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大国，历经多番生死存亡的磨难，在内政外交两面都有着浴火重生的宝贵知识财富。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汉代的桓宽所著《盐铁论》堪称理解传统中国优势的绝佳入口。这是因为，盐铁会议不仅仅是一次“中央经济会议”，它不只关注盐、铁、酒榷、均输等财经问题；还是一次“中央战略会议”。内政无法与外交决然分割，财政深度嵌入治理，这些方面又都体现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间的义利之辩。

汉高祖刘邦以“暴秦论”凝聚人心，同时又承继了秦朝政制。在治国理念上，汉高祖以降，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汉武帝初期，皆推崇“无为无不为”的黄老学说，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勤俭节约、宽刑简政、和亲止战为政策主轴。直至武帝亲政之后，一改无为之治，对内取消封建、全面恢复秦之郡县制，对外结束和亲、改为兴兵讨伐匈奴、安定边境。武帝去世前，立刘弗陵为储君，赐《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给霍光，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汉昭帝。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此时距汉武帝去世已6年，但昭帝只是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一应国是要务皆由大司马大将军首席辅政大臣霍光主持。霍光想恢复文景无为之治，为此特意选拔召集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主张秉持武帝大政的御史大夫等一批能臣干吏展开廷辩，内政外交、国家治道、王天下之道皆为辩题。后世常常将双方论点概述为王霸、儒法之辨。

王霸、儒法之辩，就是传统中国的义利观之争。儒家事事称王道，主张“法先王”，“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法家以申韩商鞅为师，声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表面看来力行霸道的汉武帝在政治实践中成就了儒家支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在政治理念层面也并不是儒家与法家的判然两立，而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王霸杂糅。下文以《盐铁论》涉及对外政策的篇章为线索，先分别厘清儒法王霸各自为何物，再辨析王霸杂糅之义利观，最后初步探讨“正确的义利观”，以期为当今中国周边乃至全面外交战略之恰切镜鉴。

《盐铁论》中的儒家义利观

作为首席辅政大臣，霍光受命于汉武帝，但他代昭帝主持国政时，并没有因循大有为时期的武帝方针，而是“轮台罪己”之后的晚年武帝政策。《盐铁论》六十篇，除第五十九、六十两篇结论以外，每一篇均以文学之言起首，又以文学之言结束，这种结构安排显示了作者的态度，也体现了霍光的政策偏好。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治道，以德教、义礼、农业为本，以实力、利益、工商为末，崇本抑末，德怀远服，内外皆然。

儒家义利观以道德教化王道仁政为轴心，首在节制欲望，用仁义教化而非利益引导百姓，“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让老百姓浸淫在礼仪之中，实现移风易俗文明教化。如果诸侯都去逐利，大夫会变贪婪，一般士人也会随之败坏，普通人更会退化成盗贼，这正是以利引导百姓的恶果。

其次，为了推行德教，国家经济运行应以农业为本，国家财富应以农业生产为来源，重农、兴农即为进本退末。奉行王道者应重本轻末，尊崇农业，抑制工商，工商事涉器物，重在是否实用，无关治国根本。务本，就要戒除骄奢淫逸，“示人以朴”，让老百姓也务本。经济、社会政策亦应如此。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皆不可行，弊在与民争利，导民逐利，违背善良风俗。

最后，对外政策也不例外，要在贵德贱兵，“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贱怪力”。仁义、德教是一种普世价值，不仅用于教化国内百姓，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外交的内核对外推行，“近者亲附、远者悦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废弃德教，推行武力征服和屯边防御，则战线太长，后勤供应艰难，边境将士饥寒；兵役徭役过重，老百姓也为此劳苦不已，怨声载道，国家财政也不可持续。以上种种皆因应对匈奴的政策有误。天下一统，政治安定，无需担忧边疆的蛮夷部族，天子不必征伐，而应以德服人，施以恩惠，他们自会归服。

《盐铁论》中的法家义利观

法家义利观与之不同。首先，设立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的确是为了解决国防费用不足问题，而国防是必要之事，绝非不义之举。匈奴长期为祸边境，战略防御和进攻当然会令百姓劳苦，但若不如此，则百姓必遭匈奴侵掠，边地不宁，危害更甚。如果取消盐铁专营，废除酒榷均输平准制度，国家财源不足，边防将士处境不易，也未必就能修养生息。

其次，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有其长期战略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短期拓宽财源。全国财力、物力、货殖分布各地，不能自行流通，必经工商业辅助才能活络，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调节工、商、农、财的用度缓急，增加国民财富。一旦取消，就会产生诸多不便，古今圣贤也多循此想方设法便利百姓。中央设置盐铁官，取代郡国诸侯，消除了很多危害国家和百姓的弊端。均输旨在平衡物力，平准是为了防止贱买贵卖、一切以利为导向，让不同职业的百姓各守本分。这些都是平万物、利百姓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百姓犯罪的祸源。

第三，欲有文事，必有武备。历史经验表明，安抚四方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武力威慑。兵役和边防制度自古就有，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扶危助困，善良的人们也不会归服。所谓明王之道、道德教化只适用于小地方，不能作为安民富国的根本。明堂、辟雍、制礼造乐当然很重要，但朝廷向少数部族宣示天朝威仪，使之畏服朝拜，也是必要的。贤臣良相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与外敌是否入侵是两码事。天子是天下的天子，有不降服称臣的人，就应该有战备，做好用兵的准备。如今，天子在上，匈奴公然为寇，这也违背了仁义，所以应该讨伐不义之人，防备不仁之人。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外交战略之辩

儒家王道主张“修孝文时政”，恢复“无为无不为”的黄老之治；法家霸道主张教伐有别、王霸杂糅，这构成了第二次盐铁会议的主题。具体而言，贤良文学认为圣王应“见利虑害，见远存近”，安内才能攘外，停止用兵，用厚礼、和亲政策谋求和平，再图礼乐教化。御史大夫认为攘外才能安内，应保持主动进攻态势，肃清边患，才能长治久安，不能功亏一篑，错失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良机。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辩论。

御史大夫认为和亲政策已经失灵。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对匈奴友好，匈奴却始终不改其烧杀劫掠本性，不断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匈奴这种蛮横部族，无法文德怀柔，只可武力折服，兴义兵、诛暴强，开疆辟土，救难除害，正是为黎民百姓长远利益着想。贤良文学则满怀另一种忧患意识。过去，秦朝也曾南败越人，北却强胡，却导致百姓困苦，国内溃乱。君主却不体察此民情大局，一味以武力扩张领土、一统天下，最终一人揭竿而起、万众呼应，帝国解体。相反，周朝谨小慎微，由弱变强，这就是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御史大夫据理反驳。秦并吞天下，不是因为其他战国“服其德”，而是“畏其威”，一个国家实力强，则诸国来朝；实力弱，就要朝拜他人。贤良文学表示反对：用义礼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永远不会枯竭；用暴力统摄四方，却终将像秦朝那样亡国亡族。虞、舜都是尧的助手，汤、文都是夏商的臣子，他们能够让八方服从，四海朝拜，不是靠广土强力，而是靠王道德教。

御史大夫进一步引申道，中国与边境，就像四肢与内脏，唇亡齿寒，失去手足，整个人就残废了，肢体受伤心神不宁。没有边境，内地就会受害。攻打匈奴，初期劳苦百姓，却可保其长远福祉。文学批评道，这并非为社稷长远着想的最好战略，最好的战略当为以德服人。

双方接下来就西域政策展开论辩。文学把朝廷派兵屯驻西域称为国家衰败之源，而匈奴也没有降服。御史大夫辩称，没有降服的原因是群臣不一致，上下不配合。文学说，大臣应该考虑百姓的疾苦，解匈奴之危不应仅仅注重战争，而应遵循圣祖的心意，奠定天下太平的基业。御史大夫说，屯兵西域，使西域各国从匈奴的助手变成了匈奴的敌人，这是群臣通力合作谋划的结果；如停战放弃西域，就会功亏一篑。文学却说，你们的对外政策往往都是不考虑后果的权宜之计，而忽视百姓疾苦。只有对入侵者推行文教，以仁义引导，方可彻底杜绝边患。御史大夫则反驳：你们这一套以德化之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无备则有患，道德教化也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

文学再次展现了对王道仁政的执念。文学说，天下应以义取之，以德守之。以利取之、以法守之是本末倒置。只有文治德教可以长久，武力征服不可持续。御史大夫说，治理国家，无论王霸，均应讲究天时、地利。文学说：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凭借险要的地势阻挡敌人，不如施行仁义去阻挡。

随后，文学祭起了文明教化的大旗：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上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只要施行仁义，民众就会如影随形般追随。御史大夫反驳道，无征伐而服不义，无城垒而御强暴，自古未见。教化有别，圣王循性而化，不服从的，还是要派兵征服。

御史大夫说，中国才是天下的中心，人才汇集，礼义完备，财富充足，我们攻打匈奴是以智慧谋取愚蠢，以义讨伐不义。匈奴不是一个文明，他们上无义理法律，下无正常秩序，君臣互相欺诈，上下没有礼节，用柳条编造房屋，毛毡做屋顶，内部防守也乏善可陈。而文学则认为，匈奴的这些特点恰说明他们比较朴实，“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因此，很难将他们彻底赶走。兵者凶器，不可轻用，因为会导致强弱存亡的瞬间转变。御史大夫说，武力攻打匈奴是讨伐不正义，是承继高祖、文帝、景帝的功业，也是圣明君主多年施行仁义的结果。文学却说，战胜后应修礼义，走夏商周之路。胜了却不停战，长此以往，必致国家灭亡。外部没有敌国之忧，自己又不是圣人，就很容易骄奢淫逸。

儒法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盐铁论》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对外政策问题，辩论文治武功、王道霸道、德治法治以及内政外交的关联，核心在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文学一派主张王道之治，用仁义道德治国理政，建立一个慎用民力、一切以农业为本的简约政治体系。而御史大夫一派认为，仁义道德当然重要，但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和人的不同品性。对大部分人可以推行文教，而对冥顽不化之人则不适用。对匈奴作战是被迫的，并非主动侵犯，而且是长期战略。

简言之，儒家义利观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主张崇本抑末，德怀远服。法家义利观则强调义利并用，文事武备，教伐有别，王霸杂糅，以追求长治久安。儒家强调“义以生利”，法家强调“义利并用”。墨家则尚利贵义，“义利天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家看来，利即“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既包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包括经济富足与政治善治，最终目标是通过“兼相爱交相利”，实现“国家之治、天下之富”。

儒、法、墨的义利争论发生在古典时代，它涉及对外政策的“价值观”与“实力”两种工具之争，也涉及经济政策的“本末”之争、“放任”与“干预”之争。这些关于国家治理理念与政策的讨论，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首先是价值观的对立，而且是以两个国家集团各自的实力为支撑的。实力和价值观并用，并不仅仅用于对外防御，同时也用于在内部凝聚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

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着巨大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普适价值。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以自由世界自居，其内部的种族压迫等问题却一直为各国人民所诟病。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果，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民权运动，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此后美国开始把自由、人权、民主作为推行其“价值观战略”的舆论战工具。但实质上，这种价值观外交及其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实力和技术优势为支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人们深思：何种文明支配未来的世界秩序，它就将成为文明的“最高标准”。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隐含着对其他文明生存权的忽视；种种动听词藻包装的“世界构想”，似乎要为人类设定别无选择的未来。

好在并非别无选择。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地实现了经济振兴，而西方陷入经济衰退，实力相对减弱。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对三四十年来兴起的西方价值理念的质疑和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从未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是有原则、有情谊、有道义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但国际主义、真诚待人、帮助受援国发展基础能力、实现互利共赢的精神，贯穿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之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一脉相承的“义利观”。

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应倡导社会主义的“正确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推崇“亲、诚、信、惠、容”等理念，“亲”、“诚”、“信”、“容”指向义，“惠”指向利，义利并用，又以义为重。这种义利观是价值观与实力的结合，体现了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幸福等理念。这更接近于墨家的“尚利贵义”。当然，“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仍有待丰富。就此而言，汉初的《盐铁论》所蕴含的治国思想的讨论，仍可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本位、内外一致的中国价值观。

（编辑碣石）

 

 

 

“革命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 

1915年2月14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了与帕尔乌斯的绝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志铭》，信中他感谢帕尔乌斯曾经给予他巨大启发和思想上的共鸣，但是接着说，1914年之前的激进左派在一战爆发后变了，我们的朋友，现在死了，“现在的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自己已死亡的幽灵。”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构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和它进行任何接触。帕尔乌斯为自己辩护的“致编辑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终拒绝发表。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置之不理。[1]

“堕落到了极点”

在帕尔乌斯与列宁的关系中，1915年5月瑞士伯尔尼期间他是否给列宁以资助？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表示怀疑。[2]当时，帕尔乌斯很急切地希望与列宁会晤，便突然现身在列宁所住的旅馆。帕尔乌斯在回忆录中记叙说，他对列宁解释德国革命不可能发生，唯一能够发生革命的是俄国，而且是作为德国胜利的后果，而列宁却梦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从战壕中走向革命。在此会面之后，列宁告诉一位布尔什维克朋友，他甚至没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直接告诉他，他认为帕尔乌斯是德国的奸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多已经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不想与帕尔乌斯有任何合作。列宁把他赶走了，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来了！会面结果很清楚，列宁与帕尔乌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3]

列宁自己则在1915年11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专门发表了批判帕尔乌斯的短文《堕落到了极点》，严厉和辛辣地斥责其欧洲社会沙文主义：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Die Glo-cke》）杂志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他出版的6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4]

而《钟声》杂志正是帕尔乌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财政支持出版的。

哥本哈根公司和布尔什维克有金钱往来吗？

德国情报局曾支持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建立与俄国进行贸易的边境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钱是否都来自德国？对此也一直有争议。[5] 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Semion Lyandres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宁的全部材料进行了重新研究，专门考察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中转贸易往来的所有电报，包括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电报往来。他对所有66件电报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没有一件可以支持临时政府的七月指控。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与彼得格勒的贸易电报，没有一件表明有资金从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相反，总计10万卢布从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购买进口货物。因为一战之后，俄国从德国直接进口的货物，特别是医药用品，受到各种制裁和审查，因此转至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走私。[6]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传记中认为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贸易中可能有钱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流，帮助了列宁的宣传事业。[7]

1915年，帕尔乌斯在德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下，企图在俄国组织大罢工和策划制造金融危机，这些事情也是《明镜》周刊文中大肆宣扬的。但是，这些活动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无关。相反，1915年12月，帕尔乌斯力量在俄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人数甚少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正与占大多数的、支持俄国参加一战的孟什维克进行艰苦斗争。无论是瑞士的总部，还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运作经费。列宁写信给斯堪的纳维亚的Alexandra Kollontay：“这里没有钱是最大的麻烦。”[8]

1915年12月，帕尔乌斯的确接受了德国外交部的100万元卢布，并且把它们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以用于“支持俄国的革命”。[9] 这也正是《明镜》周刊文在正文和脚注中给出的唯一证据，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这个证据也根本不是《明镜》发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尔乌斯传记中早就明确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明确说明帕尔乌斯与列宁1915年的会见是不欢而散，而《明镜》却仍用它作为列宁德奸的证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实是欺负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查找这本半世纪前的老书。事实是，这笔钱是德皇政府用来支持帕尔乌斯在俄国的颠覆活动，而不是支持列宁。一战之后的列宁及其政党一直在与贫困搏斗，1916年10月列宁在《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很需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如果这件事办不妥，我的确维持不下去了，这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10]

由此可见，《明镜》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尔乌斯和列宁之间的区别，以蒙诱读者。用德国的钱，帕尔乌斯的确成功地在俄国组织了一些罢工，这也是《明镜》周刊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导致他曾许诺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且，《明镜》没有说的是，由此在德国政府内部对他的巨额投资引起了强烈争议和怀疑，钱是否给错了？[11] 更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钱与列宁究竟有何关系？

运送俄国流亡者回国的操盘手

1917年2月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建议德国把各种俄国流亡的政治反对势力运送到俄国，以激发俄国革命。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帕尔乌斯就成了操盘手。4月13日，一批俄国流亡革命者到达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列宁。这时，帕尔乌斯已经等在那里，因为想见列宁。但是列宁拒绝见他，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话。帕尔乌斯告诉列宁德、俄之间需要和平，并询问列宁的政治方案。列宁回答：他对外交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让帕尔乌斯很恼怒，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证词，他通过中间人警告列宁说：也许他会继续领导暴动，但是如果他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他就会沦为我手上的工具！[12] 事实上，在关于德、俄之间的停战问题上，两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列宁关于停战的主张从来不是秘密，那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也是第二国际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帕尔乌斯构想的却是德国对欧洲与俄国的控制，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而这正是列宁致力于斗争的对立面。

列宁回国之后，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经费依然是主要议题。推测列宁获得过帕尔乌斯设法经过波兰社会主义者之手交付的资助，唯一的证据也只是列宁感谢一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尔乌斯的联系人，列宁感谢收到了2000卢布的资助！[13] 区区2000卢布，列宁还要亲笔写信感谢。此证据实在无力，甚至有反证的危险，连《明镜》也弃而不用。

帕尔乌斯是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

事实上，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公布的列宁“德奸案”文件中，帕尔乌斯就已经卷入其中，被列为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明镜》的“功劳和发明”。帕尔乌斯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俄国革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方式。你们这些疯子，为什么要担心我把钱给列宁？列宁和其他你们指控的人，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接受从我这里来的钱，无论是借款还是赠送。但是我给予了他们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钱和炸药更有效的东西。我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这是你们现在想摧毁的，但注定要失败的。[14]

托洛茨基则于7月8日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迅速刊登了《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

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15]

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四章“大诬蔑的一个月”中更详细地追叙道：

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

……

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16]

辛xx一口咬定说列宁的自我辩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赫尔方特没有出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其实，在《明镜》周刊的报导中，有两次提到帕尔乌斯：他被唤作“Parvus”（小个子），嘲讽地暗示他那相当肥胖的身躯、亚历山大·帕尔弗斯（即小个子，赫尔方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称），——但是《明镜》完全不提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诬陷之后针对帕尔乌斯的反驳，就像完全不提凯南对“西森档案”的考证一样。无论从左从右，只要不符合其结论，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明镜》式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鼓励了辛先生的无知无畏。其实，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宁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误导，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宁究竟是如何说的。然而，建立在如此谬误基础上的宣讲，却能够获得大量喝彩，这才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为什么今天撒谎、诽谤和谣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读列宁的上述批驳具有了新的意义。

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曾敦促德国外交部以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和补偿要求的和平协定，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与苏维埃代表拉狄克秘密会见时，帕尔乌斯希望列宁能允许他回到俄国，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受到怀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接受审判。[17] 与此同时，柏林的德国总参部已经要求情报部门严密监控帕尔乌斯的行为，特别是所有往来的电报，德国政府明确阻止帕尔乌斯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他也意识到已经不可能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外交部合作来进行与俄国的和平谈判。

列宁对帕尔乌斯的回国请求予以坚决拒绝，他回复说：“革命的动机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18]。之后，帕尔乌斯加强了与德国政府合作的反苏维埃立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期间，他积极建言建策，提出俄国很容易用军事制服和分割，这样就不用和苏维埃再进行和平谈判。俄国消灭了，法国打败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就可以主宰欧洲。这时，他已经与列宁及其苏维埃彻底为敌。[19] 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是德国财政通过帕尔乌斯来支持的，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相反，1917年12月，苏联成立“契卡”，26日,苏联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支援西欧革命。之后，苏联把银行收归国有。帕尔乌斯认为这些措施会激起国内反抗，便开始动员和鼓动国内外反动势力去攻击和孤立苏联，以制造最严酷的压力。他认为，俄国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认知错误。他谴责列宁的政党是少数人的军事专政，是对欧洲光荣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辱骂，苏维埃更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而不是现代民主。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在与德、奥外交官的私下交谈中，帕尔乌斯担心德国丧失对东线的经济制裁，会对今后的德俄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公开场合，他则谴责签署条约的苏维埃强化了德国鼓吹军事力量的政党，参加谈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为这个“革命沙文主义”的条约承担主要责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国和苏维埃都很快垮台，德国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对于俄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苏维埃。[20]

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验证了列宁之前对其德国沙文主义的批判。而帕尔乌斯就此对苏联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国际主义立场。

今天，试图向欧洲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认祖归宗的辛**等诸先生们，其实应该先拜谢这位德皇间谍“赫尔方特”先生，——多么讽刺的历史画卷，它揭示了欧洲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与今天中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今天他们正在把自己改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以争夺左翼的大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德国战败后，帕尔乌斯的政治生命也随着一战和德意志帝国的覆灭而丧失。1918年11月，他去瑞士隐居后被驱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有才能的大脑，这自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阵营的一个评价。

但是在第三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战之后的帕尔乌斯早已经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帕尔乌斯死后，《真理报》评论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实际行动，都已经与以帕尔乌斯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沙文主义全面决裂。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斗争，正是帕尔乌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变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这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事实上，这时的帕尔乌斯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公敌。试图通过这只肮脏的手，在90年之后再行诬陷列宁与十月革命，不过是黔驴技穷的一种媒体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一些左翼网站对《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做了反驳，一篇标题为“一个购买的革命还是一个购买的新闻？《明镜》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21]；另一篇标题为“《明镜》何以是错的？”[22] 。除了指出其证据薄弱，也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逻辑根本不是德国可以用钱购买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右翼意识形态的炒作。

翻案史学的代表作

其实，《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正是丧失基本学术品格的媒体“翻案史学”的代表作品。尽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上，作为发行110万册以上的老牌欧洲时政主流杂志，《明镜》周刊以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而自豪， 但为什么这样阵容的团队却不能就《明镜》周刊自2006年以来大量的反华报道，以及此次列宁德奸案违背基本事实的报道，起纠正作用？这已经不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能够解释的。在专业主义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场和利益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往往沦为这种政治立场合法化的遮羞布，这才是关键问题。

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如此描述：

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年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23]

这个漫长的“污蔑之月”并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1917年7月”在后苏联、后冷战时代还会获得新的生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作为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活着，而且正在“崛起”。如果我们需要真正从历史的视野之中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新时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来。（完）

（编辑 蔡万焕）

 

[1]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195-1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转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3]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0-101页。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6]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c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

[7]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 Ibid，p181.

[9] Ibid，pp187-188.

[10]《列宁全集》，第47卷，第438页。

[11]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2] Ibid，p216.

[13] Ibid，p221.

[14]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第180-1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17] Ibid，p239.

[18] Ibid，p246.

[19] Ibid，pp250-251.

[20] Ibid，pp251-253.

[21]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22]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23]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

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孔丹

一年中总要读一些书，在2013年读过的书中，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1]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文革”的重要史料价值

过去总是看老一辈人的回忆录，现在我们的同龄人也到了回忆往事的时候。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本书口述者的个人经历，关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有关1966年“文革”初起，北京的学校开始闹革命，红卫兵和西纠的成立，以及西纠的活动和被查禁，口述者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在书中，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到“《解放全人类》报”的九章，60余页，3万多字，将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不仅是讲述了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讲明了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决定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一晃就是将近50年前的往事了。书中回顾了1964-1965年亲历的发生于少数中学的学潮，以及越来越多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的文章，“《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作品”的出现，展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

1966年6月，文革风暴首先发轫于全国大中学校。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是形势把你架在那儿了。……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2]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3]

口述者作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第一负责人，如实地介绍了“西纠”的简要历史。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就是对整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4]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工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这些通令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的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5]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6]

…………

    红卫兵、西纠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当代史中，是无法回避的，而如何全面、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还需要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在以往的一些书中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抵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7]2013年10月，由陈小鲁回母校北京八中向老师道歉而引发了网上热议，其中一篇网文写道：“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丹高调道歉过。看来，同为当年的‘西纠’同志，政治水平就是不一样。”[8]写出这些文字时，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四个多月了，活跃的网民们还认为他在一直保持沉默。

孔丹在口述一书中，正面叙述了当时西纠的作为。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护余秋里。……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为保护既得利益。……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从西纠成立的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各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9]

说到西纠，大概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像孔丹和家人付出的那么多，代价有那么大。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10]

“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心结。”[11]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一种扎在心底的、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这也不是那个时代哪几个人的宿命，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一代人，多少都有着切肤之痛。今天，说这一代人会留恋“文革”，会为“文革”翻案，可能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一代人的思考，这不仅与年龄有关。我们不会像青年人那样言辞激烈地表达，但我们的内心很清楚，“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绝对不能再重演！

当然，对于亲历者回顾“文革”、回顾红卫兵和“西纠”的历史的文字已经有不少，孔丹的口述一书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能将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两相或几相对照，还原历史真实将更有可能。叙述史实，当时人固然重要，而当事人才更重要。他们的回忆使我们离历史真实总算靠近了一些。

近年来，在历史叙述和记忆回顾上，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将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与历史大潮流割裂，用一两个细节来否定或颠覆大的历史脉络，否定历史认知，曲解历史真相。特别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与叙述，尤为严重。就是一些历史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文章，也有意或无意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轨道。历史的记述需要细节，需要细节的真实，但如果不放到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不放到各个国家社会演进的规律中去思考，就会在整体上丢弃了历史的真实，落入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圈套——碎片化。希望从孔丹这本口述历史开始，对文革和红卫兵的历史回顾和研究，尽量少带些个人情绪，更多些历史感，更注重全面性和客观性，将他们个人回忆的历史细节与历史环境的大背景结合，方能还原出那段中国当代史的真实。

知青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知青生活是我们许多人的共同生活经历，短则三五年，长则六七年，从晋陕大地到大兴安岭脚下，从内蒙古草原到南疆边陲，1700多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在中国以至世界，既是史无前例，也是后无来者的。

孔丹在书中回忆道：

“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的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呆到1972年底。”[12]

“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许多新生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13]

“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的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陕北话，农民的自称。）……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14]

“我们那时读各种能找到的书，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即使在穷乡僻壤，我还是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大脑还是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包括黑格尔的著述。”[15]

“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的安排了。……我们那个窑洞永远是几个人往那一坐，大家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灰皮书是各种政治性的，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16]

“我在陕北四年，没有觉得很漫长，就这么过去了。”[17]

“过去了”吗？其实，对所有知青来说，插队的经历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从口述史一书的后半部中可以看出，像前面那段红卫兵和西纠的经历一样，农村生活对他的后半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会说这段生活经历能够挥之即去？！几十年来，这一代人的成功与沉沦并存，愉快与苦闷同在，生活境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与任何时代的生存者一样——坎坷者多而幸运者少，碌碌者多而成功者少。成功者靠什么？还不是在于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在于抓住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同龄人，作为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我不赞成那种“青春无悔”的浪漫，更看好的是“青春无愧”的自律与努力，在任何一个时代，幸运总是眷顾强者。作为个体，悲欢离合，坎坷蹉跎，人生的悲剧不少，而作为一代人，有了这样到农村广阔天地的生活经历，体认了农村，了解了中国，磨练了身心，更有一批人具有了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2013年初，我还读了一本写知青一代的小说——韩少功的《日夜书》。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不愧被称为“知青一代的心灵史”。作者对那些年代既不是诋毁，也不是无悔，而是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文化的美与丑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写了出来，记述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轨迹，展现给今人去回味与思考。这种作家笔下的刻画，与这本口述版的回忆录实际是异曲同工的。

孔丹如是说：四年的插队经历，“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把负面转化成正面的过程……”[18]

“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这代人后来形成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的。还有对人民疾苦的直观感觉。特别是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从一个哲理的角度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19]

无法回避，今天是知青一代执掌了治理中国的位置，“十八大选举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占31.7%。这些‘知青’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了解基层，掌握民情，贴近百姓，亲近人民，讲话朴实，说的话听起来舒服，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20]中国百姓需要的是为民所想，为民所愿，说实话，办实事的政府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和民富国强；我们中华民族需要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重道远，亿万百姓对此寄予了无限希望和美好的愿景！

思考与责任感

过去的几十年，我与孔丹素昧平生。1966年时听说过他的名字，再有所耳闻，就是2013年仲春，网上盛传的孔丹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这条信息，增加了我选择这本书来读的兴趣。

孔丹不仅在口述史一书中讲述了大量往事，还有他的许多思考，这些思考有着那个时段记忆的痕迹和事后的反思。例如“今天看文革”一章，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说起，有着十分详细的讲述。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21]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以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22]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回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23]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也才会有了1984年“清理三种人”时，孔丹的上书，中央发有关政策性文件的过程。[24]希望有关真相今后能够广为人知，而不要再做无谓的猜想。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能力和骨子里的“那种责任感使然”[25]，此书后半部讲述的主要经历在我看都与他的思考和责任感有关——例如：

在他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一职的两年多时间中，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值得一提。

“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26]

1984年，孔丹走进了光大公司。在“光大16年”一章中，他的叙述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从1993年他就任光大集团的副总开始，到1996年经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名成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他一直在负责处理光大信托投资公司140亿的巨额亏损，由他负责制订、实施的债转股方案，总算解决了光大集团的根本性危机，使这个企业得以在困境下保存，并从此发展、壮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危机的平稳解决，就不会有光大集团的今天。

2000年，孔丹调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到后来的任董事长，执掌国企一方天下后的“更名改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采取的“分润制”，中信银行的上市，特别是在200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果断处理中信泰富的负债一事，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而他的大局观和临危不惧的从容，实在难得。在中信内部员工情绪普遍波动的情况下，他积极谋划、创造条件，改进内部管理机制，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各自的正常运行，努力为中信集团的效益做贡献。

“当年，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了净利润59.5亿港币，2010年实现净利润89亿港币。中信集团既帮助泰富渡过了危机，也使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并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2008年这一年，经过努力拼搏，最终中信集团的净盈利是142亿，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了百亿以上的水平。”[27]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们都有他的如此担当，都有他的企业家智慧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的运作能力，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会搞不好？！也就不会招致那么多人的诟病。

孔丹如此总结自己的后30年的经历：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做了自己能做的贡献。”[28]

这种欣慰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为民族和国家做了什么贡献的心灵快感。也许，这就是一代人中有责任感的有为者的情操吧。

争论尚未有穷期

去年秋，从网上看到《亚洲周刊》上署名江迅的一篇文章，《独家专访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及前党委书记孔丹 ——中国红二代政见之争背后》，在接受采访时，孔丹谈到了这本书，也谈到了网上流传的他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

“最近舆论场上的这个关于我的传言，还是那句老话，谎言是不能长久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的希望。首先肯定是谣言，肯定是谎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悲哀，对一个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是信口雌黄。”[29]

“那么严肃的论争”是什么？他说：

“你看了书，就知道我跟那个老朋友的关系不一般，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道路。我们之间在观念上的分歧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们一些人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我书中最后提到了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的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当然是有所指的。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30]

2014年2月23日下午，我参加了友人们举办的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的读书会。孔丹在讲述和回答读者问题时谈到当今热议的腐败、制度选择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不少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31]

当一位读者提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时，他直接引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

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这么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他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即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一些老朋友的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32]

在谈到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时，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33]

这些话没有“官八股”，没有矫饰，是那样的直白坦荡，气宇轩昂，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表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座谈会上，孔丹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打动了我：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34]

也许，这就是孔丹的本色。

 

 

[1] 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

[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49页—第51页。

[3] 同上，第60页。

[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65页—第68页。

[5] 同上，第68页—第71页。

[6]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72页—第76页。

[7] 《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86年11月。

[8] http://blog.sina.com.cn，先奎的博客，2013年10月15日。

[9]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81页—第82页。

[10] 同上，第92页。

[11] 同上，第172页。

[1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10页。

[13] 同上，第111页。

[1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21页—第113页。

[15] 同上，第121页—第122页。

[16] 同上，第130页。

[17] 同上，第123页。

[18]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30页。

[19] 同上，第126页。

[20] 《四名常委知识青年经历的启示》，人民网强国论坛，2013年7月5日。

[21]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44页。

[2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44页。

[23] 同上，第150页。

[24] 同上，第167页—第174页。

[25]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72页。

[26] 同上，第162页—第166页。

[27]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214页。

[28] 同上，第221页。

[29] 香港《亚洲周刊》，2013年9月，第27卷，第38期。

[30] 同上。

[31]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年3月14日。

[32]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年3月14日。

[33] 同上。

[34] 同上。

 

这本书[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一块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被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同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同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 —从1927年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让居民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要乡愁，您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 —— 这简直是把刘汉刘总和谷XX将军的人生轨迹揉一块儿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骗子走而不跟你走呢？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便要大行其道：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完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附录一：友人双石来信

有人说中国没有地主，无非是祭起了“江南无地主”的翻版，说民国那会儿阶级分化没那么严重，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民国那种发展趋势是不是朝着社会矛盾尖锐化飞跑？当年沙龙中的大小布尔乔亚们，有没有什么非革命的办法能应对这种趋势？站在人性高度作傲岸批评总是很容易的。解决社会矛盾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缓和，建立足够的权威（或者说宪政吧）有效遏止、节制矛盾各方利益的碰撞；一种就是干脆抽去矛盾各方的基础，再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的实验迄今也没有扯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一旦没法节制，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不断地被碰撞乃至侵吞，那么第一种办法显然就无效，第二种办法也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真到了那般光景，不知那些竭力想以宪政之名固化现有社会关系的大小布尔乔亚们，又该如何是好？

民国大佬陈诚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文曰：中国农民之中七八成是佃农，“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纵然（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1941年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三年多减租……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

陈长官的结论是无可奈何的。当然有人可以拿台湾和平土改来说事儿，可那是在百万国军枪杆子下完成的（后遗症还多多）。民国迁台后与台湾土地主在没有利益和感情联系的情况下，以大陆带过去的黄金作储备搞土地债券，这套办法在大陆是整不成的。“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得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

附录二：友人曹豫生来信

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联想到今天，我想说：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时过境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对于革命的正当性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恰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第二是革命的成因问题。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那些地主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的，为什么普通民众放着“好”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这说得通吗？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革命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常见说法，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但“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还有，革命尽管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但以毛的能力也未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但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只能有相对的公平。

我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但不是为了促成革命。要真正追求共同富裕（当然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来防止“革命”的爆发。

（编辑  楚佳）

 

自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了一个从多部族帝国、部落国家、王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态的政治实体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外部势力只有在内部凝聚力瓦解之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文化精英们就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帝制的“维新版”、君主立宪、共和制、训政体制等都曾在讨论议程之中。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塑造“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新生中国全体国民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从而把国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结构清晰、内容鲜明的基本框架。我们要在21世纪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将设计并实施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华文化必须建构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上

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从石头中蹦出一个猴子来，那只能是神话故事。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作为“文化”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生活习俗、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都是彼此交汇融合的文化构成元素。尽管这些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仍在不断演变与重塑，但是脱离了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新伦理”和“新文化”，很可能经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并使国民陷入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真空”的境地，人们就会失去道德底线，彼此毫无信任，一切唯利是图。

如果要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共享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64%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5个省级的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第二，在中国的13亿国民中，有1亿多人属于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这两个构建国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出发，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人口上必须涵盖56个民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

社会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文化机构、出版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作家、剧作家、导演们所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原地区即汉族人口聚居区，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除了入主中原并被奉为正朔的元朝和清朝外，大都是汉人中原王朝的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吐蕃王朝、大理国、西域诸国、蒙古各部、云贵川各部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们）则十分少见，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如《贺兰雪》、《尘埃落定》、《奢香夫人》、《木府风云》），但是与充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人题材节目相比，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在汉人观众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人）认真收看这些节目？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观众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中内容几乎全都是汉人历史剧和汉人80后、90后白领的“小时代”节目。这种文化隔膜不仅无法创建一个涵盖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恰恰相反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和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区隔和感情区隔。

中国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藏、维、蒙、彝等边疆民族的角色，甚至很少看到回族和满族角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总是围绕着“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等过于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少数民族在观看国产电影时同样感到某种隔膜。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普通题材）电影时，就像观看韩国和日本电影一样。

自从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地理居住格局已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54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在新疆以外各省市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已有6.8万人。从发展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积极正面的迹象。只有在居住和就业格局中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离状态（藏族居住在藏区，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建立一个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沿海和中部各省市的政府和民众，应该努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努力使他们感到全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做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如果通过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在居住和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进行介绍和描述，相信一定可以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做出贡献。

在中国，从电视上最普通的广告（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电器等）中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形象，中央和东部省市电视主播人、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很低。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中国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口；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在感性上他们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北京是自己的首都，东部省市也是我们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信念呢？

我们呼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全国人民首都的北京电视台选拔并增加来自藏、维、蒙、彝等各少数民族的电视主播人和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大藏族或维吾尔族电视观众的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这将拉近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感情距离，有助于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近年来，《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手，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雪蓝刀锋》中出现了蒙古族角色，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希望今后这些努力包容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影视节目会越来越多。

我国设有特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非“少数民族”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一赛事？如果中国的“全运会”所设竞技项目是比照国际体育项目并为国际比赛培养选手，那么与之相区别的全国性“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应当包括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并更名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地区各族共享的区域性体育娱乐活动，其实不如组织跨省区或省区内的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会，让各族民众混合编组，共同参与，加深当地的民族交流和团结，还可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员。当我们的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员、摔跤队和马术队里有蒙古族队员、射箭队里有朝鲜族队员、登山队里有藏族队员时，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的心情会完全不同，汉族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中形成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造成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也造成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心理隔膜。这些习惯性制度化区隔带来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

多族群的美国如何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

多种族的美国并没有“少数种族题材电影”和一般（白人）电影的区分。当然，美国也拍摄了少数以黑人、印第安人生活或人物为主线的电影，但是其他绝大多数电影通常都包括不同种族的角色，近30年来美国拍摄的电影几乎找不到纯白人角色的电影。同时，在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其他各类节目的主持人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黑人，这样的影视节目使得美国民众（包括白人、黑人和其他群体）在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潜移默化地认同并接受了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美国文化”。

美国的体育活动决不仅仅是运动与比赛，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成为“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橄榄球赛、棒球赛、NBA篮球赛、田径比赛、拳击比赛及所有相关体育明星们都拥有无数 “粉丝”。我们也注意到，所有这些体育都不是以种族/族裔来分组的，所有运动员都以完全平等的资格来参与运动和比赛。在许多体育项目的顶级明星中，大多数是黑人。美国体育文化的构建与运行使黑人等少数族裔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使黑人把自己视为美国体育的骄傲。影视文化、歌舞文化、体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利坚文化”构成了各种族国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些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美国国民彼此之间最重要的认同，就是对“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

如果我们去问美国学者什么是“美国精神”，他们在介绍美国价值观时一定不会忘记谈到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社会差距，也不时出现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示威，但是必须承认，自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种族关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也是大多数美国白人摈弃种族偏见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改善种族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知识界、影视界、大众娱乐界等努力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我国电影观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完全无法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现在我国电影中很少出现少数民族主人公，这就使广大汉人民众在日常生活娱乐中无法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甚至基本意识，如果汉族人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滋生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非常不利。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指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族都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保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这个千年文明的多族群政体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殊死斗争中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

由于在几千年的迁移、混居、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中华各族的文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不仅在血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我们可以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化解隔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从汉族方面考虑，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相对比较发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马戎，2010）。中央和各地媒体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媒体报刊讨论“中国精神”时，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著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国民必须认识到：只有汉族，就不能叫“中华民族”；没有各少数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阔的疆域。近代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曾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从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考虑，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相互交织融汇的共同文化，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在文化上，中华各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史，新疆东部（如哈密）的维吾尔族也有和中原民众通婚的传统。少数民族民众需要更多地关注各族历史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认识到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放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

社会变化的主流是现代化，而非汉化

总体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流不是“汉化”，而是现代化，只是沿海汉人地区对外开放和吸收西方文化要比西部边疆地区早一些。所以，少数族群民众不应把这些源自欧洲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文化”，由于担心“被汉化”而心存戒心。同时，汉人自己也不要把少数民族民众接受这些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化”，而应当与各少数民族民众一起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共同推进现代化，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发展中华各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国土地辽阔、群体众多，历史上中原皇朝直接统属的行政疆域在不同朝代有很大变化。因此，我国族群关系的演变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今天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从另一个方面看，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警惕西方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中国

中国在许多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依然保持着“战国称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不能正视中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磊落胸怀，更习惯于“零和游戏”而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双赢”。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习惯于树立一个“敌人”，然后极力削弱这一“战略敌人”的实力。它们采用的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利用其“潜在敌国”内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运动。欲使这些国家内部持续的矛盾冲突也必然大大削弱该国的实力，使其无法完成现代化目标并丧失国际竞争力。苏联解体后，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的“霸权竞争对手”，只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计划，而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并致力于“重返亚洲”以来，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此刻，全体中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地认清这一国际大形势，不能过于天真。

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与巩固。以“中华民族”为单元建立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政治认同，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56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兄弟姐妹，每个群体无论人口多少和发展基础如何，都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每个公民的利益和每个群体的文化传统都将受到保护和弘扬，同时在继承发展各族群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地相互融合。

中国在21世纪的文化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努力梳理和调节国内各族群、港澳台群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维护“和而不同”的长期共同发展、平等交流的文化格局，引导各群体学会欣赏并吸收其他群体的传统文化，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编辑  萧枫）

 

这次让我来报告一下中国文化里的商业道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现在工商业界的道德的确是大问题。

中国现在有个皇帝——姓“钱”的，是个无形的皇帝，大家都向钱看，这是一个大笑话。这个过程不过二三十年，我都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活到现在，是近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这个题目很好听，叫“商业道德”，我认为不止是商业的道德问题，是全人类的道德问题，我们国家五千年文化发展到今天，整个的社会规范，人生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近30年，开放发展以后，道德出了更大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听了商会会长出的这个题目，我非常有兴趣，说很值得大家讨论，换句话说，这个商业道德问题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反思。“反思”是现在的观念，我们老的观念叫做“反省”，要每个人自我深刻反省的。

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国家没有，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提倡“洋务运动”，要学外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跟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当时在湖北的巡抚张之洞，他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旁边有两个老牌的留学生，一个是容弘，安徽人，留学美国的；一个是辜鸿铭，福建人，生在南洋，留学欧洲，通九种语言。张之洞先办兵工厂，开采煤矿、铁矿，创办织布局、缫丝局。那个时候保守的人反对搞这些事情，认为中国有几千年文化，为什么跟洋人学？所以张之洞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来，到现在为止，都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哪里是中学为体？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懂中国自己的历史了。大家不要认为读了中学、小学的这点历史课本，就已经读懂了历史，那差得远了！鸦片战争以后，跟着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用的也是西学，不是中学，可以说他是用西方宗教的皮毛，组织了一场运动，使我们国家的文化倒退了好几十年。

接下来满清被推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说并不全是中国的哦！也是西学为主的。三民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采用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成的。所谓民权，就是现在讲的民主，孙中山的著作讲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句话可不是我给他加上的喔！五权宪法是采用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加上中国文化的监察、考试，所以也大多是西方的文化内涵。

民国以后到现在，西方的思想，什么君主立宪，什么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统统被搬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来用过。直到现在，我们13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用的还是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中国自邓小平先生开放发展，至今已有30年了，当时的文章，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些仍然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文化

到今天为止，大家动辄就讲中国文化，请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中国文化是什么？如果你讲中国文化是孔孟思想，那完全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诸子百家的思想，太丰富了，孔孟思想不过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家。

我曾在书上讲过，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有三家大的店，道家是老庄做代表，儒家是孔孟做代表，还有一家是墨家，那个时候佛家的文化还没有来。

墨家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现在对于墨子（墨翟）的学问没有研究过，所以不懂。墨子的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那完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驱者。

春秋战国是这样三家，讲儒、佛、道三家是唐代以后的事，因为佛家加入而把墨家取代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里的杂家，是把孔孟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综合起来应用的。

要对商业反思

讲到中国文化，我们的商业行为，我觉得所有的商人，包括国家、社会，以及各行各业领导者，到今天为止，应该反省思考，我们的商业要走条什么路？对于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用的是西方商业发展方式，很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完全西方的。

说到我们今天的商业行为，先要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拼命去学工商管理，现在这些管理学都是西方来的，都是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自己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商业道德都没有研究。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我的观点坦白来讲，现在商业的行为都是兼并别人资产的手段。我也常常问大家，研究工商，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的，对于五千年来自己本国历史中这一套学问有没有看过、研究过啊？好像大家都认为只有西方才有这套学问，那么中国自己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那么笨吗？

正确理解“重农轻商”

很多书上都那么写，说中国到今天在经济、科学上不能发展，就是害在“重农轻商”上了。这四个字的问题很严重，字是读对了，可是却完全理解错了。世界上的第一经济是农业，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由工业到商业，这个轻重是两个相比较的先后，并不能因此认为儒家只注重农业，而轻视商业，那就把中国字理解错了！

中国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没有像商业那么轻便的向外发展。“重农轻商”，是以农业跟商业比较，商业是很轻松的，此为其一。

其二，“商贾”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书上是连着的辞句。什么叫做“商贾”呀？“行商坐贾”，在外面做生意，例如国际贸易的叫“商人”，坐庄开店叫“贾人”。例如《易经系传》上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众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说要了解商业的文化，中国人并不是轻商。

为什么大家会误解“重农轻商”呢？那是汉朝以后的事。

由于春秋战国到汉朝，三四百年间，这个国家都处在内战中。现在商业的行为，学了外国，专门打人家主意的，大的并吞小的，强的并吞弱的，就是“兼并”；所谓“兼并”，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战略的一种名称，像现在这样的商业，已经大有问题，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汉朝刘邦统一天下以后，汉文帝为了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先从“休养生息”做起，提倡节俭，以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起来。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我先提出来。如果要用“休养生息，重农轻商，注重勤俭”这个题目，把每代的历史作对照，至少要讲半年的课程。

那么由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休养生息的阶段，是国家受外人欺凌得很严重的时期，可是汉文帝这几代都忍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要休养生息，提倡节约。所以汉文帝做皇帝时连件袍子20年没有换过，非常节省；要修一个房子，下面报上来多少钱，他说，“哎唷！那么贵，不修了。”做皇帝的人，也要为国家节省，把国家财政充实富裕起来，所以汉武帝起来以后，先向西域发展，再讨伐匈奴外患，向外拓展。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阶段，对于国家的前途路线讨论得很热烈，是走经济、商业发展的道路好，还是着重发展文化比较重要。汉朝有名的一本《盐铁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深刻。这本书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跟商业发展的关系。记得诸位所尊敬的毛主席，当年也提倡读这本书，要大家研究。我劝大家有空多读历史，读历史要注意司马迁这部《史记》，他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子两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大政治家管子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商业道德有关系。

司马迁还有几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那么忙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这个利并不只是代表赚钱哦，我们把利看成赚钱，是缩小了的观念。

这里我插一个故事来解释这几句话。历史上也有记载，乾隆下江南来玩，站在江苏金山上看长江的船，旁边有一个方丈和尚陪他，他问这个和尚，“你出家多少年了？”他说“我出家40多年”，“你在这个庙子上那么多年，看到长江的船那么多，究竟每天来往的有多少呀？”这个和尚说，“两只。”乾隆听了说，“一天来往船那么多，怎么说只有两只？”和尚回答，“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甚为佩服。换句话说，上海街上的汽车那么多，每天有多少来往？只有两部，一部想做官，一部想赚钱，没有别的。

居安思危了么

我上一次曾在上海讲过一句话，当时的听众很震动，我说，“我们要反省注意，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十几亿人口，几十年前，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国家，做到了一件事，是把整个社会搞得一穷二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大家不要误解，要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做到，几千年来我们第一次做到这样均贫的社会。既然做到这样，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社会形态要重新建立，问题出在，还没有事先好好计划新建设的方略与纲要，就马上开放发展，但没有做好开放的全面策略。

现在只拿商业来讲，从开放发展开始到现在，应该只是三十几年，当时重新开始做生意根本没有经验，从前的商业文化断了，面对现实又不晓得怎么做。这些事大家还记得吗？我想在座的老板们，大都是二三十岁起来，到现在五六十岁，最多不会超过60岁，你们现在都很有钱了。刚开始发展时，因为整个社会是贫穷的，对商业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本，所以先做“倒爷”。

当宣布对外开放发展，很多人抛弃农工业去当倒爷做生意，跑单帮，由跑单帮开始到做老板，从小生意到建工厂、办公司、办集团，累计到现在，民间商业的资本，好像比政府还多。可是大家是散漫的，换句话说，开放发展以后，我们一切都是手忙脚乱，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但必须要“居安思危”！我常常说，我们全体中国同胞要关起门来反省才行。

现在大老板们有了钱，目标放在国外，一部分人把产品尽量的想办法外销，外销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贸易。我们做的工业商品销到国外，看起来是自己赚了钱，事实上人家赚得比我们多得多，自己所得的有限，还很得意呢！这个账沒有仔细算过。赚了钱以后，又想办法把太太孩子送到国外去，乃至到国外搞个商业，办公司，买房产。我说你们注意哦，这个时候要居安思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拿了美国国籍的日本人在美国有多少钱，成为欧洲人的犹太人在欧洲有多少钱，但是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日本、犹太人，在外国的财产一概被就地没收，被赶到集中营去。所以我对这些老板们说，你们怎么这样做呢？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受教育变成“香蕉”；外面肤色是黄的，内在意识是白的，不伦不类；三代以后，他们仍然是白种人里的五等公民，你们以为了不起啊？有人说在外国很自由，当然自由，你在别人的国家，坐在那里骂自己国家的人，谁管你啊？骂得越凶越好，这个很自由，但这不是好事啊！这是站在大的方面来讲。

再说第一，大家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考，这个财富的流失多少？自己甘愿送出去。第二，在国内一般商业界没有道德，非常奢侈。听说现在上海、北京，每餐酒席两万块，一个人一餐吃下来要一两千，相当于农村落后地区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用，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中国的传统美德遗失了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用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决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躯。

我穿的衣服都几十年了，至少看上去还干净整齐，你们现在的穿戴都非常浪费，有钱都消费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上面，这是一个国家的什么国民呀？当然你们有的也喜欢读书，发了财又去读什么班。国外的好多老板，只要有钱，只要做一个好的事业和公司，愿意给你用博士，一千个都有，你自己不必去读什么博士班了，你虽然什么都不是，可是所有的硕士、博士都是给你用，不对可以换人嘛！这些大学培养的博士生，都是送给有钱的老板去用的。

现在学校已经变得像商店一样，随便开班，随便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我一辈子讲学授课，是在做布施。佛学讲布施有两种，一种是钱财布施，另外一种布施是法布施，智慧精神的布施。譬如我修铁路，做些事业，我也做过生意，赚来的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没有占有。现在听说讲一堂课、一次演讲要几十万。如果有人告訴我，“老师！我请你讲课，给你20万”，我一定把这个人轰出去，一定骂他，你有两个钱，来找我干嘛！但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要求别人照我的样子。中国人讲的学问是“道”，道是天下人的公道，不是哪个人私自占有，自称权威的，所以你们读了书有了学问，知道的就应该告诉不知道的人。

中国人做生意有一个毛病，我看了几十年很伤感，譬如国内外同行做生意，假定国外有个生意来了，十块钱一件，隔壁一家晓得了，就卖九块半，另一家晓得了，卖八块，这是中国人的坏毛病。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不是这样做的，譬如日本人，虽然你两个不痛快，虽然是“同行生意，三分怨气”，但对外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我们中国不同，这些商业道德，现在统统破坏了。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像我的家庭，如果依共产党当年的标准来讲，小资产阶级还够不上，开个店铺，虽然比较小，但有卖布、卖米，还卖南北货、日常生活物品。我们商店门口贴的，就是几千年传统商业文化的标准格言：“贸易不欺三尺子”，做贸易不欺骗人，不耍花样，不讹诈，价钱定了就定了，不二价，就是小孩子、老人来买东西也不准欺骗的，都是一样的价钱；“公平义取四方财”，这是中国人商业道德的标准，大部分商家店门口都贴的这个。

现在开放发展以来，我们整个商业的风气，好像转向了四个坏的方向，“欺、哄、吓、诈”，这个我们要深深反省。几千年中国文化，是教育人人成为“礼义之邦”的国民，结果现在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这成什么话？所以讲商业道德，不是零零碎碎一点一点来讲的。

总而言之要注意，“天下无如吃饭难”，我父亲是遗腹子，我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了，他自己读书学问也蛮好，后来做生意，靠自己来操持这个家庭。他告诉我一个对子，“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一个人有钱有地位像一条龙一样，非常自由，游尽五湖四海，这是富贵的重要；“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一个人穷了像老虎一样，亲戚朋友看到都害怕，认为是来揩油的。所以我父亲常常告诉我，“孩子啊！小心节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一块钱会逼死你，最难是一块钱。所以我常常引用古人的诗，“美人卖笑千金易”，现在老板有了钱，到外面乱来，包二奶，讨姨太太，撒手千金万金，多容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一个了不起的人才，穷途末路，饭都没得吃。这些都是我从小受的教育，深知这个道理。

我们工商界在30年当中这样发展，民间的流动资金好像比国家国库还多一点吧？可是没有团结，很散漫，假设我们中国的商会商界跟国家联合对外，今天就不会是这个形势了，我们自己要反省，要赶快重建商业道德，建立好的商业风气。

自我管理与管理人事

再讲管理，我常常说现在做事业，用的是西方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是机械式的管理，是侵略式的管理。譬如一个工厂，做一个钟，流程是分开的，螺丝归螺丝，架子归架子；人事的管理，也是机械式的管理。但是最难管理的是人性自我的管理，做老板也好，做伙计也好，怎么能够管理自己？人有了钱就乱来，钱多一点的，就是像我前面提过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我听现在商界的朋友乃至公务员，都说忙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听那有什么稀奇，古今中外都一样，但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过去说上班的是“签签到，看看报，抽抽烟，聊聊天”，一天基本就过去了，但现在有的人，号称上班，其实每天中饭、晚饭、夜宵三次应酬，又喝酒又吃饭，五六个钟头就去掉了，再加上打打电话，玩玩电脑，回来太太一吵，孩子一闹，每天这样，再没有读书进修的心思了。虽然有些去上个硕士班、博士班的课，那根本是应付，是玩票，等于是买个证书，不是真读书，是在那里交际应酬交朋友。这个叫什么社会呀？值得反省啊。

再说管理人，人是没有办法平等的。在立足点上，人都是平等的，立足点以上是不平等的，“智、贤、愚、不肖”，聪明人和笨人，好人和坏人，怎么平等啊？无法平等。换句话说，男女怎么平等？平等是立足点上的平等，是人道主义，还不是人权。讲民主讲人权，那是外国人故意拿来整别人的，把大家迷糊住了。

现在一般大学毕业，跑到工厂、公司做事，并没有诚心，而是来学习的，半年一年懂了要跳槽的，越跳得快，薪水就越多，然后夜里再读个硕士，薪水就更多了，拿个博士薪水再加上去，所以没有真正诚心在学东西做事情。

过去中国师徒之间不是这样，像我们家里做过生意的，徒弟学三年只给他吃饭，一点零钱，没有薪水，三年以后开始起薪做伙计。譬如我们家里有个布店，那个学徒在布店学会了，做了五六年，我父亲说：“你行了，开个布店去吧！”他说：“不行啊，那我不是对不起你，不是跟你抢饭吃吗？师傅，我不能走。”我父亲说：“不要紧，我鼓励你，给你本钱，你到别的地方去开同样的一个布店。”然后学徒勉勉强强才肯走了，自己去做老板。现在不是这样，学生进来做事不会跟你同心的，这跟商业道德都有关系的。

财富的用途

讲商业道德，首先有一个观念你要认识，就是财富究竟有没有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人，活着只有两件最难办的事，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讲这个问题。现在社会的消耗太过，饮食男女没个规范，社会的风气实在太乱了，太糟糕了。当然，政府有责任，但是不能完全推给政府，社会上人人都有责任。我常常告诉大家办教育的事，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国三千年来帝王政治，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政府，没有出一个钱培养人才。中国过去的教育，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出来子弟卖给政府的，政府拿什么来买？功名！通过考试来买进的。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政府拿钱办学，培养出来的人，最后在道德上出了大问题。

那么人生的目标，有钱就为了饮食男女吗？这要搞清楚了。古人有一首诗，我把它改了一改，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世事循环望九州”，世间的事情就是轮回的，都是回转，跟圆圈一样循环的。望九州，中国上古把全国分为九州，是没有三点水的州，世界也分九洲，这是有三点水的洲，现在世界分为八大洲。

“前人财产后人收”，前人发了财，钱财永远是你的吗？不会的，会到别人的手上去。后人有了财产你也不要高兴，更有后面人在等着收你的。你不要看，这90年来商业行为，由倒爷的社会开始，到现在乃至发大财的，你仔细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楼，多少人楼坍了！我看了90多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么大，财发得多么厉害，最后都没有了。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银钱，在哲学的道理上来讲，是“非你之所有，只属你所用”而已。从出世法的观念来讲，刚生下来的孩子，这个手都是握着的，抓着的。你们生过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么握着是不健康的。婴儿躺在那里，两脚是蹬着的，好像拼命向前面跑。这样跑啊抓呀，到什么时候放呢？殡仪馆的时候放了。

所以“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人就是这样，就是不明白财富功名，连这个身体、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属于你所用，这个原则先要把握住。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财富，考虑如何对人类做贡献。有人说他也做了贡献，搞了基金会了，很多地方也捐了钱。你是不是为了逃税啊？还是为了求名啊？如果有逃税或者求名的夹带心理，这个好事就不纯粹了，大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了。

我常常说，你们大家只学西洋的经济学，但很少学中国的经济学，更没有研究过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我说如果你懂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就真懂得经济了。释迦牟尼佛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的，只是给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赚的钱，第一是官府收税，第二是有盗贼抢你或骗你。佛经上是王贼并称的，皇帝是合法的盗贼，盗贼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赚的钱先要扣掉王贼这一份；万一碰上个水灾、火灾又扣掉一份，还要花在父母儿女、六亲眷属、朋友等等的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对最后一份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并非你真正所有的，属于你所用，最终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这样一摊，光屁股的来，光屁股的去，躺在殡仪馆里交白卷！就是这么一回事，所有人的财富道理都是这样。

今天关于商业的道德、商人的修养，希望大家自己把人生的理念搞清楚，这是从事商业的道德行为最为重要的。这件事不能依赖政府，不能依赖社会，但要帮助政府、帮助社会自律的发展起来。

我好读书。古今中外，百家学说，兴之所至，无不涉猎。初读英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书的“导论”部分（以下简称：《马》论），激发了我若干思考。

经验性学问的本质

2009年7月，英国10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回答她于2008年提出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什么没能预测这场危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更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如今的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也几乎如此！一些学者过对“数学模型”的滥用，不光使这种“人文学”脱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使得欲进此门者对这样“人为设置的门槛”感到沮丧和愤怒。长此以往，这些学人及其著作就会被决策者们毫不留情地抛弃！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形象地说道：“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打到他家。……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笔者注）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的‘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

我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经营管理学是一门“实学”。要以老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和探索经营管理之“实”和“是”（实事求是）。反对搞花架子、耍嘴皮子、做书呆子；这“三子”既知不真、也知不实、还知不透，做起来则行不通，行不果，行不久。

根据多年的观察、交流、阅读和实践，我认为，战略学和经营管理学等“人文学”多为经验性学问。

经验性学问就是“求真务实之学”——非亲身经历难以得其真假虚实，非躬自实践无以成我能力水平。“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爱因斯坦语）。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虽然也必然以实际的例证为基础，但如果理论过多地抽象化演绎，最终会使其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脱离现实，成为“虚伪之物”。因此，从事实际指挥和决策的人，如果不能抵制理论的“引诱”和被理论“全副武装”了头脑的顾问和学者们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变得盲目、犹豫，给工作带来灾难。

经验性学问也是“经验道理学”。经验者，非得靠实践积累不行；道理者，乃不可违背之规律和原理。经验涵于道理之内，道理寓于经验之中。经验使人们加深了对道理的认识和熟悉，道理又反过来使经验不断逼近其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经验道理学不是经验“无理”学，也不是“知道”道理学，而是经验和道理的统一。

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具有同样的危害！有丰富直接经验的人仅是依靠直接经验去认识事物，不一定得其窍门，必须进行间接经验的学习。管理者和决策者，既要通过持续、反复地亲身实践，累积直接经验，又要通过理论学习、交流、谈话等诸方式获取间接经验。干中学、学中干，发扬已被多数人遗忘和忽视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不断反省，不断总结，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从而提升驾驭工作的本领。

研究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前提

今天，“战略”一词已被泛化应用，成为宏观思维、整体把握和深谋远虑的“同义词”。

美国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回答为什么需要战略时说过，战略是将组织经营之道（哲学，笔者注）转化为绩效的工具，战略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国“将军战略家”博弗尔也认为，战略是为了传播和实现制定者的哲学的工具。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战略，即：战略乃是其制定者为实现自己的哲学主张，在既定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有效地积蓄、动员、分配和使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主动谋划解决方案，以达到预期目的（目标）的科学和艺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魏征语）。正确的哲学及其指导，实为研究和制定战略的“根本”和“源泉”。为什么一些从事战略管理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往往胶柱鼓瑟、洋相出尽？为什么大多数讲战略的书籍给人的感觉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主要原因就在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因此，研究和制定战略者，必须加强哲学修养。

综观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战略家在进行博弈时，有哪一个不重视从对手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入手，研究其“哲学”呢？他们会问——“是什么样的哲学在滋养和塑造着对手的心灵和大脑、指导着对手的言语和行为？”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就有助于把握、甚至预测出对手的言行及其动向，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主动。

《马》论引用柏拉图的话写道，“像人类社会与国家一样，其他物种显示权利会以如下方式确定：优者主宰劣者并拥有更多。”联想到今天的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及其领导人的大脑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常发现“柏拉图”？

何为“正确的哲学”？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恩在这里向我们点明：只有首先从人们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出发来研究问题，才不会让研究成果显得空洞和无用。否则，起点和前提错了，那么结论和结果也必错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多余的研究”的根本原因！

这也就是张文木先生说的：“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的深刻含义。

以研究我国安全战略问题为例。第一个起点和前提，就应当以我国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和生存发展需要（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业？）为准。我国的基本情况至少有以下十点：

1、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海陆面积的国家；

2、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

3、一个有5000年以上历史沉淀的国家；

4、一个尚未统一，又为敌对势力欲解体之而后快的国家；

5、一个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6、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7、一个发展中的、资源短缺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8、一个古代辉煌，近代挨打，试过各种救亡图存方案的“灾难深重”的国家；

9、一个有自己独特和一脉相承的文明的东方（亚洲）国家；

10、一个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等还不发达的国家。

以上“基本点”所对应的领土领海、军事斗争、吃饭就业（尤其是三农、土地关系）、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治制度、执政党建设、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等问题，即应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基本和主要对象。

处处防备，处处不能防备。不能一谈国家安全战略，一古脑全上来，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枢纽、要害）。如同打仗一样，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就掩盖了坚锐所在，成了“消耗战”。慎明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提出要重视“四大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问题，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即是抓主要矛盾的一个实例。

研究不要过早和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

做任何研究工作，首先不要在已有的、尤其是权威的“定论”面前“止步”。因为所谓“定论”，仅仅是占有一定材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一家之言”，并非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历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要避免“郢书燕说”的歧义解释和“盲人摸象”的片面主观，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辨别和探究已有材料的真假与虚实，还原“现场”。这本身就已不易！更不用说在搜集和发掘材料时，常常会碰到以下情况：或是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有意掩盖部分或全部的“真相”；或是他们有意制造和传播“假象”。

对某些自认为已掌握“足够材料”的研究者，过早、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既可能流于肤浅或失之准确，也会让他们的读者忽视或错过许多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操作技巧和富有启发的观点。更不用说有害的“意见”对人的误导了！如果这种研究成为风气的话，那就使“以他为鉴，服务于我”的研究目的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使后来的研究者们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最终会使得这两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领域的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研究成果萧规曹随，从业者们被人奚落！

当然，对“时下”所急需了解和对待的问题，利用已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研究并拿出“意见”是必要的。但也要注意，一人一时之研究成果仅仅是个人性、阶段性的对“客观现场”进行的“主观拼图”，而非其本身！只有在多个不同的个体、不断地进行多材料、多角度和多方法的综合累积后，才会逐渐地逼近“现场”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得出更切实有用的东西。

研究者密切关注和跟踪新材料的出现，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研究方法，在各种已有“意见”的交叉中，不断地得出富有新意的“创见”、扎实可信的“新论”或提出颇具启发的“问题”。这样，就能为学术的进步，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把握研究问题的思想源流

《马》论写道，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许多研究文本、甚至那些最近以及最博学的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对思想起源的不经意忽视或无视。”作者还把曾多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现实主义思想源流的“无知”，斥之为“奇怪论调”！

试问，当下国内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士，你们有没有和弗里德曼先生类似的、对思想源流“无知”的“奇怪论调”呢？

麦卡洛克说：“那些在科学或文学各科里收集大量文献的人，或者那些下苦功夫追寻其历史的人，对于见诸早期开拓者的正确原则和学理几乎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不为已经破除的错误和荒谬一再复活所震惊。”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百年思索》一书的“代序”中说，当有一天她翻到韩非子写的《五蠹篇》时，让她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

今天社会上动不动就有人自封为某种观点、理论和原理的“发明人”——这种人还真不少！其实深究起来，他们所谓“发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曾经存在着的“文物”！他们敢这样讲，一个原因是无知，另一个原因是无耻！拿着背景、道具和台词已翻新、但却充满错误和荒谬的“古老剧本”招摇过市的“江湖术士”，无非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和善良，又做了一次“时尚秀”而已。

赵汀阳先生说得好：“正如生活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好汉，思想上见过世面就不会被那些貌似警句的废话所雷倒，就不会被长得很像大师的骗子所忽悠。见过思想的世面，即使得不到真理，也至少能够不为浅薄意见所欺骗。”

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相关要素

“郢书燕说”这个成语典故，是讽刺当时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后来多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读书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马》论引用恩斯特•哈斯的话说：“任何外交文献所使用的这个词汇[均势]”，“都不能反映作者的精确动机。了解这些动机要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整体进行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斗胆对每一位全权外交大使所使用的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进行概括。”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向世人“传达什么”，首先必须研究他的“作品”（如：自传、回忆录、书信、著作），从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思想心理和立场抱负。还要看——研究他的传记、研究他所处时空环境的著作以及同时代与其打交道的人的口述、回忆录，抓住“作者的笔”。

当然，这种“相当全面的”了解对研究一般的历史人物来讲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对某个领域公认的名家、大家进行研究，就应该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之所以能精彩地塑造毛泽东、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战略家在处理他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可信而生动的历史形象；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档案、文献，看其自传、回忆录、传记，同时代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对同类著作的比较等等方法，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气神”和“作者的笔”，把握其所处的时空环境的情势以及他们的立场抱负和思想心理。

张先生所进行的艰苦的“独立研究”，在今天浮躁的学术圈中是非常另类的、难得的。他对历史人物独到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如何准确把握历史人物言行的意味”很好的“解惑”！

专家“集体出错”的知识缺失

为什么社会上充斥着让人真假难辨的大师和似是而非的意见？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充满了迷惑，抱着固有的成见而不弃？为什么专家们总会被事实及其发展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否定了曾经的“自以为是”后，发现真相竟然“原来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能以国家生死存亡、不计家计私利之立场，打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门户壁垒、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博通之才”。

世间万事万物的事理彼此息息相关，各种学问不能切割而孤立之。比如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就涉及哲学、战略、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法学、金融、军事、心理、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学，如果一个学者对这些相关的学问未曾问津，只研究战略学，就会感觉到越想进步越难，走入死胡同。不能博通就不能专精。

现阶段，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整合各领域学者的力量。今天最见成效的研究成果来自紧密相连的领域，正是在各种学科的交叉点上才会有新的突破性的发现和成就。

前文提到的英国10位经济学家在给女王的信中还说道：“……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的，……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

很明白，专家之所以“集体出错”，其因皆在仅是某个专业的“家”而已，人为地切割了理论与现实及彼此相互依赖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专家 “集体出错”的现象，以及《马》论中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之间的“鸿沟”、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被“切割成两半”的现象，早已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经济学家一个群体、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这几乎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当今多数学者，知经济者未必学政治，知政治者未必学经济；研究国际关系者不知政治与历史，研究历史者不明政治与国际关系；搞自然科学者不懂人文，搞人文者不解自然科学；知中国者未必知外国，知外国者又往往不懂中国；博古者未必通今，通今者常常又未必博古；有理论者实践经验匮乏，实践经验丰富者又不懂理论；……不一枚举，令人沮丧。

“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者往往或因时间和信息（如：最近刚开始的共济会研究，以前国内就很少有人知道并关注），或因视野和角度（如：“金门炮击”，很少有人能从中、美、英、日及我台湾等角度综合研究之），或因立场（如：中外各方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或因位置（如：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或因能力（如：没有掌握唯物论辩证法或才能不济），或因专业（如：研究政治史的很少研究经济史）等等原因，使得我们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人物的认识难免产生“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孤立性和偏狭性，而浑然不觉。

拿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就应该、而且也必须从正确的立场和哲学观出发，从多个领域对美国的认知和总结，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和博弈，多类人物对其的认知和介绍等等方面进行总体的、长时间段的综合探究，从而总结出较为全面，切实的阶段性“意见”。这种研究成果我至今未见！

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问题丛生”

《马》论写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

这种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问题丛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风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

要使这种“问题丛生”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学者要和决策者有“一致的立场”。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一致，才可能有一样的感情，有共同的语言，情“通”了，讲“理”别人才能听得进去（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立场这个问题了）！学者在向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建言献计之时经常被礼貌地搁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没有认真对待“立场问题”——提建议到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情都不“通”，理何以“达”？！

但是，如果决策者站错了立场（如企业负责人光考虑所谓股东利益或者说个人私利，党政部门决策者不考虑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学者和顾问最好“走为上”。

第二，为学当“致用”。

决策者要的“意见”和“滋润其心脑的营养”，都是为了满足工作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管理学和战略学这种典型的“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足其所需，如何为之所用呢？这里，学风不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研究者为学是“图名利、为卖弄、赶时髦”，把研究学问仅视之为谋生和取宠的手段。

其次，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忽视或错认“人文学”是求真务实学和经验道理学，自己的成果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谁又敢用？！

再次，文风晦涩冗繁，故弄玄虚，写不出简洁明快、一针见血和为人喜闻乐见的好文章。看看《毛泽东选集》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著作，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第三，学者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

研究学问者众，然为人重视者少。实际上我们有三类“诸葛亮式”的学者：

一是“事后诸葛亮式”——他们的本事就是事后向决策者做“到底发生了什么及其为何会发生”的解释，而解释的结果有“误读型”和“正确型”之分。

二是“事中诸葛亮式”——低层次是“提醒型”，他会及时和准确地提醒决策者要注意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层次是“建设型”，他不光能提醒决策者，还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应对之策。

三是“事前诸葛亮式”——这类学者深得经世致用之实质，通过实践历练和经验总结，能见微知著，有前瞻性，使决策者防患于未然。此乃真学者，大学者！

总之，就经世致用而言，一门学术之兴衰，一位学者之浮沉，全在于是否为时代所需要，是否对社会有用处。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征途上，希望学者们能认清大势，顺势而为，以期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的确，“术业有专攻”。学者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与决策者缺少足够的理论积累，在现实中是一样的惊人。但并非是说，学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就不能集于一身，出类拔萃者如曾国藩、毛泽东、斯大林、尼克松、松下幸之助、安迪•格鲁夫等人，尤其是毛泽东，皆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卓越人物，是“办事者”和“传教者”相统一的大家。

榜样所在，虽不成至，心向往之！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太多的屈辱、沉沦。面对危难，一些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激烈极端的主张，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要取消汉字，从里到外彻底洗心革面。如今，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救亡高于一切”的危急关头，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在展望未来时，还应该回头审视过去。回望历史，我们对救亡过程中大量激情的反叛表示理解。我们理解那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也理解那些矫枉过正的夸张。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意识到，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就算一个婴儿出生要剪掉脐带，与父母的血脉也不可能断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不佳而埋怨父母，不能因今天的不幸遭遇而埋怨过去。只有用温情的敬意关照我们走来的每一个脚步，才有可能事实求是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为今后提供借鉴和动力。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极力贬低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抹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的价值，贬损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史学论著极力淡化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极力美化给中华民族施加了无数灾难和痛苦的源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就是在呼应西方，打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要中华民族再次丧失自尊和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是西方中心论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是紧密伴随的。不同在于，西方中心论是对西方自身的竭力赞美，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竭力贬低，两者相辅相成。简单说，西方中心论就是认为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自始至终创造着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明；人类最美好的“普世”价值观都是由西方独创，非西方文化落后，不可能产生那些美好的价值观；西方文化是全人类的至高点，也是全人类必须仿效的唯一出路。

遍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历史连接点。从历史渊源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属于拉丁民族，而它正是被后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或者说是哥特人、汪达尔人、诺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因此，当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在一千年后将被其毁灭的文明标榜为自己的文明之源时，实际上就是盗窃别人以往的文明成果为自己贴金。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它的推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事实上，毁灭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明程度都低于罗马文明，也低于很多亚洲文明。例如，他们长期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法。甚至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的北欧海盗，也成为那些国家为自己单薄的历史而感到骄傲的一部分。

欧洲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从源头上说都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亚洲。但是，欧洲尽量回避这一点，还将同出亚洲一源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视为异端，以正统的身份严厉打压一脉相传的父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被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地理大发现”就是欧洲人自我美化的典型之一。美洲作为地理上的存在，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吗？“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完全否定了美洲原住民的人类身份，仿佛只有欧洲人才能代表人类去“发现”它。

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因大量吸收东方文化成果而形成。启蒙运动中很多对于欧洲人来说属于新鲜的思想、观念、文化成果，其实早就存在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中。对此，欧洲人总是极力否认。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有些西方国家历史短暂，却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文物、遗址等方式，给自己的点滴光荣留下琳琅满目的实物佐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证明他们的伟大。

在欧洲人的历史描述中，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都尽量避而不提，或者一笔掠过，或者予以诡辩。西方国家自大航海以后轮番崛起，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国家都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贩卖黑奴。对此，欧洲人先是说那是给黑奴一个为上帝服务的机会，然后说是英国人有良心，率先废除了黑奴制度。再比如说贩卖鸦片，一会儿说是因为中国人闭关锁国，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贸易；一会儿说那时候贩卖鸦片合法，全世界还没有禁毒一说；一会儿又说中国老是占有贸易顺差，弄得欧洲人不得不反抗。种种论据都指向一点，西方从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先进的，错误或悲剧都是因为非西方人的原因。西方人对非西方人即便有点不仁慈，那也是为了给他们送去先进文明。

西班牙在美洲屠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谁见它道歉了？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印第安人道了一个歉，但他轻描淡写的道歉内容是针对当年强迫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以切断他们文化根脉的洗脑做法。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长期奴役、杀戮、虐待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几乎遭遇种族灭绝，在澳大利亚，有些原住民的确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道歉了吗？面对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一些国家多次要求西方殖民者道歉和赔偿。2001年9月，欧盟代表回答说：“赔偿并不能改变历史” 。

欧洲历史上即便对同为欧洲人的不同民族也犯下大量罪行，例如英国人长达数百年的镇压、奴役和歧视爱尔兰人；再如欧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等等。德国对犹太人的道歉和赔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个特例。除此之外，西方人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种种不良记录，总是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不惜浓墨重彩地粉饰自己。总之，西方从来不对自己搞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产物

把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中心论其实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随着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大，他们急需为自己的种种野蛮行为辩护，急需为自己构建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一起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而非西方民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绘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便处于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对人类有用、有巨大贡献的西方人侵略、奴役那些对人类没用、没贡献的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那些弱小、落后的民族遭受西方的掠夺、屠杀、镇压、灭绝就是活该、必然，无所谓的。这种手段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原住民身上获得了成功。哪一个民族如果被认定为“可有可无”，西方对待他们的一切方式便都具有了正当性。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说：西方“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利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 。霍布森所说的“显性种族主义”就是以种族、肤色等遗传因素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所谓“隐性种族主义”就是“文化种族主义”。它的起源可能比霍布森说的“18世纪初”更早，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歧视是它的体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对异族的歧视便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隐形种族主义”，即文化种族主义。当欧洲民族国家的武力冲突达到顶点时，这一文化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相结合，形成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上不同人种分成高贵与低贱，西方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从生理上就处于落后、低下的位置，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人类应该由西方白种人来统治，甚至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劣等人种。

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产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用武力消除所谓“劣等人种”的种族主义曾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罪恶，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但是，主张文化消灭的文化种族主义依然猖獗。在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绝对领先”教条的同时，“文化种族主义”则把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而且，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西方标准，西方等同于先进，非西方等同于落后。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的抬头，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种族主义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它在不同场合会以不同方式显现。例如，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政治改革目标，或以西方理论为核心的“宪政”等等，事实上都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体现。

文化种族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例如：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西方即便有不好的，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凡是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非西方的文化即便有好的，也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反，凡是非西方的，只要有坏的，一定是整体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是制度缺陷，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它的结果必定导致全方位崇洋媚外，从学术理论到言谈举止，从服装服饰到酒席菜肴，从家庭摆设到日常消费，从社会风俗到国家关系，等等。由此，西方在文化上便始终处于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要与西方理论不符，只要做的与西方不一样，就是错的，没前途的，大逆不道的。这种文化种族主义几乎使非西方国家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遇事总是先检讨自己、求西方“有点耐心，我们以后会同西方一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

欧洲向世界扩张的道路上，最终要与亚洲相遇，尤其要遭遇中国。当欧洲刚与中国相遇时，他们发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居然超过了他们唯一的模糊历史《圣经》，这种难堪是今天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这就成为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对于西方来说，非常难打。做一个比较，西方为把非洲、美洲的本土文化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只要动动嘴、动动笔，用西方文字和学术下个结论就完成了。非洲和美洲没有多少实力来维护自己和反驳西方。例如，欧洲人从肉体和文化实物上大量销毁了美洲文化，以至于今天，残存的、被偶尔发现的美洲古老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和正确解读。

而中国随时都能找出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比欧洲更先进、更文明。西方对待非洲、美洲本土文明的做法在中国不再适用。西方为此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标准、发展规律来描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认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是比较低级的，属于向西方的高标准逐步靠拢的过渡形态。西方发明的种族主义理论，将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高低层次，黄种人介于白黑之间，就是这一方式的明确体现。

二是通过教育、宣传、武力等种种手法，让很多中国人接受和信奉了西方中心论，靠这些人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否定中国历史，贬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光辉成就和贡献，否认其正面价值，助长中国人的历史自卑感。于是，中国人丑陋、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片黑暗等等言论多年盛行，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思想。

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自觉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和正确在中国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失去自信，从而阻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否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战役”，那么其中还包含着一系列战斗。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质疑和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价值的言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反对指向五千年历史的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指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历史的虚无主义。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分析，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动的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收获颇丰。

但是，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肯定中国历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并不是要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要客观地认识成绩和分析错误。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习近平所说的“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确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长期是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人有无数创造发明，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至今还对世界发挥巨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是否定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历史的必要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失去了意义。如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像某些人错误地描述那样，都是一团漆黑，要全部否定，连中国人的性格深处都有难以改变、丑陋的劣根性，试问，我们凭什么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复兴？

虽然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不十全十美，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接纳各种先进文明的成果，但是，吸收和接纳的对象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妄自信，而是对自己实事求是的认识。如同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对于中国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批判的也该总结汲取教训。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自信。敢于批评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信的表现。但自信还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自信。它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引发了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反思。中国的复兴与反思始终在同时进行，反抗压迫与民族救亡成为首要目标，这一方面使得反思不够系统和深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和表面化。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重新崛起，才能被西方文明接纳。仿佛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是落后，都是野蛮，不是文明；仿佛是中国以往的一切造成了近代的落后挨打。这种反思虽然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但痛定思痛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反而有严重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社会。

我们一时还难以改变西方主导的文化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是应该有能力改变自身，而且应该从现在起，立即着手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失去精神基础。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起伏后，在当今中国开始迅速上升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坚定信心，不人云亦云，不妄自菲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重新面对我们创造了无数光辉成就、光荣业绩的祖先，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 。“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 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 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 “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 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

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 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

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

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

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注：本文引用作家边芹的文字全部来自“四月网”与“观察者网”的“边芹专栏”文章。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开店的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八十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了，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这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四十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依靠改革上层和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九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氏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十六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而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准备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竖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但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老谈。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方才能够逐步集合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它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四万万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一心，来打败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国民党元老，一半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尤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上世纪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他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2011年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这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绝决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的。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