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最伟大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经典路径使英国与其跟随者成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后发国家仅靠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模式却充满了曲折、挫败、血腥和动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启，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和制度的移植、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效仿，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唯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
十四、十五世纪，西欧一些地区从封建分裂状态走出，形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西欧开启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18世纪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向工业文明，也带来现代化对全球的冲击。到20世纪，现代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它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利用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而且是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种新型文明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等全方位的转型。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
现代化只有先行者和后来者，先行者输出他们的模式，后来者往往会学习、模仿先行者的模式、道路。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往往被人们等同于西化，由此造成许多后来者的现代化道路遭受挫折。现代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们设定了一套“现代化”的标准，将符合这些标准的标明为“现代”，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划归“传统”。以这些标准判断，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的，其他国家都是“传统”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只有按西方标准发展和改革才算是“现代化”，现代化更是被打上很强的意识形态标签。
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时空与环境条件不同，思想方法和解决方案不同，现代化在各国、各地区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道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速率和模式基本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和影响所决定。既有其独具的历史背景，依靠循序渐进地转变各种本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对后发追赶者产生重大影响，加速改变本土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本土文化与历史会影响现代化道路，但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则可能走上相似的道路。没有哪一种“模式”绝对正确或绝对“好”，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扩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真正开启了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45年党的七大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第二步，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各项条件具备之后，通过互助合作、集体化等途径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跃迁。
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的内涵，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其二是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三是“小康”。为此我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的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显著进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且目标更高。其一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而且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其二是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逐渐凸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其三是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重申：“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新情况做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一是提出“四化同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二是提出现代文明形态。将生态文明建设连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通过体制建构和不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一个后来者的现代化赶超。
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促进农业国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危机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1939年12月，毛泽东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引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等。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建构，我国破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走自己的路、以“四个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选择了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加快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一是通过“三大改造”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于1953年12月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拔除了几千年支撑乡土中国的制度根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为了尽快获取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取缔商品和市场，制定国家计划；实行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推动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体制基础。
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大幕，开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框架。其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三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动了各方面、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做了多方面改革，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利用自己的特殊性抵达现代化彼岸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非凡的组织和领导特性充当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一是独特的价值理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感，使中国共产党在充满荆棘的现代化征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风险、挑战，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其二是独特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甄别机制将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内，靠独特的选人和培养机制为这些成员成长和能力施展提供空间。与西方竞选政党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和发展谋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保证党在决策中的科学性和“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组织优势的关键。其三是卓越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纲领、道路、路线方针政策，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了人民，保证组织的方向定位、凝聚力和先进性，从而保持和增进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
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国情
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涵养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超大人口规模基本国情下的国家转型，如何在正视基本国情下摆脱人地关系过重的乡土黏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繁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民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将土地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位。同时，不断增加农业农村在国家投入中的比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农民就业、社保、医疗、养老问题，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党利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努力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断赋予农民城市权利，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
走自己的路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简单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和模式无法顺利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历程，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多次遭遇“左倾”或者“右倾”的主观主义。1927年8月后，中国革命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一条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病和问题也逐渐显露，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独特性，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洞察和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中国国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把握新发展格局，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也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革命时期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人民取得了政权。建设时期依靠农民提供的积累和城市居民的低工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改革时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可以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破解新征程中面临的几个现代化难题：
1.如何真正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和归宿，由此导致农业现代化的滞后和农民问题的无解。在新征程中，我们提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就是要避免现代化的结构失衡困境。
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将污染转嫁他人的老路，而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还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更加注重价值观、文化软实力和人的精神追求。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在现代化新征程中面对的最大难题。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不能搞以牺牲最大多数劳动者积极性为代价的平均主义，不能搞损害人民财产和财富积累预期的再分配，不能“一刀切”地把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产拉平，不能搞不切实际地追求地区之间的齐步走。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其一是“富裕”，即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其二是“共同”，即不平等程度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3.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根据本国的特点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都必须解决好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化问题。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构。
（编辑 季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基本要求。
实事求是思想是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的交汇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的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1] 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
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年)。实用主义哲学，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也有人将实用主义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实用主义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和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认为：“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2] 杜威更是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他认为：“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3] 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4] 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学长何叔衡的影响下，很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5] 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章程据说都是胡适确定的。[6] 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
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普世”教条斗争中成长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老教条主义，如王明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普世楷模；也有新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在他们指挥下，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7] 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8]王明现象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迷信并盲从共产国际的思潮。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0]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1]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2] 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13]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14]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本意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到70年代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不懈地斗争。有人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时，毛泽东肯定地说：“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15] 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16]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审阅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7] 10月27日，毛泽东审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8] 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上说可以采取。”[19] 1966年7月12日，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20] 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1] 1967年11月27日，阅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文章，安斋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22] 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23] 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24] 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25] 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26] 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27] 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这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一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中的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28] 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和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做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和思想遗产是实事求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各式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和思想遗产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如果不这样，就要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道路，1949年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29]
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员王方名回忆，1957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约他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话，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毛泽东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最后，毛泽东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30]
在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仍需要持续开展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1] 要明白我们改革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
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如何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2] 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33]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3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编辑 季节）
* 张文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1] 胡适就自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图后来有过解释，他说：“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来源：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2] [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纶、孙瑞禾译：《实用主义 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3] ［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页。
[5]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复信张有晋：“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6]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是事实。这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这段文献参见载沈卫威著《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20] 转引自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28]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夕流行很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铿锵，歌词主张内容不容置疑，反复重复的歌词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参见经典老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线试听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30]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第3版，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学习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 414页。
[3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34]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从我国各个阶段扶贫攻坚政策措施看，我国政府运用了财政、金融等经济、法律、行政多种政策工具，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而政府财政政策的运用，在诸多公共政策中，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
我国财政扶贫政策经验总结
2020年，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财政政策在扶贫攻中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财政等各种资源投资于扶贫攻坚，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财政政策扶贫攻坚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财政投资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为扶贫攻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我国及世界各国反贫困的经验来看，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往往是形成贫困的客观原因。改善贫困地区的桥梁、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构成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重要外部条件。我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财政投资改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为贫困人口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扶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差的地区，实行了整体移民搬迁。这条经验，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2、精准扶贫，解决真正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随着扶贫攻坚政策的持续发展，大面积贫困人口的减少，需要精准扶贫，以利于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应，而不能分散资金，撒胡椒面。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年-2020）年》中，我国将扶贫攻坚的范围缩小到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求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精准扶贫制度，把财政资金用到贫困人口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达到扶贫攻坚效果。
3、支持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发展推动扶贫攻坚。区别于传统“输血式”扶贫，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我国坚持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开发贫困地区资源，发展相应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逐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通过政府财税政策扶持，在贫困地区发展适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状况的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业、电子商务等产业，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新型市场主体，发展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安排贫困人口就地就业，增加收入，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是财政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正确途径。
4、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开展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贫困人口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往往是形成贫困的根本性原因。在扶贫攻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级财政大力投资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改善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状况，为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5、重视扶贫攻坚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而扶贫攻坚也只是财政资金支持的一部分。因而，在我国财政扶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中，历来强调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功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2018年5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与此前制订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00）、《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管理办法》（200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11），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了财政资金实施绩效，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各级纪检、检察、法院等部门，依法查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行贿受贿等扶贫攻坚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有力保障了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新时代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面临新挑战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解决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比，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需要及时应对。
1、运用财政政策，巩固扶贫成果，防止各种类型的返贫。尽管我国已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较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弱，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贫困人口还需要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巩固前期扶贫政策效果，防止返贫。我国2011年划定的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年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达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要求。很显然，这个标准仅仅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温饱需要，即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财政资金继续支持。同时，目前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较为严酷、基础设施较差，短期内容易发生返贫，如自然灾害造成的返贫、因疾病造成的返贫、因暂时失业造成的返贫等等，还需要财政资金支持，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帮助贫困人口增强自身的能力，能够持续增加收入。
2、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克服相对贫困的问题，缓解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状况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东部去年增长4.6%，西部增长6%，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低收入群体的增长快于全体。按居民五等分收入分组，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6%，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名义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1]。而另外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处于警戒线之上。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5元；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79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这表明我国确实有40%以上的人群，其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2]。而Wind数据显示，2020年民生银行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为6179.89万元，位列40家A股上市银行中的第一位。其中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1092.9万元，人均364.3万元，人均月收入30.3万元。而平安银行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2325.18万元，人均775.06万元，人均月收入64.5万元[3]。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控制。
3、建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只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小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建立走向共同富裕的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防止社会两级分化，社会矛盾加剧。首先，财政政策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治理各种垄断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合理的现象。其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通过财政分配与政策调节，保障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再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心理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禀赋、人们工作努力的程度、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不同等各种原因，人们的收入及占有的社会财富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一旦超越了社会成员心理上认可、承受的范围，也会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
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选择
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财政政策工具的特点，财政政策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是各个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状况看，深化个人所得税的方向包括：（1）逐步扩大税基、普遍征收，提高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并向主体税种方向发展，增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很难发挥收入差距调节作用，在收入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情况下，反而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要立足于普遍征收，扩大税基，增加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向主体税种发展，才能有效发挥其调节功能，特别是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而不能把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税，将其作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则很难发挥调控功能。（2）调整税率，对于某些较高收入阶层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加大收入差距调控的力度。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45%，各方面讨论较多，也可以采用降低最高税率，对达到一定限度的收入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提高征收力度，也能达到调节过高收入的目的。（3）条件成熟时，将工薪收入中的扣除额、专项扣除额等改为分地区扣除，更能体现大城市等生活成本较高地区居民的需求。（4）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大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提高处罚程度，增强对高收入阶层调控的实际效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缩小差距，充分发挥经济社会运行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已建成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各级财政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但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包括：（1）进一步缩小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保险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较大差距。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的缴纳和支取存在较大差距。职工养老保险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和行政单位职工的保险待遇也有差距。目前只是在制度上做到了统一。特别是目前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状况，与缩小城乡差距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既要和缩小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相适应，也要和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相适应。（2）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推动消费养老、以房养老等补充养老事业的发展，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3）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及时调整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使广大居民能及时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4）进一步改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财政投入，增进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体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对于残疾人、孤儿、丧失劳动能力的流浪者等困难群体，给予收养和帮助，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
3、增加财政投入，促进公共服务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均等化，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往往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社会阶层差距、代际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筹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职责。在我国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公共服务政策的重点包括：（1）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各个行政区域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各个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2）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缩小差距，避免重蹈大城市病的覆辙。（3）消除社会阶层、代际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防范社会阶层固化，鼓励竞争，体现社会公平。
4、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最大限度地缩小收入和财富占用的不公平。财产占有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投资，个人及家庭财产多元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扩大中产阶级阶层，缩小收入差距。（1）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居民创办各类中小微企业，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2）鼓励居民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增加资本性收入来源。（3）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居民投资、转让各类资产创造良好的条件，优化居民资产配置，实现收入的多元化、最大化。因此，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巨大差距，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道路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
（编辑 季节）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是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对国有企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从伟大建党精神中鼓舞士气、明确方向，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从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汲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守理想，在国企改革中传承文明的继承性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大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持续指导改革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目标任务，增强理论自信，指导改革实践。一是要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要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三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四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改革方向正确，致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国企改革中勇于创新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感悟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坚定初心使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路径创新为基础，持续推进改革实践。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实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任务，切实担负起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桎梏，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机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持续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在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二是分层分类、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和经营实际，合理配置股权结构，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
直面困难，在国企改革中保持行动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回顾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重化工业，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艘远洋巨轮、第一架喷气式战机，自力更生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等一批时代楷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国企人充分发挥实干精神，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国产航母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92家国有企业迈入世界五百强行列，中央企业定点帮扶了246个国家级的扶贫重点县，占全国的42%，充分彰显了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和卓越成就。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斗志，鼓起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当前，我国开启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任务，要求广大国企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本企业在深化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实践锻炼，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攻坚克难，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对党忠诚，在国企改革中践行宗旨服务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党的事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规律，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把保护职工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从实行厂务公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推进“三供一业”改革到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贡献。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把“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要持续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扎根基层，了解群众声音，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群众一道把改革推向前。三是要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国企混改中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规制,把资本关进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心中有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为助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努力奋斗。
（编辑 尚鸣）
进入21世纪，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高新技术的广泛交互应用，一场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形成。本次产业技术革命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带来的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革。
《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将这次产业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指出，世界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用产业技术革命称谓或许更为合适，因为每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农业、服务业也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与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相比，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是全方位的创新。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科技创新内容相对比较单一。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由英国引领，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引发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由美国和德国引领，以电力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生活的电气化，催生出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推动了铁路运输业、造船工业等创新发展。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代表，继续由美国引领，实现了生产生活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管理的现代化。而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智能化革命，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实现生产生活系统的全面智能化，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出现重大变革，比如智能机器人将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二，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所采纳的多种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当前，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具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货币将会很快普及，日常生活中的支付行为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此外，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将得到整体提升。
第三，本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影响具有全面渗透、跨界应用的特点。如前所述，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比如，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厨师、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3D打印、记忆眼镜、DNA生物芯片、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相继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原有的制造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向“智造业”目标前行；互联网在逐步走向物联网，相关企业也纷纷演变成数字企业。
第四，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在世界大国之间具有同步性。这次产业技术革命不再是从单一领域或某一国家率先发生，而是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步进行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各个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异，但是大国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对创新机遇的关注度空前提升。一方面，一些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在大国之间同时发生；另一方面，某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一国出现后，其他国家会立即跟进，引领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时间差变小了。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源头具有多元性，创新表现为去中心化，使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增强。例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分享长寿技术突破带来的福利，公共教育资源也会通过互联网向落后地区推送。
（编辑 宋斌斌）
做宏观研究的人总会担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矛盾。
比如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但到今年年初，特别是春节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来之后，我们开始关心通胀。
站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们到底应该关心增长还是通胀？个人以为这个时点既要关心增长的问题，又要关注通胀问题。按照历史的规律，下半年我们在物价处于高位时将更加关心增长问题。
成本冲击之下的经济走势
这一轮物价上涨和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它并不是简单由中国的需求扩张而引起，过去大半年中，我国房地产基建并没有明显增长。当然有一些限产的因素，但这和总需求没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面临价格上涨，但和国内总需求不相关，这种上涨在教科书中被理解为是一种成本冲击，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在成本冲击下，经济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
第一，在目前这个时点，大概率认为中国内需高点已过或者正在经过，下半年内需趋势将向缓。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可能是在与欧美全民免疫相关的时间点，如果七八月份欧美实施全民免疫，全球的经济高点可能在三季度。
第三，在目前总需求大格局之下，如果叠加前期成本冲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后续影响，可能会使经济下滑的趋势或者方向变得更加明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消费修复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
现在市场预测比较习惯于把基数效应剔除。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去除了基数效应后就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很难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定很好或者一定很差。
外需方面，第一，高频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下降。在疫情期间，中国出口之所以占据较大份额，是因为全球工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现在全球经济在快速恢复，中国不太可能继续维持疫情期间的较大份额，这对出口是一个坏消息。
展望下半年，虽然出口份额在减少，但好消息是，外需这块“蛋糕”正在迅速扩大。好消息和坏消息结合在一起，最终将取决于速度，所以总体而言还算是好消息。
根据相关预期，七八月份欧美实现全民免疫以后，服务业发展将会达到顶峰。前瞻性地看美国的30年抵押贷款利率，投资动能可能是在三季度以后筑底。现在欧美商品消费甚至超过了疫情前，一旦全民免疫实现，特别是当大家不再需要居家的时候，美国的商品消费，特别是交通服务业将出现迅速扩张。
但是，外需的顶端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很多幼儿园或者小学没有完全开学。如果幼儿园、小学没开学，那么美国家庭的夫妇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在家，这时候即使工资再高、职位再空缺，他们都无法工作。这与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必然的关系。
现在，美国一些州逐步减少相关的补贴和刺激。可以预见，九月份开学以后，美国的社会状况会逐步恢复到常态，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需求的高点。
因此，消费修复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西班牙流感后，欧美消费服务业的修复过程经过了两三年。对于消费恢复而言，解铃仍须系铃人，即使旧的服务业动能消失了，还有新的服务业动能。比如：00后作为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会创造出新的服务和消费的需求。因为有缺口才有动能、才有机会。
房地产业加快去库存化进程
这次疫情中，全球房地产销售价格大涨，中国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国内房贷利率保持平稳。从行政性管控措施看，影响老百姓需求端的房贷利率以及限贷限购政策，在疫情期间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房地产的短期问题是在供给端，近期政策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供给端，将从中期影响开发商。总体而言，大家形成了一致的市场预期，房地产投资处于相对趋缓的过程，至少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不会反弹。
在这次疫情中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库存明显收缩，很多城市已经无房可买。道理很简单，需求是稳定的，房贷利率没什么变化，但供给端是收缩的，这意味着全国整体房地产市场是去库存化的。因此，即使房地产投资趋缓，但是房地产的景气程度不会太差。
下半年市场发债或将“打折”
近期市场在热议“财政后移”的话题，我觉得这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上半年国内发债不是很多，大家认为“子弹”可能留在下半年，一旦下半年经济下滑财政就会发力。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对的，但在数据上不一定对应得上，背后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强调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更多地要求去杠杆、稳杠杆。不管是银行间市场发债还是交易所发债，今年的发债标准在不断提高，发债难度也在增大。
历史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当发债的难度增大的时候，即使发债是用于新增投资，比率也上不去，最多只能满足还本付息。因为今年高标准、严要求，市场债上半年没发、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发，但或许要“打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
为稳定价格，最近我国出台了很多行政性措施，有一些是过去采用过的。在供需矛盾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政府出手一定有效。如果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政府出台的行政性措施可能没用，主要取决于政府出手的时间要精准。
总体而言，需求决定了大宗商品的方向，供给决定了它的弹性。大宗商品价格非常复杂，它和全球总需求之间有一个密切关系，要研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仅要研究国内，更要研究全球。
如果华尔街一致预期三季度将达到价格顶点，那么大概率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最高点就是到三季度。现在的产能、供给是由过去的投资和需求决定的，这也是整个经济运行波动的核心逻辑。由于前几年投资少，今年形成了产能和供给少的局面，使得通胀能够起来，这也许与货币超发没有必然联系，当然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加剧了这样的矛盾。
人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期到下一周期经济的走势，所以很多当期的投资行为不能完全影响未来的需求，从而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这样的波动在疫情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芯片为例，乐观的观点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悲观的观点认为，要到明年甚至后年。这体现了供给约束的消除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能够很快地响应到现在需求端这么迅速的扩张过程。
除了猪肉以外，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到非猪肉的CPI其实是非常通畅的，只不过有迟滞而已。即使考虑到猪肉价格，市场普遍预测，不考虑幅度，下半年CPI总体是单调递增的。
既然价格已经到达这个位置，反过来对经济会不会有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通过庖丁解牛，大概率可以知道价格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或者说前期是由经济供需引起了价格矛盾，这个时点的价格矛盾又将影响经济的供需。
分上下游来看，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上游价格上涨，几个月后利润上涨，之后会引起投资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在下半年三季度达到顶峰以后，上游的盈利可能依然没有触顶，也有可能追加投资。我们发现，在成本冲击时期，对下游总体而言都是坏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下游行业，就是出口行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为什么？进口的价格是在持续攀升的，但由于出口商的定价能力弱，我们的出口价格依然非常低迷。
从贸易条件或者价格条件而言，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间，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时间延长意味着它的利润的压价或者顺差的压价。可以看到，成本冲击时期，贸易顺差可能由于成本冲击的原因而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很多人看好制造业。在我看来，成本冲击时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制造业的利润及其制造业投资，包括上中下游投资总体趋降，虽然前期有很多利润，但是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使得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并不是那么乐观，这种影响在汽车和家电业表现尤为明显。
警惕美国QE政策退出的不利影响
由于汲取了2013年的经验教训，美联储不断和市场沟通，从过去几轮看成效明显。但是，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减量总体是偏收缩性的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是有压力的。在退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要防止潜在的贬值压力。
疫情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修复速度上的不均衡影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短期操作会加剧新兴市场的风险。如果欧美开始实施全民免疫，可以顺利地加息和收缩。但是对于没有分配到疫苗、还生活在疫情中的国家而言，经济本身没有修复，这时它的压力可想而知。美国的经济或将在三季度筑顶。而美国QE政策的边际收缩对中国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编辑 宋斌斌）
在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调和配合，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注需求侧存在的多重结构性问题
我国经济的需求侧不仅存在总量性问题，还存在多重结构性问题，既有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也有需求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其中，需求内部的不平衡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二是投资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消费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需不平衡来看，我国总消费率和发达国家相比长期偏低，疫情冲击后生产端虽然较快修复，但消费修复的速度相对缓慢，当前经济需求侧首先存在一定的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相比，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短板。
从需求内部结构来看，长期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使得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挤压，而消费需求却受制于收入结构不平衡而难以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方面，近年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18年开始低于GDP增速。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近年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在居民收入来源方面，主要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中小企业仍在经营和成本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超级平台企业的市场渗透也对其形成了一定挤压。
从投资内部结构来看，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建项目和闲置资金，其中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吸纳了大量资金，包括以负债方式获得的债务工具融资和信贷融资主要进入了投资领域。但在投资领域中，边际收益较高的好项目并不多，带来较严重的投资效率偏低和资金空转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资金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多重制约，尤其需要关注居民部门债务攀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08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18%左右，2020年该数据已经上升至68%。十几年来，家庭负债占比上涨了50个百分点，居民债务压力明显加大。其中，家庭负债的主要投向是房地产，2019年存在负债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占家庭总负债的比例为76%，家庭对于房产的购置需求对其他消费需求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并不能严格分开。总需求管理一般指的是通过扩大投资或消费对需求总量进行扩张，以解决经济低增长或经济衰退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背景下，供给与需求两端都需要补短板、调结构，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受全球疫情冲击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短板和信用缺口同时存在，政策性因素的边际弱化与市场性因素修复较慢共同交织，导致投资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总需求的扩张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同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也有积极作用。
需求侧管理不仅关注总量问题，还关心需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较高的投资形成率在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危机阶段有力地扩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应看到，在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需求侧管理的提出正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表现。从当前宏观经济整体看，总供给和供给侧、总需求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缓解结构性不平衡应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着力点。
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改革，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统筹兼顾。相比传统的总需求理论，需求侧管理还涉及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管理结构、市场畅通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和管理问题，具有新的内涵。通过改革和管理提高供给和需求的契合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投资需求在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如果长期使用或者仅仅使用投资需求扩张政策，反而会加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相互配合，但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总需求结构内部，特别是需要缓解有效消费需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针对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产生的多种原因，政策层面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第一，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的对冲政策更多地将资源用在了生产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供需修复进度的不平衡。在当前消费需求修复较弱的情况下，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建议加大家庭负债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是家庭负债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遏制家庭负债规模和增速的过快攀升需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这不仅有助于减缓家庭负债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有助于减轻房价下跌时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第三，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政策呵护，防止垄断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小微企业的活跃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源泉，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通过反垄断等相关政策，遏制超级平台企业采取低价占领市场的手段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防止资本和垄断的结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三乡”工程。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需求潜力大的内在优势日益凸显，需求层次也逐渐向多元化、中高档的新兴消费转型。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推进人才回乡、资本到乡、告老还乡“三乡”工程，有助于拓展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19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沿线合作伙伴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贸人文交流被迫中断，中美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新秩序
疫情成为加速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不断加速形成，催生着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近现代史看，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与全球格局的根本变化需要经历多次反复。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一方面，疫情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的诸多隐性矛盾日益凸显。
大变局与大流疫的叠加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更加复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后疫情时代，西方保守主义乘机扩大逆全球化势力，现有的世界秩序遭遇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数激增，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新考验和新阻力。
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总体态势看，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是主流。而美国却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其严重破坏抗疫国际合作的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方批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走向终结。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现有制度，认为现有世界秩序无法对社会问题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疫情已将美国政府的治理和社会自身发展积攒的诸多顽疾显露于世，以美国为标杆的旧秩序再难得人心。而与之相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构建了一条包容平衡发展的新道路，更是赋能全球抗疫，展示出新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便蕴含着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内在逻辑。
新旧世界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正在加速完结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为支柱的主要跨国组织，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单一国家霸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美抗击疫情态势的巨大反差使得世界不同国家对于所谓的“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有了更多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丰硕实践成果也带给很多发展中国家新的道路选择。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走向衰落，若不改革并与中国合作，国际体系将难以维系。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其相互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双边的范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必然与中美博弈紧密相关。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可以成为中美加强合作、改善关系的契机，但美国政府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大国担当和基本的国际道义。拜登政府从不同领域同时向中国加强攻势。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试图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借机丑化、孤立和打压中国。这表明，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正在加速，未来围绕涉疆、涉藏、涉港、南海、台海等涉华重大事项必然暗流汹涌甚至刀光剑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必须直面这些巨大挑战。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新方案、主导新秩序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有效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抗疫大会战。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标榜尊重人权，在疫情防控中却乱象丛生，两党相互拆台推责，各州各自为战，社会阶级分化与对立严重，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中国GDP仍实现增长2.3%，是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实际GDP增速为-3.5%，为2009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创下1946年以来的增速新低。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制度形成全新的认识，对美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盲目信仰也将回归理性，并由此重新审视中国道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重大任务专事专办，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①]；既有中国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共性。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数据、没有经验、没有方案。但面对这场艰巨的大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体现了中国的高效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在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中做出的努力，中国抗疫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也将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将真正推动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并形成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客观上看，此前主要以谋求经济利益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更重视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社会发展效能。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发展范式，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逐步显现。亨利·基辛格认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核心要义在于“均势”，而这也正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游戏法则”。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的是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势均力敌”和相互遏制。人类经过疫情的“洗礼”，在新的世界秩序逻辑中，这种意识将逐渐被认识，成为主流。
“一带一路”倡议与文明融合
从疫情防控重新审视中西方文明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很多本质不同，这既有制度差异的原因，也有文明与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根源。例如，戴口罩在西方国家不仅是医学和科学问题的范畴，而且被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按照道家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首先要学会避让、顺从，而后应对；要敬畏大自然，绝不挑战大自然[②]。而西方哲学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将人类视为上帝的子孙，不能束缚人类的自由，空间不好，可以用科学技术改造。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独立个体的充分授权。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授权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正是许多西方政府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体制性约束。
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逻辑。全国各地千里驰援，举国上下齐力同心。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型城市能够迅速“封城”，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够迅速形成一呼百应的协同力，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在大疫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时，需要让处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环境的民众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多元文明融合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也将面临新的境况。“一带一路”中的“带”和“路”就表明了这个倡议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不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为中心，而是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近现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交往模式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思想逻辑便是文明一元论。
“一带一路”将沿线诸多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世界历史舞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观念，重塑世界文明均衡发展、共同进步的新格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显示出新时代东方文明有能力主动发起合作，主动参与世界治理，而非只能被动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性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顺应了后疫情时代世界文明格局的发展变化，人类文明不再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而是超越一元文明，实现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现代化不再以美国化、西方化为唯一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下，东方世界正在崛起，要传承和传播东方文明，在重新发现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一次重要契机，同时也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往合作推向新的高潮，蕴含着从西方文明中心到多元文明复兴的新趋势。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长期经营。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③]。在疫情防控合作与抗疫援助中，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国家基本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通过携手抗疫，两大东方文明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收获新的信任。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轴，那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复杂，有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正是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地带。按照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如果不进行和加强跨文明互动与文化交往，他国民众若只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就有可能引发“文明断层线”上的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涌入非常敏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更远的国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从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到如今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文明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大博弈
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同一个模式和标准。无论是古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的全球化，还是近现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一个崛起的国家势力推动的。每一个崛起大国的全球化，都随着国家的鼎盛而达到巅峰；同时，全球化也会被主导国家的自身力量所限制，这个边界也就成为它全球化的终点。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引领。但近年来，面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四伏，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阻碍者。其中，新自由主义失衡并日益式微，普世价值论逐渐衰弱，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合流之势，助力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并带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多边主义重新引领新全球化进程[④]。美国启动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企图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反作用来重塑世界经济，正在将全球经济治理拖入“排他性”区域化模式，不仅助长了“逆全球化”趋势，也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区域化困境，疫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塑将是一个“重构全球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恢复此前的全球价值链[⑤]。
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开始。新全球化是大变局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双循环”战略的新态势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一带一路”到“双循环”，其战略目标都是要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中国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加快推动中外经济循环的规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的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地缘格局，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拥有新全球化网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⑥]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世界各国平等协同，规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的合作风险，超越西方现代性，以东方文明强国姿态主导世界新秩序与新全球化，还需要中国智慧的探索和实践。
（编辑 宋斌斌）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VDL029) 的阶段性成果。
*毛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
[①]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载《经济导刊》，2021年第7期，第10-17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
[③] 李希光：《“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路径》，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5期，第88页。
[④] 胡雪飞，何玉芳：《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下的社会思潮探赜》，载《南方论刊》，2021年第4期，第19页。
[⑤] 黄鹏：《重构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取向》，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第88页。
[⑥] 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就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伟大成就，从而形成了今日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30%左右，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并从世界各国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引进更多的外资并让投资者赚取了越来越多的利润，为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倡导并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以来都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全面深入地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之中，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总结性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审时度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表现出新特点，即美欧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快速的经济复苏并展现出群体崛起的良好势头。为了给全球经济提供增长新动能、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于2013年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资源在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实行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联动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全党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出这一时代倡议的信心与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会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进下去的决心和努力。
共商共建，中国带头积极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且带头实施这一倡议。要实施如此庞大的一个系统性的全球倡议，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概括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共商和共建。
共商是共建的基础和起点。共商的目的首先是要形成共识，不仅要在国内形成共识，同时要形成国际共识。中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习近平主席利用出访机会在很多国家宣讲“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各相关部委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等等。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行动等都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向世界公开发布后，迅速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智库机构等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想，这是他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想，他特别强调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这些新思想，更好地契合了国际社会的期待与要求，进一步凝聚了国际共识，受到世界各国热烈的欢迎与强力支持。
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占世界主权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超过70%，其中非洲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达85%，亚洲地区的这一比例为77%，大洋洲超过了70%，欧洲也达60%左右，即使是相距中国十分遥远的拉丁美洲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7%。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已清晰地表达了明确的积极支持态度。有些国家尽管尚未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如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的企业已在第三方市场（多数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企业共建了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与民生福祉相关的项目，受到第三方市场国家及其人民的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在凝聚共识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充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和相关国家在过去8年间开展了广泛的共建工作，包括共同选择好建设项目、共同协商处理好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土地、税收、劳工、环保、设备、技术、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有项目融资问题，等等。其中有两项工作特别重要，就是建设项目的选择和融资安排。在建设项目选择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所采取的基本做法是优先选择那些涉及双边或多边发展战略都规划确定必须做的项目，通过对接发展战略，确定相关项目建设的优先序。到2018年，仅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和工程已经超过了3000个，包括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等铁路项目，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吉布提新港等港口项目，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等重大项目。
另外一项决定“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重要环节就是融资。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的金融机构完成的。一般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给“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所提供的融资都会占到项目融资总额的70%以上，有些重大建设项目85%的融资都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共建“一带一路”的8年时间里，中国的金融机构为相关项目建设提供了累计近万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融资支持。中国专门成立的“一带一路”专项投资基金——丝路基金以及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等也都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了融资支持，为保障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享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收获丰硕
经过8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早期成果。
首先，最重要的建设成果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体系已基本构建起来，特别是其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比较完善，形成了“海陆空天电网”立体结构，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对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发展、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等都已并将进一步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框架下，一大批建设项目得以实施并快速推进，直接促进了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的快速增长。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看，2013年为1078亿美元，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1231亿美元、1457亿美元和1962亿美元，其中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但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有所回落。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情况看，除了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稍有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2013年只有大约100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125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长到148亿美元，2018年为156亿美元，2020年达178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2013-2020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已达1351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交通互联互通的改善，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7.6%。
第三，直接受益于许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建成，一些国家的总体运输成本得以降低，贸易潜力得以更好发挥，促进了相关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蒙内铁路建成并成功运营后，肯尼亚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快速促进了其国内贸易的发展；亚吉铁路建成运营后，埃塞俄比亚的货运成本也大幅降低并直接打通了其通过吉布提出口国际市场的货物运输大通道，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发展。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其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与空远相比）和运输时间相对较少（与海运相比）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欧洲的22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因此实现了货物贸易的互联互通，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共建初期的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6%，2017年提升到26.5%，2018年继续提升到27.4%，2019年进一步达到了近30%的水平，2020年也保持在29%以上。特别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畜产品出口增长很快，增长幅度也很大。世界银行认为，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将增长2.8%至9.7%之间，带动整个世界贸易增长1.7%至6.2%。
第四，共建“一带一路”直接有利于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从关联性来看，共建“一带一路”的许多方面都是有利于直接消减贫困的。譬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得以改善的话，许多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可以更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产品卖到区域性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上，相应地获取更多的受益。另外“一带一路”投资和建设项目直接增加了对穷人的就业需求，就业机会增多，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进而消减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结果，仅“一带一路”交通建设项目就有助于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和使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中国政府把支持和帮助共建国家消减贫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内容来实施，已经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的试点村庄探索基于中国经验（精准扶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技术援助等）的扶贫试验，取得了很好效果。如果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减贫效应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延伸和拓展，有利于支持相关国家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减贫目标。
第五，全球治理体系的某些方面已经逐步得以改进和完善。由于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仅仅依靠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完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多国家的积极参与、更多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更好解决。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共同创建亚投行以及中国独立设立丝路基金，有利于增加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资金供给，是对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等方式取得扶贫攻坚战胜利的中国减贫方案和经验，对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强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总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改进和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很多增量性的贡献，直接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前景乐观可期
正因为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取得了很多早期成果，给相关国家及其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但同时也受到了有的国家和有些人的指责和非议，甚至受到了一些人为的污蔑和抹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经过8年共建实践，应该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且其发展前景更加乐观可期，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机制、途径、方向等，既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契合了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
从基本目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希望增加一些民生建设项目，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类福祉，为人民谋幸福。这既包括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的一面，也包括了造福世界的一面。
从内在机制来看，在中国日益深度融入世界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新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专门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简称“三个推动”）放在一起，作为第六个“必须”继续加强的重要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不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问题，也论述了“三个推动”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新发展与世界新机遇之间十分紧密的客观联系。只要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就会不断地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带来新红利，从而推动世界更好向前发展；相应地，只要世界变得更好，中国也会发展得更好。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从实施途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和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这样的一套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思路与方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契合国际合作原则、反映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
从发展方向来看，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平台，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变成现实，也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这一构想和行动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代表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正确力量。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一些阻力和波折，但其发展前景最终是光明灿烂的，充满希望的。
（编辑 杨利红）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发和设计、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制造、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将生产各个阶段的多个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实现对生产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形成全球产业链。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跨国企业特别强调建立一套管理系统，各种生产节点（包括各种制造、库存、分拨）必须高度连结，以减少因库存与运输所衍生的成本。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形成跨国物流体系，构建 “即时生产”（Just in Time，简称JIT）制度，尽可能地降低产品、零部件的库存存量，降低营运成本。
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全球化的“即时生产”式供应链的脆弱性。根据凯捷（Capgemini）顾问管理公司2020年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纳入调查的全球1000家企业中，80%的企业报告疫情对他们的供应链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使运营恢复到稳定状态。凯捷的研究发现，这场新冠疫情迫使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有6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调整供应链，以应对未来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2020年9月到2020年11月，高德纳（Gartner）公司对1300多名全球供应链专业人士进行调查，6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的供应链不是为韧性而设计的，而是为成本效率设计的。目前产业界面临的挑战将是为供应链创造一种运营模式，在供应链安全性、成本效率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调查发现，87%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加强投资提高供应链的韧性，89%的受访者希望投资增强供应链的灵敏性。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定义，所谓“韧性”是指通过修改供应链战略、产品和技术来适应结构变化的能力，而“灵敏性”是在不牺牲成本或质量的情况下，快速可靠地感知和响应需求或供应中的意外变化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有三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是“近岸化”。一些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关键行业，包括重要原材料、高科技中间品和零配件，尤其是医疗卫生产业的制造能力有回归趋向。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靠近终端消费者的地方，以促进供应链的本地化。当然，供应链本地化并非一定是制造业回归本国，而是减少实时生产制下的全球分包生产模式，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生产，生产能力和配置上更加靠近本国市场，深化所属区域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第二是“分散化”。新冠疫情使许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把产业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有很大风险，突发事件容易影响产业的正常生产。未来产业链将趋于分散布局在不同的国家。供应商趋向多元化，同样的零部件在多国生产，小国将参与到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是“数字化”。许多企业的供应链仍然依赖传统的流程。当前，数字化技术为建立互联的数字供应网络提供了机会，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和应对未来潜在的供应链冲击。数字化技术可以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通过对端到端的实时可见性和监控，以及执行场景规划和模拟，可以创造出智能灵活的供应链，能够快速转变生产战略，更有效地利用供应链。
无论是“近岸化”还是“分散化”都不必然意味着去中国化。“近岸”的实质是要将产能设置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而中国的庞大市场意味着跨国企业不可能“回流”本国，而是要继续留守。所谓“分散化”，也不仅仅是向本国或本国周边转移产能，而是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产能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持续的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部分重组，形成“中国+X”的近岸化、分散化的新型产业链。这样的“中国+X”产业链，兼顾了原有的低成本生产原则，又揉入了多元化分布思路，全球化的大产业链套区域化的小产业链，形成了更加敏捷、灵活、安全、有复原力的产业链。在这个新的产业链格局中，中国依然可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国际产业链重构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影响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经济形成体系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0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超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 虽然各个产业整体上国产化率不断提高，但在一些核心基础元器件、零部件方面依赖进口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以芯片为例，2019年全球芯片产业营收4123亿美元，美国公司占47%，我国内地公司只占5%。从芯片产业的基础软件和底层架构，到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等芯片材料，再到高端显示芯片、大容量内存芯片、基础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产品，以及集成电路专用装备和高精度加工设备，我国仍基本依赖进口。[2]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都是按照“N-2”的原则审批，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进口供应链面临更大的瓶颈。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已经有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及关联公司被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大疆、中国船舶集团、中海油等。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四种关键产品（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要求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免受中国的侵害”。另外，美国也在打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2021年6月24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禁止从合盛硅业公司、大全新能源公司旗下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口光伏产品。这些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再出口和转让技术将需要获得额外的许可。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重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正确把握“双循环”战略
2021年5月，中央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双循环”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为中美摩擦、对我国企业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能向我国转移，我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进一步强化，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遇到了新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开始放缓，加上与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导致外需下跌，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水平都出现拐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面临产业升级转移的压力。
前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趋势。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至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至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0.1%。[3]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全方位拉动内需，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加速我国经济从外循环驱动向内循环驱动的转变过程。
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循环是国内循环的有机延伸，扩大开放，拓展海外市场，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加快西部陆海通新通道以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把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传统的制造业延伸到高科技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服务业，使对外开放呈现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特征。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市场协调发展。例如，国内循环中蓬勃发展的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北斗”系统、高铁、智慧家电、无人机、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内外市场对接和供应链的融合，以中国市场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增强产业链韧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美欧国家在产业链高端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低端替代的双重挑战，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锻造长板”；二是“补齐短板”。
促进产业链锻造长板，就是要巩固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形成难以替代的产业链独有优势。
“十四五”规划首次就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进行布局，强调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特别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用好我国发展战略纵深，促进产业在东西部之间的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产业链长板需要政府的支持，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丰富和扩大国内应用场景，并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争取战略主动。锻造产业链长板不能仅靠大型企业，还需要深化上下游企业、国企与民营、外资企业的合作。既有产业链的“链主”龙头企业，也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做“工匠”，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重要产品生产和供应渠道都有替代来源，形成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和必要的产业“备份”。在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相对于锻造长板，更严峻的挑战是补齐短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包括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设备、操作软件。[4] 《科技日报》曾推出系列文章报道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涉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高速芯片、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舰船和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航空钢材、超硬合金铣刀、高端轴承钢、高压柱塞泵、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高强度不锈钢等。
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明显，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已接近80%，但主要用于应用技术研发。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美国、日本、欧盟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5] 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不高，导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力不足、进展缓慢、效果欠佳。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已经不能再靠“市场换技术”、投资并购国外企业的方法来修补我国制造业的短板，也难以长期依靠类似“千人计划”的人才引进捷径。补短板无法急功近利，需要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大基础研发支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做“0-1”的基本原理创新、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1-100”的拓展。
2016-2020年，我国通过论证和启动建设1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涉及基础材料、核心器件、关键工艺、重大装备和软件等领域（其中核心器件领域共有6家）；同时全国已有19个省区市认定132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是，金融业受到既有业务准则和风险管控的要求，偏向于支持大企业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对于高端技术研发、新技术的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
无论是“锻造长板”，还是“补齐短板”，产业链必须是低碳和绿色的，才能真正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前达峰，继而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要通过细化分解“3060”减排目标，制定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引领绿色低碳领域的原始创新。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建立本企业的减排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打造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前沿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绿色园区，积极推进制造业领域的“碳中和”。
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是原有产业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将其中低端产业向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二战后全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的产业链已经开始了升级转移的进程。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同样，家居用品产业链中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下降，也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相反，在电子产业链中，我国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这表明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仍然以附加值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在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领域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中国在继续承接高端产业投资的同时，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有可能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继续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是，在部分代工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仍然保留在国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边境地区的工业园区，利用周边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地理上延伸我国的产业链，保持“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组织体系，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巩固和完善，绝大多数产品已实现了零关税，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产能转移的首选，并辐射南亚地区，未来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东南亚、南亚的大区域性制造业生产体系。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国际、国内分析，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中国产业升级转移状况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首先，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特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成本与效益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导因素，但安全因素也成为产业链布局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全球在地化”的特点：产业链重心靠近本国和本地区最大的市场，靠近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方，靠近创新能力最强、人力资本最充裕的地方；靠近政治环境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的地方。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多元化发展有所加速。2020年11月15日，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正式签署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15个成员国承诺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贸易壁垒、简化海关通关程序等，释放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强烈信号，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其次，中国将成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重要目的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内涵是推动“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也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既有的制造业投资。过去外商投资企业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到向外销售，可能会转向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向中国销售。贴近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将成为外国企业的首选。
第三，中国将布局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推动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完整，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疫情防控物资，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在双循环的大战略下，我国将继续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对外行业准入，吸引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在力争尽快解决“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的同时，持续推动中低端产业的有序转移。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承接国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不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和去工业化。
第四，我国需要在新形势下慎重布局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形势下，一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造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低，而且还有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往往采用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力图复制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当前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非洲工业园，在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着产业链不完整、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狭窄、抵御风险能力差等诸多困难和挑战。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非洲地区降幅为18%，大大高于亚洲地区4%的降幅。特别是新建项目投资额，非洲地区的下降幅度达到63%[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投资需要重新思考和布局。
根据以上分析，面对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趋向和重构过程，针对我国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提出以下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针对国际政治事件、恐怖袭击、网络劫持、自然灾害及时发出不同级别的风险预警。在国际层面通过WTO等国际机构推动建立规则体系、协调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国内层面由行业协会建立本行业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机制、应急机制，全天候地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保护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和资产安全，也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压舱石。
第二，大力推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合作，助力实体经济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为互联网科技企业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数字化技术解决传统制造业的痛点，借助互联网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的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国内外用户以实现规模增长；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企业优化其生产运营的各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同时，数字化技术结合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的应用，还将助力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贡献力量。
第三，建议国家以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为抓手支持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而且风险也较大，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新模式，发挥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早期新技术的市场化融资问题；发挥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机制，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融资需求，把金融机构的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作为绩效评估指标，切实增加支持高端制造业的中长期优惠贷款的投放。
第四，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风险，建议与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协调国企、民企和金融机构，选择政局稳定、有一定工业基础条件的非洲国家，规划建设区域性的大工业园区，发挥对非投资积聚化效应，做好产业链配套，辐射周边的中小国家。建设地区性的大工业园区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三方合作，包括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与非洲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在近期内，为了满足非洲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需求，可考虑优先发展医药产业的园区，开发“即插即用”式的生产平台，通过预制模块化生产设备生产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
（编辑 季节）
* 于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1] 工信部，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0/c_1125020250.htm
[2] 国资委规划发展局，邢相烨，“协同合作化解芯片断供风险”，《国资报告》杂志，2020年7月第67期。
[3] 中国银行研究院，宏观观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路径及政策建议 https://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areport/202009/P020200907668171627538.pdf
[4]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5] 《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7月25日。
[6]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2026年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2020年6月。
[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2021年1月。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 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2] 研究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理解党的性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使命性政党，其历史使命涉及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多重维度。由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可以进一步界定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既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嵌合，两者的有机结合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
研究中国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为此，笔者曾将工业革命以降的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类型。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重农学派和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2.0。凯恩斯的理论是其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称之为市场经济3.0理论。[3]
市场经济1.0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截然两分的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这一维，国家作为“守夜人”处于市场经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延续了市场经济1.0理论的核心思想。此外，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实质上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
市场经济2.0理论。其代表为凯恩斯、李斯特，以及以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这一类理论认为，在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所以国家必须担负生产关系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介入并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此类理论中，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视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4]
市场经济3.0理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3.0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理论与2.0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时，市场经济3.0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将产业、区域、环保等结构性政策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破除了传统理论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形成了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它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5] 其二，市场经济3.0理论重视党对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作用，将这种领导作用视作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码”。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此外，市场经济3.0理论还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看作“三维市场经济”，其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这一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6]
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更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上层建筑或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
党的领导与国家经济治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作用，一个前提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来看待，[9] 而非西方式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1]；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2]。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功能的使命性政党。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党的使命体现出：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使命性进一步派生出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功能及其领导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这一领导作用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来实现。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这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又与市场机制相嵌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意志，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有为国家的作用。[13]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大致形成了以下各方面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
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战略到今天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评价国家中长期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15] 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16] 2021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这为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确立了总体目标和行动指南。
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依托，以产业、就业、投资、消费、外贸、环保、区域等政策为抓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稳定价格、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通过开展宏观战略管理，克服了传统需求管理在时间视野上失之狭窄的弊端；其二，破除了传统宏观理论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7] 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践的新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依靠产业政策助力经济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从而有助于规避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弊端，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设具有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另一任务。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8] 国家可以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和新兴市场的创造者发挥作用，突破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颈。
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公有经济，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性合作中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公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共同利益。必须加强党对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使后者不至沦为追求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1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利用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企业间网络、产业前后项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间构筑良性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调控力度，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需要指出，按劳分配决不只是局限于公有经济的分配制度，而且是分配性正义的原则；将按劳分配仅仅作为一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看待，是片面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有贯彻分配性正义的必要性。按劳分配作为正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贯彻，是与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法性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如果将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无条件地相提并论，事实上等于将一种分配性正义和现实中的产权制度相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难以圆融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也意味着，将按劳分配作为更高层次的“原则”——即作为一种正义原则来看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对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这两个阶段，其结果是通过财政和行政分权，一方面在纵向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将县以上地方政府塑造为具体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有别于传统发展型国家的特色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竞争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膨胀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目前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中国的央地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的新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还涉及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其他方面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19ZDA056）的成果。
* 孟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这里采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有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笔者认为，后一概念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的意义上使用的，侧重的是市场和国家的关系，而前一概念强调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125页。
[3]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4]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T. Negri）细致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从图景到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形成在“资本的科学”中的反映，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成为生产性主体，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的研究精彩地诠释了市场经济2.0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见Hardt, M., and T.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Ch.2.
[5] 参见史正富：“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和宏观战略管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6] 史正富提出了三维市场经济的概念，见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7]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参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8]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出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9] 笔者在下文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党作为使命性政党的含义，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1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2]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13] 本文刻意采用了国家而不是政府的概念，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学里，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代替整个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第二，尽管在中国的语境中，政府有所谓“大政府”的意味，即在行政部门外，还可涵摄立法、司法部门，但毕竟不能将党也包含进来。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特殊性，党对整个国家机器有领导作用，即形成了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14] 习近平：《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4日。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1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
[17] 习近平还提出：“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31页。
[18]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对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19]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渊源则是2010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与西方盛行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外战略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价值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美好愿景的传扬开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众多共同挑战与机遇，存在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求，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的上层建筑亟待变革，体现了对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进步的国际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人类社会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并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当今时代仍然处于以国家作为最高层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没有消亡，但它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开启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它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威胁和新挑战。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相交织重叠的各种身份认同差异、社会群体矛盾，代替了壁垒分明的两大社会阶级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抗，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不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之间的较量，是20世纪中后时期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较量现实处境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现实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社会制度意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必、也不应受国内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矛盾突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加以解决，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致力于以双边或多边机制就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三，不以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看世界。民主和专制两分法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式解读，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延续。现实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存在千篇一律的专制类型，不能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未来，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差别的新理念。中国对外关系长期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都以互不干涉内政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鲜明主张，相对于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专制划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是更加节制、妥当的。
第四，不以“三个世界”划分及反对霸权国家的观念看世界。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三个世界”划分和反对霸权国家（当时主要指苏联）为鲜明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国际统一战线思路下区分敌友的一种国际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中国强调在世界上广交朋友，不树敌、不结盟、不站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话语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相连，主要在对外行事作风的意义上来加以否定，并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广结善缘，不搬弄是非，坚持原则底线，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对事不对人，讲理又帮亲。
第五，不以贫困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相对抗的观念看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积极支持者，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尤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广泛参与了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呼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等多边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积极促进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认识，高度重视互利共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第六，不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看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早已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而呈现出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政党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种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面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不可能仅靠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在复合相互依赖日趋深化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全世界各种治理难题成为各国人民都需要关注，且能够以多种渠道深度参与的公共事务。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更需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的沟通平台。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积极促使各国社会层面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亲近感，把政府之间的事变成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切实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的进步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回归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既返本开新，也别开生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核心特征看到新的国际观：
第一，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应当彼此开放和包容。不只是在求同存异的低度共识上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开展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全面广泛、便捷频繁、相互尊重、协同互助的多层次沟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应当是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结伴不结盟，扩大朋友圈。“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体现为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更应当体现为各国人民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广泛的参与、充分的协商。
第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就应当通过合作来取得共赢、包容的发展，放弃你多我少、或予或取的零和思维。国际关系体现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是制造业时代及其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全新样态，用“资源稀缺”的观念来指导国家行为，只能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期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和平与发展事业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相辅相成，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国际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及国际秩序变革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迄今为止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而言，意味着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竞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以及文明层面的竞争。
首先，就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而言，这是历史上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常态。不结盟、不称霸，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客观上讲，强邻环伺，纷扰未息，尽管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依然是世界各大国之中最为复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之际，在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是否只能被迫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目标？“中国崛起”是否仅仅满足于回归西方历史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极均势”？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中国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如何解决客观的综合国力竞争引发的矛盾、猜疑乃至冲突，显然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其次，新国际观试图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以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共同问题为目标，既争取对外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又避免重蹈苏联内外交困的覆辙。但是，在冷战后，美欧致力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客观上是无法回避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普遍陷入以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为突出特征的“治理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发达国家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举措，则再一次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举国动员的积极抗疫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把“中国崛起”进程塞进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量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读就很难避免了。在目前西方世界明显掌握话语霸权与传播优势的局面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舆论导向和对外传播上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更需要明确地在概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什么，解读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有哪些实质内容与实现手段，从而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也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叙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
就文明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在对外传播话语上仍借重西方主流表述和传统文化言辞，在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言不尽意”。究其缘由，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对外传播话语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干得好、讲不清”的矛盾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下的国际观和中国“文明–国家”脉络下的国际观原本难以融合，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许多价值、规范层面的表述，反而是西方世界及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难以理解和认可的。
在文明层面的冲突与竞争中，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中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巨大，难学难懂。而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相形之下，中文明显处于语言劣势。语言文字背后，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更是大相径庭。第二，中华文明高度世俗化，对宗教信仰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但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宗教都是其社会生活、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跨文明体系的涵化过程较之文明体系内部的濡化过程更为困难。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尤其21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间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并未走向“拉平”与“融合”，相反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差异。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员流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进一步在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诸多层次、诸多类型的共同体意识，既随着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真切，又随着不同群体文化上的差异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国际秩序，如何明确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何与他国相处，这是“国际观”的基本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人类命题，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文化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
（编辑 尚鸣）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就是说，当代人类共同价值观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它不仅是人类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基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须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参与解决，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充分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坚决反对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传染性疾病等早已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决反对少数大国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径，要在全球层面倡导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所有国家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尤其要注重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坚决反对将一国的发展繁荣建立在其他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要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愈发凸显，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享经验，着力打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规范格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对抗思维。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公正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采用和平方式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特点。在不同文明间广泛开展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与隔阂，促进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对外表达自身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和意见的权利，而且指一国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产生的权力。近代以来，欧美等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确立了其在制度领域的主导话语权。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和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管控国家间分歧，由此奠定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话语权。随着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在国际学术、国际传媒等领域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全方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以便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意见能够在国际上被感知到，促使各项国际决策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并使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中美两国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有重大不同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对于人类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符合美国的价值取向，这种认识与美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在美国。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下还创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与制度安排，美国霸权逐渐确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一度进入“单极时刻”。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相继崛起，美国霸权陷入了相对衰退之中。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必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极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也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不会因总统的更换而改变，变化的只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手段。
当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根据他国实力变化来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威胁。美国政府过去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是想演变中国，在经济上使中国成为美国廉价商品和资金的供应国。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要结成国际联盟来压缩中国的行动空间。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一脉相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存在着重大不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侵略，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对于其他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国家也能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注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注重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来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而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则长期坚持霸权主义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注重在世界上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范和制度；而当其于己不利时，便不惜摒弃甚至践踏规则。美国不断对外输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企图使其他国家按照其自身的要求来行事。对于不服从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使其屈服。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观首先要符合美国的狭隘利益和价值观，只有如此才能被接受，进而才能在国际上予以推广。
中美两国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实践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类共同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全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价值观，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来践行和落实。在全球化时代，推进落实人类共同价值观，需要充分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个别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更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制高点，联合友好国家反制美国及其盟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坚决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与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而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是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要有科技，还要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的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化到“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为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中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已明确了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化），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在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地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在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与数字经济发展中作为其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和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种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以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又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地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要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与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正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总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讲，过去对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是中西部地方上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是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而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地发挥出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毁长城。对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要积极地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对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的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站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得好就是创新，应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来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人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要求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结合在一起引导政绩。这种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了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晟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片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立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立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可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要加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后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互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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