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红军人数减少很多，没吃没喝的，残兵败旅，褴褛不堪，可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张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三首诗。其一《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尽开颜”三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心情特好。第二首词是《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长缨是什么呢？长缨就是正行进在高山深谷狭路的八千余人的红军队伍。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就要“缚住苍龙”、取天下。第三首是《念奴娇• 昆仑》。先看上阕：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横空出世”它是写政事，说新中国将要崛起。如果你认为这样解释勉强的话，那你就读读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起来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必败，为什么？战线拉得太长了。他的这个思想后来写入了《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狭小，经济力不足，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匮乏，师出无名，日本统治者想利用战争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经不起长期战争。就是说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困难，结果是战争将它所掠夺到的东西消耗掉，为打仗而失败，因胜利而失败，这就是日本的逻辑。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噎死”的，个子小，抢的东西多，使劲吃，还不消化，最后用原子弹把它解决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唯物论，最后走到形而上学。

从1931年到1944年，我们看一下日本当时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就知道日本是怎么败的。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后为14%，1941年，侵华战争时达到31%，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除了中国外，又打了美国，军费占到34%，1943年占到46%，1944年达到了98.5%，砸锅卖铁全用在打仗上了。一个国家GDP的98.5%用于打仗就没希望了。有些年轻人说能打就好。其实能打而不打或者少打的国家战略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进行自卫，打架是赢不了东西的。走得远的路才叫路，走得近的路不叫路。很多同志不知道，事情之难在事后之事，不在办事本身。走远了回不来才可怕。有的年轻同志给领导写报告，将前景描绘得光辉灿烂，给领导架上去却回不来。为什么？消化不了。获得战果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消化不了就是坏事。日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日本人势头正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出它的败迹。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诗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几句就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同义表述。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将诞生，新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冲击。196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毛泽东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在十月革命，此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新时代到来，新制度要产生，旧制度将要被打得粉碎。这与“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是同义表述。

但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还不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精髓，善于建设新世界才是毛泽东强调的。毛泽东不仅看了新中国的前景，而且还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日本一路飙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未来中国绝不能走帝国扩张的路，中国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三分天下，中国只需要世界“还我东国”。

毛泽东曾问，中国为什么五千年没有消失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我认为中国能够长久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主张有节制哲学，不扩张。个子高的命短，为什么？营养撑不住目标。国家也是这样，扩张得太厉害，资源撑不住，一定要使战果和国家吸收能力之间保持合适的匹配关系。毛泽东明白，不能搞帝国扩张，帝国主义必败。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断定“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后来苏联倒台都是这个原因：十个指头抓鸡蛋，哪个都抓不住。毛泽东说我就守着东亚这一点地方。1935年，在这首词中表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62年美苏都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这样，不两面树敌，尽可能转化矛盾，最后把两个矛盾转化成一个矛盾，我们赢得了战略机遇。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人可以饿死，也可以撑死。中国的“福”字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福”的左边“示”字旁，就是祈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有两个含义，第一饿不死，第二能消化。很多同志只看到不能饿死，但你要知道撑死也是死。中国这个字告诉你能消化得好才是好处，所以幸福的人是有消化能力的人，而不是能吃的人。“幸福”在西方叫happy，是一种快感（a pleasure），还有fortune，意思是发财，都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幸福”在中国讲的是有节制，不要过度。这很典型地反映出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咱们常说“有福之人善退财”，“知足常乐”，后者虽有点消极，但意思都是这个含义。

毛泽东很早就用这个思想指导战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以长沙为基点的湖南暴动，8月底，毛泽东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这还是“拉皮筋”的道理，皮筋拉长了就回不来了。路不是走远就是好，是能回来才好。走远了回不来，你就麻烦了。英国犯的是这个错误，美国犯的是这个错误，苏联犯的还是这个错误。

治国理政最核心的能力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唯心辩证法基于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基于资源有限性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谁都不可能无限控制资源。图1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苏美国力变化及其苏联失败的原因。

图1中苏联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终交差点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此后苏联增长率下降，美国反升。此前苏联都是高于美国，为什么1978年后苏联就不行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知”——“左”“右”都有，就是脱离实际，说苏联失败在斯大林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后斯大林模式才不行，1978年之前斯大林模式就可以？还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那句话，“秦亡不在制，而在政”。苏联“亡不在制”，制度没问题，在“政”，在治国理政能力上。戈尔巴乔夫与秦二世一样，问题出在能力上。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苏联的高效运行，不相信的话就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发展得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否则高铁成本会很高，地皮钱就受不了。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注道：“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印度地皮是地主的，是“刘文彩”“胡汉三”的，过那些地要给钱。最近安倍去印度修高铁，在印度高铁投入的成本主要不是高铁本身，而是私有制。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门前拍了一张照片；2017年12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同一地点也照了相，两幅照片对比，二十年了几乎没变化。为什么？私有制。地主的收益是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那几块砖，这是印度的问题所在。所以土地革命最重要，中国土改才有了公有制。2017年11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土改。印度缺少革命，革命可以使土地能实现国有化。私有制不能动，私有制就把印度拖垮了。安倍尽管去，有多少钱，都砸给地主了，还不见效。

苏联有社会主义，GDP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撒切尔也说，他们干不过苏联，得找代理人，最后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是撒切尔在休斯敦的讲话，她说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爱跟“公知”打交道，容易被利用。最后她断言，苏联现在法律上还在，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讲话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任上，撒切尔就断定苏联要倒台。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苏联垮了，国旗随后也落下来了。1978年中美建交，苏联有了两个敌人。日本也犯这个错误，主动跟美国打，把美国打到中国这一边。苏联把中国逼到美国这儿，尽管美国的GDP没高到哪儿去，苏联却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谁也不能跟两个国家打，“身体”再好也不行，1+（-2）=-1，就是这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文凭太高了就忘了。网上常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说说可以，不能真这样。毛主席历来不打远仗。远出打仗要有资源持续递进，铺战线如同拉皮筋，皮筋长了就撑不住。皮筋拉得越长，回来的力量就要比出去的更大，那时候就崩溃了。日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日本人的失败是肯定的。毛泽东为什么知道呢？他懂辩证法。

 同志们想想，1935年底，当时只率有八千多人马的毛泽东，竟填写出张力如此磅礴、战略平衡把握如此之好的词，这不是“政治诗”又是什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只说当时的日本，也是在告诫中国将来也不能搞帝国主义。

1936年初，红军准备东征，毛泽东填写《沁园春·雪》，这首词真厉害，把蒋介石的老脸都扫没了。为什么呢？“欲与天公试比高”，八千人，饭还没吃饱，就要跟天公试比高。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向下看甘肃大地，眼前的高原地貌仿佛是一群群雄奔的大象，如果是雪天，那就有“原驰蜡象”的印象。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在“言志”部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的这首词，让蒋介石很难堪。因为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就是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也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指向就不言而喻了。1945年10月，这首词在重庆发表的时候，可以想象蒋介石气急败坏成什么样子。蒋介石一天到晚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在毛泽东这里讲“为人民服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实事求是”“杜绝空谈”，其二者境界高下，判若泥云。蒋介石还找人试填词，试图压过毛泽东，结果也是图劳。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这首词的呢？我到延安去看了，1936年2月，毛泽东就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的《沁园春·雪》，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写作条件。想想都惭愧，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课题费而不认真研究问题。为钱是永远写不出好东西的。我们要想远一些，不能叫我们未来的孩子光知道19世纪有哪些学者，20世纪有哪些学者，21世纪有谁呢？这得靠我们苦干！知识分子要有脊梁，要担当这个时代，这是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能光赞美古人，那今人怎么办？今人不能做得比古人更好，但至少也不能太差；不能光批判而不建设、光赞美而不传承。这些仅靠课题费解决不了问题。当然课题费是必要的，可以组织人，但真的不能作为人创作的动力。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中国人不想欺负别人，但绝不能叫一百年前丧权辱国的事再发生。

我们说强国，绝不是逞霸。强不在霸，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台湾的主权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还没有收回，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只是想跟西方人平等，要“环球同此凉热”，没有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

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注意到，每逢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战略张力反倒进入高潮。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重要特点。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数量较多，且充满昂扬的乐观必胜的精神。湘江战役惨败至长征完成，此间毛泽东诗词进入高峰期，其间数量不多，但以《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作品，其战略张力更是空前，五千年诗家更是无出其右。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5年的高峰有所回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再跃新高。

事情，事情，我们是通过一件件难事认识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产生深厚的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在困难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

1945年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形势？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欧洲在二战后已初分成了两个欧洲：一个东欧，一个西欧。罗斯福用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式，将东欧让与苏联红军来解放，这等于把东欧让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占领东欧，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于西欧，这样欧洲就被一分为二。为什么这样？美国要统治欧洲，大欧洲不好控制。西方人叫人服从的方法是肢解和分裂你，而不是帮助你。致残你，你才能听话，他们就是这个逻辑。今天的默克尔明白这个问题，绝不跟美国人、英国人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去找普京。默克尔走的是俾斯麦抓住俄罗斯、对付英国的路线。证明俾斯麦路线伟大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扩张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895年，在祝贺威廉二世的生日时，大家问俾斯麦德国未来半个世纪怎么样，他说“更加伟大”。下来后，他却跟别人说那时德国可能会分裂。1945年，德国果然分裂了。为什么？威廉二世一反俾斯麦长期拉住俄国、坚持守成的路线，搞扩张，皮筋拉长了；希特勒又重复威廉二世的老路，导致1945年的战败和国家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默克尔认识到俾斯麦的意义，所以她始终拉着普京。2015年2月，默克尔拉着奥朗德去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找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她这样做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国、俄国三家混战，让英美利用的覆辙。只要法德团结并拉住俄国，欧洲就没大事；而法德团结，就必须有俄国的合作。法德找到普京，欧洲就不会重演世界大战。现在，谁最希望打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大陆一打，他们海洋国家才好操纵。所以每次法国、德国与俄国好起来的时候，北约就演习，干什么？挑拨大陆矛盾。以前北约演习时，法国和德国还向俄国喊些狠话，现在不喊了。

二战期间，争夺乌克兰是造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决裂的原因，希特勒打苏联就是要乌克兰。乌克兰的意义为什么重要？抓住乌克兰就抓住了东欧。如果乌克兰在俄国手里，整个东欧就得听俄国的；乌克兰如果在西欧手里，这些国家就得听西欧的。默克尔知道不能再犯希特勒因为乌克兰与俄国关系恶化的错误。这次主动找普京，东乌克兰归普京，西乌克兰归欧洲。她知道德国再能打也超不过希特勒，希特勒打不回来的，你能打回来？当时有人说普京拿了克里米亚，会丢了乌克兰。你看看地缘政治，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地形？乌克兰连接的是欧洲平原，大平原意味着谁的陆军强，谁在平原上就占优势。平原就是陆军的天下，陆军在平原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合成战斗力。在山地不行，所有大部队进了山里都没希望，但平原没问题。斯大林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就打到法国去了，因为是平原。知道这点，你就知道默克尔为什么不跟普京争了。当时我们有很多“公知学者”说，普京得了克里米亚，就得失去乌克兰。毛泽东说政权就是军队；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而这些“公知”说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天下，脑子真不够用。默克尔不跟普京打，但还要得到乌克兰，怎么办？找普京，不再重复二战中法国、德国自家先打起来的错误，拉上奥朗德去找普京，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了。随后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明斯克会议上，把乌克兰总统叫过来并通知他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据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富二代”，可钱在枪杆子面前没有意义。从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事关乌克兰前途的明斯克会议上，奥朗德、默克尔谈笑风生，完全不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感受，普京看都不看波罗申科，叫他过来就是直接接受结果。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命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绝对不能相信那些所谓“普世”的东西。

西方分裂后，苏联和美国调头布局亚洲。蒋经国问斯大林，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苏联还要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蒙古若不能独立，你们就可以北上直接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还说：如果中国统一，它的进步比谁都快。拿到蒙古，至少西伯利亚铁路那儿有一个缓冲区。就这样，斯大林生生把蒙古拿走了，我们当时弱呀，没办法。接着，斯大林又试图引诱中国共产党沿长江跟国民党分界。这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美国商定的，苏美势力范围就是以长城划线。长江北边归苏联，南面归美国。

令苏美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拿下东北后就挥师长江。1949年1月，斯大林连发四份电报试图阻止。读斯大林电报的时候一定得会读，斯大林这么说，想过江吗？好，过！我们坚决支持你，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说不能过。但是你要会读，你不会读就读不出来。又说，最近有情报显示，美国又从朝鲜半岛撤出军事力量，估计是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要提高警惕，但若真打起来，苏联会全力支持你。这后一句话是虚的，实际上是让你放弃过江。毛泽东看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了气壮山河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十分壮大。但中国又存在南北分裂的可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如果有感情的话，老天爷就成了老太婆了。正是因为老天爷六亲不认，所以老天爷才永葆青春。

事情，事情，事成情至。毛泽东挥师过江，成了。后来斯大林见毛泽东时说，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当时我们过了长江，才有今天的一切，才有高铁。如果我们不过江，“台独”分子现在会更嚣张，新疆也可能就分裂了，为什么？中国就被拦腰斩断了。北边买苏联的军火，南边买美国的军火，两边就打吧。如果那样，八国联军都能进来，我们中国人就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毛泽东当时对雷洁琼说：“划江而治”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大国为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看得远一点，中国如果分裂，再统一起来，牺牲会更大。我们共产党要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有历史担当，为民族利益要不惜代价地干。商鞅个人不是也失败了吗？但他的改革使历史前进了。当时在没胜利之前谁知道过江的结果。毛泽东是韶山孩子，全家许多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也不惜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最后胜利了。

刚建国，美国又来了。美国是谁？美国有原子弹，一下子就到朝鲜了。麦克阿瑟一路北上。毛泽东刚拿下东北，美国气势汹汹，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杜鲁门找麦克阿瑟说仗能打吗？麦克阿瑟说打，没问题。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就可以搬兵回国；东方人他懒得打。杜鲁门相信他，麦克阿瑟这个人是战术性人才，有点像拉姆斯菲尔德，此类人大多不靠谱。凡是猛的都不行，“其进锐者其退速”，这是孟子的话：向前冲得猛的人撤得也快。麦克阿瑟就是要“范儿”。毛泽东说你不能过三八线，他就过了，过了就遭到毛泽东一顿打。打得对不对呢？现在看是对的。

大家看地形！真正对中国近代稳定产生影响最大的地形是东北。为什么？东北连着两大平原，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东北平原。这两个平原的特点是富裕和平展。土地平展可以释放陆军的合成作战力，作战力合成才起作用，东北这儿基本没障碍，可以聚集巨大的势能。李自成不知道这个情况，带了5万人就到了山海关，努尔哈赤一冲下去，就把李自成赶到湖北。为什么要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明代以来，巅覆国家的力量都来自东北大平原。与龙卷风多生成于平展陆地的原理相似，东北大平原也是明以后中国政治风暴最近策源地。富裕可以使人丁旺盛，十年下来就能形成庞大的军力。如再有强大的装备工业，兵源加装备，支撑作战的基本要素就完备了。如果这个地区为我们所控制，那我们就更强大；如果在入侵者手里，那敌人就更疯狂。研究抗日战争不能光研究我们赢了，更要研究为什么打了14年。原因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毛泽东明白东北地缘政治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学李自成。我们很多同志仅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搞腐败，这不完全，毛泽东说不学李自成主要是说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

1644年李自成刚进北京，满清人就从山海关打过来。 与李自成遇到的问题相似，毛泽东1949年10月刚入北京，1950年6月美国就来了。有人说我们出兵朝鲜，耽误了解放台湾。事实是1950年6月，美国先封锁台湾海峡，我们10月才出兵。毛泽东说如果不阻止美国，美国从朝鲜、台湾、南海三刀齐下，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李自成出了5万人到山海关，毛泽东在斯大林、金日成的邀请下，第一拨就出兵30万，压住了美国的攻势，并最终将美国压在三八线。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今天我们东北的安全。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所传达出的战略含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提“魏武挥鞭”这件事？那是因为他与曹操面对同样的问题。曹操北征解决了东北乌桓后心情舒畅，“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写了《观沧海》。在中国历史上，谁解决东北问题，谁的心情都好。为什么？东北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1970年12月，毛泽东推荐李德生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我们在座的同志将来如果有去东北当领导的，也得先读一读《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要知道你的地理方位，其地缘政治意义如何。毛泽东填写《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在1954年夏，此时抗美援朝刚刚取得胜利。毛泽明白，从此东北可保持较为长久的安全，东北安全又保障了新中国的长久安全；不然，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说“换了人间”，这样的战略考虑应该说与“往事越千年”的曹操是心通的。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四年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的下阕“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于阗属现在新疆的南疆喀什地区，南疆是新疆稳定的最关键地方，古来疆乱多出在那儿。1950年国庆节上，当毛泽东看到乐队里有一个人来自于阗，便知道新疆稳定了。写《浪淘沙·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看到这些，毛泽东“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一下子跟我们翻脸。原因是我们没有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想与中国合作搞两个工程：一个是联合舰队，一个是长波电台。赫鲁晓夫未必是坏心，但他满脑子是西方市场经济那套，要与中国搞股份制，他出钱，要做大股东。毛泽东说不能干，控制权应当在中国方面。现在很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的想法，那是不经事不知难，我们与俄国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当年为了抗日，李鸿章于1896年去俄国，并答应与俄国人共修一条从俄国直抵旅顺的铁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复杂，谁知铁路一修，中俄矛盾就来了：要修路，就得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来了，家属就要来；家属要来了，警察就要来了；警察一来，军队就要来。结果，俄国军队一来就不走了。毛泽东这一生是跟着这条铁路成长的，铁路也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看到这条铁路经历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想，今后中国帮人再不能这么帮人不成反成仇。帝国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最后要帮出仇人的。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坦赞铁路模式。

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是为了中苏长久友谊，再用李鸿章的“中东铁路”模式，中苏又得玩完。赫鲁晓夫不理解，说不行。被拒绝后，他于1959年转身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与美国联手统治世界。赫鲁晓夫去跟艾森豪威尔握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及时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接班人问题？那是看赫鲁晓夫不靠谱：刚跟艾森豪威尔握手，赫鲁晓夫又到古巴去刺激美国，搞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看这个人真是“二百五”，苏联迟早要被玩完。在他百年后，中国可不能出这样的接班人。1961年底，毛泽东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告诫党内同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前一句是说，如果是认识问题，那这还是可以教育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教育并使之泛滥的话，那国家就有灭顶之灾。今天看来，毛泽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也得到应验。大家注意，今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很像苏联那几个不靠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这边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尔巴乔夫不要华约，特朗普不要TPP、不要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约越来越冷淡，而且长得还像叶利钦，都是亡国之兆。

1962年，面对美苏南北夹击的形势，毛泽东心情再次进入低谷。同样，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战略思想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张扬。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从不轻视敌人。苏美联手后，毛泽东从对敌“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以守为攻”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提议修“三线”。1962年、1964年，毛泽东两次抄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并以此传达出毛泽东的战略考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很多同志没读出来毛泽东抄这首诗的用意。毛泽东当时处于美苏合击的艰难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时期，毛泽东一般都采取保存实力、等待敌人在进攻中消耗并透支了资源之后，再寻机分化并消灭敌人的策略。抗日战争时，他用这个策略赢得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战争中也用这个策略让美苏用以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废纸一张。“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这两句比喻新中国已崛起于东方，但赫鲁晓夫和美国那边仍是跋扈飞扬，他们联手对付中国；毛泽东“只手难扶唐社稷”，世界革命目前是搞不了了，但“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拥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了。“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业需要一代一代推进，即使百年过了，历史规律还是会反复为后人经历。

在美苏苦争“唐社稷”的当口，中国“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搞“三线”，实行战略收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撑不住了，尼克松来到中国寻求支持。尼克松来时态度就老实多了。毛泽东在最弱的时候却又在局部上发起攻势，在珍宝岛敲打了一下苏联。这是给尼克松来中国做铺垫。国际关系与谈恋爱一样，要与别人谈恋爱，那离婚证、房产证、博士学位证得三证齐全。在国际关系中，“房产证”是国家主权，“博士学位证”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后两项不缺。珍宝岛打炮就给尼克松递话说我与苏联“离婚”了。这样，尼克松就来了，他见毛泽东时表现得很规矩，这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像现在安倍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那是没文化。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谈得很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防止“妖为鬼蜮必成灾”而作了人才布局。毛泽东的人才布局的意义是深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中国度过并战胜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压过来了，美国压过来时我们与苏联联合，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东欧的国家，完全倒向苏联，听苏联的话，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了。我们走独立自主道路。独立自主怎么来的？我们党是穷苦家出身，关键时刻没有依附幻想，独立自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不听苏联的，后来苏联又压我们，压得狠时我们又与美国联手。当时与美国资本主义作“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妥协，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把绳买过来，打成套再套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列宁说的话被尼克松在书里引用了。我们搞改革开放不学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但学了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跟它走，而是利用、改造和战胜它。革命不能听克里姆林宫的，改革也不能听白宫的，得听中南海党中央的，走自己的路。

苏联垮台后，中国强大了起来。美国又开始逼压我们。他们这些年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逼成敌人，这样的敌人获利再多也是失败。这时，美国又犯了苏联的错误，在蛮横中把中国又逼向俄国。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此前两天即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如果说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的变化。在这轮大国博弈中，中国又赢得了胜利。1972年我们跟尼克松握手，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先是来自美国、后是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且还使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2016年中俄战略合作又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少3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苏联坍塌，我们成功避险并获得巨大发展。21世纪头十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崩碎：从西欧到中东再到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向大陆的核心地带即俄国和中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这艘“泰坦尼克”豪华“游轮”下沉加速。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我有同学从美国来电话说他在美国得到了绿卡，我回答说你可上了“泰坦尼克号”了。现在中国人不要再往美国狂奔了，要冷静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这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军火在海外卖不出去了。历史上美国海外只要打仗，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就比较少。美国资本家考虑的是怎么把枪卖出去，而不考虑枪打的是美国国民还是他国人民。枪击发生在校园，才能刺激美国国民的购枪需求。校园机枪扫一扫，家长就着急备枪。美国孩子问候的是你家是几代枪，我们中国孩子问的是几代手机，你说谁幸福？我们不是资本当政，而是人民当政，有共产党领导。不然，我们就不能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和策略。

比较同期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政治中，也不会有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时代。我们一路走来，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下一步要强起来。强什么呢？强权力：国内是人民权力，国外是国家主权。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兑现共产党人在改革之初曾为人民做出的承诺。台湾回归祖国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编辑  季节）

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编辑  季节）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令人激动，不仅是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习总书记所表现出的风范，让人感到鼓舞。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创新的提法，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新时代”。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核心的概念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概有六七次论述，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就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从2015年至今，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已经召开了很多场研讨会，做了大量的研究。正是在习总书记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一个重点、一个焦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因为这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献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等著作，对未来社会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和描述。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只能说是一些设想，还构不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十月革命”后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是第一个从实践角度开始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斯大林主持编写《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说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本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的教科书很重视，也做过很多的批注，发表了非常深刻的意见。他对苏联的教科书既有肯定，也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状态。首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通常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原来苏联的理论范式，然后又加入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内容，比如有关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十四大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再一直延伸到十八大，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形势，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占据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主流地位。虽然我们党的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国内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上，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尽管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困境，但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认识层面上也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问题，还有宏观调控问题等等，都已经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来。

总的来说，由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尚不成熟，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处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暴露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局限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需要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从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当前的客观需要相比，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要崛起、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崛起和复兴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还必须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人文社会科学是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中国要引领世界，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有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软”的，但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其实它是很“硬”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这一部分，直接影响到每个人，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主体，理论的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复兴极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讲过，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占据了高校经济学的讲堂，它不仅影响学生的思想倾向，甚至直接让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腐化堕落的原因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修养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中央某著名学府曾有教授公开宣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自然规律”，以此证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青年学生和领导干部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就将统统烟消云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的认识、影响到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且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还要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仍然是我们的重头戏，还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大肆传播，导致社会上很多人的思想认识很难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很多人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都不理解，确实有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且对未来30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分阶段奋斗目标，确立了治国理政的全面谋略。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时代”的确立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绝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八大以来展现出很大的飞跃，我们在各个方面确实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如习总书记总结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几个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落后的条件下，在发达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中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自列宁以来开辟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因为它的前提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这条道路也仍然是这样一个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些判断是非常客观的，也非常重要。考虑这些基本判断，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概念，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和初级阶段论不矛盾、不冲突，两者是相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也指明了整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回顾历史，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曾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深远影响；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又深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这两个历史阶段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方经济学根源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影响。我们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东西，经济学方面也是这样。我们的实践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经济学也大致上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那么经济学也必然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政治经济学界很多学者形成的共识，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合理地批判、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成分，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我们还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改革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仅仅只是揭示规律，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改革问题。要研究我们的发展政策，怎么样才能使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更好地沿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面向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当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状态，显然是不匹配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对中国现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理解的。某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半信半疑，认为不过是局限在经验上的东西；他们认为，从世界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另类”。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就是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中国长期的发展、未来的复兴，乃至成为世界强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这就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在理论上总结出规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中央的认识很清晰全面，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糊涂的，包括经济学界内部还有很多人仍然从“本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深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学界担负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当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如何用党的领导、用党的理论思想和理念去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当前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一定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往一条道路去走。如果我们的思想不统一，在发展中就会出现很多阻力。

    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不只是科研条件大为改善，而且还有好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很多经验急需上升为规律性的理论认识。比如说从理论层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比如说，如何理解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现在中国有80%的非公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这样吗？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这些问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仅要认真研究哪些地方要改进，更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更突出一些，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归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综合体，这里面既有国有企业，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有大量的非公有经济。从现在的实际发展来看，非公占了80%左右，当前差不多90%以上的就业人口都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的“非公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一码事。政治经济学界不能一讲中国的“非公有”就贴个“资本主义”标签。我们恐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非公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要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实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在这方面，党中央也有非常重要的新认识和新举措，强调要在非公有的企业中设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经济成分，有公有的、混合的、股份制的、私有的等等，它们之间有差异。如何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成分协调发展，不要让资本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我们要看到，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

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要鼓劲；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直面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看到，越向前发展，有些问题就会表现得越尖锐。比如财富的占有和收入分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系统、正确的理论指导，恐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表现出经济利益和社会的经济关系方面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是还远远不够。按照国际的标准，基尼系数达到0.4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到0.5基本上就崩溃了，而我们曾经高达0.47。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绝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的路子去改革。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去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把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经济生活当中去，将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理论问题，也面临着很多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赶上这样一个新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如何都要从各个方面助推实现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现在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现在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

世界在看中国

近期西方的主流媒体直言，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迷失方向，它们的制度不灵了，政策方向也找不着了。西方传统价值如所谓“自由”、“平等”，包括种族民族等“政治正确”的话题都受到了质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方的政治阵营也在分裂。西方集团内的分裂，已经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政策。美国国内至今仍在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事情搞内耗、互相爆料，情节堪比“纸牌屋”。种种情况表明，西方的船在原地打转转，思想、制度、政策都乱得不可开交。

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好好总结中国之路、中国的优势和经验。十九大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习总书记表示祝贺，这说明美国也在重视中国模式，资本主义世界在看中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原东德党和国家最后一任领导人克伦茨表示，苏东剧变凸显了中国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全世界的共产党在看中国，世界社会主义也在看中国。

十九大的成果

中国的航船在稳步前进，十九大在思想、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思想方面看，对比资本主义，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更加坚定。我们的政治自信来自于思想的自信。从组织方面看，十九大顺利换届后干部组织更加坚强，开启了新的征程。西方媒体主流甚至称之为“梦之队”。从政治方面看，十九大谋划出新的政治蓝图。

中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例如我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选举制度。中国是遴选制度，这与西方的票决、互怼，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遴选（推选、选拔）制度，既有集中，有组织意见，又有群众认可。这个制度在政治领导的选拔培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贝淡宁说这是选贤任能的制度，这也是一种解读。

    我们要深入研究新思想、新时代。无论是新思想也好，新时代也好，在领导风格上至少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全面性，再一个就是彻底性。

十九大后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十九大后中国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

第一要避免改革动力不足。过去5年，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实际效果如何？去年出台了356项改革，连深改组的年度总结都算一项。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国外有人说，中国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地方政府主管都在争相改革，争相搞经济发展。现在强调改革的统一性是有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到另一面，就是改革动力不足。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周年，首先我们应当认真组织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认清改革背景及相应的推进过程，好好总结改革的经验。

    第二是避免政策风险。现在出的一些政策都很好，但是到了地方就层层加码，或者是相互抵消，造成无所适从。涉及到老百姓生老病死的一些政策，有的人却故意转移责任，或者是层层加码。这种心态，表面上做得更极致、更绝对，实际上可能是败坏改革的声誉。

第三是避免体制僵化风险。各省市的管理还存在互相打架的问题。比如北京的交强险电子保单，河北和天津不认，还要罚款。这类问题非常多。老百姓随便走一下，感觉到很多的“制度”掣肘着你，给你踩刹车，给你添堵的太多了。将来时间长了，就会动力缺失。中国盘子大，惯性也大，像火车似的慢慢动力丧失了，再启动起来很难。

第四是避免问责失灵和应急反应失灵。一些干部反映，虽然上面热热闹闹，高歌猛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击鼓传花，都不想担责任。如果将来出现了一些偶然性或灾难性事件，大家都看着，都是看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第五，就是一些长期的隐性矛盾积聚，导致民众期待消失和信任削弱。搞金融有一个“信托”的功能，给你的信用多，信托多，期待多，你的责任也大。如果做的不好了，老百姓不满，就会用脚说话。特别是文化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供给，都是管卡压或者都是简单治理，老百姓自然会感到饥渴。文化领域供给侧只弄这些低俗的东西，而不能提供大家喜闻乐见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也会出现跟物质产品一样的情况，供给不足，国人去“海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老百姓有一些靠得住、信得过的高质量产品，要不然真是饥不择食。

第六是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习主席一直在讲，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报告也讲到基本矛盾在转化，人民大众不再是解决温饱的问题，而是上好学、住好房，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但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让老百姓共同富裕，还需很大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而在某些方面，不均衡的问题更加固化了，比如进大城市的房子成本，生活成本等。

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这些事，就要做好调研工作，用脚底板做学问，哪怕深入解剖麻雀一类的社会问题。如去年反映多的是基层干部，特别乡镇干部的问题。干部队伍做不好，基层就不稳。十九大中组部答记者问，说公务员流失0.1%或者稍微多一点，这也是问题。

第七，国际上的风险或者热点对我们的影响。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当然要承担很重大的责任，特别是在西方这些带头大哥不想“玩”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比较起来，国内的风险可控可治，只要共产党团结一致，上下齐心，都能够克服，只是时间的问题。国际上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了，世界格局正在变动中，在这样的时期风险可能会增加，有些力量是跟你对立的，是要给你下绊的，还有些力量是想搭便车的。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领导能力，还是我们的政策能力，包括智库的水平，我们思考问题还缺乏全球思维。虽然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但它依旧有足够的能力给中国制造问题。南海问题就是美国智库做出来的，它们天天从网站上发信息，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诸如此类的麻烦和问题非常之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子可能更重，真是任重而道远。

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首先是要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推进伟大事业，归根到底还是要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其次是重视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一个重点。做好关系民生的质量工程、信任工程、舒心工程，让老百姓吃穿住行都放心。房地产的“共有产权”的思路挺好，但怎么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工薪阶层拿不出成百上千万去买房，他们怎么能够在市场中跟资本比拼？

第三是干部队伍建设。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中央层面，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呼唤一线的改革家、实干家。我们不能鼓励坐着空议论或只知挑刺的风气，要鼓励干实事。

最后，我们希望干部群众上下团结一条心，凝心聚力，齐心合力。中华民族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普京说，只有中国才能制订那么大的方略，才能够将其实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上下一心，才能用好我们的政治资源、思想资源，让十九大的宏伟蓝图落实。

                                         （编辑  碣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也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新战略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更是广大农村老百姓期盼的福音。

“乡村发展战略”是农村发展思想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并且农村工作的思路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着重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党的十七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了农山地区生态的独特价值；以“留住乡愁”和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倡导，强调乡村的文明意义；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改革措施，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化思路，为农村展示了一个发展产业的广阔前景，等等。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勾画了乡村的文化、生态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它实际上已经远超“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这种乡村独特价值思路的体系化合乎逻辑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对于乡村独特价值的理解和乡村作为相对独立发展单元的判断。然而，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战略及其意义，必须在方法论上做到两个联系：联系十九大报告的整体内容和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乡村既是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区域，也是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区域。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发展短板的优先课题。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要原则。为什么农村这些年来尽管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依然还是国家发展的短板，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凝聚广大乡村民众的核心在许多地方缺失了，发展的主心骨缺失了。而这种缺失是因为我们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用力不足，对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重视不够。很多地区农村是回归一盘散沙，治理也就不能不出各种麻烦问题。因此，把问题放在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框架中去理解，我们就能获得更加清晰和自觉的思路。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联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因为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正是这一系列思想的进一步提升和概括。农村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它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化不合理发展格局的产物。因此，尽管各国都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但始终效果不佳。例如，同处亚洲的日本有“农山渔村活化计划”，韩国有“新村运动”等等。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无法逾越的障碍，当下这些国家的农村依旧贫困、萧条甚至破败。这些国家专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大于65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粮食自给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男子如果没有外地新娘输入的话，找不到媳妇的现象也十分明显。

这些年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不加分析地借鉴一些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的国外经验来制定政策或规定，却忽视我们的国情和制度优势的发挥。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简单化的市场思维去衡量工与农、城与乡的关系，从而把“农”与“乡”置于十分消极、从属的“边缘”地位。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所倡导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思路，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农业对于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甚至没有准确地反映我国工农联盟国体下工农、城乡之间应有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当作一个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这是对于城乡应有关系的一种科学把握。“城乡融合”代替了“以城带乡”的提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代替了以往一味强调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号召。“转移说”隐含的前提是把农村这块大地看成无法安顿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这一提法，和“农村”一词在涵义上是有区别的。“农村”一般被理解为农事劳作的人群聚落，在业态上容易使人联想到单一的“种养”型农业。“乡村”则有着更加丰富的意义。它寄托着某种情感与文化，因此是滋养和寄托乡愁的地方；乡村相对于城市，本身就因生态多样性而令人放松和向往，因而是激发无边遐想之地；“乡村”在产业上也有着比“农村”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农村”来标识，已经难以反映这种多产业发展的要求了。从这些方面看，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之所以令人鼓舞，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把问题带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境界和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

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可以概括为“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产业兴旺。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较之以往“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要求，“产业兴旺”是一种更加多元化的业态要求。生产一般是指提供产品的活动。我们曾经把农村中的生产主要局限于农业生产，又把农业生产主要局限于种植业，甚至简单化为粮、棉、油料等的种植。这是造成农村经济长期单一、萧条，农民经济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频繁地使用产业概念去表述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容，强调农村发展应该走“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农村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提供农产品尤其是初级农产品的状态，它完全可以面向市场安排生产，通过对产品不同程度的加工和开发延伸产业的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建立物流配送网络，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体现乡村特色的市场化新产业。这种思路，并非“生产发展”所能概括的，而是“产业兴旺”的大思路。基于这种新思路，乡村有可能作为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因而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的新提法，弱化了“以城带乡”逻辑下形成的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主张，为乡村振兴开启了一种新的前景。

当然，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在引进多种产业的同时，还应该承担起确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国家使命。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通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报告一方面提出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解决土地碎片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另一方面提出“要建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这都是立足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实际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生态宜居。这是乡村独特价值之关键所在。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曾经有过“村容整洁”的要求。但是受制于“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思维局限，“村容整洁”在许多地方变成向城镇看齐，乡村失去了应有的风貌而与城镇趋于同质化。“乡村振兴战略”基于乡村是有别于城镇的独特文化单元的理念，强调“生态宜居”。生态首先是指自然生态，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同时也有其人文与历史的意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态表达。因此，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宜居”的价值导向下，努力护养乡村自然意义上的生态和人文历史意义上的生态，告别乡村建设千村一面、城乡同质化的糟糕状态，使乡村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风貌。

乡风文明。乡风是乡民文明状况的直接表现。中国历来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不平衡发展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乡村淳朴的乡风日渐式微，某些陈腐陋习沉渣泛起。一个时期里，乡村基础选举中贿选成风，乡村治理出现黑劣化倾向，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家庭传统伦理与社会互助精神的缺失等等，都消极地影响了原本淳朴的乡风民情。 “乡风文明”，就是要加强乡村优秀文化的涵养和培育，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素，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依法取缔危害乡里的犯罪行为，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乡村生活方式，厚植滋养乡村优秀文化的基础，搭建培育“乡风文明”的教育平台。时下，需要正视部分乡村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下降而导致的乡村社会碎片化的现实，在推进“产业兴旺”的过程中，努力建构起有利于培植民众合作互助精神的经济基础。

治理有效。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曾经提出“管理民主”的要求，这主要是侧重于管理手段的合理性。而“治理有效”，则既包含“多元共治”的手段性要求，更有着对治理效果的强调。尤其在“民主”一度被狭隘化为一人一票式的选举，许多乡村基层治理乱象频出的现实状况下，突出“治理有效”，有利于矫治乡村民主中的幼稚病，也有利于探索更加多元、开阔的治理视野与手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更加适应乡村政治生态和社会实际的复合性治理体系。为确保“治理有效”目标的达成，报告还特别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再好的治理体系也不可能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生活富裕。时下，部分乡村民众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还不够高，一些人群还处于“脱贫攻坚”的艰苦过程中，解决物质生活意义上的“生活富裕”，依然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要求。同时，如果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贫乏，人依然不可能拥有好的生活品质。这样的“富裕”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富裕。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品质同步提升的张力，使“乡村振兴”成为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涵养过程，进而推动乡村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同步提升。这才是“生活富裕”的应有内涵。

总之，以“二十字总要求”勾画出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立足于把乡村当作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的崭新认识，体现了新的治理和发展理念，力图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城带乡”思路的新型城乡关系，即“城乡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乡村与城市的同质化，而是体现产业、文化、生态等多样性统一的要求，是美美与共的有机体。

以基层党建为核心，多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为有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历史与现实都昭示我们，乡村的发展需要内生性的凝聚力和主心骨。这些年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严重弱化，有不少农村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一些地方黑道、村霸横行乡里。一些人转而求助于乡贤、能人或者经济大户，甚至呼唤重回“乡贤”治理的传统。这明显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治理的倒退。必须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使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重建党对于乡村的坚强领导，最基础的工作是健全党的乡村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是选配扎根于乡村、能够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并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领导班子。有人怀疑在时下的农村中，这样的班子能否出现。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坚持唯物史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势必然造就千千万万的杰出人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我党曾经有过依靠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造就大批杰出人物的辉煌。因此，只要不忘记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忘记党的历史经验，就一定能够在新时期造就更多的英雄。

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①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全面加强党对于乡村工作的领导，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永不懈怠，为党尽责，为民造福，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的政治核心，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第二，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体论”，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农民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主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个体小农，基本无法自己代表自己，既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应有利益与未来诉求，也无法拥有有效达成自己目标和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集中的途径，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拥有一个汇集思想与智慧，凝聚共识，集中民力，合理配置农村各类发展资源的公共空间和平台，从而使农民群体能够自己代表自己。

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其意义一方面是反对越俎代庖、反对把农民当作乡村振兴中的消极因素而使其边缘化的任何做法。更为积极的意义则在于指出：农民，只有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持久伟力之所在。从而彻底转变把农民当作落后、消极、等待拯救的群体的致命偏见。具体从产业发展的维度看，这一强调的意义还在于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在地性产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习近平强调农民的地农民种应该成为基本的取向，这实际上是对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做法的一种基本态度。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是产业成本最低而效益最好的方式，也是最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方式。这些年来，不论大企业下乡经营农业，还是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加工和销售业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了利润最大化不顾环境污染、压挤农民利益空间问题，造成不少矛盾和冲突，农民只能充当资本发展产业的附庸。这里面有着巨大的隐患和深刻的教训。坚持农民主体论，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做法。使“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而减少折腾、避免走弯路。

第三，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效的组织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没有合理把握“统分结合”，尚“分”不尚“统”，许多地方农村基本处于分散小农自生自灭的状态，农村集体经济几近空壳，集体毫无号召力和吸引力。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不断号召努力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努力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空壳状态。他在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案设计中，明确把“集体经营”列入培育新经营主体的目录清单，为农村土地经营权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提供了政策依据。许多案例表明，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经营主体，是汇集和统筹农村发展资源，创设农村在地产业，延伸在地产业价值链，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方式。黑龙江的兴十四村，贵州的唐约村，以及河南新乡的刘庄，河北的周家庄等等，都无不以此而收获成功。“壮大集体经济”对于乡村振兴，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乡村振兴形成主心骨，培育凝聚力创造了经济上的重要基础。有了这种基础，我们就可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缺乏这一基础，我们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这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第四，引导社会形成多方助力的协同机制。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并非排斥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振兴的助力。相反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农民以其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举全国全民之力，助推乡村振兴，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天然合理。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政府做出必要的、合理的财政安排和出台系统配套的优惠政策外，还需要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支持体系，需要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体系，需要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的保育观念与技术的导入，需要乡风文明和良好精神状态的培植，需要强化对于在地乡村独特文化内涵与价值的宣导，需要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认知性训练，需要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效治理体系等等。这些都要求社会各界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不同部门、行业的优长，形成多元化的合力效应，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规划，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自觉作为，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有特殊的体制机制优势，容易形成党政军民学的巨大合力，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进入“新时代”，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否尽快站在新高度，形成新思路。

我们相信，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在全新的战略高度上、在崭新的发展思路指引下，有效地推进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编辑  王蕴）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体现在各个领域。以我熟悉的医疗为例，虽然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过去五年已经校正了方向、走上了正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在习总书记的亲自主导和强力推动下才实现的。

看病贵，主要是药贵，背后则是一条错综复杂的医药营销利益链，这是医改艰难的最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之前，医药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一些干部甚至公开维护医药流通环节的腐败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整顿医药秩序、控制药品费用的正确举措，却遇到来自从上到下各方面的阻力。还有一些学者为医药行业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改革可谓举步维艰。安徽省在基层医改中坚决整顿医药流通秩序，却受到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抹黑，同样，福建三明市在医改中坚决挤出了药品流通领域的水分，主政的干部却受到很大压力。在关键时刻，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三明医改，要求认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针对那些片面主张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的声音，习总书记亲自参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并发表讲话，明确指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可以说，如果没有习总书记在关键时刻亲自排除阻力、校正方向，如果没有习总书记领导全党铁腕反腐、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支持和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关键时刻坚持了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领袖，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第十八届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面对国内外变化的形势，展开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新时代的显著特点是“超越和复兴”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新特点？我认为可以归纳为“超越和复兴”。

首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不能相互否定，这是习近平同志做出的重大政治理论判断。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协调社会矛盾、治理市场失灵。在决胜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少数国家(约10亿人)兴旺发达，与之伴随的却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剥夺和压迫。中国成为发展最快、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源于中国坚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习近平自信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人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十九大回答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2020-2049年这一时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有令其他国家羡慕的决策灵活、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依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没有出路。习近平高度强调“四个自信”，这是对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展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道路上最有力的引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但是，要真正把这一新思想落到实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经过艰辛努力、甚至要经过斗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最终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过去五年仅仅是一个开端。党的十九大展开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规划的宏伟蓝图。

新的时期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比如，现在公开的腐败没有过去那样明显了，但一些地方出现消极怠工；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唱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已经少了，但也有人故意走极端、搞影射，斗争还会更加艰巨复杂。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用新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人心、凝聚共识。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最重要、最紧迫、最现实问题的回答，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内涵。

第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生产过剩、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失衡、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偏离了“人民的需要”这一本源的生产目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过度追逐利润所导致的生产目的偏差，回答了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阐释了马克思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马克思设想，将来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最终没有解决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没能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被异化解体。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回应了怎样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三，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呼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自身也被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十九大提出，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康优先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思想的呼应。

第四，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全球体系思想的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论：世界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两极，两者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地带将过剩资本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导致其过剩资本和产品和其他地方购买力不足的尖锐矛盾，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全球主义体系的思想的创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在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争取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

第五，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回应。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的查苏利奇回信时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能不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东方国家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但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很多阻力。党的十九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宣布，“我国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固稳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多么令人振奋！中国的实践表明，后发的落后国家，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又能够通过制度创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缺陷，实现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办法抵御全球资本的冲击。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中国宣布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新的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很全面，而且很有魄力。这是在十八大以来5年治国理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5年的工作成就证明，习总书记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事务上，都是很有魄力的舵手。

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全球化的方向。过去全球化的主导是西方资本，中国即使好不容易加入了WTO，但是否能参与那些规则的制订，都有很多人质疑。但是这个情况在前5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落实，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方面的转变有目共睹。

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2035年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愿景和蓝图，对实现这个愿景要经过的路径，对很多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没有回避。比如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差距、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等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包括之前提出的“四个自信”，都非常有魄力。

在具体工作中，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从1978年起至今，改革进行快40年了。今后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消除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存在的弊端，但同时需要警惕负能量的冲击，即有人打着改革旗号，实则企图瓦解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前有一些人起劲鼓吹宪政，一提改革就是专讲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他们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宪政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这一点看透了。在社会领域，继续深化改革的方案推出来，有些跟老百姓的愿望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医疗改革的某些举措，本应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结果搞的看病更贵。其原因就是不加分辨地将市场化原则用到公益性非常强的医疗领域，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冲击。

我们首先要弄清改革的对象和目的，要符合实际。否则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实施结果是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过后再改掉，要避免改革“画圈圈”。做顶层设计的智库和有关机构应该多做调查研究，究竟应该改什么，哪些东西是好的但还不完善，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而不是抛弃；哪些是真正不好需要通过改革彻底改变的，需要一番深入研究和分析。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哪怕是改革方向很明确，但是路会走歪，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继承和开拓的问题。习总书记对继承和开创、开拓把握得很好。国内一些智库和学者的思想往往偏于绝对化，往往轻易地全盘否定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有的机构和美国卡特中心曾经在中国搞村民自治选举试验，鼓吹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其实他们说错了，过去解放区早就有过民主选举，土改的时候村干部也是民主选举。可能那个选举在形式上不够完善，但是在选举人碗里撒黄豆也是选举的一种形式，怎么能够否定它？好像共产党从来就不懂也没有践行过民主选举似的。结果他们搞的那种村民自治选举也并不成功。

再一个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很丰富，方向很明确，道路也很正确。但是后任的领导是不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么多年产生一个能够提出这么好的理论和纲领的思想体系的领导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不要轻易地断了代。

经济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列举了5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包括政治，社会，党建，外交等方面的进展。

本世纪初，我国加入WTO时，很多人担心国内很多产业会被冲垮，变成依附型的经济。当时我国出口的50%-60%都是外资企业产品。但很快国内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也加速成长，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外国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曾经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一度滞后。2006年，中央推行自主创新战略，经过十几年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各种高技术产品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我国的高铁和核电从西方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消化再创新，已成为“走出去”的名片，国际市场也承认这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的学习创造能力如此突出，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西方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我们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发掘内生经济动力，在全球低迷时期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率，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成就来自何方，有几种解读。市场化和开放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我们对外开放中保持了独立性，这是更关键的。这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增强，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国家调控有力，经营环境良好，企业才有条件回应外部挑战并发展壮大。正如报告中所说，中国的经验，为既要发展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十九大报告中列举了很多科技成就，很多是在国家规划的安排下长期努力的成果。应该说民营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进步很快，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还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它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历史时期。所谓国运，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人心所向则是根本。我们这5年在反腐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党风得以很快扭转。尽管少数人不高兴，但没有人支持他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多年，对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深蒂固认同的。人们对官僚主义、对腐败深恶痛绝。这5年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最得民心的，一是反腐，二是民生，三是有理有节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在民生方面，这些年国家为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都是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的。我8月份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那里地处吉林和内蒙的边界，非常偏僻。10年前回乡下看，那时除了通了电之外，农村基本还是土路土房，没多大变化。这次去完全变样了，农民的土房全部换成砖房，院墙也是砖墙，一般农民家里的装修已经类似城市住宅，比较穷的农户也大都如此。他们说，这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最近3年的事情。前几年自治区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在全区农村推行路、水、电、房、通信全覆盖，村卫生所、商店都解决了。我们在推行城乡一体化和扶贫方面成绩是伟大的，而且将来会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5年前，十八大报告第一次讲到“四个自信”，不少人内心可能还没这个“底气”，这5年实践的伟大成果，实实在在说明了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应该归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报告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领导、组织水平，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新发展观理念，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为了实现“两步走”目标，文件中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概念，这应该是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课题。这里面包括几个要点：一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优化升级，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里还特别指出，我们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关口，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战略需求。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低成本比较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现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挺进。但产业链的中高端基本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地盘，竞争能力不是简单靠招商引资就能提升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全球营销服务能力等等方面，直面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到国际高端市场占地盘。目前我们除少数优秀企业外，多数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这确实不是敲锣打鼓的事情。在经济领域，我们同样面临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斗争，也要有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思想准备。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开头指出，5年来我们在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基本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在看，这一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关于改革，应该把握两点原则：

一是经济改革目标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治理”则对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了高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管理体制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但研究具体各项体制改革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清各类问题的性质，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不要把改革当成“筐”；更要防止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把我们的基本体制框架改掉的做法。

二是经济改革必须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总结了30年改革主要经验和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

社会上对经济改革关注的热点是国资国企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两方面。按照十九大报告和历次党关于经济改革文件的精神，国资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非越做越小）；国企产权多元既包括国企引进非公资本，也包括国企互相持股，也包括国有资本向非公企业参股，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意，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们的中央国企，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各领域中骨干，也是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和中坚力量，一些地方国企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挺进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方面要建设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在以下领域尤其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企业为创新主体，官产学研用全面协作的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整体经济创新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绿色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推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强化二次分配功能，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等等。这就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一个伟大的报告。报告在放眼新时代、开辟新道路的同时，将建国以来的成功的经验继承下来、对以往的失误予以弥补和校正，真正体现了习主席“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

实事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它需要直面和坦承的不是社会的一般矛盾，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在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体现了出来。

报告提出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判断，其意义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92年巡视南方讲话中表示：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还是要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到20世纪末，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在习主席的报告中被提上了日程。

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事后总结，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优点在于它注意到了生产力不足的方面，但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因为它忽视了随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存在相应调整的必要。为了弥补这个不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坦率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③]毛主席提出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防止共产党变质，注意国家出现颠覆性“修正主义”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毛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认识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推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面方向。这种激烈、片面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不小：它使国家出现较长时期震荡。邓小平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是硬道理。”[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八大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⑤]无疑，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利的。但不久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又摆在面前，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应放在下一阶段改革中进行，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现在，新阶段的改革任务已在十九大报告中展开，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生动展现，又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到底承诺的庄严兑现。

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报告。毛主席那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今后我们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从事强起来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

如果说富起来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物的过程，那么，强起来就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精神的过程；具体说，前者更多地是一个国民财富的积累即生产力过程，后者则更多是一个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即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将主体改为客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农业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也就是说，不能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掉，甚至将党的基础改到党的对立面。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在富裕的时候瓦解的，宋朝的衰落就是这样。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 ；[⑧]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⑨]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当时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却没有成为世界历史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说明，富裕并不是财富直线积累的，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富裕起来的国民财富就会转移或被劫掠到其他地区。今天的中国已接近完成小康发展阶段，我党及时抓住协调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调整了发展的侧重点：既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做这个调整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的继承，也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继承和扬弃的统一。

中国强起来的目标

强起来，强在哪些方面呢？它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总体上获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小的连带伤害，有些权利还没争回来。比如台湾，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被搁置了，这也是中国强起来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说富起来更多的是国内的事，而强起来既是国内的事、又是国际的事。但我们走向国际、治理世界的经验还不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是全新的考验。

在国内，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过去说，共产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共产党的人民好喜欢。因为共产党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更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⑩]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中国改革不能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是人民获得解放的不同阶段。共产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人民共和国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所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列宁说，资本的力量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强大无比的宣传手段。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具体说，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衰落了，但这不表明国际资本衰落。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

反者道之动，否定即肯定，“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11]艰险、阻力甚至失败，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正在上升的国家，只能是前进的加速器。我们在强国并走向世界中心的路上可能会有暂时的失败，但这对我们更是锻炼。打个比喻，这是“墨渍效应”，第一次墨渍可能就是第二次泼墨画的必要准备。一层一层走下去，50年到100年，中国人才能熟练地驾驭世界事务，这样，我们才能画出最美最好的蓝图。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也不会例外。

中国目前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可阻挡的国家，不仅是说它有迅速强大起来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可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世界观。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一不是金钱，二不是暴力。西班牙有钱，蒙古人有暴力，它们都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主导性的文明。真正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都是能对世界提供更先进的世界观的国家。比如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英国和现代史中的苏联、美国等。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的困境，当代中国已提出了中国方案，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已站到新时代的门槛。

    9.11事件后，整个世界乱了，美国提供的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方案搞不下去了，世界呼唤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文明的引导者。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2]经过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今天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样式再次为世界所关注。它融合着东方文化和共产党人的信念。中世纪中国人成功于东方文化，近代中国又失于东方文化，今天中国人继承并改造了东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引导下的国家，其前进步伐将是不可阻挡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结合的理念，今天这个理念必将融入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没有隐患？如果说有，我认为关健还是人才。这里说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3]。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远远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思想不行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却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衰落或解体。基辛格当时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14]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前景，就离我们不远了。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就开始注意干部培养方面的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样才有我们今天成熟的领导集体。今天我们还要为后半个世纪的人才布局。可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人才不是出自智库或学院，而是出自“大风大浪”，还是要有对立面冲突。对立面的教育不能少，这就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事业，需要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继承和推进。这个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并不表现在敲锣打鼓的喧哗中，而是要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6]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警示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7]

我们是经历了两个帝国或解体、或衰落的一代，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能见到两个帝国没落和自己祖国的迅速崛起，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啊！这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了它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超强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考虑未来，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如果未来我们的孩子是从打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出来的，那就麻烦了。这就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苏联解体的教训还可以多说几句。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18]我们也不能将苏联解体现象归罪于个别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的最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当时在苏共党内已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与苏共长期忽视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有关。为此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0]中国长征是起始于东南，收官于西北；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开始，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十九大报告的气势非常宏大，报告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所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报告中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是时代的号召，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报告内容丰富完整，全文结构按“四梁八柱”式的阐述，概念环环相扣，论述严谨。比如历史变革、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等。整个报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后大会所做的关于大会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党章，也明确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界定下来。

中国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转变了民族命运

共产党一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国运转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处在国运昌隆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我们前面，在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懈奋斗带来的历史辉煌。所谓“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得以体现，两者结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领袖在民族命运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每一、两年就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从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间隔了17年。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带领党和红军脱离了险境，到陕北后他又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并在党内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才召开了七大。在七大会议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党思想的旗帜，并给以正式表述。毛泽东思想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而且思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来之不易的。

    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随后进行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用了超过预期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时代，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一个标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就是领袖的作用。

    七大之后11年，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两年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当时是“建设”和“矛盾斗争”两条线的思考。从1956年八大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20年，经过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苦复杂历程。所以毛泽东思想从确立之后经过了大约30年，其中分成不同的阶段，尽管经历了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引领我们国运昌盛的旗帜。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导我们的国运从衰败走向昌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期，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期间会见记者时讲的，改革开放是关键的一招，决定了中国命运。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蓝图和原则。邓小平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认识路线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没有这个路线，我们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历史死胡同；同时，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从1977年十一大到今天正好40年。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他没有来得及踏上香港的土地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在延续。习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是应该说，标志性的进展还是十八大开始。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砥砺前行的五年，是曲调高难、节奏迅急的五年。这五年来，我们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的根据的。因为这条路正在走下去，“十九大”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朝气，向全体人民展示着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个准备也不可能进入新时代、创建新思想。毛主席用了24年的时间来形成思想，推动党的实践，然后确立了领导地位。小平同志从1978年之后领导我们的国家，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思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他才能在1978年后，一举开创新时期的宏伟事业，领导全党开始改革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领袖是历史塑造的。习近平同志15岁走进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22岁，在这里酝酿和培育，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体系。作为党的干部，他长期以来在党的各级岗位上进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陕北窑洞里，习近平同志还在读军事著作，今天的强军思想离不开从那时就开始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觉得标志性的进展还是从十八大开始的。以5年的时间砥砺前行，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由此开启了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力量和领袖的力量完美结合，带来了国运昌隆大好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应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中国学派。

从十八大开始到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进展。这次十九大的召开，是我们整个民族、党和国家，也是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发展新思想。新目标启动新征程，新征程迈向新目标。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高度和全球视野的大时间跨度，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1] 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新的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的有机体中。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力量的公开宣示。它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引领和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是却宣称要为整个人类立法。

西方世界成了新 “普世教会”的中心，西方模式成了“普世模式”，西方价值成了“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势力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

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西方势力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曾一度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先后探索，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面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从文明根基、发展奇迹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经验。

其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基本型态。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文明境界。

现代中国诞生与发展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根本不同的文明母体，这造成了二者在整体意义上的差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建设时期，中国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后盾，具有较好技能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资本逻辑超越一切成为最优先的逻辑，资本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向运动，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平分秋色的相互抗衡格局，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似乎已经最终胜出，成为人类的不二选择，以至于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开始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西方学者虚妄的自负。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历史的钟摆又走向了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在那些曾经的全球制度“模范生”国家内，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等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一直并得不到有效纠正，西方老大开始暮气沉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也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以充满自信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发展已经迈进新的阶段，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将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成为全球新的创新高地，也要形成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共享的富裕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伟大复兴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放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提供脚注上了。

我们深信：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范式革命，需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体，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也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形成更加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多地评价理论原创、实际影响与实际贡献。

中国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也为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就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我们深信：在这一场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伟大思想革命中，中国将形成各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同样也将是世界的精神巨人，不但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贡献，同样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思想贡献。

（编辑 杨利红）

一

中华文明庞大而特殊，正在突破种种障碍崛起于全球，“中国学派”也将随之成为全球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新风、新潮流。

什么是“中国学派”？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中国学派”不是中国人的学派，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自然科学知识有公认的硬标准，所以不会有“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社科人文知识的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会出现众多“学派”。

到目前为止，现有的社科人文知识大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甚至站在西方立场上创造，并经常被理解为“普适”，甚至终极“真理”。然而，知识没有终结或边界限制。知识由人脑发明的一些概念体系构成。在物理学，对物质、空间、时间、运动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导致了人类认识的飞跃。因为观察手段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发现已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通过发明新概念或重新定义旧概念来突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创造新知识，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多的启发。

二

无论关于自然还是社会的知识，知识的突破性进步主要在于发现“例外”。忽视甚至蔑视“例外”是思想封闭的表征，有这种习惯的学人往往缺乏创造性。

如果认为现存的家庭组织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发现在泸沽湖畔摩梭人的例外生活会导致颠覆性的认识，极大丰富关于家庭的知识。观察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往往看到地处内陆、山地高原、远离交通要道，而且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但如果认真研究瑞士，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发达的国家具备全部上述六大不利条件。这个“例外”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西非沿海国家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助于理解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世界知识而言，中国不仅有太多的“例外”，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例外”——差异巨大的各地人民早就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生活，避免了彼此间频繁的战争。中国的“例外”来自地理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所以文明发展进程相对独立。全世界都使用字母文字，中国却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的构造方式很不同，也体现不大相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例外”意味着巨大的知识潜力。仅举下面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两分是知识基础，生产效率是核心。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学根本不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劳动者是政府必须要获得的民心或者选票；土地资源不能再生就必须防范私人集中垄断；而纸币根本就是政府担保的欠条，靠货币政策调节。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存在稳固的社会集团，比如种姓、阶级，一些社会分成上、中、下层，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贵族”就成为统治阶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学者就把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西方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遂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文化，于是有了天命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有了科举制及更早的“选贤与能”思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中国的社会不同，政治也不同。耶稣会士利玛窦明末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亦非多人之治，也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受中国特殊情形启发，放眼世界，可以发现欧洲经验也是一种地方经验。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此相同。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要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文化不接受“以众凌寡”，数人头的竞选制被看作强权政治，西方那种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当然不肯被你“代表”，就成为不服从治理的显著理由。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不应该了。“法律”在欧洲被称为“Law”，有两层含义。其第一层意思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第二层意思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的定律也是“Law”。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而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中文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办法”，功能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伦理为核心，与神无关，与法律也没什么关系。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于是中国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分，而无“法治与人治”之分。这个“例外”从根本上挑战西来的法律知识，也有助于理解很多非西方的社会。

三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语言障碍。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中国学者的思想欲为国外学界所知就更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翻译小说《红楼梦》主角的名字“贾宝玉”就是个难题。第二个不利因素是“洋八股”流行，仰视几乎一切西方观点。第三个不利因素是“官八股”盛行，诠释官方话语概念涉及大量学者的“饭碗”，突破已有的概念体系常成为禁忌。

三大不利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在可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或许会消除大量的语言障碍。所以我对“中国学派”的崛起持乐观态度。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