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是从1994年由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试点城市是18个，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到58个，1997年继续扩大到111个，基本已经扩展到全国。试点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映出改革试点政策已得到高度认同和渴求，这项艰难的探索性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准备好了一把真正的“杀手锏”。

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是一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的是让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个目标本身意义重大，只有让困难企业能够实现正常退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在经济转轨中必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国家的产业结构才有可能优化。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出发点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不一样。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企业转轨到市场经济后从体制和结构上不一定能适应，有些甚至难以生存。形成了经济转轨中的结构性矛盾，需进行主动、有效的调整，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就成为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彻底的调整方式。

国有困难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正式提法为“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除了企业破产之外，还有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

当时国家之所以提倡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是因为社会承受能力不足，担心企业破产过于集中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一段时间在政策上还强调“多兼并，少破产”。因此，1997年和1998年实施的项目分布是：企业破产1031户、企业兼并2540户、减员增效1494户。但是，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的实施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减员增效企业虽然大部分减少了亏损，但真正实现了扭亏的很少，1998年实施的减员增效项目中只有5.5%的企业实现了扭亏。企业兼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操作“拉郎配”，强令本地优质企业去兼并困难企业以享受政策，但结果往往很不理想；也有一些企业利用兼并政策盲目进行“低成本扩张”，使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最终把自己拖垮。

直到1999年之后，随着再就业中心在全国城市中形成了网络，社会的承受力提升，这项工作才逐渐调整到以企业破产为主。2000年以后，企业兼并项目也不再安排了。

国有企业破产工作最大的难题，一是如何筹集改革成本，二是如何安置职工。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通过优先清偿给予保障，是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与按1986年《破产法》依法破产的最大区别，这将解决企业破产在成本支付方面最大的一个难题。由于优先保障了职工的安置费用，企业破产后债权银行的清偿率都非常低，一般不会到5%，实际上是用银行的资金补了社会保障，国有商业银行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企业破产后对下岗职工如何管理，这在工作初期也是个难题，1997年全国开始筹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后，这项工作就有了一个较稳定的依托。1997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经贸委为组长单位，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局、国资局等部门组成，并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参加。全国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

由全国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充分听取各省市意见的基础上，直接提出项目名单，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再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金融机构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工作的重点也越来越突出，主要推进纺织、煤炭、有色、冶金、军工、制糖等困难行业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破产。

这样一套组织体系和计划管理方式非常必要。

当然，这种工作的组织形式和计划管理方式确实行政色彩很重，学者们也有一些批评和非议，但这种模式很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能保证工作有序推进的有效办法。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推进最为艰难、社会风险最大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这项工作一个最突出的外在特征。

企业破产引发群体性事件很难完全避免。企业破产使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而企业之所以要破产的原因与职工基本没有关系。尤其是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是一家人、几代人都在同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政府为下岗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但企业破产对职工切身利益的冲击实在太直接、太大了，化解群体性事件几乎成为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中一个标配的任务。

为缓解企业破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地方政府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是，以破产剩余资产首先重组一家新企业，然后安排一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部分地缓解一些矛盾。这种做法一开始并未得到高层的认可，但最后这种做法也被默许了，底线是再就业的职工必须转换身份、重组的企业不能仍然是国有企业，以保证新重组的企业不会再作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出现第二次破产。

由于地方党委、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负总责，在当地有国有企业操作破产时，政府都要组织清算组进入企业，主要是做稳定职工的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无情破产，有情操作”。一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负责破产操作的政府部门要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组到基层做工作。工作组基本都会被下岗职工围困，多少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工作组成员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只能耐心跟群众做政策解释工作，直到警察把他们救出来；解救出来后，往往还要再次返回继续做工作，直至事态平息。很多省市工业系统负责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大都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资源枯竭矿山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1998年为解决煤炭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困难，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了一批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和需要破产退出的困难企业，它们的破产是工作中的难点。

一是作为中央下放的企业，各项破产成本的支出责任往往并不十分清晰，而企业和职工都是拖不起的，工作稍有迟缓就会出事。二是其中有不少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地处偏远、缺乏社会依托，职工再就业的机会很少，处置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三是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大，职工人数很多，聚集程度较高，非常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中央下放的有色金属企业中，需要破产的有198户，涉及职工61万人；1999年在国有重点煤矿中，资源已枯竭的煤矿有124处，涉及职工88万人。

为明确中央下放企业破产相关费用的支出责任，国务院于1999年5月下发了《研究辽宁部分有色金属和煤炭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33号文件”对职工安置的经费来源、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公共设施移交地方后的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

资源枯竭矿山的转型处置是世界各国都曾遇到过的难题。发达国家一般的做法是：制定中长期调整规划，逐步关闭矿山，多渠道安置员工；同时，投入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当地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一般都很长，法国关闭国内煤矿历时20年，日本关闭本国煤矿用了30年。按理说，资源枯竭矿山的关闭和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但当时由于没有专门制订的政策，除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之外找不到别的处置方式。

与一般的国有企业破产相比，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破产的难度要大很多。本溪煤炭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本煤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实施整体破产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是中央下放企业之一。本煤公司有90多年的开采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煤矿资源逐渐枯竭，煤矿进入了衰老报废期，企业还有全民所有制在职职工1.5万人，全民离退休职工2.1万人；集体所有制在职职工1.6万人，集体离退休职工两千多人。

1999年7月，本溪煤矿公司的破产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本溪市负责操作。破产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群体性事件。职工累计上访、信访达到10万人/件次，上访人员堵塞铁路15次、阻断公路28次、冲击省市两级党政机关上百次，最多时聚集了近万人。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立即派出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沈阳、本溪研究解决问题。工作组在现场深入研究了有关的政策问题，听取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形成了《关于研究本溪煤炭实业公司破产有关问题会议纪要》，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这个纪要后来被称为“本煤政策”。这次政策调整对本煤公司破产的继续实施和事件的逐步平息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2000年6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即“中办发2000年11号文件”，内容比本煤政策更加规范和全面，在职工安置政策方面有新的突破。

这些新的政策适合资源枯竭矿山企业的实际，体现了国家对这类特殊企业和职工应尽的责任。“11号文件”日后成为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的主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的制订和发布对于我国解决资源枯竭矿山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之后，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各地的操作办法不断改进，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一直按照既定的节奏向前推进，每年都有一批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通过这种方式顺利退出了市场。2003年，由新成立的国务院国资委，继续牵头组织实施国企改革和管理工作。

此时，新的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正在酝酿，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这都预示着这种特殊时期的企业退出过渡方式最终要向规范的依法破产过渡。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务院国资委经报国务院同意，开始安排编制“全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体规划”。并对全国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梳理出那些应该破产而未能实施的企业集中进行处理，为转向依法破产做好准备。

200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全国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即“国办发2006年3号文件”。“3号文件”高度肯定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明确了总体规划的实施范围：共计2116户企业，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2亿元，职工351万人；工作的区域重点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行业重点是军工企业、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和有色金属困难企业。“3号文件”明确，总体规划的实施期限为2006-2008年，2008年以后不再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

2006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发布。这部法律在修订过程中借鉴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实践，法律的严密程度和可操作性有了很大提高。

新的《企业破产法》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增加了一个重整的程序，为困难企业的处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新的《企业破产法》把破产企业对职工所欠的工资、保险费和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都列为破产财产清偿的第一顺序。这一改变无疑会增加债权人的损失，但对破产实施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为日后国有困难企业进行依法破产打好了基础。

到2008年底，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总体规划中的2116户企业全部完成了审核工作，并开始进入破产的操作程序。

在2008年之后，国务院国资委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了汇总。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通过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途径，一共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涉及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共984万人。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是一项在特定时期、用特定方式、帮助特定企业退出市场的专项工作，是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的结构调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项工作为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目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大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突破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不能够破产的观念障碍，解决了以往国有企业因难以破产涉及的大量复杂问题，制订完善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操作性政策。由此，在国有企业中初步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二，化解了大量经济转轨国家必然会产生、也必须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与经济体制转轨并无直接关系的资源枯竭矿山、军队所办企业等问题也纳入这种方式中解决。由此，国有经济的结构得以优化。

第三，这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社会稳定冲击最大、最为惊心动魄的工作。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社会冲突不可避免，通过各级政府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挺过了社会风险最高的阶段。

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到2008年总体规划执行完毕为止，这项工作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在14年极为艰难的推进改革过程中，面对大量复杂的具体问题、尖锐的利益冲突、多方向的博弈，相关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但始终没有放弃，并最终实现了既定的目标。这对于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

再就业中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最难的问题一直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其中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制约因素。

在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时期，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人浮于事非常普遍，即使经营情况尚好的企业，也有减少富余人员的迫切要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大量职工下岗已不可避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下岗职工在就业成本上完全没有竞争力；由于配套的体制建设远远不到位，企业之外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作为安全网。

国有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究竟占多大比例？一般估计在40%左右。几个典型企业的例子是：中石化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进入了51万人，存续企业（非上市部分）有70万人；中石油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有48万人，存续企业有100万人。当然，存续企业中还有非主业资产和办社会机构；但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用工也绝非精干，这两家公司可比产品的人均产出大约为国外油公司的十分之一左右。

人员过多造成的问题首先是人工成本过高。单一员工的成本并不高，但加总的人工成本很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国人工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难于管理。能进不能出，定岗定员难以做到，很多管理制度不能真正落地。因此，减少企业富余人员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富余人员减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在企业之外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安全网。那些年，即使一些企业通过内部改革硬化了用工机制，由于没有构建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企业富余人员也只能在企业内部自行消化，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正好处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空档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有一套保障制度，但性质是单位保障制。职工的保障责任由其工作的企业来全部承担，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单位人”，离开了工作单位，所有的保障都会悬空。这种单位保障制度契合计划经济时期的运行，国有企业与政府在财务上直接联通，企业的保障支出多了利润上缴就会少一些，保障支出不够政府就有责任给予补贴。

改革后国有企业进入了市场，企业自身没有了保障，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财务补助关系也被切断。一个自身没有了安全保障的主体，已经不可能再为职工承担保障责任。

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必须是社会化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状态下推进，但职工分流安置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的。

面对越来越大的职工下岗压力，各地政府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第一批18个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这些城市要率先试点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也就要率先想办法去破解职工分流安置这个大难题。

青岛市在1995年前后在全市实施了“双优工程”，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相结合。上海市探索的则是日后推广到全国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当时上海市属国有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的压力非常大。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市属国有企业的数量多、职工人数多，而且有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上海国有纺织工业系统有职工55万人，国有轻工业系统有职工40万人。这两个系统的国有企业历史上贡献很大，曾经创造出众多的国内知名品牌。

1996年初，再就业中心在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和仪电控股公司率先成立。之前，上海纺织控股公司下属12家国有纺织企业准备破产，但因为职工无法安置一直不能实施；再就业中心建立后，先把职工托管出去，企业才得以进入破产程序。

对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上海市明确不仅要“管”起来，还要想办法“流”起来，使其尽快走出中心实现再就业。为此上海市对下岗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帮助下岗职工提高再就业技能。上海市规定，全市各行各业需要招工的，都要先去再就业中心招聘下岗职工[1]。

由于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政策，走出再就业中心、实现了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比重越来越高。在实际工作中，进入再就业中心实际上是一种“托底性”的安排，有了这个“底”，就可以采取更多的方式分流安置职工，如提前退休、自谋职业、停薪留职等。

对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及时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并上报，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7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国有企业广泛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并明确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任务。

199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即“中发1998年10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再就业中心建设和相关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两次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后，各地再就业中心建设明显加快。到1998年底，全国各城市的再就业中心已经基本形成网络。

依托再就业中心平台，各地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方向是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再就业中心安置的主要是破产企业或困难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三年改革脱困期间，一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减少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主要方式是“内部退养”和“协议解除劳动关系”。

在依靠再就业中心分流、安置、管理下岗职工的同时，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快。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从当年7月起在辽宁省开始进行试点。

辽宁省的试点工作开始之后，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文件，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构建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的政策框架。

从2003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开始撤销再就业中心。此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中心，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保障系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的“并轨”。

“再就业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它标志着一段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在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任务非常紧迫的形势下，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党中央、国务院肯定了地方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是意义重大、非常及时的决策。

在1997-2003年期间，国有企业累计有2700多万名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得到了有效管理并保障了基本生活，其中有185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临时性的替代物，再就业中心直接支持了当年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缓解了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编辑  季节）

我1957年5月27日出生于陕西西安，学名张文木。父亲取名出自《庄子•人世间》，庄子在这篇文章中将树木分为文木和散木。文木是有用之木,散木是无用之木。文木因其有用而夭于斧斤,散木因其无用而颐养天年。学者认为，庄子是在赞扬散木。我以为庄子的本意是将有为与无为统一。由于现实世界太强调有为，庄子才强调无为的好处。父亲取名时说：人还是要有作为的。

我小名叫望回。望，比也；回，颜回。孔子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父亲说，可与颜回比比。我考上博士后，对父亲半开玩笑说∶与颜回比，吃苦耐劳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我不输颜回，相比之下，颜回就差个博士文凭。

回顾一生，除了自己努力外，总觉得老天也在眷顾我，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总会出现柳暗花明。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读毛主席的书开始起步人生的。读小学时，社会上就“乱”了起来。学校基本不上课，图书馆也贴上封条。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学校就没有多少其他知识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毛主席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老师。毛主席的书，我读得早，记得也熟。

入中学后，学校已经复课了，图书馆也解禁，但毛主席对教育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这时毛主席鼓励大家“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当时我一头沉下来“响应号召”，按当时流传的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读起书来。先读马列的书，又转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范老的文章绝无八股气，极通俗，我从此受益于他的文风。当然，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倡导的文风。那时学校课堂上考勤不严格，更没考大学这回事，因此我有幸摆脱了如今学生那么多的负担和压力。大量的阅读时间使我可以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由此我便结了书缘。当时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同时也让我最受益的就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使我在人生的启蒙阶段生发了理想和做人的主义；有了理想和主义(尽管当时还很朦胧)，就有了做人的根底和方向。我当教师的时候，学生常请我向他们推荐好书，每逢此时，我都会告诉他们：毛主席的书将使每个中国青年终生受益。

1975年，我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陕西渭南大荔县插队锻炼。乡下生活艰苦，但我至今都觉得它是我一生收获最丰的年代。初到农村，我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为农民办沼气、搞夜校，其间有成有败，有快乐也有痛苦。与农民的交往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人民学习。四年的苦辣酸甜，特别是其中那迎着剌骨寒风，披星戴月与成千上万农民会战黄河大坝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知道了农村与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了解了中国。现在看来，我们那一代人的下乡经历是今天有些青年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出其珍贵的无形财富。

正是这一时期的坎坷，使我能够对后来读书工作，乃至爱情婚姻中出现的挫折坦然处之；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天然陶铸，使我养就了朴素的品质，朴素让我后来人生过得很充实。还是这四年的农村磨砺，使我知道了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才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冷静又使我在无常的生活变化中得以为人无愧，为己无悔，始终保持了做人的本分。

1978年，我上半年参加征兵，下半年参加招工考试，都不顺利。记得那年参军已经快戴红花了，又不行了，后听说让人顶替了；招工考试差一分，如有那一分，我就到大荔县粮食局卖粮食去了。

结果，学习好的被招工走了，我这学习“不好”的用5个月的时间从ABC完全自学考上西北大学英语本科。记得考大学的同时，我父亲也在给我办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手续，结果是我父亲同时收到返城批文和我的大学入学通知书。记得那天父亲左手是批文，右手是入学通知书，高兴极了。入学后，由于有四年下乡经历，我非常珍惜大学学习时间。本科整整四年，我基本都是晚上图书馆自习后再回教室学到12点。过年也是除夕回家，初二返校读书。总的说来，成绩还好。

但是，我并不满足只学英语而没有其他专业知识，我开始旁听中文系世界文学和历史系世界通史的课程。大学四年级时，我决定考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信心满满，在宿舍写下“奋斗”二字，可视为自我鼓励。记得那年就初录了我一人，可在面试时我被刷了下来。当时外语系不支持跨专业学习。

我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临潼县中学，一年后又下放到新丰镇，就是项羽给刘邦摆鸿门宴的地方，在一个技术学校教英语。那里的娃娃很朴实，让人难忘。学校只有四间教室，围墙高不过肩。记得很清，工会主席腰上挂着学校的许多公章。我是本科生，算是分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房。上班第一天，回到房间拉被子休息，被子里竟跑出一窝小老鼠。乡下学校一年放四次假，学习时间富裕。

1984年，我写了13万字的《宏观信息论》，手稿现在还压在我的书柜里。《资本论》《爱因斯坦问答》等书也是这一时期读的。下面是当年写的一篇日记，其愈挫愈奋的心情跃然纸上：我一天都在写作，写我的《宏观信息论》，下午出来散步，我漫步在不平的小路上。路边是奔跳的小溪，小溪两边是簇簇秋草。风儿使劲地吹，小草翻动着落日的光，彩色的光。我心情抑郁，壮怀激烈：我在骊山脚下四方漂泊，可我不忘少年抱负；我放眼远望天上腾空雄奔的大云，幻想何时才能那样掀起历史的大浪；我凝视眼前这遍地秋风，但愿我也能驰骋沙场……少年啊少年，少年并没有忘却当年的文字激扬，少年并没有意志颓废，他多么想再振华夏声威，报效这爱国心肠……我慢慢地走着，只有小溪和小草理解我的心，小溪欢腾地随行，小草热情地歌唱，我俯视着它们，仿佛它们都是我的将士，瞬间，我眼前晃动着百万大军，待我调令……我知道这是幻觉，我却激动地与小草握手，与小溪同行，我真不愿与它们告别。

2019年《太平洋学报》第10期发表我1985年写的《群环共构的宇宙》。这是我唯一的一篇天体物理学的随笔，其中的构思恰恰产生于天津读研期间 ，而这些思想则最初萌发于在临潼新丰镇阅读爱因斯坦理论时的思考。1985年我考上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班，专业是科学社会主义。此前读了爱因斯坦和自然辩证法。这促使我一直在思考宇宙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在同学中基本属于“疯癫”类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散步时问自己：既然人的认识是无限的，那为什么人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头的背面是什么样的——通过镜子看到的只能是间接的认识，间接的认识只能接近真实但并不是真实。由此我又问：宇宙的后面是什么？我只能知道宇宙后面还是宇宙。这样就打破了牛顿、爱因斯坦的单环宇宙，提出群环共构的宇宙的构想。于是我一气写出《群环共构的宇宙》，三十多年后，这篇文章得以发表，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文章不长，但其思维深刻的程度，今天读来仍让我吃惊，我都不知这是怎么写的？我的人生有太多的失败，今天看来，都是天意：老天不让我走的路都是对我不好、对国家民族也是不利的路。

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前，许多同学劝我考托福出国，今天看来没去是对的。大学毕业后，也曾试着涉足商海，但性格和爱好使我很快回到学校读书。2016年，美国海权论之父马汉曾执教的海军战争学院请我开会，除了来回机票等条件，他们知道我尽管英语本科毕业却不爱说英语，还说要给我配翻译。对此，我感谢后秒拒。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从天津来到杭州，到浙江财经学院任教，天津老师介绍一位杭州姑娘，谈了几天就谈成了媳妇，当月领证。也算闪婚，可这一闪，就是一生情。

1989年，我就信息战问题思考成文《迎接新世纪的挑战：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我把文章寄给钱学森并得到钱老的回信。

记得写这封信并收到钱老回信之后，有一位同事也是好心，觉得我书呆子气重，不灵光（杭州话，不机灵的意思），当面指着我断言十年内我将一事无成。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是天津师范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人家是复旦级别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我俩的差距可能就是乌龟和兔子的距离。

当时杭州没多少学术氛围，大多数人不太理睬这类“没花头”的事。因此我决定北上。1994年考入山东大学读博士。

1997年，博士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做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研究。

我一生没当过任何级别的干部，也没当过这江那河的学者。我的研究员职称是五十多岁时评上的。从教以来没当过硕导遑论博导，就是发表的文章多，出的书多，涉及领域广泛。没申请过重大课题，有一个课题是一家单位专为我设的，人家让我写两万字，我一下写了两百多万字，这就是那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课题费没用完，剩余部分也还给人家了。这部著作获得了200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三个一百”出版工程奖，2020年收入《张文木战略文集》第五、六卷。

吉人天相。我博士毕业来到北京，天赐我住在这么好的小院读书做学问，让我还能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安全理论。在我六十岁花甲年，五部委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安排出版以我名字命名的十卷本《张文木战略文集》，六十三岁退休时这套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生多在学校教书。现在与我同龄的人都退休了。今回忆，当年分道扬镳的同事许多都随钱或虚名去了，我则选择与祖国的命运同行。是盈是亏老了才能看明白。正是：

明月不负好教师，

种瓜得瓜花甲日。

浮生不计吃亏事，

是盈是亏老来知。

今回忆，要不是天助，这些仅凭个人努力是做不到的。后悟出这个“天助”就是中国和中国的事业，就是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一路走来，不受诱惑，实事求是，宁可终生被边缘，也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结果我选对了人生的方向。

感谢中国！

感谢时代！

不求，上进；求之，不得。人生辩证法到老了才能觉悟。我将无我，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

国事已陈可对天，

文章不争自风流。

潮起潮落石不动，

文也木也春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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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续）

三年改革脱困工作的组织和相关政策

在三年改革脱困工作中，根据部门的职责和国务院的要求，作为第一线的工作机构，国家经贸委负责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组织实施工作。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家经贸委需要把中央的要求形成一套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工作方案。

第一，目标设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基本延续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时的提法。需要摆脱困境的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具体目标，在国家经贸委内部的争论就很大。有一种激进意见提出，要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下降到20%，上报国务院后没有得到答复；另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是39.1%，其他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约为30%，要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压到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还低是做不到的，目标设定要留有余地。

在吴邦国副总理的主持下，明确了国有企业脱困的具体目标。

第二是建立工作的组织体系。为加强对企业脱困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家经贸委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随之，各省市也相应成立了由省市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国有企业脱困工作领导小组，在省市经贸委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完整的工作体系。

第三是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为把脱困工作落到实处，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制定了几项基本的工作制度在全国推行。

一是脱困工作的指导责任制度。在与地方政府、各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协商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隶属关系，为每一户重点脱困企业明确了一个政府部门作为指导单位。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负责指导、中央企业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负责指导的政府部门要帮助企业制定脱困方案，落实脱困措施。建立这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的制度缺口，用行政的办法强化对亏损企业的督导，同时压实政府的责任。

二是脱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国有企业脱困涉及多方面的政策和许多政府部门，必须通过协调形成政策合力。从国家经贸委到各省市都建立了企业脱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经贸委、财政、银行、劳动、组织、人事、税务等部门参加，定期通报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和完善相关政策。

三是脱困工作跟踪监测和定期通报制度。为实现三年脱困目标，各省市和各行业主管部门都编制了三年脱困规划，并逐级分解责任。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对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脱困进度和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新增亏损企业的动态变化进行跟踪。国家经贸委按月将情况分析汇总报送国务院，同时向各省市通报。通过跟踪监测和定期通报制度掌握脱困工作的进展情况，增强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和压力。

这套工作系统的建立，把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原则性要求转化成为一套目标明确、边界清晰、责任到位、进度可测的工作机制，保证了企业改革脱困工作有序推进。

为支持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工作，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出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1998—2000年，中央政府发行了36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内需；中央银行在这期间连续降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分流了部分储蓄资金进入消费，拉动了消费市场。1998年，国家开始严打走私、整顿市场秩序，一些受走私货冲击的商品价格逐步回升，使国内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改善。以上宏观经济政策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工作。

与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工作直接相关的国家政策大致可分为：专项政策和普适性政策。专项政策主要是中央政府出台的债转股、技改贴息、减员增效、纺织压锭、企业下放等，是针对特定困难行业和特定类型企业的政策。

纺织压锭。

国有企业改革脱困首先从连续6年全行业亏损的国有纺织行业展开。199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纺织行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提出的主要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

1998年初，上海纺织工业敲响了“全国压锭第一锤”。到1999年底，全国纺织行业累计压锭906万锭，分流安置职工116万人，从净亏损转为盈利9.5亿元，提前一年实现了行业脱困的目标。到2000年底，国有纺织行业实现利润达到了67亿元，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的战役取得了成功。

当时各方面对国有纺织行业面临的问题认识上还不十分清晰。普遍的意见是，国有纺织行业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脱困政策中提出“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的要求，包括对纺织机械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

这样的措施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国有纺织企业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乡镇、民营纺织企业的发展对城市同类企业造成成本挤压。纺织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与农村企业相比，城市中的国有纺织企业用工成本太高、各类负担过重，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上完全没有竞争力，虽然压锭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缓解一些压力，但比较劣势几乎无法改变。

因此，那些曾经压了锭、减了员的城市国有纺织企业，日后都通过政策性破产的途径退出了市场。但国有纺织企业的全面退出是从纺织压锭这个突破口开始的。

行业性的企业下放。

为解决一些困难行业中的国有亏损企业问题，从1998年开始，国家对一些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国有重点煤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原煤炭工业部直接管理的94户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2000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大部分中央有色金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

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宗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国有煤炭和有色行业都处于全行业亏损的状态。

这两个行业中都有一些规模很大的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很多，1998年，国有重点煤矿在职职工总数达到了320多万人。而且，这两个行业中都有一些资源已经枯竭的矿山企业，都是独立工矿区，不但职工人数多，而且办社会职能齐全，包括学校、医院、公安、消防、供水、供暖、物业管理等机构，每年企业都要给予这些机构大量补贴维持运转。处置这类资源枯竭型矿山企业的难度非常大，经常发生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

把困难的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多少有一些压包袱的嫌疑，但也是合理的无奈之举。在处置地方困难企业方面，中央政府、中央企业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下岗职工要由地方负责安置，办社会机构要由地方接收，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处理起来更接地气、更有办法。

当然，企业下放时中央政府给了地方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优惠。

债转股。

债转股被称为是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杀手锏”政策之一。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当年执行“拨改贷”政策造成的。从1981年开始，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成为几乎没有国家资本金的国有企业。

例如，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是国家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由于全部靠银行贷款建设，建成后账面的所有者权益已是负值。加上建设期间汇率、利率变化和建设工期延长等因素造成资产大幅度减值，建成后资产负债率已达223%，企业无法正常运转，一万多名职工的生活非常困难，并不断出现不稳定事件。

199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组建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贷款；并作为投资主体，对一些具备条件的贷款企业进行债转股，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债转股的操作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必须进行严格控制。1999年7月，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债转股企业选择的范围、条件以及相关的操作程序。

按照文件规定的目标企业和工作程序，到2000年12月，有580户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债转股的直接效果是每年可以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约200亿元，其中80%的企业当年就扭亏为盈。

转股改革对企业的短期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负债率显著下降、利息负担大大减轻，可以为企业争取出一段宝贵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时间。债转股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企业的产业定位很重要。如果转股企业所处的行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扩张期，债转股的长期效果会非常好，有些债转股企业日后还成功上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也有保障；如果情况相反，转股企业很可能再度陷入困境，有些企业最后不得不实施了破产。

至于当时各方面批评较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可能不能过于苛求。若是把这一轮债转股看成是对特定类型企业的脱困措施，而不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措施，可能更符合实际。

技改贴息。

技改贴息是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杀手锏”政策之一，主要针对的是因技术改造欠账太多的国有老企业。1999年6月，国务院决定从增发的国债中每年专门划出90亿元，用于企业技改和产业升级的贷款贴息。同年10月，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和《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国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这项政策有了具体的工作依据。

实施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重点是从512户国家重点企业、120户试点企业集团和行业骨干企业中进行选择，适当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倾斜；技改项目要求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对所选择企业进行系统的改造，提高工艺装备水平。文件还要求建立项目后评价制度。

截至2000年底，国家经贸委分四批安排了重点技术改造国债资金项目880项，总投资规模2400亿元，其中国债贴息资金195亿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投入调动了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开始扭转了国有企业技改投资增幅连年下降的趋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确实有所提高。

上述几个方面的专项政策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缓解了特定行业和特定类型企业的困难。除了困难行业的企业下放外，这些政策本质上还属于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困难企业的政策扶持，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尤其缺乏体制和结构上的实质性改变。

与上述专项政策并行推进的，是整体普适性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主要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三方面工作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由地方政府负责推动和操作。

国有中小企业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开始爆发。1994年，全国国有中小企业盈亏相抵第一次出现了2.4亿元的净亏损，企业的经营状态进一步恶化，1996年净亏损158亿元、1997年净亏损204亿元，当时全国各地已有大量国有中小企业停工停产，职工拿不到工资、退休人员领不到退休金、公费医疗报销更没有着落，由此引发了大量的不稳定问题。

国有企业的困难成为当时各地政府最为头疼的事，不得不四处救火、疲于应付。在巨大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和财政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探索通过改革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期待着国有企业改革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1995年7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搞好大的、放活小的，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199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这是中央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中，对“抓大放小”方针最初的说法，也是第一次把国有小企业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大概念中单独提示出来。

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贸委在1996年分别发出了《关于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两份操作性文件。

两份文件在方向和内容上都强调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改制方式，形式多样、不搞一个模式；都强调改制过程中要落实企业的债务责任、防止逃债，要做好国有资产的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都强调要处理好改制后职工的分流安置和离退休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国家体改委的文件强调：“对于国有小企业，各地可以区别情况，加快改革和改组的步伐，特别是县属企业，可以更加放开一些。”国家经贸委的文件则明确提出，“把放开搞活小企业的权利和责任主要放在地方政府，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稳步推进。”

在1997年之前，无论中央文件还是部门文件，正式的提法都是“国有小企业改革”，并不包含国有中型企业。但是当时国有中型企业也陷入了困境。在以后的几年中，随着国有小企业改革初步缓解了矛盾之后，各地自发地把相关政策向国有中型企业延伸，于是便有了“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概念。

国有小企业改革之门已经打开，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改革的权利和责任。被亏损企业压得不堪重负、被职工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以空前的力度推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1996年之后，全国各省市都发布了推动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政策文件，一些市县级政府还制定了更具体的操作细则。这些文件都希望通过“放开搞活”解决国有小企业的生存危机。

在具体的改革形式上，各地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创造出多种模式。一是股份制改革。初期借鉴了诸城经验，主要是面向内部人改制，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出资买断国有净资产。二是企业兼并。吸引优势大企业承债式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通过外部资金、技术、人才注入带动被兼并企业的发展。三是整体出售。拟出售企业以资产评估价为基准，在市场上公开竞价或协议定价，综合考虑职工就业、新增投资等因素，向法人或自然人出售，资不抵债的企业也有零价格出售的。四是租赁经营。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权出租或承包给法人或自然人，按协议收取费用，还有托管经营等。五是剥离分离。对整体已难以盘活、但局部还有希望的企业，在债权人同意并合理承担债务的前提下实行分立，分块搞活。六是破产重组。企业破产后的剩余资产重组成新企业，安排部分职工就业。同时，各地把大量“二国有”的集体企业也纳入了改制范围，城镇集体企业的改革也迈出了大的步伐。

很多企业经过了几轮改制逐步调整到位。调整的方向一般都是初期股权分布平均、分散，调整过程中逐步向经营者和骨干员工集中，以加大对企业关键人员激励和约束的强度。

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难题都是职工问题和改制成本问题。这一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职工一般都进行了“身份置换”，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为推动改革创造出的一个办法。具体的操作一般是，国有企业改制前先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职工拿到了经济补偿金也就失去了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可以与改制后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上岗就业，也可以到市场上自谋职业。

“身份置换”使大量国有中小企业职工由企业人变成了社会人，改革的成本大大增加。到1997年，全国国有中小企业账面的资产负债率已接近80%，扣除对职工的身份补偿款、清偿对职工的历史欠账后，很多企业已经处于负资产的状态。为了推动这类资不抵债的企业也能够进行改制，各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对于银行债务，政府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打包买断是最普遍的办法。对一些资不抵债企业的净资产差额，一些地方经当地财政、税务部门批准，在一定时期内，对改制后的企业通过免缴应纳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来逐年弥补。这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各地之间广泛交流、借鉴。

这一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主要由市、县两级政府推动，操作主体众多，改革面非常大。地方政府为了尽快甩掉国有中小企业的包袱，工作推动得非常急、也相当粗糙。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改制能让企业发展走上良性轨道，改革的效果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约束。因而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管理层收购的改制方式。

由于各地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控制能力的差异很大，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对此中央政府都及时出面进行了纠正。

这一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比较集中被社会公开批评的是两个问题：意识形态方面是私有化问题，经济方面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一般都不再是国有企业了，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主动退出的过程。但这种退出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企业发展规律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中小企业都是私人作为股东直接经营的；只有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单一股东难以筹资、也难于管理时，才出现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治理的大公司。股东直接经营的企业盈亏自负，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关切度非常之高。国有企业必然是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即使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委托代理关系多一层，关切度也会多一分衰减。当背负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的国有中小企业与那些股东直接经营的企业面对面竞争时，国有企业在治理效率上就处于劣势，且不说还有历史负担沉重、体制机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经济必须进行布局结构的再调整，退出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经济层面，集中到能发挥更大作用、具有比较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国有中小企业越来越严重的净亏损表明，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国有经济这么大的摊子、这么长的战线，必须主动进行调整。

因此，中央提出通过“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虽然“抓大放小”是中央文件提出的方针，但实际上是中央对地方改革的一种认可。在这种需要实践的领域，人们对在第一线工作的改革者应多一些理解。在国有中小企业全面陷入危局时，地方党委和政府滥用职责，他们的机关大门口可能就围着上访职工，他们身上背负着所有的压力和后果。在一些重大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应该更多地了解改革的背景和困境，理解责任承担者的选择。

企业改制时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在上一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有几个影响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地方政府主观上努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没有钱、银行不给钱，能够直接用于企业改制成本的只有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地方政府都会努力把本已不多的国有净资产保护好、使用好。

第二，一些企业改制形式存在重大隐患，尤其是管理层收购。这种改制形式一度为各方面所推崇，管理层对本企业的产品和市场都比较了解，接手后往往可以很快把企业搞好，比其他改制形式的成功率更高、见效更快。但同时，这种改制形式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腐败空间，管理者先把企业经营亏损了然后再低价收购很容易操作，政府也很难防范，由此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对这种改制形式政府需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和规范。

第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不完善。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是财政部下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但其职能和权力非常有限。在地方的实际工作中，负责推动改革的是各地的经贸委和体改委，在第一线实际操作的是各主管工业局，仅靠财政局下属的一个机构很难发挥管理国有资产的实质性作用，这也是日后国家要改革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这几方面因素，在上一轮大规模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肯定存在，尤其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责任不清晰体制下的管理层收购方式。但国有资产到底流失了多少，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从1996年下半年正式启动，1998年前后达到高潮，2003年之后逐步进入了扫尾阶段。这项改革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操作主体最多、涉及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最多的改革，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空前的。

中国的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中小企业改革事先并没有顶层的整体设计和规划，而是在国有中小企业严重亏损、职工的生活极度困难，已经出现了整体性、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之下，由直接承受压力的地方政府自发推动起来并进行操作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是一场典型的倒逼出来的改革。由于操作主体众多、涉及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众多，而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操作政策都不完备，因而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不规范的行为、浑水摸鱼的情况都有。这一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在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改革中争议最大。对地方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是能够维持企业生存和职工生活的资金。在办法和资金两个方面都悬空的状态下，如果地方政府不去主动应对，而是坐等中央拿出办法，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从历史的跨度、宏观的角度，看一看这场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估和理解这项改革在中国整体改革开放中的真正意义和实际价值。

第一，在这轮改革之前，我们长期努力维持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这条庞大的战线。为维持住这条战线、修补好这条战线中不断出现的缺口和漏洞，各级政府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并未能缓解企业的生存危机。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之后，国有经济的战线已经大大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和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改善，政府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可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国有大企业的问题，发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种变化是在改革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最生动的案例之一。

第二，在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革之初，全国的国有中小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从整体上已连续多年净亏损，企业改造不足、装备严重老化、产品没有竞争力，还有富余人员、离退休职工等一系列负担。在正常情况下，要把这个庞大的经济系统整顿好、改造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然而通过这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各级政府对这个系统内大量历史的、现实的问题靠着有限的国有净资产“原汤化原食”地消化掉了。对于国家整体而言，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已经是很高了。

第三，国有中小企业在改革中面对的是一个数千万人的、普遍生活非常困难的职工群体，改革的社会风险巨大。对于职工来说，改革非常痛苦，很多人和家庭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改革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摩擦、争议和社会冲突。但这些问题都被各地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主动地、分散地化解了。尽管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群体性事件非常艰难，但这些矛盾没有上交给中央，也没有出现集中的、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当年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矛盾汇聚起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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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续）

很多人看来，五四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那么，五四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元培在演讲里说的——学生自我牺牲的精神，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大钊最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为有牺牲多壮志。

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易克嶷，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先驱，他们都坚信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这使他们不可能相信工农、相信劳动人民。陈公博、周佛海也是这样，他们都有学问，但他们只相信学问大的，看不起学问不如自己的，他们看不起毛泽东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张国焘的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弟弟张国庶，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犯了错误，后来叛变了。他与邓中夏完全不同，邓中夏至死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他的牺牲是最有感召力的。段德昌是在肃反中被夏曦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说，砍死我吧，留着子弹去打敌人，他并没有改变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授衔，大家摆不平，毛主席就讲段德昌。讲段德昌的时候，毛主席痛哭失声。他在七大的时候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牺牲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缺点不能改正，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吗？

什么是五四的精神，什么是北大的光荣作风？自我牺牲精神是基础，五四精神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当然也不是陈独秀作风。

邓中夏：分道扬镳

说起五四运动，从1918年5月新华门请愿，到举办平民演讲团，创办《国民杂志》，到领导五四运动，邓中夏都是最杰出的领袖。他开创了社会调查的学风，也是第一批到工人那里去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是很受他的启发。邓中夏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等一系列文献，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他牺牲了一切，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大的光荣与骄傲。从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帅，几乎每个人回忆他，都会说，他非常干净，非常美——邓中夏这一辈子，与“油腻”二字沾不上边，他永远年轻。

邓中夏创办了《国民》杂志，这本杂志最早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伟大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邓中夏也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他的诗比胡适的好太多了，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1920年5月，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去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唤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1964年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谁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呢？

1920年6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他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在那个月，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去了长辛店，从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谁能想到，从此一别，就是两个阵营了。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很忌惮他，他是北大平民演讲团的头，能演讲，善作文，会煽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

诗人往往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枪一丢，再如何空谈革命都没用了，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需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校长是于右任，不管事，实际上邓中夏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讲课，自己也讲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他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基础是社会调查、社会分析，邓中夏是开创者。邓中夏的学问好极了，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

邓中夏在洪湖根据地时，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1932年8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丢失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1932年12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李英）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这是很著名的对话。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一方面认为，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是——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玛”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张静江认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张静江被蒋介石抬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和张静江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杨昌济有三个好学生，毛泽东、邓中夏和蔡和森。当年，湖南一师的毛泽东与高等师范的邓中夏经常一起爬岳麓山，谈天说地。

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从北大跑到了湖南，帮助毛泽东组织了湖南学联，又在北京接应毛泽东的驱张代表团，那个代表团里的李启汉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工人运动，被敌人杀害了，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嫁给了邓中夏，他们一起坐牢，先后有四个孩子，三个夭折了，一个留在苏联的保育院，再也没有找到。邓中夏去世后，李英改名李明夏，她到延安后， 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说，期待你继承启汉中夏的遗志，为党继续工作吧。毛泽东信中说，启汉就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给李明夏回信，第一句是：小妹同志——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宋人蒋捷的词，编者注）

这是毛泽东晚年很喜欢的词，在这词里，有邓中夏，有蔡和森，也有红楼，有当年的北大。

毛主席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青春之我。他晚年经常回忆那些从红楼走出去的人。82岁的时候他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邓中夏这种饱受中华传统文明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在邓中夏身上是契合的。首先是平等，这个平等是内在的。儒家讲四心，第一条叫恻隐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佛家讲众生平等，道家讲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初心。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沙滩红楼后面，有一个吉安左巷胡同，吉安左巷8号是毛泽东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住的地方。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一墙之隔的吉安左巷6号，住着北大学生魏野畴，他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毕业后回到陕西，是陕西共产党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多年之后，毛泽东又从江西吉安出发，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那时魏野畴已经牺牲了。这就是历史啊，伟大的事业，如同天命。

毛主席年轻时代是相信知识分子是中国的领导力量的，是讲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他过去看工人农民脏，认为他们有病，身体与精神都有问题。但是，他后来变了，他说有病的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比较健康一些。知识分子能领导中国吗？仅靠知识分子的领导能改变中国吗？这个问题，历史已经有了答案，改变中国的不是蔡元培，而是毛泽东。不是蔡元培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大，而是毛泽东所走的延安道路。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改变中国，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中国人民的疾苦如何去疗救，他的出发点与严复、鲁迅、蔡元培没有不同，但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中国的疾病，那些自己认为是大夫的人，不仅是药方不对，而且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这些毛病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合群，把孤独看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众人皆醉我独醒，严复、鲁迅、陈独秀乃至瞿秋白，无不具有这种毛病。毛泽东说，这种风气，反映在共产党里，就是党风不正，叫主观主义，就是孤独不合群，不讲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治这种病，就必须讲群众路线。

第二是迷信书本知识。天真地认为，中国治理者不行，因为他们不读书，不学习，他们书本知识不行，这种看法，就是光绪、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迷信书本，教条主义，这是学风的问题。迷信书本知识，这也是病，治这种病，就必须讲调查研究，必须讲实践。什么是社会知识？离不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那种唯书本知识、不讲实践的人，也有病。

第三是看天下人都有病，就是自己没有病，以名医自诩，要知道，在给别人看病之前，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病，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谓整风，就是看病，要给那些自诩为名医的人看病。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高远的，他的基础是为天下苍生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道德，毛泽东在著名的“老三篇”里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毛主席对于五四和北大的反省中，也包含着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劳动人民有没有缺点？有没有毛病？

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当然有。问题在于，如何去看待劳动人民的缺点，一是要有感情地去看，二是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劳动人民的病，是落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是压迫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

其实，我们党一直就期望把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以劳动人民、以工农为主体的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把劳动人民作为劳动阶级，作为根本的领导力量，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为此，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把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大救星。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主席说，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工人阶级就要落后了，工人阶级需要改造，难道资本家就这么高明，反而不需要改造了？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所有的都要不断改造，这样才能进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劳动人民有病，需要知识分子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有病，需要劳动人民去改造他们。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毛主席说，所有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其实，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也是哲学辩证法的实质。

五四时讲科学，是讲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今天讲科学，是讲用技术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些把科学理解为推行技术方案的人，他们没有批判精神。我为什么写《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就是说这套对科学的理解，不是五四时倡导的那种科学，五四的科学是自我批判精神，现在仍要倡导自我批判精神。

结语

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校，它是一种象征。理解北大，很难。

因为有许多的误解，这误解也是隐喻。比如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力量，北京大学总是引领前进方向的。再比如说，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不赞成这些说法。我们要阐述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的方向，才是我们的方向；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北大最可贵的精神；不是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改造工农劳动人民，而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永久奋斗，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性格。

你是一颗火种，点燃了这块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划破了那个黑暗的世纪。

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

你叙述着一个真理，救中国，救人类，救自己。

重访红楼，重访我们的前人的足迹，我们想到什么？

星火燎大原，红楼望云翥。千里江山无觅处。换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漫道谁人曾住？

旧游旧游今何处。少年梦断神州路。国际悲歌歌一曲，万里长空送君去。君且去，休回顾！

（编辑  季节）

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最初努力

“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是一项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并没有大范围推动的改革。但在当时这项改革造成的社会反响非常之大，对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深远。

国有企业以往最让人诟病的弊端就是“大锅饭”体制。具体来说包括劳动用工制度的“铁饭碗”，工资分配制度的“铁工资”，干部人事制度的“铁交椅”。在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出的十足活力，更反衬出国有企业内部体制机制的僵化和效率的低下。而且，由于“三铁”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员工事实上是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调动积极性只能靠单向激励，导致激励的成本越来越高、激励的边际效果越来越差。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如果不改革，在市场竞争中绝无生存的可能，也没有可以生存下去的道理。

“破三铁”是一场地方自发启动的改革。1991年，徐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破三铁、转机制”的改革任务。这项改革从一个区域发动起来完全合理，国有企业内部的机制改革涉及众多员工的切身利益，推进的阻力和社会风险很大，单个企业往往推不动，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形成改革推进的整体氛围。如果一个区域的政府认识高度一致，统一组织推动，左邻右舍的企业都在一致的目标下共同推进改革，阻力和潜在的社会风险会大大减小。

徐州是苏北地区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但企业的经营状态持续下滑。到1991年5月，全市470家地方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43%，有28家企业已经停产，大量职工围住政府机关上访要求发工资。面对严峻的局面，市委、市政府组织调研，对困难企业逐一解剖分析，这个调研结果促使徐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要“破三铁、转机制”。

由于措施实、力度大，徐州市“破三铁、转机制”的改革很快见到了成效。到1991年年底，徐州市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上半年的净亏损转为盈利近7000万元，上半年9个亏损行业中有4个到年底扭亏为盈。

对徐州市这场声势很大的改革，各方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各地纷纷到徐州考察、学习，徐州的经验和做法迅速传遍了全国，这反映出当时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和期待。

“破三铁”的改革在全国只持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到1992年中就基本停止了。这项改革推进不下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破三铁”是一项非常“伤人”的改革，利益冲突很难避免。“破三铁”推广到其他地方还是引发了一些问题。“铁饭碗”曾被认为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当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改革砸了“主人翁”的“饭碗”，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推进这项改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尚不具备。当时，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国有企业对本企业的职工事实上还承担着无限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铁饭碗”不可能真正被破掉，职工和企业很难分离。国有企业无疑需要转变内部机制，但是“破三铁”只能解决一部分企业的问题；对一些结构需要进行彻底调整，甚至需要破产退出的企业，仅仅靠换班子、压责任、转机制并不可能起死回生。

“破三铁”是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的先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这并不是在全国改革中成功的尝试，但回溯其过程可以看到当年徐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层强烈的责任心和敢于作为的担当精神，其气当赞，其志可嘉。

 “破三铁”是第一次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有组织地对这些弊端进行冲击，把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课题提上了日程，其具体的操作办法也给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财富。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初步实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探索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3年12月，《公司法》正式颁布，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有了法律依据，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宣布了100家试点企业名单。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由此，这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影响很大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规格非常高、覆盖面相当大。除中央一级的100家试点企业外，到1994年底，各省市选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将近2000家。试点工作明确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不靠优惠政策，重在制度建设；二是要有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密切配合。体制建设加上配套改革，使人们对这项高规格试点有可能带来的体制效应充满期待。

试点的内容主要包括：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办理工商登记；明确试点企业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确立企业改制为公司的组织形式，包括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机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互相独立；改革企业的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取消企业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订聘用合同；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科学设置财务会计机构；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参与重大决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完善工会工作和职工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对试点企业的上述要求，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范。

根据国务院的安排，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负责，对具体试点企业的联系指导由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体改委分别进行。为更好地协调试点工作，国家经贸委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部际协调会议制度。

试点工作从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为实施阶段，要求试点企业完成改制的相关工作，改制后的企业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1996年下半年为总结完善阶段，要求在总结试点基础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

试点工作抓得很紧。国家经贸委为指导试点工作，在1995年连续下发了《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意见》《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实施方案）论证、审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1996年3月又下发了《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

在各级政府的强力组织推动下，各试点企业一方面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的改制，另一方面对各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明确在试点中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由此确定有针对性的试点内容，制定试点实施方案。

1996年6月，百户试点企业中有98户的试点方案全部完成了批复，企业层面的试点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次重大的改革探索，其规格之高、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在这之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还处在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阶段，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确为改革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所有试点规定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的时候，试点企业已全部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但经营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董事会和监事会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法定作用，以致“翻牌公司”成为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尤其是，试点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状态的改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在继续下滑；在当时国有企业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一点严重挫伤了人们对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也给当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总结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从1997年初开始，国家经贸委即着手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前后反复修改了11稿仍难以出台。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从试点实践中难以总结出有说服力的体制效应，分辨不出是体制的效应还是经营者个人的作用。第二，试点企业汇总出来的经营业绩数据难以支持试点已取得了成功的结论。1997年下半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转入以“三年改革脱困”工作为标志的攻坚阶段，试点总结的事再无人提及。我们一直不习惯对以往制定的政策、推动的工作进行后评估。实际上，客观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对这样一项中央高度重视、几乎举全国之力、覆盖面非常之大的改革实践。这种重在制度建设的改革试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因为新体制需要磨合和适应的过程。而且，这种性质的试点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变企业的经营状态，因为改革内容并不包含结构调整、减轻负担等能够减亏增效的“硬”措施。因此，这种性质的试点很可能是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但这在当时试点时很难看得清楚。体制建设的短板以及尚不具备的条件，这些恰恰是下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试点工作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公司制启蒙教育。在试点中，中央加地方一共两千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了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设立了董事会，80%以上的企业成立了监事会，并努力按《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运作。这样大范围的实践等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一次“全员培训”，公司制的治理构架和运作规则逐渐为企业所熟知，各级政府部门也对公司制加深了理解和认识。这就为以后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推进股权多元化，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和认知基础。

第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涉及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为准备好试点工作，相关政府部门对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排查和研究。在试点之初，试点方案起草小组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9个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汇报。这些重点难点问题在试点中都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和实践，为日后这些领域的专项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政策参考。

从“没做成”的角度，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是国有大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西方国家对公司制有长期深入研究，但一般不涉及所有者问题，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对自己的资产天然地具有关切度。这套制度引入中国后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并不是天然到位的，在改革中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实际上，在试点期间，在政府层面由哪个机构对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负责是不清晰的。《试点方案》提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并明确了四种形态，即国家投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公司。但是，这几类公司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本身也有一个出资人是谁、如何到位、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由于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不明确，国有企业改制后并没有人真正代表国家所有者对经营者施加压力、提出要求。所以，国有企业要改革好、发展好，必须首先解决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问题，并且不能是抽象的、概念上的出资人，否则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第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需要有一系列重要的配套改革进行支撑。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处在一个重要的交叉点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非常明显。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建立涉及党和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改变企业负责人的选任机制涉及干部管理体制，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的确立需要改变政企关系和行政审批的管理办法，员工能进能出的改革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激励制度的形成需要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合，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至少要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留有足够的空间，否则在企业层面很难有实质性的作为。

其中，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很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以往我们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过窄，认为仅仅是企业层面的改制，这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完整内涵应当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加上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第三，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试点中，我们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难度和长期性明显估计不足，试点的时间周期过短，急于求成的心态非常明显。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性主要体现于：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调整的不仅是企业自身，还涉及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涉及企业与出资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债权人、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关系。而这些关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建设的内涵，因而改革是连动性的，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间，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我们总是希望设计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推行下去，然后坐收“点石成金”的成果。通过给优惠政策、调动积极性的改革也许可以短期收获成效，制度建设的改革是长期、系统性、深刻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也是这种性质。

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步阶段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从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算起，持续了近20年；从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时算起，也有14年的时间。这种漫长的改革进程是由改革的推进方式所决定的。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实行了渐进式改革模式，这当然是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启动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鲜明的渐进式特征，因而这种推进方式的长处和局限性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在原有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导模式的改革，主要是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分配关系，以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单方向的激励措施不可持续后，尽管加强企业和职工的责任，但很难真正到位。

在改革的具体办法上也先后采用体制外启动、增量分享、不触动既得利益。企业不会破产、职工不会下岗，两者都没有承担实质性风险；政府部门仍是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管理方式从下达计划变为主导承包谈判。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宏观上不会造成很大冲击；避开了实质性的利益调整，微观上减少了社会摩擦和冲突。因此，这个阶段改革的推进并没有遇到很大阻力。

作为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推进方式非常明智和务实，改革、发展、稳定较好地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从体制上讲，国有企业逐步从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初步确立了市场意识；从一个消极的计划执行主体变为一个积极的商品生产者，并初步形成了动力机制。从发展效果上讲，这一时期的短缺经济，客观上为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很大的、相对较长的空间和时间，国有企业也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短缺的消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触碰存量问题，矛盾已不可能化解，结果是难题越积越多、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企业和职工都不承担风险使责任的约束难以真正到位，僵化的机制体制和沉重的历史负担使国有企业的成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使结构调整变成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往改革中讳莫如深、不愿触碰的一些难点已经躲不过去了，必须找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时期，除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是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之外，国有小企业改革、“破三铁”、企业破产都是形势倒逼出来的、由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改革探索。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启步阶段，改革的探索在国内造成的影响都非常大。这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反映出一种全社会的共鸣。但这些改革探索都是在解决存量问题的性质，包含着幅度很大的利益调整，这种改革的社会过程很痛苦，有相当大的现实风险，也会有很多争议，大范围推动需要特定的氛围和环境。而这种氛围和环境是渐进式改革阶段所无法提供的。

1997年前后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之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在推动，但国有企业经营状态下滑的趋势一直未能扭转，实质性缓解的迹象未曾出现。

到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净亏损；全国纺织、有色、军工、建材四大行业为全行业亏损，其中纺织行业净亏损最为严重，达到44.7亿元，煤炭行业则从1998年转为净亏损。从区域上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最为突出。到1997年，辽宁省国有工业企业已连续三年净亏损，亏损面达到53%，当时被称为“辽宁现象”。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之前国有和集体企业并没有做实质性的退出，还维持着庞大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很多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离退休人员拿不到退休金，大量职工的生活极为困难，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国有企业问题已经到了矛盾非常尖锐而处境危险的程度。如果扭转不了这个颓势，那么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的提出和改革氛围的形成

1997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辽宁考察时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他提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要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坚决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三是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三年两大目标”。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副总理还提出了三个具体措施：一是把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摆脱困境的突破口，逐步扭转煤炭、兵器等特殊困难行业的亏损状况；二是通过企业改革，实施再就业工程；三是积极推进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至此，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正式列入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当时困难企业、困难职工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是一触即发，如果推动改革激化了矛盾、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责任无可推卸。这两点都是各级政府官员非常现实的顾虑，只要还有回旋和拖延的余地，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国企改革这个危险地带。

1998年3月，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总理所说的“地雷阵”里不仅有国有企业这颗雷，还有其他的艰巨任务。1998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了当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两项宏观层面的改革都不是直接针对国有企业的，但对当时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影响非常之大。

1997年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改革措施都与国有企业有关。具体的改变主要是：财政停止对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停止对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财政预算中已不再安排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性质的支出，也不再安排资金来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1]。

1997年年底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核心目标是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2]。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全方位的，强化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考核，重点考核不良资产比重；等等。国有银行的商业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外部很难再对银行的贷款行为进行干预。

这一轮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所有的输血渠道，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此后再出现困难的国有企业，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系统会为企业花钱买平安了。否则企业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这个角度讲，预算约束被硬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

由于宏观经济体制的变化，国家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问题、以往被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掩盖着的矛盾会在短时间突然爆发；问题可能是几十年前造成的，但急切地要求集中去化解所有的后果。国有企业改革被推到背水一战的境地，完全没有了可退之路。

以往在重要文件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称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在具体工作中只是一项部门工作。国有企业改革三年两大目标被党的十五大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之后，完成这项任务就成了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向中央交账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的重要程度排名瞬间提升。

党的十五大之后，各省区市都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领导小组，国有企业改革所处的工作位置与以往完全不同，成为各省市政府一项真正的中心工作和“一把手工程”。改革的政策环境大大改善，各级党委、政府的号召和推动，各层级的积极响应，宣传部门的深度介入，营造出一种理解和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

当时中央对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要求：“地方党委、政府要对本地社会稳定负总责。”这是一条很“硬”的责任约束。地、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承担同样的责任。

1998年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改革推进的动力机制。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仅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连带性地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因为当时我国的地方政府还没有被赋予发债权。国有企业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就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直接挂在一起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进入改革的第一线牵头，对改革的正向激励逐渐形成，社会对改革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在上升。

这一正一反的激励约束机制促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倒逼出来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地方政府改革行为的变化。以往一些有效的、但没有大范围推开的改革探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自发进行的考察、学习和交流活动很多，都希望学到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财政和金融体制的变化把地方政府逼到了一种非改革不可的境地，形成真改革、真要解决问题，不做表面文章。改革被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

（编辑  季节）

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也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句话背后，是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探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关键不在于讨论某些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是项羽所谓“一人敌”，科学方法是所谓“万人敌”。

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建立，背后是放弃儒家的四书五经，建立严复所谓的“群学”——这是科学最早的说法。什么是“群学”？按照严复的说法，“名数质力”是第一层，“天地人”是第二层，其中人的知识又分为主观的、客观的，体的和用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学是主观的，是体；技术性的工程、机械、制造是客观的，是用。划分清晰。我们后来的学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群学”划分的启发。

当然，这与我们采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区别。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

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大传统。

第一是马克思所代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它立足于分析社会各阶级与社会各集团，把劳动阶级视为生产力的主要体现；

第二是权力分配或者权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分析一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其特定的统治方式，比如说是神权的、王权的、封建的、官僚制的、党派的等；

第三是所谓风尚或风气的分析方法。包括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社会病理的分析。

什么是风尚或者风气呢？五四时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新青年》最早的编委之一），在《社会与教育》中详细讲解了“风尚”。他说，古希腊有一个固有的词，讲一个社会特有的习惯、标准、观念，叫“ethos”，我们翻译为“伦理”，这个词是理解希腊城邦政治的关键，罗马后来把这个词叫做“Mores”，我们翻译为“道德”。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陶孟和说，这是最难解释的方法问题，五四时期称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孔夫子理论称其为“儒家伦理”，其实指的都是社会风尚、社会风气，我们翻译为“伦理”似乎太狭窄，翻译“道德”，似乎又失之过高了，很难精准解释。

这是一种科学分析方式，其前提和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人作为一种体格与性格进行研究。首先它是天地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特定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他们的方法的起点都是如此，强调要研究人的体格与性格的形成。希腊特别强调城邦制度对于形成体格与性格的作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基本方法入手，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

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当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方式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方法，对于结果——即现代劳动生产方式对于现代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塑造，分析得很少，劳动人民的身体情况、精神状况，这种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太明显。

韦伯代表了权力分配的方法，在权力支配下的特定人格分析。他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卡里斯玛（Charisma）的人格，什么是官僚的性格，他对权力支配方式的分析更加生动。

弗洛伊德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代表一种病理化的分析，那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对于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有什么影响。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循环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加上权力的支配方式，塑造了人的体格与性格、身体与精神。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活动是这种性格演变的历史，也就是卢梭以及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与风尚演进的历史。毛泽东所谓学风、文风、党风，就代表了这种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方式。

我们把这三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就会了解，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那么简单的公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力图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尽可能用很短的话进行概括，马克思自己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最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首先是从典型性格入手。韦伯式的典型性格，是社会风尚和风俗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典型环境造成典型性格。最伟大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从路易·波拿巴人格的分析开始，展开法国史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的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弗洛伊德的方法更进一步，是社会病理分析，或者叫症候分析，他抓典型性格，以此来分析和揭示形成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他所谓的典型性格是病态的性格，因此去分析社会的病态。

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社会科学是从研究人格出发，去研究典型环境，就是风俗、风尚的形成，例如五四的学问、学风的变化，引发文化运动、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背后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权力支配方式、制度变化，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到党派政治，等等。

从弗洛伊德的病理分析，到韦伯的权力分析、风尚的分析，然后才能抵达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典型环境的分析。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力图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的基础。

正确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定要注意分析社会情绪，从精神的角度分析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乃至情感。对于人类历史，消极的情绪与积极的情绪的观察，即所谓人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正确发挥积极因素、避免消极情绪去分析社会，分析历史。

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后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时，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讲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我讲的是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的现代人格、现代风尚，与中国特殊的现代历史处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仅仅是罗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特点，人家就会问，难道这些特点西方没有吗？这种争论如果完全是抽象的、概念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这样进行概念的抽象争论的人，其实完全没有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同文馆的建立与“鬼子六”人格

郝平在《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中讲述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初的情景，恭亲王奕?和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两个人物的精彩博弈和较劲。这两个人的争论，在郝平的书里非常亮眼，郝平的基本观点是北大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它是要有人去做的，关键是谁来做，是怎么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不能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入手，而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入手。郝平炉火纯青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方法。

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入手，当时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本朝是以忠孝治天下，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里面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传统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体与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以倭仁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鬼子六”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

如果我们从历史人物的人格或者性格分析出发，恭亲王“鬼子六”是个非常亮眼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意识形态都不信，他就信实力和权力，他相信实力起决定性作用，管他白猫黑猫，能把事情办成就是好猫——这就是恭亲王的信念，他代表的不是哪种意识形态，检验一切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有用没用，有效没效。分析这样的人物，从意识形态出发是完全不行的，分析清王朝的历史，分析近代以来变革的动力，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也是完全不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理。

马克思说，正确的办法是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如果把生产力换成实力，那就好理解多了。马克思在描写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这是一幕天才也想象不出的戏剧，在这场冲突中，天朝帝国和“野蛮人”代表的是道德和文明，而大英帝国代表的是贱买贵卖的粗鄙的法则，是利益和实力。最后是粗鄙战胜了文明和道德。这就是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去观察晚清的历史，从实力与道德的冲突角度去分析，那么，第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鬼子六”。他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太能干了，能干就是他的缺点。有了这个特点，他就没有机会继承皇位。道光之所以没有让他继承大统，因为他是所有皇子里面文韬武略最强的一个，人人都说，“鬼子六”太聪明了，于是就不厚道，就不仁义。所以，道光就选了文韬武略远不如他的四皇子奕宁做皇帝，奕宁的人格症候是很明显的就是木讷，因此稳当，犹豫不决，关键时刻下不去手——但这就是厚道。

从韦伯的分析角度，清王朝的权力分配机制，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历史的大变局，为核心权力层这种性格的强化提供了典型环境。

咸丰死后，恭亲王联合两宫皇后发动辛酉政变，当时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26岁，诛杀五大臣之后，作为五大臣同党的曾国藩等，继续得到提拔和大胆任用，同治中兴因此开始——这是能力的胜利。如果没有辛酉政变，清王朝可能早几十年就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

所以，办新军，办新学，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洋务运动，敢于废科举、办学堂。这些都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能力出发的，从实力考量出发，从权力考量出发。对“鬼子六”来说，大清的存亡与强弱，这是唯一考量，选贤举能的标准在实力，至于意识形态和孔夫子，该去哪里去哪里。这一点，他与慈禧是一致的，只不过慈禧比他还进一步，当她儿子同治的权力受到一点威胁，小叔子“鬼子六”就将该去哪里去哪里。非如此，不能理解晚清大刀阔斧、血雨腥风的改革。

如果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分析历史，那么倭仁代表儒家意识形态，“鬼子六”代表西方的洋务意识形态。但实际上，“鬼子六”根本就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他们彼此看不上的原因在于：“鬼子六”认为倭仁无能无用，而倭仁认为“鬼子六”滥权、庸俗。用陈寅恪的话说，那个时代的症候是，满朝文武，要么腐败无能，要么能干腐败。

办同文馆是让进士们在读圣贤书之外，也能学习外语、数学和天文，增加一点实际的能力，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今的读书人根本没有啥实际能力，没有真本事。恰恰就是这点，触动了倭仁敏感的神经。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最忌讳的人格弱点：思想和意识形态不顶用，能办事才是硬道理。

实用主义，这是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在人格上的通病，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长处。帝师倭仁反对建同文馆的理由冠冕堂皇，他认为为什么要“师夷”？我们到底以谁为师？当然应该以孔夫子为师，中国处在危亡当中，最需要的是忠孝节义，对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天文、数学就是所谓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有，他还特别举出了墨家和大禹的例子，我们既然从来就有这样的能力，何必向西方去学习？

倭仁的结论是：满朝文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是“鬼子六”，因为他读书太少，竟然不知道天文和数学。倭仁认为中国最好。

争论摆在了慈禧面前，同文馆办不办？这是对慈禧的考验，此时可以看出慈禧是什么人。慈禧将倭仁慷慨激昂的奏折批给“鬼子六”，要杀杀他的威风，你别觉得自己有能力，在人家眼里，你读书太少，根本没能力。而奕?的办法是甩锅，是以退为进，他说既然倭仁学问大，他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懂科学技术的人，那就请倭仁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好了，何必用我呢？于是，慈禧再把“鬼子六”的奏折批给倭仁，让倭仁把全国懂天文数学的人两个月内立即召集起来。倭仁软了，他说我这个帝师是把握大方向的，我懒得去办这种小事，“鬼子六”坚持要办，那就让他去办吧。慈禧说，恭亲王，那就请你大胆去办事吧！读外国书，也是读书，也是增加能力。同文馆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慈禧对于“鬼子六”的态度一贯是要用，但是要控制使用，要随时杀杀他的威风。

要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改革，不能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奕?来说，改革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只要能够加强国家能力，管它姓中还是姓西，都可以办。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鬼子六”具有改革人格，他判断一切的标准是实力。在慈禧看来，对于“鬼子六”这种实务派、能力派，关键时刻必须用。没有“鬼子六”，她自己不可能上台，然而“鬼子六”的能力太强，平常要整整他，以防止他野心膨胀，防止他出圈、走歪路。因此，这个时候讲意识形态正确性就非常有用，就需要倭仁这种人出来起掣肘作用。

“鬼子六”这一辈子，几起几落，反复挨整，他的体格也不是很好，65岁戊戌变法的时候去世了。对于他的一般评价是：恭亲王心狠手辣，不善于团结人，大家都怕他，他也希望别人怕自己——他有威无信，但能够很好地分析整个社会的症候。

现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就是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所在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同文馆，都是恭亲王奕?创办的，当年“鬼子六”就是在这里办公的。而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家也在这里。五四前夜，蔡校长就是从这里出发，徒步走到北大西宅，向学生们痛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会导致亡国。

这说明改革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实力，那些追求实力和能力的人发动了改革，但没有权，你怎么改革。在晚清中国，就是那些能办事的人，拯救了晚清的危机，比如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他们造成了同治中兴，而提拔这些人也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是恭亲王奕?。

所以，从能力出发，从生产力发展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剖析历史，才能深入了解历史。

严复：人有病，天知否

鲁迅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从医生的视野去看社会，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病的，国民的体格与人格都是有问题的，他也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出发点。

鲁迅这种看病的方法，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第一个发明者是严复。他出任同文馆译书局的总办，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第一个从诊断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人，通过翻译来揭示中国社会、知识的痼疾，而他自己也是这种社会痼疾的受害者。

严复是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人，虽然是海军出身，还是伊藤博文的同学，但他科举考试很不顺利，一直没有得到功名，所以才到了同文馆的译书局。

严复认为，西方的知识是黜伪崇真，西方的制度是屈私为公，西方的知识是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是追求公平。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严复理解西方的方式，令西方人自己也感到吃惊，似乎西方经典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等于公平，而这种公平就是为了反衬中国之不公。我想这与严复的心态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北大这位学海军的第一任校长，坐视甲午战败，没有得到专业任用，科举他也考不上，满肚子海军知识都废了，只能去搞翻译。这种愤懑的心态，决定了他翻译什么、怎么翻译。比如说，他选择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给中国制度定位于“专制”，这种专制不是法治，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专制。

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基础是风俗与风尚。中国的法不好，是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好，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一种坏的风俗之上，任人唯亲，家长里短治天下，分不清家规与国法，专制就是家天下，就是一家一姓的独裁。

严复的翻译，不仅仅是要提供一些新知识，而是要改变中国的风俗，他与风俗相对抗，因此他是很孤独的。孤独是近代改革者的一个特点。

严复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孙中山以来一批的革命者，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可是奕?当年创办同文馆所未想的。他怎能想到译书局里招来了一个如此愤愤不平的人，用清王朝自强的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专制的帽子。

严复选择的《国富论》就是为了给大清看病而写的，亚当·斯密确实有三处提到当时的大清王朝。其中一处讲劳动生产率，举了大清为例。他说大清王朝虽然非常富裕，但这个富裕背后掩盖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因为劳动力的价格被不断地低估和刻意的压低，而这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专政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结果。士大夫治理的特点，必然是把体力劳动视为可耻。

斯密举了一个例子，说欧洲的行会师傅很幸运，坐在自己的店里坐等顾客就可以了，而中国的行会师傅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找顾客，因为行会师傅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在中国被轻视，这造成劳动力价格一路走低，造成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说，劳动力便宜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按照斯密的说法，恰恰因为劳动力价格不断降低，中国就会长久锁定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地位上。落后经济就是历史学家伊懋可所说的高度平衡陷阱。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发展机器生产，用人比用机器要便宜也是因素之一。

《国富论》不是为了攻击大清王朝，可是在严复眼里就是为中国写的，他是带着问题，从为大清王朝看病的角度去从事他的翻译的。

毛泽东说，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从问题出发，从人民疾苦出发，从改变风气出发，从改变党风、作风、文风出发。他在延安时说，对人要猛击一掌，说，同志，你有病啊！还说，我们的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严复提出“群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在逻辑、数学、化学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由这个知识体系支配和改造的现代世界。对真理的追求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人的情感和情绪的世界也是重要的。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知识与开风气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三个重要人物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废除了科举之后产生的读书人。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什么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过去是皇权，宋代以来皇权的结构，是由士大夫-官僚-地主来支撑的，这个结构在废科举之后瓦解了。中国的力量之后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靠什么领导？五四运动的结论是靠科学、民主，靠新文化、新道德，这也是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共同出发点。

最坚信知识分子是领导中国、改造中国力量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与严复不同，一贯是知识体系里的翘楚。他曾高中进士，是翰林院编修，曾游历欧洲，对于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坚信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蔡元培领导北大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蔡元培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并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虽然他是官，但他看又不起官，这与他对何谓领导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蔡元培认为官并不是领导，知识分子和知识才是社会的领导者，他毕生的理想是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服务。沙滩红楼是蔡元培工作的地方，在红楼的后面，也就是今天《求是》杂志社的旁边还有一座楼，那里是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

无论是谁，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只要它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蔡元培就不与之合作。他还提出了“劳工神圣”。对蔡元培来说，如果劳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那它就一点也不神圣。当他发现劳工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赞成“劳工神圣”。严复主张竞争进化，优胜劣汰，蔡元培主张互助进化，弱者也可以进步，比严复更讲平等；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就是善也进化，恶也进化，人的弱点也会进化。劳动阶级是有缺点的，是有毛病的，这种毛病是会遗传的，也是会进化的。并非社会条件改变，劳动者地位改变劳动者的缺点就可改正，他们那些缺点是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

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是中国三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却是三个不同类型的典范。蔡元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领导，他懂知识分子，也迁就知识分子，他成功地缔造了北京大学，缔造了中央研究院，他是北大之父，中国知识分子之父。但是，蔡元培改变中国了吗？进一步说，他坚信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领导力量的信念，是正确可行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蔡元培的信念没有改变中国，这是蔡元培的悲剧。

李大钊是典范，他首先是道德的典范，他的道德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李大钊对学生如同慈父一样，受他资助的学生非常多，那么多北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受到李大钊的道德感召。安葬李大钊时，北大的教授纷纷出资，他们说，我们虽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佩服李大钊的人格。

李大钊道德的基础，就是自我牺牲。他说，最壮烈的风景，在于崇高，最壮烈的人生，在于牺牲。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说到了李大钊的道德。李大钊与毛泽东共同的地方，在于站在整个宇宙中看人生，一放眼就是一万年。几百年对他们来说不算回事儿，个人得失不算事儿，所谓成就无非就是负担，因此要永久奋斗。李大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道德和牺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人类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李大钊牺牲的时候，蔡元培看到报纸放声大哭，知识分子的领导力，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李大钊的作用。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担任过五届总书记。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风尚，他是开风气的人。他的《敬告青年》就是开风气的宣言。开了什么风气？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青年是好的，老年是不好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不好的；进步是好的，保守是不好的；实利是好的，虚文是不好的；发展是硬道理，开放是硬道理，有钱是硬道理，年轻是硬道理，其余都是虚的。这就是陈独秀的作风。他开创了这种作风，这种作风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他当了五届总书记，靠引导风气来领导，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中，陈独秀风气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这种风气是他开创的，至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就是北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

（编辑  季节）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定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个提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国营企业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宏观层面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政府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

但是，计划经济是有实体的，计划经济的实体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及模式建成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总和。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数量众多、职工人数众多，构成了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把如此众多的企业和职工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场改革工作量巨大、难度巨大、社会风险巨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一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培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一代工业人才。在这个历史阶段，政府集中资源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功绩无可置疑；但同时，也给日后市场导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课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庞大的规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加上城镇集体企业超过百万家，职工总数将近1亿人，是我国除农民之外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第二，初始定位。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或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组建的，性质上属于计划经济的实体部分。因而这些企业的初始定位具有非常鲜明的计划经济属性，与市场经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属性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其一，体制定位。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单元，是国家计划在生产环节中的延伸。企业按照国家指令性产品计划组织生产，生产条件由计划保证，产品由国家收购或调拨；在财务上不是一个独立主体，盈利全部上交、亏损由政府补贴。这样的体制定位体现了国有企业完全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附属物和下级生产单位，没有生产和发展的自主权。

其二，结构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处于市场短缺的状态，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是封闭的，国有企业主要是解决国内供给短缺和完成国家计划等问题。由于企业的亏损由政府负责补贴，企业的具体产业定位有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成本高低等都不重要，而且有些国有企业的建立具有特殊功能和使命，并非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其三，社会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级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职能。社会就业、发展教育事业办学校、发展卫生事业办医院等社会需求，国有企业都要为政府承担责任。尤其是独立工矿区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但“办社会”职能是完整的，甚至地方政府也由企业承办。

其四，职工定位。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从管理的角度，企业真正的主人是政府，而职工却是不承担风险的。只要进了国有企业，职工不犯错误就不可能被解雇，如果这家企业结构有调整，职工重新安排有困难，政府还要重新为职工安排工作岗位。职工的社会保障也要由企业承担，包括退休金、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

我国的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的计划经济属性非常完整，是一种配套的、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企业的改制，而是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彻底转型，包括结构的调整、企业定位的改造、职工地位的转变，还涉及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这种全方位的转型，不但会触动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多方面的利益格局，而且会波及政府自身的观念转变和现实权力的调整；既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涉及政府自身的调整。

推进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系统的改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过程必然会非常复杂、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终成功了，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变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

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目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一年后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6000多户；198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物资选购、资金使用、工资奖金等10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限。

这一轮扩权基本是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增量部分进行的。企业在完成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后，可以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要，自主安排生产、在市场上销售产品；在利益分配上，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企业基金，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少部分可用于职工奖励。“保计划内、放计划外、利润少量分享”，这样的调整并未触动计划体制性质，但是却在计划管理把企业完全管死的状态中打开了一个面向市场的口子，立竿见影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在当时是一个热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随着改革试点的面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的问题却日益凸显，最直接的问题是蛋糕做大的速度低于企业留利份额的增长速度，造成发展矛盾，财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放权让利中，单向地、无限制地让利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需要规范国家和企业的财务关系；同时，也要加大企业方的责任，平衡好国家、企业和职工在利益分配上的关系。

利改税是规范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1983年1月，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出台，主要是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利润的55%，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1984年10月实施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细化了税种税制，对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开征调节税，调节税征收后的利润将为企业留利。分两步走的利改税对于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意义重大。由于税率过高，企业大部分利润都上交给了国家，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但这项改革为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拨改贷”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缓解财政的压力。1980年，国家开始对独立核算、有还贷能力的基本建设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行贷款，1985年在全国推开。拨改贷改变了财政资金无偿使用、投资效率低下、建设项目吃国家投资“大锅饭”的弊端，减轻了财政负担。但这项政策客观上也切断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的制度渠道，一些由基本建设项目竣工投产转成的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国家资本金，成为负债率畸高、难以生存的企业。

从1981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转为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深化中要解决私有制度中的制约转变目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要求全面实行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更多地强调了企业一方的责任，基本原则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对过往企业单方向放权让利的一种政策回调，在对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同时实行经济责任制。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最终演进成为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中，首钢公司的承包制全国闻名，成为那个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1981年，首钢第一次实行上缴利润定额包干的制度，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1982年，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每年的递增率为7.2%，超额利润由首钢自主支配。首钢承包制的试点产生两个非常有价值的改革效应：第一，企业有了投资的自主权。首钢用留利进行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自主地、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装备改造或扩大生产能力。这对于当时投资审批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实现了重大转变。为实现承包指标，企业内部建立了一整套各层级责、权、利相结合的内部承包体系，并通过“包、保、核”落实到位，每个职工的收入按照承包任务的完成情况分配，实行多劳多得。首钢的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产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首钢承包制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国有企业纷纷学习效仿，1983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广首钢经验。1987年8月，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印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承包制的全面推行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选择采用多种形式，因而适应性比较强。在推进承包经营的实际工作中，各地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创造出许多衍生的承包形式。例如，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实行厂长任期目标承包责任制，结合经营者选聘机制改革的招标承包制，加大风险约束的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制，对小型企业或集体企业实行租赁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外贸企业实行出口创汇基数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

企业的承包指标也日益丰富，除了上交利润、技术改造投资等基本指标外，很多地方加入了经济效益指标、发展后劲指标、企业管理指标等方面的要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国有工业企业扩展到交通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商贸企业，甚至科研机构等。

在国有企业改革启步的阶段，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一，实现了企业从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企业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核心指标由以往完成国家的产品计划逐步转为实现利润，随着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不断缩减，利润指标在承包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企业的关注点转向市场需求，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第二，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承包制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利关系。企业具有了承包合同所规定的一系列自主权。

第三，短期内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增长。无论什么形式的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交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因而促进了当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第四，推动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承包合同签订后，所有企业都会把承包指标在内部层层分解，对下属单位直至职工考核使奖惩到位，以传递责任的压力、确保承包指标的完成。这方面的实践成为我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改革的开始。

上述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实践对于当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而言，都是重大的突破和进步。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改革形式，并没有改变大的体制格局；改变的只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属于在原有体制框架内的改革，因而自身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除了在操作层面遇到的难题外，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还面临两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企业不可能自负盈亏，政府仍要兜底。企业亏损了只能由其所有者承担损失，企业自身和承包者都不具备经济赔偿的能力。企业完不成承包指标或是亏损了，政府仍不得不出手收拾残局，兜底的责任仍然解除不掉。

其二，承包制难以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特别适合于短缺经济，市场是现成的、产品基本不变，努力增加生产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承包制客观上把每一个企业的结构都包死了，一旦国民经济整体或是某个行业转入买方市场，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承包体制很难做出相应的调整。生产可以承包，结构调整无法承包。由此，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时间段是有限的。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个重要的标志性阶段。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效应巨大，自身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在大的体制格局没有改变、大的结构调整没有展开、大量历史问题完全没有触及的现实条件下，承包制尽可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多种形式尽可能适应各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在原有的体制、结构和社会定位的框架内，承包制已把能做的改革做到了极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所能达到的顶峰，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在1998年之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导的形式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多项改革的试点和探索，有些是中央政府组织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它们为之后改革的大规模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探索

国有小企业改革属于典型的被倒逼出来的改革。国有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最先陷入困境的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小型企业盈亏相抵已处于净亏损的状态。

当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开始大发展。这些新企业完全没有历史负担，由于产业层次十分接近而体制效率和生产成本的差异巨大，这些企业的兴起对国有小企业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冲击。虽然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部分国有小企业的困境，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小企业整体的经营状况仍在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

这种严峻的局面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困难企业的职工围住政府机关要求发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很多市和县，过去国有小企业一直是地方财政的支柱；此时财政的支柱却变成了政府和社会的麻烦，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急切地在承包制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类改革的探索在很多地方以多种形式自发地进行。其中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山东诸城的改革模式。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从1992年开始。当年全市150户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面为68.7%，净亏损1.47亿元，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不采取措施不行的状态。1992年9月，诸城市政府做出了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决定。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由职工全部买断本企业的经营性国有净资产，改制成为内部员工持股的股份制公司。

由于政府的全力推动，诸城的企业改革力度空前，不到两年时间改制面达到了85%。股份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变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2年到1996年，诸城市的工业产值年均递增31.7%，销售收入年均递增46.9%，实现利税年均递增48.8%；企业亏损面下降到1%，改制企业上交税金年均递增36%，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计股权分红增长了近1倍。

诸城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内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引发了很大争议。批评意见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诸城的做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国有资产流失。

面对巨大的社会争议，1996年2月，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研后认为，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给予了高度肯定。同年3月，朱镕基副总理带队到诸城进行了考察，调研了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对诸城市多种形式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做法给予了肯定。朱镕基副总理的诸城之行在全国造成了极大震动，为受困于承包制而难以深化的国企改革打开了一片全新的空间，诸城改革的经验和做法传遍了全国。诸城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实践，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1997年起，针对一次改制中存在的问题，诸城市又推动企业进行了二次改制，主要内容是拉大公司内部员工持股比例的差距，鼓励经营者和骨干员工持大股，以解决对这些核心人员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诸城的模式为国有企业打开了产权制度改革之路。产权问题在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比较敏感，一直没有触及，也没有人敢于触及。把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在政治上就会涉及私有化问题，在经济上将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由此产生的后果在当时非同小可。之前的国企改革只能在国有体制下不断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在收与放、调动积极性与加强约束之间反复循环。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把这条路走到了极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小企业改革实际上已经束手无策、无路可走了。在面临全面净亏损、企业和职工已极度困难的形势下，诸城的改革办法，尤其是国务院对诸城实践的肯定，为处于困境中的改革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国有困难企业破产的尝试

出现困难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让那些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通过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通行的做法，是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经济系统自我更新和结构优化的需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国企业的破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破产，是各方面都在刻意回避的问题。

我国第一部试行的《企业破产法》于1986年12月公布。在这之前的1986年8月，沈阳市一家小型集体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这个企业破产案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但在这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几乎完全没有进行。

国有困难企业破产的停滞源于一系列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是职工的抵制。企业破产会使所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和生活来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损群体。

二是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完全是由其工作单位承担的，除保证工资发放外，还有退休金、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企业破产后工作单位消失了，职工的管理主体、保障主体都不存在了。

三是再就业困难。当时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其年龄、观念、就业成本完全没有竞争优势，在市场上找到新的工作非常困难，这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主要着眼于规范企业破产相关的司法程序，这方面内容显然大量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对职工保障方面的规定甚少，这方面内容其他国家的破产法基本没有，即使有也不能照抄照搬。因而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只是在第四条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还需要解决许多非常具体的问题。各地都把国有企业破产看成一个火药桶，绕着走、别找麻烦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当时各地不愿操作国有企业的破产还有一个重要背景。维持一家困难企业不破产需要大量资金，地方政府拿不出这笔钱。

困难企业无法通过破产退出市场，不仅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缺少了一块重要的内容和机制，而且随着困难企业越来越多，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最头疼的经济和社会难题。

1993年8月，国家经贸委起草了《关于企业破产实施的若干规定（初稿）》，并提出选择一些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增资、改造、分离、破产”。这个文件经反复修改后，形成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由国务院于1994年10月下发，这份“国发【1994】59号文件”是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发布的第一个政策文件。文件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实施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对职工安置所需费用。文件明确，企业土地使用权拍卖或转让收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不足部分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仍然不足的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负担。

“国发59号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破产工作最初的政策框架。国有企业的破产工作至少已具备了国家认可的启动条件。

优化资本结构的城市试点工作开始后，尽管国务院反复强调要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试点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各地改革中出现了不规范行为，一些地方刮起“破产风”，一些所谓的企业破产实际上是为了逃债。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要求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调查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强调：要刹住这股歪风，否则会扰乱企业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是很危险的。

从1996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这次国有企业破产工作的调研发现很多问题。一是一些非试点地区擅自使用了试点城市的破产政策，而且破产企业的数量很多；二是一些企业操作破产后，企业领导班子、职工身份、厂房装备没有变，只是在继续生产经营中换了一块牌子，具有明显逃债的特征；三是一些企业在破产前，未经债权银行同意，将有效存量资产分离出去重组独立法人，致使原企业的银行债权悬空等。调研中还发现，即使是破产操作比较规范的试点城市，也存在着资产变现难、职工安置难、银行呆坏账冲销难等现实问题，工作的推进十分艰难。

出现这些问题具有必然性。当时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国有企业破产主要是破银行的产；无债一身轻，企业方面有减少负债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往往默许、甚至纵容企业的逃债行为，因为银行的损失是中央政府的事，与地方政府无关。国有企业破产的口子不开则已，一开就可能泥沙俱下，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使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工作面临极大的考验。如果不能有效抑制住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势必引发其他方面更加严重的问题。

1997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就国有企业破产的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199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即“国发【1997】10号文件”。成立了由国家经贸委任组长单位的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国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领导小组编制年度“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主要的控制指标是预分配的银行呆坏账准备金核销规模，经国务院审批后下达。试点城市协调小组编制本市的工作计划，提出对应的破产企业名单并组织实施。非试点城市不能擅自使用试点城市破产政策。

这个文件的发布实施，标志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工作进入了一个相对可控、比较规范的阶段。

从1994年开始的“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有着重大的突破性意义。在一些城市积累了很多需要破产的困难企业，社会稳定的压力极大、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的背景下，能够使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工作相对规范和可控地启动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得的贡献。

通过这项改革试点工作，我国打通了国有困难企业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的通道，否则，不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无法形成、国家的产业结构无法优化，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困难企业会越积越多，由此形成一个巨大而危险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一旦决口，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这项试点的启动无异于开拓了一条疏通导渠，实现了对“堰塞湖”的成功引流，避免了一场国家和社会难以承受的次生灾害。

（编辑  季节）

左拉：工人阶级的精神压抑和疾病

北大学风开始向社会调查转变。毛泽东在安源，发生了什么呢？

1920年10月22日，夜幕降临，从长沙出发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身着蓝色长袍，拿着把雨伞，提着一只木制的行李箱，出了位于湘东赣西边界的萍乡火车站，步履沉重地走在飘着雨的山路上，他的身后山峦层叠。

在安源煤矿，毛泽东提着油灯，朝着通向煤矿井口的幽深小路摸索前行。

刚开始还能透过模糊的窗户看到光亮，过了一会儿，矿井里只剩下巨大的阴影，他像是行走在皎洁的月亮的背面，紧紧提着那盏黑色的油灯，借着那道惨白的光前行。

小说《萌芽》的作者左拉是法国伟大的作家，在1884年写了法国一个煤矿，描写那里工人的生活和罢工。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在法国的矿区调查了三年，调查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人，《萌芽》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只要去读读这本小说，就会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究竟能够干什么。左拉是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以研究疾病的方法去研究社会，这种态度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

左拉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写了煤矿工人饱受精神压抑和疾病之苦。他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无产阶级，有许多触目惊心的发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是与疾病相关的，职业病是工人的最大特点，对煤矿工人来说，除了最普遍的残疾之外，还有就是矽肺病，小说一开始就写工人的咳嗽，吐出的痰都是黑色的。

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写工人的性格。与之相关的是这种精神压抑的纾解与释放，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比如泡澡，比如喝酒。

左拉写了空间的压抑。除了地下采煤的狭小空间之外，还有工人居住的狭小空间：他们怎样睡觉，在毫无隐私的狭小空间里，怎样一拨人下班睡下，另一拨人起来上班，睡的是同一张床。

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写工厂与煤矿给人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黑暗与光明、冷与热的迅速转变，人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

小说第一部分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从地上到井下，首先就是光明与黑暗、冷与热的迅速转变，井下是非常热的，无论男女在井下工作差不多都是赤身裸体。左拉发现工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危险中。

煤矿工人的悲惨劳动条件，对于当年的毛泽东也是巨大的冲击。

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疾病--社会的疾病

马克思是从工资、商品、货币关系去研究资本主义劳动与无产阶级，有一个比马克思还要著名的人叫马尔萨斯，他从疾病的角度、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角度是阶级压迫，而马尔萨斯的角度则是肉体和精神的压抑。压迫与压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当然也是完全不同的观察方法。所以，就有两种调查社会的角度，一种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一种是马尔萨斯的精神分析。在文学中，一种是自然主义，一种则是现实主义。

马尔萨斯的角度是精神与肉体的压抑与满足，他对工人阶级有一种特殊的了解，无产阶级追求直接的满足。如果放在压抑-满足的哲学体系里来说，就是人有不同的满足，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满足是知识积累，就是学问越大，知道的知识越多，他越快乐。有的人就喜欢读书。毛泽东就有这个特点，他就喜欢读书，读书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

还有一种快乐是积累的快乐，马尔萨斯说资本家的快乐是储蓄和积累，攒钱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什么呢？好比夏天有40℃的高温，有人拿一杯凉啤酒来，尽管很渴但他坚决不喝，忍到最后舔了舔这杯啤酒溢出来的泡沫。寻求储蓄的快乐，这是资本家快乐的基础。

马尔萨斯说，工人阶级的快乐是最直接的快乐，是纯粹物质的，是完全物质的和肉体的快乐。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无产阶级都是最被压抑的，他必须找到最直接的满足和释放的方式，工人发了工资就去喝酒，喝了酒就回家打老婆，就想着去赌钱，于是就背上沉重的债。工人往往早婚，生了一大堆孩子；所以对劳动者就必须计划生育，否则经济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他们生孩子的速度。

梁实秋说大英词典里，关于Proletariat（即普罗，意思是无产阶级）的解释就是那些只会生孩子的阶级。他们毫无远大目标，所有的快乐都是物质的快乐。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这个世界上穷人和富人对于快乐和满足的感觉不一样。穷人从来不会为未来打算。这种快乐，对那些把积累知识乃至禁欲主义作为快乐源泉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马尔萨斯来说，无产阶级的纵欲就是社会疾病，其结果就是人口过剩；而从同样的角度来说，资本家的积累欲也是一种疾病，守财奴和无尽的投资欲望，造成的是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这一点是相通的，但表述的方式不同。马尔萨斯与马克思的理论都是经济周期的理论，都是从一个长的周期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周期性波动，有繁荣就有危机；要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稳定，就必须有相应的计划，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必须计划人口，对劳动者进行计划，使市场上劳动力的数量保持在最佳水平。马克思的观点则相反，就是必须对资本家进行计划和限制，那就是资本利润不能太高，剩余价值不能太高，如果太高，劳动者就不能活了。

今天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每当工人反抗的时候，资本家就说：你的利益和公司是一致的，现在世界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你难，公司更难，只有我们万众一心使公司不倒闭，我们大家才有饭吃；你们不干，有人愿意干，要竞争上岗。资本家每次都是这样跟工人讲的。《萌芽》里的资本家也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里比较孤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劳资关系，进一步就是剥削压迫关系，对工人阶级的调查与研究比较机械。这一点，早在毛泽东和邓中夏时代他们就注意到了。

比如，毛泽东非常重视劳动者的疾病问题，早在红军时代他就指出：人民的健康问题，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问题。他非常重视人民健康，非常重视流行病、传染病、肺结核的防治问题，将人民的疾病视为最大政治问题，这固然与他早期重视身体与体育运动有关，但更与他从事社会调查有关。因此，他把白求恩摆在了那样崇高的一个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里，是非常突出的。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研究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研究和调查的就很多，可以写的就很多，资本主义劳动不仅造成无产阶级的肉体的创伤与疾病，而且还造成精神的创伤与疾病，这就与劳动时间的漫长、生活劳动空间的狭小、条件严酷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劳动的持续，资本积累的持续，是需要依靠一套复杂而繁琐的日常压抑-释放机制来维持和推动的，那就是需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日常释放的基本方式，比如日常的暴力、性、喝酒，乃至泡澡、赌博，甚至足球和体育，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运作，是社会科学研究调查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仅仅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仅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从深层上说，它也是一种生命的危机。对于人来说，表现为精神的危机与疾病，无产阶级不但是经济压迫的受害者，也是生命的异化者，是精神危机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劳动、商品生产，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把劳动者造成内在压抑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卷。与此同时，又造成一种廉价的释放方式：喝酒，赌钱，打老婆，打游戏，等等，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生命与精神的控制方式。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

无论是马尔萨斯关于生命控制的学说，还是马克思关于经济-阶级压迫的学说，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在长期压抑的条件下，歇斯底里和精神危机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发疯”无可避免。同样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在长期积累中，经济危机和过剩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可避免，当压抑的学说不可避免地指向劳动者的“发疯”，并把发泄的对象指向资本家和整个制度的时候，换成马克思的话语，那就是无产阶级的觉悟与革命。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话语和知识体系里，你永远不会知道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变成战斗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短期的、即时的、物质的快乐。没有战斗的无产阶级，怎么能够产生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产生后来中国共产党那28年的浴血奋斗？28年的惨烈斗争，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秋收暴动时从萍乡拉出来的队伍，就是靠安源矿井队的100多条枪起来革命。安源煤矿参加秋收暴动的人，抗美援朝结束后没剩下一人，全都牺牲了。如果他们是这样一个阶级——你怎么解释，这28年的牺牲，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社会科学也是从疾病的角度去观察社会，要治疗社会疾病，需要改变社会环境，造成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当年邓中夏他们办的新村，就好像是一个住院部。社会科学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精神的内在压抑，要使病人有信心、有觉悟，要使精神的压抑发出来、释放出来，这种疗法就是革命。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断发明新技术、新手段、新药，让病人不断吃药，不断上手术，这就要靠技术创新，就是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它靠什么？除了靠工人阶级以外，是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是靠知识分子被雇佣。知识分子帮他们制造了机器，就提高生产力了，提高生产力之后，资产阶级就可以拿捏人了，你死了，可以换机器人，就是你不愿干，机器人愿干，这完全就在于知识分子帮他们。

但是，资本主义整个制度有一个巨大的缺陷，这一定是经济学的“坑”，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供给是生产，需求是消费，市场价格就是这个曲线的交点。银行的利率也是那个曲线，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曲线，再学点微积分，就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

这个曲线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这个曲线是波动的，一旦生产多了，利润就下降；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裁人，降工资。

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周期性的曲线波动，而工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这个曲线当中，不断被突然抛下来。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被“锁链”所束缚的阶级。

大家不知道马克思说的这个“锁链”是指什么，其实这个“锁链”就是供需曲线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价格、利率、利息等等，就是希望用微积分求得各个变量影响下的那个解。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总有一天要知道，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如果能够掌握价格、利率和利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工人阶级根本不读书，他们根本不看《资本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去操心这些。因此，人类要掌握经济学，要掌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需要三个条件合在一起：

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群像北大学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工人当中去描绘一个没有“坑”的世界，不但教给他们挣钱，还告诉他们怎么管钱，工人一般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当他们太累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它当故事听，当一个梦。

《萌芽》里这个“理工男”挖了几天矿之后，突然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就读了几本书，马克思、蒲鲁东等的著作，然后就对这个工人说：劳动价格不合理，你们为啥不办个自己的消费合作社，为啥不自己办个信用社，与资本家竞争呢？这工人就说：得了吧，这不都是跟那个神父说的把钱给上帝差不多吗？要是他们自己真相信这个的话，他们就会少吃点，多干点活，好给自己在天上修一个好位置啊。其实没那么回事，人死后一切也就完了。但是，他们听着听着，也会觉得，为什么就不能办个消费合作社，办个工人信用社呢？少喝点酒，办个信用社也不错。

这是第一个条件。这特别适合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世人应该是互助的，世界应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一个锁链上，为什么要把钱给银行，我们自己理财不行吗？我们工人集资是非法的吗？他们第一次给工人去说，工人说——出去！第二次说我帮你识个字吧。识字干嘛呀？好算清楚账啊。第三次工人们说，我们听《水浒传》的故事都听累了，也听听你唠唠这工人集资，做个共产主义的梦也挺好，就当是精神按摩吧。

第二个条件就是——当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曲线把大量的劳动者抛到了一个大规模失业的境况中。这是最后的斗争，不到最后一瞬间，工人阶级是不会觉醒的。不是被逼到最后一刻，他们是不会相信你这套的。

这还不够，还要有第三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后来分析的。那时天下大乱，帝国主义已经管不住中国的军阀了，军阀也管不住中国的资本家了，也管不住中国的地主了。总而言之，民国很弱，天下大乱。

只有在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安源矿井队才会拿出那一百条枪，一旦上了井冈山，就没有退路了。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尽管四处散布谣言，即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一万个缺点，但事实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有巨大的爆发力。他们的爆发力量极大，起义、战争、革命，这都很厉害。

深入了解社会和解救人民疾苦

超长劳动时间，狭小生活空间，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疾病，这种疾病最集中地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一种生命控制技术，即马克思所说的锁链上的花环，它舒张有度，游刃有余地曲线般地控制着劳动者的生命，以内卷的方式，使劳动者把压抑释放在更为弱势的生命体上。一旦把他们压抑的能量转向那个曲线本身，解放的力量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让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就会成功。这就是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解放”，为了人类解放。这个比搞学问、赚钱，比办世界一流大学更高远，但也更实在。

解放，就是从枷锁的束缚里走出来，何为枷锁？就是“命运”。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是那个坑，那个曲线，就人类来说，就是我注定的命运，我天生是做学问的，天生是干活的，我们天生就是要赚钱的，要从命运的束缚里解放出来。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的细化，彼此没有了解的必要和欲望。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就是打破阶级壁垒，去了解别人，如果你不做社会调查，只是说我爱无产阶级，同情工人阶级，那这种马克思主义是空谈。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首先我们看就是工读互助团，就是平民演讲团，特别是长辛店和安源这两个地方，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成就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人物，我们把他们称为中国共产党人。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从西伯利亚矿井到纽约的车衣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悼念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从此知道，恩格斯说的不是假话，他是做了调查的。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没有这个，所谓学问就是空的，就是傅斯年说的辗转传抄，就是抄书。我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1925年，毛泽东比较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他把国民党定义为发财党，而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定义为救苦党，他把共产党的作风，称为关心人民疾苦。把疾病放在贫苦和贫困之上，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疾病流行的大国，疾病是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的一个切入点。马克思说，我们不是肤浅的人道主义。毛泽东说，治病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多次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的收获，这个收获，鼓舞了他一生的革命和奋斗。

从群学到科学，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戊戌变法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就是疗救社会的疾病、中国的疾病。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他还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学习他的科学方法。

遍地火光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编辑  季节）

左拉：工人阶级的精神压抑和疾病

北大学风开始向社会调查转变。毛泽东在安源，发生了什么呢？

1920年10月22日，夜幕降临，从长沙出发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身着蓝色长袍，拿着把雨伞，提着一只木制的行李箱，出了位于湘东赣西边界的萍乡火车站，步履沉重地走在飘着雨的山路上，他的身后山峦层叠。

在安源煤矿，毛泽东提着油灯，朝着通向煤矿井口的幽深小路摸索前行。

刚开始还能透过模糊的窗户看到光亮，过了一会儿，矿井里只剩下巨大的阴影，他像是行走在皎洁的月亮的背面，紧紧提着那盏黑色的油灯，借着那道惨白的光前行。

小说《萌芽》的作者左拉是法国伟大的作家，在1884年写了法国一个煤矿，描写那里工人的生活和罢工。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在法国的矿区调查了三年，调查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人，《萌芽》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只要去读读这本小说，就会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究竟能够干什么。左拉是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以研究疾病的方法去研究社会，这种态度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

左拉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写了煤矿工人饱受精神压抑和疾病之苦。他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无产阶级，有许多触目惊心的发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是与疾病相关的，职业病是工人的最大特点，对煤矿工人来说，除了最普遍的残疾之外，还有就是矽肺病，小说一开始就写工人的咳嗽，吐出的痰都是黑色的。

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写工人的性格。与之相关的是这种精神压抑的纾解与释放，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比如泡澡，比如喝酒。

左拉写了空间的压抑。除了地下采煤的狭小空间之外，还有工人居住的狭小空间：他们怎样睡觉，在毫无隐私的狭小空间里，怎样一拨人下班睡下，另一拨人起来上班，睡的是同一张床。

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写工厂与煤矿给人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黑暗与光明、冷与热的迅速转变，人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

小说第一部分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从地上到井下，首先就是光明与黑暗、冷与热的迅速转变，井下是非常热的，无论男女在井下工作差不多都是赤身裸体。左拉发现工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危险中。

煤矿工人的悲惨劳动条件，对于当年的毛泽东也是巨大的冲击。

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疾病--社会的疾病

马克思是从工资、商品、货币关系去研究资本主义劳动与无产阶级，有一个比马克思还要著名的人叫马尔萨斯，他从疾病的角度、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角度是阶级压迫，而马尔萨斯的角度则是肉体和精神的压抑。压迫与压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当然也是完全不同的观察方法。所以，就有两种调查社会的角度，一种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一种是马尔萨斯的精神分析。在文学中，一种是自然主义，一种则是现实主义。

马尔萨斯的角度是精神与肉体的压抑与满足，他对工人阶级有一种特殊的了解，无产阶级追求直接的满足。如果放在压抑-满足的哲学体系里来说，就是人有不同的满足，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满足是知识积累，就是学问越大，知道的知识越多，他越快乐。有的人就喜欢读书。毛泽东就有这个特点，他就喜欢读书，读书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

还有一种快乐是积累的快乐，马尔萨斯说资本家的快乐是储蓄和积累，攒钱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什么呢？好比夏天有40℃的高温，有人拿一杯凉啤酒来，尽管很渴但他坚决不喝，忍到最后舔了舔这杯啤酒溢出来的泡沫。寻求储蓄的快乐，这是资本家快乐的基础。

马尔萨斯说，工人阶级的快乐是最直接的快乐，是纯粹物质的，是完全物质的和肉体的快乐。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无产阶级都是最被压抑的，他必须找到最直接的满足和释放的方式，工人发了工资就去喝酒，喝了酒就回家打老婆，就想着去赌钱，于是就背上沉重的债。工人往往早婚，生了一大堆孩子；所以对劳动者就必须计划生育，否则经济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他们生孩子的速度。

梁实秋说大英词典里，关于Proletariat（即普罗，意思是无产阶级）的解释就是那些只会生孩子的阶级。他们毫无远大目标，所有的快乐都是物质的快乐。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这个世界上穷人和富人对于快乐和满足的感觉不一样。穷人从来不会为未来打算。这种快乐，对那些把积累知识乃至禁欲主义作为快乐源泉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马尔萨斯来说，无产阶级的纵欲就是社会疾病，其结果就是人口过剩；而从同样的角度来说，资本家的积累欲也是一种疾病，守财奴和无尽的投资欲望，造成的是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这一点是相通的，但表述的方式不同。马尔萨斯与马克思的理论都是经济周期的理论，都是从一个长的周期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周期性波动，有繁荣就有危机；要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稳定，就必须有相应的计划，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必须计划人口，对劳动者进行计划，使市场上劳动力的数量保持在最佳水平。马克思的观点则相反，就是必须对资本家进行计划和限制，那就是资本利润不能太高，剩余价值不能太高，如果太高，劳动者就不能活了。

今天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每当工人反抗的时候，资本家就说：你的利益和公司是一致的，现在世界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你难，公司更难，只有我们万众一心使公司不倒闭，我们大家才有饭吃；你们不干，有人愿意干，要竞争上岗。资本家每次都是这样跟工人讲的。《萌芽》里的资本家也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里比较孤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劳资关系，进一步就是剥削压迫关系，对工人阶级的调查与研究比较机械。这一点，早在毛泽东和邓中夏时代他们就注意到了。

比如，毛泽东非常重视劳动者的疾病问题，早在红军时代他就指出：人民的健康问题，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问题。他非常重视人民健康，非常重视流行病、传染病、肺结核的防治问题，将人民的疾病视为最大政治问题，这固然与他早期重视身体与体育运动有关，但更与他从事社会调查有关。因此，他把白求恩摆在了那样崇高的一个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里，是非常突出的。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研究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研究和调查的就很多，可以写的就很多，资本主义劳动不仅造成无产阶级的肉体的创伤与疾病，而且还造成精神的创伤与疾病，这就与劳动时间的漫长、生活劳动空间的狭小、条件严酷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劳动的持续，资本积累的持续，是需要依靠一套复杂而繁琐的日常压抑-释放机制来维持和推动的，那就是需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日常释放的基本方式，比如日常的暴力、性、喝酒，乃至泡澡、赌博，甚至足球和体育，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运作，是社会科学研究调查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仅仅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仅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从深层上说，它也是一种生命的危机。对于人来说，表现为精神的危机与疾病，无产阶级不但是经济压迫的受害者，也是生命的异化者，是精神危机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劳动、商品生产，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把劳动者造成内在压抑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卷。与此同时，又造成一种廉价的释放方式：喝酒，赌钱，打老婆，打游戏，等等，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生命与精神的控制方式。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

无论是马尔萨斯关于生命控制的学说，还是马克思关于经济-阶级压迫的学说，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在长期压抑的条件下，歇斯底里和精神危机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发疯”无可避免。同样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在长期积累中，经济危机和过剩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可避免，当压抑的学说不可避免地指向劳动者的“发疯”，并把发泄的对象指向资本家和整个制度的时候，换成马克思的话语，那就是无产阶级的觉悟与革命。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话语和知识体系里，你永远不会知道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变成战斗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短期的、即时的、物质的快乐。没有战斗的无产阶级，怎么能够产生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产生后来中国共产党那28年的浴血奋斗？28年的惨烈斗争，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秋收暴动时从萍乡拉出来的队伍，就是靠安源矿井队的100多条枪起来革命。安源煤矿参加秋收暴动的人，抗美援朝结束后没剩下一人，全都牺牲了。如果他们是这样一个阶级——你怎么解释，这28年的牺牲，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社会科学也是从疾病的角度去观察社会，要治疗社会疾病，需要改变社会环境，造成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当年邓中夏他们办的新村，就好像是一个住院部。社会科学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精神的内在压抑，要使病人有信心、有觉悟，要使精神的压抑发出来、释放出来，这种疗法就是革命。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断发明新技术、新手段、新药，让病人不断吃药，不断上手术，这就要靠技术创新，就是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它靠什么？除了靠工人阶级以外，是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是靠知识分子被雇佣。知识分子帮他们制造了机器，就提高生产力了，提高生产力之后，资产阶级就可以拿捏人了，你死了，可以换机器人，就是你不愿干，机器人愿干，这完全就在于知识分子帮他们。

但是，资本主义整个制度有一个巨大的缺陷，这一定是经济学的“坑”，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供给是生产，需求是消费，市场价格就是这个曲线的交点。银行的利率也是那个曲线，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曲线，再学点微积分，就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

这个曲线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这个曲线是波动的，一旦生产多了，利润就下降；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裁人，降工资。

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周期性的曲线波动，而工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这个曲线当中，不断被突然抛下来。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被“锁链”所束缚的阶级。

大家不知道马克思说的这个“锁链”是指什么，其实这个“锁链”就是供需曲线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价格、利率、利息等等，就是希望用微积分求得各个变量影响下的那个解。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总有一天要知道，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如果能够掌握价格、利率和利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工人阶级根本不读书，他们根本不看《资本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去操心这些。因此，人类要掌握经济学，要掌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需要三个条件合在一起：

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群像北大学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工人当中去描绘一个没有“坑”的世界，不但教给他们挣钱，还告诉他们怎么管钱，工人一般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当他们太累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它当故事听，当一个梦。

《萌芽》里这个“理工男”挖了几天矿之后，突然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就读了几本书，马克思、蒲鲁东等的著作，然后就对这个工人说：劳动价格不合理，你们为啥不办个自己的消费合作社，为啥不自己办个信用社，与资本家竞争呢？这工人就说：得了吧，这不都是跟那个神父说的把钱给上帝差不多吗？要是他们自己真相信这个的话，他们就会少吃点，多干点活，好给自己在天上修一个好位置啊。其实没那么回事，人死后一切也就完了。但是，他们听着听着，也会觉得，为什么就不能办个消费合作社，办个工人信用社呢？少喝点酒，办个信用社也不错。

这是第一个条件。这特别适合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世人应该是互助的，世界应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一个锁链上，为什么要把钱给银行，我们自己理财不行吗？我们工人集资是非法的吗？他们第一次给工人去说，工人说——出去！第二次说我帮你识个字吧。识字干嘛呀？好算清楚账啊。第三次工人们说，我们听《水浒传》的故事都听累了，也听听你唠唠这工人集资，做个共产主义的梦也挺好，就当是精神按摩吧。

第二个条件就是——当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曲线把大量的劳动者抛到了一个大规模失业的境况中。这是最后的斗争，不到最后一瞬间，工人阶级是不会觉醒的。不是被逼到最后一刻，他们是不会相信你这套的。

这还不够，还要有第三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后来分析的。那时天下大乱，帝国主义已经管不住中国的军阀了，军阀也管不住中国的资本家了，也管不住中国的地主了。总而言之，民国很弱，天下大乱。

只有在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安源矿井队才会拿出那一百条枪，一旦上了井冈山，就没有退路了。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尽管四处散布谣言，即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一万个缺点，但事实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有巨大的爆发力。他们的爆发力量极大，起义、战争、革命，这都很厉害。

深入了解社会和解救人民疾苦

超长劳动时间，狭小生活空间，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疾病，这种疾病最集中地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一种生命控制技术，即马克思所说的锁链上的花环，它舒张有度，游刃有余地曲线般地控制着劳动者的生命，以内卷的方式，使劳动者把压抑释放在更为弱势的生命体上。一旦把他们压抑的能量转向那个曲线本身，解放的力量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让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就会成功。这就是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解放”，为了人类解放。这个比搞学问、赚钱，比办世界一流大学更高远，但也更实在。

解放，就是从枷锁的束缚里走出来，何为枷锁？就是“命运”。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是那个坑，那个曲线，就人类来说，就是我注定的命运，我天生是做学问的，天生是干活的，我们天生就是要赚钱的，要从命运的束缚里解放出来。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的细化，彼此没有了解的必要和欲望。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就是打破阶级壁垒，去了解别人，如果你不做社会调查，只是说我爱无产阶级，同情工人阶级，那这种马克思主义是空谈。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首先我们看就是工读互助团，就是平民演讲团，特别是长辛店和安源这两个地方，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成就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人物，我们把他们称为中国共产党人。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从西伯利亚矿井到纽约的车衣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悼念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从此知道，恩格斯说的不是假话，他是做了调查的。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没有这个，所谓学问就是空的，就是傅斯年说的辗转传抄，就是抄书。我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1925年，毛泽东比较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他把国民党定义为发财党，而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定义为救苦党，他把共产党的作风，称为关心人民疾苦。把疾病放在贫苦和贫困之上，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疾病流行的大国，疾病是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的一个切入点。马克思说，我们不是肤浅的人道主义。毛泽东说，治病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多次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的收获，这个收获，鼓舞了他一生的革命和奋斗。

从群学到科学，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戊戌变法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就是疗救社会的疾病、中国的疾病。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他还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学习他的科学方法。

遍地火光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编辑  季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学问的基础是什么？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是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学风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走向社会调查。期间产生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文献，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刘半农的民俗调查，傅斯年的文物调查，陈翰笙的烟草业调查，还有方言调查，后来就有边疆的调查，都是这种调查风气的演变。

讲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学风的形成。如果没有毛泽东、邓中夏他们去农村、工厂做调查，那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学风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很少去做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不算科研成果。如果傅斯年还活着，他一定会破口大骂，因为他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调查，没有社会调查，就没有社会科学。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共产党的本事就是调查研究。

我们要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知道，共产党的起点是走向工农，走向工农的起点是社会调查，离开了这个，讲社会科学，讲马克思主义，都是空的。

北大开风气之先，要为中国找一条出路

北京大学有很多的特殊性，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由此它发动了以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为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用严复的“群学”，即科学，代替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这些都是北大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北大带头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和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新文化运动，更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清华也建立了现代知识制度，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于清华，党的创建与清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清华与北大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学校的创办宗旨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的，当时的美国大使就认识到：改变中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美国的办法去培养一批中国精英，让他们去引导中国，这样，中国的精英们就不会闹事了。所以，当时清华学生的命运和出路一开始就是定了的，前途是有保障的。他们在清华主要是学英语，毕业后去美国，回来之后政府会安排他们。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改革的产物，其目标就是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学生的命运，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相似，那就是看不到出路，起码看不到一个明确的出路，于是他们只能为自己、为国家民族找出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就是这样。

清华也参加了五四运动，冀朝鼎他们也在“六三宣传”时被捕，但那是清华少数人。冀朝鼎毕业后，也立即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去了，因为他们的道路是确定的，就是去美国留学，而当时的北大学生就没有这样的出路。北大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五四运动结束后，北大的学生还是没有出路，所以，他们还是要问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到哪里去的问题。

什么是北大的命运？北大的命运，就是不得不一直去摸索道路，是开风气之先，或者说，一直处于李大钊所谓中之起点。毛主席说过，当年不是谁发展他入党，共产党是他们自己摸索着干的。

五四运动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北大，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其实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党不但产生了，也成长起来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看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建立大学堂，不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运动，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老师辈的蔡元培、胡适，学生中的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没有走共产党的道路。还有像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一开始参加创立了共产党，但后来分道扬镳了。大家承认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成了事了，也就是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当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一种势力的时候，才开始骂自己的这个对立面；即使承认共产党，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

抗战时期，傅斯年到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酸溜溜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意思是，最终能成大事的，没准是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我们这些搞新文化运动的，不是我们这些上街游行的学生领袖；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你们这些人现在成势力了，也许能成大事了。

其实，即使看到共产党得势，可能会成事，大多数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认清大势，坚定地跟党走。他们是被迫的，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有势力，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得认清方向大势，所以才参加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是被逼出来的。谁愿意搞马克思主义？谁愿意搞共产党？一旦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后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严重到就像秋收起义一样，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那就没有回头路了——它的前途就是杀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创立共产党的这些人，不禁感慨万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共产党的创始人，最后在党内只剩下毛泽东、董必武了。

建立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办世界一流大学，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了不起。但是，这些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不是一回事，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是要杀头的。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比五四学生运动，后果可严重得太多了。

怎么形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很多形容词，“开天辟地”，“横空出世”，这都是形容，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们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什么是奇迹。

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下，才能产生这种历史奇迹呢？还有，为什么他们的活动是不可模仿的？因为奇迹本身是无法模仿、无法重现的。

什么是奇迹？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人，特定的相遇，它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它不可复制、不可复现，这就是奇迹。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作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想象；共产主义不是单纯的理想信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现实的历史运动必须建立在严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如果基本情况还不清楚，就凭一腔热望去想象无产阶级，那这是狂热。

其实，马克思很少去定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他最著名的话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想，我们不需要根据公社的命令来实现乌托邦，对共产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什么是无产阶级，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作为。

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是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俄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打工人与原来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其中男女工人的比例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同乡会或者其他组织？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工资水平怎样？韩商、日商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经营形式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做非常细致的社会调查。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还有，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普遍爱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

萧子升当年是毛泽东的“小迷弟”，但是后来回忆录里的口气，他都表现得像毛泽东的“老大哥”一样——是萧子升指挥下毛泽东才建立新民学会、参加共产党；他还说共产党水平不够，太土了，如果你再提高层次，我就去了。

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萧子升已经被毛泽东从湖南动员到了上海，又从上海跟着跑到了嘉兴。即将去南湖开会的时候，动身前毛泽东还动员他一起去。最后一瞬间，萧子升还是说：你们不联合资产阶级，不联合欧洲和日本，你们连资产阶级政党水平还没达到，你们太土了，我不去。萧子升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想象中，他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与法国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工人与西方的工人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他们去开会了，萧子升一个人在南湖边独步，在独步的过程，他还有许多心理活动，他后来回忆录写的这段结尾，很壮阔——他说我在湖边独步的时候，看到烟雨中开过一个大船，我想在这个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寻求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马克思主义

1951年，萧子升去了拉美，晚年在流亡中回忆毛泽东和他穷游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是笑话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毛泽东不懂世界，不懂马克思主义。萧子升英文法文都好，马克思原著读得多，他相信的左翼思想都是世界上最时髦的，用今天的说法，他是“新左派”，他追的是世界上最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是第四国际、第五国际。他那种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不是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

萧子升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好。蔡校长提倡劳工神圣，但他赞成国民党，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跟国民党闹，就是与中国为难。五四运动之后，蔡校长离开北大又到法国，五年跟北大音讯不通。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是邓中夏，但他后来看邓中夏的一篇文章，痛骂他在法国结识的好朋友张静江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喜欢的学生怎么会变成这样？1927年，蔡校长回国以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赶出去。国共分裂，都是他的学生啊，分成两拨，杀成这样，他会怎么想？但他的决定是支持国民党。

抗战之前在南京，蔡校长代表教育部出来对请愿的同学说：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本领不光是上街，上街是反对政府知道吗？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做学问。现在国家够乱的了，你们还在这捣乱！学生说：你是北大蔡元培校长吗？当年不是你鼓动学生上街的吗？——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是国民政府！学生打了他一耳光，蔡校长气的，我的天呐，怎么会这样？

1920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法国之前，最后一次出北京演讲，就是在湖南教育会的演讲。

蔡校长去湖南演讲的时候，他说毛泽东听得懂我的话，于是湖南《大公报》就请毛泽东做记录，当时，毛泽东给蔡校长说：我现在要秉承你的意志，办一个自修大学，反正我们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自己办个大学。蔡校长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你好好办吧。

从此一别，蔡校长出国了，毛蔡再也没有见面。

抗战时期，蔡校长跑到了香港，大家给他做70岁寿辰。蔡校长说，我悔不该多活20年，我50岁死了就好了。20年国破家亡，当年汪精卫是我的好朋友，如今竟然成了汉奸了。

那个时候，中共领袖毛泽东就写信给蔡元培，大意说：先生当年是领着我们要民主的，如今怎么不支持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呢？校长说，现在是抗战啊，内忧外患，你们能不能不跟政府捣乱啊！毛泽东就说，这个政府总打败仗，他不民主啊，这样的政府怎么能领导中国抗日呢，连段祺瑞也不如啊，校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校长说，我不糊涂，润之当年不也说，资本家如果向善，我们也不能打倒他吗？工农文化程度太低了，管理现代国家，没有资本家，没有读书人，靠大老粗，这叫民主吗？

毛泽东说，我没忘，我连汪精卫也没忘，穆藕初我也没忘，我就是希望校长您领着他们，与我们共产党一起救中国啊。

其实，毛泽东抗战时期写给蔡元培的信，也抄送给很多人，包括汪精卫，也包括穆藕初。

回望五四，回望北大，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想到了什么？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1920年。

我们北大这位伟大的图书管理员在干什么呢？他绕了一圈到北京，把张敬尧赶走了，在湖南搞了个省宪法，但后来湖南又来了个赵恒惕，比过去的军阀还坏，毛泽东觉得他的工作都白干了。

1920年的时候，北大又恢复上课了。

这时候有一个大老板叫穆藕初，曾在美国留学，学过经济。他开了个大公司，思想比较进步，认为企业重在管理，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是一个公司能够壮大的根本，同时，他很重视劳资关系，认为处理好劳资关系非常重要。

可是，上哪儿找能够懂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人呢？他就想到北大，北大的学生很能干，能够把巴黎和会这个事都扭过来，于是他就准备资助北大的主要学生领袖出国留学。这样，北大的学生就有了清华那种留学的待遇了。罗家伦、周炳琳这些学生领袖都在被他资助的名单当中——这就是著名的五个学生出洋——被戏称“留洋五大臣”。当年是穆藕初送他们出国留学。穆藕初认为，管理不仅指技术设备，还指依法管理，解决劳资问题，不必要通过革命，可以通过劳资谈判，制定法律。受他的启发，毛泽东就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劳动法，来保护劳工的权利。

邓中夏本来在名单里，但是邓中夏不去，原因是他爹做官，他家有钱。他认为，只有清华的人才去美国呢，北大的去美国干啥？

但问题是，不去美国你还能干啥？当时北大的出路，一个是回家乡教书，教小学中学，再一个是混在城市里办杂志，卖文为生，政府机关当然去不了，北大毕业了之后干啥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办个单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业。

毛泽东最初也是当小学校长，他说我是小学教员，在礼堂黑板上写“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第一件事把他大弟弟安排来算账，小弟弟在食堂里帮厨。小弟弟牺牲了之后，毛泽东很沉痛地回忆起这个事情，说你看他那个时候，那么小就在食堂里帮厨，我没好好照顾我弟弟。毛泽东那个时候也得找工作，没有想到要创建中国共产党。

邓中夏他爹倒是给儿子找了一个工作，今天看也非常不错了，直接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了。但邓中夏不习惯给人端茶倒水，要自己创业。他爹只好给他钱，租了一个院子，他把这个地方叫作曦园。

同学当中就数他家有钱。张国焘、罗家伦和他一起办了个电影院，但那电影都特小众，没人愿看，票还太贵，过两天连电影放映机都赔进去了。后来说，要不咱们做肥皂吧。肥皂卖的还可以，但是生产的量上不去，做着做着就赔了。

最后还是女同学有志气，做毛袜子，北大的毛袜子也卖不出几个钱去啊。那时毛泽东很热衷于此，但到北京来一看，说房租太贵了，成本太高，要创业，也不能在城里，得去城乡结合部。

概括起来说，北大学生的出路不过三个，一个是毛主席，当小学教师，一个是自己创业，办新村，这是邓中夏，还有极少数几个，像清华学生那样被穆藕初安排了去留学。

1920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显出李大钊的作用。巴黎和会以后，1920年又在美国华盛顿开了个世界劳工大会。这个大会把全世界的劳工分为几类几等：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要为每天工作10小时而斗争；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人要为工作12小时而斗争。中国的劳工就没有给他们规定工作时间的上限和工资的下限。

世界劳工大会，各国都是三方参加会议：政府、工会和企业家参加。但中国只派了顾维钧一个人去美国。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又是北大先看到了，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三流国家，我们劳工是六等劳工啊。所以，从1920开始，中国开始纪念五一劳动节，就是让中国劳工知道，五一劳动节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这个时候，《新青年》就发表了很多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1920年5月出了劳动节纪念号，特别是对当时的上海厚生纱厂的女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当时的北大学生去做调查，今天叫社会调查；认为纱厂从湖南招来的女工待遇太低，劳动时间太长。穆藕初也代表资方参与讨论，他写文章说了市场经营的难处。陈独秀也发表了《我的意见》，这是中国最早的劳资双方和学者共同参与的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社会影响非常大。

北大学风开始向社会调查转变

这个时候，北大的学风就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社会调查的兴起。这是近代以来的新学，它是从西方传来的，要使这些科学知识真的有根基，那就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于是，北大开始了向社会调查的转变。当然，不仅是调查工厂，也调查农村，还调查民俗，调查方言，刘半农他们就调查民歌民俗。那时，傅斯年留学回来了，就去调查文物，去调查甲骨文。这个转变，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傅斯年看不起北大章太炎的那些徒子徒孙，他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学问，中国的学问就是翻书抄书，毫无意义，真正的学问是调查，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他提出要到边疆去调查，去东北、新疆做调查。

社会调查是北大学问的大转变。现在的考古学研究、边疆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最重要的是邓中夏的工厂调查，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也是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的基础。没有这样的转变，就不会有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会提出，阶级分析、民族调查的基本方法就无法确立，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作为一种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国大地。

其中，最喜欢调查的人，是毛泽东。当时湖南省立了一个省宪法，要保障湖南省的言论、结社、办报自由，这时候毛泽东提出，说这里边没有劳工的权利啊？但这个时候就没人再理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做出了一生当中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他独自跑到与湖南最接近的江西萍乡，就是张国焘的家乡，到那里安源煤矿做社会调查，并且下了矿井。这次社会调查，形成了毛泽东一生巨大的转变。他在萍乡住了一个星期，写了好多封信，可以说万念俱灰，也可以说如梦方醒。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瞎搞的。他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人说，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要学知识吗？我们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知识？我们对中国社会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科学的？

19岁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看到了世界地图，把他吓了一跳。他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想，世界这么大，人一定特别多，他们都过着什么日子呢？不是打架就是吵嘴，要不就是欠债、拼命劳动、互相你争我夺，人难道就要这么活吗？1951年他对周世钊说，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对我冲击特别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毛泽东是站在宇宙当中的人。马克思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发生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什么是无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会有什么作为？

（编辑  季节）

上世纪60年代，在新中国最困难的岁月，林县（今林州市）人民靠着一锤一钎一双手，苦战十年，建成了震铄古今的红旗渠，成为新中国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十年苦战产生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22年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内首次考察落脚延安和红旗渠，并作出重要指示，红旗渠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红旗渠的修建是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建成的一项宏大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水利战线上耀眼的旗帜。红旗渠的建成有力促进了林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但红旗渠的筹备、建设、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面临很多问题，尤其财政经济问题突出。

红旗渠工程筹备时期资金、物资准备情况

红旗渠工程决策时期，国内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无法获取国家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但红旗渠筹建前期，林县财政收入大增长，使林县具备了修渠的基本经济条件，并给县委带来了建设工程上马的信心。

红旗渠工程上马决策是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但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转变，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农业减产，国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1959-1962年）；国际上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分裂，苏联缩减对华援助直至后来全面撤销。当时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撤回专家、撕毁协议、逼债，1959-1962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地方很多水利项目无法得到资金支持。中央发出了“百日休整”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不再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就是在这种不利局势下开始筹备建设的。

1959年林县县委领导考察过浊漳河后，认为引漳入林工程可解决困扰林县人民千百年的干旱问题。时任县委书记杨贵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出县境引水无疑困难是很大的”，但也存在有利条件：“林县人民勤俭办社，经济上的积累是进行引漳入林工程的物质基础”^[①]。杨贵关于经济积累、物质基础的说法是有数据支撑的，从图1的1955-1960年林县的经济数据得知：

图1 1955-1960年林县财政收入（单位：千元）

1955-1960年，林县的分年度财政收入依次为：5178.143千元，5681.045千元，4886.332千元，6486.046千元，12186.98千元，14765.09千元^[②]，尤其红旗渠筹建的1959年县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近1倍，其原因与公社化和改制有关，多项产业收入和企业利润归县级政府所有，如1959年林县国营工商业企业列入财政预算管理，达28户，上交利润546.39万元；1960年林县银行、邮电、粮食企业利润归县，国营企业户数增加，上交利润603.84万元^[③] 。

图2 1955年-1960年林县来自企业的收入（单位：千元）

1955年至1957年，林县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寥寥无几，到1958年飙升至1728.159千元，1959年达到5651.995千元，1960年达到6309.033千元^[④]。县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给县委以极大信心和底气，因此1959年林县县委敢于作出修建红旗渠这一重大决策。

除此之外，建设红旗渠，林县也具备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有3000万斤的储备粮和近300万元的存款。林县3000万斤的储备粮与多年水利建设促进农业发展有关，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加强了水利、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林县水利农田建设迅速发展。林县人民在治山治水运动中，进行凿井、开渠、筑库、挖塘建设，水利建设事业大发展。到红旗渠修建前两年，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业发展纲领性文件“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国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引发水利建设高潮。1958年，林县县委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在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的决议》，掀起了林县水利设施建设高潮。在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形势下，林县水利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底，全县修建渠道46条,打水井5652眼,建中、小型水库36座可蓄水5100万立方米以上，水浇地面积发展到20.15余万亩，解决了307个村、28万口人的吃水困难问题^[⑤]。治山治水取得的显著成果,使林县实现了农业大发展，从表1的林县粮食产量数据可看出：

表1 林县粮食产量（1949-1959年）

从表1数据可知，林县粮食产量，1959年全年粮食平均亩产比1959年增产170.6%，比1958年增长28.9%，总产量比1949年增产130%，比1958年增产9.7%^[⑥]。林县过去一直是缺粮县，每年需要国家外调粮食支持，但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全县粮食生产逐步达到自给自足，每年还可调出两、三千万斤粮食支持国家建设，1958年林县大兴水利后，除解决本县用粮外，还向国家交售粮食六千多万斤。而且在“大跃进”中，林县没有盲目跟风和虚报产量，所以村村有储备粮，县里也积攒了3000万斤储备粮。银行、邮电、粮食企业利润归县后，县财政有近300万元存款，这是林县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富有的时期。这些物质基础为县委作出“引漳入林”决策壮了胆，尽管这些条件对于红旗渠建设来说远远不够。

红旗渠建设期间的经济支出

红旗渠工程在基本物质条件的支持和人民群众修渠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启动了，但十年修渠过程巨大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林县县委的预期。

建渠材料支出

红旗渠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工程土方量（按高3米、宽2米的石墙）可将广州和哈尔滨连接起来，建渠材料是红旗渠工程最大的经济开支。1960年县委初步对红旗渠走向进行建设勘测后，预算出建设材料开支（具体开支如下图所示），但随之而来的十年修渠和庞大的工程配套建设，红旗渠实际建设材料开支要远远超出1959年的预算：

表2  红旗渠建渠材料初步预算与实际开支对比

工程前期，县委对红旗渠建设依然存在盲目乐观的心态，甚至在工程施工草案中提出三个月竣工的口号“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预计从1960年2月10日动工，至5月1日完成，上10万人，用人海战术攻克红旗渠工程，但对建设周期和工程难度没有科学的测算，因此建渠材料开支预算与1966年实际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如建渠主要材料石灰，1960年预算时仅需1.54万吨，但1966年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竣工后，消耗石灰14.5万吨，超出预算十倍。建渠材料预算和实际消耗如此悬殊，导致红旗渠总开支相差巨大。1960年预算红旗渠建成仅需737.2万元，但1966年实际开支达到5530.9万元。建渠材料的大幅度超额支出，是工程建设时期最大的经济难题。

非建渠材料支出

工程所需非建渠材料，主要包括粮食、房屋、公共事业开支等，是红旗渠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部分。

粮食开支是其中最大的支出。据统计，修建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共补助粮食1128.75万公斤，其中国家补助288.95万公斤，占25.6%，县、社、队自筹839.8万公斤，占74.4%^[⑨]。其中1960——1965年总干渠补助粮食占比最大达810万公斤，占补助粮食总量的71%。红旗渠建设用时十年且历经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粮食短缺、食品不足问题，红旗渠工地上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粮食补助标准：

表3  红旗渠工地粮食补助表^[⑩]

根据表中粮食补助数据可知，红旗渠修建前期，林县依靠往年的储备粮尚且勉强维持渠上粮食供应，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供应不足。1960年林县农业总产值为2806万元，比上年减少10.8%^[11]。因此红旗渠修建半年后，干部口粮一天粮食补助仅有8两，工地上开始因口粮短缺出现浮肿病。为解决粮食问题，林县人上山采野菜、下河捞水草、向兄弟单位寻求支援等，积极渡过难关。     

其次是住房问题。红旗渠动工前，林县县委做出修好民工住房的指示，并初步预算“按上10万劳力计算，每间房住10人，需房1万间，沿渠村庄可号民房4000间，还需盖临时工棚6000间”^[12]。但实际上，工程动工后由于县财政紧张，不可能腾出专项资金修民工工棚，因此修渠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思路改为借用沿渠群众房屋，或宿山崖、窑洞、搭布蓬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回忆道“没住处，除了少数人住进山西省平顺县沿渠社队群众腾出的500间房子里，大多数民工都是挖窑洞、睡石板、住山洞”^[13] ，自力更生、勤俭建渠，以最低的资金投入解决红旗渠上的住房问题。

公共事业支出

工地是一个大社会，民工各项生活需求都要保障，因此公共事业支出必不可少。红旗渠动工后，3.7万人涌上太行山，民工生活保障是一项大工程，林县县委积极保障修渠民工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展现人文关怀。1960年林县县委在《引漳入林动员令》中指出：“特别注意搞好民工生活，使民工吃饱、穿暖，有劳有逸，安全生产。组织掌鞋组，理发组，百货组，治疗组，随时随地为民工服务”，同时设立服务站“使饥有吃，渴有喝，夜有住，病有医，车辆坏了有修理等”^[14]。1966年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后，县委书记杨贵总结修渠成功经验时指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红旗渠成功的重要因素，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各个工地领导都有专人分工抓生活、办食堂，坚持劳逸结合......帮助民工解决吃饭、住宿、钉鞋、补衣、吸烟、理发和日用百货等生活上的很多具体问题”^[15]。红旗渠建设工地上的公共事业支出也是一项及其重要的财政支出内容。

红旗渠运行期间各项财政支出

红旗渠建成后，为保障红旗渠成为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常规性的护渠费用支出和红旗渠灌区的经营管理开支必不可少，同时，多年运行不可避免的维修费用也是一项重大经济支出。

护渠费用支出

1969年支渠配套建设完成后，红旗渠像一条银色巨龙盘绕在太行山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支、斗渠连在一起，如同藤蔓一样布满全灌区。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工程不仅要做到常规性的维护管理，还要定期维修技改，以应对红旗渠工程运行多年的水蚀风化、危塌淤积、渗透等问题。因此红旗渠建成后的护渠费用和技改费用是一项重大经济支出。

红旗渠建设期间林县面临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的困境，由此带来建筑材料品质不高的问题，因此工程的维修加固和技改迫在眉睫，林县县委对红旗渠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共有两次。1970-1974年对总干渠进行分期维修加固，共计挖土12.61万立方米，投工109.21万个，国家投资145万元^[16]，这次维护加固工程使得红旗渠平稳运行了20余年。上世纪90年代，林州市再次对红旗渠进行技术改造和维护，主要包括“除险加固，防渗治漏，清除淤积，水泥硬化铺底，节水灌溉，提高灌区科学管理水平，使红旗渠灌区成为一个引、蓄、排、灌、电等综合性利用的现代化灌区”^[17]，此次技改工程一共包括三期，尤其在第二期的技术改造中，1620名解放军官兵参加了建设，军民关系更加密切。通过两次技改工程，红旗渠仅总干渠年节水量就达4000万立方米，同时也推动林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崭新的阶段。

图3  20世纪90年代红旗渠总干渠技改投资占比

除了在县级层面大规模的维修技改外，红旗渠的日常维护由专门机构——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进行管理。早在红旗渠动工之初，林县县委就意识到红旗渠维护保护的重要性，在1963年制订了《关于保护红旗渠的十项规定》，但并没有设置专门人员和专业机构对红旗渠进行管理。1964年12月，林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组织红旗渠护渠民工队的通知》，决定建立一支护渠专业队，对红旗渠进行日常维护护理，这支护渠队伍于1965年5月1日起正式组建为红旗渠灌区管理处。灌区管理处专门负责灌区的工程修建、用水、管理、经费开支等重大事目，其中渠道整修、扩建、修建等所需物料和资金，从水费或各公社摊派中解决，如遇渠道质量问题坍塌，则由该渠段的原承接公社或大队负责维修。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护渠经费主要来源是征收水费，水费收取标准随时代变革而逐步提升。1970——1973年，红旗渠灌区管理处按各公社水利受益面积配水并征收水费，夏季按照每亩土地0.18元，秋季0.20元，全年每亩0.38元^[18]。改革开放后，灌区管理处对红旗渠的维护费用开支，主要采取“以水养水”政策，如2003年3月《关于调整红旗渠灌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规定“用水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时交付水费。征收的水费只能用于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修”^[19]。据统计，从红旗渠总干渠建成后的1965年至1990年，26年间红旗渠灌区管理处累计总收入2181.6万元，总支出2225.7万元，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其中工程维修和基建投资年均支出分别为21.3万元和37万元，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46.8%^[20]。

图4  1965-1990年红旗渠管理处财政支出

红旗渠灌区综合经营开支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创新思维、紧跟时代发展，依托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多种经营，“以水养水、以工养水”。到1992年年底，灌区管理处拥有固定资产650万元，工业总产值310万元，年创收入78万元，占管理处财务收入60%以上。经营项目包括水力发电站、有色金属制品厂、药用玻璃厂、制氧厂、铝合金厂、铸造厂等企业；有修理车间、汽车配件经销部、综合门市部、百货门市部、饭店等商业饮食服务业；有7个外出建筑安装工程队^[21] ；开辟了红旗渠风景游览区，沿渠绿化树木价值已达百万元以上。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被水电部评为“全国水利系统综合经营先进单位”，其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红旗渠管理处综合经营成效明显，如1990年经营总收入131万元，综合经营收入62.46万元，综合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7.7%^[22]，红旗渠经济开始有盈余，也可保障红旗渠渠道的维护建设。

其他费用开支

红旗渠灌区日常工程维修保护由灌区管理处进行专业维护，但红旗渠作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工程险峻且渠水日夜奔腾，运行多年不可避免面临决口、坍塌风险，其维修费用也属于一项重大开支。

据统计，红旗渠自1962年至1992年共决口17次，其中包括自然决口和人为破坏决口，自然决口绝大部分是由地质灾害所引发的渠岸和渠底的坍塌滑动，破坏决口则由于河南、河北的漳河水抢水矛盾引起。1982年汛期，由于短时间内强降雨，红旗渠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渠道决口，红旗渠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等主要渠道，共坍塌渠墙818处，长11291米，冲毁桥梁、涵洞18个，塌方淤积25处^[23]，所有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淤塞倒塌。面临严重局势，林县县委紧急成立修复工程总指挥部，全县统筹一致，齐心协力解决了此次危机。

（编辑  苏歌）

“密档”问世

在追踪寻觅七伯的历史足迹时，我们意外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发现了珍藏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资料。这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大部分资料是七伯当年用中俄两国文字亲笔书写，在“国际”档案中也仅存一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我和在军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见过七伯。罗高寿说，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完整无缺地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七伯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负责人，也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国际”档案中应该保存有周恩来的资料。不过，这些档案都是绝密等级，原则上不对外公开。我请罗高寿帮忙，获得这批珍贵资料。在他的帮助下，俄方同意我们前往莫斯科调阅有关档案。此事得到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我们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组去俄罗斯执行这项任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及国家档案馆人员协同我们工作，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俄方首次向我们提供这部分唯一在国外保存的周恩来档案。这批材料佐证了七伯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功勋。

在五天五夜中，我们沉浸于一批批厚重的档案，从中了解中国革命之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七伯和他的战友们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说服共产国际，发展自己，消灭敌人。这批档案资料是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难得的宝贵资料。

七伯直接在苏联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1928年、1930年、1939年至1940年。我们按照这个时序筛选，取得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无比珍贵的人生履历

档案保存有七伯在1928年、1939年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共产国际先后两次专为周恩来建立了秘密档案。在1933年2月的档案中注明：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1921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5年第二次建立的秘密档案，对他作了更高的评价：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党内担任过领导、书记和机密工作；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担任过组织和军事方面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作多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是对各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的全面考核和鉴定，据以认定其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属于最高机密。

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妇女书记蔡畅应共产国际要求，为周恩来写了旁证材料。长达八页的旁证材料中，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但七伯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却体现出他一贯谦虚谨慎的品德。七伯是在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同志介绍入党，客观条件所限，没有履行书面手续。这件事，党中央已有决定：1921年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个小组的成员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七伯的入党时间中央定为1921年。共产国际1933年和1935年周恩来的档案中，都明确地注明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可见，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还是相当严密和准确的。

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

1928年6月至9月，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先后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为避开国内白色恐怖的破坏，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国外举行。七伯、七妈冒着巨大风险到莫斯科参会。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七伯刚满30岁，七妈24岁。

档案的内容表明，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就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当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同周恩来等谈话。两次谈话都存有周恩来的亲笔记录及俄文译稿。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会上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以后又兼任军委书记。

1928年7月至9月，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周恩来的这部分资料相当丰富，是国内从未见过的。他在共产国际六大军事委员会上的专题发言，在苏联和俄罗斯被作为重要研究资料。七伯的发言介绍了南昌起义后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形势，这是第一篇全面阐述武装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光辉文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方面对它高度重视。这次大会，选举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35年，又缺席补选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30年，七伯秘密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发言。

在这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通过大量实例解释和说服，斯大林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我们取得了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

臂伤不忘为党工作

1939年，七伯因臂伤去苏联治疗。在此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一次政治报告《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分送共产国际主席团各成员。

1940年1月17—19日，七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作了《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他对当时国际上普遍担心的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能不能坚持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领导等疑问，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成员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报告的正式决议。这对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取得了这个决议的资料。

百年恩来

海棠花前的倾情忆述

1992年7月，七妈逝世后，《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悼念文章。7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看似“无情”实有情》的文章，并在文末注明了我的亲属身份和职务，这应该是我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属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

在军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导演期间，拍摄了很多颂扬领袖题材的专题片。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她担任总导演，摄制了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想拍摄一部纪念周总理伟大光辉一生的作品。此计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不谋而合。1995年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周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李琦叔叔敦请在军担任总导演，摄制一部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电视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确定摄制一部十二集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

1995年秋天，我已63岁，中央军委批准我离休，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我可以全力协助在军进行《百年恩来》的摄制工作。我们对这部专题片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取得了两点共识。

一是，把表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作为《百年恩来》的主题和切入点。七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终身，建立了不朽功勋。他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东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常用四个字的成语作为形容词组合，其中有许多词组表述了总理的伟大人格：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一尘不染；实事求是，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多谋善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数不尽的美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古今中外少有。这是历史赐予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在电视片中予以强化和艺术地再现。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以情动人，以情叙事。周总理是一位充满情感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长幼情，都集中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这种超越常人的情感，应贯穿于《百年恩来》的全片，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精神，将其升华为泽被千秋的“周恩来精神”。

由此，我们把《百年恩来》定位为一部电视专题艺术片。

紧紧围绕展现周恩来崇高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这一中心，我们把实地拍摄、人物采访、影视资料、图片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在三年艰苦拍摄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走遍七伯当年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经过精心的编辑加工，《百年恩来》这部艺术精品终于诞生了！

1998年，七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百年恩来》在全国播映，引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首都报刊在头版顶端用大字刊登通栏标题：《百年恩来感动人民》。各报刊发表的观后感中，国家经委国防局原局长赖坚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

《百年恩来》的片名好，内容好。我建议片名再加上四个字：万世师表。历史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周总理的人格、思想、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才真正堪称“万世师表”。孔子留下一部《论语》，是他弟子编撰的；《百年恩来》则是由后人记述的一部当代“论语”，值得所有的人好好看一看。

这年的电视金鹰奖评选，《百年恩来》获一等奖。它还获得北京市“十个一工程”奖，主题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生死千秋业”

七伯逝世后，有一位驻京外国记者撰文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个周恩来的故事。”我们在拍摄《百年恩来》期间的亲身见闻，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撼人心弦的真情实事。

《百年恩来》中有一集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进行访问，表述七伯在晚年病重时，尽力争取一切可能，把党和国家的重担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而不至于被“四人帮”篡夺和毁灭。朴方告诉我，小平同志夫人卓琳阿姨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做准备。他还就采访内容事先同我个别交谈了三次。

朴方所谈，再现了我们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这时我父亲在场。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他最后用唯一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总理真是费尽了苦心。

朴方说：最终，七伯在天之灵是欣慰的。他终于把革命的接力棒，交到他真正的知己小平同志手里。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我们很多人家的客厅里，都挂有一幅恩来伯伯晚年的照片。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为人民服务”徽章，侧身坐在沙发里，深邃的目光里有一丝深沉的忧思。这张著名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出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之手。

洛迪先生得知我们拍摄《百年恩来》，特地从意大利米兰赶到法国巴黎，向我们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1973年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代表团，他不顾不能携带照相机的规定，悄悄地带上相机，并且特意从被接见队伍的中间移到最后，以便有时间同总理说几句话。七伯同他握手时，他请求为总理拍张照片。七伯满足了他的要求。洛迪说，“周恩来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深深打动了我”，“他的姿势是那么高贵，他的手和胳膊肘是那么完美地搁在沙发扶手上，根本无需作任何提示”。就这样，一幅旷世名作完成了。这张照片成为七妈最欣赏最珍爱的七伯的遗照。采访结束时，洛迪先生以“百年恩来——一位世纪伟人”的题词，把这幅原版照片赠送给我和在军，并在照片的后面贴上专用的印花以示真迹。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了上千万张。

我国现存的原版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

照片中的七伯蕴含深思，目光朝向未来。此时此刻，他正在为处于多事之秋的祖国命运殚精竭虑。

人格力量超越时空，超越国界

通过对许多国际友人的访谈，我们深深体会到，周恩来人格力量的伟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历史的共识，也是世界的共识。许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们，周恩来的道德情操为全世界所敬仰。他们十分羡慕中国有周恩来总理。

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至交。他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但表示一定要在金边王宫接受采访。他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在王宫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的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感遇之恩。”我们应邀抵达柬埔寨，柬方像当年接待总理那样，铺上长长的红地毯。所有的活动，都仿照当年伯伯访柬时的安排。

金銮殿是圣洁之地，只有国家盛大庆典才在这里举行。这里不能安装空调，靠电扇降温。身患重病的西哈努克国王不顾高温，在这里深情地向我们回顾了和总理的交往。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师长，我的兄长。他从没有教过我要怎么做，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最好的榜样。”他谈了三个小时，国王身后一直有三个医生、护士在看护，而这期间他居然没有喝一口水。我国驻柬大使谢月娥说：“国王事事处处都以周总理为榜样，学周总理怎样做人。”

美国基辛格博士对我们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还转述了尼克松总统的话：“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当代的圣人”

日本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七伯对改善中日关系十分重视，他从开启民间交流到两国正式建交都付出了大量心血。采访期间，我们深深感受到日本各界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一次又一次难忘的交谈，成为共同缅怀周总理的感人肺腑的美好记忆。

中日友协前会长孙平化生前曾一再嘱咐我们：如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采访全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他对周总理有很深厚的感情。很遗憾，冈崎先生已经去世，我们见到他的夫人和儿子冈崎彬。冈崎彬告诉我们：

父亲一生中最敬仰周恩来，他始终把周总理的照片藏在怀中。父亲到中国时，特意把我从美国叫到中国，就是为了让我结识周恩来这位世界伟人。父亲认为世界上有四大圣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但都是古代的。他一生寻求当代的圣人，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周恩来。父亲风趣地说，圣人中国不能占两个呀，那就只好委屈孔子了。

冈崎夫人说：“冈崎先生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丈夫生前一直怀揣周恩来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随同冈崎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当年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我，当时我只是日本的通商产业相，虽然职位悬殊，但周总理十分重视我的意见，当天交谈了8个小时，中间就餐时还边吃边谈。”七伯逝世后，他再度访华时已出任首相，七妈会见时，告诉他一件事：“那天见你之后，恩来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见的这位日本外宾，年轻能干，视野开阔，他今后会成为日本首相。”中曾根十分感动。他对我们赞扬“周总理不仅是中国建国之父，也是战后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尊严”。他还特地把珍藏的一幅日本富士山油画赠给我们。2015年，我们在东京举办“缅怀敬爱的周总理珍品展”，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中曾根先生当时已97岁，不能到会，特以他的名义送来贺词和花篮，并约我们见面晤谈。上次会见后，已过了近二十年，他热情如故，从轮椅上站起来同我们握手致意。我们送他一尊七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铜质雕像。合影时，他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怀抱沉甸甸的铜像，以此表达对恩来伯伯的敬意。现场许多日本记者和有关人士纷纷要求同他照相，他尽可能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而且始终坚持怀抱周总理铜像，他对周总理如此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中曾根先生于2019年11月逝世。他以这样的规格和方式接待我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

永远的思念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在《百年恩来》采访过程中，我们亲自见证了这种爱的力量、爱的奇迹。

著名诗人臧克家已九十高龄，长期卧病在床。周恩来的名字，点燃起诗人特有的思维火花。臧老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周总理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在采访时，他从病榻上坐了起来，流着热泪朗诵他为悼念周总理所题为写《泪》的诗篇：

八亿赤子，哀伤袭击！

千言万语，声声啜泣。

英姿笑貌，已成遗容，

伟词宏声，犹在耳中。

半旗悠悠，悲风漫吹，

人的汪洋，泪如潮水。

泪是丰碑，泪是誓言，

泪是动力，泪是火焰！

昂起头来，揩干眼泪，

红旗指向，无坚不摧！

百岁老人管易文，是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战友，天津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采访他时，他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但是，当把周总理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管老眼睛顿时亮了，在军把墙上悬挂的横幅（管老在周总理逝世当天亲手写下的“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八个字）指给他看，奇迹出现了，他竟然十分清晰地连呼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啊！”在呼唤最后一声时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眶，也引发我们所有在场的人精神上的极大震撼。

这次采访后五十多天，管老带着他对周恩来永远的思念，离开了这个世界。恩来伯伯以他的伟大人格力量，深深印刻在丧失人世间一切记忆的百岁老人脑海里。他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

《你是这样的人》

《百年恩来》的十二集中，每集都有歌曲，在军坚持创作一首表现周总理人格力量的主题歌。她把这个任务交给词作家宋小明和曲作家三宝，要求在歌词里不必出现周恩来的名字，但是让人一听，谁都能知道这就是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小明经过反复酝酿，创作出这首歌的歌词：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

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

人们在心里呼唤，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这首歌由刘欢演唱。这个珠联璧合的艺术组合，共同创作出一首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当它第一次在大型晚会上公开演出后，所有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不断地热烈鼓掌。晚会结束后很久，许多人仍然在座椅上频频挥泪，久久不愿离开。

《你是这样的人》长时间地被北京广播电台列为歌曲排行榜第一名。有一段时间，在许多公共场合，甚至在出租车里，都能听到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曲。国家级的大型晚会上也多次演唱，曲作者三宝和演唱者刘欢，也都把它作为个人音乐会的重头节目。这首歌被中宣部评选为“五个一工程”奖。

每当《你是这样的人》的乐曲声和歌声响起，人们无疑都想起了周总理。“真情有多重，爱有多深”——每个中国人也都会做出深情的回答。

终极使命

2008年3月28日，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办《你是这样的人》大型情景音乐会。年近八旬的郭兰英老师，为了唱好《绣金匾》中的“三绣周总理”，苦练了几个月。她泣不成声地高声唱出最后一句“我们热爱您”时，深深拨动了全场万余名观众的心弦。《你是这样的人》晚会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映了八次，这是少有的。

2013年，在伯伯诞辰115周年之际，主办《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记录珍藏的国际知名人士、老一辈革命家和多位当代艺术大师的题词、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史料。绝大多数是首次面世的真品原件，堪称无价之宝。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了写好《你是这样的人》这幅题名展品，他建议把题词中的“你”字改为“您”字，以显示对周总理的高度尊敬。因家中不够宽敞，年迈患病的他冒着大雨，连续三个晚间到办公室，写下一幅高达两米多的《您是这样的人》巨幅题字，这是中石先生晚年留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幅珍品。

2018年，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要求全党“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在于青年一代。这也是我们举办纪念恩来伯伯活动最大的心愿。

《百年恩来》播出后，一位青年女教师在座谈会上说：“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唯有镌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是永存的。这就是周恩来的精神。”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在广州举办《你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珍品展》时，一位“90后”女孩留言，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何其有幸，让我这一平凡的女孩，经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对于你，我有太多的敬仰。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感谢这土地上曾经有你。

这就是年轻一代的心灵和信念！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普照人间的周恩来精神！

（编辑  季节）

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历史中，成功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习和整理李富春的历史资料中，感到有必要向世人介绍李富春对我国“一五”建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这段历史批评的多，关注和研究的少。但这就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经验，重视对我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我采访过的某位当事人曾表示，“当时中国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是指编制“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二五”计划时遇到了“大跃进”，“三五”计划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个五年计划受到很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不但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说明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存在不同看法。

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最初搞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成型的计划经济制度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尽管此间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我们基本遵守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很重要、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研究和纪念。

研究“一五”计划的历史，其中相关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组成部分。李富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但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发展和实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工作。李富春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李富春参与了编制“一五”计划的全过程

组织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一次试编工作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央成立了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六人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副主任，兼任重工业部部长，并分工负责计划工作。同年5、6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一次试编工作。1952年初，中财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征求各大区意见。各大区报上来的材料，李富春都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并综合各方面意见，为制订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1952年7月，中财委向党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注：第一稿）。陈云在1952年7月1日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到：“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头（注：原文如此）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

参考苏方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1952年8月，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1953年6月，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苏联方面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组织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参考苏联的意见和援助的情况，对“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并重新作了安排（注：第二稿）。

毛主席催促编制“一五”计划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当时高岗为主席。这期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了。1954年2月，毛主席对工作进程不满意，要求加快进度。李富春立刻组织国家计委，在3月20日交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对“粗稿”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注：第三稿）。1954年4月19日，党中央调整了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使“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陈云主持八人小组连续召开十七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是陈云与李富春共同主持的），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初稿）》（注：第四稿）。9月5日，由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刘少奇，报告了八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由于中财委不再存在了，国家计委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更重了。

参与编制“一五”计划的最高决策会议

1954年11月3日至28日，李富春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到广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审议八人小组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这次广州会议，是党中央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次决策性会议。陈云在北京传达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州审议“初稿”时的指示，并主持八人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于1955年2月形成新的一稿《“一五”计划（草案）》（注：第五稿）。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一五”计划的报告

1955年3月，先由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一五”计划（草案）》。会后中央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注：第六稿）。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7月5日，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了“一五”计划的编制经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等。该报告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批准。

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四年，从组织进行第一稿的试编工作开始，经过六易其稿，最后在人代会上报告正式通过，李富春从头到尾参与了“一五”计划编制的全过程，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蓝图终于完整地绘制出来，正如李富春在报告中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推进。”

李富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与苏联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党中央决定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李富春及代表团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同苏联政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谈判，直到1953年6月回国。

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

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是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中方先将翻译好的“一五”计划（草案）文件和资料交苏方研究，然后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分别与苏联政府对口部门交流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方人员与李富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四次更高层次和更加深入的会谈。这段时间，李富春不但亲自主持了与苏方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还要经常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中苏双方充分交流情况，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突出建设重点，适当降低相关经济指标和增长速度等。李富春认为苏方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得到批准。回国以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参考苏联的这些意见，将“一五”计划（草案）修改得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就争取援助项目与苏方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争取苏联的援助项目是代表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苏方援建的项目及苏方能够提供的项目。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谈判，双方在援助中国的91个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后，党中央特别委托李富春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这些文件。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方米高扬分别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及相关附件上签了字。

在“一五”计划之前，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时，李富春就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同苏联谈判。这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定文件。当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苏贸易谈判和争取苏联援助东北的工业项目。这次谈成的援助项目有50个。1954年10月，李富春又协助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苏方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1950年的50个项目、1953年谈成的91个项目、1954年谈成的15个项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总数为156个。这156个项目的谈判都是在李富春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顾说：“李富春同志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宝华回顾说：“156项，项项都浇筑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这156个项目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重点和骨干，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个项目最终建成了150项，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国防等14个工业领域（其中有44个军工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门类的空白。这些生产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争取苏联援助的成果，还体现在技术传授和人才培训方面：一是苏联决定“一五”期间每年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据后来统计，到新中国成立10年时，苏联共派出了大约两万名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中国（注：各类资料统计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二是苏联决定在“一五”期间每年接受一千名中国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此外在这10年期间，中国还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到苏联各大学学习。这些不但有效地弥补了新中国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更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骨干，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如江泽民、李岚清、刘华清、罗干等同志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尽快掌握计划经济规律，提高工作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李富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和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不考虑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和工作水平”。李富春在给党中央《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探，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设计工作和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制造任务，并依靠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品……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必须自觉地、自信地和有组织地担负起来。”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当时党内也存在急于求成，没有学会走就想开始跑的倾向。忽视客观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后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埋下了祸根。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这段历史，或持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那时苏联是真心诚意帮助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李富春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基于中苏两国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了苏联一批物资和原料，主要是粮食、橡胶、轻工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等。当然中国也是要以此偿还债务。至于后来中苏两国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确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苏方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个责任主要是在苏方。

李富春参与并领导了“一五”计划执行和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对我们党而言，制定“一五”计划是一项崭新而困难的工作，但是把计划变为现实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底子薄、基础差”，表现为：一是缺乏对经济技术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了解和掌握，无法给项目设计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二是过去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薄弱，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没有底数；三是尤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设计能力、施工组织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前几年我去看望宋平同志，“一五”时期他是国家计委分管劳动工资的副主任。他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统计资料，一切基础性工作都要我们从头做起，因此做计划非常困难。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李富春由于职责所在，几乎对计划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全力以赴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上最后通过的，但是许多建设任务从195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56个项目实际的建设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9年，历时19年。此外“一五”计划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共694个，实际施工的多达921个，156个苏援项目是其中的重点和骨干。

1953年，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组织落实这些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李富春作为总负责人，克服了上述一系列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建设好这些项目。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李富春“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156项目中的许多建设工程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等。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

在审批项目的建设计划时，李富春从来是一丝不苟。吴俊扬等在文章中写道：“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参加156个项目审批的人员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等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分歧意见很多时，李富春都要求大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李富春采取这种极端认真审慎的态度，这些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基本都取得了成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建成的这150个项目的布局、选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基本合理的”，“学界总体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虽然出于国防和安全的考虑，150个项目的布局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这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三分之一投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布局的第一次大转移，使国家在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终对新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有所不同，关键是建成的这150个项目大部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例如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西安的飞机制造厂、兰州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到现在仍是行业骨干，仍然在为国家做着贡献，有的还成为“国之重器”。

做好综合平衡，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工作重点

当年国家经济百废待兴，要建设这么多大项目，这对每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多亿元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的，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而当时国外贷款只有36.4亿元，外债仅占财政收入的2.7％。如何用好这些宝贵的资金，成为“一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此李富春多次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摊子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他在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过程中，按照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原则，去组织投资和建设。

例如，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优先抓了鞍山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大生产能力。这期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的投资高达15.5亿元，占同期我国钢铁工业实际基建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由此我国钢铁产量增长很快，在1952年135万吨的基础上，到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这样做集中使用了资金，缩短了建设工期，加快了生产能力的形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后来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1956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后来也还存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成分。李富春根据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计划工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这些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既体现了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又彰显了契合实际的灵活性，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在1955年1月国家计委创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李富春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这不但是他做好“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更是他后半生中做好计划工作的理想和追求。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期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主要时期。

首先，李富春很重视计划工作的制度建设。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就对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1955年，李富春又主持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他领导建立起一系列计划工作的规章制度。

其次，李富春很重视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经李富春的提议和争取，1954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在《暂行工作条例》中又对机构设置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此时开始，新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设立了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现在这些机构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完成“一五”计划各项指标,落实各个建设项目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节约和节省是李富春在经济工作中刻在骨子里的理念

李富春在他一生的经济工作中，多次就节约问题制定政策，做出指示或发表讲话，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同。在“一五”期间，针对苏联援助的一些设计和建设标准，李富春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项目的标准，尽可能节约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有的政府机关修建“大屋顶”办公大楼，片面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美观。他制止了正在施工中的国家计委大楼的“大屋顶”（至今国家发改委大楼还是“平顶”），取消了尚未开工的另外两座大楼的盖“大屋顶”计划，同时批评了海军大楼的建筑（即海军司令部大楼，后来被戏称为“海军大庙”）。刹“大屋顶”之风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薄一波在回忆“多快好省”建设方针提出的过程时说，1955年12月，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一个“省”字，也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人民日报》社论便以“多、快、好、省”发表出来，成为“一五”后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努力学习，专搞一行” 

落后的旧中国本来就严重缺乏现代经济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才，革命队伍又面临从打仗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都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重新学习。李富春希望尽快提高计划工作干部的专业素质，因此他“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在访苏期间，李富春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组织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讲授计划经济的知识和理论，一共讲了十几次课，每次四五个小时。李富春亲自参加听课。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机关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1953年3月李富春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可以感到李富春对学习计划经济的浓厚兴趣，对做好计划工作的踌躇满志。纵观整个“一五”时期，毛主席、刘少奇在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看到，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并指导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周恩来、陈云是新中国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在他们的领导下，既参与了“一五”计划的决策和编制，又是“一五”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把决策者的意志和“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全部超额完成。这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上百年旧中国经济发展记录，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一五”计划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一五”计划还是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新中国这一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的人们称“一五”时期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李富春组织编制和全面落实“一五”计划，为这个“春天”的到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

（编辑  季节）

泪咽无声

箴言犹在耳，泪咽却无声

1976年1月8日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去接。不知怎的，这些天对七伯的病情心中总怀有隐隐的不安。前些日子，邓在军要下放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她打电话到西花厅，请示可否去看望七伯、七妈。赵茂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七伯现在不方便。你还是回来时再见吧！我俩猜测，七伯的病情是否加重了？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病情已经危重，多数情况下处在昏迷状态。

我终于拿起电话，听到赵炜大姐的抽泣声，她哽咽着说：“大姐让我通知你，七伯今天上午9时57分不幸逝世了！她嘱咐你们节哀保重，向伯伯遗体告别和参加治丧活动事宜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我无比沉重的打击，抑制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亲爱的七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刻，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热爱你的人民，离开了你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1月9日凌晨，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整个总后大院顿时变得一片肃穆，人人感到无比震惊与哀痛。许多人流着热泪，就地脱帽，立正默哀。

此时，在干校劳动的在军突然胃绞痛发作，病情严重，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抢救。干校领导同时收听到电台广播和看到我发给在军的电报，当即研究决定，护送在军回北京治病，给了她一个回北京向七伯告别的机会。

最终的诀别

1976年1月11日，我俩同在京亲属一起在西花厅集合，去北京医院向七伯告别。北京医院门前挤满了人。听说总理的遗体移放到了这里，人们无不希望同心中热爱的人民好总理见最后一面。按照安排的程序，最先由亲属告别，可是留给我们瞻仰、告别七伯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七伯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旁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这是一个让我们心中滴血的时刻。七伯静静地躺着，双目紧闭，双颊凹陷，不再向我们绽露那无比亲切的笑容。万万没有想到，他英俊的面颊此刻变得如此的凹陷，他挺拔的身躯此刻竟是如此瘦削，一套穿旧了的灰色中山服，不合体地搭在他形销骨立的身上。亲爱的七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精力，永远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怎么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憔悴成如今的模样呢？

七伯此生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是：他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缘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缘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缘于他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更缘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淬炼。

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几乎无人可及。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考验，都能一个个地闯过来，最终化险为夷。他连任26年共和国总理，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七伯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得了癌症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病痛，与“文革”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中做了大小13次手术，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人生之美在于永恒

七伯逝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一生挚爱和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亲爱的七妈。但是，七妈一直高度克制着悲伤，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妥善地安排七伯的丧事。直到向七伯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诉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小超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上这条路长达三十多里，百万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哭别总理。车队行进到北京饭店门口时，有几位外国友人跳着脚哭泣。到了闹市口，多位老人截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邓朴方同志告诉我，他同301医院的病友专门备了酒，冒着寒风到医院门口洒地酹祭，哭别总理。

这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泪，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1976年1月15日，我和在军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恩来追悼会。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人们跟着哭泣，会场一片悲声。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在台湾厅会见我们亲属和七伯的医务人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多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七妈的政治智慧超群，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她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那天，七妈处在万分悲痛的时刻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她的谈话经过缜密的思考，所谈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革命情怀，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七妈的讲话，我在现场做了认真记录。后来看到这次谈话有正式发表的文稿。此刻，为了表达我对七妈的缅怀之情和保存历史原貌，引用的是我自己的部分原始记录。

七妈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七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临终前所思所想，仍然是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的一生无论多久，较之天地永恒，只是须臾瞬间。但是，死后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无边无垠，永存世间，时时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七妈在讲话中又说：

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亲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

谈话结束后，我和在军请七妈节哀保重。她老人家同我俩亲切地握手告别，还特意拉着在军的手谆谆嘱咐：“赶紧把病治好，保护好身体，早点回干校。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嘱咐富有政治远见。果然，追悼会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追查“总理遗言”一事。在军回干校后，北京还有人专程去找她核查所谓“总理遗言”和七妈的讲话，被她愤怒地顶了回去。

七伯去世后，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悼念他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其中，有两首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赵朴初先生的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赵朴老的诗，深刻而生动地赞颂了七伯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品格，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萧克将军为怀念七伯，曾应我们所请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与赵朴老这首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这句，浑然天成，内涵深重。我与在军商议后，特地请作曲家臧云飞谱成一首歌曲：

首义战旗红，

功在第一枪。 

无私功自高，

不矜威益重。

经在军编导设计，请海、陆、空三军官兵和解放军仪仗队会同演唱这首歌曲，在纪念七伯的电视艺术片和文艺晚会中多次出现，观众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

其二，郭沫若先生的《七律·悼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老诗中“天不能死地难埋”这一句，以深邃的内涵、形象的语言，抒发了七伯、七妈身后把骨灰撒向山河大地的伟大情怀。他俩的生命从此与天地共存，人间的真理也与他们同在。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寓意深远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之伟岸莫过于此！

志洁行芳

七妈邓颖超，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

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七妈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写下了这四个字：“志洁行芳”。

2005年12月31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在军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并致辞。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他们为自己家乡诞生了这位伟大的女性感到无比骄傲。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先生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

这幅画的中间绘着两朵盛开的腊梅。一朵绽苞怒放，冷香扑面；另一朵半掩花蕊，被虬枝老干稍稍遮挡。我们能体会她以梅喻人的深邃寓意。两朵腊梅都是世间珍品：迎面绽放的这朵，象征恩来伯伯为世人敬仰的崇高品格；被枝干稍稍遮挡的另一朵，则意喻七妈严格自律，自甘旁衬、芬芳自在的高洁人品。

正如画中所喻，七妈与七伯同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做出卓越贡献。但是，作为早期我党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七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七妈便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七伯从事党的事业的位置，严格地自我约束、淡泊名利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特殊，反而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地位待遇。她和七伯一样，从来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谈话中涉及的其他同志，她只谈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写了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向七妈报告了。她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七妈，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诗。我们都深受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七妈同我俩说过，伯伯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前，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她是从国民党报纸上才得知这件大事的。

曾有无中生有的“爆料”说，七妈在“文革”中向他人“透露”所谓“党内斗争的高层机密”，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有正式资料称，七伯在临终前对七妈说：“我心里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妈说：“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伯和七妈是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的典范，他俩之间从来不说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事，怎么可能把“高层机密”透露给其他人呢？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里摘录几则，作为史料的补充：

1996年，我在仅向亲属提供的俄罗斯珍藏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一件1928年共产国际邀请邓颖超列席共产国际六大的邀请函，原件系德文书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戴镜元说：与中共苏区联系的密电，如周恩来同志不在，就由邓颖超同志翻译。

七妈与七伯还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划为六级。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又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七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在军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但你伯伯在世，我按照同他的约定，不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

对七妈自谦自让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向我俩深情赞扬：“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周总理大我九岁，邓大姐大我三岁，我都是把他们当作长辈，当作良师。”赵朴老还应约为《百年恩来》电视片作了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三句话是我对总理和邓大姐的共同感受。”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村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子，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海棠花，爱之花。生相随，死相依。此爱绵绵，永无绝期！

终生难忘的挚爱

1959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那天，七妈详细地询问我俩的生活开支情况。她说，有困难告诉她，不要向公家伸手。这天，七妈坐着小板凳，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了温暖。

国防大学成立之初报请中央、军委领导题词，其中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七妈。七妈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她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教书育人，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她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我当时任校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如实报告了七妈。她说：“也是高级干部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七妈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她还向在军谈了对央视节目的中肯意见。七妈说：“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5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1984在军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籍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1992年3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和赵炜、振普以及其他亲属代表，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曾经读书、工作、战斗的城市。当年，七伯的骨灰有一部分撒进了海河。十六年后，七妈的骨灰也撒进了海河。他俩在海河再次相聚了。

七伯和七妈将携手进入大海，走向永恒，这一归宿彰显了两个伟大生命的人性之美。

（编辑 季节）

不久前，一位党史专家问我，这张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见到此照的人都想知道的。他就是1937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今年7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15周年。

曾作为他的秘书，我通过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顾委的通知，邀请吴老列席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本来想告之吴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顾委请假，当我转告他这次会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没想到吴老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要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吴老微动的双唇和湿润的眼睛。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相，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几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青少年时期(1919-1925年）

1908年7月，吴亮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做过小学校长，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是长子。

在北伐时期，他的父亲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弃官还乡，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的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

吴亮平天资聪慧，5岁就进奉化小学读书，1919年，11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2年，14岁时就考入厦门大学。他认定要“实业救国”，上了经济系（预科）。罕见的“早慧”使他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去上海求学时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还不断向《觉悟》等刊物投稿。

1923年，厦门大学爆发学潮，部分学生和教师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

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学生会为工人办起了夜校，吴亮平经常去夜校讲课，帮助工人补习文化，通过和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新社会观》等介绍苏联的书，把全新的思想观念带进课堂，与身边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理想产生了疑问，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25年5月中旬，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 30 日，吴亮平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曹家渡进行演讲，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他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帝国主义，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吴亮平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29年）

作为“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吴亮平被恽代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1925年10月，他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继续探索真理的长途跋涉。

半个世纪后吴亮平回忆道：“那时我是个17岁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张闻天同志曾对我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亮平在去苏联的货船上认识了张闻天。这位长他八岁、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吴亮平毕生的尊重和友谊。

1925年11月，吴亮平正式进入中山大学，进行3年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大多数中国同学不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而已经译成中文的又很少，学校就组织懂外语的同学翻译马列原著。吴亮平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后还在国内翻印。不久，他和张闻天等同志担任了教学工作，他成为世界经济地理课的教员。

同期在中大学习的还有王明，他拉帮结派的行为使吴亮平极其厌恶。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逐渐形成，打击对他不满的人，吴亮平与左权（湖南人）、陈启科（贵州人）等人成为王明打击的对象，吴亮平利用为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开会做翻译的机会，向瞿秋白、邓中夏如实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为，使王明对他怀恨在心，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悲观低落的情绪也影响到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吴亮平经联共（布）党员2人和张闻天等中共党员2人介绍，毅然站到了党旗下。

1928年秋，吴亮平向瞿秋白请求回国，辞去了中大教员的工作。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发了他探寻其发源地的渴望，返回祖国途中，他游历了德、法、英等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发祥地，他走访伦敦工人区，感悟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状况》时的情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现实依据有了亲身体验和更多的理论思考，联系此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更加认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

回上海在中宣部工作 (1929-1932年）

1929年初，吴亮平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工作任务：一是《环球》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吴亮平与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拜访了鲁迅先生，取得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此后，吴亮平还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批驳了国内“托派”和国民党雇佣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在中央文委领导创办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尤以1930年4月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土地问题》影响最大。文章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当时在南方建立的农村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一年，吴亮平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王明回国后，利用手中权力将他撤职，吴亮平在闷热的亭子间，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他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左权和陈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还帮他校对订正。

《反杜林论》中译本的问世，是吴亮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吴亮平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这部译作，在长征途中宁可丢弃衣物，也坚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和曹荻秋、杨放之、彭康等难友一起，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秘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932年爆发了淞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吴亮平于9月获释。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找到党组织后，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鉴于这种情况，吴亮平在张闻天安排下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10月，他到达瑞金。

在中央苏区 (1932—1934年）

前些年有一次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亮平同志刚到苏区时的样子吗？”“怎么不记得，他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身白礼帽白西装。真的是很帅、很洋气！我们知道他有钱，就打他的土豪”（让他请吃饭）。

吴亮平在红军学校任宣传部长兼总政治教员。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笔名）？” 吴亮平的到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问题要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询问，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

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诙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延续了二万五千里和之后整整十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建设和军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3 月成立了国民经济部，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粮食、棉布、药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部从部长到每一个干部，都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吴亮平起草了《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合作社怎样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吴亮平领导的国民经济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工作；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发展工商贸易、打破敌人封锁。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在瑞金，可以看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所做的“寻根之举”——出资修复各自的“前身”旧址。在那里，人们可以走进吴亮平部长的办公室……

长征到陕北后(1934-1945年）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苏区，没让他跟随主力转移。出发前，这位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与挚友吴亮平喝告别酒时的悲愤让吴亮平痛惜。

长征初期，吴亮平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到达遵义后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后来又在邓小平、刘英之后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阐述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6年7月，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吴亮平晚年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我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过两天要来采访他，请我当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说：‘行的，就是你。’结果，斯诺与毛主席几个晚上的谈话，都是我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这是第一次。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先作个简单记录，再用英语告诉斯诺，斯诺随听随记。写成文章后，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

从7月16日开始的马灯下的长谈，构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核心部分。

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这本书于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国内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周总理转述的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到世界，这一进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将他下放到《解放》周刊当编辑。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泽东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吴亮平向毛泽东积极推荐，并编发在《解放》上，使之与全党同志尽快见面。

吴亮平还承担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的教学任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给各校学员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当秘书时，一次陪吴老在北京医院体检，在走廊碰见李东冶和袁宝华两位老部长，他们一人握住吴老一只手，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师”。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他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吴亮平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他告别了延安，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从东北到上海(1945-1953年）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了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

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东部）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3年多的时间里，吴亮平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吴亮平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当年跟“老资格的吴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是荣毅仁、经叔平等民族资本家，都对吴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注重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等还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主管化工基本建设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1953-1966年）

1955年，吴亮平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在化工部近八年中，他提出过“化工企业要建立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总会计师负责制”；“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严格按科学办事，切实搞好生产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劳动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责有权”等重要意见。

在主抓上海吴泾、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的建设中，他亲自组织进口急需的特殊材料；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设备的大小几十个厂家；他还深入施工班组，和工人促膝谈心，现场解决问题。这两大化肥厂一次开车成功，为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后农业生产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

1963年，吴亮平调到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一项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当时，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问题，影响了工业建设的效率。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关心和薄一波副总理的亲自领导下，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具体领导工作落在了吴亮平等同志肩上。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吴亮平主持起草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地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应当首先选择少数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工交系统经过认真准备，在国家经委领导下，试办了九个全国性、三个地区性的托拉斯。吴亮平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管理了产供销、人财物，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他还亲自总结了交通部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和冶金部所属的制铝工业公司的试办经验。在此期间，吴亮平邀请曾在美、英、法等国学习工作、做过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

正当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尝试被迫中断。

最后的十年(1976-1986年）

在十年动乱期间，吴亮平先是被打成“刘（少奇）记托拉斯的黑干将”挨批挨斗，到河南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长期“靠边站”的日子里，他每天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整理校订《反杜林论》的译稿。他回顾和思考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和夫人杜凌远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置身在群众中，感受澎湃的历史洪流，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态度。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吴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舒畅。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有关会议上，他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半个多世纪为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真挚感情，以及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做了长篇发言，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亲身经历分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系统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利弊得失，指出其主要教训在于“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吴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机构的顾问。他虽已年逾古稀，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他先后就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领导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

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吴老的健康，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终于使他归于沉静。

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陪吴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我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这简单而又坚定的回答，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使我永生不忘——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却一语点中了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神髓……

吴亮平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是留在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宝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之一。

我永远怀念他！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