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 “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有四大力量板块，它们正在酝酿着三大冲突，这是我们未来5至10年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的四大力量板块

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确定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当今四大力量板块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崛起。1913年美联储成立，标志着金融资本的诞生，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板块。

欧洲的金融资本产生要晚很多。比如，法国金融资本成为一大力量板块，其标志是1973年1月3日法国通过了《银行法》。在《银行法》出台之前，法国中央银行属国家所有，法国政府每年提出预算，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年底通过税收再还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无限制地增加预算，为防止通货膨胀，《银行法》规定自1973年1月3日起，法国政府提出预算后，须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款。此后，法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1978年，法国财政终结了每年预算盈余的历史，开始走向赤字预算。现在，法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国防、教育、医疗，而是支付给私人银行的债务利息，这就是4%借款利息造成的后果。所以，金融资本在西方生活中虽似无形，但却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巨大。这个变局是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著作《世界往何方去》中，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1985年到2000年是“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到2015年是“痛苦的全球化”，2015年之后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莫大的好处，产业资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利润大部分归发达国家所有。比如制造一个苹果手机的销售额，美国人拿走其中58%（基本是利润），中国制造只分享了18%。但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中国居然从只做中低端的产品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全球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它们无法与之竞争的对手。2000年以后，全球化从“幸福”的变成了“痛苦”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全球化。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划线。西方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们没有看到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能够指出一个时代特征的著作出现。

以是否支持全球化划线，这几乎改变了世界。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非常明确，从“极左”到“极右”是一条划线标准，但是今天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这个色谱变成了一个光环，因为全球化不但损害了产业资本，它同时也损害了西方世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动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层。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黄马甲运动”是极右翼发起的运动，但得到了极左翼民众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在某些场合已经淡化了。这个政治光环如果从横向切开，会发现上半部是支持全球化的，下半部是反对全球化的。2015年“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以来，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形成对峙。美国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以及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底层劳动阶层，通过选举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推上台。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曾评价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墓碑上就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金融资本有可能统治美国，所以他当时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做告别演讲时说，我们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取得过大的权力，进而危害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恰恰是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的现象，特朗普为代表的以军工为核心的产业资本正在攫取莫大的权力。

以宗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是另一大力量，它始终把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大类。

我认为，中国、伊斯兰世界及西方世界内部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力量，它们都能够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三大冲突

这四大力量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中国跟西方会产生冲突；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也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不能小觑，它几乎涉及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很有可能在未来3到5年成为主要冲突，两者之间已经基本上不能共存了。比如，产业资本需要企业回归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企业继续外移；产业资本反对移民，金融资本欢迎移民等等，两者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对立的。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它除了反对政权外，就是反对金融资本。他们希望举行一个全民公决来否定欧元、否定1973年1月3日的《银行法》。这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把矛头对准中国，金融资本并不反对，因为它也希望摧毁中国现在的政权。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秘诀就是1973年1月3日的法国《银行法》，它希望这类的《银行法》在所有国家通过，需要所有国家都变成“选举型民主国家”，这样它就能够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政党，进而控制选举出来的政权。

特朗普选择打击中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以为这场贸易战会很容易打赢，以为中国会很快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二是他以为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进而顺利地连任总统。我相信，一旦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下一步一定是向金融资本开刀。

我们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的决斗，但是很多现象已露出端倪。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以及黄马甲运动。现在，美国、英国、法国的反犹运动正在汹涌回潮，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民众把犹太人和金融资本视为一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需要警惕。

（编辑  三友）

《反海外腐败法》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我研究这些案例，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这部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然而，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全面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这些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从此这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

“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权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在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合组织（OECD）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签署了OECD颁布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9月正式生效）。[1]

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这使它们最终都掉进了美国的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不是认为不应该反腐败，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我们也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肯定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其涉及的案件自2008年起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惩罚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这项美国法律。

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认罪协议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年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发现，鲁特公司的董事收取了大量回扣，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主持支付1.88亿美元贿款、自己拿了1000万美元回扣的鲁特公司CEO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被罚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CEO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FBI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FBI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FBI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他们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劳伦斯·霍斯金斯(他当时是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职位比我高）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FBI和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

解雇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律师说，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他们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他们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4月24日的宣告

2014年4月24日，一切都明朗了。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我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很显然，这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的原因。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我不能相信，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还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美国公司手中，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名法国政府高官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罗兰贝格的报告提出“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建议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年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很生气，他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但因情势所迫，两人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就没有理由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蒙特伯格怎能够接受将法国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2014年4月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向蒙特伯格证实，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谈判确实在进行中。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蒙特伯格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柏珂龙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

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年7月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这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的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

   （编辑  季节）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集体主义的趋向，其政治目标是在不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通过改良使社会向更加公平、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的设计让社会逐步进步，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更加照顾集体利益。

总体而言，战后欧洲国家的改革是在左翼的推动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曾长期执政。每一代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推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社会民主党建立起来的。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左派执政为主。右派在间隔性上台执政时会把左派的政策修正，左派上台后又会调整推进，但社会的整体趋向还是前进的。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欧洲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石油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在与全球流动的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但即使如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既拥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高度私有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相互制衡、反复博弈的结果。

从执政理念上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维持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右派比较强调前者，左派比较强调后者。而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的生存状态更加平等。按照联合国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简称HDI）（包括人均GDP、以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指标、以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标），北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北美。此后，虽然北欧国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相应改革，但至今仍然是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党在治理中更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倡导国民要拥有公共财富的观念。在欧洲，北欧人的财富观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而是全社会的，任何个人只能作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不能作为财富的独占者。其实，中国人同样有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北欧国家的特点是用高税收和继承法将财富理念制度化。北欧整体的民风比较朴实醇厚，吃喝穿用崇尚俭约，人与人之间崇尚互助，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北欧占据优势地位，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将社会理念制度化并在治理中不断完善。

第二，强调国家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强调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充当守夜人”的理念较容易实现。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难以平稳运行，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欧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无法与我国相比，但没有国家干预也无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强制保险体系，国家通过高比例征税，给每个人提供保险。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业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没有这个保障体系就无法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虽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1972年起，我国与西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过高的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加上石油危机和人口老龄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财政税收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普遍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同时推行私有化以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欧洲社会模式跟英美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更讲国际责任。北欧国家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丹麦率先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概念。丹麦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了发展的潮流，近30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欧五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在世界政坛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国际责任感，客观上也构成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汲取北欧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经济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无法解决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更难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有效制约资本。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执政理念开始向右转，逐渐变成中间党派，包括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社民党。由于失去中低收入选民的支持，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步衰减，党员人数下降，执政前景黯淡，甚至正在沦为中右政党的“小兄弟”。

但是，战后欧洲社民党的执政理念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目前欧洲出现了一批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左翼组织，如希腊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等，这些“新政党”的理念不太符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号召力很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替代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用更极端的方式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比如强调平等、人权以及改善民生，政治上强调民主，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换句话说，欧洲传统社民党理念的群众基础还在，只是不再支持传统左翼政党，而是支持新型的左翼党派。正如德国左翼党领袖奥斯卡·拉封丹在其自传《心在左边跳动》中所说，一个社会中永远会有左翼和右翼，但是进步和发展是要靠左翼推动的。

（编辑  宋斌斌）

北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北欧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及其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诞生到崛起、鼎盛，再到陷入危机、进行转型等历史阶段。

19世纪中期，北欧各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时就出现了对劳工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等问题的讨论，并催生了早期的社会立法活动。笔者在丹麦工作时，曾组织大使馆馆员参观丹麦工人博物馆，里面展示了19世纪末哥本哈根产业工人家庭的悲惨生活，楼内没有供水、厕所和排污等设施，十几口人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婴儿甚至被放在抽屉内睡觉。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政府立法保障劳工权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各国陆续颁布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这些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不仅确保了北欧各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北欧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理论陆续出台，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建立了联盟，确保全面的福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如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联合农民党执政，推行财政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复苏，并提出建立“人民之家” 的福利国家口号，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了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北欧国家接连通过了关于养老、残疾、疾病、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方案。20世纪70-80年代，北欧国家形成了受到国际认可的福利国家模式，并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1957年，瑞典和丹麦的社会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7.4%和27.1%。1985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3.2%和35.1%。在这种既照顾社会公正、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指导下，北欧各国建立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制度，并围绕这一制度形成了“高就业、高福利、高税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治理制度。北欧地区由原来的“欧洲穷汉” 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地区。

丹麦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很高。我在丹麦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丹麦民众的幸福感并不在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比如，你开车在路边停下打双闪，路过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停下来设法帮助你。北欧国家非常重视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国民素质普遍比较高，注意维护公共利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围绕着利益展开，在公共领域就会无人关心，社会发展将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北欧模式的问题和改革

北欧模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扩张，北欧国家面临失业、老龄化、财政、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危机和挑战，经济社会治理也出现不少问题。首先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北欧福利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攀升，社会保障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第二是老龄化问题。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强化了养老金、医疗保健制度的压力。第三是“福利陷阱”效应问题。丰厚优渥的社会福利，导致一些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甚至形成一批依赖福利制度、坐享其成的懒汉，拖累经济活力和社会就业率。在这一背景下，“瑞典病”、“北欧病”的说法开始出现，北欧模式在国际上也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欧各国对其治理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涉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和新公共管理改革三个方面，以减少政府负担为主要目标。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向失业人员发放福利金；实施私有化、逐步放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下调所得税税率；下调带薪病假、产假、儿童住房等补贴；延迟退休年龄；提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效率和廉洁度，等等。譬如，丹麦政府通过实施弹性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从过去的65岁提高到目前的67.5岁，并计划2020年提高到69岁。从2001年以来，丹麦多次对地区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整，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版图，包括撤销省级和大区政府设置，合并减少市政府数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和权力职责等等，新一轮改革直到今年才完成。从目前情况来看，丹麦的改革成效比较显著。

全面客观看待北欧模式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北欧模式重现活力，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世界幸福指数、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城市宜居指数等诸多排行榜中，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在很多人看来，北欧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特殊地区”。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北欧模式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案，福山甚至提出“走向丹麦之路” 的说法。

对于这一模式，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客观认识和看待：

第一，北欧模式的理论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左翼政党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其基本保障是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较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一直采取社会福利“多元融资”的方法，即由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社会福利支出。正是由于北欧国家建立了较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才使其发展模式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第二，在社会经济治理上“左右兼顾”。随着欧洲社民党力量普遍减弱，右翼政党的理念和主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始终在左右摇摆中，北欧也不例外。在近10多年的改革中，北欧国家力图避免单纯地偏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偏向自由市场，而是力求将二者的优点相糅合，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走“第三条改革道路”。一方面，北欧各国保留和发展了私有制，借助市场和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较为追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完美结合，使得北欧政府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合，尽可能地避免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缺陷。

第三，北欧模式是适应北欧国情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北欧福利国家实质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只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北欧各国并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北欧福利国家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践上看，近年来受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冲击，北欧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其社会和福利政策。

第四，北欧模式值得借鉴，但不能模仿照搬。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国情上，中国与北欧国家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学习北欧国家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但更应当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实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四个自信”，自主探索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北欧五国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总人口2500万人，虽然该地区寒冬漫长，光照不足，然而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至今，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左翼党等）在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执政地位。

欧洲社会民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多数是无产阶级政党，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演变为改良主义的、代表工人农民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执政中，注重维护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仍然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研究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会有所助力。

北欧国家政策体制的主要特点

概括北欧五国政策体制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战前，北欧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采用与英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差别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议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调控手段，引导经济运行。政府致力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环境，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欧国家也经历过不少危机，但经过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最终都能克服，并使经济体制得到改进和完善。比如，20世纪70年代，丹麦遭遇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1982年丹麦克朗和德国马克挂钩，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计划和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最终度过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因信贷管理不善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政府实行了长期紧缩政策，稳定工资和汇率，以及北海石油的开发，最终推动挪威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阴影。芬兰、瑞典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央行独立、严格预算管理、放松经济管制等一系列措施。瑞典改变了固定养老金收益体系，实行新的“半固定供款公共养老金体系”，使养老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北欧国家把市场经济活力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使经济体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

第二，推行福利社会制度、注重社会投资。社会民主党把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作为维护工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在执政过程中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各国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均在43%-48%之间。为全体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比如瑞典，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可享受480天带薪假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教育均免费；由政府或雇主支付职工病假工资；劳动者每年至少五周带薪假期；从61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居家老年护理服务。高福利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北欧国家基尼系数保持在0.25左右，远低于我国0.467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属于收入非常均衡的国家。

北欧国家在推进国家福利制度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福利基金的净贡献率越高。因此，这些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居民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超过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芬兰、瑞典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左右。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有100多种工业技术全球领先。在我国技术进口来源国中，芬兰一度位居第一。芬兰科技部官员曾经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第三，实行国家持股和员工持股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社会民主党执政初期，一度较为重视国有化。1924年后，北欧各国基本放弃了国有化计划，转而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但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中始终占有较高比重。各国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如下：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冰岛52%，均超过我国的水平。北欧国家的大公司，几乎没有自然人和家族控股者，控股权的法人结构逐步社会化，不少企业由工会代表职工持股。

举一个例子，我国吉利公司并购瑞典的沃尔沃后发展势头良好。我不久前在瑞典碰到吉利驻沃尔沃的资方代表，我曾建议由高管持股，对方则认为，这一措施在美国可行，但是不符合瑞典的惯例。因为瑞典国民不追求个人财富，更把“炫富”作为一种耻辱而不是荣耀，社会平等理念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深深扎根。瑞典的智库和企业高管认为，经济激励机制主要不是靠物质利益，人的素质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北欧国家，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适应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差距只有大约20%。在当地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在街上看不到流浪汉和乞讨者。北欧国家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第四，在农村重视并坚持发展合作社经济。北欧国家的农业发达，畜牧养殖业占农业的7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二三产业，务农收入要高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200人以上的人口。一个家庭农场一般加入多个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平台公司。农户即是公司的源产品提供者，也是公司的股东，从而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公司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会损害农户利益。比如在丹麦，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猪肉出口居世界第一，就是靠产品质量建立起来的市场信誉。丹麦计划在2020年实现有机食品率达到60%的目标，鼓励农户种植不使用化肥农药，养殖业不使用抗生素。挪威的海水养殖业非常发达，他们从中船重工定制直径上百米的巨型网箱，放在距离海岸较远的水域，以避免对近海水域的污染，一箱可以养几十吨三文鱼。北欧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把各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

第五，注重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特色小镇。北欧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注重城乡布局的平衡、结构的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集聚，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乡村和城市环境美丽宜居，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政府主要通过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人口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合理流动。在芬兰，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地——无论是首都还是边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都要力求平衡，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每个班的人数、配备教师的人数、对教师职业素质的要求、对学生免费午餐的质量等，都有统一规定。北欧各国没有城乡市场之间的行政和政策壁垒，人员资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第六，北欧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理念是北欧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1992年，丹麦的社会发展指数就在全球居于前列。北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也已经深入人心。今年1月15日北欧五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即碳的零排放；并准备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倡议，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了申办绿色奥运，建立了哈马碧生态城。2012年习近平同志曾到访这里，并指示无锡要学习哈马碧建立生态示范区。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建立中国-北欧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已经得到北欧各国的积极支持。

此外，北欧国家在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就业及同工同酬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北欧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认真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中国和北欧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念、体制、政策和实际效果，北欧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北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成就，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北欧社会民主党能够在100多年的历史中长期执政，和他们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方针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针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北欧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成功的，学习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北欧五国率先提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达成全球共识。近期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体现了他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精神。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他们的倡议，并把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北欧五国的倡议，更具有特殊意义。

第三，努力扩大和北欧五国的科技教育合作和贸易投资关系。北欧五国科技教育发达，对中国前去投资持欢迎态度。与北欧五国发展科技教育合作，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市场。北欧国家有先进的制造业、发达的农牧渔业和航运业，金融实力雄厚。中国和北欧之间的投资贸易仍有很大的扩展潜力，特别是要吸引北欧来中国投资，把北欧的技术、资本和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实现双赢。对此，北欧的智库、企业和政府也有共识。

第四，积极寻求路径以加强与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从扩大双方智库交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多种发展模式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同时还应改善和发展与法、德、意等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及其国家的关系。

                              （编辑   杨利红）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月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的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属性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是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各种能源形态都有一个蕴含着潜在价值的“内核”即资本，这是一种对于能源形态本质属性的认知革命。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对能源的资本属性进行揭示，并将其价值凝结和积累的革命性进步。第一次，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称为“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动力，可以称为“煤炭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人类将蕴藏在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为人类所利用，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第四次，目前面临能源革命浪潮，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挖掘出来。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中，已经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二是人力资本。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直接的价值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人力所蕴含着的资本要素在发挥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技术平台。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或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异质性。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了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人们经常把能源资源与其它自然资源视为同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能源资源与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其它自然资源的本质区别，就是能源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就是说，当能源资源通过资产这种社会形态转化为资本后，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而矿产资源大多数只是某种生产资料，在这种商品中也许需要这种生产资料，而在另一种商品中也许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独特性。能源资源在任何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与作为商品价值表征的货币类似，可以购买任何商品。因此，使用价值的普适性是区别能源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或生产资料）的内禀特征。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的新的劳动，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由于能源资本过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消费的本质是资本的消耗。所谓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资本而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正向干涉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作为资本的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也有阻碍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指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的多少来表征，反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比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够有力推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就是尽可能协调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执行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资本，并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渐增长并不断积累，使得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过去很多人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不同的能源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相同能源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不同；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的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职能，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就是更好地发挥双因子的正向干涉效应，从而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的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蕴含着两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为能源资源和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这种转变是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转变，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着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的是能源消费量的转化、能源形态的转变以及能源资本的转移。能源消费得太多了，就需要减下来，这是转化；“精英能源”不够了，就需要新能源，这是转变；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属性，促进了能源在更大区域的流动和配置，这是转移。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关系到许多行业的生死存亡和对人民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颠覆。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意味着能源资本供应体系的重塑，也就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以煤炭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采用先进的清洁化利用技术，比如，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高效燃烧发电技术用煤来发电，然后用电来采暖，就比燃烧散煤采暖和陈旧的燃煤发电的方式清洁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来制油和制氢，而且同时用被弃的风电和太阳能作为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能源，那么就可以大幅降低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后，剩余的煤渣可以制成有机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质，又可以种植各类植物，为人类进入更高水平的种植能源时代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利用煤循环分解原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路径。

从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与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态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态所替代；第二个不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体系差异，也就是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自然界并不存在“终极能源”，总是需要多种能源形态的组合。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乘数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是实现绿色和低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态文明观。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而持续创造价值。

人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各类新能源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转化为能源资产的技术创新；二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技术创新；三是能源资本利用的技术创新。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技术领域的真正颠覆，来自于边际的革命，影响能源的很多技术并非出自能源行业自身，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会对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而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会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搭车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搭车乘数效应”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术。太阳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来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资源量远远超过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总量，太阳能发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驯服了老能源。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型层面，而是将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转化为各种机动车都要使用的油类，则是最新的技术。煤制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过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产业。

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技术领域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投入；反过来说，只要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取得突破，都会对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5G技术将支持能源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的能源资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网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成为5G在能源行业的重点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以能源为本质、信息为支撑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在越来越成为能源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为实现世界经济脱碳、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乃至促进全球范围扶贫事业的关键技术创新。

能源体制革命：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本创造和流通的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通过体制革命“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能源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能源是一种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使其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这就需要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

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要挖掘资源的价值潜能，资产只不过是为资源的价值潜能找到一个“主人”。能源资源一旦被投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所有权属性就变得重要了。资源一旦纳入所有权的范畴，便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社会条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确立一种规范的所有权制度，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的特性，使人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出资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

理解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市场决定价格也有诸多制约的因素，市场环境既包括市场竞争，也包括政策调控。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发现和确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其最终的市场效益应当是：有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有利于新能源的广泛利用，有利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场，更不是“好”的市场。这种市场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和能源资本流通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最大挑战，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孤立的系统只有向外系统开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国能源领域通过向外系统开放而吸收新的能量，从而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大国和强国的标志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国和能源强国，这种大和强包括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积极的一面，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从外系统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极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必须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一是解决中国能源供应的充足问题；二是解决中国能源技术的进步问题；三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意味着中国油气消费逐渐以依靠国内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国外资源为主。目前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油气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各国把油气确定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看，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应用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诸如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升等问题。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结合自主创新而取得能源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如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强调“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2013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把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中国当初引进西方的核电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某些领域或项目的“领跑者”，这都是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策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大能源时代”，能源权力被重新构建，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使之拥有了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对外能源关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

从能源供应、能源技术开发、能源价格确定和国际能源资源分配等几个维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资本的创造与供应的安全性就越高，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定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的充足和能源资本流通的顺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有了坚实的能量和动力基础。

（编辑  季节）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其发展必然曲折反复。近期，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动向，发达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未来自由贸易规则的竞争不断加剧，而政治矛盾激化将在未来一个时期显著制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总体低迷

近年来，国际贸易持续低增长，贸易增速出现低于经济增速的转折性变化。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快于GDP的增长态势，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世界发展的固定关系。2009-2017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仅1.24%，较高峰时期（2000-2008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并且2009-2017年国际贸易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这表明贸易全球化遇到了较大障碍。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推动资本跨国流动，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带动了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全球扩散，有助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占GDP比重持续下滑，2017年约为2.35%，较危机前2007年峰值水平低1.92个百分点。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境

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定》，但在主要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仍无法协调。发达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的倾向。

近期WTO本身面临生存危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一，上诉机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设终裁机构。自2017年8月起，美国持续阻挠WTO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仅3名成员在任。若当前仍不启动甄选程序，则至2019年年底，上述机构将仅余1名成员在任，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将陷入瘫痪。

主要经济体对WTO如何改革存在立场分歧。美国本届政府改革WTO的方针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要求本国贸易政策的自由高于其在WTO履行的义务，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自由的政策空间来处理贸易问题，政策空间包括关税等手段。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享有的差别待遇极为不满，要求取消大批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的差别待遇。美对WTO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中国，企图通过改变规则来平衡中美贸易，遏制、减缓中国科技进步，按照美国中心原则来构建中美经贸产业关系，按照美国意志来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欧盟提出了以“规则现代化和公平竞争”为基本方针的WTO 现代化方案。在世贸组织的谈判功能上，欧盟主张以灵活的多边主义来推动谈判和规则的进展。欧盟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进“毕业”程序；主张在未来协定中，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不应根据某一单一标准给予某一类国家在履行规则义务方面的集体豁免，而必须依据特定成员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证据，并且该成员必须明确豁免义务的范围和期限。

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的WTO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个基本原则是：（1）WTO的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2）WTO改革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3）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中国对WTO改革有五点主张：（1）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2）应该优先处理危及WTO生存的关键问题。（3）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并且回应时代的需要。（4）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5）WTO织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①]

双边和有限多边贸易安排迅速推进

双边和有限多边的贸易安排则迅速推进。近期有三个重要的贸易安排获得较大进展，分别是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退群之后由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1、美墨加协定

2018年9月30日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新协议要求贸易区内75%的汽车零部件由三方生产，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新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凸显出所谓贸易高标准。新协定还在国有企业、货币操作等方面树立新规则。美加墨协定包含毒丸条款，即限制缔约方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该条款主要针对中国。

2、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重点涉及欧洲的农产品和日本的汽车。欧盟方面最终将取消日本产品99%的关税；日本方面最终将取消欧盟产品94%的关税。欧日自贸协定也是所谓高标准自贸协定。除传统的议题外，欧日自贸协定还包括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合作等所谓21世纪高标准自贸协定通常包含的内容，未来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形成示范性影响。

3、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3月8日，日本、加拿大等11国在智利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覆盖全球4.98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该协定具有广覆盖、高标准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对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诸多软环境因素，如竞争政策、监管一致性、行政透明度等进行了规范。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协议标准，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水平。CPTPP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行政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渗透。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干扰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显著的干扰。霸权主义是政治干扰的主要思想意识根源，美国是策动对他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施加政治干预的主要国家，中国则是美国“经济围堵”的重点对象。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对华政策总体采取防范与遏制。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通过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将政治干预的重心转向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和全球化战略进行围堵，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美科技交流。针对中国与第三方的科技合作，美国也动用其政治资源加以围堵，突出表现为针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对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围堵，重点指向“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对中国与第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合作设置政治障碍。比如公开质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在亚洲散布“警惕中国投资”、“小心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的言论。

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局限于针对中国，任何有可能威胁美国目标和利益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美国的政治反对。比如针对德俄之间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德施加政治压力；退出伊核协议；通过二级制裁干涉欧洲与伊朗经济合作。

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潮流干扰，乃至对一般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反对，比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焦虑及其战略诉求，即：以“安全威胁”为名打压他国技术进步、力图保持其技术优势，打压他国发展模式对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威胁，维护其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市场机制日益展现出全球性的影响。市场机制在全球扩张，决定了各方面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体制基础，是全球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二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活动“无国界”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成本，“无国界”开展经济活动的便利性越来越突出。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需求的发展。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规模庞大的新中产消费者。他们更易于接受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支撑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四是价值链全球分布的生产模式不可逆转。全球价值分工已经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增。

对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陷入停滞，各个经济体积极寻求自由贸易安排的局部突破，以寻求对未来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主导政治力量缺位是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双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区域经济融合则发展迅速，本质上是主要经济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性自保行为。但是，不同自由贸易安排的水平和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同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就是两个双边安排的典型情况。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发展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对等自由贸易安排。欧日EPA的利益契合点之一是确切的经济收益。预估EPA安排下欧盟对日出口将增长48%，日本对欧出口将增长33%。[②] 利益契合点之二是彼此提供搭建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彼此确保对方市场的开放，避免各自在与第三方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也为彼此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获取竞争优势创造条件。利益契合点之三是试图共同主导未来高水平自由贸易安排的规则。EPA使欧盟和日本率先树立了新规则标杆，有助于欧日在规则制定上对美协调立场，迫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对欧、日规范妥协。

美墨加协定是美国强势主导下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贸易安排。美墨加协定的特点，一是封闭区域市场，典型表现在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上，以及美限制加、墨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定条款。特点之二是广泛干预他国行政权、限制政策自主空间。该协定对广泛的贸易相关议题设置了规则，限制东道国对经济行为的行政监管、调控，使外国投资方和贸易商便于直接挑战东道国的行政权威，其实质是以美国监管规则施加于整个区域。特点之三是美国以谈判优势强推美国规则。这是美国未来推进自贸谈判的长期策略。

欧日EPA和美墨加协定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的两个典型情境。两者力求以市场优势推行其规则、遏制贸易竞争以保护既得利益，区别在于具体规则的设置。

政治矛盾成为妨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

主权边界是政治干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必然伴随保护或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政治解决。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国家集团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或者部分国家依据局部的利益有意塑造某种政治矛盾，以至于必须以斗争的形式加以解决的情况下，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经济全球化未来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加深转变成国内政治矛盾；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链条的全球重组引起的国际间政治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矛盾。

经济全球化会加深资本与劳动矛盾，并转变为国内政治矛盾，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和民粹主义，对外表现为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另一方面矛盾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且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价值链重组，必然出现保护与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集中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国际政治重回大国对抗的老路，政治矛盾再度激化，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是近一时期国际政治矛盾激化的根源。制造政治矛盾是美国牟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惯用手段，经济对抗则是美国开展政治对抗的固定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将加大。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之争

在整体上，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上的根本分歧。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发展自己，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障其发展权，需要对发展模式的自由选择和更大的自主政策空间，在多边规则中，要求履行相对较少的义务，但又平等地获得他国开放的条件，要求以有保证的规则来纠正全球利益倾向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的分配格局。

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开拓市场和投资场所，保护利润。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资本、市场和先发优势，在全球化体系中获得畸高的利益，并力求维持其份额，通过主导超主权规则的制定和运转以保障其贸易和投资利益。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矛盾，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和收益分配固化

发达国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未明显改善，全球分工体系趋于固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变化看,微笑曲线比40年前变得更加陡峭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更趋固化。

经济全球化并未显著缩小高收入国家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很突出。1980-2016年，仅有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而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还有扩大。

自由贸易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分工固化和收益分配不均衡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想突破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价值链高端、改善自身分配地位，就必须寻求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不断做大全球化“蛋糕”，构成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是由三个支柱共同支撑并发挥作用的：一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二是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的资本全球化，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全球化动力机制严重削弱。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弱化，对数量扩张型粗放式全球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西方主导型全球化推进方式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针对全球化收益分配再平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必然提出改革呼吁。三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治理理念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编辑  杨利红）

从2018年一季度开始，由于特朗普政府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打贸易战，打破了国际市场按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的传统格局，国际市场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遇到一系列新问题，我国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世界油气市场的新变化

全球油气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供需格局已经改变。

2018年，全球生产原油44.5亿吨，比2017年的43.9亿吨增产1.2%；生产天然气3.97万亿立方米，比2017年的3.67万亿立方米增产7.9%。全年原油增加库存2500万吨，天然气富余近200亿立方米。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常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近2350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93.5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消费水平，至少还可以开采40-50年。加上新发现的常规和非常规资源，全球石油、天然气可供使用100年以上。

全球油气市场，已经形成以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主力的供应主体，欧佩克（OPEC）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中国、美国、印度为主力的消费主体进一步增强。消费增量50%以上在中国，供应增量50%在美国，中美之间在世界油气市场形成最重要的供需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已成为全球油气市场关注的焦点。

美国“能源独立”已见成效，进而图谋世界能源霸主地位。

美国凭借“页岩油革命”成功，油气产量近10年来迅速攀升，2018年原油平均日产1095万桶（折算年产5.45亿吨），比2008年平均日产500万桶，翻了一番还多。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实际生产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700万桶。200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232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3600亿立方米，全美天然气产量已超过7000亿立方米。美国从单一的能源消费国，一跃又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美国已制定了一个能源输出计划，企图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制造低油价，拖垮传统的石油输出国，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美国还拉拢沙特，挤压俄罗斯，制裁伊朗，搞垮委内瑞拉，瓦解OPEC，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并 恢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地位，重新成为世界能源霸主。

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清洁、低碳、绿色、高效、安全发展的理念形成基本共识。

由于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推翻了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鼓励使用化石能源，全球碳排放2018年略有回升。但从全球的大趋势看，煤炭的消费总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美国借助页岩油、页岩气的发展，加速用天然气替代煤，并开始用气替代油，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美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2050年之后，一次能源消费，新能源不低于40%。

世界其他地区能源转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速度都很快，欧洲已开始用新能源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亚洲各国在加快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的步伐；非洲还处在煤、油、气并举的时代，近几年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世界能源市场虽然发生了一些波动，但从总体趋势看，世界能源转型，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人类正在朝着清洁能源的大目标快速前进。

普遍重视技术创新，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导致世界油气市场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推动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个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未来油气产业的发展，已经从“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型。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革命，市场竞争首先是技术竞争。世界油气产业向深海、深层、新层系、新领域进军。整个能源领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勘探效率越来越高，开发成本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速度越来越快。

地缘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增多，国际油价将会长期波动。

国际油气市场传统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供应、价格、运输问题，现实市场的风险因素，除三大传统因素之外，美国因素上升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第一，面对美国成为油气生产供应大国，传统产油国——欧佩克国家加上部分非欧佩克国家，要“限产保价”保市场；而美国则要实行“增产降价”抢夺市场。为了打破“减产联盟”，美国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各个击破，将市场的主动权（即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国际油气市场处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所有的产油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伊朗出口涨价，俄罗斯增加出口关税，3月19日美国白宫能源报告明确说，美国油气出口已成定局，油价上涨对美国有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地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际油价时高时低，剧烈波动，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常态。中国油气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重视远期风险评估。

上游连年资本投入不足，未来供应安全缺乏保障。

国际市场油气需求呈上升趋势，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增速有所放缓，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影响上游产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2014年以来，从年投资7800亿美元，锐减到4500亿美元。由于消费疲软，目前市场供应略大于需求。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产能建设滞后，就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中国如何应对能源安全

    面对国际油气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结合讨论制定“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加强战略研究，调整产业结构，确保能源安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能源安全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大国，一旦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可靠的能源发展战略。当前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是我国的能源结构，煤、油、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协调发展。要重点研究煤和气，从当前形势看，盲目去煤不可能，盲目发展气更要慎重，全面实行气改煤根本做不到。我国不具备“敞开口子”用气的条件；二是如何减排，用什么方法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三是节能潜力很大。开源节流，提高能效，是我国能源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习近平主席2018年对加大国内勘探开发过批示，各方面都在积极落实。我国油气资源丰富，由于地质条件复杂，资源禀赋较差，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但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仅12万吨。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主席指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加之在苏联的帮助下，找到了大油田，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直到现在年产还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成为世界第五大（现降到第七）产油国，这都是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现在，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石油工业还有潜力，看来要“改革加创新”才行。改革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投资油气勘探开发，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只要突破技术瓶颈，我国石油产量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年产量达到2.5亿吨还是有可能的。

我国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7%，天然气为43.5%，国际市场风云突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总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油气供应过剩，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这种看法，不利于我国能源安全建设，也不符合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建设海外油气供应基地。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更加突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带一路”有关地区石油可采资源量占世界总资源量的63.57%，待发现资源量为21.34%。亚洲地区产销两旺，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以后，对亚洲（主要是西亚）的能源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欧洲能源转型进展较快，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逐渐减少，美欧联手抵制俄罗斯，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必然掉头向东亚寻求市场。澳大利亚的西澳地带是唯一能够给中国供气的亚太地区，美、欧甚至东南亚都不需要油气，所以，不管澳大利亚如何跟美国结盟，从市场结构上看，其油气只能卖给中国。中国能源企业要抓住这些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打造新型的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建设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

务实推进中美能源合作，缓解中美关系，优化海外投资环境。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向外扩大开放。单边主义的逆流，无法逆转全球化的大趋势。要增强自信心，相信有机会扩大中美能源贸易，只要价格合理，可以增加美国油气进口量。这样做既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助于优化海外投资环境，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水平。

加强政策指导，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新能源，是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我国新能源发展已有相当规模，风能、光能装机容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由于政策不落实，弃风、弃光、弃水现象十分严重。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加速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推动新能源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好油气管网，配套建设好电网、路网，改革能源管理体制，探索建设智能化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体系。美国能源独立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其历届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能源独立政策。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美国。

发展期货市场，扩大国际贸易。石油天然气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我们的定价话语全是很低。要通过发展期货市场，发现价格指数，规范定价机制。要在完善油气管网、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市场体系。

（编辑  三友）

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先看全国油、电、煤、运基础供应的情况。今年1至4月份，我国原油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成品油、天然气销量分别增长了4.2%和4.1%，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2.7%，航空运输和水运的总周转量分别增长6.3%和15.1%。我国经济活动的各方面还是基本向好的。

再看中央企业经营情况。今年1至4月，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3%。其中有17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20%，44家企业增幅超过10%。同期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净利润同比增长13%。中央工业企业的运行明显企稳。1至4月，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3%，工业企业的净利润额占中央企业净利润的增量比重达到57.2%。从目前的数据看，1至3月整体情况较好，4月有所回落。

国资和国企改革进展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做了明确指示。2016年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国有资产规模实力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逐步完善，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十八大以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形成“1+N”政策体系，十项改革试点以及后续的“双百行动”，区域性改革和综合实点。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1+N”政策体系

所谓“1+N”政策体系的“1”，指的是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N”指的是现已出台的30多个配套文件。

配套文件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四梁八柱”，就是支撑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是以部委名义发出的，但很多都是经过中央讨论的。还有一种就是推动工作、指导部署的文件。

现在，顶层设计“1+N”已经完成了，关键是落实。在中央深改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逐项检查这些文件的落实情况，并总结经验。

统筹推进“十项改革试点”

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国资委统筹推进了“十项改革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处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些试点项目已经结束，例如央企重组兼并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试点等。有些试点已取得重要成果，例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等。还有些涉及到企业机制层面的试点项目我们还在进一步推进，例如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和差异化改革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试点等，下一步还要统筹推进。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及以下层面，这些工作推进的力度也很大。

目前，试点已经在25家央企集团、60户央企子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梯次展开。“十项改革试点”实际上是进行十项改革，或者是其中某一项，或者是整体的试点。

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从2017年开始推动“双百行动”。企业的改革方案纳入这个行动之后，可以直接报到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审批程序，体现了我们对基层直接产生的改革方案的支持。目前参与“双百行动”的企业有444户。国务院领导指出，抓“双百企业”也是动态的。企业积极推进改革的，就可以纳入“双百企业”。

“双百企业”要有“五突破、一加强”的格局。这些企业要在稳妥推进股权多样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率先突破，要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率先突破，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率先突破。“一加强”是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为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综合联动，我们还推进了上海、深圳、沈阳的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通过这个方式，我们系统地去总结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改革经验，在面上进一步扩散。这些工作目前都在积极推动过程当中。

总的看，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全面推进，全面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二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正在形成。三是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进一步优化。四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体制层面：完善国资监管体系

国企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层面：体制、机制、结构。体制问题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问题，机制层面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的运营机制、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结构层面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第一，实行清单管理。把出资人的权力、职责用权力职责清单界定出来，清单以内的事项也要减少审批，或事前备案。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要做一个放权授权的清单。

第二，强化章程约束。大家都说章程是企业的“宪法”，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或明了企业的章程。所以我们要求“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规范出资人代表机构、股东会、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企业要严格依照公司章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强化章程约束，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第三，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出资人代表机构主要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要依据股权关系向国家出资企业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选。我们也在配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这项改革。

第四，创新监管方式。作为监管单位，要按照企业功能分类，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类授权放权。向企业放权的同时，不能不监管，不能管不住。

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推动产业积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目前一共是21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现在地方约有100户左右的投资、运营公司。下发“两类公司”的意见和授权经营体制的文件，将更进一步地推动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做了以下工作：（1）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和国资委提出的要求，投资、运营公司要重新明确它的战略定位。（2）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调整自身的产业格局。（3）重新确定公司的管控模式，即实行“小总部、大产业”，总部更侧重于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4）投资、运营公司对下面的参股控股企业要采用市场化的机制，只要符合条件，就要实行混合所有制、争取上市。（5）资本优化，按照重新定位的战略和产业格局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没有必要保留的资产必须退出，把资金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的产业和领域。（6）加强党建保障。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一是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转变”，对国资委的机构职能进行适当调整，更好地适应职能的转变。“两个清单”是指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归位”是指在基层改革中，逐步将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到一级企业；配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职能转变的四个重点，就是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职能转变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容错纠错机制。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进行容错纠错？（1）以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或者是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为目标的。（2）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或者禁止的。（3）决策是符合程序、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4）没有为个人、他人或者小集体谋取私利等违规违法行为的。（5）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国资委在追责过程当中也同样遵循了这几条原则。

机制层面：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

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首先，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制改革在2018年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很多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以后，应按《公司法》操作，国家是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负有限责任。

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上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商业一类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者各类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政策上希望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工业类企业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目前企业数量来看，实现混改的户数已经占到中央企业总数的70%，其中商业一类企业超过73.6%。如果分层级看，三级、四级企业，以及四级以下的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没有独资企业。2018年全年，新增的混改企业户数有2880户，其中央企1003户，地方企业1877户。这几年，央企对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了6000户。现在混改是双向的，有央企改制、民营资本进来的，也有央企直接参股民营企业的。

    从所有者权益看，2018年年末，央企的资产总额达到58.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9.9万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达到7.2万亿元，占36%。这36%的少数股东也有国企之间相互参股的，但大部分是民营资本、社会资本。

从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元，通过证券市场吸引的资本超过1万亿元，其中多数是社会资本。

    从实现形式上看，目前上市公司是混改的重要载体，中央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现在已经达到403户，央企资产总额的65%、营业收入的61%以及利润总额的88%，都来自上市公司。

    混改是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利润角度看，2018年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利润总额是3.4万亿元，净利润2.4万亿元。2.4万亿元净利润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是1.3万亿元，少数股东权益是1.1万亿元。看一个中央企业的效益，不仅要看利润总额，还要讲净利润和归属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股东权益也体现了国有企业混改以后发展成果的共享。

混改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混改，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混改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渠道。比如说国企退出，可以通过混改，然后逐步将股权退出；混改已经成为国有资本功能放大的重要途径。因为吸收各类资本，不仅带动了各类资本的发展，也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推动规范董事会建设

要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的董事会。只有外部董事占多数，才能进一步实行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市场化，才能把决策层和经营层有效地分离开来。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已有83家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央企所属的15000户二级、三级公司有76%建立了董事会，各省级国资委出资的一级企业已有90%建立了董事会，进展比较好。

要切实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的自主权。需要专门提出，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要进一步推动真正由董事会选择经理人、聘用经理人、考核经理人，对经理人进行奖惩。这种机制和党内干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要经过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这方面工作，在二级以下的层面做得更多一些，在集团公司层面正在积极推动试点。很多企业——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薪酬分配，要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要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企特点的分配机制。要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

结构层面：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推动布局结构调整，我们做了“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博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创新发展一批还很不够，这方面工作还需要积极推动。

大家很关注重组工作，包括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压减产能；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中央企业目前的负债率在2018年年末达到65.7%。我们到2020年要能够下降两个百分点，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还要推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一定要实现社会化管理，预计这几年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编辑  杨利红）

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

工业基础是制造强国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

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缘何大而不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

表1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

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的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

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能力，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

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

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

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

隐形冠军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

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

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

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

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

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

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

模式五、零部件与整车（整机）企业联合创新模式。

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

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

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

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从2014至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或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5月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