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全球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规则

 

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所谓全球问题,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的,必须靠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但是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国内有政府,国际没有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大家要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比如物种灭绝,现在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种物种灭绝,全世界现存的物种是1000万种左右,有生物学家估计,最乐观的情况是到2050年灭绝9%,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则认为,2050年物种将灭绝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等等问题。

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付出成本,但如何承担这些成本,就会产生共同利益和利益的冲突。今天,我们讨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这就像两个人分一百元钱,分钱的规则是让他们把想要的份额写在纸上,如果两个人写的份额数加起来少于一百,那他们写多少就拿多少;如果两个份额加起来大于一百,那么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博弈实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会选择写五十,他不敢乱写。因为不知道别人写多少,如果自己写多了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个例子虽然很简单,但很生动,它说明,面对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大家必须配合,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才可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共同利益。冲突利益是什么呢?两个人的收益是零和博弈,自己多得的就是对方少得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没有政府怎么办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国际会议,坐下来谈出一套规则来处理全球问题,这就是全球治理。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我们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旧体系瓦解的时代,同时也是创造一个新时代,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包括WTO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等等,各国代表围绕这些全球性新问题,讨论要付出多少成本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制定新的规则,这个过程就是全球治理。

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当年长江拉纤,几十个、上百的纤夫拉纤逆江而上,大家的共同利益是把船拉出去,冲突利益是自己少花点力气、别人多付出点力气也能过去,而且也能拿我那一份,更何况大家都使劲的时候,谁也无暇关心别人。所以,这些纤夫就定了一个协议,出钱雇一个拿鞭子的人在边上看着,谁偷懒就抽谁,纤夫们自己出钱雇人来监督自己。实际上,全球治理也有一个类似的自我约束、分配权利的过程。

但是国际规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非中性的,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例如,现在WTO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并列出几个标准。讨论这些标准问题背后有什么深意呢?因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一样的,一旦这些定义变了、中国身份变了以后,中国享受的权利和义务马上就变,涉及到关税转让、援救助、投资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国家之间如果不是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在平时,国际治理中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围绕国际规则的制订,因为规则是非中性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

100米赛跑中,我们在现行的规则下都会输给那位世界纪录保持者——牙买加人博尔特。如果改变一下规则,跑50米的时候,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边上有裁判,答对了以后接着再跑,很多人会跑得比他都快。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一点,就是规则决定胜负。实力、能力这些因素如果不和规则结合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全球治理要和政治过程结合起来了,它是在国家之间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只要制定的规则对自己有利,那这个博弈就赢了。

 

美国对中国的“规锁”战略

 

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边治理体系正处在瓦解过程之中,这个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建立并主导的,而现在它要打碎亲手建立的这套东西。它为什么要打碎这套体系?因为特朗普认为美国吃亏了。但是美国真吃亏了吗?1978年美国人均GDP10000美元,中国是200美元。40年后,我们现在人均GDP将近10000美元,美国人均GDP6.2万美元,两国人均GDP差距是拉大了。为什么特朗普仍然不满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规模大了以后,在国际的博弈中特别是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上发言权就大了。中国现在的GDP将近美国的90%,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规模决定了在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所以美国要拼命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主要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之前在这一领域是垂直分工,美国居产业链上游;现在则开始水平分工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开始竞争,比如在武器、量子通信等方面对美国产生冲击。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规锁”的概念,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做的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用一套新的规则来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生产鞋、服装,出口再多美国也不在乎的,它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美国就是依靠新的规则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原有的规则如WTO不能约束中国了,我们是WTO非常好的成员国,我们有时候也违背规则,我们也被人家告过,我们也败诉,这个不说明中国不是WTO的好成员。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是不犯规的人,他犯规后愿意接受处罚而尊重这个裁判就可以了。美国另起炉灶,是因为在WTO规则下,它不能约束中国的发展,它只好制定新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这就是我们说的“规锁”的含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利用全球治理新的规则来为其谋利,这是当下全球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从党的十九大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府文件中,都谈到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改变。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世界其他国家,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谈到一个概念。西方经济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帕累托改进”,就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利益受损,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改进,就是可取的。赵汀阳认为这个概念过于狭窄。孔子讲过,“己欲利则利人,己欲达则达人”。中国不仅要自己好,还要带领大家一块好。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孔子改进”,这个新概念非常好。

“孔子改进”的内涵,代表了中国人的基本理念,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兼顾他国的关切,考虑他国的利益。这个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两侧有两条标语,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70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第二条标语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1950年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个理念我们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对外交往就两个目标,一是服务民族复兴,二是促进人类进步,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是一脉相承的。

                        (编辑  三友)



*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多元化关系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经济改革一往无前、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滞后。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的背后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实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多元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共和制。美国开国的时候是奴隶制,但最终建立的也是共和制。

从案例比较研究来看,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三个国家都曾处于危机当中。今天看来,我们说国家好是相对意义上的——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前苏联却在危机当中解体了。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政治制度动摇了,这个国家就消失了,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四种权力的综合;其中,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的结果。

比如,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归因于政治上出现问题;如果把结果当原因,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错了方向。以前苏联为例,在改革中把结果当原因,首先改动政治体制,结果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再看美国的历史。美国最初的时候是农奴制或者奴隶制,但现在却是共和制。美国的共和制经历了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无论从大历史到近代史,还是中国、美国、前苏联的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多元的,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道路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如果问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等关键词。但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国高,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答案是,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其中,“坚持方向”是从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上说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学界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提出政治原则是对经济改革的约束,称之为“左”。今天回头看,当初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改革,也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从自由化等倾向中,党中央纠正方向,明确提出“不能搞什么”,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它是多元的、竞争性的。可以把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本秩序,一类是民本秩序。

从逻辑上看,资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类型。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产生多党政治的基础,实现多党政治的方式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的结果,其实是保护政治。西北大学教授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国政治议程的过程时发现,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动议很容易成为法案政策,但是弱势群体的动议成为法案的可能性的,还不到资本集团的三分之一。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经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转型为资本秩序。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也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但是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它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今的世界政治依然是两条道路的世纪之争,中国和美国之争其实就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这一点我们回避不了。

如果没有民本秩序,或者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转而走向资本秩序,结果会怎样?我大胆假设,中国只不过会成为另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绝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大数据,比如191150。其中的“1”代表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而“9”或者“150”都代表资本秩序。“19”的样本来自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3个,其中3个是工业化国家即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亚洲有6个,非洲有2个,拉美有2个;“1150”的样本表明,发达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走向了资本秩序和多党民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走向资本秩序而走向发达国家。

从政治上来说,讨论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的经验和道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混合至上”

 

从国家治理的政策逻辑上看,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混合至上。为什么要实现“混合至上”?大历史告诉我们,再好的意识形态,只要绝对化,最后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一百年,从放任自由主义到经济大危机,后来罗斯福新政使得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推行,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大历史的经验教训。

任何时候,人们的需要在利益上是多层次的,反映在人的观念上,就分为左中右。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政治决策,在某些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是好的。在现实当中,也许你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但是对某个群体来说,他们看待这些抱怨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研究中国政治学30年来的发展,我得出一条基本经验:不要妄加导向。尤其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各人对一些公共问题都可能持有确定的观念或主张,如果按照自己的观念看待现实,可能存在差异。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观念,或不符合你的利益,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观念和利益。

我们根据朱云汉教授做的ABS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认为,现实当中,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自利为诉求,换句话说,中国人更多地要求实质性民主。杜克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以民主的话语表述民生的诉求。

人的需要如何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学理论上可以称为混合。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在西方人看来相互对立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混在一起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相互并存,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变化很多,不变的东西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1.0版,毛泽东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2.0版,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就进入了3.0版。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动态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民主集中制的宪制结构之下,很多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实行单一制或中央集权制:地方的一把手或者副省级以上干部都要中央直接考察和任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表现在经济上则是联邦主义:在城市治理、土地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共治,并且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政治与经济的维度,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政府对实际经济生活还保有不少直接管理的功能,比如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对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所以国家机构包括发改委、组织部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国政府对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等社团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文化类、经济类等其他社团则实行登记制,现在登记在册的社团已经超过150万个。由此可以看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之下,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变量、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和金融资本发生横向联系。

 

“好政治”考验治理能力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变的是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因此,到底什么是政治?我们认为政治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形式上的政治,就是体制和制度;另外一个是实质政治,就是治理能力。

40年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不是政治形式,而在于国家的统治能力。那个时候他所说的统治能力,今天就叫做治理能力。

我认为,民主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但是,民主政治离不开权威和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民主政治就会被无理性的民粹势力所俘虏,甚至变成暴力政治。因此,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主义就是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治既可以约束民主,也可以约束权威,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政治”。

                             (编辑  宋斌斌)



*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我国的GDP679亿元;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大关,绝对值比1952年增长了约1325倍。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稳定剂和引擎。

新中国70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开创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破除西方自由民主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神话。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给那些身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为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希望、勇气和信心。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多极化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中国在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也有过历史性的曲折,但是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独具特色与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兼容并包,一方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独立的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70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还在于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照搬照抄的死路和全盘西化的绝路,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发展。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抉择、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中国如果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可能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引起民族冲突、国土分裂,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还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有很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政治稳定保证了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及可持续性。世界上有些标榜“民主”的国家,却是政治短视,政党相互倾轧、空头政治许诺,“民主”过度、治理“赤字”。四年或五年任期一过,下一任的政策又陷入不确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则能够保证长远规划的连续性。

新中国70年坚实的发展成就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与自认为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意义和理论价值在于为世界贡献了“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他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在理论研究中要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

20148月,中信集团履行起央企的政治责任,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信基金会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是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毛泽东曾有诗云:“偏师借重黄公略”,中信基金会力求发挥“偏师”的作用。

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我们要研究世界,包括中国,但是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我认为,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也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该说都属于中国学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砥砺前行。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中信基金会作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军的“偏师”,将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全面总结70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研究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孔丹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编。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


 

内容提要:在金融领域,大数据技术已经得到银行业的广泛使用。我国多家银行纷纷开始为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大数据而建立新的平台,将传统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系统有效结合。风险管理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运用大数据推动银行业风险管理转型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数据 风险管理 数据安全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各种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所产生的数据量的年均增速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44ZB44x1021B),数据量的指数型增长显著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竞争方式和经营方式。对于银行业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选择正确的技术,对银行拥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地分析与挖掘,参考有价值的结果并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和水平,进而在竞争中保持长期优势。

大数据环境下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整个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创造了新的业务价值,提供了更好的管理工具,将为银行风险管理转型提供良好的战略契机。但是,银行业在推广大数据风险管理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银行风险管理的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2014年,以大数据思维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使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极大冲击,商业银行由此迈入转型期。2018年,银保监会已经将银行数据治理作为董事会、高管层的职责之一,提高到公司治理层面进行风险管控。这也对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来看,商业银行以结构化数据为主的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无法满足和适应日新月益的数据形式。同时客户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用水平参差不齐,仅仅依靠分析传统的客户数据是不够的。金融机构必须过滤更多的数据来识别欺诈行为,需要寻求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建立动态风险视图,在管理信用风险环节具备实时数据录入和动态信用风险评估的能力,以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

第三,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技术来看,从国外引入的风险控制模型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大多数银行的风控模型主要从国外引入,基于其本身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复杂性,再加上信息不全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所引进模型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多数国内银行开始在参考国外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版本”。“中国版本”的风控模型也有一些突出缺点:一是中国企业信用贷款过于依赖政府授信和国有企业,这种粗放式信用风险管理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良贷款。二是过高的信用审核标准使得大量个人贷款申请人无法通过审核,银行无法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特别是在信用消费领域无法实现“普惠金融服务”这一目标。

第四,从银行业大数据风险管理的基本环境来看,由于大数据风控对海量数据的储存与革新优化要求较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主要采用批量处理的形式,与大数据风控要求的高时效性、精确性存在差距,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也是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业加强大数据风险管理的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主动风险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信用卡欺诈检测、金融犯罪合规、信用评分、压力测试和网络分析等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通过生成大量有关其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和其他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将消费者市场划分为更小的细分市场,并可在几秒钟内生成报告。

    相比于美国,欧洲仍处于大数据技术利用的早期阶段。英国Big DataFinance2015-2019)制定并开展了关于“金融研究与风险管理”的大数据创新培训网络计划,开发和实施大型复杂数据集的实证金融和新的风险管理定量和计量方法,这增强了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在德国,德意志银行利用大数据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该行开发的最新软件系统Hadoop,主要用于大型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查询和统计分析,且表现良好。欧盟议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525日正式实施,该条例适用于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到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有效防止信用风险的发生,近年来我国多家商业银行依托大数据技术纷纷建立了内部安全机制与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识别和评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反欺诈能力等领域,工商银行2014年自主开发了风险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子安全智能服务平台,已经累计为150多家银行提供风险相关的大数据服务,对推动银行业加强风险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通过运用非结构化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和HDFS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之间的融合,对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做出判断,从而实现了客户的统一视图、产品的统一管理以及客户的精准营销和风险管控等等。

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及监管方面,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专属“模型试验室”,基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模型的研发,全面服务于实时数据的提供交付与银行决策的制定。

为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整合,提升业务效率,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施了EMC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和秒级营销,银行业务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基于数据仓库,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从交易、服务、风险、权益等多个层面分析数据,其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进行分类,并且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的几点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势在必行。要引入大数据思维,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风险管理中数据搜集、风险分析、模型应用、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最终构建智慧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此,银行业应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大数据风险管理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都应顺应时代潮流,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应对。政府部门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属、数据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稳定性保障、数据安全等相关专门性法律,着力改善数据信息共享的使用环境。银行机构应制定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加强风险限额管理、风险评估、风险奖惩、风险责任约束等。

第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首先,监管部门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顺应风险管理从静态数据向动态数据转化、从人为判断向模型分析转化、从零散管理向体系管理转化的趋势,加强对云端数据服务商的监管。在出台相应的数据保护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应急处置、风险评估和安全控制的能力建设。

其次,银行要用大数据的思维和理念来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理顺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淡化部门色彩,彻底打破以往小数据模式下形成的部门、机构、区域、产品间数据信息分隔管理以及由分支机构各自分散识别风险的做法,形成按客户集中统一管理数据信息和高效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有效抵御数据安全威胁。

大数据平台作为维护银行业各项业务正常运营以及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重要工具,有效的技术支撑是保障大数据安全可靠、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一是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研究,促进数据安全防范信息和修复举措的收集与共享,健全数据价值流通体系、提升数据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二是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共享及销毁等关键环节,及时共享技术清单,确保在遭受到潜在的安全威胁时具备解除风险的技术水平及能力。是银行要加强对相关部门数据安全责任人的管理,明确其数据访问权限、异常行为告警处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数据安全日常运营工作,降低数据被外界干预或操纵的风险。

    第四,提高大数据风控模型技术,加强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我国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强大数据风控研究,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同时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相对成熟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应当完善分散在各部门法之中的隐私权保护细则,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其薄弱之处。

(编辑 宋斌斌)



* 施燕,中信集团监事会办公室财务监督处处长。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的进军号。怎样贯彻落实?  

寻找差距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大国的历史说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基础。

石油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某些霸权国家来说,石油也是扼杀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权的武器。世界上确有若干国家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实现了现代化。有人以此为据,主张我国效仿,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走这样的路,将付出改旗易帜和甘当附庸的代价。

几十年来,我国油气产量增长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70%,天然气超过40%,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中的“话语权”而言,我们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值此世界大变局时期,我国油气需求存在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

    从新中国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实践看,历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都已证明我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油气探明程度比较低,分别不足四成和二成,而非常规油气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勘探开发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我国有含油气前景的地区,已颁发许可证进行勘查开采的面积仅占其一半左右。中美两国有利勘探面积相近,但是开发投入却相差悬殊。以每年完成探井为例, 1938-1998年,美国平均每年完成探井8680口;而我国探井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十年,也只达到3464口,其中,辽阔的海域,每年仅完成92口探井。

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来看,在今后10-20年内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高依存度局面比较困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下为保障油气供给,抓进口安全的三项措施、抓本土资源开发的五点办法值得我国研究借鉴。

我们应努力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里子”就是国家能源安全。只要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应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资;与此同时,国内开发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并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路在我国是可行的。延长油矿成长为我国第四大油公司,鄂尔多斯盆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油气区,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油气上游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上山下海进大漠”开发油气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在引进外国公司共同开发油气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众多各种体制的中小油公司。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低品位”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区;有利于已废弃油气田“起死回生”;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国家需要各类大中小公司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而不是某个极端。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船和桥”的问题,做到资源开放、资料共享、有效投入、技术服务,有效监督。

   面对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政府服务应分类施策。外国中小油公司是和现代石油工业同步成长的,属于“资本和知识紧密结合型”,到中国来开发油气只是“战场转移”。中国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半道出家”,属于“资本与知识急待结合型”。对于前者,要帮助它们摆脱“水土不服”;对于后者,要帮助它们熟悉石油上游产业,从易到难向前发展。

鉴于陕北十年“石油潮”走过的弯路,矿权放开的力度应与政府的执政能力相适应,避免重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

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企业两个层面油气经营管理目的存在差异。这次“低油价”有助人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

   2010-2015年,全国原油产量持续上升,年均增长200万吨;2016-2018年油价下跌,全国原油产量下降了2545万吨,每年减产800万吨。而且,无论海上、陆上,东部、西部,新区、老区,所有的油公司均在减产。与此相应,上游业投资明显减少。以中石油为例,2010-2014年,年均投资1607亿元,最高1829亿元;近三年年均投资1262亿元,最低1100亿元左右。显而易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断崖式”下跌的国际油价,各油公司为保持利润主动关闭部分油井所致。

    近三年全国原油減产达11.8%。其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延长及地方降幅分别为9.3%,10.5%,16.0%和27.9%,民企降幅有的高达五、六成。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中石油更是咬紧牙关顶起了原油生产的“半边天”。显而易见,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石油等央企,在改革中还不能简单地强调它们只是“管理资本”,而要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

鉴于上游业“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设立“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在“低油价”时期反哺石油业和保持上游业有足够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石油业,大多经历过早期“乱开滥采”,继而政府强力监管,最后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对“两只手”的辩证关系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差距。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业的特性考虑不够,在油气开采阶段缺乏调适能力。能源主管部门变动过分频繁,而且未能在认真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法律确立新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机构重组时,原部门的骨干很少进入新部门,影响了工作的连续性。近年来发生的“气荒”,页岩气招标和拍卖效果欠佳,都说明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

 “依法治矿”要实现全覆盖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强开釆阶段管理。要狠抓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这是石油上游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截止目前,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可采储量就可在目前的年产量水平下多生产2年。全国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80多亿吨,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至0.5%,也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探眀未动用天然气储量5万亿方,动用一半,采气速度1%,也可新建产能250亿方。加上带动技术服务业增加的效益,足可以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要在承认矿产资源“级差性”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矿权管理和税费制度,使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转变为激励开发油气的长效机制。

“开源”和“节流”两手抓

   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节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切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样板。美国年消耗石油高峰值为9亿吨,人均3吨。中国若以人均3吨石油为标准,每年就需要40亿吨左右,大体相当全球的原油年产量,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开源节流”应该是我们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国策。 

加大投入,提高效益

开发油气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作对象选择上必然是“先易后难”、“先肥后瘦”。一般来说,非常规油气比常规油气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污染环境概率高。为了今后持续发展,暂时不计成本对非常规油气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商业开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老区”,开拓新区

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这是客观规律。为了减缓递减,需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为了保持一个油区(盆地或盆地群)的稳产和上产,需要持续开拓新领域,探明新储量,建设新产能。所以石油上游业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

和建国初期不同,现在的工作对象不仅有新区,而且有“老区”。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都高度重视“老区”的稳产和发展。美国近半个多世纪来,80%的新增可采储量来自“老区”。当前世人瞩目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产地也在“老区里。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石油地质条件更复杂,“老区”工作和认识程度得多,因而潜力更大。在我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频繁变动,“老区”工作成了薄弱环节。个别“老区”,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油田产量递减,而其外围的储量、产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动。

    目前看来,制定油气发展规划时应分层次提升力度。

   新时期、新征程中,“爱国、奉献”精神依然是石油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要有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机制,也要努力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艰苦行业的凝聚力。

    (编辑  季节)



20198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杂志社召开的“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摘编。

* 查全衡,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油气资源管理局原局长,全国油气储量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

页岩革命及其意义

金之钧

2019-11-04 13:47:58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据全球多家机构预测,到2040年,油气在一次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仍将保持在50%以上。油气主体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得益于页岩油气的贡献。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美国的油气自给率大幅度提高,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接近10%2023年将实现完全自给。

我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初步评价结果位居世界第三位,是建成千万吨级产量油气田最现实的战略接替资源。但是,我国主要为陆相页岩油气,具有不同于美国海相页岩油气的显著特点,美国技术在我国难以完全复制。我国能否像“陆相生油理论”一样,掀起一场“陆相页岩油气”革命,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关乎百万石油人就业岗位,也关乎能否在世界“页岩革命”中抢得先机并从海外获取页岩油气资源的战略问题。

美国页岩革命的影响

页岩油是富存在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包含页岩中致密碳酸盐和碎屑岩夹层)的石油,天然气则叫页岩气。这类油气藏与常规油气藏的不同特点,一是“自生自储”,油气运移距离十分有限;二是非构造高点控制,往往分布于烃源岩发育的斜坡区或洼陷的中央区,分布范围广;三是资源丰度低,必须经过大规模人工压裂改造才能实现油气藏的经济有效开发。

美国的页岩气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偶遇发现阶段(18211975)。这个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漫长,页岩气年产量小于10亿方。第二,探索阶段(19762005)。此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页岩气开发探索和技术研发,2005年页岩气产量突破了200亿方。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2006年起,美国页岩气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到2017年,页岩气产量达到了4747亿方,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0.5%。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简称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7154亿立方,占比约为67%

在页岩气开发取得成功后,相关的技术被引入了页岩油的开发,带动了美国页岩油的快速发展。美国页岩油发展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探索阶段(19531986),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巴肯(Bakken)页岩区,产量比较低。第二,起步阶段(19872006),以水平井技术的成功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扩展到了伊格尔福特(Eagle Ford)页岩油区。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以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的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向其他页岩区拓展。到2017年,美国页岩油产量达到了16.2亿桶,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47.6%。据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630万桶/日,在美国石油总产量中的占比将达到61%

美国页岩革命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变了世界油气贸易流向,影响着大国外交。第二,改变了人们对油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其他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的重新评价,油气可能会从稀缺的资源转变为比较丰富的资源。第三,致使国际油价走低,促进天然气价格分化。第四,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第五,促进了美国GDP增长与政府收入增加。到2035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将为GDP贡献1.5万亿到1.89万亿美元。第六,增加了就业岗位。20172035年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每年将提供82.8万到104.7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勘探开发三个基本阶段

中国页岩气是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国家石油公司在积极实践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其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借鉴阶段(20032008)2003年,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美国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及研究进展。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中国页岩气早期资源潜力分析项目,对我国重点领域主要烃源岩层系的页岩气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2008年,对四川盆地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和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这一期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北美页岩气新进展调研和中国页岩气有利区的筛查工作。

第二,选区评价与探井实施阶段(20092012)。中国石化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石化南方探区页岩气选区评价,明确保存条件对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富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201211月,涪陵焦石坝地区焦页1HF井在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部优质页岩段压裂测试获得日产20.3万方的页岩气流,实现了中国石化海相页岩气勘探的战略性突破。中国石油于2010年在四川盆地威远地区钻探了页岩气直井评价井-201井,在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测试产量0.3万方~1.7万方/天。 2011年,钻探了宁201-H1水平井,10段压裂试气,测试产量15万方/天。

第三,规模建产阶段(2013年至现今)。中国石化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全面启动了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一期和二期各50亿方的页岩气产能建设。2017年底,已经建成产能100亿方,累计产气154.68亿方。此外,在四川盆地及周缘的页岩气勘探又取得一批新发现。

中国石油于2013年启动长宁威远和昭通两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设。第一批页岩气开发方案,建设产能25亿方。2016年第二批页岩气开发方案获得通过。2017年,年产120亿方的开发方案获批,当年实现页岩气产量30亿方。

20129月,陕西省设立“延长石油延安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云页平3井区单井日产量均在2万方左右。预计到“十三五”末,将建成页岩气产能10亿方。

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及挑战

发展前景:不同单位采用类比法或体积法对我国页岩气资源进行了初步估算,虽然结果相差较大,但都在10万亿方以上,说明我国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预计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2020年有望实现页岩气产量200亿-300亿方,而到2030年可望达到800亿-1000亿方。  

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深层页岩气地应力高,页岩脆性降低,压裂难度大;二是低压和常压页岩气单井产量低,一般小于5万方/日;三是陆相页岩气储层相变快,粘土含量高,尚未形成适应性工程工艺技术;四是页岩气开发成本普遍较高。

中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前景

勘探开发基本阶段

中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常规石油”兼探、“非常规页岩油”探索以及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三个阶段。

第一,与“常规石油”兼探阶段(2010年以前)。这一时期在鄂尔多斯、渤海湾、江汉等盆地烃源层系均发现了泥页岩裂缝型油气,但总体上储产量规模有限,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非常规页岩油”探索阶段(20102014)。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选取了若干典型盆地,在凹陷边缘构造高部位部署了一批页岩油专探井。

第三,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以来,在国家“973”计划和油气重大专项支持下,陆相页岩油地质评价及开采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启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

发展前景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EIA估算,我国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为43.7亿吨,这一评价明显偏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团队初步估算,中国陆上主要盆地页岩油资源量为186亿吨。

我国页岩油起步于2010年,先后在准噶尔、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和江汉盆地等取得了点上突破,最高单井日产量达到116.8吨。但多数井日产量在20吨以下,生产成本高,投资效益低,实现大规模开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针对陆相页岩油特点的有效开发技术。我国的富有机质页岩以陆相的湖泊沉积为主,具有油质重、粘度高、流动能力差、粘土矿物含量高,气油比低、地层能量不足等特点。依靠现有技术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二是对页岩油有效开发的信心不足。对页岩油资源潜力、关键技术及能否有效开发等问题认识不一致,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勘探开发部署和投资决策。

三是缺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鼓励竞争的市场环境。页岩油是一种分布面积大的低效“贫矿”,具有开发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目前我国在投融资体制和竞争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改革。

发展思路及目标

发展思路:坚持政策引导,科技先行的原则;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原则;坚持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坚持国企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  

发展目标:根据我国陆相页岩油的特殊性,分战略准备、战略突破、战略展开三个阶段实施:

战略准备(第一阶段):在“十四五”期间,集中科技攻关,制定相关政策,形成高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20亿-30亿吨;探索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500-800万吨。

战略突破(第二阶段):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强化科技攻关,形成关键技术系列;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突破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40亿-5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1000-1500万吨。

战略展开(第三阶段):在“十六五”期间,完善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有效动用中低成熟度页岩油资源;落实中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面展开页岩油开发,实现全国页岩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年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中国页岩油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页岩油开发应成为国家战略,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实现中国页岩油气的有效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编辑  季节)



2019年8月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杂志社召开的“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摘编。

* 金之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页岩油研发中心主任,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简称WTI)和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市交易,国际石油定价权从石油输出国手中再次转移到西方国家手中。原油因其巨大的工业价值,成为公认的最佳金融投资标的之一;原油已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巨大,场内和场外各类衍生品的日交易规模近2万亿美元。我国原油进口增长快、规模大、金额高。2008-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由1.8亿吨增长至4.6亿吨,进口金额由1293亿美元升至2403亿美元,在我国外贸总进口金额中的占比由10.5%升至11.3%


美国再度成为最大产油国是全球原油供应侧的重大改变


页岩油革命逆转美国原油产量下行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原油产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在1970年产量达到964万桶/日的峰值之后开始回落,2008年降至500万桶/日。页岩油革命导致美国原油产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并成为近年来世界石油供应增长的主要来源。根据BP公司数据,2008-2017,世界石油供应增长958万桶/日,同期美国原油产量增长435万桶/日,占世界石油供应总增量的45.4%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增至1095万桶/日,创下历史新高,比2008年翻了一番。


美国页岩油成本相对油价水平维持低位,经济性良好。目前美国页岩油井口盈亏平衡油价集中在35-50美元/桶,尽管2018年以来总体成本有一定幅度回升,但在当前油价水平下仍有良好的经济性。其中,周期性成本主要包括压裂成本(40%)、钻机租金(15%)、技术服务(9%)、输油管材(9%)、土地成本(6%),随国际油价波动而波动。结构性成本是指技术创新及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下降,如减少钻井、完井时间。


美国非常规油气是全球上游投资增长的热点。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全球油气上游投资大幅削减,2017年后随油价回暖出现小幅回升,但仍比2014年高点低约3000亿美元。美国非常规油气是近年全球上游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2018年,美国非常规投资较2017年增长了19%


中期美国原油产量仍有较大增产潜力。随着油价回升,美国上游投资活动将保持活跃,预计2022年前美国原油产量可保持增长趋势,2017-2022年增长220万桶/日,同期天然气液(NGLs)将增长120万桶/日。


世界石油供应格局发生深刻改变


2018年,美国超越俄罗斯,再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目前,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三国石油产量占全球供应总量的近四成,已成为左右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形势以及油价走势的主要供应博弈方。当前,美国不但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崛起的原油出口大国。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强国的地位又为其提供了更多影响石油市场的手段,例如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传统产油国等。因此,随着美国在世界石油供应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


“减产联盟”成立,传统供应方合作力度前所未有


在本轮油价下跌之初,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放弃“限产保价”策略,想借低油价之力,清退产量快速膨胀的非常规资源,从而巩固长期市场份额。然而,美国页岩油、加拿大油砂和巴西深水等非常规石油产量在短暂下降后很快反弹,使传统产油国的市场份额和财政收入“双失”。2016年底欧佩克策略转向,由保份额回归保价格,并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联合减产协议。由于“减产联盟”的有效合作,世界石油市场基本面逐渐向平衡的方向发展。


世界石油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增大


美国能源独立使石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增大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到2020年末,美国将成为石油(原油和原油产品)净出口国。美国能源部长佩里表示,“能源独立对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将增加其通过增加或减少油气出口左右全球市场的筹码,也将会根据其国家战略的需要,改变其维护全球油气供应(主要油气产地)和运输通道(例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稳定的传统角色,甚至会主动挑起地区局势动荡。特别是在局势最为敏感的中东,能源独立使美国拥有了摆脱中东石油羁绊的资本,处理中东问题更加灵活。一方面,美国改变战略收缩策略,倾向于通过非战争手段控制中东,不再继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对于伊朗等敌对国家,美国可以加强制裁而无需顾虑世界石油市场发生震荡。


美国能源独立对我国能源进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和委内瑞拉两国原油产量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如果我国从伊朗、委内瑞拉的进口全部中断,中断规模最多为6000万吨/年,相当于我国从俄罗斯的进口规模。如果波斯湾禁航,我国原油进口中断量约1.44亿吨。届时全球主要原油进口国将争相寻找替代来源,在全球三分之一原油贸易受到影响情况下,可寻求到的替代量将受限。此外,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加税的能源产品清单中,润滑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石脑油等均已加征25%关税。在中国加税的能源产品清单中,改性乙醇、LNG、除原油外石油类能源产品均已加征25%关税。


中长期全球石油需求稳定增长,中国进口需求仍将增长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预计GDP增速为3.7%,石油需求增速面临放缓压力。


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对全球需求贡献大。2000-2018年,世界石油需求年均增速约为1.2%,中国石油需求增速约为5.1%。同期,中国石油需求在全球石油需求中的占比由6.1%提升到13.5%


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速在3%-4%区间。同时,能效提高、油价中枢上移抑制石油需求。预计世界石油需求总体维持平稳增长,2018-2022年年均增长120万桶/日。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力巨大,是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能源转型步伐加快,石油需求总体趋降。预计2035年,中国石油需求达到7亿吨峰值水平。国内原油产量保持2亿吨水平,我国原油进口仍有相当数量的增长。


中长期国际油价逐步提升,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外汇平衡影响大


从供需基本面看,近几年上游投资下降将导致供应能力增长有限,世界石油增产重心在非欧佩克国家,世界石油供需将呈紧平衡状态。2022-2030年,非欧佩克国家石油生产达到峰值,世界石油增产重心从非欧佩克国家向欧佩克国家转移;欧佩克国家需要石油收入发展本国经济,“限产保价”策略可能延续。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能源独立使地缘局势复杂化,供应中断风险增加。金融方面,美元升值再贬值的过程将先后对油价形成利空和利多,投机因素导致油价短时间内持续偏离基本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近两年,我国原油进口外汇支出增长过快是导致贸易顺差下降的重要原因。2016-2018年,随着油价回升,我国原油进口金额由1165亿美元升至240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净增加1238亿美元。同期,贸易顺差下降1588亿美元,贡献占比78%。按4亿吨/年的原油进口量计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美元/桶,我国原油进口每年就要多付出近30亿美元。


低油价总体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降低物价水平。据测算,理想情形下(即总需求上升且传导机制畅通),油价水平降低1美元/桶并保持1年,可拉动GDP上升0.03%。若50美元/桶油价持续2-3年,可拉动GDP增长约1.0%。若国际油价在50美元/桶以上,年度水平同比上涨10%,将拉动国内CPI上涨0.1-0.15个百分点。


新时期需要新作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加强与传统油气资源地区的合作


美国油气进口减量,资源国迫切需要寻找新买家,我国也有拓展更多进口来源的需求。我们应利用全球最大油气买家的优势,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资源和供需潜力看,未来中东、中亚-俄罗斯和非洲依然是全球油气出口规模最大的地区,且这些地区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和出口稳定性都高于美国,仍然是我国油气进口重点地区。


加强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油气全产业链的体系建设,一方面,加快石油战略储备和储气库建设,提升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另一方面,应稳定国内原油生产,加大天然气开发,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发展,降低对油气的过度依赖。此外,应基于底线思维,开展国内油气需求细分排查工作,做好在极端情况下的供应保障预案。


提升我国国际油气市场定价权


用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已于20183月在上海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这是提升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影响力的第一步。有关方面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境内外投资者,进一步提高交易量、流动性和价格可接受度。加快推出汽油、柴油、天然气等更多用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交易品种,鼓励国内企业以上海价格作为国际油气贸易基准价。


(编辑  季节)




20198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杂志社召开的“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摘编。

* 戴家权,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研究所所长。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石化产业已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的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产业规模跻身世界石化大国前列。但是面临着原油价格宽幅震荡、科技革命加快推进等新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 

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

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到8.4亿吨/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16.5%;乙烯能力达到2505万吨/年,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乙烯总能力的14%;合成树脂产能达到8523万吨、合成橡胶产能达到623万吨、合成纤维产能6206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能的29.0%32.3%66.3%,均居世界第一位;已建成千万吨级以上规模炼厂28座、百万吨级乙烯装置8套,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沿长江经济带等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生产的油品和石化产品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支撑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近年来,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积极组织技术攻关和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流程炼油技术,蒸汽裂解制乙烯成套技术,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己内酰胺、苯乙烯、聚酯、丙烯腈、顺丁橡胶和丁基橡胶等石化产品生产技术,以及煤经甲醇制烯烃和煤经合成气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技术,部分自有技术已出口到国外,具备了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百万吨级芳烃以及部分下游衍生物生产装置的能力,支撑了我国石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石化智能试点示范取得成效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石化产业大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九江石化、镇海炼化、茂名石化、上海石化、普光气田等企业开展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管控模式的变革,提高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色低碳水平,提升了企业先进控制投用率、生产数据自动数采率、劳动生产率,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新模式,生产优化从局部优化、离线优化逐步提升为一体化优化、在线优化,提质增效作用明显,促进了集约型内涵式发展。

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而不强、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国石化产业的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大量小炼油、小化工厂等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产业集约化程度偏低,投资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世界石化强国还有差距,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不断增长,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4.6亿吨,而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9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2774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7.1%;天然气进口量达1242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4.8%,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不合理,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过剩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下放了新建炼油及石化项目行政审批事项,委托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但由于没有同步,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国内现有产能集中释放,导致我国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局面。在2017年炼油产能增加3760万吨/年之后,2018年又新增1200万吨/年,达到8.4亿吨/年,原油加工量为6.04亿吨,产能利用率72%,远低于全球炼油企业83%的平均开工率,炼油能力过剩约1亿吨/年。同时,部分主要石化产品也呈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2018年,我国大宗石化产品中,甲醛、己内酰胺、双酚A、聚苯乙烯、聚甲醛、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等产品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一边为产能利用率低,另一边又大量进口;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纤原料及其它有机化工产品等产能满足率超过100%。虽然炼油和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呈过剩态势,但各地发展炼油和乙烯项目的热潮仍然高涨。据预计,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9.1亿吨/年,2030年将达到10.4亿吨/年,炼油产能利用率将保持在70%左右,过剩产能将超过1.5亿吨/年。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石化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提高发展质量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品种牌号、功能档次、质量稳定性等方面有待提高,通用石化产品供应过剩,而高性能碳纤维、电子化学品、功能性膜材料等石化高端产品主要从国外进口,许多是从美国进口,存在卡脖子隐患。

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中美石化产业存在结构性差异。我国石化产业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能源禀赋导致石化产业原料必须依赖进口,出口贸易则多为服装、塑料制品、鞋类、轮胎等低利润商品;美国则以出口原油、基础化学原料和高端石化产品为主。

虽然我国具备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百万吨级乙烯和芳烃装置能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缺少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缺少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如超高温高压条件下测控仪器装备核心部件、地震勘探仪器设备等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技术装备,航空航天发动机、高铁齿轮箱等配套用高端润滑油脂产品,聚烯烃弹性体、热塑性弹性体、高端碳纤维、耐高温耐油密封橡胶等高端合成材料生产技术;石化装置用的高性能、高参数泵和阀门以及工业控制服务器、网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大量依赖进口,有的甚至被美国掌控。

中国对美国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整体呈逆差,下游制品为顺差。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有机化学品、塑料、橡胶等石化产品共计148.9亿美元,对美出口能源化工产品共计98.9亿美元,整体呈5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下游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和纺织服装类产品则为593亿美元顺差。

中美贸易摩擦两轮征税后,美国合计2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95.3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7.8%。中国合计11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21.2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11%。总体看,能源化工产品及下游制品在整个中美互征关税清单中占比并不大。

美国是中国的石化下游制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下游制品加征关税,间接对上游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需求带来较大影响。美国2500亿美元清单涉及中国橡塑制品127.8亿美元,约占国内橡塑制品出口额的20.5%,分别覆盖中国对美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出口总额的67.1%93.3%。加征关税将大幅减少中国橡塑制品对美出口,进而间接影响石油石化行业整体产业链健康发展。

能源及石化产品基本上已经全部涵盖在中美双方前两轮的加税清单中,后续如果继续扩大加征关税范围,直接影响已很有限。但进一步加征关税将涉及大量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对其上游塑料、合成纤维及其相关原料间接影响很大。

经济增速放缓,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我国成品油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2000-2010年,我国成品油表观消费年均增速8.4%,“十二五”期间降至5%。而2018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3.21亿吨,同比仅增长0.4%。其中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汽车和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汽油和煤油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柴油消费已经进入阶段性平台期。消费柴汽比由最高2005年的2.271降至2018年的1.251

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2015年开始,国家已对地炼企业有条件放开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截止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准36家地炼企业进口原油使用权1.0196亿吨和相应的原油进口权,而且还将继续扩大。进口原油大门的敞开使得地炼产能快速释放,市场份额明显上升,国内成品油市场多元竞争格局凸显,市场化进程加快。

替代能源和煤制油发展加剧油品市场竞争

近年来 汽车动力多元化,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生物燃料和煤基燃料也迅速发展,这些都直接影响石油及成品油的消费需求。

截至2018年底,我国CNG汽车保有量626万辆,LNG汽车保有量44万辆。预计2020年,天然气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1000万辆。

电动汽车技术进步将深刻影响炼油工业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211万辆左右。目前,荷兰、挪威、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列出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汽车行业实施“双积分”政策的同时,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助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和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400万辆和3300万辆,占汽车销量的比重分别为3%20%。远期,当电池技术突破后,电动汽车将更快发展。随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加速发展,将直接威胁成品油的消费需求,西安、广东、深圳、海南等地已明确优先发展氢能,使成品油市场发展空间缩小。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加快了我国生物燃料的生产步伐。

煤制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深加工行业。截至2018年底,煤制油产能达868万吨/年,产量726万吨,其中柴油433万吨,石脑油293万吨,还有少量液化气和汽油。根据《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预计2020年将实现产能1300万吨/年。

我国石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产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的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

根据我国成品油市场需求分析,建议202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8亿-8.5亿吨,203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9亿吨以内。为此,建议加强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及时出台相应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科学有序控制炼油产业发展速度。严格实施政策约束,严禁在不具备资源条件、环境容量的地区新建炼厂;在不具备市场潜力、产能已明显过剩的地区要下决心缓建或停建已经规划批准的炼油建设项目。研究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刚性指标,明令设置安全、环保、质量等限制门槛,及时制定产能退出的标准及善后处理相关政策,坚决化解产能过剩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剑指我国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一是要针对我国石化产业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短缺的问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中努力研发高端石化产品,加大替代进口产品力度,满足汽车、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的需要,抗衡经贸摩擦风险;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大宗产品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助力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大对仪器仪表、机械、装备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企业支持力度,加快研发石化产业用的精密仪器仪表和专用设备,解决“卡脖子”隐患。

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2018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70%,预计2020年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将超过70%,远超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保障资源供应能力。一是加大进口原油通道建设,重点巩固和完善西北、东北、西南陆上进口通道,开拓沿海大码头建设,实现海陆协同发展,提高外围资源保障能力;二是强化石油储备体系建设,梯度规划石油储备布局,在完善东部地区储备体系的同时,重点在中西部战略纵深地带布局,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现有大型炼油企业和化学工业园区为依托,结合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在物流条件好、有码头或管道优势、上下游产业链集中的地区,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大一体化、基地化、园区化建设,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炼油化工产业集群,提升炼化产业整体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

可借助海南、上海等地设立自贸试验区(港)这一契机,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使驻地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与国际石油公司同等的待遇。建议国家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对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出口成品油不做配额限制或不纳入配额管理,同时提高化工产品出口退税率,为国内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公司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调整产业布局,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根据区域供需平衡情况,例如,由于东北地区炼油产能过剩较严重,除大连等沿海油品出口基地建设外,要严格控制东北内陆地区炼油新增产能。同时,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山东地区,严格控制炼油产能扩张,不再新增炼油产能,坚决淘汰现有落后产能。

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建设南京基地、上海基地、宁波基地、舟山基地及连云港基地,形成我国长三角地区炼油及石化产业集群,成为集炼油与化工、内贸与外贸的相结合的石化核心区域。

珠三角地区在中科炼化、惠州二期等项目投产后,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十三五”后,需严格控制广东地区炼油能力扩张。

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调整原料结构,积极推进炼油原料多元化,引入甲醇、天然气等原料,优化统筹利用,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柴汽比,增产汽油、航煤等市场有需求的产品,降低石油焦等低价值产品产率,合理安排润滑油等特色产品生产,积极开发高档高端润滑油产品。调整装置结构:合理调整重油加工路线,提高原油转化深度和清洁化水平;完善成品油质量升级措施,重点发展烷基化、异构化、催化裂化柴油处理等装置,优化催化裂化汽油处理、加氢精制等装置,加快油品质量升级与化工原料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炼化一体化建设,重点建设化工型炼油装置,增产化工原料和高端化工产品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是炼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完善示范工厂建设,进一步开展炼油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深化生产运营和技术管理的智能化;二是结合炼化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特性,从设计、生产、管理和物流等四个方面加快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三是加快相应软件国产化步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设备;四是建立以安全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控制中心,提高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和防控能力,形成系统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

慎重布局原料大量依赖美国进口的炼化项目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带来了大量廉价的乙烷和丙烷,其成本优势再加之我国乙烯和丙烯需求量大,我国新上了大批乙烷制乙烯项目和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这些项目的原料严重依赖进口。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将提高从美国进口原料成本,影响这些项目的盈利性,增大投资风险。在布局石化项目时,对原料依赖进口的项目要慎重决策,强化风险防控。

(编辑  季节)



20198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杂志社召开的“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摘编。

* 王基铭,中国工程院士,中石化科技委资深委员,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原总裁。


 

未来十多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调整的重要时期。展望“十四五”,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困难和问题将更多,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准确把握世界能源发展大势,顺势而为,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多措并举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的“形”与“势”

近中期全球经济或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增速预计会进一步分化,全球和区域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发生新的改变。以清洁能源、非常规油气、分布式能源技术为代表的能源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以高效化、低碳化、智能化、电气化为特征的能源消费领域的产业创新,以及与储能、智能电网、智慧能源等平台的交互融合,正引发全球能源供需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再电气化和去中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全球能源资源的版图和消费格局也将重塑。

能源“新美国”初见雏形,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

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英国石油公司(BP)等机构在能源展望中均预测,未来非常规油气将迎来大发展,特别是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增长来源。

IEA预测,到2040年,美国将分别占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增长的近75%40%EIA预计,2025年前,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集“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出口国”三重属性于一身的“新美国”已初见雏形,加上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OPEC)及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未来全球格局中美国—沙特—俄罗斯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有鉴于美国在能源独立基础上将积极谋求能源主导权,其战略腾挪能力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联合发力,中长期能源结构有望深度调整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多家机构预测,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未来成本“学习曲线”将会更加陡峭,可再生能源装机将显著增长。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发电成本将普遍低于化石能源。IEA预计,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增长到40%左右。同时,受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双重驱动,储能可能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此外,低成本的清洁氢能,以及可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电动汽车,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可观的灵活性资源,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将更凸显,发展也将提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多为就地消纳,但随着区域、跨区域电网建设以及氢能、电池等储能的发展,未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近中期能源供应端仍需综合发力

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已经形成,绿色发展机制在各国不断形成与聚焦,但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所需相距甚远。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暂时放缓,2017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反弹。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碳减排目标,除了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外,近中期仍需发展核电、氢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提高风电、光伏消纳水平。因此IEA研究提出,核能、氢能、天然气对构建低成本、可靠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实现积极温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核能方面,IEA预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核电仍将稳定在高位运行。2035年,欧盟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11%,仍然发挥重要的基荷作用。但是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德国、比利时等部分国家宣布“弃核”,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推迟或放缓核电项目建设。核电能否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在氢能方面,20196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氢能的未来》,提出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的成本可能下降30%。现在正是扩大氢能应用规模,使氢能未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时刻。在天然气方面,IEA预测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比将从2017年的22%增加至2035年的24%。且液化天然气(LNG)将超过管道天然气成为全球天然气贸易的主要方式。

全球能源结构和部门分布或出现明显分化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能源需求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势头。IEA预测,2017-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速为1.2%2025-2035年,增速仍保持在1%左右。但是能源消费结构和部门分布将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推进,以及欧美等国发展高端实体经济、推动再工业化进程,未来一段时期,工业用能需求仍将持续增长。IEA预测,2017年至2040年,全球工业用能需求将以1.3%的年均增速增长。美国从2017年的17%增长至2040年的19%,欧盟从2017年的23%增长至204025%。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完成工业化后,工业用能仍很难实现快速下降。另一方面,交通用能去油化是大势所趋,终端用能电气化时代将加速来临。从各家机构的终端用能结构预测来看,近中期电力占比不断提升,而石油占比则有所下降。IEA预测,2040年电力消费在全球终端用能中占比达到24%,比2017年增加5个百分点,而石油消费占比则下降5个百分点。2030年左右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峰值。这主要由于交通领域燃油经济性提升和替代燃料发展。IEA预计,近中期美、欧、日等国交通用能均持续下降,其中交通领域石油需求量下降明显。可见,近中期交通部门将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险”与“阻”

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点呈增加态势。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谋求全球能源主导权,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国关系、世界油气市场以及国际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抬头,对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保障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同时加大我国对国外能源利用成本。

美对华战略定位新转变,我对外能源合作需新布局

可以预见,中美博弈或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中美将长期处于“缠斗”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美国拿我能源安全做文章,由此将会对油气贸易前景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即便将进口美国天然气作为削减对美贸易逆差的重要选项,未来如何协调与美合作及与俄罗斯、沙特、中亚等传统油气贸易国的关系也是新挑战。

欧盟对华关系的新取向

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对华立场出现大转变迹象,欧盟委员会也发布新的《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实践者,中欧目前在低碳城市、智慧交通、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近来中欧还在探索“一带一路”第三方能源合作,若中欧能源领域合作生变,将对我国能源发展和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不利,进而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影响。

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新变数,我能源安全潜存新隐忧

“十四五”时期,受美国因素影响,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拉美等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都有出现新变数的风险,如中亚政权更迭的风险、伊朗制裁后的中东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等等,北部非洲等部分产油国形势演进也存在变数和风险。这些变化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稳定的油气贸易合作带来了新隐忧。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谋”与“动”

虽然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点增加,但只要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我国的能源供应是基本能够保障的。一是我国能源总体自给率在80%以上,保证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虽然石油进口70%、天然气进口45%,但只要世界大格局稳定,主要油气出口大国也需要与我国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支撑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我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俄罗斯、中亚油气资源富裕国家、过境通道缅甸等,与我国陆路相连,关系友好,如果措施和应对得当,平时和极端情况下可保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油气进口。因此“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补齐短板,增加能源安全韧性的基础上,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摆脱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发展道路,尽早实现能源转型目标。

(编辑  季节)



¨ 20198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杂志社召开的“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问题”研讨会上的作者发言摘编。

* 朱跃中,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际能源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软实力相当强,在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在信用评级领域、监管领域以及国际金融的话语权等方面,相比中国都具有优势。美国的金融市场经验和人才优势也相当明显。我们对中美博弈在金融领域的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预判。

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三分之二以上,内地对外证券投资资产约5000亿美元,其中27%是美国的证券资产,银行业有1.17万亿美元,对外资产70%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国利用国际市场话语权唱衰中国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美国以其现在的地位,可以在很多方面使中国在国际市场受到影响,比如通过美元清算和SWIFT体系影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的经济活动;我们在美国市场以及从国际机构的融资,也可能会受到限制。

如果发生汇率战,一种可能是美国金融机构唱衰人民币,促使中国的资产外逃;另一种可能是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由此降低中国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美国可能冻结中国政府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甚至通过“长臂管辖”约束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尤其是限制对中国出口石油和紧缺资源。现在美国制裁伊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手段和方式。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美国利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唱衰中国。它的评级机构可能会降低对中国主权评级和金融机构的评级,从而提高中国的融资成本,并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外逃。

美国的驻外机构会利用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影响市场定价,这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在土耳其,美国的摩根唱衰土耳其里拉,导致里拉大幅度贬值。最近,花旗和美林都在降低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股市的估值,此事跟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以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一旦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比方利用它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大幅降低对中资企业的估值,导致大量抛售,或者使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融资受到重大影响。我们在香港、在美国、在伦敦上市的企业,都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中资机构“走出去”要建立自己的服务体系

现在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所在国家没有自己的服务体系和产品,很大程度是依靠外资机构、特别是美资机构的网络体系、服务和产品。未来如果中美发生金融战的情况下,这些外资机构可能从这些服务中退出来,从而对中国在海外的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华为的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跟汇丰提供的信息有关。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要有所准备。

我们要有应对措施和提前布局

总体上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战有三种可能:

第一,有一些摩擦和对抗是可以预防的,或者我们掌握相对的主动权。比如说汇率,美国如果要打汇率仗,我们手里调控的工具比较多,有一定的防范能力。

第二,有一些是我们没办法逃避的,比如说美国使用SWIFT清算体系,或者冻结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等。

第三,要有底线思维,在一些方面要提前布局。比如说外债的数量、外债的结构,以及外资、尤其是美资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应该事先做好准备,万一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相应的底牌和保护措施是什么。

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争得主动,尽量减轻受到的冲击,首先我们自身的市场不能乱,特别是金融杠杆率不能太高,这非常重要。第二,我们金融市场资产不能有泡沫,泡沫就是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另外,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和信心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因为某些波动的力量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要建立宏观的安全线,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1)要控制外债的比重,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债的比重往往是金融脆弱性很重要的影响因素。(2)外债的结构要注意优化,短期外债在整个外债中的占比要有控制,因为短期外债会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3)要掌握有效工具控制资本的流动。这都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应对外部危机和外部冲击很重要的经验。不过,在目前市场发展情况下,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新的工具,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要控制美资对中国金融机构控股的比重。外资在中国的五大银行占比是不断下降的,从2012年资产占比49%逐渐下降到现在的37%,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中,我们银行业的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考虑国家的安全屏障时,我们一定要评估现在在新的市场格局下,我们这些屏障是不是足够的坚固。另外,我们“走出去”的金融机构要有稳健的根基,不能轻易地触碰到美国的核心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足够稳健,才能够避免在这方面出现风险。

第四,应对美国挑战,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同盟伙伴。同盟一定是要在有制度保证的紧密的经贸关系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当然我们跟美国相比,同盟的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使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很长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成为外国的力量冲击中国市场的一个渠道或因素。所以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降低外部风险的根本途径。

我们要准备足够的工具箱,一旦美国打击中国的海外资产,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同时,还要监控国内外市场的动向,尤其是当前,香港市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打击措施的一个敏感地域。

                                (编辑  季节)



* 陈卫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我读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它原来是自由主义的,现在变成了保守主义。以前美国是推动一些国际机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它是把这个转过来了,对这些国际机构不满意。美国要“退群”了,甚至连联合国它都要退出。

    第一,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幻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将来民主党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不好预判。但是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以后,起码今后6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抱有幻想。

    最近媒体公布美国100多名学者的信,我们报刊上又出现了乐观情绪,说美国没有形成共识等等,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没有看透美国。所谓形成共识,是在科技、经贸领域里有高度的共识,而在与中国为敌的战略和军事领域,确实不是大家都一致。现在掌权的强硬派是要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第二,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了莱特海森2010年的国会证词,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部是按那个论调走的,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变化。

    第三,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人民币“破7”,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进行评估。汇率主要是经济的表现,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表现的数字掌握不全面。我们公布的对美贸易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但是人民币是贬了值的,为什么不以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字是不一样的。到底中美之间贸易发生了多大变化?美元下调、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准确把握,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人民币跟着贬值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也需要有准确的数据信息进行研究。外电说中国的债市估计是260万亿,其中公司债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他们的估计。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债市,今年15月份,债务违约已经出现125起了。汇市、股市、债市都有不确定性。

第四,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现在不会把美元作为武器和中国打金融战,因为它是严重的双刃剑,比贸易的双刃剑的作用还要大。如果以美元作为武器跟中国干,美国的损失不会小,除非两边真正打起来,那就是热战了。在热战没起来的时候,不至于用美元作为武器。

    我们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要掌握准确的数字,如果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去判断,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掌握基础数字。

    我们到下面去了解,有的企业出口非常好。我问企业美国订单怎么样,他们说美国订单不少。有的企业就说,前一段美国订单一份没有,大阪会议之后,美国订单来了。但是同时又告诉你,我这订单两年之内必然会转移。

据美国商会统计,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约三分之一。这些企业主要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生产部分进行转移,是部分转移,不在中国的生产线都转移。

重点是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主要在中国自己,并不在美国。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得好,科学技术突破的多,中美关系就好。如果你自己发展不好,你经济不行,民营企业都倒台,科技创新没有大量的投入,那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它就会挤压你。

我觉得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有问题。经济的基础是制造业,甭管是低端、中端、高端,刚开始只能是中低端,然后逐步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贷款支持制造业的比例,还不到10%

中国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好是关键,特别是在目前,把经济发展好是关键。如果我们现在经济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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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系列高科技在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在金融界的快速应用,金融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即将面临的金融战,极有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美国的facebook推出了一个Libra(加密数字货币),有人说这是添乱,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添乱。但现在这些电子产品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品种,这对我们监管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事情全是新的,新概念、新思维。我在保监会任职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监管部门的领导层,我们的司局长、处长们,对这些日新月异的金融互联网缺乏基本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监管方面可能遇到的一大难题。如果你没有搞懂它,那么你的监管政策要不然是处处漏洞,要不然过分监管,但这都是失于监管。

金融战可能的形式

关于金融战的形式,我想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以政治经济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进而使金融业陷入混乱;还有一种就是主动发起电子攻击,通过黑客入侵等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交易系统陷于完全瘫痪状态。

我曾经不止一次讲过这个问题。目前,黑客入侵瘫痪交易系统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的时候对方只是在考虑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种防范的能力。防范能力一是要做好防范的预案,二是一定要确保有一支懂技术、懂管理,能够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技术队伍。

中美贸易战会扩展到金融战吗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向金融领域发展?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可以说已经影响到金融领域了。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以及金融等领域都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趋于一体化的。贸易战本身就是政治与经济密切交织的一种状态。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渗透于整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中美这场贸易战,应当说政治色彩非常浓重,似乎处处都和特朗普的选战相关。有人说随着特朗普当选大局趋于稳定,各种相关的战事都会有所平定,这种说法只是从短期目标来判断。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要求我们不断扩大开放金融领域。去年博鳌论坛上,我们国家又宣布要进一步放开金融的准入。对外开放金融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趋势,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下都可以自由兑换。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开放的过程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把握。从这两场危机的情况看,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守住本国货币完全自由兑换这一关口。这可能是老调重弹,但这个老调还是要弹的,特别是在防范外部风险时,心里要有这根弦。

如果说1997年、2008年这两次金融危机,我国人民币是完全放开、可以自由兑换的,那么我们手里真就没有阻断武器了,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1997年,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一个亚洲金融危机跟踪研究小组,天天写快报,国务院领导也曾做过多次批示;当时我们对于守住人民币自由兑换有直接作战经验,有很深的切身体验。今天围绕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我们依然面临类似的压力,有许多人以多种理由进行全面开放的游说。我觉得,应对之策就是逐步放开一些领域的金融准入,在达到必要的条件之前,切不可实施完全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必须稳步推进。

中美博弈要关注哪些风险点

中美贸易博弈是否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外汇储备的存量、影响股市、影响汇率,是否能够构成金融风险,要看影响的程度如何。虽然目前多数人都认为,目前状况还称不上明显的风险。但金融风险的特征是传导性很强,金融的这种传导性要比多米诺骨牌快得多,属于瞬间传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少百年投资银行瞬间倒闭。因此,对金融风险问题要注意观察。

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有很大的困惑。目前在政治和经济快速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些搞纯学术的经济学家只能做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如果你要试图提出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政策建议,就需要将经济理论和政治态势融合在一起,进行跟踪式的实时研究。

我们感到,在研究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时难度确实很大。比如说很难对一些金融风险点进行判断。我觉得,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点可以加以关注:一是国际政治因素中人为的影响加大;二是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因素激增。三是信息不对称加剧。这种状况使得过去的一些政策性工具的可操作性趋于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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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记、原副主席。

 

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中美博弈不会轻易在金融领域全面扩展。有一个标志,今年74日,特朗普发推特,说中国和欧盟正在操纵汇率,以便与美国竞争,对此美国将要采取相对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马上就说,没有发现中国操纵汇率。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多年来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美方自己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财政部似乎能够控制金融,对于总统意见的干扰有一定的纠偏能力。所以我觉得,目前华尔街控制华盛顿的能力还保持着,因此还不会轻易地向金融领域全面扩展。

第二,我们面对的是旷世之变。从长期性和战略的角度看,全球货币领域必然会发生与世界多极化相适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美元主导的体系将会分裂为若干多元货币体系,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冲击金融领域并带来广泛的金融风险。2008年,格林斯潘曾经讲过,这次危机是旷世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变化,恐怕也是旷世之变,中美博弈是大战略博弈,肯定会包括金融领域的博弈、竞争和对抗。

2018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币缘论》,就是讲币缘政治。以前我们都比较关注国家地缘政治,因为国家是空间生物。但是没有看到国家实际上也是货币生物,币缘政治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一点不亚于地缘政治,甚至超过它。

第三,中美金融博弈可能采用超限组合方式。认识中美之间金融博弈和爆发金融战的可能热点,我们就要注意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无底线操作和用超限组合的手段。

首先,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很多人都讲了一个前提,就是中美间不会发生金融战,如果发生金融战就是跟热战匹配的。实际上,当代由于美国人战争思想的变化,他们已经把混合战思想纳入到大国竞争中间去了。这一次贸易战和以往传统的贸易战有一个鲜明的不同特点,就是在很多的领域里进行无极切换,你今天以为它在打贸易战,明天它就把孟晚舟抓了,后天它又把中兴制裁了,它是在很多领域进行无极切换。这种切换将导致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变得混淆,我们以为是按照市场方式可以处理的,实际上人家是按照战场逻辑来对我们进行全面对抗。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认识,我们就会在大国竞争中间落于下风。

其次,无底线操作,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特点。特朗普极限施压措施反映了他的无底线特点,他实际上不是不想做,而是现在受到了一些制约。对于金融方面的无底线操作,我们应该有所警惕。按市场逻辑上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按战场逻辑它是会干的。这就是说,损人不利己的事在市场上不会干,但是在战场上、在大国竞争中是会出现的,我们观察金融形势要掌握这一点。

再次,手段的超限组合问题。现在美国会把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汇率、国债、结算体系、长臂管辖、产权纠纷、金融制裁等等都进行组合运用,而且可能把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领域也会拉进来。比如说关税、技术、投资、法律、舆论、科教、人才、网络、情报、外交、军事,包括南海、台海这种军事杠杆都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准备。

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们要有对金融稳定的战略与策略。我们现在的基本目标是要避免、或者延迟、或者局限中美的金融战,避免短期内爆发金融货币战。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金融威慑能力,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一些金融策略,有一些反制的手段和这种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军事上的一些战略的变化。比如说,最初从上世纪50年代的“恐怖的海峡”(用台湾来制约中国),发展到陆海空一体战、临海封锁,随着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逼迫美国在对于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渐渐形成一条在我们周边不直接进行军事挑战的战略性选择。

我们在金融方面应该有一些相应的准备,既包括思想上的准备,也包括货币金融工程技术软硬件的准备,同时包括像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业务电报等方面的准备。比较一下,以中兴和华为这次在科技战中间的两个不同表现,就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做。制裁中兴,一击中的,马上就休克,如果不妥协就很快终结。而华为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就因为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做了“战略备胎”,准备了战略预备队,因此在应对这种没有道理的对抗的时候,他能够有实力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击进行威慑。

我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包括一些民间智库、一些投行的分析报告,都把2035年看作一个时间节点,他们认为2035年中国的GDP将会是美国的1.5倍;2050年又是一个节点,整个的力量格局会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金融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应注意金融技术方面的变化。对于新的技术要有某种程度的包容和认识。我甚至认为,哪个国家的央行如果跟数字货币进行某种程度的合谋,它就会迅速地实现它的货币的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这恐怕是一条捷径。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金融剧变,因此要有预见和准备。虽然我们现在不愿意跟美国发生金融战,但是从世界发生的大势来看,一定是走向多极化,走向多元化,以美国主导的单一世界体系一定会瓦解,变为多极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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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美国跟中国折腾的目标是什么?它打什么战,用什么手段,跟它的目标有关系。朝鲜战争的时候,麦克阿瑟是准备动用核武器的,美国总统认为不行。而麦克阿瑟的目的更加直接,他要把东北那些志愿军的后勤基地部队全部摧毁,但是美国总统不同意,这么打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向中国扔原子弹,那事就大了,可能失控。所以美国的飞机当时不允许飞过鸭绿江,只能顺着鸭绿江轰炸大桥。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战略、战役的安排上是有设计的,用尽了各种手段要达到它们的目的。

美国遏制中国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些美国人,他们对十九大报告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2035年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跟欧日同等水平;2050年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前列,那就是跟美国同等水平,这是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目标。美国能接受2050年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吗?中国进入所谓发达国家的行列,我认为美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说2050年我们要达到跟美国并驾齐驱,从“美国第一”这个霸权地位来看,我认为美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它一定要采取措施,最多把你定位在所谓发达国家,就是跟日本、欧洲同样的一个档次,一个水平上。假若中国要实现与美国并驾齐驱这样的一个定位,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顺利发展,它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阻止中国实现这个目标。

另外,我们说2035年中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达到日本、欧洲同等的水平,如果人均要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总量就将超过美国很多了。我们就是到了2035年,达到与日本、欧洲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我们14亿人口的人均4万美元,就是56万亿美元,美国只有20万亿美元,且不说我们2050年达到跟美国同样的人均6万美元水平,虽然美国到2035年的时候也得翻一番,但是我们的总量已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能不能容忍我们达到像日本,或者说达到人均4万美元的行列,进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能不能让你实现?

    那么在美国的眼里,它现在将中国看成对手,要遏制中国,现在还不是敌人,但也不是伙伴了;遏制到什么程度美国就认为它的目的实现了,这个需要我们进行研判。

美国是如何遏制日本的

我们可以回顾当年美国是如何打击“老二”日本的。当年美国跟日本打的时候,先是纺织品、家用电器,后来升级到汽车、芯片,最后就是《广场协议》、货币。美国使用了多种手段,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它就不打了呢?打到日本放弃了发展芯片。放弃发展芯片是日本对自己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美国允许日本汽车到美国来生产、销售,家电什么也都可以,但是芯片不行。日本就放弃了与美国在最高端研发生产上的竞争,在科技上总体保持二等水平,日本就搞机器、机床加工,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很高,发展空间也很大。

    日本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美国的遏制就越来越萎缩,它也在发展,但是它不可能去挑战美国。最核心的高科技没有,它的军事又上不去,它想独立搞军工也不行。日本就定位于美国认可的体系之中,它去搞不与美国直接竞争领域的科技,它也随之发展,包括机器制造、汽车都在发展,但是与美国竞争的芯片、操作系统这些更高端的研发技术,日本不再去触碰。

    这样的一个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美国也对日本人说,我们还依赖你们呢,我们有些加工必须依靠你们的机床,因为美国没有。美国搞航天、搞武器,有很多装备配件还要依赖日本进行生产,但是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日本是放弃了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维系。包括德国,包括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去挑战美国最高级的科技领域,也没有去搞操作系统和芯片,在科技上与美国另立一个系统,另搞一个炉灶。但是俄罗斯搞机械加工,发展得也很厉害,在全球也很赚钱。

    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

现在美国对中国为什么从伙伴变成了对手?它要遏制中国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美国什么手段都在考虑之中,没有什么它不敢用的东西。朝鲜战争时还想用核武器炸我们东北呢,它不是不能使用这些手段,而在于它的目标确定了之后,它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先这么打,再那么打,如果打到目标实现了,它那个更加码的手段就可以先不用,若目标还没达到,它们就再用一个手段。什么时候它认为已经实现目标了,比这个更高的手段就可以先搁在武器库里边不用。我认为中美的关系会有这么一个发展的态势。

    对中国来说,现在咱们内部对中美关系发展有很多种不同意见,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中国要另成立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这样就会跟美国发生更大的冲突,美国一定要通过各种办法能够遏制中国,不让我们成为独立体系。比如说货币、投资、贸易等等,我们也有很多人建议认为,中国不仅要在国际上单独成立一个体系,中国还要当这个体系的主导。这个是美国坚决不能让我们实现的。

    美国会用什么手段遏制中国

美国的手段就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至少要逼我们形成一个像日本那样的定位,就是不能挑战它们最核心的利益。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高科技、军事、货币,这些对美国来说都是它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这些东西你是绝不能挑战美国的,你要挑战,它就非跟你干到底,它会一招不行来两招,两招不行来三招,反正不能让你在这几个核心领域来与美国竞争。如果中国也掌握了最核心的技术,军事装备也能够提升到跟美国有一拼,美国是绝不能允许的。

    现在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逐渐萎缩,最近外汇储备已经从67%降到62%,稍微有点萎缩,但是毕竟还在60%以上。如果中国人民币达到美元的水准,人民币将来在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也能涨得跟美国并驾齐驱,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出现这种局面的。

    那么,美国可能采用什么招法?那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它走到哪一步就会再使一个什么招,我觉得它们的武器库里头可能采取的手段和武器多得很。所以在某一个时间段,比如它们可能把SWIFT系统封杀了,不让你来结算,当然现在还没用这种手段,但是我们也别认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用。

    美国把自己定位在全球老大位置上,依靠的是高科技、军事和货币这几个主要支柱。如果你离得比较远的话,我觉得它不见得再用更强硬的手段。如果你离这几个支柱越来越靠近,比如GDP总量我们现在已经到60%了,当年日本也是60%。现在日本连美国的60%都没有了,美国觉得日本对它的威胁就变小了。

    不管我们将这场博弈称作“金融战”还是“金融风险”,我觉得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这个博弈的过程。美国到底给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它们遏制的目标是什么?而现在我们的认识好像还没有形成共识。

    美国的目标定位实现了,它可以不用更多手段,如果实现不了,它就会逐渐加码,将它武器库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没有什么它一定不能用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用的。

美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其霸主地位,我认为这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办法,我认为也是跟打仗一样,杀敌一千,自损多少,但是目标它不会放弃。要尽快动用所有可以用的手段。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

现在中美折腾半天,我认为对中国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就业方面。因为现在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大量外迁,以美国为市场的一些出口制造企业遭受打击后,或者会关门、或者会外迁。

    现在浙江、广东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外迁的或者关门的已经很多了。据很了解实际情况的一位同志说,800万农民工要返乡创业。返乡是肯定的,能不能创业可没准,难道所有农民工回家都能创业成功吗?那是有一定概率的,不是都能够创业成功。

    不能创业成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原来农民工在城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打工,他自己的劳动力成本就覆盖了,还能结余点钱带回农村的家庭,农村的家庭靠那几亩地,不管是自己种还是流转,承担的成本就降低了,因为家庭人口有一部分人到城里去了,还能有一部分外部资金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是这种状态。现在农民若回家了,还要靠那几亩地,而且原来靠外部补充的钱也没有了,所以总的农村生产成本增加了很多,这使得种地的收益更加减少。

    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县农民人均收入约1万元,他们种地收入约1000元,靠种地只占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回到家里去,我觉得整个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就会大幅度上升。

    美国的农产品效率要比中国高得多,它们的玉米运到咱们港口0.6元多,咱们政府收购玉米0.9元,你想想这差着2毛多钱,怎么能去竞争?所以凡是用玉米做原料的饲料工业,或者是做淀粉,全部都要用进口的。其实现在那些大豆,那些牛肉、猪肉都已经没有配额了,我们现在还有三个主粮有配额,水稻95%,小麦95%,玉米85%,玉米另外的15%和水稻、小麦的另外两个5%是靠外边进口的,中国定的规矩是关税加65%,所以美国农产品根本不可能再进来。这次美国要求咱们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重点提的是小麦和玉米,让我们把小麦和玉米的配额扩大或者是废除,这是美国的诉求。

中国现在谈判中只是在口头上承诺我们要考虑多进口美国农产品,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施方式,现在没有公布。如果真的要把小麦和玉米的配额放开了,国内农业就会出现大量的弃耕,农民不再种小麦,包括自己吃的粮食,他要去买市场买粮了。现在那么多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再把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给封杀了,这将对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编辑  季节)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中美未来在金融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会冲突到什么地步。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有相当的自主权

第一,制度层面。很多人比较担心,会不会逼迫我们开放门户,逼迫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市场。前不久我国政府再次重申了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有些金融机构承诺两年以后不再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一点会不会对我们带来致命的影响?应该说,我们自己具有相当的自主权,门到底开多大,取决于我们自己。

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中占了大部分,无论是从资产占比还是从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占比,银行还是主要的。大家比较担心,如果外资银行进来自己设银行,股权比例又不加限制,会不会把中国银行业的命脉掌握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想把银行的控股权让出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东欧有好几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国家的银行,都是西方的银行,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不会走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储等几大银行,国有股权是绝对控股。像工商银行,财政部加汇金股权加在一起就超过75%,还不算社保以及国有企业在二级市场和其他市场买的工商银行股票。其他几家都是国有控股百分之六十几。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要想控股工农中建交,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现有的国有大股东出让股权,或者大规模增资,我们的大股东不再跟进,再逐渐摊薄库存的过程中外资进入。总之自主权在我们的手里,只要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外资是不可能把控股权拿去的。

其他的银行,以法人机构来算,全国有4000多家,真正上市的48家。把这些大的去掉,再把招商、光大、民生、中信这些股份制大一点的去掉,剩下的比较小的,有可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做法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坦率地说,它们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想呼风唤雨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要建立二道防线、三道防线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比较小的行业,比如说资产管理、基金公司、保险,这几个行业如果不做很好的准备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坦率地说,这些行业的管理与银行相比,力量比较弱,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像习总书记2017年讲的,恐怕我们要有二道防线、三道防线。对外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是开放的一种宣示,宣示以后准备怎么管,二道防线、三道防线的建立必须明确。

比如说,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包括这些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检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我们现在监管机构对国内的机构、特别是对国内的外资机构的处罚,从罚金上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们的行政法规把监管机构征收罚金的权力限制得比较小,比方证监会对通过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获利的,罚款仅为10万、20万、30万元,和他们的不当得利完全不成比例,不要说违法的,就是违规的成本也是很低的。美联储每年的罚没收入,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不仅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也是那样,不受任何制约,想罚多少罚多少。我们可以重点研究,大门打开以后,二道防线、三道防线要做出监管标准。

美国能否把中国金融机构挤出国际金融市场

在金融运行方面,大家现在比较担心。

首先,美国会不会把中国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特别是国际结算、国际清算的网络,不再让我们用了,或者阻挠各国的银行和中资银行往来。这不仅影响我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整个外贸进出口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这十多年来,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的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SWIFT已经不再是几个大型中资银行国际结算的唯一通道了。比如说工商银行已经建立了一套和SWIFT并行的跨境支付渠道,名字叫FVA2018年,我们通过工商总行账户办理的跨境支付类的报文,总量是581万笔,其中通过SWIFT走了55.73%,通过本集团的FVA系统走了44.27%,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这里面还有区别,就是国外来报的走SWIFT的多,我们出去的发文已经占到了70%,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可替代性了。

第三,美国难以控制全球银行。各国的银行,例如工商银行的代理行达2000家,若让各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几大银行全部切断关系,恐怕没有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也很难,因为有很多的商业利益在里面,美国控制不了。比方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则坚持只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定,联合国列入制裁目录名单的,我们才执行,否则不怕他所谓长臂管辖。所以,要把全世界所有的银行思想都统一到美国的指挥棒下,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四,美国对整个中国银行系统的制裁难以实现。美国对中国一家银行的制裁,比如说它切断一家银行的国际往来业务,这和对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制裁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它真的宣布对中国的银行业和像对中国的昆仑银行、丹东银行一样进行制裁,它对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进行制裁是有难度的,最不济就是中国的银行业通过互联网方式,比如说网银,通过银行自己的系统直联,甚至恢复到上世纪加入SWIFT之前,以传统的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实际上,上个世纪加入SWIFT之前,中国银行早就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也存在,当然了,到那一步我们是很难受,但不太可能回到那一步。

我们要加快自身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办法把国内的银行自身的国际清算渠道搞好,起码能做到先直后横,出去以后促使更多的行在我们当地的行开户,因为中国银行现在在海外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工商银行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可以覆盖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可以覆盖主要经济体。

第五,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问题。比如巨额罚款,甚至关门,甚至拘押,刑事处分高管人员都有。我们的西班牙行那几个高管到现在还不准出境,不准他回来,只能待在西班牙。

第六,防范冻结海外资产。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资产就那么多,还是比较分散的。是不是要适当控制在美国的中资银行的资产总量。我们要时刻教育在美国机构的高管人员和员工,不能违反美国的监管规定,不要授人以柄。因为过去在西方,中资银行的业务来源、客户来源有限,对老一代华侨的业务做得比较多,这些客户有时搞点偷税漏税把钱汇到福建、浙江,中国银行业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方面一定要严格,否则人家说你洗钱。

第七,对美资在华银行的经营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监管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要掌握得很清楚。当然外资银行在中国通常比较小心,但是在业务上的违规肯定是存在的。

第八,注意国际机构对我国金融机构信用的评级。一些著名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调低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调低中国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标普、穆迪号称是中立的、有独立性,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很容易对它们施加影响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现在我们的外汇资金里,靠融资来的占小头,主要还是双顺差造成的,所以外汇资金对外融资恐怕还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标普、穆迪等机构在华业务收入,占他们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比重,它们也会权衡的。它真敢那么做,那么你爱怎么评怎么评,但是你的业务就拿不到了。实际上,中国的上市企业和准备上市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确,评级公司也难脱干系。这也是一种反制的措施。

第九,汇率问题。汇率在说到底还是贸易问题,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升值有利于美国对我们的出口等等。外汇储备总量3万多亿美元基本是合适的。到底是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这是两难问题。如果过分保汇率,就要拿出部分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想固守外汇储备水平,可能汇率就适当要放开。

第十,警惕虚拟货币转移资产。资本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期货等等,资本的外逃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通道的量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要注意的是被人们推崇的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转移资产的功能我们要警惕。我们其他方面管得挺严,但是虚拟货币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这方面若不控制住,可能会有问题。美国财长对虚拟货币表态比我们更坚决,认为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

关键是要保持定力,要制定几套预案。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短暂的事情去有意无意地增加自身的金融风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超常规的信贷投放,必然伴随着两年、三年之后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的增长。靠牺牲金融稳定来维持眼前的增长是没必要的。

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思路

对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问题,思路要清晰。我们现在不提适度监管了,提出要有包容性的监管思路。我一直强调,无论是包容也好,适度也好,应该体现在法规和制度里面;而不是说,明明制度要求是严的,在监管过程中却又允许你变通,这恐怕不行。实际上,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很强,往往出了问题又回过头来再收拾,损失就很大。大家知道P2P热闹了几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到现在不过6年时间,已经搞到各地难以收拾,要知道擦屁股是很难的。现在各地公安机关公开说,人也不太好抓,因为一抓人还钱更难了,但是不抓人债权人又闹,出现很多麻烦。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信贷投放的思路,必须调整。这个思路不调整就会办更多的银行,办更多的金融业务来维持。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必须坚持下去。

现在看来,中小银行办多了。第一,它的负债来源很有限,它没有那么多网点,但又想扩张,于是就靠同业、向大银行借。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那几家大银行,比如说雷曼,它的资金来源也是靠市场拆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的流动性瞬间就会丧失,这是很危险的事。银行倒闭垮台不仅仅是资不抵债,只要流动性出问题,不能按期支付到期债务,就垮台了。一些银行谈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许多贷款都很优质,但贷款你能拿回来吗?你不可能一天就拿回来,所以流动性出了问题就撑不住。现在这些小银行主要由于资产质量不太好,信誉就不太好。信誉不太好它如果拆借不到,再加上监管机构一管大银行,不允许给它拆,它就要出问题。

银行间的拆借没人管,你自己承担风险。承担两次风险以后,它就老实了,整个市场秩序就比较好了。

2017年年中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很清晰,要求很明确。但由于碰到了经济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金融工作会议的许多要求并没有落实,没有坚持到底。当时的提法很多,例如金融乱象必须整治等等,甚至提出要分步骤,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有点变化,工作重点有所调整,应该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新构建国际支付清算渠道。小银行怎么办,大银行怎么办,我们确实要有一套预案。

                                  (编辑  季节)



* 杨凯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王德福

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宋铮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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