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要求。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炼、传播、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任务。

这样的精神标识应该是形式简洁的而不是形式繁复的，语义清晰的而不是语义模糊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局部认同的。最重要的，这样的精神标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可以穿越历史延续至今，可以成为指导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理念。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教学和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其中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这既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也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报告中列举的这十个具体文化价值观，大多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具有广泛认同度与强大生命力的。更重要的，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高质量发展，人文精神是具有指导性的精神理念，应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并贯彻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进程中。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主发展阶段，摆脱了僵化与教条的约束，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断提升；第二是规模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形成并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对人民生活质量愈发重要。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投入，但仅有投入是不够的，与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物质世界不一样，文化发展主要关注精神世界。文化是“生活之光”，但不应仅仅是“技术之光”“资本之光”，更根本的应是“人文之光”。提升文化发展质量，要有正确的理念，准确的目标，明确的途径。文化体现并提升了人的精神、思想与能力。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

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前者体现市场性，后者体现公共性。仅仅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赚钱是不够的，这常常会导致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滥用人性的“竞低”。比如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领域的一些文化活动与产品，尽管很“火”很赚钱，但其价值观导向与外在的行为依赖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为发展文化事业就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不全面的。不赚钱的文化发展不一定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公共性不代表有效性。比如大量闲置的公共文化设施、送出去的文化演出和出版物无人问津等，就不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只是文化发展的形态划分，不代表高质量与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让人的精神更加自由、丰富、积极。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都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换言之，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之分来选择政策着力点，而应以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有效推动为根本衡量标准。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创造性、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重复性、单一性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尊重文化的特性来发展文化。从国内文化发展来看，目前要注意一些干扰文化创造性、多样性实现的思潮。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西方中心主义，缺乏文化自信；精英主义，轻视民间文化；商业主义，以垄断市场来垄断文化；技术主义，以形式炫酷掩盖内容空洞；大汉族主义，忽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2022年8月中央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治理之魂。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有正确的治理举措与政策体系。特别应防止命令主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一刀切、一张图管住一条街，否则设计出来虽然整齐，但毫无活力，外面漂亮，但不考虑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住”的，要能让人们产生亲近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城市文化发展应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气质，提升市民的内在精气神。

推动高质量的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众，尊重专业。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认识到文化精神性的特质，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会有很深入的把握。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人文精神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基本特质是兼具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人才。要培养全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与人文素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进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了从人到物的转变，《共产党宣言》中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仅仅考虑利害与经济的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了，精神却退步了。

培育人文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儒家讲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论语》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讲求“以民为本”，不“以君为本”。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滋养，伏尔泰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守住中华文化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处理全球性挑战与冲突，世界文化普遍在“向东看”与“向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具有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在全民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成就真正拥有中华文化精神与素养的新青年、新国民。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以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内容为本，以技术表现、商业实现为辅，本立而道生，不能本末倒置。科学主义者会把人看作物，人文主义者则把物看作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具有人文认知力，即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评价，不能以规范与否、赚钱与否的标准来评价，而要以共情与否、深刻与否、原创与否、灵动与否来评价。

总之，文化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够打动心灵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华人文精神会绽放出愈加耀眼的世界之光与时代之光，中华文化影响力会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成为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报告提出“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守正创新

我理解，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创新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封闭僵化，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不断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回顾过去5年、以及新时代10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所以顶住了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守正创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从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二十大提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一步一步走过来，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地明确新的目标，把我们的国家领向复兴，领向现代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守正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坚持守正创新指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协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正”。

党的自我革命是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已经73年了。我们都知道，党史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问，未来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样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实行民主。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我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重大的创新。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且向全世界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既和过去多年来西方大力传播的“普世价值”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是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而我认为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只是片面强调民主和自由，我们则把各国人民的发展、把广大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最高诉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思路，同时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不够清晰的，乃至比较混乱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这个宗旨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唯一途径。我们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同志深切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 并致力于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教育全党，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面对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特权思想严重，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社会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科学地从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话语，和分别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报告还对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只有从党的百年历史、从新中国建国70多年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过去10年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和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在过去10年我们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过的征程和开创的新局面来之不易，这既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去科学地认识各种矛盾和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本地区、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努力实现对事物内在联系更深的认识，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朝前推进，做到学用贯通、知行合一。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精神

多年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弊很深。对党的重要精神的学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一些单位的学习停留在“一开大会布置，二要求各种学习活动留痕，三要求每个党员记笔记、写体会、做台账，以备上级部门的检查”。这种学习方式看起来大家都很忙，但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

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联系的“实际”，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联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和我们日常的本职工作。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对今后5年的工作安排，搞清我们的职责和工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位置，搞清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困难与问题，明确如何担负起肩上的职责，如何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来推进。

二十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报告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关于“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中进一步要求：“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是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

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对下面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注意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不去分析所存在问题和形成这些困难所依据的条件，不区分不同基层的不同情况，只根据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对具体工作定指标，量化分解，层层下达，通过排名考核来推进。

比如，在脱贫攻坚中，湖南麻阳县创造出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采用依靠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简化信用评估程序，给予5万元政府贴息的小额扶贫贷款，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扶贫效果。但是，有关部门对小额扶贫贷款机制能够顺利运作的具体条件和对各地不同情况没有进行认真的具体分析和总结，对是否会产生大面积逾期不还的情况没有进行认真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力推广，并以小额扶贫贷款发放量作为对各地的考核指标。此后中央强调严防金融风险，有关部门又以小额扶贫贷款逾期率不能超过2%为指标对各省进行考核，这又逼得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以逾期率不得超过1%来考核县级，造成基层非常被动，每月底要去银行查询该项贷款的逾期率，甚至要想办法筹款，先把超过1%逾期可能的部分还掉。而主要发放小额扶贫贷款的农商行，对贷款逾期率风险的标准是：工商贷款不超过5%，农业贷款不超过8%。他们不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对逾期率超过1%的小额扶贫贷要如此紧张。

又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过程中，政策要求对每块承包地必须确权到四至。[3] 一些地方农民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内，已把承包时细碎化的各家土地整合起来，打破了田埂地界，成方连片统一耕种。这样不仅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统一灌溉管理，还因去掉田埂地界后，耕地面积增加了10%-15%，显著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合作社与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承包地确权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进行，即只确定一家承包耕地面积，但不必确定该地的四至。如果有农户要退出合作社，可以从连片的耕地边缘划出他家承包的相应面积。这种合情合理、有利于统分结合、群众希望的确权方式，就是得不到上级的同意，给农业合作化与规模化经营造成很大的困难。

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像新农村建设、农村改厕、小水利建设项目、农村党的建设等等，都有形式主义的表现，基层干部的很多精力被无谓地消耗，人民群众对中央好政策的获得感，也相当程度被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所抵消。

又如，这两年经济形势趋于严峻，地方财税收入增长困难。一些地区的领导机关不做深入调研，不与基层共商持续发展之道，而是盲目要求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提高相应的考核指标。由于这种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可能，逼得基层造假，也催生出一批只注册不经营的空壳公司，和一批专门通过给企业注册搬家牟利的招商引资中介。从最终考核来看，招商引资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税收并未增加，反而无谓消耗掉基层的许多人力、财力资源。

在行政领域对公务员为民、清廉、勤政的要求，就是这样被“压茬推进、层层压实、考核排名”的逻辑所压倒。许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许多资源也都消耗在这个过程中。一说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人痛恨，但为什么现实中却禁而不止，杜而不绝？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要剖析其思想根源和存在土壤。

坚持自我革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的特点是只唯上、不唯实，只从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出发，不从事物的实际出发，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推进各项工作的产物。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形式”要成为“主义”，一定与官僚主义分不开，即眼睛只朝上、不朝下，只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而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对上级负责才能达到目的。由此，对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毫无兴趣，在他们心目中，“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缺乏践行实事求是的内在动力。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和科层制的行政体制，“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为官僚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也为形式主义的产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 它表明，唯物辩证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今天，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统一的，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准则，由此也决定了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统一的，而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 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要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么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呢？“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要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报告中概括了“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 这三大作风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弘扬的党的优良作风。

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此，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抓住决策行政的核心环节，才能推动全党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双碳”目标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创造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探索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具体实践，分析“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市场空间，提示银行把握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提前做好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排放权；跨境融资；转型金融

当前，“碳中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同议题，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世界首个设定碳中和期限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新一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加快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

满足绿色投融资需求

实现“双碳”目标包括两种方式，即在需求侧节能减排，在供给侧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碳捕捉等。根据预测，实现碳中和，至2060年需要139万亿元的投资，其中到2030年就需要22万亿投资。在此过程中，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低碳领域。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银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银行考核日益严格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国家相关部门、监管机构及企业层面纷纷出台支持文件。2019年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授信全流程；2020年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增设“绿色信贷占比”考核指标，评级结果作为商业银行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和确定商业银行工资总额的主要依据；2021年人民银行提出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两个不低于”①的要求。

金融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的推广创造了空间，随着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赋予了碳排放权市场价值和流动性，有利于以更精准的碳定价和更活跃的碳交易服务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展。

在绿色金融背景下，企业拥有碳排放权可以用于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1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折合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3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以广东省为例，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69.6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6.23亿美元。对于“走出去”企业，因为境外银行对其了解不足，为其提供融资支持动力不足。随着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境内银行可以凭借对“走出去”企业母公司的了解，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以境内关联担保、保证金担保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国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破冰”落地

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成为碳金融的重心

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发力，创新案例纷纷落地。2011年10月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序幕。各金融机构纷纷创新碳金融相关的产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逐渐成为近年来银行碳金融业务布局的重心。

表1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发放情况（部分）（单位：万元）

2.碳资产金融属性逐渐得到认可。银行参与度较高，伴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壮大，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拓宽了商业银行贷款质押物的范围。一方面，除了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外，政策性银行和城商行等也开始涉足碳排放权质押贷款领域；另一方面，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也都广泛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如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杭州分行等，相继为本地区的企业发放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3.贷款对象集中于减排重点行业，贷款利率优惠目前落地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贷款对象集中于电力、造纸、能源等行业，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而且有利于引导高碳企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此外，人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从目前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案例来看，普遍享受较优惠利率，从而使得高碳企业拥有更强的申请意愿。

4.贷款模式逐渐多元化，企业选择具有多样性。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发放的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为起点，出现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质押贷款、“碳配额/项目未来收益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组合质押贷款等模式。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公司推出国内首笔“碳排放权抵押线上融资+首个碳交易法人账户透支产品”，成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的又一创新。多样化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权，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来制定不同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方案。

5.创新案例多点开花，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后，多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各地迅速破冰落地。目前，上海、浙江、湖北、天津、重庆、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大部分省市均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放。同时，广州、上海、绍兴等地更是针对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出台了相关操作指引文件，进一步助推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范围推广。

未来发展机遇可期

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64亿元；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5.44亿吨，累计成交额133.17亿元。其中，广碳所累积成交配额2.07亿吨，占全国总量27.7%；总成交金额达51亿元，占全国总量23%，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均居全国首位。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统计，自全国碳市场开市至2021年10月末，全国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166笔，贷款总额累计22亿元。其中，广碳所已落地23笔，贷款总额累计0.76亿元。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具体实践，各银行对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操作流程，在大框架、大方向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目前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情况看，一是碳排放权质押作为碳金融产品创新大多还都处于示范性质，形成规模化交易的还不多；二是大多只对境内企业贷款，支持境外平台跨境融资尚未有案例。

尽管目前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实践仍存不足之处，但未来业务机遇蓄势待发。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预计到2025-2035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将达4.5亿-8.25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1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450亿-825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2250亿-8250亿元；预计到2035-2060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达12亿-21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2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2400亿-4200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48000亿-126000亿元。

碳排放权质押跨境贷款模式探索

通过借鉴现有的实践案例以及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碳排放权质押，以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三种模式进行创新探索。

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

“境外放款”是指除金融机构以外的境内企业（“放款人”），在核准额度内，以合同约定的金额、利率和期限，为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借款人”）提供直接放款的资金融通方式。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根据相关法规，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质押获得境内银行的外汇贷款，再通过境外放款为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境外公司发放境外贷款需事先经过外汇管理局备案，借款用途需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如变更借款利率、期限等均需到外管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

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

境内企业通过碳排放权质押向境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在与境外企业具有真实进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向境外企业开出进口信用证，以境外企业作为受益人。境外受益人可在境内银行进行FTN或NRA账户的福费廷融资。融资所获资金为境外企业自有资金，境外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使用。该产品可有效利用境内企业在境内银行的授信额度，满足自身及境外公司的资金周转，同时有效降低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

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

FTN账户融资，是指境内具有FTN业务资格的银行，直接以境外客户为贷款申请人，在申请人境内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直接向境外客户发放本、外币贷款。该模式下，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进行直接质押，对境外公司进行关联担保，也可以通过开立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境外关联公司进行担保。具体的交易结构和流程如下：

1.境内关联公司或集团作为担保人为境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开立保函；

2.银行根据境外公司评级、经营情况等为境外公司核准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向境外平台公司发放本、外币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2〕27号文）的相关规定，境内银行发放的境外贷款，原则上应用于境外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证券投资和偿还内保外贷项下境外债务，不得用于虚构贸易背景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投机套利性交易，不得通过向境内融出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如境外贷款用于境外投资，应符合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的规定。境内银行应加强对境外贷款业务债务人主体资格、资金用途、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及相关交易背景的真实合规性审核，对是否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尽职调查，严格审查境外企业资信，并监督境外企业按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贷款资金。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议

伴随碳中和目标和节能减排工作的稳步推进，未来30年，中国绿色低碳领域的预计投资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这将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银行应密切关注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并做好气候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加强产品创新，调整资源配置

一是注重产品创新，围绕碳排放交易、碳减排项目以及各类衍生交易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创新。二是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关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域的业务机会，优化调整信贷资源，通过发展碳信贷，以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碳债券、碳资金、碳资产托管等方式，为开展碳减排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探索转型金融②，配套授信政策

    一是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中的机遇。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过程中产生巨大融资需求，应紧抓机遇，择优支持有竞争力、有潜力的客群。二是配套相关授信政策。如何从传统行业中选择优质客户并配套相应支持政策至关重要，应伴随气候政策、国家政策等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授信政策、审批授权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

加强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管理企业在碳咨询、碳资产开发、碳交易、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碳普惠平台、双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升绿色生态圈的工作效率。二是加强与证券、保险等机构合作，探索为企业提供碳基金、碳债券、碳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三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激励机制。对于跨境融资涉及境内外联动、银行境内分行间联动的，采用协同业务收益双计、影子考核等方式，激励境内分行与境外机构联动，激励拥有自由贸易（FT）业务牌照的分行与其他境内分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联动服务。

强化政策研究，有效管理风险

一是强化碳风险分析，提升碳政策的认识，全方位梳理风险管理政策、授信政策以及对分支机构的约束政策，充分考虑碳关税以及因政策影响在部分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做好碳资产配置方面的风险分析，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多维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及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情况，严格把控煤电、煤化工、煤采掘等重大项目风险。三是在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方面，充分考虑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密切关注监管机构可能在绿色项目支持、绿色贷款规模等方面的政策考核要求，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满足监管要求。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投资贸易；统一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向规则为主的制度型开放迈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对内要求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是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和国际大循环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的重要结合点。本文创新搭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及特征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作为两大战略目标，在具有较强外溢效应的相关体制机制领域，主动对标对表国际惯例和高标准通行规则，构建一系列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有效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有序融合的开放发展策略。从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其核心是开放领域通过制度创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甚至引领制定国际规则，提升我国规则体系的正向外溢效应，为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从实现路径上看，制度型开放主要解决一直以来“重政策设计、轻制度规则体系设计”的问题，深化我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打造无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通行规则。

制度型开放的特征

一是将开放层次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延伸。制度型开放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与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不同（表1），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制度更加强调境内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的创新，提升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运筹转化水平，形成“开放即改革、改革即开放”的催化效应。

表1  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区别和联系

二是开放领域由“单向突破”向“全面开放”跃升。与以往流动型开放部分领域、部分环节“单点”着力、“单向”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强调以制度集成创新保障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全面开放，通过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定型。比如，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仅制定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单向方面的政策体系，更加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外籍人才居住生活便利化、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集成性政策设计。

三是开放制度设计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与以往流动型开放构建全国统一的监管措施、通关时限等“标准化”流程不同，各地方、各领域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和侧重点不同，都需要结合当地和细分领域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举措。比如，与制造业开放重点不同（其主要关注项目招引落地等方面的政策供给），服务业开放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轻资产”“易搬迁”等特征，更加关注企业业务诉求，注重“给市场”“给机会”。

西部内陆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

西部内陆城市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政策获取滞后等限制，与沿海沿边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内陆城市与非沿海和非沿边不同的先天区位条件不足。一方面，要更加注重依托空港和陆港开展制度创新，聚焦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提升新型贸易方式和陆上贸易规则国际影响力，形成后发赶超优势。另一方面，推动从“依靠自身资源条件‘单打独斗’推动制度型开放”转变为“借势借力区域发展战略‘抱团’推动制度型开放”，注重利用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深化对内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更侧重协同共建统一大市场，联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抱团”弥补区位缺陷。针对内陆城市政策获取的滞后问题，注重加强系统集成设计，对标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强化要素配套保障，推动由“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向“打造开放便捷、服务高效的营商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环境”转变，建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灵活高效的开放管理体制，以增强西部内陆城市对世界高端资源要素的吸附力、整合力和配置力。

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较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路径，更加强调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升级的促进作用。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注重构建强大的内需体系，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成都是“一带一路”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城市，具有对接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发展优势，同时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极核城市，具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对接能力，促进两个循环相互交融。在服务国内大循环层面，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内部要素优化配置水平、促进国内大市场建设，进而打破内外循环联通互促的制度性障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投资贸易制度体系与国际接轨

当前，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经贸规则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世界进入了以经济分工重组、规则体系重构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成都应当抢抓以RCEP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机遇，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以自贸试验区为重点，通过系统性的“边境”制度体系和“边境后”制度体系的协同发力，促进要素、资源、商品跨境循环，实现国际双向投资、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化。待相关成果具备条件后再在成都全域推广实施，形成“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的投资贸易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产品及服务高质量供给、高端要素精准供给，从外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角度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构建，吸聚高能级流通主体、高端要素，从口岸通关便利化、陆上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创新等角度探索逐步消除产品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在国内大循环层面：以成渝地区先行先试带动西部辐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成都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以协同共建区域大市场为重点，在行业管理标准、统一市场体系等领域逐步消除制约区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在制度型开放发展中进行引领、在辐射区域中协作共赢，探索形成一整套经验，辐射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市场规则统一，更好服务国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制度型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分割、行政区划边界限制，破除商品及资源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形成从点到面的突破，引领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深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链接国内国际的贸易畅通能力

1.推动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深化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依托成都自贸试验区，积极争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权限，借力重庆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红利，主动建立健全与重庆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内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城市开展数字贸易合作，放宽数字贸易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允许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在自贸区天府新区片区设立数字贸易保税区，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机制，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深化市场采购贸易制度创新，探索跨境电商制度创新，围绕跨境电商需求推动扩大经认证经营者（AEO）互认范围，支持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制定跨境保税线下业务监管办法和操作规程，推动跨境商品“存、展、销”一站式监管运营，探索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跨境电商全球质量溯源系统。

2.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创新陆上贸易运输规则，高水平建设成都“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联动重庆创新多式联运规则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标准化体系。探索陆上贸易金融规则创新，推动跨境铁路及铁海、铁空、铁公联运“一单到底”，深化以铁路运单、铁路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集成创新试点，探索建立具备物权性质的多式联运运输单证市场化推广机制，创新运用多式联运运单、提单及国际信用证等各种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探索陆上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深入开展铁路运单物权化问题、铁路提单交易问题等涉“一带一路”、陆上自由贸易法律问题研究，推动形成陆上贸易法律问题裁判规则。

3.优化提升口岸通关监管效能。创新“提时效”改革举措，探索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添加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约申报功能，推广应用预裁定制度，试点“智能审图”检疫算法新技术；积极争取第五航权，探索机场国际货站、中航国际货站和机场安检功能前置至国际快件中心。加强“减单证”改革举措，在国际铁路港探索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电子放货平台应用，实现全程电子放行。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入推进无纸化方式申报，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健全口岸通关合作机制，争取与日韩等RCEP成员国的相关许可证件的联网核查。探索建立中欧班列沿线铁路部门、海关等信息系统电子数据库的交换与共享机制。推动成都、重庆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便利化措施互认。

完善双向投资适配政策体系，打造国际高能级主体引力场和走出去竞争优势

1.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准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全国率先出台负面清单做法，争取在数字贸易、文化创意、生物医药等领域进一步探索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成都重点产业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度。积极对接RCEP规则，放宽对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准入范围，深化汽车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等制造业领域开放，加快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健康及社会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开放。探索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争取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领域审批权限下放，强化以过程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

2.完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构建高效的外商投资招引工作机制，推动在全市设立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咨询点，推进面向欧洲、日韩、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国家（地区）的招商工作；健全招商重点领域与主导产业精准对接机制，结合成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在国内已初具规模优势的产业领域，着力引育链主企业，补齐成都重点产业链缺失环节，增强成都乃至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完善投资全生命周期保障制度。强化外商投资实际控制人管理，建立健全外资企业联系员制度，尤其是要加强与外资链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完善外商投资金融服务体系。稳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建立跨国公司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争取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争取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银行不良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试点。

3.建立健全对外投资制度。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支持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管理重心移向“事中事后”，形成“事前合规备案事后规范报送统计数据合规建设、投资障碍、安全事件、问题困难、人员信息”全链条“走出去”管理体系。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探索制定动态化的敏感行业、敏感国家和地区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制度创新，鼓励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和境外合作基金，加快“成都标准”国际化推广，推动认证认可结果与主要贸易投资合作国家（地区）双向互认。

协同共建区域统一市场规则，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统一市场建设

1.引领建设区域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完善宽领域、深层次、一体化的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各个领域的标准体系，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城市建立标准化协调和合作机制，聚焦重点产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和行业规范。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推动行业管理标准探索创新和形成引领性标准，在产业变革关键领域，积极布局技术创新研发中心，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实现突破。建立多元共治的行业管理标准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实施头部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等。引导成立行业标准联盟，鼓励各区域平台企业、行业组织等联合研究制定新型行业标准体系。

2.带动建立跨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衔接统一，探索成渝地区建立统一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规则，同步推动企业登记和许可在政策条件等方面的统一，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非市场化规定和行为。二是构建以信用一体化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实现成渝地区企业信用信息联通，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建全跨行业、跨区域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逐步消除选择执法等不良现象。三是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共同申请国家支持成渝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实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人地挂钩”调配方式，联合争创全国能源价格属地改革试验示范区，探索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互认制度、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互认制度。

3. 协同推进商事制度集成化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国内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最大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推动电子营业执照跨领域、跨行业、跨平台互通互认，逐步实现成渝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一次验证、全网通用”；深入推进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加快深圳、江苏等地商事登记确认制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登记文件互认，降低企业跨区域制度型交易成本。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深化“异地同标”便利化市场准入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主体准入同标准、无差异、无障碍，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动行政审批、企业投融资、市场监管、机构调整等方面配套改革，创新构建跨省跨区域“企业从注册到注销全链条、集成化、系统化改革”的准入准营服务制度。

（编辑  季节）

中国提出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超过了《巴黎协定》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但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境外投资（尤其是能源投资）大幅增加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面临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碳排放情况，有必要进行监测、计算、统计和分析，以更好地回应外部质疑。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境外投资至少在几方面帮助了中国和东道国的减排，为全球的减碳减排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较为先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东道国提供了相对清洁的技术，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首先，从数据上看，中国ODI数量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次，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电投资，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以中国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项目为例，由于印尼在这个项目上采用了中国的煤电技术，选择了中国投资者，2018年印尼由于这个项目而减少的排放量约为900万吨二氧化碳。中国对投资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项目，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另外，部分中国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接近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

第二是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不乏节能环保技术企业的投资，来帮助东道国的减排。中国需要尽快建立境外投资项目的碳排放情况的统计体系，并选择一些节能环保型境外投资典型项目，说明这些项目的减排效果，增进东道国对中国投资减排效应的理解。帮助东道国减排，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中国的ODI与国内减排

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中国国内的碳排放。由于对外投资，原本可能在中国国内进行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1] 这里有两个前提假设：同样一笔资金，如果不用于对外投资将用于国内投资；以及相同金额的投资在国内外形成的产能是一样的。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由于ODI（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的国内排放在数值上等于：当中国ODI用于国内投资时，国内新增产能导致的国内排放数量。

中国对外投资隐含的国内减排量逐年增长，对中国减排的贡献率快速上升。以八大行业分部门的能源消费量看，2005年中国的ODI减少国内能源消费数量为2235万吨标准煤，2019年则减少了15626万吨标准煤的消费。ODI也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隐含的国内二氧化碳减排数量从2005年的6188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43269万吨，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5%。ODI隐含的减排量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0.9%增长到2019年的3.2%。总的来说，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中，ODI规模的扩大是减排的重要因素，ODI行业结构的变化是帮助减排的核心原因，碳密度的变化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作用较为平稳。

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有四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ODI规模扩大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从2005年的123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369亿美元，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9%。当其他条件不变，2005-2019年中国ODI每增加1%，为国内减排的贡献增加了0.59%。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是ODI帮助减排的原因。这其中有三方面的结构变化较为重要：一是制造业ODI显著增加。2008年制造业占ODI比重仅为3.2%，而2019年为15%。制造业消耗的能源总量远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ODI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国内产能转移到了国外，减少了国内的减排。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几乎总是对外投资数量最大的部门，2004-201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ODI比重平均为31%。虽然服务业消费能源总量较少，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ODI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三是采矿业占比下降。在中国ODI的早期，采矿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但近年来采矿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2004-2008年采矿业占ODI的比重平均为23%，2015-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为2.7%。采矿业是高排放行业，但由于在ODI中的占比降低，采矿业对外投资使国内减排的作用下降。

第三，不同行业能源强度不同，对减排的贡献不同。能源强度反映了同样金额的投资数量将消费的能源数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亿元。中国的能源强度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制造业”，2005-2019年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1.88和1.42。中国能源强度最低的两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和“其他服务业”，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0.16和0.11。

中国ODI中帮助减排最重要的行业分别是：“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其他服务业”占中国ODI比重最高，虽然该行业能源强度低，但“其他服务业”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量地帮助了国内的减排。对“制造业”和“采矿业”来说，这两个行业在ODI中占比较高，占中国各行业增加值比重也较高。与此同时，“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能源强度也不低，因此这两个部门对于国内减排帮助较大。虽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能源强度较高，但中国ODI中该行业占比较低，2005-2019年占比的平均值为1.6%，帮助中国减排效果相对有限。

表12005-2019年平均能源强度和行业ODI能源消费数

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

第四，中国ODI各行业消费能源的碳密度较为平稳，这意味着碳密度这个因素在ODI帮助国内减排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比较稳定的。碳密度衡量的是不同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所占的比例，以及化石能源内部的占比情况。不同能源占比不同，同样的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同（如化石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和原油排碳量有很大不同）。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ODI各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比重最高的能源分别是：原煤、原油和电力。2019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ODI消费的原煤数量占所有能源的比重下降了8.7%，原油和柴油则分别下降了1.7%和5.6%，电力占比上升了20%。原煤、原油、电力都是排放二氧化碳系数较高的能源，这意味着ODI综合能源的碳密度仍然较高。由于这些投资都在海外进行，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DI与东道国的碳排放

有舆论认为，中国将国内产能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了当地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种说法是偏颇的。原因在于，中国部分生产技术虽然不是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但遵守全球中高端水平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标准，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客观效果上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减排。

中国投资与东道国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选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重点投资国家（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国家”），[2] 并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量与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相关度分析。[3] 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与该国排放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除以该国GDP，即剔除东道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后，2018年中国的投资流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2，投资存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37，为显著负相关。中国的直接投资量越大，“一带一路”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越少。

表2 2018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量与东道国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度

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Dealogic，国际能源署。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煤炭业投资的减排效果

习近平主席在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中提到，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目前中国煤电项目存量较大，需要客观看待现有投资存量、在建和扩建煤电项目与东道国碳排放的关系。

煤电曾经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行业。煤炭行业投资量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为9.3%，煤炭基建量占“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总量的比重为14.3%。如果加上煤电设备出口和服务提供，煤炭项目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更高一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炭投资和煤电项目，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

第一，假设东道国的发电量和用电需求是确定的，那么中国的煤电项目客观上具有减排效果。中国煤电厂的煤利用效率显著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发电量所需煤的数量更少，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以2015年国家能源集团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爪哇电厂的投资为例，该项目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规模燃煤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1050MW。以一年5000发电小时计算，该电厂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印尼当年总排放量的1.5%。该项目占印尼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2%、火电总装机容量的3.7%。比较装机容量和排放量，中国煤电项目的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当地其他火电项目，也就是遵守更高的环保标准。如果印尼在这个项目上不采用中国的火电技术，而选择当地平均的技术或者其他投资者，2018年印尼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有大幅增加（约900万吨）。

第二，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投资也是有类似的结论，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

采用同样的指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是能源强度低的国家。中国化石能源利用中煤炭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发电端，火电占中国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超过50%。中国大量利用煤炭能源，但所排放二氧化碳和能源强度都比较低，原因在于中国的火电技术相对先进。将这些技术投向“一带一路”国家客观上减少了当地的排放。

总之，中国的煤电投资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选项。在不减少东道国发电量的约束条件下，如果要同时满足较高环保性和较低成本两个条件，中国的煤电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的部分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很低。同样以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为例，该项目投资的二氧化硫、粉尘、氮氢化合物的排放接近全球最高标准。无论是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还是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的各项环保排放指标都远低于印尼国家最新环保排放标准，接近全球最高标准。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能源投资和基建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和基建的比重均为50%左右，其中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2005-2021年3月，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水电投资金额约120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项目的比重超过一半。同期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替代能源项目金额约为83亿美元。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减排

中国的节能技术存在较大的对外投资潜力。特别是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具备对发达国家扩大投资的潜力。

新能源车的减排效果远大于传统燃油车。假设新能源车使用的电来自于火力发电，那么同样的行驶距离，新能源车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为燃油车排放二氧化碳数量的55%-70%。如果以每车每年行驶8000公里计算，一辆新能源车释放的二氧化碳约为0.96-1.2吨，而燃油车的排放数量约为1.68吨。

假设中国新能源车商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年销售量5万辆、30万辆、100万辆不同情境进行估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能够分别为东道国减排2.4-3.6万吨、14.4-21.6万吨、48-72万吨二氧化碳，这还没有考虑新能源车技术进步的因素。

中国的节能技术可能成为减缓发达国家投资限制的手段。目前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安全审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当地先进技术。中国节能环保技术的进步将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逆转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投资项目中的议价能力。中国的节能技术对外投资可能成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编辑  尚鸣）

历史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生，正极大地改变着原有政治体系和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应积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契机，善用新技术成果，借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与完善。

推动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效运用

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成果为落实社会主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21世纪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数级增长和生产方式的颠覆式变革。生产资料不仅是物质资料，还包括海量大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扩展为信息物理体系，产业工人转变为数字技术的操作者。这一变化挑战了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性质的界定和新技术如何更好地赋能劳动者等问题的认识。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要确保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惠及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理念的落实，推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被合理“嵌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同时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各类改革能够置于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避免制度体系滞后于现实发展，新技术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首次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把数据、科技放在与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在新技术环境下，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技术成为数字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而数字化治理需要提高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的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治理效能。通过云化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中台”，推进全国各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闭环；通过构建数据流通规范机制，整合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类政府数据，更精准地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把握经济社会运行的状态和规律。在舆论引导、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数字化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特别要意识网络数字技术对传统科层制体系的冲击。从政府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这种深刻的变化是必然的。以大数据的运用为例，当代社会治理环境更趋复杂化、治理诉求更趋多元化、治理场景更趋网络化。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例如，近年来在浙江等地的政府改革中，数字技术应用到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以及互联网交互，治理服务与办事流程已经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操作与维护的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大数据互联与云平台技术，推动了社会事务一站式办理无障碍、在线服务无缝隙、对接无误差、智能监管全链条对接无阻隔。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防控，提高溯源与分析能力。

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资源和技术，在数据、信息、平台、协作、安全五要素联动协同机制下，形成了一个囊括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的政府回应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以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为例，区块链作为一项颠覆式技术革新，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从而重塑大数据时代的治理结构，促使政府科层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公私边界和治理价值随之重构。

新技术企业协同构建“政府—科技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当前，新技术公司介入公共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欧美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腾讯与公安部刑侦局达成了全国打击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安机关同新技术公司的合作，使警务服务从处理一般的犯罪问题延展到公安的社会服务功能。

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等网络平台的优势，它们基于雄厚的技术能力，积累了强大的公共信息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一定会向政府治理结构转移。因此，政府要做好以何种形式加强合作的准备。这一重要的趋势是改变自己的管理规则和程序，组合某种新规则、新程序。通过新技术还可以有效减弱行政的隐秘权力运转，让行政规则和运行透明化。这个透明可以先向上级透明，然后过渡到向下级透明，最后过渡到向社会透明。从长时期看，建立一个巨大的社会合作网络，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体系在维护社会安全运行方面的“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和具体管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新技术企业群体介入疫情防控，利用大数据管理、科技算法、远程呈现等技术优势，在病例收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保障物资供应链良好运转、对接国际救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技术公司还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数亿人口的线上生活和社会平稳运行。互联网公司各显神通，百度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入口，科大讯飞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区市提供了智能输入终端服务，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围绕疫情物资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持续迭代上线信息化模块，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科技支撑的组织效力，广泛调动国内外运力资源；百度、美团等公司利用海量数据的实时爬取、整合和分析能力，实时对接线上用户需求；腾讯和字节跳动等技术公司，向全国超过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在线远程办公系统。

我国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公司的参与值得高度重视，经验值得总结。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技术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这次疫情防控也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也将因此而加速变革。

未来政府治理和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从政府角度看，一方面应确立协同思维，通过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配合必要的利益绑定，促进各分立的技术公司之间增强协同，对它们参与国家治理的行动进行更高效率的组织优化，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政府还应强化监管意识，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为海量公共数据的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建立防范技术巨头的“头部垄断”、保持更公平和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

积极推动科技融入乡村发展，借助数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伴随着数字科技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在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方面正在悄然发力，融入乡村发展的每个领域。数字化既改变了乡村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又推动了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完善。

第一，数字平台助力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庄严的政治承诺和重大历史任务，数字科技在实现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科技企业成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助手”，在农村脱贫事业中发挥了连接器、工具箱和生态共建者的重要角色。腾讯“为村”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智慧乡村工作平台，凭借平台能力、工具赋能与信息链接，致力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有效实现了城乡资源的互联互通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贫困乡村既有效获取外部资源，又增强了自身“造血”能力。美团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助力贫困地区中小微商户进行数字化改造，使全国52个未摘帽的贫困县全部实现线上化；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构建的供应链平台网络则为乡村物流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二，数字经济有力推动农村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信息化时代，得数字化者得先机。当前数字科技不仅成为城市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正在加速向农村地区广泛渗透，为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和产业振兴提供了良好契机。《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3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0%，2020年有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伴随着“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的破土而出，消费互联网不断向产业互联网延伸拓展，智慧农业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将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激励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字应用引领乡村基层治理变革。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发展创新。伴随着数字科技进入乡村，数字治理正在广大农村地区扎实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目前我国行政村“雪亮工程”覆盖率已达到66.7%，为乡村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智治”正在创新完善建立法治、德治、自治基础上的乡村治理体系。许多地区借助信息服务云平台、物联网等先进数字科技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数据公开与共享，着力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既实现了干群之间的高效透明沟通，又有利于推动实现民主治理和开放式治理。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在数字科技赋能下，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积累了重要经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新发展阶段利用数字科技力量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改进和创新乡村基层治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加快新基建进程，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成熟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础，前几年农村电子商务的加速发展主要依靠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拓展和支撑，但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的数字基础依然薄弱，农业数字经济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应加快乡村新基建进程，为数字科技加速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打好基础，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补齐乡村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农村产业、服务、治理、文化等进行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数字应用系统布局，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继续向农村地区输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快普及。

二是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发展能力。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应继续发挥好数字平台在农村工作和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借助数字科技赋能，既要帮助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在脱贫后的过渡期返贫现象发生，又要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推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要针对原有深度贫困地区和重点扶贫区域，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加大数字化扶持力度，充分普及数字化手段，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促进乡村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借助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促进了农村区域产业化进程。未来如何加快弥合城乡发展的数字鸿沟，推动农村地区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难点。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南北方地区乡村电子商务差距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百强县数字化产品呈现出发展周期短、产品特色明显、后发优势明显等特征。未来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有效推动乡村区域经济更加均衡协调发展。

（编辑 尚鸣）

在对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的当下，欧盟却在遭遇能源供给体系脆弱性的反噬，寻求能源独立路径已成为欧盟诸国的“第一议题”。从2022年5月18日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到9月13日通过的欧盟可再生能源法案，再到美国近期就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3690亿美元的拨款，对清洁能源不断“追加”投资，预示着新一轮能源科技竞赛的“白热化”，对各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发起挑战。天然气较高的对外依存度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能否跨越对天然气的路径依赖，实现从以煤为主到新能源接棒，是我国实现能源革命的关键。

“双碳”目标下天然气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在能源和电力系统安全上，由于欧美环境要求高，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然气供给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形成了以较为清洁和灵活的天然气为调节电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局面。天然气发电的杠杆作用，对于欧美特别是欧盟区域内的新能源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此次乌克兰危机对欧盟的能源供给造成极大冲击，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欧洲各国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包括加快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和重启部分煤电项目。欧盟委员会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提出将欧盟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总体目标从40%上调至45%，到2030年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600GW，争取在2027年前实现能源独立。9月13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法案。同时，欧盟正在筹集近3000亿欧元，将95%用于加快和扩大清洁能源转型，其中可再生能源投资860亿欧元，氢能投资270亿欧元，电网投资290亿欧元，节能和热泵领域投资560亿欧元；天然气与LNG投资100亿欧元，石油投资在15亿至20亿欧元之间。为抢占科技制高点，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欧盟也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建设。欧盟如果能顺利渡过近2-3年的“困难期”，将大幅减少对于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全面转向以电能为主的终端用能结构，最终实现能源独立。

美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上加大了投资力度。8月16日，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正式生效，立法拨款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重点覆盖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关键矿物等清洁能源制造业，旨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

能源安全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我国油气资源禀赋不佳，且未来增产增储的潜力不大，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5%，这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2021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突破6.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达到2053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8.2%；天然气表观消费量37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7%（其中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化工消费量占比分别为38%、33%、19%、11%）。我国LNG进口量大幅提升至7763万吨（约1084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进口总量的65%），并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其中2021年从美国进口的LNG约为2020年的3倍左右。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要通过逐步推动交通领域电气化减少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降低对于进口油气的依赖。

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气电装机约1085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4.56%，利用小时数约2814小时，发电量约3055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68%。鉴于目前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且气电发展规模占比不高，我国的能源安全应该建立在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的基础上。盲目扩大天然气发电的应用规模，将加剧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目前，我国先进高参数煤电机组经过灵活性改造之后，调峰深度可达90%，基本与单循环天然气调峰电站相当。同时，相同容量的煤电、气电机组，煤电的度电成本更低。碳中和场景下，灵活性煤电+CCUS有可能成为我国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基于我国天然气储量和产量来测算未来天然气发电规模，刚性需求将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超过国内供给能力的天然气消费要有预案，并且要逐步应用国内的技术和资源替代。

 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路径

我国天然气发电的战略定位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需要立足基本国情，强化能源保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未来，我国能源供给侧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深刻调整和系统转型。

从资源禀赋出发，我国必须构建和强化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煤炭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长远战略储备和压舱石的作用；石油将发挥保障国家应急能源安全的作用，并逐步实现煤炭从燃料向原料的角色转变。

天然气发电作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过程中过渡补充电源，要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为新能源发展提供辅助调节和支撑。同时，未来能源的安全和保供压力应当尽量避免把调节能力或者电力来源建立在没有气源保障的天然气发电项目上，要尽快推进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转型。

我国天然气发电发展目标与路径

天然气发电虽是提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来源，但其发展受到资源禀赋、能源安全、经济成本、碳排放等多重因素制约，未来在我国的增长空间有限。结合基本国情和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超越发达国家采取的由煤电-天然气发电-新能源发电的低碳转型发展路径，直接由煤电跨越至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引领全球能源和电力清洁发展。气电在能源转型中与新能源形成良性互补，成为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支撑性电源和调剂性电源，应因地制宜、适当有序发展。预计到2030年、2060年，我国气电装机容量将分别约为2.2亿千瓦、3亿千瓦。我国天然气发电各阶段发展路径如下：

一是尽早达峰阶段（2020年～2030年）。我国用电负荷“冬夏”双峰特征将更加突出，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持续提高，电力供需紧平衡日益加重，电力调峰难度日益加大。气电在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服务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2030年前气电发展的主要方向，调峰电源在满足清洁低碳发展转型需求的同时，与风、光、水进行多能互补，促进风、光等新能源就地消纳和远距离输送，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预计到203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2.2亿千瓦左右。

二是快速减排阶段（2030年～2050年）。该阶段是实现“双碳”目标最为关键的阶段。风、光等新能源迅猛发展，逐步构建以风、光直流并网为核心和“煤电+CCUS”为核心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积极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和局域网的建设，构建交直流混联大电网与微电网协同互济的新格局。这一阶段，天然气发电主要根据国内天然气生产供给的基础，作为快速减排阶段的调节性和支持性电源，主要用来辅助调节和支撑新能源稳定运行。预计205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左右。

三是全面中和阶段（2050年～2060年）。鉴于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在页岩气等没有取得突破的前提下，天然气主要用于保障民生。快速减排阶段建设的超过国内天然气供给能力的天然气发电装机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加强科学技术研发，构建“绿电油气”产业生态，应用生物质燃气发电、液氨发电、天然气掺氢、纯氢燃机等方式逐步替代天然气，“天然气发电+CCUS”将主要承担基础能源保障和长周期储能的作用。预计206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

我国发展天然气发电建议

在国际市场天然气、电力、油品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全球能源价格加快上涨的同时，近两年我国部分区域局部时段也出现了能源供需偏紧问题。我们要正视转型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立足国内保障供应安全，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持续稳定供应能力，更好地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一是进一步明确气电定位，做好国家与地方统筹衔接。综合考虑我国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和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需要尽快解决能源安全和技术“卡脖子”问题。建议国家层面从“双碳”发展和能源安全角度，深入研究并明确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定位、发展规模、实施路径等，逐步减少我国对于天然气的依赖，尽早实现能源独立，尽快推进能够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品种发展。各地区应结合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电力系统特点和环境保护要求等，统筹优化各类能源规划，做好地方与国家规划的衔接。从长远看，天然气电站作为基荷运行既不经济，也不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建议能源主管部门专题研究天然气电站作为纯调峰电站运行的政策机制。

二是协调保障气源，降低天然气发电成本。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理顺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提高天然气保障能力；建议仿照煤电企业和发电企业的模式，引导发电企业与天然气上游企业合作，通过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互相参股等方式，在实现燃气直供、减少中间交易环节的同时，获取稳定的天然气供应量和价格。拓展气电在环保价值和调节性能方面的正外部性收益。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地区发展需要，完善辅助服务机制，因地制宜出台“两部制”电价等政策，确保气电项目能够保本微利运行。

三是加强技术研发，探索燃（掺）氢燃机示范。建议加大对天然气发电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力度，推动发电企业与装备制造企业联合攻关和产学研深度协作，尽快突破相关核心技术，推动设备国产化和维修本地化，降低天然气发电机组单位投资成本和长期维护费用。加强以氢为燃料的发电供热燃机机组研发，打通风、光电-氢能-电热的技术路线，实现风光电能的大规模、长周期存储和利用。通过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以绿氢和绿电全面替代天然气发电，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并逐步减少我国对油气的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四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根据初步估算，2020-2030年，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北部气电装机规模比例以8:2为宜。建议充分发挥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清洁优势，综合考虑电力电量缺口和调节能力不足问题，因地制宜推动天然气发电与新能源耦合供电协同发展，不断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首先，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合新能源布局和特高压输电通道分布情况，鼓励依托 LNG 接收站、天然气干线等选址合理建设高效天然气调峰电站，提高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其次，在冷热、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的城市核心区域或工业园区，通过发展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电站，提高区域用能效率。第三，在天然气资源丰富、新能源发电较多的三北地区，开展风光气（火/水）储一体化项目的建设，优化风光出力特性，提升输电通道的利用效率和受端消纳能力。

（编辑 季节）

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中和的目标，采用碳关税、碳排放权交易等措施控制碳排放总量，引导投资向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责任，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消费大国，还是碳排放大国。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363亿吨，我国排放总量为119亿吨，占比33%。按英国石油公司（BP）的数据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389.8亿吨，我国120.4亿吨，占比为30.9%。2030年以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还会有所增加，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由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新阶段决定的。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我国煤炭、石油、电力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纷纷采取具体措施，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抓住机遇，及时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初步见到一些成效。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企业是关键。2021年我国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0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7.4%，比2020年的88%略有减少，但仍然占比很高。因此，强调能源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发展得好不好，不能只看规模扩张的速度，还要看能否向社会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产品、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社会服务。重点是看企业经营水平是否持续提高，企业资产结构是否符合绿色低碳要求，资产质量是否提高，资本实力是否增强。

在全球能源市场大变革的新形势之下，我国能源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推动能源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按照清洁、绿色、低碳、高效的要求，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能源产品。

    推动能源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究竟应当怎么办？国家能源局已有部署，具体方法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做法，每个行业、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规划。我以大型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为主要对象，就如何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转变经营理念，理顺发展思路

转变理念是解放思想、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企业经过重组改制，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有很大提高。但对标国际先进企业，从总体上看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经营方式仍然不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油气企业发展高度依赖于油价，国际油价高，企业效益好；油价低位徘徊，企业经营就比较困难，企业领导者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显得不足。国际油价对油气企业，包括上下游乃至石油天然气化工企业的经营效益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唯油价是从”“靠油价吃饭”。关注油价变化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市场发展的趋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市场变化，争取企业经营的主动权。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已达到72%和43%。国际油价相对低一些，对国家大局是有利的，国家大型石油企业要千方百计稳定全球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控制油价，以便我国获得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的机会。国际大型油气公司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以适应国际油气市场的变化。我国油气企业要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摈弃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加速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夯实企业基础工作，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重视油气资源开发，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能源企业特别是油气企业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任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欧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都以油气资源为“武器”，突显出油气资源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由于美欧限制俄罗斯油气出口，导致欧洲出现能源短缺，推高国际油价，引发金融通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世界正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艰难，油气行业上游投资大幅收缩，2021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下降到3680亿美元，只有最高年份的一半，新产能建设脱节，未来国际市场油气资源供应存在诸多风险。

事实说明，“资源为王”的时代还远未过去，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资源。我们强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盲目退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与光、风、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是互补互生、互相支撑的关系。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绿色、低碳、可再生，未来一定会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最近十年来，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发展很快，由于一些关键技术还有待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加快完善，近10年乃至20年内，新能源还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2021年我国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为17.29%，其中光、风、生物质为7.18%，水电7.77%，核电2.34%。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规划到2060年，以光、风、生物质为主的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总消费量中占比要达到70%-80%，清洁能源要在当前的基础上翻两番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油气企业要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牢牢端稳能源安全的饭碗，大力开发油气资源，为发展新能源创造条件。

油气企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力度，稳住年产原油2亿吨，力争有所增长，要大力增产天然气，继续做好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这篇大文章，努力拓展非常规油气领域，搞清国内资源，充分挖掘国内资源的潜力；二是要树立全球资源配置的思想，立足国内，发展海外，继续“走出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设多点、多元、多渠道油气供应基地，保障我国油气资源供应安全。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是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国际油气市场的格局，在美国的操纵之下，石油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石油企业作为我国油气资源的主要供应商，要满足消费升级对油气的需求，企业要提升内在的经营能力，把企业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服务平台，降低生产成本，为市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油气产品，让老百姓“买得到、用得起”。

降本增效不仅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高水平治理的重要任务，能不能降本增效，也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我国企业降本增效的潜力非常大，根据《财富》世界500强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45家公司入围，其中大陆（含香港）136家，台湾地区9家。按规模排序，中国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分别排第三、四、五名；按利润排序，沙特阿美以1054亿美元高居榜首，埃克森、雪佛龙、壳牌等国际大公司都位于我们前列。大陆136家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809.8亿美元）、平均总资产（3580亿美元）、平均净资产（431.8亿美元），都超过了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公司的平均水平差距比较大，美国有124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平均利润100.5亿美元，而我们平均只有41亿美元，相差了将近2.5倍。我们需要从上游到下游全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入手，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管理和技术是实现降本增效的两个基本方面。技术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掌握新技术，进行精细管理，将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降本增效就会见到实效。在新形势下，要强调技术的作用，一支不掌握新技术的队伍打不了胜仗，技术不更新换代，企业生产经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准噶尔盆地南缘高探1井打出40年来第一口日产千立方米以上的高产油井，推动准噶尔盆地勘探获得重大突破。这又一次说明，扭住技术突破这个中心环节，将管理实心化，企业生产经营就能够更上一层楼。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紧密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根据市场变化，优化产业结构。过去几十年里，在高油价、高利润的驱动下，油气产业一度投资过快过猛，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新产品、新产业开发滞后，区域发展也不平衡。面对国际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石油企业首先要通过“三去一补”优化产业结构，要按绿色低碳的原则，剥离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产，引导增量资产，升级传统产业，开发新型产业，把发展传统能源产业与开拓新能源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要调整产业布局，现有产业布局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通过调查研究逐步予以调整，该停的要停，该转的及时转，改变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企业与市场的发展不协调，势必提高企业综合成本，增加无效供应。三是要优化投资方向。投资方向决定投资效益，选择投资项目，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加强投资风险管理。资源型企业当然要重视资源开发，从单纯资源导向型投资转型到资源、技术综合导向型投资的方向上来，从单纯依赖资源开发的传统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现有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的作用，进行效率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深化企业改革，增强经营活力

要用新体制、新机制调动企业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特别重视企业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决策制度、管理制度、监管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的基本制度，也是改革的难点。企业只有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道理，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有能力、有作为、敢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青年干部，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学习，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转到市场经济思维模式，从规模建设型转到质量效益型，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市场新秩序，转变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带领群众一起探索企业发展的新路。

改善创新环境，加大创新力度

现代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创新能力决定一个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基础地位，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改革的本质意义就是推动创新，用创新的方法摆脱旧的束缚，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增量问题。石油企业近几年涌现出一批创新的优秀成果，创新的形势很好，但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比，技术创新还是滞后于油气行业发展的要求，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大型国有油气企业要利用好现有条件，发挥科技攻关主力军的优势，组织研究传统化石能源绿色开发技术体系，减少和消除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加强赋能技术研究，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建设智能、智慧油气田。对重大技术课题，要加强跨界合作研究，联合新能源开发技术公司，合作研发节能、储能、氢能、碳捕捉、碳利用技术，助推建设绿色零碳园区和分布式能源供应基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多做贡献。

石油企业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创新资源非常丰富，创新的领域也很广阔，关键是要改善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机制，增强员工创新动力，在关键环节以及关键技术问题上加大创新投入。据国际机构统计，201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总费用不及美国的一半，研发总投入排名前列的2500个企业中，进入前50名的中国企业仅华为一家公司。企业内部缺乏鼓励创新的氛围，不少人才埋没在旧机制里面。企业要把生产发展过程中技术上的难点热点问题，当作科技研发的重点，分层次分类别组织攻关，整合应用技术，强化核心技术，研发前沿技术，培育自己的“独门绝技”。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告诉我们，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前沿技术是无法引进的，唯有立足自主创新、持续创新，才能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设计一种新制度，创造一种新环境，让创新者得到鼓励，使懒惰者受到鞭策，激发人人勇于创新，形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石油企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率先对外开放，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扩大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国际市场大变局，油气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几十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当前，油气市场扩大开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开放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上游市场。既要充分发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大型油企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要放宽准入条件，允许民营企业和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油气行业，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速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准入门槛。要根据市场变化，研究新的合同框架，设计新的商务模型；完善各类税费制度，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把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搞得更活。三是认真贯彻“走出去”的方针。鉴于我国油气资源有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我国石油企业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开展油气合作。要优化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投资抗风险能力，提高合作项目管理水平，与投资项目所在国共商共建共享，以项目建设为基础，建立利益共同体，建设油气安全保障供应体系。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品牌价值

企业的品牌价值不单单是靠时间沉淀得到的，而是通过不断技术创新，用高质量的业绩，适应新环境变化，经过市场的洗礼而生存发展起来的。企业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

绿色低碳是现代企业的新品牌，这种品牌只能是在新技术引导下，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在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产生的。石油企业要用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好口碑，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石油企业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历代石油前辈们艰苦创业，为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注入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要将我们倡导的先进价值观落实到企业各级干部的行动中，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构建起一整套能够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系，用文化的力量促进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

（编辑 季节）

近年来，西方不只是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在精准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不一而足，弄得国人眼花缭乱，生怕掉进各种陷阱去。

近来，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引发的辩论为代表，与前些年流行的“中国恐惧症”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峰值论”。直接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讲话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进程”，唱衰中国防疫模式，炮制中国“创新陷阱”和经济发展“失速论”“失势论”。

陷阱论背后的陷阱

在各种“陷阱论”当中，前些年流行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看似最不负面，其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体和最大强权国家，但又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当代全球化而言，同样存在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的问题。2017年1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实则和各种“陷阱论”一样，本身就是陷阱。

其一，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此说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欧亚集团2018年的风险预测也顺水推舟，将中国填补特朗普“退群”留下的权力真空当作排名第一的风险。

其二，“陷阱论”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逻辑陷阱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不像一个国家内部，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护社会秩序；国际社会只能由霸权国家出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维护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行为，而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这就陷入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它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的话就充满了豪情。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国，更是张冠李戴。中国自古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近代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世界上最独立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那些依附于美西方体系的拉美国家境况所远不能类比的。

这些“陷阱论”往往只是在一些国家的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必然规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适应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就一直有争议，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也是前后不一。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学说时，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话语权。然而，如果这些“陷阱论”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了。因为“哈佛教授”才能吸引中国人眼球。中国教育存在两大缺陷——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课，使得我们无法进行说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种陷阱说背后的陷阱。有些中国学者把美国的“软实力”概念拿来就用，不明白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而美西方就是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最近以“锐实力”来回敬。

中国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文明体系、工业与国防体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体系都是独立而完整的，连续性、包容性最强，哪来这么多陷阱！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陷阱论”，大可置之不理，中国有些学者若一当真，就会掉进其陷阱的陷阱中。这说明，我们中间不少人所说的“四个自信”仍然还停留在口号上，在话语权上并没有自信；宁可花高价传播美国的“陷阱论”，而不去很好研究或传播中国学者的本土理论。

陷阱论背后的双重逻辑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这些“陷阱论”的潜在逻辑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致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

各种“陷阱论”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为什么“陷阱论”不断？面对中国的“四特”，西方的经验、知识、观念都不够用了。

特长历史：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迄今还没有解体。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却唯独没有中国。而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仍焕发勃勃生机，不可思议。

特大规模：“在比利时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洲。”欧洲人喜欢引用比利时前首相的话自嘲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的人口数量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达12亿，网民数量达8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美欧人口的总和！

特世俗社会：使用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非字母文字，继往圣之绝学，是西方所无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世俗国家的崛起。让西方纳闷的是：中国不信教为何不垮？中国强大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美西方原来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中把中国皈依成同类，没想到中国有了“四个自信”！根源在中国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诸神并存：儒、道、释。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为佛学、禅宗，又把基督教中国化，让西方演变中国的接触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国工业化没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改革开放32年后就从农业大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化国家，速度和规模均创造人类工业化奇迹。今天，中国人均GDP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而GDP大体上已是美国的70%，史无前例。同时，中国未富先老，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历史最大版图，不是重复国强必霸历史，而是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和平合作，共同复兴。

当然，很难说西方学者是恶意拿这些陷阱来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知识不够，世界对中国的悖论导致各种“陷阱论”；另一方面，西方看不清中国，中国说不清楚自己。

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陷阱论”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跟风，成为普世真理。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就是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论”中不自觉提升了美国话语权。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准备不足，或者一直兢兢业业务实，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容易为各种“陷阱论”动心。

如果我们的学界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

西方看中国，往往是从需要、期待出发，将中国纳入其轨道，引导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看自己，往往不自觉拿西方、尤其是以美国来参照，认定伟大复兴就是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一句话，西方用他们的眼镜看中国，中国用西方的眼镜看自己，这是“陷阱论”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就不会为“陷阱论”埋单。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

告别中式赶超陷阱

告别西式陷阱，也要告别中式陷阱。

党的十八大后，胡鞍钢教授关于“全面超越美国”论曾经一时成众矢之的。“超越美国论”反映了近代压抑百年屈辱的中国赶超志向，却遭来一些网民嘲笑甚至口诛笔伐，甚至指称他提出的超美论要为美发起对华贸易战买单，说超美论暴露了意图，暴露了实力，撞在了“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枪口上！美国近些年相对于所有大国，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唯独相对于中国在缩小。于是，唱衰者博得了爱国、理性的名声; 唱盛者随时要为问题负责: 就你忽悠的！

这也引发一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未来世界的竞争力逻辑，究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还是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亦或所谓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进化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我们进入逻辑不确定性时代？我们进入没有彼岸的时代，中国崛起某种程度进入无人区？这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还是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1.工业社会逻辑：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如何？我们有估计不足的地方，高端制造很多层面让我们很难看；但我们也有低估的地方，比如：中国在基建方面体现了国力和美国统计的问题。2016年，中国消耗水泥20多亿吨，美国不到1亿吨；中国消耗钢铁10亿吨，美国几千万吨；中国城镇竣工房屋面积422375.65万平方米，再加上乡村房屋竣工面积，竣工总面积大约近100亿平方米，美国竣工房屋面积1.88亿平方米；中国铁路公路等新建分别是上万公里、十几万公里，中国桥梁一年新建几万座，而美国基本是0！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建筑业GDP被统计为8000亿美元，而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只有7500亿美元。再比如我们看看发电量，目前中国的发电量已经比美国多50%以上，大约是欧盟的两倍，多于除了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的总和，或者是整个南北美洲，这难道不是综合国力第一的证据？如果细分的话，中国的工业用电大约要占四分之三，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了，而且中国的工业用电已经相当于全部OECD国家的总和，这才是一个全球制造中心的最有力证明。

2.后工业社会逻辑：关于综合国力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效率。这表明我国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同时表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较完善，没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我们工业的效率较低，人均能耗比超出美国很多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国家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高科技引导世界潮流的改变，这是根本差距，我们不能拿传统的产业来比较，没有可比性。

通过对“中式超越陷阱”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观上。我们应以天下观天下，不以他(美国)喜，不以己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世界观，提示我们要从人类整体性看世界，不再纠缠于哪个国家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人类共有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谈论中国崛起，而是“一带一路”。这就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超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认知论上。应超越而非简单驳斥“中式”“西式”陷阱。近代以来，中国人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后还要解决影响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技术、能源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着眼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

——方法论上。定量分析如果不结合定性，冰冷的数据没有温度，就会违背常识、掉入陷阱。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仍然是我们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文化影响，推崇辩证思维，主张全面、综合、协调的科学方法。

切莫掉入美国设立的舆论陷阱

 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西关系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增强，双方甚至进入“同质竞争”层次，美西方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更是从技术、制度到战略层面。中美之争，事关未来全球化规则和格局走向，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对华政策上，美国拜登政府“合作无量、冲突无胆”，只好不断打出制造舆论叙事牌，将中国塑造为“坏蛋”，以此凝聚其国内、盟友的共识，群殴中国。于是乎，新疆、香港、台湾、冬奥、人权······一轮牌打出来不见效后，又打出病毒溯源牌，最近还发起中国网络攻击的指控，盟友旋即附和之。

编造中国对美网络攻击，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犯罪之国”，胁迫其盟友与中国脱钩。不久前美国通过丹麦窃听欧洲海底光缆的丑闻言犹在耳，斯诺登事件也殷鉴不远，为何北约和西方国家会附和美国？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技高一筹，可以大摇大摆地窃听、黑客他国，“合法地”犯罪。欧洲对美国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使得窃听丑闻不了了之。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20年报告揭示，“2020年，共有位于境外的约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还特别指出三个“北约成员国（美国、荷兰和德国），分别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215万和194万台主机”。谁黑客谁，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事实上，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和亚太盟友就网络攻击大肆抹黑中国，中国驻多国和国际组织的使馆及代表，要求指控者拿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攻击的证据，他们没有一家能够堂堂正正地拿出证据，这是一场空前理屈词穷的指控。其要害在于，要中国自证清白以及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西方的舆论大环境构成了让中国越描越黑的超级陷阱。这样的舆论攻击，其实是自带话语机关的，你一旦跟着他回应，就很容易陷入越描越黑、授人以柄的漩涡之中。

虽说“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但是面对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污蔑，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世界不能无动于衷。

首先，要搞清楚美国恶人先告状，污蔑、抹黑中国的伎俩，无外乎有以下心理因素作怪：

一是不怕神灵怕魔鬼。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国际社会不怕中国，怕美国，不只是欺软怕硬，而是神鬼怕恶人。中国人和善，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国际社会宁可得罪中国，不敢得罪美国。这在共建“一带一路”上也被证实：美国威胁“要中国钱，我要你命”，屡试不爽。

二是打时间差。污蔑快，证伪慢，可以乱我节奏。数字时代有个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舆论场也有类似定律：污蔑易，正视听难（耗时）。当人们发现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萨达姆冤魂早已消逝。

三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美国的盟友和依附于美西方的其他国家，要么敢怒不敢言、爱莫能助，要么袖手旁观、无可奈何，使得恶人先告状、先得势。

其次，要争取国际舆论的中间地带。对于美国逢中必反、胁迫站队的把戏，美国的盟友也看不下去了。2021年出版的德国知名记者、作家米夏埃尔·吕德斯新作《伪圣美国：为什么我们必须走出美国的阴影》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如何通过媒体和机构操控世界舆论。作者称，欧洲媒体深陷在美国的话语霸权中，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世界强国。欧洲必须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华盛顿的阴影。

我们要推进国际舆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于变局中谋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掌握主动权，强化自主设置议题的意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在世界上讲好美国故事。“真相在穿鞋子，谎言已经绕地球跑好几圈了。”我们要给国内外打预防针，并且举一反三，揭穿美国妖魔化诡计的三十六计，让造谣者自取其辱。我们与美国叙事斗争要比高——谁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而非比烂——下三滥的造谣、污蔑、攻击。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通过推动国际立法净化世界舆论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中美斗智斗勇到斗法斗叙事，既考验中国，也历练中国。中美叙事之争，也要把握正反合的逻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编辑  季节）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资管新规的出台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顺利结束，市场保本理财产品已经实现清零，银行理财行业进入了全面净值化的新阶段,全市场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

银行理财行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年多的转型整改，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水平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运作的规范性、专业性不断增强，在我国金融体系和资管行业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突显。以“破刚兑、净值化”为核心，推动银行理财回归资管本源为首要目标的资管新规，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银行理财市场发展有序推进，主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301家银行机构和21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3.63万只，存续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分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理财公司存续产品10483只，存续规模17.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72%，占全市场的比例达59.28%。从存续规模来看，理财公司为重要机构类型，理财市场已呈现出以理财公司为主、银行机构为辅的格局。银行理财公司和外资控股公司陆续成立，为银行理财市场注入新生力量。各个理财公司打造特色产品体系，市场格局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演进。

二是业务转型稳步推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理财业务规范化转型效果明显，存量资产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保本型产品持续压降。截至2021年年底，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基本完成银行理财业务转型整改任务。

三是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投资收益保持稳定。理财新规发布以来，理财产品的起售金额大幅下降，投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理财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2021年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增长3967.42万个，截至2021年年底为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

在投资者队伍继续壮大的同时，经过三年多的转型升级，银行理财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产品端，银行理财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理财产品供给方，向为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理财方案的服务供应商逐步升级转变；在投资端，银行理财一方面传承了母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另一方面，也结合银行理财业务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了自身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同时，银行理财也持续发挥自身在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保持了产品投资收益的整体稳健，积极发挥了为广大投资者保值增值的作用。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面临的挑战

资管新规实施三年以来，理财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运行，存量老产品基本已被处置完毕，资管业务实现了向新产品的平稳过渡。从2022年开始，银行理财将由各银行理财子公司主导，银行理财行业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仍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

体制文化难以适应行业竞争，人才激励大幅落后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管理风格、处理问题效率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商业银行特点。而银行理财的本质是资产管理，其竞争对手并非商业银行。若照搬商业银行传统模式，在竞争异常激烈的资管行业当中无法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如何在充分吸收和传承母行优秀基因的基础上，适应新的业务发展特点，向高效灵活的市场体制为核心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将是理财子公司“破局”的关键。

首先是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机制。人才问题是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目前，除个别理财公司以市场化招聘人员为主，大部分理财公司的主要人员均来自原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板块。这部分人员虽然具备完备的银行传统理财业务素养和经验，但在产品的净值化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与此同时，随着理财子公司治理框架完善，业务类型的拓展和管理规模增长，理财公司对成熟人才的需求快速上升。但仅通过理财公司自身内部培养并不能在短期内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员需求。因此，以市场化方式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是短期内各理财公司弥补人才缺口、提升团队投研能力更直接、有效的途径。现阶段，如何吸引和稳定人才是理财子公司更加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理财子公司薪酬水平与社会同业差异较大。

其次是理财子公司与母行之间的统筹协同。理财子公司成立前，各业务条线同属行内管理体系，理财业务与行内其他各业务条线的协同联动比较顺畅，具有表内外互动协同的优势。理财子公司成立后，理财子公司与母行成为两个经营主体，理财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属不同的会计主体和利润中心，两者在业务划分、资金支持、利益分配等方面可能产生潜在的分歧与冲突。此外，目前理财子公司的薪酬体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母行整体薪酬水平的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因此，如何在确保有效隔离风险的基础上，依托母行资源优势，实现理财业务与银行其他业务板块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共赢，构建相互赋能的新型表内外合作模式，同时做好母行文化、体制机制与理财子公司市场化发展需要之间的统筹与平衡，是当前理财子公司乃至其母行都需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净值化转型步入“深水区”，业务模式升级仍在路上

资管新规的核心要求是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对于银行理财来说，这意味着产品供给端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即将步入“深水区”，银行理财业务模式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也将更加严峻。

一是客户对净值产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目前，个人投资者仍是理财市场的主力。截至2021年年底，持有理财产品投资者数量[1] 达到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其中个人投资者为8067.23万人，较年初增加3919.13万人，占比高达99.23%；机构投资者62.67万个，较年初增加48.29万个，占比0.77%。个人投资者风险偏好集中在稳健型和平衡型，合计占比约65%。整体投资风格偏保守。长期以来，银行理财客户大多偏好低波动、低回撤、追求绝对收益和长期稳健回报，甚至部分投资者将对银行存款的认知转嫁于银行理财，默认商业银行会按照预期收益率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但是由于资管新规要求，刚兑被打破，产品全面净值化，客户对于难以确定收益甚至是保本均无法保证的产品类型，是否愿意接受，现仍是大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国内股市与债市均出现一定程度调整，导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产生较大波动。据中国理财网显示，3万余只存续理财产品中，累计净值低于1的产品占比超过5%。这是自2019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改造后首次大面积打破刚兑，也引发了较大幅度的客户投诉与媒体关注，导致各家理财公司面临阶段性经营压力。

二是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净值化转型背景下，传统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最大卖点已经不复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的相对优势也逐步弱化。未来如何与同业展开差异化竞争，是银行理财面临的另一突出挑战。这要求银行理财产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强化主动创新，从产品种类上实行差异化战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在产品特点方面，一方面以特色化为主线，以促进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另一方面，将标准产品转变为针对不同客群的定制产品，从“我能给客户提供哪些产品”向“客户需要哪些产品”的观念进行转变。

三是权益、另类等方面的投资缺少积淀，投研能力整体相对薄弱。无论是未来的增长主力固收+产品，还是具有长期发展空间的权益类和混合类产品，都需要借助权益、另类投资来增强产品收益。如何在净值稳定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是各大理财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提升投研能力必不可少。此外，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注重信用研究，而权益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的情况看，截至2021年年底，银行理财配置权益类资产占比仅8.40%，绝大部分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以委外合作为主，尚未建立股票池的理财子公司占比超过七成，现阶段还未形成权益市场的自主投研体系。长期看，建立起覆盖宏观、行业等投研一体化体系，培养覆盖固收、权益、大宗商品、海外等各领域的投研团队，加强绝对收益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投研能力，将是理财子公司拓展产品多样性的必经之路。

四是风险管理体系面临重塑，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匹配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理财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银行理财涉及表内、表外部门众多，理财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重塑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同时，在同业竞争加剧、产品创新频繁的背景下，银行理财面临多市场、多类别的风险因子，风险管理工作要及时有效应对业务变化的难度较高。如何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特别是要从传统信贷管理的框架与理念，逐步转化为对标准化资产投资管理的风险控制，提高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之间的匹配性，是摆在银行理财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挑战。另外，理财子公司在建立新的风控体系的同时，能否充分挖掘母行原平台中沉淀的各类客户信息和海量数据，并联动母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风险管理体系重塑的又一大挑战。

金融科技实际应用较为有限，科技化程度仍然较低

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资管在内的各个金融领域。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数字化工作与数字化服务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影响下，大量客户转为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投资交易，使得拥有线上数字化平台能力的机构获得更多的增长机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资管机构对于金融科技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快速渗透以及商业模式的线上化，资管机构正在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建设，通过自建、并购等多种方式，围绕投研、营销、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能力正成为资管行业展开竞争的又一核心领域。

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为各项业务赋能提效成果显著。相比之下，银行理财业务中，金融科技的实际应用较为有限，业务流程仍大量依赖人力，环节繁琐，整体业务流程效率低。未来如何在投研、交易、风控、产品设计、营销等细分领域逐步加强科技应用，提高整体业务效率，将对未来银行理财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科技投入普遍不足，大部分理财公司的科技人员占比不超过10%，以外部采购系统为主；另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对母行已有科技研发能力的利用程度尚不充分。长期来看，在数字化时代，持有科技赋能、系统平台优势的机构，将更有可能获得新业务提早发展的先机。各理财子公司将加大科技人才和资源投入，科技发展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

政策建议

在我国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理财行业应对全球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银行理财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

持续构建科学有效的行业监管体系

（1）短期建议，加快出台银行理财相关配套监管细则和公平政策安排。一是统筹考虑现实约束，适度提高在政策执行层面的灵活性，支持银行理财加快转型。提高银行理财成本法估值的灵活性，允许以持有到期为目的或没有活跃交易价格的固收资产优先以摊余成本法估值；在特定资产投资规定方面，对私募200人限制、个案期存量非标资产承接等相关问题进行长效性、制度性安排；在部分监管细则方面，建议比照公募基金，进一步明确底层投资标准化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可直接认定为标准化资产，扩大银行理财有效需求；尽快明确银行理财产品在银行间市场直接开户的规则，便于去嵌套；加快出台银行理财FOF/MOM投资细则，更好发挥银行理财在宏观与资产配置方面的投研优势，明确理财产品互投规则。二是给予银行理财公平竞争的政策安排。税收政策方面，比照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理财实施公平税赋政策。净资本管理规定方面，相较券商和信托而言，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规定在杠杆使用和投资范围等方面相对更为严格，应适度拉平。给予银行理财参与养老第一、第二支柱资质，持续提高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养老金管理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银行理财产品代销机构队伍，丰富理财产品销售渠道；提高理财产品销售便捷性，适时考虑豁免对R4以上产品的销售面签等规定。

（2）进一步推动完善资管行业的统一监管框架和上位法的修订与完善。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推动相关上位法修订，从而在法规层级上实现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的提级。在遵循监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分步推进，稳妥实施。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资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则负责资管机构的微观行为监管。同时也要强化对银行理财等新兴资管业务的监管资源投入，加强监管力量。

持续培育健康成熟的行业环境与文化

（1） 打造全方位的投资者教育体系。由监管部门牵头，积极发挥各类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引导作用，联合行业自律组织和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强化投资者教育，培养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队伍。同时，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对资管新规特别是对“破刚兑”“净值化”等内容的教育和普及力度，改变投资者的“刚兑”思维，传递净值化理念。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2）建议强化理财行业“信义义务”共识与责任。根据投资者的实际情况和产品属性，进一步细化信义义务规范标准。信义义务首先应该表现为投资者利益优先。目前，我国信义义务的规范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中，《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可以直接用于资产管理业务中的相关金融机构。但总体来看，上述规范对信义义务的规定简单，内容狭窄，难以在司法实践中被用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3）积极倡导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加大培育中长期理财客户。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更好匹配客户中长期养老理财需求；进一步明确理财子公司等机构在养老金第一、第二支柱等方面的投资管理人和产品供给方资质，提高养老金管理人和养老金投资品的多元化。二是继续稳妥有序扩大资管领域特别是银行理财领域开放，引入更多国际成熟机构投资者，优化国内理财市场投资者结构，引进成熟投资理念和先进理财产品，更好服务客户需求特别是中长期理财需求。

（4）推动银行理财机构由“产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的定位升级转变，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给予银行理财公司开展理财顾问咨询业务牌照，未来买方投顾的发展将改变资管机构“产品供应商”的单一角色，有利于围绕客户需求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根据投资者客观风险承受能力、主观风险偏好、收益诉求、流动性诉求等因素来刻画投资者风险画像，运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用户行为特征，以更加准确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精准理财服务。此外，借助金融科技帮助长尾投资者获得公平便捷的投教服务，提高投教效果。

持续强化银行理财机构能力建设

（1）加快差异化、突出银行理财特色的产品创新。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以及控股公募基金等板块进行有序整合与协同，鼓励差异化发展。二是构建既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又适应我国银行理财客户特点的理财产品体系。三是进一步利用好母行的渠道、客户端优势，结合业务特色，做好客户、市场细分，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2）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投研能力。一是银行理财应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研框架，搭建涵盖宏观策略、中观行业的大类资产研究体系。二是精心打造强有力的专业投研、交易团队，加快培养具有市场影响力、客户认可度高的明星投资经理和专家型人才队伍。三是针对银行理财在权益等资产领域投资能力仍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各机构短期内可酌情采取FOF/MOM模式等委外投资模式开展相关投资，并重点做好委外投资中的管理人筛选、跟踪、评估等管理工作。

（3）进一步强化全面、独立的市场化风控体系。一是风险管理前置，在业务开展前对承担的风险形成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明确业务开展所需的风险预算。二是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风险监测、反馈、控制，不断优化完善风控手段，确保风险管理及时反映业务开展状况与环境变化。三是根据理财业务特点，以产品维度为核心，建立涵盖制度、产品、资产及运营层面等多层次的立体化风控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4）进一步夯实人才、系统、科技等业务发展基础。一是要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进专业团队建设。一方面，在内部为优秀人才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合理的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同时做好多元化人才引进，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盟。另一方面，强化存量人员的培训力度，借助定期培训学习、外派培训等方式提升存量人员业务能力。二是加快理财系统建设。持续加大科技力量投入，配备专业人员，设置专业团队，通过自建与外包相结合方式，做好理财系统建设，支持业务转型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银行理财要借鉴国外先进资产管理机构经验，加速金融科技在理财业务中的逐步应用，围绕智能获客、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等方向，加快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强化对母行科技实力的利用。

(编辑 尚鸣)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自主性和总体可控性。  

加快形成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今后可能会不断强化。在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制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对我国外贸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能放松。面对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客观上有必要对我国以往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以及企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现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起步时期，加快内生驱动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成就。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国内市场初步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这些有利的内部因素使得我国已经具备了依靠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础条件。

内生驱动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国内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方式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总体规模，使国内消费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限制，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供需不平衡问题，进而出现了部分产能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国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有足够的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这样才能使增加的收入被用于消费，形成更大的消费购买力。因此，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保障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减少居民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提高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有利于形成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国内消费需求，使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以扎实推进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工程为基本途径，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使城乡现代化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工业化又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城市化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对形成规模化的消费聚集区和产业聚集区具有带动作用。在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建设规模和速度，而应高度重视相关建设的宏观外溢效应和长远综合效益，坚决杜绝为了短期政绩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通过统筹规划、科学设计和严格论证，精心做好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程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并且扎实稳妥地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乡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城市建设的基本布局不仅要满足当时、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要求，而且要符合未来更长时期、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长远要求，在全国形成具有不同核心功能、不同产业特色的大型区域经济带和现代产业聚集区，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规模体量和现代产业的整体实力。此外，城市化建设还要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惠及城市人口，也要惠及农村人口；不仅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也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工程，全面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大力促进现代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在农村地区深入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扩大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使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成为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受益者和参与者。

第三，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使企业创新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由于我国工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科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环境和外部力量的倒逼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转向依靠提高产品品质的创新型发展方式。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成为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市场需求对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持续投入。在企业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逐渐形成以企业自身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手段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促进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带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国内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拉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

实施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

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持续不断地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和整体实力。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条件，强大的自身经济实力是抵御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的根本保障。实施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能够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对于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上，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更加平衡、稳定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以更强实力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乃至中国资金、中国基建，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在高端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得到提升。这有助于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编辑 宋斌斌）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承受较大下行压力。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同比增长2.5%。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当前，财政运行中一些隐忧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发挥财政政策支撑和兜底作用。另一方面，要兼顾改革，针对诸如财政收支矛盾、债务风险等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运行效能和可持续性。

当前财政运行主要特征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筑底回升，但总体依然较弱

2022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4981亿元，在扣除留抵退税情况下增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9.2%。分阶段看，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8.6%。受到疫情反弹和留抵退税影响，4、5月连续出现较大降幅。进入6月份以来，财政收入触底回升，首次由负转正。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为-4.1%，扣除留抵退税后，同比增速为2.6%，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但当前财政收入仅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明显慢于过去5年平均值，总体依然较弱。

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受疫情反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供应链冲击、留抵退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在扣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一些地区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大幅下滑，如吉林、天津、上海上半年同比分别下降了28.6%、17.7%和12.9%。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受影响最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城市财政收入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政府基金收入大幅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3.1%和28.8%。受房地产市场下行、资金链收紧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延续深度下跌。土地出让收入是财政“第二本账”的主要来源，并在其中占比较高，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85%。受此影响，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3384亿元，同比下降28.9%，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1227亿元，同比下降30%。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

专项债发行提速，对投资支撑作用不断显现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地方专项债发行政策密集出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及财政部的部署，2022年新增专项债要在9月底之前发行完毕。据统计，截至6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2022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万个项目，带动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专项债在扩大投资、促就业、稳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

财政支出突出重民生和稳增长双目标

今年前7个月，财政支出重点突出民生保障和稳增长领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三项民生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7%、5.5%和8.6%；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8.7%和13.1%。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支出不断发力，为保障民生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增强发展后劲提供支撑。

现阶段财政运行面临的几点隐忧

1.基层财政困境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基层财源压力不断增加。2017年至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7%、7%、3.2%、-0.9%和10.9%（2020年低基数效应），总体不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市县基层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明显。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以及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等刚性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疫情负面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财政收支矛盾，对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集中体现为财政自给率降低。2021年，全国财政自给率约为47%，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财政自给度较高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省份财政自给率均在35%以下。

2.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基层治理压力加大。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一直较高，2021年这一占比为85%，今年上半年达到88%，这客观上反映出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趋势，总体上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2016年以来，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共文化、自然资源、应急救援等领域事权及支出责任改革方案，明确了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但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尚未真正落地。对基层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抗疫、维稳、生态及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和艰巨。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无法完成的任务，导致一些地方治理失灵的问题。

3.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增大，隐性债务风险仍在。付息支出快速增长与地方债发行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也反映出债务偿还压力的快速增加。2022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5119亿元，同比增长19.8%。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提速，发行额同比增长56.9%，债务余额同比增长26%，均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从各省偿债能力看，2021年各地区财政两本账（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当年债务余额对比，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经济强省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大于当年债务余额，说明总体债务偿还能力较强。北京和西藏大体持平。其余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小于当年债务余额，其中宁夏、青海、甘肃、吉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区域仅为当年债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偿债压力更大。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偿还压力不断增加，也带来了隐性债务上升的风险。面对促稳定、保安全、谋发展等多重任务目标，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22年5月和7月，财政部两次通报了16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安徽、贵州、甘肃、黑龙江、江西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导致新的风险累积。据统计，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城投有息负债）增加6.1万亿元，余额为53.4万亿，增速仍在10%以上。

相关建议

1.发挥财政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2.5%，在疫情扰动、国际宏观政策收缩、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增速放缓局面，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托底作用，保障重大战略及重点任务实施，适度超前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上半年新增的基建项目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在支农支小、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增加投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要增加公共卫生、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发挥财政的托底作用。此外，财政政策的运用应注重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培育税源，为财政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2.加快完善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2022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了划分省以下各级事权的总体思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支出责任的承担原则和要求，为今后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当前突出的基层财政困境，下一步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省级政府的统筹和协调作用要充分发挥。对于省一级来说，除了按照《意见》要求履行相应事权和支出责任外，还应更多担负起保持区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协调发展等职能，比如基层财力均衡、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等，增强省级统筹全局的协调和应对能力。二是梳理省、市县级政府职能和事权，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加快制定省、市县级政府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明细，并动态调整，同时应考虑将市县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由省级直接履行，减少市县基层过多的执行事项，降低地方治理失灵风险。三是在清晰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形成相对固定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推进省以下财政关系立法工作，以法律或地方法规的形式将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总体框架和原则固定下来，稳定地方预期。

3.充实地方财源，提升地方财力。财源不足是导致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综合考虑税种属性、外溢性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充实地方收入。2011年，我国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2021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可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统筹考虑房地产保有及流转各环节的总体税负水平，简化优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开征规范的房地产税，收入划归各级地方政府。资源税方面，加快水资源税改革步伐，在前期10个试点省份基础上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并考虑将资源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森林、草地等。消费税领域，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烟、酒、成品油及乘用车四类产品在我国消费税收入中比重较高，可率先在这四类产品中落地实施。同时，应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消费税立法工作，做好衔接并为后续改革预留空间。

4.完善债务治理机制，防范风险累积，提升财政可持续性。2015年，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进行了约束。当前地方债快速增长，有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合理因素。对于快速增加的债务偿还压力，一方面应严格地方债审批程序和准入门槛，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支等因素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上限。为防范违约风险，应允许地方合理发债借新还旧，平滑集中偿债压力，同时借新还旧的比例应保持合理水平并逐年降低。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建立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处置、信息公开、考核问责等一系列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相对显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危害性更大。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多措并举，消减存量，遏制增量，不断完善化债长效机制。当前阶段，对于存量债务，应尽快明确剥离、置换等安排，开展分析和甄别，分类制定偿还计划。对于有一定收益和稳定现金流、具备一定市场化运作条件的项目，可以通过资产划转、债转股等方式由政府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对于没有收益或经营困难无以为继的项目，可通过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的方式转化或核销。结合正在试点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可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力度。同时深入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明确企业经营模式和转型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决策机制，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对于确无实际业务、转型困难的平台公司可尝试有序破产。通过改革，使地方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变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