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20129日晚1745,农历正月初五,隔离病房床头的对讲机响起:“7床、7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拿好水卡,下来办出院手续。”我起身,慢慢地整理好这几天带进病房里的大包小包,想着昨天病房新装的热水器我还没用过呢,昨天下楼看见穿着隔离服靠着门休息的护士也忘了拍照……戴好口罩,我穿过污染区,推开半污染区的门来到护办室,经过消毒、确认信息后,护士交给我一沓材料,说:“水卡放在桌上,你从清洁区的这个门出去吧!”终于,时隔一周,我又重新呼吸到了室外新鲜的空气。似乎这是我生命中最为漫长的一周,也是我记忆中最为特别的一周……

佳节返乡突发疫情

我在武汉大学上学,118号从汉口站坐车回家,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图书馆借了本书,和同学们道了别,一切都很普通平常。18号中午我从宿舍到汉口站,街上的人络绎不绝,车站的人熙熙攘攘,大家都大包小包,置办物什,准备过年。我的家乡在安徽霍山,一个毗邻湖北英山的山区小县城,爸爸照例来车站接我,我重新拾起乡音、开心地和爸爸分享这半年的学习见闻的那一刻,这一切和之前的过年一样平常,我还想着今年过年可以帮爸妈做一些菜,学学他们的手艺,再和姥姥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准备撰写回乡记……

然而,平静的生活下正暗藏着一场危机。只是一两天的时间,微博热搜的内容就发生了质的转变,微信群聊和公众号的消息都越来越急迫。我开始紧张起来,频繁地刷手机,然而获取到的大多数都是冗余和重复的信息。22号,事件进一步扩大,“疫情”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有人呼吁武汉返乡人员自主隔离14天。当晚8点,我连忙准备温度计、医用酒精和外科口罩,但走遍了县城的各个药店只买到了一袋口罩、一瓶100毫升的75度酒精和药店里最后一支温度计。我紧张地回忆着回家的这些天里都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人,想着以后怎么自我隔离,怎么让他们少去接触其他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咽喉有些痒,脸颊发烫,于是赶忙去量体温,抽出温度计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脏剧烈地跳动,果然,低烧37.4。我脑海里闪过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临床症状,深吸了一口气,连忙让我爸开车带我去县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嘱咐家人戴好口罩手套,尽快把我从武汉带回来的所有行李消毒处理。去医院的路上开着车窗,冷风嗖嗖往车里灌,我坐在后排,一言不发,爸爸也是沉默。然而,连续的刹车提醒我,空气里弥散着慌张、不安,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下车的时候,爸爸说:“有了病就治病,不会有事的。”声音旋即消散在漆黑的夜里。

紧张有序的县医院

来到分诊台已经快9点了,县医院只有急诊通道还亮着灯,护士们都已经配备了口罩和防护帽。简单问询后,护士递给我一只充满了酒精气息的温度计,一面开始详细询问我的相关信息,我汇报了18号在汉口站乘车以及在武汉上学的情况,护士接过话茬,“这几天从武汉回来的人蛮多的……”。

“那他们都检查了吗?有问题吗?”

“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这时旁边的一位保洁大爷说话了:“这个季节本来生病的就多嘛,昨天来了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哭的不得了,结果检查了还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爸爸这时还在一旁向医生了解情况,还在问这个病治疗有没有特效药,具体表现为什么症状……我连忙去解释,护士说:“叔叔,您还没有您儿子了解的情况多,他们年轻人早就在网上知道了。”护士接过体温表,“37.5,去后面的感染科吧”。爸爸问:“现在发热门诊不在门诊部了嘛?”“那当然啊,现在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县医院已经有所准备,将发热门诊搬到了独立楼栋。进入感染科,有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正在值班,这时他们还没有配备防护服和护目镜,仅仅只有防护帽和口罩。医生先再次确认了我的各项信息,然后询问相关症状,安排检查血氧、血常规,进行胸部CT平扫。做完全部检查已经是十一点多,报告显示肺部状况良好,血象有炎症反应,持续低烧。护士发给我一张卡,说,“今晚你就要住这里了,去二楼的七号病房,待会儿我过来给你输液。”我看着医生桌上一沓沓的文件,问这位医生:“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忙啊?”“别提了,我今天文件照片还没有上传完呢,明天专家会诊的材料也没准备好。”

晚上十一点半,我躺在了病床上,原本是双人间的隔离病房临时改成了单人间,房间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柜子、窗帘一看就是临时安装的。我的手心汗涔涔的,聆听着自己清晰的心跳声,精神高度紧张。不一会儿,护士推着车停在门外,进门后确认我的姓名,然后给我打点滴。我看着手上的吊针,盯着注射液流进我的体内,此时一种说不清楚的“抽离感”涌上我的心头。窗外又响起救护车的鸣笛,担架的落地声和滚轮声格外刺耳。我打开手机,铺天盖地也全部都是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有的很沉重、有的让人揪心、有的又很有力量,我不清楚我究竟应该去相信什么,一切都淹没在一片想象的汪洋里。随着信息的不断更新,我的心跳和呼吸也愈发急促。两瓶点滴打完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我几乎是立刻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恍惚之间,护士又推门进来,往我的床头卡上挂上了“空气隔离和飞沫隔离”的牌子,送了我两瓶免洗酒精消毒液。她拿着采血针和五只小管子,说:“要求又严格了,还要再抽一点血去送检。”我含糊“嗯”了一声,再一次昏睡过去……

恐慌的蔓延和自我调整

23号清晨醒来,我整个脖子和额头布满了汗水,确认体温37.2,但是还是昏昏沉沉的。突然,“全副武装”的保洁人员推开了房门,更换垃圾桶、还给卫生间配了一把新拖把。吃完早饭,四五个医生一下涌进来了,他们耐心地询问我的症状、我的体温。我惊讶地发现昨晚的值班医生竟然还在上班。我说,我不咳嗽,也还算是有力气,吃饭也很好,就是嗓子很痒。医生们小声地交流了一下,告诉我再继续观察,并准备推门离开。我心里一阵惊恐,赶忙问了一句:“那可以确诊吗?可以做核酸检测吗?”医生说:“那还要等疾控中心过来调查了解情况以后才能做决定,你目前情况还好。”又过了一会儿,爸爸来送东西,隔着玻璃窗,我们短暂地交流了一下。他叮嘱我:“儿子,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历过,要相信国家,相信医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点点头,反复嘱咐让他们做好隔离观察。

回到病房,又是紧锣密鼓的诊疗安排,护士过来输液,亲人们都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状况,并反复宽慰我,几个知情的朋友也来慰问,我一一答复。手机上最新的消息不断更新,但是只能令人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多。我把网上患者的基本症状和检查结果看了又看,又比对着我的检查报告,心情跌宕起伏,一会儿怀疑自己马上就要离世,一会儿又暗示自己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逐渐地,我发现我所有的行为表面上异常“镇静”,但内心的风暴一直没有平息。我搜集所有相关信息,反复想象各种可能的未来,又反复回忆我留在武汉最后几天里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有没有暴露在感染源面前的风险。在病房里,一有功夫我就挤出消毒液反复搓洗双手、清洁物品,甚至反复搜索着有关“治愈”和“死亡”的相关话题,和朋友聊天也在反复确认症状,控制不住地一遍遍拿起手机……终于,在一轮轮接连不断的心理折磨中,我感受到了异常的困倦,下午躺在床上感觉浑身燥热,背部疼痛,感觉每一次的呼吸都发烫,渐渐地,我又陷入了昏睡当中。

再次醒来,依旧是满身的汗水,我艰难地扭动头部,发现右下颌的淋巴结隐痛,我的神经系统又一次紧张起来,燥热的感觉和酸痛的背部又开始提示我,这次可能不是一般的感冒……新一轮的疯狂心理活动又开始了,任何一点点的不适感觉,在我的过度关注下都被放大了许多倍,体温显示我已经烧了整整一天了。我第一次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体验到什么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下午的病房很安静,只有空气净化器的风扇声,我看着已经被洗得发干起皮的双手,开始反思自己异常的心理状态:似乎更多的恐惧来自于我漫无边际的想象与臆测,来自于不断接受冗余的信息,来自于被隔离的个体和个体被隔离的感觉。难道我就这样脆弱吗?

晚餐准时送到。护士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多喝水,多吃饭,多休息,吃好喝好睡好才能更快地恢复”。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不应该再把精力耗费在过度关注其他信息上面。我用手机给自己定了一个体温、症状记录表,一个饮水提醒,制定了专门的阅读手机信息的计划,然后认真地把饭吃完,虽然食不知味,但是我知道必须要把它们吃干净。之后我又接了满满一壶开水,把水杯放在床头,再一次昏睡过去。

恍惚之间,我听到隔壁病房的患者和医生大声地争吵了起来,似乎是临近除夕,患者想要尽快出院,但是医生说特殊时期要按照规定来,发热结束观察三天之后才可以出院……两边就这样僵持不下,最终医生无奈地做出了让步,要求病人签个保证书……

回归真实的共同体生活

24日我再次满头大汗地醒来,紧接着就是真切的饥饿感。爸妈早就准备好了饺子和鸡汤中午给我送过来。他们还告诉我,家里在准备贴春联,虽然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和我一起吃,但是以后还有很多欢聚的机会。返回家乡的同学们也开始在群里分享近况,观察家乡在疫情下的变化,记录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也在不断鼓励我。老师了解到情况以后,也和我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交流,帮助我分析疫情下的恐慌心理,告诫我要在经历和体验当中学会找到一种平衡。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也开始有序起来,困难和希望都更加真切地展现出来,整个社会正在慢慢地被调动起来,暴露问题,解决问题……隔离病房外的生活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许许多多的人和我同时体验着既类似又相异的真实,而一切并没有我之前臆测的那么糟糕。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全部配备了护目镜、面罩、防护服、手套和鞋套等等专业防护装备,我的床头上也挂上了护理巡视记录单。正如新闻里报道的那样,防护服里面本来就非常闷热,还要用密封胶带再缠起来,医护人员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带着手套工作也有诸多的不便。从排班的时间表来看,护理人员工作时长是八个小时,工作间隙他们只能靠着墙休息一小会儿。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条件,他们也非常有耐心,不断提醒我放松心情,注意饮水和休息。除夕夜,医生们又都过来房间里问诊,除了关怀以外,还强调了特殊时期,希望患者理解并配合工作。

因而24日整整一天,我都沉浸在自己身体渐渐康复、局势渐渐明朗的积极情绪中,我还在微博上写了一小段日记:“……这次疫情的扩大确实暴露了许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困难面前,首先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共迎时艰,做好自己能做的,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社会责任。非典的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隔着电视屏幕,我们只有幼年的模糊记忆……但是这一次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有冲击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报道即时信息的新闻工作者,遵守秩序的经营者和市民,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和家属,当然还有我目前经历的这一切……虽然有很多困难,虽然有一些令人发指和令人费解的人和事,但是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通过这些鲜活丰富的事件来向我们展示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某些让人敬仰、让人感动、让人铭记的东西,也是为了这些,我们会尽我们之所能让生病的事物恢复健康,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好。”

至少在我的身上,无尽蔓延的惶恐心态最终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体的理性和坚强而被遏制,惶恐最终消散在可以看得见、可以被心灵真切感受到的共同体生活里,来自于他人发自内心的关怀,来自于每一位劳动者恪尽职守的态度,来自于疫情面前每一位公民的互帮互助。而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中,都带有一种令人动容的超越性。

康复后新的成长与新的生活

断断续续低烧两天后,我的体温从25日开始恢复正常。在爸妈的外援支持下,单间病房里的生活也渐渐地变得规律起来。即使我在如此狭小的生活范围内,也能感受到生活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我发现输液并没有因为我的症状好转而停止,并且从27日开始,我每天清晨都要被抽4小瓶血送检,下午还要在隔离病房检查肺部X光。医生嘱咐我,连续三天体温在37度以下才可以复查出院。虽然从头到尾我的肺部影像都没有任何问题,医生确诊的症状也是“上呼吸道感染”,但是病历抬头还是写着“新冠状病毒肺炎留观病例”,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加严格。同时,病房外的空地上开始准备搭建活动板房,每天还会有身穿隔离服的工人进来给病房安装热水器,看得出来,医院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和登记我的信息,有学校的、有卫生部门的、有社区的,他们不仅询问我的状况,让我注意保护自己,也保护好身边的人。家住农村的亲戚也在微信群里发来视频和消息,聊着哪些地方的路已经封闭,号召大家过年不要走亲访友、聚餐打牌。另一边,我许许多多从武汉返乡的老师同学们早已投入到各自的社会学观察当中。虽然他们身处自我隔离的有限条件下,还在积极地了解家乡防疫的举措,心系疫情下社会治理的新关切。

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社会上开始出现少部分人对于武汉人甚至是湖北人的歧视,对返乡过年的人实行过当的隔离和防卫,并且这些人的个人信息遭到了严重的泄露。同时,封城后继续坚守在武汉市内的市民也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医疗物资的匮乏、封锁的交通、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居受到影响。还有更多的大众心理健康问题暴露出来,很多人出现应激反应,产生恐慌心理。然而,暴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疫情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努力之下,照得清楚人性,照得清楚社会发展结构的困境。虽然,现在的我几乎还没有能力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它背后的成因,但是我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生活还是在继续。

实际上,正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我,也并没有完全从恐慌和过度的敏感当中彻底地走出来。今天是我从武汉回家的第14天,社区的人还上门叮嘱我们一家,出院后五天内都要汇报体温,整个小区已经限制人员进入。如果之前的症状只是普通感冒的话,我已经过了潜伏期。然而,家人不经意的一声咳嗽都牵绊着我的心,过度的紧张情绪也在不断消耗着我的精力,小县城传来疑似病例的消息也无形之中加重了我的精神负担……但是我需要学会去平衡,处境比我还要艰难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更加可敬的还有那些在疫区坚持战斗的人们。我需要尽快从被隔离的遭遇和紧张当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或许是我被保护得太好,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么平稳和顺。生活永远是五光十色、真实鲜活的,我们只能不断地向着未来准备好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勇敢地面对生活。

经历过这样一个没齿难忘的庚子春节以后,我不仅在逆境当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在读研究生,但是依然非常稚嫩,需要进一步的磨砺和学习。同时,在我亲身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当中,也加深了我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家国的思考。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动,将会一直伴随着我。

(编辑  杨利红)

 



* 万书润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疫情爆发初期,城市地区、特别是作为疫情首发地的武汉市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特别关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农村的疫情防控状况也开始成为社会关切的重要方面。

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如何?在这里,笔者谈一谈自己的观察和经历。

从武汉返乡

我与妻子于元月17日乘坐高铁从武汉返回家乡,计划年后直接回单位上班。

早在20191230日,我便已经注意到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一直关注有关新闻报道,因此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陌生。

返乡前夕,我注意到有关报道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特征。当时的心态是相对轻松的,总觉得这个新病毒离我很远。我当时认为,尽管高铁站的风险很大,但只要做到快速进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上车之后,我基本上就解除了对此次肺炎疫情的警惕。到了怀化南站,我们乘坐汽车到了J县,一路上并没有感到异样。直到20日至21日,有媒体报道称:武汉市已经有十余名医务人员被感染,而国家也将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列入了法定乙类传染病、并按照法定甲类传染病进行防控,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立刻到药店买了一些口罩,并尽量避免外出,在家中自主隔离,随时测体温。由于体温一直正常,且未出现干咳、气短等症状,在此期间我们参加了几次家庭聚餐。

我们计划于元月23日从J县回到M县。此前,湖北省已经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专家钟南山、曾光等也建议民众“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除此之外,武汉市也在23日“封城”。诸如此类的“重磅消息”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此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为避免给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乘坐私家车到达M县老家。在此期间,我们全程戴了口罩,且没有与其他人接触。

23日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了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对疫情的防控也都是随着自己所获得信息的变化而做出改变,具有典型的自发性。

村民小组长

就在我们回到M县老家的那一天,湖南省针对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到家的当天晚上,我们就亲身体验到了何谓“Ⅰ级应急响应”。

我们大概在23日下午4点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村民小组长便来到家里,登记近期返回本村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现住址、返乡前地址(特别关注武汉)、返乡日期、检测情况(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等。

我们村是一个有1600余人的山区大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也是4个自然村。各自然村之间相距很近,单个自然村的居住较为集中。我们家所在的3组有250余人,以田姓为主。村民小组长50多岁了,他热心助人,是大家公认的大厨,远近的红白喜事,几乎都请他义务掌厨,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现在以种田为主,偶尔开三轮车,搞运输挣钱。他对于整个村民小组的情况了如指掌。即使像我们这样刚从外面回来、尚未走出家门的,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村民小组不仅是村内各种信息的汇聚地,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机制。尽管出发点都是为农民好,但很多扶持农民的好政策并不一定能立刻得到民众的理解和信任。这就需要依靠村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做好解释沟通工作,消解群众的暂时不理解和不信任。比如,这次因为疫情而进行的人员登记工作,有些农民不一定能理解,因为他们对疫情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希望自己被“特别关注”,需要通过村民小组长的耐心解释,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

村民小组长的工作方法也极具群众性,不是刚硬地执行政策。小组长到我家之后,并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先聊了一会儿家常,在我这个本村人看来,这就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之后才切入主题,表明来意:由于疫情,按上面的要求,他来做一个返乡人员基本信息的登记。他还道了不好意思,因为过年前夕到别人家里谈疾病是忌讳。不过大家都是本村人,能够理解。

由于我们对疫情的了解较多,所以很配合他的工作。我问他:如果遇到有人不配合怎么办?他说“猴子不上树,多敲几次锣”,多解释解释,也相当于宣传了国家的政策,让老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解释了几次也说不通,就直接问他:“你信不信我?信我就把这个表给填了”。一般情况下,说到了这个份上,再不愿配合的村民也会配合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息往往是真实的,这与城市社区有较大区别。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由于社区干部与社区居民不熟悉,缺乏信任感,可能会有意识地谎报电话号码、返乡时间等重要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要比农村困难得多。由于城市社区往往缺乏农村“熟人社会”这个重要资源,故而亟需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农村、能够适应城市社区特征的新型工作推进机制。

填完信息后,村民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发放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宣传册等等。目前,我们家先后收到的宣传材料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关于有效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的十条禁令》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消毒技术要求》。据村民小组长介绍,这些材料他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此外,村民小组长还需要对农民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劝阻。比如,当时我们小组有几户要办乔迁新居的酒席,他们年前就已经下了请帖。但遇到现在这个形势,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应该把酒席取消或推迟;但农村的特殊性在于,取消酒席不仅涉及主人家的“面子”,还涉及因为没有做成事而造成的“忌讳”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村民小组长上门去做耐心的说服工作,打消他们对疫情的侥幸心理。

上述这些工作,尽管费时费力,但最终能够办成又很妥帖,这就是村民小组长开展工作的基本方式和独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外的响应

采集信息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J县公安局的民警,询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报告完毕之后,他还嘱咐我别外出,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就到附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检查。

从这个意外的电话来看,在省里启动了“Ⅰ级应急响应”之后,包括各级部门、各个渠道都在进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从县、乡镇、行政村,最终落脚到村民小组;此外还有交通、公安(包括交警、铁路警察等)和卫健部门等系统。各个口径收集信息的能力、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和差错。但这些信息帮助政府提升了疫情防控的基础能力,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要实现县域范围内各个部门的动员,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统筹和推动。从省、市两级一直向下,县级和乡镇也先后成立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县委书记亲自调度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压实责任,推动全县各个部门行动起来。

在村一级成立护卫队,成员主要包括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小组长和村医等。护卫队的成立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少地方出现了“封路”行动。 我问过:“封路”或“封村”的行为,是政府的安排,还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一些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这大都是村里的自发行为,体现了农民群众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但同时也要为医务、消防等人员应急救护预留通道。在村护卫队的基础之上,有些地方还创造性地利用微信群(不需要直接接触),每天上报各种相关情况,以确保安全。

据我观察,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的行动,主要有:对高速路口和车站等特殊地段的车辆及人员的排查,对广场、农贸市场、娱乐活动场所等公共场所的清扫、消毒和关停,传统集市、圩场的取消和劝导,对娱乐场所等容易出现密集人群的地方的管理等。此外,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政府的号召和倡议。

“警察的响应虽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使我意识到:此次疫情防控的背后,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而推动这些部门及相关人员行动起来的,是我们的国家体制。这个体制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力量,当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乡村医生的守护

在警察响应之后,我们迎来了乡村医生的响应。我们村的乡村医生已经快80岁了,在村里有近20年的执业经历。按照上级安排,他依照名单逐一上门排查。乡村医生的职责是给每一位排查对象提供水银体温计、口罩(还提供了一瓶150毫升的酒精和1包棉签)等物品;并且进行首次体温测量,并做好登记。

乡村医生与村民小组长的角色很相似,具有很强的“群众性”。一般来说,乡村医生是农村中比较受尊重的人,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但与村民小组长不同的是,乡村医生主要对与疾病相关的情况(如病史)非常熟悉,他们的工作内容更具专业性。乡村医生进门之后往往直接切入主题,不会拉拉杂杂讲太多其他不相关的事情。据他介绍,在合乡并村之后,全镇还有5个行政村没有村医。这些无村医的村,是由乡镇卫生院派出医务人员到村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全镇乡村医生中,有两位已经近80岁,本地村医老龄化较严重。

乡村医生的主要任务是为从武汉来的人员测量体温、每天2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下午两点)上报到乡镇卫生院。首次测体温需要亲自上门,并送上体温计(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个)并指导使用,劝导重点对象及其家属居家隔离,尽量不要外出。此后,可由重点人群自测体温、自报情况,乡村医生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获取信息。

乡村医生的工作虽然很细微,但却非常重要,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的“网底”,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也是落实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现在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基础比较薄弱,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高。

近年来,我在全国多地开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专题调研,发现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全国乡村医生队伍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湖南省作为一个中部省份,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湖南省启动了“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计划,专门为村卫生室培养医务人员。尽管标准稍低些,但实践证明,它比较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积极性。7年来,为基层输送了超过5000名乡村医生,部分村医毕业后回到村里执业,部分人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毕业的年轻“乡村医生”与老村医们一道,守护着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家乡的观察也让我想起了调研期间遇到的那些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我联系了孝感市的一个村医,他告诉我,2019年,通过派遣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到村里开展巡回医疗,全县摆脱了“空白村”。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把每个村分成几个片区,由村干部和党员群众分片负责。每个村的乡村医生(包括巡回医生)负责对所在村进行技术指导。但也有一些地方,苦于乡村医生的缺乏,只能启用村组干部、积极分子等其他非专业人员。

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还存在很多薄弱之处,“强基层”依然任重道远。

乡镇卫生院的行动

此外,我们还经历了一次乡镇卫生院的响应行动。

乡村医生给我们首次测量体温时,我是36.5℃,妻子是37.2℃。按照我们的理解,37.2℃在安全范围内。但没想到,第二天,镇卫生院的院长带领两位副院长和公共卫生科的主任驱车来到我家,亲自为妻子做登记,并再次测体温。

因为要负责全镇的疫情防控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更具专业性和直接性。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方式也较为直接:重新确认了妻子的基本信息,然后进行体温测量,体温测量的结果是36.9℃。

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事件中,乡镇卫生院的作用是对乡村医生的初步排查结果进行确认、完善和纠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镇和村两级是互补关系:没有乡镇卫生院的指导,村卫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没有村卫生室的落实,乡镇卫生院就是无力的。在村医比较健全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的职能就能更好地发挥,解决那些村卫生室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在村医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就需要冲在第一线。

我们自己的响应

面对此次疫情,我们自己也做出了响应。回到老家之后,我们坚持自主隔离,坚决不外出;每天随时给自己及家人测体温,观察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并详细记录下来备用。

最难做的工作是说服父母等长辈。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说:过年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说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说了一番“狠话”,但效果却很一般。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做工作,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最终的效果。此外,也可以试着寻找一些能改变父母想法的关键人物。例如,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乡村医生等等,就属于这种关键人物的范畴。

我个人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家父最初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够重视,经我们介绍后虽有所改观,但在村中好友的多次邀请之下,还是去了别家串门。母亲出面之后,他才回到家中继续隔离。但两天之后,又想要出门。当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家父对中医药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拉着他一起研究我国各地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防控的中医药方案,这才有效缓解了“燃眉之急”。家庭内部的响应属于更为微观的层次。现在,我意识到疫情防控工作的长远方向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这是非常微妙但又极为重要之处。疫情面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并积极地帮助身边的人。生活治理是一项需要做更多群众工作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下去的特殊工作,它不仅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中具有基础性价值,而且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坚持下去。

小结

农村如何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以上主要介绍了三条线索:

一是通过利用县、乡、村、组四级行政组织的全覆盖特征,对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有效采集和管控;

二是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防疫组织的专业优势,对全人口特别是重点人群进行医学监测和服务;

三是我们自己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影响身边的人做起,为疫情防控筑牢微观的根基。

实际上,基层还有很多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制创新,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为实质性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在这里,我想呼吁社会学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到相应的研究中来,科学助力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编辑  宋斌斌)



* 田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在中国各地,疫情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如今的上海,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餐厅和酒吧已经恢复营业,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回到了公司办公。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走进公共场所都需要测量体温。

我投资了哈啰单车(中国最大的共享单车公司),在他们的业务数据中了解到,单车使用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七成。疫情就此结束,是此时每一个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

在这个重要转折时刻,我想分享一下我所感受到的关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五点体会。

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高达82,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位居榜首。而根据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超过80%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表示满意。然而,无论在国际主流媒体还是日常讨论中,却鲜有人提及这些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理解一直受到自由主义叙事的左右,这一叙事将中国描述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在本质上不可能赢得公众真正的信任。在先入为主的心态左右下,人们并不关注各种民调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中国人民信赖他们的政治制度。

对于关注中国的人们来说,文化与制度差异客观存在,而缺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比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现今,在大自然力量的磅礴冲击之下,人们终于有机会一窥真相。

123日,中国政府决定对武汉实施封城,这一措施随后扩展到整个湖北省,覆盖人口达5600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疫隔离行动。两天后,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超过7.6亿城市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非必要情况外不得外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大部分村庄也被封闭起来。当时全国报告的感染病例共571例,死亡17——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这些防疫措施的力度和广度举国上下震惊。在2000万人口的上海,往常车水马龙的街道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行人与汽车都不见了踪影。起初我认为这种局面只会持续一两周,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防疫措施却没有松动的迹象。人们继续宅在家里,街上仍然空空荡荡。

数亿人及时响应,自觉地全面贯彻政府的防疫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个人也始料不及。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发现,在街头执法的中国警察没有配枪,处理非恶性违法行为时很少采取强制暴力措施。因此中国人往往“不拘小节”,甚至会为一张交通罚单和警察争论不休,这在一些其他国家是不敢想象的情景。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此次疫情期间,人们面对持续如此之久的大规模封城和隔离措施,能做到贯彻始终,除了高度信任政府的忠告并自觉服从指挥,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当然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毕竟没人愿意得病。但如果我们拿其他国家来对比,会发现有些国家,大批年轻人在疫情初期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和警告,聚集在海滩和夜店;还有一些地方,甚至至今仍要出动警察来采取强制措施。显然,光靠人的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人民高度信任他们的政府提供保障的能力和专业性,才能达到这种服从程度。

在与民众的沟通上,政府不遗余力,每天都会通过各大媒体公布官方疫情数据,这包括全国数据和各省市数据。每时每刻,电视上都会有专家详细介绍病毒的特性,以及国家不断调整的应对措施。每一份报纸都在宣传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建立在信息畅通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服从。

中国的民间社会生机勃勃

123日,当中央政府为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疫行动发起总动员时,全国民众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50万名志愿者奔赴湖北抗疫前线,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开展医护、检疫和后勤工作。全国有200多万名公民注册并担任志愿者。他们鼓舞人心的故事和影像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尽管许多咖啡馆和餐厅的生意蒙受了惨重损失,却仍然向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品和饮料。一张武汉社区工作人员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从头到脚挂满了几十个药包,要派送到各家各户。全国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设置了24小时检查岗,由志愿者和保安负责控制人员出入并测量体温。许多社区还组织志愿者登门看望老弱病残,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想象一下,在这个14亿人的国家里,每条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庄都在同时上演同样的一幕!

正是由于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信任、合力抗疫,并及时采取大量细致有效的措施,迅速纠正了疫情爆发最初的混乱,确保能触达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才让人民迅速恢复了信心。与此同时,政府和各社会机构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大量信息,通报疫情和冠状病毒的特性。公众大规模地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促进了信息的传播。现在,西方顶尖专家和权威人士在CNNBBC等国际电视节目里所谈论的病毒在硬表面上或以气溶胶形式存活时间等各类防疫问题,这些早在2月就已是亿万中国网民的热搜话题。

政府自上而下地呼吁以“人民战争”战胜流行病。在民众的响应下,中国的确打了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战争。过去,我曾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许多政治思想家的一个普遍假设:在所谓的“威权主义政党国家”,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薄弱,无法蓬勃发展。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假设建立在自由主义对民间社会的定义基础上,将民间社会与国家割裂看待、甚至放在对立面上。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民间社会的古典概念,即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政治共同体”来看待疫情期间的中国民间社会,它并不具有与国家割裂的必然特征,全民参与抗疫所取得的成效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

在中国,市场之上有国家

在中国乃至许多国家,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似乎必须在“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非要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可以说在此次疫情当中,国家大获全胜。除了最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以外,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强化市场角色的同时维持和扩充了国家能力,才免于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否则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条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1月下旬,防疫战争刚刚打响,国家便迅速地行动了起来,中央政府协调全国医疗资源快速向湖北集中。截至215日,包含2.5万余名医务人员的217支医疗队,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湖北,带去了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近2万台呼吸机被运往湖北,使得疫情中心总体上没有出现呼吸机短缺的情况。

武汉在十天之内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方舱医院。紧接着,湖北省各地修建了16所方舱医院,病床数量达1.3万张。这些都是借用会议中心等现有建筑搭建的临时医院,用于轻症患者的隔离收治。中石化是工业口罩的上游原材料生产商,公司重新设计和调整生产线,扩大医用口罩产能。一些汽车制造企业也改造了装配线,转为大批量生产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口罩的日产量从1月份的2000万只增加到2月下旬的1.16亿只。

这些事都是谁做的呢?从全国各地派往湖北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国有医院的公职人员,医院建筑商和大部分口罩的生产商都是国有企业。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整个行动的协调程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周甚至每天,中央政府都向各省发布新的措施,各省政府接到指令后,有一定的调整余地使其适应当地情况。然后,各省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所属市县各级政府下达指令。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渠道也保持畅通。地方政府将调查结果和建议呈递给北京。例如,建造方舱医院的想法是一个专家团队提出的,他们在实地研究武汉情况后发现,现有医院无法解决大量轻症患者交叉传染的问题。他们把研究结果和修建方舱医院的提案送到北京,24小时内便得到了批示并开始落实。

国家还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例如向企业提供直接补贴,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不解雇职工,而是继续发放最低工资并缴纳医保金。在各地政府倡导下,国有企业物业纷纷减免了承租商铺、厂房、写字楼的租金。

党旗高高飘扬

在这场危机中,三个过去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物脱颖而出、誉满全国。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他最终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染病去世。国家公共卫生权威钟南山医生,他与美国的安东尼•福奇医生类似,是抗疫战斗的领军人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地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但却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医生。第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在这场病毒造成的苦难当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核心力量。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医院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他的一段讲话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巨大关注。在视频中,他讲到了上海医疗救治组的组织工作时洪亮有力地说道:“让党员先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流传着这样的影像:一批批党员志愿者奔赴武汉之前,面对党旗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在抗疫前线殉职的496名医护人员、公职人员和志愿者当中,有328名是党员。党旗高高飘扬,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辉煌。

中国没有“坏皇帝”

 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坏皇帝问题”。这个词是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在他定义的威权政治体制里,尽管可能出现好的统治者,但却没有办法防止坏的统治者获得权力并破坏国家。而西方一直视中国为威权政治体制,也因此习惯性地将中国领导人看作皇帝。此文不辩论该理论是对是错,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目中已经无可置疑:中国不是威权政治体制,也没有皇帝,只有需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担负责任的决策者。

 128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借这个机会告诉全国人民,他直接负责抗击疫情的工作。在那个时候,中国民众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茫然无措,从未感到未来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作为领袖所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机会主义和临阵退缩从来不符合这位领袖人物的禀性。武汉乃至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决定会造成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后果,而这个决定需要他来定夺,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拯救了整个国家。他主持了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布政策指令并公诸于众;他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还面向17万名一线政府官员和志愿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这些做法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他亲自领导了这场“人民战争”。

新中国的任何一代领导人,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诋毁,这些诋毁更多来自国外,习近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这些攻击不会消停。然而在我相识的人中,无论是商界人士、政治评论员,甚至是那些很尖锐的反对者,都对习近平主席在这场几十年不遇的重大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表示认可。我相信,在这场疫情过后,他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威望将会达到新高。

习近平的领导提高了政府整体在民众当中的信誉度。显然,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早期,行动有所延迟。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有怨气。但要知道,中国当时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一时间措手不及很正常。现在,中国民众骇然发现,即使数月来14亿中国人连续不断地“吹哨”——甚至可以说是“拉响警报”——大声疾呼世界警惕新冠肺炎的危险性,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治理体系仍然在疫情面前接近崩溃,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应对疫情的决策复杂性。

中国在此重要关头,有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可谓国之幸事。我借此机会吐槽一下福山教授的理论,回他一句:中国只有伟大的决策者,没有“坏皇帝”!

对我个人而言,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我人生中迄今为止经历的最大变局。作为一名商人和政治学学者,疫情当然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但对我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一个当父亲的情感。我的子女就读于上海的公立学校。127日,上海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的春季开学日期。孩子们自然兴高采烈。但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两周后,上海市教育局下令学校复课,仅比原计划晚了十多天,只不过改用网络方式教学。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的改造使之与网络学习模式相适应。从那一天起,网课每天上午8点开课,下午4点下课。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各种课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被搬上电脑屏幕,和平日没有区别。每天晚上孩子们交作业,把练习簿拍了照上传至网课系统。第二天早上,老师把批阅之后的作业发下来,要求学生订正错误。孩子待在家里挺好,只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搞得焦头烂额。

319日早上,按照过去两个月来养成的习惯,我一醒来就拿手机查看前一天的疫情数据。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80928,死亡病例:3245,新增本土确诊病例:0

我冲下楼去给孩子们通报好消息。当我走进餐厅,也就是他们的临时教室时,屋里忽然响起了国歌的前奏,我看到孩子们身穿全套校服肃立在电脑屏幕前,正在每天的升旗仪式中行注目礼。

我戛然止步,怆然涕下……

(编辑  季节)



¨ 本文英文原文514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观察者网》发表中文版。

* 李世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嘎措乡位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北部,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达4900米、曾经被称为“生命禁区”。从双湖县再向北,沿着一条2003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70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见,地鼠野兽,河湖雪山,偶尔路过一两个放牧点,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帐篷里烧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给苍茫的草原增添了一点人烟。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玛威容那村(简称“一村”)和瓦日香琼村(简称“二村”)。

1982年,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是嘎措按照70%社员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体制,至今是全自治区唯一还实践人民公社时集体经济制度的乡镇。

 

保留集体经济体制的唯一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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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嘎措乡乡政府和“一村”全貌(图片提供:丁玲)

 

在生产上,嘎措两个村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制定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但是两个村各自独立核算。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村集体所有,集体以按劳分配、劳动均衡为原则进行管理和分配。每年年末,社员们根据自己全年的工分,从集体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粪)则分别按人均和户均分配。嘎措的集体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双湖县的七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

2016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为18494元,远高于本地区那曲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见表1)。2016年嘎措乡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各项分红为人均11145元,占纯收入的60%,政策性收入占40%。因为嘎措草场面积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高于其它地方。不过,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也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2017年全乡人均现金收入达19461元,其中集体各项分红所得为12125元,占纯收入的63%,政策性收入占37%

   

1 2016年嘎措乡与西藏自治区各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在分配上,集体组织兼顾社员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对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集体会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安排在工分比较高的岗位上;对于有长期病号的家庭,集体会尽量安排他们的子女学习兽医、驾驶等技能,增加这些家庭的未来收益。与其他闻名全国的集体经济村庄相比,纯牧业的嘎措乡集体经济有它自身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以内需为导向。嘎措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用以满足本乡牧民的需求。

第二,针对牧业自身的特点,发展出一套精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兼顾“劳动均衡”原则,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劳动力弱势家庭。 嘎措还首创为牧民提供“退休”基本保障,同时也使他们能积极养老,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发挥余热。

第三,探索出了一种“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所有的人监督干部”的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体村民来评估和决定,将群众监督干部落到实处。

第四,既兼顾集体生产的生态化,同时也坚守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牧民们保持了传统信仰和祖辈放牧的方式,从不轻易给牲畜施用疫苗或兽药。嘎措乡地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测试,嘎措的草场资源可畜牧21万只绵羊单位,但是嘎措的畜牧总数保持在低于5万只绵羊单位,而且为保护草场实行了严格的轮牧时间表。

与此同时,嘎措乡的人文环境也非常和谐。2017年,嘎措没有一起纠纷反映到乡里,全年实现了全乡“零纠纷”。

党的十九大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如何发挥乡村集体守护和统筹协调公共资源的作用?如何使留守乡村的人们安居乐业,按劳分配?如何理顺基层的干群关系,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嘎措在坚守雪地冰川的生态保护上,在按劳分配的制度建设上,在平衡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上,在群众参与式的民主监督上,都有比我们的预期还要丰富的成果。

 

集体经济如何让社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集体经济如何有效、精准地按劳分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今天嘎措实施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就脱胎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自创性实践,既保留了当年管理细则的主体原则,也根据实际对它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我们将从村集体、生产小组和家庭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揭示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集体经济如何立足于内需

嘎措乡集体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内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嘎措乡两个村的畜牧产品大约70%都用于满足社员们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是相对次要的。2017年底,全乡存栏牲畜34456头,包括牦牛、绵羊和山羊。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年开始对两个村的剩余畜牧产品进行统购统销,提高了村集体在畜牧产品上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追求“靓女先嫁”的市场逻辑,也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把一等肉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凸显了立足于内需的原则。2017年一村按工分分给社员的黄酥油、白酥油、奶渣、肉分别占该村总产量的63%95%89%72%,一般能够满足社员家庭的日常需求。如果有额外的实物需求,牧民可以向集体购买,价格则远远低于市场价。

年终时,村集体在计算出收支结余后,扣除下一年的预留资金和预算资金等,就得出可实际用于全村分红的资金,再除以当年全村的总工分,算出当年的工分值。2017年嘎措一村一个工分是44元,二村是43元。

集体如何精准地按劳分配

劳动分工和分配可以说是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环节。在嘎措,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生产小组。每年3月份,村集体对全体社员进行一次最重要的劳动分工,分工周期为一年。这次分工后,每四个月还会有一次辅助性的分工调整。生产小组能否公平有效地运作,能否体现按劳分配,是集体经济的关键所在。下面我们以一个牧养产奶牦牛的生产小组为例,来展示生产小组从组成,到分工、评估、奖惩、工分记录直至分配的过程。

首先,形成生产小组为了相互监督,只有来自不同牧户的社员才能组成一个生产小组。由村委为该小组划定轮畜草场,并提供各项生产设备和工具。

第二,村委对该小组提出量化的产量达标和奖惩要求,一是年底交牛数量,二是酥油、奶渣、牛绒的产量是否达标。

第三,小组内要进行管理分工。

第四,每日考勤。生产小组组长负责每日在《工分手册》上记录每个成员的考勤和各项劳动分,村委里指定的干部要到各生产小组走访一遍,做每月汇总。每个季度,村委会领导对工分记录做一次盘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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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小组使用的考勤计分表 (图片提供:戚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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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牧点上牧民给绵羊挤奶(图片提供:丁玲)

 

第五,年底验收,对小组全年的各项劳动分以及小组的产出进行总结,算出全组一年的总分(10=1个工分)。

第六,小组把全组的总分分配给各组员。

在组内分配总分时,影响组员得分主要有两个因素:实际在岗天数以及贡献度,即平时的工作表现和责任担当。贡献度是小组民主讨论的结果。组长在小组中担当最多的责任,所以他的贡献度比其他组员略高。如果组里有人喜欢偷懒,或有人因为年龄小或身体不太好干活效率差些,那么开民主评议时,大家给他的贡献度可能降低。

扎西小组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每个生产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劳动合作社。这其中关键的是:村集体对全组的产出有一套全面而精准的评估体制;而组内分配是组内成员民主评议的结果,跟每个人的出勤和贡献度紧密相关。

集体内部的平等和对弱势家庭的扶持

嘎措一村共有72户,2017年有54个家庭投身于集体劳动,领取了相应的工分收入。工分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总体来看,54户的劳均工分现金收入为13678元,人均为7942元,其中有过半家庭的工分收入都大于3.2万元。

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集体对劳动力短缺的家庭如何进行扶持?以一村的塔尔布一家为例,2017年该家庭的工分收入为17325元,在54户中属于最低的20%收入组。塔尔布76岁,儿子布日50多岁,身体不好。儿媳妇已去世,两个孙女都在上学。

图表3:塔尔布家工分结算(2017

 

布日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村委安排他参加了多项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些劳动都不是重活,比如给弱牲畜喂饲料、编织绳子和麻袋、看护出栏羊等等,这些劳动内容给塔尔布一家带来了将近300个工分。

除了劳动工分外,塔尔布家的老小还有福利工分。2018年以前的政策是男性60岁开始每年有40个工分的补贴,以后每过一年增加0.7分,2017年塔尔布的老年补贴是51.2工分。嘎措还给所有学生提供一年10个工分的学生补贴,塔尔布家有两个学生,因此有学生补贴共20工分。

这样算下来,2017年塔布尔一家能够获得393.75个工分。集体实行了“劳动均衡”原则,尽管布日的身体条件比较差,但在集体的安排下,他也可以尽其所能,劳有所得。而塔尔布家的老年补贴加学生补贴,共91.2工分,占到家庭总工分收入的23%。越是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劳动均衡原则和集体补贴对家庭收入的相对意义就越大,集体扶持的重要性就越凸显。

 

集体如何解决社区的民生事业问题

市场化改革以来,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民生事业,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逐渐成为人们沉重的开支负担。嘎措乡却在国家支持与集体兜底的双层保障之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医疗救助方面,嘎措乡于2016年开始设立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这两年,嘎措乡已经有43个百姓通过医疗救助基金得以免费去拉萨和北京等地就医。

嘎措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适龄儿童只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才有资格接任务挣工分。 到目前为止,嘎措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31人,占总人口的23%,九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为100%。在校学生除了有工分补贴,乡里还积极帮助他们寻找助学金、奖学金的机会。从2018年开始,所有外出读书的学生可以报销65%的路费。

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老人在集体的照管之下不仅可以安度晚年,也有空间继续发挥余热。嘎措乡老人的权益保障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集体赋予的牧民退休制度。从20182月开始,嘎措乡牧民只要到了55岁,都会成为退休牧民。除了发放实物,还有现金补助部分,按上一年一个工分44元计算,55岁时的老年补助为40个工分,即为1760元,现金补助随着年龄增长相应增加。

但是,嘎措乡的牧民退休制度不同于城市职工的“全身而退”,在嘎措的集体中,养老与劳动并非彼此对立。虽然牧民55岁以后原则上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嘎措牧民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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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休牧民在嘎措乡牧业公司参与劳动(图片提供:丁玲)

 

嘎措乡也存在孤寡或失能老人无人照料的情况,对此乡里专门建了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这些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

嘎措没有高利贷。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借贷牧民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30%

不难发现,嘎措经验在于:一方面,集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民生事业都是公共品而非商品;另一方面,在超出集体力所企及的范围时,嘎措乡依托集体经济的实力,能够很好地帮助牧民抵御教育医疗等市场化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压力。

 

集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长久以来,社会上对集体经济的一个质疑是:集体经济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续性。如果能人不在了,集体经济就会垮掉。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嘎措乡集体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干部和制度的辩证关系。

   嘎措的基层民主治理

嘎措乡《工分细则条例》的制定与更新并不是干部说了算。每隔一两年,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实施的效果,这些细则就要进行修改或调整。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来商议决定。

   

5 牧民们在群众大会上举手表决(图片提供:白玛久美)

 

在历年的实践中,嘎措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尤其可称道的是群众监督干部这一环节: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目前两个村共有14名村干部的收入都由本村群众决定。通常来说,干部们从群众投票决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国家发的基本工资要高,因而村干部对于群众决定干部工分的民主监督从未有怨言。

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

2002年白玛老书记退休至今,嘎措乡一共经历了七任书记。在谈及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时,老书记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领导就好比发动机,嘎措这辆车能不能很好地运行,最主要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

    嘎措两个村的差异似乎正说明了“领导就好比发动机”的洞见。我们发现嘎措乡两个村虽然制度一样,但是二村相较于一村,集体感更强,只有2名脱离集体的单干人员,而一村的单干人员达到37名。在每季度分工时,二村总是快速有效地完成,很少需要调整,但一村每到分工时,领导总要做很多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将工作安排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白玛书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村的村领导缺乏集体意识和责任心,因而拿不出办法来减少单干和管理不服从分配的人。

    总之,老书记认为集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领导,是组织人员,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实现集体经济、落实制度的关键。白玛书记说,“虽然现在也开群众大会,乡规民约一直在更新,但真正去落实的时候没有落实到位,这样的话对老百姓的心理也会产生影响,人民公社也会慢慢失去凝聚力。”

    事实也是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出现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闲散青年。老书记在任期间,一直对集体的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外面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很强,定什么价就卖什么价。而在老书记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没过一两年,脱离集体单干的牧民就出现了,畜产品销售也出现私卖的问题,甚至一度集体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大家自己去卖,或者商贩过来收购。

从嘎措乡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领导团队、制度和文化是引导集体经济走向成功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优秀的领导团队是良好的发动机,能驱动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好的制度既能保障社会公平,也能使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让干部愿意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平等合作、富有凝聚力、关爱集体的团体文化是集体经济之所以能吸引人、留住人的必备法宝。

一年四季,嘎措牧民最高兴的日子是入秋剪羊毛的那几日。每到此时,所有老百姓都聚在一起,一边剪羊毛一边唱劳动歌,剪完了还有很多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民歌比赛等等。大家宰杀牛羊,吃上当年的第一块新鲜肉,做酥油、奶渣,喝青稞酒,男女老幼一起分享最丰盛的食物。

这样的集体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值得嘎措群众去珍爱、维护的。

 

嘎措乡未来面临的挑战

 

在自身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嘎措乡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很大程度地贴近了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然而,嘎措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近些年,牧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城市生活的吸引,长期在放牧点的牧民60%都是中老年社员。这一情况不免让人产生牧区生产“后继无人”的担忧。这一挑战也是全国农区和牧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嘎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嘎措集体文化的重建中引入年轻化的因素,为年轻人创造存在感。此外,全乡共有39个劳动力脱离集体,其中一村37人,二村2人。根据反映二村的干部班子比较团结,社员分工协作比较容易。显然集体对人的吸引力和集体的凝聚力有正相关性。如何加强村集体的凝聚力仍有提升的空间。

嘎措还面临着再一次的搬迁任务。上级政府已经下达了“高海拔生态搬迁”的指示,新的落脚点在山南市贡嘎县的农区。这将带来两重挑战:首先,牧民们将如何适应农区的生产和生活?其次,集体经济体制能否得到保留?在即将到来的搬迁中,我们相信集体经济仍然可以发挥团结互助、再造家园的作用,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让牧民们更顺利地实现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型。

                                      (编辑  杨利红)


* 丁玲,安徽师范大学;戚莉霞,中国农业大学;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本研究受到中

信改革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名称为“中国大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研究”,项目编号A170707

 

199771日零点,香港会展中心的米字旗缓缓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场中国人民期待了近百年的政权交接仪式顺利完成。从此,香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香港土生土长、年仅24 岁的我,在此历史时刻,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内心也产生了想要更加了解内地,参与到内地经济发展浪潮中去的强烈冲动。在回归后的第二年,我便只身来到内地工作和生活。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深刻感受到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香港发生的变化。

初归内地,实践三大信念

1973年我在香港出生,中学毕业后去了加拿大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对金融一无所知,1995年我回到香港,通过管理培训生计划加入汇丰银行总部,开始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1997年香港回归,在此历史时刻,年轻的我胸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想要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1998 10 月,我得到了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早就想了解内地,带着对内地的憧憬与热情,只身一人前往上海。

然而,拥有热情只是第一步,融入国家发展的漫漫长路,实力才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坚实资本。刚到上海,我与大多数香港青年一样,在内地欠缺能力,没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普通话也不行,对内地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文化更是百般不适应。到上海刚半年,我就遇到了工作上的“重大挑战”,领导要求我为交通银行的400多名员工上一个培训课程,用普通话向他们讲解贸易融资、电子银行的运作等内容。这无疑是对我语言实力的一大考验,那时候我还未能掌握好普通话的聆听与表达,所以在开讲前几个月压力非常大。那年的6月,我度过了这辈子最难熬的生日,一字一句在讲稿上记拼音、学发音,反复练习, 务求在培训当天的演讲是完美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最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的普通话不知不觉变得流利,突破了与内地伙伴的沟通障碍。难关、挑战是上天送给每个年轻人的礼物,只要勇敢接受,在困难中砥砺前行,这份挑战就能迫使人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打下一生受用的实力基础。

以上只是我在内地金融之路的开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仍有一个又一个难关等待我去跨越。我本着“勤学、实干、谋新”的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走到现在。我坚信,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如果同样能够实践这“三大信念”,未来他们一定比我走得更好、更远。

从零开始学,爱“拼”才会赢

在上海工作一年后,也就是我进入汇丰银行的第四个年头,汇丰总部让我主导设立了中国地区的电子银行部。那个时候汇丰在内地的规模远远不及其他大型外资银行,于是我努力与商务部负责人、各跨国企业的首席财务官等联系,搭建了“圆桌会”平台,凝聚广大金融界人士。后来,我们获得参与者的信任,并促成电子银行部和内地四大银行的合作,让汇丰成为了内地管理最好、电子交易额最大的外资银行之一,我也带领团队拿下了那几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奖项。

就在这个时候,我对投资银行的业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围很多人不理解的情况下,我申请调去投行部工作。当时的汇丰投资银行亚太区主管认为我不是做投行出身,缺乏执行的经验,以“香港人在投行里没有价值”为由拒绝了我。我提出降级从商业银行转到投资银行学习,如果两年内没有任何业绩就可以被辞退。在我看来,即使两年之后被辞退,起码我也学习了一些非我所长的东西。

从上海到北京,没有任何背景、人脉和经验的我一切从零开始。头两年非常辛苦,由于我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有时候甚至要向一线的分析员询问基本情况。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分析了国内一些知名集团的业务,主动向他们提出合适的融资、合并方案,成功与中信、中投、中化工等企业建立了商业联系。2006 年,“两年之约”的期限将至,我为汇丰拿到了第一份首次公开募股的合同,这在当时凭借个人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年后,我成为汇丰投资银行的北京首席代表。

在汇丰,我处理过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项目,亦曾与内地四大银行合作过,这些经历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知识、人脉基础。

初生之犊不畏难,现今年轻人就如当年的我,缺乏背景、人脉、业务能力,但只要拥有探求未知领域的热情、魄力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迅速融入行业文化,说到底,只要能“拼”,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青年们因为少了动力与机会,而无法把握中国广阔的机遇,甚至被边缘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此我现在常常鼓励学生跳出框架,积极了解与融入国家,同时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良好的语言能力、做到“接地气”,对内地金融生态、内地投资标准的认知等等,努力把握每一个机遇,才能为未来储够本钱。此时勤奋不怠,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认清自身定位,融入国家发展

2010年,再三思忖后,我决定在事业上寻找新的突破,于是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刚开始做私募股权,投资了上市前的阿里巴巴,后来转型做风险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金融科技、游戏电竞、音乐、医疗、O2O等。

这个年代,做投资不是容易的事情,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时代,许多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作为投资者,我们永远需要比市场认识更多、想得更远、做得更新,挖掘新消费需求。现在公司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投资内地的新经济公司,包括新三板上市公司等。

我的投资理念是:投资不仅是找到好的公司,还要帮助这些公司成长为更好的公司。我做投资人和策划者,只希望做全世界最好的“配角”,配合企业家去做,我的定位是告诉企业家如何有效借力资本市场去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资本的角度来帮助企业。而对企业自身的经营运作,则给予充分的信任。

我相信,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创新念头,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一条崎岖长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认清自己的定位和长处,眼光放远,将自身的优势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才可以闯出一片天。

成立香港金融青年会,培养未来金融领袖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内地从事金融业,无论是我自己当年转入投行时遭到拒绝,还是身边朋友的故事,都让我陷入思考:我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香港年轻的金融从业者都将面临的问题。

回归后的这二十一年,内地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壮大,都给香港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两地在文化上需要交流融合以外,在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业发展上,双方的融合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港人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需要有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以前做IPO(首次公开募股),十个人坐在一起,可能八个是香港人,但如今,可能只有两个是香港人,其余都是内地人,或者是新加坡人、韩国人。当年香港人英文基础不错,更了解美元金融体系和西方文化,所以在美元金融时代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今时代变了,香港在金融领域逐渐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们背后的祖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慢慢取代了原先香港的部分融资功能。在经济建设、产业发展方面,祖国的发展亦是一跃千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个产业迅速攀上国际水平的巅峰,例如科技、通信、医疗等产品已在海外落地,使“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因此,现今对内地市场和人民币金融的了解,成为金融人才新的竞争优势。香港年轻人倘若不去主动了解内地的文化,融入内地社会,就无法在这个人民币金融越来越占主导的金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希望融入内地的香港年轻人,我在2013 年成立了香港金融青年会,旨在帮助香港年轻人及早认识人民币金融,并让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加深对人民币金融体系的了解,提升竞争力,融入国家发展。未来10年,香港金融青年会可为2000名青年提供实习机会,实习结束后采取导师制,跟进学生的学习及就业需求,打造香港金融界“一条龙”模式的人才培训链。

创办香港金融青年会的初衷,是希望帮助更多香港年轻人突破自己,更顺利地融入内地。长远而言,我希望能够改变香港新一代青年的就业和生活文化,使他们更勇于拥抱改变,把握机遇,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年轻人能够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祖国的金融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实习交流薪火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

2015 年起,举办实习计划和导师计划,金融青年会至今已安排逾200 名有志于金融业发展的香港大学生在北京和上海的知名金融机构实习,如中投公司、中信集团、丝路基金、国开金融、蚂蚁金服等,并邀请两地金融业精英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今年,金融青年会进一步将实习城市拓展到深圳,推出以“金融科技”为主题的实习计划。2017年的“金融青年汇”北京实习计划中,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不但收获了在北京最顶尖金融机构实习七周的宝贵机会,还在周末时参观了亚投行、新三板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经济”企业,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一带一路”倡议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参加实习计划的香港同学对内地的了解日益增进,也慢慢意识到融入内地和人民币金融的重要性。

201710 月,我们还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第一届“未来金融领袖培训班”,帮助香港金融业精英进一步认识人民币金融。我们希望学生在成才后也能成为新一代导师,薪火相传,教学相长,将每年看似独立的计划变成有生命力的生态体系,并不断提升整个生态体系的竞争力。回归21 年来,香港得到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遇到了种种挑战。“天下者,青年之天下也”,一个地方青年人的思考和选择,将决定这个地方未来发展的命运。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内地生活和发展事业。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后,将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丰富的国际视野,帮助内地的产业迈向国际化;同时,他们也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从内地青年身上学习创新技术与知识,取长补短,方可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路上站稳阵脚,贡献力量。

                                        (编辑  宋斌斌)

 



*  张永康,十一届北京市青联常委,香港金融青年会创始人、主席兼执行总裁,香港政府荣誉勋章获得者。

 

 

中信集团作为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元阳县的帮扶单位,从1992年起就从人、财、物以及智力支持等多个层面在两地开展扶贫实践。25年来,在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培训等方面,中信集团和地方政府共同探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贫困治理模式。

与笔者以往调研过的西南其他几个省份相比,云南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程度以及治理难度都要大很多,甚至有些超出想象。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问题和当地扶贫工作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笔者又专门到红河蒙自市Z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调研。

红河州贫困治理的六大核心难题

       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现象非常突出,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长时期形成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共同构成了对贫困治理的巨大挑战。

一是地域广袤且交通闭塞,村寨散落在高山大川之间。如元阳县有44万多人,国土面积221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900多米,最低海拔仅144米;屏边县有15万余人,国土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500多米,最低海拔仅154米。这样的居住格局非常不便于当地农民的出行和交流。同时由于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习惯,如苗族喜欢占山头而居,也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

在贫困治理中,经常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农民固守本土的意识非常强,即便是落后也不愿意搬迁,但如果照顾农民的居住意愿,那么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则会非常高昂,并且施工难度很大。这样的地理环境本身对农民脱贫就有诸多限制性因素:一是子女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多个寨子的小学生周末放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有的更加困难;二是农民日常出行不便,道路崎岖狭窄,雨天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三是山高路远,通讯信号微弱、影响与外界联系,有的村寨直到2008年前后才通电;四是发展经济作物等运输困难,农业限于糊口。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乡镇干部下乡开展工作往往要开车走很久的山路,基层组织建设难度巨大,制约着政策的传达效果;乡土社会中的矛盾纠纷等难以得到及时处理。

二是农民思想封闭保守,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地理环境的封闭,限制了农民与外部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封闭和保守。我国大多数农业地区,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结构早已转变成为务工收入为主、务农收入为辅,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结构,这样农民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而在这些山区农村,大多数农民还都在家务农,对于外出务工心态较复杂:一是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敢出去;二是觉得外出打工肯定要受气,不愿意被人指挥;三是年轻夫妇外出打工,往往面临着情感危机和家庭破碎的风险。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很少,村庄内与外界的交流就更少,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眼界。当地农民教育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也不太重视,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控辍保学的力度,但是在村庄中仍能发现一些辍学在家或者从未上学的儿童。

三是习惯了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土地广种薄收。这些地区贫困的核心绝不是温饱问题。相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由于地域广袤,农民开荒地很多,多数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在四五亩以上,并且水热条件也较为优越。在笔者所调研的Z镇山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都是依靠种养殖业,即种植玉米、饲养猪牛等。也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但在山区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业生产还是依靠人力和畜力,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由于过去农民毁林开荒比较普遍,导致水土流失,农田水利建设难以满足开荒田的需要,造成广种薄收。一般大田作物利润很低,经济作物的风险又大,农民始终难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货币收入。综合来看,人均耕地相对较多并未转化成为农业发展的优势。

四是封闭的社会环境成为滋生陈规陋习的温床。西南山区的这些村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和勤劳。但村落社会中也保留着一些陈规陋习:一是嗜酒,多数人几乎每餐饭都要有酒相伴,多为小店卖的三两元一斤的散装酒,质量没保证,很多人醉酒闹事,造成家庭矛盾;二是爱赌,赌博算是当地最能带动气氛的“文化活动”,闲时男性村民组织斗牛、斗鸟、斗鸡,逢赌必押注,少则百元,多则上千;三是普遍早婚,过去尤甚,如今在村庄中调研,仍能发现不少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就嫁为人妻,早婚带来的早育现象也很突出。嗜酒、爱赌、早婚等陋习使得农民的家庭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而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在其中很少有自省的机会,从而习以为常。

五是村落中土房保有量过大,农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动力不足。在笔者调研过的十多个省份中,即使条件很差的农户,基本上都住上砖木结构的房子,土房很少见。全国多数农民的住房已经更新到砖预结构的房子(红砖和预制板,一般多为楼房),而在云南红河几个县市,大量农民还居住在土房中。在蒙自市Z镇,2016年计划脱贫的四个贫困村共有11253990人,其中1097户都需要拆土房重建。这些土墙房至少都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是用土坯和木头搭建的二层阁楼,一楼用于住人、养牛,二楼用于堆放粮食,相当多农户还保留着人畜混居的习俗,因为家中最值钱的就是水牛。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土房墙体开裂,雨天比较危险。农民对于改善自家住房的动力也不很足。要造稳固舒适的住房需要不少钱,但是他们不愿意通过打工等方式去赚取现金收入,而是在既有的家庭经济模式下,既然缺钱,索性有一日算一日;等土房实在不能居住了,就通过卖水牛、借钱建一栋空心砖房(造价比一般的砖木结构房子低,但不如红砖房结实)。越是偏僻的村寨,砖混结构的房子越稀少。

六是村庄中年轻男性普遍面临婚姻危机。婚姻危机是当前这些山村中年轻男性最感困惑的难题。在村庄中往往能够看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早婚现象普遍,农民试图抓到每一个机会解决婚姻问题,即便要支付较高的彩礼(少则三万元,多则上十万);二是村庄中大龄未婚男性比较多,在一些村寨中30岁以上的“光棍汉”比较集中。这两种现象实则反映了当下落后农村地区的婚姻危机:如果没有及早解决婚姻问题就可能沦为光棍,这就使得早婚习俗更加难以克服。然而,村庄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逃妻”事件,显然说明早婚也不能够解决婚姻危机。笔者所调研的每个村寨基本上都出现了女孩子婚后因年龄增长、意识觉醒而发生的“逃妻事件”,甚至一个二三十户的小寨子就能够出现七八件。红河州与越南接壤,过去一直有越南女性偷渡嫁到内地的情况。在当下农民面临婚姻危机的背景下,“买”越南新娘的情况更无法杜绝,近年来,骗婚行为也越来越多。

 

如何认识当下的农村贫困问题

这六大核心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国家支持政策,给以资金项目支持就能够解决,关键在于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只有农民从内在的思想意识上将“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不再有“等、靠、要”的思想,才能减小贫困治理的难度。否则,农民内在旧有的思想意识仍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贫困的文化土壤。

当前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从个体本位或者地方本位出发,从比较的角度制定贫困的标准,并得出贫困治理的基本对策。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并非绝对贫困,贫困治理的核心已不是温饱问题。我国国土面积广袤,自西向东,从南到北差异都很大,在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并非是同步的。在当前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治理核心有着较大差异。

西南地区的贫困治理存在上述六大核心难题,但这些问题显然不可能很快解决,也不能将消灭这些现象层面的问题看作消灭贫困的绝对终点。这些贫困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我们要避免以绝对的视角来认识相对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当前西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普遍较多,雨热条件相对较好,既可以发展大田作物,也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虽然从当下的经济生活模式来看,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并不多,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来讲,这里的农业比较优势则非常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强烈的改变生存模式的动力,很少选择外出务工。

当时尽管没有外出打工,但是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也能够带来相对不错的收益。如笔者调研的Z镇,90年代初烤烟每亩的收益大概在千元左右,相比当时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然而农业的利润是相对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收益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每亩烤烟现在的收益仍然处在两千元左右的水平,远远不及打工收入。地理和气候上的优越条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向外发展的动力,并且由于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进一步限制了农民接受外界新思想的影响。当下这些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并不一定总是以落后的面貌出现的,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所谓落后地区是否必然产生贫困

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通过贫困发生率等一些表征现象来判断一个地区的贫困程度,要重视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和习俗等因素对地方发展的客观影响,这对贯彻扶贫政策很重要。

笔者调研的西南几个县市的村庄的确密集存在大面积土房、人畜混居、村庄脏乱差、农民家庭少有积蓄等贫困现象。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现象值得深思。即便是这些贫困发生率很高的乡镇,仍然有很多经济情况非常不错的村庄,从分布特征上来看,这种类型的村庄多数靠近集镇或者公路沿线,或者有些村庄即便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是汉族人多的话,村庄整体住房条件等也都会好一些。这些村寨之所以发展较好,很大因素在于便利的交通因素使得农民能够经常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并且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等形式“走出去”的机会也多一些,能够较早地认识到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差距,对于文化教育也要相对重视一些。这些地区的农民更为开放一些,比较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尝试并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见,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并不必然会产生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交通因素、民族因素等也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必然都是贫困的。有的村寨会有密集的、较好的住房,往往相距很近且地理条件差不多的两个村就显出明显的贫富差别,这说明人的因素影响很大,有时就取决于带头人。如果有一个敢想敢闯、并且有一定头脑的人带头做榜样,那么整个寨子的发展都会好一些。笔者看到这样两个相邻的寨子:A寨早些年有一位农民出去闯荡,后来在本村带出一批建筑大工;B寨村民多嗜酒,懒散不思进取,全村300人仅有十几个人近年出门打工,故而村内至今多为土房。这样,两村寨的发展差距就非常明显。

 

贫困治理的困境与突围

从贫困发生的视角来看,西南地区的外在环境因素并不必然会带来贫困,造成贫困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滋生贫困文化的土壤: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低水平的文化教育、持续存在的陈规陋习、不充足的发展动力等。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到底谁是贫困户”。从中央到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是如何精准始终是个难题。基层按照上级要求展开了多轮摸底排查、核实数据,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识别贫困户的工作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甚至越识别干群关系越紧张,矛盾越多。因为精准识别首先要求指标化和数据化,但是问题在于基层的实际情况复杂,要精确量化很难。首先,农村的人口在不断变化(生死、嫁入嫁出、黑户、空挂户、失踪人口等),人口土地等基本数据要弄精准就很不容易;其次,每户农民的生活更是难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尽管精准扶贫对于涉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信息都提出了高精度的要求,但事实上基层根本无法达到。

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获得了精准的基础信息,也很难依据这些信息精准地判断出谁是贫困户。因为农村社会毕竟不是一个截然分化的社会,尽管国家强调对贫困户要应纳尽纳,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总体的指标限制,国家项目资源不可能覆盖到每一户住土房的农户。如果硬性要求基层政府在一个不是截然分化的村庄中选择贫困户扶助对象,只要进了贫困户“篮子”就可享受优惠的政策礼包,而选不进的什么也没有,这样无论由谁来分配贫困户名额,无论是基于再精准的数据,总要激起种种社会矛盾。

政府的贫困治理对策,笔者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持续增加对道路、水利、电力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户土房的改造力度,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三是发展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五是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保障政策。

目前引起争议最大的,是住房建设的补助政策。尽管2017年云南省根据中央指示,对此政策做出了调整,20年的无息贷款政策没有了,6万元的住房补助变成2万。但是政策调整在基层社会引起的波澜并没有消失: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补助变少了,非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自己不是贫困户,而基层政府则对农民住房建设资金的缺口焦虑不安,因为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要受到问责。这仅仅是住房建设政策在基层荡起的涟漪,其他政策也都一样面临着多重困境。

虽然政府也认识到,农民单靠外界帮扶被动脱贫存想很多弊端,也充分认识到“造血式”扶贫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政府的扶贫行动被划定了严格的时间界限,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督,频繁而且严格,有时甚至一个文件刚下到基层没有多久,上级就要来考察政策效果,这些都使得基层政府疲于应付。更为关键的是,最后决定政府扶贫效果的是第三方评估,一般是由高校充当第三方评估团队,短短几天时间,几个老师带着一些研究生拿着问卷,通过抽样的形式到村庄中去调查扶贫效果,同时抽查地方政府准备的文件材料,然后得出一个看似客观的评价。在这样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政府扶贫的逻辑就完全转变为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同时以最终第三方评估的测量标准为努力方向,就像在考试中拿着最终的标准答案去倒推解题过程一样。

对于贫困的认识、对扶贫政策成效的判断,显然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仅从结果看待贫困现象,往往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目前,政府的扶贫政策,仅从农民住房条件差、家庭收入少来判定是否贫困,但这往往将相当一部分仅因懒惰而致穷的人囊括其中,并送上“扶贫大礼包”。这种“帮懒不帮勤”的弊病在基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矛盾。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种结果导向的贫困认识转变为过程导向。在农民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如身体健康、家庭中有劳动力、耕地等生产资料、具有医疗和教育等保障、所在村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仍处于贫困状态的,那多数就是主观原因了。而这种类型的贫困,不应该成为政府资源扶持的重点,而应该注重教育和引导,转变思想观念,鼓励他们“走出去”,认识自身发展和外界的差距,从而寻找到继续奋斗的动力。对于政府来讲,依然要加大对这些落后地区的投入,尤其是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和教育保障等具有普惠性质的项目投入,从而在整体层面激活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力。

(编辑  杨利红)



*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朗读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象级节目,它标志着中国综艺类节目的风头转向,是逆势回归的新现象,因为综艺节目在原有的市场逻辑下已经穷途末路。所谓物极必反,现在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阶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电视省级卫视的恶性市场化竞争,体现为对明星的拼抢。由于把收视率都押在明星身上,对明星的抢拼,导致综艺节目的成本不断攀升,从百万、千万,到二、三亿,甚至三、四亿的资金大投入,已经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由于明星的成本占比越来越高,达到极度不合理的程度(最多竟然达到60%),电视台赚了吆喝却不赚钱。电视台倾其所有、多方融资、辛苦打造的所谓现象级节目,背后却是入不敷出的窘境,结果是堂堂国家电视台纷纷沦为替少数明星打工的荒唐局面。这成为一种零和游戏,而整个游戏已经成为“撒旦的磨坊”。它既造成中国综艺类节目市场竞争高度同质化,也使得在市场中已经抢占优势的电视台必须不断加码,以保持其吸纳广告的能力。被市场的怪圈所挟裹,所有人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省级卫视为了拔夺头筹,互相血拼。做现象级综艺节目是死;不做,更是死。而正因为同质化,所以市场游戏规则变成赢者通吃。生存,还是死亡?综艺节目成为分界。为了抢占顶尖位置,一线卫视不得不杀得你死我活,更不用说二、三线卫视早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气息奄奄。整个电视生态在收视率-广告的压迫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颜值”明星或“导师”明星们从综艺节目中获得巨额收入,严重违背社会公正,扭曲社会价值,形成劳动价值严重的不对称,使自己成为被消费和异化的对象。

其次,与综艺节目明星占比相伴随的是版权成本。中国综艺类节目购买海外版权的巨额成本是综艺节目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中国的电视市场成为世界电视综艺节目模式输入的“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买光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市场成功的电视娱乐模式的版权,养活和养肥了一大批专事开发和输入中国综艺版权市场的大小公司。这些巨额成本成为国家电视台的沉重负担,必须依赖综艺节目收视率培养下的广告市场来消化,它逼迫中国的电视产业不得不依赖对广告份额的绝命拼抢并把它作为生存的底线,也成为综艺成本不断上升的动机。海外版权成为电视产业“失血”的另一大原因。

一将功成万骨枯,“现象级”综艺节目成为省级卫视们孤注一掷的豪赌。而所谓“现象级”,一方面意味着资金投入的“现象级”。综艺节目沦为金钱游戏,走向金融化,成为金融衍生产品。否则数亿的投入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有了数亿的资金,如何从市场中赢回这些投资,就成为电视人无法醒来的噩梦。据报道,2017年综艺节目利润缩减,亏损严重,哀鸿遍野。正是由于这两大失血管道,导致电视综艺真正投入节目制作的成本不断被压缩,制作成本占比只有30%左右,吃掉资金的是明星、版权、宣发和广告。

但是,高投入带来的并不一定是节目质量的提升。首先,鉴于高投入与高风险相互关联的逻辑,中国综艺节目必然倾向以保守的姿态,或亦步亦趋地按照海外版权版本“宝典”进行复制,或奉所谓市场调查为指挥棒,以规避市场风险。自主研发在这样的市场逻辑下必然是受到压制的。其次,综艺节目在一个社会中的成功,其实主要不是市场“配方”在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文化价值与问题意识的回应,任何电视节目在一个特定社群中的成功都是其社会与文化价值的体现。而依靠“普世价值”的市场模式,也必然会丧失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特定文化价值的把握与关切。这也是为什么依靠海外版权的综艺节目在文化价值的呈现上越来越苍白与失焦的原因。第三,电视从业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力成本的挤占和压缩,逐渐沦为“电视民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消泯了主动、积极的主人翁精神。电视人大量流出这一行业就是体现。而一个没有主体精神体现的行业,没有自豪感的职业,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对于从事文化生产的电视行业来说,缺失精神价值的追求是致命的。

这些其实都发生在新媒体时代的前夜。经过这一轮野蛮的生存竞争,各大电视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内耗严重,在新媒体致命冲击之前,已经血气虚亏,其实这是2016年中国电视生态断崖式下跌的先声和先兆。这个恶性市场化模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以为继的程度。2016年以来,在阿里系优酷、来疯直播和腾讯动辄宣称投资十数亿、数十亿打造新媒体互动综艺平台的打压下,传统电视台的金钱/金融游戏将走向终结也并不奇怪。新媒体平台本身就是金融大鳄。无数的先知们宣布:电视已死!如果继续沿着这个逻辑,电视确实死无可赦。以己之短拼彼之长,徒然消耗完自己,成就别人。

但是《朗读者》出现了。这一方面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转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电视人自觉与坚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朗读者》的出现既是偶然,没有董卿和她的团队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也不会有《朗读者》的出现;也是必然,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是时势所趋,大势所趋。否则,恶性市场化的逻辑也不可能被打破。因此,它们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

 

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导致了节目内容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大学与电视台之间有很多互动,很多知识界的人士热衷于参与到主流电视台的节目生产中。但是我们看最近十余年来,也就是市场化日渐白热化的阶段,大学与主流电视台之间几乎不再产生交集和互动。虽然有“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但是讲坛上最出名的一些讲者面向大众的传授方式大多为知识的故事化,或者“鸡汤化”,且都是单向度的,并没有得到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效认可,反而是争议不断。他们的角色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媒体“说书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媒体塑造的,而不是大学赋予的。

大学和国家电视台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者。今天将如何重新搭建这两个“主流”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朗读者》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这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7611日在上海举办“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的原因。会议邀请了上海高校不同学科的代表性人文学者共同探讨,很多学者已经多年不看电视了,因为这个学术研讨会去看了《朗读者》的节目。他们视角各异,观点尖锐,但都提出了更高的建设性要求,也是对中国电视更高的期望。无需讳言,今天的大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也饱受市场化的冲击与困扰,追名逐利、学术腐败也都存在,人文价值本身在大学也面临危机。但是,从正面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大学和主流媒体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主流价值的建构者吗?总应该有一些力量作为社会的压舱石。大学理应与主流电视台形成一种互相砥砺前行的态势,守护、传承与革新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人文意义。如果它们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起到这样的作用,问题出在哪里呢?作为大学、作为主流电视台,是否都应该自我反省?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与案例,也提供了一个重返这些问题的契机。

1997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时,就发现台湾的综艺节目非常糟糕,靠不断挑战社会底线来赚取收视率,对女性的轻辱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我结识的台湾做电视传播研究的学者对此都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大学与传媒体制之间是完全剥离的,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回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认为大陆的媒体改革不能走纯粹市场化这条路。[1] 结果,2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国家的电视台在综艺节目上没有底线可守,不断突破社会伦理的底线,这意味着什么?

因此,《朗读者》节目回应和回归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一种新气象。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包含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不管是不是名人,都被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重新认识你。从现实中的自己出发——探索人的情感与人文的结合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并不完美。以往一些为感动而感动的节目,容易走向偏执和形式主义,走向窥视和猎奇,走向对明星和权力的崇拜,以及对资本的追捧。现在《朗读者》返璞归真,不管是不是明星,都要回到最本真的人的感情,回到“低”位置,这个位置是可以和社会平等交流的。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文素养和个人价值追求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既有的社会地位为评判标准——《朗读者》其实是在重新界定什么是“名人”。节目不再追捧“小鲜肉”,不再靠颜值,不再是一种表面的、空洞的东西,而在于你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的存在:你的阅读、思考和情感表达。另一方面,不再是消耗性地消费明星,对明星也是一种尊重。这也是彼此认同、良性建构的过程。

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更需要在对传统、历史和时代不断的重新阐释中展开和发展。《朗读者》不回避大历史,而是把人物放在大历史的脉络里,展开人物与时代之间荡气回肠的关系,突破了个人主义的“小”格局,重建了某种缺失已久的大写的“人”的品格与风范。这在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的媒体氛围下就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回归国家电视台本质的应有之意。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朗读者》让人物回到现实的身份与位置,而不再是按照既定程序和市场逻辑的表演。这种讲述也因而不再是猎奇式,或炫耀性,而是要在公众面前展示本真,让人物自身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并以此形成一种感召的力量。正因为有价值观的感召,明星不再是为了出场费,而是基于对节目价值的认可与激赏而自愿、无条件地上节目。因此,对于那些动辄要几百万的明星们,董卿的回答是:“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明星的市场价及其逻辑在《朗读者》这里完全失效。嘉宾几乎无成本,不再是节目预算的杀手,而转变为对节目精神价值的认可与证明。《朗读者》之所以能够把投资和精力主要放在节目生产与制作的专业考量上,也是因为无需耗费明星嘉宾和版权的巨额投入,这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由此,《朗读者》打破了我们对市场神话的刻板想象。《朗读者》靠弘扬人文与社会价值,赢得人心,赢得市场,彻底翻转了既有的综艺节目市场的逻辑,打破了恶性循环的市场怪圈,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证明中国的综艺节目可以走自己的路,只有以价值观的诉求为标的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中国电视需要回归到大众传媒最朴素的原点,回到初心,即作为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我做陈虻访谈时,用了一个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后来陈虻去世,北大的徐泓老师在编辑陈虻文集的时候,收录了这篇访谈,而且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印在书的封面上。如果我们回到电视的原点去讨论今天的电视应该怎么办,可能要比整天去讨论市场和大数据,更能够对今天的电视危机做出诊断。

不再是才艺、唱歌之类旨在形式上耍花样,不走心,不走脑,依靠所谓IP、粉丝的非理性消费——电视的市场化的“葵花宝典”,而是回到语言的交流上。用朗读的方式去阅读,回到文字,回到文学,回到历史,回到书籍,回到中国人的诗歌传统和情感方式,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共同经历的传统与时代——用最普通、最本真、最传统的方式去重建大众传媒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功能,这样的沟通本来应该是大众传媒承担的责任。而这些在过去的综艺节目里,已经严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对这种缺失不以为怪,习以为常。这本身正是问题。

2016年电视业断崖式下跌之后,电视只有迎合年轻人才能赢得市场的神话也破灭了。很有意味的是,董卿在“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上发言,生动地阐述了《朗读者》里最成功和出彩的人物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这和大家惯常的对市场的判断完全不一样。《朗读者》节目的观众中,年轻人的比例很高,但是上节目的主角却有很大比例的老人,这种饶有趣味的代际结合,其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获得传承与发扬的方式,也打破了年轻人都是西方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拥趸的刻板想象。电视通过阅读的方式回归传统、回归人文、回归社会的知识积累和主流价值观,《朗读者》是一种突围。如果年轻人不能回归主流,使自己成为主流,中国的未来何在?长久以来,在省级卫视综艺节目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央视,现在终于开始摸索着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主流电视台的定位。这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逆市场化的成功,逆势起飞,方显大台本色。

《朗读者》回归平实,回归社会对主流的需求,也就是回归了健康的市场。它证明这个社会并非不需要好的节目,不需要温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质的主流节目,而是我们自己制造了恶质的市场,却以为只有这样才叫市场。就像总有人把迎合低级趣味的软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们往往把那种东西叫做市场。但是,人除了有肉体的生理性,还有精神性,有理性,有理想,有对意义的需要和追求,这些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综艺节目的市场化血拼中,却成了问题。除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长久容忍这样的主流媒体现象?它还是主流媒体吗?一个没有主流媒体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朗读者》的出现,表明健康的市场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主流媒体的正途。只要形成一种示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往前走,健康的市场就是有希望的。《朗读者》还处在摸索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去简单地迎合所谓市场,着重于开掘和打造新的健康的市场,就是值得鼓励的。

今天中国在物质层面上已经较之以往有很大的丰富,但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贫困却很严重。在市场经济的大轮盘中,我们的国民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层面的缺失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显性和隐形的抑郁症、高自杀率、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社会对“意义”的饥渴。读书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通过主流大众传媒,把寻求意义的过程变成节目来讨论和引领,而不是简单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意义的历程,通过分享对意义的追寻,分享心灵的困惑、人生的艰难困苦,使得意义的追求变成一个寻求对话、寻求共识的过程。这就是有意义的。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来进行社会疗治,也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共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回应社会公正,这是“意义”的社会基础。

德国电影《朗读者》体现了战后德国民族创伤的自我诊疗,它探讨一个以文明而自豪的民族犯下的暴力、罪行、赎罪与反思的关系,表现为电影文本的复杂性,其实也是这个民族复杂心态的投射。今天中国的社会撕裂也很严重,主流电视台也需要具有社会治疗和社会整合的功能,需要体现出社会问题与社会诉求。其实,需要就是市场。

我们今天习惯于把市场理解为收视率、大数据。但是把节目打造成社会共识的凝聚者,开放出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和话题,那怕是受到一些人批判的,这就是“市场”。批判是因为重要。揭示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它就是有“市场”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市场”,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虚幻的数字。而这些数据本身也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产物。

收视率调查公司生产的数据,出于成本的考虑,其样本量本身一定是最小化的,因为样本本身需要成本,因此它的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的不同阶层、代际和城乡关系下的收视结构,以及收视诉求,是大可怀疑的;样本的投放一定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样本一定大于乡村样本,因为广告的目标观众以城市为主;样本本身也是极易被污染的,各级卫视的探子会入户改变收视率调查的原始数据。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是常态。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收视率大棒指挥下,难道不是犹如盲人骑瞎马吗?按照这样的调查去做节目,能够真实和真切地体现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吗?

如何反思这些问题,回到真实的需要,回到人民的市场,通过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性,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来创造出真实的、健康的市场环境?《朗读者》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它是在一个逆市场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它对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关心《朗读者》的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现在的文学文本基本上是以汉语作家为主,是否可能更多包括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典和少数民族的人物呢?

新媒体时代相信: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猪是不能上天的,上了天也会跌下地。《朗读者》通过回归中国口语传统和书写传统,破解了新媒体的魔咒,回到了常识,这里有新与旧的辩证法。回到意义的原点,从这里再出发。这是一个朴素的起点,也是一个极高的追求。

(编辑  杨利红)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1] 吕新雨:《媒体的狂欢——对台湾地区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读书》杂志200202期。

 

我是第一次来到云南红河州的屏边县进行扶贫调研,首先的感受就是,屏边是一个边城,一个小城。小巧而精致,整洁而清新。但我也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和疑问来到这里的。对于这次扶贫调研,我个人的感受和体会很深刻,收获很大。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扶贫问题

贫困问题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贫困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向战胜贫困发起了冲击,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的4年时间,又有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世界瞩目,但党中央对我国贫困现状的认识依然格外清醒。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

最近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最后一公里脱贫路举步维艰”。文章称,中国正在试验扶贫新方案,并且认为,按照当前的扶贫速度(极度贫穷人口每年减少一千多万)——让农民在三年内摘掉“贫困帽”谈何容易。可见,中国的扶贫和脱贫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究竟扶贫的实效如何,我们也更期待答案。

通过这次中信组织的屏边扶贫调研活动,加深了我对中国扶贫和脱贫的认识,改变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云南地区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众人皆知。尽管屏边只是一个小县,屏边的扶贫也只是中国扶贫故事的个案。但是通过对屏边的实地调研和亲身感受,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这一轮扶贫是“真扶贫”,是“真脱贫”、“脱真贫”,脱贫效果明显,脱贫实效很大。我自己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国家,我都看过、都了解过,所以有横向对比也有纵向对比。实际上,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这20多年来,全世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也就是说,世界的减贫成就主要源于中国。没有中国这样一场脱贫战役,今天的世界会更加不平等。

这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和思维,过去我一直认为,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问题只有靠城市化。没有城市化的推动,没有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中国不可能彻底脱贫。但是通过屏边几天的实地调研,我原来的书本知识和逻辑出现“大翻转”。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新农村建设问题。

屏边全县15万多点人口,县城仅有2万多人。这样看来城市化的比例并不高,不但没有达到全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52%),甚至也没有达到云南省的城市化平均水平(37%)。屏边城市化的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和云南省的城市化水平。按经济学的逻辑来推演,我曾经认为像屏边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县,要实现全面脱贫、彻底脱贫,道路非常困难,也非常艰辛。

但是通过几天的实地调研,包括现场考察以及入户调查,我发现今天中国贫困县的脱帽和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城市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精辟概括为: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这个概括实质上就是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减贫治理体系,将为全球有效治理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根据屏边的具体举措和实效,我认为屏边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和脱贫的新路。比如,适度的搬迁与产业的推动结合,教育发展脱贫,就业创业脱贫,资产收益脱贫,劳动力转移脱贫,实施技能扶贫专项计划等等。因地制宜,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中信集团在屏边这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战役中,功不可没,成效很大。正是有了中信集团公司的支持和参与,中央的政策支持,当地政府的积极有为和农户的积极配合,屏边才能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取得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因此,我把屏边的脱贫模式称为“公司加政府再加农户”的模式。

屏边是整个中国脱贫故事的一个缩影,通过屏边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这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必将在世界减贫史上镌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中国的发展只能根据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道路极富启迪意义。

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感动世界

看待今天的中国发展问题,尤其是看待中国的脱贫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西方理论和模型演绎。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称作发展经济学。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其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更加极端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干预太多,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表现越来越糟。而中国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脱贫的道路,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它所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屏边的发展来看,全县15万多人口,财政收入只有1.5亿,也就是人均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元,而且全县财政支出14亿,就是说人均支出超过人均收入9000多元。仅仅从数字上进行推演,屏边的发展存在不足,依靠现有财政状况不可能实现正常发展,也更难实现全面脱贫。但是,通过调研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显然与屏边的实际脱贫效果有着巨大的反差。仅仅依靠理论和逻辑推演,无法全面、正确地阐释扶贫攻坚的中国故事。由此,我们对未来三年中国的脱贫实践和效果也更有信心。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引起全世界瞩目,但是为什么西方普遍不相信中国取得成绩?上级领导指示我们要好好研究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感染世界。因此,如何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在全世界传播,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感动世界,这是我们未来需要大力倡导和总结的大事。

中国扶贫伟大战役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越了西方对中国发展和脱贫的判断或认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真实效果,也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发展进程和发展成就的判断和认知。

今天,贫困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这样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现在,中国人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中国不但彻底扭转了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格局和世界印象,而且困扰中国和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但非常精彩、生动,而且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讲好扶贫的中国故事是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在屏边县的调研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这样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艰辛,让人非常感动,也深受教益。回顾中国的减贫历程,不难看出,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没有中央政府的政策体系支持,没有各级政府的主导、作为和推动,不可能取得今天脱贫的巨大成就。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中国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中国将促进减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其二,坚持以发展解决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立足于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减贫活动,使之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力量,稳定了减贫成果,增强了减贫的可持续性。其三,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改善贫困人口和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人口和家庭发展能力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其四,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政府积极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扶贫济困行列。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如何更好地总结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和担当,更是一种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用经济学的语言,把中国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完整地、鲜活地书写出来。云南屏边的脱贫故事就是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缩影,透过云南屏边县近20年的脱贫扶贫,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展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各地区各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力攻坚,脱贫攻坚成绩显著。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大规模减少。数据显示,2013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91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下降5.7%2012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中央预算资金404亿元,地方各级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0亿元,搬迁贫困人口591万人,有效拓展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空间,加快了搬迁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可以预料,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地解决,中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

把中国的扶贫故事写好,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对贫困宣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伟大成效,让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看到脱贫实践中的中国智慧,并从中国脱贫的伟大实践中获益,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使命。

中国发展的成效和脱贫实践,说明西方理论和发展模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更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主题渐行渐远。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提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借鉴和思路。

对今后脱贫、扶贫工作的一些建议

未来三年,扶贫工作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任务会越来越艰巨、复杂。我们既需要有坚定信心,更需要注意扶贫攻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扶贫战略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战略。

穷困县的教育振兴,必须要两手抓

我们参观了屏边县的几所小学和中学,基础教育的硬件投入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水平,但是总体感觉穷困县的教师队伍和教师学历结构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变教育落后状况和格局,光有硬件投入是不够的。穷困县的人才储备不够支撑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从事基础教育,扎根农村,培养好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需要周密和长远规划。

中信集团在参与屏边县扶贫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屏边县的基础教育,先后建立了十多所希望小学,捐资捐物,大大改变了屏边县基础教育的硬件设施,集团领导都高度关注和重视屏边县的教育发展,曾先后分别题词。在今后的学生教育中,可以更好地把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关注融入到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中,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奋斗经历去回报领导关心、关注和重视,这是最好的励志教育。    

正确看待资本下乡

关于资本下乡问题,有许多不同意见。我认为对资本下乡还是要区别对待,关键是资本下乡要与产业相结合。重要的是让政府驾驭资本,而不是资本驾驭政府。资本的目的是要逐利,但是逐利的同时要给他人带来更多的福利,不能只是考虑资本的利益。在屏边扶贫和脱贫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正是通过中信集团的资本带动和引领,资本与项目很好地融合,才助推了屏边的良好发展,使屏边县的贫困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体现了国有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正是通过“公司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看到了屏边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更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正确处理脱贫易地搬迁中的问题

我们参观了几处屏边县易地搬迁工程,整洁、漂亮,新居比原来农民居住地周围环境好很多,但是,现有的易地搬迁要考虑到农民生活的方便,还要考虑到农民的意愿,搬迁后能否立得住、住得长久。易地搬迁工程不能只是把房子修得好看,而是要考虑到农民今后生活和生产问题,简单地“归大堆、搞集中”,可能会给农民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多不便。房屋的设计还要更多考虑到农民饲养家畜的方便,考虑到农民生活的方便,不能用城市的理念去改造农村民居。

搬迁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搬迁规划当中,可以更好地将国家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搬迁的新居中去。比如,国家从去年开始提倡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可以利用易地搬迁结合发展特色旅游,把屏边特色文化融入到搬迁当中去,而不是简单化地投资旅游,要考虑到当地的特色和文化,把特色和文化融入到建设新农村建设中。

把产业发展、扶贫和脱贫放到国家大战略中去

产业发展不能单一化,一定考虑专业化分工,走特色化产业发展的道路。屏边发展荔枝、枇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这些产业的可模仿性和扩展性都很强。仅仅从一个县的角度和视野来考虑经济林木的种植是远远不够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从全国来看,市场容易形成饱和。云南是植物王国,而屏边更是天然的资源宝库,土壤和气候更适合种植药材,而且中药材的附加值更高。因此,贫困县的产业发展不能简单地盯在水果上,要考虑专业化和特色化。水果种植还要考虑深加工产业,考虑做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要有超前的意识,把产业发展、扶贫和脱贫放到国家大战略里去布局、去规划,把县域经济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战略,形成专业化的产业带。

(编辑  杨利红)



* 周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减贫人口数以亿计,占联合国“千年计划”中全球减贫目标的70%以上,是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内最大规模、最成功的脱贫成效,称其为“史无前例”并不为过。也因此使得改革开放在中国获得广泛的拥护,在世界获得普遍的认可。

脱贫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随着时代的变化,贫穷的标准也会改变。当今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处于贫困状态。中国政府加大扶贫力度,提出精准扶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分享改革红利。因而,各级政府在这个时间限度内尽可能地将贫穷人口降到最低,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要求。

过去几十年,中国民众脱贫致富有一个大规模应用且简单有效的方法,即结合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与发展城镇化以及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伴,步入工业化生产行列。这一方式成为无数农民脱贫最常见的脱贫途径,但近年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降低了。首先,我国制造业发展速度降慢,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降低;其次,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员工技术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民经简单培训就成为工人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第三,中国城市化率从30多年前的不到20%发展到接近60%,虽还有增长空间,但速度也在降低;第四,农村地区青壮年大量外出,老年人口难以成为有效劳力;第五,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全面足够覆盖,造成当今中国依然有约10%的贫困人口。

如果说中国前几十年的脱贫是“大兵团作战”,那么,这对中国剩余的贫困人口已不再完全适用。如今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分布不均,交通不便,地区人口密度不大,自然条件各异,社会文化条件也错综复杂,很难再通过相对简单一致的办法实现迅速脱贫。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今剩下的脱贫工作相对难度更大,进入“零敲碎打”、因地、因人而异的最后攻坚阶段。

元阳因其特殊性更需要放开思路

中信集团长期贯彻中央的扶贫方针,几十年来在多个偏远落后地方坚持扶贫,屏边、元阳就是其中的两个县。除了提供相当数额的扶贫资金、选定扶贫项目外,中信集团还常年在这两个县派出干部挂职,参与当地扶贫。应该说中信的扶贫工作是有效的,体现了中央企业为国分忧、为民众办实事的社会责任。中信集团在云南两县的扶贫工作是多样化的,例如教育扶贫、产业转移、整体搬迁等。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扶贫”,中信集团的帮扶方式也是因人而异,体现了灵活多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元阳虽是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较多,但这个偏远的地方举世闻名。元阳属红河州,地处哀牢山脉,人口以哈尼族为主,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元阳县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全是山地,最低海拔144米,最高海拔2900多米。44万人中91.5%是农业人口。宋朝就有当地人开始开垦梯田的记载,红河州最早的梯田有1300年的历史,如今仍蔚为壮观,号称“大地艺术”。2007年,哈尼梯田被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2013年,哈尼梯田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哈尼梯田的主要景区都在元阳。

然而,这样一个举世闻名、令人过目难忘、流连忘返的地方,却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到2014年底,全县贫困人口3万多户、14万多人,贫困发生率35.34%。经近几年努力,贫困人口下降到2.3万户、9.5万人,贫困发生率24%,但贫困人口数还是全州第一、全省第八。我想指出的是,元阳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元阳扶贫需要看清自己的特点,在扶贫上创出一条新路。

元阳的特殊性在于:首先,由于元阳梯田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改变梯田、尤其是水田的状态是行不通的。元阳总体上说难以通过征用土地发展工业。其次,元阳梯田都是山地,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法用,只能采用人力和畜力,因而生产效率也难以提高。第三,元阳共有水田19万亩,核心景区7万多亩,因其生产特点需要大量劳动力,如果农民离开土地转为其他谋生方式,元阳梯田景观也将不复存在。第四,元阳梯田一千多年来,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水稻品种——红米,红米亩产只有300多公斤。虽然从种质基因的角度,元阳红米表现较为优秀且稳定,农民可以自留种子,但这样的亩产还是很难让农民有较高的收入。第五,由于元阳人均耕地仅0.84亩,水田的产出基本只能糊口,难有更多剩余。由此,元阳的扶贫工作必须面对它的特殊条件:为了保持和维护人类这一伟大的创造,为了让如此壮观的大地艺术永留人间,农民不能离开这里的土地,而且只能用传统的方式从事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连改种其他经济作物都不行,这使得元阳农民的脱贫面临长期性的挑战。

多重附加值打造元阳的精准扶贫

元阳因为其特殊性,只能定位于单一作物的小农经济。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唯一或者说主要的方式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目前,在元阳新县长主导下,已开通网上的“元阳商城”,元阳红米按不同档次和加工工艺,每公斤最低卖19.9元,最高卖79.9元。这个差价主要是红米后期加工工艺不同导致的。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设定了不随市场变动的收购价,每公斤7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如果有一亩水田,正常情况下,每年水田红米的收入大约不超过2500元。现在的元阳农民一般是扣除留种,以每公斤7元卖出红米,再以低于7元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入白米做口粮,能留在手里的活钱并不多。与市场价的差额部分或者属于工业附加值,或者属于物流或商业利润。

创造属于农民的工业附加值

这里涉及到的工业附加值,即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不同的商品。只是工业附加值如何才能属于农民,而不是属于本地农民之外的工业群体,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元阳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尝试。元阳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84亩,似乎太少。如果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小农经济水田劳作适当的人均耕地面积(假设5亩),则可以倒推:该有多少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农产品加工行列。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应使他们尽量留在本地转到工业,或成为农户手工业的模式,以个人、家庭或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分享农产品的工业附加值。这一方式的好处是,劳动力离家不远,农忙时可以帮忙。

在工业附加值方面,除了水田的红米,还有旱地和林地经济作物,都可以通过增加工业附加值的方式,使农民得到更多收入。元阳水田的水源除了自然降雨,主要来自高山森林的自然蓄水,如果山地开田过多则水源不足。因而元阳近年来有几万亩水田实行退耕还林,以使山地保持水分涵养。这样元阳虽以壮观的水田梯田而举世闻名,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旱地、林地可资利用。例如中信集团在元阳帮扶的项目之一,就是山坡种植林下板蓝根。中信集团的帮扶方式是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中信集团免费提供板蓝根种苗,板蓝根生长养护期间,合作社向贫困户优先提供有酬用工。板蓝根由医药公司定点采购,贫困户享受合作社的年终分红。这一方式还可以适度发展,如果板蓝根种植面积足够大,未来可改出售原材料为建厂加工。除板蓝根外,还可以有其他经济作物,例如屏边县引入的红心猕猴桃等。针对元阳还需要强调一点:如果元阳转为工业的收入大大高于农业收入,很可能会导致梯田弃种抛荒。这一现象不应该出现。对此,元阳应该注意本地第二产业收入与农业收入的比例关系。而最根本的是提高农业收入。

多方位开发文化附加值

从事元阳梯田劳作的农民还可以在政府帮助下获得第二个附加值,我称之为“文化附加值”。元阳红米的文化附加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类似元阳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有一个参照,即湖南韶山毛氏祖田的大米。韶山冲毛泽东故居门前有20多亩水田,曾经是毛家的祖田。前几年“祖田米”热销,产量不多,每公斤能卖到100-150元。这是农产品文化附加值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元阳梯田最长有1300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元阳可以结合考古、民间口头记事、家谱、地方志等资料,确认某些地块为宋田、元田、明田、清田等标志认证,并核发证书,从而使得某些地块的红米提高市场价位。

此外,元阳水田只能采用人力畜力的小农经济方式,在纯商业条件下是市场劣势,但可以通过文化加以转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农业为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属独一无二。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种方式在主要农业产区的平原地带已不多见,尤其是千百年来很多中国人独创的农业生产工具,现在只能在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元阳正可以利用它的特殊性,复活所有的古代农具,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古代农业经典著作中的描述,以及历代帝王颁发的“劝耕图”,在元阳的水田里复活,将元阳梯田变成数千年中国农业史的一个露天开放的、活着的博物馆。把数千年来为中国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精耕细作农业,在元阳留下一个依然健康延续的活标本。换句话说,将元阳梯田变成数千年中国农业史的微缩版,农民的劳作成为古代农业真实历史的演出。这一文化附加值的潜力不容小觑。游客还可以亲自下田体验,犁田、插秧、除草、收割、脱粒,操控中国人祖先使用的农具。

中国农业模式长期以来被称为男耕女织,所谓织,有棉麻,也有丝绸。在中国传统的丝绸产区,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工业发展造成地价上涨,桑树种植面积已大为减少,当地丝绸产业不得不将桑树种植转移到湖南、广西等地。元阳也完全可以与江浙地区的丝绸纺织企业联合,接纳一部分桑树种植和养蚕业,从而使得“男耕女织”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提升生态附加值

元阳红米在品质上有其独特性,其遗传基因的稳定,是优秀特征之一。元阳农民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农民一样,以前从来不用农药和化肥,元阳施用农家肥还有一套特殊的做法。元阳梯田的特殊环境还有一个好处是病虫害较少。

当今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元阳可以利用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做好生态农业的品牌。云南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基因库之一。生物基因资源涉及种子、医药、观赏等多个方面,在未来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必须加以保护和开发。保护方面,首先是要严格防范外来物种对本地独特基因的侵害。前几年,我国南方几省引入了外来物种速生桉树,但在元阳几乎没有看到。速生桉树作为外来物种可能对本地物种造成基因侵害和基因污染,而且,速生桉树对水分要求高,长期过多种植容易造成土地荒漠化,对元阳梯田生态造成严重危害。由于抵制了速生桉树,当地生态保护良好,旱灾影响也较轻。

我认为,元阳应该有较严格的生态立法,在加大科研力度的基础上,防范外来物种,保护本地基因,进而宣告:全县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元阳农产品的生态品牌形成全国、全球性的知名度。当然,加大科研力度同样是指加大对生态肥料、生态防止病虫害的研究。例如,在中国有久远历史的稻鸭鱼系统,水田冬季养殖浮萍等,其他地方己不多见,但在元阳依然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价值的生态施肥、防止病虫害的传统。在这方面,元阳可以与外部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引入科研单位在元阳建立分支机构,针对本地生物资源,开展常态化研究。

动员社会力量提高道德附加值

前几年,农产品市场出现“蒜你狠”、“姜你军”的现象,即大蒜、生姜价格猛涨。如果农产品涨价,好处能落到农民口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事实上,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大都成为中间商、批发商赚钱的机会。因此,压缩销售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付出的钱,更多更直接地到达农民手中,我将其称之为农产品的“道德附加值”。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确认,自己付出的钱,直接帮助了一个生活困难的农民,至少一部分消费者愿意多付一点钱,这是一种类似捐款的慈善现象,又不同于直接捐款的慈善,这种方式类似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这个领域,中信集团的扶贫工作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元阳当地政府详细开列尚存的2.3万户、9.5万人的贫困户名单(如果太多,可首先集中于核心景区)。注明各贫困户基本状况以及劳动能力、适合或有意愿从事的农业工作,例如种水稻、养猪、养鸭、养鱼等。中信集团有能力召开扶贫活动推介会,由个人或企业当场以合适的价格,认购名单上某个或某几个贫困户的所有农产品。同时设立扶贫网站,接受全社会对贫困户的农产品认购,认购期限可以一年,也可以多年。当地政府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以及成熟后的加工程序,保障物流。物流费用可协商解决,甚至可以由大型物流企业以慈善方式认购。贫困户如果缺乏必要的生产成本投入,除了当地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小额贷款外,消费者也可以提前支付部分认购款项。消费者可以是个人、家庭,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很多企业都有员工食堂,农产品需求量相当大。以这种方式精准扶贫可以保证消费者付出的钱,绝大多数都直接归贫困农民,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这一精准扶贫的方法未必在全国有效,但对于元阳是最合适的。

以民族风情为重点开发旅游附加值

提高元阳当地农民收入还有一项就是旅游附加值。目前,元阳全年接待游客约150万人次,随着交通的更加便利,旅游设施日益完善,元阳接待游客数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结合前文所言的文化、生态建设,元阳旅游未来升级上档次,广泛接待国内外游客,是可以预期的。

元阳是多民族居住区,不同民族在这里长期和谐相处,民族风情也应该成为主重要的旅游资源,但现在这方面开发不够。例如,虽然行人还有很多穿着民族服装的,但建筑风格为传统民居独有特色的蘑菇房有所减少。政府部门应结合民族建筑与现代化生活设施的需要,设计几种民族建筑的样板房,指导或引导民众的个人建房。元阳旅游还可以给每一位认购贫困户或当地居民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旅游优惠和特殊服务,例如免除门票、全家或集体受邀参加长桌宴等民族节日活动。还可借此开发体验式旅游,游客如有兴趣,男女老少都可以亲身体验农作物种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借助民族风情、中国传统以及梯田景观,元阳还可以开发蜜月旅游,使元阳成为传统婚礼的理想之地。很多民族手工艺品经现代艺术改造加工,应该会很有较大市场。

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工作。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贫困标准也会相应改变。精准扶贫只是当前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结合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和工作力度,短期与长期相结合,针对元阳的特殊情况,制定一个可操作的长远规划,未来使得元阳的农民成为中国农民群体中令人羡慕的幸福榜样。

(编辑  杨利红)



*  刘仰,独立学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随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分别出台文件,对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做了详尽规制。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对扶贫事业的支持力度,财政投入超万亿,扶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和成效,每年有千万人口脱贫(2015年脱贫人口为1442万、2016年脱贫人口为1240万)。扶贫工作不仅改变了我国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更对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扶贫攻坚的推进,各地在扶贫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贫困识别维度不清晰、扶贫政策使用存在误区、扶贫工作形式化、政府干预过强和扶贫资金存在“精英俘获”等问题。

鉴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经部分咨询委员建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一部分学者组成扶贫专项调研组。调研组于2017418日至25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两个县进行调研。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是中信集团的对口扶贫点。1992年,根据国务院的安排,中信集团开始对红河州进行定点扶贫,重点扶贫对象是元阳县和屏边县。25年间,中信集团积极帮助贫困户脱贫,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积累了宝贵的扶贫经验和认识。本次调研的宗旨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调研内容侧重于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造血扶贫)和易地搬迁(整村推进)三个方面。调研组深入村镇,了解当地的贫困现状和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在调研后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流,对下阶段扶贫工作开展的要点交换了意见。

中信集团对口扶贫的主要举措及成就

在实施定点扶贫的25年间,中信集团累计向两县投入资金9916.2万元(其中屏边县投入5083.67万元,元阳县投入4832.53万元),选派优秀挂职干部29人(现任挂职干部4名:元阳、屏边两名副县长和两名村第一书记),主要实施了460多个扶贫项目,帮助两县开展了整村推进、易地搬迁、美丽家园、产业培植与培训、中信奖助学金(中信集团员工个人捐资助学347.38万元,资助和奖励贫困学生9954,奖励优秀教师1289)、教学宿舍楼建设、乡镇及县干部培训等项目。具体而言,中信集团的对口扶贫举措涵盖如下四个方面:

1、扶贫示范村建设。在元阳县重点实施了南沙、新街一镇六村、沙拉托、攀枝花、牛角寨等扶贫片区开发,使得38个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受益贫困群众2.5万余人,有效助推5个乡镇减贫摘帽。在屏边县的玉屏镇、白河镇、和平镇、湾塘乡、新现镇实施整村推进项目20个;帮助白云、玉屏、新现、白河4个乡镇实施易地搬迁项目12个;帮助白云乡大湾子村完善基础实施建设,发展农村经济。

2、基础设施建设。中信集团逐步加大对美丽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元阳县支持完成3027.6公里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硬化、411.7公里输电线路、6个乡镇的通信设施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在屏边县改造白云乡底土公路16.4公里,使公路沿线83个自然村1.6万群众受益;在屏边玉屏镇、新现镇、湾塘乡等建成1090口沼气池,有力推动屏边县沼气能源建设;帮助白云乡修建的沙碑大沟,解决了415亩农田灌溉用水;帮助屏边3个乡镇建起人畜饮水工程。通过基础设施扶贫,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居住环境差、交通不便、饮水难等问题。

3、产业扶贫。中信集团在元阳、屏边两县实施了南沙镇育苗大棚基地、赛刀村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微型鸡繁育场、紫山药种植、妃子笑荔枝种植、中华红心猕猴桃种植、黑山羊养殖、鸡猪养殖、老猪脚包装等产业项目。在元阳扶持120万元发展乡村客栈12户,示范引领215户,辐射带动1万余人就业。

4、教育扶贫。中信集团充分认识到扶贫工作要既治标治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发挥教育的潜在作用,才能帮助贫困地区群众从根本上脱贫,因此把扶持教育作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中信集团援建了元阳的箐口、倮铺等17所中小学校舍;援建了屏边半坡、平田、岩峰希望小学,帮助大湾子、白沙、阿季伍、白河小学建盖了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并捐赠了计算机设备,极大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截止2016年,中信集团累计发放的中信奖学金助学金”有347.38万元,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中信集团每年还为两县各投入5万元,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累计支持5000余名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拓宽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

20167月,习总书记在宁夏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信集团云南红河州扶贫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目前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元阳县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168740人,中信集团计划2017年将投入扶贫资金1060万元,协助两县继续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屏边调研纪要

屏边苗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东南部,全县国土面积1906平方公里,辖43乡,76个村民委员会,4个社区居民委员会,704个自然村,831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苗、汉、彝、壮、瑶等17种民族,总人口15.6万,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7.32%,是全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云南省唯一的苗族自治县,也是全国592个扶贫开发片区县之一。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51540人。

屏边调研,始于离县城9公里的王屏镇石头寨村,全村42户,27户属于贫困户,年均人收入在3000元以下。石头寨属于搬迁扶贫范畴,为了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有直观了解,调研组先到搬迁前的村落调研,然后再到安置点进行调研。

石头寨处于滑坡危险地带,至今路面未硬化,来往交通不便。2016年,石头寨在国家扶贫政策下进行整体搬迁。每户都住进了新房(建筑面积80平米、使用面积108平米),房屋总造价为12万元,其中政府补助6万,农户自筹6万。贫困户另有2万元的无偿补助,自己只需支付4万元。搬迁农户的自筹部分还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政府贴息),20年还清。新村的道路和基础设施由中信集团投入150万元建设。

在调研新现镇洗马塘村的道路建设和产业扶贫情况时了解到,中信集团投入94万元为该村修路,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在当地村民的坚持下,立下了路碑,碑文有言:“夫路者,铺下去之碑也;碑者立起来之路也。若下把总寨道路硬化之工程,寓中信集团之情谊,寄党委、政府之关怀,诚功在当代、利于千秋之盛世也。

“公路通,百业兴,路道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在路通之后,洗马塘村在中信集团的帮助下开始产业发展。调研组调研了三处基地:中华红心猕猴桃基地、荔枝示范园基地和红桃种植基地,并走访了产业扶贫带动下的贫困户,还就屏边县的产业扶贫状况、产业扶贫模式与基地负责人和当地农户进行了深入访谈。

最后,调研组参观了中信半坡希望小学,那里有荣毅仁副主席、王军董事长和孔丹董事长的题词。调研组与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校领导和老师代表,以及接受中信奖学金、助学金资助的同学代表进行了座谈。其中一位早年获得中信奖学金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玉屏镇的副镇长。他的发言令大家感触很深,虽然当时奖学金只有一百多元,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明确了努力的方向,考上了大学,继而考上了公务员,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和国家干部,带动了家族中的弟弟妹妹们努力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有用之才。

元阳调研纪要

元阳县位于红河州南部,红河南岸,全县国土面积22123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22万亩,人均耕地仅0.83亩,森林覆盖率为44.5%。全县辖14个乡镇、138个村委会(社区),1043个自然村,总人口44.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86万人,占总人口的91.5%。这里世居着哈尼、彝、汉、傣、苗、瑶、壮7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9.81万人,占总人口的89.2%。元阳县是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止目前,全县有8个贫困乡,63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5805人,贫困发生率为24.12%

元阳的调研活动始于对新街镇全福乡一户贫困户的走访。此户属于长期因病致贫的典型,也是低保户,男主人患有心脏病和双眼白内障,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对于这种半劳动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农户而言,兜底保障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保障。

接着,调研组看了中信集团在当地支持的两个产业扶贫项目:新街镇板蓝根种植合作社和水卜龙茶厂提质增效项目。新街镇海拔184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水量1370毫米,有5000多亩连片退耕还林地,比较适合种植板蓝根。中信集团投入68万元,扶持全福庄村126572人建档立卡户,与全福庄村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板蓝根产业。去年6月,已有退耕还林土地1200亩种了板蓝根,由云南白药厂负责保底价收购,预计亩产收益可达6000元。这一产业扶贫模式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合作社+农户+贫困户”运营模式,合作社由当地大户组建而成,普通农户以退耕还林的土地入股,贫困户以资金入股;二是中信集团将68万元的投入变为贫困户参与板蓝根产业的原始股金,使其参与合作社利润分红。中信集团虽是出资方,但真正的股权主体是全福庄村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户占27.2%的股权,合作社占72.8%的股权。但因为贫困有时效性,考虑到脱贫户与新增贫困户,股权结构还加入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建档立卡户脱贫后,其所占的股权归村集体(村委会)所有。这一机制可以使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更具普惠性和长期性,项目本身也更有可持续性。

新街镇水卜龙村的集体茶园海拔1800米,有茶园面积200亩,固定资产350万元,注册商标为水龙牌,现有绿茶系列5个品种,曾经荣获2010云南省著名商标,茶场现有职工140人。

在充分调查了解、分析对比的基础上,中信集团确定水卜龙村茶园作为扶持示范项目,同时该项目也被认定为元阳县扶贫工作与基层党建双推进的两个试点项目之一。项目共投入扶持资金100余万元,对水卜龙茶园进行改造提升,帮助水卜龙村240人建档立卡户发展经济。该项目实行村集体+茶厂+建档立卡户的模式,协定村委会占10%,茶场占30%,建档立卡户占60%。目前每年可给贫困户10万元分红,该村共有38户建档立卡户(105人),户均2631元、人均952元,分红所得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水平。

接下来,调研组前住黄茅岭乡,调研茅山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茅山村隶属于黄茅岭乡普龙寨村委会,位处高寒山区,是元阳县仅有的两个民族直过区之一。现有农户62户,总人口32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58户。茅岭乡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采用的发展模式是PPP模式(如图1)。

1  茅岭乡易地扶贫搬迁发展模式

 

按照模式规划,在乡镇所在地征地55亩,征地成本2.8/亩,用于100户农户的集中安置,其中有60个单元房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易地安置。单元房户型为90平米,户均造价14万元;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补贴6万、农信社贷款6万(政府贴息),另需个人交2万,20年内还清,年平均偿还3000元。一楼统一设计为商铺,一梯10户,10户共享一层商铺的收入,租金由贫困户分享。目前已有29户搬到安置点,但仍有27户未搬迁,主要由于生产生活等原因,搬迁动员工作仍在进行中。

最后,调研组前往元阳一中与县教育局局长、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代表们座谈。元阳一中创办于1954年,目前共有2395名在校学生,高中35个班1743人,初中12个班652人,共有教职工203名。2016年元阳一中高考学生577人,本科上线率达到41.6%。元阳一中在当地是办学时间较长的学校,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对于元阳县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和红河州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限制,面临优质生源外流、学校投资不足的问题。座谈中得知,县教育局长和三位老师都是中信集团奖学金的受益者,其中一位得到一对一帮扶完成学业的女老师,对初中时连续三年资助她的于叔叔,至今念念不忘,很想当面感谢他。

调研座谈的总结与建议

实地调研后,调研组与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进行了座谈,听取扶贫工作整体情况的介绍,也就调研心得与建议进行了汇报和交流。

屏边座谈:以“八个一批”为抓手

421日,召开了屏边县扶贫调研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木伟主持会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汪晋云做了专题汇报,重点讲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情况。按照省、州统一安排部署,屏边县以八个一批为抓手,推进综合扶贫开发工作。屏边县规划到2019年,使51540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与全国、全省、全州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具体规划与扶贫举措如下:(一)通过发展生产脱贫20000人。2013年以来先后发放金融扶贫资金10.7亿元。目前,全县已累计发展荔枝5.6万亩、猕猴桃5.48万亩、枇杷6.56万亩,建成百亩以上连片基地81个,面积2.48万亩。(二)通过易地搬迁脱贫10460人。制定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共规划安置点81个,搬迁500016667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口327410460人,实现易地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三)通过生态保护脱贫325人。国家每年给予生态护林员补偿资金260万,用于聘请32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固定享受国家补助8000元,定期对生态林巡山保护,既保护生态,又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四)通过教育发展脱贫500人。2016年,全县拔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1146.93万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1073.76万元。(五)通过就业创业脱贫1000人。制定了创业促进就业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6年已扶持微型企业100户,发放扶持资金300万元,带动贫困人口117人。(六)通过劳动力转移脱贫10255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步伐。(七)资产收益脱贫3000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收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八)通过社会保障6000人。全面加强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衔接,达到两线合一2016年,共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788616140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代表调研组做了主题汇报(详见本期“讲好扶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是学者的使命和责任”)。周教授认为:屏边扶贫通过政府主导、企业支持、农户配合,将易地搬迁与产业推动相结合,很有特色,这说明贫困县的发展不应囿于简单的城市化导向。看到中信集团投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实例,说明国有资本的支持和地方发展、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就能发挥好的作用;对资本要分清类型,并要有相应的制约。经过对屏边的调研,对于中国的脱贫道路更有了信心。

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表达了他对屏边扶贫“八个一批的想法,并重点讲述了资本下乡的利弊,指出从全国调研的经验来讲,资本下乡后很难进行妥善经营,往往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老师指出:扶贫工作是长期性的,不能只看一时一地之功,应该将扶贫事业与国家和地方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要衡量扶贫成效、巩固扶贫成果,应该恰当和辩证地处理五个关系:(1)政府干预与经济规律的辩证统一,本轮扶贫开发政府干预性较强,但同时也要尊重和符合市场规律。(2)政府主导与顺应民意的辩证统一,扶贫利国利民,但像整体搬迁、土地流转等方式,有时不容易兼顾农村各部分人群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生活的不便,扶贫开发要与以人为本和开发民力相结合。(3)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的辩证统一,农村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分化,本轮扶贫有大量资金和政策优惠涌入村庄,不少人在此过程中受益,要重点关注政策允许遗留的3%未脱贫人口的社会帮扶问题。(4)地方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的辩证统一,从全国农业生产大局看,需要在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和保证粮食产量上寻求平衡,不能以种地不赚钱为由而普遍地转向经济作物。(5)长远规划与短期效益的辩证统一;农村社会往往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要密切注意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扶贫开发最好配合建立社会政策预测体系,如关注移民搬迁后的山区生态环境变化。总之,脱贫攻坚不能以经济收入提高为唯一指标,而应纳入社会和风险控制视角。

元阳座谈:“六个精准”

424日,召开了元阳县扶贫调研座谈会。县长和爱红主持会议,副县长余胜华做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至2014年底,全县有9个贫困乡,92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08214余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5.34%。经过两年,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已有29个贫困村2.14万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截至目前,全县还有8个贫困乡、63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23395805人,贫困发生率降至24.12%

元阳的脱贫方式是六个精准:(一)发展生产改穷业。坚持“短中长结合”原则,既有短平快的产业,也有支撑长期发展的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二)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2016年,全县共实施30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涉及11个乡镇238110850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927158人,同步搬迁7893692人。30个安置点的开工率、竣工率、入住率分别是100%95%55%。(三)发展教育“斩穷根2016年春季学期,贫困户子女享受资助政策情况达22325人次,资助总额达1221.16万元。(四)生态补偿惠民生”。2016年生态补偿共计投入1911.63万,共覆盖31个行政村,涉及27018252人。(五)保障兜底解民优。紧扣民政求助制度和扶贫政策相衔接为主线,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兜底范围。(六)完善机制破穷障。强化整合机制,将发改、住建、国土、农林水等各类涉农资金4.3亿元整合投入扶贫项目。

文化学者刘仰代表调研组做主题汇报(详见本期“从元阳精准扶贫谈扶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元阳被誉为“哈尼梯田故乡”,19万亩高山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梯田景区被评为4A景区。传承千年的元阳梯田要维持和保护,其核心区不能做其它用途,但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收入又很低。如何将梯田价值的后续开发与农民的增收联系起来,可以从三个角度考虑:一是从考古的角度展现元阳梯田的历史岁月;二是把梯田保护区作为活的博物馆,将平时只能在书籍和影视中看到的农业耕作技术在核心保护区里复制还原,展示给旅游者;三是增加生态附加值,元阳红米的基因稳定且有营养价值,可将梯田区打造成有机农产品区域,形成品牌优势,尽量把市场附加值留给农民。

刘仰汇报后,中信集团工会副主席、公益办主任宋巍从中信企业扶贫的角度做了相应介绍。他指出,企业对口扶贫是辅助战场,整个扶贫攻坚工作,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介入的深度来说,政府都是主战场。政府是扶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最重的担子是由政府挑,企业的投入主要是配合性的。自1992年参与扶贫起,中信集团已有10任干部在元阳工作,日后还会再加大对元阳扶贫工作的投入力度。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似乎更具根本性。

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联络办主任张桐,针对元阳的扶贫状况谈了两点想法:一是看到扶贫工作的实践与进展、看到全县上下各级领导干部对扶贫脱贫工作的投入,体会到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不易。二是谈到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和扶贫模式可复制性问题。调研中,张主任很关注板蓝根种植合作社的运行模式和经营状况,通过合作社,在扶贫和脱贫工作中组织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合作社方式可能是一种有发展、有前途的方式,将持续关注合作社利润分配等后期发展情况。

和爱红县长表示,在地方实践中精准扶贫模式很多,针对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其模式也不尽相同,要回答扶贫可持续性与模式可复制性问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和县长非常欢迎调研组能在元阳做后续调研,总结基层实践经验,更好地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编辑  杨利红)



¨ 此调研项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扶贫调研小组进行,执笔人王海侠。

 

盼了十多年,村里终于修了一条路。但因为这条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发了激烈争吵,甚至连春节都不在一块儿过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员。他口才出众,极为能干,对乡里的各种事情都很热心。做村支书的时候,他就带着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通邻村的第一条公路。了政府官员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到深夜。没过几年,大哥就成为了乡里的领导,乡里最重要的几项工程——修公路、修水电站都由他主管,一直干得井井有条。一个月前,大哥上任副乡长。

二哥就有些不一样。他上学少,以前也干了几年村支书,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着职位不干活,名声很不好,后来就干不下去了。前几年,二哥买了一卡车跑运输。但是,他给人拉材料会小便宜,经常缺斤短两,虽然也挣了些钱,但名声更不好了。

村里这条公路的修建,给乡里带来了就业机会,从十八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长辈,都抢着去。修公路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能参加公路修建便成了难得的机会。经大哥介绍,二哥得到了参与修公路的机会。二哥开着卡车运材料,干了三个月,挣了三万块钱。工程完结后,由于财政部门的资金还未到位,包工头的资金链也断了,民工们没有拿到工钱。二哥被欠了三万元钱,年末,他加入了当地小规模的讨薪团。

这个讨薪团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也没有钱。乡政府处理此事的干部和参与讨薪的民工很熟悉,他们出面劝说民工和政府能相互体谅,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们也没有为难政府,不久就散了。讨薪无果后,二哥给乡党委书记发短信,希望乡政府能帮忙督促,还委婉地表达了有可能要上访告状的意思。面对二哥暗示的威胁,党委书记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谈着谈着就大吵起来。在大哥的叙述中,二哥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乡村传统礼俗。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哥对他的照顾,他去威胁政府这件事情,客观上给大哥施压,甚至影响到了大哥未来的前途,这样做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为弟弟,应该考虑一家人的利益,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后再行动;第三,包工头虽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较于二哥和大哥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二哥去乡政府讨薪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帮助包工头要钱,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哥哥,这说明二哥是短视的;第四,这笔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享有当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给大家工钱。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给钱,二哥的做法就属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来,第一,付出了劳动就要支付工钱。虽然政府没有和二哥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第二,他去讨薪,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哥没有实际关系,即使大哥是这个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针对政府机构,而不是针对政府机构中的个人。假如政府部门要追责,也是这个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大哥的责任。第三,欠债还钱是社会基本的底线,政府部门更不能违背这个底线。第四,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可能导致欠款的拖延,应该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传统礼俗与现代社会规则的分裂与选择

两个人的理由和论据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大哥的叙述,基本上是基于乡村社会无讼礼治差序格局血缘政治的传统礼俗。二哥叙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甚至还暗藏着纳税人意识。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蓄积矛盾并且逐步丧失解决矛盾的共识的村庄。

事后,大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家里的长辈都谴责二哥,甚至连二嫂也表示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这明显给二哥带来很大压力,很可能他不会再继续讨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礼俗依旧是解决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件事发生后,大哥过来游说父亲,继续完善他的论证。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传统的礼俗依旧是乡村的共识,那么大哥根本无需论证,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哥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哥也不敢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大哥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二哥既往印象的主观判断。我父母对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对于两人的既有判断有关。二哥在村里的形象和大哥差太远,这很可能是父亲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关键原因。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不具备普遍性,一旦出现其他的讨薪事件、而讨薪者的形象要远远好于政府主管官员,那么村民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反转。

我爸常常认为讲法律更好,这样能更有效地解决农村生活的纠纷,大哥未必不这样认为。但在这件事情,他们都绝口不提法律、契约和政府责任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的礼俗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本身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由于解释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公认的共识去解决,农村社会越来越失去社会共识。但就礼俗规则本身而言,它们适应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逻辑和运行空间。

在这次讨薪事件中,我意识到新规则的确立是需要一个主体去推动和巩固的。所谓的礼俗传统被取代这种具有能动性的人或机构,往往是当地接触现代社会最多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就像大哥这样的人或者当地乡政府。如果在转化之后,传统的礼俗本身能够有利于这样的人或机构的话,那么传统的礼俗不仅不会被废除,还有可能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工具而存在。如果那些愿意推进现代社会规则的人,长期处于弱势,那么两种解释标准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长期不会消失。人们只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工具。这样,要想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乡村共识分裂的关键在于社会利益的对立

那么,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规则之间,有没有谁强谁弱的判断标准呢?会不会仅仅是根据解释者本身权力的大小来判断他所采用的解释方法的强弱?

如果抛去对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断,将二哥从一个具体的个人形象,抽象为一个民工,将大哥从一个负责任热心肠的政府官员,抽象为一个普遍的政府职员,这件事情就显露出它的蹊跷之处。

大哥是现代政府的行政官员,又是经历过高中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和政府培训的知识较为丰富的精英阶层。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治和政府职能更为熟悉。理论上,大哥应该是这些观念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在一些基层政府,政府官员往往用政府职能范围作为理由,拒绝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却选择了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传统社会的礼俗观念来辩护并指责二哥。二哥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很熟悉,而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理论上应该很陌生才对。可是,二哥却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观念来为自己的讨薪行为辩护。二哥和大哥的论辩和他们的身份设定,在这次争吵中奇妙地反转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现实利益需要他们借用不同的说辞。二哥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钱,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员。大哥要处理好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要化解上级政府暂时不能发工钱的压力,大哥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弟弟过分地挑战。对于大哥而言,他的所有论证都建立在传统礼俗秩序基础上。对于二哥来说,即使他知道传统社会的礼俗,但是这套传统礼俗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规则却能够成为对他有利的说辞,故而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后者。

乡村共识破裂的关键不在于“礼俗”与“规则”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分裂。乡村社会存在的“礼俗”与“规则”只是在利益分裂时提供了不同工具。这两种工具本身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谁强谁弱的区别,最后往往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谁更有权力。

但这两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道理武器,但是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种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势的一方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既然强势一方的逻辑能够自洽、而且能够被广泛接受(例如大哥的论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强势一方的论证呢?俗话说,“有理说不清”,现在却是,“各有各的理,说理没人听”。

于是,处在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那些矛盾,即那些符合传统习俗但却不符合现代社会规则的矛盾,和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但却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矛盾,都很可能会按照强势一方的意志被决断。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逐步增加,这样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放眼全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会减少,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这些种种矛盾如何能够不演化为破坏乡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抓紧时间建立新的共识,那么,如何能保证这种新的共识不被大哥那样的强势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呢?

这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根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社会阶层矛盾和社会共识正在破裂,在城市不是更为突出和急迫吗?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国早已连成统一经济体的2017年,一个西南边陲贫穷小村庄里的讨薪事件折射出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某种困境。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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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初,我妻子黄灯撰写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勾勒的乡村图景,而且是知识界观察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过度渲染悲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生活的困境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那些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母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我的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结婚后的十多年,在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6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从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深夜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临近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惹来麻烦,因为那时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的布经常被管理者没收,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进厕所。

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6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难以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

哥哥——第二代农民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他读完小学后,母亲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提高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发式流行起来,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

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20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起难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到北京常年打工,在此之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他曾在1985年前后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波于城市的建筑工地。泥瓦匠是力气活,哥哥身体瘦弱,学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存不下钱。1990年我上大学时,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还是无力负担我上学的开支,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钱。那时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八十、九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劳作,辛勤种地,去建筑工地出力流汗,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

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他忙碌多年,最后却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地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哥哥回到家乡在附近的工地上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侄子、侄女——第三代农民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轮回。现在,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漫不经心。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据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技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后来工厂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又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里饱受呵斥和歧视。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20166月来到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现代工业的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以前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侄子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全家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一旦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土地已被转租,他们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呢?

不要忘记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农民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族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这种命运受到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就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其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众所周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农业担负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通过农业税和延续多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留给农民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而且由于城乡户籍制度设置的分割,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农村,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活力,农民得到了发展的政策空间,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开始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差,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1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近十几年因为农业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目睹故乡的变化,我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广大农村难兑现。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

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没有经历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是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年近半百,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供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正在以行动改变着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编辑 迟晨光)

城里人向往乡村,农民却向往城市,究竟是谁向往谁?农村衰败,是否真的衰败?又如何在衰败中寻找新生?知识分子和农民有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每个人又都参与其中。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

“田园将芜胡不归?你家中尚有两亩薄田,何必在北京活得那么累?”妻子不断提醒我。

她说,你看湖南卫视热播的《向往的生活》,不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远离喧嚣,避开拥挤,向往着从城市搬到农村,向往着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内心的声音。

我想告诉妻子,农村的生活,不是掰几个玉米就能过日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认为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换来一分收获,那仅仅是千百年来农民的美好愿景。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油菜长势喜人,菜籽也颗粒饱满,可是正待收获,一场过早到来的暴风雨把油菜籽全部打落在地里……一家人坐在田边哭了很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面对天灾、人祸的无奈与无力,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节成为“返乡”的同义词。一大群已经成为城里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我和妻子也加入了这场大迁徙。

大年初一清早四点半就起床,照顾爷爷奶奶,接待各方亲戚来家中拜年,其实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累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刚满一岁的女儿哄睡了。妻子开始拿着手机刷论坛,看到很多与我们景况相近的人在网上“吐槽”,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这些叙述中,农村人总被描述成很落后的形象,是“文化的他者”,他们大声讲话,随地吐痰,不守规矩,人情太重,观念愚昧……似乎这些返乡者,都有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农村划清界限的心理。有人说,这叫“精神圈地”,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心被圈走了,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觉得那才叫“现代化”。

多么有意思!究竟是谁向往谁?

人类学者张小军曾说过:“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可是,“我们这些‘经济人’在‘经济’之余却又向往和消费着‘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哪怕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向往,都是值得珍惜的,这是一种人心所向,至少这里面包含着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以及建设的可能性。

城市中产们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虽然农村落后愚昧,但如果我们可以改造它,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一本记录日本耄耋夫妇村居生活的书《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迅速畅销;也才会有了湖南卫视的热播节目《向往的生活》。

但这些想法并没有直接深入到如何安置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如何让中国农民感到幸福和被认可,这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城市人通过农村安放自己的现代性焦虑。

所以,建设农村是共识,但如何建设仍然存在分歧。

在农村内部发现文化的力道

2005年,我从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2004年,李昌平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有感于此,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村文化传播的研究。在此期间,走过全国各地上百个村庄,驻村时间接近1000天。

我认为,如何建设农村,还需要发掘农村内生的群众力量和文化力量。因为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

在当下返乡的各种叙述中,唯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而农村文化向何处去,全社会都在参与和讨论,包括政府、市场和知识分子,可是很少见到农民参与的身影,仿佛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来。

然而,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期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对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时代,农民无法和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们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话语权。

但是,在历史、社会和文化“幽微暗淡”的角落,我听到了农民“史诗般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告诉全社会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听不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倾听。

三个乡村故事

我想在这里讲述三个田野中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耍歪官”。

南村动了耍社火的心思,就会把锣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战。如果北村不应战,南村便会三番五次地去打鼓,阵容越来越大,甚至配上铜号喇叭,扛上“三眼铳”、“抬枪”去轰,此为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贴对联”,双方尽量贴对联挖苦讽刺,比如北村恰好有个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或者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他们就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重点。尤其要在爱耍热闹也有威信的人家门前和庭院哄闹,锣鼓惊得人家鸡飞狗叫、屋檐唰唰落土。主人家虽然笑脸相迎,敬烟敬酒,闹事者仍不依不饶,直至主人答应一起“耍社火”方才罢休,到此就算把社火烧成了。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足够引起习惯于宁静生活的城市中产的反感。但更热闹、红火的还在后面,2010年南村和北村的“耍歪官”中体现的社区自治和文化自觉让我感到震惊。

“歪官”在方言中的意思是很厉害的官,很有威信。所以村民们会以落款“人民政府”的口气发表一个告示,“乙丑岁初北寇进犯,烽烟再起,奉昭承运,备良车万乘以御敌……温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特荐为征北讨虏大元帅……”。这位选出来的“歪官”骑在牛背上,有专人牵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南村的锣鼓队簇拥下,直奔乡政府而去。据说这位乡长平时做过一些让村民不太满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帅”在政府门口高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道理,并要求乡长出来“给个交代”,同时教育乡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气凌人,注重“德治”和“仁政”。可谓表演幽默而切中时弊。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皮影戏的。

华县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集团,并发展成为中国皮影产业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将华县全部皮影艺人签约为企业员工,并支付月工资,但非经企业同意,艺人不得私自演出。由于企业战略目标定在都市舞台和国际舞台,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皮影展厅、世博会的皮影表演和《白鹿原》里的老腔。但是企业的摊子铺得太大,并将依靠政府扶持项目和政策贷款作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而不是开拓市场,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董事长因非法集资于2014年被捕。

20125月之后,企业就再没有给皮影老艺人发过工资。不少艺人坚持到了10月,看到实在发不出工资,就各自回家了。只有吕崇德一个人坚持到了20132月。他说:“去年(2012年),雷总让我坚持坚持,别人都走了,我一直坚持到最后,年底了才回家。回家后,我给雷总打电话,雷总不接。我想他忙,我就找个人给他发短信(吕崇德不会写字,不会发短信),说我要这10个月的工资,你要是实在没钱,给我写个条子,盖上章,等有钱了再给也行。我在雨田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了我还要钱啊……最后几个月在西安,租房的钱和电费,一个月500块,加起来好几千,都是我自己垫的。”

2014年,一批老艺人又重新回到了少华山脚下最初电脑培训学校的空房子里居住,虽然他们只能断断续续领到一点政府补贴的生活费,也没有薪水,但他们觉得或许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收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家冷清得很,在学校人多热闹,还有戏演,不图钱。他们把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建成了一个文化社区,自发地形成合作社:既能跑订单、唱戏,最低限度地维持生计;也能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陪伴,自助合作,拉弦唱戏,文化养老;还能扛起华县皮影的大旗,让游客在这里看到正宗的华县皮影。

这种戏里戏外的情义,以及当下熙熙攘攘的年代里所体现出的文化担当让人感动。

第三个故事是乡村老人自愿口述乡村历史。

2016年,我到西安市高陵区文化馆参加了一次活动。后来,我在网上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为感动的一次活动”。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前往1000多个自然村,动员村里识字的老人做志愿者,记录自己的村庄史、生活史、文化史,记录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老人们热情高涨,最终召集了100多个志愿者,大多为6080岁。这些老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带着录音笔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进行口述史工作。

这次活动蕴含着群众动员群众的精神,老人采访老人,把历史还给人民。我问过几个老人,为什么愿意当志愿者,他们说,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拆迁过后很多村庄都没有了,现在文化馆发动他们把这些村庄的传说、历史、文化都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培训那天的早上7点,他们就让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文化馆,一直忙到下午四点,还不愿散去。

我们在一起的追求

如果给这个时代一幅素描,我们会看到两个如候鸟一般、匆匆擦肩而过的人群:一是逃离北上广的白领青年,一是进城寻梦的打工者。

为什么我们不彼此停驻?抽根烟,握个手,喝杯酒?

其实,这幅素描的初稿在100年前就已被李大钊描绘过。他说,“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何必呢?”

汪晖老师在看完话剧《世界工厂》后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与“庶民”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全新的“我们”。

“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简单和美好的诉求。

我想起199511月在法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一场示威活动,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农民阶层与全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追求从未停息,尤其是在城乡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需要倾听农民的声音,建设美丽乡村并不是为了寻找城市人“逃离”压力与雾霾的世外桃源,而是几亿中国农民切实地组织起来、建设新型农村的需求。

 

(编辑  杨利红)

#esle

艰难的回归

潘家恩

2017-04-01 20:55:41

十八载归途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意识到时光的飞逝,更体会到岁月的力量,它既让坚硬变得可疑,也让模糊变得清晰。

小时候,城市对我来说,是漫长夜路前方迎面扑来的璀璨灯光与车水马龙,虽然嘈杂,但对日复一日的数星少年来说还是别具魅力,星空虽美,可毕竟太远且过于冰冷。陌生而热闹的都市,给我一个美丽的梦,指向更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

带着这个美梦,18年前的我向着远方背起行囊;也冲着这个梦,铁下心来在家人和师长的不解中,将绝大多数高考志愿填成农业大学。弹指一挥间,十八载时光像双向延伸的意义圈,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与离乡,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与回归。

也就是这18年,乡村的状况如过山车般,既有新世纪前后令民间揪心、高层震动的“三农”问题,也有税赋减免、投入加大后,旧矛盾缓解但新矛盾蕴藏的淡出与转化,还有城市化浪潮席卷下乡土社会的节节败退与悲情生存……当然,乡村并不会真正消失,近年来各种“乡愁热”正让乡村以另一种形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虽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有些是资本吸金的噱头掩护,有些是都市中产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与趣味投射。但不管怎样,再次热起来的“乡村”毕竟充满着新的可能,就看我们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家乡的小镇,有着千年古镇的悠远与价值,可在童年记忆里,门前布满青苔与岁月印记的石板路或许别有韵味,但却不利于大人们的粮食运输,也不方便小伙伴们跃跃欲试的自行车通行,所以当年进行水泥硬化时,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在内都一致欢呼。今天看来,那似乎是对千年古镇不可逆的景观破坏,但以当年的眼光看,却是一种很难否定且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需要。

就在一周前,我的家乡竟然登上CCTV-4的《记住乡愁》,当得知这个消息,仍然会十分欣喜且不遗余力地在微信朋友圈呼朋引伴,似乎那是18年来首次为故乡而自豪。短短30分钟的节目激活了关于家乡的各种记忆,也让自己觉察到,原来十多年来看似归乡的目光仍然向外,最熟悉的,常常也是最陌生的。

作为“80后”,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这个时代的剧烈变化,纠结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纠结,在青春与暮气混合的奇特氛围中,拥有着自嘲互黑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作为小镇青年,我也曾有过对大都市的无尽向往,但却迅速在所谓“小时代”和“小目标”的碾压下觉知“都市梦/逆袭梦”之虚妄;作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且亲历着乡土的凋零,同时也感受着土地上的挣扎、不甘与坚韧。

又是一年春节到,再次攀高的城市房价和更为耸人的连城“霾”伏,继续制造着乡愁土壤。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变形,如魔方般重构着我们的时空图景,穿越城乡且意义独特的假期,给了你我一个抒发积闷的难得机会。

前年的《博士返乡笔记》和去年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将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百态呈现出来,并借助文学所特有的温度与力度让新形势下的乡村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十分重要且可贵。然而,似乎“假期返乡者”和各色“见闻”才是这场“返乡大戏”的主角,更多的“在乡者”与“返乡实践者”却不无遗憾地再次沉默,拒绝刻板和偏见的多元化思考反显得不合时宜。

身处这个因长期“都市中心主义”而“目中无乡”的时代,需要再度思考的不仅包括乡村怎么了,还应是城市怎么了,时代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春节综合症

    我这里说的,不是节日中常见的暴饮暴食与黑白颠倒,而是经常发生在乡村建设实践者群体中因春节返乡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据我粗略地观察,不少身边同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节后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甚至自我怀疑的状况。因为春节回家除亲人团聚、朋友重逢,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现实财富与生存状况或明或暗的比较,许多压力变得无法回避:收入、地位、稳定、体面、尊严……,这些本来就是一线实践者的心酸处,自然会让大家沮丧。

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情况,或仅与家庭条件、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个人层面相关,后来发现其实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蕴含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对于大部分乡村建设实践团体来说,你说志同道合也好,抱团取暖也罢,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在一起,并多在内部共建起彼此认同的基本价值。春节返乡,不仅让行为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主流社会的强大力量开始显现,而且凸显出原来还可能忽略的各种落差。举个例子,乡建实践者的衣着常是朴素的,如果哪天在乡建场合看见他们西装革履,你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不仅因为朴素的衣着在田间劳作或与老乡交往时方便,还因为大家都这么穿所形成的习惯与特定环境。我们的感受本来就常由外部眼光所决定,既然周围的环境是以简朴为美,过于讲究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当实践者们春节返乡,虽然一般的乡村困境也会让我们揪心,但事实上大家本来就在乡村工作,类似状况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乡和故乡的叠加让问题更显真切,更大张力其实来自“个体返乡”与“社会去乡”间的冲突与拉扯。

  “春节综合症”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乡村建设实践者个体意义上的纠结与无奈,不如说是当前日益加大的城乡冲突与阶层差距在他(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只不过春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让返乡实践者逆流而上的点滴努力集中遭遇到整体性的破坏。

  实践者的尴尬也提醒着我们: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从来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最新最美的图画,“建”的艰辛常常面对着“毁”的剧烈与“弃”的轻易,真正的建设事业自然会更加艰难,但“难能”才可贵。也因如此,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还包括新的价值、评价坐标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亦即,建设性实践和批判性思考都是返乡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个体困惑背后的社会困境同样存在于近年的“返乡书写”中,短暂乡愁一直勾连着更大脉络:王磊光博士的尴尬与无力,难道不正内在于“中产蚁族化”的社会事实及知识远离甚至矮化工农的文化事实?黄灯四姐夫从体面的包工头沦落为灰头土脸的城中村躲债者,难道能离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球转嫁的宏观背景?个人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实从来都是城乡关系和政治经济现实的缩微与镜像。不能就事论事地把乡村问题仅当作乡村本身的问题,它既可能是城市的问题,全球的问题,也可能是包括你我在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问题。

乡衰与城困

前几年雾霾初现,我还很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和现在的居所而庆幸。可就在今年,北京开完会后急忙赶回重庆,本想从“霾都”逃往“雾都”,谁知人走霾也走,它已在山城恭候了。再听新闻,寰宇之内似乎哪里都很难真正做到风景独好。

雾霾似乎给了我们“同呼吸”的感觉,但却绝对谈不上“共命运”,发展的受益者和代价承担者许多时候并不一致,雾霾经济和乡愁经济正异军突起并充满商机,可就在此时,远方工友之家的同仁们仍在数九寒天中因雾霾治理的强力行动而抱团取暖……。有人说,雾霾实际上只是当前生态环境诸多变化的一方面表现,还有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垃圾围城等同样严重的危机,前者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关注,只不过因为它发生在了拥有更大话语权与关注度的一线都市。

但那些更为弱势的人们和地区,真正的乡村呢?十多年前,当我们还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的时候,虽然那时雾霾没有现在明显,但土壤板结和水位下降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一次从村里出来开会,晚上到的北京,眼前景象把已经习惯乡村夜晚的我们震住了:不管是在寂静的郊区还是繁华的主城,各种有必要没必要的灯都开得一样夺目,我们终于明白为何村里老停电,连最重要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村民们常半夜就爬起来排队等水浇地,大家视之为常态,我们也已被迫习惯……,原来如此!

如果从城乡互动的视野看,当前的普遍“乡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每日都在减少的村庄数量,即使依然活着,许多村庄的空心状况也已让人痛心疾首。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乡衰”或在城乡博弈中的“落败”,我们为何义无反顾又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可以说,这些构成了“乡愁”与“返乡书写”热的重要土壤。但又不限于此,如果城市充满希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能带动乡村发展,城市本身能够承载起我们丰富的情感与需求、生态及文化,我们又何需乡愁?

事实上,与“乡衰”同时出现的还包括“城困”,别看当前城市化进程摧枯拉朽,可却同时携带着以雾霾、拥堵、高房价、食品不安全等为表现的内在困境,“摊大饼式”的“都市梦”其实布满裂隙,曾经的“自圆其说”常常“捉襟见肘”。冷静想想,如果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乡村,才能让城市及生活更健康”,没有乡村的价值和农民的尊严,何来农业与都市的真正安全?况且城市虽有诸多优势,仍不能满足我们真正多样的需要。举个例子,自2008年我们在北京推动第一个社会生态农业试验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以来,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已经遍布全国,农业不再仅是农民的事,只有真诚的分担才有真正的分享,“农业进城”与“市民下乡”正作为都市内部的“返乡实践”而受到普遍欢迎。为何这场创新性实践能获得持续动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其实有包括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多种需求,日常消费只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一种需求;而农业和乡村也有除食材生产之外的诸多功能。当基本物质条件满足后,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样化的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因为“乡衰”和“城困”的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让“回不去的乡村”与“留不下的城市”这一尴尬状态成为了事实,使我们纠结且徘徊于城乡之间,不断催生流动、短暂但却挥之不去的乡愁。

从他乡到故乡

面对着“乡衰”与“城困”,迎接返乡实践的很少会是鲜花和掌声,更多是难以言表的压力、无奈与尴尬。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常靠“乡建式谎言”以“曲线返乡”,比如在地点选择上,先找个父母和同学看不见的地方,毕竟远距离沟通尚有搪塞与转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才会有“春节综合症”的累积爆发。

    当然,也有直接返乡的同仁,那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同为“80后”的慧峰来自江西宜丰,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5年,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态水稻后,受到亲戚朋友和家人的强烈反对。刚开始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母亲则天天哭泣。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成为村庄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害怕,感觉老乡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经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大家的接纳,而这位返乡者也在此过程中形成更加平和积极的心态,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借助新媒体和城乡互助渠道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

返乡艰辛的例子其实很多,甚至有新闻报道了河北老父因儿子硕士毕业后返乡种地而喝农药自杀的悲剧。归乡途中那无形却让人惧怕的高门槛,将无数“农N代”堵在“蚁族”围城之中,上学和进城本应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为何却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窄?与其说那是来自家庭和村庄的不理解、不宽容,不如说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关系的集中体现。“农二代”父母们之所以如此决绝、不近人情,与其说是他们对乡村与土地的认同不再,不如说恰是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与不公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家人的保护与救赎。一般看来,不合时宜的离城返乡与体力劳作等同于竞争失败与不思进取,对于世代身处农村并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供子女考上高校的“农二代”家长来说,“跳出农门、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理解却又让人心酸的合理期待?

也因此,我们的返乡实践多有从“离乡”到“归乡”,从“走近”到“走进”这两个层面。既可以像慧峰一样一步到位,也可能分步走,先在异地和他乡做出探索,积累经验与资源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且看当代乡村建设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很多人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建生在近二十年的他乡实践后终于将乡村建设引回福建上杭老家,何慧丽老师也已把豫东的兰考试验扩展到豫西的家乡灵宝。他(她)们的实践虽然曲折却让人钦佩羡慕,借用一位返乡实践者的话——“不要等到叶落了才归根”,有乡可返其实是一种幸福。

2012年推动“爱故乡公益实践”以来的5年间,常有朋友问我们,自己就出生在城市,不是“农二代”(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再往前推几代,似乎都要露出乡土胎记),是否也需要爱故乡?这让我想起民国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者梁漱溟先生和温铁军老师,他们都是生长于京城的“城二代”,乡村并没有他们的亲人和记忆,为何他们会去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乡村是中国的根,是理解过去中国并思考未来中国所无法绕开的底色与载体。况且,我们所说的是广义的“故乡”,君不见城市自身也正在大规模改造升级中面目全非,无论我们来自哪里,其实很难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故乡的重新发现与思考,可以理解为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应有自觉。

故乡就是脚下的一席热土,无关地面材质。

我们的“田园梦”

认识黄志友的人都知道,他对土地充满深情。13年前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录用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求职要求很简单,只是希望可以来学院种地,真正的脚踩泥巴、双手劳动。比起种地、养驴、盖生态厕所、做垃圾分类这些他钟爱的工作,原来的志友对现代科技有着某种近乎天真的拒绝,他几乎不用手机,电脑也因“废弃”太久竟然开机冒烟……。13年来,他一直坚守乡村建设第一线,并百折不挠地开拓新领域。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因不可抗力被迫中止后,他和学院同仁们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凤凰岭山下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本以为可以重新回到土地上,可繁重的农场管理,络绎不绝的日常接待和各种资料的编辑传播,让农业劳动反成为一种奢侈,手机和键盘取代了铁锹,成为他最主要的劳动工具。从2012年开始,除继续农场管理外,志友又承担了爱故乡公益实践的创立与推动工作,生性腼腆的他最日常的工作却是要不厌其烦地与各方面沟通联络,哪有时间种地……。一天志友忽然说: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田园梦”就是帮更多人实现“田园梦”!

志友的悖论告诉我们,回归不等于逃避或者撤退,更非自娱自乐与孤芳自赏。真正有力的“田园梦”是清醒的、也是务实的。十多年前,当大家以城市为唯一归宿、以石油农业为不二法门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让大家意识到“城市梦”的可疑与裂隙;十多年后,当“田园”成为另一种众声喧哗的流行时尚与各种利益的文化包装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警醒大家不忘初心,并借力打力地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资金、人才、土地)顺势回流。

真正有根的“田园梦”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它不应是有钱有闲者的专属与新的区隔来源,也不是叶公好龙式的想象性拥抱或对都市旧梦的简单替换,更不是将狼狈不堪的生活维持下去的点缀与理由。雾霾天里的“田园梦”当然应有更多的反思与反抗,并为重新思考城与乡、人与自然、知识分子与工农诸关系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

志友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返乡并不意味着与城市做简单的了断,也不是将城市本质化,以“浪漫化乡村”的办法去消除“浪漫化都市”的恶果,去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净土”。与其被动地“城乡互损”或“城乡脱钩”(两者看似不同,却都不同形式地体现着排斥性),不如以“危”为“机”,在城乡良性互动中重新想象并创造出真正包容永续的新城市与新生活。

印第安人的雨

六年前,我们邀请当时已近80高龄的韩国自然农业创始人赵汉先生给第一期全国自然农业培训班授课,老先生一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分别来自美国的白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求雨,结果白人没有求到但印第安人求到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了各种可能性,有人说印第安人会法术,有人说美国人得罪了天神……,最后老先生说,其实很简单,因为印第安人一直求到雨来为止。大家哄堂大笑,可就在此时,我看到这位一辈子历经坎坷进行自然农业探索的长者眼里却闪着泪花,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他讲课中所谈到的所谓“农者之心”。

我常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故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时下并不少见的另一碗励志鸡汤。然而,十多年来,我和许多返乡同仁们却实实在在地体会着这一笑中带泪的“简单道理”,就在老先生讲这个故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那头“形象代言驴”几年前还作为遭到无数人嘲笑和挖苦的象征,生态农业也常被当作“不合国情”而轻易打发,青年返乡当年更被讥为“秀才下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果没有咬紧牙关地坚持,怎么会有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横空出世?或者说,谁能预测到2008年会有举国上下震动的“三聚氰胺”事件,谁能想象“十面霾伏”已经在悄然改变我们对城市的想象与实际的生活态度……。

既然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同时警醒于悲情与自恋,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们该做的平常事!

 

(编辑  杨利红)

永续生活是一个很难讨论的“实践和理想”,因为你不能否定人的存在,但又不能纵容人的胡作非为。所以我只能从我的成长和经历的故事来分享一些思考。

反思与选择

很多人常常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持续近十年参与三农工作。或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夸我有远大的抱负。这个时候,我常常淡然回答,“其实没有那么崇高,只不过是喜欢这种乡下的生活。当然,理想是有的,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进来”。

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是一种天性使然。我老家在江西南丰县武夷山北麓下的一个小村庄,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乡村生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放牛、采莲、种稻、割鱼草、经营果园、上山采野果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读完了小学。那时农村的生活很简朴,塑料垃圾不多,农产品以自给为主,农药化肥用的也不多。

然后很顺利地读初中、上高中,经历了1998年长江大洪水,耳闻了肆虐的沙尘暴,迎来了西部大开发。怀着朴素的环保意识,2000年我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在美国叫“土壤保护”)我的大学坐落在杨凌镇,这是一个小镇,却是中国著名的农业高科技示范区,节水灌溉、无土栽培、智能温室……各种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因为中央的重视,杨凌小镇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手机、电脑也开始进入我们的大学生活。

因为学校大量的藏书,和结识了文学方面的挚友,我有机会大量涉猎西方的环境文学,例如《瓦尔登湖》、《原荒纪事》、《寂静的春天》、《封闭的循环》、《哲学走向荒野》、《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等,于是开始反思这种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思路和现代化工具(手机、电脑等)使用对资源的浪费、对人的异化问题。我逐渐痛苦地感受到,我的求学之路,就是一步步远离乡村、拥抱城市生活的道路,我是不可持续社会的“帮凶”。

我想寻求改变。一方面,参与校环保协会的创建工作,于2002年有幸代表学校义务环保协会参加2002西安大学生绿色营“寻访治沙英雄,走进陕北沙漠”暑期考察活动;另一方面,在大学即将毕业时,我开始思考自己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我原本有两个计划:一是回家务农,但立即遭到父亲的反对;二是去自然保护区工作,远离人类的喧嚣。后来,因为无意中知晓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我还是决定加入到社会组织当中,以团队的力量,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在现实大环境中一点一滴地创造改变,而不是退到偏远的故乡或深山老林中独善其身。

半自给自足的生活实践

作为一所免费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农民和大学生)为主的平民教育学校,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办学宗旨中旗帜鲜明地定位于“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开始动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努力在学院的整个生产、生活方面体现自力更生、物质循环、环保节约的理念:2004-2005年,我们成立了生态农业工作室,开展无农药、无化肥生态农业的试验;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主持下,成立乡村建筑工作室,参考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的图纸,建造了学院第一所粪尿分集非水冲生态厕所,开展“土木/轻钢结构、草土墙体”的地球屋营造计划;在争吵中买了一头小毛驴来学院耕地、运货;建造了两座30立方米的沼气池,利用沼气做饭、沼液施肥;全面启动学院校园垃圾分类与厨余堆肥系统……所有这些作为,既是我们学院工作者切实的生活所需,也是面向全国乡村建设人才开展培训的教学内容和手段。

学院占地60亩,其中26亩是农地。20056月,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学院主办了国内首期“永续农业概念与方法培训班”,我们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永续农业,我们借机对学院农场进行了系统规划,并最终将学院的农业定位为“立足于生产、服务于生活、发挥有机农耕示范教育作用的农业,是半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生活的一种模拟”。此后的岁月,我们购买了发电机,打了一口手压井;我们每年种8亩小麦,在村里磨面,自己做馒头吃;种了6亩花生,在村里榨花生油,用于食堂炒菜;我们自己种棉花做被子;自己种菜、养猪(还有猫、狗、鹅、兔子、鸭子等畜禽)、盖房,谨慎细致地处理废弃物……现在想来,那是一段梦境般的美好生活。可惜,那时无人欣赏,城里人不知,本村村民嘲笑,外界媒体以“秀才下乡”之名嘲讽。

当然,苦恼也是有的。在学院,我是坚决不用手机和电脑的,不只是因为辐射,我总认为这个世界的混乱,都是便捷的现代信息系统惹的祸,维持这个系统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和能源,也麻痹了我们对自然尊重的心。但最后我还是开始用手机,因为同事老找不到我;电脑也用了,因为我要编辑《翟城报》!

20056月,由我主持的学院校园垃圾分类系统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尽管我们在乡村生活,但毕竟已经深处现代化的漩涡之中,总有无穷无尽的不能分解的垃圾产生,总有同事或培训班学员不能正确分类。最难以容忍的是,作为有很多土地的学院,果皮、厨余按理是最容易处理的,但大家往往随手一扔,和那些不能分解的垃圾混在一块。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其实更为突出。我在2005年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的总结报告中曾无奈地写到:“垃圾的产生与处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净化来说都永远是一个门坎,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汹涌澎湃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潮流,我们将如何应对并加强自我节制?如何尽力去摆脱市场对我们的无形控制?如何去回顾20世纪80年代之前民众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吗?”

20075月,我们离开了那片曾经为之付出所有情感与心力、并天真地希望在那里成家立业、永远扎根下去的土地。

城市郊区的生活梦想

我们来到了北京,没有土地的我们,像丢了魂儿。从大兴到回龙观,在城市生活的近一年时间,除了中间曾去海南山区和北京朝阳工友聚集区盖了两座粪尿分集生态厕所,我们的主要时间用来运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一方面,管理生产基地(生态小农、合作社或农场),另一方面,和城市消费者互动,同时经营我们开设的健康农产品直销店面。我们在生活上俨然是城里人了,唯一的差异,大概是我们很执着地游说一楼的大爷,从他的后花园挖土运到我们居住的六楼屋顶,利用筐、桶,开展厨余堆肥和屋顶种植;此外,因为我们的店面位于北京林业大学北门,北林翱翔社的学生常来就近帮忙,在我们的游说下,他们竟然征得校方批准,把学校一块60平米的草坪变成了菜地,真的把校园农耕做起来了,至今仍在坚持。

20083月,在海淀区政府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现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所在的这片土地。凤凰岭下、京密引水渠旁,可谓有山有水,正是当年我在河北时的梦想;荒弃的苗木基地,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美得让人心醉,野花、刺猬、野鸡、野兔,还有野生蘑菇,很意外的生命存在。尽管在那一年的合作、建设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曾经也有退缩、放弃的念头,但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最简单的信念是:看在守护这片美丽土地的份上,我们也得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深知,在大都市的郊区,寸土寸金,我们不争,其他开发商必占,并可能彻底更换她的容颜。

那时,我们仍然天真地以为,可以把河北学院那种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植过来,不仅仅是农场的工作者,还有北京市民,也可以来这里就近体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乡村生活。我们认为,生活是最重要的,再伟大、再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活动,不如从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入手、一点一滴地践行环保生活来的有力量、有价值。

在我们最初的农场规划中,这里有农地,有果园,有树林,还有湿地;有种植,有养殖;有生产,有加工;有餐厅,有旅社;还有员工食堂、宿舍、图书馆。种地,是无农药无化肥的有机农法;养猪,充分利用阳光、尊重动物福利、粪尿可就地分解成肥料、非水冲的发酵床猪圈;盖房,是土木结构、草土墙体的生态建筑;厕所,是粪尿分集非水冲式;垃圾,实行分类,厨余用于堆肥;还要建沼气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筑这样一个现实的理想世界,因为我们经济上的不独立,土地制度的不允许,加之世俗观念,农园最终呈现给大众的,生产性远多于生活性;短暂停留远多于过日子,而这一切,正合乎资本的逻辑、城市生活的节奏。

当然,很多东西还是坚持下来了。20084月,我们一进驻农园,首先做的就是盖粪尿分集厕所;5月,我们开始了生态种植;9月,农园派我和同事参加延边自然农业研究所举办的自然养猪技术培训班,把自然养猪项目引进到农园,建造了一座我们自2005年就想兴建的发酵床猪舍。2010年,农园全面对外运营时,我们启动了整个农场的垃圾分类和厨余堆肥系统,食堂开始采用麦麸代替洗洁精洗碗。2012年,建造了一座小型沼气池……尽管有很多不如意,但经过5年的营造,农园已经呈现出美丽的田园景观,环保节约、尊重自然的理念随处可见。

整体来看,农园仍然是现代化生活的展示中心。尽管生产貌似比较“原始” ,但如果没有电脑、网络系统的支持,宣传营销客服工作(微博、电邮、网站、宣传品印刷等等)立即瘫痪;没有汽车物流系统的支撑,菜就无法按时送达市民家中;周末农夫,也多是开车来耕种那半分地。农园产生的各种大量垃圾,更是让你无语。快递隔三差五地把一箱一箱蔬菜送进城,又从遥远的城市把多层豪华包装的一件件衣服、一本本书送到农园员工手上。连我这个曾经的手机、电脑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因为宣传和行政的工作,生命的30%都是在键盘上度过。尽管不用挤公交、地铁上班,但生活和工作忙碌,有时我都懒得从家里把厨余带到仅仅一公里之外的农场来处理……我终于明白,尽管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这仍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个人在都市生活方式潮流的裹挟下,是多么的无力。

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生态安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社会安全(人与人、城市与乡村的紧张关系)和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后果表现)等全方位的、近乎釜底抽薪的危机。但小毛驴市民农园声名鹊起的时代背景,却是因为食品安全触及到了市民最直接、最基本的利益——吃,而作为其根源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至今仍然被漠视。至今大家所争吵的,无非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生产者的菜品品种不丰富、品相不好、物流不便捷、服务不专业,消费者太挑剔、太没有农业常识、太消费主义等等。试想,在整个社会或市民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为本地化的生态农业的发展、为自然环境的保育、为自然资源的节制使用方面,支付了多少现金?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很多人连一点儿念头都没有。

近年来,生态农业、CSA、心灵康复、乐活、有机生活、美丽乡村、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提法与实践甚热,有多少是政府、企业或个人的沽名钓誉、生钱之道?有多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偏盖全掩人耳目、转移污染自欺欺人?使用太阳能板发电,驾驶电动车,燃烧天然气,就是清洁能源了?从日韩进口有机肥来中国种有机菜,就是生态农业了?从欧美进口有机食品、环保家具,就是有机生活了?雨水收集、垃圾分类、厨余堆肥、阳台种植、自制手工皂,诸如此类项目一开展,就标榜是生态社区了?

目前,整个社会的生活,多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中心,并主要由身居都市的企业/公司组织、调控,个人在控制“生态足迹”方面的努力尽管值得敬佩,但企业的变革与社会担当更为重要和紧迫。这就是个人之力与集团之势的纠缠与较量。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往往没有直面本质的勇气,不是本质太深奥难懂,而是放弃不了自身利益。其实现象和本质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层薄纸。

我们的归路

美国作家梭罗不无深情地说,“大自然是我的新娘”、“拯救世界在于自然”;中国诗人海子说,“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中国作家苇岸则坚信“农村永恒”,并在临终遗言中写道:“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

新疆作家刘亮程在几年前我们的一次聊天会上有一个观点,就是看事情要有历史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化对土地、对农村的破坏;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村落化、田园化,则是对没有定居的游牧生活的破坏,是对原来大面积自然存在的景观的破坏。乡村并不是我们最完美、最终的追求,还有一个更原始的存在——荒野。

从荒野到田园(乡村)再到城市,人类背离自然渐行渐远。在我们既无法回到荒野采集游牧、又不能完全放弃城市生活的现实中,构建以乡村和农业为中心的现代生活方式,或许才是归路。 思想指引方向,行动带来改变!可持续等同于节俭,并最终等同于生存!

(编辑  杨利红)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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