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编辑  季节）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编辑  季节）

2019年，我从中信集团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成为一名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干部。挂职工作以来，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始终牢记扶贫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一年多来，我走遍了元阳的山山水水，从海拔2939.6米的白岩子峰到144米的红河河谷，从最偏远的乡镇到最偏僻的小山村，500多个日月星辰，我和元阳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努力为一户户农危房改造清零、一家家人居环境提升、一个个扶贫项目落地，共同见证了全县通过考核后实现脱贫“摘帽”，“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绝对贫困”一词已成为这片红土地上的历史。哈尼语中“诺玛阿美”的意思是“太阳之原”，实现了脱贫梦想的元阳百姓，用“诺玛阿美”来代表他们心目中最美的家园，并以此表达哈尼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看着老乡们幸福的笑容，我为之鼓舞和欣慰。

融入元阳

记得第一天从北京出发到昆明，在昆明停留一晚上后，第二天再转车到州里报到，然后一路颠簸到元阳已经夜幕降临。初到元阳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我的感觉就是“热情好客”和“青山绿水”。元阳县城所在的红河干热河谷地带，常年高温干热，高温的气候和当地人民一样的“热情好客”；而元阳最具代表性的千年哈尼梯田代表了元阳人民“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梯田精神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走出北京的高楼大厦，来到元阳的边远山村，首先就是要成为元阳人，要放下身段，主动向基层干部学习，向村里老乡们学习，积极主动融入，做到头脑要时刻充电，眼睛要向下向外，耳朵听得见群众声音，嘴巴会讲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腿脚要扎得进泥土里。我经受了心理关、饮食关、气候关、语言关、家庭关“五关”的考验，用2个月时间跑遍元阳14个乡镇和中信集团帮扶项目。经常往返于海拔高差2000多米的下乡之路，体会了山路的崎岖险峻、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走访了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老乡，看到很多一贫如洗的家庭不禁泪流满面，更加坚定自己要为元阳人民办好实事，在工作中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有一次到村里调研，走进村里房子最破旧的一户人家，一家四口人仍然住在哈尼族传统的土坯房里，户主张倮则和老伴都已60多岁，两人没有生育，领养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其中男孩名叫张雨，当时正读高二。全家人只能依靠60多岁的母亲干点农活和申领的一些补贴养家糊口，一家人全部挤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居住，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在交谈中得知，由于家庭收入实在微薄，张雨读高中的花销比较大，两位家长正在商量不希望张雨继续读高中了，可以出去打工赚钱添补家用。我找张雨聊天，听了他自己的想法：喜欢读书，希望能继续上高中，以后能考一所大学，但是自己知道家中困难，也想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去打工。后来，我和村干部一起努力做通两位家长的思想工作，再穷不能穷孩子的教育，鼓励张雨完成高中学业，至于他们担心的学费生活费等问题，我协调爱心人士一对一进行帮扶，切实解决他们家里的后顾之忧。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山区的“穷根”在于思想观念和个人的素质能力，而改变这一现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靠教育。只有每一个家庭都重视教育，山区的贫困面貌才能最终得到改变。

投入真情

扶贫工作要投入真情实意，主动和当地干部群众交朋友，用心用情用力，才能得到当地干部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虽然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封闭落后，但是民风淳朴，对于个别缺乏干劲的群众，我们可以教育他、引导他、甚至去骂醒他，但我们不能埋怨他、鄙视他。对于农村老乡们来说，党和政府就是他们的爹和娘。

2019年，中信集团投入540万元实施了逢春岭乡600户D级农危房修缮加固，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建、科学规划、连片推进、精准实施、突出特色”的原则，以农村危房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改善农村4类重点对象住房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农村4类重点对象居民住房安全水平和抗震减灾能力，有效解决了600户258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安全稳固住房问题，让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出列。我在下乡调研危房改造，一个哈尼族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全是泪水，嘴里不停地说阿波毛主席（哈尼语：意为尊敬的毛主席爷爷），政府帮助她把家里的老房子修好，下雨天再也不漏雨了。

我分管县残联的工作，经常到残疾人家里去走访慰问。2019年，县残联争取了50万元资金做了30户残疾人家庭设施和公共设施改造。逢春岭乡的残疾人仁小时双眼失明，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也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和残疾人优惠补贴政策，从乡下搬到县城的新房。每次到仁小时家走访，他总是不停的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一个舒适安全的新家。后来，由他口述让人用一张红纸写了几句话贴在家门口，上面写道：“精准扶贫果是真，党的恩情暖人心，起房盖屋给我住，开新天地管万年，县乡领导恩情大，我已无法来表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真情付出为人民，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就更坚定。

脱贫攻坚是一场人民战争，就是要举全国之力帮助所有贫困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脱贫攻坚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拉近干群感情和关系，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厚植元阳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用三句话概括就是：长期靠教育，中期靠产业，短期靠劳务输出就业，即围绕教育、产业和就业，持续推进元阳的扶贫工作。

千年哈尼梯田搭上现代科技的高速列车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一个适合的产业，既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够带动普通群众脱贫致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总是一个“难题”。中信集团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将自身资金、创新优势与元阳的资源、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升“造血式”帮扶、产业化扶贫水平。

元阳是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哈尼梯田的核心区所在地，全县全部是山地、无一平地，其地形地貌决定了全县的可种植耕地全部为坡地，而且很多耕地的坡度大于25度。这就限制了元阳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效率较低。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结合中信集团在农业领域的优势，我们创新引入农业植保无人机科技助农项目，帮助元阳县引入20台农业植保无人机。在项目方案设计的初期，当地农业部门曾经设想将无人机分配到乡镇，由乡镇农服中心持有使用。后来，在讨论方案过程中，我认为要盘活农业固定资产，让植保无人机能够产生收益，就需要通过收益覆盖其运行成本，而不是将机器“一发了之”。通过反复与农业部门讨论、沟通、修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和市场上无人机专业公司谈判，在元阳设立分公司运营植保无人机。同时，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模式，为村里年轻人提供培训、培养潜在飞机操作手，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增收途径，并通过协议方式约定无人机产生收益返回给村集体，壮大村集体收入，提高农业机械化能力和科技水平，该项目直接惠及10个村集体，受益建档立卡户1697户。一个种植大户在现场参加无人机操作培训后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能有机器代替人工在坡地上干活计，等来年春天自己就要用这个无人机在果园里干活计，能节省不少钱呢！”

在产品销售端，我重点推动了元阳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端上城里人的餐桌。深入挖掘元阳县特色农产品，改变传统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销售模式，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大消费扶贫力度。针对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带来的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在集团的支持下，积极调动多方资源，于4月15日在元阳开展“战疫助农”直播活动，在元阳哈尼梯田上首次实现云南元阳、屏边、重庆黔江、西藏申扎三省市四区县联合网络直播助农扶贫活动，多渠道帮助销售元阳农特产品，目前已帮助元阳县销售农特产品累计超过1000万元。

脱贫攻坚路上的“雏鹰梦想”

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中信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元阳县设立中信奖学金，至今坚持每年发放。中信奖学金奖励和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的贫困学子，有全县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有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的学生。我到元阳工作以来，在下乡调研时，经常会遇到当地干部介绍说自己上学时候拿过中信奖学金，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当地干部对于中信多年来的无私帮扶都是由衷感谢和赞赏，而通过中信奖学金，无形中又进一步拉近了我们这些中信挂职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距离。

元阳县南沙镇财政所职工陈秀蝶幼时随父母从高寒山区移民搬迁到一个移民新村——呼山村，1999年上小学时成为第一届呼山二号村中信希望小学的学生。上小学期间，由于父母连续生病住院，家庭经济状况急剧下降，没有家长的引导，她差点成为“坏学生”。就在这个时候，她“意外”拿到中信助学金，“好好读书”的种子深埋在她心底。之后，她进入元阳民族中学，由于成绩优异又多次拿到中信奖学金，后来顺利考入大学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015年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在村里做过4年的大学生村官，用实际行动温暖身边的贫困户，通过沟通学校、协调企业、对接政府，努力为贫困户争取住房、教育、就业等权益，把一批批贫困户子女送往学校，用她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

现在，陈秀蝶依然工作在脱贫攻坚的一线，我在征集中信脱贫攻坚的故事时找到她，用她的经历激励更多的贫困学子能够努力完成学业、回报家庭和社会。她在受访过程中说：“中信集团改变了我，也塑造了我。受到中信的资助，不仅缓解了我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我全身心投入学习，打好了学习基础，更让我学到了人生的哲理，有了拼搏的动力，有了感恩之心，才会造就今天的我，让我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人要自立自强，才能做到用智慧和知识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现在我也会经常到小学母校去走走看看，在中信的帮助下，学校新增了住宿楼、食堂，加了围墙，‘中信希望小学’几个字依然矗立在学校楼顶，曾经种下的树苗已经绿树成荫、开花结果！”

从扶贫到脱贫，最终到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只有持续坚持发展教育和产业，坚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又有要“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凝聚强大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阵地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村能不能顺利脱贫并持续巩固，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农村党员干部把中央的扶贫政策宣讲并落实到位。为了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我充分用好中信集团捐赠的1500万元特殊党费，建成134个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室、15个村级党组织活动阵地，完成44期基层党员培训、培训8800余人次。通过基层党员培训，完善农村党员活动阵地，落实基层“三会一课”制度，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强化理论武装头脑，让农村基层党员更好地肩负起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责任和担当。

为了帮助农村发展产业，中信集团帮扶元阳县嘎娘乡建设了一条全长26公里的生产路，沿路覆盖5个村委会。由于修路需要占用农田，而且没有补偿资金，因而刚开始做农户的思想工作时候难度很大，他们普遍认为这条路要占用这么多农田很难修通。后来，乡干部先做通村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再通过村党员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启动开工。最终，生产路沿线的农户没要一分的补偿金，该条生产路得以顺利完工。群众说“相信党和政府是不会骗我们的”。事实证明，这条生产路的打通，直接解决了沿线5个村委会3241户14884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38户7419人）的生产难题。没有生产路时，农户只能依靠人背马驮的方式下地干农活，比如背一袋粮食50块钱，如果是用马驮的话，20块钱一袋。现在，农户自己开着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沿着生产路下地干活，极大节约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随着这条生产路的开通，原来下地干活不便、生产成本高导致有上千亩的土地撂荒无人耕种，现在随着生产路挖通，这些撂荒的土地开始恢复耕种，土地租金从原来的不到200元/亩最高升值到超过1000元/亩。现在，很多种养殖大户沿着生产路开始布局种植养殖产业，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因此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更加坚定要“听党话、跟党走”。

忠诚担当

在基层工作，忠于党的事业、勇于承担责任是第一位的。记得离开北京之前，抱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妻子对我说：组织需要你去扶贫，你就去吧，你不在家，我也会把老人和孩子都照顾好，山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老母亲对我说：儿子，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现在单位给你机会再回到农村，你得干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带着家人的重托来到离家3000公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扶贫工作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年初三接到干部返岗的消息，我马上就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元阳工作岗位，是全州最早返回岗位的挂职干部之一。回来后针对县里急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我第一时间向集团报告请求支援，由于防疫物资难以调集，集团研究后同意捐助县里20万元专款用于防疫工作，筹集了7万多个口罩，解了全县燃眉之急。同时，我又投入防疫工作，深入挂包乡镇一线靠前组织，确保不发生本地传染病例，帮助元阳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前，元阳县虽已脱贫摘帽，但仍有硬仗要打。重整行装再出发，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消除剩余全部贫困人口，巩固脱贫成果，让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我将继续履行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责任，发挥好中信集团与元阳县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引进来、走出去”，顺利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努力将元阳建设成为美丽神奇的“诺玛阿美”。

（编辑  季节）

2017年我曾随队去云南省元阳、屏边两县调研。元阳县人口42万，贫困发生率曾接近50%。屏边县共16万人，贫困发生率曾超过50%。自1992年以来，中信集团在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2020年11月，我再次随队前往两县，得知今年5月17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11月14日，共有包括屏边县在内的云南省9个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至此，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

贫困标准是动态的。1985年，我国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现行标准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当然，摘掉贫困帽子并非万事大吉。首先，有的个体脱贫效果还不稳固，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返贫。其次，随着国家发展，绝对贫困的标准还可能提高。第三，绝对贫困消除后，还会有相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长期性的社会目标。因此，国家承诺，脱贫后帮扶政策不变。这对摘帽之后的继续扶贫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阳、屏边，听到一种声音：不少专职扶贫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已经到达瓶颈，希望能够得到培训，为今后巩固和深化扶贫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这便涉及到一个宏大的话题——谁能为中国扶贫事业提供经验和培训？

中国扶贫事业处于“无人区”

“无人区”概念是借用的。国内某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我国某些科研领域目前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几十年前，我国科技的发展主要是跟踪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几十年发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也正在做，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探索阶段；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从来没做过，因而没有任何借鉴。借用科研方面的“无人区”概念，我认为，在世界上中国解决贫困的实践一直处于“无人区”。

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加之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掠夺，令中国落入一穷二白的深渊，底层人民陷入赤贫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4亿，始终与欧美人口总量相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和新出现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首先，西方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实行奴隶制，使得一部分人的贫困被法律固定，剥夺了他们摆脱贫困的权利。中国革命是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根本宗旨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为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宏大实践，刚起步就踏入了“无人区”。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冷战启幕，苏联只有30多年历史，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成熟，国情与中国很不相同，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简单复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摸索实践，大方向把握正确。

解决贫困的前提是发展经济。面对百年耻辱，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现实，为了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将伟大复兴的摩天大厦交付给历史的质量承诺，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现。

发展经济需要学习，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丰厚的积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来，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等同于消除贫困，更不等同于共同富裕。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贫穷国家若照搬美国，只可能使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更为放大。欧洲现在主要靠高福利解决内部贫困，然而，高福利政策使国家财政难以维系，这成为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发展的路上时刻不能忘记解决贫困，否则发展将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政策惠及数亿人，相比欧美国家同样人口规模的减贫至少经历了200年，中国的成就的确无出其右。世界银行曾预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1%以下。而当今中国的目标是0，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在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史无前例”不仅是相对中国自身历史，同样是相对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2000年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减少贫困人口一项，70%以上是由中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探索。进入新时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贫减贫速度又大大加快。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扶贫减贫的历史与现实

贫困从来就有，产生贫困的原因各种各样。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个典型的方式是等级制度。当近代西方国家声称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真相：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我们的扶贫对象自然包括每一个公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公民贫困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历史记载中的确存在向公民发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发放食物等扶贫方式。但人们时常忽视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只是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而非所有居民。以斯巴达为例，公民只有几万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数十倍于公民人数的“黑劳士”，即集体奴隶。雅典的奴隶大致十倍于公民人数。不同之处在于，雅典的奴隶大部分属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针对有特权的公民的扶贫减贫方案，从来不会涉及奴隶。

进入中世纪，等级制度依然是欧洲解决贫困的法宝。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级群体处境比奴隶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或徘徊于贫困边缘，低等级群体的贫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类现象，而且印度低种姓的贫困是被宗教意识固化的，这一宗教观念也被低种姓贫困群体所接受，认为贫穷是命，不求改变也无力改变。这样，扶贫也就可有可无。

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的消除经历了约200年。除了黑人奴隶制外，白人内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美国早期的白人契约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才大体消除，真正面对全体公民的扶贫减贫政策才开始出现。然而，欧美国家内部大面积消除贫困，其代价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不平等。过去的表现是殖民地，如今体现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此维持国内高福利政策，用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核心观点是，拉丁美洲不断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输血，才保证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的代价。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扶贫减贫计划成效有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

中国历史漫长，不同朝代对于平等和等级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中国古代政府对于贫困者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灾年开仓放粮的对象没有等级区分；是否有人冻死、饿死街头，是古代考核县官的指标之一；从皇帝到县官都将鼓励农桑、劝民就业视为紧要大事。与现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万各级干部驻村帮扶，将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等于疏通了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梢。

现代社会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教育、通讯、交通等条件落后，使得那里的人们很难跟上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们改变观念和生产方式，将会非常漫长。因此，派出大批驻村干部，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从一分地、一只蛋开始为贫困户算经济账，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知识水平，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和技术，介绍非农就业岗位等等，等于手把手地将他们一个不落地带入现代化行列，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帮扶对象不分民族、性别、宗教、智愚、区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压迫别国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经常是倒贴邻国，说明中国传统有不愿剥削邻国、向别国转嫁贫穷的品质。在中国人看来，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比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更重要。今天，从中南海发出的到达偏远贫困户的每一项政策、每一笔帮扶资金都是靠中国人的诚实劳动创造的。

扶贫与感恩，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感恩”在当今中国是比较敏感的词汇。一方面，媒体经常说中国人不懂感恩，每到美国“感恩节”便有人写文章，要求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学会感恩，而这些所谓感恩的舆论只是面对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对感恩的舆论则是面对政府。也就是说，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媒体便要求民众感恩；而政府帮扶贫困，媒体便认为不需要感恩。

这种观念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扶贫济困大都由教会实施。今天，我们在美国、伊斯兰国家（如穆兄会）、俄罗斯、联合国依然很容易看到这种由教会、宗教机构、宗教NGO实施的慈善或扶贫济困项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对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感恩神、感恩教会而不感恩政府，本质上就是神权贬低世俗，宗教贬低政府。这种逻辑在美国政治理论中体现为，政府被定义成“必要的恶”，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国传统长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中信集团积极帮扶云南等贫困地区长达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扬名的作风。在云南我们发现，老人们会说“感谢共产党”，孩子们则会说“感谢中信”。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示出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大概类似于媒体上时常能见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动，而非代表党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们帮助他人是发自内心，而非沽名钓誉。雷锋精神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议中，政府行为究竟是好事，还是本职本分？严格来说也不容易界定。当政府权力不受挑战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不突出。然而，当今中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尤其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一刻都没有停止。如果形成媒体的惯例：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无需感恩，而对宗教、资本的民间慈善需要感恩，排斥党和政府在扶贫事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认可。以中国的经济基础构筑西方的上层建筑，这是极大的荒谬。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在做扶贫济困的慈善时，常常以信教、入教为条件，即要求对神感恩。这种做法违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中国传统。然而，即便到今天，联合国平台上对欠发达国家做慈善项目的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地下传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获人心，却把政府帮扶视作天经地义而无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不少见。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来大量资源，例如教育传教、医疗传教、农业传教等，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新老教徒对当年传教士的“善举”念念不忘。因此，中国的扶贫事业本质上也是争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归入“社会安全”的范畴。然而，由于政治理论和媒体理论受西方的影响，对于感恩的“世界惯例”已经造成对于中国扶贫成就的宣传困境。

“做得好”与“说得好”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看似一个简单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中国扶贫减贫的成就在历史纵轴上“史无前例”，在国际横轴上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如此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我们还需要讲好。中国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够“说得好”的并不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外国人的夸奖当成“说得好”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将话语的权力、将舆论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相信我们能够按时获胜。但是，针对中国扶贫减贫的舆论战，很可能刚刚开始。

对于中国扶贫的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国内官方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数量相当多，覆盖面足够广，但口号式、表态式宣传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脱贫攻坚最后的“老大难”，大多都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媒体记者能深入一线报道的不多，不到现场就无法亲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用通稿。扶贫话题远不如明星之类更容易触及记者的兴奋点。

第二，国内自媒体对于扶贫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正面宣传，它的问题与前者类似，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多。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查了微博热搜榜，前50名中没有一项与扶贫有关。扶贫减贫可是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若对此因感觉遥远而忽视，尚可理解，大部分自媒体处于这种状态。还有一类是拐弯抹角地嘲讽，虽然在大的舆论氛围中，对于扶贫的负面态度较少公开或直接表达，但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有关负面评价时不时就冒出来。

第三，国外舆论界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要么是无端质疑，要么是沉默。虽然能看到一些国外对中国扶贫的正面评价，但多数来自是欠发达国家或西方个别学者，其中较大比例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或装作没看见。

美国是一个半神权半启蒙的有神论国家，它的道德来源完全基于上帝信仰。然而，美国国内贫困问题解决得并不好。美国还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成效甚微。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扶贫成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都超越了美国人信奉的上帝。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只能保持沉默，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无奈中的焦虑。

即便对于宗教氛围较弱的欧洲，这种尴尬同样存在。直接发放高福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懒人。与中国的扶贫相比，高福利属于“授人以鱼”，中国属于“授人以渔”。虽然有人质疑中国扶贫资金的使用也有变成直接发钱、直接输血的可能，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帮助各类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不能返贫。扶贫干部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贫困户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环境中摆脱贫困的一技之能。虽然一年、二年、三年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彰，但坚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人，总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摆脱贫困，实现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个贫困户需要多年帮扶或者有可能反复，最终也能有效地避免欧洲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中信集团在贫困地区持续扶贫28年，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结合国家政策、企业能力、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使得贫困户逐步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不同贫困户有的一次帮扶就成功脱贫，有的多年多次，最终脱贫。我们不能说针对一个贫困户多年多次帮扶投入的资金是浪费和无效。因为多年多次帮扶哪怕还不稳固，还可能反复，也与永远靠输血、靠福利解决贫困不是一个性质。习总书记要求斩断贫穷的世代传递，长期教育与短期帮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国的扶贫成就对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国家福利两种模式都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脱贫规模、速度、收入增长率、长期有效性等硬性标准，还是仁政、恤民、国家道德、社会良心等软性指标，中国的扶贫模式都绝不逊色于西方的各种模式。而中国扶贫所遭遇的国际舆论，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国交出的成绩单是优秀的，但西方主流舆论依然在鸡蛋里挑骨头，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酸溜溜，要么颠倒黑白。

从扶贫成就到文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未来中国设定了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其中一项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我认为，一个文化强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应能进行相应的反击，并有效战胜西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垄断。要做到这一点应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理论建设上改变近几百年来西强我弱、西高我低的状态，增强文化自信；二是要用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数百年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扶贫事业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成为夺取人类文明道德制高点的阶段性局部战役。

首先，我们应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的扶贫成就。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宏观展现，也要有驻村干部、扶贫对象从个体到村落的微观故事；既要有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团这样长期不懈为国分忧、体现社会责任的各类企业。在充分总结这场从上到下全力以赴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升华关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平衡的理论，而那些宗教慈善、国家福利、阶级斗争观念等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要从历史变迁到横向比较，彰显中国几十年来伟大卓越的成就，将扶贫减贫的成就归纳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应无所畏惧地与西方价值体系短兵相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之间的舆论斗争必然会日益突出。热战的可能性不大，而事关话语权力、舆论主导的意识形态碰撞则难以避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中国无法避让，只有正面交锋。中国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加强对外宣传，例如适当时候在中国举办“全球扶贫减贫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共聚一堂，检验和审视中国的扶贫成果，反思和讨论各国的扶贫减贫历程，比较和鉴别扶贫领域的中国模式与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长短异同。破除西方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扶贫成就是中国巨大的道德舆论金矿，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突出成就，应该使我们无惧于西方任何道德挑战。

第三，中国的扶贫减贫成就是中国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建立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美国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观，肯尼迪执政时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大量派遣“和平队”，与传教士本质上类似。如今，美国国内贫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向外海派遣“和平队”已经式微，但传教士依然在亚非拉扩张，他们将广义的扶贫与西方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曾有包括中国当年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国乡村建设，效果都不理想。

总之，中国扶贫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仍在继续发生的“中国好故事”。要向全世界讲好这个“中国好故事”，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预料西方主流媒体会对中国扶贫成就发起舆论攻势时，这种紧迫感十分必要。讲好扶贫这一中国故事，应该成为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一个坚实的脚印。

（编辑  季节）

2020年11月23日，伴随着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宣布脱贫出列，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必将在世界反贫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这场没有硝烟战役的奋斗者之一，中信集团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接受中央的扶贫任务，参与了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脱贫攻坚之战。28年来，中信集团先后委派多名优秀干部到基层挂职开展扶贫工作，在资源投入、产业发展、教育帮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元阳县和屏边县在2020年先后通过第三方评估检查，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两次组织了相关专家学者赴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调研活动。第一次是在2017年4月，当时脱贫攻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地方脱贫任务非常艰巨，调研组也深刻感受到了脱贫攻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自然条件复杂，社会环境相对封闭；农民思想保守，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长期承担固边任务，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第二次调研是在2020年11月，经过不懈奋战，两个贫困县按时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也通过了相关验收考核，正在努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时隔三年，回顾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脱贫历程，调研组能明显感受到这场攻坚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贫困治理后的变化

要致富，先修路。在贫困治理方面，重点抓了基础设施建设。沿着曲折蜿蜒的山路，元阳县和屏边县大都修建了硬化的道路，基本可以实现通车到各个村寨。两个县到昆明的高速公路也正在建设过程中，一旦完成，将会极大地缩短这两个边陲县城到省会的距离，加强与发达地区的沟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14年至今，屏边县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10.52亿元，完成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6个，共修建了1300.54公里道路。这些地方山大沟深，地理地貌非常复杂，同样里程的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和成本远远高于内地，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强力支持，很难想象能够取得这样的建设成效。

以元阳县为例，该地区海拔高差有两千多米，有的村寨分布在河谷地带，有的在山上，起伏连绵的哀牢山不仅使得农民日常交通出行非常不便，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挑战。农田零星分布在山间，由于海拔高差很大，气候变化等造成了作物种植品种和模式的差异。因为山高路陡，农民只能依靠肩挑牛驮进行农业生产，劳动投入很大，但是效率并不高。从景观学的视角来看，举世闻名的哈尼梯田于群山之中勾勒出的田园线条确实是一道美丽风景，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农民在错落有致但琐碎细小的田块中耕作，着实异常艰辛。由于道路不畅，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产品转运非常困难，而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之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

在思想观念方面，扶贫攻坚深入人心，农民思想上更加开放，对于外出打工等由排斥态度转为积极选择。从数据上来看，以屏边县的新现镇为例，全镇2.44万人，目前外出务工人口有8000余人；县政府所在地玉屏镇有3.2万人，外出务工人数也超过了7000人。2014年之后，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显著增加。过去农民家庭生活模式基本上以务农为主，受自然条件限制，农业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大多数农民家庭都维持在基本温饱、小康不足的状态。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客观上也造成了农民思想意识的保守，一方面觉得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担心外出务工被骗，另一方面很多人也不愿意被打工所约束。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客观上使得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更加多样，增强了家庭的经济韧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逐渐转变了以农为主的生计模式，依靠务工、经商、务农等获得多样化的收入，实现了家庭发展资源的有效积累。而在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这一转变过程相对缓慢。脱贫攻坚作为一项国家行动，通过外力的强烈干预，客观上加速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为农民联系外出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外出就业激励措施。比如规定在外务工累计获得两万元以上工资收入，凭借相关证明，可以获得1500元的补贴；务工收入累计在一到两万之间的，可以获得1300元的补贴等。

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农业经济，地区产业结构较以往有较大改变，一方面是相对高附加值的种植养殖业占比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是旅游等第三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结合地方优势，政府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选择。屏边县从2014年至今投入3.86亿元，发展荔枝、猕猴桃、枇杷等种植，有的已经初步见效。例如屏边县的沿溪村，农户种植荔枝方面已经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益，少的一年能赚七八万元，多的有几十万元。前几年在政府易地搬迁资金的帮助下，村庄28户农民都住上了两层半的楼房。

产业结构调整是脱贫攻坚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尽管地方已经涌现出一些目前看前景较好的产业，但是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山区复杂的气候变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以2020年为例，屏边县就出现了16次冰雹灾害，荔枝等经济作物经过多年培育终于到了挂果期，但是又遭遇气候灾害，减产严重；二是产业发展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由于近年来各个地方为了脱贫攻坚都在调整产业结构，结果造成产业同质化较高，市场供求相对混乱，失败风险很高；三是引进的农业产业需要经过本土化适应和淘汰阶段，一些理论上可以成功的产业也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尤其是林果业生长周期较长，前期较大的投入并不必然会换取最终的收获。

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

贫困治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治理绝对贫困已经取得了关键性胜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了贫困问题。调研中发现，贫困治理还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在精准扶贫时期，为了按时完成扶贫任务，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硬件方面的达标而忽视了思想的引导和变迁过程。对于前者而言，通过各级政府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也容易在短时期内取得显著成效。而后者需要经历相对缓慢的过程，其转变和提升很难一蹴而就。就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而言，显然后者更为重要。边疆地带的深度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核心贫困问题是转型性贫困，即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和思想文化观念与现代主流社会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关键原因是发展历程的阶段性不同。因此，这些地区呈现出集中连片的贫困现象，由于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很难通过针对个体性的贫困问题的措施来解决整体层面的贫困问题，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治理举措，短期解决贫困表征问题，长期解决思想观念落后和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农民通过打工、经商等途径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则，并学会在市场中独立生存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需要长期发展教育，综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二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悬殊待遇导致基层群众产生一定的情绪。精准扶贫时期，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在贫困户帮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和关注度，甚至一些地方出现被帮扶贫困户生活水平远超非贫困户的情况，导致农户之间的不公平。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分化不大的地区，不合理的帮扶方式导致农户愿当甚至争当贫困户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群众滋生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通过上访、不配合政府其他工作等方式发泄怨气，给基层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因此，在相对贫困时代，贫困治理要避免将贫困户变成“特权户”，在注重对贫困户帮扶的同时，还应该关注贫困边缘户的问题，避免过大的帮扶力度而造成贫困边缘户的相对剥夺感，要注意树立正确的劳动伦理，引导勤劳致富的价值观。

三是村庄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一定程度的增收困境与债务陷阱。贫困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衡量村庄脱贫的关键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通过多种政策设计来增加村庄集体经济实力：有的将政府投入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入股到企业，与企业达成协议，通过定期收益分红的形式返还给村集体作为集体经济收入；有的将政府投入的光伏发电项目受益权转让给村集体，从而获得政府光伏发电的补贴收益；还有的利用政府产业帮扶资金，以公司+合作社的形式，定期给村集体分红。从表面上看，这些举措能使村集体经济收入呈现持续增长的样态，但是其中某些增长模式是基于行政主导而非市场经济规律，即通过短期内政府与企业的达标合作行为来实现脱贫目的。

由于贫困村集体经济普遍面临空壳化难题，集体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资本和人力，依靠村干部经营来获取集体经济收益的方式在个别地区或许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目前集体经济增收的方式还是高度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大多数地区都将政府投入给村庄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入股企业，村集体获得7%-10%的收益分红，这样高额的回报率，企业短期内或许可以承担，但是很难持续下去。由于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这些投入的资金也面临回本难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为了完成集体经济增收的任务，相当一部分村庄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果无法获得持续增收收益，这些债务会进一步加剧村庄的发展困境。

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建议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一些深度贫困地区需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在持续减贫、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重视基层干部的思想意识教育，着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贫困治理是一项民心工作，国家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通过政治动员，大量干部下沉到基层参与扶贫实践，锻炼了干部，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这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然而，基层社会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些人将政府扶贫看作是理所当然，一味吹毛求疵，缺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反而却对宗教组织给予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在基层党建方面，不少农村地区都存在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和断层等现象，年轻党员缺乏，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够突出。因此，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切实践行群众路线、把民生工作落到实处，刻不容缓。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仍然有待提升。从总体上来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群众沟通、带领群众发展的能力，二是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这两种能力都有待加强。精准扶贫时期，大量的干部下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地方治理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终究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诸多发展难题，尤其是下一阶段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二是贫困问题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需要系统性的长期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建立起分类治理机制。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其自然条件复杂、贫困面广且程度较深，在地方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背景下，不能一刀切式地用中部地区的考核标准来衡量其贫困治理绩效。在初步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深度贫困地区应该重点做好防止大规模返贫等工作，持续关注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变化，尤其要改变过去农业劳动投入大但是产出效率不高的生产模式，引导农民家庭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务工、经商、务农等多种途径，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增加家庭经济韧性。事实上，即便是深度贫困地区，过去也有很多相对富裕或者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农户，他们往往都是早期勇敢闯市场的农民，更加懂得利用市场规则来发展家庭经济。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是转型性贫困，即大量农民正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思想上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还要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改变那些制约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有的地区由于长期封闭，早婚、赌博、嗜酒等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政府有责任加强基层工作，密切和群众沟通联系，做好思想工作，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三是妥善谋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避免重复建设或政策缝隙造成的发展断层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方面的要求，这与精准扶贫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都是这两大战略的关键环节，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审慎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要避免对同一地区的反复调整；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选好基层发展的带头人，做好对“小微权力”的监督。乡村振兴战略虽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但是经历过脱贫攻坚的探索，仍然有比较多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从宏观上看，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项目资源投入方式，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升级，对于各层级间政府行为的监督也会更加严格。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精准施策，避免为了政绩而制造浪费资源又不可持续的典型。

（编辑  杨利红）

贫困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研究、治理和摆脱贫困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贫困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向贫困发起了冲击，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它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现在，中国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我们不但彻底扭转了百年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而且困扰中国和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有了治理的典范。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但非常精彩、生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中国脱贫成效来之不易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将继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近期，我们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进行复旦大学对当地对口支援的调研，总结提炼云南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能像许多干部那样亲自参与这样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但是通过考察调研，我确实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这场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就。回过头来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么多年来举国上下各方面力量尤其是贫困地区干部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成效来之不易。

习总书记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发展的奇迹，另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成就。我们将向整个世界讲述中国的脱贫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走出的脱贫道路，可以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中国14亿人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取得的成功也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成就，我们希望全世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走上这样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与贫困较量，只有中国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总结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宝贵经验更具历史意义。

永平脱贫故事的几点感受

永平脱贫攻坚历程是全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一个缩影，永平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要把这个案例总结好、提炼好，进而丰富发展、更好地走好中国道路。总体看来，尽管永平人口不多，只有18万居民，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地，尤其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特征，也体现出脱贫攻坚的“复旦样本，永平模式”，这两个板块在脱贫攻坚战中融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永平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永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永平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推行郡县制。途经博南古道，可以让我们推想，永平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繁华过，但是由于后来种种原因，这里发展一度相对滞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进入新时代以来，永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和大翻转，成效显著、成就巨大。

第一，永平今天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中央的部署、各级政府的行动和响应。没有中央的整体部署和地方领导强有力的推进，不可能有复旦对口支援的举措，也不可能有整个永平县各级干部的全身心投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才有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与配合。火车是否跑得快，关键要看火车头。

第二，复旦永平对口支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2年到2016年，这是复旦对永平对口支援的探索阶段。这个阶段是复旦对口永平的起点，很多工作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当时的对口帮扶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成效也比较单薄。2016年到2020年，是复旦对口支援永平的新发展阶段，开辟了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的新境界。当地的一位电商老板说，没有复旦的对口支援，没有县委书记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

复旦大学全面推进对口支援永平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有特色。尤其在医疗领域，可以成为大病不出县的典型案例。现在永平是复旦的第五个校区，充分体现了复旦与永平之间的全方位对接和深度融入。

2.有亮点。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体现为全面、深入地融入教育产业开发，包括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等方面，一批又一批的复旦挂职干部奔赴永平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3.有温度。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落实中央的号召和指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对口支援。复旦人用真心用真情体现在真的行动上，在平常当中才能体现伟大。这是我看下来的感受。

第三，复旦对永平的对口支援有政治高度，体现了复旦历史上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家国情怀。复旦人不但要为国育才，更要为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不但是复旦的责任和使命，更是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和使命。

第四，脱贫不脱钩。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脱贫攻坚战中，很多地方干部全身心投入、用心用情，两年脱贫工作，一生扶贫情结。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复旦扶贫干部对永平依依不舍，任职到期也不愿意离任；有的干部在离任之前已经在积极谋划脱贫攻坚与振兴乡村的衔接，传递脱贫攻坚的接力棒。

接续未来乡村振兴的希望

最近有两位著名学者的对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认为中国走城镇化道路不坚决，大意是认为乡村振兴不可能成功。如果两位教授能够到脱贫攻坚一线乡村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他们会意识到这个结论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未来相对贫困的彻底解决，不可能走单一城市化的道路，还是要靠乡村振兴。过去我们错误地理解，所谓现代化，一是工业化，二是西方化；所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今天成功走出一条新的中国道路，就在于我们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单纯强调工业化。旧中国基本上是农业国，新中国的成立把我们带上了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同时也高度重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乡村建设行动，未来乡村振兴将会成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永平来说，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还要立足于乡村振兴。

第一，坚持抓产业发展不动摇。三年前，我到永平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时候，前一年永平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支柱产业是建材，当时我并不认同这个布局。现在来看，永平走出了一个好的道路，在产业发展上不搞多元化，抓住一两个支柱型产业，坚定不移地发展就一定成功。与此同时，永平的产业要做大做强做优，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有中国的视野。所以产业基地可以放在永平，但是市场和眼光不局限在永平，眼光要高、视野要广。

第二，坚定不移办好一个院。要借助复旦对当地医疗事业的支持，努力把永平人民医院打造为面向整个滇西、服务于滇西人民健康的中心医院。

第三，要发展好一个市场。产业需要市场支撑，永平的市场不要太多，比如核桃交易中心，不要仅仅盯住滇西交易市场，整个云南的交易市场都可以从这里起步，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更大的市场。总书记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重视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内循环各自为阵，也要强调要素市场在国内市场的统一。要把核桃市场打造成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样的模式，靠这个市场可以支撑整个永平的经济发展，进入云南省的发展前列。

但是，我对永平的旅游业发展不是很看好。在我看来，博南古道可以作为文化去研究，也可以做成文化论坛，但是很难把它产业化，因为古代的文化必须融入现代的元素，才能把它开发出来。产业发展壮大主要依靠自身的内生驱动，市场有多大，产业就有多大，如果市场支撑不了产业链，仅靠财政支持的产业发展是难以持久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乡村治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农村改革初期，包产到户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包产到户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它与现代化的经济不匹配、与规模化的经济不匹配。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么40年后来看，农民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土地抛荒比较严重，这样的格局不符合未来的乡村振兴方向。我认为，集体经济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凡是脱贫攻坚比较好的就是集体经济办得好的地方。当然，这种集体化的道路不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而是走出一种新型的集体化经济道路，这样才能对永平乃至整个云南，甚至全国的农村具有示范性意义。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世界各国（地区）均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应对，服务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住宿餐饮、文旅、交通等传统服务业随即受到致命冲击，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复市的稳步推进，已呈快速回升态势。在此过程中，新兴服务业始终保持良好增势，远程医疗、教育、办公等新模式，“零接触”、“共享用工”等新方式风起云涌，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加速释放。服务业应以此为契机，乘“机”而为，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关键词：疫情 服务业 数字化 智能化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我国服务业经历了明显波动和变化。一季度，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其增加值同比下降5.2%，3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1%，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服务业显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长1.9%。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2.3%，财新中国服务业PMI为58.4，创 2010年5月以来新高，服务业乐观度在扩张区间攀升，升至三年以来最高值。可见，疫情对传统服务业冲击较大，但已逐步走出低谷，加速恢复，新兴服务业保持逆势增长。

疫情冲击下服务业大起大落

传统服务业由降转升

疫情首先冲击餐饮、娱乐、住宿、交通等传统服务业。一季度，国内大多数商场、餐馆、酒店、影剧院、旅游景区等消费场所停业。全国大量长途客运班线暂停、铁路车次停运、航班停飞。不少城市的公交、地铁线路和出租车、网约车停运或调整。传统服务业各行业均呈现负增长，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4、21、41个百分点，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9.1%、3.8%、1.4%，占比较上年同期也均有所下降。二季度，随着疫情解除和景区开放、电影业复工、商场开业促销，传统服务业呈加速回升，各行业增速较一季度均有上升，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其增速较一季度分别提高19、16、17个百分点，其增加值在GDP的占比也有所提高，且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上升到荣枯线以上。

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

在疫情冲击下，新兴服务业彰显出优势和潜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今年各月生产指数均实现正增长。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逆势上扬，增长13.2%，二季度持续增长，增速达15.7%。高技术、科技相关服务业投资、收入持续增长。截至6月末，全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7.2%，比全部服务业投资高8.2个百分点。1-5月，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和4.0%；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较1-4月提高1.9个百分点；新技术开发应用持续快速发展。互联网数据服务比去年同期增长24.6%，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同比增长49.1%。

表1 2020年上半年GDP及第三产业构成初步核算数据

疫情释放服务业发展新动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产业。2019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9%，但其中80%还没有实现数字化。疫情期间，线上渠道迸发出巨大力量，人们深切感受到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促进剩余八成的服务业尝试拥抱数字化，为以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提供了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

数字化激发服务经济新活力，拓展产业增长新空间

一是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 催生“线上+线下”医疗产业跨越发展。在疫情的特殊时段，医疗资源尤为紧张，医院就诊交叉感染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处方量激增。国家卫健委也多次鼓励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多地“互联网+医疗”服务试行纳入医保支付，为互联网医疗发展打通“最后一公里”。闭环化的互联网医疗供需不断提升。医院、医生更加重视线上服务，扩大在线诊疗的服务人群和服务项目。公众对医疗资源的选择增加，顶级医生的线上问诊量远超线下。据统计，截至3月22日，医联注册医生数较疫情发生之前环比增长784%，处方医生数环比增长153%，注册患者数环比增长372%[1]。“线上+线下”医疗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互联网医疗从远程问诊、轻问诊，逐渐覆盖诊疗、诊断、健康管理、院后管理等诸多环节。围绕医疗资源配置及医疗服务流程再造，互联网对医院场景的渗透及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介入越来越深，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扩大到医药、医保等领域。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国内远程医疗行业在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230亿元。[2] 此外，疫情也将促使线下医疗重视预防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健全分级诊疗转诊机制，加强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等。

二是以数字化环境为契机，激发远程服务产业需求潜力释放。为防控疫情，各地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线下教学被按下了“暂停键”，教学内容同步转移到线上，教学机构推出直播、录播课程，并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打卡训练等。远程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样选择，逐渐成为被大众认知、认可的教育方式，市场空间巨大。直播课程服务快速增长，2020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线上教育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4%。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达3.09亿人，市场规模将达4538亿元。[3] 优秀教师的点击量持续攀升，带动相关优质课程、配套书籍等需求量不断增加，成为新的巨大潜在市场。

远程办公模式也受到企业单位和职工的青睐。据了解，目前中国远程办公人口渗透率只有1%，市场尚处于一片蓝海。随着5G网络、物联网等“新基建”大规模铺开，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远程办公将成为大部分企业的刚需。在远程办公得以快速扩大应用范围的背后，是一批拥有雄厚积累的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撑。如神州数码基于Avaya平台能力，研发出神州智讯，实现通讯录、文本消息、语音消息、图片传输、文件传输及电话、三方通话等功能。远程办公需求急剧上升加速了服务器、网络设备设施等周边软件产业需求的爆发，带动行业厂商洗牌加速。目前，我国基础办公软件市场规模在百亿元左右，预计至2023年将达到149亿元左右[4]。

三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导向，助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创新升级。疫情期间，全国十几亿群众宅在家中为战“疫”做贡献，催生出“宅经济”，给文旅体产业带来全新机会。广大用户对线上文娱内容的需求激增。据统计，春节期间，快手、抖音日均用户增量均超4000万；微博日均增长4000万，新浪新闻日均增长2500万；和平精英、王者荣耀等手机游戏日均分别增长2747万、2629万[5]。一季度，中国移动游戏市场收入近550亿元，创历史新高[6]。院线电影网络发行，“云录制”保障节目制播，开发了利用互联网进行节目创新的潜能，帮助影视和网络视听节目打开新的想象空间。新型旅游体验方式应运而生。如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项网上展览，在线旅游平台推出云旅游项目，景区开辟线上游览功能等。智慧旅游更加活跃，体现智慧旅游价值的文旅科技创新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中坚作用。VR文化旅游产品在网上传播，拓展了文旅衍生品市场。长期来看，疫情让健康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低密度私享型的旅游产品遇到良机，康养旅游将迎来井喷式增长，度假屋市场逐渐迎来爆发。体育产业内部迎来新一轮自我蜕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愿望更加强烈，随着体育需求的增加，体育消费更加趋热，催生了线上体育产业新热点。

智能化催生服务经济新模式，创造产业增长新引擎

一是新型服务方式快速涌现，为智能制造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疫情，“无接触服务”加速拓展。一方面，针对救治等医务特殊场景，利用5G云端技术，开发出多种新型服务机器人，如特重症智能远程医疗诊断机器人、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智能物流机器人、城市漫步测温机器人等。另一方面，物流、餐饮等企业纷纷推出“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用餐”等新举措。智能货柜、无人机送货、无人车载人等新型服务方式也快速涌现。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主要城市智能快件箱已达40.6万组，较2018年增加12.7万组，2020年快递入柜率有望达到15%。这些都让智能制造产业借势上扬，为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

二是新型销售渠道拓展应用，为生活性服务业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疫情影响下，线下商超卖场顾客寥寥，生鲜电商成为最大受益者，几乎所有生鲜电商平台的订单量都增加了几倍以上，这加速了原有行业市场格局洗牌，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将进一步上升。许多餐饮企业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一些原本与外卖契合度不高的高端餐饮、老字号企业，也纷纷推出了外卖服务，高端外卖市场潜力巨大。同时，菜品开始向工业化产品转变，并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实现餐饮零售化，为餐饮企业开拓了新的消费市场。如海底捞、西贝、广州酒家、北京杨记兴等餐饮企业加大力度开发半成品或成品的食品，原来的堂食菜品变成了工业化产品，消费者在家里只需给食品加热就可以享用到餐厅的味道。

三是新型用工模式应运而生，为各领域求职者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受疫情影响，教育部等五部委曾联合发文，暂停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招聘，鼓励“云招聘”；发改委也鼓励以“互联网平台+创业单元”模式带动社会服务领域创新创业，“网上面试、签约、报到”成为主流形式。“青团社”数据显示，疫情以来，已有63万大学生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找到文案编辑、在线家教等兼职。此外，疫情加剧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由盒马鲜生引领的“共享员工”模式兴起，共享经济的范围从原先基于商品和服务的共享拓展到人力资源的共享，“共享用工”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和认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斜杠青年”（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青年人群）的盛行，灵活用工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用工模式，成为稳就业的新引擎。

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的努力方向

疫情释放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引领型企业；个人信息、企业信息被多途径收集采纳，信息泄漏风险加大；“共享员工”“跨界员工”等灵活就业模式面临制度和政策障碍，在实际用工中可能存在工资、考核、社保、工伤、福利等各方面的纠纷风险等。

疫情终将过去，需求却不会消退，服务业数字化的意义远不止于帮助各行业在诸如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起死回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培育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有效投资新基建，打造多层次载体

大力支持服务器、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关键平台、基础算法和重点软件研发，提升高端芯片、基础硬件等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打造云计算、人工智能应用、物联网服务、数字资源交易网络平台等。建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点项目储备库，建设一批带动作用强、融合能力突出、辐射效应明显的重点项目。将重大项目及相关龙头企业汇集，形成相关产业集聚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加速数字化转型，壮大服务创新模式

积极发展平台经济、网络消费，推动服务业企业借助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手机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方式维护和拓展业务。引导消费行为向线上转移，培育远程教育、在线娱乐等线上服务，鼓励“无接触服务”“共享用工”等创新模式。针对为多家用人单位服务的就业人员进行社保制度创新，明确主体公司开设社保账户，确定工伤保险缴纳责任主体等。探索没有劳动关系也可缴纳社保的新规则，引入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共同解决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保问题。

借力现代化科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注重制造业服务体系的打造和完善，加强企业间联系，如设计企业、研究咨询企业等与制造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为制造企业提供市场分析、创新研发等服务。打造智能工厂，促进新技术与制造、服务业的融合与创新应用，如发展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医疗设备、适老化健康养老等智能设备。通过平台搭建，打通生产制造与服务全流程，发展服务衍生制造，激励电商、文旅等服务企业以品牌授权、委托制造等方式向制造环节延长。

加强人财物支持，完善行业监管体系

支持财政资金向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倾斜，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建立发展基金等多元方式融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资质好、有潜力的企业适度放宽贷款条件，如扩大其抵质押品范围等。重视产学研用的结合，增强校企联系，为企业培养实用型人才。根据行业发展的新变化，及时更新完善行业规则，细化行业分类。加强行业监管，增加远程监管等非现场监管模式，保障数据有序共享和信息安全，为新业态发展提供包容、审慎监管的制度环境。

（编辑  杨利红）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大中小企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出发，在切实推动复工复产的同时以多元方式积极参与抗疫事业，彰显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们在抗疫事业中克服各种困难加紧生产、积极调配、合理经营，保障基本民生和疫情的各项需要，有效参与关键技术研发，为打赢抗疫攻坚战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为国民经济回归正常竭尽全力。作为新生代力量的青年企业家表现尤为突出，是抗疫中不可或缺的精干力量。

抗疫事业中独当一面的主力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逐步契合，疫情对企业经营影响巨大，企业家们参与抗疫事业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

   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在疫情期间积极发展远程服务，各类数据研发也为抗击疫情做出了特殊贡献。如百度在疫情暴发初期推出免费远程医疗咨询平台“问医生”，以满足用户对在线医疗服务的需求。此外，人工智能与医疗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以迅速融合，作为国内AI领域的排头兵，百度人工智能为了争取宝贵时间，向全球科研医疗团队免费开放了线性时间算法Linear Fold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RNA结构预测网站，可将新型冠状病毒RNA二级结构预测提速120倍，进而有效节省科研时间，为挽救千万人生命提供了保障。《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一篇题为“百度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抗击疫情”[1]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百度的相关表现。

其他知名企业亦积极投身抗疫慈善事业。据《中华工商时报》数据，在疫情暴发仅仅半个月内，企业家捐物、捐资合计达74亿元。吉利控股集团携手李书福公益基金会，设立2亿元人民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基金，用于支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区防控工作；修正集团捐赠了价值将近4000万元的药品；辽宁方大集团向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捐赠2亿元人民币；春秋航空则宣布，疫情防控期间，在执飞的所有航线上免费承运救援物资，并在相关机场开通绿色应急通道，保证防疫药品24小时收运。“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表示，集团将与全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并向那些逆行而上、英勇奋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企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得以彰显，任正非向国外医院捐赠了1万个N95口罩、2万件隔离服、5万副医用护目镜和1万副手套；等等。

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在防疫过程中立足本职岗位、发光发热。武汉疫情刚刚暴发的1月下旬，许多武汉市民出于对疫情的恐慌大规模采购物资，武汉一家超市的店长曾玉龙把整箱方便面搬出仓库，在店外码成一堵墙，显示了物资充足的底气，大大稳定了市民心态，后来，他还加入一个志愿者车队，每天向各大医院运送物资和设备。广东省江门市一家商场的总经理廖雪平主动缩短商场营业时间，增设安全检查岗，对进入商场的所有人员要求戴口罩、测体温并登记在案，组织、监督场内商户做好店内防疫工作，为顾客和员工安全加码。

抗击新冠疫情作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巨大考验，企业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更是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进程，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在抗疫过程中，诸多企业发挥自身独特作用，体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催生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骨的高尚企业家精神。

催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

   疫情发展到相持阶段，抗疫和复工必须两手抓，抗疫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而复工则关系到民生经济有序维持的重要进程。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制造业在疫情期间高质量发展，是浙江省乐清市面对疫情冲击给出的回答。在天正电气数字化装配车间里，U形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有序布局，“这条生产线平均1.5秒就能完成一个一级产品”，公司精益生产部负责人方艳东说，“通过升级，生产线装配人员从第一条线的12人降为2人。”一个车间内，代表不同自动化水准的生产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天正电气智能化技改的真实写照。通过技术革新，天正电气在疫情冲击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支柱，与民生的关联最为直接，在复工复产中影响极为深远。据中国饭店协会的分析报告，仅春节期间，疫情造成酒店营业收入平均损失67%，其中89%的酒店营业收入损失高于平均值。为度过酒店行业“严冬”，泰达国际酒店集团上下齐心展开“自救”行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制定围绕中央精神、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众多旗下酒店响应积极，如天津泰达坚守“不裁员不减薪”底线，与员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同时，切实维护宾客权益，全力做好消毒防护，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坚持不闭店、不缩短营业时间，采取多项紧急措施，开启线上订餐、提供“无接触”服务，千方百计开源节流，坚决保障市民需求；同时迅速做出决策，因疫情原因在酒店直订系统或OTA渠道取消预订的客人均无条件全额退款。

在实体经济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金融行业也为众多“寒冬”中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资金上的“一把火”。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央行及监管部门发布降准降息等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引导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抗击疫情。各金融机构均积极贯彻落实这一政策，根据九台农商银行发布的2020年中期报告，截至年中，九台农商银行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1103.25亿元，较年初增长14.8%。其中，公司贷款总额为870.12亿元，较年初增长18.8%；零售贷款总额为233.10亿元，较年初增长2.1%，在公司贷款业务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较为突出。今年上半年，九台农商银行不仅增加信贷投放、执行利率优惠、贷款延期展期等一系列普惠措施，对小微企业实行精准滴灌，还在产品创新、信贷管理、项目对接等方面出台了诸多针对性措施，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2]业内人士指出，银行的金融支持对实体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实体经济到金融支持，所有的企业都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为推动经济复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依托国家持续出台的各项政策寻求转型机遇，通过技术、管理等层面的优化，在困境中追求转型升级和全方位经营效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各行业企业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为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动力，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助力经济新常态下“稳就业”目标的实现。

青年企业家打通“内循环”进路

   早在疫情暴发之初，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就向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发出了《关于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倡议》[3]。各地青年民营企业家商协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捐款赠药、保障物资供应，包括立白集团陈泽滨、碧桂园集团杨惠妍、新希望集团刘畅、娃哈哈集团宗馥莉在内的全国各地青年企业家们纷纷响应号召，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在疫情中成为社会共识的经济“内循环”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作为前提。腊月二十八（1月22日），刚刚从成都回到老家江西过春节的90后廖佳明，急急忙忙买了一张机票飞回成都。作为四川恒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恒明医疗”）的总经理，廖佳明这次返程就是为了加紧生产口罩。他联系工厂厂长，给已经返乡的工人们打电话并承诺报销车费和三倍工资，期待能在过年期间保证生产线24小时运作。由于机器超速运转，常发生故障，廖佳明安排专门技术人员值班，出现问题马上处理。春节期间，恒明医疗第一次尝试在线销售，结果1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上架就一售而空。疫情期间，恒明医疗生产出的产品服从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调配，一部分物资直接供给医院和一线执法人员。随着销售和捐赠需要持续增长，廖佳明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可就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口罩生产设备价格从18万元到了24万元，又迅速逼向30万；与此同时，原材料短缺也成为新挑战。春节期间，口罩整体原材料价格上涨约50%，并且势头不减。幸好当地政府专门派出工作班子，驻扎在恒明医疗工厂随时帮助企业，听到企业原材料短缺，就帮忙在省内甚至跨省联系，与供应商牵线对接；了解到工厂不计成本采购机器加速生产口罩等物资的做法后，政府承诺为企业申请补助、补上成本差价，减少企业后顾之忧。

新冠疫情下，全国一盘棋，把物资迅速调配至疫情重点地区成为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作为福建省石狮市的青年企业家代表，蔡彩红第一时间筹划向武汉等地捐钱捐物，却发现物资已极度短缺，许多重要物资如医疗防护服完全没有供货，她立刻将目光转至国外，迅速联系公司采购部门和国外有可能的供给渠道。23日正值除夕，她在年夜饭的桌边时时翻看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条可能的重要信息。1月25日（正月初二）凌晨，蔡彩虹接到第一条确定物资的消息；三天后，这批医疗物资运往国内。海关的手续颇为严谨复杂，蔡彩红亲自组织物资自海外到国内转进疫区的协调工作，最终将其转运至需要的医疗机构。许多个夜晚蔡彩虹都难以入睡，“虽然几经波折，只要最终筹集到应急物资，这份操心就值得！” 据不完全统计，蔡彩虹所在的锦尚镇商会共帮助企业代购口罩近20万个，测温仪数百套。除此之外，商会会员企业还通过各种渠道助力疫情防控。在学校开学之际，商会又联合锦尚镇侨联向锦尚镇各校捐赠口罩2万余个、额温枪100支。在疫情防控压力最为严重的时刻，这些物资有效缓解了当地的抗疫形势。

   打通经济“内循环”的“末梢神经”，关键看是否能满足服务群众的需求，民生物资调配也离不开企业的帮助。在疫情初期，各地都实行了相对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而生活物资的供应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1月底，地处高原的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由于交通管制，松潘居民取暖燃料严重不足，松潘县天马集团总经理马超得知家乡百姓的困难后，立即联系相关企业，希望尽快购买一批煤炭。特殊时期下，全国大部分煤矿尚未复工，在运转的矿山库存也很有限。马超花了几天时间联系了几十家企业，才找到一家有现货的供应商。货源解决了，可是运输又成了大问题，“外地的司机不出车，赶紧找当地的。运费加了一倍，以400元/吨的费用，并且给每个司机每人每天100元的隔离补助，才顺利把煤炭运回松潘。”在松潘县抗疫指挥部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协调下，天马集团从千里之外的甘肃省连夜运来100吨现货煤炭并低价售卖给群众。“我们以高价购买、低价出售的方式来进行销售，希望在疫情期间大家众志成城，早日渡过这个难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应对疫情的人民战争，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奋力自救，同时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物质支撑。”[4]企业家群体是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力量，疫情期间充分生产、积极调配、合理经营，为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抗疫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彰显了企业家精神，为探索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企业参与多元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

（编辑  杨利红）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武汉人民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彰显了英雄精神，这是此次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①]

在抗击新冠肺炎前线，英雄的事迹不断涌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伍来到武汉，义无反顾投入临床救护的一线工作，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来自社会各界的勇士们坚持奋战在抗疫前线。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所体现的英雄精神正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制胜武器。

永远铭记英雄的牺牲和奉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勇敢逆行，把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国家和社会，把无尽的缅怀与哀思留给了中国人民。

   夏思思是协和江北医院的一名消化内科医生，业务能力过硬，医学基础扎实，是科室最年轻的业务骨干。思思还是个十分热心的姑娘，“我家离医院近，大家伙有值班、顶岗、出差周转不开的，都我来。”1月19日晚，夏思思夜班结束回家，突然高烧至39度多。经检查，她的肺部CT出现磨玻璃影，高度疑似感染新冠肺炎。

   这一切都起源于14日晚夜班时夏思思接诊了一位76岁的老人。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到医院通知该患者确诊新冠肺炎，而她这次接诊也被同事们认为是一次高危接触。接诊之后，夏思思几乎没有回过家，一直在为那位病人协调会诊、联系转科转院，积极参与治疗。夏思思的丈夫、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生吴石磊回忆说，“每次打电话或者匆匆忙忙回家，她都会说，是我的病人，我不管谁管”。

夏思思突发高烧后，立即接受了隔离治疗，并于1月25日转入协和江北医院济和病区，后来高烧退去，但又出现胸闷、憋喘等症状。到2月初，夏思思的身体状况一度好转，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显示阴性，此时她心头最放不下的还是工作。她在同事微信群里说：“我会尽快归队的。”可到2月6日晚，病情突然恶化，夏思思不得不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并采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主要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之后，夏思思处于昏迷状态长达17天。2月23日清晨6时30分，夏思思经救治无效殉职，年仅29岁。

 同样，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90后”医生彭银华也把年华定格在2020年伊始的严冬里。“学医”是这位农村出身的寒门青年自小的愿望，朴实的彭银华在进入科室后，总是默默干活的那一个。

2019年12月底，彭银华所在的医院收治了第一例疑似病毒肺炎的患者。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郊区的患者们大多会选择来此治疗。1月21日，呼吸三病区正式成为隔离病区，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封城”前两天，患者纷至沓来，呼吸三病区一床难求。可呼吸三病区仅有5名医生，庞大的患者数量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医护人员也不顾上彼此之间的分工，出现紧急情况，谁有空谁就上，每个人都处在“忙不过来”的状态。为了抗击疫情，彭银华还推迟了原定于正月初八的婚期，他说：“让更多有家人的同事多休息，我年轻，我先顶上。”临近年关的每个夜晚，和未婚妻简短通话后，彭银华总是继续全身心投入到与新冠疫情抗争的病房。在超负荷工作快一个月后，1月23日，彭银华感到有点乏力和发热，两天后症状亦无缓解，CT检查显示肺部出现问题。1月30日，彭银华病情加重，转至武汉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

在确诊后，彭银华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彭医生一直都很积极，他特别乐观，他在同事群里说等他好了，隔离完，他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了，他还会鼓励同事。”安徽援鄂护士长凌云这样回忆道。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彭银华还一心想着减轻同事们的工作负担，尽可能地不去麻烦护士长。不幸的是，彭银华的病情迅速恶化，陷入昏迷，最终多个器官衰竭，于2月20日牺牲，年仅29岁。

此外，还有许多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主持着两小时改造门诊部、3天内完成其他病患转移、整体改造院区并建好300张隔离床位的繁重工作，即便从院长变成了病人也始终鞠躬尽瘁；襄阳市南漳县交警郑勇在大年三十晚上站好最后一班防疫限流岗后，因为肝硬化而最终倒下；河北省柏乡县城阳村村干部李增运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20天后积劳成疾而牺牲……这些烈士在各个医院、交通卡口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乡街道奋战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用炽热的生命书写了担当与无私。抗疫事业中牺牲的英烈们的名字，应当也必将被人民所铭记。

在抗疫前线独当一面的英雄

如果说整个医疗系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那么科技事业就是在为了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自疫情暴发以来，无数科研工作者奋战在研究病毒和疫苗的第一线，不仅让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基因密码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疫苗的开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任丽丽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在病毒测序、试剂开发、血清研究方面是一支国际知名的“中国力量”。自1月疫情暴发到2月底，任丽丽所在的团队熬了二十多个通宵。第一时间拿到病毒样本后，任丽丽两天两夜没合眼，和团队的另外7位成员用仅仅50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弄清了样本里的疑似病原。“不拼不行。我们要及时拿出科学数据，支撑一线检测和防控。”任丽丽说。

伴随着病原体的逐步明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确诊方法的效率。武汉大学和武汉臻熙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对纳米孔靶向测序检测方法进行探索。公司检验实施部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辜家爽便是其中一员。春节期间，团队人手不足，已经回家的辜家爽立即响应号召，于2月初投身这项技术的科研攻关，“我们都是年轻人，关键时刻应该冲上去。”实验结果让辜家爽和同事们都非常欣慰，团队研发的检测方法不仅灵敏度更高，还能同时检测其他呼吸道病毒，用途更广。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包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在内的多家医院的病毒核酸检测中。

与任丽丽、辜家爽在实验室里奋战不同，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90后”医师、医学博士董锦沛的研究工作是在临床一线开展的，他在抗疫实践中不断钻研，一方面与医院不同科室的同事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另一方面参与临床资料的收集。董锦沛参与撰写的关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问题的论文已经发表并见刊于权威杂志。在工作和科研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董锦沛还参与了两项医疗队设计的临床试验项目。“用科研力量与病魔斗争，责任很重。”董锦沛说。

临床的治疗大多针对现有的患者，而抗体和疫苗的研发则更多地关系到未来。1月31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在为抗体筛选的失败而深感焦虑，自春节以来，严景华团队的关键词就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是“失败”。“看着武汉的患者数量级往上蹿，心里着急，想赶紧做出来”，她的焦急可见一斑。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坚持”。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又继续研发之后，到3月中旬，团队在重组蛋白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研发两个方面均已取得重要进展，临床试验业已有序开展。

此外，中医方面的学者也在抗疫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风采。为了总结中医症候特征和演变规律，优化诊疗方案，进一步推进救治指导和药物评价，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俊华需要依据第一时间从隔离病房传出的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时间紧，任务重，压力是多方面的，病情症状的搜集和临床效果的评价不可偏废，自然科学的高度严谨和实际治疗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又时常产生冲突，对药物和具体治疗方法的评估体系也亟待建立，更何况救治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发生转移。“就好像盖大楼，图纸却在不停变化”，张俊华说，“这种任务平时要干半年的，但现在不行，不能拖前方救治的后腿，顶着一口气也得把它磕下来。”最终，在张俊华团队的努力下，系统按时上线，不仅为一线的诊疗活动提供了充分参考，还建立了新冠肺炎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对中医研究亦有独特贡献。

就像无数医护人员在一线奋战那样，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也是抗疫事业中的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致敬。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英雄的牺牲和奉献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英雄的荣誉和表彰关系到国家和人民。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牢牢把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本质内涵，牢牢抓住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等重要群体。每个时代都会有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都会推动时代的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2200多名医护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党员就要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满腔赤诚为国为民。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英雄在灾难和困难面前，自觉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扛起如山使命，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又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中，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4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疗人员中，有1万多名医护人员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投入一线，将青春燃烧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英雄精神的底色。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在全社会培育崇尚英雄和学习英雄的氛围。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离不开英雄的牺牲和奉献：在枪林弹雨的革命岁月，英雄用血肉之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懈抗争；在改革开放的建设年代，英雄艰苦奋斗，把赤诚的奉献精神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英雄勇当先锋，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数千名建设者日夜兼程，仅用10天时间建成了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每一位建筑工人、医护人员、志愿者等都是英雄，他们夜以继日，相互支持，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英雄精神。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有助于阐释中国抗疫经验中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在精神层面，英雄精神的理论内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爱国主义始终都是蕴含在英雄精神中的核心要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做出的有效应对体现出应急管理体系上的制度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英雄精神能将其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的提升，有利于展现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优势和特色。[②]在疫情蔓延之时，英雄敢于向险而行，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生命践行使命，用使命守护生命。此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也必将成为时代记忆的重要篇章而永载史册。

“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话语直抵人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历久弥新、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弘扬英雄精神，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四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万两千多名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地汇入抗疫大军，披上白衣、戴上袖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90后“是能担当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一代”。[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2]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上，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面对此次疫情，这些90后医护人员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坚定地挑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底色。

 “90后”医护伉俪奋战一线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陆续暴发后，湖北武汉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床位紧张、医疗资源告急，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迅速驰援湖北武汉。在援鄂医疗队伍中，有这样一对“90后”的夫妻，他们都是重症病房的护士，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

2月20日，29岁的陈荣超随江苏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来到武汉，800多公里外，妻子王晶晶也在江苏盐城的医院里忙碌着。相恋一年多，陈荣超打算从武汉支援回来后再结婚，但就在陈荣超临行前，王晶晶提出先领证结婚。，王晶晶希望用妻子而不是女朋友的身份，支持第一次出远门执行医护任务的爱人，“虽然说他在武汉，我在盐城”。一本结婚证不仅见证了彼此的爱情，还让彼此心连心，凝结共同“抗疫”的信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面对疫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担负起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生长在改革开放后、青春洋溢的“90后”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是整个社会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男护士杨扬刚满24岁，充满了朝气。面对疫情，他义无反顾地加入援鄂医疗队伍支援湖北孝感。远在2700多公里外的家乡、同为“90后”的未婚妻王珊珊也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遥隔千里，这对年轻人彼此坚守，用抗击疫情期间的无私奉献，彰显了当代中国“90后”青年的热情与责任。

对于年轻人而言，奋斗的青春最有价值！面对严峻的疫情，“90后”医护人员勇于担当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将从学习和实践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守护祖国的积极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用知识报国，用实际行动证明新时代的青年人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昨天已安全抵达，明天即将打响第一场阻击战！”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90后”护士郭亚茹刚脱下新婚礼服，就在焦作市支援湖北应急医疗队驻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刻，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下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在防控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考验我”。

青年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无限希望。这些正值青春的“90后”们，有些刚刚步入婚姻殿堂，面对时代的召唤，他们勇敢肩负起了抗击病魔、救死扶伤的重任，奋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承中，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是时代的接棒人。在这场与无情病魔搏斗的战“疫”中，彭银华、夏思思用生命交出了属于“90后”医生的奋斗答卷，更多像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人同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抗疫最前线。  

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2020年3月，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34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抗疫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爱国爱家  “90后”用青春守护武汉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本该有的祥和宁静，举国战“疫”的关键时刻，一批又一批普通人逆行而上，离开“小家”，守护“大家”。他们是夫妻、是情侣、是同行，也是战友。他们做出近乎生离死别的抉择，身赴武汉，历经别离与重聚，不畏牺牲与艰险。

在此次援鄂的医护队伍中，有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筑成守护武汉、守护群众的生命防线。90后护士陈颖就是其中的一位。1月26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护士陈颖主动请战，作为首批负压病房护士进入抗疫一线工作，而按照原定计划，2月14日她将和男友领证结婚。进入一线隔离病房11天后，男友跑来医院看她，他们隔着封闭的玻璃窗亲吻，双眼湿润，互述相思。照片在网上迅速走红，感动了很多人，网友表示“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援鄂归乡之后，陈颖与男友在3月20日领证结婚，这个在特殊时期感动无数人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疫情期间，感动网友的还有那个承诺“包一年家务”的丈夫。1月28日清晨，四川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赵英明赴武汉抗疫，医疗队出发前，她的丈夫带着哭腔对着妻子喊道：“赵英明，听到没有，平安回来！你平安回来，一年的家务我包做了！”这段喊话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网友纷纷点赞，称之为“最美的情话”！

“我在抵达武汉第8天的时候，就写日记说如果安全回家，就与相恋5年的女友结婚。” 山西“90后”男护士高云凯说，他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在网上看见陈颖和男友隔着玻璃窗亲吻倾诉思念的照片。高云凯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护士、山西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回想自己去武汉支援的情形，他说当时没有太多担忧，再加上父母及女友都非常支持他的决定，便更没什么后顾之忧。“一辈子被国家需要的机会能有几次，有这么一次已经很自豪了，如果国家还需要，我会义不容辞。”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武汉坚守了一个月。在武汉期间，他用写日记的方式排解离情，抵达武汉第八天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向女友求婚，返乡后不久他们就订婚了。

那些勇敢走向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本不想成为英雄，但因心中存在一份责任，遂替众人抱薪、负重前行。广东清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林家铭出发前对未婚妻说：“奈何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他说他只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但因为职责所在，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到达武汉之后，他以写日记的形式记录抗“疫”的所见所感，表达对未婚妻的思念。林家铭支援武汉17天后，未婚妻问他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当时林家铭没有给未婚妻一个满意的答复。当晚他在日记中说：“疫情还未结束，我不敢和你承诺太多，因为我怕在这里万一不幸被感染了，或者有其他的意外兑现不了承诺。”“但是现在我可以答应你，等疫情结束，我安全回去之后，我们就结婚，带你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旅游，带你来这座英雄的城市看看樱花，吃吃热干面。”

武汉抗“疫”期间，有诸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被广为流传，也有触及心灵的瞬间给人带来震撼。2月4日傍晚5点，绍兴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的走廊上，一对医护夫妇身穿厚厚的防护服相遇，他们通过声音和眼神认出彼此，两人相拥叮嘱之后又迅速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整个过程不到20秒，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五天没见面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还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它们同样见证了人间大爱、四海真情。在灾难面前，这些有爱之人与子同袍，并肩战“疫”。

在这场全民抗“疫”行动中，中国社会各界纷纷组织动员，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奉献的身影活跃在四面八方，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他们怀着最质朴的理想，做着最伟大的事情，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做出了艰难而又令人敬佩的抉择，舍小我为大我。

有召必响应  做勇于奉献的时代青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90后”是充满个性的一代，是追求“自我”的一代。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受益于父母的护佑，成长之路少曲折多顺境，甚至有人曾怀疑过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担当。面对严峻的疫情，这群有个性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为平凡而又坚强的个体，投身于抗“疫”之战。他们或是医护人员，捍卫群众的身体健康；或是警察，守卫城市的安全防线；或是社区工作者，维系基层社会正常运行；或是志愿者，向处在困境中的人传递光和热……他们用行动书写了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阮征这样阐释爱情：“爱是因为责任和使命，我们并肩前行，我作为医生，坚守在武汉一线，丈夫作为警察，坚守在北京一线。”援鄂医护人员林家铭说：“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想过这样滚烫的人生。”清远首批援鄂医疗队里最年轻的女护士向淑仪在方舱医院时竭尽所能帮助患者抵抗病毒，舒缓患者心理压力，被称为医疗队的“光明医生”“感谢信收割机”。早在疫情形势还未明朗之时，向淑仪就和丈夫陈浩商定，如果通知招募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他们要尽医务人员责任，因为“有国才有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湖北的张春艳、殷俊、喻赛红、朱恋、李湘湘5位医疗队队员连续工作一个月后，经过7天短暂修整，再次向组织递交请战书，希望重新回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他们在请战书上写下：“我们请求第一批来，也请求坚持到最后一名患者康复，直至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不胜不归！”

春节期间，一则名为《我的火神山建造日记》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的拍摄者汪静文是中建三局的一名普通员工。听说中建三局要在6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后，她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去报了名，一起去一线参加建设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她通过拍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和工友们在疫区建设医院的画面，视频中的建设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放弃了春节假期奔赴医院建设现场，夜以继日地与时间赛跑。她的记录视频被各大平台转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最高兴的不是自己出名，而是同事的工作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成为各自家里人的骄傲。”汪静文说，通过这次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她感受到了做建筑师的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站的外卖站长张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选择留守武汉，他的团队肩负起了给武汉市第六医院医生配送餐食的任务。得知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东奔西跑，在襄阳开服装店的未婚妻很是担心。回忆起第一次去医院送餐，张明感慨良多。当时医院的接餐人员说，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加起来有1100人左右，由于医院物资不够，医护们每顿饭都吃得“小心翼翼”——不敢多吃，听到这里，这个七尺汉子的眼眶含泪。“我能做到的，就是继续给这些医护人员更好的服务，保证饭送到他们手里还是热的。”他说：“我想告诉未婚妻，她的眼光没错，我虽然不能驾着七彩祥云，但一样可以做她的盖世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中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战“疫”打响之后，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青年奋勇向前、不畏艰险，奋斗的青春在各行各业绽放，他们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彰显了使命与担当，撑起了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希望。

（编辑  宋斌斌）

我决定留在成都

在重返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没人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隔开五米左右尾随它。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去四川大学的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三个多月。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

在那个时期，离开中国似乎就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整个2月，我回复了焦急的美国亲友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死亡人数看起来很可怕。

这个学期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撤离方向发生逆转，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中国公民都拼命地希望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四周，在5月27日，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道路边。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在学校的工号。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淘宝网订购的。现在机器人也送货，学生说，机器人在来到她宿舍前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终于，机器人停在校园远处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装货。他说，菜鸟驿站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接触的一种手段。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被测出体温偏高，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体温测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医院去做拭子测试。我走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学校为我准备的重返课堂的装备：五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片。

我是去年8月来到四川大学的，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1996至1998年我曾在四川担任美国和平队的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随后21年来，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缺席了一代人。

尝试网上教学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连线，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却被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我所在的院系准备了一个在线平台，这时有近3000万中国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估计还有1.8亿的学童也在上网课。每天早上，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课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负。

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只要有网课，家长就可以在线播放视频。如果打开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节课，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后来，我都会避免直播，而是每周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我教三个班级，大约60个学生，而我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位学生。开学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小区。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格。居委会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它们是最基层的组织。在许多地方，如果有哪个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完全隔离，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人外出购物。成都政府报告截至2月20日全市约1600万人口中，自2月下旬以来，只有71个症状病例，而且全部是输入性病例。成都的抗疫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学生：“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调查报道。

指导学生实地调查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做着普通的工作。从课程一开始，Serena就脱颖而出。她主修英语，文字非常优美。她的报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Serena的报告也是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个趋势：很多学生都很擅长写报告。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媒体研究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考察，因为中国的新闻课比较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

但我很快了解到，这些学生很勤奋，当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引用、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组成，因此我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为Serena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教务处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上课，然后又不给学分，而Serena的反应却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项目，然后在春季学期在书上重新做一次。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

当我们解除封锁状态后，我让学生们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附近开呼吸机厂的人，他去参观了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Hongyi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进行调查。这个银行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的报告中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22人的延期贷款。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一样给民众发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维护市容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拥挤的街坊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成都的感觉。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企业下岗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也减少了。

5月，在飞往杭州的国航班机上，一位空姐说她和同事们的工资是按照飞行时间计算的，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拿的工资变少了，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富裕多久，这也是他们有这么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

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报道了一位姓陈的河北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搞其他娱乐活动，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对此，陈先生成功地转型到牛奶配送业务，但是当疫情到来时，一切又崩塌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10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线每家店的老板谈判。他制定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可能得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疫情，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称，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陈说，“他们不看你的名字，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这是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185个座位全部坐满。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去年一样握手。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一个班级有55名学生，复课时人数达到54名。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谣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嘴里。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吃剩的骨头和其他食物残余，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中国官方从封城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减少感染。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查。Serena在两个月内，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查当地的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2012年以来，中国着手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重新加强社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全国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告诉Serena，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正在洗澡。在不知不觉被一名湖北人感染后的3天内，这位刘先生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3家加油站和6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味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待了一个姓黄的朋友。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他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待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中国如何组织追查记录感染者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的工作人员汇总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3000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5到7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而且他们往往熟悉本地的情况。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乐观，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都要回国。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存在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著名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传统数据收集方式，方法论是50年或70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但后来他们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情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56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暴发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50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传统科学发挥作用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北京有能力每天检测40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暴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暴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的学生一起批改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特朗普开始说“中国病毒”。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0倍。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错误。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同时视觉线索和各种方式直接沟通也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它们的体制不能支撑领导力和强大的组织力。

一些宣扬自由的例子指责隔离失去了自由和人权等。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一位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从中国的现状中有可以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暴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努力做非常基本的接触追踪，这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让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20多年前，我教过的年轻学生希望通过努力摆脱贫困；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也会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称疫情为“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

我们是在报道历史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大学引进了发烧检测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开学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一代“新冠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做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中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在第十七周，最后一节非虚构写作课，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不知怎地，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学校门口。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银行经理的小跟班。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播迅速，不分国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举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疫”总体战、阻击战。身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及时、有效地遏止了疫情大面积传播的巨大风险，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基础，彰显了携手抗疫、命运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

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在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而部分在华外籍人士选择了留下，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法国人Fred和他的武汉妻子，在武汉市黎黄陂路上经营着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装店和一个设计工作室。“我留下，这里需要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晚一点告诉我。”1月24日，Fred收到了法国领事馆发来的邮件，通知上说法国政府将安排撤侨回法国，让法国公民按照情况填写个人信息，“对于我来说，我早已经是一个武汉人，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也无法离开。万一家人有状况，店里、员工需要照顾，如果有可能，我也可去医院帮忙，哪怕仅仅是用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 Fred说。

“思前想后，妻子决定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已在家隔离的这些天，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Fred说，他和妻子留下来，他所在的社区没有安排物资分配，疫情防控初期，只出门采购了三次生活用品，他负责骑电动车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资运回来。

为了及时获得疫情防控的信息，Fred每天都在关注法国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信息，法国国内也开始恐慌，政府开通了专线帮助人们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种问题。在武汉施行小区全封闭化管理之后，Fred表示，“每天我都在坚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骑自行车去工作室做设计，但都是一个人，不再跟他人接触了。”

韩国人张昌民在上海已居住十余年，在一家韩国大型贸易企业的驻沪代表处工作。“即便是在韩企的艰难时刻，上海的韩国街都没有这么空旷过。我心里不是滋味。”多年来，他一直居住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周边。上海市虹桥镇“韩国街”周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该区域内，据不完全估算居住着近万名韩国侨民。疫情防控期间，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户仍然大门紧闭，只有少部分韩国超市及餐厅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的服务。

疫情没有国界，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在沪外国人迅速行动起来。以在上海的韩国人为例，疫情发生后，韩国高丽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其所在群组内发布通知，经过学校总部与校友工作的韩国本土口罩企业协调，向居住在上海的该校校友免费提供口罩，而该校校友会负责人还承担了将口罩从韩国带回中国的物流费用。

张昌民所在的公司是具有资质的贸易企业，在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韩国购入口罩的同时，还分别向公司所在的区疾控中心及韩国商会赠送了1万个口罩，以帮助本地居民有效抗击疫情。在“韩国街”居住了4年多的韩国人罗志娜，自愿冒着疫情风险，申请帮助大家发放口罩，“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来自中国邻里的善意和爱心，在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周边的韩侨和中国邻居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理所应当做的。”

随着交通的便捷、贸易往来的加强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流行性疾病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感染众多人口，如臭名昭著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在某一地发生的传染病很容易从各国大量跨国流动性中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疫病。对此，战胜疫情不能只靠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民的努力，需要全球各国行动起来，世界各国加强疫情防控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期间搭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在华外籍人士中很多人是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旅居者：一方面，他们文化的根深深植根在母国，他们熟练掌握着母语，熟悉母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不同程度地希望融入所住国家的文化社区，并且不断在这两种身份中做出融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在华外国人都以他们的笔触或镜头，观察、记录和理解着眼前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国度。

武汉解封后，出于对武汉现状的关注，在南京生活了七年的日本导演竹内亮，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此前，他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记录了疫情期间关于南京隔离外来人员、学生停学上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信息APP的点滴，从一个平实的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将死亡率控制在2%的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很多人对武汉的了解还停留在二月份，只知道灰色的城市、空城、病毒、医生，偏见很多，所以我想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呈现给大家看，让大家有真实的了解。”此次前往武汉，竹内亮带着他的日本摄制组通过采访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餐饮行业经营者、医院医护人员和新冠患者及逝者的亲属、多月未见面的情侣、武汉普通市民等，拨开众说纷纭的迷雾，还原疫情后最真实的武汉。这是竹内亮拍摄《武汉，好久不见》的初心，也正是这种来自外国人的客观而挚诚的描述，让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播放量居高不下，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评价为“贴近公众，朴实无华，透着真善美，打动着中日两国观众的心”。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他是一位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因其“当代中国三部曲”的作品被很多中国人熟知。新冠疫情期间，何伟在四川大学任职，他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成都，他一直以纪实写作记录着半年多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着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堂交往、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疫情中的外卖配送员和电商网站，以及中美两国各异的应对措施。在整个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两国关系在疫情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作为热爱并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何伟不愿意为中美交流再添焦灼气息，他笔下的中国是充满生活细节的，很少带有偏见，即使是批评，也常常饱含着深刻的理解、包容与善意，一如他在作品中对将不同文化的简单化描述的不认同，“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防疫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相信在这样的笔触下，何伟向外国展现的是疫情下的遥远中国有着亲切的普通人，热心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真诚的人。

在疫情期间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竹内亮和何伟们在主动自觉地从事着这项记录工作。在舟山生活了10年的波兰人卡霞在新冠暴发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制作微视频，因为她目睹了外国媒体所报道的大量有关中国疫情的不实信息，她想展示她所在地区的真实面貌。她和其他波兰朋友一起把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的中文歌曲翻译成了不同的外语版本，以期通过传递积极能量，唤起生存的希望；美国加州女孩梅根·梦露刚来武汉工作就经历了封城，她从隔离第一天就开始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武汉的生活日常，她直言她曾后悔过没回家，但现在她很庆幸她没回家，因为她有机会同许多人交流，为大家提供真实、开放的信息，尽管受到很多质疑，她仍旧坚持分享着武汉人在重大疫情中坚强乐观的精神，期望将此传递给全世界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各国人民。

这些在华外籍人士，他们既是中国社会里的平常一分子，也是来自异文化之邦，他们跨越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将自己置于新的生活体系中，他们切身感知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其身在其内体验，又从不同视角为世界理解中国以及理解自我提供着一种独特的视域。当每一个疫情的亲历者都成为平等的讲述者，我们将不再与他们关山相隔，在互动的基础上，跨文化之桥上的共情与对话式理解将被一点点重建。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守望相助

病毒传染不分国界，抗击病毒亦不分国界。持续发酵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一批在华外国人的心。尽管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年龄和职业各异，但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同样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他们自发地加入到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队伍之中，用各自的方式为中国鼓气。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治病救人。”疫情期间，在武汉工作的法国医生菲利普·克莱恩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疫情最为严峻的关头，他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开始通过线上问诊及登门看病以降低人们在就医途中的感染风险。菲利普说：“我不能做逃兵。全世界的医生都有一种相同的东西，就是勇气。中国医务人员展现了无畏的勇气。”菲利普同这座英雄的城市里的千万人口一同并肩战斗着，疫情暴发以来的几个月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紧张忙碌、却也最振奋人心的阶段。

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线——武汉，来自巴基斯坦的瓦阿里为400多位生活在武汉的阿拉伯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精通中文和专攻医学的他每天都会把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翻译成阿拉伯文发到群里，为群友解疑答惑、提供防疫建议。他在“非典”时期就在中国读书，抗击非典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能够战胜这次疫情，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我们没有救治上的担忧。”

在中国其他城市，在华外籍人士的抗疫故事也一个个陆续上演着。“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帮上海，也在帮自己同胞。”疫情期间，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韩国妈妈金京正主动承担起了社区外语志愿者的工作，为联络和对接其他在华或返沪韩籍人士提供便利。在天津生活、拥有350万粉丝的白俄罗斯籍美妆博主爱莱，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号召全球人士为中国加油。疫情暴发以来，她的倡议不仅得到了其社区内数百名外籍人士的支持，也在法国、波兰、以色列、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受到广泛关注。南非建筑师伊恩·汉姆林顿在疫情期间与广西阳朔一地村民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村口，为外来人员检查体温。即使面临餐饮业经营危机，在海南经营西餐厅的韩裔美国人全大卫仍坚定地将爱心餐送至留守海南的大学生们手中。在这特殊的时期，相较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在华外籍人士所面临的困境难免更甚，但他们仍能以非凡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微小却重要的努力中，为中国乃至全球抗疫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危难时刻，世界多国展现出“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戮力齐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医疗物资互援、疫情信息沟通以及病毒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许多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和组织也展开了自助与互助行动。在上海从事韩国料理的商户组成“韩国外食业协会上海分会”，倡议韩侨餐厅为赴华工作的韩国侨民免费提供餐饮服务；曾在上海留学的韩国教授禹守根，在韩国的赴华留学生群体及韩国民众中发起筹款倡议，在短短两天内向中方转交了善款；在中国疫情告急的关头，许多侨民自发地从各自国家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带回中国，希望帮助中国尽快渡过难关。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受到冲击，但人们跨越国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间隔，鼓足力量以自救和互救，每一个看似渺小的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都给予身在困境中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这无数个“为众人抱薪者”，唤醒的是人们对至暗寒冬后，春天必将如约而至的共同信念。疫情终将结束，非常时期的安抚慰藉与心意相通，如何在社会常态化运转下，转化为始终充满善意的跨文化交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将社会危机下的合作经验转变为长效的合作机制，显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探索路程。

                     （编辑  季节）

2020年7月20日，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7月12日，北京高风险地区“清零”……

新旧年之交，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对于北京这座首善之都而言，6月11日疫情“复燃”更显意外。面对疫情，首都北京并未“乱了手脚”。自上而下，党员干部、社区、志愿者等各主体拧成一股绳，最终交出一份战疫的圆满答卷。这是一次精准高效的战疫，是一场有准备的战斗，更是一次众志成城的坚守。

榜样的力量：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在北京这一轮京疫情突发之前，虽已连续50多天无新增病例，但疫情防控之弦始终没有放松。6月10日，家住西城的唐先生因间断发热赴宣武医院就诊。6月11日凌晨，病例样本送至市疾控中心复核，4小时后，四种试剂复核结果一致——阳性。

疫情一瞬间“复燃”，间不容发。

6月11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6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29次会议召开，要求相关部门从严从快开展病例流调溯源。第二天一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专题会，通过应急视频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赶赴月坛街道以及新发地市场等地现场检查。

6月11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第112场新闻发布会上，西城区副区长缪剑虹、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西城区确诊病例及流调情况，回应市民关切。

6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明确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一办十组”的基础上，增加专项工作组，形成“一办十七组”。

关键时刻，党员靠前——市、区、街/乡下沉5.8万名干部投入疫情防控。在新发地市场周边重点地区，从市级机关和国企抽调360名干部，丰台区组织了2200名骨干力量全力下沉支援；北京的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近10万名基层工作者投入战疫一线。在最吃紧的关头，各领域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北京天坛医院距新发地市场仅3.5公里，在紧急之时，一度处于疫情“震中”。置身于此，80后党员、检验科主治医师刘淑静，在10平方米的PCR实验室，穿着防护服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党员不仅会与病毒狭路相逢，更需要与病毒赛跑。接到核酸检测任务后，首都儿科研究所迅速增开P2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端午节当天，医护人员7个小时共采集11450人次检测样本。“歇人但不歇机器！”首儿所病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孙宇和4名检测人员，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所有样本检测。

而在社区，则处处呈现着这样一种景象：社区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动员退休党员、居民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形成了良性循环。“我们手中有一个‘金哨子’，根据需要吹响就行。”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杰说，社区一吹哨，各方党员来报到，其中就包括很多非公企业党员。

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同样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线，与社区干部、志愿者共同构筑守护生命的坚强防线。6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窦江涛，刚从社区撤回到本职工作岗位。随着北京疫情再起，院机关党委下达再次下沉的命令后，大家无一人退缩，纷纷在微信群回复“若有战，召必回”，主动请缨出征，最终全员返岗。“再次下沉，我们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在摄氏三十七八度高温的户外工作。每天核酸采样结束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但没人叫苦喊累。” 窦江涛说。北京市直机关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建强，则带领团队两次下沉一线战疫，“几个月来，我们下沉干部几乎没有节假日，累计排查节后返京人员1317人，入户服务居家观察人员1025人。”

不仅如此，在社区封闭之下，12345市民热线数量激增，部分居民情绪激动。对此，党员干部同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城市副中心北苑街道京贸国际城社区居民刘丽娜，在疫情暴发之初致电12345热线，反映小区未实行封闭管理等问题。让她颇感意外的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静在接到诉求件后，即刻主动找上门了解详情，并协调物业在短短两三天之内完成了整改。刘丽娜还因此与张静成为朋友。

不仅是京贸国际城，全市各街乡镇、社区（村），只要接到和疫情相关的市民诉求，都将其置于最高优先等级，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办理。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丰台区花乡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郭丽娟每天睡前都要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以免错过12345的投诉电话。

可以说，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疫情期间一件件原本容易激惹情绪的大小事都得到平稳解决，同时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在疫情面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影响了基层社区成员对待疫情防控的态度。社区成员如果对疫情防控工作预期的后果抱有乐观的态度，那么他将很有可能参与进来；而如果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结果产生了负面预期，则会减少执行工作的可能性。在疫情传播刻不容缓的局面下，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社区成员的积极态度，会对具体的防疫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严守社区“堡垒”：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动员能力

7月20日零时起，北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下调至三级。在两个潜伏期——28天内，北京以战时状态在全市织密疫情防控网，实现确诊病例零增长。事实上，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发生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

6月13日凌晨3时，北京新发地市场对面的天伦锦城小区随着东门彻底封闭，正式进入封闭管控状态，期颐百年、天骄俊园等11个新发地周边小区同步实行封闭管控。摆在85后社区党委书记钱诚面前的难题是：“20栋楼，近万人足不出户，生活怎么保障？”天伦锦城小区紧邻新发地，小区内有近5000人从事与新发地相关的工作，问询声此起彼伏；钱诚迎向大家，思索着如何安抚聚拢而来的群众：“西瓜还在车上呢！”“我能出去看一下吗？”“咱这儿有确诊病例吗？”[1]

基层社区的动员方式直接影响了疫情的防控，需要按照疫情发展的程度不同，有针对性地设计防疫的社区动员方案。与2020年初第一轮疫情时的表现不同，按照北京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北京这一轮疫情要“十个手指弹钢琴”，改变风险分区分级标准，防控单元更小些、更准些，尽可能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前线，基层社区承担了很多防疫工作的具体执行任务。在战疫的一个多月内，新发地附近的基层社区在上级部门统一部署下，自发地迅速动员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安排党员工作在一线；开通4部固定电话，公布10个工作人员手机号，24小时接受居民的问询；下沉干部奔向医院，为居民代开药品；志愿者奋战一线，派发生活物资。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了基层社区高效的动员能力，帮助每一位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提升了基层社区应对疫情传播的能力。

高效的动员能力何以影响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对“非典”的调查中就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社区的应对效能能够显著体现社区成员实施保护行为的意愿，高效的社区动员能力可以显著促进个人预防行为的实施意愿。围绕疫情信息的传播学研究发现，应对效能在风险面前发挥着一种“压力缓冲”的作用，可以补偿和缓和风险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应该致力于阐述某项健康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只有让公众充分认识到执行某项健康行为可能得到的益处之后，社区成员才会亲身实践和尝试该种健康行为，以此应对流行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基层社区的动员力量是北京本次疫情防控的基石，是保障经济社会稳步运行的基础。北京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同时打响的这场“战疫”涉及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安危：北京市近10万基层工作者一户户摸排，密接者全部居家观察；在统一部署下防疫工作切小、切细防控单元，按街道、社区甚至楼宇，实现精准防疫；同一个小区，分类施策采取“14+14”天、“14+7”天和14天等不同的隔离观察措施。

在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中，迅速、高效、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工作也有赖于基层社区的高效动员。随着新发地休市，岳各庄市场等临近地区压力陡增，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势在必行。在充分的基层动员后，北京全市实施了大规模集中核酸检测，采样总人数已超过1200万。在基层社区人员密切往来的实际情况下，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对于迅速发现控制传染源、有效阻断传播链条、防止疫情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7月18日，新发地附近天伦锦城小区除1个单元外，95个单元已解封。7月20日，经过全市7000多个基层社区行政村齐心协力的奋战，北京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这一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基层社区的作用，对于每一位社区成员而言，社区工作人员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在疫情来临前，人们容易受到他人影响，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去执行他人推荐的行为，周围的人可能会对自己产生看法。而这些重要的他人主要是指自己的家人、熟人和朋友等。透过北京“战疫”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邻居、熟人和亲朋好友的行为，可以对个人的行为意向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邻里亲朋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嘱咐在疫情期间显得十分重要，对社区成员实施预防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志愿者在行动：灵活激发基层社区防控疫情潜能

如何才能有效动员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自觉实施并坚持执行预防保护措施？这自然离不开对健康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探查。在健康传播的学术领域，有些研究常常采用理论模型去解释影响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因素，预测公众采取预防保护行为的情况。在实际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公共卫生部门在传染病疫情中制定怎样的疫情防控计划和基层动员策略，都可能会面对执行难的问题。志愿者相对于基层社区成员的距离更近，很多志愿者本人甚至就是基层社区的意见领袖，因此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志愿者工作的形式也更为灵活。

6月28日晚上9点，在新发地附近的居民区里，来自中建二局的志愿者小熊拿着手机敲下一句话：“二组五人全部返回住地休息，兄弟们，明天继续战斗！”这一天，他已经连续工作6小时，配送了近300斤的物资。和他一样的，还有中建二局7家下属单位的12名青年党员和志愿者。

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志愿者工作的灵活性很好地弥补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不足。他们中有的在医院参与预诊分诊，有的在参与救援物资的转运分发，有的在募捐筹集医用物资，有的在社区宣传排查、分流引导、照顾隔离人员、配送生活物品，有的在线参与心理辅导。[2]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有专长，在社区动员工作中具有很好的感召力。

志愿者莫纪龙是一名退伍军人，因为长时间戴着塑料手套搬运物资，双手肿了两圈。“小伙子，我又不认识你，这个信息填了不会泄露吧？”家住天伦锦城小区的王阿姨眉头紧锁，面对穿着防护服的莫纪龙有点紧张。“阿姨，别担心，我们是下沉干部，这个表就是社区来核实情况和发放物资的，您放心。”话音未落，莫纪龙赶紧把一箱鸡蛋递给了王阿姨，又把需要填写的表格内容逐项讲解清楚。

与莫纪龙和他的志愿者“战友们”不同，还有一群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服务着社区居民。大兴区医院接诊室护士宋宝艳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她也是北京战疫期间一名特殊的志愿者。通过电话线，宋宝艳为“看不见”的来访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抚慰他们的不安。

灵活的社区志愿者服务、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激发了基层社区成员防控疫情的潜能。在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中，公众的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预测其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社区与志愿者们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自信心的材料，激发每一位社区成员疫情防控的潜能。

志愿者服务也可以很好地顾及社区内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抗击疫情期间，老人、残疾人和儿童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家住迎风西里小区的刘慧娟是风之彩慈善义工服务分会会长，在小区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刘慧娟发现，小区里的老人担心免疫力低下，害怕特殊时期感冒而不敢下楼，经常攒上几天的垃圾一起倒，对社区的环境维护非常不利。为此，刘慧娟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里的老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物业人员对楼梯和垃圾桶进行消毒。

志愿者在本次北京防疫的工作中功不可没。据统计，6月11日以来，北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坚守防疫战场，其中通过“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发布相关志愿服务项目7683个，招募注册志愿者22.8万人次。[3]基层社区人员往来密切，只有每一位社区居民都做好了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行政力量驱动，还需要发挥基层社区的优势，组织志愿者、整合基层社区资源，拧成一股共同抗击疫情的合力。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歌。

在湖北武汉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那些勇敢的护士、医生和志愿者，那些兢兢业业的小区工作者、警察、记者、建筑工人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至为宝贵的时代记忆，这是人民的记忆。       

记录疫情的志愿者：抗疫援助中的影像力量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庚子之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感同身受着关于疾病乃至人类社会未来的惊惶与恐惧、失落与无助，其中亦不乏抗疫时刻燃起的逆境中重生的爱心与希望、乐观与幽默。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革命赋予了人们以影像对抗遗忘的权力，疫情期间，无论是平凡人日常生活的画面，还是来自抗击疫情一线的照片，个体的影像叙事汇聚成铭记这个特殊时刻社会真实与鲜活瞬间的具象化文本。

由一个整理辟谣信息的石墨文档而组织起来的“A2N”志愿小组（Anti 2019-nCoV）发起了一场名为“明天的记忆”的在线摄影展作品征集活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7次在线摄影展、近百组图片，记录着平凡人冷暖悲喜交织的记忆——儿女仅能在“封闭式”管理的小区门口探望老人，母亲为两月未剃头的父亲打理头发，物资运送志愿者趁着工作间歇躺在纸箱上打个盹，阳光下三两个挂在枝桠上的不舍得丢弃的旧口罩、空无一人街道上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北京雪夜里在简易帐篷中值守的大学生志愿者……待疫情稍有好转，人才市场上人头攒动着，人们已开始思考着明天如何生存；河边有零星几个人戴上口罩来洗衣，在所有烟火气都静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平静地等候春天。    

参与摄影征集活动的一位志愿者说：“A2N使我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价值，这是一种‘个体不应隐身于宏大叙事’的价值，是个人在社会大公益背景中的价值。”摄影并不依赖于文字，但影像却蕴藏着文字无以企及的力量，它化解误会，弥合分歧，让相隔万里的人们跨越山川来相见。成千上万志愿者在这场抗疫行动之中以微火汇聚成燎原之光、以水滴汇流成江河湖海，来自亲历者的影像是人们在疫情中与个人心灵的直接对话，它使我们重新近距离关注自身与周遭，获得一种积极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融入集体记忆的罅隙中。   

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举国上下采取停工停学措施，此时多部影视剧的拍摄也只能暂停，导演邵进的拍摄团队便是疫情期间不得已留守在疫区武汉的剧组之一。因剧组此前曾去武汉同济医院拍摄，该团队130多人在酒店进行了自我隔离，加之酒店确诊的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一例在发病48小时后离世，在这样的极度焦虑中，邵进慢慢学会和眼下的困境相处。他深受入住酒店的支持湖北医护人员剃头举动的触动，用剃须刀片给自己剃了个光头。随后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到疫区救助的行动中，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发起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募捐1万份自热米饭的倡议；在运送物资的途中，他帮助一位爬到大桥栏杆上想自杀的女孩解开心结，并欢迎她加入到志愿者团队中。

邵进坚持着每天做饭时拍一条小视频记录疫区生活，这成为远方的家人朋友了解他境况的方式；在志愿工作过程中，他搜集和见证了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一位并未入选前往抗疫一线的医生辗转来到武汉加入志愿医疗队，如一位女性志愿者自己与丈夫和小孩隔离开、每天为小区的疑似患者送菜。作为影视工作者，他酝酿着创作一个新的剧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他坦诚地说：“可能它不是什么大片，也不会拿什么奖，不会有多高的票房，但我想记录下来，再过十几二十年，把它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们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每天仍有许多生命逝去，时代的雨滴打在每一个人头上，数字背后是具体而鲜活的人，是陷入窘境的人，是奋力求生的人，是希望能在危急关头助上一臂之力的人，影像的力量便在于照见他们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己，它体恤苦难，允许脆弱，也唤起人们的勇气、尊严、幽默、从容与力量。

前线奉献的志愿者：以平凡成就伟大

在疫情中甘于付出的志愿者都是平凡的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平凡的角色，有的是司机，有的是理发师，有的是企业主，有的是快递员，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学生……在灾难面前，他们默默承担着平凡的工作，或是帮助病人联系车队，或是为独居老人送菜，或是为医务人员理发，或是运送物资，或是提供心理咨询，或是代喂宠物……他们也害怕病毒，会本能地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让他们走上志愿岗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这些平凡的付出和奉献，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有些志愿者怕家人担心，背着家人“偷偷”参与志愿活动。住在汉口的玲姐，疫情爆发初期就偷偷接下汉口某个区域入户喂养宠物的工作，她跟负责人打电话对接工作要避开丈夫，出门帮喂宠物被子女发现，怕子女担心只能撒谎说是去取快递。有的志愿者瞒着家人承担配送物资的任务，同在志愿者群的女朋友担心他的安危不让他出门，他无奈之下要求群主将女朋友踢出群。国内首个启动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人体注射实验时，两个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孩瞒着父母参加了实验。

志愿者也会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免费为医护人员理发的志愿者表示：“刚开始做志愿活动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敢轻易开车门，车窗从来没打开过，到了地方就下去干活，回来的时候还会用酒精喷一下车门把手”。武汉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伍杨说，自己做志愿者心理压力很大，怕因为自己导致家人感染病毒，每次回家进门之前，消毒工作从头到脚，到鞋底都不放过，感觉呼吸道都被消毒了。进门之后洗头、洗澡、洗脸、洗耳朵、无数次洗手，吃饭睡觉都和家人分开。两个小孩很黏自己，每次见她回来就喊“妈妈，妈妈，回来啦”，但也只能跟孩子说“你们离远一点，不能亲，不能抱，不能碰”，两个孩子很失望，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了。

一些运输志愿者因为责任感而来。他们既要跑车，又要帮忙搬货，工作一天手都抬不起来，比上班累多了，被问到为什么还要来，他说：“我是有A照的人，本来武汉封城司机就很少，我不开谁开？” 武汉一位发型师Johnny受疫情影响两个月没有收入，每月还要还8000元左右的房贷和车贷，外加理发店房租，但他志愿给医护人员理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收费，他说：“人家是拿命在拼，我们怎么好意思。”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冒风险做志愿者，他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看到武汉招募新冠疫苗志愿者的启事，身为独生子女的周廉卜立刻报名，他说：“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义不容辞。”一位加入志愿组织，把自己的美容院门店作为临时仓库和办公点，经常忙到崩溃的普通市民说：“想让困在家里的人知道，武汉不是没有救，不是没有人管。”

志愿者做出了很多牺牲，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要到凌晨才能休息。武汉传媒学院大四学生Summer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就成了一名在线志愿者，他说做在线志愿者比之前学习和工作的强度都要大，每天微信都会收到三万多条消息，只有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才能安心睡觉。最晚的一天，晚上10点有三个患者同时求助，直到凌晨3点40分才休息。发型师Johnny疫情爆发后加入志愿者团队，为医务人员理发。志愿服务第一天是为海南医疗队和陕西医疗队200名左右医护人员理发，七、八个理发师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剪到凌晨一点半。最多的一天，Johnny一个人为80多名医护人员理发。外出工作的志愿者需要穿防护服，防护服很闷，冬天冷又不能不穿棉袄，忙起来一身汗又不敢脱，只能让汗自己干。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午饭要么简单吃点面包、方便面，要么不吃，担心摘下口罩被感染。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中负责物资和医务人员运送的志愿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为了不浪费自己一身的防护装备，多做一点事情，他们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跑，需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由于衣服穿脱麻烦，又怕传染，很多司机都选择憋着，“我膀胱要炸了”，这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就是这样一群互不相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聚在一起，彼此信任，为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着，延续着希望，给那些被疫情折磨的人带去帮助、带去温情、带去慰藉。他们会崩溃、自责于自我渺小、能力有限，不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有效，不能救护所有的人，但千千万万个他们聚集起来，成就的是伟大的事业。

特别的志愿者：新冠疫情中的自主动员

区别于由政府和小区组织的志愿者群体，正在国内的海外留学生中的志愿者是自发组织形成的，并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效率。来自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留学生北林说：“在北美和欧洲的同学们迅速发展起了一整套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快速地向内地进行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除了北林提到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海外留学生志愿者把非常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的收集、发布以及宣传工作中去。“科普疫情知识和预防方法；采集和汇总求助信息，由有医学、社工、心理学的志愿者为尚未住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医学答疑和帮助，给一部分患者提供制氧机，联系小区，帮助患者可以尽快入院；收集和更新武汉及周边县市的床位信息、可以做核酸测试的医院和测试流程；给武汉留守孕妇们提供医院信息和说明；征集当地志愿者，提供、交换供需信息，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制作疫情相关的海报等。”来自美国湾区的留学生陈恕行总结道。

留学生志愿者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由于人手、物资紧缺和客观环境相对严峻所造成的志愿者工作的不足之处，这与海外留学生通过实时通信设备和交流平台，迅速完成自我动员和组织的高效率是分不开的，留学生们在组织层面的努力最终也成为整个抗疫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林发现：“各个志愿者团队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的圈子，热心于帮助他人的人们互相吸引，聚集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组织和社群也与留学生们展开合作，在信息集群与散布工作上通力协助。

不过，留学生的自我动员仍然存在问题，北林认为相较于欧美平均年龄较高的留学生群体，澳洲学生“能力水平分散，更如一盘散沙。”其中有能力者往往会参与中国本土或是欧美的志愿者群体，澳洲留学生的社交网络相对不完善，志愿者动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北林也认为在这次疫情救援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群体存在着“资源、人才被严重浪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某些人追求个人成就和名誉”的问题。尽管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协调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除了留学生之外，国内的残疾人群体也是自主动员的优秀志愿者群体。武汉的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余静非常热心地参与到帮助别人的志愿活动中来：“这几天我也在积极联系媒体朋友为残障群体发声，以期获得社会的关注以及必要的支持。我想，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我还能多做一点的事情。”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多残疾人没有办法投入到线下的志愿活动当中，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发挥自身能量，像余静那样投入到在线信息收集与分发工作中。也有许多残疾人成为了线下志愿活动的一分子，疫情期间，湖北省黄石市有数百名残疾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卫国平尽管下肢残疾，还是主动为居民送餐送药。黄石居民陈耀模感慨道：“没想到，我一个‘外来户'初来黄石，疫情期间照样有饭吃、有衣穿，生病了，还有人代购药品。”

作为无法完全参与到抗疫一线工作的群体，留学生和残疾人都积极展开自我动员和组织，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这为疫情期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志愿者体系进行了补充，切实为各地居民和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编辑  季节）

2020年初，全国各地相继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湖北武汉成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这场战“疫”中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新篇章。

回顾武汉抗疫的历史，社区动员将防控重大疫情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行动。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社区动员使得基层社会共识得以形成，从而在短期内汇集资源，在防控重大疫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继续发挥重大疫情中基层社区的健康“守门人”功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要在总结武汉抗疫期间的战“疫”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是防控疫情第一道防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厚植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一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不管是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里，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党始终拥有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在武汉抗疫期间，社区工作者依照疫情发展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社区动员，支持居民参与，将广泛动员和精准动员相互结合，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同时鼓励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确保了基层社区内的信息传递、居家隔离与生活物资保障。

高效而可靠的基层社区动员首先体现在其动员方式的科学性上，社区工作人员能够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高社区成员对疫情的警惕性。在疫情防控的初始阶段，基层社区进行广泛动员，使得社区成员的警惕性能够迅速提升，形成人人参与的局面；在疫情防控后期，需要精准动员，鼓励符合条件的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社区动员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一方面，可以借助邮件、告示、电话、网络平台等方式进行宣传，另一方面，需要协助开展医疗救治、社区封闭管理、入户排查等工作。

武汉疫情进入新的阶段后，有些疫情风险较高的基层社区迅速做出反应。武汉百步亭社区某医疗服务中心值班医生表示，就在“万家宴”举办后不久，他们收到通知，要求发现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要及时向社区医院汇报。一位此前曾参与“万家宴”的志愿者也感受了前后的变化。“万家宴”当天正值小年，她们一家还在周围餐馆聚餐，但这几天餐馆已通过电话通知她们退订预约的年夜饭。

在疫情防控基础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信息传递的畅通直接关系到村民的生命与健康。新洲区位于武汉市和黄冈市之间，有“中国建筑之乡”之称，全区有十几万人在武汉市乃至全国各地从事建筑行业。自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之后，新洲区的各村镇迅速反应，动员人力进行疫情防控。新洲区邾城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某村村支书刘明表示，一旦发现从武汉回来的人员就会组织入户调查，检查他们是否发烧、体温是否正常，这些信息每天都要上报。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够充分结合强制性动员与自发性动员的优势，一方面牢牢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组织动员，另一方面鼓励社区成员热心集体公益，进行自主动员。在疫情防控中，“组织动员和自主动员的结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应对机制，可以确保动员的力度”。[①] 基层社区既要组织干部下派、力量下沉，落实党员“双报到”制等，也要充分理解社区积极分子的心情，协助进行志愿者招募与服务，安排志愿者参与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等工作。

基层社区动员首先应明确主次，组织动员受党和政府统一管理，具有强制性。重大疫情的防控相对特殊，需要行政力量统一协调医疗资源、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以行政力量驱动的组织动员为主，自主动员为辅，减少自主行动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区有必要将社区自主动员纳入政府组织动员的轨道，吸收社区的积极力量。

春节假期，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区某镇干部李波一直在镇政府加班，他们整个乡镇的工作人员这段时期也全部在岗，随时待命。李波所在的地区距离疫情中心武汉市有200余公里，车程三四个小时。随着武汉市的封城指令下达，疫情防控的指令迅速从省里传到武汉市乃至周边地市的各乡镇。腊月二十九，李波所在地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就已下发指令，所有班线客运、公交、出租车停止运营。

基层社区动员还应明确分工，强化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协调性，依托于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将供需精准对接，解决信息收集与传递、物资调运与分配、社区封闭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在这个环节中，自主动员侧重对内动员，主张依靠志愿者自身的意愿、能力与社会网络推动疫情防控，与行政力量相辅相成。

志愿者服务充分调动了社区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热心与关注，对疫情防控有积极作用。一个本打算去湖南办事的大连小伙误打误撞在武汉下了车，为了不露宿街头，他找到一份在医院隔离区打扫卫生的工作，成为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志愿者。武汉抗疫期间，志愿者充分的自主动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人力短缺、信息收集困难、物资传递不通畅等诸多难题，提升了组织动员应对疫情的能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举措和成效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引人注目，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还整合了抗疫信息与大量的物质资源，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合力。

首先，社区动员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共同抗击疫情的基层社会共识，并据此转化为具体的社区行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公众不得不打破往日的生活习惯，出门必戴口罩、回家及时洗手，较长时期限制出行等预防手段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应对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的意愿。面对这一问题，基层社区动员需要通过告示、邮件、电话和网络平台宣传等方式，形成牢固而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从而将疫情防控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参与的具体行动。

其次，社区动员可以高效、迅速整合抗疫资源，在满足物资供应和信息流通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密切结合，可以有效解决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方面，基于行政力量的组织动员具有强制性，对外动员效率高、能力强，可以迅速集中海内外抗疫资源；另一方面，依靠社区积极分子自身意愿与能力的自主动员，在基层社区的渗透力强，能将供应与需求关系精准对接。这种组合形式既能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信息传递流畅，又能很大程度地避免了抗疫资源的浪费。

第三，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释放了社区面对重大疫情防控的潜力，在短期内形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合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具有紧迫性，往往会采取非常措施，建立类似战时状态的指挥体系，动员方式是运动式而非流程式。这种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方式特殊，会对个体实施预防保护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凸显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高效的应急动员不仅可以迅速提升社区成员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预防行为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进行重大疫情的防控。在基层社区推行社区动员的过程中，社区成员的态度在促进人们实施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社区需要广泛宣传动员的正面效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社区成员能够充分理解到社区动员的好处，进而才能形成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发动充分的公众参与，以此支持社区行动的实施。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经验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在重大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和组织特征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保证。

二是特别重视基层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以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社区为基础，健全国家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对基层社区的建设不仅要提高疫情预警能力，注重发挥在应急动员工作中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更要牢牢依靠群众的力量，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组织动员社区成员的过程中，基层社区既要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特征，如不同阶段的传染风险、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与物资保障等，也要对社区成员个体的差异性予以充分考量，如性别、年龄、职业技能、健康状况等。因此，基层社区动员不仅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动员，还应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成员个体的不同特征进行划分，避免加剧疫情扩散，避免过度动员。

三是协同推进基层社区动员，鼓励将广泛动员与精准动员相结合，应急动员与常态动员相结合，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相结合。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具有复杂的感染途径，基层社区内部联系密切，更要做好彼此的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每个社区成员的行为对于疫情的防控至关重要，密切接触和人员聚集很容易造成疫情的扩散。然而，基层社区动员的对象不是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个性化、细分化的群体。对于某些社区成员而言，适度的恐惧诉求或许有效，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收效甚微。因此，基层社区应采用差异化的策略，将多种方式相结合，因人而异进行社区动员。

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基层社区在防控外部疫情输入层面的预警能力，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面对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基层社区有必要在行政力量的帮助下，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完善多部门沟通与协作机制，强化基层社区的预警能力，防控境外疫情的输入。在保证社区成员安全的前提下，基层社区应成立专门小组，掌握社区内出入境人员的基本情况，共同应对境外疫情输入带来的压力，共享人员流动的数据和信息，筑牢基层社区这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上级行政部门应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疫情防控的各地区合作，为基层社区提供专业性指导，及时发布境外疫情的信息，严格防控入境人员和物资向基层社区流入。

五是提升社区成员素质，重点培植社区动员能力，培养居民自觉防疫的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成员的预防意愿和行为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还间接影响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对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而言，外在的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内部的条件才是改变社区成员认知行为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未来的基层社区动员中，社区工作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信心的具体内容，多采取一些激发社区成员潜能的健康干预手段，推动广大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