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参与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规划工作。我们非常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最近的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实现人均76岁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2010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4.8岁，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估算，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6.2岁。现在的问题不是活多长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不好。如果长寿是坐轮椅的长寿，是瘫在床上的长寿，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健康长寿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一直在下降的，农村和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的情况，也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目前的基本数字已经接近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我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的主要指标未来一定会实现。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此情况下，医改应该设立怎样的目标？我们要解决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要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这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新一轮医改最重要的目标。

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到今天已经10年了。怎样评价这轮新医改？我认为可以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医改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在改革的路上。

比方说新农合。2002年开始，中央财政第一次拨款给农民报销医疗费，是按人均10元的标准。到今年这个数字全国平均起来已经接近人均700元。另外像大病统筹，住院治疗的报销额度，今年有可能达到11万元，比过去大幅度提高，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14亿人口当中，约96%已经不同程度地享有医疗保障。但还不能说中国卫生的公平问题已经解决，只能说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不可否认，我国的卫生公平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96%的国民享受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但是这中间仍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近期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职工平均医疗费每年已经达到6000元以上，上海职工接近9000元，贵州不到4000元；北京的农民可以达到1600元以上，上海的农民接近2800元，而贵州的农民只有570元。

同是中国国民，真正实现卫生公平的标志，应该是所有的基本医疗都采用一样的保障标准。基本医疗，特别是在基层，最终目标应该是免费的。这个政策一旦实施，社会办医、私人诊所、企业办医等等环节应该彻底放开，既满足绝大多数的国民基本医疗能够都享受免费，同时要向不同社会基层开放。这样的话，整个的医药卫生体系，包括医药产业，反而会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医疗的可及性这些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来自国际著名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的排名显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2017年我国的卫生可及性排在61位，2018年我们晋升到48位。相比之下，2000年中国的卫生可及性被排在144位，由此显示中国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很快，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卫生的总支出占GDP的5.6%，在国际上排名117位，我们正是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投入，得到了世界上认可的卫生可及性排名的快步提升。

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多重要因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医药卫生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医药卫生人员的特点是“经久耐用”，并且非常“低廉”，但是效果良好。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医药卫生系统的人员非常值得敬重。放眼全世界，像中国这么劳累的医务人员并不多，像中国大夫挣钱这么少的也不多。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这些年我们国家医学专业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以前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比日本还差一些，这几年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日本，但是还没有赶上美国。但我们要看到，从2001年到2019年，日本一共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而我们医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还需加大，医学研究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际医学界有几个最重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这些年中国学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学术文章发表数量增多，文章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个是心血管的治疗水平，美国最近10年来心血管——特别是冠心病的死亡率下降了38%，而我国这10年不但没有下降，还在上升，说明我们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和美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第二，根据我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去年发表的文章，目前我们癌症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40%，全国的平均数字是37%，但在日本，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0%（67.7%）。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心血管、癌症的临床治疗水平方面，还需要大幅提高。

另外，中国的大医院在世界上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我估计，目前中国的三甲医院大概有2500多家。而规模最大的医院已经拥有1万张病床，全国60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可能已经有十几家了。而美国最好的医院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在美国三个州都有医院，加起来才2700多张床，而我们仅河南一个省就有1万张床。现在我们的床位指数已经达到6.5，德国和法国是8，中国的病床床位不是说供给过剩，关键问题是往哪里放，是继续让这些大医院增加床位，还是把增加的床位放到县医院或者更下一级的基层，让老百姓就地可以医疗。难道阑尾炎这样的病，还需要到三级甲等医院去治疗吗？所以我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加强研究，特别是在宏观监管上加强治理。

在我国10 年医改中，三甲医院的发展速度很快。十年间，三甲医院的数量从1000 多家增长到2500 多家；床位从90 多万已经变成了现在的256 万。三甲医院的收入，2017 年达到17000 多亿元。而三甲医院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全国医疗费支出，三甲医院占了其中的68.2%，也就是说医疗的钱主要都花在三甲医院上面。因而卫生部现在正在重点研究分级医疗，要面向基层，这种资源整合和布局方向都是对的。

我对教育非常重视。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院原来是卫生部管，后来就划归到教育部了。现在每年大约有20多万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有资格考医生的约有十多万，而最后能考上的只有五六万。这些毕业生将来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只有一半左右的医学院毕业生才能拿到医生执照，那么浪费就太大了。我在各种场合、包括两会上都反复呼吁，医学院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论文，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杰出的医生。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未来医生的培养质量。在10年、20年以后，他们是给我们看病的主力。

医药卫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医药卫生领域给人民提供什么东西？当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机构，比如三级甲等医院。现在地方政府办高级医院的积极性很高，但是要想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就要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看病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医药卫生的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实现全民参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再办多少三级甲等医院，老百姓仍然会感觉看病贵、看病难。这需要整个社会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评价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改革？可以肯定地说，医改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距离成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另外，有人说每个人健康问题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是本人，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健康是整个民族的健康，是全体国民的健康，那么健康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应该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所管辖的人民负有重要的责任，要确保健康中国的指标能够完成。在老百姓能否公平、可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应该尽职尽责。

2020年是我们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我曾经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人口与健康委员会”，现在这个机构被称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但是现在的医保问题归医保局，医药归市场经济监管局。习主席曾经强调要实现“三医联动”，我当时提出建议，医保、医药、医疗要实行联动，就应该建立统筹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对此负有责任，最好是一起管理。

另外，就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应该争取尽早通过相关法律。医疗战线的工作者都希望，所有中国人在基本医疗问题上都能得到普遍的、公平的医疗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同样水准的医疗保障。医保卡最好能够像身份证一样，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张“一卡通”。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开始设计全民免费基本医疗的方案和实施办法，现在就着手开展这个工作。

作为医药卫生战线的一个老兵，我对健康中国和国民健康充满信心。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科研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这些年的安定团结，党的坚强领导和老百姓十足的干劲，使我国有基础和条件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借助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把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好。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解决人口和健康问题。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习惯于把美国或西方的现行制度当作“理想模式”，以此衡量中国各方面体制的不足，甚至把“全盘西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需要检讨的。

首先，美国和西方，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是否与它们所宣传的这套制度相一致？它们做的和说的是否一致？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以西方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为模本的全盘西化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怎样产生的？工业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到底与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是什么关系？如果西方现存制度和工业化之间并没有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系，那么西方这套理论从根子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深刻审视，考察人类历史的趋势，人类的未来之路到底在哪里？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能够终结人类历史吗？如果不是，那么全盘西化就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认识，它更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错误指引，甚至可能把人类引向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西方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500年来，西方在传播文明的光环下对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史不是可以轻易抹掉的。

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之问；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之问；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之问。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新现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西方理论提出的质疑

中国的主流学者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但是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人一度宣称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认为这是生产力不发达和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参考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部分，但并没有全盘照搬，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生产力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前沿，追赶的步伐日益加快。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来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竞争优势的国家。

同时要看到，中国学界受自由派学者的误导，严重歪曲了向西方学习的内涵。他们不研究西方经济体系的实质，不研究那些形成西方经济结构的基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不研究西方经济的现实运行及其发展轨迹，仅凭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经院派理论，就在一些领域力推连西方都没有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这给中国经济一些领域的改革进行误导，产生了很大麻烦。例如在房地产、医疗、教育以及环境、资源、食品等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或基本生活条件的领域，由于向“完全”市场化转型，致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中国发展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经验颠覆、或至少质疑了西方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引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仍然被国内外很多学者看不顺眼。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主流学者的教条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

这一现状反映出国内思想界长期的混乱。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突出表现，也使西方学者一时无所适从。

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认识美国经济的

美国的经济现实，和美国的媒体所宣传、并被中国某些学者奉为圭皋的制度特征，两者一致吗？美国人做的和说的相一致吗？

198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堪称自由资本主义纲领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实际上，关于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汉森、加尔布雷斯和萨缪尔森就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指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种100%的市场经济。”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及经济运行的特征都表明，美国经济的实质是社会资本主义，虽然美国所有学者都不愿意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用“现代资本主义”来定义。

2019年去世的安德鲁·马歇尔曾担任六任美国总统的高参。他在2018年6月发表的《以苏联为例：评估计划经济与集权政体的可持续力》一文中指出：“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经济制度至少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像此后那样坚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上世纪30年代的记忆尤为深刻，特别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过去创造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美国人一边在做着社会主义的事，一边又极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彻底污名化，声称自己的经济制度是绝对自由主义的。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文化的强烈的双重性、虚伪性。这种双重性源于其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根源。

社会主义在欧洲是名正言顺的主流价值观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在《论不平等》一书中抨击了私有财产权。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论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假设是荒谬的。他说：“法律总是于有产者有用，于无产者有害，由此，只有人人都有而谁也不多有时，社会状态于人类才是有利的。”他指出“社会秩序乃是构成所有其他权利之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为了实现一个良序社会，必须使“正义取代本能，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与此前所没有的道德含义。”也就是说，是良序社会的要求而非个人的欲求，才是各种经济政治权力的基础。卢梭就此建立了集体主义或称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可以说，以卢梭为代表，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只有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自由民主等价值。因此，卢梭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父”。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与合法化。

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它以赤裸裸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主义而著名。自由主义的这种二元性，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左右摇摆的基本来源。当自由主义向左摆时，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就占上风，由此推动了持续近百年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当自由主义向右摆时，强盗资本主义就会复苏，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延续至今。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存在有相当显著的美国特色，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五次大革命中，只有美国革命是纯粹自由主义的，它根本就不是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掺杂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成分，下层民众被资产阶级动员参与革命，但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

20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俄国革命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量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已深深扎下了根，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想。

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

极端利己主义偏见、种族偏见、新教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主义偏见，这些偏见是美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1980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的里根总统尽管其新自由主义调门很高，但只是进行了一些小改小革，主要是减税政策；在金融监管方面主要是放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小布什总统则在里根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这就大大增加了贫富差距。

从1978年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到2018年的40年中，美国的GDP增长不到两倍，标准普尔指数增长不到6倍，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却增长了10倍多，而工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2%。大公司的成长远高于整体经济成长，大公司的投资者获利将近6倍。这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被泡沫化、空心化；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他们的职工。这同时也说明，美国的CEO们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下，美国产生了两类影响深远的贫富分化：一是大资本集团和中小企业的分化；二是经济掌权者和经济无权者的分化，经济权力更为集中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基金的数据，美国CEO与工人的收入比值，1956年约20倍，1978年上升到约30倍，而从1978-2000年的22年间，比值上升到368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比值有所下降，现在仍达到278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挽救经济危机，实际上挽救的是富人，而穷人什么也没得到。

                表1： 美国历史不同阶段GDP增长率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统计局数据分析

表1是对美国不同历史阶段GDP年复合增长率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1934-1941年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GDP 增长的最快时期。

1948-1980年为新政延续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为3.7%。1980-2018年是新自由主义统治时期，总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7%，比新政延续期低1个百分点。其间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绩，而共和党总统在位时则要差的多。

表1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经济成长率负相关。新政时期贫富差距低而成长率高，新自由主义时期则正好相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比较，优劣立见。第二，站在富人资本家一边的共和党不是经济能手，相反倾向于大政府、严监管、高补贴、高税收的民主党才是真正的经济能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不断提出这样的结论，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不断指出这样的事实。但在美国，上层精英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

伯尼·桑德斯在其所著《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利用媒体的覆盖面和宣传数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的’范围，什么是‘可能的’范围。”

这真是一针见血。桑德斯告诉我们，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过是统治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已。美国内部也对所谓西方制度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争论不休，共和党主张弱肉强食的富人自由主义，民主党则主张政府对经济强干预和高税收的穷人自由主义，两派已经势不两立。

永远不要忘掉这句话：学术的背后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美国政府的各种经济监管机构中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凯恩斯学派的；而大公司雇用或赞助的经济学家主要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

公平发展：社会主义新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美国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各国学术界为此讨论了100多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诉求，只要满足这些诉求，社会主义就是存在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中系统地列出了社会主义诉求和自由资本主义诉求的分界线。而美国政治学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其标志是群众运动、夺取政权、剥夺私产、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政治学界的这种认识成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主要表述，并在媒体和民众中固型化。

社会主义思想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要求是有安全而稳定的环境，能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一个政体如果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得到这些要求，这种政治就是良政。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实现这种良政，或有没有实现这种良政的趋势和前景。

有一派意见认为，人应该遵从物竞天择的规律，“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意味着生存竞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失败者只能说明自身的低劣、理应被淘汰。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主张之上的。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皆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与合作。不同的人，其财富、知识和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们应该致力于消弭部分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人的待遇；不同的人种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间应该平等，不应该自相残杀。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社会主义。

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性本体，前者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约束部分，后者则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放纵部分。而民族主义正如汤因比所说，来源于原始时代人的生活实践，在内部有所约束，在外部扩张放纵。在现代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崇尚某种单一价值观的。关键是有没有绝对化？有没有虚伪成分？人类的未来更依赖于哪种倾向？

一个公平的经济获得和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所有人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就是所谓“人道”、“人性”、“人本”的基本内容。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类诉求的明确提出至少有2000年了——孔子孟子的主张，世界三大宗教的主张，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社会诉求。在人类历史上这些诉求却始终难以达到，相反，工业革命使更多的人陷入了贫困。

20世纪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形成了三类模式：一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二是欧洲模式；三是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模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被证明不成功，而欧美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即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同时也引入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要素，并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包括私有产权要素。之所以引入了部分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

         表2：中国不同阶段GDP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表2是新中国70年四个发展阶段的GDP复合增长率。其中前9年的增长率特别抢眼，内含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美国的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弱小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底盘上，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大跃进、三年困难及调整恢复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既有对经济造成破坏，也有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基本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底盘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

第一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可以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经济造成破坏的因素，是极端片面的教条盛行，但是它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只是由于西方经营和理论的引入，那是对中国领导人智力的侮辱，是对他们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侮辱，是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无知。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所有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都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因素。官方的表述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它区别于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程序正义即“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是对第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限定。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剥削”，如何定义“两极分化”。

“剥削”是个古老的概念，马克思第一次将剥削与剩余价值挂起钩来，赋予了“剥削”以科学的含义。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都是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基本是从事重复性劳动。那时还没有“创新型企业”、“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在计算劳动的回报之后，剩下的也只是资本的回报，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实在而明显的。但在当今时代，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创新型企业家的回报，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去规范。

合理的贫富差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其合理性在于人的体力和智力是有差别的。不问贡献、一味要求拉平收入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的“劳”不仅指体力劳动，也应该体现智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所以在给定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什么是两极分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两极分化。中国在目前阶段由于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因素，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毋庸讳言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的腐败，以及偷税漏税等。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矿业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领域，其中也包括演艺界。所以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制度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结果正义。我们可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公平与平等、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核心价值观，但这个概念的涵义容易模糊，许多人用“平均”来定义“平等”。公平则是指公正的平等，即承认能力差别带来结果差别的合理的平等，这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定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可以理解为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路去发展生产力，同时用政策、法律、制度来匡正这种发展，使发展符合公正原则，最终实现公平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横行了40年，美国中下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公共产品提供也几乎没有增长。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很难解决。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给中下阶层带来沉重打击，他们在选举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选择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并不是资本家和华尔街的错，而是因为中国和移民的低工资竞争抢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特朗普把国内中下阶层的愤怒引向国外，在美国政客看来，这是调和美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而一旦对外霸凌政策失败，国内必然陷入混乱。

截止2019年2月底，在六名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有五位有社会主义倾向。他们的竞选主张主要是实行全民医保、免除大学学费和向富人征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提名战中败给了希拉里，评论认为，如果不是民主党上层动用党的工具进行干预，桑德斯将获得民主党提名，并可能在与特朗普的对决中胜出而成为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 连美国之音和福克斯这样的极右媒体都在公开谈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说明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说明美国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可宣判死刑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一文中指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个问题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实验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几十年的停滞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必须被宣判死刑。”他将未来的方向称为“进步资本主义”。他主张：

第一，重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政府有责任通过环境、卫生、职业安全和其他类型的监管来限制和塑造市场，有责任积极投资于基础研究、技术、教育和卫生等市场不会做的事情。第二，承认“国家财富”来自科学探索，市场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仍起关键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国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第三，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集中力问题。政府要发挥比新自由主义更积极的作用，否则由于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糟。第四，断绝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必须从减少货币对政治的影响和减少财富不平等开始。

概括起来说，斯蒂格里茨的主张就是通过市场来发展生产力，通过政府来消灭两极分化，通过完善法律来消除权贵勾结。

美国主要企业的经营者团体——商业圆桌会议8月19日发表标题为“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经济”的声明，改变了此前认为最重视股东利益将拉动经济整体这一美国式经营理念，认为广泛顾及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地区社会等利害相关方，才能长期地提升企业价值。摩根大通、亚马逊和通用汽车等有代表性的美国企业的181名经营领头人签署了声明。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这本书采集了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上百年的数据，证明在不加干预（即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资本的膨胀将会加速进行，而在经济增长中绝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与极少数拥有资本的人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解决之道就是要用累进的办法，对收入、遗产和资本利得等收税，也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调整。皮凯蒂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至少要包括对市场行为严格的前端监管，以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食品有毒、药品缺陷、职场危险、过劳致死等等危害。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行或曾经实行。它只是美国经济学某一学派的构想，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检验，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已被实践检验的理论，其原因就是由于它的反人道性质。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政党，将在西方的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做的”，而只是“西方说的”，用“西方说的”替代“西方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扭曲。更何况，“西方说的”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种思路。用新自由主义取代“西方说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扭曲。然而最严重的扭曲在于，在将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致使中国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失败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居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没有全盘西化”，这就不仅仅是学术认识问题，而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这些经济学家缺乏用事实和勇气来检验他们大半生都陷入其中的理论的谬误，相反却更积极地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扭曲现实，并且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教导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或将会掌握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权力，他们所形成的精英认知基础，正在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困惑，即精英的理论和广大群众所感知的理论实际严重脱节。

自由资本主义被中国主流学者搬到中国，不但致使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所谓改革遭到失败，而且给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它给极端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和无政府主义披上了合法外衣，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沦丧。这导致中国社会曾面临长时间的思想混乱局面；目前中国面临艰巨的道德重建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持有和鼓吹的那些理论，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中某些人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无耻地恐吓中国人民，主张向美国投降，向美国投递投名状，实际上成为美国谋利益的工具。

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有异见，这本属正常，理应得到社会的宽容。但是如果他公然站在外国的立场、敌视自己的国家，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张分裂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敌人来教导年轻一代。最近香港暴乱，已经充分展示了某些以教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什么学者名义出现的思想敌人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深刻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搬用西方教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再一次竖起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深刻总结4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客观认识，西方今天的发展历程也有其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只有经过一个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才能提炼出对我们真正有用的“营养”。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在总结了欧洲式社会主义和中国7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高度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显然社会主义在发展道路上，通过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正在重新出发。

                             （编辑  季节）

科学知识的内涵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概念界定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支撑着我们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阐释大概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是分格之学，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对事物进行研究。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当中不变的部分。第三，科学发现的目标是从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变的部分当中寻找事物的普遍性，也就是共性。第四，科学研究的工具是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语言，特别是概念化的语言；二是基本的逻辑规则，后来人们很精确地称之为理性。

    从科学的规律可以看出，普遍性与普通是科学知识的两项基本内容。这里所说的普遍性，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学关注事物的共性而非个性，二是强调科学知识能够被人们所共享。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而不是私人性的经验或者体验。  

    这种着眼于事物的普遍性和不变性、通过逻各斯加以把握和表达的科学知识，是否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其实非常清楚，科学既非人类知识的起点，亦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更非人类知识的全部。所谓科学并非人类知识的起点，是指科学并不能为自身提供基础，特别是科学基础知识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并非科学的产物。产生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断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直观。他特别指出，直观不是知识而是感觉，是对事物整体而非对个体事物的感觉。总之，科学需要直观地提供基础或者出发点。

同时，科学也并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知识的终点应该是记忆或者实践，记忆和实践针对的不是抽象和普遍的人和事，而是具体的人和事。在与具体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抽象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实践的智慧，并且超越其自身。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科学是整个人类的认识，在实践过程的中间阶段有一个入口，即与人类的实践生活相连接；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实践的智慧或者叫做明智。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区别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我国，人文的概念也有着十分古老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简单的话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文化。人文，与天文及天象相对，是指人类的文明之道、文德之教，也就是诗书礼乐等人类文明的成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文明、文德化成天下，通过这些文明成果来教育人、说服人、感化人，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人文可以化人，即改变人，这就是中文语境下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

    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身不发生变化的事物和事物中不变的部分，而人是可以“化”的，所以严格地讲，对人的研究和理解不应该是科学的功能，至少对人的可变部分的认识超越了科学的能力。那么对于人这个对象，能否用某种知识加以把握，或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知识来加以把握？

这就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考察那些不变的存在物，另一个部分则用于考察那些可变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将前者称为认知的知识或者科学性的知识，将后者称为规范的知识或者深思熟虑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可变的事物分成两大类：具有普遍性变化的知识叫做记忆，具有特殊变化的知识叫做经验。和记忆相比，与经验相关的明智，就是实践的智慧，是人类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明智则让行动者明了行为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可能性，意味着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下针对具体的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亚里士多德特别注重实践。他认为，实践与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对其他事物的制作与改造，而后者主要涉及人本身，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发生改变的除了行为者之外，还包括行为对象。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人们实践的目标就是实现良善的生活。因此，希腊人把关于不变论的知识叫做智慧，“索菲亚”就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而把关于智慧的结论叫做哲学。

对于那些可变物，特别是关于人的实践的结论或者关于明智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它创造一个特别的称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传统对人文概念的理解，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的知识称为“人文”。

政治学的人文学性质

    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建的一种科学，按照他对科学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政治现象当中那些不变性和普遍性的因素。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解释遵循了他对科学的要求，他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政治学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并且据此对现实中城邦的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变化的规律进行考察，这使政治学表现出一些与研究物体运动变化规律的物理学相似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反复强调，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那些可变的、个体性的因素，因为政治是与人相关的实践，而非与物相关的记忆，有关可变性和个体性的知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只看到普遍和不变的因素，可能远远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丰富生动的内容，也不足以养成公民们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智慧。如果缺乏针对个体性的、可变性的因素的认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变得十分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总之，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理论的智慧，更需要理解与实践相关的明智。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人们通过对政治的参与，不仅希望改变别人，而且也会被别人所改变。如果政治学不能容纳这些极富个性的变化，它就不仅难以揭示政治活动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而且会大幅限制政治行动的空间，从而对政治实践而言就变得有害无益了。

    政治学的实践特征源于人的可塑性，也就是可改变性和可完善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人文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据。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的可变性与这种变化的个体性是高度兼容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变化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产生“性相近、习相远”的结果，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不同的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表现出高下之别，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方向和动力，而这一切成果又丰富了原有的人文。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以讲述历史的方式传授关于政治的知识，就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学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样一种通过讲述历史传递政治智慧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古人以人文的精神理解政治，同时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种方法论。

呼唤全新的政治学

我们深知，历史知识不可能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那些真正需要政治资本的重大抉择也没有成例可循，所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以史为鉴只是希望为政者通过了解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对人和社会的一些理解，形成自己审时度势、慎思明断的能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识，养成明智的德性。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全新的政治学。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当下的政治学教导的那些知识即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而且需要通过钻研历史、深入社会，养成进行政治判断和政治决断的智慧与能力，尽可能做到在政治上知自、自知，知中、中知，看破自己，知进退存亡，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普通的公民而言，则需要养成政治品性和公民责任，培养自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其他公民良性互动的能力，进而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编辑   宋斌斌）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及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上，必须要有三个领域的视角，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三个视角

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从结构、体制、行政机构纵向关系的三个领域的视角去探讨问题。

第一是结构性问题。即如何调整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当时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就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现在政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多，好像把这个问题拱手让给社会学界了。实际上，社会结构问题是个基础问题。比如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由这两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引出的，而不是说国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决定中美关系。

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基本面的问题。

第二是体制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党政关系、民主集中制等。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十分重要，但其中有大量的差别性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政府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在国家机构的运行中，怎么让民主集中制更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充分体现其国家机构的特点？再比如，我们经常讲领导班子、班子建设。党委叫班子，行政领导机关也叫班子，党委是委员会制，行政是首长负责制，都要当好班长、带好一班人，而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应该有所区别。没区别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第三是行政机构的纵向间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包括一些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所谓难点还难。为什么我称之为纵向间属地关系而不是央地关系呢？因为现在一般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大都是指中央和省的关系，但省以下还有三级行政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普遍认为两者关系就是集权和分权的事情，权力上收，一会儿下放，还没有真正把思路调整好。

结合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我谈谈对央地职责关系和构建简约高效地方管理体制的几点初步认识。

理顺体制，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机构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的整体性。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中国的行政政治体制结构的一大特点就是“上下一般粗”，政治学者们对此早有批评，但领导很少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决定》还是第一次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要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我的理解是工作不能都推给领导，大家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得做工作。还有“职责同构”问题，等等。

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县长都想管银行。现在还有些同志批评若干年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说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只对天津，还对山西、内蒙古、河北负责，银行体制不顺，地方上更觉得不顺。但我们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仔细想想，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就为地方干预、阻扰国家宏观调控打开方便之门了吗？诸如此类我们过去的习惯，想清除非一日之功。

赋予省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决定，有的专家把它概括成说是二十字职能，是将原来十六字职能加上“环境保护”4个字。我觉得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决定》在全面阐述“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之后，还专门论述了“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它第一次分开讲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职责，这是《决定》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当然，中央什么职责、地方什么职责还得具体化，这是我们政府的任务。地方还有很多级，还得具体分析。中国地域之间差别很大，不同特点的省份，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责怎么安排，也需要认真研究。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比如，我们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有没有可能调整？中国的乡镇管理范围往往很大，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合理安排乡镇办事机构，也有很多具体的事要做。

还有城市的整体结构调整。比如，把北京中心的四个区整合成两个区，怎样分析其利弊？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市区和县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一些城市把区的地位摆的越来越高，区长和市长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区长又管不了市长那么多的事，这样的城市调整就没有可持续性。城市应该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市辖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而是行政分治区，这些事情都需要明确。改革首先要有科学的布局，精准的施策，这样才能使我们提高政府的效率，让改革更有实效。   

                             （编辑  三友）

全球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规则

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所谓全球问题，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的，必须靠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但是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国内有政府，国际没有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大家要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比如物种灭绝，现在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种物种灭绝，全世界现存的物种是1000万种左右，有生物学家估计，最乐观的情况是到2050年灭绝9%，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则认为，2050年物种将灭绝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等等问题。

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付出成本，但如何承担这些成本，就会产生共同利益和利益的冲突。今天，我们讨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这就像两个人分一百元钱，分钱的规则是让他们把想要的份额写在纸上，如果两个人写的份额数加起来少于一百，那他们写多少就拿多少；如果两个份额加起来大于一百，那么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博弈实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会选择写五十，他不敢乱写。因为不知道别人写多少，如果自己写多了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个例子虽然很简单，但很生动，它说明，面对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大家必须配合，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才可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共同利益。冲突利益是什么呢？两个人的收益是零和博弈，自己多得的就是对方少得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没有政府怎么办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国际会议，坐下来谈出一套规则来处理全球问题，这就是全球治理。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我们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旧体系瓦解的时代，同时也是创造一个新时代，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包括WTO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等等，各国代表围绕这些全球性新问题，讨论要付出多少成本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制定新的规则，这个过程就是全球治理。

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当年长江拉纤，几十个、上百的纤夫拉纤逆江而上，大家的共同利益是把船拉出去，冲突利益是自己少花点力气、别人多付出点力气也能过去，而且也能拿我那一份，更何况大家都使劲的时候，谁也无暇关心别人。所以，这些纤夫就定了一个协议，出钱雇一个拿鞭子的人在边上看着，谁偷懒就抽谁，纤夫们自己出钱雇人来监督自己。实际上，全球治理也有一个类似的自我约束、分配权利的过程。

但是国际规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非中性的，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例如，现在WTO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并列出几个标准。讨论这些标准问题背后有什么深意呢？因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一样的，一旦这些定义变了、中国身份变了以后，中国享受的权利和义务马上就变，涉及到关税转让、援救助、投资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国家之间如果不是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在平时，国际治理中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围绕国际规则的制订，因为规则是非中性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

在100米赛跑中，我们在现行的规则下都会输给那位世界纪录保持者——牙买加人博尔特。如果改变一下规则，跑50米的时候，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边上有裁判，答对了以后接着再跑，很多人会跑得比他都快。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一点，就是规则决定胜负。实力、能力这些因素如果不和规则结合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全球治理要和政治过程结合起来了，它是在国家之间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只要制定的规则对自己有利，那这个博弈就赢了。

美国对中国的“规锁”战略

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边治理体系正处在瓦解过程之中，这个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建立并主导的，而现在它要打碎亲手建立的这套东西。它为什么要打碎这套体系？因为特朗普认为美国吃亏了。但是美国真吃亏了吗？1978年美国人均GDP是10000美元，中国是200美元。40年后，我们现在人均GDP将近10000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2万美元，两国人均GDP差距是拉大了。为什么特朗普仍然不满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规模大了以后，在国际的博弈中特别是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上发言权就大了。中国现在的GDP将近美国的90%，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规模决定了在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所以美国要拼命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主要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之前在这一领域是垂直分工，美国居产业链上游；现在则开始水平分工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开始竞争，比如在武器、量子通信等方面对美国产生冲击。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规锁”的概念，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做的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用一套新的规则来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生产鞋、服装，出口再多美国也不在乎的，它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美国就是依靠新的规则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原有的规则如WTO不能约束中国了，我们是WTO非常好的成员国，我们有时候也违背规则，我们也被人家告过，我们也败诉，这个不说明中国不是WTO的好成员。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是不犯规的人，他犯规后愿意接受处罚而尊重这个裁判就可以了。美国另起炉灶，是因为在WTO规则下，它不能约束中国的发展，它只好制定新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这就是我们说的“规锁”的含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利用全球治理新的规则来为其谋利，这是当下全球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从党的十九大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府文件中，都谈到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改变。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世界其他国家，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谈到一个概念。西方经济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帕累托改进”，就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利益受损，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改进，就是可取的。赵汀阳认为这个概念过于狭窄。孔子讲过，“己欲利则利人，己欲达则达人”。中国不仅要自己好，还要带领大家一块好。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孔子改进”，这个新概念非常好。

“孔子改进”的内涵，代表了中国人的基本理念，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兼顾他国的关切，考虑他国的利益。这个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两侧有两条标语，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70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第二条标语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1950年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个理念我们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对外交往就两个目标，一是服务民族复兴，二是促进人类进步，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是一脉相承的。

                        （编辑  三友）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多元化关系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经济改革一往无前、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滞后。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的背后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实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多元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共和制。美国开国的时候是奴隶制，但最终建立的也是共和制。

从案例比较研究来看，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三个国家都曾处于危机当中。今天看来，我们说国家好是相对意义上的——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前苏联却在危机当中解体了。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政治制度动摇了，这个国家就消失了，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四种权力的综合；其中，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的结果。

比如，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归因于政治上出现问题；如果把结果当原因，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错了方向。以前苏联为例，在改革中把结果当原因，首先改动政治体制，结果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再看美国的历史。美国最初的时候是农奴制或者奴隶制，但现在却是共和制。美国的共和制经历了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无论从大历史到近代史，还是中国、美国、前苏联的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多元的，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道路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如果问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等关键词。但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国高，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答案是，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其中，“坚持方向”是从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上说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学界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提出政治原则是对经济改革的约束，称之为“左”。今天回头看，当初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改革，也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从自由化等倾向中，党中央纠正方向，明确提出“不能搞什么”，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它是多元的、竞争性的。可以把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本秩序，一类是民本秩序。

从逻辑上看，资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类型。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产生多党政治的基础，实现多党政治的方式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的结果，其实是保护政治。西北大学教授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国政治议程的过程时发现，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动议很容易成为法案政策，但是弱势群体的动议成为法案的可能性的，还不到资本集团的三分之一。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经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转型为资本秩序。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也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但是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它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今的世界政治依然是两条道路的世纪之争，中国和美国之争其实就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这一点我们回避不了。

如果没有民本秩序，或者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转而走向资本秩序，结果会怎样？我大胆假设，中国只不过会成为另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绝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大数据，比如1：9和1：150。其中的“1”代表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而“9”或者“150”都代表资本秩序。“1：9”的样本来自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3个，其中3个是工业化国家即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亚洲有6个，非洲有2个，拉美有2个；“1：150”的样本表明，发达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走向了资本秩序和多党民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走向资本秩序而走向发达国家。

从政治上来说，讨论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的经验和道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混合至上”

从国家治理的政策逻辑上看，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混合至上。为什么要实现“混合至上”？大历史告诉我们，再好的意识形态，只要绝对化，最后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一百年，从放任自由主义到经济大危机，后来罗斯福新政使得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推行，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大历史的经验教训。

任何时候，人们的需要在利益上是多层次的，反映在人的观念上，就分为左中右。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政治决策，在某些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是好的。在现实当中，也许你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但是对某个群体来说，他们看待这些抱怨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研究中国政治学30年来的发展，我得出一条基本经验：不要妄加导向。尤其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各人对一些公共问题都可能持有确定的观念或主张，如果按照自己的观念看待现实，可能存在差异。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观念，或不符合你的利益，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观念和利益。

我们根据朱云汉教授做的ABS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认为，现实当中，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自利为诉求，换句话说，中国人更多地要求实质性民主。杜克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以民主的话语表述民生的诉求。

人的需要如何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学理论上可以称为混合。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在西方人看来相互对立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混在一起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相互并存，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变化很多，不变的东西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1.0版，毛泽东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2.0版，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就进入了3.0版。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动态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民主集中制的宪制结构之下，很多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实行单一制或中央集权制：地方的一把手或者副省级以上干部都要中央直接考察和任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表现在经济上则是联邦主义：在城市治理、土地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共治，并且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政治与经济的维度，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政府对实际经济生活还保有不少直接管理的功能，比如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对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所以国家机构包括发改委、组织部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国政府对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等社团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文化类、经济类等其他社团则实行登记制，现在登记在册的社团已经超过150万个。由此可以看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之下，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变量、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和金融资本发生横向联系。

“好政治”考验治理能力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变的是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因此，到底什么是政治？我们认为政治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形式上的政治，就是体制和制度；另外一个是实质政治，就是治理能力。

40年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不是政治形式，而在于国家的统治能力。那个时候他所说的统治能力，今天就叫做治理能力。

我认为，民主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但是，民主政治离不开权威和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民主政治就会被无理性的民粹势力所俘虏，甚至变成暴力政治。因此，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主义就是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治既可以约束民主，也可以约束权威，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政治”。

                             （编辑  宋斌斌）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我国的GDP是679亿元；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大关，绝对值比1952年增长了约1325倍。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稳定剂和引擎。

新中国70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开创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破除西方自由民主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神话。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给那些身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为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希望、勇气和信心。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多极化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中国在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也有过历史性的曲折，但是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独具特色与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兼容并包，一方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独立的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70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还在于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照搬照抄的死路和全盘西化的绝路，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发展。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抉择、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中国如果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可能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引起民族冲突、国土分裂，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还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有很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政治稳定保证了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及可持续性。世界上有些标榜“民主”的国家，却是政治短视，政党相互倾轧、空头政治许诺，“民主”过度、治理“赤字”。四年或五年任期一过，下一任的政策又陷入不确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则能够保证长远规划的连续性。

新中国70年坚实的发展成就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与自认为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意义和理论价值在于为世界贡献了“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他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在理论研究中要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

2014年8月，中信集团履行起央企的政治责任，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信基金会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是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毛泽东曾有诗云：“偏师借重黄公略”，中信基金会力求发挥“偏师”的作用。

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我们要研究世界，包括中国，但是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我认为，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也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该说都属于中国学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砥砺前行。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中信基金会作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军的“偏师”，将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全面总结70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研究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金融领域，大数据技术已经得到银行业的广泛使用。我国多家银行纷纷开始为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大数据而建立新的平台，将传统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系统有效结合。风险管理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运用大数据推动银行业风险管理转型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数据 风险管理 数据安全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各种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所产生的数据量的年均增速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44ZB（44x10²¹B），数据量的指数型增长显著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竞争方式和经营方式。对于银行业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选择正确的技术，对银行拥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地分析与挖掘，参考有价值的结果并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和水平，进而在竞争中保持长期优势。

大数据环境下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整个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创造了新的业务价值，提供了更好的管理工具，将为银行风险管理转型提供良好的战略契机。但是，银行业在推广大数据风险管理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银行风险管理的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2014年，以大数据思维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使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极大冲击，商业银行由此迈入转型期。2018年，银保监会已经将银行数据治理作为董事会、高管层的职责之一，提高到公司治理层面进行风险管控。这也对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来看，商业银行以结构化数据为主的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无法满足和适应日新月益的数据形式。同时客户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用水平参差不齐，仅仅依靠分析传统的客户数据是不够的。金融机构必须过滤更多的数据来识别欺诈行为，需要寻求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建立动态风险视图，在管理信用风险环节具备实时数据录入和动态信用风险评估的能力，以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

第三，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技术来看，从国外引入的风险控制模型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大多数银行的风控模型主要从国外引入，基于其本身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复杂性，再加上信息不全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所引进模型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多数国内银行开始在参考国外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版本”。“中国版本”的风控模型也有一些突出缺点：一是中国企业信用贷款过于依赖政府授信和国有企业，这种粗放式信用风险管理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良贷款。二是过高的信用审核标准使得大量个人贷款申请人无法通过审核，银行无法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特别是在信用消费领域无法实现“普惠金融服务”这一目标。

第四，从银行业大数据风险管理的基本环境来看，由于大数据风控对海量数据的储存与革新优化要求较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主要采用批量处理的形式，与大数据风控要求的高时效性、精确性存在差距，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也是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业加强大数据风险管理的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主动风险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信用卡欺诈检测、金融犯罪合规、信用评分、压力测试和网络分析等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通过生成大量有关其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和其他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将消费者市场划分为更小的细分市场，并可在几秒钟内生成报告。

    相比于美国，欧洲仍处于大数据技术利用的早期阶段。英国Big DataFinance（2015-2019）制定并开展了关于“金融研究与风险管理”的大数据创新培训网络计划，开发和实施大型复杂数据集的实证金融和新的风险管理定量和计量方法，这增强了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在德国，德意志银行利用大数据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该行开发的最新软件系统Hadoop，主要用于大型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查询和统计分析，且表现良好。欧盟议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该条例适用于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到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有效防止信用风险的发生，近年来我国多家商业银行依托大数据技术纷纷建立了内部安全机制与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识别和评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反欺诈能力等领域，工商银行2014年自主开发了风险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子安全智能服务平台，已经累计为150多家银行提供风险相关的大数据服务，对推动银行业加强风险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通过运用非结构化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和HDFS（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之间的融合，对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做出判断，从而实现了客户的统一视图、产品的统一管理以及客户的精准营销和风险管控等等。

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及监管方面，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专属“模型试验室”，基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模型的研发，全面服务于实时数据的提供交付与银行决策的制定。

为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整合，提升业务效率，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施了EMC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和秒级营销，银行业务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基于数据仓库，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从交易、服务、风险、权益等多个层面分析数据，其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进行分类，并且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的几点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势在必行。要引入大数据思维，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风险管理中数据搜集、风险分析、模型应用、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最终构建智慧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此，银行业应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大数据风险管理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都应顺应时代潮流，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应对。政府部门应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属、数据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稳定性保障、数据安全等相关专门性法律，着力改善数据信息共享的使用环境。银行机构应制定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加强风险限额管理、风险评估、风险奖惩、风险责任约束等。

第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首先，监管部门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顺应风险管理从静态数据向动态数据转化、从人为判断向模型分析转化、从零散管理向体系管理转化的趋势，加强对云端数据服务商的监管。在出台相应的数据保护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应急处置、风险评估和安全控制的能力建设。

其次，银行要用大数据的思维和理念来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理顺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淡化部门色彩，彻底打破以往小数据模式下形成的部门、机构、区域、产品间数据信息分隔管理以及由分支机构各自分散识别风险的做法，形成按客户集中统一管理数据信息和高效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有效抵御数据安全威胁。

大数据平台作为维护银行业各项业务正常运营以及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重要工具，有效的技术支撑是保障大数据安全可靠、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一是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研究，促进数据安全防范信息和修复举措的收集与共享，健全数据价值流通体系、提升数据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二是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共享及销毁等关键环节，及时共享技术清单，确保在遭受到潜在的安全威胁时具备解除风险的技术水平及能力。三是银行要加强对相关部门数据安全责任人的管理，明确其数据访问权限、异常行为告警处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数据安全日常运营工作，降低数据被外界干预或操纵的风险。

    第四，提高大数据风控模型技术，加强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我国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强大数据风控研究，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同时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相对成熟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应当完善分散在各部门法之中的隐私权保护细则，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其薄弱之处。

（编辑 宋斌斌）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的进军号。怎样贯彻落实？  

寻找差距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大国的历史说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基础。

石油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某些霸权国家来说，石油也是扼杀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权的武器。世界上确有若干国家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实现了现代化。有人以此为据，主张我国效仿，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走这样的路，将付出改旗易帜和甘当附庸的代价。

几十年来，我国油气产量增长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70％，天然气超过40％，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中的“话语权”而言，我们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值此世界大变局时期，我国油气需求存在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

    从新中国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实践看，历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都已证明我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油气探明程度比较低，分别不足四成和二成，而非常规油气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勘探开发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我国有含油气前景的地区，已颁发许可证进行勘查开采的面积仅占其一半左右。中美两国有利勘探面积相近，但是开发投入却相差悬殊。以每年完成探井为例， 1938-1998年，美国平均每年完成探井8680口；而我国探井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十年，也只达到3464口，其中，辽阔的海域，每年仅完成92口探井。

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来看，在今后10-20年内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高依存度局面比较困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下为保障油气供给，抓进口安全的三项措施、抓本土资源开发的五点办法值得我国研究借鉴。

我们应努力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里子”就是国家能源安全。只要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应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资源；与此同时，国内开发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并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路在我国是可行的。延长油矿成长为我国第四大油公司，鄂尔多斯盆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油气区，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油气上游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上山下海进大漠”开发油气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在引进外国公司共同开发油气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众多各种体制的中小油公司。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低品位”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区；有利于已废弃油气田“起死回生”；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国家需要各类大中小公司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而不是某个极端。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船和桥”的问题，做到资源开放、资料共享、有效投入、技术服务，有效监督。

   面对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政府服务应分类施策。外国中小油公司是和现代石油工业同步成长的，属于“资本和知识紧密结合型”，到中国来开发油气只是“战场转移”。中国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半道出家”，属于“资本与知识急待结合型”。对于前者，要帮助它们摆脱“水土不服”；对于后者，要帮助它们熟悉石油上游产业，从易到难向前发展。

鉴于陕北十年“石油潮”走过的弯路,矿权放开的力度应与政府的执政能力相适应，避免重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

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企业两个层面油气经营管理目的存在差异。这次“低油价”有助人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

   2010-2015年，全国原油产量持续上升，年均增长200万吨；2016-2018年油价下跌，全国原油产量下降了2545万吨，每年减产800万吨。而且，无论海上、陆上，东部、西部，新区、老区，所有的油公司均在减产。与此相应，上游业投资明显减少。以中石油为例，2010-2014年，年均投资1607亿元，最高1829亿元；近三年年均投资1262亿元，最低1100亿元左右。显而易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断崖式”下跌的国际油价，各油公司为保持利润主动关闭部分油井所致。

    近三年全国原油減产达11.8％。其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延长及地方降幅分别为9.3％，10.5％，16.0％和27.9％，民企降幅有的高达五、六成。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中石油更是咬紧牙关顶起了原油生产的“半边天”。显而易见，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石油等央企，在改革中还不能简单地强调它们只是“管理资本”，而要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

鉴于上游业“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设立“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在“低油价”时期反哺石油业和保持上游业有足够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石油业，大多经历过早期“乱开滥采”，继而政府强力监管，最后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对“两只手”的辩证关系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差距。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业的特性考虑不够，在油气开采阶段缺乏调适能力。能源主管部门变动过分频繁，而且未能在认真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法律确立新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机构重组时，原部门的骨干很少进入新部门，影响了工作的连续性。近年来发生的“气荒”，页岩气招标和拍卖效果欠佳，都说明“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

 “依法治矿”要实现全覆盖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强开釆阶段管理。要狠抓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这是石油上游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截止目前，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可采储量就可在目前的年产量水平下多生产2年。全国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80多亿吨，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至0.5％，也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探眀未动用天然气储量5万亿方，动用一半，采气速度1％，也可新建产能250亿方。加上带动技术服务业增加的效益，足可以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要在承认矿产资源“级差性”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矿权管理和税费制度，使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转变为激励开发油气的长效机制。

“开源”和“节流”两手抓

   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节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切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样板。美国年消耗石油高峰值为9亿吨，人均3吨。中国若以人均3吨石油为标准，每年就需要40亿吨左右，大体相当全球的原油年产量，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开源节流”应该是我们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国策。 

加大投入，提高效益

开发油气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作对象选择上必然是“先易后难”、“先肥后瘦”。一般来说，非常规油气比常规油气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污染环境概率高。为了今后持续发展，暂时不计成本对非常规油气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商业开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老区”，开拓新区

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这是客观规律。为了减缓递减，需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为了保持一个油区（盆地或盆地群）的稳产和上产，需要持续开拓新领域，探明新储量，建设新产能。所以石油上游业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

和建国初期不同，现在的工作对象不仅有新区，而且有“老区”。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都高度重视“老区”的稳产和发展。美国近半个多世纪来，80％的新增可采储量来自“老区”。当前世人瞩目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产地也在“老区”里。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石油地质条件更复杂，“老区”工作和认识程度低得多，因而潜力更大。在我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频繁变动，“老区”工作成了薄弱环节。个别“老区”，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油田产量递减，而其外围的储量、产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动。

    目前看来，制定油气发展规划时应分层次提升力度。

   新时期、新征程中，“爱国、奉献”精神依然是石油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要有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机制，也要努力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艰苦行业的凝聚力。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据全球多家机构预测，到2040年，油气在一次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仍将保持在50%以上。油气主体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得益于页岩油气的贡献。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美国的油气自给率大幅度提高，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接近10%，2023年将实现完全自给。

我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初步评价结果位居世界第三位，是建成千万吨级产量油气田最现实的战略接替资源。但是，我国主要为陆相页岩油气，具有不同于美国海相页岩油气的显著特点，美国技术在我国难以完全复制。我国能否像“陆相生油理论”一样，掀起一场“陆相页岩油气”革命，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关乎百万石油人就业岗位，也关乎能否在世界“页岩革命”中抢得先机并从海外获取页岩油气资源的战略问题。

美国页岩革命的影响

页岩油是富存在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包含页岩中致密碳酸盐和碎屑岩夹层）的石油，天然气则叫页岩气。这类油气藏与常规油气藏的不同特点，一是“自生自储”，油气运移距离十分有限；二是非构造高点控制，往往分布于烃源岩发育的斜坡区或洼陷的中央区，分布范围广；三是资源丰度低，必须经过大规模人工压裂改造才能实现油气藏的经济有效开发。

美国的页岩气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偶遇发现阶段(1821～1975年)。这个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漫长，页岩气年产量小于10亿方。第二，探索阶段(1976～2005年)。此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页岩气开发探索和技术研发，2005年页岩气产量突破了200亿方。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从2006年起，美国页岩气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到2017年，页岩气产量达到了4747亿方，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0.5%。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简称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7154亿立方，占比约为67%。

在页岩气开发取得成功后，相关的技术被引入了页岩油的开发，带动了美国页岩油的快速发展。美国页岩油发展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探索阶段(1953～1986年)，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巴肯(Bakken)页岩区，产量比较低。第二，起步阶段(1987～2006年)，以水平井技术的成功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扩展到了伊格尔福特(Eagle Ford)页岩油区。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以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的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向其他页岩区拓展。到2017年，美国页岩油产量达到了16.2亿桶，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47.6%。据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630万桶/日，在美国石油总产量中的占比将达到61%。

美国页岩革命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变了世界油气贸易流向，影响着大国外交。第二，改变了人们对油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其他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的重新评价，油气可能会从稀缺的资源转变为比较丰富的资源。第三，致使国际油价走低，促进天然气价格分化。第四，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第五，促进了美国GDP增长与政府收入增加。到2035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将为GDP贡献1.5万亿到1.89万亿美元。第六，增加了就业岗位。2017～2035年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每年将提供82.8万到104.7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勘探开发三个基本阶段

中国页岩气是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国家石油公司在积极实践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其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借鉴阶段(2003～2008年)。2003年，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美国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及研究进展。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中国页岩气早期资源潜力分析项目，对我国重点领域主要烃源岩层系的页岩气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2008年，对四川盆地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和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这一期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北美页岩气新进展调研和中国页岩气有利区的筛查工作。

第二，选区评价与探井实施阶段(2009～2012年)。中国石化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石化南方探区页岩气选区评价，明确保存条件对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富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2012年11月，涪陵焦石坝地区焦页1HF井在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部优质页岩段压裂测试获得日产20.3万方的页岩气流，实现了中国石化海相页岩气勘探的战略性突破。中国石油于2010年在四川盆地威远地区钻探了页岩气直井评价井-威201井，在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测试产量0.3万方～1.7万方/天。 2011年，钻探了宁201-H1水平井，10段压裂试气，测试产量15万方/天。

第三，规模建产阶段(2013年至现今)。中国石化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全面启动了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一期和二期各50亿方的页岩气产能建设。2017年底，已经建成产能100亿方，累计产气154.68亿方。此外，在四川盆地及周缘的页岩气勘探又取得一批新发现。

中国石油于2013年启动长宁威远和昭通两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设。第一批页岩气开发方案，建设产能25亿方。2016年第二批页岩气开发方案获得通过。2017年，年产120亿方的开发方案获批，当年实现页岩气产量30亿方。

2012年9月，陕西省设立“延长石油延安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云页平3井区单井日产量均在2万方左右。预计到“十三五”末，将建成页岩气产能10亿方。

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及挑战

发展前景：不同单位采用类比法或体积法对我国页岩气资源进行了初步估算，虽然结果相差较大，但都在10万亿方以上，说明我国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预计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2020年有望实现页岩气产量200亿-300亿方，而到2030年可望达到800亿-1000亿方。  

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深层页岩气地应力高，页岩脆性降低，压裂难度大；二是低压和常压页岩气单井产量低，一般小于5万方/日；三是陆相页岩气储层相变快，粘土含量高，尚未形成适应性工程工艺技术；四是页岩气开发成本普遍较高。

中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前景

勘探开发基本阶段

中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常规石油”兼探、“非常规页岩油”探索以及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三个阶段。

第一，与“常规石油”兼探阶段(2010年以前)。这一时期在鄂尔多斯、渤海湾、江汉等盆地烃源层系均发现了泥页岩裂缝型油气，但总体上储产量规模有限，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非常规页岩油”探索阶段(2010～2014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选取了若干典型盆地，在凹陷边缘构造高部位部署了一批页岩油专探井。

第三，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以来，在国家“973”计划和油气重大专项支持下，陆相页岩油地质评价及开采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启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

发展前景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EIA估算，我国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为43.7亿吨，这一评价明显偏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团队初步估算，中国陆上主要盆地页岩油资源量为186亿吨。

我国页岩油起步于2010年，先后在准噶尔、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和江汉盆地等取得了点上突破，最高单井日产量达到116.8吨。但多数井日产量在20吨以下，生产成本高，投资效益低，实现大规模开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针对陆相页岩油特点的有效开发技术。我国的富有机质页岩以陆相的湖泊沉积为主，具有油质重、粘度高、流动能力差、粘土矿物含量高，气油比低、地层能量不足等特点。依靠现有技术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二是对页岩油有效开发的信心不足。对页岩油资源潜力、关键技术及能否有效开发等问题认识不一致，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勘探开发部署和投资决策。

三是缺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鼓励竞争的市场环境。页岩油是一种分布面积大的低效“贫矿”，具有开发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目前我国在投融资体制和竞争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改革。

发展思路及目标

发展思路：坚持政策引导，科技先行的原则；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原则；坚持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坚持国企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  

发展目标：根据我国陆相页岩油的特殊性，分战略准备、战略突破、战略展开三个阶段实施：

战略准备（第一阶段）：在“十四五”期间，集中科技攻关，制定相关政策，形成高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20亿-30亿吨；探索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500万-800万吨。

战略突破（第二阶段）：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强化科技攻关，形成关键技术系列；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突破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40亿-5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1000万-1500万吨。

战略展开（第三阶段）：在“十六五”期间，完善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有效动用中低成熟度页岩油资源；落实中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面展开页岩油开发，实现全国页岩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年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中国页岩油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页岩油开发应成为国家战略，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实现中国页岩油气的有效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编辑  季节）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石化产业已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的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产业规模跻身世界石化大国前列。但是面临着原油价格宽幅震荡、科技革命加快推进等新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 

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

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到8.4亿吨/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16.5%；乙烯能力达到2505万吨/年，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乙烯总能力的14%；合成树脂产能达到8523万吨、合成橡胶产能达到623万吨、合成纤维产能6206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能的29.0%、32.3%和66.3%，均居世界第一位；已建成千万吨级以上规模炼厂28座、百万吨级乙烯装置8套，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沿长江经济带等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生产的油品和石化产品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支撑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近年来，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积极组织技术攻关和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流程炼油技术，蒸汽裂解制乙烯成套技术，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己内酰胺、苯乙烯、聚酯、丙烯腈、顺丁橡胶和丁基橡胶等石化产品生产技术，以及煤经甲醇制烯烃和煤经合成气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技术，部分自有技术已出口到国外，具备了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百万吨级芳烃以及部分下游衍生物生产装置的能力，支撑了我国石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石化智能试点示范取得成效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石化产业大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九江石化、镇海炼化、茂名石化、上海石化、普光气田等企业开展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管控模式的变革，提高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色低碳水平，提升了企业先进控制投用率、生产数据自动数采率、劳动生产率，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新模式，生产优化从局部优化、离线优化逐步提升为一体化优化、在线优化，提质增效作用明显，促进了集约型内涵式发展。

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而不强、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国石化产业的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大量小炼油、小化工厂等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产业集约化程度偏低，投资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世界石化强国还有差距，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不断增长，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4.6亿吨，而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9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 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2774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7.1%；天然气进口量达1242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4.8%，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不合理，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过剩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下放了新建炼油及石化项目行政审批事项，委托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但由于“放”与“管”没有同步，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国内现有产能集中释放，导致我国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局面。在2017年炼油产能增加3760万吨/年之后，2018年又新增1200万吨/年，达到8.4亿吨/年，原油加工量为6.04亿吨，产能利用率72%，远低于全球炼油企业83%的平均开工率，炼油能力过剩约1亿吨/年。同时，部分主要石化产品也呈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2018年，我国大宗石化产品中，甲醛、己内酰胺、双酚A、聚苯乙烯、聚甲醛、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等产品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一边为产能利用率低，另一边又大量进口；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纤原料及其它有机化工产品等产能满足率超过100%。虽然炼油和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呈过剩态势，但各地发展炼油和乙烯项目的热潮仍然高涨。据预计，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9.1亿吨/年，2030年将达到10.4亿吨/年，炼油产能利用率将保持在70%左右，过剩产能将超过1.5亿吨/年。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石化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提高发展质量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品种牌号、功能档次、质量稳定性等方面有待提高，通用石化产品供应过剩，而高性能碳纤维、电子化学品、功能性膜材料等石化高端产品主要从国外进口，许多是从美国进口，存在“卡脖子”隐患。

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中美石化产业存在结构性差异。我国石化产业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能源禀赋导致石化产业原料必须依赖进口，出口贸易则多为服装、塑料制品、鞋类、轮胎等低利润商品；美国则以出口原油、基础化学原料和高端石化产品为主。

虽然我国具备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百万吨级乙烯和芳烃装置能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缺少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缺少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如超高温高压条件下测控仪器装备核心部件、地震勘探仪器设备等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技术装备，航空航天发动机、高铁齿轮箱等配套用高端润滑油脂产品，聚烯烃弹性体、热塑性弹性体、高端碳纤维、耐高温耐油密封橡胶等高端合成材料生产技术；石化装置用的高性能、高参数泵和阀门以及工业控制服务器、网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大量依赖进口，有的甚至被美国掌控。

中国对美国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整体呈逆差，下游制品为顺差。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有机化学品、塑料、橡胶等石化产品共计148.9亿美元，对美出口能源化工产品共计98.9亿美元，整体呈5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下游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和纺织服装类产品则为593亿美元顺差。

中美贸易摩擦两轮征税后，美国合计2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95.3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7.8%。中国合计11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21.2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11%。总体看，能源化工产品及下游制品在整个中美互征关税清单中占比并不大。

美国是中国的石化下游制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下游制品加征关税，间接对上游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需求带来较大影响。美国2500亿美元清单涉及中国橡塑制品127.8亿美元，约占国内橡塑制品出口额的20.5%，分别覆盖中国对美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出口总额的67.1%和93.3%。加征关税将大幅减少中国橡塑制品对美出口，进而间接影响石油石化行业整体产业链健康发展。

能源及石化产品基本上已经全部涵盖在中美双方前两轮的加税清单中，后续如果继续扩大加征关税范围，直接影响已很有限。但进一步加征关税将涉及大量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对其上游塑料、合成纤维及其相关原料间接影响很大。

经济增速放缓，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我国成品油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2000-2010年，我国成品油表观消费年均增速8.4%，“十二五”期间降至5%。而2018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3.21亿吨，同比仅增长0.4%。其中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汽车和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汽油和煤油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柴油消费已经进入阶段性平台期。消费柴汽比由最高2005年的2.27：1降至2018年的1.25：1。

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从2015年开始，国家已对地炼企业有条件放开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截止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准36家地炼企业进口原油使用权1.0196亿吨和相应的原油进口权，而且还将继续扩大。进口原油大门的敞开使得地炼产能快速释放，市场份额明显上升，国内成品油市场多元竞争格局凸显，市场化进程加快。

替代能源和煤制油发展加剧油品市场竞争

近年来 汽车动力多元化，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生物燃料和煤基燃料也迅速发展，这些都直接影响石油及成品油的消费需求。

截至2018年底，我国CNG汽车保有量626万辆，LNG汽车保有量44万辆。预计2020年，天然气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1000万辆。

电动汽车技术进步将深刻影响炼油工业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211万辆左右。目前，荷兰、挪威、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列出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汽车行业实施“双积分”政策的同时，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助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和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400万辆和3300万辆，占汽车销量的比重分别为3%和20%。远期，当电池技术突破后，电动汽车将更快发展。随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加速发展，将直接威胁成品油的消费需求，西安、广东、深圳、海南等地已明确优先发展氢能，使成品油市场发展空间缩小。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加快了我国生物燃料的生产步伐。

煤制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深加工行业。截至2018年底，煤制油产能达868万吨/年，产量726万吨，其中柴油433万吨，石脑油293万吨，还有少量液化气和汽油。根据《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预计2020年将实现产能1300万吨/年。

我国石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产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的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

根据我国成品油市场需求分析，建议202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8亿-8.5亿吨，203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9亿吨以内。为此，建议加强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及时出台相应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科学有序控制炼油产业发展速度。严格实施政策约束，严禁在不具备资源条件、环境容量的地区新建炼厂；在不具备市场潜力、产能已明显过剩的地区要下决心缓建或停建已经规划批准的炼油建设项目。研究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刚性指标，明令设置安全、环保、质量等限制门槛，及时制定产能退出的标准及善后处理相关政策，坚决化解产能过剩。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剑指我国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一是要针对我国石化产业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短缺的问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中努力研发高端石化产品，加大替代进口产品力度，满足汽车、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的需要，抗衡经贸摩擦风险；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大宗产品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助力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大对仪器仪表、机械、装备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企业支持力度，加快研发石化产业用的精密仪器仪表和专用设备，解决“卡脖子”隐患。

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2018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70%，预计2020年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将超过70%，远超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保障资源供应能力。一是加大进口原油通道建设，重点巩固和完善西北、东北、西南陆上进口通道，开拓沿海大码头建设，实现海陆协同发展，提高外围资源保障能力；二是强化石油储备体系建设，梯度规划石油储备布局，在完善东部地区储备体系的同时，重点在中西部战略纵深地带布局，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现有大型炼油企业和化学工业园区为依托，结合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在物流条件好、有码头或管道优势、上下游产业链集中的地区，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大一体化、基地化、园区化建设，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炼油化工产业集群，提升炼化产业整体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

可借助海南、上海等地设立自贸试验区（港）这一契机，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使驻地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与国际石油公司同等的待遇。建议国家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对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出口成品油不做配额限制或不纳入配额管理，同时提高化工产品出口退税率，为国内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公司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调整产业布局，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根据区域供需平衡情况，例如，由于东北地区炼油产能过剩较严重，除大连等沿海油品出口基地建设外，要严格控制东北内陆地区炼油新增产能。同时，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山东地区，严格控制炼油产能扩张，不再新增炼油产能，坚决淘汰现有落后产能。

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建设南京基地、上海基地、宁波基地、舟山基地及连云港基地，形成我国长三角地区炼油及石化产业集群，成为集炼油与化工、内贸与外贸的相结合的石化核心区域。

珠三角地区在中科炼化、惠州二期等项目投产后，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十三五”后，需严格控制广东地区炼油能力扩张。

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调整原料结构，积极推进炼油原料多元化，引入甲醇、天然气等原料，优化统筹利用，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柴汽比，增产汽油、航煤等市场有需求的产品，降低石油焦等低价值产品产率，合理安排润滑油等特色产品生产，积极开发高档高端润滑油产品。调整装置结构：合理调整重油加工路线，提高原油转化深度和清洁化水平；完善成品油质量升级措施，重点发展烷基化、异构化、催化裂化柴油处理等装置，优化催化裂化汽油处理、加氢精制等装置，加快油品质量升级与化工原料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炼化一体化建设，重点建设化工型炼油装置，增产化工原料和高端化工产品。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是炼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完善示范工厂建设，进一步开展炼油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深化生产运营和技术管理的智能化；二是结合炼化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特性，从设计、生产、管理和物流等四个方面加快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三是加快相应软件国产化步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设备；四是建立以安全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控制中心，提高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和防控能力，形成系统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

慎重布局原料大量依赖美国进口的炼化项目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带来了大量廉价的乙烷和丙烷，其成本优势再加之我国乙烯和丙烯需求量大，我国新上了大批乙烷制乙烯项目和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这些项目的原料严重依赖进口。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将提高从美国进口原料成本，影响这些项目的盈利性，增大投资风险。在布局石化项目时，对原料依赖进口的项目要慎重决策，强化风险防控。

（编辑  季节）

未来十多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调整的重要时期。展望“十四五”，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困难和问题将更多，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准确把握世界能源发展大势，顺势而为，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多措并举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的“形”与“势”

近中期全球经济或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增速预计会进一步分化，全球和区域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发生新的改变。以清洁能源、非常规油气、分布式能源技术为代表的能源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以高效化、低碳化、智能化、电气化为特征的能源消费领域的产业创新，以及与储能、智能电网、智慧能源等平台的交互融合，正引发全球能源供需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再电气化和去中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全球能源资源的版图和消费格局也将重塑。

能源“新美国”初见雏形，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

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英国石油公司（BP）等机构在能源展望中均预测，未来非常规油气将迎来大发展，特别是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增长来源。

IEA预测，到2040年，美国将分别占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增长的近75%和40%。EIA预计，2025年前，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集“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出口国”三重属性于一身的“新美国”已初见雏形，加上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OPEC）及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未来全球格局中“美国—沙特—俄罗斯”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有鉴于美国在“能源独立”基础上将积极谋求“能源主导权”，其战略腾挪能力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联合发力，中长期能源结构有望深度调整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多家机构预测，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未来成本“学习曲线”将会更加陡峭，可再生能源装机将显著增长。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发电成本将普遍低于化石能源。IEA预计，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增长到40%左右。同时，受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双重驱动，储能可能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此外，低成本的清洁氢能，以及可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电动汽车，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可观的灵活性资源，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将更凸显，发展也将提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多为就地消纳，但随着区域、跨区域电网建设以及氢能、电池等储能的发展，未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近中期能源供应端仍需综合发力

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已经形成，绿色发展机制在各国不断形成与聚焦，但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所需相距甚远。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暂时放缓，2017、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反弹。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碳减排目标，除了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外，近中期仍需发展核电、氢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提高风电、光伏消纳水平。因此IEA研究提出，核能、氢能、天然气对构建低成本、可靠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实现积极温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核能方面，IEA预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核电仍将稳定在高位运行。2035年，欧盟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11%，仍然发挥重要的基荷作用。但是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德国、比利时等部分国家宣布“弃核”，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推迟或放缓核电项目建设。核电能否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在氢能方面，2019年6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氢能的未来》，提出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的成本可能下降30%。现在正是扩大氢能应用规模，使氢能未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时刻。在天然气方面，IEA预测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比将从2017年的22%增加至2035年的24%。且液化天然气（LNG）将超过管道天然气成为全球天然气贸易的主要方式。

全球能源结构和部门分布或出现明显分化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能源需求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势头。IEA预测，2017-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速为1.2%，2025-2035年，增速仍保持在1%左右。但是能源消费结构和部门分布将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推进，以及欧美等国发展高端实体经济、推动再工业化进程，未来一段时期，工业用能需求仍将持续增长。IEA预测，2017年至2040年，全球工业用能需求将以1.3%的年均增速增长。美国从2017年的17%增长至2040年的19%，欧盟从2017年的23%增长至2040年25%。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完成工业化后，工业用能仍很难实现快速下降。另一方面，交通用能去油化是大势所趋，终端用能电气化时代将加速来临。从各家机构的终端用能结构预测来看，近中期电力占比不断提升，而石油占比则有所下降。IEA预测，2040年电力消费在全球终端用能中占比达到24%，比2017年增加5个百分点，而石油消费占比则下降5个百分点。2030年左右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峰值。这主要由于交通领域燃油经济性提升和替代燃料发展。IEA预计，近中期美、欧、日等国交通用能均持续下降，其中交通领域石油需求量下降明显。可见，近中期交通部门将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险”与“阻”

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点呈增加态势。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谋求全球能源主导权，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国关系、世界油气市场以及国际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抬头，对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保障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同时加大我国对国外能源利用成本。

美对华战略定位新转变，我对外能源合作需新布局

可以预见，中美博弈或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中美将长期处于“缠斗”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美国拿我能源安全做文章，由此将会对油气贸易前景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即便将进口美国天然气作为削减对美贸易逆差的重要选项，未来如何协调与美合作及与俄罗斯、沙特、中亚等传统油气贸易国的关系也是新挑战。

欧盟对华关系的新取向

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对华立场出现大转变迹象，欧盟委员会也发布新的《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实践者，中欧目前在低碳城市、智慧交通、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近来中欧还在探索“一带一路”第三方能源合作，若中欧能源领域合作生变，将对我国能源发展和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不利，进而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影响。

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新变数，我能源安全潜存新隐忧

“十四五”时期，受美国因素影响，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拉美等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都有出现新变数的风险，如中亚政权更迭的风险、伊朗制裁后的中东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等等，北部非洲等部分产油国形势演进也存在变数和风险。这些变化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稳定的油气贸易合作带来了新隐忧。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谋”与“动”

虽然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点增加，但只要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我国的能源供应是基本能够保障的。一是我国能源总体自给率在80%以上，保证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虽然石油进口70%、天然气进口45%，但只要世界大格局稳定，主要油气出口大国也需要与我国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支撑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我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俄罗斯、中亚油气资源富裕国家、过境通道缅甸等，与我国陆路相连，关系友好，如果措施和应对得当，平时和极端情况下可保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油气进口。因此“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补齐短板，增加能源安全韧性的基础上，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摆脱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发展道路，尽早实现能源转型目标。

（编辑  季节）

目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软实力相当强，在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在信用评级领域、监管领域以及国际金融的话语权等方面，相比中国都具有优势。美国的金融市场经验和人才优势也相当明显。我们对中美博弈在金融领域的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预判。

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三分之二以上，内地对外证券投资资产约5000亿美元，其中27%是美国的证券资产，银行业有1.17万亿美元，对外资产70%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国利用国际市场话语权唱衰中国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美国以其现在的地位，可以在很多方面使中国在国际市场受到影响，比如通过美元清算和SWIFT体系影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的经济活动；我们在美国市场以及从国际机构的融资，也可能会受到限制。

如果发生汇率战，一种可能是美国金融机构唱衰人民币，促使中国的资产外逃；另一种可能是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由此降低中国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美国可能冻结中国政府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甚至通过“长臂管辖”约束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尤其是限制对中国出口石油和紧缺资源。现在美国制裁伊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手段和方式。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美国利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唱衰中国。它的评级机构可能会降低对中国主权评级和金融机构的评级，从而提高中国的融资成本，并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外逃。

美国的驻外机构会利用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影响市场定价，这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在土耳其，美国的摩根唱衰土耳其里拉，导致里拉大幅度贬值。最近，花旗和美林都在降低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股市的估值，此事跟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以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一旦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比方利用它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大幅降低对中资企业的估值，导致大量抛售，或者使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融资受到重大影响。我们在香港、在美国、在伦敦上市的企业，都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中资机构“走出去”要建立自己的服务体系

现在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所在国家没有自己的服务体系和产品，很大程度是依靠外资机构、特别是美资机构的网络体系、服务和产品。未来如果中美发生金融战的情况下，这些外资机构可能从这些服务中退出来，从而对中国在海外的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华为的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跟汇丰提供的信息有关。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要有所准备。

我们要有应对措施和提前布局

总体上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战有三种可能：

第一，有一些摩擦和对抗是可以预防的，或者我们掌握相对的主动权。比如说汇率，美国如果要打汇率仗，我们手里调控的工具比较多，有一定的防范能力。

第二，有一些是我们没办法逃避的，比如说美国使用SWIFT清算体系，或者冻结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等。

第三，要有底线思维，在一些方面要提前布局。比如说外债的数量、外债的结构，以及外资、尤其是美资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应该事先做好准备，万一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相应的底牌和保护措施是什么。

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争得主动，尽量减轻受到的冲击，首先我们自身的市场不能乱，特别是金融杠杆率不能太高，这非常重要。第二，我们金融市场资产不能有泡沫，泡沫就是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另外，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和信心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因为某些波动的力量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要建立宏观的安全线，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1）要控制外债的比重，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债的比重往往是金融脆弱性很重要的影响因素。（2）外债的结构要注意优化，短期外债在整个外债中的占比要有控制，因为短期外债会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3）要掌握有效工具控制资本的流动。这都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应对外部危机和外部冲击很重要的经验。不过，在目前市场发展情况下，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新的工具，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要控制美资对中国金融机构控股的比重。外资在中国的五大银行占比是不断下降的，从2012年资产占比49%逐渐下降到现在的37%，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中，我们银行业的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考虑国家的安全屏障时，我们一定要评估现在在新的市场格局下，我们这些屏障是不是足够的坚固。另外，我们“走出去”的金融机构要有稳健的根基，不能轻易地触碰到美国的核心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足够稳健，才能够避免在这方面出现风险。

第四，应对美国挑战，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同盟伙伴。同盟一定是要在有制度保证的紧密的经贸关系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当然我们跟美国相比，同盟的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使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很长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成为外国的力量冲击中国市场的一个渠道或因素。所以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降低外部风险的根本途径。

我们要准备足够的工具箱，一旦美国打击中国的海外资产，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同时，还要监控国内外市场的动向，尤其是当前，香港市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打击措施的一个敏感地域。

                                （编辑  季节）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我读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它原来是自由主义的，现在变成了保守主义。以前美国是推动一些国际机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它是把这个转过来了，对这些国际机构不满意。美国要“退群”了，甚至连联合国它都要退出。

    第一，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幻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将来民主党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不好预判。但是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以后，起码今后6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抱有幻想。

    最近媒体公布美国100多名学者的信，我们报刊上又出现了乐观情绪，说美国没有形成共识等等，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没有看透美国。所谓形成共识，是在科技、经贸领域里有高度的共识，而在与中国为敌的战略和军事领域，确实不是大家都一致。现在掌权的强硬派是要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第二，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了莱特海森2010年的国会证词，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部是按那个论调走的，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变化。

    第三，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人民币“破7”，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进行评估。汇率主要是经济的表现，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表现的数字掌握不全面。我们公布的对美贸易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但是人民币是贬了值的，为什么不以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字是不一样的。到底中美之间贸易发生了多大变化？美元下调、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准确把握，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人民币跟着贬值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也需要有准确的数据信息进行研究。外电说中国的债市估计是260万亿，其中公司债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他们的估计。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债市，今年1到5月份，债务违约已经出现125起了。汇市、股市、债市都有不确定性。

第四，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现在不会把美元作为武器和中国打金融战，因为它是严重的双刃剑，比贸易的双刃剑的作用还要大。如果以美元作为武器跟中国干，美国的损失不会小，除非两边真正打起来，那就是热战了。在热战没起来的时候，不至于用美元作为武器。

    我们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要掌握准确的数字，如果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去判断，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掌握基础数字。

    我们到下面去了解，有的企业出口非常好。我问企业美国订单怎么样，他们说美国订单不少。有的企业就说，前一段美国订单一份没有，大阪会议之后，美国订单来了。但是同时又告诉你，我这订单两年之内必然会转移。

据美国商会统计，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约三分之一。这些企业主要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生产部分进行转移，是部分转移，不在中国的生产线都转移。

重点是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主要在中国自己，并不在美国。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得好，科学技术突破的多，中美关系就好。如果你自己发展不好，你经济不行，民营企业都倒台，科技创新没有大量的投入，那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它就会挤压你。

我觉得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有问题。经济的基础是制造业，甭管是低端、中端、高端，刚开始只能是中低端，然后逐步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贷款支持制造业的比例，还不到10%。

中国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好是关键，特别是在目前，把经济发展好是关键。如果我们现在经济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