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两方面入手，找出其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影响和制约我国收入再分配效果的原因分析

税收（费）制度可以对由市场机制形成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也包含所得税、社保费等直接税费。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通过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决定其税负分配；个人所得税直接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企业所得税影响要素收入的分配情况，社保税费从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财产税则可以调节居民的财富分布差距。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既有正向调节功能，缩小了收入差距；也有负向调节功能，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由于我国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来实现的，因此，对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的原因分析，首先从企业/个人所得税入手，分别找出两项制度在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时的制约因素，或者分析其成因，找出其中对收入分配差距起负向调节作用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我国相关制度改革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居民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分为九大项，分别为：1-工资薪金所得；2-劳务报酬所得；3-稿酬所得；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5-经营所得；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7-财产租赁所得；8-财产转让所得；9-偶然所得。上述九项收入根据税源性质又可划分为三类：前四项所得为劳动性所得，界定为综合所得合并计税；第五项为经营性所得，后四项为资本性所得。其中，劳动性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经营性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资本性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

综合而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依据就是收入本身，它对收入分布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从不同性质收入的纳税规定看，劳动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体现了收入高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的公平原则，起到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正调节作用。对于居民获得的资本性所得，无论其数额多寡，均按照统一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就违背了对收入不同等的人给予不同等征税待遇的“纵向公平”性，对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是负调节作用。

此外，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些该征未征的资本所得，例如以企业名义购置的资产却用于股东私人消费的行为，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一种负调节作用。因此，从定性的角度讲，由于我国劳动所得人群的收入水平低于拥有资本所得人群的收入水平，这种现实情况使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所得正向调节的作用要低于对资本所得负向调节的作用。

基于这种判断，在近几年我国的税制结构已经不断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表1和表2），理论界有关“我国间接税比重过大、直接税比重过低是导致直接税对收入差距调节力度不够的重要原因”的说法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直接税的制度缺陷，而不是规模。故应该加快改革直接税本身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负调节缺陷。具体到个人所得税，其对收入的负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注：税收收入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社会保障税（即社会保险费）来源于财政部公布的历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一书。

1.三种性质的收入所得，由于税率的差异，造成不同类型所得税负的不公平，对不同类型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调节起到负作用。

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确立了对综合所得的累进课税机制，但综合所得的范围仅限于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等四项所得在内的劳动所得，而个人所得税综合调节的普遍性机制尚未形成，因而制约了整体税制综合累进课征的调节力度。由于经营所得和资本所得并未纳入综合课征范围，仍然实行分项调节机制，各类所得分别适用不同的税负机制，使得同等数额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所得性质的不同，税负存在结构性差异，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

例如，同样的年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如果是工资性劳动所得，那么其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需要缴纳72万元税款；如果是经营所得，则最高边际税率为35%，则需要纳税63.45万元；如果是资本所得，则仅仅需要按照20%的单一税率计算缴纳40万元税额即可。显然，三种所得中，从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到资本所得，税负强度逐级减弱。实际上，位于金字塔顶的真正富裕群体，其多数财富并不是依靠劳动所得，而是依赖资本所得积累。客观上，这会导致在相同的较高收入水平下，以劳动所得为主要所得的人群税负会远大于以资本性所得为主要所得的人群。这直接背离了与劳动所得相比而言，资本所得理应征收更高所得税的税制理论初衷。因此，不同所得因来源不同而适用政策不同导致的税负差异，无法对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进行综合性统一调节，制约了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群体的综合调节力度。

2.由于组织形式的不同，相比于企业经营，个人的经营利润超过一定水平后反而承受更高的边际税率，承担更重的税负。

个人经营所得是以个人经营收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和损失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与公司经营具备类似的计税规则。但由于组织形式的不同，我国税法规定，个人经营所得是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所得是缴纳企业所得税。抛开两者所属税种的不同，仅从税率上讲，当个人经营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后，适用的边际税率就达到35%，而企业经营的应纳税所得额无论数额多少，基本遵循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部分企业还享受20%或15%的优惠税率。

通过计算，若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那么在经营利润不超过65.5万元的水平时，个体经营的税负水平是低于企业税负的，所得税制度表现出了正调节作用。相反，只要经营利润超过65.5万元，相同条件下，个体经营的税负水平就会高于企业经营的税负水平。这意味着经营所得越多，以个体形式存在的组织比以企业形式存在的组织应承担的税负更重，所得税制度出现负调节作用。

在经营层面，自然人与企业法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自然人经营是无限连带责任，风险完全由自然人承担，而企业法人经营主体是有限责任，经营风险是有边界的。这种风险不对等的情况下，税负优惠更应该向个体经营主体倾斜才对。

3.如果进一步进行税负溯源的话，企业股东作为自然人承担的资本所得税负与自然人承担的劳动所得税负相比，调节力度依然较弱。

上述论述个体相比企业承受更重的税负，是从组织经营活动角度考虑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税负溯源分析发现，企业组织本质上是股东投资组建成立的，其经营成果（利润总额）实际上属于股东的投资收益。对企业利润征税意味着对股东投资收益征税，可以理解为即使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法人形式缴纳，其税负最终也追溯到自然人股东身上。如果对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分红，那么企业股东在承担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25%）的同时还要为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综合算下来，企业股东真正承担的税负为40%^[①]。

与之相比，我国劳动所得采用七级累进税率，且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使得自然人的实际税负会随着劳动薪酬的上涨而逐年递增。例如劳动所得适用45%税率的高收入人群，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位于区间[100万,364万]时，其税负水平区间为[27%,40%]；一旦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其税负水平将高于股东资本所得的税负。不能忽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因素，导致企业股东承担的资本所得税负的实际效果有所减弱：一是我国有不少企业享受15%和20%的优惠企业所得税率，这将使部分企业股东的资本所得税负降低至36%甚至是32%。二是我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在年底选择分红，如果部分企业不分红，将税后利润留存于企业，增加企业资产，则股东不仅不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部分企业资产增值作为股东的财富还将扩大居民的资产基尼系数。三是我国部分企业股东的个人消费行为以企业的名义进行税前扣除，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责任。因此，企业股东承担的实际资本所得税负可能更低。

这样大致地算下来，收入达到百万级别后，资本所得税负与劳动所得税负的差距并不会太大。且我国拥有百万级别资本所得的人数要远远大于拥有百万级别劳动所得的人数，那么个人所得税对资本与劳动税负水平的负调节作用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反映出，所得税制度对资本所得的调节力度仍然偏弱。

企业所得税

在个人所得税部分，我国存在一些该征未征的资本所得，其对收入分配差距是负调节作用。由于这类该征未征类资本所得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也可以认定为是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税务处理方面的不合理造成的，故将这类资本所得放于企业所得税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具体表现为：

企业股东个人消费行为的企业资产化或费用化，规避了其作为个人资本所得的纳税责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同时，也弱化了个人所得税制度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实际的企业经营中，常常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情况，即以公司名义购买的资产，除了承担生产经营的用途外，还为公司股东提供个人消费性质的服务。例如，以公司名义购置的包括住宅、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奢侈品、消费会员卡等在内的各类大额资产或者商品，会计核算上属于公司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用于商务性质的“消费”。但事实上，完全的或者纯粹的“商务消费属性”是做不到的，部分企业资产或商品在履行商务或者生产经营功能的同时，也会用于企业股东或者高管的个人消费。这类企业资产/商品往往兼具商业性和私人性的双重用途，且两种用途的界限无法严格区分。

从性质上看，如果企业的资产/商品用于个人消费，应当视为对股东或者高管进行的实物性分红，应依法归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并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在实际的税务处理中，将该类资产/商品的全部相关成本费用以资产折旧或者经营费用化的方式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这种处理方式，既规避了股东/高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又达到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效果。显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管理漏洞在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到了反向作用。

提高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有关税制改革建议

所得税——大幅降低个人劳动所得税负、适度调整个人经营所得税负、区别对待个人资本所得税负

一是在个人收入领域确立资本所得税负经营所得税负劳动所得税负的税收分配关系。在居民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资本所得之间进行横向税负再平衡。

二是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税负水平，建立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与物价指数挂钩的调整机制。现行个人所得税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支出，设立基本扣除额制度，但缺乏常态化调整机制，经常多年不调整。即便几年调整一次，也会因为调整频度引发很多社会争议。物价水平的上涨趋势，会导致居民基本生活支出逐步上涨，而基本扣除额不变就意味着居民需要为原有的、用于保障基本生活支出的一部分收入纳税，这无疑增加了居民税负。而个人劳动所得中绝大部分是劳动者用于基本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个税基本扣除额不变恰恰提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的税负。这不利于我国贯彻共同富裕的长期指导方针。建议个人劳动所得税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费用与上年物价指数挂钩，保证居民在原有基本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税收负担不提高，减少社会的预期和政府预算编制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当前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还是工薪阶层，为降低劳动所得税负，建议缩小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扩大税率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三是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最高边际税率不得超过企业所得税税率。我国个体工商户等多数都是采用家庭或者家族经营模式，实现自我就业的同时也解决了家庭成员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居民就业的重要载体形式。降低这部分群体的税负，实际上就是解决民生就业。建议进一步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确保最高边际税率低于企业所得税。

四是堵塞企业股东个人消费行为企业化的税收漏洞；同时对个人资本所得进行再投资时予以税收返还。对企业所购置的非商业性资产或者兼具商用民用的资产进行有效甄别，视商业用途和股东个人使用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对资产的价值进行分割。其中，经营用途部分做企业资产化或费用化处理；股东消费部分视为股东的企业分红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堵塞现行税务处理漏洞。同时，鼓励将个人资本所得用于社会再投资，对于在一定期限内将个人资本所得投资到国家倡导、亟需、薄弱环节领域的，予以不同比例的税收退还，最高退税率可达100%，例如投资到高端制造业、“卡脖子”技术研发产业等等。而对于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投资行为则不予退税。

用消费税代替房地产税，作为解决“房住不炒”问题的替代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精准定性了住房既具有民生属性，又具有经济性质。这一双重属性决定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职能定位：既要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保持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通过提供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住房基本需求，通过完全商品化住宅为中高收入居民提供高标准住房。另一方面，抑制市场化的商品性住房的投机炒作，引导房地产良性可持续性发展。楼市炒作的社会负面影响恶劣，在获取暴利的同时推高房价，扼杀普通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住不炒”，就是要抑制利用金融杠杆谋取房地产暴利的投机行为，同时保留房产作为各类高中低收入居民主要财富构成的合理性投资功能。当前税制对于“住房炒作”的识别度欠缺、征税力度不够，房地产税也无法达到对“炒作”进行调控的目的。

总结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在交易环节征收消费税可以实现“房住不炒”的预期效果。建议在居民住房保有环节取消房地产税的同时，采用在销售环节加征住房消费税的办法，以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屋居住功能的回归，抑制房地产投机谋利行为，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调节因房屋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所带来的居民存量财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困境。相较于房地产税，住房消费税的优势显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政府实际征管的角度来看，消费税的税收遵从度和征收率都将远远高于房地产税。由于政府管理房地产不动产登记证书的发放，完税凭证成为不动产登记的刚性前置条件，在房屋产权交易环节征收消费税，居民为了获取不动产所有权证，会主动申报纳税。与之相比，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除了税法本身的震慑力之外，纳税人不但缺乏纳税原动力，并且存在诸多“避税”心理，一旦有人成功避税，将招致更多人相继效仿；同时政府不但需要掌握居民的其他收入来源信息，还存在强制执行所引发的冲突风险。相比之下，住房消费税可以大幅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

（2）从税负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住房消费税具备自我筛选机制，能够有效区分住房的消费功能和投资功能。由于居民住房本身具有“居住消费和投资增值”双重属性，不管所有权方拥有多少套房产，如果仅仅是自己居住，就是消费行为；买了房子自己不住，升值后卖掉，就是投资行为。消费行为应该得到鼓励，而过度的投资行为则应该课税抑制。但是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无论具体征收方案如何设计，都很难将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甄别开来，因为税务部门很难直接获取每套住房是暂时性空置还是永久自住等隐私信息，这就极易造成对于部分真正用于自住群体的误伤，或是对于部分投机行为的放纵，进而造成税负不公平。如果改为交易性的住房消费税，这个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房屋作为不动产只有通过交易，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财富增值性收入”，这意味着多套房产的所有者，如果仅仅持有而不在房地产市场进行买卖交易，房产增值仅仅表现为账面价值的增加，而无法转化为现金流收入落袋为安，“炒作”也就无从谈起（如果用作出租，将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有利于租房市场稳定），因此该部分房产自然无需加征消费税。而一旦房产进行转让，那便意味着财富的变现，是不是投机或者投资行为便一目了然。如果在短期内频繁交易自然属于投机行为；如果出售多套房产中的某一套，投资意图显而易见；如果较短时间内增值获益颇丰显然也是投机套现，均可视具体盈利情况进行征税。例如，持有期限越短，税率越高；相同持有期限内增值率越高，税率越高；持有的房产套数越多，边际税率越高，等等。由于所有的投资/投机行为都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够变现，在交易环节设置消费税，这无形中就对纳税人行为设置了一种自我选择机制，自住持有者自然不会变现，而急于获利离场的就是投机者。因此，相比较而言，住房消费税的税负公平性远远高于房地产税。

（3）从居民税收缴纳的角度来看，投资住宅并获取收益是有资金、物业、维修等成本的，住房消费税是居民与政府进行增量收益分成，不是零和博弈。住房消费税是在房屋交易环节从房屋增值带来的实际现金流收益中征收，属于增量征收。政府与房屋持有人共同分享房屋的增值收益，双方均为获益主体。这与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有本质的差别。房地产税是在房子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收益的情况下征收的（即使房价上涨，变动的是账面价值并非现金流收入），用来交税的钱是从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所得等其他渠道筹集的，而这些钱此前已经交完了所得税等税收，即用其他来源的税后收入来交房产税，这是存量征收。显然，存量征收所产生的与民争利的矛盾要远远大于增量征收。我国以前最大的存量税收是农业税，即不管土地闲置还是灾年，都要上交农业税，后来这项税收被废除了。2023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处于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时，从政府与居民的和谐关系角度看，税制应当实行增量征税而不是存量征税。

除此以外，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将消费税下放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以填补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空缺、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压力。2023年，我国国内消费税（不含海关税收）为1.61万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9%、一般公共预算的6.8%左右，相较于地方的财政支出而言体量太小。对房地产征收消费税后，税率和标准可以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税收收入归地方所有，将有助于地方主体税种的确立和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

消费税——提高高档奢侈品消费税（关税）税率，适时调整消费税税目，降低或取消生活必需品税率

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虽然我国对基本生活必需品有减免税政策，但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而言，实际税收负担率差别很大，高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率低，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率高。为了更好地平衡不同收入群体的税负关系，建议通过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提升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税率，为政府进行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税收资源。实际上，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很小，高收入人群对于高档消费品、奢侈品的价格并不敏感，提高消费税税率并不会对于该部分产品的消费需求产生过多抑制。同时，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要求，可适时调整消费税税目、逐步降低或取消某些低档消费品的消费税，例如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的低档机动车。

（编辑  宋斌斌）

李强总理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首先发行１万亿元，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在当前经济修复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多重压力下，进一步推动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项目加速落地，大力支持两重建设，充分发挥其资金效用，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的战略意义

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重点用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全局性、外部性领域，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重大战略定位，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由于“两重”项目通常回报周期长、公益性强但收益偏低，民间资金投资意愿不足，而超长期建设国债能够解决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资金压力。近期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以助力促进消费、提振需求。截至7月底，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发行4180亿元，并陆续通过相关项目进行审核。随着项目的逐步落实，将促进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在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地方债务规模快速扩容，导致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压力均显上扬，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突出，弱区域、若资质主体的信用风险加速释放，风险传导性增强，投融资对接不畅。专项债中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市场化融资占比较小，影响投资撬动效应和政策效果的显现。中央仍有加杠杆空间的背景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方式，增强社会信心、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1]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部门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尤其是从债务结构看，海外主要经济体大多是中央政府加杠杆为主。截至2022年年底，英国、巴西、美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均在90%以上，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也有67%，而我国2022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仅有42.4%（2023年为42.3%）。

通过中央政府加杠杆、加强宏观调控，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根据测算，若全部1万亿债务由地方发债，则增加地方政府杠杆率0.8个百分点至35.2%；地方债务占比增加1.3个百分点至58.1%。同时，近年来在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持续承压。此次特别国债通过中央本级支出暂安排5000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暂安排5000亿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且有利于降低宏观债务成本，减轻政府部门整体债务付息压力（我们测算可降低付息成本约5.5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点领域的经济效应测算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可能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等方式支持项目建设，为重点项目、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尤其对于收益较低或者风险不确定性较高、市场化资金参与度低的领域，提供了相对有力的资金支持。从经济效应来看，[2] 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7000亿元支持“两重”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1个百分点左右，3000亿元支持“两新”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34-0.67个百分点。结合用途分类估算撬动规模和对年内的GDP影响如下：

一是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两新”。近期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其一，中央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需地方提供配套资金，若按文件要求的央地总体9:1资金比例安排，地方需提供配套资金约166.7亿元，涉及央地财政资金共1666.7亿元，考虑到这部分资金基本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按近年来3.6倍的消费乘数测算，且额度于年内全部使用完毕（根据要求，若分配的额度未在年底使用完毕，则需回收至中央），2024年拉动经济增长0.46个百分点。其二，中央直接安排1480亿元用于设备更新等，若按1.9倍的投资乘数测算，且额度于年内全部使用完毕，拉动2024年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若额度在年内未使用完毕，则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有所降低（见表1）。

二是7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两重”。今年拟发行的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剩余的7000亿元左右或支持“两重”，根据当前各地拟申请资金（见表4），并参考用途较为类似的长期建设国债，[3]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撬动倍数约为2.5-5倍，预计7000亿元特别国债或拉动总投资1.75-3.5万亿元。从年内看，参考去年增发国债可能在3-6个月形成实物工作量，若建设期5年左右，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拉动今年GDP增长0.1个百分点左右（见表2、表3、表4）。

对当前债务风险变化趋势的应对

做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加强全链条全周期监管

第一，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并优化项目审批建设等机制，保障项目顺利推进。一方面，梳理“两重”项目建设中的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归属，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结合事权责任做好央地财政预算统筹及分配，对于长周期项目，需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同时，为配套用好中央资金、推进项目顺利进行，地方政府有责任在事权范围内做好配套资金支持，合理安排预算。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应统筹协调好各方资源，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优化项目报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

第二，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调配合，完善项目储备并推动项目加速落地。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管跟着资金走”的原则，统筹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并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一方面，可将项目实施中的可行性、各类资金到位时间、参与主体资质等更多因素纳入储备标准，并根据项目重要性、紧急性、期限、收益等进行分类，完善项目筛选储备机制。另一方面，在项目按期论证及申报时，可多方统筹谋划一些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的重点项目，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推动项目加快落地。

第三，建立全链条全周期的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近期多地发布审计报告中披露，对于去年增发的万亿国债，部分地区存在资金闲置等问题，应建立全链条全周期的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前期需要做好专项规划、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并加强项目储备；中期需要持续做好项目进度评估、效率评估，完善财政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加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后期可建立项目落地跟踪评价机制，实现项目可查、责任可追、资金可溯。此外，在两重项目建设过程中，从会计角度，建议建立和完善项目的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项目收益表，增大信息披露力度，保障项目建设规范透明。

第四，加强货币财政协调配合，统筹好各类政府债券发行。由于今年专项债额度较高，且发行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因此需结合资金需求，合理统筹安排地方债与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避免集中发行压力；同时为保障政府债券平稳发行，也需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配合，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等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大力支持“两重”建设

第一是根据项目收益、期限等因素进行分类，再引导社会资本分类投入，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对于公益属性强且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公益属性逐步减弱的准公共领域，应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项目投资及运营；对于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社会效益、完全可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领域，放权于市场。此外，对于社会资本具有参与必要性的领域，也应注重资金类型与项目期限相匹配，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第二是适当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支持“两重”建设。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两重”建设，可在不影响政府杠杆率以及赤字的前提下扩大有效投资。因此，建议适时启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适当增加一定额度支持“两重”建设，为有一定收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资本金搭桥，缓解资本金到位不及时等情况，必要时针对收益较高的项目可适当安排一定额度予以支持。

第三是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一是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增加重点领域信贷规模，同时可研究创新特色专项贷款品种（比如科创类特色贷款等），并对重点项目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实行更优惠利率等。二是鼓励商业银行建立绿色审批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保证配套资金及时到位。此外，也应对参与“两重”建设资金投放的商业银行予以政策支持，除设立专项支持工具、财政贴息外，也可考虑对于完成“两重”领域一定贷款额度的商业银行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投放风险较高的领域（如科创类项目等），若后续发生贷款损失，对损失部分的一定百分比（比如1%）予以补贴等。

第四是鼓励保险机构参与项目投资。根据险资特点，可引导其重点投向期限偏长、资金流较为稳定的项目，通过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等产品助力“两重”建设，激发资本活力。同时，也可考虑建立政策补贴、声誉激励等机制，提高其参与积极性。

（编辑 尚鸣）

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社会预期和信心，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地产和地方财政。要破解当前的局面，必须稳住房地产市场，同时要通过增发国债转贷地方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接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缓解地方政府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谋发展。建议更加果断地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和房地产政策，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同时避免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被污名化为“大水漫灌”。

当前经济运行继续分化

一是供给好于需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和投资。

二是外需好于内需。近期出口增速明显转好。

三是工业好于服务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拖累比较明显，而设备更新以及出口等成为带动工业生产及投资的有利因素。

四是中央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中央基建投资明显好于地方基建投资。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为9.6%，远高于地方财政支出增速的0.6%；1-7月中央财政支出相关的铁路、水利投资增速累计同比高达17.2%和28.9%，地方相关的道路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累计同比低至-2%和-4.7%。

五是宏观好于微观。宏观数据好于微观感受，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上半年名义增速为4.1%，低于实际增速的5.0%。

要从体制机制的改善解决供需失衡局面，而非简单采取“去供给”或扩大需求的政策。比如，消除重供给轻需求的制度障碍，生产地征税原则转为消费地征税，从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转为民生财政，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推动转移支付随人走，不再以高昂住宅用地弥补低价工业用地。

当前经济中的三组明线与暗线

社会各界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居民消费不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充分理解，并有广泛共识，宏观政策积极加以应对。但与经济形势伴随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导致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偏弱。例如存量房贷利率偏高引发居民提前还贷、社会零售消费中企业消费低迷、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失业率上升等。

刺激新增购房需求与居民提前还贷

要解决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低迷等问题，关键是刺激居民购房需求。因此目前各地密集出台放松限购、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提供购房补贴等政策，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然而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且降幅持续扩大，背后是居民主动降杠杆、提前还贷。2024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3万亿元，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仅增加200亿元；约1.3万亿元的缺口，除了居民正常偿还月供以外，都是提前还贷所致。居民提前还贷主因是存量房贷利率偏高，随着房价和股价持续低迷、银行存款利率和理财收益率下行，提前还贷变相成了收益率最高的“理财方式”。居民提前还贷后，流动资金减少，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此外，部分居民违规使用消费贷或经营贷来提前还贷，将进一步加大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2023年8月，有关部门出台了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但要求调整后的利率不能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这导致部分存量房贷利率仍维持在高位。以北京为例，2019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的存量首套房贷利率为LPR+55BP，而当前新增首套房贷利率为LPR-45BP，甚至五环内的二套房贷利率也仅为LPR-5BP。以25年期的300万元等额本息的存量房贷为例，若取消55BP的加点，则每月月供将减少近1000元，能够有效减轻居民还贷负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提振居民消费与企业消费低迷

消费低迷是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市场在分析消费时通常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部门主要涉及投资，从而忽视了企业消费。事实上，企业消费也是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商品零售中，居民消费仅占一半左右，另一半是社会集团消费，即通过交易售给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商品。

当前总体消费低迷，一方面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提振；另一方面是企业降本增效，压缩了办公、差旅等相关费用。2023年以来，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累计同比持续负增长。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农民工失业率上升

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是就业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但就业岗位未能同步增长，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就业相对稳定，2023年3月以来，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低于总体失业率。然而，但今年6月以来，农民工失业率上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由5月的4.5%升至7月的4.9%，且高于去年7月的4.8%。

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交运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一是制造业用工需求减少，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低于荣枯线；二是受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基建投资低迷所拖累，以及极端强降水和高温天气制约建筑施工等因素影响，建筑业就业减少；三是居民和企业消费低迷，服务业景气度下行。

全年经济增速“保5”需要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今年经济的总体运行节奏可能与去年相似：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出台稳增长举措从而经济回升，四季度将延续回升态势但略有回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其中，一季度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提前发力和开工，经济超预期开门红，同比增长5.3%；但宏观总需求不足、微观主体信心不振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二季度增速回落，同比增长4.7%。

下半年稳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7月经济金融数据总体偏弱。2023年各季度GDP季调环比分别为1.8%、0.8%、1.5%和1.2%，今年一二季度分别为1.5%和0.7%，可见今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动能弱于去年同期。若今年三四季度环比增速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则三四季度GDP同比均为4.7%，全年增速为4.8%，低于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增速目标。

随着二十届三中全会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各地区各部门加快落实改革和稳增长政策，预计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速要强于去年同期。今年二季度的基数相对更低，预计三季度稳增长政策决心和力度更大、四季度政策延续性更强。假设三四季度环比增速均较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则三四季度GDP同比分别为4.9%和5.1%，全年增长5%。

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方面：（1）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土地出让收入等下行引发的财政支出偏慢的不足，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转贷给压力较大的部分地方政府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二是考虑给近年来尚未就业或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投向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同时给予充分的项目储备时间，避免临时找项目引发的项目包装、资金使用效率低的现象。近期的防汛形势严峻，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等。（2）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3）优化“化债”政策，创造条件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

货币政策方面：（1）因时因势降准降息，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随着监管禁止银行“手工补息”、近期银行相继下调存款利率，以及美联储可能于9月开启降息周期，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逐渐减轻、政策空间逐步打开。（2）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的金融支持。截至6月，5000亿元额度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3000亿元额度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分别仅使用了0和121亿元。（3）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居民还贷压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影响相对可控，且能稳定存量房贷规模，抑制当前部分银行为争夺房贷业务而出现的“返点”违规现象。或者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允许存量房贷“转按揭”，由商业银行决定是否“借新还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曾实施过。

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尽快扭转房地产价格下行预期。（1）关于商品房限购，一线城市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例如放开郊区限购、大户型限购、商住限购，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降低非本地户籍购房社保年限，增加多孩家庭购房指标等。（2）购房成本方面，各地在“因城施策”的基础上，合理调整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降低交易税费、提供购房补贴等，降低居民购房门槛和成本。（3）政府收储方面，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持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推进收储工作顺利进行。（4）供给方面，出让优质地块、取消不合理的规划限制、将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满足居民对好地段、高品质商品房的需求。

（编辑 尚鸣）

当前社会比较关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温差”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5%左右，失业率5.5%以下，CPI在1%以下。在全球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这样的增长格局还是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否还要进一步宽松？

近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货币适度宽松政策，流动性较宽松，融资成本持续下降，金融体系资金空转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需要考虑资金的需求，是否会加剧资金空转的问题。

财政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地方财政的可持续问题，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压力，这在宏观上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痛点，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所以，当前我们不能简单地在总量调控方面加大力度，而是要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既解决短期问题，也有利于长期的发展。要找到真正影响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症结，采取有效对策。

房地产市场下行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影响

    （1）国内消费：疫情之后，国内服务消费的增长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消费的增长。消费品市场不景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下滑。

商品房销售的低迷，主要影响到建筑装修、家具、家电等相关商品的消费，而非服务消费。今年1-6月，服务消费同比增长7.5%，而同期商品消费仅增长3.2%。由于住房相关消费主要在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主要影响到城镇消费需求下降，而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高于城市。

如果我们将与房地产相关的商品消费排除在外，今年上半年国内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增长水平。

（2）投资方面：除房地产外，固定资产投资表现良好，三大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整体呈现“一快一稳一降”。

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强动力。今年1-6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1%，有力支撑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平稳增长。1-6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5.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5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延续下行趋势，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拖累。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5.25万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较2022-2023年同期平均值扩大4.5个百分点。

    （3）受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也在发生变化。2009-2019年，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6%，2019年为7.14%，2024年二季度已经下降到5.55%。据此估计，全年房地产对整体经济增速将拉低0.4%。相应地，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今年5月土地出让收入1.28万亿元，同比下降14%；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比重分别降至13.22%和23.7%。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民购房刚需没有明显减少。据《新京报》6月份问卷调查显示，“5.17新政”后，计划购房者中的44%表示买房意愿增加（其中约一半计划一年内买房），但多数人因担心房价继续下跌，仍持观望态度，等待最佳入市时机。

从长期眼光看，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80%以上。若按照每年城镇化率增加近1个百分点，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仍将带来规模不小的新增居民住房需求。

    从居民住房需求结构看，改善型、置换型需求仍有增长空间，结构性供需缺口始终存在。今年上半年，改善类项目销售额占比明显提升；其中140-200平方米销售额占比24.7%、200平方米以上销售占比22%，分别较上年增长4.2、2.8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2亿平方米，预计未来每年新增住房的需求中枢为8亿-10亿平方米，属于居民刚性需求。不少人认为现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支持对房屋的购买力。但尽管经历疫情等因素冲击，我国居民收入还是保持增长态势。2024年6月，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增长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同比增长4.6%。

    居民存款保持增加。截至今年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01.7万亿元，同比增长6%。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共增加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27万亿元，占比80.9%。

    （4）我们不能把房地产销售下滑的主要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居民收入下降和财富的下降。短期看，困局的原因还是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市场预期偏弱。据人民银行调研数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钱用于储蓄，消费基本维持不变，投资占比持续下降。

    社会情绪低迷、市场预期不足，我认为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部分龙头房企接连爆雷，导致烂尾楼增多，在舆论发酵下恐慌情绪蔓延，投资炒房客离场；二是居民虽有刚性或改善性购房需求，但越来越多的购买者持观望心态，导致楼市供求关系不平衡加剧，造成房价下滑。股市持续波动下行、房产和股市的财富效应下降，影响到社会预期和信心下降。

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当前经济发展低迷，原因之一在于房地产龙头企业的风险导致市场观望、需求不足。应尽快摸清风险底线，控制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风险的累积和蔓延。动作越快，隐患越少，房地产一旦成为烂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对企业本身，对银行和对居民都会形成共振，不断累积。

    中长期要恢复房地产的良性发展趋势，作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因素。未来房地产的增长不可能恢复过去增长态势和发展模式，但它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要拓展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逐渐减少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同时着力培养增长点，取代未来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的下降分量。

    要尽快形成对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

    当前预期不稳，主要由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引起。越来越多居民观望等待，造成内需不足。房地产龙头企业形成的烂尾楼是造成问题的关键，无法按期交楼的停滞项目严重影响购房者信心。

    比如，目前恒大仍有60多万套烂尾房，涉及几十万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拖欠银行资金约6000亿元，拖欠供应商款项在10000亿元以上，可以想象这对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情绪。这还只是一个恒大造成的影响。若放任市场自主平衡风险出清，就会拉长下行周期。

    需尽快形成对经营不良的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剥离非主营业务，切实做好“保交楼”工作。尽快处理烂尾楼，既能避免不良资产积累、恶化，又有利于扭转市场情绪，压缩负面事件的社会影响周期。

    一是区分优劣不同的房企的救助方式，有针对性、侧重性地推进行业风险加快出清。

    二是可考虑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牵头承接，一次性地且专业化地解决问题，包括直接对接破产企业的债权、股权及资产实施重整，以及提供资金、信用等间接支持，最后通过市场化运作消化吸收。

    三是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及有实力的企业接手，采用“托管”模式，统筹项目管理和资金调度，升级后续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确保“保交楼”工作尽快达成。关键是要逐渐平抑市场的观望等待和预期不稳的情绪。

    推动房地产市场转型。

   因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要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转型，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健康化。

    一是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今年上半年“三大工程”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0.9个百分点。

    二是推动商业地产可持续发展。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科技类、独角兽企业加快成长，利于带动写字楼、相关产业园区需求的增长。推动城市更新改造等。

    三是需要对房地产企业的行业标准进行明确。加强建筑资质审查和行业标准规范。新建项目审批更注重建筑质量和居住品质，严格筛选开发商资质和项目承接能力。资质不达标房企不得承接工程。

   支持高质量房企，督促其进一步提升土地规划和设计能力，增加能经受百年质量考验的优质住房。全面启动资质监管系统。建立房地产改造、更新、维护和物业关系的长效机制，构建良性发展新业态。

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培养基础、构筑新赛道

    一是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全球美誉度和品牌价值，扶植、打造龙头企业，提升产业的话语权。我国制造业有很多企业，产品质量很好，但品牌影响力不够，不少企业只能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所得利润非常有限。提升我国企业的产品品质、提高国际美誉度和品牌价值，对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极为重要。

    二是重视传统产业装备制造能力的提升，从源头上提升产业链的控制力、韧性和安全性。我们有轻工纺织这样竞争力很强的行业，但很多加工装备还是依靠进口，装备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是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要以更加坚实的科技、管理、资本动员能力，在未来产业（数字与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与制造业、量子科学、电子通信等）布局，加强基础科研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

    在当前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预期不稳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以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引领社会资本的参与，既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投资需求问题，也有利于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占领未来新产业制高点。

    （编辑 碣石）

发行特别国债和“两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国家推动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重”建设与国债资金的筹集有密切关系，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在已有的国债发行机制上进一步加码。这几年发行量很大的地方专项债，也是中央层级特别国债的地方化，专项债还本付息最长期限是按30年进行安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1998年，朱镕基总理推动推出2700亿元特别国债，偿还期为30年。地方专项债是在地方政府没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帮助地方解决一些特别急迫、同时又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作用，就是当地方无法从别的渠道找到资金时，地方专项债可以先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也就是应急性的“以债化债”。所以地方专项债基本上是先起一个缓冲作用，此后再对接到适应长期目标的一些项目上。

总体看，目前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比较顺利。但在“发得出”的同时还要强调“用得上”。前些时候我曾经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中国现在“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中央和地方通过债务筹集的资金可对应的项目，可以列出几十项。比如北京已有的轨道交通网要补充，形成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的联通状态要“立体化”，而且要通盘规划，建设全网络状的停车场和停车位，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等，都是必须建设的；再加上结合乡村建设，结合防涝抗洪的迫切需要在各地建设类似海绵城市、综合管廊，以及必要的对接基本农田的灌溉系统等等。国土开发还有许多非做不可的事情，种种具体项目，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做好中长期的资金安排。项目启动的短期效果就是扩大内需。一般经验，项目开工，30%-40%的资金支出是工资等人头费，马上就形成当期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促进消费，跟着就是优化经济结构，增加发展后劲；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实现“正外部效应”和综合绩效，有助于积累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后劲。从有效投资入手，带来对全局的贡献。当然，由政府为主体推动的项目投资机制，必须有高的规划水平，并且需要阳光化的管理，以及项目进程中的有效管理监督（工程监理，全程监督），这就不展开说了。

现在社会上普遍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增加有效投资是提振社会信心、改善预期政策组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预期往往是自我复制或强化的，如果普遍预期不好，最后就会形成不好的局面。当然提振社会预期不是简单只靠增加投资就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宣传工作也要跟上。宣传工作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如果清网行动能切实打击违反“两个毫不动摇”和违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是可以提振信心的。

发行公债与经济发展效应的关系：理论说明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从经济学公案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款或通过收税筹款的效果等价）切入。我认为这个“等价定理”会产生很多误解，我们不应该再受这个所谓定理的牵制，而是应当正面肯定公债的功能及其不可缺少的作用。理论的论证，就是比照拉弗曲线：设定一个直角坐标系，横轴表示发债规模从零点向右逐步增大（不是拉弗曲线的税率从零向右逐步增大），纵轴表示从多角度论证的正面效应。和拉弗曲线类似，公债为零时没有正面效应，发行公债后，正面效应开始是向上抬头，当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正面效应的曲线调头向下——这和税收的效应曲线类似。而政府债务规模如果发行过度就可能变成负效应——一直可以掉到负的区间，也就是产生危机。所以理论的论证可以说明，发行公债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合理的规模和优化相关的机制。

扩张性政策需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在前述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认为现在需要当机立断。去年我国经过努力，争取到了5.2%的年度增长成绩，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底线上。按照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到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按人均GDP计算，要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样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不少于4.7-4.9%。现阶段要力争在5%或稍高些，因为一般来说，15年的前半段速度重心应相对高，基数大了之后速度重心还要往下落。这个战略诉求不是一厢情愿，从很多研究者所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结果可以佐证。今年开局还不错，二季度有所回落。怎么夯牢经济向好的基础？不能再犹豫。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这一精神的贯彻是非常必要的。

从“系统集成”思维把握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认识。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整个经济活动是需求和供给两方互动的循环——人类生活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包括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等等，但需求这个原生动力的满足，一定是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回应。这个响应和回应机制，在近现代社会就是靠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新和生产活动，所形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供给，当今信息时代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有效供给在不断引领和创造消费方的需求，引领和满足用户体验的提高。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出现之前，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能有这样满足用户体验的东西。所以要肯定萨伊的“供给可以创造和引领需求”这一定律的合理内核。“供给”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意义，也就是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

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的认识：要承认供需互动的循环，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基础），但是社会消费如果能够持续地得到满足，它一定要具有有效投资作为源头活水（关键），即供给侧投资的发力。投资供给的有效性，带出的是稳定就业的老百姓的购买力的形成。如果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巨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就可以得到释放，也就是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三驾马车”，无非是把这样的结果往前追溯为：对于一个可通约的需求方的总量作结构化的处理，分解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这个结构性的特征一定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把整个循环说清楚。而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就更加复杂——包括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等。这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真命题。

所以，经济发展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不能简单分为两个方面。消费作为可认同的需求侧原生动力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形成不间断的供需循环，实际是供需两者再加上净出口共同驱动，在某种意义上，更多强调动员一些消费潜力，可称之为消费驱动；而在特定阶段（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土开发进入高潮时期）会更多强调投资驱动，这些都有一定的阶段性的道理，不能绝对化。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历过投资饥渴，目前我国发展阶段中则更多表现为投资不足。我们分析统计数据要分析谁更有支撑力，不能仅满足于从统计结果看起来的贡献比重上升（比如2023年消费贡献率是82%，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

真正的发展动力是由创新驱动的，特别是供给侧投资-产出的创新，这是真正可以带动全局、能够满足消费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需要强调“系统集成”思维，把供需互动、消费和投资共同带来的释放活力的局面，按照改革的配套和总体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思想观念创新，看成是一个必须掌握好的系统工程。

（编辑  碣石）

目前，投资统计数据存在不完全不完善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投资乘数效应的估算，统计方法应有所调整更新。需要提高对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对发行超长期国债搞“两重”建设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政策宣传，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的信心和预期。

必要性、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推动储蓄-投资转化

新冠肺炎疫情几年来，我国经济的消费率逐年下行，由2019年的55.8%下降至2022年的53.2%，降幅达2.6个百分点，相应地，国民储蓄率由2019年的44.2%上升至2022年的46.8%，而同期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3%左右，储蓄-投资转化缺口由2019年的1.2个百分点扩大到2022年的3.3个百分点。如果按《2024年中国统计摘要》的数据，2022年的储蓄-投资缺口更大，为5.2个百分点。另外，2023年，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且投资率也上升，但储蓄率仍高于投资率2.2个百分点。

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增长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2024年1-6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1%。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6.6%。分行业看，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1.5%，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2.0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5.8%，增速比全部基础设施投资高0.4个百分点。上述可见，受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影响，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平均增速。

表1 分行业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 Wind

统筹化债与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在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过程中，12个重点省份（亦可称之为债务高风险地区），一要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别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除外）；二要严格清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从调研情况看，化债省份除了民生类的和国家级别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以外，大部分新建政府投资项目都受到限制。还有一部分在建项目可能也得规范，所以，如果没有超长期国债的接续，地方经济的压力比较大。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

带动效应明显：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为例

一是设备更新拉动投资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二是以旧换新激发消费活力。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企业）家电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3.1%，较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2.1个百分点。三是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完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3160个智能化社区废旧物资回收设施；全国机动车回收量达到307.4万辆，同比增长24.8%。四是标准提升促进绿色转型。今明两年拟制修订的294项涉及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国家标准已经全部立项，其中设备能效、电动汽车等重点领域55项标准已经发布。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即在现行“两新”工作格局和政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强化中央和地方联动，明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在原有的工业、环境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等7个领域设备更新和回收循环利用的基础之上，将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扩大到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以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造。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借鉴一些地区的成熟经验做法，将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家电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旧房装修、厨卫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物品材料购置等，一并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此更好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不断提高居民生活的品质。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包括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个方向。在支持设备更新方面，安排了近1500亿元左右国债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直接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与投资补助等传统支持方式不同，这次向地方直接安排资金，将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在符合“两新”总体要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

政策实施效果已经显现

总的来讲，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政策效果也在逐渐显现；当然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方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超长期国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中，投资方面由发改委牵头，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的国债资金是直接“切块”到地方。目前,政策作用效果上各地的感受略有差异。比如中部某省，符合政策支持方向的领域较少，它能争取到的项目和资金相对就比较少，地方感觉到的政策红利小于最初的政策红利预期。也有个别省份，符合政策支持方向的领域较多，能够争取的超长期国债支持的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较大，这样可能会出现对地方政府性资金来源的挤出情况。

由于5月份才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故具体投资计划的下达、国债规模以及对应的投资项目的安排等方面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弱于市场预期。目前财政部已经公布了三季度的超长期国债发行计划，下半年的速度应该会加快。

另外，在关于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用于“两重”项目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比较低调，也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使人们觉得“两重”项目决策效率有待提高。个人认为，经过上半年的探索实践调整，下半年的工作效率一定会提高。今年是发行超长期国债开展“两重”建设的第一年，政策的实施在相关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进效率和实施效果一定会不断提高的。

尽管政策实施过程、工作机制还有许多有待改进完善的方面，但政策实施效果已经显现；相关政策和机制正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完善，其重大意义也必将进一步显现。

(编辑 尚鸣)

中信基金会于8月11日在京举办“‘两重’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与会专家深入学习了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两重”建设文献，着重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对扭转经济增速下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政策选择，以及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半年经济总体向好，增长动能偏弱，运行出现分化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5.3%，二季度为4.7%。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为0.1%，7月经济金融数据总体偏弱。从趋势看，一二季度经济环比动能弱于去年同期（2023年各季度GDP季调环比分别为1.8%、0.8%、1.5%、1.2%，今年一二季度分别为1.5%、0.7%）。如三四季度GDP季调环比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则下半年的GDP增速为4.7%，全年增速为4.8%，低于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增速目标。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长5.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拖累。

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降低5.6%，非税收入增长11.7%。7月份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财政支出力度不足。

总体看，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增长动能偏弱。

有效需求不足，运行继续分化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并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预期和信心，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经济运行继续分化。一是供给好于需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速；二是外需好于内需；三是工业好于服务业，服务业主要受到房地产业的拖累，工业生产及投资主要由设备更新以及出口等因素带动；四是中央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基建投资好于地方基建投资，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9.6%，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仅0.6%，1-7月中央支出的铁路、水利投资累计同比增加17.2%、28.9%，地方相关的道路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投资累计同比低至-2%和-4.7%；五是宏观数据好于微观感受，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影响到企业因降本增效、压缩办公差旅等费用。

李宗光（诚通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我国经济有长期的任务和挑战，也有短期的任务和挑战。长期要改革、要推进产业升级，短期迫切的任务是扭转总需求不稳和经济下滑局面。如果短期的问题解决不了，高质量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房地产下行影响经济稳定

陈卫东（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近1/3，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沉重的地方债务包袱，影响了总需求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今年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万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较2022-23两年的同期均值扩大了4.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低迷，影响到上下游建筑装修、家具家电等行业。

要尽快控制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风险的累积和蔓延，动作越快，隐患越少，因为房地产一旦成为烂资产，对企业本身，对银行和对居民都会形成共振，不断累积。比如仅恒大一家就留下60多万套烂尾房，涉及几十万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拖欠银行资金6000亿元，拖欠供应商款项1万亿元以上。可以想象这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效应。

建议：(1)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一线城市进一步放松商品房限购政策，因城施策合理调整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加大对政府收储商品房的支持，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2)为稳定预期，尽快形成对处于困境的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3)有针对性、有策略性地推进行业的风险加快出清。

社会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需求和发展动力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尽管这几年出台了多项降低利率、鼓励消费的政策，但2020-2024年1月的4年间，中国家庭住户存款余额增加了58.24万亿元，相当于2009-2019年的总和。社会融资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上半年社融增量累计18.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5万亿元。在低利率下群众选择存款而非消费和投资，说明消费者、社会资本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不确定的预期，信心不足。预期不稳也导致不少人“躺平”：干部怕担责，企业怕投错资，个人怕买错资产。该投资的不投资，该消费的不消费，导致需求不足。

罗志恒：一些外国通讯社如彭博社、路透社等也推波助澜，不断出段子唱衰中国经济，对国内舆论和社会预期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孔丹（中信基金会理事长）：看宏观数据经济还好，可实际感受经济很冷。稳定预期是基本的信心问题。预期普遍不好，可能形成不利的局面。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已经显示出“紧缩螺旋”的特征，再发展下去越来越难打破，市场环境低迷、很多企业处境艰难，一旦拖垮就很难再活过来。

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与会专家认为，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微观主体信心不振，是当前宏观经济的最迫切挑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的复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积极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

苏宁（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时候，企业看不到市场前景，尽管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去贷款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所以当前非常有必要扩大财政开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社会总需求；要发挥投资的驱动作用，特别是政府投资在带动放大有效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配合。如果货币发行量维持原来的速率增长，居民、企业和银行就会用原来用于消费、投资、贷款的资金购买国债，但总需求没有相应增加，形成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所以必须适当增加货币供应。

最后，扩大财政赤字只能在短期起到引导社会总需求扩大的作用，经济的正常增长还是要靠市场活力和民间投资的增长，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配合，合理节奏，才可以使我们战胜困境。

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缓解地方债务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问题以及融资平台的债务压力，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陈文玲：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必须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地方上的很大部分的欠债用于建设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形成国家资产，这些资产将长期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都让地方承担不尽合理。“两重”的支出方向，应从解决这些最紧迫的问题入手。目前地方财政没有新的税源支撑，这个真空期必须平稳过渡，不能长期影响到基层的运转。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提升财政政策效用，要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眼于系统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1)按能力与事权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拓展税源；(2)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包袱：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并确定债务归属，凡履行中央事权形成的债务由中央负责偿还，甄别分类后的债务纳入各层级预算管理承担各自责任；(3)调整政府债务结构：合理控制专项债新增规模，缩小地方债券发行规模；(4)通过发行国债，调整央地债务比重，提高中央支出占比、加大中央的举债责任。

财政货币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罗志恒：在财政政策方面：(1)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2)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放宽使用范围，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3)优化“化债”政策，通过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接部分地方债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方式，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尽快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应急状态。

在货币政策方面:(1)考虑银行进一步相机降准或降息;(2)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政府收购存量房的支持;(3)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购房者还贷压力。

宏观调控要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

陈卫东：宏观经济政策不应是简单的总量调控思路，积极财政政策既要解决短期问题，也要为中长期发展新动能构建基础，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1)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扭转部分企业长期为跨国公司代工的状况；(2)进一步提升现有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扭转部分行业的加工装备、测量仪器仪表依赖进口的状况；(3)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重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科研，以更加坚实的科技、管理、资本动员能力布局未来产业。

“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

余永定：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已成为共识。如何扩大总需求，学界有两种意见：(1)扩大基础设施投资；(2)直接给居民发钱。

外国一些学者也在议论中国“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产能过剩扩大出口、影响他国经济”，“应从投资驱动模式转为消费驱动模式”等。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消费率过低”的说法并不正确。2013年至今，中国平均消费率约54%，其中社会零售商品额/GDP比甚至高于美国。美国总消费率高达80%以上，其中2/3是服务消费（中国是40%）。中国人的实际消费水平（衣食住行、教育健康）不输发达国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弱点。

有一种说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仅40%（相对美国的75%）。据权威信息：近年根据入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而按资金流量表计算是60%左右。显然后一个数据更接近事实，因为入户调查大概率会少报家庭收入。

长期经济增长来自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消费不是生产要素。只有讨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刺激需求、发挥既有供给潜力时，“消费驱动”才有意义。实际上，2014-2023的10年中（除2022年），中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53%以上，均超过投资需求。即使从短期宏观调控意义上说，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也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不要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近几年中国CPI趋近于零，确实消费需求不足。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停滞或下降、预期恶化导致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不振再影响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走出恶性循环所必需。

增加居民收入有三种可选择途径：(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但如果居民尚未恢复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一次性的补贴很可能转化为储蓄，且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向特定居民群体发放补贴，实际操作难度和可能的副作用难以预料。(2)立法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3)通过立法完善社保和医保体系，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后两项措施肯定有效而且必要，但短时间内不易见到效果。

没有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我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而且它能够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增速。实际上，我国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还有很大投资空间。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超长期国债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对改善宏观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消费作为需求侧的原生动力，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方可形成顺畅的供需循环。扩张性政策需要持续性用力，更加给力。经济发展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不能简单分为两个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多强调动员消费潜力，另一特定阶段则更多强调投资驱动。中国真正的发展动力是由创新驱动的，我们需要强调“系统集成思维”。通过改革创新，让消费和投资相辅相成，释放经济活力。

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的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决策，在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地方债务压力大的情况下，必须实施特别举措，增强社会信心、走出总需求不足和通缩的困境。也要看到，这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要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个战略高度来规划两重建设，加快推进实施。

改善债务结构完善投资体制

杨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利于优化中央-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也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目前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从地方情况看，超长期国债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凯生（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两重”投资，第一，由中央财政出面发行超长期国债，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和负债结构有了一定调整，符合改革的方向；第二，由中央掌握重大投资的标的，对项目的把握可以更准确一些；第三，央行把商业银行传统的贷款资产和投资于债券的资产合并统计，使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得到优化；第四，政府融资成本的优化，因地方政府向银行发债难度大且谈判成本高，而这次中央政府超长期国债发行的中标率只有2.47%，比同期限的地方政府的债息低13个BP。

效果在逐渐显现

苏宁：从当前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是比较好的。特别国债发行的市场认购率接近4倍，国债中标利率只有2%强，说明市场资金是充裕的，这也反映银行有钱但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说明了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杨萍：超长期国债政策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在政策执行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如鼓励设备更新带动了投资的增长，上半年全国设备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大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激发消费活力做出贡献，促进了循环利用体系的完善，等等。近期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促进消费需求。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在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过程中，要求重点省份（债务高风险地区）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重大项目除外），严格清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调研情况表明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执行。很显然，发行超长期国债支持“两重”建设，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善项目投资审批标准

多数到会专家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投资主要是长周期、低（零）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带来的是长期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不应过于强调所投项目的赢利性和现金流。超长期国债也是耐心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支持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

建议有关部门多从带动效应的角度看问题，项目审批分类处理，程序有所创新。考量一个项目几十年内达到多少收益率，很难客观精准，意义也不大。比如修建港深高铁解决了两地同城化问题，快捷方便的交通，每个周末30多万香港人到深圳带动的消费，当年谁能想得到。又比如西部是我国战略腹地，是否要多投入一些，让当地群众享受到和东部同样的基础设施。

建议加快“两重”项目启动，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

专家们认为，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比上年有大幅度提高。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

发行长期国债的工作机制建议

杨萍：总的工作要求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项目管理方式，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重点引导各方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工作，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抓好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的后续实施工作。

袁海霞（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执行院长）就长期国债发行工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1.统筹好各种政府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合理安排发行节奏。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增量支持政府债券的发行。

3.理顺两重项目建设中的中央-地方投资关系，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做好央地财政预算统筹及分配。地方政府要做好配套资金的支持，合理安排预算；中央层面要统筹各方资源，畅通信息沟通，优化项目报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

4.根据项目收益、期限等因素分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准公共项目，财政资金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5.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及优惠利率，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对参与“两重”建设资金投放的商业银行予以政策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参与项目投资。

刘威（红华资本合伙人）：我国发行国债中10年期以上的只占16%，比美欧日债券市场中长期国债所占比例低很多。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还有很大的空间。

纽文新（《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国债市场需要有强大的做市商，因为国债收益率的微小变动可能带来市场价格显著波动，而国债价格是国家的信用价格。建议央行承担起主要做市商角色，因为商业金融机构更多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们要抓住“总需求不足”这个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尽快落实中央精神，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克服经济增长的挑战，走出“L型增长”困境。

（编辑 尚鸣）

　　当前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国内学界在应采取何种刺激需求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为突破口，拉动社会投资并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另一种意见是通过直接给居民发钱等方式刺激社会消费。

国外不少经济学者也在热议中国的“产能过剩”，认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最近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香博（Jay Shambaugh）撰文称：中国储蓄占GDP的40%-50%，消费率（最终消费额/GDP）小于40%。过去中国的高储蓄是靠国内投资和出口增长，现国内经济低迷、房地产投资下滑，经济增长更依靠出口，这将影响他国的就业和收入。中国应提高消费率，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

究竟应该通过哪一种途径弥补总需求不足，实现今年5%的GDP增速目标，必须有明确的回答。

中国的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是否过低

　　首先要弄清楚：国际横向比较，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储蓄率是否过高？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否过低？

　　1.中国的消费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1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4%左右，推算2023年消费率为54.7%，绝非杰伊·香博所说的40%。

　　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82.9%（21.1万亿/25.7万亿美元），远高于中国。但就商品消费而言，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44万亿、合6.29万亿美元（按1:7汇率），同年美国商品＋餐旅消费支出7.2万亿美元。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相当于美国的87.4%。考虑到当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GDP比其实高于美国（1.25：1）。

　　中国消费率所以远低于美国，主要是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消费价格不同。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略大于40%，而美国一般占2/3（疫情期间占比明显下降）。现在没有找到可比的价格指数，根据经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 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价格的差异，中美间消费率的差别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况且，美国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也不适合中国效仿。因储蓄不足，美国社会多年维持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2023年，净海外债务高达20万亿美元，将近GDP的70%。如果不是 美元的霸权地位维系，其早就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

　　2.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

    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才是真正判断中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率是否过低的重要指标。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78.2岁vs.76.1岁，2021）。从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指标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不输发达国家，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

    考虑中国的社会实物转移因素（政府向居民的物质补助），即便不能进一步缩小中国消费率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也能进一步减少中国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进行调整的数据，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使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的两倍。在欧美日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国人，对目前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中国的住房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住是消费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但中国的居民购房在统计中被记入居民部门固定资本形成，购买家用汽车则记入居民部门消费。如果用国际通行的统计方法，按住房的消费品性质进行调整，中国消费率同美国西方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近年来，中国年轻人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2023年底中国个人消费性贷款（不含住房贷款）余额为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4%；相当于GDP的8.3%。而日本这一比例为8.8%，美国为6.8%。

　　3.中国的储蓄率。

    储蓄率是消费率的镜像反映。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至45%，2021年为46.1%（和疫情有关）。

    据世界银行统计，部分国家的国内总储蓄/GDP的比值是（2021/22）：爱尔兰66%、新加坡60.1%、卢森堡52.2%、挪威49%、瑞士37.9%，东亚/太平洋地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8%，中高收入国家为38.9%。

　　各国国情（文化传统、地理/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保体系、政治体制、地缘环境）不同，且统计口径不尽一致。简单以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不足以判断一国储蓄率/消费率是否合理。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祉（消费）。在给定生产能力情况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更好消费之间的选择。国内外已有的抽象理论模型，无法指导我们找到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储蓄率）。所以不应匆忙得出“中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不存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迫储蓄”的问题，居民的储蓄是自主决定的。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偏高，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较高的储蓄率为企业带来较充裕的可借贷资金，这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优势，并不是弱点。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是由于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特别是建立在高储蓄率并辅之以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基础之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先进的技术最终要物化在资本品之中。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而取得今天的成就，高储蓄率功不可没。

    随着收入的增加，新一代居民消费偏好增加，储蓄率将逐渐降低。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居民储蓄倾向的影响。

　　4.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之比。

    一些人把中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归结为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过低。常见说法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约为40%，美国在75%左右。

    据统计局权威人士介绍：统计局有两套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一是入户调查数据，二是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据入户调查数据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2021年是43.2%）。而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近年来该比值是60%左右（2021年是59.3%）。两套统计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其原因不难理解：入户调查大概率会低估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意味着政府收入过高，反之则反。据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有关论坛发言所讲，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GDP比只有26%。

相比之下，2023年，美国政府收入/GDP比为31.4%，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73%。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什么政府收入/GDP比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初步分析是，中美两国按收入法统计GDP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按收入法计算的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1]+固定资产折旧[2]，可将上式改写为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生产税净额）[3]+固定资产折旧。并进而改写为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折旧。

设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为60%，[4] 已知财政收入对GDP比为26%；则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应为14%。

2022年美国净固定资产存量（Current-Cost Net Stock of Fixed Assets）为85.9万亿美元，[5] 折旧量(Current-Cost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为4.30万亿美元。[6] 同年美国GDP为25.7万亿美元，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为16.7%（4.3万亿美元/25.7万亿美元）。[7] 中、美资产折旧对GDP之比应该相差不多，因而资产折旧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都低于美国。

按照美国定义，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8] 上式可改写为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因而有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

可见，中美收入法GDP统计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美国是销售税、中国是生产税净额。第二，中国不包含美国的外国要素收入项。

美国的销售税是州和地方政府税种，数量有限，相对GDP比很低。可以不予考虑。[9] 中国生产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应该大于美国销售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因而，中国数量较大的生产税也会导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减少。

净外国要素收入一项在中国GDP收入法统计中没有直接显现。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53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93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078亿美元，投资收入逆差约为0.96万亿元人民币，为GDP的0.76%。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的下降。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美国则是服务业大国，理论上，中国资本存量折旧对GDP应该高于美国。但统计数字似乎并未反映这一差别。

　　由于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数据的可获得性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的比较，并不能有充分依据证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过低。   

无论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其他国家相比是偏高还是偏低，政府都无需刻意调整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改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必要的调整将会水到渠成。而当务之急是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能被一些暂时还说不清楚的问题转移视线。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首先要弄清“投资驱动”的含义。经济的增长可分解为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等）的贡献。消费并不是生产要素，把经济增长模式区分为“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属于概念混乱。

宏观经济政策要着重解决的是短期内，在供给能力（产能）给定情况下，如何增加总需求，使实际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只有在理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各自对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有效贡献时，再具体讨论经济增长是应由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驱动”，才有意义。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增长的贡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4%，其中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分别为4.4%、4.3%、2.7%，

    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0.1%，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消费贡献率52.5%，净出口贡献率-44.8%。

    2010年后，中国GDP增速开始持续下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持续下跌。2012年，消费增长的贡献再次超过投资（消费贡献率51.8%，投资50.4%）。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2014-2023年的10年中，除2022年之外，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投资需求（10年中消费需求贡献率平均53%左右）。依照作者推算，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7%、42.8%和2.5%。

    可见，即便在短期宏观调控、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意义上，把近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定义为投资驱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大可不必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如何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刺激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都能起到弥补总需求不足、提高经济增速的作用，然而就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而言，增加消费和增加投资的作用则完全不同。增加消费只能在短时期（新产能尚未形成之前）使现有产能得到更充分利用。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2023年，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也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

    目前中国CPI接近零增长，说明确实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是：应该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维持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的下降和与此相伴的失业率上升，必然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停滞甚至下降以及收入预期的恶化；资产价格下跌也影响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又是导致GDP增速下降的关键因素。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很清晰的。　　

    在实践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有三种可行的办法：

    （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问题是，如果居民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并未得到恢复，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很可能会转化为储蓄。2023年，中国零售商品销售总额47万亿元，人均消费支出2.7万元。发多少钱、怎么发、谁来发？直接发钱在实际操作上的落地困难和在政治、经济上的副作用难以预料。

    （2）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保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通过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可以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3）完善社保、医保和低保体系，使居民能够消费、敢于消费。

    后二项措施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必须要做的，但建构完善制度体系不是短期内可奏效的见效。

　　30多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直接弥补总需求不足，而且能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些专家学者不赞成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需求的主要理由是：（1）基础设施项目已趋于饱和；（2）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3）加剧产能过剩风险。

　　中国是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是超前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可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例如地下管网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截至2020年底，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二，但铁路密度和人均铁路里程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公路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三，但总里程密度和人均里程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8年，中国人均发电量仅为全球第一的加拿大的四分之一。202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948台互联网安全服务器，仅相当于全球第一名丹麦的0.3%。我国供水稳定性仅位列全球第68位；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位居第74位。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此外，在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养老）领域，中国依然有明显缺口。

    在某些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存在“超前”问题，但总体上看并非如此。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投资项目的市场需求，而是有关方面的决心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且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长，回报率很低且难以产生现金流，因而是私人投资者不愿进入的领域。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非盈利性，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主要责任。总需求不足时期，正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机。

　　自2012年3月以来，中国物价的低增长和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存在供大于求的缺口，即产能过剩。在宏观经济层面，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是同一个概念。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导致在宏观层面上明显的“产能过剩”。而宏观层面的总需求不足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是可以并存的。如果不加区别地刺激投资，或刺激某些已经（或可能）产能过剩的特定产业（如房地产部门），刺激政策就会加重产业层面上的产能过剩。

    所以，政府在推出刺激计划时强调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提高的是经济总体的产能，而不是特定产业部门的产能。不仅如此，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不会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现实产能。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在宏观和产业层面导致产能过剩。

应进一步增加发债规模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依然是启动经济增长、扭转“L形”增长衰退，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应该考虑是社会经济效益，不应过于强调盈利性和现金流。

　　笔者简单推算，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应比2023年有大幅度提高。

    但是，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因而，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的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需求旺盛。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财政扩张余地。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意愿和资金。更何况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防止国债发行导致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

总之，我们必须打消各种顾虑，抓住主要矛盾，不被各种话语陷阱迷惑，坚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坚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两重”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确保2024年5%GDP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碣石）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国家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公报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公报中有14处提到了“治理”，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表明党中央已把治理问题视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不断探索中铺就的，新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以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加速现代化进程。

治理是一个调配资源以实现目标的决策范式和运行机制，治理体系的优劣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调配资源的效率和实现目标的速度。在管理学中，核心能力建设依赖于资源与能力的有机结合。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而言，对外以高水平开放深化合作网络、拓宽合作领域；对内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宜商环境，是充分调配国内外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最佳战略选择。

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具备明确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需要同步接受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的检验。改革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现状的改变，更不是文牍主义的花样翻新，而必须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改善”的成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一直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黄金法则。

制定决策需要在多重矛盾中找到最优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百年变局下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需要以沉稳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中认清事物的本质，把握其运行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如果突出强调任何一端，即使在局部看似合理的，但有可能使整体偏离理想的目标。

认识问题需要从界定和解构问题入手。决策的效果源于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其中一个是事实问题，一个是逻辑关系问题。供给侧改革成效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对需求侧的针对性；二是改革不能仅关注个别领域商品的供应，更需要关注公共品的匹配度；三是不能轻视市场自身对于供需两侧的调节作用，包括不能忽视国内某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问题。毕竟，产能是否过剩是相对于现实的需求市场而言，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建立明确的判别市场失灵的标准，并根据失灵的程度决定纠偏的力度，而不可轻易“一噎之故，绝谷不食”。相应地，在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存量能够满足现实市场多少比例的需求？取缔教培行业1000万个高端服务业岗位，能够实现“双减”目标吗？能够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吗？这都需要有准确的判断标准。

在经济学上，最佳的决策要趋近帕累托最优边界。边界之外的资源配置即使是可行的，但不是最优的，因此是低效的。公报中讲“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样一块楠木，可以作劈柴，可以作家具，也可以雕刻成工艺品，其价值和作用则大有分别。相信一位北大的核物理学博士可以胜任朝阳区城管的岗位，拿到北京户口，进入体制编制，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最优选择，但对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可能造成人才资源的低效使用。同时，科技创新不同于工农业大生产，可以全国人民一起加油干，而创新是梯次级的，不能搞地毯模式的一哄而上；创新成果的扩散是瀑布式的。因此，对于创新的投入要更加侧重纵向一体化的布局，充分发挥各地在创新链和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针对全国各地争相抢滩“三新”的热潮，公报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恰逢其时。

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会招致对政策权威性的反噬。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单凭良善的主观意志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

治理需要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问道于野”是一种常识性的智慧，任何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在经济利益面前，个体和组织都将有自己的一本账。顾炎武提出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大公”，其核心思想在于，服务于全局利益的政治意志要努力找到与无数个体意志的重合点。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全局性的倡议能否得到积极响应，改革的举措能否得到顺利贯彻执行，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众多局部以及广大公民个体的实际利益。

经济治理首在主体身份和权利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决议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确保平等方面，所依据的法规以及解释和执行必须是高度一致的，公正而透明的，因此需要清理那些与之相抵牾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和做法。

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公报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公屏购买和公正的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下一步需要建立可衡量、可评估的标准，并定期向全民公布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

国民经济治理有两件事：一是增长，二是分配。增长需要效率和活力，分配需要公平。而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公报中出现了四处“公平”，两处强调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两处强调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前者在于促进增长的原则，后者强调劳动成果的分配原则。

完善信用体系是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信心来自信任，而信任是相互的。完善的治理并非一路收紧权力，政府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近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效，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放权和赋权。与之相对应，先富起来的人对自己的财产是否有信心，投资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直接关乎中国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当中所产生的“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政策模式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全会公报提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现象，约束政策制定者的随意性，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经济善治可以总结为六项基本原则：（1）产权明晰且受到严格保护；（2）各类市场主体，不分国籍与权属，身份和待遇一律平等，政府及其所支配的机构亦鲜能例外；（3）契约自由，进出市场自由，信守承诺；（4）竞争规则公平；（5）法治化的市场规则明确、统一且稳定；（6）政府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纠正市场失灵。

（编辑  季节）

中国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就要主动去发现矛盾、消解矛盾，创造好的条件，让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一直是所谓的“世界老大”，维护着以它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秩序，这背后是有很强的经济逻辑的。美国市场经济支持下的资本与企业，美元体系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体系，不是简单靠军事实力或安全条约维护的。经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在现实情况下，当它要制裁、要打压、要限制别人的发展时，经济制裁之类的手段是首选。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国内看，我们的二十大到现在的三中全会，各项应变战略都很清晰。看国外环境，看英国大选、法国大选和正在展开的美国大选等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目前的国际变局，也反映了各自对国际变局的理解以及对策。所以在决定对策时，我们横向和纵向动向都要看清。横向看，就是周边的情况，包括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纵向看，就是历史维度，看他们走到今天的历史路径。结合这些，考虑我们的对策。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下，具体谋划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如何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

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

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有利因素，一个不利因素。有利因素首先就是政治上有利。不利因素首先是经济上不利。所谓政治上有利是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以美国为霸主的多元体系目前正在瓦解。具体看，英国左翼的工党上台，明确它是不认同美国单极逻辑，英国工党提出的愿景是做全球“南方国家的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希望大家都依赖和需要它。其实它就是利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让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一极。法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不认同美国单极化秩序。例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左翼的梅朗雄都是同情巴勒斯坦，表示将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就是多极化世界观的很具体的表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个体系，像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伊斯兰国家等，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都不喜欢美国单极体系，希望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历史解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特别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上，这些南方国家的参与和表态，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最后是美国内部。特朗普、共和党和民粹右翼是倾向孤立主义的，想退回美国本土，他们和冷战时期长大的华盛顿精英不同。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单极逻辑，或者说至少不愿意让美国再为单极的世界买单，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实际上，特朗普的理念就是对拜登所代表的传统美国单极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总之，从国际环境看，美国正在相对衰落，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强调谋求各自的发展，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这一趋势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和我们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是多极化秩序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力量。

应对国际经贸挑战：出口和海外投资

从经济角度看，不利因素较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大家都能看见美国的相对衰弱，但这只是相对的衰弱。因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在集成电路、在AI体系方面还非常强大，在一些领域还有拉大距离的可能。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其产业链上还带着日、韩、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而且这些经济体都是遵从单极秩序的。美国高技术产业还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应该说非常强大，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和中国拉大距离的危险。譬如说，中国创业企业之前在金融和资本方面是非常依赖美国的，美国“断链”对我们就会有影响，我们“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减少了，创业企业退出困难了。美元资本一撤，对我们创业生态都会有影响。当然，芯片和AI不是全部，我们搞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也不是要完全替代进口。

经济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西方工业的相对衰落。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国产品牌产品出海。和以前的区别是，中国不再简单地以被动加入全球供应链方式参与全球经济，而是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在海外销售。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相对成熟，在工艺、质量、设计、品牌价值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成本、性价比方面极具竞争力。在国内可以看到系统性国产替代在发生，国际品牌正逐步被挤出市场；许多企业积极出海，把中国品牌销往全球。这是这些年强调和鼓励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本土制造业具备了为全世界提供高质量生产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就是我们遇到了反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发达市场的抵制。本来他们已经存在反全球化反资本的思潮和运动，在中国制造输出、中国产能释放情况下，他们认为我们品牌出海会给他们带来冲击，影响到他们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里就讲大家明显感知的。首先是新能源车。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汽车市场非常敏感，这是他们极少数还保留的较强大制造业。中国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卷”完之后大规模向欧美输出，当我们大量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运到欧洲，给他们是很大的心理冲击，认为是侵占了他们的市场。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优势来自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和低工资成本，以及忽视环保和工人权益等等，于是他们出台种种反倾销政策。他们给我们的电动车加关税，我们就给欧盟的猪肉加关税。本来我们是希望跟欧洲搞好关系，这样一来等于多了一个冲突议题，双方人员一见面，就争执有关贸易问题、关税问题。

我们是否可能到欧洲去投资设立新能源车的合资公司？共同搞研发，本地制造、本地销售，以此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让欧洲能够分到一杯羹。回想当年我们发展汽车产业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为绕过进口车关税，欢迎外商前来建合资厂，在本地销售，我们从中学到管理和技术，构建供应链体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欧洲国家希望我们去他们国家合作去。据报道，英国工党声称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希望经济上要加强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创造就业，带来税收。经济合作的密切也会加强政治上的互信。

再一个是零售，最有特点的就是跨境电商。比如Shein, 还有拼多多的Temu，主要卖服装、日用品、电器等消费品。这和一般的品牌零售店不同，中国厂商很多可以直接触达出口国的消费者。那边的终端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直接见面，这边掌握了消费者的最新的潮流款式，结合一些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可以马上研发新产品，然后通过物流体系运输、配送到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手里。国内制造业一方面产能极大，国内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容纳，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率有限。另一方面国产品牌在海外已经有竞争力，出海向这些有购买力的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是重要选择。企业搞跨境投资和供应链转移是“没办法的办法”，可能的话还是希望在本土制造，然后以贸易的方式销售到海外。国家对发展跨境电商很重视，因为这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点，通过出口、释放国内产能、弥补内需不足，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帮助，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有利于政治交往。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多次就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工作做出部署”。很多国有企业、主权基金都参与海外建仓的工作，也就是铺好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帮助把中国制造“铺”出去。

但问题是欧美怎么看这件事。你中国的产品很好，但你跨境电商的发展冲击了他们的零售商，以及本土品牌产品的制造业和就业，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就会被消灭。从他们角度来看，这是零和博弈：你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赢者通吃？这样他们就搞反倾销，加关税，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措施进行调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院高墙，把你堵在外面，说你搞倾销，说中国的电商以及整个中国制造，从基础设施到电信网络搭建，都是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的结果，而非市场化的结果。

他们千方百计找理由抵制中国制造，背后有着深刻的民众基础，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就业和产业，这关系他们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输出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大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客善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中国身上，变成反华政治。这仅是欧美日，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我认为，只要是有产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有些国家没啥产业，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会认为你这样的模式，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会伤害他们。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驱动，一开始吸引港台企业，然后是日韩欧美企业来投资。最早是来料加工方式，发展外向型经济，然后是技术升级，可以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如电器、合资汽车，面向本土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也让投资的外方分享到了收益，形成互惠关系。这是一种双方互利互惠的状态。现在如果我们仅仅单向输出，就会变成一种冲突，双方矛盾加深，减少彼此的信任。

所以，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并不一定总是良性的，有可能因为经济交往反而削弱了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甚至导致反制的力量，希望摆脱对对方的经济依赖，这就不利于塑造好的外部环境。在目前这个历史时点，是绝对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要提前看到促进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良性互动的问题，避免发生冲突。

企业出海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要有清醒的认识。二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要结合历史和当下，看横向也要看纵向，把问题把握清楚。

要看到，简单的依靠外贸出口可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可能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和不利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些。所以，我们要允许企业出海投资，进行一定的产业转移，在满足当地市场的同时，也照顾当地政府的诉求。就是刚改革开放时外资来华投资的模式，只不过是我们投到国外去。但同时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产业外移的同时伴随就业与技术外移、税收减少等问题，甚至资本无序外流问题。特别是企业国际化后，对母国的忠诚度，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和坚持可能会削弱。但如果我们要和各个国家搞好关系，一定不能简单依赖贸易国际化，一定会有资本国际化，这是一个没法绕过去的趋势。

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

第一，要防止为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外流，防止国内制造业中空，因为制造业一旦转移出去就很难重建。我们不能走欧美日当年的老路。

第二，要保持住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外流，外国也有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美国打贸易战中搞的很多措施和机制可以供我们借鉴。

第三，要注意防止资本无序外流。全球化了，怎么保证这些企业对国家、市场、社会、人民的忠诚和投入。它是不是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导向问题。

第四，要保证本国民众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可以受益，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让企业更多地回馈祖国。第五，尽量让这些海外投资项目能够和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所匹配，而不是孤立进行。比如华为到土耳其投资，搞了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阿里在土耳其收购了一个本地电商公司trendyol，非常成功。是否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土耳其这个地处亚欧要冲的国家的双边关系？又比如英国希望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应该就此机缘，加强双边政治交往。政治和经济要联动，政府和民间也得联动。我们走出去不能都搞基建，还得有产业投资，让人家也发展起来，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第五，要有底线意识，要居安思危。国际环境复杂，政治经济联动、企业政府联动不容易，变数很多。所以不能简单依赖外贸出口来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不能都依靠外国需求。还得靠内需，特别是未来两三年非常重要，所以要增加信心，扩大内需。

（编辑  尚鸣）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更加激烈。面对国内外新挑战和新形势，如何化解国际舆论疑虑，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的期待，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改革创新是制胜法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绝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极大促进了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改革共识，更加明确了改革路径，更加增强了改革动力，更加优化了改革方法，更加锚定了改革重点，必将汇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发展的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更强劲的动力。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制度体制革新，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人民群众改革的获得感，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实质性、关键性的作用。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改革发展依靠人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天下之重，莫重于民生；天下之大，莫大于民心。激励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发治理动力与活力，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克服艰险困难，从弱小到强大，正是依靠人民一以贯之的拥护和支持，带领和依靠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未来也在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等重要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观明确了党的根本立场、根本价值、根本观念，关系党的性质宗旨、国家的方向道路、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新篇章。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人民观念，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提升改革的含金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发展为了人民，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听民意、解民忧、聚民心、惠民生，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让多元活力竞相迸发，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都有。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精准有效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各项政策措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要开拓就业渠道，加强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兜底帮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参保扩面，加大社会救助、医疗救助、低保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把制度完善起来，把责任落实下去，尽最大努力防范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奋进新时代，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以有效改革促发展、惠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革新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在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

一是地方改革创新的探索积极性正在下降；

二是干部担当作为精神缺乏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治理现代化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

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强，层层压力传导和制度刚性有余，而弹性活力不足；

五是社会利益关系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是国家治理制度叠加堆积、固化僵化倾向明显，运行受阻而成本增高。

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只有准确认识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国家治理中的复杂关系，找准改革突破口，把握改革关键点，才能使中国改革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和新成效。

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使新时代改革充分体现人民性、实效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注重善于化解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有效推进全面改革创新：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

二是正确把握并着力处理好以下若干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制度体制与方针政策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的关系；重点工作与一般要求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的关系；整齐划一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发展为先与治理为要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管治模式与创新导向的关系；秩序规范与活力效率的关系；全面领导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民主与民生的关系；上级压力与下级动力的关系；成本与成效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舍与得的关系，等等。

以上改革与治理中二十组关系，折射了当前改革与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些中观、微观层面的突出问题和难点痛点。进一步明确和处理好上述问题，有利于理顺国家治理与推进改革的内在逻辑，有利于认清和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有效化解前进中的各种风险和隐患，持续增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活力迸发，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海晏河清，政治清明景和，进而迈向协和万邦、国泰民安的良政善治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要求，主要体现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续写了经济长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创新，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做到一切工作都为了实现人民利益而展开，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广泛集聚发展力量，使发展成为造福人民的发展。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现实需求，找准做好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美好生活期盼。要广泛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守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走好群众路线，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学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努力使各项政策举措体现民意、增进民利、赢得民心。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民生工作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

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需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一“国之大者”，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改革举措，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2024年7月2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做了概括而全面的表述，《决定》提出“要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要求的落实”，可以看到中央落实改革的坚定决心，并将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实。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卢周来（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教育科技人才、城乡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安全、国防军队现代化和坚持党的领导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重要任务、战略支撑。这一系统的表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1]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动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孔丹认为，这是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总结的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体现了我们思想认识上的重要进展。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认为，我们要承认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承认市场的缺陷或失灵（特别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可缺少。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追赶的经济体，更要讲追赶赶超战略，资源配置层面上有一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的有机结合。

    李玲（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主任）认为，改革开放45年，初期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放活”，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全局、全方位的合力。

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中不断开拓进取

    李克穆（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回顾了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研究谋划改革方案的情景。当时老中青研究者经常一起讨论研究，氛围宽松，领导重视听取大家意见，年轻人敢于争论。大家都是为了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道路、促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1982、1984年在莫干山分别召开了两次改革研讨会，一次是老一辈学者邀请外国学者参与讨论，另一次是年轻学者召集的改革研讨会。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在“巴山轮”召开了中外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国内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内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参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渐进曲折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过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改革的先行者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来之不易。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继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冲破一系列阻力需要勇气和智慧，要敏锐地预判和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变数，在改革中不断寻求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李玲认为，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新一轮改革要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推动相应的改革，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发现和适应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   

    王郡里（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驻香港部队原副司令员）和鄢一龙（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认为，要追求跃升式的新质生产力，以及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形成。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我们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革命。这是一个非线性变化的时代，本质是新生产力的革命，是继农业、工业之后的新的产业革命，将可能导致现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未来的改革更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关键是处在各领域方向、决定性岗位的高级干部要有战略自觉性，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

    李玲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包括推进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我们的目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单纯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微观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李克穆指出，改革开放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若干难点，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上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对于这些问题都要做深入的跟踪研究。

    张树华（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认为，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国内社会利益关系正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政府工作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制度叠加堆积和固化僵化倾向明显，层层压力传导，制度刚性有余、弹性活力不足；基层普遍缺乏担当作为精神和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区域间发展和治理水平差距仍然存在。这些年各部门的改革文件很多，但实质进展不如人意，形式主义长期存在，影响党风、政风、文风、会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也搞不好。

    刘宝成（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社会信心来自相互信任，决策者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首先来自对市场主体的放权以及科学的宏观调控。其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建立在深入细致调查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反而会损害政策的权威性，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企业界反映经济政策的出台常有“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现象，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关乎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基础工作中，很多干部以避责为主、以不出事为上。改革的目的是发挥全社会活力，如何处理好“放活”与“管好”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多年来着力解决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现象、以求发挥多方面积极性，但目前还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循环。如当前一些地方为解决财政困难搞了一些侵犯企业利益的土政策，失信于民，且为害经济大局。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都很好，但往往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或不了了之或走样。如房产税改革。经济发展处于低谷，社会上有一种失落和迷茫感，存在“躺平”心态和“改革综合疲劳症”。

    刘纪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原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说，三中全会提到，以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和改革实效，要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但是目前来看资本市场在这方面上还是比较欠缺。股市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隐患，普通百姓是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进入股市的，但因种种原因，股市多年低位徘徊，2亿股民中很多人的情绪从失望到绝望。

    孔丹谈到，中央部门的权威解读提出“要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这里不仅提出了改进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问题，也包括提升居民收入、支持扩大内需问题。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包括房地产收入和股票、基金及各种理财项目。

    到会专家们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切实了解群众的主要关心和期盼，把握改革关键点，抓住真问题和主要问题，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层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更不能被这个“顽瘴痼疾”束缚手脚。要解决好党风、政风、文风、会风问题，精文简政，简政放权。要处理好顶层规划、系统集成和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践探索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既要鼓励基层试错又要审慎评估风险，及时出台规范措施，处理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关系。要认真研究对各种类型企业落实平等待遇问题，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任何政策出台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诉求，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主观构想理想的图景。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和政策制定随意性的问题，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解决好有序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具体问题

    李克穆提出，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金融开放要把握好尺度和时机，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十分审慎。

    任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认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我国在国际经贸方面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反经济全球化势力的抵制，说我国用非市场化手段搞不公平贸易，认为中国制造输出损害他们的利益（产业安全和就业），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采取制裁、提高关税和反倾销政策。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保护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和资本无序外流，最好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有所呼应。

    陈少波（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提出，香港在对外开放中，可协助国家在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影响力。香港在长期的国际化条件下，形成了多种国际交往网络，包括政府机构网络、各专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团体、宗教机构、学术平台、商会和财团等；香港还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拓展华人同乡社团的跨洋亲情网络，以及强化香港国际传媒中心的优势和潜力。可以统筹考虑运用这些力量，助力大陆化解逆全球化挑战、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以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丹指出，我们曾专门讨论中信在香港经济重振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过去香港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现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要根据香港所需，尽国家所能，通过举国体制优势来帮助香港、反哺香港。我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香港可以依托它特定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国家所需和香港所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王郡里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较量，即美国对我全方位的遏制竞争。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防军队建设现代化目标任务要求5年完成，有一种紧迫感，斗争即将猛烈到来；外部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与当前内部矛盾叠加，使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形势越加复杂和严峻。要考虑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就是继承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方法，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

    王湘穗（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说，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塑造外部有利环境。我们要努力保持全球总体的安全稳定，以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斗争形势有一个重要变化：国家间冲突以军事性战争为最高形势，而现在大国间冲突更多表现为混合战争样式，包括科技战、认知战、舆论战、金融战、贸易战和各种制裁等等和军事战争交织的混合战争方式。特别在国家决策层面，对这一点应有高度的认识。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对冲北约的全球性进攻，需要我们投入很多工作。

    王晓泉（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谈到，面对美国对我国的极力遏制打压，我们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冲美国这一战略图谋。中俄在国际政治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主张，俄罗斯始终保持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支持（涉疆、涉藏、涉台、涉港等），中俄应该携手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改革

    张树华、王郡里指出，在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学习贯彻研讨，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显示了中信基金会高度的政治敏感力和政治执行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改革的本质是要解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弊端，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阻力。要用“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就是在基本原理密切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有希望按照人民美好生活的意愿去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编辑  碣石）

赤字融资可分为三种方式：一种是国债融资，即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交易商向公众发行国债；另一种是货币融资，财政部直接向央行借钱，即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三种就是目前市场所热议的，财政部发行（新）国债，一级交易商购买，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从一级交易商购买等量国债。

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不同影响

从财政部角度看，无论哪种融资方式，都获得了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但是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

情形一：国债融资只是购买力从公众到政府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导致增发货币，但可能出现“卖不出”的情况，进而会抬高市场利率水平，产生“挤出效应”。

情形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财政赤字化”。中央银行直接给财政部发钞（不是居民购买力的转移），货币供应增加了。在居民需求未减少的情况下，政府购买力“凭空”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就会上升。

情形三：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被央行通过公共市场操作从二级市场上买走。一方面，财政筹集了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增加了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在正常情况下，这将会导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产生通胀压力，其结果同情形二相同。但在经济处于通缩或准通缩状态时，新增准备金变成超额准备金，大概率将会趴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而不会进入流通、追逐商品和劳务，因而不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对于财政赤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债融资。最近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担心国债数量巨大、市场难以消化，目前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资金。

如果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费刺激经济增长，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在所难免。为了防止出现“挤出效应”，防止国债收益率因国债供大于求而上升，中央银行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买进国债。只要审时度势、掌握好分寸，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不会导致通胀失控。

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买卖的是现有的国债存量而不是新增的国债流量，因而同财政政策无关。即便政府不发行新国债，央行也要随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以实现保增长、稳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仅仅是执行货币政策。但在通缩或准通缩时期，公开市场操作还可能是为了配合政府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不是执行特定的货币政策。这时的国债融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QE。

特别国债发行的特点和QE的性质

在5月25日接受“观察者网”访谈时，我特别强调了增发国债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特别国债的发行将会获得成功。鉴于学界对于增发国债的普遍顾忌和由此相关的对于QE的一些误解，我以为有必要对特别国债的发行和QE性质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1998年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四次发行特别国债。2024年拟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5月17日，财政部招标发行首只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总额为400亿元，加权中标收益率为2.57%，全场认购倍数3.9，边际倍数382.6。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获得圆满成功。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还有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空间。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欧债危机期间，欧洲“五猪”（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6%-16%。这种情况说明欧洲“五猪”确实已经没有增发国债的空间。2012年9月6日，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将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令人吃惊的是：话音刚落，欧洲股市迅速走高，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2015年欧债危机（包括“五猪”）奇迹般地结束。当然，欧洲各国为克服危机作出了艰苦努力，但不能不说，德拉吉的表态和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国债的决定是欧债危机的转折点。

2024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在4月23日下行至2.226%，创2002年4月27日以来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5%下方。市场人士认为，银行存款大量进入债市，过度炒作也会使“安全”资产变得“不安全”。对此，传权威人士曾表示“当下并不会进行国债的购买。如果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并非买入的好时机。相反，如若银行存款大量分流债市，无风险资产需求进一步增大，人民银行应该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

官方人士对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表示担忧，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由于国债需求旺盛，收益率低于息票利息率，一般投资者可能受损；第二，过多资金流入国债市场，会导致资金错配。

一般而言，除非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低水平并非坏事。由于“资产荒”，金融机构增持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下移也是自然的事情。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在当前情况下，首先中国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其次是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财政部应抓紧时间完成国债、地方债的发行计划。与此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应该增加国债的购买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债买卖”。换言之，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加，央行应更多买断国债，而不是仅仅以国债为抵押，从事回购交易。

国债供给量有待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对国债的需求旺盛，目前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实行QE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事先打破对实行QE的思想禁忌，一旦需要就迅速推出QE。本文上述论述中已经指出，目前的国债发行量，远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防范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资金需求。一旦政府加快国债的发售频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QE的引入就可能难以避免。

在债务解决方式上，政府应该打破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观念的束缚，债务问题的最终解绝不是靠还债而是靠经济增长，任何损害经济增长的债务解决方式都将使债务状况恶化。

当然任何政策都有数量门槛和适用条件。以美国为例，从2008年11月启动QE，直到2020年3月QE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股市的暴涨。零利息率+QE+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美国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经济连续正增长的历史记录。

但QE既非灵丹妙药也并非没有通胀风险。2020年3月，美联储为了支持股市，恢复零利息率、联储资产在短短几个月内由4万亿美元左右疯涨到近9万亿美元，再加上疫情和其他原因引起的供给冲击，从2021年3月起，美国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2022年7月份通胀率达到9.1%。以至美联储不得不11次加息，并开始实行QT。美国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24年5月16日预测，由于升高的通胀率和利息率，在2024年二、三季度，美国GDP增速将低于1%。

美国通胀率自2023年6月降到3%的最低点，但2024年4月回升到3.4%。美国海外净债务高达18万亿美元，在GDP的占比超过70%。美国是否能够成功应对稳物价、稳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重挑战还有待观察。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的问题相对简单。中国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频度；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加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择机降低准备金率和利息率。

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仅仅是实现GDP5%增速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完成项目储备和改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领域还需做出更多努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能排除由于种种障碍（包括外部冲击），在经济增速趋稳回升之前，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机会窗口突然关闭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2024年1-4月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市场年初的预期，但我们有必要更多考虑下半年可能出现的困难，未雨绸缪，做好应急预案，对下半年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除此之外，即便不谈支持财政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央银行也应该进一步降低各项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信贷的发放。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本身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而且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防止房地产开发商的局部债务危机转化为全面债务危机；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到需要实行QE的地步，QE还只是一个备选工具。中国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常规性的增发国债以及旨在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和降低利息率的公开市场操作。

应打消各种顾虑，尽快完成国债发行计划，并考虑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确保GDP5%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季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与迫切要求。

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就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对象方法、逻辑起点、核心范畴、主题主线和理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的认识逐步清晰,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科学预测展开,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更多采取否定态度,多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批判。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一方面,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有用成分,如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注重批驳和摒弃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

第四,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又限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的三分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和积累过程,阐述其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大大拓展、重点明显转换、框架深刻变化。

以上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经济实践日益丰富、日趋成熟,我们因此有了更大的必要和可能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用更加完备的体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

其一,更加清晰的理论主线,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产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用的问题即社会的生产目的,体现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产生,就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确立为重要标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成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深刻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二,更加鲜明的理论主题,即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鲜亮标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亮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些论述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跃升。

其三,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担当，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上述理论观点,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治理、工作方法等主要方面,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有用成分,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探索、借鉴、开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深入研究阐释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平均化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和发展历史趋势的深刻分析,他们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和一般规律作了科学预测,阐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哪些?前面所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创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普遍意义。同时,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所面对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当今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有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一面,也有适用于世界经济的一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既发生于当代中国,又发生于当代世界。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普遍性;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实践和全新的范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丰富原有理论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深化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又从实际出发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地位、作用、具体特点和实现形式,赋予了这一原理以新的内涵。

第二种情况,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创新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强调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历史的首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路径,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三种情况,修正原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突破性发展。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更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质、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作了全新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这里,需要纠正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做的只是将这些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形成应用性的特殊理论。这种认识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中国实践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升华过程。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不充分,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态。其所包含的普遍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继续探索。需深刻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认识,并从这些新的认识中概括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好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发展,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另一方面,就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应当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实践、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进行理论抽象,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做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概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总结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最丰富的现实形态为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扎根于中国、成就于中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趋向。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有名论断。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意义。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在1958年成都会议讲话提纲中，他进一步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的思考，发人深省。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更加鲜明的主体性、更加突出的原创性、更加完备的系统性和更加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资格、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立足中国实践、引领时代发展的经济学说，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  季节）

今后一段时期新疆的各项工作都将围绕总目标展开，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国家安全稳定。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稳定不仅事关当地民生，亦关系全国改革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润疆的重要交汇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举措之“文化振兴”，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案之“文化润疆”在文化维度发生交汇。

（一）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新疆的乡村文化工作对筑牢社会共同体基础有重要作用。

文化向来是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非民族地区，乡土文化都构成了朴素的乡村价值观和认知体系，进而构建了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这种影响在非民族地区体现的并不明显，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因其存在多种文化传承，文化影响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观念深处受到不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巨大影响。

在农村社会中能否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文化，对筑牢乡村振兴之基、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鉴于农村工作的惯性，存在着重视经济社会而轻视文化维度的现象，在新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也存在着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实等情况，文化时常成为对发展需求的软约束。

（二）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应不断下移，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理应是文化润疆的主体。文化润疆是一项事关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工作。既往的文化润疆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效：在发力方向上，主要表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阵地建设、文艺作品的推出与活动演出；在人群对象上，主要体现为对干部群体及学生群体的宣传教育，将国史、新疆历史融入教育与课程体系。

然而，如果仅将文化润疆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特定人群上，也会影响文化润疆实际效用的发挥。文化润疆的落地之根在于基层，这一工作一定要往深里走、往实处走，文化浸润的主体应该包括最广大的农村普通群众。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

农村社会若要实现长治久安，既要发展经济，也要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从而在基层社会中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存在的土壤。新疆乡村振兴的根本之法是“左手经济、右手文化”，让农民的“口袋”和“脑袋”同时充盈起来，这是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的共同使命所在。如何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需要克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问题，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合力，应积极构建实施文化润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联动工作机制。

方略既定，重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浸润、渐进的长期过程，既要考虑长远，又要着眼当前，既要集中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又要深入细致做好固本工作。下一阶段农村社会的文化润疆要进一步围绕“润什么、怎么润、润给谁”这三个核心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融合的问题，解释文化传承与大中华的文化传承的关系；其次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乡村文化工作应力戒形式主义，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再次要明确文化主体性问题，始终牢记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要让文化润疆工作有烟火气，在农民的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

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方面

文化润疆不是一项常规性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要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切不可落入“软文化”推进的工作思路之中。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重在构建清晰的协同推进机制，克服各自为政的弊端。两者的协同程度关系到打通群众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目标的实现。

（一）从制度层面解决组织领导、资金保障与考核评价等方面内容。各级宣传部门和乡村振兴局应加强沟通协调，在制定政策、项目设立等方面加强沟通联络，形成相互促进、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二）培育广大农村群众正确的文化观念。文化润疆的底色是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和整体有机性，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政策宣讲和文化交流，让新疆群众克服狭隘的自身本位的文化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化群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采用戏曲表演、歌舞联欢等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三）大力提升乡村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寓教于乐、群众参与是乡村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实现乡村文化阵地全覆盖。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设施，搭建乡村文化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小分队下基层演出活动，经常性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扩大群众参与面，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具体活动中得到不断丰富。

（四）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新时代文明所（站、点）是乡村开展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需要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建新时代志愿服务队，因地制宜地开展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五）积极倡导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注重培养“新型农民”“文化农民”。依托乡村产业与集体经济发育契机，依托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打造能搞经济、能谋发展、能传播文明的新农民。持续挖掘乡村魅力，以乡村建设者凝聚乡村情感，培育“文化农民”。培育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大力弘扬家风孝道，推行善行义举，形成崇德向善、和谐向上的村风民风。

（六）加强乡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文化人才是乡村文化服务的人力基础，在政策支持方面，应当加大对基层文化服务行业人才职称评定的政策倾斜力度，保障乡村文化服务人员的各项待遇。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建设一支专业性强、人员稳定、熟悉乡村农牧民群众的专业文化人才队伍。在发动群众方面，必须着力建设乡村“草根”能人与基层能人队伍，使乡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组织更加有序。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