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江苏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克服超预期因素影响，稳住了经济大盘，展现了经济强大韧性，为推动双向开放、畅通内外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3.2%。全省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5%，制造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从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从2018年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针对中国聚焦于贸易、科技和产业链实行“脱钩”政策，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面临“卡脖子”风险。目前江苏正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克服外部风险挑战，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异常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在国际高通胀、国际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GDP达到88652.7亿元，同比增量3757亿元，全国排名第二位，呈现稳中有升、加固向好的态势。未来，江苏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宏伟蓝图，加速转换发展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协调优化人才、资本、土地等资源要素配置，挖潜增效，提质调优，培育新动能，创造新需求，形成新供给，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新形势，按照建设安全系统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争创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于变局中开新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协作，深化国际经贸关系，提升贸易投资效益，服务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作为东部经济大省，江苏经济基础实力雄厚，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善，产业链完备，在全国经济大盘中占据重要位置，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备良好的支撑条件、大有可为。江苏先进制造业领先优势明显，产业链竞争力显著增强。全省物联网、软件、纳米新材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集群，全省23个工业园区跨入全国百强先进制造园区。

江苏外贸行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前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循环。2022年前三季度，全省出口总值2.61万亿元，增长12.9%；进口总值1.5万亿元，增长4.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拉动江苏省进出口增长5.7个百分点，成为江苏省外贸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量。引导外资流入江苏制造业助力内循环，提升在江苏高端产业链的战略布局。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7月，江苏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20.7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48.0%，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163.9%，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江苏开放型经济在全国的作用以及制造业的实力，决定了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为，将稳步迈向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中的堵点和难点

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协同，牵一发而动全身，产业链各环节低效、阻滞甚至局部中断都将影响全省经济活动的顺利运行。

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发展能级有待提升

江苏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产业经济循环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依靠增加资源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江苏能源结构偏煤，重工业比重偏高，耗能行业比重偏大，资源消耗的形势严峻，土地要素制约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减碳”压力较大。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产业经济循环低效成为影响创新绿色发展的短板弱项，全省纳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有500多家，位列全国第二，占比约为9%。

江苏新兴发展动能还未成为“顶梁柱”，新旧动能转换还在爬坡过坎，通过承接国际代工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市场资源“两头在外”风险加剧，产业国际竞争力还需增强。

“有高原无高峰”，链主领军企业有待培育

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是组织开展生产流通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培育链主领军企业，是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着力固链补链强链，打通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增强经济运行活力的重要内容。

江苏制造业实力领先，总量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大而不强”“有高原无高峰”的特征依然存在。2022《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显示，广东省有70家企业进入了500强，上海有58家企业入围，浙江有41家，江苏为33家。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全国第一，但是与广东、浙江等省份相比，龙头企业数量偏少，部分大企业在经营模式创新、产业链协作、国际化拓展等方面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带动力，重点企业跨界整合和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巩固。

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瓶颈和堵点，抑制高端产品制造供给能力，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江苏芯片产业为例，前端设计、关键工艺及关键设备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控，在芯片产业链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装备、封测、掩膜制造等环节上还处于相对弱势，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权，存在“断链”风险。全省造船业手持订单量占全国近半、全球1/5，但是主机、发电机等船用关键设备仍需要进口，产业链保供还不牢靠。产业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水平仍需持续发力，“卡脖子”技术难题有待攻克，前沿领域引领性原创成果亟待突破。还需要提升技术标准话语权和品牌优势话语权，多方协同发力培育科技创新优势，进一步探索科技、产业、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加速产业创新成果集约集聚集群化发展态势。研究结果显示，近5年，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要加强企业创新联合体，隐形冠军企业缺少抱团联动。

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内需牵引畅通经济循环仍需加码

坚持内需主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扭转供需不畅、供求脱节、资源错配现象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江苏是全国消费大省，联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方面大有潜力可挖。2022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市场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其中光伏装备制造、锂电池、新能源整车制造等新能源产业供需两旺，行业增加值增速均在30%以上，但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行压力较大，消费支撑作用不强，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板。受疫情影响部分区域消费动能不足，改善型消费有待激活，消费物流需要加速畅通，要持续优化城乡商贸物流网络布局，着力解决商贸流通环节多、流通链路长、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江苏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要形成强大的供给体系，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着力推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大做强链主企业，构建安全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经济基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一是加快产业链培育。健全产业链“链长制”，围绕固链、补链、强链推进531产业链递进培育工程，完善50条重点产业链全产业链体系，提升产业链迭代升级能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二是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聚焦全省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挖掘园区经济占据江苏经济“半壁江山”的优势效能，向产业集聚迈进，推进产学研金商合作，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释放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增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聚力打造产业航母。

三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环境约束和能耗双控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转数改和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打造“制造强省”“绿色制造”品牌，推动全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加快培育链主企业

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稳固产业链生态体系，服务支撑国民经济顺畅运行。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汇聚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搭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和企业研发平台，深化信息技术成果应用，推广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持续推动企业“上云用云”，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巩固现有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38家、智能车间1639家、标杆工厂135家基础成效，着力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灯塔工厂，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

完善链主企业孵化培育体系。探索构建从“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独角兽”“领军型”企业到链主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全覆盖的培育机制和政策激励体系，聚焦各部门政策合力，推进以15个地区为首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聚焦优势资源，打造全程服务体系，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坚持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

着力应对经济循环的外部风险因素，增强产业链抗冲击能力和抗压性，建设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科技协同攻关。

聚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省部联动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瞄准集成电路、超级计算、高端装备、前沿材料等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持续攻克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等“卡脖子”技术难题，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供需结构体系适配

加强正向激励，发挥江苏区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服务对接国内大循环。

一是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愿意消费、乐于消费的良好消费环境，支持跨境电商和新型消费场景建设，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在线新型消费业态和数字电商企业，完善“智慧”消费体系，支持南京、徐州、苏州、无锡市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二是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全省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加快统一居住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江苏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水平，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执法，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三是保障商贸物流畅通。持续完善南京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太仓）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家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和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等，不断提升大型骨干物流企业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推进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全力实现商贸物流保通保畅。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巩固全球产业合作，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努力开拓新兴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

一是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提升中欧班列运行质量，挖掘远洋海运集装箱潜力，打通国际贸易运输堵点，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完善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出境。

二是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对标RCEP、CPTPP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推广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加快打造苏州、连云港开放型经济城市，将江苏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

三是加快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向型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进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3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省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编辑  杨利红）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作了新的内涵概括和定位，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表述，把“和平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一个目标，而不是对现在世界的一个时代判断。

历史发展方向正在产生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的理解，时代已经变了，“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再用“时代主题”来定义“和平与发展”。

    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四个赤字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四个赤字，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局面。所以“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平与发展”有了新的概括。我们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也是对世界上的霸权和战争力量的最大制约。如果中国的发展不能制约战争和霸权的力量，那么世界就没有和平可谈。这是我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解。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用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个阐述把过去所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深化了，中国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各国的发展也要在中国找到机遇。这两句话可以说对“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

    对于和平，我们应有新的理解。过去我们说世界大战不爆发就是和平，但现在的局面是，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上是和平的。像乌克兰危机，这个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它可以把全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全部卷进去。乌克兰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大的欧洲战争甚至核战争。所以局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

    战争本身又带来很多非军事领域的战争：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舆论战，甚至生物战。这些新的战争形态相继出现，可以用以制裁俄罗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传统战争带来的打击。所以对和平要有新的认识，对战争也要有新认识。我们过去对和平的认识（比如以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标志）比较笼统，这个认识要加以变化。况且我们自己还面临着台海的紧张局势，即使没有世界大战，台海不稳定也是一种不和平。

    发展也是在变化的。发展过去主要是南北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向现代化强国的方向迈进的阶段，就不能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方国家”了。我们同美国的矛盾是在走向世界制高点的征程中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这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别的。由此，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南北矛盾，而且发达国家自身也出现大量的发展问题，所以他们在发展问题上要压制中国，从各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在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矛盾之中，又产生了安全问题，产生了和平问题。所以，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我们要看到军事力量。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它本身也是发展的一个结果。没有充分的发展，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足以保证和平。二十大报告中讲到，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这充分地表达了中央关于未来对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这两对关系的核心论述。也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运用军事力量，要常态化、多样化运用，而且军事斗争要灵活展开，塑造安全态势。美国一直在做“塑造”的事情，而我们往往是被动的，每当它发动了某一场安全危机，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应对。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要加快塑造安全环境。

我们绝不会主动地去发动战争，但是要主动地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高度交织在一起，中国国内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

（编辑  季节）

用数字化的方法，能够掌握产业运行和经济运行比较实在的信息，对产业链的长板或短板做相应的定量化的刻画，而且可以进行评估或预警。这对于把握宏观和中观经济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用数字化表达产业链创新

    目前，在产业治理能力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要提升产业链效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补短板的问题以及国际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一旦重要技术产品遇到封锁，有没有替代的方案，或者有没有反制措施？都需要做一些客观上的评估。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产业链效能的提升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任务。最近国务院下发关于数字要素市场的意见，产业链创新的要素如何用数字化来进行表达，提高我们的决策支撑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做产业链的治理，需要客观分析国内各产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短板以及需要从何处发力、如何运用政策组合拳等等。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全量的、实时的数据掌握不完整，还是依托传统的统计、调研、抽样分析等，也就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留下的研究方法。

如何建模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新体系

    现在，在互联网企业里可以做用户画像，可以做倾向的预测。但在产业的监管层面上，远远滞后于目前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技术和应用。这里当然有一些难点，比如说，如何构建产业链的底数、底图、底库，这些数据如何获取，数据之间的口径如何统一等等。不同的数据表征，比如要素、主体，关系或者价值链的高低，过去都是依托传统的咨询公司或研究院做的，但是依然是基于专家的有限认知之上。

    三四年前，我们创建了一个“产业知识计算引擎”创业中心，力图用大数据、AI、知识建模的方法来进行表征。这样，我们可以对整个产业的治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创新整体的挖掘，对“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事前的预测和趋势推演，也就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决策系统。这里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刻画、如何建模。

    例如，我们做了一个“基于数据加算法驱动的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系统。它完全用定量实时的数据去表征，把过去专家们对它的认知，通过建模或者知识图谱的方法来进行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未来10年内，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治理的理念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举例来说，我们非常看重中德之间、中欧之间的技术贸易合作。德国是整个欧洲技术合作的集散地，而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集散地，美国在这三点之间的贸易来往非常频繁和密切。这就非常有必要通过贸易的数据来进行详尽表征。

    做这样的一个产业数据的资源底座，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必须有扎实的数字底座，就是用数据来表征其中的要素和动向。比如说京津冀协同问题，北京有多少企业疏散到河北和天津，过去没有这些数据，现在通过工商系统的数据，比如北京某公司作为出资人在天津设立一家分公司，通过此类数据完全可以表征出来这个产业的迁移，或者区域之间的协同状况。过去的几年，我们汇聚了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6000万家企业，这里包括全量的专利、全量的行业，包括行业里十几万种工业品之间的产业图谱的绘制，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有了这个数据底座以后，如何绘制产业地图，据此做诊断、做舆情监测、做评估、做决策支持，将涉及一系列的AI工具和算法。例如我们下一步要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与欧洲、俄罗斯、以色列开展进一步合作，那么对于它们的产业、资源或者其他有利于支撑我们发展的能力要素，要非常清晰，所以构建这样数据的底座是非常需要的。

    其次，要对重点产业链逐一进行产业链的画像和短板的诊断。例如我们向深圳市提供服务，围绕着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然后一步一步打开。现在用我们的一套技术方法，可以检索到不同产业链上企业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不同区域企业的竞争力情况，而且对此图谱可以每周更新，从而掌握这个产业整体的情况。我们用创新手段跟踪、诊断产业链，为决策部门、大的龙头企业做战略咨询。

建立产业链价格评估体系

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分析对象，比如知识产权的融资定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对这项专利进行标价？过去就是发明人主观标价，200万或300万元，自称世界领先之类，其实这只是卖方的叫价。但放在全产业链角度评估，如果它切实地解决了产业链的短板问题，能为企业带来真实的收益，买方也要参与技术创新的评估。过去没有一个评价的客观依据。现在我们通过这种评估系统的方法，建立它的评价模型，对同类专利或同组专利，或国际专利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更接近实际的估价。

又例如，围绕沈阳3000家重点企业新增投资的大数据分析。每个区域都很关心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之间的投资信息，当你对一个区域评价时，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净产业资本的流出。

    从国别层面的分析，可以帮助解决我国供应链短板的问题。比如浙江嘉兴某地做合成纤维，用我们的系统方法，可以看到有关合成纤维全产业链的产品结构图谱，包括技术链、长短板、重点企业、目标企业，或者计划招揽过来的创新人才等等。从国家层面上，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做更为宏观的统筹。

如何构建国家级的产业大脑，服务我们高端智库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设想。构建一套数字化的系统，可以对整个产业进行仿真和推演，提供前瞻性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对策研究。当然它需要比较强的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平台。运用新的技术，开创一些新的模式，使我们的决策效率或者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更快提高。

（编辑  季节）

我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以1992年上海交易所的设立作为起点，2022年正好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2022年12月20日的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数已突破5000家，市值达84.32万亿元，约为GDP的80%。

从规模上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我们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的第二位。如何深化改革，推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明确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有一系列的指示和论述，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一是充分肯定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商品和资本要素由市场决定。40多年改革至今，商品市场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要求，但是资本市场还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三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

深化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决定机制

我国资本市场的起点，是在突破原计划经济体制时应运而生，也就是从深圳开始进行股票市场和上海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

    在股票发行的管理机制上，虽然经过了额度制、家数制、通道制、保荐制和核准制的改革，沿着不断简政放权的方向进行改革。

    2019年后，股票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首先在上海进行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又在深圳的创业板进行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两个注册环节相配置，进行了四项涉及市场机制的配套改革。经过3年多的试点探索，注册制改革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使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条件。截至2022年8月末，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453家，市值6.26万亿元，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公司已达到1175家，市值12.7万亿元；北交所上市有106家，市值2000亿元。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在支持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成效，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范围扩大以外，注册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进行功能提升。核心是从功能性和制度性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核心是要解决股票发行的供求平衡问题，企业能否上市，股票能否成功发行，是由市场来决定。

一是要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制衡的注册制度和程序，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健全注册程序与内涵，无论是交易所审核，还是证监会注册，都不对企业能否上市进行实质性判断。要健全以招股说明书作为法律文件的注册审核制度。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发行人是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人，中介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协助发行人制作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资料承担核查验证和专业把关责任。在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履行职责的基础上，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审核的重点，在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审核。要把好入口关，完善上市条件，继续健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机制，保障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二是要完善股票发行的询价机制，这是注册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成熟市场上，股票发行制度多是通过询价制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虽然也实行了询价制度，但是在询价标、询价参与人的选择上，核心的缺陷在于，被询价的投资者其实并不是最后的购买者，使询价机制的市场决定作用不能够充分发挥。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深圳的810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没有充分进行市场询价，而是按照发放有限的抽签认购表，带来了深圳的810股价认购的狂热，出现了问题。

    三是要健全法治。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没有严密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就很可能演化成欺诈、庞氏骗局或其他的一些问题。这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独有的问题。美国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所发行的股票几乎一半是虚假的，危机发生时市值严重下跌，从900亿美元跌到只有182亿美元，跌幅达到83%。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必须健全严厉的法治，必须围绕虚假信息披露、勤勉尽责诚信责任不到位和恶意炒作新股上市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完整的行政、民事、刑事处罚制度；要明确制定严厉的股票欺诈发行诉讼司法审判制度。

美国1933年证券法关于注册法律责任的规定：如果注册登记表的任何部分在其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或者遗漏了为使该说明书中的陈述不致产生误导而必须陈述的重大事实，则任何购买该证券的人，均可根据普通法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有关人员。

我们配合注册制改革，进行了《刑法》和《证券法》的相应变革，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尤其是要把它纳入欺诈罪进行严格管理。

最近美国有两个案子，一个是硅谷医疗保健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制造90亿美元骗局，最后以9项欺诈罪判刑20年。一个是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FTX，被美国政府指控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短短三年时间 FTX 在贝莱德、软银、红杉资本和其他顶级投资者的投资加持下，估值高达 320 亿美元。

    所以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严厉的法治，但是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进行制度性的完善，要以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具体的内容、程序、制度，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征询、细化和深化，这样才能够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深化资管市场回归本源的改革，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

从200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从资产管理这方面，建立了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接近115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规模约为29.15万亿元，信托资产21.11万亿元，公募基金净值27.29万亿元，私募基金20.41万亿元，还有一些券商的资管是7.85万亿元。

    资产管理市场的问题，实质上是融资端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吸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影子银行资产、或是通过金融创新在发展影子银行方面，我们的步子是走得比较快的。2008年以前，这些市场的规模总体还不到万亿，从2009年到2022年达到了115万亿元的规模。这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风险，因为它是以期限错配和层层嵌套，以及高杠杆标的，带来资本市场的不透明和潜在系统性风险。2015年股市的异常波动，因为此前对个人的资产配置加杠杆，然后通过减杠杆，导致股市急剧下跌；再后来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的对接进行质押，最后随着股市估值中枢的下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把股权质押之后，最后陷入破产危机。

    很多房地产企业不全是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进行扩张，更多的是通过各种理财资产、信托及各种影子银行资产产品形式，进行融资和对接。尤其是大型房地产企业，其负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那些大企业的负债水平。他们规模虽大，但健康程度不高。最近银行理财产品的大量赎回，是和资产管理市场的定位（回归本源）有关。从制度上来看，资产管理市场的改革要高度重视，这是落实二十大精神、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做的。

    回归本源，理财市场的产品是一个证券化的产品，要对投资者、对散户讲清楚风险，必须规范发行。在这一方面，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套利和错位。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其他产品虽然是针对散户的，但是因为不把它们作为证券资产、而作为间接融资的资产进行处理和监管，所以投资者很难看到这一块资产在市场可以进行标准化买卖。

所以，对资管市场一定要进行证券化的产品管理。如果仍然由银保监会（非证监会）管理，对这类产品也必须对照《基金法》或《证券法》的要求，进行产品化管理，这是中国资管市场规范管理的基础。目前，我们很多的业务发展，往往在这些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监管要求上面出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功能，使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能够在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下发展壮大。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是不是用高标准衡量，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没有标准？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对市场经济标准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如果从国际规则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参考国际规则来讨论什么是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这个“标准”，将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更好的借鉴。

    这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判定市场经济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有没有国际上普遍认定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入世后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哪些分歧，出现了哪些矛盾，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我国提交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内容逐渐丰富，但客观上，在对标WTO协议以及在执行WTO规则时，我国特殊性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在对标和执行WTO国际组织规则中，如何处理普遍原则和我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WTO关于市场经济的普遍适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认定标准

    WTO《马拉喀什宣言》中提出，只要成为WTO成员国，就要把你的体制融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体制里，也就是融入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是WTO法律文件中直接提到的市场经济问题。

    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并没有确定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是对市场经济应该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有所规定。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归纳，各个文件有些微差别，大体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由于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所以在国际多边规则框架下，美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时候，无法说我国违反了哪一条认定标准，而往往说我国违反了这五项原则中的哪些原则。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是市场经济，都必须贯彻这五项原则。

    国际上本来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美西方国家逐渐在它们自己国内法中提出了认定标准。比如，美国1930年颁布《1930年关税法》时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但在1998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六项标准，[1] 这六项标准主语都是以“该国”开头，可以看出标准执行主体重点是放在国家层面上。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认定标准，[2] 这些标准执行主体则大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导向”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个声明中提出了7项标准，[3] 认定标准基本采用了欧盟的提法。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8项标准。[4]

    目前，美国把我国认定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把我国认定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两种认定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国际多边规则里只有市场经济应符合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是，随着这几年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加剧，美西方国内法及其联合声明，特别是美国以不同形式加快了这方面的立法，但是还没有形成被国际多边规则所采用的统一标准。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我国在2018年正式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比较系统地向WTO这个多边国际组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包含什么。

    对上述我国及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张，作者从共识和差异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共识方面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要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不能受到扭曲，这是认定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进一步讲，就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所经营产品的价格，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条，企业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应当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经营方向和产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第三条，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和管理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健全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管理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证不受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扭曲。

上面三点，是衡量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市场公平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依据2018年我国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所表述的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美西方国家一直不予承认。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要符合WTO体系中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的五项原则，不能与之冲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符合WTO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挫败美西方国家把我国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分割出来的企图，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实行制度型开放，使我国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入世后中国与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发展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1年，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在WTO框架中和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做了一个总结。结合2018年中国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我们可以把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入世后最初10年（2001年-2012年）。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时，WTO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有差距，所以《中国入世议定书》除第15条、16条等专门针对我国特殊体系的条款外，还设置了第18条“过渡性审议机制”。规定了这个审议机制之后，每年都要对我国是否符合入世承诺进行审议，第10年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看中国是否合规，是否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认为存在不合规的地方，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一般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高层对话，参与对话的相当一部分专家都是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那时中美之间就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高层对话共有四个途径，美国人明确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二是WTO争端的解决，当时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引证了27个案件，从12个方面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还是在多边机制下、在对话机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2012年-2017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认为高层对话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调整。比如说推动TPP（就是现在的CPTPP），还有TTIP，一个是跨太平洋，一个是跨大西洋，是想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规则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启动双边的中美BIT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里边的TPP、CPTPP，包括中美之间的BIT都加进了很多针对我国体制的规定，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多边体制，而是想在区域体制和双边体制中解决问题。

    （三）2017年-2021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应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还联合日本和欧盟提出“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并向WTO正式提出；美国还利用国内法（301条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延伸到金融战、技术战等等。

    （四）2021年至今，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发起一系列单边脱钩、制裁措施。特朗普主要还是局限于301条款，而拜登政府则是采取有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国家参与（结盟）的脱钩、制裁。

    美国国会设了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其实2001年我国入世时，美国国会就设立了这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国会请来的各种专家，委员会不时发表审议报告。最近这个委员会提出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并建议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家的待遇（PNTR）。中国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由国会决定是否给予，这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给我国对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WTO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非歧视，非歧视当然要给你最惠国待遇。同为WTO成员国，如果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终止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别的国家会不会效仿？如果效仿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WTO成员国的实际地位也将受到很大挑战。也就是说，围绕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现在矛盾已经进一步发展。在美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后，如果美国认为我国不符合标准，就存在暂停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待遇的问题。尽管这种可能性还很不确定，但确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可以从USTR的2021年报告和我国2018年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的内容对比上看出端倪。

USTR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我国在2018年提交给WTO年度审议报告，报告分为六部分，第五部分中说明我国下一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消灭贫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但我们的说明，与USTR提出的我国不符合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六个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如何解决，在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程序的建议。当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产生激烈的冲突时，建议采用民间“二轨”对话机制，由各方有关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现在在疫情防控方面，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分歧很大，但两国民间的“二轨”对话仍在发挥作用。在台湾问题方面，政府间的“一轨”对话基本上都停了，但是民间层面、专家层面的“二轨”对话一直在进行。在矛盾激烈的时候，“二轨”对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对话渠道。我国的学者专家和美方同行们就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二轨”对话沟通时，最好请欧盟专家一道参与讨论，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如何定义，以及探讨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方面如何达成协议，求得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共识。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只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包含什么样的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通过民间的“二轨”对话，共同探讨，增强直接沟通，会更加有益。

    二是实体的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使得我国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美西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形成共识，相互衔接。

    （1）改革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方对此具有一定共识，但共识中又有差距。我国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也需要对这些生产要素实行严格管理，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2）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竞争中性的平等市场主体。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担负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比如水、电、能源、粮食等）的重任，在这些行业，国企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跟公平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企能不能在市场公平价格条件下，在公平竞争环境里，担负起发展国民经济战略行业的责任，而不需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3）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市场竞争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政策不能影响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这三方面问题，需要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影响市场公平价格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相衔接，增创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经济法与其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经济法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上的重要性。经济法在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分配功能的明晰化亦是法治关键。经济法不仅具有初次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还具有第三次分配功能，该功能的确定与落实更是当前经济法治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同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经济法在分配领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体现，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法内涵，并通过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充分落实和保障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分配功能；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实践证明，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不能充分保障财富积累机制的健全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共同富裕理念的经济法需求。要充分认识并发挥经济法所隐含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嬗变：第三次分配

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的不足

分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资源和产品的分配都是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经济法在理顺分配关系、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法所关注的传统分配功能，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组成的架构体系。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而形成，经济法对市场分配进行适当限制，落实其初次分配功能。初次分配功能更侧重于保障市场经济中个人对社会贡献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所应获得相应收入的权利。再分配主要由国家主导得以实现，经济法对此更加关注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经济法的初次分配所强调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处的公平是“形式公平”，而再分配则侧重于实质公平，是政府对各经济主体收入再调节的过程。

但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组成的分配功能架构并非完美，伴随着共同富裕理念的逐渐深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体系的不足逐渐暴露。

首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看似相辅相成，但有学者指出，形式上具有互补性的这两种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是对两种分配功能背后各自作用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由于两者分配功能体系的辐射范围有限，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贫富分化现象的存在，从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传统分配功能无法抵消经济的高风险。经济竞争的累积效应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可以一时实现总体平衡，风险的发生也必然会打破平衡，形成新的不公平分配格局。

最后，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辩证统一。人们的生活需求已从满足温饱层次向追求“美好生活”转变，这是一种全面的共同富裕。在传统的经济法律制度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分配功能架构更加关注满足居民物质需求，而对精神财富的关注程度不够。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法的萌发，为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经济法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作配合，对社会资源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分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亟待修正完善。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经济法的制度体系。

第三次分配功能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回应

中国正值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还需要强化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凸显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增加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职责，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收益进行再度分配，以此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继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起源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厉以宁教授就依据市场经济伦理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第三次分配，即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是‘有情’的收入转移，是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1]]其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和自律程度。国内学者从内生动力、参与主体、实现方式、社会意义等多角度对这一概念予以阐释，[[2]]其中多数学者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解释，认为该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慈善方式进行济困扶弱、促进公益事业的行为。法学界也有学者以此为基调，谈论税收公平[[3]]、税制变迁[[4]]、公益性捐赠税收[[5]]、经济法典制定[[6]]等问题。早在2005年，成思危先生就指出：“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7]]笔者认为，第三次分配并非仅仅是一种强调社会奉献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所强调的是对贫穷者权利的维护，是富有者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正义，是现代分配正义的真正价值理念。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与共同富裕近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本质都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之间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协同意义。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需要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协调配合，尤其是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彰显，而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厘定和实现也需要结合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以此为价值引领，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

经济法关于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证成

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传统的“历时性”，而是以一种“共时”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社会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第三次分配基因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推进，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共有1部法律、11部部门规章和4部党内法规制度涉及第三次分配。梳理这些制度文件，可以发现我国为完善发展第三次分配，注重其与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配合。随着民间慈善意识普遍提升，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也愈益显现。

一是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慈善法制为核心的法治体系。2016年，我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开启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相关部门出台多部有规范慈善组织的规章，全面规范慈善组织的建立认定、信息公开、募捐途径、保值增值等，以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现。

二是在相关法治构建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事业发展更加规范化。据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工作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并且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开展“互联网+慈善”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各组织乃至个人的慈善意识也随之提升，根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现金捐赠达1473.97亿元，同比增长41.12%，物资捐赠折合612.16亿元，同比增长31.66%。这些捐赠中，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分别为1218.11亿元、524.15亿元，合计占捐赠总额的83.52%，可以看到，企业捐赠仍属于捐赠主力，且与个人捐赠同步增长。截至2022年8月3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2.24亿人，志愿团体总数128万个，志愿项目总数941万个，服务时间总数约39.33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达6824万。[[8]]

三是第三次分配的路径呈多样化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逐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慈善网络，“互联网+慈善”成为主流实现路径。2020年国内慈善组织筹集善款中，依凭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所获取善款高达82亿元，同步增长52%，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网络捐赠。慈善信托单数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共计537单，财产总规模达33.1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96.70%和13.08%，其中仅2020年，全国慈善信托有257单，在慈善覆盖领域方面也逐渐全面化，从基础的脱贫、医疗、养老等领域向教育、抗疫等领域拓展。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次分配因素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类制度构成，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经济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细观我国的经济法治进程，第三次分配性因素始终贯穿始终。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致力于公益、慈善等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幅度日益增大。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就提及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相应的税收优惠予以细化规定。在《慈善法》第80条中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予以规定，并将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作为优惠主体。整体而言，慈善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填充了公益性捐赠的实质内容，两种捐赠所产生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制度，则是第三次分配因素在经济法中的彰显。

其次，在国家财政制度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政策等都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分税制条件下消减不同地区因经济实力不同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的再平衡。

最后，国家在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方面，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和“乡村振兴”工作，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

 在国家市场规制政策方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引领下的平台经济冲击传统市场经济，许多行业领域出现了垄断性的龙头企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因素，垄断行业的高壁垒使一般劳动者难以自由进入，而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与其贡献大小脱节，严重超过了正常水平。近几年我国加大垄断规制力度，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此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并且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等等。这些强监管措施，实则也是为了对“穷”的强保护，以此发挥经济法律制度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法治实现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是以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为指引，从社会本位出发，着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总体效率与社会公平，主要是通过健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以实现对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全新阐释。

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发挥、刺激和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尤为重要，不仅仅体现在税收法律制度方面，还体现在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一方面，通过完善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以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第三次分配功能所体现的理念价值首先体现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原则源起于理念价值的提炼，作用于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法律原则的确定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提质增效。以法律原则为价值引领，第三次分配功能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为税收中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对待一切纳税人。在该原则基础上健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国家课税不仅仅要考虑法律上的可税性，还要关注经济上的可税性，既要关注收益性，也要关注公益性。对致力于公益捐赠、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资格及条件等予以细化，明晰相应的税收优惠范围和幅度，提升增加相应的税前扣除额度，并且要从公益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三个主体维度，加强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重点监管各主体的准入、运作、退出，以及参与相关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善款使用情况等等。同时，还可以引入遗产税、垄断税等税种，以此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以助推实现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一是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经济法律制度予以完善，这对于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于2019年颁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非经营性的公共领域项目，包括社会公益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领域。建议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投资，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此优化和发展公益事业；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尤其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地区。如浙江省在“推动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以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发展壮大生态旅游产业。第二，对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完善，以推动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不同区域的发展存在差异，而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完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

市场经济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市场规制法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尤为重要。市场规制法以统一规制、适度管理、分级监管，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弱者和消费者为基本原则。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走向平台化，“平台经济”逐渐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经济模式，尤其在2020年，平台经济作为生产力新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愈发突出。然而，平台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现象亦层出不穷，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而首要关键的就是强化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法律制度是落实经济法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核心制度。

首先，准确识别平台经济领域的违法垄断者。确定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垄断平台企业回归公共性，以此明晰垄断平台企业的“准公权力”，并对其权力予以保障维护。由这些垄断型企业担当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重任，促使更多的平台企业加入协同治理的范畴中，进而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平台经济市场。

其次，优化平台经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结合平台经济特性和反垄断规制，改进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这里包括：考虑产品特性、用途、价格、成本、消费者偏好等传统要素；分析平台功能、技术壁垒、用户粘性、线下市场、多边市场等要素；以核心消费需求确定基准产品，引入非价格参考因素，充分考虑平台经济领域整体和所连接的各个市场。

第三，针对特殊的垄断行为规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制手段。平台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特殊违法垄断行为，比如平台封禁、平台二选一、自我优待、排他性付款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或者扼杀式收购、协议控制结构等违法经营者集中等破坏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环境、扼杀创新、引发平台风险的行为等等，应当对各类违法垄断行为予以全面分析，根据各种行为的特性配之以特殊的识别方法，并且针对各种特殊垄断行为，为相关机关设计特殊的法律规制方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分配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从主要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转为更注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景下解决发展起来后的分配不公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平衡为立法目的，其追求的不仅是起点公平、形式公平，更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新时代的经济法要做到与时俱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做好助推工作。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人工智能芯片（AI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硬件基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对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产业的深度融合点，对AI芯片的技术发展与产业趋势进行研究，展望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芯片；集成电路

自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赢得人机围棋大战后，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引发高度关注，成为新的投资风口。全球各大企业加快布局，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战略，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硬件来看，若没有高性能的芯片提供可靠算力，根本无法承载日益完备的机器学习模型和大规模的基础数据库。离开适配芯片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存在于理论研究而无法落地的人工智能。

广义而言，AI芯片指的是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模块，即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均被称为AI芯片。狭义的AI芯片指的是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做了特殊加速设计的芯片。“无芯片不AI”，以AI芯片为载体实现的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发展更注重超速运算能力的AI芯片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

AI芯片的发展历经磨难，但产业发展现状良好

AI芯片在曲折中前进

2006年以前，尚未出现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而且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源也较为有限。传统CPU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当时的计算需要，学界和产业界对AI芯片没有特殊需求，因此，AI芯片产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2006-2010年期间，游戏、高清视频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助推了GPU产品的迭代升级。2006年，NVIDIA发布了通用并行计算架构CUDA，使GPU具备了可编程性，即令GPU既能做游戏和渲染，也能做并行度很高的通用计算。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推出后，GPU编程更加易用便捷。研究人员发现，GPU所具有的并行计算特性比通用CPU的计算效率更高，更加适用于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先进算法所需的“暴力计算”场景。在GPU的助力下，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算效率可以提高几十倍，由此，研究人员开始大规模使用GPU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2010年之后，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逐渐开始普及。研究人员在云端采用“CPU+GPU”混合计算模式，使得开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大规模计算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算法的演进和AI芯片的广泛使用，同时也促进了各种类型的AI芯片的研究与应用。

2016年，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击败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使得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全球热潮。此后，业界对于人工智能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GPU价格昂贵、功耗高的缺点限制了其在场景各异的应用环境中的使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研发针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特殊加速的定制化芯片。大量AI芯片领域的初创公司与传统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争夺市场，专用AI芯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应用领域、算力、能耗比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①]。

AI芯片呈现专用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集成电路的发展、芯片的升级换代一直是依靠工艺、架构和应用三方面来拉动的。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工艺改进已经难以降低成本，人工智能的密集计算型需求已成为当前芯片技术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用处理器的架构无法适应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各种新的架构已然成为当前处理器芯片性能提升的关键手段[②]。

处理器芯片面向人工智能硬件优化升级，目前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传统计算架构，主要以三种类型的芯片为代表，即GPU、FPGA、ASIC，但CPU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种是颠覆经典的冯诺依曼计算架构，采用神经拟态工程，利用电子技术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构建神经拟态芯片。为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AI芯片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专用化、多样化的特点。

AI芯片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AI芯片作为芯片的一个分支，有其专用性也有其普遍性，专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和其他芯片一样，与集成电路产业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AI芯片的发展受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这几年呈爆发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成电路技术多年的积累。如果不是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给大规模的机器学习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就没有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AlphaGo。过去十几年驱动芯片技术发展的主要是通信，即多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应用。而随着这些应用增长放缓，芯片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转向了AI领域，AI的驱动效应将在芯片技术上会有更明显的体现。

AI芯片产业发展持续发力，竞争激烈

传统芯片企业优势地位明显

高通、英伟达、英特尔、AMD等传统芯片厂商凭借在芯片领域多年的领先地位，迅速切入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处于引领产业发展的地位，在GPU和FPGA方面则基本位于垄断地位。英伟达推出了Tesla系列GPU芯片，专门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AMD于2018年推出了Radeon Instinct系列GPU，主要应用在超算、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当前，GPU作为业界使用最为广泛、人工智能计算最成熟的通用型芯片，成为数据中心、超算等大型算力设施的首选，在效率和场景应用要求大幅提升和变化之前，GPU仍将是AI芯片领域的主要领导者。

IT巨头纷纷加大AI芯片研发定制力度

2015年以来，谷歌、微软、IBM、Meta、苹果、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及IT巨头纷纷跨界开展AI芯片研发，力图突破算力瓶颈，并把核心部件掌握在自己手中。如谷歌于2016年发布了专门针对开源框架TensorFlow开发的芯片TPU，并帮助AlphaGo击败李世石；近年，谷歌还推出了可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中使用的云端芯片Cloud TPU以及用于边缘端推理的Edge TPU，打造闭环生态。微软于2017年发布了基于FPGA芯片组建的Project Brainwave低时延深度学习系统，让微软的各种服务可以更迅速地支持人工智能功能。2018年，亚马逊发布了高性能推理芯片AWS Inferentia，支持TensorFlow、Caffe2等主流框架。

类脑芯片领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IBM公司率先在类脑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推出了True North类脑芯片，其采用28nm技术，整合54亿个晶体管和4096个处理核，相当于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以及2.56亿个可编程突触，而功耗仅为65毫瓦，该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刊登。由于神经突触要求可变与有记忆功能，IBM采用CMOS工艺兼容的相变非挥发存储器（PCM）的技术实现，加快了商业化进程。2019年，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团队发布了类脑芯片“天机芯”，使用28nm工艺流片，包含约40000个神经元和1000万个突触，支持同时运行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以及神经模态脉冲神经网络等多种神经网络，是全球首款既能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以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③]。西井科技发布的Deep South芯片，核心是用FPGA模拟神经元以实现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包含约5000万个神经元和高达50多亿个神经突触，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计算，并在“无网络”情况下使用，处理相同计算任务时，Deep South芯片的功耗仅为传统芯片的几十至几百分之一。浙江大学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了“达尔文”芯片，集成了500万个晶体管，包含2048个硅材质的仿生神经元和约400万个神经突触，可从外界接受并累积刺激，产生脉冲信号，处理和传递信息。

AI芯片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不断涌现的新场景应用需求将催生超低功耗AI芯片

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物联网领域将需要体积更小、功耗更低、能效比更高的AI芯片。边缘端芯片如手机中的AI芯片，其功耗一般在几百毫瓦至几瓦，云端训练芯片的功耗通常要达到数百瓦，而超低功耗AI芯片的工作功耗一般是几十毫瓦甚至更低。如在以智能手表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此类设备需要具备语音识别、心率检测等智能生物信号处理功能，电池容量因设备尺寸等原因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需要集成体积小且能效比超高的人工智能加速芯片，降低对电池的消耗；在智能家居等领域，智能门锁需要具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而且不能经常更换电池，这就对门锁中的智能模块提出了极高的能效比要求。除此之外，制造业等工业应用场景中也需要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如安装在机械臂、管道中的智能传感器须由电池供电，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可以有效减少电池消耗，大幅降低此类设备的维护成本。

开源芯片的普及将提升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

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通用芯片的性能提升陷入瓶颈，通用处理器架构无法适应不同场景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对新型架构AI芯片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许多初创型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然而，芯片领域过高的技术门槛和知识产权限制，严重阻碍了AI芯片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市场响应速度。如果开源芯片能够普及，首先可以节省IP模块方面的费用，降低研发成本。同时，由于开源的设计可以由社区持续地改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新、最优化的成果，这样便可以提高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了“RISC-V”开源精简指令集架构，具有灵活简洁、模块化、扩展性强、易实现等优点，可以较好地适应高性能计算设备、专用硬件设备、低功耗嵌入式设备等众多应用领域的需求，而且“RISC-V”完全免费，因此，“RISC-V”也成为目前推广度、普及度最高的开源芯片项目，并已逐渐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主流指令集之一。

AI芯片将从特定场景的加速芯片向通用智能芯片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要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开花，需要人工智能领域产生像CPU一样可适用于任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通用AI芯片。总体来看，短期内AI芯片仍将以“CPU+GPU+AI加速芯片”的异构计算模式为主，中期会重点发展可自重构、自学习、自适应的AI芯片，未来将会走向通用的AI芯片。通用AI芯片发展的主要难点在于通用性和实现的复杂度，同时还面临着传统冯诺伊曼架构的技术瓶颈以及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这两大挑战。未来，随着新型半导体材料和物理器件以及芯片的制程工艺等出现新突破，以及人类对于大脑和智能本身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将有望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AI芯片。但是，专用芯片与通用芯片永远都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二者必须协同工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④]。

类脑芯片将持续扮演通用人工智能“探路者”角色

目前，类脑芯片的主流理念是采用神经拟态工程设计的神经拟态芯片。神经拟态芯片采用电子技术来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实现类脑的学习、决策、认知等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神经拟态计算通过模拟大脑的运行机制实现存算一体化，在算法以及芯片的设计上，可以实现以低于1000倍的功耗去完成同样效果的模型训练。因此，神经拟态芯片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芯片，其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符合生物进化最本质的优势。2020年6月，Gartner发布报告预测，到2025年神经拟态芯片有望取代GPU，成为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要芯片之一。

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全球AI芯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AI芯片产业同样也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五年，中国AI芯片产业将会迎来飞速发展，产业增速也将处于世界顶尖。

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产业规模初显

中国从顶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和芯片产业发展，相继发布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高能效、可重构类脑计算芯片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对已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国务院《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明确了集成电路和软件相关企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规模初显。全球市场洞察公司最新报告显示，全球AI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到2026年增长至70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达到35％左右。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达183.8亿元，预计2023年将突破千亿元，复合增长率高于全球。

产业链上企业全面发展，产业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AI芯片的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晶圆材料和设备、封装材料和设备等），中游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测），下游是行业应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IoT等）。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链上发展最为迅猛、技术含量最高、融资案例最多的是芯片设计类企业。上游的晶圆材料和封装材料等传统原材料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广州，国产供给率逐年提高。国内的晶圆制造设备和封装设备，中低端可以自给自足，高端设备仍处于快速研发阶段；中游晶圆加工、制造和封测的企业主要是第三方代工厂，比较知名的有台积电和中芯国际。AI芯片设计类企业有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有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还有寒武纪、燧原科技、地平线等创业公司；下游包括浪潮、联想等服务器提供商，IoT终端生产企业及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AI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其中，上游和中游属于中下等水平，下游应用处于世界前列。产业链上游设备、材料环节，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进入壁垒非常高，技术突破难度大。国内华为及科研院所已开始高端光刻机的研发，但技术水平有待验证。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进入壁垒较高，国产化水平较低，第三方代工厂如中芯国际，对AI芯片架构的理解和IP核的丰富程度不足；AI芯片设计企业需要兼具芯片流片经验、AI算法和AI框架理解，中国已陆续涌现一批技术型企业，产品初步成型，但技术水平有待继续迭代验证，国产化水平中等。封测环节技术壁垒最低，毛利率最低，国产化水平高，但总体环节价值较低。

行业应用市场巨大，未来将多领域开花

从细分市场结构分类，AI芯片可分为云端芯片和终端芯片，云端芯片又分为云端训练和云端推理芯片，终端芯片一般指终端推理芯片。云端芯片一般部署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或数据中心、超算等计算基础设施领域，主要用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处理语音、视频、图像等海量数据。终端芯片承担推理任务，需要独立完成数据收集、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及部分推理决策控制任务。目前，云端训练芯片的比例仍然最大，但增速最慢，云端推理芯片与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未来2~3年，随着区域性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陆续建设完成，云端训练芯片增长速度将放缓；而随着5G和IoT等新兴AI芯片市场需求的释放，云端推理芯片、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AI芯片应用市场，下游的行业应用中国处于世界前列[⑤]。从行业应用角度来看，中国AI芯片行业场景发展不平衡。云计算和安防行业是我国Top2AI芯片应用行业，交通、金融和工业等其他行业占比较低，但增速高，未来占比会显著提升。未来数据中心需求不减，云计算依旧会是我国最大的AI芯片应用行业；安防行业也会给AI芯片提供较大增量。此外，零售、医疗等行业对AI芯片的应用程度将持续提升，具备较高增速。

结语

核心芯片行业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最上游，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先锋。当CPU和传统计算架构无法满足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算法对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需求时，突破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核心芯片势在必行。同时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分别处于霸主地位的X86架构和ARM架构的发展历程表明，核心芯片将决定一个新的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和发展生态。从产业链本身的各个环节来看，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面临包括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顶尖人工智能+芯片的复合人才缺失，AI芯片的高能耗对经济和环境有影响等诸多挑战，但基于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优秀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以及良好的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叠加，中国AI芯片产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了政治报告。一位国际学者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家思维提高到了人类思维这样一个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希望，给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带来希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追求的伟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态走向平等和对称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文明国家、追求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后，很多国家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依赖于西方的科技、经济，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国家，不仅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建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与西方对抗和冲突，而是对西方好战文明的平衡制约，是为了使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实现一种对称和谐。

西方价值体系不具有全世界普世规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各国和社会已成为单一同质体。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山曾经坚信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世规范。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精英圈、媒体、媒介和政界，在话语上的确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准则，甚至把西方文明和西方发展模式当作效仿的模板。今天，西方仍然将其价值体系设定为具有普世性和绝对性。

    自西方开始侵略、征服和殖民非西方世界的几百年，西方力图在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组整个世界，并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制造规范和准则。西方的现代性打着启蒙、自由、进步的旗帜，其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的霸权主义。自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不具备普世性，但最早将自己所谓的文明包装成唯一和普世文明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西方文明由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战略中心组成：北美和西欧。西方大力推广的“现代性”，以及当今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文明公理体系，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直到今天，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还在力图将其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包装成“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特征。

    西方文明对其文明普世性的推广，是把世界划分为“我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虽然北大西洋集团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等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极化世界的文明版图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作为多样化文明的一种形态的西方文明，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并列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性是一种话语、一个过程和一个区域现象。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宗教信仰版图都清晰地表明文明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文明多形态的世界地图。

    在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的各个极点的地理位置是以其文明为坐标，来描述其区域空间的。在这个地球上，无所谓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和不亲西方的非民主国家之分。自西方开始侵略或征服东方世界，就傲慢地炫耀其基督教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宣称其“现代性”和“普世性”，而无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和拉美文明的平等存在。

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主义”传统。这种西方式的早期现代性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这是一种霸权秩序。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不同的非西方的东西都被视为另类或野蛮。

做好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足，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的二十大，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

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媒体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内对外宣传，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今天讲的新型集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人民公社时的集体有很强的继承性，现在要发展新型集体，离不开对农村集体全新的制度设计的本质的理解。我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集体村社。

“旧集体”与新集体的传承

我们很容易把人民公社理解为“旧集体”，现在要搞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集体。所谓“旧集体”，它的意义是确立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如果这样理解集体的本质，现在的新型集体就是之前集体村社制度的延续。为此，我们要坚定发展新型集体的自信，创造性地发展新型集体。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死抱着过去的集体，担心走回头路。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旧集体”的革命性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

一方面，“旧集体”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因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的村社分配不均、使得仅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收入归少数人所有，这是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村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我们确立集体所有，就等于再造了集体这个“大地主”，它是一个“成员集体”，地租收入归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享，从而杜绝了少数人享有地租收入的情况，这是集体所有制最具基础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土地归集体所有，对以集体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对集体成员劳动力的利用，得以在新的形式下进行，这是人民公社时代探索的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最基本的好处，是提高了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村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集体化时代取得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集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由集体支配并公平地分配给成员，确立了集体成员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发展的长久信心，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使得集体得以确立。

新型集体是从原集体经济时期确立的基本制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旧集体”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是新的，“旧”集体很“新”，而今天的“新集体”是从“旧集体”演化出来的。

第一，我们的“旧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是有其传统的。土地是不可移动、人为可控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历史上，我国的不少村落，并非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个人控制。在很多村社范围内，有公田、义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乡绅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都划定了公共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它局限在家族范围或乡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没有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把村社制的传统加以利用，并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

第二，新中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经营和壮大集体的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经营有一个全新的要素，就是村党组织这个核心。农民是不可能自发合作的，需要有先进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才可以做到个别人的力量做不到、或因贫穷等原因不敢想象的过于困难的事情。建国初期，农村党支部的成长和农业合作化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合作化的成功使得党支部扎根在农村基层社会，成为集体村社的核心并组织农民，领导和组织集体经营，促进集体的成长。

第三，党组织的功能不仅是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把传统的村社制加以巩固和提升，这可以称为集体村社制，它的内涵就是依托村党支部，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村社的公共性资源和传统村社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总结提炼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创造，建立起农村基础性制度和农村基层建制。

第四，集体村社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据自然聚落、结合水利等农业整体性生产条件改造和规划，结合集体经营的需要加以划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地方新发展起来的水利设施，其渠道走向、各渠道的间隔和灌溉范围，决定一个生产队的地域范围。集体村社的成员范围，就是村社地域内的社区人口。之所以说集体村社是全新的，因为它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与之相关的集体经营有关。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村社成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村社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保证的农村基础性制度，或农村基本建制。今天的集体经济，仍在集体村社制的延长线上。

充分认识集体村社的韧性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取向不够明朗，但集体村社仍然是很坚韧的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很多成就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削弱有关。

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中，仅仅重视增加供村民分红的集体经济收入，固然有利于集体的重建，但并不涉及根本。在当前实践中，我们也注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所依据的产权理论，缺乏对多样性存在的理解，也缺乏对农村产权、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更缺乏对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构建的想象力。

新型集体的“新”，不是要将集体资产资源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分散给各农户，或有分无统地形式化集体（假集体），更不是背离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归集体这一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将集体所有权股份化、量化为成员所有权集合的所谓股份合作制集体。现在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实践并没有表明，它是一个集体村社。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集体，其本质是：土地由村社所有，集体成员（来自自然出生及嫁娶，或其他有益于集体永续发展的形式所获成员资格）均享土地收益的村社或称集体村社。这样的村社制度才是新型集体成长的方向。

所以，新型集体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土地由村社所有；成员均享土地收益（不管是在内部承包土地，还是面向外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农地的经营权和外部主体合作所获收益）。

基本的成员资格由出生和嫁娶获得，此外村民接受的新村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营确保集体永续发展。

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集体村社的存在，或者把集体村社仅仅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

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到现在的农村功能片区、田园综合体等等，都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没有集体村社的存在，很多农村发展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乡村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弱化有关，包括公共服务、贫困问题等等。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加强”和“削弱”集体村社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

比如说，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往往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是由上到下的规划，这和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理解，这也反映在工作实践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给自主权，但上级又要加强监管、促进收入的增长，这在现实当中很难两全。

乡村治理中有一个现象，要把政、经、社的职能分开，但我们又出于其他原因要求“一肩挑”，包括集体经济要承担村庄差异性的公共服务，这两种政策取向存在明显矛盾。

此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户内平分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设计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持续存在的集体，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很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表明，新型集体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在不断成长中，辨识并支持其成长应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而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作为良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应是未来农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的方向。

（编辑  宋斌斌）

    2017年，烟台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到现在已有5年时间。从目前看，全国不少省份市县也在推广，吉林省已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2年，山东省委、吉林省委明确表示，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少地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行动，带动增收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虽然近年来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多数地方只是在县和乡镇层面推动，在地市级乃至全省范围全面推动集体经济的还比较少。大都是以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镇级、县级联合社少，很多地方的乡镇缺乏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乡镇党委、政府主导的乡镇级国有平台企业。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一级很难发挥承上启下、连结城乡的中枢作用。

    在已有的合作社中，从事种养殖的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少，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资源打造“盆景”的多，自我发展形成“森林”的少。依靠简单发包租赁形成集体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内生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少。

    通过开展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地方登记注册了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做了清产核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缺乏对应的架构设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底数不清、归属不明，很难有效整合村里的土地、资金、人才共同为村民提供服务。

    二、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对于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是依靠集体经济还是依靠外部投资、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大家看法还不一致，没有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也不够，大量财政资金投入比较分散，没有发挥集中整合的作用。

    三、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合作化是集体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否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体化？当前很多地方把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办合作社，向集体和农民交流转费当作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那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领导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些认识有偏差。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集体经济的存量，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但是对集体而言，资产的底子摸清了，只是账面资产的增加；资产是不是被盘活了，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需要路径和方法的。

    对村民而言，集体资产确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对集体的归属感。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于激活了这个资产存量，撬动了农村“沉睡”的资源，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村民名义上的股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才能让村民和集体产生利益连接机制。

    四、动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尽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是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经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障碍。在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不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起来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把组织部门放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解决“空心化”问题，急需我们党带领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要聚焦加强农村党支部地位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两件事，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重要的抓手。通过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来推进合作社建设，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把党员组织起来，再通过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农村集体化。这是涉及农村政治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应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到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由党委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牵头形成合力，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在短时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

    第二，以举办乡镇联社、县联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为抓手，开展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综合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横向上，要扩大合作社的内涵，打造“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三位一体”是生产、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推进。

    在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乡镇一级建立联合社，可以解决村级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县域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资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建设很多小的经济中心、生活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职工，通过在地工业化、在地服务业化，实现在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经济调整的机会，大规模挖掘、发现、培养合格的集体经济领头人。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具体来说，就是党支部书记既要有公信，又要有能力，“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里的党员和复转军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经商，见了世面，学会了经营，有的还赚了钱，积累了人际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在村里也有威信，这些人回乡带领大家致富，也是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当前，大量有经营经验的人才和大中专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要继续培养；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挖掘合适人才的路子，让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不解决农村生产资料碎片化的问题，产业就不可能振兴。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议在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中，进一步突出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者制定《农村集体经济法》，补充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条文；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把中央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转化成法律保障。

    总之，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潜在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就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吸引城市过剩的资金、产能、人口下乡，再造一个和城市一样繁荣美丽的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资产升值了，城市的二产、三产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畅通我国经济内循环，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我们10年来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10年，我们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来提炼和总结的一套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基础及相关前提条件方面都是不匹配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我们自身独特理论进行提炼，能够更好地助力于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些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塞内加尔，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一系列的国别咨询项目，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基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优势和禀赋条件，应该在现阶段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促进发展，以及如何把这个产业实际落地，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创汇，我们这个角色才退出。

    其次，系统观念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尤其是近3年来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的上升，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一地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是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实在这三个领域，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容易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国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比如像粮食领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成熟技术，包括过去40年改革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就可能形成合力，也可以增加海外的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可以研究怎么样结合我们和所在国双方的优势，把我们的产业链更好地延伸，这也是一个重点可以发力的地方。

    另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20年年初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爆发，当时我们接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要学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双边贸易方面的技术领域。此外其他的中亚国家，有些曾经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他们也派代表前来考察。当时我们陪他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沙滩红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我们和各国之间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去共同发展。

    再次，区域协调。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西部开发布局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行协调，尤其要发挥边境工业园区的作用，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近期一些舆论说，越南可能正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事实上，越南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体现我国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和周边国家来协调发展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周边的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这样也是我们双循环理念的内容保障。

    我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有情社区”，其含义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人的需求。我们在海外实践的抓手之一就是工业园区。前不久联合国编写了一个海外园区的规范和指南，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整个园区的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每一步骤都要咨询周边社区的居民、包括社区领袖的意见，让工业园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部分。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编辑  季节）

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推进的国家战略。十年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升。现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争端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强有力的战略韧性和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论断，再次表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强国建设成绩斐然

产业规模居全球之首。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①]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2.39%提高到29.31%，^[②]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位；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由15.91%提升至21.57%，^[③]特别是2020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

产业体系健全。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8%提升到33.7%。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到47.1%，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12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9.7万亿元、21.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9万亿和37.4万亿元；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占有73家，比2012年增加28家。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十分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在一批高端装备研制上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诸如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北斗导航系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项重大工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下多项世界首次。如港珠澳大桥创造了400多项新专利，多项达世界之最；水陆两栖飞机AG600近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零件全部由国内研制提供；复兴号高铁囊括了新材料、先进动力、计算机等诸多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三步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密不可分。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多次对制造强国战略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提供战略指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我国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为制造强国建设稳步向前打下有利基础。

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中国不能走西方串联式发展的老路，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践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方针。

通过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智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5%。截至目前，我国已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6000家，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的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是要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十年间，从“工业强基”到“产业基础再造”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通过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聚焦产业基础“五基”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等方式，不断提升强化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例如，高速铁路动车组用标准、车轮、车轴、制动设备、列车控制系统、车身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三大关键部件基本具备国产化生产制造能力，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方面，电池成组效率和能量密度高于同期国际产品，驱动电机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电机控制器在电力电子功率集成、高品质控制方面实现突破。

聚焦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些省市在探索本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时，从市场需求出发，集中本地区有限资源，力争打造世界级产业和产业集群。这种做法改变了各地区产业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而造成低价竞争和产能过剩的痼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例如，宁波市大力发展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在伺服电机、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细分领域培育形成全国领先、覆盖广泛的工业“四基”优势。合肥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果转化方式，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湖州市以绿色智造为主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的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泉州市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纺织鞋服和建材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造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和转变也应该具备中国特色，制造强国首先必须是制造大国，不仅追求“强”，还要“又大又强”。

衡量制造强国“大而强”的标准，除了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所提出应达到或十分接近日本、德国的水平，还需要有若干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制造强国应具备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我们经过测算、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制造强国的六项特征及目标值如下：

一、产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30%。

二、产业基础。“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目标值设为70%。

三、优势产业。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40%。

四、优势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五、创新能力。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六、能源消耗。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目标值定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未来三年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应看到，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调整战略思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而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研究中国特色的制造强国战略推进方法和路径。

制造强国建设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发展的突出位置，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信息消费产品、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要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民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制造强国建设要实现优化财富分配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财富分配的主战场。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价值，增加初次分配收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迁，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锻长补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我国有关工业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补短板”，以疏通“卡点”“堵点”，旨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要想不受制于人，应该要跳脱固定思维模式，扬长补短，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那些要在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的优势产业基础上，培育一批如光伏、重稀土材料等在全球具有话语权、控制力和引领力的细分产业。要举全国之力，攻克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难题，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智造赋能，打造技术创新主战场

今后15年，是智能制造这一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要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实现战略性重点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从现在到2028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到2028年，“互联网+制造”即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从2028年到2035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工程”，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突破工程，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为指导，推广“链式推进”方式，到2025年，使“五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加大对“五基”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1000家“专精特新”世界冠军企业。

打造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各地方应从实际出发，本着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原则，努力打造若干个在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大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加大对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优势。继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做强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培育高端芯片、氢燃料电池汽车、5G设备、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新型显示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具有关键控制力的技术和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技术先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领先产业和产业集群。

培育优秀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造就一批具有技术引领能力、产品定义能力、产业链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支持这些企业建立具有技术引领能力的研发中心，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高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支持大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走出国门，成为产业链“链主”。

着力培养一批竞争力强、“专精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以产量规模制胜，而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上的某一产品，满足专门的客户群；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使产品拥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性，以“专精特”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

加强绿色化改造，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以节能减排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2025年我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接近制造强国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入推进源头减碳，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推广应用，提升再制造行业能级。实施碳汇工程，在高载能行业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加快绿色示范引领，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标杆。推动先进适用重大低碳技术在重点行业示范推广，积极开展零碳化项目示范工程。

（编辑  宋斌斌）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