋势来看，方向和路径是正确的。各地医改在取消以药补医，探索合理的补偿机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要注重与服务价格、财政投入、支付方式、绩效考核等改革措施相衔接、相配套；要注重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合理控制成本，保证医院的有序运营；要注重完善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管理，规范医疗行为，降低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是政府要切实履行投入责任。政府是公立医院举办者，更是公益性的责任主体。福利或公益是国家对社会成员在物质利益上的一种照顾和优惠，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政府举办多少公立医院及其投入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大小。目前，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或“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比例还比较高，加快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力争“大病”全覆盖，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弥补和矫正卫生领域的市场缺陷。国家明确对公立医院6个方面的投入政策，关键在落实。

三是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品和医用耗材费用。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是按边际成本，而不是按实际成本定价，医疗服务和医药及设备之间价格严重失衡，加上按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人员工资与医院业务收入挂钩等制度设计，导致对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系统性扭曲。国家医改方案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但受到传统、滞后的价格管理体制的影响，落实上遇到较大阻力。新一轮城市公立医院试点改革，重点强调要在取消药品加成、降低药品、大型设备诊疗价格的同时，提升医疗服务价格，特别是诊疗、手术、护理、床位、中医等服务项目价格，体现全社会对生命、对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尊重。

科学支付制度是“牛鼻子”

支付制度是指国家、医保或患者向医院、医生支付费用的形式及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决定向哪家机构、以什么方式付费、支付哪些内容以及支付多少。这些决定构建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着卫生服务体系中每家机构和个人的行为。常见支付方式包括按项目、按服务单元、按人头、按病种付费以及总额预算等，每种支付方式都有利有弊。如按项目付费能激励医院提供全面、优质服务，刺激设备更新、高新技术、扩张规模，容易产生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逐利行为，导致费用不合理增长；按病种付费能激励医方主动减少诱导行为、降低医疗成本，客观反映医疗过程实际消耗，控费作用强，但也会产生治疗不足，推诿危重患者，抑制高新技术利用等问题。

目前，我国普遍实施的支付方式是按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处方大小、检查多少与科室绩效、医生收入挂钩，缺点暴露尤为充分。国家医改方案要求，“完善支付制度，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建立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近年来，各地把支付制度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一些共识：一是预付制（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在费用控制上取得初步成效，保障水平提高，就医负担减轻；二是引导合理就医、改变付费方式、拉开报销比例，引导患者更多选择基层、县域内就医；三是改变医院和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从追求“利润”到控制“成本”，医疗行为转变，不合理用药、检查减少；四是医院自我管理意识增强，内部管理水平提升。虽然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如支付制度的主体责任不明确，“三医”缺乏联动；基础工作薄弱，医疗成本和支付标准难以合理界定；信息系统不健全，基础数据不够全面准确等问题。但抓住支付制度这个“牛鼻子”，可以牵动其他问题迎难而解。

借鉴国际、国内试点经验，建立科学的支付制度重点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合理选择支付方式。国际经验表明，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按人头付费是最好的支付机制。在住院患者按病种付费，尤其是DRG系统是副作用最小的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转向DRG支付系统；二是要积极开展对医务人员的支付方式，尤其是薪酬制度的研究，细化实化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三是开展成本核算研究，建立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人头或服务单元的成本核算体系，科学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四是健全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督和评价制度，保障医保基金能够转化为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五是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创新医疗服务管理新理念、新方法，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运行新机制是“风向标”

新一轮试点改革明确提出，要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我认为本质是建立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包括3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宏观层面，定义了政府如何举办和管理公立医院的问题，明确界定政府、社会与公立医院的权责和规制关系。新一轮试点改革，把完善补偿机制和支付制度作为运行新机制的重点内涵，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的客观要求。二是中观层面，定义了公立医院法人制度，它作为实现政府治理与医院内部管理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管办公开、政事分开的有效形式，明确界定公立医院所有权、监督权和经营权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微观层面，定义了公立医院内部如何运行和管理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政府治理就有相应的内部管理，通过制度或章程规范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满足广大患者需求。

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首先取决于政府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目前，政府办医职责分散在多部门，体制机制不完善，由谁作为出资人代表不明确；政府对于医院的行政管理过于微观，医院管理者的作用有限。实行管办分离、政事分开，运行新机制，关键要明确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形成可持续的筹资体制，明确政府与公立医院在资产、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责权关系，将微观运行管理权下放给医院，充分调动医院管理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其管理自主权，维护医院所有者的利益和资产收益，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公益性要求。

法人治理制度是政府举办和管理公立医院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运行新机制的重要特征。核心是完善公立医院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年来，一些地区探索了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机制。理事会行使出资人权利，承担政府直接管理医院的责任，并监督医院运行；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主要包括监察医院财务和运营、监督理事会的具体管理行为等；医院管理层履行出资人委托管理医院的职能，对理事会负责，除接受政府监管外，承担自主经营管理的责任，包括资产收益和相应社会职能。

强化医院内部管理是现代医院制度客观要求、是运行新机制的具体体现。新一轮试点改革，强调要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医疗机构协同发展和分级诊疗制度、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加快信息化建设等。通过深化编制和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编制备案制和“以事定费、以费养事、以事养人”的新机制。规范人才评价和绩效考核体系，合理确定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建立合理的工资总额动态调整机制，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通过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制度，健全质量监控考评体系，实施临床路径管理，规范诊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实现医院管理的现代化、精细化。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中国共产党人历经９０多年艰苦卓绝奋斗创造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是机缘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探索不息、奋斗不止的结果。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份重任，并且交出了成功的答卷。这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在斗争实践中，披荆斩棘、愈战愈勇，坚如磐石、百炼成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为党取得的一个个伟大成就而自豪，更要探究党的力量之源、成功之道，从中坚定信念、汲取力量再出发。

一、世界政党政治坐标中的中国共产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１９８８年断言：“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２０世纪各种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２１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大国。”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功地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强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１３亿中国人民。９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们党依靠人民做到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执政成绩单，印证了党的执政能力，以实绩奠定了世界瞩目的大党地位。

自有政党政治以来，执政党上台时往往奋发有为，受到人民拥护，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墨守成规，逐渐令人失望，最终不得不下台。这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执政“怪圈”。在世界政坛上，某个政党代表某些利益群体是普遍现象，经过选举上台后以政策倾向回报选举赞助者也司空见惯。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政党的执政目标难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覆盖全体人民的愿望，自然得不到人民的长期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至献出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也犯过严重错误，但初衷不改，宗旨不变，以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理想，以不懈的奋斗和日益提升的执政能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已达６０多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丝毫懈怠，清醒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凌云壮志带领人民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会见记者时昭告天下的“施政宣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朴实、坚定地宣示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另一方面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密切了党群关系，健强了党的肌体，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我们党革故鼎新，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内在基因极为强大。“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坚定“三个自信”，狠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作风和崇高理想把党和人民凝聚在一起，续写着新的历史华章。

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

许多国际人士认为，当今世界最应被深入研究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的第一位问题，也是政党执政的第一位问题。古今中外，由于道路、制度选择错误而导致政权失败、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在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３００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但大浪淘沙，大多被雨打风吹去。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也曾幻想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救国救民，结果却是大小军阀割据、贿选暗杀成风。曾让学界纳闷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当时中国国民党最具备成为这场革命领导核心的条件，但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个弯，中国民主革命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国民党为什么错失历史机遇？原因在于道路、制度选择。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民党最终沦为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必然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交织的矛盾体，当时多达７０％的中国农民没有土地，国民党却漠视亿万农民的呼声。执政几十年，不仅没有推动时代进步，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山河破碎、战乱频仍、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的境地，最终丧失民心。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并找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些人断言共产党搞建设会得零分。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终失败，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但是，我们党团结依靠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开辟了新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完善，使我国全面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

６０多年后的今天，党以辉煌的执政成就向世界昭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西方那些政客原来对我们党的探索不屑一顾，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西方道路。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虽然一些西方人士口头上不愿承认中国道路，但有识之士对此高度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和价值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的前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执政理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施政方略。“谋定而后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地推进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无论是国际舞台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的提出和快速实施，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狠抓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推动司法改革，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还是毫不动摇“打虎”、“拍蝇”反腐败，等等。世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中国正以一个大气谦和、信心满怀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说，自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４０年大幅减少。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一党专政”实现长期执政的，也不是靠一党之力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促进力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世界政党政治中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关系。这种带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商量办事等浓郁特色的制度设计，是我们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融合的“天才创意”，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密所在，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目前，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有８９００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７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优秀人才和社会英才向执政党汇聚，形成实现共同目标的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实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决不能上那些口蜜腹剑者的当！战略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协力奋进。

坚持“三个自信”，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还是那位尼克松，赤裸裸地鼓吹动用军事、经济、技术的力量和手段来瓦解我们的制度，并挖空心思地谋划了四个步骤的“攻略”：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对中国的一切给以虚无；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摧毁其自信，瓦解其共识，消解凝聚力，消磨其斗志。这些险恶的招数，针对的正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斗争”、“攻心战”之类，作为西方颠覆我们制度的战略战术，一直在付诸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反而羞于提及，在大是大非上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对此，我们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扎紧思想篱笆，绝对不能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中迷失自我、误入陷阱，犯下“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错误。

有些人声称，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更好地反映民意。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避免了西方政治舞台上“凡是对手支持的我就反对”等偏狭，极大地减少了内耗，并且照顾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的多党竞争或两党竞争必须有私人资本的支持，金钱政治不可避免，多党竞选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表面热热闹闹，实质都不会改变资本左右政坛的性质。这就是西方民主的“显规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美国的富豪们想要影响一下白宫、国会山，那是家常便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可靠、最管用的制度，必将引领中国人民承载梦想、走向新的辉煌。

1999年，提供在线音乐下载服务的Napster公司成立，一时间风靡全美。但很快，美国唱片公司起诉Napster侵权，美国地区法院随之判决Napster败诉，网站上的免费下载音乐服务被禁止。

2008年，提供房屋租赁信息服务的Airbnb公司成立，随后便开始了其超常的发展历程。目前，该公司用户遍布190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拥有一亿两千万个房源，平均每晚有40万人住在Airbnb提供的房屋里，而公司最新一轮估值达到200亿美元。

从Napster到Airbnb，互联网完成了自己的“逆袭”。或者换句话说，以共享、开放为基础的大众生产模式完成了其相对于以产权、排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模式的“逆袭”。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三本互联网经典著作的简述，阐述这一“逆袭”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发生的条件、引发的冲突及未来的发展。这三本书分别是《思想的未来》（劳伦斯·莱斯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The Wealth of Networks》（尤查·本科勒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和《Captive Audience》（苏珊·克劳福德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尽管人类社会早已宣称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在互联网充分发展之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依然沿袭了工业时代大规模、福特式生产的特点。资本的密集投入伴随着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而公众则无差别地消费着标准化信息产品。与之相对应，排他性产权机制激励着资本的持续投入，垄断的市场结构则又保证着投入的巨大收益。在这一模式的影响下，和工业时代的“钢铁巨人”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体量庞大的默多克传媒，和绝对垄断的微软公司。

但这一模式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无论是Napster还是Airbnb，他们的共同点都是P2P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用户既作为生产者直接生产内容（提供音乐下载或是提供房屋租赁），也作为消费者直接消费内容（下载音乐或是租房）——而这便是“大众生产模式”的内涵。互联网不仅将个体从信息生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信息传播的渠道直接置于个体之间。此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再受制于大公司的偏向性选择，用户本人成为了主体，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则真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书即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跨时代“逆袭”的发生过程。但该书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并没有单纯停留在经济领域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型上，而是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转型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互联网对于个人自治程度的增强，对于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文化的形成，对于参与式、民主式政治生态的促进，都是我们能感知却不能清晰解释的重大历史变革——本科勒教授在本书中做到了。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研究的先行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其为“在最近十年里，对其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本书”。该书出版后，也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大奖。

但事实上，互联网的成功“逆袭”远比想象中困难和复杂。首先，其成功是需要条件的，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去中心化结构的形成。互联网包括三层结构，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作为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互联网并非天生就带着“自由”的基因，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去中心化”的状态。物理层面网络运营商试图控制传输内容的努力，逻辑层面曾经一度流行的集中式互联协议，内容层面“异化”的产权制度对于知识共享的扭曲，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演化发展。《思想的未来》一书对此做出了清晰的描述。

再者，互联网的“逆袭”还是一个剧烈冲突的过程，既有制度试图阻碍、控制技术革命的变化，而这又引起了社会的强力反弹。一方面，互联网所带来的大众生产模式的革新与强调排他性的产权制度有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而后者又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扩张来压制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环境，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延长版权保护期法案”即是例证。但另一方面，要求信息开放、知识共享的社会运动对此做出了激烈回应。2013年，“Dot-Communism”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天才程序员阿伦·斯沃茨以自杀方式抗拒联邦检察院对其的“计算机欺诈罪”起诉便是这一运动的集中象征。斯沃茨的死随后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修改《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的广泛讨论。

如果说互联网“逆袭”带来的变革还仅限于此的话，那其实是小看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变迁的跨时代意义。“逆袭”不仅带来了创造一个自由社会的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忧虑，而后者已经频繁出现——近年来欧盟频频起诉谷歌即是例证。隐私诉讼裁决中，欧洲法院要求谷歌尊重公民的“被遗忘权”，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反垄断调查中，欧盟竞争委员会要求谷歌调整搜索结果排序，公平对待竞争对手。如何规制谷歌，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平台公司，促使其正确对待公民隐私数据，同时遏止其对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扭曲，已经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挑战。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2009年，美国最大有线网络运营商Comcast并购NBC。由此，前者不仅控制了网络传播的“管道”，同时还控制了网络传播的内容。2014年Comcast进一步宣布将收购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但由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涉入，这一并购近日被放弃。但即使如此，互联网集中化趋势也迫在眉睫。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本科勒教授所希冀的大众生产模式可能由此走向衰落；而我们当前所喜闻乐见的Airbnb，所津津乐道的互联“逆袭”也可能将由此走向衰落。这便是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苏珊·克劳福德所著《Captive Audience》一书的主要内容。克劳福德教授同时还担任过奥巴马科技创新政策的特别顾问，集中关注电信和互联网领域研究。

杜威曾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而且也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将很快失去对于所追求事物的兴趣——因为我们的追求并没有根植于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互联网“逆袭”的态度：如果我们不知道究竟希望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将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的话，我们最终将失去对它的兴趣。在“互联网+”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互联网逐渐渗透并试图席卷其他行业的今天，重读互联网研究的经典之作，也因此具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今天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表50周年，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她原创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

“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中南海医务人员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今天人们对“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句话。“626指示”的意义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独特路线，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这条路线，是符合医疗卫生规律的，并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有独创性的。今天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树立“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于是“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的成长壮大，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得以奇迹般解决。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70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个问题，用什么办法维护健康，也就是，医疗卫生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如何维护最广大百姓的健康？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他很多专业人才一样，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更加强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康。从这种思路出发，必然的结论就是，要维护健康，必须不断地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就必然带来医疗成本不断上升。然而，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给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医疗理念，医疗本来就不仅仅是技术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中医的望闻问切，不仅要问病情，还要问患者的心情、社会关系、家庭生活。这些都说明，医疗服务不能够仅仅靠硬件投入、靠扩大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路线，而是要把专业服务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威信比村干部还高，农民家里请客以请到赤脚医生作陪为荣。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今天看来，农村最缺的其实并不是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而是能够有效提供这些“非专业医疗服务”的组织资源。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东北下岗工人，他对我说，为啥东北前些年信某邪教的多，就是因为生病没处看，没人组织起来锻炼身体、过集体生活。前不久卫生部公布，全国有近2亿有精神障碍的患者（请注意，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精神病”），这么大数量的群体，仅仅靠专业性治疗是不可能应对的，而且可能边堵边漏。解决这类问题，仅仅靠引入资本、扩大投入、开放市场是不行的，还是要靠那句老话——组织起来。

第三个问题，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诚然，“给所有的人都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这是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的，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做不到。任何一种制度都能挑出来未满足的需求，都有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制度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安于现状。几害相权取其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健康水平。

除了上面讲的路线问题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该如何分配。如果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的话，那么医疗资源的分配，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

首先，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无论收入、阶层、地域的不同，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疗；其次，在基本需求和享受性需求之间，应该优先满足基本需求。

第一条，目前已经普遍为社会接受了，但是，第二条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需要着重解释一下。举一个例子，目前有两个人，一穷一富，都生病了，穷人的病是致命的，富人的病不致命，但是会降低生活质量。只有一个医生。如果医生去给穷人治病，穷人能救活，但是富人就被耽误了，生活质量要降低；如果医生去给富人治病，富人能治好，但是穷人就会死掉。如果是面对面的比较，我想大家基本都会同意，这个医生应该给穷人服务，毕竟这是基本需求。但是，在现实中，毕竟很少有机会面对面的做出这种选择，而实际上，我们的许多听起来很好的制度安排正在进行此类选择。比如，如果医疗服务的市场完全由购买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么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本来可以给穷人救命的医生去给富人看了富贵病，比如多点执业。

所以，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一个最优的医疗制度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是，只要社会上的基本需求没有满足，就应该减少提供享受型的高端服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基本服务比提供高端服务的社会效益要高。（有人可能要问，基本和高端如何划分，很简单，相对的）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并且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尽管不能达到，却应当尽量接近。目前西方国家里，最接近的是英法两国了，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每种治疗的社会效益，然后把医疗资源按照社会效益来分配——只有当绝大多数医疗资源接受严格规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点。

看到上面这个例子，有人可能会说“那你扩大供给，多培养几个医生啊”，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方面医生再多，也不可能包治百病，总会遇到上面的选择的，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医疗供给，社会总的医疗费用就会不断上涨，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费用控制正是各国医改面临的关键难题。

而626讲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把中国的医疗制度向这种理想状态大大推进了一步。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从人和人生命平等的角度，医疗领域的平均主义可能应该提倡。那个时代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实现了最重要的平等——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平等。这在世界历史上，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少有的。大家都知道，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很明显的，农村的水平低，所以同样的服务，在农村的边际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数据也证明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去农村的城市医务人员，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直到今天坚守在农村的医生，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赤脚医生，他们还是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要力量。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六二六”到“保基本、强基层”

新一轮医改的工作重心确定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了，里面的含义，是十分接近六二六指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落实一个口号比提出一个口号要困难得多。六二六之后，保基本强基层的目标能够顺利实施，是建立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基础上的，具体地说，这些条件包括：公平优先的执政理念、强大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基层组织、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现在这些条件已经不完全具备了。所以，今天再实现“保基本、强基层”，难度比那个时候要大得多。

但是，话说回来，困难也是机遇。一个好的社会基础，可以孕育出好的医疗卫生制度；反过来，医疗卫生工作做好了，何尝不是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呢？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信银行于去年9月启动了三年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成立了战略规划小组，李庆萍行长任规划小组组长，通过开展同业调研、集体讨论、封闭写作、征求意见等大量工作，今年3月《中信银行2015-2017年战略规划》编制完成，并通过董事会审议批准正式实施。

未来三年，中信银行的愿景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多渠道全面解决客户融资需求。围绕这一目标，中信银行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导向、三大板块、四大目标、五个定位、六大支点”的战略思路。

具体而言，“一个中心”即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两个导向”即是以价值创造和轻型发展（轻资本、轻资产）为导向；“三大板块”即是形成公司银行板块、零售银行板块、金融市场板块三大业务板块和盈利点；“四大目标”即是努力实现核心经营目标、结构调整目标、客户拓展目标、渠道建设目标等四大战略目标，走在竞争前列；“五个定位”即是坚持公司大客户、零售中高端、同业广覆盖的客户定位，坚持以公司银行为主体、零售银行和金融市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业务定位，坚持聚焦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北上广深的区域定位，坚持新经济、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行业定位，坚持物理网点多元化、电子渠道移动化、第三方渠道平台化的渠道定位；“六大支点”即是以中信平台为依托，实施综合化经营战略；以大单品为龙头，实施特色化经营战略；以大资管为抓手，实施中间业务发展战略；以互联网金融为突破口，实施渠道一体化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创新体制改革为重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六大战略支点。

狠抓执行，分支行全面开展战略宣导

年初，在中信银行全国分行长工作会议上，李庆萍行长强调“总行党委有决心、有毅力持续推动战略实施，各单位要坚定不移地抓好落实”。

目前，中信银行已制定完成战略推进的总体方案，总行各部门、各分行正在按照统一部署，落实战略实施的各项工作。全行已经建立了战略管理联系制度，明确了各单位战略推动的负责人和联系人，定期就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此外，中信银行正在制定战略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战略组织、编制、宣导、实施、修订、考核等战略管理工作的职责分工、制度和流程。通过有效的战略组织制度确保层层抓落实，让战略规划真正落地执行。

战略宣导有助于明确战略重点，把握战略方向。在中信银行总分支各个层面，形式多样的战略宣导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李庆萍行长以讲党课的形式，向全行干部员工全面深入地讲解了中信银行2015-2017年的战略蓝图和行动措施。同时，李庆萍行长多次在路演中与投资者沟通银行战略，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李庆萍行长强调商业银行一定要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大势谋发展，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等重大政策，中信银行的区域战略定位正在于此。

去年10月份，中信银行制定了《中信银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3-5年）》，成立了工作小组，精选了20多个京津冀一体化项目，16个项目已获批准，已经投放了6个项目80多亿元贷款，同时配有专项信贷规模、绿色审批通道等。今年3月底以来，郭党怀副行长率队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自贸区等10余家重点区域分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宣导和调研，推动分行结合地区特色编制子规划。

5月中旬，中信银行召开了全行战略规划培训会，面向总分行战略规划编制人员、战略管理联系人和内训师进行重点培训，详细解读三年战略规划的编制思路、决策考虑因素、核心内容及相关配套专题改革方案。此外，中信银行还将以战略规划员工读本、网络培训等形式向全行员工宣导战略，努力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为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细化实施，按年度分解战略重点项目

三年总体规划的制定只是战略编制的第一步。从总体规划到子规划，从子规划再到具体的项目和任务，这才是一个战略制定的完整周期和流程。同时，战略细化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战略规划的具体执行与落地，需要制定好组织架构、资源配置、计划考核、风险管理等配套政策。今年年初，中信银行围绕三年战略规划，制定了公司业务转型、风险管理体制改革、财务与绩效考核改革、内控合规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等在内的专题配套方案。

4月下旬，中信银行召开了战略推进动员视频会，郭党怀副行长从组织推动、战略宣导、细化实施、评估考核等四个方面对战略推进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战略实施方案，总行部门已按年度分解战略重点项目，制定工作任务表，形成行动路线图和时间表。各分行正在全行战略框架之下，结合本地区实际特点，编制子规划，重点突出区域特色，力争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例如，杭州分行突出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特色，力争在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上实现突破；乌鲁木齐分行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位，积极开拓能源资源、特色农业、公用事业、兵团经济等特色业务；福州分行突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位优势，强化台海两岸服务贸易，加快零售业务超常规发展。

强化考核，建立战略执行效果定期评估机制

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李庆萍行长多次强调“要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形成战略执行报告。同时，要对各单位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纳入年度考核。”

目前，中信银行已建立了战略实施评估体系，将定期对银行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监测，对战略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将其作为战略优化调整的重要依据。同时，中信银行加强了战略考核，将主要战略指标纳入了绩效考核体系，并对战略重点项目实施项目制管理，从项目完成率、完成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考核。总体上，中信银行已初步建立了战略管理体系，正按照全行战略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战略实施的各项工作。

“战略决定成败，管理决定好坏。”在新的时期，中信银行将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和实业并重的独特竞争优势，构建强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同时，中信银行将充分用好各种有利条件，克服困难和挑战，全力推进新战略的实施，力争走出一条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新型股份制银行发展之路，以一流的业绩和口碑打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尹航    2015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