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新变化

工业互联网加速工业变革进程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的演进路程，最先由颠覆性技术驱动。蒸汽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手工工业的瓶颈，带领世界进入机械工业时代，原有的大批手工作坊消失，机械制造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峰，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电气技术的出现将工业带入电气时代，电力设施设备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模化制造又一次提升了人们生产效率；信息技术的出现，让工业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跃升至精益生产阶段，将工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随着工业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持续推进，工业发展体量已经趋近饱和，仍未有代差性技术出现。如何成功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工业发展引入新的高潮，新机遇在于实现工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匹配及工业迭代速度的提升两个方面。工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只有在其关键生产要素和工业各生产环节紧密耦合，并持续提高流转速度，才能不断强硕工业需求，释放工业产能，带动工业发展变革；才能促进供需匹配更精准，要素资源配置更高效，赋能生产过程更提质增效。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为主的工业发展新趋势，通过工业互联网化实现工业全要素的链接，打通工业需求的信息通道，通过装备全流程活动服务化，实现工业需求的个性化、规模化、定制化、快速化满足，加快工业经济循环流程速度，实现工业变革动能的持续增加，推动工业迭代进程进一步深入。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温对中国工业发展的挑战

中国工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在融入国际产业链，扮演着世界工业产业链参与者的角色。虽然中国实现了几乎涵盖工业种类全要素的发展局面，但因不是世界工业产业链的组织者，所以一直无法形成聚合力，呈现出碎片式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火热升级，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表现在：

第一，“卡脖子”技术致使中国工业发展链条断裂。中美贸易战中，中兴、华为等知名企业纷纷受困于国外的芯片技术封锁，对企业的独立自主成长带来很大威胁。中国船舶也面临受制于国外高端配套的问题。中国造船在承接国外订单制造时通常是中国船壳万国配套，特别在高端船舶配套方面长期受制于欧美垄断，致使船舶建造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生产组装费用。中国船舶想要进一步发展，船配的高端化、自主化成为必然发展趋势，要探索二次平台的设计与研发，并逐渐下沉至控制系统。

第二，中国工业供给侧和需求侧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以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崛起为目的，出台大量贸易制裁清单，影响中国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外循环失衡压力接踵而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工业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通过技术手段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补齐短板是关键。

从中国工业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些产业链较完整、与国际衔接紧密、且具有较强掌控力的行业，如船舶航运、轨道交通、电网电力等，此类行业具有明显的强链特征，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优势，是实现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的主要阵地。但同时还有不少行业，关键技术环节须依赖国外，或国内已有创新技术尚缺乏工程应用。通过工业互联网推动建链组网，加速市场流动，带动市场需求，创造更多应用场景，以此实现补链发展，成为解决各类工业“卡脖子”问题，重构产业生态，助力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

工业的新变化

从当前工业发展生产要素来看，工业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实体迭代逐渐向以比特迭代转变。数据使得工业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带来了两种新趋势：一是工业企业更多地向强黏性的平台聚拢，走总体和集成的道路；二是工业企业倾向与更优质的供应商合作，不再走低端化和低价倾销方式。这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数据的力量为工业带来的新变化表现在：

1、硬件标准化：在标准化的硬件基础上，以软件生态满足市场需求，降低工业产品迭代成本；以特斯拉、谷歌、华为为例，在标准化的硬件上通过操作系统这个分层，在软件与硬件之间建立一个接口，从而降低了软件开发的难度及对开发人员的能力要求，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开发，丰富了软件产品。而软件的可重用性强，可以借助动态链接库、软件包、接口、开源等多种模式重用，丰富软件的生态。

2、系统平台化：构建功能系统链接的底座，通过对数据、信息、功能的集成，增强体系运转能力，解决共性问题；工业互联网区别于一般互联网模式，更强调保证工业用户在设备运转中对于控制要求的精确度与快速响应，以及对工业数据的有效保护。在此之上，才是通过边缘端与AI的结合，通过工业软件与数据服务的叠加，赋能用户发展。

3、功能系统APP化：APP得以解决个性化与规模化的矛盾，以及快速迭代升级和远程维护的问题，解决从驾驶舱到董事会以及产业链各级用户的协同链接问题；与互联网相比，工业由于存在众多的行业Know-how问题，软件很难形成大规模定制，需要更多的以功能为核心的模块化APP，以实现共性和个性的匹配。

4、产品服务化：改变了传统价值创造模式，实现从“卖装备”向“卖服务”的价值模式转变。以船舶为例，当船舶建造交付投入运营后，一条船就像一个海上的城市，如何掌控船舶的状态？震兑的做法就是在船端搭载我们的智能装备产品，通过底层的平台+核心的应用，帮助船东用户运营船舶（包括航行、运行、维护、任务）。而在岸端，改变传统船舶交付后就结束交易的模式，为船舶提供船岸一体的服务，通过设计与船舶运营数据相关的服务，打通船东与船舶之间的联系，解决数据脱钩问题，支持船东用户的商运管维装备全周期管理活动。

5、工业互联网化：面向工业的前端需求、后端服务、底端基础设施及不同行业属性，实现工业装备与组织活动的链接、装备与生态的链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软件支持工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动力。以船舶为例，由于船舶产业链较长，涉及前端生产、后端运营两个市场及众多产业链相关方，通过以船舶装备为核心，向前后服务市场赋能的方式，使得产品、平台得以链接船舶全产业链，为未来赋能行业变革做支撑。

这些变化带来了工业发展模式的悄然改变，工业产业链价值流动被加速，工业需求被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地满足，全工业产业的迭代加速。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尤其在资产的所有方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的力量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随着工业互联网化发展持续走向深入，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与服务。

产业金融的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产业金融的发展应以产业为根本，金融为手段，通过产业与金融的高度融合，构建产业生态圈，最终达到相关利益主体共进共赢的目的。

两化融合下，产业金融面临新挑战

对于传统工业来讲，它主要投向土地、资产等生产要素，通过投资产线扩大产能以实现企业经营效益提升，由此提高企业价值。而消费互联网投资主要以实现用户规模效益为导向，通过投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消费用户量级提升，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工业互联网是工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它不再是原来To C的模式，一味追求规模，也不再是原来传统工业To B的模式，依靠投产能扩大规模。两者的结合，使得传统工业逐渐产生了与消费互联网类似的服务性、规模化概念，但由于各个工业行业有其特性和个性，和消费者大众相比，工业企业用户的专业性较强且相对小众，而且每一个细分领域的行业都有其Know how。如何理解工业发展的变化，如何真正把握工业企业发展的情况，对产业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业行业知识掌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隐形冠军”带来的启示

为推进我国产业基础的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端化，中国工业需要大批量“专精特新”性企业，也就是“隐形冠军”企业。这是解决中国工业发展“卡脖子”的关键环节之一。根据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一书介绍，“隐形冠军”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专业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二是产品的专业化。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目标客户及市场领域内的第一，高度专业性是核心。为了能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一般都选择专业化路线，专注于较窄的市场领域，在其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深度发展。

由于“隐形冠军”的高度专业性，使其难以形成互联网模式的用户规模效应，需要在纵深领域持续深耕，才能达到业内领先地位，由此“隐形冠军”的培育时间较一般企业长很多。但由于“隐形冠军”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赋能区域产业链价值，引导行业变革及创新，打造区域竞争优势，具有强链补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金融手段在“隐形冠军”发展过程中赋能其成长，对整个产业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隐形冠军”是工业细分领域及相关细分环节的个中翘楚。作为金融机构，需要对行业具有详细和深刻的了解，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评价；同时由于金融投入存在结构性束缚，严格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以及投资回报终身追责的考核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对于缺少成功案例、发展程度摸不准的企业望而却步。工业人和金融人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业金融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如何在众多企业中发现未来的“隐形冠军”，并在其成长过程中给予及时的资本支持？

通过技术手段，重建产业金融风险评价体系与服务模式，以企业经营的底层工业装备数据为起点，建立新的应用管理体系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或将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一条新路径。

产业金融的新机遇

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问题与机遇并存，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在工业互联网结构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实时工业资产、营业状态的各种数据，了解企业生产制造的真实状态，并由此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链转型企业金融信用管理体系，有效降低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可以以企业信用池和企业资产库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在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创造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产业金融的新发展格局

由于龙头企业具有聚集效应，肩负着战略引领作用，可以为整体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体系发展合力，而这些上下游企业中往往藏匿着“隐形冠军”企业。在支撑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关键行业“隐形冠军”企业将被发现。因此，“龙头+专精特新”的金融支持格局，可成为产业金融发展的探索方向之一。

在此之中，产业金融可以在原来传统三张报表外，尝试引入第四张报表——产业链数据表。把产业数据前置，从而更加全面衡量企业对于整条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程度，构建线上化的全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或将成为未来产业金融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产业金融发展步骤

与工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产业金融也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基于当前工业技术的发展现状，推测产业金融的发展有可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为资源流动期。用技术手段实现企业数据流价值的挖掘，引入资金盘活资源，实现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的“多流合一”。有效解决企业资金融通难的痛点，并能够提高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效率。

第二阶段为资源整合与配置阶段。通过融通资金培育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整合产业资源。企业可通过资本手段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纵深发展、整合相关产业进行横向扩张等。金融可伴随企业发展，逐渐渗入产业链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专门性金融服务机构。

第三阶段为资源价值增值阶段，以产业为核心，以平台为拓展方式构建产融生态圈，科技化、资本化、垂直化，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价值创造水平。

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产业与金融的充分合作，共探融合发展之路，通过工业产业与金融力量的柔性、精准对接，赋能中国两链发展。

（编辑  碣石）

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转型升级要在发挥工匠精神攻克高端产品的同时，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机床行业的基本情况

机床行业是制造业的根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投资机床行业就是投资我们制造业的根基，国家也正在探寻机床行业做强做大的路径。

近10年进入波动下降期

从近20年的数据看，机床的产出和机床需求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机床是面向特定加工对象和用户需求的产品，是定制化的。

从2000年开始，国际机床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我国是2001年加入WTO的，从那时以来，全球机床行业消费增长的70%来自中国市场。2001年我们成为机床进口第一大国，到2007年成为世界机床生产第一大国。加入WTO，带动了我国中低端机床产能的快速增长。

2008-2009年，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在此期间，我国机床的生产明显下滑，2009年后得到恢复。世界机床的消费在2011年达到历史的高值，当年全球机床消费达到1080.13亿美元。从2011年之后，全球机床需求量一直在下降。到2020年，全球机床市场销售量是668亿美元，比2011年下降了300多亿美元。总体来说，国际机床市场波动下降了10年，处于很不景气的状态。

机床消费从增量进入存量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前20年，机床行业的日子很不好过，包括行业内“十八罗汉、八大金刚”都处于困难状态，主要是市场需求受到限制，有劲使不上。

从2001年开始的10年，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时期，连续高速增长了10年，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行业技术也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在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很多隐患。到2011年，中国的机床消费达到436亿美元，占到全球市场的40%。2011年之后的10年则是波动下行，目前下行的趋势还在继续。虽然我国机床行业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全行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水平登上了新的平台，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到2012年，我国机床销售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从原来的40%降到31.9%，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这和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业回流有很大关系。

在过去批量化销售时期，我国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曾经位列世界前列。那时我们的机床产品即使有点瑕疵（如漏油漏水），用户也要，因为当时工业处于规模高速扩张的时期。但是当市场需求下降，用户对满足个性化要求更高的时候，很多机床企业没有及时跟上新的发展变化。

目前中国机床消费市场已经从增量进入了存量阶段。市场发展的趋势是：需求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需求水平在发生变化，但需求总量在下降。目前，新的市场周期在开启，我国的机床产量能不能再回到2011年时的历史高点？行业内专家现在还不敢下结论。

国际机床业正处于转型升级中，这一潮流能不能带动国内机床企业的发展，目前看还不好判断。现在国外的机床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基本形成了完整布局。比如德玛吉已经在浙江投产，计划年产5000台机床出口欧洲。日本今年以来订单上升很快，到今年8月，累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176%，出口增长了193%。中国台湾对大陆出口也增长了34%。

 中国机床的市场潜力非常大，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高端机床尤其是高端产品的问题。

机床进出口实现顺差

我国的机床工具行业，除整机外还包括工量具、磨料磨具。

从2019年9月起，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出口从逆差实现了顺差。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金属切削机床，它占机床工业的大部分，技术含量也最高，现在依然还是逆差。而工量具、磨料磨具、金属成形机床等基本上都实现了顺差。

从重点联系企业订单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走势不错。今年我们的新增订单同比增长了37.5%，其中成形机床增长了44.6%，金切机床增长了17.7%。企业的任务普遍比较饱满。此外，“十四五”时期，军工行业的产能非常饱满，这也给我国机床行业带来了机遇。

机床行业发展的新特征

机床工具行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工作母机的行业，是支撑国家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振兴装备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机床工业也是人才、技术、技能、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它特别需要工匠精神。从世界机床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机床行业一般都是工业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才有条件发展的，其背后是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重大需求的拉动。

2000年以来，在机床市场需求总量下降、需求结构变化、需求水平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的供需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市场需求从投资型向投资和消费并重转变。国家投资重点从重化工业向消费工业转移，如3C电子、汽车、家电等，从而带动了一批面向手机等3C产品制造领域的新兴机床企业，如北京精雕、大族激光、创世纪等，现在这些企业的营业规模都在30亿-40亿元。

在市场需求转变的时候，很多传统的企业容易掉队。它们在前一阶段规模扩张很快，后来银根收紧的时候，往往遭遇困境。在此背景下，机床企业走出困境的路径在于：从增量时代转变到存量时代，从批量化生产向定制生产转变，从产品的生产者向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变。

从产业链的角色看，需要我们的企业从简单的适应需求向创造需求转变。过去，机床企业是帮助下游用户实现需求的被动跟随，现在我们需要面向下游用户进行联合预演以提供新需求和新工艺。这对机床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技术储备，还有技术迭代、开发模式，以及产品的模块化和系列化开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高端机床产品的特点，没有用户的深度介入，光靠机床制造企业是不行的。这也就带动了产业生态的变化、产业链角色的变化，企业要真正成为用户的工艺师。

机床产品是集技术和工艺于一身的载体，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床产品正逐步演变成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人们经常谈到4G和5G，而机床产业的高端产品恰恰是先进信息技术的一个载体，将来对机床的接口预留、对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我们的制造系统将会从离散型自动化向全系统智能化转变。这既是机床企业自身的需求，也是机床用户的需求。过去我们是单机自动化离散型制造布局，现在要向全智能自动化系统转变。机床产品将来在功能上还要考虑和预留适应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接口和功能。机床将实现互联互通，要有数字信息的接入，向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演进。

为此，机床协会牵头，联合8家企业成立了机床行业互联互通公司。真正实现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机床产品要加上很多传感器，把物理态变成数字态。所谓产业数字化，将来机床行业采集数据，实际上采集的是电流脉冲信号。机床的物理状态要有生命特征，首先要把自己的状况考虑清楚，将来还要加上工艺数据。现在全球都在这个领域竞争，包括美国推出了自己的MT Connect。这也是我们机床行业技术升级的方向。

我国机床行业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几点建议

近年来，对于我国机床行业的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机床行业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缺失”和“一个问题”。一是教育的缺失，反映在行业层面就是技工、技术人员、工程师等技术人才的缺失；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创新体系的缺失，人才结构失衡，机械工业后继乏人，产业工人从哪里来也已经成为问题，这与我们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学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为，机床行业的共性问题在于：一是自己的能力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特别是国家战略需求的急迫性与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的支撑能力不匹配；二是产品需求的离散性难题，尤其高端机床产品需求的离散性大，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协同攻关能力；三是行业的能力水平导向不平衡，重整机、轻配套，重样机研究、轻应用验证；四是行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效益之间不平衡，部分领域深陷“大而不强”的发展陷阱。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探索面向机床工具行业，设立产业结构调整基金，通过多层次、多方面投入，鼓励和支持机床行业高质量发展。虽然我们的科创板还没有几家机床企业上市，但当时在建立科创板时还是给机床行业特别预留了名额。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国家基金必须投一两家机床企业。但由于机床企业利润率低，缺少资本投入，现在一些机床企业已退市或出现退市风险警示。

我了解到，国内几个机床企业上市后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机床需求市场波动大，行业利润低，财务报表不好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机床行业基金来平抑它的周期性波动，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提前介入，经营改善时适时退出。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是以支持企业为主，兼顾支持产品。

第二，打通高端产品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环节，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我们的用户使用国产机床。

第三，要注重企业的基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推进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第四，鉴于国内机床行业的实际情况，为企业技术创新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决定在浙江进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验，先试点、再推广，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上是积极稳妥慎重的。中央财经办负责人适时释疑，明确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自愿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核心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城镇居民来说，要搬掉“新四座大山”，解决好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的问题；对乡村农民来说，要巩固好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之后返贫，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

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支撑，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我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啃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通过高质量发展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夯实“家底”，厚植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有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大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占比较低，仍属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力争2035年达到7亿人，2049年超过10亿人，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扩大内需消费，形成内部循环，进而带动外循环。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购买力强，是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主力军，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根基。二是当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主体，就能把可能出现的“被平均”问题减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三是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弥合社会摩擦裂痕，凝心聚力保持社会和谐，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着力解决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地图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直观地展示出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改革开放40多年中，我国经济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重点要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既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等老问题，又面临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收入分配的新挑战。共同富裕的实现要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近年来，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阶层流动通道逐渐被堵塞，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的焦虑情绪不断蔓延，类似于“打工人”、“996”、“内卷”、“躺平”的词语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归根结底是对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的不满。因此，在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基础上，应着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遏制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获得的收入。从政策和导向上加快推出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

分好“蛋糕”，核心仍要靠发展

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政策设计上要以发展为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我们仍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把“蛋糕”分好。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以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要把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着眼于分好“蛋糕”。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单一的政策举措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过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做大“蛋糕”是首要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时的经济粗放式增长尚可容忍，现在吃饱饭了，“蛋糕”做大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好、切得更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完成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愿望。

2000年以后我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2010年前后一系列政策出台，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仍在0.47-0.49，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接近美国。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着力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要坚持通过发展经济、辛勤劳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靠科技创富，靠勤劳创新致富

科技创新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一定程度上说,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得先机,拥有发展的主动权和持久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被“卡脖子”，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半导体企业，市场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的命门就掌握在别人手里，就会受制于人。只有将关键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要以关键性技术、前沿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产业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赢得国际竞争。现在我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要提高到3万-5万美元，这个过程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中国的发展最终要走到创新引领的路径上来。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夯实共同富裕的“平台根基”，厚植共同富裕的“创新要素”，激发共同富裕的“创新驱动力”；需要鼓励共同奋斗，勤劳致富，创新致富，这是根本途径。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十三五”规划脱贫攻坚任务，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仍存在着产业基础脆弱、就业不够稳定、政策性收入过高、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东部不少地区“一日千里”的发展相比，西部有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刚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他们的小康之路还很漫长。接续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工作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对脱贫人口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压紧压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各层级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美国以充满疑虑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近年来有一种论点，将剑锋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实质上是中国的“门罗主义”地缘战争战略，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2016年3月8日“两会”记者会上回应过这种观点，指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但在学理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仍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必要。

门罗主义：美国申明其霸权地位的政策主张

“门罗主义”源于美国对于欧洲列强觊觎美洲的疑惧。1823年，美国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是反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已独立的国家；第三是声明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美国19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1] 在提出“门罗主义”之初，美国还不是美洲霸权，“门罗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点，并不在于拒斥欧洲列强对于美洲的侵略与干预。美国宣称，美洲大陆上有一些族群想要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应干预，以此理由在美洲扩张领土。到了19世纪末，美国确立了美洲霸权地位。美国以拉丁国家文明程度较低、施政不当，可能招来欧洲列强干预为借口，对一系列拉美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1917年，威尔逊总统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将“门罗主义”重新解释为支持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制度，可以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义。这就消除了“门罗主义”的“西半球”空间限制，美国可以打着保护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免受强权干涉的旗号，对“西半球”之外的弱小国家进行干涉。在冷战时期，美国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干涉许多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之后，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阿利森教授的话说，美国将全球视为其势力范围。于是，“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被推广到了全球，美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干涉的实践。 

从区域霸权到全球霸权，美国的“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在我看来，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方面：（1）划定一个空间范围，界定其中的同质性，排除异质性的因素，将其界定为对整个空间秩序的威胁。这个空间范围一开始是美洲或西半球，后来逐渐扩大，在后冷战时期扩展到了全球；（2）在修辞上支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但又会认为，由于某种外部威胁的存在，它们在事实上没有能力自主，因此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美国可以以“反干涉”的理由来进行干涉，将损害和限制别国自主性的行为，论证为帮助它们实现自主性。（3）始终相信美国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的国家，享有道义上的优越性，美国界定的国际规则才是真正的国际规则，而且美国保留了基于自己道义的优越性不断修改调整国际规则的资格。而真正得到各国公认的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还是WTO，其各项规则一旦偏离美国利益，它的权威就会遭到美国的质疑。正是因为美国长期在美洲扮演着单极霸权的角色，所以才发展出了这些具有强烈单极霸权色彩的行为特征。美洲是美国“大出于天下”之前修炼统治技艺的“大本营”。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这样的思维方式特征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各民族与文明的互联互通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最强的时候也只能够对西域有所影响，将整条“丝绸之路”视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本来就是不合史实的。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都很可能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命名。[2] 而美国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针对阿富汗局势，提出了“新丝路”（New Silk Road）区域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获得优先地位。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丝路”的概念发扬光大。当代的“一带一路”并不像“美洲”一样，是一个可以在观念上界定的封闭空间，它预设地球上存在极其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诸多有边界的文明空间，而它的重点是“带”与“路”，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强调开放、连接和沟通，而不是封闭和排他性的控制。“一带一路”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倡议（initiative），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首倡者”，而不是支配者。

事实上，“一带一路”连接的某些空间，恰恰是某些区域强国的敏感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长期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排他性的“门罗主义”计划，那么在中亚，必然会发生中国与俄国对于排他性支配资格的争夺。然而，中俄两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而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更是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国军事基地所包围，从地缘政治上说，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军事控制力不言而喻。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以“亚洲”的名义，直接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虽然目前国际舆论中还没有出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作类比的评论，但我们在此预先作出回应有益无害。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酝酿和签署过程中，也曾经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宣布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人称“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但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一度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它的“门罗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像“美洲”这样的有边界的大陆空间，而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等等。英国海军如果能够控制这些交通枢纽，就能够保证整个帝国的安全。[3] 因此，英国对任何威胁到其海军对于这些枢纽的控制的行为，都非常敏感。“一带一路”的思维，是这种“路由器”理念吗？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类比。在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还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海军和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中国又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海上交通枢纽呢？

在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空间冲突之中，中国诉诸的也是防御性的“主权”原则，而不是具有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比如说，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以“网络主权”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在司法问题上，中国以“司法主权”来批评美国法院帝国式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这都是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而提出的防御性主张。

事实上，许多指责中国奉行“门罗主义”的种种话语，恰恰贯彻了美国执政精英一贯以来的“门罗主义”思维逻辑：界定异质性的因素并加以排斥。在这些评论者看来，中国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本身就已经干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的同质性秩序。如果中国胆敢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并推广自己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那更是证明中国是全球空间中的破坏分子，这种指责要求中国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这种“先发制人”进行话语攻击的策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部分。此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与日本曾经学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分别在欧洲与亚洲进行扩张。一些论者指责中国搞“门罗主义”，实际上是暗示中国是如同德国与日本那样“失道寡助”的“挑战者”。

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反对美国区域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也反对美国全球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划定区域势力范围，排斥本区域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合作，频繁干涉本区域国家的内政；全球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则将全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干涉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也倡导各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中，中国刚刚走出最艰难的处境，尚处于虚弱的状态，即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在2021年，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病毒并不承认国界，它的传播打破各种空间界限，将全人类置于恐惧之中，中国只有帮助其他国家走出“至暗时刻”，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在此，利他与利己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有着古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渊源，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路径的延伸。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海洋、高山与沙漠的阻隔和保护，今日中国版图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几乎是自成一体，而建立于农耕之上的古代中原王朝，基本能够保持内部不乱，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周边具有力量上的优势，因而在心理上也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中包含的根深蒂固的疑惧，以及从疑惧到“先发制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万国竞争”条件下形成的，但这绝非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接下来，在19世纪，中国被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国际体系，迅速跌到谷底，这一经历削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国力的孱弱，使得其很难设想对某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的支配。同时，沦为半殖民地的遭遇，使得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境遇能够产生深刻的共鸣，对于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

通过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与艰苦的建设，中国重新实现内部整合，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开放。由于开放的程度与步调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得以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重新陷入“依附”的境地。而这就是汪晖教授总结的中国的“自主性开放”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4] 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也比较强调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主权，并倡议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承认，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拥有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影响也是相互的，区域内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各国影响力的发挥需要尊重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其底线要求是对主权的尊重。比如说，商业贸易的影响力不能建立在“强买强卖”的基础之上，更不应用强制力限制区域内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如果说以上视角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缺乏说服力，我们接下来可以切换到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视角：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存在着经济实力与军事—政治实力之间的深刻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目前根本不存在中国“取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二，制造业增加值已超美、日、德总和，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因为自身发展模式与欧美不同，经常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饱受围攻的国家。而美国恰恰相反，在经历过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tch）之后，其经济实力正在相对衰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但其军事与政治实力仍然强大，其统治机器不会坐视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肯定会采取各种超经济的手段来为美国经济“输血”，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会被迫在这方面跟随美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为借口的种种围堵。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中兴、华为、Tiktok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受到种种超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更不可能采用极容易引起各种政治反弹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更具有内聚性而非扩张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面对类似瘟疫这样巨大的生存灾难的时候，避免“散装”和“甩锅”，实现迅速的组织动员并克服危机；不同于资本主导的美国，中国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采取强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措施，并控制“生产过剩”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防止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向地缘政治层面的军事扩张动力。这种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与个人（包括那些“走出去”闯荡国际空间的资本与个人）施加了很多限制。不赞同这种限制的人称其为抑制个体的首创精神，赞同这种约束的人认为这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acquisitive individualism）的节制。但不管是何种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东印度公司式的、渴求利润的冒险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扩张的行为方式，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内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概念Autarky（经济上的自足）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对于中国也基本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能力要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自身的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从低端到中高端一应俱全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迫使中国构建国内与国际“两个循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循环的能力，经受住了极端情况的考验。

在当今世界上，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但由于产业部门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有大量合作点，并能够在两类国家之间扮演着某种协调的角色。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即便仅仅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长，推动与各国平等互利式的合作，也是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最为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从“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规律出发，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某种地缘政治扩张方案的论调，既没有看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心理，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对于误解者，我们固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消除误解，但对于那些明知事实却故意制造舆论者，真诚的沟通是无效的。中国通过和平发展继续壮大自身，“凛然不可犯”是对这些“永远叫不醒”的“装睡者”最为有效的回应。

（编辑  碣石）

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在各领域均表现突出，文化领域同样出现乱象。当前，在中央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目标，并加大规范文化市场的背景下，梳理和总结资本无序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本控制媒体的危害性，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倡导的价值观带有反智主义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力量日趋成为跨国界流动的隐形帝国。西方国家原本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一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兴起了一批跨国流动的资本力量，其自身利益与西方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垄断资本操控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资本力量的统治是一种代表极少数人的非正义统治，它的本质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资本力量竭力传播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领域，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民众将矛头对准资本。在政治学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兴起，实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社科理论普遍很重“包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例如，资本力量竭力鼓吹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又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增加可以在劳资合作体制内实现，因而无需诉诸社会主义革命。

概括地说，资本操控的意识形态，其所要灌输的东西，乃是“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资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无拘无束的游荡，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神话市场力量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历来是资本的天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国家作为攻击对象。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劳动群众个人的苦难合理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

其次，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由此导致反社会倾向明显。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体恤和共鸣。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向下看”的意识形态渗透防不胜防

意识形态渗透比想象的容易。这是因为，西方大国和资本主导的意识操控，其基本策略就是“向下看”，刻意迎合人类的本能。

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操控的文化渗透，在其文化作品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强化人类的人性/生物性属性（如颜值、三围），淡化和抹杀社会性/阶级性属性，由此降低对象国民众的道德底线和思维水平，使主流价值体系沉沦、退化，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乃至占领对方的精神领地。

美国中情局在“中情局十诫”中强调：“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布热津斯基还提出“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主张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低俗品味的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文化渗透如此容易，但防范文化渗透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有道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艰难过程；“从恶如崩”则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简单过程。因此“学坏”总要比“学好”容易。同时，文化渗透往往不易察觉，一旦发现往往悔之晚矣。

历史表明，这种价值观“坐滑梯”式的下降过程，无异于通往沉沦与毁灭之路。2300年前，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曾告诫门徒，无节制地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的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正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国家沉沦和衰微的前兆。无论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王朝兴替，无不应验这条真理。在现当代历史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位运行，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低位运行。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价值观领域必须“向上看”，树立坚定而宏大的理想信念。

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有学者将审美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刺激需求，二是休闲娱乐，三是信息需求，四是知识需求，五是审美需求，六是思想需求。前三类是消费性需求，后三类是生产性需求。很显然，在这六个审美层次中，层次和境界最高、最能让人获得精神收益的是思想需求，但思想需求的实现过程（如阅读经典作品）本身是个艰难困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验过程。有人戏称，“所谓名著就是那些既想知道又不愿去阅读的东西”。这一特征决定了关注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民众注定是少数。相反，那些消遣性精神需求，特别是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暴力和色情等东西，尽管其带来的个人提升和社会效应是有限乃至负面，但由于这类精神产品迎合了人性需求乃至生物本能，因此这类精神产品很容易吸引大多数人的兴趣和关注。

高层次精神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的受众数量相差悬殊，正如古代唱《阳春白雪》和者寥寥、唱《下里巴人》和者甚众是一个道理。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网络世界中，那些低俗和黄色网站尽管被一禁再禁，但其浏览量仍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许多传达正能量的严肃网站尽管政府力推，但实际点击量总体有限。

在市场经济原则盛行、媒体靠销量和广告谋生的背景下，由于很多企业广告投放主要依据的是收视率和点击量，因此媒体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媚俗、越是热衷于制造花边新闻和轰动效应的不良媒体存活得越好；越是坚守底线的良心媒体越是无人问津，乃至被淘汰出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靠市场养活、靠广告养活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迎合资本，或至少保证不批判和揭露资本，由此才能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资本力量为了更好维护其利益，除了直接出资收购媒体为其充当吹鼓手，还有意识在其出资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推介那些致力于为资本代言的公众人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反智主义言论。当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足以表明一旦资本控制中国媒体，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反智主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

掌控文化领导权需标本兼治

  在新形势下，中国要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仅仅节制资本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各种与中国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思想，其始终与资本利益紧密相关。只要存在媒体市场化、存在资本控制新兴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仅仅强调规范媒体，让资本和相关媒体发挥主体责任，让他们被动配合政府，他们的配合一定是消极的和有限的。很可能是政府抓得紧一阵儿，他们就收敛一点；政府管控稍微一松，他们还会再次反弹，就像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这样解决问题很可能是扬汤止沸，短期见效快，但长期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其获取的已不是普通的商业利润，而是因此带有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平台长期控制在私人手上，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对国家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也构成潜在风险。某些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公司到国外上市，已经敲响了警钟。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让这些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就好像要劝告老虎不要吃人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保持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扶正祛邪，确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内核。如果说现在出现的种种文化乱象算是一种邪气或者邪风的话，那么“祛邪”的前提是要固本扶正。

固本扶正，就是要有真正直击心灵的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当前，主流媒体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是应该有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的，应该是逻辑自洽、有锋芒的。没有这个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现有的核心价值观便没有价值依托，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战斗性。理论上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人民性”。但如果没有将属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与极少数资本力量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强调的“人民性”，在理论上缺乏分析锋芒，在实际中可能悄然成为民众中落后意识的尾巴，乃至纵容“灰色文化”“黑色文化”泛滥，红色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难以占据主阵地。

    此外，掌握文化领导权还必须提升审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辨别力。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隐忧就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问题。这些“两面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很不容易发现和识别。不能简单地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用结果考评而不是过程考评来考察干部。尤其是通过观察其重点提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干部，看清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很多在价值导向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断给大众进行洗脑。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文化渗透一定是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意识形态渗透一旦被对方察觉，就意味着这种渗透已经失败，因此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并非没有规律，更不是没有任何迹象。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规律和迹象都总结出来，便可以帮助宣传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地识别各种意识形态操控伎俩，由此避免各种存在严重问题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

（编辑  季节）

   “新金融”这个提法是针对传统金融而言，两者的关系涉及若干方面。

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

  从银行业服务对象看，过去常提到“二八定律”。“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是其中的20%左右或者不超过20%，其他都是次要的。从我国银行业看，传统商业银行运作依靠的主要是20%左右的优质客户，包括企业服务和个人零售业务服务。这些客户也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其中工业、交通领域的大企业不在少数。

  目前我们所说的新金融，大致是指与互联网相关联的金融业务，它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之一，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上，服务对象中的中小微企业占较大比重。近期人们对新金融的“新”字，较多关注的是新金融运作模式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希望其风险能够得到很好的监管和控制。

  “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源自我国，别的国家开始并没有这个概念。它一般是指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或称新业态。从主体看，“互联网金融”泛指互联网等非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开展金融业务，而“金融互联网”则是泛指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工具开展金融业务，如信用卡业务。

  这大致就是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随着非金融企业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深化，监管和治理的需求已提上日程。大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需要接受全面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可以用“异常迅猛”来形容。众所周知，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与其相伴随的风险也是新型的，对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日益强劲的挑战，如何监管这种新型的风险也是新的课题。

  虽然“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是我国首创的，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展金融支付在国际上早已存在，例如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eBay成立于1981年。1995年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成立于美国。几十年前，英国曾因为是否要广泛推进电子商务发生过争议，很多政治家和企业家认为网上购物不宜推广，否则势必影响传统商场的经营和人们的假日交流活动，进而有碍于城市繁荣，网购只适合为不方便出门的人服务。这是他们比较普遍的意见。虽然当年的世界经济和商业需求与今日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欧美发达国家已早于我们若干年就具备了开展电子商务的能力，他们却没有加以推广。除上述原因，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在线经营可能产生风险。

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

 作为曾经的金融监管者，我深知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匹配的监管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职责。这里要指出：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和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所具有的风险，同时又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是一种典型的叠加风险。对具有此类叠加风险的行业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否则风险可能无限放大。

  如何做到有效监管？说起来都清楚，但是做起来有难度。

  一是法规要齐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先要有相应的法规，这是遵法执法监管不可缺失的基础，不能存在监管真空，过去在传统金融各业都有监管制度和体系。而在新金融，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方面反而成为监管空白。

  二是严格执法。执法是最难的，审批和处罚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法规和技术规范之外的因素，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人为因素和随意性。蚂蚁金服的循环放贷环节出现较大问题，但阿里巴巴说，所有的项目都是经过批准的，在各个审批环节都是一路绿灯。当年出了大问题的P2P也是经过审批的。

  三是不断完善监管。对于在空中漫无边际运行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技术性和监管力度要足够强大，而且要随互联网金融的升级换代不断完善，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可以说，目前新金融的主要风险可能是监管跟不上运营产生的多方面风险。对于新金融来说，只有实现稳定的风险控制，自身不断得以强化，才可能对新的发展格局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目前涉及对行业中出现的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这是一种什么级别的挑战呢？埃隆·马斯克最近一段时期多次做出提示，认为过度推进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这一提示的要点是，人类不能创造和过度运用未来可能失控的新业态。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可能失控之列呢？“互联网+”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工业、交通等领域，如何既高效又安全地运用这一新业态，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新问题。

  当今世界充满创新，新思维、新概念层出不穷。最近正在热起来的“元宇宙”即所谓的集合虚拟共享空间，属于老词新说，涉及到若干领域。据报道，今年3月，一家游戏平台将“元宇宙”的概念写进招股书，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达400亿美元，引爆科技和资本圈。对于新金融的监管，我们的监管机构任重道远。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或“短腿”。着眼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部署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要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2018年10月23日，习总书记视察广东省清远市时明确要求：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思路，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相对应，习近平总书记确定的乡村振兴大思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走好这条道路，必须按照十九大确定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蕴藏在乡村的极大发展潜力挖掘出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改革四十多年取得的最主要制度成果，就是建立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亦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也是我们党在农村最大的政策，它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质，是我们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在这项制度中，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根本，它一劳永逸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即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之间占有土地的数量不会像私有制那样悬殊，做到了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基本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零成本结合；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集体获得承包费等财产性收入形成集体积累，用于以承包户为主体的集体成员服务，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和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

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以来，凡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得比较好的农村，土地没有撂荒的，集体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也比较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同时，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在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中，还有一些人主张农村恢复土地私有制。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已经严重干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弱化了集体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的功能，削弱了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

分户经营体制在农业领域普遍推广后，小农户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基本思路是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十年来，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我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制度性成果：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基本模式是“公司加农户”；二是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我国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这两项制度安排并没有把大多数小农户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农业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质上都是私人企业，与农户的基本关系是市场交易，农户成为他们追逐利润的客户，而不是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如何破解小农户进入市场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我国农村要走组织起来的市场化发展路子。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通过整合涉农部门为农服务资源，推动形成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融合的“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全党领导核心以后，以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抓手，继续推动“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的构建。这种合作社模式为农民提供的服务从生产到生活，各项业务相互支撑，能够以最低交易成本分享到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仅成为党委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多年来，仍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把推行土地私有和片面鼓励私人资本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严重忽视甚至是厌恶。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从深化改革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2013年，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龙头彭博（Bloomberg L.P.）被曝出允许记者部分接触彭博终端上的敏感数据和泄露客户信息的“丑闻”，引起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调查与强烈质疑。一些金融界专业人士表示，虽然他们对这类金融数据服务机构的信息安全有所担忧，但由于国际市场份额的垄断和既有的金融生态圈，很难弃之不用。2015年4月17日，彭博终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长达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服务中断。这场罕见的因技术问题导致的停滞，使部分用户无法进行交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动，英国政府原定发行的30亿英镑债券也因此推迟。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舆论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极大关注。

就国际市场而言，彭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路孚特（Refinitiv，原路透金融与风险部门，2018年由汤森路透公司与美国黑石集团达成出售协议，成立路孚特公司，2020年底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又斥资270亿美元将其收购）紧随其后。根据美国知名咨询机构Burton-Taylor的分析，近年来彭博扩展了其在金融服务市场的收益和份额。2020年，彭博的金融数据和信息业务营收总数达到3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额达到32.7%，比路孚特高11.3%。这两家机构全球市场占据率超过50%，市场呈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这两家机构提供的服务更是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具有绝对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主要由彭博、路孚特以及本土万得公司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虽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个别公司已经在国内的金融服务行业站稳了脚跟，但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仍主要依赖国外金融信息提供商，特别是在涉外金融数据和交易上仍受制于人。^[1]

金融信息与数据是金融活动的基本构件。随着当代国际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市场上海量的金融信息与数据成为金融行业“不可须臾离也”的基石，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工商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变化，金融信息主权的问题已亟需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探讨“金融信息主权”概念出发，对中国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金融信息主权与信息跨国流动的相关理论

传统主权理论更多聚焦在领土、领空、领海等空间领域，更多具有物理属性，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主权，如信息流动、信息掌握、发布、分析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国际交往、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活动，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论题。信息交往构成的虚拟领域极大挑战了主权国家的现实地理边界，随之而来的信息主权、数据主权等概念，更是在世界互联互通前提下，指向了国家主权与全球合作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张力。

 金融信息主权由国家主权概念衍生而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息主权聚焦于金融领域，主要指向关系国家主权、国家信息安全的金融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分析、发布、处理以及交易等方面。由于目前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呈现高度的寡头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态势，导致世界金融信息系统高度同质与集中，金融信息秩序存在不平衡乃至失衡的隐患。

有关金融信息主权的讨论将涉及以下几个理论视角。

首先，全球数据与信息治理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公地理论。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推进了我们对于集体行动、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化认识。在跨国合作下，全球数据治理、信息治理可以实现公共善治，构成“公地喜剧”。然而，信息霸权主义因其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却成为打破“公地喜剧”的因素。数据监控丑闻打破了原本看似和谐的治理模式，“数据霸权”逐渐展现，引起世界的忧虑与反弹。由此，全球数据公地治理与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第二，全球传播秩序不平衡，涉及信息霸权、传播霸权等理论。具体到金融领域，国家的金融话语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呼吁，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于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悬殊关系。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按照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规则瓜分了世界，这个过程忽略了信息接收者的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分析了“传播”在维系“美帝国”方面的重要角色，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美国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得以稳固，从而“霸权”得以建立。张谊浩、裴平、方先明（2012）的文章《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2]分析了当下国际金融话语体系中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 其内在逻辑和应对策略，回溯了有关权利、话语、话语权的相关理论，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性金融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国际货币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第三，发展视角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当下的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一体化”和“不平等”的两个重要特征。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金融信息服务体系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将涉及中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到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问题，在当下实践中，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由资本带动的金融信息服务行动已经溢出国家主权概念的边界。

金融信息主权视域下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

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作为与金融信息主权息息相关的承载者，是考察金融信息主权问题的核心要素。

金融信息服务概念与金融信息主权让渡

根据2019年2月实施的《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和/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3]中央网信办对此概念做出了解读，称金融信息服务“这一概念延续了2009年《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提法，且这一定义是中美、中欧、中加在WTO框架下磋商确定的，施行多年且为各方普遍接受”。^[4]在得到中央网信办批准的外资金融信息服务许可名单中，包括了路透、彭博、道琼斯等中国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本世纪初，为规范外国通讯社在华提供的包括金融信息产品在内的新闻信息，我国政府曾授权新华通讯社对外国通讯社在华发布信息进行管理。2006年，新华社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信息提供者需由新华社批准运营，外国金融信息提供者业务范围、传播信息手段等变更需得到新华社的批准等，同时要求外国新闻机构通过新华社下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CEIS）在华销售他们的财经资讯产品。 ^[5]当时在华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主要机构为英国的路透，美国的彭博、道琼斯，加拿大的汤森（此时汤森路透尚未合并）等，他们及所在国政府认为这一规定严重阻碍了外资金融服务商在华开展业务，而新华社于2007年推出的“新华08综合金融信息服务系统”，被他们认为监管者利用不当优势成为市场竞争者，外资金融信息服务商及政府完全不能接受。欧盟、美国与加拿大就此在WTO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磋商，2008年11月13日,中国代表分别与争端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影响外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措施的谅解备忘录》，以基本满足三方要求的方式，取消了之前的相关规定。^[6]

虽然通过WTO框架内多个双边磋商解决了存在的争议，也规范和促进了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及金融信息市场的迅速发展。但在另一层面，却使得我国错失了打造自身金融信息服务产品和系统的黄金窗口期。21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之时，中国金融市场在主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世界金融资本的垄断和裹挟之中。

行业寡头垄断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行业寡头垄断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主要特征。十八大之前，彭博、路孚特与万得三家公司在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占有率均达到20%左右。

相比欧美和全球市场，近年来我国金融信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迅猛，增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以2018年为例，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年收入约为305亿美元，同比增速为5.9%。2018年和2019年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收入约为590亿元和6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为18%和16%，远高于世界其他市场。^[7]虽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与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和对金融信息需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虽然中国已经建成了体量大、范围广、种类全且排名世界前茅的金融业，但尚未有任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商的“三种模式”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以打造中国彭博为目标，希望在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分一杯羹。

1.专业金融数据提供商稳步扩展。万得公司是目前真正在金融服务市场占据重头市场份额的中资机构，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占据了中国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机构的绝大多数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万得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还开发了信息检索、数据提取分析与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分析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万得开始全面学习彭博模式。目前，万得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收入13亿元（2016年数据），估值高达200亿元。^[8]

万得与彭博最大的不同在于，万得没有自身的媒体部门，目前尚未见到与媒体有明显的深度合作模式。与万得类似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还有大智慧、同花顺等，服务模式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直接数据为主，同时涉及直接交易的内容。

2.主流媒体跨界金融协同发展。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通讯社之间的战争。1851年创立的路透社，最初就是提供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股票市场的信息数据。路透社不断增加新闻信息、分析评论与计算工具，成为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最重要提供商。

作为一个从投行离职的中途创业者，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最初更多是创造性地联系起金融数据和计算机科技，在1982年创造了满足华尔街金融从业者核心需求的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然而，彭博公司也迅速从单纯提供金融信息终端的设备供应商，转向全面提供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1990年，彭博通讯社成立，随后彭博通过自建和收购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广播、杂志、电视台等多个媒体平台。彭博媒体帝国的扩展之路使得其专业的财经服务在短短二三十年就大幅超过了路透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新华社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对经济信息工作进行布局。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的直属企业，具体从事经济信息拓展与营销等相关工作，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一体化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新华社经济信息采集、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等。成立伊始，中国经济信息社不仅具有普通企业盈利的目的，同时承担了提升国家金融话语权和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信息社目前拥有四大产品和服务平台：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级金融信息平台“新华财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服务证券和行业经济信息的综合性指数机构“新华指数”，此外中国经济信息社还在多个细分行业领域具有深度智库服务功能。不过，以中国经济信息社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信息业务发展水平，目前与打破欧美金融信息服务商垄断、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和新时代通讯社自身发展要求都存在一定的滞后。^[9]

通讯社具有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天然优势。行业奠基者路透社以及后起的行业龙头彭博社，都凭借作为通讯社的优势成为行业垄断者。新华社作为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在经济信息采集与传播、分析导向权威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以比拟的优势。新华社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国家通讯社的优势，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的创造有利环境。除了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旗下还组建了包括三大经济报刊《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在内的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以及其他的金融信息和财经智库平台等等。 

3.“资本+”与“互联网+”：金融科技数据媒介深度融合。中国市场化媒体中，上海文广集团的第一财经也是较早剑指金融信息业务领域的机构。地处上海这一金融中心城市，第一财经拥有报纸、杂志、电视、网站、财经智库等全媒体矩阵，并在诸多领域具有领先业内的市场敏感度，高度关注与对接欧美标杆财经媒体，在财经新闻领域拥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阿里巴巴集团，更是从消费者端、中小企业端、第三方平台及金融科技等领域全面布局，拥有由此而来的海量商业数据。从第一财经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作为主流财经媒体的新探索。

目前，无论是主流权威媒体还是其他市场化媒体，在切入金融信息市场中，主要都是以财经新闻报道、信息汇总分析以及部分金融智库服务和论坛活动为主，基本尚未涉及相应的技术平台，尚未涉及实际交易过程。而其他金融数据服务机构，如万得、大智慧、同花顺等机构，具有资讯整合和交易功能，但不具有信息发布职能。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万得资讯，虽然具有与彭博类似的数据服务功能，也可以实现平台交易，但在信息发布上具有重大短板，以至于在海外市场上仍只能作为数据库提供商，无法实现提升金融话语权和金融信息安全这个根本要求。

后发困境：影响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三组关系

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和路径依赖等特征，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难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超越。^[10]而在当下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将面对更多的后发困境，需要解决好一系列复杂关系。

中国角色：推动信息共享流动还是坚守主权保护

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

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11]就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继续强调没有开放流动的市场坏境，就没有健康繁荣的金融活动。

金融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互通本来可以大致实现世界善治的目标，但掌握信息霸权的主体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成为自身霸权不断强化复制的工具，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放弃自身的霸权地位，在遭遇挑战者很多时候会采取各种限制与打击方式来保证霸权。虽然中国继续有步骤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随着近期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势力的有意引导，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的态势尚无减弱的迹象。而金融信息主权作为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之一，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网络主权等类似，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一旦出现主权国家之间极端对立乃至战争，金融信息安全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金融信息主权存在被侵犯和霸凌的可能。

目前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呈现高度垄断，两三家欧美公司占据全球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跨境交易中，形成了具有高度黏性的行业生态圈。即便是市场上被视为较有潜力的下一代挑战者企业，也大都是美国公司，再加上市场上金融数据库系统等基础构件基本被欧美公司所垄断，中国金融信息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系统性安全隐患。

作为行业市场领军者的彭博和路孚特，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行、基金公司等主要金融机构，同时也含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权威监管部门。这些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信息提供商产品的高度依赖，一旦在特殊情况下被“卡脖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话语：标准制定还是融入追随

我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金融话语权仍相对薄弱，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12]中国面临许多制约，如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主的计价结算体系依旧稳固，金融数据基础数据库由欧美垄断，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仍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世界金融动态的金融财经媒体仍以西方媒体为主的状况没有改变。例如，对于主权国家与世界金融环境具备极大影响力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依然主要是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特定时期，这些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也对一个过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已经习惯了欧美行业领先企业设定的标椎，“同一个金融世界”又构成了密切互联的金融朋友圈和生态圈，主流金融界都在同一个生态圈中进行信息交换和买卖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在行业和具体企业层面，如果希望进入这个行业，就必须先接受这个标准与习惯。

从目前的现实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日益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拥有与之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开展以及包括亚投行的设立等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衡要求革新，这需要打破欧美寡头对金融行业标准与信息流的垄断，强化金融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做大中国财经媒体，传播金融领域的中国声音，以开放姿态抵御意识形态偏见与傲慢，降低市场风险。^[13]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整合、重组与兼并愈加频繁。后起之秀彭博迅速在市场占有上超过路透社，2006年路透与汤森集团合并重组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美国黑石集团收购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板块业务55%的份额，整合成立了新的金融数据与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公司（Refinitiv）。在汤森路透做出逐渐剥离金融信息业务的战略选择的同时，彭博社也进行了战略调整，以面对接连出现营收和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问题。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也出现了停滞期，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也有营收下滑的问题。

中国方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演化   

保证国家金融信息主权是实务界与理论界亟需关注的重要论题。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处的被动态势，我国需要强化话语权意识，构建立足本土的金融知识理论体系，增加多边金融机构投票权，主动设置金融议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争夺国际金融定价权等。^[14]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一方面，国家需要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来支持相关机构和企业大力发展，亟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信息服务头部企业，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更好发展。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要意识到这并非完全是企业自由竞争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话语权的重要环节。欧美国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不仅领先在具体的业务上，还利用其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主要贸易交易币种使用频次、金融规制标准与社交网络、金融普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优势。这些问题仅靠企业和市场自身进行突破，对于后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健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发挥技术创新带动的演化势能。从一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破局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进入金融业的运用场景之中，金融行业发生着重要变化。作为后发型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彭博的发展路径颇具研究意义。正是因为了解和注重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注重跨界思维和运营，彭博一出手便赢得了先机。同时彭博社也高度关注和投资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一些新兴的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金融平台如Sentieo等，也被认为是可能取代彭博终端的挑战者。

随着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应该有意识关注自身的金融信息安全，构建自身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结构。作为世界市场开放互通的支持者，中国应当担起推动行业技术与标准创新的责任，助力中国乃至全球企业在更为均衡的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从区域金融信息网络着手，打造区域金融信息服务的朋友圈，打破以欧美垄断资本和中心国家设定的圈层结构，再逐步向外扩展，推动更为平衡的世界金融信息新秩序。这既是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保障金融信息安全、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的必经之路，也体现了我国打破不均衡金融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担当。

（编辑  季节）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在国际舆论场，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就疫情问题不断向中国“甩锅”，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等进行无端指责，利用带有偏见的言论及报道不断污名化中国。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我国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失语就要挨骂”，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网络外宣工作要承担起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任。

我国网络外宣要承担树立国家形象责任

（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涉华议题越来越被海外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事实上，海外读者和观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并不了解，关注度有限。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和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等事实，已为海外民众熟知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随着世界知名主流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中国，国外媒体报道中涉华议题占比大幅提高，有关中国经济事务的报道比重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从报道的方式上看，从过去的零星报道正在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每年中国“两会”期间，BBC、CNN等西方媒体都会设置报道专栏，第一时间向海外民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动态；美国《财富》杂志、英国《金融时报》《卫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几乎每年都会派出采访团到中国采访，推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专题报道。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涉华议题能够吸引海外网民的大量注意力资源，我国主流媒体对以中国为核心的话题逐步具备话语权的前置优势和信息发布时效性的领先优势。

（二）中央媒体具有资源及制度优势，海外舆论影响力不断提升。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要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些重要论述，为新闻舆论机构进军互联网主战场指出了方向。

近年来，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到各省级主流媒体都在探索媒体融合转型，力争发挥在网络舆论场的外宣主力军作用，掌握网络话语权。主流媒体纷纷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导性产品作为突破点和关键点，推出“中央厨房”“智能化编辑部”建设等重要举措。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变革潮流，我国主流媒体在新闻产品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定制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原有组织结构改革调整、再造采编流程、建立全媒体内容生产流程整体架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央媒等网络外宣主力军愈加重视内容建设，不断提升海外舆论影响力。如新华社、CGTN等重点加强了短视频节目的内容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多语种优势，将“自己讲”与“别人说”相结合，提高对外传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网络外宣的产品形式方面，各大央媒综合运用微视频、微动漫、H5（移动端动态页面）等多形态产品，注重对外传播的交互性、融合性。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

（三）中央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发展态势良好，粉丝群体呈现规模化聚集。

近年来，中国媒体积极发力海外社交平台，探索运用新手段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中央级媒体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海外民众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聚集了海量粉丝。截至2020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平台主账号粉丝量及关注订阅数超过1亿，新华社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粉丝及订阅量突破2亿，CGTN海外社交媒体的主账号粉丝及关注数均过亿，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差距逐渐缩小，已处于第一阵营。从官方账号的粉丝量、发文数等方面看已经与西方强势主流媒体旗鼓相当，甚至一些指标数据实现反超，成为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CGTN等在Twitter、YouTube发布的相关中国抗疫短视频、直播等，赢得了世界各地很多网友的热情点赞。

（四）地方媒体网络外宣力量不断强化，对外传播影响力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在加强网络外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配备队伍，搭建平台，网络外宣主体长期分散和影响力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改进。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对外宣传中，地方媒体能够发挥自身特色，挖掘本地亮点，讲好地方故事，扩大了我国整体对外宣传的辐射力。此外，中央外宣机构与地方媒体合作，不断探索构建“中央-地方”网络外宣的联动机制，取得了不少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外文局立即对接湖北省新闻办，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外文局所属中国网、融媒体中心、北京周报社等媒体单位与《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日报》等多家湖北省媒体机构联合开展抗击疫情对外传播。外文局“中央厨房”结合局属媒体语种与传播优势，每日从湖北一线媒体推荐的视频产品与图文稿件中遴选一批优质作品，协调局属媒体进行多语种编译与海外传播，并重点遴选富有现场感、故事性、适合对外传播的内容，进行多媒体多语化加工，通过外文局海内外社交平台账号与多语种网站进行推送。外文局与湖北省各媒体播发稿件的海外总阅读量达1.48亿，播放量465万，互动量38万。

通过外文局与湖北新闻办的密切协同，向海外受众展示了湖北各界人士齐心抗疫救援的真实场面和生动故事，国内外各界人士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是一次汇聚地方优势资源、协同协作进行国际传播的有益尝试。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央机构与地方媒体能够优势互补展开网络外宣，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地方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五）海外民间机构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特殊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各类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如华人协会商会等，都有大量机会直接接触国际组织和外国受众。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拥有320多家会员社团，分布全欧28个国家，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中国侨声》和网站，与美国精英集团以及各大高校、智库保持着密切交往。目前，很多华人华侨社团都与所在国的官方建立了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华人华侨组织的公共外交属性愈发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华人华侨社团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例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在所在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该商会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并借助当地广泛的群众基础树立了较好的中国形象，多渠道传播“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在当地对冲了西方媒体捏造的负面舆论，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心中，华人华侨商会等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代表中国人和中国形象的社会符号。

不过，目前中国本土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难度较大，公共外交领域更多需要依靠海外成立的华人华侨民间组织。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民间机构不断尝试传播中国故事，回应国际恶意诋毁等，更多属于自发行为的公共外交活动。如果民间机构能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外宣媒体等加强联动与配合，其对海外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六）中国智库的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网络外宣的潜在新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加强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新型智库呈现独特的专业化优势、资源优势、社交优势和话语权优势，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来自智库的权威声音有助于在国际社会解惑释疑，增进理解。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等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在海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的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多渠道扩大成果的“外宣半径”的做法，通过官网呈现大量专家学者与各领域多媒体资料，通过博客提供在线出版物，通过社交媒体等新方式与国外用户强化互动交流等。

我国网络外宣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涉华负面舆情爆发概率不断增长，我权威声音缺乏有效应对。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开展网络外宣时，还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新语态，网络外宣的做法更多是把传统内容平移到网上，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海外读者的需要。在一些涉华重大突发事件中，海外各大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平台上的真假信息层出不穷，我国网络外宣权威信息供给不足，真相常常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中。

通过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数据库对国际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发现：涉华疫情报道在海外舆论场中占据着重要流量，中国成为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的焦点；西方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和英国媒体机构发布的相关报道占比约18.5%，具有较强的舆论主导作用。抽取100篇涉华疫情报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报道框架。其中，倾向性呈负面消极的占比达69%；客观中立报道占比29%；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仅为2%。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一些思维惯性和偏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在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性。对随机抽样得到的海外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信源进行统计分析，“国外学者”“国外媒体机构”“国外政府机构”等是海外涉华疫情报道的主要新闻信源，而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源普遍较少。西方媒体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海外涉华新冠肺炎报道曾一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偏见。这一情况在其他涉华国际热点事件中也有明显类似表现。

       图1 海外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信源频次统计图

（二）互联网打破了“外”与“内”的界限，网络外宣的舆论影响或将辐射国内。

互联网时代，国内与国外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通，“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内负面舆情起因源自外宣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中，我国媒体在最初的网络外宣报道中误用了“吹哨人”的概念，虽然似乎匹配了海外的传播环境和海外受众文化认知，但却使得这一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加速倒灌国内，造成后续接连被人恶意解读、带偏节奏的负面社会后果。

当前，建立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已是必然趋势，但主流媒体能否将传统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统一起来，还将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在网络外宣工作中对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准确把握，在选题策划时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充分运用，在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处理等。现行网络外宣的体制机制未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律和当前全球传播新态势，网络外宣与内宣的关系平衡、网络外宣与内宣话语的一致性问题等亟待破解。

（三）西方掌握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核心技术，网络舆论环境安全隐患加剧。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Twitter公司多次发布声明，关停了4301个与我国政府有关、发布正面涉港舆论的账号，相关数据资料提交给FBI调查。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Twitter公司CEO杰克·多西，“强烈敦促”其删除中国政府在Twitter上开设的各种账号，并禁止任何封锁Twitter国家的外交官使用其服务。Twitter平台却以“违反Twitter公司规定”为由封停了我驻外大使的官方账号。当前，网络外宣的主要平台和阵地多为西方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网站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已经聚集了广大的海外受众，但在涉华外宣尤其是开展涉重大主题的外宣工作时，存在巨大的传播不可控和信息安全隐患。

近年来，我国日益成为西方“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Propaganda）舆论战的主要攻击对象。随着海外社交媒体对西方政治生态和国际新闻舆论场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涉华舆论与对华态度，往往成为本国政客搞政治投机、捞取选票的重要筹码，为此西方政客甚至不惜发动社交媒体“新冷战”。一些反华政要通过政治施压，借助西方的平台优势、技术优势，在重大涉华议题方面操纵网络舆论，恶意制造涉华负面舆情。

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研究课题成果显示，在Twitter平台上与中国有关的标签发文量前100的账号内容中，没有一条内容在情感倾向上“亲华”，而“反华”信息超过了一半。据统计，社交媒体的信息操纵活动有超过80%是利用真人账号或机器人账号进行“计算宣传”，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华”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机器人的操纵。2019年，CGTN在其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的YouTube账号上播发了《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等涉疆外宣纪录片，但其实际观看量与其订阅量严重不符，相关分析指出，CGTN账号遭到了平台的有意限流。不少海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自己订阅了CGTN的YouTube推送，但却未收到纪录片更新的通知。可以预见，网络外宣的舆论环境仍将长期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西方对海外社交媒体的涉华舆论操纵将日益程式化和常态化。

（四）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亟须突破。

近年来，央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发力，取得长足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外宣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在Twitter平台中新华社（@XHNews）与人民日报（@PDChina）的年均发布相关报道分别为314条和218条。但从海外媒体整体的传播效果看，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仍存在差距。可知人民日报在Twitter舆论场形成了明显的二级或者三级传播圈，整体上看，央媒的报道多数属于单线、一级传播，信息二级、三级转发量较低，参与话题讨论的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较少，网民互动参与较少。

      图2 @PDCChina 2000条Tweets 传播路径图（2020年1月-8月）

2020年1月-8月@nytimes（《纽约时报》）发布的2000条推文，发现@nytimes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多个意见领袖参与，意见领袖与网民之间、意见领袖们之间都有积极互动。由于参与者较多，转发、密度较大，故选取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100个Twitter账号，生成可视化的传播流如图3所示。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由@nytimes发布的信息在Twitter中形成了一个传播矩阵。@nytimes虽然位于矩阵中央，但信息的扩散传播由众多意见领袖共同完成，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传播网络。在Twitter中，《纽约时报》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朋友圈，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巨大的 多维传播流，我国媒体则呈现出明显的“单打独斗”，传播效果受限。

       图3 @nytimes推文形成的传播矩阵图

（五）网络外宣主体不断延伸，网民情绪化特征明显需要有效引导。

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我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年轻网民媒介素养提升，成为网络外宣不容忽视的大众力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在网络空间更多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而网民则成为网络信息和网络活动的主体。

我国网络发展已近30年，普通大众网民不仅关注国内的民生民情，对于国际舆论场中的涉华议题有很高的参与热情。随着信息聚合类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能够借助互联网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发声，在“南海仲裁案”“帝吧出征”等事件中，我国个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群体均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绪化。因而对参与网络外宣的人群，需要有效引导，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更要引导情绪、影响思维判断。从近年来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舆论场中的泛政治类话题能够触碰到普通大众最敏感的神经，网民多元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的复杂博弃在网络舆论空间盛行。大众网民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相关议题参与、情绪变化更多是自发性的，对网络外宣与对外传播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工作中，目前对国内网民外宣的积极性和情绪引导存在短板，在网民的情绪管理领域从经验研究到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所缺失。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蔓延之势。此外，外宣管理部门及外宣新闻单位也缺乏对海外网民的情绪捕捉与情感判断，在重大事件的网络外宣中以受众为中心展开选题策划不够。

图4 我国网民结构特征（截至2020年6月）

（六）海外受众信息诉求多元多变，需提高外宣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而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报道中国，产生大量不实甚至是歪曲报道。从海外社交媒体近年来的涉华议题看，海外受众对中国方面的信息诉求是多元多变的，在网络外宣方面，主流话语传播相较于海外受众的实际诉求还不够“接地气”，未能有效匹配。

长期以来，面对一些西方媒体、政客的恶意攻击，我们的回应、回击还缺乏针对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媒体不断抛出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如“吹哨人”等概念本身就带有反体制的内涵，我国有些媒体却被误导进而误用，还有一些回应南辕北辙，后期采取的不予回应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舆论场的节奏被西方媒体带偏，我方声音和事实真相却被淹没在舆论漩涡中。在一些重大涉华事件的网络舆论斗争中，主流媒体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对海外受众的关注点挖掘不充分，议程设置、议题设置、框架设置等有待进一步优化。

（七）主流媒体自有网络外宣平台较为单一，运营效果与影响力欠佳。

近年来，主流媒体主动出击，在自有网络外宣平台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目前，央媒的自有网络外宣平台主要以多语种网站为主，移动客户端大多只有英文版。人民网和新华网的多语种网站及内容频道覆盖范围较广，但网站的实际访问量有待提升。在外宣移动终端建设方面，《环球时报》的英文客户端“Global Times”建设较早，但在内容更新与终端运营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客户端“CCTV.com Global”虽然支持7个语种，但视频产品和新闻直播依然以英文内容为主，应发展多元化架构。

目前，主流媒体建设的各类外宣网站、外文移动客户端等均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受众群体，但这些自有平台在海外的实际影响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与其建设规模匹配的品牌力和传播力，对海外受众的覆盖范围有待拓展。语种数、终端数、平台类型等多个方面都有待突破式发展，还未真正形成覆盖全球的多终端对外传播矩阵。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的《中央媒体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显示，我国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力与欧美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仍有较大差距，与亚洲主流媒体旗鼓相当，其中《人民日报》的海外传播力总得分与韩国KBS不相上下，《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力总得分高于日本的《朝日新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但传播效果与外宣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八）中国商业化平台出海受到恶意打压，其外宣功能有待合理化利用。

近年来，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频频“出海”，海外受众群广泛、发展态势良好，具有成为网络外宣新渠道的重要潜力。目前，微信的国际板WeChat、抖音的国际版Tik Tok等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微信海外用户量已超过8亿；抖音每月的海外活跃用户已达5亿，IOS设备中的下载量在16个国家位居第一，Android设备中的下载量在34个国家位居第一。

随着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商业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的商业化网络平台进行打压。迄今为止能够风靡全球的社交媒体基本是美国公司创立的，Tik Tok成为打破这种垄断的第一个例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对TikTok进行“围猎”。即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Tik Tok等商业化网络平台依然在全球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提升，一些企业的新媒体技术、新终端技术等将帮助网络外宣打开新局面，但如何将这部分力量有效纳入网络外宣格局中加以合理引导和利用，还需深入研究探索。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做大做强对外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发展“做得好”为中国故事“讲得好”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出进展也使得“西强我弱”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互联网、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我们直面海外受众群体提供了直接渠道，为我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提供了契机。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6小时43分钟，其中社交媒体占据了人们上网的大量时间，未来围绕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斗争和民心争夺将更加复杂和激烈。

后疫情时代，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在全球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战疫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有力反击污名化中国，是当前我国对外宣传中遇到的新课题。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需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需要注重公平、三次分配需要注重道德约束。

初次分配事关做大蛋糕更注重效率，依赖市场配置

初次分配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根据相应的贡献率获取收入回报。传统框架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从收入的角度分别对应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将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全部归为生产要素范畴。由于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要素的有效分配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先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先要做大蛋糕，才有蛋糕可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根据《决定》，未来初次分配领域将双管齐下提升效率，分别是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消费。初次分配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正常经济规律来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均会经历劳动者报酬占比先下行、后上升的过程，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前期劳动附加值较低且劳动力相对过剩，生产高度依赖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相对稀缺，资本持续投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逐步累积使得资金的稀缺性逐步下降，回报率降低，劳动力尤其是可以提供高附加值的高素质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产，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回报提高后劳动者报酬再度提升。

未来我国需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换、我国收入结构逐渐向橄榄型转化的重要方式。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等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结构，促进我国消费，这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为此，在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障等领域，未来我国可能要进一步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未来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体现。在“两个大循环”精神的指导下，我国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弥补制造业短板，持续发挥我国工程师红利，提高高技术工人占比，进而增加劳动附加值，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相对提升。因此，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潜在增速也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

落实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落实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五大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部署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土地要素。根据《意见》精神，未来将全面推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公平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这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要素价值，让土地所有者获得一部分收益，使地方政府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村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应用，促进城乡一体化。

二是劳动力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落户准入年限的“累计互认”，这有助于推进大城市群一体化，消除城市间人才流动关于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后顾之忧；帮助高技术高学历劳动者获得更多的价值兑现，有助于提升劳动力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三是资本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并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供给侧金融服务的提升亦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是技术要素。未来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技术要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通过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等举措，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院所市场化发展，有助于技术成果实现有效的配置，提升成果转移和变现的能力。

五是数据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意见》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经济活动和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未来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进入加速期，可能成为推动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提供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家对数据安全的监管和数据反垄断。
    历次反垄断行动均伴随着新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或将催生新一代产业巨头。这一轮要素配置改革有利于改善要素定价效率，以分配制度改革挖掘人才和智力优势、鼓励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经济潜在增速，充分秉持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效率原则。

二次分配更注重公平，依赖政府调节

二次分配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它与初次分配存在两点重要差异：一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依赖市场调节，二次分配主要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助力实现各类政治目标和民生目标。二是相对初次分配体现在生产环节，二次分配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上述特性都决定了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而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切好蛋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二次分配是控制贫富差距、秉持公平原则的核心手段。

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属于全球低贫富差距国家。发达国家中，日本、德国的基尼系数均为0.32，离低贫富差距的标准较近。上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前，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位于0.5附近，远超国际公认的0.4的“红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分配后基尼系数可回落至0.3以下。

在收入领域，建立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税收来看，我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贫富差距控制良好的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基本接近40%，而我国只有16%，其中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仅有4.8%。从具体税种来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在二次分配领域的税收政策将沿着“所得税”和“财产税”两条主线开展，前者主要针对增量财富，后者主要针对存量财富，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将是房产税，未来可能还会出台遗产税的相关政策。

财政部刘昆部长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海外发达国家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日本、芬兰、丹麦等国还在遗产税领域征收重税，通过打破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平衡贫富差距。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重税，房产税主要针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征税，以上税收措施通过对高收入和高净值家庭和个人征税，可以有效促进公平分配。

支出领域进一步普及社保覆盖面并完善福利制度，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政府支出规模来看，我国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6.9%，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超过50%的平均占比，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第一，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和新业态就业人员。“十四五”规划提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强调“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医保、教育、住房等各项福利制度将逐渐深化，对社会民生进行基础保障。一是深化医保制度，将做好医疗保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制度化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扩大医保目录等。二是深化保障房制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和收入“双困难”家庭、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并解决其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三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加大对部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和能力；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等。

第三，跨区域的转移支付同样极为重要。一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未来需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城乡之间差距的重要体现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较为陈旧，约束了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未来中央政府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定向支持和建设。

三次分配是现收入制度的自愿补充，依赖道德约束

三次分配由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中提出，意指“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根据定义，三次分配主要依赖道德力量的约束，是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自愿补充，在不存在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合理的激励和保障体系进行配合。

未来我国推进三次分配需要税收体系的激励与配合。发达国家虽然对“三次分配”这一概念讨论较少，但慈善产业的活跃程度较高。根据2019年Charity Aid Foundation报告，全球慈善行业排名前八的国家分别是美国、缅甸、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英国和荷兰。根据2020年互联网捐款平台Go Fund Me的调查统计，按照各国人均捐款数额，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依然高居榜首。

海外慈善业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多数国家通过税收体系的配合对慈善行为予以激励。在美国，个人捐款金额可以在计算税基时最高抵扣年度个人收入的60%，超过部分可以顺延至下一个财年抵扣，同时对捐赠者给予财产税及遗产税的免税优惠政策。英国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的资本利得和财产税均给予免税，捐赠人募捐的款项可以在税收时抵扣最多35%的年度个人收入。日本规定，企业的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从而发挥税盾的作用，个人捐赠者捐款超过1万日元的部分同样可以进行税前抵扣。在抵税的激励下，捐款的企业可以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收获额外的社会声誉。

当前我国的慈善捐款同样具有抵税功能，但优惠力度不及海外，其中个人的抵扣上限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的抵扣上限是当年利润的12%（部分特殊规定的捐款类目可以全额抵扣）。如果我国未来深化推进“三次分配”，可能进一步扩大税费的抵扣额度，不排除与潜在的遗产税挂钩。

如上所述，日本、德国等国在遗产税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遗产税暂时缺位的情况下，三次分配可能是一个重要补充。

一方面，三次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富人的存量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达到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富豪均是海外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此类企业多数通过VIE模式搭建红筹架构上市，上市后境内企业的顶层控股实体均注册于海外的英属维尔京或开曼群岛，再由实际控制人所持有。近年来，较多该类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其持有的顶层控股实体的股权进行信托化处理，在保留企业控制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至信托计划。在此情况下，居民的财富实际已经发生转移，企业不再归属原实际控制人所有，未来也无法对其征收遗产税。通过三次分配，可以激励此类未来较难受遗产税约束的企业实际控制人进行主动捐赠。

（编辑  宋斌斌）

工业是国之根本，工业强基带来国家强盛。数字经济正在推动传统工业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重构强国之基与强国之本的产业发展格局。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紧随新型工业化变革的步伐，突破原有各自行业领域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的制约，跨越知识局限，摆脱行业人固有思维逻辑和发展路径依赖，创新搭建“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以超前的理念及工程实践，走出一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与产业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之变与中国工业之需

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一场以科技为引领，以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标志，以技术、产品、业务和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重塑产业生态的革命，实现向现代化产业的蜕变，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制造强国战略。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驱动下，由现代感知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CPS与数字孪生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AI算法、云计算技术等构成的应用信息技术体系，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并开始在一些大的工业场景下进行实践应用，推动了工业的数智化发展。

数智工业是传统工业的升维形态，建立在工业装备与工业活动的紧密链接，包括与组织活动的链接、与上下游装备的链接、与生态活动链接以及与金融活动的链接之上，与人、控制技术、生产流程、加工工艺和生产组织管理结合，使得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但动态地连接和融合起来，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人机深度融合生产方式，重塑并构建了工业产业的新型生态。它突破了原有生产经营关系各环节之间信息碎片化困境，从空间上一个个离散式的生产环节、工序流程、上下游供应链中的信息节点实现交互互联，使企业间、上下游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关联关系向全流程控制下分散化、多样化的需求响应方向转变，推进各个企业、各种资源、各个生产要素的全流程重组与整合。通过提高系统内响应和反馈的时效性，生产流程管理环节标准化、满足工业发展的柔性制造，精细化管理、促使工业生产增质提效。这种在动态变化中实现重新调整、重组和确立具有内在联系的新的企业群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各种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与组合随时变得更加集约、合理和富有效率，最终反映在工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得到提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转型，工业大数据正在以一种全新形态成为重要的工业资产。

当数字化进程为价值识别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工具，认知就会发生变化，出现生产端由生产经营活动驱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向发现与获取市场需求端新的价值空间和挖掘价值长尾的转变。建立全量信息结构的图谱，解剖这个产业链而形成的一套方法论，意义在于重新界定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或将出现新的分类，形成新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实现定量化的解构、分析和精准画像。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会变得更加快捷和准确。

当前中国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有三个重大障碍需要排除。

一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来自于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实体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渴望，迫切需求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产业化率低下的窘境，切实提升科技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重。国家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实施，需要探究：工业需要的科研能力在哪里？央企和有条件的企业如何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创新能力源自体系内还是整合内外部资源，走什么样的创新发展道路？居在深闺之中、楼阁之上的成果在哪里，如何对接、怎样转化？

二是创新驱动现代工业发展应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整个工业体系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支持运转的模式必须改变，使引入资本性投资变得容易。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式大大提升了工业中具有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的企业对增强资本实力的需求，通过提高权益性融资比重，降低债务性融资比重，开展并购、重组和投资活动。由此市场应该以什么标准进行遴选，专业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应如何发挥作用？

三是先进制造业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回归本源支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如何服务工业领域的变革，在经营变革中弥补经验不足，只有科研体系、金融体系与工业体系对接，更好地消弭不对称性，才可识别不确定性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选择客户和业务。

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科技、金融领域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构成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营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外部生态环境是充分条件，这是工业体系与科研体系、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新型工业化为打通科技、工业、金融之间行业管理的体制壁垒，构建新型创新体系提供了契机。解决工业升级带来的强劲需求与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支撑不力的矛盾，切实发挥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功能性作用，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机制上作出安排，更合理地将资源精准汇集配置到市场地位高、竞争能力强、具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企业上来。

第二，企业是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和创新主体，而科技研发的主体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本和资金端又掌握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手中。事实表明，我国工业尚处在产业链相对完整、供应链有问题的阶段；处于“两链”之中企业在一些卡脖子核心技术、智能芯片短缺等硬核科技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中国工业的发展，亟待科技进步和金融助力实现突破。在数字化行业平台上，企业的市场地位、核心竞争优势、技术与产品竞争力以及企业选择做出何种改变的内外部条件与实施路径，都将更加客观、具体、透明和动态地呈现出来，向科研机构和金融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的视角，极大地拓展了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服务于提升“两链”和“强链”“补链”的业务边界和深度，有助于加速构建服务工业的专业能力，推动科研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发展。

第三，新型工业化使复杂工业体系的效能在工业数字化中得以整体提升，为中国走上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受调整能源结构与降低能耗水平双轮驱动，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积淀，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渐进过程。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集聚了30%以上的金融存量资产，实现“双碳”目标达标，要兼顾平稳退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和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工业体系效能的整体提升，对应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重要领域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节省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带动了科技发展，有助于缓释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和业务上存量资产的风险，为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高效配置和使用资金资源提供了契机。

第四，新型工业化带来经济活动的改变还体现在几个积极变化上：

一是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环节进行集中，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将同时促进该环节的进一步发展，使强者愈强。这将推出一批聚焦于更为细分行业或者生产环节的新型企业的横向整合。

二是随着对价值发觉驱动因素的增多，一些环节、模式中隐含的价值因素将随着配置的优化创新而显现，从纵向上对整个“链”形成整合再造，从而推升出新的商业模式。

三是平台提供方作为信息的整合者掌握着行业动态的信息，基于全供应链形成 “链”式平台服务或基于产业形成“面”的“产业大脑”应运而生，将会从各类传统报表和统计分析方法之外，建立一套以更多维度、全新标准的企业评价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为企业提供业务运行生态的分析评价和咨询服务。

四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提供信用的中介服务将在数字化革命中被赋予全新的定义，对金融机构整个业务根基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懂”行业，如同在关门搞科研、办金融，使得科研与金融的改革走不出自己的体系。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向金融端的机构呈现了以往很难见到的宏大的全新生态场景和行业图景。通常金融从业人员难以通晓实体产业的运营情况，对于产业运营的逻辑、流程、规则等等方面主要还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资金融通角度对交易对手进行了解，缺乏统一性和标准性，其程度难以衡量。在具体的业务开展过程中，除了通过事后评价，难以在事前进行管理，这为决策和风险管理留下了漏洞和隐患。出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前移的改革要求，数字化改革从标准化、智能化的角度为金融机构与产业紧密结合提供了解决路径，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创新以人员为核心驱动方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驱动方式转变。

五是利用数字化行业平台和金融机构信用中介的重要功能，支持对企业、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及运营模式做出持续的重检和评价，适时发布产业信息、行业白皮书、行业动态信息、企业信用报告，促进并引导线下企业业务上线，促使工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在互动和比较中融合发展。

第五，需求引导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工业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在工业企业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家战略层面， 科技强则企业竞争力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国家强。“两化融合”使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实现了产业链重构、产业形态升维、核心价值再造和产业生态重塑。中国不会倚重以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方式，而是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紧迫的任务是满足科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制度优势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才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现在的行业管理体制仍处于自成体系之下的分治状态，自有的经营逻辑和考核标准，协调成本之大难以想象，去行政化的任务十分艰巨。现有的科研体制存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值不高和在国民经济中贡献比重不高的“四不高”问题。加上先导型科研、理论科研到应用技术之间还存在软环境和硬件设施的断层与缺失，应用技术难以得到开放工业场景印证的机会，这都导致了技术迭代速度不快的后果。科技赋能工业、金融助力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强劲的新型工业化改革释放了对科技的巨大需求，为改变科研体制和金融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和破题的条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链，释放改革红利

当今世界已步入通过智力和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红利已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除了“两化融合”带来要素优化、整体效能提升外，需要更多的硬科技发挥作用，解决工业需求与科技供给不足的矛盾。针对原创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成果很难转化、转化质量不高和对经济贡献率不大的问题，要革新理念，打通关节，从体制上、机制上排除科研体系、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体制障碍，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和割裂的问题，建造必要的孵化器、加速器等基础设施，用于科技成果转化。要建立金融贯通创新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的全生态建设示范，在实践中不断找出问题，加以革新。

十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开始的创新创业工程化实践给我们寻找解决之道以重要启示：

理念先行：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上，改变科研价值观，将国家科技资源向全社会释放，开门办所，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机制，用需求与未来牵引科研计划与规划，调整人才结构激发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探索：将研究所打造成更加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在平台上开展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与技术验证活动，所产出的成果都视为对国家的贡献。对研究所孵化企业的控制权界定在国有参股，去行政化，建企业但不办企业，择机退出，多做蛋糕，鼓励混合所有制和企业社会化，唯有源源活水以释放最大的活力。积极参与企业的建设，坚持“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寓监管于服务，帮企业实现规范治理，实际效果比监管审计更有效。在人才机制上，鼓励股权激励的手段，探索科技成果价值在参研人员中体现和参与分配。

建立科研成果的转化模式：探索科技与金融融合、科技与服务融合、科技与市场融合、研究机构与社会融合的“四位一体融合”转化模式。与金融深度融合，建立天使基金，在物理空间、创业服务、创业投资、创业培训等全生态上创建专注于“硬科技”的孵化器；与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创客空间、中试基地等必要的实验条件、物理设施和培训基地；与市场深度融合，由市场需求牵引科研立项与规划，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或工程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机制；与社会深度融合，面向社会开放，主动作为以释放科技资源。通过立足产业最前沿，了解掌握产业发展的实际技术需求和未来发展，指导部署科研规划的创新工作。同时分享科技成果产业化带来的反哺科研的资源与机会。

国家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破解强大的复合型有效需求与现代相对封闭的行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并以一条连接科研、信息、工业与金融体系新型的创新链纽带，推进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中科院、大专院校、行业院所的双向开放。国有资本出资的行业龙头企业要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做科研成果转化的接棒人，创造必要的转化条件。在科研机构开放实验装备条件的情况下，领衔与科研机构共建中试基地、创客空间、培训基地。在工程化阶段，共建工程实验中心或工程院，开放工程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定性的验证和缩短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科研部门全程支持技术研发，金融机构深度介入服务，专业化地联结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资源，并把民间资本更有效地引入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推动产业金融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同功能的金融机构要全方位地介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

新型工业化中，企业调整各种关系，在“两链”中的位置呈现了可转换的生态位，重构资源配置方向也为专业投资银行产生大量的业务机会，尤其是科技研发与转化阶段，资本市场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缺乏对工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场价值。商业银行提升自身价值的战略发展机遇是利用好产业数字化转型，促使自身向业务向专业化转型，在动态中重新发现、定义并跟踪服务拥有市场能力和优质资产的价值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好，并能够将资源体系化对接新型工业化。

利用信托的独特功能、信托工具和信托产品设计的专业能力，将民间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是对信托业的本质要求。在政策调整、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将信托业的功能引导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是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定位和选择方向。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给信托业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

保险行业与现代工业的融合，是行业有为发展的两利安排。一是财产保险业务天然就与实体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保险行业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一直缺乏有效的抓手，造成了财产保险行业仍然以车险为主要险种，以渠道营销为主要手段的现状。在企业财产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其他险种的发展上，保险深度和险种广度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我国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就业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负债型配置运用保险资金的方式难以支持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行业与现代产业结合助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负债型向资产型的转型，推动养老金入市，为国民经济补充长期资本，加大长期资本供应，对助力经济转型和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是加大长期资本供应，促进内循环，创造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四是工业原创技术首台套的验证，需要对首台套保险品种的开发与介入 ，创造更多的工业验证机会，使技术定型的工作与技术迭代加快，扶持中国创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投资机构，社会资金通过私募方式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利用其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可以将多元资金来源进行高效配置，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市场约束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助于转型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中信基金会支持开展的企业实践

目前，中信基金会利用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国家重大关切的领域，将国家智库资源与实体企业对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实践经验，用工程实践取得的成果，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进程。

基于工业行业复杂体系的需求，原生型工业互联网公司在船舶工业行业成功地开展了工程实践，已经将离散制造的体系化技术向工业行业流程制造、连续制造领域延伸，并结合金融租赁管理工业资产的难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据麦肯锡的分析报告显示，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领域，建筑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含量在全行业排名倒数。然而，我国现行发展阶段中，建筑行业的规模体量很大，就业率很高，2021年，整个行业产值为36.4万亿，行业参与者非常多，法人单位为121.8万个，从业人员达5808万。建筑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偏低，去年净利润只有3.8%，与较先进的制造业差距较大，虽然行业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产业技术和结构已成为发展瓶颈。由中信工程集团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IM掌握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以BIM 技术系统做支撑，中信集团推进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及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工程化的总体设计与第一阶段的测试。随着产业链上线企业的增多，系统也越来越成熟，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会更加精准发力。

在农业物联网领域，中国的农业科技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智能化、高性能、低成本的农业专用物联网系统和农业大数据处理应用技术，帮助农业企业将农业生产从以经验和人工为主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数据决策和云平台为中心的精准管理模式，为设施农业和大田经济作物的精准化、标准化栽培管理提供低成本全程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农业环境数据的采集效率、作物栽培的大数据应用信物融合等方面，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上这类公司在自己的垂直领域都具有复杂体系工程实践的背景和经验，系统性掌握着体系化的技术，专业化程度高，集成能力强，服务复杂体系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也给金融体系中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系统性对接与融合发展的条件，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中信基金会跨领域研究的平台，与产业研究进行对接。

（编辑  尚鸣）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是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对国有企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从伟大建党精神中鼓舞士气、明确方向，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从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汲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守理想，在国企改革中传承文明的继承性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大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持续指导改革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目标任务，增强理论自信，指导改革实践。一是要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要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三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四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改革方向正确，致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国企改革中勇于创新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感悟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坚定初心使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路径创新为基础，持续推进改革实践。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实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任务，切实担负起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桎梏，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机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持续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在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二是分层分类、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和经营实际，合理配置股权结构，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

直面困难，在国企改革中保持行动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回顾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重化工业，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艘远洋巨轮、第一架喷气式战机，自力更生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等一批时代楷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国企人充分发挥实干精神，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国产航母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92家国有企业迈入世界五百强行列，中央企业定点帮扶了246个国家级的扶贫重点县，占全国的42%，充分彰显了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和卓越成就。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斗志，鼓起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当前，我国开启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任务，要求广大国企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本企业在深化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实践锻炼，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攻坚克难，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对党忠诚，在国企改革中践行宗旨服务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党的事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规律，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把保护职工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从实行厂务公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推进“三供一业”改革到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贡献。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把“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要持续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扎根基层，了解群众声音，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群众一道把改革推向前。三是要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国企混改中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规制,把资本关进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心中有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为助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努力奋斗。

（编辑 尚鸣）

进入21世纪，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高新技术的广泛交互应用，一场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形成。本次产业技术革命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带来的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革。

《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将这次产业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指出，世界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用产业技术革命称谓或许更为合适，因为每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农业、服务业也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与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相比，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是全方位的创新。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科技创新内容相对比较单一。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由英国引领，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引发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由美国和德国引领，以电力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生活的电气化，催生出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推动了铁路运输业、造船工业等创新发展。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代表，继续由美国引领，实现了生产生活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管理的现代化。而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智能化革命，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实现生产生活系统的全面智能化，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出现重大变革，比如智能机器人将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二，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所采纳的多种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当前，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具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货币将会很快普及，日常生活中的支付行为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此外，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将得到整体提升。 

第三，本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影响具有全面渗透、跨界应用的特点。如前所述，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比如，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厨师、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3D打印、记忆眼镜、DNA生物芯片、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相继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原有的制造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向“智造业”目标前行；互联网在逐步走向物联网，相关企业也纷纷演变成数字企业。

第四，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在世界大国之间具有同步性。这次产业技术革命不再是从单一领域或某一国家率先发生，而是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步进行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各个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异，但是大国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对创新机遇的关注度空前提升。一方面，一些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在大国之间同时发生；另一方面，某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一国出现后，其他国家会立即跟进，引领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时间差变小了。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源头具有多元性，创新表现为去中心化，使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增强。例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分享长寿技术突破带来的福利，公共教育资源也会通过互联网向落后地区推送。   

（编辑  宋斌斌）

做宏观研究的人总会担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矛盾。

比如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但到今年年初，特别是春节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来之后，我们开始关心通胀。

站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们到底应该关心增长还是通胀？个人以为这个时点既要关心增长的问题，又要关注通胀问题。按照历史的规律，下半年我们在物价处于高位时将更加关心增长问题。

成本冲击之下的经济走势

这一轮物价上涨和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它并不是简单由中国的需求扩张而引起，过去大半年中，我国房地产基建并没有明显增长。当然有一些限产的因素，但这和总需求没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面临价格上涨，但和国内总需求不相关，这种上涨在教科书中被理解为是一种成本冲击，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在成本冲击下，经济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

第一，在目前这个时点，大概率认为中国内需高点已过或者正在经过，下半年内需趋势将向缓。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可能是在与欧美全民免疫相关的时间点，如果七八月份欧美实施全民免疫，全球的经济高点可能在三季度。

第三，在目前总需求大格局之下，如果叠加前期成本冲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后续影响，可能会使经济下滑的趋势或者方向变得更加明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消费修复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

现在市场预测比较习惯于把基数效应剔除。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去除了基数效应后就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很难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定很好或者一定很差。

外需方面，第一，高频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下降。在疫情期间，中国出口之所以占据较大份额，是因为全球工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现在全球经济在快速恢复，中国不太可能继续维持疫情期间的较大份额，这对出口是一个坏消息。

展望下半年，虽然出口份额在减少，但好消息是，外需这块“蛋糕”正在迅速扩大。好消息和坏消息结合在一起，最终将取决于速度，所以总体而言还算是好消息。

根据相关预期，七八月份欧美实现全民免疫以后，服务业发展将会达到顶峰。前瞻性地看美国的30年抵押贷款利率，投资动能可能是在三季度以后筑底。现在欧美商品消费甚至超过了疫情前，一旦全民免疫实现，特别是当大家不再需要居家的时候，美国的商品消费，特别是交通服务业将出现迅速扩张。

但是，外需的顶端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很多幼儿园或者小学没有完全开学。如果幼儿园、小学没开学，那么美国家庭的夫妇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在家，这时候即使工资再高、职位再空缺，他们都无法工作。这与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必然的关系。

现在，美国一些州逐步减少相关的补贴和刺激。可以预见，九月份开学以后，美国的社会状况会逐步恢复到常态，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需求的高点。

因此，消费修复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西班牙流感后，欧美消费服务业的修复过程经过了两三年。对于消费恢复而言，解铃仍须系铃人，即使旧的服务业动能消失了，还有新的服务业动能。比如：00后作为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会创造出新的服务和消费的需求。因为有缺口才有动能、才有机会。

房地产业加快去库存化进程

这次疫情中，全球房地产销售价格大涨，中国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国内房贷利率保持平稳。从行政性管控措施看，影响老百姓需求端的房贷利率以及限贷限购政策，在疫情期间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房地产的短期问题是在供给端，近期政策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供给端，将从中期影响开发商。总体而言，大家形成了一致的市场预期，房地产投资处于相对趋缓的过程，至少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不会反弹。

在这次疫情中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库存明显收缩，很多城市已经无房可买。道理很简单，需求是稳定的，房贷利率没什么变化，但供给端是收缩的，这意味着全国整体房地产市场是去库存化的。因此，即使房地产投资趋缓，但是房地产的景气程度不会太差。

下半年市场发债或将“打折”

近期市场在热议“财政后移”的话题，我觉得这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上半年国内发债不是很多，大家认为“子弹”可能留在下半年，一旦下半年经济下滑财政就会发力。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对的，但在数据上不一定对应得上，背后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强调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更多地要求去杠杆、稳杠杆。不管是银行间市场发债还是交易所发债，今年的发债标准在不断提高，发债难度也在增大。

历史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当发债的难度增大的时候，即使发债是用于新增投资，比率也上不去，最多只能满足还本付息。因为今年高标准、严要求，市场债上半年没发、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发，但或许要“打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

为稳定价格，最近我国出台了很多行政性措施，有一些是过去采用过的。在供需矛盾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政府出手一定有效。如果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政府出台的行政性措施可能没用，主要取决于政府出手的时间要精准。

总体而言，需求决定了大宗商品的方向，供给决定了它的弹性。大宗商品价格非常复杂，它和全球总需求之间有一个密切关系，要研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仅要研究国内，更要研究全球。

如果华尔街一致预期三季度将达到价格顶点，那么大概率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最高点就是到三季度。现在的产能、供给是由过去的投资和需求决定的，这也是整个经济运行波动的核心逻辑。由于前几年投资少，今年形成了产能和供给少的局面，使得通胀能够起来，这也许与货币超发没有必然联系，当然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加剧了这样的矛盾。

人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期到下一周期经济的走势，所以很多当期的投资行为不能完全影响未来的需求，从而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这样的波动在疫情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芯片为例，乐观的观点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悲观的观点认为，要到明年甚至后年。这体现了供给约束的消除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能够很快地响应到现在需求端这么迅速的扩张过程。

除了猪肉以外，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到非猪肉的CPI其实是非常通畅的，只不过有迟滞而已。即使考虑到猪肉价格，市场普遍预测，不考虑幅度，下半年CPI总体是单调递增的。

既然价格已经到达这个位置，反过来对经济会不会有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通过庖丁解牛，大概率可以知道价格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或者说前期是由经济供需引起了价格矛盾，这个时点的价格矛盾又将影响经济的供需。

分上下游来看，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上游价格上涨，几个月后利润上涨，之后会引起投资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在下半年三季度达到顶峰以后，上游的盈利可能依然没有触顶，也有可能追加投资。我们发现，在成本冲击时期，对下游总体而言都是坏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下游行业，就是出口行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为什么？进口的价格是在持续攀升的，但由于出口商的定价能力弱，我们的出口价格依然非常低迷。

从贸易条件或者价格条件而言，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间，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时间延长意味着它的利润的压价或者顺差的压价。可以看到，成本冲击时期，贸易顺差可能由于成本冲击的原因而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很多人看好制造业。在我看来，成本冲击时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制造业的利润及其制造业投资，包括上中下游投资总体趋降，虽然前期有很多利润，但是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使得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并不是那么乐观，这种影响在汽车和家电业表现尤为明显。

警惕美国QE政策退出的不利影响

由于汲取了2013年的经验教训，美联储不断和市场沟通，从过去几轮看成效明显。但是，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减量总体是偏收缩性的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是有压力的。在退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要防止潜在的贬值压力。

疫情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修复速度上的不均衡影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短期操作会加剧新兴市场的风险。如果欧美开始实施全民免疫，可以顺利地加息和收缩。但是对于没有分配到疫苗、还生活在疫情中的国家而言，经济本身没有修复，这时它的压力可想而知。美国的经济或将在三季度筑顶。而美国QE政策的边际收缩对中国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编辑  宋斌斌）

在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调和配合，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注需求侧存在的多重结构性问题

我国经济的需求侧不仅存在总量性问题，还存在多重结构性问题，既有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也有需求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其中，需求内部的不平衡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二是投资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消费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需不平衡来看，我国总消费率和发达国家相比长期偏低，疫情冲击后生产端虽然较快修复，但消费修复的速度相对缓慢，当前经济需求侧首先存在一定的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相比，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短板。

从需求内部结构来看，长期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使得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挤压，而消费需求却受制于收入结构不平衡而难以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方面，近年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18年开始低于GDP增速。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近年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在居民收入来源方面，主要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中小企业仍在经营和成本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超级平台企业的市场渗透也对其形成了一定挤压。

从投资内部结构来看，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建项目和闲置资金，其中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吸纳了大量资金，包括以负债方式获得的债务工具融资和信贷融资主要进入了投资领域。但在投资领域中，边际收益较高的好项目并不多，带来较严重的投资效率偏低和资金空转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资金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多重制约，尤其需要关注居民部门债务攀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08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18%左右，2020年该数据已经上升至68%。十几年来，家庭负债占比上涨了50个百分点，居民债务压力明显加大。其中，家庭负债的主要投向是房地产，2019年存在负债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占家庭总负债的比例为76%，家庭对于房产的购置需求对其他消费需求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并不能严格分开。总需求管理一般指的是通过扩大投资或消费对需求总量进行扩张，以解决经济低增长或经济衰退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背景下，供给与需求两端都需要补短板、调结构，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受全球疫情冲击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短板和信用缺口同时存在，政策性因素的边际弱化与市场性因素修复较慢共同交织，导致投资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总需求的扩张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同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也有积极作用。

需求侧管理不仅关注总量问题，还关心需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较高的投资形成率在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危机阶段有力地扩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应看到，在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需求侧管理的提出正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表现。从当前宏观经济整体看，总供给和供给侧、总需求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缓解结构性不平衡应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着力点。

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改革，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统筹兼顾。相比传统的总需求理论，需求侧管理还涉及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管理结构、市场畅通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和管理问题，具有新的内涵。通过改革和管理提高供给和需求的契合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投资需求在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如果长期使用或者仅仅使用投资需求扩张政策，反而会加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相互配合，但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总需求结构内部，特别是需要缓解有效消费需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针对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产生的多种原因，政策层面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第一，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的对冲政策更多地将资源用在了生产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供需修复进度的不平衡。在当前消费需求修复较弱的情况下，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建议加大家庭负债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是家庭负债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遏制家庭负债规模和增速的过快攀升需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这不仅有助于减缓家庭负债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有助于减轻房价下跌时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第三，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政策呵护，防止垄断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小微企业的活跃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源泉，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通过反垄断等相关政策，遏制超级平台企业采取低价占领市场的手段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防止资本和垄断的结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三乡”工程。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需求潜力大的内在优势日益凸显，需求层次也逐渐向多元化、中高档的新兴消费转型。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推进人才回乡、资本到乡、告老还乡“三乡”工程，有助于拓展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