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数据大部分失效，各种同比、环比计算方式和经济模型都不再适用，经济明显分化和拐点同时交错出现，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应对需要更多调研和智慧。

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对于通货膨胀也有不同判断，需要时间来固本培元、逐步化解。货币政策要综合运用好宏观审慎、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灵活性，为改革创造充分的空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中美对通胀采取不同应对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美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导致两国呈现不同的通货膨胀特点，通胀内在运行逻辑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应对政策主要着眼于供给端，强调“六稳”“六保”，更注重通过保微观经济运行主体来稳就业。因而供给端的恢复速度快于需求端。

　　美国的应对政策则更多着眼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恢复速度较慢。前一段美国政府力度过大的补助措施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加剧了供给短缺。供需错配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强化，涨价压力从PPI迅速向CPI传导，引发了全球层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推高了中国的PPI指数。

　　中国PPI向CPI的传导并不是特别明显。一方面，由于政策着力点差异，企业吸收了绝大部分成本上涨压力；另一方面，也和数据基数和经济结构有较大关系。疫情发生时，美国CPI正处在低位，所以今年物价同比增速较高。而去年年初，猪肉价格将中国CPI拉到较高水平，所以CPI同比增长并不明显。这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和民众的通胀预期较强烈，但我国通胀预期主要集中在PPI，特别是大宗商品领域。此外，地区性的自然灾害对全球物价水平也有一定影响，导致不同区域的通胀特征有所差异。

　　中美通胀也存在共同点。

　　一是在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两国都出现了与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推高了物价水平。

　　二是两国通胀都主要受到疫情暂时性因素的影响，但中国后续可能会更多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比如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会更强调环保，对某些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更高。

　　三是疫情后两国不同的通胀特点和应对政策。

　　总的来看，疫情冲击下中美两国差异化的应对政策、数据基数和经济结构导致了两国不同的通胀特点和运行逻辑。但目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费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本轮通货膨胀是一场“虚火”

　　本轮通胀并不具有持续性，但长期来看，通胀中枢可能略有抬升。本轮通胀主要是受暂时性因素影响，如供需错位、经济政策后遗症等。后续随着供给恢复、政策效应逐步退出和调整，推动通胀上升的力量也会逐步减弱。也就是说，这是一场“虚火”，不是“实火”。

　　本轮通胀预计会再持续1~2个季度，在这一过程中，要格外关注居民的通胀预期。目前，中国、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居民和金融市场都有较强烈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使PPI向CPI的传导效率比低通胀预期时更加强烈。我们要关注这种自我强化的放大效应，判断其对于通胀的影响程度。

　　从可持续的角度看，虽然本轮通胀的绝大部分动因是暂时性的，但也反映出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政策取向更关注贫富差距和收入再分配、全球化、环保等问题，这会对全球的长期通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疫情刚发生时，欧美等主要经济体政策“放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明显，而资产价格却出现大幅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当时欧美“放水”主要是为了对冲疫情导致的市场流动性断裂。但由于实体经济运行中断，流动性注入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而主要停留在金融市场，并主要通过预期在不同资产品种和行业中再配置。所以，这是一种缺乏微观基础的流动性放松，最终只能通过市场预期反映到资产价格上。

　　第二，当货币“放水”叠加财政政策扩张，资金就会被引导到需求端。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虽然也注入了很多货币，但大量货币趴在银行账上，没有投到实体经济，不构成通胀压力。而本轮美联储放水和财政刺激共同发力，把“水”引到企业和居民微观层面行为上，转化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供求变化。需求上涨叠加供给不足，就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这一过程带来了资产价格的变化。目前美国不仅出现了商品、服务市场的价格上涨，大宗商品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也在上涨。资本市场是由预期——更准确地说是预期差驱动的。因而，资产价格变化显然反映了市场预期变化，反映了超预期的周期性盈利预期。

　　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导致了资金大量放水后，金融市场就将对实体经济调节产生“越俎代庖”的作用。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跌到低位，一旦需求开始恢复，实体经济就有足够的价差来调整和复苏。但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介入，使市场提前预期到大宗商品的价格调整，实体经济因此减弱了内在的复苏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表面上预测到了未来的复苏，实际反而阻断了未来的复苏，带来了某种“滞胀”的痕迹。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特征和政策应对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输入性特征明显，而国内需求的恢复也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力量来源，存在一定的投机性力量的影响痕迹。目前来看，有的期货品种价格上涨更加显著，政策面需要适当地对投机行为进行“降温”。

　　政策应对上，更有弹性的汇率有助于缓解输入性通胀，进出口环节的相关政策可适当调节国内外供需平衡；国内还可以适当打击大宗商品投机行为，尤其是加强对期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此外，还要沿着供应链更好地调配供需，提高个别企业吸收风险的能力。

　　但从目前来看，上述政策只能缓解价格的过快上涨，过度使用可能会压抑市场内在的恢复和调节机制。因此，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措施应是等待和吸收，要“静待花开”。

　　总体而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疫情依旧是最大的外生变量。当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果可能弱于疫情早期，可预测性相对更高。

　　第二，政策应对会发生转向，从直接救助到逐步正常化，探索解决宽松政策“后遗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高度敏感，政策处理也要格外谨慎，不要“急转弯”。既不能破坏经济的复苏苗头，又不能给未来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第三，政策着力点会更强调绿色环保。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比如投资领域更关注ESG（环境、社会和管理的缩写）和绿色环保，这会带来一些中长期的变化。

　　第四，经济又将面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疫情发生前，我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疫情给全球经济按下了暂停键，复苏的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仍有希望。随着需求的逐渐恢复，各国又要重新面对过去的结构性矛盾，很多难题会被重新接上，经济也不可能持续上涨。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分化和拐点同时交错出现，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应对，需要更多的调研和智慧。

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充分的灵活性

　　本轮通货膨胀是“虚火”而不是“实火”，需要时间来固本培元、逐步化解，而货币政策在应对这类通胀方面效果有限。若货币政策过度收紧，反而会火上添油，因此要保持政策的主动性和操作空间。中国的货币政策其实是多目标的，也有多种工具组合，目前更多用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结构性的政策需求。在总量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维护经济复苏中难得的动力，为经济调整创造条件。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应盯紧两个方向。

　　一是通胀预期与产能扩张。目前来看，国内产能扩张动力不强，除了部分高端制造业和新技术行业，大部分行业都没有明显扩张。市场普遍认为，需求扩张更多是暂时性的。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提高对产能利用率高企、局部过热的容忍度。但如果企业行为发生变化，产能基于短期压力过度扩张，就需要考虑适当调整。此外，也需要关注通胀预期，关注PPI向CPI传导的变化。

　　二是结构性矛盾。国内需求复苏和海外需求转移相叠加，共同促成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国外需求逐步达到顶点，供需缺口会逐步缩窄，而中国在疫情恢复后，一些补偿性需求也会逐步回落；叠加今年碳达峰目标所要付出的结构调整成本，经济增速可能会在三、四季度放缓。传统的结构性矛盾和新的转型要求也可能提出新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要保持必要的灵活性。目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为改革创造充分空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至少在上半年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定。但在上述风险的冲击下，货币政策需要综合运用好宏观审慎、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灵活性。

（编辑  宋斌斌）

全球市场屏息关注美联储此次是“鸽”抑或是“鹰”，缘由是外界开始担忧美国的通胀问题。通胀猛于虎，此虎在笼中。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国家普遍施行量化宽松政策，史所罕见的货币“放水”至此已一年有余，流动性泛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大宗商品价格的汹汹涨势便是明证。

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处于两难——加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恐伤及经济复苏大势；持续“放水”或维持货币政策不变，“通胀”这只猛虎就真要出笼，伤及的不仅是普通百姓，很可能最后会“咬死”养虎人。

如果美联储态度稍稍转向，就会造成全球市场的大幅动荡，由此全球投资者不得不提高警惕，拿出十二分小心。

美联储维持现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相对于市场的反应，美联储的态度貌似平静。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表述是，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保持在0-0.25%；将继续每月至少增持800亿美元的国债和每月至少增持4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上调超额准备金利率5个基点至0.15%，上调隔夜逆回购工具利率5个基点至0.05%，这仅仅是技术性微调。

美联储对于通胀的表述是，“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性因素”。为了维持现有的货币宽松政策，美联储只能亦步亦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加息尚在遥远的未来”，力图淡化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加息恐慌”。

同时，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由此前的6.5%上调至7.0%。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美联储不惜牺牲短时的通胀目标，继续量化宽松政策，关键是美国经济基本面是否仍支撑如此海量的货币“放水”？

美国经济远未实现美联储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距离取得实质性进展还要一段时间。外界认为，美联储释放出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调整超量宽松政策。

美国劳工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6%，涨幅创该指标自201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5月CPI为5%，创2008年8月以来的新高；核心CPI上涨3.8%，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与美联储往常所坚持平均通胀达到2%的目标相去甚远。

美国通胀指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但市场和学界对美国通胀的分析出现明显分歧。美国通胀创新高有去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美国没有长期通胀的危险。例如，美国资产价格，除了股票市场飙升以外，房地产价格同样乘风破浪。

美联储所作所为引起全球流动性泛滥

任何一国的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美国也概莫能外。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指引性和外溢性。美国货币或宽松或收缩，都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量，但后果却需全球其他国家集体承担，所谓“美国得病，各国吃药”。

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的是，当美国加息周期来临时，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全球进入流动性短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经济繁荣期，美国为了防止经济过热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美联储缩表、加息，流动性回流美国，造成全球“美元荒”；在经济衰退期，美国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降低指导利率甚至为零，采取量化宽松甚至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超发又引起全球流动性泛滥。

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华尔街为代表，国际金融资本狂赚全球资产价格上涨的钱。国际“热钱”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拉升股票价格、吹大资本市场泡沫，让房地产价格飙升；美元贬值致使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同时给新兴国家埋下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流动性泛滥促使新兴经济体“脱实向虚”，社会资本从生产、研发等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高投机、高风险的金融领域，加重其经济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

全球流动性紧缩，国际金融资本趁势抄底新兴经济体的优质资产再次赚钱。全球流动性紧缩表现为“美元荒”，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尤为突出：本国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房价下跌，严重的甚至引发这些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危机。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寡头，通过国际市场拉抬、卖出、下跌、抄底这一番操作，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造成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动荡，也让全球经济在货币泛滥和紧缩的轮回中饱受冲击。

当然一个经济体出现经济金融危机，板子不能全打在美元身上，肯定有其自身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元的滥发和收缩势必加速和加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危机。

由世界各国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国“放水”引起的全球通胀正在持续发酵甚至愈演愈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无疑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在一国内部更是富人对穷人的无情盘剥。货币超发引起的全球通胀具有隐蔽性但更具破坏性，在全球经济弱复苏的态势下，全球通胀必将侵害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美元超发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埋下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发达经济体也未必能独善其身，德国出现近十年来最高通胀水平就是明证。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与通胀上升，全球还须提防美联储政策的急转，届时美联储的缩表、加息将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发展中国家感受会尤为突出。

一言以蔽之，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极易引发全球流动性陷阱，既有美元超发引起的流动性泛滥，也有美元收缩造成的流动性紧缩。发展中国家应当思考如何能够摆脱在美元潮涨潮落中被反复收割的轮回。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以丰富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党百年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党的百年奋斗中，我们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和反复比较、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1]。这个历史阶段，是广大党员感受最直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从此拉开。

中信集团是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同志倡议下，由荣毅仁同志组织创办的国务院直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改革开放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特殊历史使命。中信的发展史，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解中信的发展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联系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学习党史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应从历史高度进行科学梳理、准确把握。

中信创立和发展的时代渊源与历史逻辑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中信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奠基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同志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人士座谈。谈话中，小平同志请荣毅仁同志出山，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在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荣毅仁同志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改革开放需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中信的创立，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这一要求。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同志，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军人物。中信成立之日起，便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三年多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并成为历届党中央始终不渝坚持的执政兴国的主题。这段历史具有鲜明的传承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3]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中信提供了成长的一片热土。站在这个历史时空中回看中信，可以说中信的发展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特殊使命，中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文选》中有5篇重要文章与中信有直接关系，是根据小平同志参加与中信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整理而成的。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小平同志在这里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4]，并为中信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被整理成《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中信公司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被整理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一文；1985年3月，中信邀请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来访，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文；1985年10月，中信邀请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文；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海外亲属回国观光团时，发表了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讲话。这些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1998年1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同志指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5]这段话实际上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的关系和历史源流。

中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由于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给予的极大关注和有力支持，中信在荣毅仁同志及历届领导的带领下，勇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4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赞誉荣毅仁同志为“爱国企业家典范”。荣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是中信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几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不动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

第一，中信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蓝图，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为此，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展实业投资业务，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践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在港澳地区开展业务，为香港和澳门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中信首创负债经营等发展模式，促进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上的束缚和障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存在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中信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下，勇于打破坚冰，率先力排众议，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面对国内资金短缺带来的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借款、发债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中国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国内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推动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

第三，中信发挥改革试点作用，在诸多业务领域创造了一系列国内首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市场化发展路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鼓励大胆试验，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倡导 “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不断探索中推进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中信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行业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1984年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信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能够以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一些业务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行业“第一”。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手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机制和落后习惯的阻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已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四，中信发挥对外开放窗口作用，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就带头践行党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资源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并率先开展海外投资，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伙伴、好向导。近年来，中信与亚、非、拉美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了连接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第五，中信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筑牢国民经济的支柱，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盈利性使命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中信虽然并未占有国家垄断性资源，但勇于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成立40年后分别为74876亿元、363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40年中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2009年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0年为第126位。

第六，中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政治引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党的科学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遵循，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之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社会思想、舆论工作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中信集团党委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思想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央企率先参与舆论斗争和理论斗争、履行政治责任的积极探索；进而纳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聚焦服务中央决策需求，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专题研究和咨政建言，在决策咨询、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和凝聚力量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发挥了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

联系实际学习历史，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中信的发展史是一个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样本，紧密联系企业发展实际学习，不仅因为中信是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产物，更因为中信人40多年来冲破各种困难和障碍的不懈跋涉，是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这是中信所独有的红色资源。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故事，从中信的创立和发展中便可以看到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擘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6]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中信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加深对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理解，真正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中信的今天来之不易。

1.以深化历史认知领悟时代使命

中信集团党委把中信的使命概括为：“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说明中信的使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使命发轫于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时代，居于国家道义的制高点，彰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辛奋斗的历程。认识这一使命，需要回到历史之中。

中信历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从不同角度以大量生动的故事形成对于中信使命的叙述，呈现出中信人树立使命的时代根源与实践价值。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就要理解和掌握中信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厘清企业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形成对企业内外环境、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正确判断。树立对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认同，有利于我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加深领悟，从而将这一使命转化为深刻的理性认识；有利于我们知史爱国，把对使命的理解转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态度。

2.以汲取精神力量塑造企业风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段历史既是实践探索累积的历史，也是崇高精神积淀的历史。中信人在党的领导下一段段砥砺奋斗的故事，就是一座座依托于伟大实践的精神路标，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贞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高扬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也是年轻一代补足“精神之钙”的营养剂。

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对中信人来说就是经受思想洗礼、实现精神升华。从企业自身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将使我们对照老一辈创业者自我检省、自我教育，自觉提升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规范品格行为，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以把握历史经验坚定前进信心

中信的历史为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积极践行国家使命，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各项责任；必须立足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不断保持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大胆突破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习惯；必须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维护企业的品牌；必须善于学习和引进，在对外开放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打造一支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等等。这些经验凝结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有企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中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以上经验的体现，这些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发展的普遍性，也体现了中信这样一家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的独特性；中信在党的领导下克难攻坚、不懈奋斗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体现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信取得的成就，说明这种被实践检验过的发展模式，具有站得住、行得远的实践基础。

中信发展的历史为深化党史学习提供了许多直接的、鲜活的材料和例证，不仅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企业成长规律的认识，而且将其建立在充分的历史事实的逻辑之上，为我们坚定践行党的大政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信念，努力实现“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学习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在把握历史经验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理念认同，把自己的人生际遇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伟业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编辑 尚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自由灯塔”和“世界权力托管人”自居，干预他国事务的野心在其独特优越感的驱使之下迅速膨胀。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演进

在国家利益当中，美国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杜鲁门政府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首次全面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体系，创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涉安立法走过了由综合到专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签署《2001年爱国者法案》，奥巴马签署《2015年美国自由法》，特朗普签署《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简称《云法案》、《2021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再归于综合的历程，执行机制和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的使命集中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矛头直指苏联。通过帮助西欧战后重建以及建立北约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罗织了西方世界的盟友网络，并通过扶持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动“越战”来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的使命在于维护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以及新生的联合国宪章，其危机感来自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高潮的战争威胁，美国采用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来防范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将中美两国彻底敌对起来。然而，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在对外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焦点仍然锁定于防范苏联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建交被美国认为是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苏联的一大胜利。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美国制造业大举外迁的热潮，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致使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升温，政治关系也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逐步热络起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接踵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使美国认为没有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开手脚配置市场和资源。因此，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重心在于敦促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扩大市场开放。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除了常规性地控制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之外，最为实际的是确保能源供应并将其价格控制在舒适区间，尤其是在国内限制发展核能的情况下，其注意力主要投向中东地区。布什父子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搅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重创了美国的神经，也使其国家安全政策转移到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上来。

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自足有余，除了常规性的毒品侵扰、自取其祸的恐怖主义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世界上似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报告》一直展现出防御型和开拓型两套战略。其开拓型战略着重强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繁荣的重要性，但各届政府对价值取向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小布什的《报告》突出了全球共荣观，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奥巴马的《报告》则坦言了美国优先的目标，称“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上任后公布的首份《报告》则以“美国优先论”赤裸裸地突出美国单方利益，称“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首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中国纳入到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之中。

特朗普时代美国内部矛盾在中美关系中的投射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金融化和服务数字化饮鸩止渴的不归路。美国极少数精英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和数字经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长达十多年的金融海啸以及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后即希望通过增收节支来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必须尽力满足三股势力的诉求：一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军方；二是要求维持股指虚假攀升的华尔街大佬；三是包括“锈带”蓝领和农场主在内的核心票仓。这些问题在国内是无解的，特朗普只能在对外关系当中施展拳脚。基辛格断言，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没有道出的是，美国自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这一根本原因。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成功地克制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冲动，他陆续收缩派驻海外的军力，并且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以摆脱其财政义务。他努力减少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但仍然无法摆脱通过物色假想敌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惯性。

特朗普政府奉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努力淡化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传统使命感，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等宏大议题鲜有问津，他不惜放弃多边合作平台和得罪传统盟友，转而全力追求自身的安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其着力点集中于阻止南部外来移民涌入，以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低阶层的就业，以及向主要贸易伙伴无差别地讨取最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削减美国连年深陷的贸易赤字。他擅长双边对决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法，因为多边场景会使其难以发挥美国的强势地位。美国援用的规则包括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以及针对重点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超级301条款”。这些做法均以美国进口市场为筹码，以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为手段，旨在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

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但是在美国观念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安全的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二战以及战后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表现出了迥异的民族性格。

美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长足的科技进步，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为什么一个拒绝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能够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推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质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中国源源不断地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质疑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质疑中国暗中与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结盟。而且，他们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实证。在缺乏真实实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捏造或者无限夸大中国现存的问题，以阻挠中国崛起。

在其贸易制裁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便获取向中国货物全面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的合法性，但因美国财政部拒绝配合其既定的裁定标准而落空，所以转而诉诸“301条款”展开了多轮加税，期间也经历了中国的多轮反击。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宣告了双方暂时休战。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压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尤其聚焦于通讯和智能科技领域中国脱颖而出的领先地位。其短线措施是将领先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关键零部件尤其是芯片采取断供措施，理由是打击对伊朗制裁的破坏者和美国科技在中国的涉军应用。其长线战略则是破坏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堵塞美国科技在研发领域向中国的无声传递。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基础上提出了貌似宏阔的印太战略，而实际上没有展现具体的动作，反而因退出TPP而形成了战略收缩的格局，因此对于中国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肇事于“89风波”，沿用至今的基本规范是1992年《美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原则上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作为独立关税区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以及签证政策方面享受有别于大陆的优惠待遇，如购买美国敏感技术和实施优惠关税等，核心理由是保护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环境，而更深层的动机是保持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监控力。

自1993年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阶段性地向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主要评价香港所谓民主自治的状况。根据香港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美国国会不断有人在酝酿对《美港政策法》进行修订，但始终未能成型。2018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出重审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与政策，以及限制售港潜在军用高科技，特别是应对《逃犯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美国密集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后称《香港问责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严厉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在国会的敦促下，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否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地位，在贸易税率（包括贸易战下所增加的额外关税）、签证安排、出口许可证豁免等方面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港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美国财政部正式实名制裁11名中国官员。

拜登政府战略路线及对华政策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

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调和深陷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团结两党，二是控制疫情蔓延以恢复经济增长。其战略重心集中于三个方面：（1）推动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推动1100亿美元的科技创新计划；（3）重返《巴黎协定》，大幅提高主动减排力度。

在国际关系方面，拜登政府的宏伟目标在于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王者荣耀”。为此，拜登政府祭起推行民主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两面大旗，试图以价值理念来重整国际民主统一阵线，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及人类命运中的领导地位。认定并孤立共同的敌人或对手，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识以及联合盟友的惯常手段。拜登4月份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其矛头主要指向三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有雄心在地区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比中国小一些。”俄罗斯只是“世界上的麻烦制造者”。

近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渐清晰，大致可以归结为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突出了三个特点：（1）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势力（revisionist powers）”；（2）专门剔除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3）将全世界视为竞技场，为了美国一己利益，不惜与任何国家翻脸，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和伙伴。

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政府：（1）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上升实力和雄心的挑战者，进而联合各类盟友和伙伴，并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孤立与打压的态势；（2）以高调推行民主政治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抓手，试图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美的合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尽管阿拉斯加高峰会谈已经显化了双边的长期矛盾，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很快达成了合作成果，而美国的意图则是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疫情防控合作尽管在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拜登政府要求情报部门尽快进行病毒溯源，并督促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二次核查，显露出其对中国预设的强烈指向性。

美国已经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内发生。”

2020年年底，正值白宫权力交接之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0 Annual Report），从中确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它从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等四个领域全面阐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用两章讨论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及应对策略，向国会提出了19项建议，主要包括：（1）在信息、媒体、外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全面贯彻对等原则；（2）国会责成国务院调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搅局行为，并出具年度报告；（3）扩大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授权，监控中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补贴行为；（4）对违背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并溯及其母公司；(5）全面防范并惩处技术窃取人员；（6）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技术标准委员会，以增强美国对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7）责成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以防范其利用美国根据《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授予非洲原产地的优惠条件，绕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及其他管制；（8）在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属下创设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hina Economic Data Coordination Center），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官方及民间经济数据，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9）调查美国在华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10）减少对中国医疗用品进口的依赖；（11）全面加强与台湾合作；（12）支持香港居民免受政治迫害。

2021年4月，美国出台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将中国定性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前提下，确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方针。该法案认定，中国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力量，立志成为美国在全球接近伯仲的竞争对手，既而与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冲突，中国的现行政策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未来格局构成威胁，因此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

该法案共罗列了21个抗衡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1）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主宰；(2）维护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防范中国恐吓及其他不正当影响；(3）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4）展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力量，增加中国势力扩张的代价；(5）确保自由、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压制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6）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一道弘扬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问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信仰自由以及毁约行为，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实施制裁，支持香港民主进程；(7）防范中国对美国的个人和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8）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9）揭露中国以贿赂、恐吓等不正当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10）支持私营部门在新兴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法案也提出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11）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12）与中国展开公平、对等和健康的竞争；(13）在经济交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保留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时期，《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国会讨论，主旨在于提升美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其中只字未提中国，但迟迟未能通过。然而，拜登执政后，2021年 5 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出的版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认定中国已“接近成为科技领导者”，并指出中国已成为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提出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宣传是以侵犯人权和挑战长久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代价的。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该法案布局了十大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要求在5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创建新的科技中心。法案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阻止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体做法包括：（1）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在一年内制定侵权企业名单；（3）与“五眼联盟”成员商讨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协议；（4）增加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抗衡“疫苗外交”；（5）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以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6）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涉足范围，监察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财务转移。

拜登政府当前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

（1）力图在人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形成联合阵线，因此大肆渲染中国在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迫害。

（2）拜登于5月5日责令美国情报部门深入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包括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3）加紧对本年底到期之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全面评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只是双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相当巨大的挑战。言外之意是，要更加系统而全面地确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直到中国对美国的要价做出积极而务实的响应，覆盖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戴琪试图针对中国展开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全面更新美国的贸易立法及政策，将美国劳工权益、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至为关切的内容充实进来，并增强对华谈判的筹码。

（4）以涉军为名，继续扩大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交易的限制。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颁布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清单。小米和箩筐科技通过诉讼程序赢得了免予制裁的结果。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匆忙修补了这项投资禁令中的“漏洞”，宣称增加了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扩大了打压力度和范围，并确保此项法律的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禁令的“黑名单”。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我们要研究主要合作伙伴的最新对华政策，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突破美国主导的战略围堵。

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感召、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罗织多边统一阵线，然而其认定的盟友与伙伴均抱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可能完全听任美国的摆布。因此，中国拓展并深化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但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提出建设性的互利共赢方案。

英国3月16日公布了100页的《竞争性时代面向全球的英国》报告，这是其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外交文件，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有敌意的国家”和“主要威胁”，而中国只被视作“竞争者”。报告中说，“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具有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中国在今后10年将对全球增长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令全球经济受益。”

3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公布的首份《多元化的关系，建设性的对话——2021-2024中国战略报告》，认可两个国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但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强调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对话机制。报告认为，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分裂，均不符合瑞士的利益，而推动全球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确保全球经济不受干扰，仍然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2.认真审核《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不可抗力和美国单方责任为由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迄今已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跟踪报告，2020年度，中国对美国进口总值为999亿美元，距离承诺的1731亿美元，相差约40%；就当前局势判断，完成本年度的采购目标亦存在实际难度。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扩大美国出口的早期收获，特朗普政府的明确计划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政府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等议题。

我们要研究拜登政府下一步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5月27日，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与刘鹤副总理的视频会谈只是一种表态和摸底，双方都认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保持相互沟通。戴琪强调了拜登政府坚持以维护美国劳工权益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但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

中国应该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进度、疫情构成的不可抗力以及美国方面配合不利等因素，摆出明确的事实和可靠的证据，以争取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3.认真研究拜登政府援用的三份核心文件，对其行将采取的对华措施做出合理预判，抓住机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要研究、客观评估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批评意见，正视中国在自身发展以及对外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可以考虑纳入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来。

美国系统化、法制化的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机制，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另外，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全国布点、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促进全面创新的总体布局，可给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5.主动提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我们要贯彻习总书记“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号召，以实际倡议和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的引领作用。建议主动提议在中国创立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采用亚投行的成功治理模式，建立系统学科和研究课题，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并为多国培养专业人才。

（编辑  季节）

舆论战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的其他战略能够首先奏效时，它不会使用舆论战战术。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明显毫无办法：美国的经济战已经失败，政治战看不到前景，它在第一岛链又失去了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颠覆与煽动战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战场，舆论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个战略做准备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

美国的历史传统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是美国与中国崛起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所谓西方崛起和美国的发展，是依靠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国家契约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历史观，以及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意识形态所重新塑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美国在赢得冷战后重建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掩盖了当年通过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发家史，不仅为其野蛮行径进行遮掩辩护，还为它在21世纪维持全球霸权提供话语权。

美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了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土地规模，其土地资源作为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最根本资源在美国早已满溢了。有了这些土地，才有了大量的从欧洲和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移民和资本。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大要素都来源于对土地的掠夺。与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英国一部分发展动力来源于内部掠夺，例如圈地运动。而美国全部来源于外部掠夺。

美国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将整个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资源地和市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绝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美国资本迅速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金银开采、矿产开采、种植园和大部分大型工业生产活动，所有企图将经济脱离美国的控制、实行国有化的政治家都被美国幕后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一度真正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在20世纪开始了全球的扩张。美国向相互竞争、对立的欧洲大国提供资本和产品，培植它们的战争能力。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培植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相互损耗到精疲力竭，美国得以迅速控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其经济和金融依附于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摆脱美国的倾向，美国立刻施以颜色。

多年来，欧洲和日本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霸权的掩护下，以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经济的羊毛，其科技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对其他国家也使用军事威慑、政治欺凌、经济盘剥、资源掠夺、文化压制等手段。总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期也得益于其对外部的掠夺。

 美国作为多元国家，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时期，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美国一直是通过攫取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包括中国等国家长期为美国提供的廉价产品。 

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很大，远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一直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靠外部攫取喂肥“家猫”的办法，平衡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一直受到革命的威胁。 

但是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靠超发美元攫取通缩产品的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样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竟然翻了车，这种寄生生活，或者说是“印假钞买外卖”的生活竟然让自己家的长工失去了工作，又不能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家里翻了锅。 

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经验和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能给美国找到一条新路吗？应该说他们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因为唯一的新路就是平衡美国的贫富差距，回到新政的道路，这可是要了他们精英的命的事情。 

美国只有一条老路可走，就是维持美国霸权，继续剪世界经济的羊毛，用来补贴内部捉襟见肘的资源平衡。这是一条既能安抚国内的中下阶层，又能使美国的上层阶级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子。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来都是，将来也仍然是为它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文化是从西方2000年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统治术，它们靠“民主、自由、法制”发展起来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美国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神话，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有强大的谎言文化、谎言政治和谎言机构，这些是中国学不了、也不能学的东西，一个正常人和撒谎成性、欺人成性的流氓是没道理可讲的。它和美国的国际战略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纽带就是美国的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早已破产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六大战略支柱上，一是谎言与傲慢；二是侵略与屠杀；三是威慑与讹诈；四是遏制与围堵；五是封锁与制裁；六是颠覆与煽动。 

谎言与傲慢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理想主义战略或自由主义战略。美国宣称，他们的国家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并且他们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他们是所谓“山巅之城”，可以俯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上帝的特许之人、特许之国，别的国家必须听从他们的；他们还具有“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包括随意对他国诉诸武力，别人则不行。 

然而，美国的所谓“自由”只是美国统治精英的自由，不但美国的少数族裔和下层人士不享有这种自由，而且还不许其他国家享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美国“自由”的惩罚。 

所以，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其本质是“美主”，别国政权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为标准。符合美国心意的，即使是君主制也是民主的；不符合美国的心意，民选政府也不是民主的，美国必将进行干涉，必欲推翻而后快。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蒂姆·韦纳在他的名著《灰烬的遗产》（中译本名为《中情局罪与罚》）中描述了美国中情局以冷战名义在拉丁美洲先后推翻了11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式民主政府的过程；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70年代，又支持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府，并支持萨达姆挑起长达10年的对伊朗的战争，然后又以一小管洗衣粉的谎言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了印尼苏哈托的军事政变，然后支持了对印尼华侨的大屠杀。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柬埔寨的朗诺政变，推翻了受柬埔寨人民拥护的西哈努克亲王。中情局还曾枉费心机地向西藏空投特务和叛乱分子。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然后他们又花了20年时间以2万亿美元和死伤2万多人的代价，与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些组织打仗，现在正在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上世纪发动的两场正式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民主”的名义下，美国不但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国际上推行国家歧视政策。美国甚至可以直接地侵略和屠杀，直接侵犯别的国家人民的主权、人权和自由。 

特朗普把美国媒体描述为“谎言媒体”，把华盛顿决策层形容为“华盛顿沼泽”，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战略不屑一顾，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占了美国民众的一半，这说明美国人也看透了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拜登这位“老牌政客”，又把这个破烂不堪的旗帜打起来，又捡起通过超发纸币剪世界经济羊毛的损招，就像它们生命一样，还长的了吗？

美国的主要国际战略

美国的谎言与傲慢战略，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由于其旗号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美国国内也被美国的主要战略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了。例如，基辛格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称为是新十字军战略，而哈佛大学教授、所谓进攻现实主义战略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接斥责自由主义战略为谎言。所以，自由主义战略破产是美国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重要表征。

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五个战略支柱，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战略。其中的侵略与屠杀就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不断地遭遇失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和体制精英十分清楚，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遭遇了失败，因而在实施时变得小心翼翼了，例如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已变得用言语恫吓配合军事小动作，而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或者我们称其为侵略与屠杀战略，列为国家安全文件中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执政时，这个战略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执行进攻性战略，美国早已力不从心，但在美国战略学家中，现实主义战略仍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那么美国国家就变得毫无战略语言了。战略理论家认为不需要再举着谎言的旗帜，直接拿国家说事就可以了。政治家和统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到处开展了，即便对中小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线太长，设定的战略空间过于广泛，美国没有力量来维护战略学家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理论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战略，这就是大国竞争战略。这也是拜登抛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战略主要背景。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有虚与委蛇、不可言明的内涵，其实质就是美国现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剩下的四大战略，它们成为美国当今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 

威慑与讹诈战略建立在美国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过去，对于中小国家，美国是不由分说直接入侵，威慑与讹诈主要用于大国竞争。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连连失败，直接入侵这个选项，即使对中小国家也慎重了许多，更多地使用了威慑与讹诈战略，这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威慑与讹诈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在古巴导弹危机、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都使用了这种战略。美国现在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更新战略核武器，都是这种威慑与讹诈战略。 

遏制与围堵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外交实力。美国利用控制国、依赖国和敌人的敌人来构建对敌人的包围圈，将对手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由这些国家当炮灰、打头阵。 

美国将它所控制的国家称为盟友，实际上这些所谓盟友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它们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金融与美国深度挂钩，因而将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出让给了美国。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它们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 

美国的所谓盟国根本不是主权的独立国家，美国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早就爆出，以及最近丹麦再次爆出的美国对所谓盟国领导人进行全面监听，而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国对此无可奈何，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封锁与制裁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对于对手国家、潜在对手国和“不听话”的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直到高科技封锁甚至经济封锁。美国依仗自己及盟国的巨大市场和高科技及其产业优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所能控制的国际市场空间，造成被封锁、被制裁国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从而离间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削弱这些国家得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而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竭其所能，只能延缓差距缩小的趋势，而无法逆转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倚重它目前享有最大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仰仗美国的意识形态、情报和媒体实力的颠覆与煽动战略。 

美国的战略运作，是灵活地运用这四大战略支柱，或者是运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或者是几个全部招呼上，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舆论战也是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需要针对其制定自己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其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征，投入资源、改造结构，使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部分尽快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编辑  季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编辑  季节）

为人民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转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带领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949-1956），也就是对旧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造。新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此外国民经济还存在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从1953年起，中国就走上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快车道，在“一五”计划起步的同时，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原计划用10-15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所有制，同时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一）对旧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造，初创国有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后四年主要是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进行所有制改造。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改变原有所有制成分和多种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二是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也要看到，巨大的经济制度改造，必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条件。

　　首先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经济遗产。中国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当时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84.5％，工业仅占15.5％，在工业中轻工业占到73.6％，大部分还是手工业。 

　　国民党时期，中国经济是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对金融、工矿、电气、军工等领域采取统制政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资，从而官僚资本占到社会总资本的一半以上。由于多年战乱，中国的总资本1947年仅为142亿元，官僚资本所占比重由31.5％增至53.9％，民族资本由32.5％增至38.3％。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很快取得了领导地位。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实行计划管理，市场主要存在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和廉洁奉公，保证了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二）向计划经济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恶性通胀、重要物品短缺、高失业率、财政收支失衡等严重问题。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是当时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中央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转了经济局面，也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稳定经济，人民政府首先取缔了银元外币投机市场，封闭了上海证券市场，又打击了转向粮、棉、煤炒作的投机资本。国家控制了粮、棉及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加强了对物价的控制与管理。

　　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很快实现了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统一，不断强化计划价格机制。

　　中央政府首先对金融业实行国营，以控制资本，首先将金融业纳入计划经济。

　　面对超过百万的庞大的失业人口，人民政府为保障就业，采取两个重要政策，一个是不允许私营企业随意开除工人，另一个是对旧公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等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劳动就业开始实行劳动部门统一招收的计划管理体制。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着手调整公私关系，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政策，是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统购、包销等一套措施。国家保证了它们的原材料、销路，实际上私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

　　考察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以作两个结论：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角度看，很成功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952年，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4％，工业生产比抗战前1936年增长23％，城市就业大为改善，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从另一方面看，无形中削弱了市场的作用。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加强，市场在决定价格、产品供求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弱化，计划经济成分在不断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济方针基本是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即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利用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计划经济只能先在国营部分实行。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信念，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增强的。

　　（三）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的建立

　　1.大规模建设促进了经济制度的转型

　　到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提上了日程。

　　1953年，中苏签订了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当年6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被写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订过程中开始实施，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快速发展重工业就形成了一种赶超战略。

　　在当时，由于国家各方面基础十分薄弱，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必然要求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体制，这就需要提前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2.“三大改造”的加速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和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化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几个阶段。直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

　　1953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当年秋季即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其重要背景是，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粮食供应立即全面紧张，带动物价上涨。为此，国家于1953年10月决定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基本满足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的基本需要和物价稳定。这意味着要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国农村随即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大致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企业，通过对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实际发展进程出乎意料地顺利，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某些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高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越来越高，私营工商业已很难生存。此后，公私合营企业存在了大约10年左右，至“文化大革命”时最后取消。

　　手工业的改造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政府扶持，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到1955年冬，手工业合作化也进入了高潮。

　　1955年年底到1956年年初，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继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宣布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三大改造”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拥护，这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

　　3.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经过“三大改造”，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到1956年，我国经济中非公有制成分已经几乎接近于零。

通过第一次经济转型，在城市、在农村，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和商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等，已经全部都在计划的控制下。

    应当承认，单一公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及其缺陷，是在很长的时期中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的。 

第二次转型：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二次经济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之所以要转型，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遇到困境，同时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长达20多年，期间为完善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

　　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人们就感到，这种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曾做过一些改革尝试。如1958年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但因缺乏统筹，一时造成了混乱，1961年后再次收权，这又带来另一面的弊病，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

　　1956年，陈云同志提出，个体经营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经济学界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60年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尽管这些真知灼见当时受到了批判，但也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计划经济时期的四个五年计划，除“一五”计划执行较好外，其他几个五年计划在执行期间不断地调整和修改，主要是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战备等因素的影响。面对愈益复杂的经济活动，政府不可能预制周密的、符合实际的指令性计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四化建设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此时，我国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央看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机遇。

　　（二）改革目标与改革途径的探索

　　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是针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改革目标和途径的探索，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实践。

　　1.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改革开始时，提出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78年的一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陈云、李先念对此表示支持。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

    1980年，薛暮桥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份文件被誉为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草案。[2]虽然这个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思路，总体还是属于计划经济范畴之内的，但是它第一次给了市场经济一个合法地位。

　　2.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经济力量和非公所有制成分的出现

    城市改革从1979年开始。改革吸取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分权-集中”的教训，由国家经委牵头，开展了国企扩大自主权的试点。试点企业可以在计划外安排原料供应、生产和销售，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安排留成利润的使用。虽然在执行中受到多方掣肘，但毕竟在计划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80年开始，各地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纷纷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繁荣和农村乡镇企业兴起。邓小平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3] 这就使中国整个经济链条开始活跃起来。

　　此时，城市所有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带动的。随着大批知青回城，有700多万知青待业，靠原来的计划经济安排已经行不通了。为尽快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维护社会安定，国家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允许街道、企业、机关开办企业，也允许人们自谋职业。这就出现了一批新的“大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当年通过的新宪法都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受国家保护的。与此同时，放宽了对民营企业雇工的限制，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沿海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不仅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的基地，也是有规模地建立市场经济的试验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类型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也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建立起来，成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出现了多种新兴经济力量，不断创造和开拓市场，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

　　3.政府引导形成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特征。双轨制是在经济运行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在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渐趋明确的过程中，政府开始主导，有目的地推行，从而一方面在计划体系内培育和发展了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

随着各种新型经济力量的出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出现重大变化，从原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转化为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思路，这个思路突破了原来仅限于体制内改革的瓶颈。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确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要求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同时启动，缩小国家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并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4] 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85年，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开始正式实行。但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物多价的情况比比皆是。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形成双轨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轨是90年代的事情。

　　双轨制作为渐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能够同时并存。这对中国稳步改革很重要，一方面能够实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原有的计划经济运转。例如，当时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80年广东沿海地区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已往前走，上海基本还维持计划经济，为什么？上海是全国纳税多的地方，而开放地区国家给民营、外资企业很多税收优惠，国家财政还得靠上海企业。但是上海到90年代就必须改了，沿海地区轻工产品已经超过上海老字号产品，国企亏损越来越大，广东已开始缴纳一部分税收了，就把国企再放到市场中进行国企改革。尽管当时双轨制引起过很多争论，但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中国才成功走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个道路。但双轨制不能长期化，它必须实现完整转轨。

　　4.资本市场的建立

　　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1979年后，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发行债券。中信公司到海外发售债券，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举措就结束了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涉及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等问题。80年代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和股份制的最初尝试，中国开始有一批有影响的股份制公司陆续建立。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形成《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受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重视，并相应形成了文件，强调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借鉴海外成熟经验，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等等。[5]

    1989年，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

    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全面走向计划经济时，第一个被取缔的是金融市场；但是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它最后一个步骤是建立金融市场，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端，资本市场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经济改革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三）决定性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1.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决定性突破，就是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巡视，发表南方谈话。

在1988-1989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在改革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中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尖锐地提出，关于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 这个讲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专题方案。同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1992年之后，就进入到一个目标明确、有序推进的阶段。

　　2.初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按照《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推进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此时，市场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中开始明显加强。大幅放开竞争性商品的价格，实现双轨价格的并轨。市场的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内容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政府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的过程基本结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而不是此前的转轨问题。

　　3.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一国的经济体制转轨，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牵涉大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转轨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体会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尽管在改革过程中有很多挫折和争论，但改革开放的共识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一批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极具智慧并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始终在改革前沿，与全国人民边实践边总结经验，实事求是。他们有几十年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在体制转轨中，他们把对原来各种各样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思带到新的实践中，获取新的经验。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从中央到地方有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改革中起着把舵作用至关重要，否则是很困难的。

　　第三，党中央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战略，我们有评判改革的明确标准。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评判改革措施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简练实际。中国确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通过经济改革让人民受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多数人拥护。

　　第四，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不断探索，注重调查研究和试点，在时机成熟时再作出决断。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非常形象地表明了改革具有探索性。改革首先从事关群众利益的就业、分配、生产自主权等方面着手，步步深入，使得改革能较快地取得一些实际效果，同时也可摸清问题之所在。改革通过上下互动来推动，很多事情都是由群众和地方先做起来，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中央再出台政策或作出重大决断，成功以后再形成决策，形成制度。建立特区最开始也是地方先提出来的。当中央支持以后，不管是规模，不管是要求，都跟地方很不一样，原来地方设想的就是出口加工区，经过中央决策以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经济特区，这是很不一样的。改革的目标在探索中逐步清晰，减少了不同意见的掣肘，也使改革免于遭受看似目标明确的“休克疗法”的伤害。

　　第五，上下互动推动改革。许多事情是由群众或地方先做起来，然后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认可，再经过试点完善，形成决策并推广。农村包产到户，建立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资本市场等等，都是由下面做起来，上面决策，再形成下面大规模开展改革。其中专家学者们提供双向咨询和理论支撑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开放的决策过程。

　　第六，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外部环境总体比较有利，给中国提供机会。邓小平做出了对国际局势“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使中国能够决心打破封闭，抓住机遇。集中精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这对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结论

　　（一）从上世纪50年代混合型经济体制向计划体制的转型，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市场、计划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个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越来越淡化，市场作用不断缩小，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局面让位于公有制占优的局面。在后一过程中，市场要素重新一点一点恢复，市场重新生成并发挥作用，各种非公企业由少到多不断成长，最终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这两个转型过程环节都差不多，但是它的排列顺序相反。

　　（二）在这两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规律实际上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前一个过程中是隐性的，市场的衰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僵化；在后一过程中是显性的，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虽然第二次经济体制转型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但其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发挥作用的过程。到目前为止，适合国情的系统的经济理论尚未真正形成体系，还需要大量的探索。

　　（三）这两次经济体制转型虽各有客观原因，但其过程的共同特点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带有探索性，从调整政策开始，通过上下互动、逐步推进的方式完成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造。在前一过程中，行政动员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后一过程中，经济手段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总的来看，这种逐步过渡和渐进改革的做法减少了这两个进程中的阻力，较好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其实都是跟国内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分析这个历史过程，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提供经验，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编辑  碣石  季节）

制造业始终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强大的制造业作为经济的支撑。2015年，我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首次把建设制造强国作为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制造强国战略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充分发挥我国的制造业大国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迈向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

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

国际制造业格局调整与全球价值链重塑

首先，逆全球化潮流冲击国际制造分工秩序。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全世界呈蔓延态势，全球化进程接连受挫，从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冲击了国际经济体系和分工格局。

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

其次，发达国家促进制造业回流影响国际制造区域分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意识到强大的制造业是保持经济增长、维护其科技领导地位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出台了一系列如“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其中，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的鼓励“制造业回流”政策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促进了它们的制造业再次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此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生一定“挤出”作用。

第三，产业与技术革命重塑全球价值链。每一次工业与技术革命都极大地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生产与交流状态，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劳动、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流量则取决于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随着交通运输成本快速下降，产品生产环节按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全新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形成了跨越国境、连接全球的价值链体系。这一全球生产网络，将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进行全新的分工和重组。正如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所说，全球价值链正在由“地理近邻性”向更重视法律、语言、技术等因素的“制度近似性”发展。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回流”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未来国际贸易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制造业外部需求受限。自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在波动反复中延续。2018年3月23日，美国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尽管中美两方经过磋商达成“避免贸易战”的协定，6月15日特朗普仍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商品范围涵盖航空、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以及半导体、电信设备、电脑组件等产品，金额约相当于中国对美商品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此后美国在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不断挑起争端，持续对中国施压。

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国际贸易格局不确定性加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遇冷，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制造业外部需求不足，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和就业中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以出口所拉动的就业为例，2007至2016年10年间，国际贸易创造的就业岗位减少了约6147万。以2014年为例，国际贸易创造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仅为16.83%，与1995年的水平相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部分集中于中低端且可替代性强的生产环节，制造业外部需求可能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延续。

第五，全球供应链结构面临重大调整。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新冠疫情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而且伴随着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生产网络危机和供应链危机。由于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作场所关闭和需求下降，全球生产、需求和就业陆续受到严重打击，各国许多工厂处于停摆或半停摆状态。新冠病毒传播对于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影响有可能常态化，成为影响各国经济与制造业发展的长期、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大幅提高，随时面临因单国疫情暴发而导致的局部断裂风险。全球供应商将更倾向于拓宽原材料和中间品采购渠道，避免将生产环节集中到单一国家（地区），以增强多样化和抗风险能力，抵御“局部断裂”甚至“全面断裂”风险。

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首先，我国工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背景，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制造业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一方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能，有序化解低水平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蓬勃涌现。供给侧改革提高了有效供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创新与技术的扩散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布局优化和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高技术企业快速迭代发展，引导其他企业引入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也起到了去产能和降成本的作用。

其次，创新驱动能力加强，制造业价值链位置显著提升。中国研发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专利数量跃居全球首位，创新驱动能力明显增强。创新与技术重塑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位置。

在过去，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式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多数代工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微利化的生产环节，相比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贸易就业创造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低的简单价值链领域。

近年来，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中国创新驱动能力增强，“干中学”等模式培养了大量从事高技术行业生产的产业工人群体，积累了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位置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基础，制造业价值链位置有所提升。

2000年以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东亚、北美和西欧等地区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三大网络。中国是全球价值链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

麦肯锡研究院针对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不仅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第三，随着制造业快速发展，对地区经济的驱动能力和就业拉动能力显著。“内循环”正在逐渐代替“外循环”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和就业的主要增长引擎。2012年，省际贸易和出口分别贡献了全国总就业的32%和12%，省际贸易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相当于国际贸易的数倍，成为中国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主力军。

第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产业辐射能力提升，支撑“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在逆全球化时期主动争取和引导全球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技术、资本交流，加强制造业产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可替代性和嵌入性。中国制造业产业门类齐全，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同时市场潜力巨大，有强大的快速生产组织能力，伴随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中心，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地位。

第五，走集约化道路、推进绿色发展，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绿色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十四五”期间，走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节能减排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创新绿色贸易、绿色金融，为全球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新贡献。

总体目标与主要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时期。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主要目标：

第一，大力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优化调整。“十四五”期间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合，进一步形成更为优化和完善的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关系。在产业结构方面将大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不仅要夯实工业化根基，而且要加强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在区域结构方面，要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腾笼换鸟”和产业转移，带动国内欠发达地区制造业水平提升，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和区域间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极大提高制造业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和保障作用。

第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十四五”期间，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生产网络脆弱性加剧的时代，为避免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业的两方面竞争和挤压，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和位置。增强价值链稳定性和嵌入性，延长价值链，力争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整体进入中高端水平。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十四五”是我国深度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时期。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应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关键行业研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提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类社会发展领域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针对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原创性创新少、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重点领域与重大专项为引领，布局前沿技术与基础科学，增强科技竞争力。

第四，国际化能力显著提升。到2025年，我国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一是要充分发挥大国的市场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合作组织。二是充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组建重点领域标准推进联盟，推进跨国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

第五，绿色发展协同能力显著提高。一是大力发展绿色技术，推进绿色制造，将绿色指标进行细化，并作为发展评估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对绿色产业给予政策扶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二是积极建设绿色高技术园区，坚持生态环保优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发展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评估认证、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四是建设绿色高技术产业供应链示范标杆。充分调动个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积极性，全民参与绿色建设。

重大战略任务

形成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产业体系

第一，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加制造业优质供给、有效供给，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换，推进制造业发展的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整体提升，推进整体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

第二，凸显战略新兴制造业的增长带动作用。用创新政策推动技术进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战略新兴制造业，引领制造业走向中高端。高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核心产业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积极培育各类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深化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现代物流和制造业高效融合，强化研发设计服务和制造业有机融合，推进消费服务重点领域和制造业创新融合，大力发展装备融资租赁业务。

第三，推动高科技产业比重稳中有升。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应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提升数字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各领域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区域经济和就业协调发展的制造业体系

第一，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能和就业的吸纳能力。大力发展中部地区优势制造业，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承接、吸纳、创新和开放能力。充分依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序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国内贸易创造就业机会。国内区域间贸易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破除阻碍、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对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加强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加强制造业集聚区的辐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积累。扎实推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完善考核评价和动态管理机制，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集聚高精尖人才、集聚高端产业、孵化创新项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产业集群，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发展。

建立创新引领的制造业技术体系

第一，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加强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创新激励政策，引导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加强技术成果转化，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强高技术产业引导基金的导向功能，加强引导基金的社会化募集、市场化运作，提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保等一批创业投资基金的规模以及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重点领域发展和重大工程实施，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提高技术市场成交额，为技术创新注入新动能，让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中国创新”“中国创造”。完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和政策法规，为市场主体创新活动提供良好制度保障。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商标品牌战略，鼓励企业实施专利标准战略，鼓励企业打造中国品牌、世界品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运用司法救济和制裁措施，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有效遏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第三，提升制造业人才培育、引进、使用和汇集水平。高技术人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核心，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首先要积累人才和培养人才，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培育一流科研人才，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二是要加强扶持科技型创新企业，培育优秀企业管理创新人才。三是要持续加强与科技先进国家交流，不仅要吸引一流海外华人创新人才，更要吸引全球创新人才，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第四，积极利用全球制造业创新资源，推动高技术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一是要链接全球高技术资源，加速高精尖人才、创业团队的双向流动，加强在资本、品牌经营、市场拓展、技术研发、项目开发、研发平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二是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创制，开展知识产权全球布局，在世界市场角逐高技术产业发展主动权、话语权。三是对企业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以及申请国际专利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

建立开放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支撑体系

第一，促进制造业外商投资和贸易自由便利化，进一步拓展全球贸易网络，发展多元贸易伙伴关系。调整我国贸易网络重心，增加核心贸易伙伴以分散由于国际政治关系变化引发的贸易不确定性；建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通过贸易促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双赢，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变革。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正处于新一轮重构期，我国应积极参与，支持全球贸易体系一体化，推动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和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贸易体系，致力于推动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

第三，提升制造业产能“走出去”的质量、优化布局。我国已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然而我国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还处于代工阶段，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要不断提升制造业产能“走出去”的质量，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重塑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优势。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回流”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未来国际贸易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应高度重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第四，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把我国对于贸易在经济发展、就业稳定方面的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打造维护全球供应秩序稳定的新平台和新抓手。把我国不断提高的制造业综合实力逐步转化为在规则制定中更加有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努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构建公平的国际规则环境。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制造业体系

第一，促进制造业资源使用的集约化，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正确处理制造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绿色制造是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要立足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强化目标责任。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制造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这要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充分发挥技术的力量和监管的力量，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金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综合利用水平，推进制造业与循环经济结合发展。推进循环经济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的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推行产业园区的循环生产方式。

第二，推进绿色制造。打造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环境友好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管理，增强绿色精益制造能力，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水平。推动企业全生产流程绿色化、低碳化、环境友好化。支持企业实施绿色战略、绿色标准、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对园区产值和增加值进行能源核算。充分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积极支持绿色制造发展，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绿色认证，让实践绿色制造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和竞争优势。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第三，厘清制造业的全球排放责任，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应对。对重点能耗行业进行科学能耗规划，落实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对重点能源使用密集型、资源投入密集型的行业，鼓励企业开发和应用低碳生产技术。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拓宽碳市场纳入企业范围和数量，建立和完善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办法、市场交易管理办法、核查机构管理办法等重要配套规定。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持续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国际发展机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编辑 季节）

清和四月，树木华滋；春和景明，日暖风清。202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迎来了建校110周年校庆。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清华大学建校110年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科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展现了清华人的勇毅和担当。

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一百年前的清华园，是个啥模样？发生过哪些事情？通过翻阅校史、查找资料，笔者拾起一串串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清华大学的诞生

清华诞生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山河破碎的年代。清华大学的前身乃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致力于“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它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也推动清华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走上救国强国的奋斗历程。

1911年，清政府设立于清华园的“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当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有460多名学生，30余位教师。此后，学校规定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清华校庆纪念日。第二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学制为八年分中等、高等两科。唐国安（广东香山人，1873年至1885年留学美国）任清华学校校长，副校长周诒春。

1913年7月1日，清华学校举行了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有1912级和1913级高等科学生、1916级和1917级中等科学生毕业。在典礼上，校方宣布了取得游美资格的学生名单。这一年，学校开始实行体育“强迫运动”，规定每天下午四时半至五时半为强迫运动时间，届时将图书室、教室、宿舍关闭，要求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去运动，体育教师巡视指导。

1914年3月24日，《清华周报》（由清华学生主办，共四张）第一期出版；同年9月22日，从这份刊物的第十三期起，改名为《清华周刊》，运营至1947年9月25日停止发行。5月21日至23日，首次招考录取女生赴美留学。考试在上海举行，共37人报名，最后录取10名。8月《清华年刊》(Tsinghua Annual)第一卷（英文）出版。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曾以《君子》为题为师生演讲。他借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诗句，激励清华师生奋发图强，“为社会之表率”“作中流之砥柱”。 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质，便被尊为清华校训，铸入校徽。

在1915年2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周诒春发表演说，以“自治、自爱、有始、有终”八字赠予同学。是年夏，学校各科成绩展品送巴拿马赛会，在会场陈列。该会场审查员以清华成绩优良，特授予最优等奖牌。1916年3月24日，伍连德博士为高等科四年级学生发表“高等教育与卫生”的演讲。9月，清华学堂大楼东半部建成，作为教室、高等科寝室。是年图书馆和体育馆工程开工建设，于1919年建成。1917年4月，学校开始建大礼堂和科学馆，由美籍建筑师墨菲设计。1919年9月科学馆建成。至1921年4月建成大礼堂。1918年4月，外交部任命张煜全为清华学校校长，7月，张到校。

广大清华师生在1919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当天晚上，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次日，学校高等科和中等科科长召开全校各会社领袖会议，议决：一、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二、即以各会社领袖组织一临时机关，命名曰清华学生代表团；三、派代表至北京，与各学校互通声气。同日在体育馆前召开全校大会，高呼“收复失地”“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决定6日起罢课。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9日，清华同学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宣誓，尔后在大操场焚烧日货。6月3、4日，清华学生“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逾300人进城作反帝爱国演说，清华学生130余人被捕。8日，清华学生代表和军乐队进城迎接被捕同学返校，一起在总统府等地游行示威。11月29日，清华学生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北京2万余名学生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的大会，继而游行示威。12月，施滉、冀朝鼎等人在清华组建“唯真学会”，接受“劳工神圣”思想，编印《劳动声》刊物。1920年8月，外交部参事金邦正（安徽黟县人，1909年至1914年留学美国）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

1921年的清华学校志

1920年1月2日，《清华周刊》记者采访护送毕业生赴美归来的教务长王文显，王文显谈美国大学情形。他说：清华与美国大学情形相比，全美各大学有清华设备完美者实不多见。如清华之体育馆，全美只有三所大学具备。1月3日，清华学生分批赴山东德州、直隶保定等灾区参加赈灾（中国北方地区大旱），以后约每月一批，延续半年共派出学生数十人。翌年1月，学校收到直隶省长赠“惠泽旁敷”匾额一方。

1921年1月2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带领南开毕业生22人来清华园参观，并调查有关制度。2月14日，清华学校新学期开学，校长金邦正发表演讲。他鼓励学生静心求学，注重道德和学风，努力保存清华学生素有的清洁名誉和完美人格。3月19日，清华学校将学生捐款2550元移交全国急募赈款会。当月，金邦正校长对《清华周刊》记者表示：“于校中学科，力求完备，并将使自然科学之程度加高。椑吾校同学之习实科者，亦能不劣于文科生，而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本校“已定设大学一年级”，下学年起，高等科四年级即为大学一年级。“大致分文、实两科。文科有：政治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银行学科等；实科有：医学预备科、农林科及工程科。”

4月16日，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应清华政治学研究会邀请，到校演讲。5月1日在清华学校建校十周年纪念并大礼堂落成典礼上，外交总长颜惠庆、美国驻华公使柯兰发表演说，校长金邦正致开会辞。举行成绩展览、毕业生宴会、体育表演和音乐会。冀朝鼎等将《清华通俗周刊》的增刊，分发给学校附近的工人、农民及市民。5月21日至22日，第九次华北运动会在奉天举行，教授体育的马约翰率清华学校17名运动员参赛。清华获学校第一，另有学生获个人第一、第三。这年春天，北洋政府就因筹集军费参加军阀混战，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为了索薪，宣布停止职务。但北洋政府置之不理，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领导的“索薪团”展开罢教斗争，二十二所学校的600多学生也聚集于新华门前请愿。北洋军警一齐出动殴打请愿者，受伤者达20余人，此谓之“六三惨案”。6月11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全体罢课，以声援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声讨“六三惨案”。金邦正协同清华学校董事会决定凡届时不赴大考者，一律留级1年，但大多数学生仍于13日罢考，并于14日议决“罢课终止后要求学校实行补考”，后虽经多方调处，校方仍坚持原议。7月20日，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发表声明：“此次清华罢课，实为援助八校而起，暑假后清华风潮若不幸扩大，至万不得已时，同人等亦必采罢课手段，以援助之。”

8月20日至31日，中国科学社在清华学校举行全国科学大会。9月11日，清华举行开学典礼，因校长金邦正仍坚持参加罢考学生实行留级1年的决定，众学生相约拒绝出席开学典礼。10月12日，金邦正借故作为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随员离校赴美。校务由教务主任王文显兼代。12月18日，清华学校学生会致函在美国的金邦正，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

据1921年11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文：学校教务处统计本年高等科（大学在内）学生为247人，中等科学生为168人，共计415人。20日，清华文学社召开成立大会。该社是由闻一多等十余人发起的研究文学的新组织。大会选举梁实秋为干事。12月2日，清华学校进益委员会讨论了“学生罢考留级案”。12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万名学生在天安门的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尊重民意”，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山东等四项提案。

中国的顶尖学府

为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1928年8月，清华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在育人上强调“通识为本”“发展全人格”，在学术上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教育与学术之独立，根本在于民族之独立。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清华师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热情。1926年11月，清华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党组织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全国由此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大批清华先烈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中，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

百年以降，清华大学一流名师荟萃，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优秀毕业生，华罗庚、吴晗、曹禺、费孝通、钱伟长、钱学森、梁思成、竺可桢、季羡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当代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编辑  杨利红）

巴黎公社是19世纪末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预示了一个新世纪革命的发端。20世纪的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从这一泓精神源泉里汲取灵感。

三月十八日武装起义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7月23日，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委托起草了一份“反战宣言”。这之前，国际巴黎支部已发表了“告德意志兄弟书”，号召法德两国民众不要给统治者充当炮灰。 

色当一役法军溃败，拿破仑三世皇帝当了普鲁士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崩塌，当年9月4日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普军仍长驱直入法国，大军压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达到统一德国、夺取欧洲大陆霸权目的。法国反动政客梯也尔主导的 “国防政府”推行民族投降政策，2月26日，在凡尔赛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签订和约。梯也尔让巴黎城防司令特罗胥出卖巴黎，阴谋霸占蒙马特尔高地上国民捐献的大炮。巴黎民众闻讯赶到高地阻止，勒贡特和克莱芒·多玛两个将军率兵镇压群众，被起义者枪决。在冲突中，国民自卫军士兵倒戈，与民众联欢，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开启了“三月十八日革命运动”。梯也尔一伙仓皇逃窜至凡尔赛，他们准备纠集残部伺机向革命的巴黎反扑。

人民主权的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在“三月十八日起义”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催生了人民主权的巴黎公社，并颁布公社委员会选举法，3月26日施行有史以来的真正普选。劳动阶层的优秀代表纷纷当选为公社委员。3月28日，巴黎公社在市政厅庄严宣告成立。马克思指出:“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巴黎公社在天主教统治的法国宣布从此“政教分离”，并对国民教育采取改革措施。公社发表《告法兰西人民书》，保证“公民参与公社事务，自由表达意见，维护自身利益”，特别强调“人民始终有权对公社官员进行监督和予以撤换”。巴黎公社强烈反对特权，消除社会不平等，防止腐败。公社委员勒弗朗赛明确指出“人民主权有可能被篡夺”的危险，说：“主权在巴黎公社全体选民手中，公社只是执行者。公社委员没有从选民那里获得这样一种权利，即让他们可以靠之篡夺只属于后者的主权。”

可见，巴黎公社的思想家们早就预感到了现代西方民主通过权力委托可能产生的异化，将会形成社会特权和腐败现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公务员都应该当“社会公仆”，而非“社会的主人”。女作家塞沃丽娜见证道：“巴黎公社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可他们不仅没有要求运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后，外省一些城市纷纷响应。马赛、里昂、纳博讷、图鲁兹和圣艾蒂安等地陆续成立了公社。梯也尔一伙仓皇逃窜至凡尔赛，他们准备纠集残部伺机向革命的巴黎反扑。

法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4月2日，工人将军杜瓦尔率众向凡尔赛进军，终因寡不敌众失利，众多志士被残害，公社由此放弃了主动出击，转而全心致力于巴黎的和平建设。不久，梯也尔勾结俾斯麦，调动普法战争中五万法军战俘，于5月21日进犯首都，与巴黎民众展开街巷激战。但是，由于公社方面频频更换防务领导，军事指挥不力。第一任军事代表遭到免职，由正直的职业军官罗塞尔继任。罗塞尔强调战时必须统一指挥，不宜民主选举军官，但被指有“集权倾向”，犯了公社凡事必循民主程序原则的大忌，被迫辞职。军务最终让不懂战术的文职委员德勒克吕兹主持。5月23日，国民自卫军右岸总指挥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街垒战中牺牲，公社失去了最有才华的军事将领。5月25日，军务总指挥德勒克吕兹心知败局已定，他悲哀无望地登上街垒，仰饮对面扫射过来的子弹自尽。5月28日，凡尔赛军攻占巴黎，最后一批公社战士被逼至拉雪兹神甫墓地。147名战士背靠夏洛纳白墙，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公社万岁！”，英勇就义。

那一年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匪帮对巴黎公社社员施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史称“流血周”。3.5万人被枪杀，5万多遭逮捕，万余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等地。与此同时，小仲马、都德等一群“凡尔赛作家”猛烈向巴黎公社喷吐毒汁，打前阵的是文坛“祖师爷”福楼拜。他在写给乔治·桑的信中叫嚷：“应该把整个巴黎公社判罚终身苦役，到船上划桨，命这群嗜血的蠢货清理巴黎的废墟。要把他们的脖颈锁上铁链，拉去充当囚徒。”

欧仁·鲍狄埃在一首献给“流血周”幸存者的诗里写道：

凡尔赛人至少把十万群众

残杀在屠场。

可是，你瞧！屠戮了十万人

也没能奏效……

巴黎民众怀念巴黎公社，是年11月1日万圣节，一些扫墓者冲破劫后笼罩巴黎的白色恐怖，往烈士殉难的墙脚摆花，使之成为一座天然的公社革命纪念碑。1908年5月21日，来自法国各地的民众又给那座砖墙镶嵌了一块大理石板，其上镌刻着：“献给公社的烈士(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自此，“公社墙”有了鲜明的标志。每年5月28日，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公社战士墙”前献花，1936年“人民阵线”时，追念人数竟达60万之众。人们唱起诗人让-巴蒂斯特·克莱芒谱写的诗歌《樱桃时节》：

多么短促呵，

樱桃红艳的时节！

情侣们采撷耳坠的

理想岁月！

巴黎公社英气长存，令反动势力心惊胆战。1873年7月24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麦克·马洪一伙天主教强硬派在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特别法令”，诡称遵照“全民意愿”，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建造“圣心大教堂”，感谢上帝之子以“圣心”支持镇压巴黎公社。这之后，第三共和国严禁提及巴黎公社，史书上都直接从第二帝国跳到第三共和国。

为了彻底消灭巴黎公社留下的印记，巴黎市议会于1909年7月14日通过决议，在甘必大街心花园竖立莫罗—沃蒂耶的雕塑“历次革命受害者纪念墙”。该砖墙突兀地雕出一个象征法兰西的女性，让不同阶级的“历次革命受害者”聚集身后，显示整个社会的调和。这一貌似革命的艺术品表达出当权者的意向，却形成了“真假巴黎公社墙”流毒百年的谬误。

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201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通过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男女以荣誉和尊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议员让-雅克·封德里耶高度评价巴黎公社，他在评价中肯定：“巴黎劳动者奋力结束了剥削与压迫，在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赞扬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法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巴黎公社的主要活动家核心系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派组成，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瓦尔兰、赛拉叶，东布罗夫斯基和该协会特派使节、俄罗斯女郎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以及崇敬马克思的弗兰克尔等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表明，巴黎公社确是“第一国际”成立后，靠其在巴黎的诸多成员完成的首次欧洲社会革命运动。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领导广州起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这无疑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反响。

1871年，在巴黎公社惨遭镇压的翌日，马克思在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他写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必须予以粉碎，而公社正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然怪胎的革命。”“要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它是集中组织起来窃据社会主人的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里，又重申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以宣布它自己的所有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被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可见，巴黎公社的原则是真正的“人民主权”。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所宣称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编辑  季节）

1981年4月13日上午9点半，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编《周恩来选集》和年谱的同志共三十多人，从机关到中南海西花厅去见邓颖超同志。

在一个月之前，邓大姐就给方铭同志来信，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西花厅前的玉兰花盛开时，就约同志们见见面。自那以后，同志们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4月10日，邓大姐的秘书来电话，说大姐可能星期一约大家去，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第二天（星期六），秘书来电话说，大姐约定大家星期一去。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因为邓大姐是当时我们党内最资深的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她的光荣革命业绩，我们搞周恩来文献研究的这些人都十分了解。她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他们这一对革命伴侣的高尚情操、美德，早已在全国人民中传为佳谈。自周总理离开我们之后，大家就自然地把对总理的怀念之心、爱戴之情，倾注在邓大姐身上。现在就要亲眼见到她老人家了，就要当面聆听她的教诲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9点50分，轿车驶进了中南海西门，在西花厅前停下来。李琦同志一边给大家引路，一边向大家介绍西花厅的建筑特色，以及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休息的地方。我们正走着，邓大姐的秘书来接我们了，大家便加快了步伐，很快来到西花厅院内。

西花厅内庭院宽阔，两旁雪松挺立。微风轻轻吹拂，嫩绿色的叶芽在明媚的春光下闪着金光。桃红色的海棠花正在怒放，香气扑鼻。过去曾经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详细地向大家介绍这里的历史变迁。我们很快陶醉在满园春色之中。

这时听到秘书说了声“大姐来看大家了”，我忙转过身去，只见她身穿青色制服，外着花呢大衣，面带微笑，向我们缓缓走来。从邓大姐那稳健的步伐，神采奕奕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目光可以看出，老人家身体不错，精神很好，远比从报纸照片上看到的年轻多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为邓大姐的健康担心，亲眼见到她老人家后，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同志们的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快慰的表情。

出发前，李琦同志曾给大家打了招呼，说大姐前些时候把右胳膊摔坏了，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同大姐握手。所以当大姐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都用祝福的目光注视着她，而不敢向她伸出手去。可大姐却主动热情地伸出手来，同每一个同志握手。大姐的亲切慈祥，通过握手的刹那，像一股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同志的心窝。有的同志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大姐向大家握手问好后，便招呼大家到西花厅坐坐。厅里茶几上放着糖果和沏好的茶。这时大家都不好意思，纷纷挤在两旁的椅子上，中间的沙发空出了许多位子。大姐见状就对我们说：“同志们，我得先向你们提个意见，你们这样不像是在中央文献委员会工作的作风。这里我们没有等级，大家可以随便坐。年轻人手脚快，坐进来。”在大姐的催促下，同志们终于把中间的沙发空位坐满了。

看大家都坐好了，大姐就让大家喝茶，吃糖果。她说：“这些糖果是上海的同志捎来的，东西不多。大家多尝尝，剩下的都拿走。”

接着，大姐就开始同我们谈话。她说：“经过大家的努力，《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了。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恩来同志共同战斗几十年的战友，感到很高兴，也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约大家来见面，约你们来这里，看看海棠花正在盛开。我们这里的海棠花，每年都在4月10号左右开，开到二十几号。有时遇上风雨，那就惨了。这次同大家见面，不是最近才约的，很早以前就说好了。遗憾的是，原来的约定人（楚平，周恩来组前组长）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我们大家是不会忘记她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是我对生者的约定，也是对亡者的定约。同志们，你们在中央文献委员会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不论是对党的历史研究、对现实，都有重大的意义。全党都很关心你们的工作，支持你们的工作。我是很尊重你们的工作的。你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四人帮’……”

大姐的教导是那样的铿锵有力，言谈话语中充满了对我们的鼓励，有时还夹杂一些拉家常的话，使会谈的气氛亲切活泼。这时廖盖泷同志说：“大姐，我看你可以活到21世纪。”大姐听到后立刻说：“那就不好说了，我们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年纪老了，这是不可免的。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不管年纪多大多老，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上是不能衰退的！”

大姐同大家畅谈了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就招呼大家到西花厅的台阶上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记者拍了两张，大姐问：“保险了吗？”记者回答保险了。大姐又领着大家到后院的住宅去参观，她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和吃饭的地方。在恩来同志办公室的院子前，同大家合影。接着，又带我们到她和恩来同志的卧室参观，并在院里留了影。经过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一再催促，大姐才去休息。临走前，还让李琦同志和秘书代表她继续接待我们。

（编辑  杨利红）

彭士禄对父亲彭湃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自豪，父亲的故事给予他破浪向前、澎湃不息的力量，但他从不借着父亲的声名，而是继承父亲遗志，努力为国奉献。

赤子情怀：为祖国需要刻苦学习

到延安后，彭士禄就被组织上送到延安中学学习，当时他已经15岁了。据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平回忆，由于过去只读过两年书，彭士禄刚去时学习很吃力，上课听不懂。他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结果，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他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在学习过程中，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他运用头脑中储存的知识，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这些基础都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他说：“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授一课，中方就要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们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彭士禄时时提醒自己。

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彭士禄在每个阶段都按照组织的要求，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角色也多次转变：优秀学生、模范护士、炼焦厂技术员、留学生，直至后来成为我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人们看到彭士禄有如下一些标签：

——革命英烈彭湃之子：

——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首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还有其他很多头衔，但在我看来，彭士禄的人生经历更像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道路的“大书”，需要后人认真研读。

兴城之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彭老

1992年，我刚调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工作。当时，中核总科技委的“三老”——王淦昌、姜圣阶和彭士禄，是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科学大神”。我当时的工作职责是为领导和专家们服务，因此有机会与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1992年7月的辽宁省兴城之行，是我与彭老近距离交往的一次。当时辽宁省科委召开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座谈会，被邀请的专家中有王淦昌和彭士禄，以及中核总纪检组长闵耀中同志，我作为闵老的秘书也去了。彭老在发言中，谈及在北方兴建核电站的问题，会议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88年，我曾参加辽宁大连瓦房店核电站（现在的红沿河核电站）选址的专家论证会，真希望彭老所说的成为现实。

晚饭后，彭老的秘书叶向东，请王老的秘书王国光和我到彭老的房间里聊天。彭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叶秘书与王秘书也都抽烟。彭老歪过头问我：“老弟，你不抽烟吗？”我赶紧欠起身来回答：“彭部长，我不抽烟。”因为彭老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大家都称呼他“彭部长”，他本人对这个称呼并不以为然，而是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朋友，他当时称呼我为“老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

2014年5月，我因湖北一个研讨活动与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鲁淳通电话，他向我谈起彭士禄，说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彭士禄从来没有革命家后代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这就是口碑呀！

彭老有一次对我说，蔡妈妈（老革命家蔡畅）对他说：“我们红色后代中只有你一个院士，你要好好干。”在我的心目中，我从来没有把他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而是一种对科学家、专家和他们为国家所作贡献的由衷敬仰。

 回到北京一周后，向东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论文手稿，说是彭部长的一篇论文，请我帮忙写一个摘要，并翻译成英文。文章是讲核电站的经济性。上周出差时，我在彭老房间的茶几上看到这篇文章。向东说，彭部长每次出差都会带着资料，晚上有空他就查阅资料、撰写论文，从来不浪费时间。闻听此言，我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彭老的敬意。这天晚上，我把摘要与英文译稿都弄出来了，第二天上午交给向东。下午，向东兴冲冲地到我办公室，说彭部长看后很满意。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彭老的勤奋和谦虚感动了我，他那时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了，出差都要带着资料，我那时多么年轻啊，本来正值大好年华，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很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兴城之行让我感悟出专家之所以是专家、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勤能补拙，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因此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少数。后来我写过一句诗“一勤天下无难事”，其中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彭老勤奋治学的示范，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报效祖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者

晚年的彭老基本上离不开轮椅了。他有几年一直住在深圳，我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他。2012年，彭老生病了，卫生部要求回京医治。自那以后，彭老一直住在医院里。

2015年11月22日是彭老九十寿诞，我打算去医院看望彭老，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礼物。打电话问他的儿子彭浩，他说现在只能吃流食，你人来就很好了。我就写了一首《七律·彭士禄院士九十寿诞致禧》诗：

烈士遗孤院士衔，铺开大海写诗篇。

学生要上五门课，潜艇何须一万年。

无欲攻关能拍板，有心冒险去登山。

中华护国抽神剑，回报阿妈血汗钱。

其中“铺开大海写诗篇”一句，主要描写彭老一生献给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潜艇事业。这一句可以比较好地概括彭老的平生业绩，因此我就把它作为本文的题目。

“潜艇何须一万年”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苏联拒绝为中国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1958年，为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振奋人心的一句话，改变了彭士禄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写完诗，觉得意忧未尽，于是又填了一首《贺新郎·彭士禄院士吟》词：

海陆丰云暗。

盼红旗、亲人何在，浩天遥远。

万水千山心飞渡，身陷相思河畔。

夜漫漫、肝肠寸断。

宝塔巍巍犹召唤，赴延安、从此酬宏愿。

家国恨，浸弓箭。

摧枯拉朽如席卷。

换人间、刀枪暂歇，要抽长剑。

原子核中藏神力，科技全新阶段。

莫改姓、周公指点。

回望峨嵋峰头路，庆功时、酒满欢声乱。

再把盏，渐平淡。

这首词，基本上概括了彭老的生平。关于“莫改姓、周公指点”一句，来源于一个传说。1970年7月15日上午，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即将投入满功率运行之前，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汇报，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对彭士禄说：“你要记住，你姓彭，永远不要改姓。”

同事们给彭士禄起了两个雅号，一个是“彭大胆”，另一个是“彭拍板”，说他对一些技术问题敢于拍板。

有一年，彭士禄住在大亚湾，我去看望他，他讲起一件事情：核潜艇陆上堆升功率时，有许多报警信号，啪啪啪的报警声使人胆战心惊。看到这种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果断下令，将某几个报警信号关掉。他这一拍板不要紧，可把周围的一些人吓坏了，最后还是执行他的指令，关掉部分报警，结果核反应堆很顺利地达到了满功率。我问彭老：“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他淡然一笑：“太安全，也就不安全了！”这句平平淡淡的话，真是太具有哲理了，使我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以至于我永远忘不掉。彭士禄是大专家，他的决断勇气来源于他对于科技知识的掌握。这句话说明，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用处的，关键在于要有科学的认识。

当有人送彭士禄“中国核潜艇之父”称号时，彭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若为“核潜艇之父”，那么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成百上千做出卓越贡献的核潜艇设计者、建造者又是什么呢？他在自述中说：“我有幸在‘文革’中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设计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彭老亲笔写下了一段感言：“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总指挥。”还有人称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始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那天下午，我给彭士禄读了一诗一词，他很高兴，连竖大拇指。彭浩送我一本《彭士禄传》，我请彭老签字，他颤抖着手签了名。医院有两个女看护照顾，我对她们说，彭老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国宝。她们说理解，知道彭老的价值。

传承红色基因，续赓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2021年5月26日，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中宣部的决定中指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彭士禄的“红色基因”和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扎根心中的四种关系 

彭士禄的家庭和个人成长，历经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了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回顾自己的一生，彭士禄感触最深的是四种关系：

其一，一家与百家。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3岁时母亲蔡素屏被反动派枪杀，4岁时父亲在上海被抓，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他成为孤儿。父母牺牲后，他颠沛流离，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小彭士禄在百姓家，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见到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他对父母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照片上有父亲亲笔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成为小囚犯。贫苦百姓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着这棵烈士留下的根苗。在监狱里，他亲眼目睹养育过他的“奶妈”被倒挂着吊起来灌辣椒水，但她宁可被杀了头也不供出他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已被折磨的双腿无法走路，硬是沿着铁轨爬行了十几公里回到潮安养母家。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后来祖母找到他，将他带到香港。他12岁才开始读书，14岁时，他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党组织将他送抵革命圣地延安，他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激发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农民，直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其二，主义与精神。彭士禄属牛，他说自己非常敬仰“孺子牛”的倔强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拓荒牛”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

彭士禄留学归来后，就积极投身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认知几乎是零，研发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核潜艇，怎么干更是不知道。彭士禄发动大家自教自学。他对年轻人说，要脑袋尖尖，屁股圆圆。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国家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并没有消减大家的士气。彭士禄说，“那时没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

1965年，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彭士禄和近万名科技人员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基地，建设中国第一座核潜艇动力陆上模式基地。他说：“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在国外核潜艇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倔强精神。”

在四川大山中，交通不便，彭士禄就把铺盖搬进厂房，24小时在厂房，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那么多的数据，他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他亲自计算核实100个静态数据。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的。他一直强调，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心里才踏实。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而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了。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艇上零部件有4.6万个，需要材料多达1300多种，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重要系统、重要零部件，没有一个推倒重来。彭士禄用日日夜夜的积累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宏愿！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由于长期超负荷加班加点，彭士禄得了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仅一个月，他就继续扑到了核动力事业上。这年他才49岁。当他88岁时，有记者采访时问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吗？他回答值得，他说，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值得！他从年轻时就立志以身许国，科技报国，他以这样的拼搏精神，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錚誓言，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核潜艇成功了，他又有了新的使命。1983年，彭士禄从核工业部副部长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并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引进法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建核电站。57岁的拓荒牛再一次踏上了共和国核电事业拓荒之路。

那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大亚湾核电站总投资需要投入6亿美元。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也尚处空白，建百万千瓦核电站谈何容易。他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1988年，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接过下一个任务，他被国家任命为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他都一一研究、核算，对大到反应堆，小到一个螺丝钉，都心中有数。他将100多个核电站主要参数都算出来了。他是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总设计师，心中装着放大镜，手中拿着绣花针，他将600多项重大型设备进度计划写满了5个笔记本。

在核电站建设中，几十年来，他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都亲自布局，亲自参加重大国际谈判，亲自拍板重大难题，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快车道。

其三，明白与糊涂。彭士禄认为，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授奖等，越糊涂越好。”他常常“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彭士禄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这其中蕴涵着彭士禄高风亮节、淡薄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生动彰显了他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其四，拍板与改错。彭士禄勇于创新，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在关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彭拍板”体现出他求实创新的精神。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他认为，“科研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彭士禄在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就，离不开夫人马淑英（留学苏联时期，彭老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俄语名字——玛莎）阿姨的理解、支持与陪伴。彭老晚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对夫人支持自己事业的感激之情，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夫人”太多，共有三个：

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是小玛莎。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升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

马阿姨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毅然放弃了自己深爱着的教育事业，跟着丈夫举家迁入西南大山沟里，从事全新的专业。马阿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启动和达到满功率的全过程，她是彭老身后真正的无名英雄。

浓缩于十二字中的红色基因 

从一个人的生活情趣和行为中，可以折射出他的品性“基因”。我听彭浩讲，以彭老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红二代”们的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将这些特征概括为“红色基因”。对于彭士禄，可以概括为“感恩、立志、报国、敬业、无私、奉献”十二个字。

感恩。彭士禄永远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老百姓的养育，感谢党的培养。他经常说，他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立志。彭士禄14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立志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让人人过上好生活。在延安，彭老立志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留学回国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他又立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使祖国拥有护国保家的战略核反击能力。

报国。无论身居何位，彭士禄始终保持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他曾说，活着就要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从延河走过来的彭老，奠定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迈出了他报效祖国、实现民族振兴夙愿的第一步。1954年，他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专业，1956年，他获得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当他准备回国时，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彻底改变了彭士禄的人生轨迹。1956年，陈赓大将访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召见了准备启程回国的彭士禄，对他说，中央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他坚定地表示：“我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很快，他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业。

由于工作保密性，他没有像他父亲彭湃一样轰轰烈烈走向历史舞台中央，而是隐姓埋名多年，像核潜艇一样，悄无声息地“深潜”。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这时候很多人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这是他能够报答祖国母亲的最好礼物。

1985年，彭老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五大奖项之一，获奖证书号的尾号数字是“006-1”，其中的这个“1”，表示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中，彭老是第一完成人！1994年，彭士禄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老一代革命家蔡畅说他是“红二代”中唯一的院士，这是他的标签，更是他是荣耀！

无私。彭士禄于1958年回国从事核反应堆的研制工作。后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上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事，这项事业需要绝对保密，而具有“红色基因”的彭士禄是最可靠的人选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从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更不会有挑三拣四，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

在“文革”风暴尚未过去的时期，彭老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他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能够说出那样的话，显示了彭老无私无畏的政治品格。

敬业。彭士禄的一生，是忠实地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典范。1944年春，彭老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他超乎寻常的努力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被评为模范学生，他的事迹被刊登在1944年7月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彭士禄在回忆留苏那段难忘岁月时感慨万分，“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

大国重器，心血铸之。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彭士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仍奋斗不息，他又带领一些科研人员承担起中国“核电起步”的重任。核潜艇是大国重器，核电站事关国计民生，在这两大领域，彭士禄都以“垦荒牛”的精神坚挺的脊梁，引领我国核事业进行历史性的跨越。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毕生的心愿。1983年，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88年，彭士禄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业堆的重大跨越。

在涉及采取什么技术方案的重大问题上，彭士禄以他坚实的专业功底、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政治素质，坚持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压水堆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正确选取技术路线，是所有成功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选择走这一步棋的关键人物又是彭士禄。

大亚湾核电项目和秦山二期核电项目，彭士禄都是挖第一锹土的人，说他是这些项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之一，大亚湾核电站当时遇到很多政策性问题。在各种不同意见争论下，他从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对于许多技术难题，彭老敢于负责，体现了一种勇于负责的精神，碰到问题后，要在万难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回答，“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他敢于拍板的底气有四点：一是概念要清楚，二是定义要确切，三是数据要准确，四是给国家争气要无私无畏。其中最后这一条“无私无畏”最为重要，是他敢于拍板的“政治底色”。

奉献。我国核潜艇的第一座陆上模式堆建在大西南的一个峡谷之中，工作人员住的是用河泥和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垒起来的干打垒，吃的是从山上采摘的野菜、蘑菇，睡的是铺着几条草袋子的木板房，烧饭用的是陶土做成的坛坛罐罐，走的是多雨山区的泥泞路。这些三线的战士们，生活上吃的是极大的苦，工作上干的是极重要的事。

那个时候，彭士禄夫妇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模式堆上，将家中只有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托邻里照管。有一天，女儿突患急性肝炎住进医院，被隔离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间里，她孤独地与从木板缝里洒进来的月光对话。就在同一时间，儿子又被玻璃扎破脚底，也被邻居和小伙伴送进医院，缝了11针。兄妹二人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一个在一楼，一个在二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只能独自与伤病做斗争。连自己的儿女生病都无法抽身照看的人，为了神圣的事业，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核工业领域有一种说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极其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核事业从业者的群体奉献画像。

在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时，蛇口招商局袁庚局长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彭士禄，彭士禄就住在了办公室，早上吃方便面，中午吃快餐盒饭。

彭士禄对于后代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平淡生活”十二个字。其实，他何尝不是如此要求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话虽然是说给自己的儿女听的，但不也是说给所有中国人听的吗？在我与他的儿子彭浩和女儿彭洁的多年接触和交往中，他们忠实地践行了彭老告诫他们的这十二个字，时时处处把自己置于普通人的行列中，踏踏实实地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

上述二十四个字，便是“红色基因”的DNA结构，它们可以遗传，也可以变异。红色后代们需要遗传先辈的优良品德，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新的贡献，无愧为“红色家庭”的“红色后代”，并且把这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7年9月9日，彭士禄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是以全票通过的结果获得这一奖项的。他把奖金全部捐献了。他的女儿彭洁问他这笔100万港元的奖金该如何处理时，彭老说“不要”，他的理由是：“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拚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最后，以这笔奖金为基础设立了一个人才奖励基金，而且彭士禄要求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基金。

1996年，彭士禄表达过自己的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彭老的这三个心愿正在逐步实现，他参与建造的核潜艇每日巡游在祖国广阔的海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保驾护航。

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帽子，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弥留之际，他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却仍然关心着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如今，按照彭老的遗愿，他的骨灰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的歌曲慢慢撒入他工作多年的渤海湾葫芦岛海域，与他一生钟爱的核潜艇永远相伴，他的精神不灭，风范永存！

彭士禄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发布仪式上，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片子，号召广大党员特别是科技工作者，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新的奋斗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党的百年事业中，有多少革命先驱一代又一代为党的事业奋斗，他们的精神将被后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彭湃、彭士禄父子两代人的奋斗与牺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基因”。

我以一首《七律•悼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诗，表达对彭士禄的永远怀念：

父烧田契唤工农，子献丹心济世穷。

两代忠魂溶碧海，一生伟业铸红宫。

行藏天地无痕迹，褒贬春秋有管彤。

核艇神威能斩浪，中华从此敢争雄。

（编辑  季节）

普利策与赫斯特同为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传奇报亨。两人办报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却天差地别。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众多学者都表现出了崇敬普利策、排斥赫斯特的态度。

普利策与赫斯特学术界评价的差异

学术界对普利策的评价

在国外学术界，许多学者对普利策赞美有加。如埃默里父子认为普利策是“最能干、最值得尊敬的美国主编”（埃默里，2001：199）。詹姆斯·莫瑞斯在为普利策作传时，写到普利策“创新的能力犹似特德·特纳，改变历史的能力堪比西奥多·罗斯福”，其“传奇故事影响深远，打动人心”，肯定他为报纸注入活力的大胆尝试，以及坚持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的新闻理想。

国内学者对普利策的评价也是以正面为主，称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诸如“他具有一整套系统的思想——关于报刊的作用，新闻的意义，评论的价值等……富有浓烈的民主进步色彩。”（韩亚辉，2006）；“倡导和高扬的新闻职业理想精神和理念是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薛亚利，2019）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普遍对普利策怀有赞美之情。而这份赞美往往源自对普利策的新闻理想的认同。

学术界对赫斯特的评价

相比之下，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对赫斯特进行正面评价的文献。一些学者往往从赫斯特对黄色新闻的滥用这一角度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认为赫斯特并没有普利策那般崇高的新闻理想，其进入新闻业纯粹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有关他煽动美西战争、教唆他人刺杀麦金莱总统的传闻，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

国内新闻学界对赫斯特的评论也不甚高。有人称赫斯特为“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对黄色新闻的狂热导致了对新闻事业声誉、新闻人职业道德、读者欣赏趣味的损害（蔡全胜，2000）。有人认为，赫斯特对于煽情手法的滥用造成了严重后患，并批评其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其报业生涯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原动力, 他是商人而不是报人。”（韩亚辉，2006）

总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中，相当于普利策像是被众星捧月的行业标杆，赫斯特则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面教材。

差异的反常之处：经历相似却风评迥异

然而，普利策与赫斯特经历的实际差异，却绝非他们所获得的评价那般悬殊。

两人均是使用黄色新闻的代表人物

普利策与赫斯特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非常善于运用黄色新闻吸引读者的眼球。

实际上，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是普利策。在由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第一期，其头版文章便对当地的自杀事件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而赫斯特此时还未进入报纸行业。事实上，赫斯特正是受到普利策的影响才开始采用煽情报道，他有意让《纽约新闻报》追寻《世界报》的风格：同样在头条采用粗大的字体，内容采用引人入胜的都市故事，使用大量罪犯及美女的插图等等（莫瑞斯，2015：314-315）。

“黄色新闻”一词的诞生，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普利策与赫斯特为争夺报纸销量而大量刊登的一系列煽情新闻。在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关于美西战争的报道。两人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次爆炸事件描述成西班牙的一场阴谋，将美西间的矛盾夸张化以吸引“义愤填膺”的读者们。两人的行为煽动了战争情绪，间接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

可见，黄色新闻并非赫斯特的独创，普利策也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同样是运用低俗、煽情类新闻谋取发行量，普利策的行为被誉为是对新闻行业的大胆改革，赫斯特却被要求承担“黄色新闻损害新闻事业声誉、职业道德与民众品味”的责任。

两人都曾尝试用报纸推动社会变革

通过新闻报道保护底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变革，一直是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例如普利策曾在《圣路易斯快邮报》上公开反对圣路易斯市煤气照明公司的垄断，批评其劣质的服务与昂贵的定价，也曾以题为《偷税：批发伪证的艺术》的报道揭露当地富豪偷税漏税的丑态等等（莫瑞斯，2015：155-156）。这些行为保障了民众的福祉，促进了社会公平。

然而，有学者指出，赫斯特也曾利用报纸为底层人民的利益发声，1899-1922年，赫斯特致力于推进反垄断、反童工、保障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改革（樊亚平，丁丽琼：2014）。他曾坚定地支持遭到武装人员迫害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坚持要向施暴者追责；他还曾发表社论，提倡公用事业实行公共所有制，消灭垄断；他甚至要求全国、州与地方进一步完善公立学校制度等等（埃默里，2001：250-251）。

可见，赫斯特与普利策一样，曾借报纸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两人都曾滥用黄色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败坏社会风气。然而学者们更多地称赞普利策的新闻理想，却往往选择性地忽视赫斯特借报纸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这种双重标准何以产生？

差异的产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需求

回答这一问题，可从同时期的美国学术界入手，他们早期的一些定论会对两人后世的评价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新闻史角度出发，其实普利策与赫斯特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时期，了解这一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19世纪末，美国报纸正处于由政党报纸到大众报纸的转变。这导致当时的报纸，要么完全充当政党的喉舌，为取得竞选胜利无所不用其极；要么为了生存和盈利，大量刊登“黄色”“花边”新闻以吸引公众眼球，正如普利策与赫斯特做的那般。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工作在大众眼中不算正经行业，社会地位也很低。为此，一批新闻从业者迫切想为自己正名。

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的奥克斯首次提出了新闻行业的三大目标，即“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材料”。在办报宣言中，他指出，报纸应“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由此拉开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序幕。新闻从业者力图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促进行业专业化，使新闻事业自由独立、客观公正、以公共服务为终极目的，从而维护新闻业的权威，使新闻从业者受到尊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既需要正面的倡导和正面形象的引领，也需要对背道而驰者明确而激烈的批判和反面典型的陪衬”（樊亚平、丁丽琼，2017）。有趣的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身后事业处理上的差异，使他们分别被构建者选为正面与负面的典型人物。

首先，普利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清除了自己报纸内的煽情主义，重新追求报道的准确性。黄色新闻大战的终止，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对黄色新闻进行了猛烈批评，而是因为普利策主动退出了战争。其次，他留下了25万美元用于创立普利策奖和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如今普利策奖的地位犹如新闻界的诺贝尔奖，其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奖这一分支，仍然奖励着通过新闻资源，为社会做出有价值服务的新闻机构。他还捐出了200万美元，用于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以及职业道德。

而在赫斯特的人生暮年，他为了在大萧条时代维持报刊的发行量，仍然滥用黄色新闻。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与经济利益，赫斯特甚至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狂热，而没有做出任何能挽回其口碑的事。

也就是说，普利策对自己身后事业的安排，基本顺应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潮流。他拒绝继续使用黄色新闻，重新追求新闻准确度的行为，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追求；并且通过创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大力促进了新闻业的专业化。而赫斯特的做法，则是与新闻专业主义背道而驰的。

两人新闻生涯后期的差异，以及两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们被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者选中。为推行其主张，构建者需要将普利策光辉化，赫斯特污名化。于是两人的形象差异变得更加显著，而两人经历中相似的部分，则被用双重标准的方法掩盖过去。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的信仰被传承至今，对两人评价的差异也因此在西方得到延续。

差异的迁移：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对两人评价的天差地别，并非是只发生于西方学术界的现象，国内的许多研究也延续了这种评价。虽然我国并未参与上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过程，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仍与西方的评价具有高度相似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的确存在相关研究资料缺乏、学者考证精神缺失等问题，使得部分学者对国外的评价不加甄别地全盘接收。国内有人批评一些学者对赫斯特身上“丑诋其形象的历史迷误，缺乏应有的考辩，导致以讹传讹，伪证成为实证，偏见与不合乎实际的认识与评价成为历史的‘定论’”。（樊亚平、丁丽琼，2015）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国内学术界会完全认同国外学术界的结论这一现象。在对普利策与赫斯特评价的问题上，国内之所以能全盘接受国外学者的结论，必定意味着前者不自觉地多少认同了后者的某种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便是新闻专业主义。

   为了方便后文的阐述，笔者在此需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在我国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辨析，两者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差异表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新闻事业独立于政治，更看重公共服务，通过客观报道事实建立自身权威。这一理念成为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图腾，使得新闻工作者获得了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有了以上认识，便可发现许多国内对普利策、赫斯特的评价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价值体系的。例如有学者在评价赫斯特时，批评其“败坏了新闻事业声誉，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蔡全胜，2000）从中可看到，作者对新闻事业声誉的重视，及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的认同。另一学者对普利策进行评价时，对其新闻理念给予了认可，即新闻媒体拥有“‘环境预警功能’‘社会守望角色’‘揭露腐败渎职’等作用”，称赞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薛亚利，2019）。也有学者对普利策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闻理念给予认可，并批评赫斯特缺乏对于报刊的作用和新闻的意义的思考（韩亚辉，2006）。这些研究，都是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对两人进行评判。而事实上，若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对两人进行审视，或许会得出更新颖的结论。例如普利策虽然试图追求政治独立，但其主管的报纸却具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从报纸是政党喉舌这一角度出发来分析普利策办报策略对于政党形象树立及舆论引领的利与弊，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许更有利于我国的新闻实践。

   为什么新闻专业主义会对国内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客观上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的提出，便是我国早期新闻专业主义渗入的样例。其中，不党、不卖指报纸不应依附于某个政党，应做到经济独立；不私则代表了报纸应为公众服务；不盲则含不盲从、不盲信之意。“四不”原则可谓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政治独立、为公众服务的内核。同时代许多新闻业的前辈在提出自己的理念时，也借鉴了这一主义。

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大力提倡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也未曾消失。例如编写《全球新闻传播史》的著者，曾反思自己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编写教材时“自觉不自觉地以貌似价值中立、去政治化以及专业主义等”消解了看待外国新闻史的中国立场。（李彬、张珂：2015）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国内教科书对普利策的介绍较为正面，而对于赫斯特，则扣上一顶“黄色新闻大王”的帽子。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制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尤其是在我国传媒行业市场化后，一些记者追名逐利、弄虚作假的行为败坏了职业道德，引起了一些新闻人对专业主义的呼唤。在这一背景下，赫斯特成为负面的代表性人物，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考辩。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虽为舶来品，却在我国拥有较强的生命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这两位新闻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国内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以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为价值标杆，而鲜见结合中国语境，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出发，对两人进行较为客观的解读。其后果是：对两人的研究难以转化为具有实践性的指导建议。例如，让我国的报刊效仿普利策追求所谓政治独立与新闻业自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