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集团、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本单位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形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启动整治“四风”的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经济工作方针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鼓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形式主义可称是实际生活中的痼疾顽症，种种不务实、不干事、“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现象，人们已多有诟病。

在经济工作中，形式主义不单单是以往的文山会海，念稿子照抄照搬，拉足架势讲套话、空话，讲“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讲创新却不讲如何创新、不讲试错，不讲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精神。这种形式主义是“为官不为”的代名词，很值得深刻分析。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要重视防范其带来的不良后果。

“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是实事求是的真谛。而形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的，极端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以形式主义的“合规严管”束缚基层创新的手脚，以严防风险为名，取代中央“创新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相结合的精神实质，一人干事多人监管，改革创新动辄得咎。数不清的检查督查考核审检，层层叠叠，过多过频地挑毛病、找瑕疵，给一线工作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特别是当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为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不良冲击和化解不确定性风险，亟需扩大内需。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对激发和释放经济潜力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扩大有效投资等等是极其不利的。强调扩大内需要以消费为重点，而消费要以投资等经济活动作为支撑，才是可持续的。这个具有活力和良好预期所支撑的消费增长，必须基于我们在经济基本面方面把工作做足，避免犯某些低级错误，比如经济管理中的“一刀切”。党和国家的方针与决策在执行中必然有弹性，有“相机抉择”的空间和必要性，还应有人文关怀的匹配。如果只知望文生义，看领导眼色“雷厉风行”地以“火线立功”粗暴方式来追求速报政绩，缺乏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理解认识，不进行因地制宜的独立思考，就非常容易搞花架子、走过场，更容易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在执行中偏离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铲除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反对经济工作方针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除了从一般思想作风来考虑，还需要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虑，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和消除形式主义的根源。从只看领导眼色、只对上级负责，转化为在执行领导决策方针中自觉考虑全局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贯彻落实。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人起而负责，人人在负责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并配之以有效的奖惩问责机制，把中央精神落实为可操作的高水平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严重偏差、消除其痼疾。

对于来自基层、民众以及网络的信息与多种诉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所接触和体会。不排除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某些信息带有情绪化、片面性特征，甚至会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和需要沟通及加以引导的重点。

在一线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要特别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充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下情上达，以促进科学决策。只知高唱“主旋律”，不注重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或缺失之处加以克服与补救，就不能有担当地做好上下沟通。这是“尸位素餐”的形式主义，只会贻误现实工作，万万要不得。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西方国家极力对外转移矛盾，试图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大国间政治和外交冲突激化、国际思想舆论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种政治思潮激荡。近期国际媒体称西式民主已死，西方政治失去方向。“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命题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西方政治分裂与衰落的背景反衬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记录新时代 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复兴，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也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提升。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际上有识之士的响应。中国成就、中国之道，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目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用笔尖去记录新时代、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奉献新时代，通过全面总结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理解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守中国立场  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方案阐释好。新时代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思想、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和精心谋划社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回应这种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理论的 “搬运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勇于“自我革命”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理论研究的丰厚土壤和不竭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让作品孕育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就像文化文艺领域一样，有高原无高峰，有数量缺质量，有人数缺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发展战略尚不十分明确，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中国是文科大国，目前人才数量、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文科领域同样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作为最近几年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提高了社科领域建言献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比如“智库热”的背后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的“库”多“智”少。一些地方的智库建设，往往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请名人，忽视了智库的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有的智库专家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见，与时代发展相比，这些年我国文科知识生产与活动虽然表面光鲜热闹，但其结果却是：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要勇于“自我革命”，在资源配置、学科设立和知识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此提高中国学术的原创力和影响力。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同时，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献智慧，奉献时代精品和传世佳作，不辜负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编辑  宋斌斌）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2018年步伐加快，层级提升，领域拓宽，取得了积极进展。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态势良好。

2018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

竞争领域国企混改全面铺开。

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全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9%，多集中于竞争类产业及二、三级子公司；各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5.9%，多集中于二至四级子企业。其中北京、上海等地，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到国有企业总数的70%以上，部分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混改也在推进中。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项目之外，一些地方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入具有战略协同性的非公资本，优化股权结构，提高治理能力。如山东向国内外推出93家省属国企混改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天津先后推出232家混改项目，涉及房地产、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山西发布账面净值超过340亿元的108个混改项目，涉及制造、电力、能源等领域；辽宁推出48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钢铁、汽车、煤炭、能源等领域；浙江推出40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广州发布20家混改项目，涉及科技创新、商业、金融等领域；河南省公布省属国企拟实施混改项目表，涉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等11家大型省属国企的21个项目。

重点领域混改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2016年启动重点领域混改试点以来，已陆续推出三批共50家中央企业子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开展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其中，2016年推出9家，2017年推出10家，2018年推出31家混改试点企业，包括10家央企集团下属子企业和21家地方国企，实现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要领域全覆盖，并延伸到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一些重要行业。中航工业、中国黄金、中粮集团所属试点企业分别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制、重组上市工作；国家电网首次在特高压直流工程等核心业务领域推行混改，引入保险、大型产业基金以及送受端地方政府所属投资平台等社会资本参股，以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方式投资运营新建特高压直流工程。

资本市场是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

2018年，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转换国有资本形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率。从中央企业看，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运营的主体，65%的资产、61%的营业收入、88%的利润来源都在上市公司；利用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引入社会资本约1750亿元。中国三峡集团新能源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权益资本117.5亿元；中国铁塔在H股挂牌上市，募集资金69亿美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深度军民融合，将内蒙一机超过80%的优质资源通过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实现该企业军工资产整体上市，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更好服务于国防建设。

地方国资委普遍将上市作为混改的重要形式，推动更多有条件的企业改制上市、新三板挂牌，推动有条件的集团整体上市。上海市整体（或核心资产）上市的市管企业占竞争类企业总量的2/3。北京市推动主业资产集中度较高的一级企业改制上市，资产证券化率近40%。北汽集团旗下北汽福田、北汽股份、北汽新能源、华夏出行等多家公司通过重组、设立、增发、上市等方式，实质性推进了各自的混改进程。特别是北汽新能源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上市，成为国内A股市场的“新能源整车第一股”。青岛市国资委系统上市公司已达10家，绝大多数竞争类企业均有一家主要子公司实现公开上市。

员工持股试点取得积极成效。

员工持股试点正在深入推进，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选取了192家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在促进转换机制、吸引人才、激发活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中央企业层面，所选取的中国宝武集团、中国节能集团已实行员工持股，国机集团所属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中远海运所属泛亚航运等10家试点子企业首期员工入股全部出资到位。与此同时，中央企业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所属科技型企业的30个股权和分红激励方案完成兑现，有效调动了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地方国资委层面，31个省市共选取了182家试点企业，其中25家已初步完成员工出资入股。

2018年混改的主要特点及经验

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灵活运用改制上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新设、市场化重组以及基金投资等多种方式，分类、分层、多模式、多路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依据分类分层，推动国有资本合理进退。

按照企业功能分类和层级现状，明确国有资本战略投向，有针对性地推进国企混改。一是在竞争性领域上大胆突破。国务院国资委针对商业一类、商业二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合理确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度和途径，积极推进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的要求，实现合理进退。上海市明确，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领域，其余企业将实现股权多元化；竞争类企业混改主要采取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等方式。二是在企业层级上大胆突破。有的地方在积极推进国企子公司混改的同时，积极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的混改。天津市将混改层级由二级及以下企业，提升到一级集团层面。重庆市国资委监管的37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8家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云南省在国企集团层面，围绕产业协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完善提升，招大引强遴选战略投资者。

推进股权多元化，构建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开展员工持股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形成均衡合理的股比架构，积极吸收非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为公司治理有效制衡、经营决策科学高效创造条件。中国联通混改后13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5位非独立董事来自战略投资者（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西安市政采取“国企改制+增资扩股+员工持股”的混改模式，引入3家战略投资者，同步引入员工持股；6名董事会成员中，1人来自员工持股平台，2人来自战略投资者。

灵活运用股权激励，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随着混改和员工持股试点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以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为目标，探索以岗定股、骨干持股、动态调整，确保激励力度与岗位和业绩紧密挂钩。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作为中央企业首批员工持股改革试点，以设立两级持股平台的方式实现间接持股，不仅便于员工股份流动，又可通过持股平台统一融资，加大了员工与企业的“绑定”力度；同时，通过每年动态调整转让价格、股份强制退出、股份转让限制等方面制度安排，确保员工股份与岗位和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实现员工持股“能高能低，能进能出”，形成可操作性的股权内部流转和退出机制，避免持股固化僵化。诚通集团通过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在混改企业中，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持股，其所属重资产的中国物流管理层持股达9.01%，轻资产的中国诚通国际贸易公司中，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持股达30%，充分激发管理层增强执行力、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浙江省细化员工持股试点方案，开展首批员工持股试点，允许改制企业、拟上市企业在市场公开择优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同股同价同步引入经营团队和骨干人员入股。

推动“双向混改”，促进各类资本融合发展。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和市场平台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等非公资本以投资入股、收购股权、参与国企上市重组等方式，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国有企业围绕聚焦主业、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方式，积极引入非公资本或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双向混改”有力推动了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融合发展。

自2013年以来，民营资本以各种方式参与央企混改，投资金额1.1万亿元；省级国企引入非公资本超过5000亿元。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其中省级国企投资参股非国有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

2018年，国家电网对所属国网新源公司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造，在吉林、江西等6省与地方资本合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注册成立股份制配售电公司18家，在综合能源服务、能源电商等领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建材所属混改企业北新建材重组了我国第二大石膏板企业山东万佳，双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山东万佳持有合资公司3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在合资公司担任董事和总经理，以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活力。浙江省建立“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发布平台”，以省产权交易所为依托，统筹全省混改项目资源，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增量合作，推出了40个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化工、机械、建筑、金融等多个领域，预计引入400亿元以上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和经济建设。

2019年国企混改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我国国企混改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集团总部和基层企业之间改革进展不平衡，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仍有不足。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将推动国资监管方式改革，促进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国有资本功能及其竞争力，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优化。

首先，混改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扩大。特别要推动国有资本出资的国企，纳入改革“双百行动”范围的国企，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点国企和主业处于竞争领域的国企，加快混改步伐。同时，在一些地方持续开展企业集团层面混改试点工作。随着各地混改项目深入推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混改模式。

其次，重点领域混改将持续发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将加大重点领域混改力度，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混改试点，进一步扩大试点的产业领域覆盖面。改革的配套政策将更具实操性，确保改革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影响更深远。

第三，混改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加速形成。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两种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有效制度衔接、组织架构及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一定的难度。要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内部约束和激励，保护各类所有制产权的合法权益，科学进行资产定价。在企业授权、放权上取得看得见的进展，在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有望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融合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变革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推动企业在法人治理、选人用人、激励约束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相应完善市场化薪酬机制和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探索构建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国企治理机制。

第四，混改渠道更加畅通、更趋多元。2019年，各地将加快建立完善非公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双向介入机制，积极搭建混合所有制项目发布或合作平台，开放更多产业领域，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资产重组、改制上市，支持国有资本依据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互补的原则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随着混改项目的进一步增多，各地将加大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资本合理、有序退出的程序和规则的研究探索，消除非公资本的顾虑，进一步强化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

第五，国家特殊股管理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家特殊股管理是深入推进国企混改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求放活国有资本的同时保留国有出资人对企业的话语权、收益权和控制权。2019年将推动国有资本由传统控股权向控制权的转变，以激活企业经营机制，改善国有资产质量，增强企业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共中央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点，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

近年来，中央企业（简称“央企”）发挥自身优势，在扶贫资金筹措、扶贫产业确立等方面走出了富有特色的脱贫攻坚之路。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央企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肩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与使命。部分中央企业1986年起就参与定点扶贫工作（企业前身或所属单位）。进入21世纪，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央企在援助帮扶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央企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央企把政治责任放在首位，义不容辞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

2013年至今，我国累计实现8239万贫困人口脱贫，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1.7%，[①] 在“三区三州”仍有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距离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根据多方研究，深度贫困地区具有某些共性特点：一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三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于一体；四是经济发展落后；五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六是因病致贫，长期不能脱贫；七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等、靠、要”思想形成积习，难以改变。

作为国之重器，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扶贫重任扛在肩头，在扶贫过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扶贫路径，为其他扶贫帮困主体的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应该大力宣传，弘扬正气，发挥正能量。

据国资委发布的数据，“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工作中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开展各类定点扶贫项目2872个，举办各类培训班959期，培训干部人才62207人次，援建学校786所，援建医院（卫生所）948所。在援疆、援藏、援青工作中投入无偿援助资金31.23亿元。目前98家央企共结对帮扶遍及21个省(区、市)的246个贫困县，约占全国502个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42%。由国资委牵头并设立的预期总规模上千亿元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22.03亿元，截至2018年4月，已有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集资金153.86亿元[②]。

结合企业优势，精准对接探索扶贫模式

央企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工作。据国资委网站专栏介绍，各大央企结合各自产业行业优势，根据帮扶地区、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精准对接，确保脱贫成效，探索形成多种扶贫模式。

党建扶贫

“群众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央企在贯彻党建、引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把党建与支持扶贫结合起来，力推党建扶贫。央企定点驻村工作队探索从抓实党建、配强班子入手，把党建扶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抓好抓实。具体做法包括：央企（及所属企业）负责扶贫部门的党支部与定点帮扶村党支部共同制定规划，开展支部共建活动；与村支部共同健全完善“三会一课”、发展党员、支部换届等方面制度，理顺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党员档案、摸清流动党员情况、做好党员发展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脱贫攻坚战的堡垒作用；树立扶贫模范先锋，激发群众脱贫动力；推行党建扶贫督查检查，治理庸、懒、滑、拖。以党建为统领，形成工作合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开展。

教育扶贫

各央企在扶贫工作中坚持“扶贫+扶志+扶智”三结合原则，通过教育引导，文化提升，进步立志，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央企开展教育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捐资建设学校校舍及配套设施，捐赠学习材料和用具，设立奖学金、奖教金，建设农家书屋，开展技能培训等。通过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提升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引导树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志向，努力达成“教育一人、成才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方式。各央企结合当地实际和特色、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有的发展特色农林牧渔产业，比如羊肚菌、黑山羊、黑猪肉、牛羊肉、木耳、枸杞、葡萄、柑橘、苹果、核桃、中草药；有的推出特色旅游，比如中国旅游集团推进马边县、雷波县旅游扶贫“五个一”工程，以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取得良好脱贫成效。电力扶贫方面，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中国华电等电力集团均参与了定点光伏扶贫工程。仅国家电网在定点扶贫的湖北、青海五县区就投资了7.03亿元，建成7.7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年扶贫收益6000余万元，实现1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

为贫困地区援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公厕等基础设施，是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中国石化承担在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流域的整体连片扶贫开发任务，投入资金4967万元，实施一批居民饮水工程项目，改变了布楞沟流域没水的历史；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在四川美姑县建设安全饮用水工程，帮助当地解决了2500名村民的饮水问题。中交集团在云南援建怒江渡口大桥，总造价约1.04亿元，在新疆定点扶贫县英吉沙县投资6300万元建设旅游区公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不断加强贫困地区电网建设，750千伏电网向新疆南部延伸，大电网覆盖面扩大到西藏62个县，青海、甘肃、四川藏区骨干网架不断完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把“信息公路”修进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群众用得上、用得起信息网络服务。中国电信仅2017年就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川滇甘三省藏区投资48.2亿元用于网络建设、优化和升级，这些地区大部分网络覆盖与信息化水平与东、中部基本一致。这些投资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

医疗扶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制约因素。精准扶贫，就要精准“对症”和精准“下药”。一些企业通过为贫困地区援建医院或卫生所、购买医疗设备、培训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助等方式，开展医疗扶贫工作。一些特色的扶贫项目，如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项目，既实现了扶贫脱贫目标，又为人民健康和幸福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基金和信托扶贫

通过基金运作和信托项目进行扶贫，可以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有投无获的传统单向“输血”方式。目前影响最大的项目就是国资委牵头、央企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种养业、旅游业、加工业、矿产资源开发等产业，以及贫困地区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优先支持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脱贫效果好的项目，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过二期募资，截至2018年4月底，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资规模达15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项目45个，自投金额9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③] 基金投资范围覆盖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在“三区三州”已投资14.4亿元，预计可带动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此外，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出资8亿元，参与设立国内第一只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扶贫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还设立了绿色生态保护扶贫基金；中国建筑集团与甘肃省共同设立丝路交通发展基金；中信集团设立“一带一路”产业基金等。国投集团与银监会、中国信托业协会尝试“慈善信托+合作社+农户”的创新合作机制，联合设立“国投泰康信托•2018甘肃临洮产业扶贫慈善信托”。这些基金和信托的设立和运作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支持。

科技扶贫

发展是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央企在扶贫工作中，重视强化科技投入，带动产业发展。比如，中粮集团依托旗下“我买网”平台销售了3万斤西藏拉孜县藜麦等特色产品，实现了当地农贸产业资源与网络用户的对接，推动了农民增收。中国电信的益农平台“农技宝”已覆盖26个省份、1804个县，“益农服务”信息进村入户平台已覆盖556个县、861万户农户,累计交易额超过100亿元。

央企开展脱贫攻坚存在的若干问题

如上可以看出，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模式，全力以赴为脱贫攻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央企参与脱贫攻坚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需要科学规划

目前，关于央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还主要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央企既是一个企业主体，具有经济法人属性，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需要探讨，如何有效开展脱贫攻坚？尤其是那些出现亏损的央企，如何履行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如何做好前期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央企工作的内容：一是引导央企、民营企业分别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企业到贫困地区从事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二是推进央企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县“百县万村”活动。现实中，央企为脱贫攻坚工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候甚至不考虑成本。2018年，数家央企在年初就为脱贫攻坚做出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的支出预算，后期又研究增加预算，有的不止增加一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可行性分析研究并考虑形成规章制度，推动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规范治理两个“一以贯之”协调发展。

央企对“责任”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议央企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考虑问题、开展工作。央企除了承担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有必要更加重视文化责任和生态责任，特别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到脱贫攻坚具体工作中。

央企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面临困难

一是企业对于捐献扶贫资金额度，或者出资产业扶贫基金额度，无章可循，难以准确把握。不同的央企定点帮扶的地区不同，贫困人口不同，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实现帮扶对象脱贫所要投入的资金、人员等各不相同，难以量化，难以比照核算和考核。二是央企开展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不到位，一方面，多数企业仅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认识和宣传，还没有提升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对宣贫攻坚的关注度和宣传力度还不够明显。三是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扶贫投入统计体系，缺乏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详实准确的统计数据。四是对于扶贫长期效果往往心里没底，在巩固扶贫成效、建立脱贫的长效机制方面，仍需努力。受短期考核指标的影响，一些地方重在完成阶段性目标、缺乏长远规划的现象依然存在。

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健全帮扶组织和机制。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很多央企成立了企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加大协调和推进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学习宣传，深刻理解和认识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开展脱贫攻坚的规章制度，选对人、扶对人、花对钱、脱好贫，切实发挥好央企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议尽可能采用基金扶贫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从以往“撒胡椒面”式的无偿捐赠向形成国有产权的模式转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实现更好的综合扶贫成效。

第二，以抓党建扶贫为引领，激发贫困主体内生动力。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④]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央企党员人数比例高，党组织健全，开展党建扶贫是央企的重大优势。要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党组织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全面从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大力推动以党建促进脱贫工作落实落细，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第三，以抓急重险难为突破，构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在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短期在穿衣、饮食、住房、出行、就医、上学等方面的急重险难问题，以及加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着力构建以产业扶贫为依托的长效脱贫致富机制，深入调查研究，在找准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发挥群众的自身能动性，用奋斗脱贫致富奔小康。

第四，健全完善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设计。

做好制度设计，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央企及各所属企业管理层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并能有章可循、依法合规地开展相关工作；让参与脱贫攻坚具体工作的员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积极努力的脱贫工作最终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让困难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贫困人口的思想认识，凝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脱真贫、真脱贫。

第五，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真正塑造央企和民众一家亲的和谐氛围。

央企散布在各个地区的所属单位，在当地或多或少会与贫困群众发生社会联系，企业与群众关系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业绩，因此密切企民关系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扶贫工作中，更要进一步和贫困群众融为一体，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用情感的力量激发贫困群众的活力和积极性，带动贫困群众积极向上、开拓创新，最终不仅有助于实现央企的脱贫攻坚使命，而且可以支持央企在当地的发展，密切企业和群众的关系。

                                （编辑  宋斌斌）

能源行业通常是逆周期投资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多次应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实践中，能源行业都表现出比其它行业更强的“恢复能力”，对拉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稳定金融市场起到压舱石作用。

201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的“六稳”要求，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纷纷被纳入各地“稳投资”的重点之中。然而，由于逆周期的投资环境较为复杂，必须充分考虑能源行业转型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稳妥推进，避免出现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增投资、扩产能、铺摊子现象。

发挥能源基础产业功效，着力培育“六稳”引擎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能源消费的稳定性、持续性强，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吸纳就业人数多、产业放大效应明显，不仅适合逆周期投资，而且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以美国为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失业率大幅度上升，2010年的GDP负增长2.5%、失业率升到9.9%。此后，美国掀起了页岩油气革命，油气开采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到社会总投资的10%，并吸引大量风险投资进入，油气产业增速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3倍，新贡献至少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此后几年中，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降到4%以下，这其中，页岩油气革命功不可没。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能源领域（包括节能）就业人数达650万人，占到全美就业人数的4.5%。

无独有偶，高度依赖金融业的英国经济同样遭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陷入深度衰退，2009年的GDP负增长4.9%，2012年缓慢复苏到0.3%，同期失业率升到4.8-5.0%。2014年，英国政府启动“北海大陆架油气经济复苏计划”，主要动因是为了稳定油气产量、保障能源安全、带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稳定45万人的就业机会。在随后的两年里，英国经济呈现全面复苏势头，GDP增长达到2.0%-3.0%，失业率下降到3.0%以下，其中油气行业的贡献不容忽视。以蓬勃发展的全球新能源产业为例，2017年该产业提供了5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比上年增长5.3％，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成为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进程中的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3.2万亿元/年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推算，全国传统能源行业的从业人数约800万人，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约400万人，总计占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的6%左右。在全国四分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能源（包括新能源）行业仍然是本地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种情况下，把能源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统筹考虑能源项目的关联产业带动、社会效益放大效应，不仅可以对现阶段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发挥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实现能源建设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匹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逆周期投资推进能源转型，优化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是，我国总体上还是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仅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50%，还不到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与亚洲的日本、韩国相比，只分别达到他们的60%和40%。我国部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能源贫困人群，主要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毫无疑问，我国能源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和弹性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最新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达到56亿吨标煤，比2017年的实际消费量增长约24%。之后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峰值平台期，并延续到2050年左右。特别是随着未来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消费升级，电力消费需求将大幅度增加，预计2050年的电力消费需求量将比目前增长一倍，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近40%，而且这种终端电力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需要提前规划建设，保持一定的能力储备。

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不合理，即多煤、少油、缺气。其中，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60%以上，天然气占比不到8%，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9%和24%。按照大力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思想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要求，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10年，必须努力把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提高到20%以上，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提高到15%以上，煤炭消费占比降低到45%以下，这是能源领域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为此，充分利用逆周期投资的时机，把促进能源转型发展与做好“六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现实、可靠的选择。

能源投资结构，应紧紧围绕“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思路，一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把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与提高先进产能、延长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投资、就业、创效的有序转型；二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稳定原油产量2亿吨、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产量。

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受制于技术和成本，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能互补转型发展机制，使传统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新能源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而天然气发电启停迅速，运行灵活，便于调峰。通过建设天然气与新能源互补的联合发电机组，充分发挥不同能源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发电机组总输出水平和电网运行可靠性。

把国内油气储备与勘探开发投资摆到同等重要位置

近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油气市场总体上供应宽松，且呈现多元化趋势，为像中国这样的油气消费和进口大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正因为此，一直存在着是依靠国际市场买油气，还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增强能源自给能力的争论。特别是在国际油价处于中低水平时期，我们比较热衷于依靠“走出去”、扩大进口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油气消费需要。据统计，自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不到15年的时间，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2018年已达到70%。同样，2006年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仅为1.7%，2018年已上升到45%，未来有可能继续攀升，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能源独立”目标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10年以来，在页岩油气革命的推动下，本土油气产量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1倍和40%。同期，原油和天然气年进口量分别减少16%和20%、出口量增加近50倍和50%。2011年成为成品油的净出口国后，2017年美国又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到2018年底，原油虽然依然属于净进口，但是如果算上原油与成品油，则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今年2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时宣称：“美国已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大生产国。65年来首次，我们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应当说，美国在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持之以恒地加大对本土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技术创新，不仅使其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或自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使美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上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之后，原油产量连续30多年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跨过2亿吨的大关，2015年达到2.15亿吨的峰值。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已呈现逐步放缓态势，“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增幅为2.49%，“十二五”期间降到1.32%，进入“十三五”后，则开始由正转负。2016年，国内原油产量首次跌破2亿吨，2016-2018年的产量分别为1.99、1.91和1.89亿吨，分别递减7.4%、4.1%和1.3%。

2018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国内主要石油公司开始大幅度增加勘探开发投资，并很快取得了多项重大发现和可喜成果，产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各方面对恢复并保持国内原油产量2亿吨具有信心。应当说，国内油气资源是有潜力的，目前的“瓶颈”主要还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需要把立足国内勘探开发与扩大油气行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扩大新区风险勘探，加强老区挖潜增产，突破非常规、深层深水领域资源开发等，可以有效提升油气生产供应和安全保障能力。

当今世界，能源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事，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纵观世界各国，所谓的能源自主或独立都是相对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市场或其它国家而实现能源自主或独立。同样，增强我国能源（特别是油气）自主保障能力，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市场。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金融属性强，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油气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油气投资合作，稳定我国80%原油和90%天然气的进口来源；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大国家油气储备能力建设投资，进一步增强应对国际油气市场供应和价格风险的能力。

按照国际能源署设定的一国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标准线计算，我国需要建立约1.5亿吨的战略储备。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并规划从2003年起，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到2018年可存油6600万～6800万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我国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这些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773万吨，显然差距还比较大。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则刚刚起步，更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应把对油气储运设施的投资摆到与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国家实施油气管网分离之后，必须妥善解决好储备设施建设投资来源及产供储销责任体系问题，切实提升国家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

加大节能和提高能效投资，推进节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它新能源被称之为常规的“四大能源”，而节能和提高能效则是“第五大能源”，而且是最便捷、最经济、最干净的能源。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围绕节能与能效技术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像美国，就把实施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增强本土油气开发和供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追求国家能源独立和保障能源安全的三大核心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能源管理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节能举措，特别是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技术研发、成果推广方面的投入成就可观，仅由联邦政府主导的节能活动，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亿没有的能源费用。在2017年美国能源部门约300亿美元的预算中，归类于民口约170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约占民口预算的12%）专门用于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方面的研究。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据统计，1978-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能耗）总体下降了近80%，累计实现节能量近30亿吨标煤，成为世界第一节能大国，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与创新技术研发均位居世界首位。2010-2018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企业数量增加近70%，达到6400家；总产值增长了4.5倍以上，达到4700亿元；从业人数增长2.5倍以上，达到73万人。尽管如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国的2.3倍、日本和德国的3倍，能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巨大、效益可观。

节能和提高能效涉及到工业、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从节能改造到综合能源服务，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对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十分敏感，承受能力有限，应该成为能源行业逆周期投资扶持的重点领域。

首先，要督促用能单位增加对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的投入，制定各类用能产品和设备的合理能耗指标，强制改变用能行为，减少能源浪费；其次，要加大对节能和提高效率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支持设立更多的研发基金，资助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有潜力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开展立项研究，并形成技术研发、转化与应用推广的全链条支持保障措施。

其次，要鼓励和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加强自身的技术装备改造和升级换代，加快推进从依靠企业数量增长向依靠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变，进一步提升节能服务产业的一体化、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由于节能和提高能效所体现的是正外部性，迫切需要建立完善财税补贴或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

                                （编辑  季节）

核安全高于一切：中广核安全文化与管理体系的基石与核心

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安全始终是最重要、最基础、最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要素，离开了安全，人类创造的任何价值都将置于风险之中。中国人讲，无危则安，无损则全。核电，既不能危，更不能损。核安全关乎国家兴亡与人类的未来，因而应予以最大程度、最为周密、最高层次的关怀。全球核电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核电安全重于泰山。核安全是一件脆弱的事，因而需要最严格和坚固的守护。

核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在中广核，“没有核安全就没有中广核”这句话，是中广核全体干部员工最广泛的共识。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广核集团创立和发展了以核安全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特质和管理体系。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核安全理念

文化氛围的形成，是长时期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结果，长过每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生命周期。从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开始，“安全第一”就成为中广核做事的根本准则。在此后长期的核电建设和运行实践中，进一步升华为“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并成为企业的基本原则，企业一切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都以此为决策标准和原则。

安全是核电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任何情况下，安全都必须处于优先位置。不能以安全换进度、以安全换效益。安全是责任，人人都是一道安全屏障。安全是执行，预防为主，纵深防御，保守决策，诚信透明。安全是方法，质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相互交流的工作习惯。安全是标准，各业务板块以本行业的安全标准为基准，努力成为行业安全管理的标杆。

质量是实现安全的根本，没有质量就没有安全。今天的质量是明天的安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障质量监督的独立性，确保每项工作符合质量要求，不制造缺陷、不传递缺陷、不隐瞒缺陷。坚持在质量问题上绝不让步，对质量问题及时发现、准确定性、快速处理、及时反馈；对于隐瞒质量问题的行为实行零宽容。

建立健全牢不可破的核安全管理体系

核安全管理体系是核电企业最重要的管理体系，决定了安全管理的基本框架。在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核安全管理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中广核构建了贯穿于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安全、质量为核心的一体化管理体系，将安全责任与安全目标连接起来，实现“道道都是安全关口，人人都是安全屏障”的深层次、精细化、标准化安全管理，用纵深防御树立安全框架，用责任落实强化风险意识，用组织设计管住风险行为，用独立监督盯牢风险隐患，用应急措施化解事故风险，为核电发展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安全堡垒。

建立坚强的纵深防御体系。在经历过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后，为了确保核安全，全球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行，采用了纵深防御的原则，从设备上和管理措施上提供多层次的重叠保护。纵深防御体系不仅能防止事故发生，而且在事故发生时确保放射性物质不发生泄漏。

建立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责任体系。中广核确立了“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基本原则，明确安全的职责在执行者，责任也在执行者。要求绝不能脱离生产业务活动讲安全、管安全，必须将安全贯穿于生产业务活动的全要素、全过程，管控好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集团公司、中广核电力、电厂、专业化公司，一直到每位员工，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核安全责任。集团公司承担所有控股核电项目的最终核安全责任，集团公司党委定期听取集团公司和核电股份公司安全管理委员会的报告。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设置为三位一体，是承担核安全最终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在核电站现场，运行值长承担当值期间的机组核安全管理责任；主控室操纵员承担机组安全监控和操作，是最直接的责任人；安全工程师承担独立监督和评价责任。中广核的安全管理实践证明，在“谁主管，谁负责”的“一岗双责”责任体系的引导下，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地。

建立独立的安全监督体系。中广核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主动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督管理，邀请世界核运营者协会进行同行评审的同时，根据纵深防御的理念，建立了严密的质保监督体系，设置强有力的监督部门，构筑了内部的独立安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内外两重防线的安全监督效用。各核电站设置独立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在线安全监督职能，负责核电厂日常生产活动的安全监督。在此基础上，积极借鉴法国电力公司的经验，中广核电力设立了独立的核安监中心，对全部核电站再进行完全独立的监督和评估，直接对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负责。总体上，构建了以体系独立为基础、多层级的核电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确保核安全监督能够全覆盖、零容忍、严执行、重实效。要求安全监督管理单位敢于说话，敢于说过头的话，甚至可以上纲上线，绝对不能当老好人，工作报告必须起到警醒作用，发挥“不敢、不能、不想”效果。要求各级干部员工对待安全监督部门，要保持坦诚、透明的心态，不能捂着盖着、藏着掖着，更不能谎报瞒报。要求各单位对于监督部门提出的整改行动和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实维护监督的权威性，确保监督的严肃性。

持续提升核应急能力。核应急是核电站五级纵深防御体系的最后环节，是在万一发生事故工况的情况下，确保减轻和控制可能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后果。中广核在国家的核事故应急体系框架下，始终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推动核应急体系建设，强化核应急在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快速响应的核应急管理能力。按照国家核应急法规和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立了国家、广东省、中广核三级核电应急响应机制；建立“一厂事故、全体响应”的应急机制；定期组织核电站应急演习。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广核建立了“超设计基准”的严重事故管理导则和缓解措施等，进一步提升对极端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2016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组织了同行评审，认为中广核的核应急领域为强项。

持续进行安全行为教育与实践活动

理念是实践的指南，方法就是从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和应用于实践的工具。要解决问题，就要有方法。中广核在长期的安全管理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系统性经验，为改善提升全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可借鉴的典范。

领导者率先垂范。企业领导者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就是确保整个组织对待安全的态度得以强化和落实，特别是一线领导团队负有直接的责任。中广核在实践中反复强调，安全运行人人有责，各级领导者以身作则，是安全管理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各级领导经过大量的理论培训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做到客观认识安全业绩，尽力查找有待改进的领域，积极实现持续进步。领导干部如果很少下现场，不了解一线的真实状态，不向员工时时传递、强化安全文化理念，一线员工可能就会产生思想上的懈怠，久而久之就可能产生行为偏差，出现安全隐患。近年来，中广核进一步聚焦“安全管理的关键在一线”这个工作中心，在全集团推行领导干部“下现场”、“在现场”，不仅要“在现场发现和听取问题”，更要“在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将此活动作为“两学一做”的抓手，带动党员和干部队伍以现场为中心开展工作，要求各公司的领导班子带好头，做榜样，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不玩虚、不做秀。

一切按程序办事。程序是前人经验知识的结晶，通过工作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提炼，实现同类型工作的知识共享。程序体系的不断升级完善，就是消除技术盲点或漏洞、管理日臻严密的过程。核电站的程序体系是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全面体现了设计者对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思考；它规定了系统参数的所有要求，构建了全部工作过程的逻辑体系，设置了全部操作的行为规范。确保一切按照程序体系操作运行，是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核心。只有严格遵守程序，才能有力保障工作质量，才能确保核安全。“红线”是程序对于各类活动和行为的最基本要求，神圣而不可逾越。在中广核，所有的干部员工，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工种差异，都有着强烈的“红线”意识，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事勿踩“红线”。

规则与标准，是人们从过去千百次的失败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1988年建设期间就参考法国在运行的核电站，完成了8000多份生产程序的编写，后来又进一步融合了法国核电运行经验、中华电力公司的管理精华，并且以此为基础，逐步加入了本土化运行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为止，大亚湾核电程序体系（含管理程序、技术程序）已扩展到3万余份，形成了全覆盖、全流程的程序体系，为后续投运的众多核电站提供了程序母版。

确保设备不出问题。核电站的安全生产运行，最简洁的拇指法则就是 “人不犯错误、设备不出问题”，双管齐下，确保万无一失。对于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讲，设备可靠性是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无论是重大设备还是像电缆、小支管这样一些小设备，都坚决不能出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停机停堆。目前，中广核通过借鉴法国电力公司等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独特的设备管理模式，大力推动“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落地，推动设备与管理一体化运作，建立高效的设备管理管控和协同机制，带动各专业化公司和电厂强化能力，协调资源，统筹好重大、共性设备问题的解决，做到既不出现管理真空，也不出现管理重复。

努力塑造人的行为。人作为安全管理的主体，人的意识和能力始终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核电站的运行实践和大量统计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容易发生行为失误的情境是能够预见、控制和防范的，并且个人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水平的影响。为此，中广核研究并推行了一系列预防人为原因失效的措施，积极从源头上构建员工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强化正确的行为规范，遏制人因失效的“苗头”。具体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建立全员培训授权上岗制度，所有的员工都要经过相关培训才能上岗；其次，建立人因训练室，专注于防人因失误工具的开发和人员规范行为的训练；第三，将合作伙伴纳入管理范畴，大力提升其安全管理水平；第四，开发“防人因失效工具卡”，规范人员的行为。

根本原因分析。核电项目的突出特点就是投资成本高、安全要求高，无论是工程建设阶段还是生产运行阶段，如果出了问题没有查清楚原因，就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纠正和预防措施，这时要么工程停工，要么机组停运，损失巨大。根据“二八法则”，20%的缺陷是导致80%的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如何做好根本原因分析尤为重要。2002年以来，中广核全面推行根本原因分析法，开展有针对性的纠正和预防行动，防止同类事件的重复发生。这项工作的核心理念是，找出整个系统或流程可能存在的缺陷，而不是只关注个人执行上的过错和责任，再进行纠正和预防，营造一种重视管理和制度改进的安全文化。这种方法应用以来，绝大部分重要设备故障的根本原因都得到了确认和纠正，并确定了中长期措施和政策，有效预防了电站重大事件的重复发生，提高了电站的安全可靠性。中广核人对此有着更为通俗的说法，那就是“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查找问题用显微镜，反馈问题用放大镜，处理问题用望远镜。

2017年，中广核20台在运机组的240项WANO指标中，有177项达到世界前1/4的先进值，先进率达到73.8%。其中“核安全”指标是反映核电机组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该指标通过对参赛电站近3年的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次数进行统计并产生排名。2017年，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工局、国家能源局等四部委对国内各大核电基地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检查组评价中广核六大核电基地为“安全生产可控，不存在影响行业安全的重大隐患，中广核核电安全是有充分保障的”。中广核的安全管理的改进也得到了WANO的认可，指出“中广核的安全管理改进经验值得WANO学习”。

中广核安全业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广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方针，将“敬畏核安全、守护核安全”的理念融入了员工的血液之中，并转化为员工的行为准则。

善用自然能量：中广核清洁能源集团的社会品牌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清洁能源成为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中广核以“打造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为目标，形成了核电、风电、太阳能、节能环保产业等清洁能源产业布局，致力于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主力军，“善用自然能量”的品牌获得高度认可。

“善用自然能量”的品牌内涵，强调“以先进的能源利用技术，让更多的人使用清洁能源，为更多的人营造绿色环境”。这里包含“善于和善待”两层含义。“善于”是专注清洁能源发展，以成熟、可靠、先进的能源技术，提供安全、清洁、经济的电力；“善待”是指在提供清洁能源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公众、环境和员工的安全，为客户、股东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在“善用自然能量”理念指引下，中广核为中国及全球的清洁能源及绿色低碳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同时，努力降低生产经营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持续提升燃料使用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减少日常工作的资源消耗。

实现核电持久安全高效发展，走出独特的“生态核电”发展之路

生态核电是继承现有核电清洁、低碳、绿色等属性，并逐步与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形成共生、互生和再生的关系，使核电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在遵守我国核电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在符合核电安全可靠、环境相容、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的基础上，中广核初步构建了生态核电的指标体系。目前，中广核已经开始在新建和待建核电项目推广生态核电理念，并根据生态核电指标体系进行了生态性评估，指导核电项目开展生态核电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生态核电的基础，就是核电为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做出了卓越贡献。核电是典型的低碳能源，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仅为12克/千瓦时。

中国是全球目前在运在建核电装机第三大国和核能发电总量第三大国，2017年全国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2474.69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亿吨以上。2017年底，广东省核电装机达到1047万千瓦，占省内装机总量的9.6%；发电量802亿千瓦时，占省内发电量的18.4%。从2006年大气环境质量监控网络启用起，省内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年均值同比下降分别为66%、20%和24%，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区域中摘牌。核电的安全高效发展和西电东送等，为有效改善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国内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的示范区。

截至目前，中国所有核电机组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中的2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件、环境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未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各运行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量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控制在当地本底辐射水平涨落范围内。今后，中广核将全面部署实施“生态核电”战略，将核电全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最大化，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生态核电”发展之路。

将核电作为推进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正以强烈的大国担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价值理念，推动核电、新能源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我国核电产业通过与中法、中美、中俄、中加等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得到了整体能力的提升。我国核电在40多年的发展中，成功地实施了自主创新行动，打造出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全球最完整的核电产业链。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利用连续30多年的核电建设经验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先进的核电技术，推进与全球各国的合作，尤其是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连通中。“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K2项目已完成穹顶吊装，进入设备安装；“华龙一号”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正式进入第三阶段，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建设的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也已进入厂址勘查阶段。

努力实施公众沟通工程，消除核电项目的“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指一地居民或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引致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有时采取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环境能源项目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项目上马、建设乃至以后运营对所在地附近的社区、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多少好处。如果项目周边地区的民众不能从项目获得利益实惠，哪怕是较少利益的损失，都将引发强烈的反对情绪。

在中国核电发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起最大的邻避运动——香港反核风波。当时，中国和英国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已于1984年12月正式签署，但香港尚未正式回归祖国。在这个敏感的过渡期间，1986年发生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世界舆论影响了香港市民的情绪。一些反核团体借机煽动，最高潮时号称有百万港人参与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签名游行活动。

在这次反核风波之前，中国的核工业处于保密状态，而且大部分企业和项目位于“三线”地区，因而也谈不上有什么公众沟通活动。香港反核风波的爆发呈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突然性。此时中央政府的鲜明态度，对事件的平息起到了关键作用。1986年7月10日，邓小平同志说：“中央领导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电站的安全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表态，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此后，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有关机构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缓解香港市民的担忧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最核心的举措还是中央继续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和继续发展核电的政治决策。

香港的反核风波，对于政府和企业注重核电项目的公众沟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此之后，内地开始重视公众沟通工作，30多年来的持之以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应该指出，公众沟通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唯有长期持续，才会产生久久为功的效应。

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是这项系统工程的政治保障。从前述香港反核风波的平息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平同志的谈话，为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核电对于确保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能源的有效供应是不可缺少的，发展核电是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不会因任何人为的干扰所阻碍。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鲜明态度和正确决策，风波的平息不会那么顺利。

明确的核电发展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发展导向。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明确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方针，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0月颁布了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后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政府考虑调整国家的能源战略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5%以上。2030年（或2035年）达到2亿千瓦，超过目前美国1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2050年要达到4亿千瓦以上，核能占全国一次能源供给的15%。核电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坚定和稳定，一方面有利于该领域的持续科技创新，力争成为技术上的核电强国；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坚定公众对我国持续发展核电的信心，从而逐步接受核电这种“功在当代、利归千秋”的能源形态。

核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是这项系统工程的现实条件。中国核电厂设计、建造、运行和管理，吸取了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经验，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安全水平。目前中国所有核电运行机组未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二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未发生过影响环境或公众健康的事故，气态和液态流出物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核电厂周围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周边辐射环境在本底范围之内，未对环境造成影响。除了核电站的自身管理，国家也制定了严格的与世界接轨的核安全法规标准，核电站需要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监管，并接受世界核能组织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为了确保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数据的客观真实，目前通过实行双轨监测机制来进行实时监测。环境部门对核电基地周边村镇的土壤、水和植物、蔬菜等样本长期跟踪检测，同时在核电基地周边10公里范围内设置足够的自动监测站，重点加强关键的放射性核素和居民区监测。监测数据在环境保护部官网实时向公众发布。

核电站为周边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是这项系统工程的民心基础。作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能源项目，核电项目必须为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做出贡献，从而履行好“建设一个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社会责任。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自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产业发展。与电网企业加强沟通与合作，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为保障电力供应做出积极贡献；打造核电工程“生态圈”，牵头联合众多核心企业成立核电设备研发中心，共享资源，辐射带动更多的供应商。二是带动地方经济。提高城市建设和教育水平；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动消费，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扶助弱势群体。大亚湾核电基地累计缴纳各项税费400多亿元，其中对地方财政贡献160亿元。正是核电项目给地方政府和周边群众带来的利益，争取了支持核电的民心，为核电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建立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机制，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制度框架。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就需要进行法律制度的设计，将公众沟通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企业建立公众沟通工作网络，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具体抓手。核电企业既是核电项目的经营者，又是核安全的保障者，同时也是直接面对公众的沟通者。企业所承担的这些责任，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网络，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中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建立了一支专门与社会各界沟通与联络的队伍，对内负责收集相关信息，对外负责对公众的科普宣传和信息发布；开展经常性的公众宣传和联络工作，为核电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手段，快捷地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香港反核风波之后，鉴于大亚湾核电站肩负着促进“一国两制”更好落实的重任，国务院核电办和港澳办联合发出《关于邀请港人组建广东核电站核安全咨询机构会议纪要》，于1988年7月26日组成“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简称安咨会），引导香港公众科学地认识和了解核电。通过翔实的数据和事实，向公众展示核电的安全性、环境友好性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让人民群众增强对核电安全的信任度。

要成为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从一个国际核电技术的“跟跑者”，到一个“并跑者”，再到将来某些领域的“领跑者”，中广核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离不开正确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体系，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广大核电员工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创新中广核以核安全为核心和灵魂的企业文化。中广核正向着成为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企业的方向努力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核电和能源作为一种资本，一定会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中国广核集团也一定会继续绽放出勃勃生机！                                         （编辑  季节）

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处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以及跨国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分工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使我国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主链条之外。基于这种特殊形势，当时我国的科技体系体现为“大而全”的结构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科技赶超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我国逐步具备了一定的高端技术研发能力;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突破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下对我国的科技分工定位，触动了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上的科技封锁和控制更加严厉。因此，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路径上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自主创新的实践

1.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

由于技术起点低，又要面对技术封锁、跨国公司垄断等国际环境，我国的科技创新内在缺少基础，外在缺少共享，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安全，只能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

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自主创新体现为被动自主创新和主动自主创新两种形式：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在难以获得国际创新资源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技术封锁进行的自主创新。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集团对我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为打破这种封锁，我国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投入并发展，这是解放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为打破科技封锁，解决我国战略性科技需求的基本路径。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在效率、效益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选择的自主创新，是面向市场进行的自主创新，既不依赖购买技术成果，也不依赖用市场交换技术产品，而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条件下，进行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研发活动。政府鼓励此类主动型的自主创新，但是否开展此类创新，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决策。

2.我国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的基本特征

被动型自主创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应对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封锁”和“被控制”两种困境的被迫选择。

（1）被封锁。集中表现为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瓦森纳协定》等作用下，对中国禁运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军品，涵盖了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大类。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高端光刻机属此列。这种封锁还包括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国际空间站的联合开发、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等。

⑵被控制。除被封锁外，跨国资本还在其对财富分配拥有垄断权的势力范围内，对可以市场化的技术施行垄断和控制。被控制表现为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两种形式。

静态控制。始终控制可以市场化的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核心环节（这部分有时候与封锁有交叉），这种控制是始终如一的，不随时间进展、技术更新而有所变化。例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高级产品技术对我国实行封锁或控制。

动态控制。随着技术升级、更新换代，向我们转移升级前的、低端的、落后的、拟淘汰的技术，控制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技术。即随着技术发展、技术更新，高端技术不断被更高端的技术代替而不断调整实施的控制。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中低端产品核心技术、热端部件与维修技术对我国实行动态控制。再如国外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初期多是中、低端或者拟将淘汰的技术；随着跨国公司技术的不断升级，再将新的中、低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动态控制的过程。这种做法，始终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控制在相对中、低端的水平。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在被封锁和被控制领域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是迫不得已和无条件的，通常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是无法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或合作获得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没有选择、必须开展的创新，需要举全国之力开展。例如：大飞机、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等。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承接能力（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时才能有效开展的，是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实践表明，不具备能力条件就难以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但是，如果具备能力而不主动开展自主创新，仅仅依托引进技术来实现既得经济效益，则会被跨国公司永远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或者虽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也可以给我们稍高一级水平的技术，如果我们不主动消化吸收技术，而是亦步亦趋，则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望尘莫及。例如：工业重型燃气轮机可市场化部分的低级别产品的技术获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为垄断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领域，正是我们可以开展引进消化吸收、主动再创新的可行领域。

开展自主创新工作应关注的问题

实践证明，旨在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和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遵循不同的实践机制。

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举国之力、政府决策，企业实施。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主体为核心来决策的自主创新。在实践中应把握其特点。

1.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封闭式的自主创新成本高、技术探索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有效赶超。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开放式的自主创新。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也应尽量通过可行环节的开放创新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之路，可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起点、缩短自主创新周期、降低自主创新成本。但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一定不能对引进技术完全依赖，否则就会被控制。

2.自主创新要把握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是品牌的拥有，更主要的是要注重把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开展自主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开展自主创新，即使是购买、请外援、授权经营，也难以实现通过消化吸收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培育出对核心技术的再创新能力。若干实践实例反映出：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通过购买拥有知识产权获得某种技术，即使有自主品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如果没有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也难以实现长远发展。

例如，华晨汽车在创建“中华”自主品牌的过程中，先期通过委托设计、全球采购的开放式创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但是，后期因开展自主创新的条件不充分、管理问题等原因，没有强化消化吸收环节，没有培育出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能力，导致“中华”品牌的后续发展失去了重要支撑。可见，绝不是拥有了品牌和知识产权就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条件（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充分具备才是实现消化吸收并培育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这是实现更新换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在时机选择上，对条件的具备性考虑得比较充分，因此后期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再创新方面就更加主动。

3.充分考虑国际科技创新环境复杂性。我国在大飞机领域的运十搁浅、与麦道合作方案失败等事实提醒了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开展自主创新荆棘万重。即使在自主创新已经成功的领域，成果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也会被设置重重壁垒，使之难以通过实现市场最大化的方式来获得收益，从而难以提高研发投入继续发展。我国商用大飞机的成功研制和试飞等实践充分说明，在我国，政府主导、举国之力是能够突破封锁办成大事的；我们的市场承接能力也将会让我们的企业具有研发投入的来源，这正是我国被动型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4.选择主动型自主创新的开放内容和领域。开展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应通过效率、效益比较原则选择开放的内容和领域。开展开放创新应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实际工作中要协调好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协同而不是依赖，依赖就相当于选择了被控制，我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已深刻反映出这种情况。

科技自主创新的利弊分析

1.自主创新存在短期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要承担长期不成功的风险，甚至是巨大的失败风险。

2.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关系国家安全，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的，是关系到长远发展实力的要素，需要政府决策，集举国之力，长期投入资源。在自主创新中，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两弹一星”就是最典型的的例。即使在有些领域能够暂时依靠外援缓解紧急的需要，也不应放弃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否则将失去主动权。坚持，就是主动。

3.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创新。只要有条件就应尽最大可能吸收开放创新的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培育能力，改善低效率，削弱长周期等高风险。

4.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所体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通过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主动型自主创新是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占有一定份额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争取市场化财富分配主动权的有效路径。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实践历程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两种。

“开放式创新”作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 于 2003 年在著作《开放式创新:创新方法论之新语境》中率先提出的，其基本定义是：企业有计划地利用流进或流出的知识，加速在现有市场上的创新，并将企业内部知识应用于新市场。①旨在强调通过有意识地流入和流出知识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的运用扩大市场。广义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强调利用企业内外资源来开展科技创新。

1.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主要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是以开放创新为主的，这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与发展中国家、赶超型经济发展定位相匹配的一种高效创新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中，我国的开放创新经历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科技的开放创新以技术引进为主。由于我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对我们实行科技封锁，当时我国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赶超，选择对外开放国策，以低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作为代价，依靠加工贸易吸引外商进行合作，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属于换代的技术或中低端的技术。由于当时我国技术水平与西方差距较大，这样的技术既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能在相关领域积累和提升生产力水平和技术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领域的开放创新不断升级，我国企业开始有能力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进行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学习、跨国研发合作等方式，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开放创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简单引进到更多地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历程，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并不断进步的过程。

开放创新是需要资源的，经济越发展、掌握的资源越多，开放的程度就会越高，而在经济落后掌握资源较少的时期，只能通过换取或被动接受供给方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资源少，只能以市场或资源换取技术，起步阶段多以引进方式换取低端的科技资源，包括低端技术、简单加工技术或换代落后的技术，基本是人家给什么我们接什么，不具备更多的谈判条件。外资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转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多，具备了选择、整合、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也具备了开展国际科技领域合作的倡导能力，有一定能力实现更高阶段的开放创新。

先期以引进为主的开放创新表现为：合资合作下的产品加工、合资合作下的授权、委托和购买、引进-消化-吸收-革新（非核心技术部分的改造）的渐进形式；中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具备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的形式为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部分领域已经展开进一步升级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承接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一些领域我国的开放创新已经进入主动选择和动态调整阶段。主动选择,表现为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主动选择权和技术输出的能力；动态调整,表现为我们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开放创新策略。例如：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倡议共同技术和平台技术的联合创新计划等。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经验教训

1.实践表明，开放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为自主创新积累了能力和资源；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积累能力和资源。我们在调研自主创新比较成功的广汽集团时发现，广汽集团自主品牌的创立，是建立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选择关键的时点进行的；而这个时点是与条件资源的具备情况相对应的。根据广汽的经验，自 1997 年广汽集团成立以来，特别是广本投产以来，通过六、七年的发展，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全球化进入资源共享与资源有偿使用阶段，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也为自主品牌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相应的资金供给，可以从开放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化。

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广汽集团自主创新打造“传祺”品牌的技术起点是借鉴参考通过开放创新主动选择引进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型相关技术及设计，并采用“阿尔法·罗密欧 166”车型（B 级车）底盘。该集团在介绍自主创新工作时提到：“传祺”有两种东西来自国外，一是底盘系统里的悬挂系统；二是发动机系统。而在引进这两种技术之后，进行了超过 500 项产品技术的二次开发，以更适应中国市场。这样做，不仅融入了广汽集团对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独特支持，而且是在高起点之上，通过消化吸收形成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再开发出自己的产品的成功实践。

可见，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不仅是坚持要把握技术自主发展的主动权，把培育、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作为企业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坚持了自主创新方向，把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协同起来，使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服务。这是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有效实践，证明了开放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开放创新不能培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可能走上完全的自主创新之路。

外资企业全球战略的中国市场定位，往往将中国企业定位于价值链低端，使得中国企业缺乏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研发团队服从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较少开展核心技术或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难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例如，燃气轮机。不少外国投资企业争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源，人才流失导致我国整个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受到很大的影响。

3.在开放创新中只有积极培育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把握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才能获得财富分配主动权和高附加值财富分配权。

引进技术、授权技术只能获得低附加值财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不仅能够获得国际分工中财富分配的主动权，而且可以直接改变市场对财富分配的预期。例如，紫光集团自主创新的成功开展，使我国自主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高通和美光等国外芯片大企业的股价出现被打压的情况，说明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改变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获得的是过去的财富，以此推出自主产品占领市场获得的是现在的财富，这些决定着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拥有知识产权可以赢得未来财富分配的主动权。

4.不能消化吸收的低水平开放创新不宜提倡。

由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相对有限的科技资源，我国的开放创新只能获得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低端的技术和价值（如：非核心技术产品、生产加工或组装等），难以进入技术专利、品牌价值、核心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区域，前沿技术、先进技术被封锁。如果一个企业仅仅满足于能够完成某个产品的制造，获得一个阶段稳定的收益，不去开展自主创新，不承担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难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自主发展，最终甚至会丧失生存能力，被市场所淘汰。

5.要慎重判断技术发展前景和方向，避免误判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创新能力建设。

在过去开放创新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考核标准偏向于规模数量，各地出现低水平重复引进，引进产品/设备多于引进技术专利、技术创意和技术开发人才的现象。当前，全球科技进步加快了技术更迭，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对颠覆性技术发展前景作出慎重的判断，尽量避免因追求近期利益而导致技术发展方向上的误判。这种误判会影响科技投入资源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能力的建设。我国曾经引进的磁带录相技术很快被CD录像技术淘汰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6.初期的开放创新，局限于创新系统的内部主体间的相互开放。

初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强化系统内部要素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开放、提升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而系统内外双向流动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够。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日益推进，信息技术、大数据、工业 4.0 已经彻底改变了固有科技系统的封闭性，固有的创新生态也随之将被颠覆，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原有封闭的创新系统难以完成一些前沿的科技创新工作，高层次的、升级的开放创新势在必行。

开放创新的利弊分析

1.开放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化、新科技革命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2.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开放创新，必然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合资合作的开放创新容易使我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相应的市场价值。引进技术始终存在的技术转移管控，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垄断，虽然短期内可以实行市场换技术，但是不能实现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引进。

3.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不仅不能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且会自废“武功”，变成技术引进依赖者。同时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不能依赖引进方式实现，如果不开展自主创新实现超越，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分工都将永远处在低端，也必然会导致一些领域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已有定论，然而无论是近十年引进模仿舶来的金融业务模式，还是新近借鉴创新的交易产品，无不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却热衷于金融交易，自我服务，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央要求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落实，而且万众期待、刚刚风生水起的股票市场，牛市气象也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宿命。

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

我国资本市场多年来熊长牛短，特别是近年来牛市往往疯狂而短暂，而熊市则低迷而漫长。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于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散户的比例过高，非理性、投机性过强等因素。虽然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看，正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之后，他们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权重逐渐增加，但市场的换手率却不断提高，市场的投机性却更强了。机构投资者和传统的企业家大股东相比，后者并非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治理，而更加追求短期的市场资本利得。同时，这也是如今误导市场的“市值”概念风行的主要原因。同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差强人意，其投机性比起散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市场视作“大散户”。至于有人开出的“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散户”的市场治理药方，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某些方面来看，资本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无孔不入的逐利方式出自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寄希望于自律、节制、内控甚至监管的制度前提所产生的政策必然失灵。因此，我们要改变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立足于自我服务的现状，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检讨入手，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检验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企业在一、二级市场配置资源；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增加财富收益渠道。

鉴于此，要使资本市场胜任服务实体经济、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两大任务，就要主题明确，去芜存精，排除一切干扰，让资本市场回归本原。

首先，上市资源有限且宝贵，应该珍惜和优化上市资源的使用。

（1）发行上市安排与再融资安排应该以实体企业为主，优先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限制娱乐业上市。娱乐业不仅有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休闲的文化功能，而且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娱乐业上市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票房价值，扭曲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将挤占实体经济上市资源。

（3）限制金融企业上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如今已占据了太多的比例。截至2019年3月15日，金融类上市公司达95家，总股份2.05万亿股，占比31.19%。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势必助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拉长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链条，增加实体经济成本，助长经济杠杆化和泡沫化。过多的金融企业上市供给，挤占实体经济资源，其短、平、快的赢利模式和高额的金融利润，还会误导更多的实体企业放弃投资周期更长、利润更低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转而投向金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应该约束限制金融类企业上市比例。

（4）禁止教育、医疗类公司上市。教育和医疗是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民生保障，是提供公共品的部门，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的重要责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应当走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放任市场配置进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医疗资源，让学校和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就无法公平享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而且将不堪重负。因此，作为典型市场化的、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不应染指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等领域。鉴此，应禁止教育、医疗业上市。已经上市并控制教育、医疗资源的，应该剥离有关业务，或重组，或退市。

（5）实行坚决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是生命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无论从辩证认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腾笼换鸟”为服务实体经济集约化配置资源来讲，规范资本市场发展，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实行退市制度。深圳早期实行坚决退市制度的经验，和深圳证监局2009年向证监会建议的退市实证方案，都说明上市公司退市处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要树立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为辅的正确理念。

从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资本市场建设中没有始终把一级市场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对二级市场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搞了太多的交易创新。毋庸置疑，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必须紧紧围绕一级市场融资主线，其创造的流动性是以满足一级市场融资为目的，而不能以金融交易为目的自成体系、自我扩张，以金融创新为借口，投机套利，肆意加杠杆，制造泡沫。这样的二级市场，不仅难以为继，不能为一级市场提供持续支持，而且会引爆金融危机，洗劫投资者，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因此，应该重整资本市场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严格把握金融交易的底线。

第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要改变对中小投资者的偏见，不应该将中小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的负资产，将机构投资者放在比中小投资者更高级的地位。中小投资者的广泛积极参与是中国的国情、民情，而且这种中小投资者作为中国股市重要投资者的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参与，支持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股市提供了流动性，他们是中国股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监管者不应该寄望于机构投资者收编并取代中小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政策，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他们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

无论从资讯掌握、投资经验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来看，中小投资者都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受伤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针对他们的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除信息披露改进之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防范市场强势主体伤害；二是防范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1）改进信息披露。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详尽了，未来需要改进的，一是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二是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财务造假等虚假信息要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震慑图谋不轨者。针对中小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应该改进信息披露方式，在年报摘要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做一些简明扼要的专门提示。要求证券商对其中小投资者客户投资的产品，向客户提供针对性信息的提示服务。

（2）、加强对证券信息咨询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股评信息的监管，尽可能保护中小投资者，使其免受误导干扰。

（3）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压监管。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坚持无差别严厉打击惩处，重新反省检讨“市值管理”政策，对打着“市值管理”旗号的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对“市值管理”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严查深究。

（4）坚持三公原则。我们应该审视资本市场现行的交易制度、交易模式和交易产品，是否有违公平原则，是否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无法参与或大多数不能参与的高频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应该反省检讨。在零和博弈的二级市场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采用高频交易的一方利用其优势谋利，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另一方就只有“挨宰”的份。同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不可能参加的衍生品交易，虽然伤害方式相对复杂曲折，但有利无缘、有灾陪葬，同样属于不公平交易。如果监管机构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那就意味着失职，坐视广大中小投资者遭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在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可以放任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公平观必须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免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我们应该有意识安排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不能让这些企业流失到海外市场。当初我们因为市场规模所限，不能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只好让一些相对较大的优秀企业去海外上市。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安排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让中国投资者参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中国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说明的是，安排中国优秀高科技企业在国内首次发行上市，不包括从海外市场回归。

中国金融对美国金融的误会

当今中国金融发展的悖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允许使用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虽然愈益复杂化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在市场运作中，大家还是把风险防范重任交给了监管者。但金融风险防控需要用制度规范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能自我服务。否则，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因此，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问题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有些人一直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中国的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工具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这些都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

我们要学习借鉴美国金融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就要了解美国金融历史，包括应该了解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2008年金融海啸这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上的金融三部曲，从而思考这其中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虽然在2015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中我们以体制之力控制住了风险，但杠杆融资买股的喜悲剧逻辑却与美国股市上演的一次次下跌与反弹的悲喜剧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健忘。

1929年美国大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大萧条中，有30%的工人失业，甚至有占总人口7.72%(700多万)的人被饿死。美国的股市在1932年仅相当于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381点的20%，直到25年后才重新回到当年的这个峰值。

而断送了当年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全球灾难的，正是我们今天乐此不疲的融资融券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殷鉴不远!

罗斯福新政对许多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往往对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更熟悉，而不了解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罗斯福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利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金融资本对市场秩序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采取较为全面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一方面以财政刺激为手段，从公共工程建设入手创造需求，增加就业，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缓解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限制金融自由化、限制各种金融投机，禁止商业银行利用社会存款参与金融投机，禁止利用储户存款为购买股票提供融资，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具有高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虽然罗斯福时代也保留了如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利大于弊的衍生品，但明确要求期货交易规模与现货避险需求相适应，限制投机。

罗斯福新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和经纪业务，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存款。

罗斯福在位12年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和金融抑制，使美国的GDP增长了2.8倍，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16181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这12年是美国历史上仅见的持续高增长时期。

大萧条的记忆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二战之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各国。他们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都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美国和英国带头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抑制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种。2008年危害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产物。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结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今天甚至被人以“对冲风险”之名引进中国。总之，推动泡沫增大、造成金融海啸的，主要是金融自由化下宽松的监管制度，金融机构利用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疯狂投机套利的结果。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反省，制订了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改组了监管机关，限制大型银行利用政府担保的客户存款进行各类投机性自营交易（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交易），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在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但华尔街依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为所欲为，主导左右着美国经济。华尔街认为金融改革法案束缚了他们，不断地在游说抗争，希望推翻“沃尔克规则”。另一方面，美联储救市的一次次量化宽松，换来的不是实体经济的复兴，倒是成就了美国股市的再度繁荣，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让泡沫再度积聚，酝酿下一场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自觉

我赞同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定义，“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中一定要有制度自觉，要借助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服务资本。我们改革资本市场，学习的对象不应该是现行的美国金融制度，而是借鉴罗斯福加强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经营，遏制金融投机，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

1929年、2008年两大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金融抑制的实践，给学习美国金融的中国金融人从正、反两面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有一位40多年前就随父亲来过中国，随后多次与中国音乐界做过交流的美国音乐家大卫·斯特恩，在与中国音乐家合作时感叹：“如果说2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希望向西方看齐，那么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这里发生。”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面对音乐界中国同胞的自信，我不知道中国的金融人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金融要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其制度原则就是鼓励直接融资，限制杠杆，限制金融交易。特别是要限制投机套利交易，这也是罗斯福新政至19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美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限制金融在交易市场、交易环节的所谓创新。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将二级市场限定在为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的前提下，禁止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包括约束限制以“对冲风险”为幌子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今天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现状让人担忧。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混业或变相混业严重，所开展的直接或间接、甚至利用客户资金进行的杠杆化股票、债券、衍生品自营交易如火如荼，早已超出了“沃尔克规则”的禁止限制，风险巨大。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被动监管，必须采取制度规范。

（1）禁止融资融券。融资融券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名而登场的，但事实上它是杠杆炒作的投机工具。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理由正是投机。

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低迷时你鼓励投机，投机者也不会挺身而出为你制造流动性，这就是在市场冷清时很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的原因。而当市场进入上升通道时，虽然我们已不需要投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此时的投机者不仅踊跃入市，还会疯狂使用融资杠杆工具，把慢牛刺激成疯牛。而当市场反转进入下行通道时，投机者手里的融券工具又派上用场，在为其做空套利的同时，加速股市下跌。

不仅如此，在股市反转下行时，恐怖的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踩踏，无路可逃，只得坐以待毙。2015年5月2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一文，对融资融券助长疯牛并将引起集体踩踏以及股指期货与之呼应跨市做空的风险做了预警。仅仅过了半个月，我的预警(不是预测)就不幸言中。2015年6月之后的那一幕幕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此深刻反省，我们仍在重复着昨天的动作。

总之，融资融券不是为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工具，而是投机者手里的套利工具。它助涨助跌，制造杠杆疯牛和股市恐怖。1929、2008和2015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是股市的灾星，我们应该学习罗斯福的胆识，禁止融资融券。

（2）限制金融衍生品。理论上，金融衍生品可用来对冲交易风险，平抑市场波幅，微观推理似乎可以成立，但市场实践却给了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因使用衍生工具对冲交易风险挽救了谁；二是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被金融衍生品葬送、要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1995年，英国百年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投机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倒闭，震动了世界，伦敦、东京股市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29%。1998年，由华尔街套利之父麦利威瑟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组成的号称全球金融史上最耀眼的“梦幻团队”，及衍生品交易达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因俄罗斯债券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机构集体抛售七大工业国债券而濒临破产。但这伙人不甘心失败，后来原班人马又东山再起，并大幅降低了杠杆率，却因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而再度败走麦城。一群最顶尖衍生品理论模型的创造者、业界领袖，却两次失败，是运气不好，还是衍生品的宿命？2008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破产；2008年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收手次贷、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2012年的“伦敦鲸”在债券衍生品指数上的对冲风险交易，让摩根大通巨亏65亿美元。

从宏观上来看,衍生品错综复杂的叠加效应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周期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就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制造灾难的最大例证。

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风险管理的工具，而是给资本市场本身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投机套利工具。其次，市场上从事衍生品交易者都声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鲜有实体企业。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香港金管局原总裁任志刚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需求交易（投机）来帮助发现价格。又如，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发行量超出保险标的物的上百倍，荒谬至极。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

总之，金融衍生品并非风险管理工具，而是制造风险的工具。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衍生品以“风险管理”为名泛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监管控制衍生品惹事生非。我们应该明白，风险防控不能靠被动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制度规范，让市场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要管理防控金融风险，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限制金融交易，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存款等客户资金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禁止融资融券等杠杆投机，禁止衍生品交易。唯此，方可长治久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方可完成。

（3）禁止高频交易。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拥抱技术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这实际是伪命题。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创造财富，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但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社会，也会为害社会。在技术进步面前，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造福社会，要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使用选择。前几年以技术进步为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也是因我们被技术进步所迷惑。线下的非法集资换了“互联网”马甲就被当作金融创新，结果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资本市场高频交易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所迷惑，投鼠忌器，犹豫未决。

判断高频交易是否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看其是否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频交易的借口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它提供的高频流动性会产生严重的流动性爆裂风险，有别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所需要的稳定流动性。就连赌博业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为谁服务不言自明。

二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高频交易的使用者多为财力雄厚、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技术实力强大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为其提供美其名曰“主机托管”服务并收取巨额费用，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交易所的服务器上，这样就能抢在其他公众前率先得到信息，在其他人未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已进行了无数次交易。这也是交易所容忍高频交易横行无忌背后的利益动机（这就是美欧交易所公司化的弊端之一，中国主张交易所公司化者应该深思）。除此之外，他们还铺设了光缆专线、建造微波发射塔，或者租用通信卫星，以使其凭借其“潜伏套利”在其他基金、证券公司，在银行和散户还不知道价格改变之前，利用股价波动牟利。由此不难理解，高频交易这种掠夺式盈利方式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同时也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一般市场主体和广大散户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与他们竞争。毫无疑义，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只要你参与了这个有高频交易者参与的市场，你的利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静悄悄吞噬，这差不多就像其他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无意识中被动为高频交易者“赋税”。

高频交易不仅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近年来我国本土建立的高频交易团队也不是海外高频交易公司的对手。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潜入（有的竟然以“商贸公司”为名在我国注册）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高频交易公司，利用压倒性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占据中国高频交易市场的制高点，并呈现出垄断中国高频交易业务的趋势。2015年时，他们就曾趁火打劫，掠夺式斩获惊人。放任其发展，国家安全堪虞。

三是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端，直到很久后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2011年10月，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美国证监会组织的一个会议，美国证监会有一位专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介绍他们对高频交易的跟踪研究，对其风险深感忧虑。

总之，高频交易与服务实体经济无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与资本市场公平原则不容，并潜伏着巨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它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横行无忌，但在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不能任其在监管真空下咨意妄为，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应该禁止高频交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中国资本市场现状，既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利益集团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但改革资本市场这一重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万众期待的牛市似已在途。这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慢牛周期，其财富效应能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对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因此，培育与呵护牛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治大国如烹小鲜，牛市亦如小鲜，需要轻烟慢火，如果耐不住性子，用火过猛，不仅可能一把火烧掉牛市，还会引火烧身，引发金融风险。

历史是一面明镜，要培育牛市、呵护慢牛一定要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他人为镜，也要珍惜自己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经历和旁观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至今的全过程，多年来一直感觉，我们缺乏检讨反省的传统。例如，2007-2008年的南航认沽权证的交易与创设、2015年的股灾等等，我们至今没有深刻的反思，包括内部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其实2018年的系统性股权质押融资风险我们也应该认真检讨总结。

小结：呵护牛市的政策底线

呵护牛市的指导策略：轻烟慢火、细水长流、遏制投机。

1.严格控制融资融券。

（１）坚决禁止场外杠杆配资。严禁证券商为海内外私募等机构理财提供接入其交易系统的服务，防止各种变相配资。证券、银保监管机关应统一政策，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合作查处各种为股市提供杠杆融资的行为。

（2）严格控制场内融资融券规模。在总规模控制的前提下，市场交易活跃时不再增加融资额度，市场呈现下跌时不再增加融券额度，遏制投机。

为防止流动性塌陷风险，调減融资融券额度时，应该从增量入手，存量到期前不动，自然渐进调整存量。

2.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

（１）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场外衍生品因为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分散化，结构复杂，合同嵌套，杠杆叠加，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它往往是纯粹套利性的，应该禁止。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我国开始发展衍生品交易，当时的理由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原因是场外衍生品，我们搞的是场内的，没什么风险。然而，近年来，我国场外衍生品泛滥，其风险状况与程度监管者无法估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禁止。

场外衍生品的渗透蔓延，说明衍生品的发展是得寸进尺的，只要错误地为衍生品开头，就不要指望能够轻易得到控制，它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做大，直至彻底失控，引爆金融危机。

（2）严格控制场内衍生品。最近以来，不仅场外个股期权投机疯狂，场内期权也随着C2800期权合约一天暴涨192倍的示范效应而大热，大批散户冲进期权市场豪赌，其他期权合约也有出现暴涨暴跌，期权市场的投机风险显现。

随着股市回暖，一些机构在主流媒体呼吁放开股指期货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监管机关放松管制。面对这些意见，监管机关应该站得更高，把金融衍生工具严格限定在对冲风险的范围内，限制投机。首先，应该坚持套保额度现货和期货匹配原则，限制非套保客户。其次，继续坚持现行的保证金率、交易手续费、挂撤单次数等方面的限制。

总之，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压力，限制投机套利，防止其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要严格衍生品交易规则，防止被人利用，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3）严格监控高频交易。在高频交易法律地位未定之前，要谨慎处理，严格监控。建议过渡期由开展高频交易的企业向交易所实时报备业务，严格限制业务动态资金规模不得超过原有业务资金规模上限。

（4）依法监控外资金融投资。目前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A股投资价值，开始加大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客观上对股市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外资股票投资作为一种流动性强的短期资金，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不好，积极作用就会骤然巨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割韭菜的一幕幕就会在此重演。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趋利避害。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还是应该以直接投资为主，这样可与实体经济对接，利大于弊；而债券、股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资弊大于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作用，美国股市的风险却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防止美国股市的外溢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建议：一是不宜继续扩大QFII、沪港通、深港通规模，尽量使我们的股市景气减少遭受我们没法控制的外资干扰冲击。二是立刻投入资源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出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入流出动态、趋势，以便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及时采取处置控制措施。我们不能依赖在彭博社上找数据。不仅要自己掌握实时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处置实战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憧憬牛市，因此要呵护牛市，而呵护牛市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  季节）

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制定政治决策影响中国，借助国家机构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二是思想家，借助报刊文章和著作传播思想和观点，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影响当代中国。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产生影响，有其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其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多样性。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还有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也会影响世界。这些无形的思想合力构成了中国思想潮流，反映了中国创新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近些年来，胡鞍钢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国情研究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物，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从1998年至今，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累计已达1500余期，向中央和政府高层领导持续地提供中国发展情况和政策建议。他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胡鞍钢被他的学生称为“严师”，在和学生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讲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国情报告、学术论文、著作）要让实践检验、让历史检验。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为四部分：读书读报、研究写作、教书育人和休息。他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是有效控制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他从不因为自己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而停步不前，而是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从他这里，“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知识为人类”的理念传递到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身上。如同胡鞍钢自己所言，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国情研究、建言献策，二是教书育人、投资下一代。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创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

胡鞍钢及其团队创立的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平台，以其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和研究风格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学派

鲁问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改革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改革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起来称“中国道路”。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大国经历过中国这样在同一历史阶段内进行的多重转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不曾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40年之久的“天下大治”、达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没有哪一个世界强国像中国一样实现和平崛起。西方强国在历史上都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式崛起的。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不还不能说已完全成功，但这已经有力推动中国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形成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作用的。

鲁问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学派”，您是如何看待和定义“中国学派”的？

胡鞍钢：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毛泽东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他最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既不懂中国实际，也不会灵活运用理论。

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起点，也是成长起点。在长达半个世纪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系统化去研究“中国国情”，也才能努力探索“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养分，不仅是我个人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中培养国情研究人才所坚持的重要方法。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小班制”框架下，我要求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理论学习计划，提倡多读、勤读、精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的著作，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还要求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系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并坚持定期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读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明史等方面著作，扩大知识面，拓展研究思路，促使他们成为“红专结合”的优秀人才。

从毛泽东所讲的要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的读书之精要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研究中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课堂之中，找到真问题，用上真方法，做好真研究。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培养方式将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养成高度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学术贡献。

我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还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并不仅限于某一学科、专业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结合您的国情研究经历，怎样理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胡鞍钢：国情研究，就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一门中国学的大学问。作为中国学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做中国学问？我从一开始从事国情研究时，就明确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学问”，进而“为世界做学问、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国情研究系列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出去。这既是我们做中国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做中国学问的落脚点。国情研究不仅是个大学问，更是典型的公共知识，是可以通过实践-研究-再实践，不断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的宗旨。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长期的过程。

1991年我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但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感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2]这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情研究领域上坚守坚持坚定下来，时至今日。

“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要注重几点。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有整体视角。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看树木（局部），更要看森林（全面）；不仅要看支流，更要看主流；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不仅看今日中国，也要回望昨日中国，更要预见明日中国。我从事国情研究一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形成独特的专业性与综合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知识优势。这样才能有全面的独到见解，能够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逐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上千万字、上千篇国情报告、上百部中外文著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人口学到生态学等多领域组织跨学科研究，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从国内优势到国际优势。

做国情研究为什么还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有国际比较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经济国情、政治国情、社会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见局部，更要看见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研究当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眼观世界进行国际比较，还要跳出中国从外部看中国。这就需要进行开放式研究。一是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了解西方国家，客观地讲，我们比国外的同行（中国通）更具有信息优势、文化优势、实践优势。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必“言必称希腊”，也不必“凡是西方的都排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所为。三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我们是进行国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进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中国迅速崛起使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研究的热潮，但是也充斥着吸人眼目的各种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Watch）和猜测（Guess）。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中国通”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更主要的是他们存在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学术偏见。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会不可避免导致政治自由化等等。当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

许多“中国通”实际上是不通的，他们缺少信息优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研究当代中国，不到中国内部深入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这方面我们有明显的实践优势和信息优势。我们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在竞争中共同创立中国学派。

国情研究领域的探路者、开拓者

鲁问学：我们很想了解您的国情研究轨迹，可以进行一些介绍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生涯始于1986年参加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核心成员开展系统的国情研究，我们共同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份国情报告，这可以算作是我从事国情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我的国情研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起步期。主要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约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围绕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包括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有与王毅、牛文元合作的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等代表作，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并形成了系列的国情研究成果。1993年，王绍光与我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出版，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研究背景；1995年，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一书出版，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为“九五”计划提出“坚持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针提供了国情研究依据；1998年，在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背景下，我执笔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报告，为2002年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供重要的国情研究背景。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是我和我们团队国情研究成果的丰收期。这一时期，我着重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优势等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国家转型与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之路、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地区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人才与发展、综合国力与大战略、五年规划和专项中长期规划、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民族政策调整等。在这一阶段，我对国情研究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与王亚华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等著作，对我国国情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梳理。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在国情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标志，进入高端智库建设期。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国情—国力—国策”框架出发，围绕新发展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十三五”时期重大问题与基本思路、2030教育现代化、2030健康中国、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远景设计研究。我们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十三五”大战略》（2015）、《中国国情与发展》（2016）、《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2016）、《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主义现代化》（2017）、《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7）、《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8）等著作，这是国情研究成果的大丰收期，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丰收期。

鲁问学：在您的国情研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胡鞍钢：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扎根于中国，研究中国，这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长期从事国情研究独特的法宝和特点。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这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思想红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95年，我开始思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发表近40年，但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原则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是当时所讨论的许多重大关系和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

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第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第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五，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第六，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第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第八，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九，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第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又特别以引言的方式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继续研究和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十大关系。

这新十大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十个重要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积极引导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以保证中国今后能成功的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还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不同时期十大关系进行比较。这包括发展背景的不同，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国际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新的十大关系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这也是中国走向21世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十大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首次对中国国情研究的集大成和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形成总的看法，即探索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进行了经验性实证研究，而且需要探索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鲁问学：据了解，您早先所学的专业是工科，后来又弃工从文，进入了国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呢？

胡鞍钢：这个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我考上博士生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在原有的工科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做一名工科专业人员或专家，这对我来讲是路径依赖，顺理成章，风险也小；二是“独辟蹊径”，选择自己更喜好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国情研究领域，但对我来说必须改变学术路径，还需要调整专业和授予博士学位点，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后一方案，我决意做自己感兴趣的国情研究。

不过，当时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决策产生巨大需求。这如同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需求，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4] 之后，各方开始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也包括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进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背景。汲取了建国以来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中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注重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986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万里同志指出，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了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也应运而生。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承担国情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为首的科学家组成了国情研究小组，对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综合的系统分析，也为我从事国情研究开拓了学术新天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关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走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道路，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非正式的智库。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鲁问学: 人们都知道王绍光教授和您提供给中央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对推动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您们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方向？

胡鞍钢：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更是资本主义似乎战胜并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时刻。1992年底，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术讲座时有人公开挑战问：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70多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报告中引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警句，要防止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不成功的例子却很多，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报告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当时改革争论问题的实质，一是中国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续走正路还是转入邪路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否要加强中央政府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要不断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如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销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同年6月21日，新华社内参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该报告提要。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央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力排众议，做出了关键性的决断，即从1994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这可称之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奠基性、长远性、历史性作用。

201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对此报告的评价是：“对于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报告出台之时，加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启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还是强调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这时距离国企大规模下岗还有3年时间，离中国“入世”还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力主提升国家能力，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在随后的改革之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20年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由此《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展现了深刻的洞见能力，见证了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道路。

鲁问学: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您所作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对推动西部大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胡鞍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最大国情特点之一，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使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994年2月，我完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国情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改革以来，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缩小；各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绝对差距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构成中国为实现全民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所作努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认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稳定最为优先的位置。尽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下世纪初，如果能使十几亿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避免贫富悬殊，这无疑地会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1994年，我前后四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撰写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的调研报告，因为“贵州现象”代表了当时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典型，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此，我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不仅领导人要“西行”，而且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更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将对我的采访刊登在内参上。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贵州调研。据后来介绍，江泽民主席十分震惊、寝食难安，到了其他省份时心情才好了一些。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设想作出了战略部署。

我邀请王绍光教授加盟该项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研究。邀请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从反贫困和政策评估视角进行调研。为此，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出版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报告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调整中国地区发展方针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国情背景和决策依据。

鲁问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取消军队经营性活动，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提出“正税养军”，当时您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早在1994年时，我和康晓光在《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提出了应当“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的建议。1998年我又以《严禁军队经商，坚持正税养军，促进军队改革》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撤销军队开办和联办的各类公司，军队不得参加地方各种盈利性活动，军队不得接受地方各类捐赠及生活补贴；二是军费开支应全部来自政府经费拨款，应当“正税养全军”；三是部分国防公共财可由社会提供，由军方招标定货，不必一切自我包办；四是国防科工委与军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五是重新界定军队的任务，减轻军队过多的非军事支出负担。上述设想不仅提出了严禁军队经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且也提出了军队改革的设想，即军队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高效率地使用国防开支，体现出中央提出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思路。

鲁问学: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想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今天来看，民族政策确实正在走向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您能谈谈当时的研究吗？

胡鞍钢：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他曾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政策方面，早在2011年，我就与胡联合一起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这也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鲁问学: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所带领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如何参与五年规划研究？

胡鞍钢：《国情报告》是我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平台，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截至2018年7月底，已累计提供15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上百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咨询提供持续的国情国策研究成果。

从参与决策咨询的视角看，我们从“九五”计划开始参与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从一定意义上，将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九五”计划制定前后，我的国情研究主要聚焦在地区发展差距和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上，是主动参与，积极影响。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朱镕基总理明确提出，在“十五”计划纲要制定方法上，力求提高社会参与度，使计划制定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我作为国情专家持续参与，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99年4月到8月期间，我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研究员邹平多次应国家计委和有关司局之邀，对“十五”计划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出重要参考建议，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投资于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本思路。

我和王亚华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作了专门的汇报。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我们首次采用“五大资本”即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分别考察了综合国力、经济国情、开放国情、人力资源国情、自然资源环境国情和知识资源国情，分析了五个方面国情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定量计算了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护和提高五大资本、应对主要发展挑战的四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知识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我还和王亚华、鄢一龙撰写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首次采用目标一致评估方法，对“十五”计划作了后评估。

后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这支精干团队，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规划，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研究，在五年规划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决策咨询之外，我的团队还参加了国家中长期专项发展规划，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建言献策。

我们团队向中央有关部门率先提出“五大发展”重要理念，后来该理念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为指引“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这成为国情研究院政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从战略上、思想上、理念上，为党和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提供高价值知识产品。我和团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增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并出版了英文和日文版，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中信集团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的，早期担负着为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使命。历经40年发展，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领域，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与属地国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与当地伙伴真诚合作，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哈萨克斯坦。2007年中信和哈方投资沥青厂，解决了哈萨克斯坦国道路沥青全部依赖进口的问题。2010年，中信集团旗下中信资本与哈方共同组建了2亿美元的“中信卡森纳基金”，投资到中亚地区基础设施、物流等领域。2014年以来，中信积极和“光明之路”计划对接，目前完成了两个新能源电站，正在修复总里程1100多公里的公路；中信集团联合旗下中信资本成立了4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目前已完成近1.4亿美元投资；2018年，中信银行牵头投资哈方人民银行旗下的阿尔金银行，持有60%股权。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农业、中信环境、中信哈萨克斯坦等子公司还在当地农业种植、环保、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缅甸。中信有多家子公司先后在缅甸开展业务，2007年承建了当时中缅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近年来，中信积极和缅甸“2011－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建设规划[①]对接。中信建设已完成两个电力项目，中信重工建成了一个大型水泥厂，中信海直在当地开展海上石油飞行服务。2015年，缅甸遭受40年不遇的洪灾，中信集团立即组织中信建设和中信海直参与救灾，中信建设捐赠30万美元救灾物资，中信海直派出直升飞机进行救灾抢险。

目前，中信联合体正在推进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预计总投资达100亿美元，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②]投资总额为13亿美元。在这个项目推进初期，中信捐款150万美元落实乡村公益计划，帮助当地百姓创新生产模式、改善生活。

在白俄罗斯。中信与白方各期五年规划和《2030年前白俄罗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对接。中信曾同时建设三个大型水泥厂，期间在他方土建环节拖后工期的情况下，为保证项目按期达标达产，中信建设主动承担额外成本风险，接手土建施工，使得白方按期实现水泥出口，取得大量外汇收入。

中信建设参与投资白俄罗斯吉利汽车厂，针对白方自筹资金到位困难的情况，中信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帮助项目启动。中信建设还与白方合资组建工业设计公司，为该项目免费提供设计转换服务。在该项目建设早期，中信开始了工人培训，2016年就为白方培训14000多人次，并克服严寒气候等多重困难，使汽车厂按期保质投产，实现了白俄罗斯的轿车生产梦。

中信积极支持中白工业园建设，旗下中信建设与中信重工及白方合资设立公司，制造消防机器人，出口到欧亚和欧洲市场。

中信还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加蓬、摩洛哥、巴西、秘鲁、英国、德国、捷克、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尼等国开展投资。中信在走出去时，与属地国战略规划对接，利用协同优势开展多领域合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与属地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情况。

本次峰会的核心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中信仍将秉承“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探索新模式、找出新方法、积累新经验，为属地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新的力量。

链接：

1.关于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

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第一大城市、原首都仰光是缅甸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皎漂位于缅甸西南部的若开邦，是缅甸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皎漂港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建成，将把缅甸最贫穷的地区和最发达的地区连接起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实质性推动缅甸的经济发展。

2.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

媒体公布预计投资总额13亿美元，目前正在进行合同谈判。

3.安哥拉

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首都实施的凯兰巴·凯亚西一期项目（简称“K.K项目”）和分布在安哥拉4个省的项目，共计建设51000套社会住房和与之配套的公共工程、市政工程设施，合同总额近100亿美元，在项目交付后，中信组织团队，免费领带和培训当地人员参与社区的运营管理。项目为安哥拉解决了战后国家重建的问题，2009年之后，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安方无法支付工程款，中信与安方肝胆相照，持续进行项目建设，赢得安方的认可和信任，在K.K项目一期基础上，后期又接续实施了近60亿美元的项目。

在安哥拉，中信还实施了众多社会回报项目，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是由中信建设全额出资、全公益性质的职业培训学校，于2014年2月创立。创办初期，中信建设投入106万美元用于校区建设及物资采购，以后每年约投入80万美元用于职校日常运营，百年职校把“希望工程”的理念带到了非洲，帮助安哥拉战后失学的贫困青年免费培训技能，学校开设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计算机、电工、企业管理、阅读、写作、演讲与口才、中文、历史、商务礼仪、道德与法律等多项课程。截至2018年3月，职校300余名毕业生毕业后全部实现就业，分别走向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行政管理等工作岗位。中信建设还出资150万美元进行捐建，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安哥拉内图大学孔子学院，成为全球首座中资企业赞助成立的孔子学院。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①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②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③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①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②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③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编辑  季节）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查无此局”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 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 一座“情报之城” 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 年11 月4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 为“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NSA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 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 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 预算更高, 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 自称“无可奉告局”的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 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 年, 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 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 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 对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 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 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 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 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 向这些公司施压, 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的“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 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 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2013 年10 月, 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 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 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 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 《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 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 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 年6 月, 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 中国移动（7. 35 亿用户）、中国联通（2. 58 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 72 亿用户）获悉, 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 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 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数字暗战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 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 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 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 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M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 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 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 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 语音信息。“棱镜” 监听计划直接从9 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 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 、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 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 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 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 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 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 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 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 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 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 年6 月, 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 年秋, 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Regin)，“雷金”伪装成微软软件, 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 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亿移动手机用户, 约30 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 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 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 年以来, 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 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 年, 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打败“泰坦” 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 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 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 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 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编辑  碣石）

这世界真正属于谁

这个故事是从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曼的人开始的。他是个瑞士人。曾经有很多年，他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是这家银行的门面，也就是德国经济的门面。他在所谓的“德意志股份公司”影响巨大，致力于将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输入德国。在2007-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他和德国的其他银行、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部门携手一起，成功阻止了德国银行金融业的崩溃。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2011年秋天，他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坐上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背后有这个权力和资本，可以阻止约瑟夫•阿克曼成功升任监事会主席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决定着德意志银行的重大事项？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落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那里。这家资产管理者所投放的资金数目惊人，高达4.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也就是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值组合在一起，才只是这家世界金融公司所管理资产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向世界经济注入的资本相当于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7倍、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据知情者透露，约瑟夫•阿克曼的任命与否，决定权在美国黑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手里，人们称他为“拉里”（Larry）。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这位在金融危机时德国总理、德国各家银行总裁都俯首听命的强权人物，却在曼哈顿遭遇了滑铁卢。实际情况是，约瑟夫•阿克曼虽然曾是世界银行协会的会员，但他却没有获得一家进行秘密投资的资本公司的正式许可，而这家资本公司在全球几百家金融公司均有参股，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以各公司集团的名义独立地进行投资交易。毋容置疑，它也持有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6%的股份，因而属于德意志银行最大、且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在瑞士持有瑞士再保险公司（持股4%）和嘉能可公司（持股7.5%）的股份，在奥地利持有奥地利第一银行的股权（4%）。

是“拉里”阻止了阿克曼。黑岩这家纽约投资公司与所有和拉里一样的其他投资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他们不会任命一位企业的领导直接调任该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在全球每一家黑岩所投资的企业中，只要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够触及到的企业，他们都会影响那些企业的人员任命。对于他们而言，阿克曼升任监事会主席的愿望，只不过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设立储蓄账户一样，是资产累积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这一案例中，有一点已经浮出水面：这里存在一个全球金融经济权力网络，一个由全新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运动队，一个在雷曼破产案之后逐步攫取了权力、并仍在继续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家俱乐部。而且这个网络制定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全球，凡是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都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使它们所做的投资决定涉及的资本数量极其庞大，大到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之多，即使这些决定关乎许多企业、各类市场，甚至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它们仍然能够处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民众背后，它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日益强大的战斗方阵。这个方阵由金融公司组成，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具有战斗力的金融方阵在经济战争中会遭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阿拉伯的公候王国资本、俄罗斯显贵的资本，这些资本也同样努力在经济战争中进行权力扩张。它们还会遭遇到养老保险公司这些巨大的亿万资本，以及大型家族企业的金融帝国资本。对于这些资本而言，它们一方面需要新产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它们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交给拉里•芬克来管理。

谁在新资本主义背后掌控实权

这种由金融投资市场所掌控的新资本主义，反映出一种地缘战略性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拥有了武器的特点。那么，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这些正在角逐市场、资源、原材料的主角，它们到底是谁？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显性的、透明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它们对付危机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或者，它们会不会向上或者向下转嫁危机？最后，它们会不会加重各种危机呢？

我们在此试图揭秘世界上真正掌握金钱的主人，从而揭秘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人物。在各国政界高官每天都占领媒体头版头条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新资本主义背后的实权人物却几无所闻。因为“保密”是这类组织的最高行动纲领。“这世界真正属于谁？”当今站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主宰者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拥有资本权力的那些极少数人又是谁？大众通过日常媒体报道而得知的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高级雇员：各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在盎格鲁-萨克逊语言体系中，这些董事长有一个名字——首席执行官（CEO）。在这个圈子中，许多数字是公开的：他们的薪金、他们的特别津贴、他们的养老金收入、他们的企业经营政策、他们的履历。但大众对于企业的监事会了解很少，关于企业的所有者，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公司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是总经理的老板，企业的终极老板。资本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异常有活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资本会在纳秒内自动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策由计算机程序和各种算法来操控。

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银行业应保证实现最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各大商业投资机构远远没有重视国家的这项政策，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影子金融”。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一个盲区，是人们所看不见的。我在这里大胆做出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在这一领域内产生。银行业务被控制和管制得越严格，银行越会趋向于将资金投放到其他的投资机构中。

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如果没有背后那些极力谋求利用投资赢得利润的投资者，这一切仍然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只是没有未来的计划。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要询问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将最终拥有资本和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拉里•芬克掌握着曼哈顿金融市场的权力，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总裁。约瑟夫•阿克曼和德意志银行的故事正如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员工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德意志银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不符合黑岩公司利益的。”

顶级资本家的最高领导

黑岩——拉里•芬克

人们都明白，芬克这位美国大佬实际上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总裁，他是顶级资本家们的最高领导；他比所有人都更有权力影响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命运，他将“直升机撒钱”这种金融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纳入了全球经济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位个体投资人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资本的必然结果：4.9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本数量就在黑岩公司（Blackrock）的管理之下，而黑岩是芬克在1988年与合伙人一起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公司的开端是流传在曼哈顿的一个传说，如今黑岩已经发展成金融业巨头。据说，芬克有意识地把黑岩总部设在纽约中城，而没有设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这是因为，芬克先生既不想和华尔街的阴谋诡计有关系，也不想与波士顿茶会有什么牵扯。芬克比较特立独行，他比较赞成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监管，比较喜欢经济运行有一定的秩序。在金融帝国中，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代理人，并且支持美国民主党。因此，当希拉里•克林顿计划组阁时，她想邀请“拉里”担任她内阁中的金融部长，对拉里而言，这是对他所作的社会政治工作的认可。2015年，拉里的年收入是2.86亿美元，2016年4月，他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卫•洛克菲勒奖，这些都是对他的认可。

拉里•芬克，这位黑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他的权力从何而来？以什么作为基础？芬克有1.3万名员工，黑岩公司就像一座黑色巨岩屹立在一道风景中。在这道风景中，人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消弱了银行的能力，却增强了黑岩公司的能力。现在，芬克公司所从事的很多业务，都曾经是银行从事的业务。比如，黑岩公司向一些公司提供贷款，它持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康采恩的股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分析计算机系统阿拉丁，它经营许多资本市场基金，黑岩购买国债、投资不动产，并向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切对于拉里而言，已经具有彻底的全球化意义，也包括全球性的利益冲突。拉里作为金融投资高手，他的娴熟技艺是在华尔街第一波士顿银行（目前已升值成瑞士信贷集团）练就的。在这里，他在优选权证券和抵押贷款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后来他开始独立经营金融公司。一开始，他在黑石这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一直工作到1994年。然后，拉里转入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他的工作享有高度自主权。1999年，他的黑岩公司成为上市公司，2006年，黑岩收购了美林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2009年收购了英国上市公司巴克莱银行。这样一来，芬克最终荣登资产管理者榜首，黑岩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鉴于拉里的巨大权力，在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权贵论坛上，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都争相与他交谈。2011年，欧震华（Stuart Guilliver）旋风式地从伦敦飞到纽约，以获得拉里•芬克的支持，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升任汇丰银行董事长。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席执行官或金融董事都和拉里及其团队取得联系。假如不联系，或断绝与拉里团队之间的关系，他们承受不了其后果。一旦出现了大麻烦，或者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后果可能就是减持股份、讨论正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走马换将。有一点直接与德国经济界30家最佳公司的高管、与所有公司领导都直接相关，这就是德国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指数达克斯。黑岩在所有达克斯上市的股份公司中都持有股份，它是股东，而且持有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股份。比如，黑岩持有拜耳（7.0%）、戴姆勒（5.2%）、巴斯夫（6.2%）、大众（近4.0%）和西门子（5.6%）等公司的股份。黑岩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撒在德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更能代表黑岩公司权力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保险公司是德国两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黑岩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是6.2%和5.4%。

影子银行

黑岩用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产生的，它是全球最大的被动投资公司，为了能够复制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它需要在所有上市公司均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由此，这位黑色巨人就自然而然地持有德意志银行6.2%的股份。

在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中，黑岩公司属于“影子银行”。正规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管制和整顿越严格，影子银行的业务就越繁盛。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当然，黑岩公司老板在1986年就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做错了那一宗抵押贷款业务，这对2008的金融风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芬克可用于投资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会、国家基金和家族控股办公室。这些公司寻求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这一投资市场人们称之为“紧急状态投资”。这一名称颇有谄媚之嫌。在美国，黑岩持有苹果公司5.75%的股份。在其他大公司也有持股，比如微软（5.8%）、埃克森美孚石油（6.0%）、通用电气（5.7%）。在这几家公司中，黑岩的持股是决定性的。

世界头号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和全球其他金融公司之间相互参股渗透，它们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黑岩在摩根大通银行持股率达到了骄人的6.6%，在道富这家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5.1%的股份，在普信集团这家全球第11位金融公司持有5.9%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也以较低的持股率持有黑岩公司的股份。实际上，黑岩所持有的各家大企业的股份都是少数股，但是如果把黑岩所持有的所有股份加起来，就超过了多家基金会所共同持有的股份总和。更重要的是，黑岩这家公司系统性地在幕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一切都经由黑岩公司的雇员团队来实现。这个团队成员分别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和香港工作。黑岩公司所投资入股的所有基金，无论是主动投资基金还是被动投资基金，当然也负责在基金公司内部的投票表决，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践行相同的准则，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我们是长线投资商，所以我们对建立长期关系很感兴趣。”黑岩欧洲部主管阿姆拉•贝莱克（Amra Balic）说。黑岩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并不出现在各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但是，假如在会议开始前的讨论中一无所获，黑岩一定会反对各公司高管的一些建议。在英国，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金融公司曾经多次就公司高管所提出的一些一揽子薪酬建议投了反对票。拉里•芬克说，他只是资金的托管方。“假如我们将亿万资金都投资于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会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上市公司和其他指数基金（保值基金），这些资金我们并不主动进行管理。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资金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黑岩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保值性基金，它是保值基金的头号投资商，仅在安硕这支基金，黑岩的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安硕是原来巴克莱银行收购的一家基金公司，它已经占领欧洲50%的市场份额。据内部信息分析和估算，到2021年，欧洲金融市场的规模会翻倍成万亿美元的市场。

黑岩公司所拥有的超级权力已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警觉，它不愿意出现在政界、在公众面前或在金融市场上。比如，监管部门开始关注黑岩在投资市场上的基金及一些与银行业务类似的业务。最令监管部门担忧的是黑岩的数据分析系统阿拉丁，许多资本管理者也在阿拉丁设立账户，在这个系统里流通的资金量已经有14万亿美元。对于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类似SAP的金融管理软件。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的阿拉丁用户总计有两万名，这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黑岩看到整个金融世界。

黑岩公司很喜欢招募一些著名人士，比如，曾经是瑞士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前主席的弗里德利希•默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是黑岩德国子公司的总裁。社会名流维系了各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拉里•芬克的抱负还要更高更远一些。黑岩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务领域，这要依靠政治的帮助。

每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芬克都会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该节俭。一个只有12000美元积蓄的普通美国人，如果他就这样退休，那他的退休金就太少了。对芬克而言，澳大利亚是个榜样。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作为积蓄，积蓄比例最高达9%。芬克说：“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法律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人将来在退休后，将会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的黑岩而言，这个榜样就是一个梦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他的公司将会成为试验学校。拉里•芬克也知道，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想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控。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黑岩公司的透明度不够高，所以，它拒绝黑岩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参股。

黑石——史蒂夫•施瓦茨曼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是黑石（Blackstone）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德国市场上，黑石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黑石目前以45%的持股比例参股了传奇式相机生产商莱卡公司。2011年起，黑石参股了德国室外用品专营商狼爪，并将继续增资7500万欧元。在塑料生产商科佩集团，黑石甚至已经是公司所有者和顾问。

与其他基金公司和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会积极参与各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黑石所参股的企业中，资本投资与企业决策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企业，资本参股与公司决策权的关联都不很明显，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的企业除外。黑石甚至在上市公司德国电信也经常引起躁动。从2006年起，黑石一度持有德国电信4.5%的股份，除了联邦政府这位大股东之外，黑石成为德国电信的第二大股东，劳伦斯•古菲（Lawrence Guffey）代表美国人任职于德国电信监事会。黑石曾经力劝德国电信向马来西亚投资，但德国电信不想像施瓦茨曼一样去做全球投资商，最后这位美国大神才妥协。

现在，施瓦茨曼这位黑石总裁已经深知，针对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德国人一直都怀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德国人曾骂他们是“蝗虫”之灾。假如人们把黑石公司仅仅看作是一家参股公司，那就大错特错了。2015年，施瓦茨曼所管理的资产几乎达到3400亿美元，与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黑石的资产价值可谓遥遥领先。2015年年底，黑石公司的私募股权业务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940亿美元，正好占总资产的25%。黑石的金融业务种类越来越丰富，仅贷款业务总额就将近80亿美元，实际上黑石已经是一家银行了。它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并不显示在投资公司自己的收支平衡表上，投资公司通过贷款基金筹集贷款，它们将直接在投资人那里进行再融资。这样一来，投资公司就具备了传统银行的职能，当然它们与原来的私人银行无法相比，而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私人银行中，银行家以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银行责任，并经常与自己的客户一起进行投资，而这种私募股权公司需要施瓦茨曼个人承担风险的资金数额很少。

黑石在不动产业务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7年，黑石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办公物业信托基金。2016年中期，施瓦茨曼已经跃升为全球头号房地产所有者。因利率过低，促使黑石继续购买房地产，而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其他金融公司只能望其项背。2015年，黑石旗下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350亿欧元，全球只有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总值略超黑石（1370亿欧元）。从此，黑石继续增加其房地产投资，在美国和印度，没有哪家公司比黑石拥有更多的办公大楼。负责房地产投资的经理是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格雷的经典收购案例是，2007年，他以260亿美元把希尔顿从股市上买走，2013年12月，他又将希尔顿上市并大赚了一笔。目前，有5万栋出租房属于施瓦茨曼帝国。2017年，这些出租房将统一上市。在富国银行、通用电气的支持下，黑石以23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房地产资产组合，这一作法和黑石当年购买曼哈顿史岱文森城这个项目如出一辙。当时，黑石出资53亿美元，但黑石的这一项投资失败了。在德国，2016年年初，一系列物流企业的地基已经出现。下一步，黑石准备购买“第一办公”这家德国办公室租务集团的100座办公大楼。这曾是德国房地产公司IVG的核心业务，而IVG正陷入了支付困境。

私募股权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短期参股一些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尚未成为公开募资的上市公司。黑石的资产组合中，有90多家私募股权企业。黑石也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一揽子股票。此外，黑石也有收益颇丰的对冲基金业务，对冲基金业务占黑石总业务的五分之一。实际上，黑石集团的业务领域已涵盖所有的另类投资业务。

自2007年起，黑石公司就已经在股市上市。2015年5月，黑石的市值达到了高峰。但在随后的8个月内，其股价狂跌，下跌了50%。黑石的盈利状况波动很大：2012年，黑石的税后收益超过8亿美元；2014年，其收益猛增至370亿美元；2015年，黑石收益又降至160亿美元。但这只是黑石公司本身的收益，不包括黑石旗下各基金的收益。私募股权行业颇受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手续费核算方面经常是不透明的，当然，2%的基准手续费除外。在2014年的收益中，共有58%来自运行费用，这是与投资经营收益挂钩的费用（每单投资收益的20%）。收入增加与收益增长同步，这是拉里•芬克的黑岩和美国普信集团合谋实现的，这两家资产管理巨头所拥有的资产总值是黑石资产总额的15倍之多。

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公司首席运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他管理着近100亿美元的资产，被媒体称为“华尔街之王”。这个人物不会总那么客客气气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曾经计划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增加征税，施瓦茨曼将这些计划比喻成“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来，共和党人取消了这些计划。

施瓦茨曼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其他经理都受益于一项规则。按照这项规则，私募收益中的一部分叫作“运行费”，它从与收益挂钩的手续费中抽取。运行费会与资本收益一样来纳税，而不以劳动所得税来纳税。这一收益叫作“共享收益”，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代海运时期。那时船长会从其所运商品的收益中收取一部分费用。在美国，长期资本收入的纳税率最高是20%，而工资收入的纳税率最高可达40%。私募股权行业中这项原则所导致的后果是，经理人会有一笔逻辑上讲不通的额外报酬。有时候，这些经理的额外报酬甚至是美国一些大银行总裁所获薪金的很多倍。

对于史蒂夫•施瓦茨曼而言，收入高低关涉他的个人荣誉。收入更多、社会地位更高、财产更多、股值更高，这一切都是竞争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施瓦茨曼希望自己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富有。2015年，加上他的资本收益，施瓦茨曼一年的总收入是8亿美元。如此高的收入，大部分中型企业家只能做梦才能实现。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约6.4亿美元）来自于他所持有的黑石股份的红利。他持有黑石公司约20%的股份——他的“共享收益”总计8800万美元。

早在几年前，施瓦茨曼的年收入就以类似的规模在增长，毫无疑问，施瓦茨曼在金融界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施瓦茨曼来自费城，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31岁的时候，施瓦茨曼担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在全球进行企业并购。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他与上司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成为好友，彼得森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长，这位保守政治家有很好的关系网，他与施瓦茨曼这位金融管家的融资智慧一起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佳结合。1985年，这对合作伙伴成立了黑石公司。自成立以来，黑石公司已经买卖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企业资产。

施瓦茨曼是位神通广大的公司老板，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私募股权业的行业形象：趋利避害的世界观、大量商业理念、外交手段、权力欲、荣耀和尊贵，以及出手阔绰。纽约布莱恩公园附近的纽约图书馆有一条漂亮的艺术走廊，这条走廊就是以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支付了这条走廊的修葺费。在清华大学，他以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被命名为“施瓦茨曼奖学金”。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每一个人都想去实现。当然，施瓦茨曼也享受着富豪的终极奢华——极品艺术品。曾有一次，他想在府邸挂上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油画《黑板》，便直接请世界头号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帮忙，从韩国购得了一幅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标志是这样的：施瓦茨曼的纽约公寓价值3700万美元，它曾经属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施瓦茨曼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处沙滩别墅，在长岛、圣特罗佩和牙买加，施瓦茨曼也有房子。

如今，这个人想树立多个标杆，他说，黑石不仅做生意，而且黑石有“一种使命”，它应是“最好的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60岁生日，施瓦茨曼邀请了1500位客人齐聚纽约上东区，这次庆典花费了3000万美元。这一年，施瓦茨曼以最佳形象示人，这完全符合他曾经的战斗格言：我要战争，不要小打小闹！因为施瓦茨曼把它的公司定义为“有限合伙公司”，其他参股人都无权参与决策。黑石公司精心挑选了它的上市时刻，那是在2007年，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所冲击的核心是银行，而不是参股基金和对冲基金。

史蒂夫•施瓦茨曼知道他的幸运应归功于谁。他每年坐飞机旅行的时间有6个月，他要去拜访那些机构投资人，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或国家基金的总裁，比如他要飞去阿布扎比。他最好的客户是大投资商，这些大投资商想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在股市之外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大投资商往往是一些大的私人投资者。在追逐了丰厚利润之后，金融领域的顶尖高手显然还要树立一个特殊标记。

凯雷——大卫•鲁宾斯坦 

长期以来，鲁宾斯坦最大的担心是，全世界都可能将他的公司看作是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的枢纽。在伊拉克战争和安全人员滥用监控信息丑闻之后，这在国际上对公司生意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凯雷资本集团（CarlyleCapital）成立于1987年，在它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许多订单都来自军工行业。大卫•鲁宾斯坦（DavidM.Rubenstein）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小威廉•康威（William E.Conway jr.）和丹尼尔•德安尼罗（Daniel A.D’Aniello）曾经想过这个主意：围绕军工系统建立一个投资参股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鲁宾斯坦很了解政治，1977至1981年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府里工作过。当时他负责治理通货膨胀，而当年的通胀率已经上涨到了15%以上。鲁宾斯坦在政治上接近民主党人，但那些后来在凯雷工作的政治家却来自共和党阵营。

后来，凯雷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鲁宾斯坦的实力越来越强。即使在这个时期，鲁宾斯坦仍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保持着关系。鲁宾斯坦和乔治•布什的关系比较紧密，小布什在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曾代表凯雷在“凯特空”这家航空服务公司的监事会任职。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后，鲁宾斯坦立即将克林顿政府的亲信们招聘到他的公司。鲁宾斯坦并不是思想家，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鲁宾斯坦并不以向政党捐款而引人注目，也不认为有必要声明自己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说：“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鲁宾斯坦认为，凯雷从来没有对政治施加过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司形象问题。

凯雷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早已经脱离了军工企业而独立发展了。他们买卖一切，只要它们能带来利润——从炼油厂到火车铁轨。最近几年，和鲁宾斯坦做生意的包括餐饮公司唐恩都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200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穆巴达拉这家国家基金以7.5%的持股比例投资了凯雷旗下的“合伙单位”基金，后来穆巴达拉还增加了持股比例。加州养老基金也是凯雷的大股东。四年之后，凯雷公司收购了荷兰阿尔卑斯投资总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负责管理养老基金。如今，凯雷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约为2000亿美元，它在私募股权行业中名列第二。

自2012起，凯雷成为上市公司。凯雷共有上市股票3.25亿美元，其中有8100万美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是，2015年凯雷的股价缩水了一半，2016年股指飘摇不定。为了救市，2016年2月，凯雷投放股市2亿美元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油价下跌，全球经济不稳定，投资人对手续费过高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对凯雷的股票市值都有损害。

鲁宾斯坦的资产约为22亿美元，凯雷是鲁宾斯坦成功的标志。2011年，鲁宾斯坦的收入是1.4亿美元，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年收入与他相同，他们收入的90%以上来自于投资人的收益。2014年，鲁宾斯坦得到的基础年薪是27.5万美元。与他的投资收益相对比，这份年薪显得很谦虚。

鲁宾斯坦的父亲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邮政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鲁宾斯坦年轻时是一个书虫，他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鲁宾斯坦至今仍保留着阅读习惯，他每周阅读四五本书，每天至少读六种报纸。他的努力是值得的：鲁宾斯坦属于上流社会中的千分之一。

鲁宾斯坦把时间用于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比如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委员会主席。在和习近平主席一起用餐时，他提到一句有关成功的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无论鲁宾斯坦多么勤劳，在他的巨大王国里，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很成功。比如，从2014年起，凯雷旗下的对冲基金克拉伦道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从投资人手里掠去了60亿美元。2015年，鲁宾斯坦本人的房地产生意却创造了27%的梦幻收益（对比一下，他的主要基金的收益率是13%）。

世界真正属于谁

巨人之间的斗争

曾经的金钱贵族、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基金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它们如何争夺世界霸权？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了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是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的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1] 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而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12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11万亿美元。199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56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23.3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 到了2000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119万亿对33.3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3倍。

今天的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4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270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为超过73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将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在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25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30%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26%(拜耳持有30%），雀巢和荷兰JDE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40%，嘉能可控制着60%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2] 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毫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么这个胜利凯旋与官方正规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2008年以来，正规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之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5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牵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为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这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1：1995-2005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74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500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6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2：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20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8万多亿增加到了36万亿，是原来的4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5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万美元以上)。

趋势3：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47.2%或者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

终有一天，对大数据的拥有权会形成新的权力体系，正如对金钱的拥有权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数据早就已经被推到了“资本”那一边，数据甚至是“新”的资本。这世界也属于那些人，正如来自美国西部的四大公司一样(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那些拥有数字经济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可以与那些对冲基金计划抗争，并确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他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带进世界中去。作为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谁能用数据吸引资本，谁就会崛起。华尔街和硅谷是这个标准的密码。

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动器，是雇员和被保险人的养老退休保险金所产生的几十亿和千万亿资本，这是通过退休基金和保险集团来投资的。在世界市场上，这类“预防资本主义”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基金、国家参股和工业帝国的巨大资产。所有这些资本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眼前上演着的是一场全球分配大战，是在世界范围中争取最佳地位的角逐。

大众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目前陷入重重困难。关于大众，各方纷纷扰扰、争执不断，这实际上是战场，正上演着这些权力战争，发生着各种文化之间的经济混战。在这里，所有那些利益集团都相遇了，他们要打得头破血流，无非就为了努力争取让这世界属于它们。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个家族(甲壳虫发明者的继承人）、战略性国家资本(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工会和投资基金结盟（比如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或者卡塔尔投资局）、资产管理商（比如黑岩和安联），以及全球投资人。围绕大众汽车公司上演的资本战争大戏，可以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教科书。[3]

这世界属于谁？从历史上看，世界首先属于那些军事征服者，他们创造了权力，吞并异国领土，实施经济剥削；他们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推广传播他们的文化。随着军事权力的扩张，贸易关系逐步增强，这使商人更加富有。战争和财富是联盟伙伴，海路的控制权是通过强大的海军获得的，于是各大帝国纷纷建立海军。从历史上看，庞大的资产都产生于贸易、发放贷款或者拥有土地，其后果是对农业经济或对土地资源的剥削。举例来说，几百年来，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富雷斯可巴第家族（Frescobaldi）一直是大地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生产葡萄酒。他们曾经发放贷款，借贷的人既有英国国王如亨利八世，也包括教会的主教们。

19世纪的征服者就是那些工业先驱们，他们沿着河流定居，比如在莱茵河畔定居，河水可以用来生产药品；比如在巴塞尔，定居的家族包括霍夫曼家族、罗氏家族、山度士家族、嘉基家族（Geigy）和克拉维尔家族（Clavel）。工业先驱的家族更喜欢定居美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逐步上升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国出生，他和一些大工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一起，主张建立大企业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应该控制经济，并因此使美国上升为全球经济大国。他们代表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的范德比尔特建造了铁路线，卡耐基锻造了钢铁，洛克菲勒用原油创造了超大规模的能源企业，后来这家巨型企业因为新的反卡特尔法而被分解。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留给纽约市和美国的银行包括JP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和一家艺术品收藏馆，馆内藏品包括艺术大家提香（Tizian Vecellio）的名画。在他那个时代，摩根拥有一种至高的权力，今天甚至金融业最大的那些金主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的权力。正是这位摩根先生，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厂，并锻造了美国钢。1907年，美国发生银行业危机，摩根这位磁石般的金融家把自己的巨额私人资本投入到金融系统中，并促使其他银行家和他一起行动，从而度过了金融危机。几年之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了，这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这家中央银行有私人所有者。很清楚，以私人资本拯救类似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次不可能再有。

（编辑  季节）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由“信息匮乏”进入“信息过剩”时代。

算法主导了新闻内容和采编

近年来，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机构纷纷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分析用户在网络平台的信息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并将标榜着能够推测用户喜好的“推荐算法”应用于传播实践，如国内的“今日头条”、国外的Buzzfeed等都是依托“推荐算法”而迅速发展崛起的新媒体平台。而“推荐算法”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其广泛商业化的应用导致一些媒体机构出现了算法决定新闻内容、算法主导新闻采写等违背新闻工作基本要求和道德伦理的新趋向，例如一些色情低俗的信息成为“推荐算法”的头条新闻，而新媒体平台“推荐算法”机制本身的不透明也为互联网信息管理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推荐算法”改写传统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模式

“推荐算法”引领全球主流信息平台的技术应用

“推荐算法”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海量信息的智能化处理和综合应用以实现精准化和精细化匹配。早期的“推荐算法”主要应用于西方商业领域的精准化营销，如沃尔玛、家乐福根据用户的购物习惯，利用电子邮件等进行个性化推荐，亚马逊的电子购物平台向用户进行定制化的广告推送等。随着“推荐算法”的内在理念越来越符合市场逻辑并受到资本青睐，应用领域也愈发广阔，目前“推荐算法”已经是包括搜索引擎、浏览器、资讯客户端甚至影音软件在内的互联网产品的标配，广泛应用于购物网站（淘宝、京东、亚马逊）、影音推荐平台（优酷、Netflix、网易云音乐、Pandora Radio）等。

在新闻信息领域，“推荐算法”的普及应用推动了传统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的变革。此前，媒体对于计算机智能算法的应用往往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很早就开始尝试通过算法智能抓取、自动写作并推送热点的财经类、体育类新闻；《卫报》的Open001、《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等智能化机器人可以自动完成热点新闻的撰写，并将广大受众可能关注的热点事件推荐给编辑部。

随着智能技术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不断积累，算法逐渐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个性化推送机制，这种“推荐算法”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信息内容选择和分发模式。当前国内外不少用户规模处于领先地位的数字媒体平台，其热点新闻推送机制都建立在“推荐算法”的基础之上。

“推荐算法”的议题设置和内容分发机制带来的重大影响

媒体采用“推荐算法”，强调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的“剖析”，对用户“精准画像”,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并推荐给受众，提供特定场景下新闻信息最优的需求供给匹配。从算法的设计架构看，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抓取内容特征、用户特征及环境特征三个维度的数据，由计算机智能程序力求推测出最契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喜欢的主题内容并进行推送。

这种运行机制具有议程和议题设置属性，其个性化的内容分发机制必然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这种依靠技术支撑的新闻信息分发已替代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人”。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数据被记录、存储，进而识别、筛选，并与用户画像和用户需求相匹配，进而实现信息的个性化、定制化。内容分发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不仅重塑了用户的内容消费模式，同时全面影响了信息生产机制和整体信息环境。

“推荐算法”孕育新的传播模式、促动传媒变革

相比于纸媒和PC门户时代的人工编辑分发模式，“推荐算法”分发利用数据技术，筛选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资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的分发效率。现阶段，在国内外信息传播机构当中，除了以“推荐算法”为基础的新兴资讯平台，门户类以及传统媒体类新闻客户端也都开始探索在产品中加入“推荐算法”功能，以优化用户阅读和使用体验。

在“推荐算法”驱动下，资讯行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促使传播生态发生变革。移动互联网研究机构Quest 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无论从“月活跃用户量”、“移动网民喜好”还是“用户粘性”等指标考察，一批以“推荐算法”为主打业务的科技公司已逐渐转型为互联网信息分发平台，作为活跃的传播主体在移动资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在算法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种种失范行为影响了传播生态和正面宣传效果，但其精准推送无疑大大降低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增加了用户粘度，为各大媒体平台聚拢了人气并带来了丰厚的技术红利。

从现实层面看，进一步优化算法，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必然成为媒体发展的大趋势，而在移动互联时代，精准高效的分发模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基于“推荐算法”的传播平台，如果不能将海量信息资源与特定个体需求有效匹配, 媒体的生存发展必将受到威胁。

“推荐算法”对新闻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推荐算法”不仅具有新技术属性，同时具备非常强的商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将对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虽然算法极大提升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效度，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近期，一些以推荐算法为主业的平台上出现不少伦理失范、导向混乱的信息，暴露出一系列难以监管和规范的新问题。

1、“推荐算法”内含价值判断，分词体系缺乏统一思想及系统化指导

实际上，算法也有价值观，基于算法的资讯平台应当秉承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向用户推送“应该知道”的新闻，而不仅仅是“想知道”的新闻。但从“推荐算法”的内在逻辑看，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选择判断与修正。尽管不同推荐算法的代码呈现、运行效率各有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和设计思路都是类似的，关键就在于算法的分词体系。实际上分词体系是一种话语体系，所有的推荐内容都会根据这套话语体系重组和分发。而目前人工智能尚未真正突破对复杂汉语系统中有关词汇、语句、段落、全文等的价值取向的判断。

“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依托于不断更新的内容与受众的匹配度，但现行主流算法的分词体系无法有效做出文字内容的价值观和倾向性判断。例如，算法可能将“西藏”的下一级词汇体系分为“藏羚羊”、“高原”、“油菜花”、“精准扶贫”等反映西藏客观情况及发展事实的中立或正面报道导向，也可能按“藏独”、“达赖”等带有负面倾向的主题分类，还可能将这些相关话语不分彼此地一概纳入。同时，用分词体系对不断变化的网络语言进行价值取向判断更是困难重重。“推荐算法”的价值观内涵于“分词体系”中，而“分词体系”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定论。“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本身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因此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审核与修正。而当前各个资讯平台采用的“推荐算法”的分词体系，并不具备对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主流价值导向的系统安排和指导。

2、“推荐算法”与现行网络舆论监管运行机制相悖，主流网络舆论引导面临困境

目前，由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充当大众传播“把关人”的现状，必然导致信息传播处于无序状态。“推荐算法”在后台运作的属性无形中赋予了算法制定者隐形而又强大的新闻选择权，其中较为完善的精细化用户画像存在被商业、政治甚至敌对势力操纵或影响的巨大隐患。如果算法取代人工编辑成为新闻的“把关人”，那么由谁来为算法“把关”，将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监管隐患。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推荐算法”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但从历史实践看，不加约束和引导的舆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俗甚至违背伦理道德。近年来，“推荐算法”的广泛普及与网络舆论监管方法和效率并不匹配，更多依靠媒体自律来保障“推荐算法”能够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推荐算法”的运行方式实际上跳过了监管环节，其本身就与网络舆论的监管运行机制相悖。

从当前技术发展的情况看，计算机的语言判断、语义处理等研究还需要大量的沉淀和积累，非常具有挑战性。目前每家资讯平台完整的算法体系都是以黑箱和商业机密的形式存在，其不公开和不透明特性使得各界很难了解每个平台算法的具体内在工作机制，增加了监管难度，如何充分调动这些平台的资源做好主流舆论引导工作成为了宣传工作的难点之一。党媒央媒虽然一直在积极探索跟进算法的运用，但由于缺乏“技术基因”，加之相应的机制、人才保障不足，相较于依托科技发展而来的移动信息分发平台仍存在一定差距。

3、正能量的新闻内容生产滞后，不能有效匹配“推荐算法”的传播机制

“推荐算法”的应用在客观上降低了互联网资讯产品的准入和生产门槛，刺激了低俗、虚假、“标题党”等内容的生产传播。而传统媒体采编架构完备，由记者采集信息，编辑对新闻进行人工审核、筛选后再进行推送。而算法推荐模式下，机器不能实现人工的思考，也不能对内容进行价值判断。一些传播平台把算法当作商业运作的利益砝码，崇尚“流量至上”，以流量为选择和传播内容的标准，为了追逐利益在一些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甚至越过红线，导致假新闻、低俗惊悚信息、标题党内容层出不穷。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了对低俗信息的需求，所以导致很多自媒体生产这类内容；而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平台上，因为对算法的过度掌控，让这类内容又能获得大流量和可观补贴，纵容了其劣质生产动力。

同时，当前很多算法推荐平台的正能量内容池“数量小”、“吃不饱”，置顶推荐的主流新闻更新速率不足，用户刷新几次便没有新内容了，而且标题呆板冗长、内容枯燥重复的情况比较多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舆论传播环境中，要让正面宣传在海量的信息市场里真正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加大正面报道的供给侧改革，要站在用户内容需求侧的角度考量，提高宣传引导的质量和水平。

4、“推荐算法”导向信息“茧房”，舆论凝聚各方共识难度加大

按照“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完全基于用户兴趣的信息供给将造成用户信息和价值观无形中的“窄化”，形成“茧房”效应（个人的信息领域被限于狭隘空间）。“推荐算法”的初衷是推送用户关注的内容，但是算法趋于迎合而不是改变受众的分词体系，导致用户的信息阅读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兴趣，而对与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相异的信息不会关注。

现有的计算机技术中的算法事实上还远没有聪明到可以真实、系统地洞察用户需求的程度，只是对于人们通过行为表达出来的需求进行反馈，而无法判别受众潜在需求。若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算法框架中，就容易发生信息“茧房”效应，继而加剧网络群体的极化。虽然目前推荐算法能够抓取受众的“兴趣点”，但是不能有效抓取、判断“立场”和倾向性。算法推荐平台倾向于推送受众“想看的”，而不是“应该看的”，这样的“信息孤岛”容易使人们沉浸在自我的话语场中，脱离整个社会的发展，进而加剧社会群体间的隔阂，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给正面宣传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5、“推荐算法”可能消解党和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权，舆论被操控风险的隐蔽性加大

基于大数据和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新闻价值观，“把关人”缺失，甚至导致有的推荐头条新闻违背社会伦理和新闻道德。表面上媒体管理权和网络舆论引导权在党的手上，但具体到媒体的议程管理上和网络的议程管理上，领导权已经旁落。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中，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或突发公共事件上，一些虚假信息通过所谓“推荐算法”、“新闻头条”等在互联网空间大肆传播，成为部分媒体的基本观点，这与党政部门的主动设置议程相冲突，对党和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权带来挑战。

“推荐算法”本身是基于大数据分析、脱离人工干预的纯机器行为，但实际上，“推荐算法”的制定、用户偏好的分析都是基于人工判断后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价值观早已内化于算法的研发过程中，借助算法继而操控舆论风险的隐蔽性加大。此外，“推荐算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监管的缺失也对我国的网络数据安全带来潜在风险。

准确把握“推荐算法”核心规律，切实利用新技术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推荐算法”的运用已成为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关注。综合分析“推荐算法”对网络舆论引导和新闻管理工作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以下建议：

1、统一网络舆论平台思想战线，重塑算法价值观和分词体系

从“今日头条”、“东方头条”、“一点资讯”等以“推荐算法”为核心业务的资讯平台实际市场运行效果看，如不加约束和引导，很多人会对离奇夸张、吸引眼球的内容产生好奇和认知愿望。资讯产品的传播效果和阅读量的确是重要的考核标准，但绝不能以此作为“推荐”标准，必须坚守社会责任，避免“唯阅读量”论。在网络新闻信息产品的生产、审核、推荐等领域，各大平台需要主动承担起责任，向“资深编辑+智能算法”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推荐算法”型资讯平台在快速抢占市场和舆论空间后，因为传播不良信息、虚假广告泛滥等被社会质疑，受到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目前各大平台纷纷采取扩充人工编辑队伍、研发智能机器人筛查等措施应对。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高阶技术尚未突破，计算机语义识别和深度学习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现阶段，人工审核对于商业平台来说仍是相对有效的手段。但从本质看和长期看，“推荐算法”内在的价值观及分词体系才是真正影响舆论生态的钥匙，对于算法“黑箱”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有关部门需要跨界联动配合，进行推动和指导，研究构建能够反映主流意识、体现正能量的分词体系。

2、加强网络正能量信息生产规模和效率，用优质新闻信息产品影响受众

为提高正面宣传效果，一些平台尝试建立了“正能量内容池”等机制，规定算法抓取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经过人工审核后的内容池，而不是简单地全网抓取。但内容池的新闻数量与受众需求严重不匹配，实际上使得推荐算法“失效”。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只分发内容但不生产内容，掌握新闻生产资源的部门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应当积极推进建立符合新媒体表达形式和受众阅读习惯的正面宣传体系，打造符合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的正面报道内容库。

近年来，虽然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强调新闻报道的内容创新、注重媒体融合和内容跨界，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新闻、好报道并不多，新闻报道中依然存在很多“唯上”倾向，没有转化为受众化思维，在当前新闻舆论主战场——移动端上“打得赢”的好产品非常少。主流媒体是重要的内容输出端，必须重视新一代年轻群体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变化，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偏好，改变传统的正面宣传的体裁和话语体系，让正面报道大放异彩。同时，主流媒体需要针对“推荐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开拓新的舆论覆盖区，如结合“知乎”、“即刻”、“豆瓣”等问答、兴趣小组式智能推荐的特征，运用自身的优质内容包装相关正面话题小组，结合短视频APP的火热发展，策划主题活动，让正面宣传更具亲和力。

3、探索对“推荐算法”的科学管理机制，统筹多方资源尝试从技术维度突破创新

“推荐算法”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且是人类智慧赋予算法思想、准则和价值观的体现。从理论层面，“推荐算法”中存在的陷阱与漏洞是可以被发现并纠正的。当前，有关部门可以探索科学运用技术手段改进传统监管方式，如通过各大平台的“埋点”数据探索对“推荐算法”的有效管理。“埋点”是数据采集领域（尤其是用户行为数据采集领域）的术语，是针对特定用户行为或事件进行捕获、处理和发送的相关技术及实施过程。每个基于“推荐算法”的平台都会设置“埋点”，监管部门掌握了“埋点”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平台中哪些有害内容被广泛传播、有害内容有多少、被传播的情况等关键信息。从传播效果回溯，有助于出现问题的平台校正算法或审查算法机制方面的问题，也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网络监管部门还可以对算法平台的分词体系、标引体系进行监督，给出指导意见，清除监管盲区。

此外，对于受众信息窄化等问题，可以探索运用技术路径解决。当前，一些资讯平台除借助大数据不断改进“推荐算法”外，还自发尝试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钟摆”策略，建立多个维度的场景特征库，从用户的多种操作行为中感知用户的生活重心，通过对广度和深度内容的调整来解决传统推荐引擎“信息窄化”的弊端，如短视频资讯平台“看了吗”在传统推荐引擎基础上推出的CVIP系统(场景化兴趣感知系统)等。相关部门应当紧密对接技术前沿动态，加强对各大资讯平台一些具体的核心问题进行指导，如对正能量内容的标准界定、对于分词体系的规范等。

4、拓宽对“推荐算法”的管理视野，构建综合多领域协同监管体系

对于“推荐算法”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监管工作必然涉及技术、法律、伦理、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目前，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速度迅猛，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在法律层面进行规约，尽快推进相关网络立法，对平台方和用户有针对性地加大法律、信用、经济等多维度制约，倒逼开发者提升算法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当前，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的运营模式与进驻用户的广告投放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创新平台运营体制，尝试以商业利益的“间接变现”、“延迟变现”形成制约。在新媒体市场领域，几乎无限的商业利益驱动与有限的违规成本并不匹配，应当转变运营平台现行的“直接变现”为“间接变现”，设立第三方账户“滞留池”。在“推荐算法”平台与进驻商户平台获利间设置“缓冲带”，即在流量打赏与金钱变现等之间设立第三方评估，在指定时期内，接受用户投诉和人工审核，未出现问题才能收到相应报酬，有效切断营销商户借助平台的“推荐算法”传播负面信息而谋取利益的途径，避免算法与利益间直接变现。

5、探索研究互联网有害信息溯源管理，真正从源头端形成制约

当前，主流“推荐算法”应用平台出现错误导向问题的新闻信息较多来自于微博小营销号或者微信小公号。由于文字类的新闻或者文章的倾向性判断基本依靠人工审核，机器判断远不能达到图片鉴黄系统那样高的准确率，现行的“机器+人工”的审核力量远不能匹配海量的网络内容，“漏网之鱼”频现。目前的网络管理策略是抓大放小，重点惩戒平台的审核不力，但实际上根源一直未除。一个技术层面可能实现的路径是，政府统一提供一个网络上载的信息接口，所有的网络端公开平台都需要依规使用，如果某条新闻出现问题，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就能追溯到这条新闻由谁上传、哪个平台转载传播，原发者和传播者同时受到制约。

6、多领域多部门协同联动，探索对“推荐算法”的调整优化

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面对算法技术的不成熟不完善，应当打通业界和学界，强化破除部门壁垒，创新协同合作模式，鼓励推动新闻信息平台与高校、主流媒体、监管部门等合作建立相关实验室、研究中心，在技术驱动下不断优化调整算法，助力网上正面宣传做大做强。

计算机技术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推荐算法”则成为新闻传播领域新的生产要素，更是媒体智能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前提下，宜鼓励和保护媒介产业和技术创新，倡导行业市场的良性竞争及和谐发展。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好算法”的研发运用，提高大数据的使用效率，开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以创新网上正面宣传，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