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学问的基础是什么？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是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学风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走向社会调查。期间产生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文献，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刘半农的民俗调查，傅斯年的文物调查，陈翰笙的烟草业调查，还有方言调查，后来就有边疆的调查，都是这种调查风气的演变。

讲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学风的形成。如果没有毛泽东、邓中夏他们去农村、工厂做调查，那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学风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很少去做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不算科研成果。如果傅斯年还活着，他一定会破口大骂，因为他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调查，没有社会调查，就没有社会科学。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共产党的本事就是调查研究。

我们要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知道，共产党的起点是走向工农，走向工农的起点是社会调查，离开了这个，讲社会科学，讲马克思主义，都是空的。

北大开风气之先，要为中国找一条出路

北京大学有很多的特殊性，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由此它发动了以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为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用严复的“群学”，即科学，代替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这些都是北大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北大带头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和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新文化运动，更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清华也建立了现代知识制度，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于清华，党的创建与清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清华与北大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学校的创办宗旨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的，当时的美国大使就认识到：改变中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美国的办法去培养一批中国精英，让他们去引导中国，这样，中国的精英们就不会闹事了。所以，当时清华学生的命运和出路一开始就是定了的，前途是有保障的。他们在清华主要是学英语，毕业后去美国，回来之后政府会安排他们。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改革的产物，其目标就是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学生的命运，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相似，那就是看不到出路，起码看不到一个明确的出路，于是他们只能为自己、为国家民族找出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就是这样。

清华也参加了五四运动，冀朝鼎他们也在“六三宣传”时被捕，但那是清华少数人。冀朝鼎毕业后，也立即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去了，因为他们的道路是确定的，就是去美国留学，而当时的北大学生就没有这样的出路。北大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五四运动结束后，北大的学生还是没有出路，所以，他们还是要问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到哪里去的问题。

什么是北大的命运？北大的命运，就是不得不一直去摸索道路，是开风气之先，或者说，一直处于李大钊所谓中之起点。毛主席说过，当年不是谁发展他入党，共产党是他们自己摸索着干的。

五四运动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北大，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其实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党不但产生了，也成长起来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看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建立大学堂，不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运动，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老师辈的蔡元培、胡适，学生中的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没有走共产党的道路。还有像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一开始参加创立了共产党，但后来分道扬镳了。大家承认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成了事了，也就是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当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一种势力的时候，才开始骂自己的这个对立面；即使承认共产党，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

抗战时期，傅斯年到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酸溜溜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意思是，最终能成大事的，没准是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我们这些搞新文化运动的，不是我们这些上街游行的学生领袖；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你们这些人现在成势力了，也许能成大事了。

其实，即使看到共产党得势，可能会成事，大多数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认清大势，坚定地跟党走。他们是被迫的，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有势力，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得认清方向大势，所以才参加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是被逼出来的。谁愿意搞马克思主义？谁愿意搞共产党？一旦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后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严重到就像秋收起义一样，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那就没有回头路了——它的前途就是杀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创立共产党的这些人，不禁感慨万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共产党的创始人，最后在党内只剩下毛泽东、董必武了。

建立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办世界一流大学，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了不起。但是，这些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不是一回事，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是要杀头的。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比五四学生运动，后果可严重得太多了。

怎么形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很多形容词，“开天辟地”，“横空出世”，这都是形容，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们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什么是奇迹。

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下，才能产生这种历史奇迹呢？还有，为什么他们的活动是不可模仿的？因为奇迹本身是无法模仿、无法重现的。

什么是奇迹？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人，特定的相遇，它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它不可复制、不可复现，这就是奇迹。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作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想象；共产主义不是单纯的理想信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现实的历史运动必须建立在严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如果基本情况还不清楚，就凭一腔热望去想象无产阶级，那这是狂热。

其实，马克思很少去定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他最著名的话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想，我们不需要根据公社的命令来实现乌托邦，对共产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什么是无产阶级，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作为。

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是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俄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打工人与原来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其中男女工人的比例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同乡会或者其他组织？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工资水平怎样？韩商、日商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经营形式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做非常细致的社会调查。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还有，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普遍爱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

萧子升当年是毛泽东的“小迷弟”，但是后来回忆录里的口气，他都表现得像毛泽东的“老大哥”一样——是萧子升指挥下毛泽东才建立新民学会、参加共产党；他还说共产党水平不够，太土了，如果你再提高层次，我就去了。

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萧子升已经被毛泽东从湖南动员到了上海，又从上海跟着跑到了嘉兴。即将去南湖开会的时候，动身前毛泽东还动员他一起去。最后一瞬间，萧子升还是说：你们不联合资产阶级，不联合欧洲和日本，你们连资产阶级政党水平还没达到，你们太土了，我不去。萧子升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想象中，他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与法国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工人与西方的工人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他们去开会了，萧子升一个人在南湖边独步，在独步的过程，他还有许多心理活动，他后来回忆录写的这段结尾，很壮阔——他说我在湖边独步的时候，看到烟雨中开过一个大船，我想在这个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寻求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马克思主义

1951年，萧子升去了拉美，晚年在流亡中回忆毛泽东和他穷游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是笑话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毛泽东不懂世界，不懂马克思主义。萧子升英文法文都好，马克思原著读得多，他相信的左翼思想都是世界上最时髦的，用今天的说法，他是“新左派”，他追的是世界上最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是第四国际、第五国际。他那种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不是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

萧子升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好。蔡校长提倡劳工神圣，但他赞成国民党，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跟国民党闹，就是与中国为难。五四运动之后，蔡校长离开北大又到法国，五年跟北大音讯不通。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是邓中夏，但他后来看邓中夏的一篇文章，痛骂他在法国结识的好朋友张静江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喜欢的学生怎么会变成这样？1927年，蔡校长回国以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赶出去。国共分裂，都是他的学生啊，分成两拨，杀成这样，他会怎么想？但他的决定是支持国民党。

抗战之前在南京，蔡校长代表教育部出来对请愿的同学说：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本领不光是上街，上街是反对政府知道吗？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做学问。现在国家够乱的了，你们还在这捣乱！学生说：你是北大蔡元培校长吗？当年不是你鼓动学生上街的吗？——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是国民政府！学生打了他一耳光，蔡校长气的，我的天呐，怎么会这样？

1920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法国之前，最后一次出北京演讲，就是在湖南教育会的演讲。

蔡校长去湖南演讲的时候，他说毛泽东听得懂我的话，于是湖南《大公报》就请毛泽东做记录，当时，毛泽东给蔡校长说：我现在要秉承你的意志，办一个自修大学，反正我们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自己办个大学。蔡校长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你好好办吧。

从此一别，蔡校长出国了，毛蔡再也没有见面。

抗战时期，蔡校长跑到了香港，大家给他做70岁寿辰。蔡校长说，我悔不该多活20年，我50岁死了就好了。20年国破家亡，当年汪精卫是我的好朋友，如今竟然成了汉奸了。

那个时候，中共领袖毛泽东就写信给蔡元培，大意说：先生当年是领着我们要民主的，如今怎么不支持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呢？校长说，现在是抗战啊，内忧外患，你们能不能不跟政府捣乱啊！毛泽东就说，这个政府总打败仗，他不民主啊，这样的政府怎么能领导中国抗日呢，连段祺瑞也不如啊，校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校长说，我不糊涂，润之当年不也说，资本家如果向善，我们也不能打倒他吗？工农文化程度太低了，管理现代国家，没有资本家，没有读书人，靠大老粗，这叫民主吗？

毛泽东说，我没忘，我连汪精卫也没忘，穆藕初我也没忘，我就是希望校长您领着他们，与我们共产党一起救中国啊。

其实，毛泽东抗战时期写给蔡元培的信，也抄送给很多人，包括汪精卫，也包括穆藕初。

回望五四，回望北大，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想到了什么？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1920年。

我们北大这位伟大的图书管理员在干什么呢？他绕了一圈到北京，把张敬尧赶走了，在湖南搞了个省宪法，但后来湖南又来了个赵恒惕，比过去的军阀还坏，毛泽东觉得他的工作都白干了。

1920年的时候，北大又恢复上课了。

这时候有一个大老板叫穆藕初，曾在美国留学，学过经济。他开了个大公司，思想比较进步，认为企业重在管理，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是一个公司能够壮大的根本，同时，他很重视劳资关系，认为处理好劳资关系非常重要。

可是，上哪儿找能够懂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人呢？他就想到北大，北大的学生很能干，能够把巴黎和会这个事都扭过来，于是他就准备资助北大的主要学生领袖出国留学。这样，北大的学生就有了清华那种留学的待遇了。罗家伦、周炳琳这些学生领袖都在被他资助的名单当中——这就是著名的五个学生出洋——被戏称“留洋五大臣”。当年是穆藕初送他们出国留学。穆藕初认为，管理不仅指技术设备，还指依法管理，解决劳资问题，不必要通过革命，可以通过劳资谈判，制定法律。受他的启发，毛泽东就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劳动法，来保护劳工的权利。

邓中夏本来在名单里，但是邓中夏不去，原因是他爹做官，他家有钱。他认为，只有清华的人才去美国呢，北大的去美国干啥？

但问题是，不去美国你还能干啥？当时北大的出路，一个是回家乡教书，教小学中学，再一个是混在城市里办杂志，卖文为生，政府机关当然去不了，北大毕业了之后干啥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办个单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业。

毛泽东最初也是当小学校长，他说我是小学教员，在礼堂黑板上写“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第一件事把他大弟弟安排来算账，小弟弟在食堂里帮厨。小弟弟牺牲了之后，毛泽东很沉痛地回忆起这个事情，说你看他那个时候，那么小就在食堂里帮厨，我没好好照顾我弟弟。毛泽东那个时候也得找工作，没有想到要创建中国共产党。

邓中夏他爹倒是给儿子找了一个工作，今天看也非常不错了，直接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了。但邓中夏不习惯给人端茶倒水，要自己创业。他爹只好给他钱，租了一个院子，他把这个地方叫作曦园。

同学当中就数他家有钱。张国焘、罗家伦和他一起办了个电影院，但那电影都特小众，没人愿看，票还太贵，过两天连电影放映机都赔进去了。后来说，要不咱们做肥皂吧。肥皂卖的还可以，但是生产的量上不去，做着做着就赔了。

最后还是女同学有志气，做毛袜子，北大的毛袜子也卖不出几个钱去啊。那时毛泽东很热衷于此，但到北京来一看，说房租太贵了，成本太高，要创业，也不能在城里，得去城乡结合部。

概括起来说，北大学生的出路不过三个，一个是毛主席，当小学教师，一个是自己创业，办新村，这是邓中夏，还有极少数几个，像清华学生那样被穆藕初安排了去留学。

1920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显出李大钊的作用。巴黎和会以后，1920年又在美国华盛顿开了个世界劳工大会。这个大会把全世界的劳工分为几类几等：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要为每天工作10小时而斗争；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人要为工作12小时而斗争。中国的劳工就没有给他们规定工作时间的上限和工资的下限。

世界劳工大会，各国都是三方参加会议：政府、工会和企业家参加。但中国只派了顾维钧一个人去美国。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又是北大先看到了，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三流国家，我们劳工是六等劳工啊。所以，从1920开始，中国开始纪念五一劳动节，就是让中国劳工知道，五一劳动节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这个时候，《新青年》就发表了很多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1920年5月出了劳动节纪念号，特别是对当时的上海厚生纱厂的女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当时的北大学生去做调查，今天叫社会调查；认为纱厂从湖南招来的女工待遇太低，劳动时间太长。穆藕初也代表资方参与讨论，他写文章说了市场经营的难处。陈独秀也发表了《我的意见》，这是中国最早的劳资双方和学者共同参与的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社会影响非常大。

北大学风开始向社会调查转变

这个时候，北大的学风就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社会调查的兴起。这是近代以来的新学，它是从西方传来的，要使这些科学知识真的有根基，那就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于是，北大开始了向社会调查的转变。当然，不仅是调查工厂，也调查农村，还调查民俗，调查方言，刘半农他们就调查民歌民俗。那时，傅斯年留学回来了，就去调查文物，去调查甲骨文。这个转变，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傅斯年看不起北大章太炎的那些徒子徒孙，他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学问，中国的学问就是翻书抄书，毫无意义，真正的学问是调查，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他提出要到边疆去调查，去东北、新疆做调查。

社会调查是北大学问的大转变。现在的考古学研究、边疆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最重要的是邓中夏的工厂调查，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也是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的基础。没有这样的转变，就不会有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会提出，阶级分析、民族调查的基本方法就无法确立，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作为一种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国大地。

其中，最喜欢调查的人，是毛泽东。当时湖南省立了一个省宪法，要保障湖南省的言论、结社、办报自由，这时候毛泽东提出，说这里边没有劳工的权利啊？但这个时候就没人再理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做出了一生当中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他独自跑到与湖南最接近的江西萍乡，就是张国焘的家乡，到那里安源煤矿做社会调查，并且下了矿井。这次社会调查，形成了毛泽东一生巨大的转变。他在萍乡住了一个星期，写了好多封信，可以说万念俱灰，也可以说如梦方醒。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瞎搞的。他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人说，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要学知识吗？我们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知识？我们对中国社会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科学的？

19岁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看到了世界地图，把他吓了一跳。他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想，世界这么大，人一定特别多，他们都过着什么日子呢？不是打架就是吵嘴，要不就是欠债、拼命劳动、互相你争我夺，人难道就要这么活吗？1951年他对周世钊说，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对我冲击特别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毛泽东是站在宇宙当中的人。马克思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发生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什么是无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会有什么作为？

（编辑  季节）

上世纪60年代，在新中国最困难的岁月，林县（今林州市）人民靠着一锤一钎一双手，苦战十年，建成了震铄古今的红旗渠，成为新中国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十年苦战产生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22年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内首次考察落脚延安和红旗渠，并作出重要指示，红旗渠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红旗渠的修建是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建成的一项宏大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水利战线上耀眼的旗帜。红旗渠的建成有力促进了林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但红旗渠的筹备、建设、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面临很多问题，尤其财政经济问题突出。

红旗渠工程筹备时期资金、物资准备情况

红旗渠工程决策时期，国内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无法获取国家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但红旗渠筹建前期，林县财政收入大增长，使林县具备了修渠的基本经济条件，并给县委带来了建设工程上马的信心。

红旗渠工程上马决策是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但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转变，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农业减产，国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1959-1962年）；国际上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分裂，苏联缩减对华援助直至后来全面撤销。当时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撤回专家、撕毁协议、逼债，1959-1962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地方很多水利项目无法得到资金支持。中央发出了“百日休整”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不再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就是在这种不利局势下开始筹备建设的。

1959年林县县委领导考察过浊漳河后，认为引漳入林工程可解决困扰林县人民千百年的干旱问题。时任县委书记杨贵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出县境引水无疑困难是很大的”，但也存在有利条件：“林县人民勤俭办社，经济上的积累是进行引漳入林工程的物质基础”^[①]。杨贵关于经济积累、物质基础的说法是有数据支撑的，从图1的1955-1960年林县的经济数据得知：

图1 1955-1960年林县财政收入（单位：千元）

1955-1960年，林县的分年度财政收入依次为：5178.143千元，5681.045千元，4886.332千元，6486.046千元，12186.98千元，14765.09千元^[②]，尤其红旗渠筹建的1959年县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近1倍，其原因与公社化和改制有关，多项产业收入和企业利润归县级政府所有，如1959年林县国营工商业企业列入财政预算管理，达28户，上交利润546.39万元；1960年林县银行、邮电、粮食企业利润归县，国营企业户数增加，上交利润603.84万元^[③] 。

图2 1955年-1960年林县来自企业的收入（单位：千元）

1955年至1957年，林县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寥寥无几，到1958年飙升至1728.159千元，1959年达到5651.995千元，1960年达到6309.033千元^[④]。县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给县委以极大信心和底气，因此1959年林县县委敢于作出修建红旗渠这一重大决策。

除此之外，建设红旗渠，林县也具备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有3000万斤的储备粮和近300万元的存款。林县3000万斤的储备粮与多年水利建设促进农业发展有关，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加强了水利、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林县水利农田建设迅速发展。林县人民在治山治水运动中，进行凿井、开渠、筑库、挖塘建设，水利建设事业大发展。到红旗渠修建前两年，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业发展纲领性文件“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国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引发水利建设高潮。1958年，林县县委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在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的决议》，掀起了林县水利设施建设高潮。在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形势下，林县水利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底，全县修建渠道46条,打水井5652眼,建中、小型水库36座可蓄水5100万立方米以上，水浇地面积发展到20.15余万亩，解决了307个村、28万口人的吃水困难问题^[⑤]。治山治水取得的显著成果,使林县实现了农业大发展，从表1的林县粮食产量数据可看出：

表1 林县粮食产量（1949-1959年）

从表1数据可知，林县粮食产量，1959年全年粮食平均亩产比1959年增产170.6%，比1958年增长28.9%，总产量比1949年增产130%，比1958年增产9.7%^[⑥]。林县过去一直是缺粮县，每年需要国家外调粮食支持，但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全县粮食生产逐步达到自给自足，每年还可调出两、三千万斤粮食支持国家建设，1958年林县大兴水利后，除解决本县用粮外，还向国家交售粮食六千多万斤。而且在“大跃进”中，林县没有盲目跟风和虚报产量，所以村村有储备粮，县里也积攒了3000万斤储备粮。银行、邮电、粮食企业利润归县后，县财政有近300万元存款，这是林县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富有的时期。这些物质基础为县委作出“引漳入林”决策壮了胆，尽管这些条件对于红旗渠建设来说远远不够。

红旗渠建设期间的经济支出

红旗渠工程在基本物质条件的支持和人民群众修渠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启动了，但十年修渠过程巨大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林县县委的预期。

建渠材料支出

红旗渠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工程土方量（按高3米、宽2米的石墙）可将广州和哈尔滨连接起来，建渠材料是红旗渠工程最大的经济开支。1960年县委初步对红旗渠走向进行建设勘测后，预算出建设材料开支（具体开支如下图所示），但随之而来的十年修渠和庞大的工程配套建设，红旗渠实际建设材料开支要远远超出1959年的预算：

表2  红旗渠建渠材料初步预算与实际开支对比

工程前期，县委对红旗渠建设依然存在盲目乐观的心态，甚至在工程施工草案中提出三个月竣工的口号“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预计从1960年2月10日动工，至5月1日完成，上10万人，用人海战术攻克红旗渠工程，但对建设周期和工程难度没有科学的测算，因此建渠材料开支预算与1966年实际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如建渠主要材料石灰，1960年预算时仅需1.54万吨，但1966年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竣工后，消耗石灰14.5万吨，超出预算十倍。建渠材料预算和实际消耗如此悬殊，导致红旗渠总开支相差巨大。1960年预算红旗渠建成仅需737.2万元，但1966年实际开支达到5530.9万元。建渠材料的大幅度超额支出，是工程建设时期最大的经济难题。

非建渠材料支出

工程所需非建渠材料，主要包括粮食、房屋、公共事业开支等，是红旗渠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部分。

粮食开支是其中最大的支出。据统计，修建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共补助粮食1128.75万公斤，其中国家补助288.95万公斤，占25.6%，县、社、队自筹839.8万公斤，占74.4%^[⑨]。其中1960——1965年总干渠补助粮食占比最大达810万公斤，占补助粮食总量的71%。红旗渠建设用时十年且历经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粮食短缺、食品不足问题，红旗渠工地上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粮食补助标准：

表3  红旗渠工地粮食补助表^[⑩]

根据表中粮食补助数据可知，红旗渠修建前期，林县依靠往年的储备粮尚且勉强维持渠上粮食供应，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供应不足。1960年林县农业总产值为2806万元，比上年减少10.8%^[11]。因此红旗渠修建半年后，干部口粮一天粮食补助仅有8两，工地上开始因口粮短缺出现浮肿病。为解决粮食问题，林县人上山采野菜、下河捞水草、向兄弟单位寻求支援等，积极渡过难关。     

其次是住房问题。红旗渠动工前，林县县委做出修好民工住房的指示，并初步预算“按上10万劳力计算，每间房住10人，需房1万间，沿渠村庄可号民房4000间，还需盖临时工棚6000间”^[12]。但实际上，工程动工后由于县财政紧张，不可能腾出专项资金修民工工棚，因此修渠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思路改为借用沿渠群众房屋，或宿山崖、窑洞、搭布蓬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回忆道“没住处，除了少数人住进山西省平顺县沿渠社队群众腾出的500间房子里，大多数民工都是挖窑洞、睡石板、住山洞”^[13] ，自力更生、勤俭建渠，以最低的资金投入解决红旗渠上的住房问题。

公共事业支出

工地是一个大社会，民工各项生活需求都要保障，因此公共事业支出必不可少。红旗渠动工后，3.7万人涌上太行山，民工生活保障是一项大工程，林县县委积极保障修渠民工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展现人文关怀。1960年林县县委在《引漳入林动员令》中指出：“特别注意搞好民工生活，使民工吃饱、穿暖，有劳有逸，安全生产。组织掌鞋组，理发组，百货组，治疗组，随时随地为民工服务”，同时设立服务站“使饥有吃，渴有喝，夜有住，病有医，车辆坏了有修理等”^[14]。1966年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后，县委书记杨贵总结修渠成功经验时指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红旗渠成功的重要因素，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各个工地领导都有专人分工抓生活、办食堂，坚持劳逸结合......帮助民工解决吃饭、住宿、钉鞋、补衣、吸烟、理发和日用百货等生活上的很多具体问题”^[15]。红旗渠建设工地上的公共事业支出也是一项及其重要的财政支出内容。

红旗渠运行期间各项财政支出

红旗渠建成后，为保障红旗渠成为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常规性的护渠费用支出和红旗渠灌区的经营管理开支必不可少，同时，多年运行不可避免的维修费用也是一项重大经济支出。

护渠费用支出

1969年支渠配套建设完成后，红旗渠像一条银色巨龙盘绕在太行山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支、斗渠连在一起，如同藤蔓一样布满全灌区。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工程不仅要做到常规性的维护管理，还要定期维修技改，以应对红旗渠工程运行多年的水蚀风化、危塌淤积、渗透等问题。因此红旗渠建成后的护渠费用和技改费用是一项重大经济支出。

红旗渠建设期间林县面临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的困境，由此带来建筑材料品质不高的问题，因此工程的维修加固和技改迫在眉睫，林县县委对红旗渠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共有两次。1970-1974年对总干渠进行分期维修加固，共计挖土12.61万立方米，投工109.21万个，国家投资145万元^[16]，这次维护加固工程使得红旗渠平稳运行了20余年。上世纪90年代，林州市再次对红旗渠进行技术改造和维护，主要包括“除险加固，防渗治漏，清除淤积，水泥硬化铺底，节水灌溉，提高灌区科学管理水平，使红旗渠灌区成为一个引、蓄、排、灌、电等综合性利用的现代化灌区”^[17]，此次技改工程一共包括三期，尤其在第二期的技术改造中，1620名解放军官兵参加了建设，军民关系更加密切。通过两次技改工程，红旗渠仅总干渠年节水量就达4000万立方米，同时也推动林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崭新的阶段。

图3  20世纪90年代红旗渠总干渠技改投资占比

除了在县级层面大规模的维修技改外，红旗渠的日常维护由专门机构——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进行管理。早在红旗渠动工之初，林县县委就意识到红旗渠维护保护的重要性，在1963年制订了《关于保护红旗渠的十项规定》，但并没有设置专门人员和专业机构对红旗渠进行管理。1964年12月，林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组织红旗渠护渠民工队的通知》，决定建立一支护渠专业队，对红旗渠进行日常维护护理，这支护渠队伍于1965年5月1日起正式组建为红旗渠灌区管理处。灌区管理处专门负责灌区的工程修建、用水、管理、经费开支等重大事目，其中渠道整修、扩建、修建等所需物料和资金，从水费或各公社摊派中解决，如遇渠道质量问题坍塌，则由该渠段的原承接公社或大队负责维修。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护渠经费主要来源是征收水费，水费收取标准随时代变革而逐步提升。1970——1973年，红旗渠灌区管理处按各公社水利受益面积配水并征收水费，夏季按照每亩土地0.18元，秋季0.20元，全年每亩0.38元^[18]。改革开放后，灌区管理处对红旗渠的维护费用开支，主要采取“以水养水”政策，如2003年3月《关于调整红旗渠灌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规定“用水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时交付水费。征收的水费只能用于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修”^[19]。据统计，从红旗渠总干渠建成后的1965年至1990年，26年间红旗渠灌区管理处累计总收入2181.6万元，总支出2225.7万元，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其中工程维修和基建投资年均支出分别为21.3万元和37万元，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46.8%^[20]。

图4  1965-1990年红旗渠管理处财政支出

红旗渠灌区综合经营开支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创新思维、紧跟时代发展，依托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多种经营，“以水养水、以工养水”。到1992年年底，灌区管理处拥有固定资产650万元，工业总产值310万元，年创收入78万元，占管理处财务收入60%以上。经营项目包括水力发电站、有色金属制品厂、药用玻璃厂、制氧厂、铝合金厂、铸造厂等企业；有修理车间、汽车配件经销部、综合门市部、百货门市部、饭店等商业饮食服务业；有7个外出建筑安装工程队^[21] ；开辟了红旗渠风景游览区，沿渠绿化树木价值已达百万元以上。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被水电部评为“全国水利系统综合经营先进单位”，其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红旗渠管理处综合经营成效明显，如1990年经营总收入131万元，综合经营收入62.46万元，综合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7.7%^[22]，红旗渠经济开始有盈余，也可保障红旗渠渠道的维护建设。

其他费用开支

红旗渠灌区日常工程维修保护由灌区管理处进行专业维护，但红旗渠作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工程险峻且渠水日夜奔腾，运行多年不可避免面临决口、坍塌风险，其维修费用也属于一项重大开支。

据统计，红旗渠自1962年至1992年共决口17次，其中包括自然决口和人为破坏决口，自然决口绝大部分是由地质灾害所引发的渠岸和渠底的坍塌滑动，破坏决口则由于河南、河北的漳河水抢水矛盾引起。1982年汛期，由于短时间内强降雨，红旗渠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渠道决口，红旗渠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等主要渠道，共坍塌渠墙818处，长11291米，冲毁桥梁、涵洞18个，塌方淤积25处^[23]，所有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淤塞倒塌。面临严重局势，林县县委紧急成立修复工程总指挥部，全县统筹一致，齐心协力解决了此次危机。

（编辑  苏歌）

“密档”问世

在追踪寻觅七伯的历史足迹时，我们意外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发现了珍藏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资料。这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大部分资料是七伯当年用中俄两国文字亲笔书写，在“国际”档案中也仅存一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我和在军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见过七伯。罗高寿说，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完整无缺地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七伯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负责人，也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国际”档案中应该保存有周恩来的资料。不过，这些档案都是绝密等级，原则上不对外公开。我请罗高寿帮忙，获得这批珍贵资料。在他的帮助下，俄方同意我们前往莫斯科调阅有关档案。此事得到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我们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组去俄罗斯执行这项任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及国家档案馆人员协同我们工作，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俄方首次向我们提供这部分唯一在国外保存的周恩来档案。这批材料佐证了七伯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功勋。

在五天五夜中，我们沉浸于一批批厚重的档案，从中了解中国革命之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七伯和他的战友们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说服共产国际，发展自己，消灭敌人。这批档案资料是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难得的宝贵资料。

七伯直接在苏联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1928年、1930年、1939年至1940年。我们按照这个时序筛选，取得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无比珍贵的人生履历

档案保存有七伯在1928年、1939年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共产国际先后两次专为周恩来建立了秘密档案。在1933年2月的档案中注明：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1921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5年第二次建立的秘密档案，对他作了更高的评价：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党内担任过领导、书记和机密工作；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担任过组织和军事方面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作多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是对各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的全面考核和鉴定，据以认定其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属于最高机密。

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妇女书记蔡畅应共产国际要求，为周恩来写了旁证材料。长达八页的旁证材料中，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但七伯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却体现出他一贯谦虚谨慎的品德。七伯是在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同志介绍入党，客观条件所限，没有履行书面手续。这件事，党中央已有决定：1921年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个小组的成员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七伯的入党时间中央定为1921年。共产国际1933年和1935年周恩来的档案中，都明确地注明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可见，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还是相当严密和准确的。

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

1928年6月至9月，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先后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为避开国内白色恐怖的破坏，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国外举行。七伯、七妈冒着巨大风险到莫斯科参会。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七伯刚满30岁，七妈24岁。

档案的内容表明，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就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当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同周恩来等谈话。两次谈话都存有周恩来的亲笔记录及俄文译稿。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会上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以后又兼任军委书记。

1928年7月至9月，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周恩来的这部分资料相当丰富，是国内从未见过的。他在共产国际六大军事委员会上的专题发言，在苏联和俄罗斯被作为重要研究资料。七伯的发言介绍了南昌起义后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形势，这是第一篇全面阐述武装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光辉文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方面对它高度重视。这次大会，选举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35年，又缺席补选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30年，七伯秘密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发言。

在这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通过大量实例解释和说服，斯大林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我们取得了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

臂伤不忘为党工作

1939年，七伯因臂伤去苏联治疗。在此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一次政治报告《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分送共产国际主席团各成员。

1940年1月17—19日，七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作了《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他对当时国际上普遍担心的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能不能坚持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领导等疑问，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成员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报告的正式决议。这对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取得了这个决议的资料。

百年恩来

海棠花前的倾情忆述

1992年7月，七妈逝世后，《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悼念文章。7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看似“无情”实有情》的文章，并在文末注明了我的亲属身份和职务，这应该是我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属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

在军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导演期间，拍摄了很多颂扬领袖题材的专题片。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她担任总导演，摄制了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想拍摄一部纪念周总理伟大光辉一生的作品。此计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不谋而合。1995年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周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李琦叔叔敦请在军担任总导演，摄制一部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电视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确定摄制一部十二集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

1995年秋天，我已63岁，中央军委批准我离休，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我可以全力协助在军进行《百年恩来》的摄制工作。我们对这部专题片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取得了两点共识。

一是，把表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作为《百年恩来》的主题和切入点。七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终身，建立了不朽功勋。他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东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常用四个字的成语作为形容词组合，其中有许多词组表述了总理的伟大人格：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一尘不染；实事求是，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多谋善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数不尽的美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古今中外少有。这是历史赐予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在电视片中予以强化和艺术地再现。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以情动人，以情叙事。周总理是一位充满情感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长幼情，都集中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这种超越常人的情感，应贯穿于《百年恩来》的全片，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精神，将其升华为泽被千秋的“周恩来精神”。

由此，我们把《百年恩来》定位为一部电视专题艺术片。

紧紧围绕展现周恩来崇高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这一中心，我们把实地拍摄、人物采访、影视资料、图片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在三年艰苦拍摄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走遍七伯当年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经过精心的编辑加工，《百年恩来》这部艺术精品终于诞生了！

1998年，七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百年恩来》在全国播映，引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首都报刊在头版顶端用大字刊登通栏标题：《百年恩来感动人民》。各报刊发表的观后感中，国家经委国防局原局长赖坚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

《百年恩来》的片名好，内容好。我建议片名再加上四个字：万世师表。历史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周总理的人格、思想、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才真正堪称“万世师表”。孔子留下一部《论语》，是他弟子编撰的；《百年恩来》则是由后人记述的一部当代“论语”，值得所有的人好好看一看。

这年的电视金鹰奖评选，《百年恩来》获一等奖。它还获得北京市“十个一工程”奖，主题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生死千秋业”

七伯逝世后，有一位驻京外国记者撰文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个周恩来的故事。”我们在拍摄《百年恩来》期间的亲身见闻，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撼人心弦的真情实事。

《百年恩来》中有一集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进行访问，表述七伯在晚年病重时，尽力争取一切可能，把党和国家的重担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而不至于被“四人帮”篡夺和毁灭。朴方告诉我，小平同志夫人卓琳阿姨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做准备。他还就采访内容事先同我个别交谈了三次。

朴方所谈，再现了我们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这时我父亲在场。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他最后用唯一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总理真是费尽了苦心。

朴方说：最终，七伯在天之灵是欣慰的。他终于把革命的接力棒，交到他真正的知己小平同志手里。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我们很多人家的客厅里，都挂有一幅恩来伯伯晚年的照片。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为人民服务”徽章，侧身坐在沙发里，深邃的目光里有一丝深沉的忧思。这张著名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出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之手。

洛迪先生得知我们拍摄《百年恩来》，特地从意大利米兰赶到法国巴黎，向我们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1973年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代表团，他不顾不能携带照相机的规定，悄悄地带上相机，并且特意从被接见队伍的中间移到最后，以便有时间同总理说几句话。七伯同他握手时，他请求为总理拍张照片。七伯满足了他的要求。洛迪说，“周恩来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深深打动了我”，“他的姿势是那么高贵，他的手和胳膊肘是那么完美地搁在沙发扶手上，根本无需作任何提示”。就这样，一幅旷世名作完成了。这张照片成为七妈最欣赏最珍爱的七伯的遗照。采访结束时，洛迪先生以“百年恩来——一位世纪伟人”的题词，把这幅原版照片赠送给我和在军，并在照片的后面贴上专用的印花以示真迹。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了上千万张。

我国现存的原版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

照片中的七伯蕴含深思，目光朝向未来。此时此刻，他正在为处于多事之秋的祖国命运殚精竭虑。

人格力量超越时空，超越国界

通过对许多国际友人的访谈，我们深深体会到，周恩来人格力量的伟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历史的共识，也是世界的共识。许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们，周恩来的道德情操为全世界所敬仰。他们十分羡慕中国有周恩来总理。

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至交。他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但表示一定要在金边王宫接受采访。他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在王宫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的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感遇之恩。”我们应邀抵达柬埔寨，柬方像当年接待总理那样，铺上长长的红地毯。所有的活动，都仿照当年伯伯访柬时的安排。

金銮殿是圣洁之地，只有国家盛大庆典才在这里举行。这里不能安装空调，靠电扇降温。身患重病的西哈努克国王不顾高温，在这里深情地向我们回顾了和总理的交往。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师长，我的兄长。他从没有教过我要怎么做，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最好的榜样。”他谈了三个小时，国王身后一直有三个医生、护士在看护，而这期间他居然没有喝一口水。我国驻柬大使谢月娥说：“国王事事处处都以周总理为榜样，学周总理怎样做人。”

美国基辛格博士对我们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还转述了尼克松总统的话：“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当代的圣人”

日本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七伯对改善中日关系十分重视，他从开启民间交流到两国正式建交都付出了大量心血。采访期间，我们深深感受到日本各界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一次又一次难忘的交谈，成为共同缅怀周总理的感人肺腑的美好记忆。

中日友协前会长孙平化生前曾一再嘱咐我们：如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采访全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他对周总理有很深厚的感情。很遗憾，冈崎先生已经去世，我们见到他的夫人和儿子冈崎彬。冈崎彬告诉我们：

父亲一生中最敬仰周恩来，他始终把周总理的照片藏在怀中。父亲到中国时，特意把我从美国叫到中国，就是为了让我结识周恩来这位世界伟人。父亲认为世界上有四大圣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但都是古代的。他一生寻求当代的圣人，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周恩来。父亲风趣地说，圣人中国不能占两个呀，那就只好委屈孔子了。

冈崎夫人说：“冈崎先生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丈夫生前一直怀揣周恩来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随同冈崎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当年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我，当时我只是日本的通商产业相，虽然职位悬殊，但周总理十分重视我的意见，当天交谈了8个小时，中间就餐时还边吃边谈。”七伯逝世后，他再度访华时已出任首相，七妈会见时，告诉他一件事：“那天见你之后，恩来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见的这位日本外宾，年轻能干，视野开阔，他今后会成为日本首相。”中曾根十分感动。他对我们赞扬“周总理不仅是中国建国之父，也是战后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尊严”。他还特地把珍藏的一幅日本富士山油画赠给我们。2015年，我们在东京举办“缅怀敬爱的周总理珍品展”，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中曾根先生当时已97岁，不能到会，特以他的名义送来贺词和花篮，并约我们见面晤谈。上次会见后，已过了近二十年，他热情如故，从轮椅上站起来同我们握手致意。我们送他一尊七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铜质雕像。合影时，他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怀抱沉甸甸的铜像，以此表达对恩来伯伯的敬意。现场许多日本记者和有关人士纷纷要求同他照相，他尽可能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而且始终坚持怀抱周总理铜像，他对周总理如此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中曾根先生于2019年11月逝世。他以这样的规格和方式接待我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

永远的思念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在《百年恩来》采访过程中，我们亲自见证了这种爱的力量、爱的奇迹。

著名诗人臧克家已九十高龄，长期卧病在床。周恩来的名字，点燃起诗人特有的思维火花。臧老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周总理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在采访时，他从病榻上坐了起来，流着热泪朗诵他为悼念周总理所题为写《泪》的诗篇：

八亿赤子，哀伤袭击！

千言万语，声声啜泣。

英姿笑貌，已成遗容，

伟词宏声，犹在耳中。

半旗悠悠，悲风漫吹，

人的汪洋，泪如潮水。

泪是丰碑，泪是誓言，

泪是动力，泪是火焰！

昂起头来，揩干眼泪，

红旗指向，无坚不摧！

百岁老人管易文，是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战友，天津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采访他时，他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但是，当把周总理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管老眼睛顿时亮了，在军把墙上悬挂的横幅（管老在周总理逝世当天亲手写下的“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八个字）指给他看，奇迹出现了，他竟然十分清晰地连呼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啊！”在呼唤最后一声时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眶，也引发我们所有在场的人精神上的极大震撼。

这次采访后五十多天，管老带着他对周恩来永远的思念，离开了这个世界。恩来伯伯以他的伟大人格力量，深深印刻在丧失人世间一切记忆的百岁老人脑海里。他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

《你是这样的人》

《百年恩来》的十二集中，每集都有歌曲，在军坚持创作一首表现周总理人格力量的主题歌。她把这个任务交给词作家宋小明和曲作家三宝，要求在歌词里不必出现周恩来的名字，但是让人一听，谁都能知道这就是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小明经过反复酝酿，创作出这首歌的歌词：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

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

人们在心里呼唤，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这首歌由刘欢演唱。这个珠联璧合的艺术组合，共同创作出一首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当它第一次在大型晚会上公开演出后，所有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不断地热烈鼓掌。晚会结束后很久，许多人仍然在座椅上频频挥泪，久久不愿离开。

《你是这样的人》长时间地被北京广播电台列为歌曲排行榜第一名。有一段时间，在许多公共场合，甚至在出租车里，都能听到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曲。国家级的大型晚会上也多次演唱，曲作者三宝和演唱者刘欢，也都把它作为个人音乐会的重头节目。这首歌被中宣部评选为“五个一工程”奖。

每当《你是这样的人》的乐曲声和歌声响起，人们无疑都想起了周总理。“真情有多重，爱有多深”——每个中国人也都会做出深情的回答。

终极使命

2008年3月28日，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办《你是这样的人》大型情景音乐会。年近八旬的郭兰英老师，为了唱好《绣金匾》中的“三绣周总理”，苦练了几个月。她泣不成声地高声唱出最后一句“我们热爱您”时，深深拨动了全场万余名观众的心弦。《你是这样的人》晚会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映了八次，这是少有的。

2013年，在伯伯诞辰115周年之际，主办《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记录珍藏的国际知名人士、老一辈革命家和多位当代艺术大师的题词、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史料。绝大多数是首次面世的真品原件，堪称无价之宝。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了写好《你是这样的人》这幅题名展品，他建议把题词中的“你”字改为“您”字，以显示对周总理的高度尊敬。因家中不够宽敞，年迈患病的他冒着大雨，连续三个晚间到办公室，写下一幅高达两米多的《您是这样的人》巨幅题字，这是中石先生晚年留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幅珍品。

2018年，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要求全党“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在于青年一代。这也是我们举办纪念恩来伯伯活动最大的心愿。

《百年恩来》播出后，一位青年女教师在座谈会上说：“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唯有镌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是永存的。这就是周恩来的精神。”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在广州举办《你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珍品展》时，一位“90后”女孩留言，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何其有幸，让我这一平凡的女孩，经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对于你，我有太多的敬仰。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感谢这土地上曾经有你。

这就是年轻一代的心灵和信念！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普照人间的周恩来精神！

（编辑  季节）

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历史中，成功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习和整理李富春的历史资料中，感到有必要向世人介绍李富春对我国“一五”建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这段历史批评的多，关注和研究的少。但这就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经验，重视对我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我采访过的某位当事人曾表示，“当时中国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是指编制“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二五”计划时遇到了“大跃进”，“三五”计划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个五年计划受到很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不但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说明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存在不同看法。

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最初搞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成型的计划经济制度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尽管此间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我们基本遵守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很重要、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研究和纪念。

研究“一五”计划的历史，其中相关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组成部分。李富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但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发展和实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工作。李富春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李富春参与了编制“一五”计划的全过程

组织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一次试编工作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央成立了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六人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副主任，兼任重工业部部长，并分工负责计划工作。同年5、6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一次试编工作。1952年初，中财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征求各大区意见。各大区报上来的材料，李富春都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并综合各方面意见，为制订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1952年7月，中财委向党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注：第一稿）。陈云在1952年7月1日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到：“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头（注：原文如此）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

参考苏方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1952年8月，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1953年6月，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苏联方面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组织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参考苏联的意见和援助的情况，对“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并重新作了安排（注：第二稿）。

毛主席催促编制“一五”计划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当时高岗为主席。这期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了。1954年2月，毛主席对工作进程不满意，要求加快进度。李富春立刻组织国家计委，在3月20日交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对“粗稿”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注：第三稿）。1954年4月19日，党中央调整了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使“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陈云主持八人小组连续召开十七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是陈云与李富春共同主持的），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初稿）》（注：第四稿）。9月5日，由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刘少奇，报告了八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由于中财委不再存在了，国家计委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更重了。

参与编制“一五”计划的最高决策会议

1954年11月3日至28日，李富春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到广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审议八人小组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这次广州会议，是党中央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次决策性会议。陈云在北京传达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州审议“初稿”时的指示，并主持八人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于1955年2月形成新的一稿《“一五”计划（草案）》（注：第五稿）。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一五”计划的报告

1955年3月，先由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一五”计划（草案）》。会后中央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注：第六稿）。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7月5日，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了“一五”计划的编制经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等。该报告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批准。

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四年，从组织进行第一稿的试编工作开始，经过六易其稿，最后在人代会上报告正式通过，李富春从头到尾参与了“一五”计划编制的全过程，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蓝图终于完整地绘制出来，正如李富春在报告中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推进。”

李富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与苏联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党中央决定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李富春及代表团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同苏联政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谈判，直到1953年6月回国。

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

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是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中方先将翻译好的“一五”计划（草案）文件和资料交苏方研究，然后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分别与苏联政府对口部门交流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方人员与李富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四次更高层次和更加深入的会谈。这段时间，李富春不但亲自主持了与苏方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还要经常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中苏双方充分交流情况，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突出建设重点，适当降低相关经济指标和增长速度等。李富春认为苏方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得到批准。回国以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参考苏联的这些意见，将“一五”计划（草案）修改得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就争取援助项目与苏方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争取苏联的援助项目是代表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苏方援建的项目及苏方能够提供的项目。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谈判，双方在援助中国的91个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后，党中央特别委托李富春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这些文件。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方米高扬分别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及相关附件上签了字。

在“一五”计划之前，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时，李富春就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同苏联谈判。这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定文件。当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苏贸易谈判和争取苏联援助东北的工业项目。这次谈成的援助项目有50个。1954年10月，李富春又协助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苏方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1950年的50个项目、1953年谈成的91个项目、1954年谈成的15个项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总数为156个。这156个项目的谈判都是在李富春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顾说：“李富春同志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宝华回顾说：“156项，项项都浇筑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这156个项目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重点和骨干，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个项目最终建成了150项，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国防等14个工业领域（其中有44个军工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门类的空白。这些生产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争取苏联援助的成果，还体现在技术传授和人才培训方面：一是苏联决定“一五”期间每年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据后来统计，到新中国成立10年时，苏联共派出了大约两万名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中国（注：各类资料统计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二是苏联决定在“一五”期间每年接受一千名中国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此外在这10年期间，中国还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到苏联各大学学习。这些不但有效地弥补了新中国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更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骨干，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如江泽民、李岚清、刘华清、罗干等同志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尽快掌握计划经济规律，提高工作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李富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和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不考虑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和工作水平”。李富春在给党中央《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探，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设计工作和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制造任务，并依靠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品……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必须自觉地、自信地和有组织地担负起来。”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当时党内也存在急于求成，没有学会走就想开始跑的倾向。忽视客观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后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埋下了祸根。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这段历史，或持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那时苏联是真心诚意帮助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李富春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基于中苏两国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了苏联一批物资和原料，主要是粮食、橡胶、轻工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等。当然中国也是要以此偿还债务。至于后来中苏两国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确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苏方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个责任主要是在苏方。

李富春参与并领导了“一五”计划执行和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对我们党而言，制定“一五”计划是一项崭新而困难的工作，但是把计划变为现实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底子薄、基础差”，表现为：一是缺乏对经济技术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了解和掌握，无法给项目设计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二是过去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薄弱，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没有底数；三是尤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设计能力、施工组织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前几年我去看望宋平同志，“一五”时期他是国家计委分管劳动工资的副主任。他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统计资料，一切基础性工作都要我们从头做起，因此做计划非常困难。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李富春由于职责所在，几乎对计划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全力以赴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上最后通过的，但是许多建设任务从195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56个项目实际的建设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9年，历时19年。此外“一五”计划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共694个，实际施工的多达921个，156个苏援项目是其中的重点和骨干。

1953年，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组织落实这些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李富春作为总负责人，克服了上述一系列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建设好这些项目。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李富春“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156项目中的许多建设工程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等。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

在审批项目的建设计划时，李富春从来是一丝不苟。吴俊扬等在文章中写道：“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参加156个项目审批的人员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等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分歧意见很多时，李富春都要求大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李富春采取这种极端认真审慎的态度，这些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基本都取得了成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建成的这150个项目的布局、选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基本合理的”，“学界总体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虽然出于国防和安全的考虑，150个项目的布局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这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三分之一投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布局的第一次大转移，使国家在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终对新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有所不同，关键是建成的这150个项目大部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例如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西安的飞机制造厂、兰州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到现在仍是行业骨干，仍然在为国家做着贡献，有的还成为“国之重器”。

做好综合平衡，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工作重点

当年国家经济百废待兴，要建设这么多大项目，这对每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多亿元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的，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而当时国外贷款只有36.4亿元，外债仅占财政收入的2.7％。如何用好这些宝贵的资金，成为“一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此李富春多次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摊子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他在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过程中，按照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原则，去组织投资和建设。

例如，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优先抓了鞍山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大生产能力。这期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的投资高达15.5亿元，占同期我国钢铁工业实际基建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由此我国钢铁产量增长很快，在1952年135万吨的基础上，到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这样做集中使用了资金，缩短了建设工期，加快了生产能力的形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后来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1956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后来也还存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成分。李富春根据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计划工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这些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既体现了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又彰显了契合实际的灵活性，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在1955年1月国家计委创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李富春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这不但是他做好“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更是他后半生中做好计划工作的理想和追求。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期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主要时期。

首先，李富春很重视计划工作的制度建设。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就对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1955年，李富春又主持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他领导建立起一系列计划工作的规章制度。

其次，李富春很重视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经李富春的提议和争取，1954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在《暂行工作条例》中又对机构设置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此时开始，新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设立了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现在这些机构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完成“一五”计划各项指标,落实各个建设项目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节约和节省是李富春在经济工作中刻在骨子里的理念

李富春在他一生的经济工作中，多次就节约问题制定政策，做出指示或发表讲话，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同。在“一五”期间，针对苏联援助的一些设计和建设标准，李富春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项目的标准，尽可能节约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有的政府机关修建“大屋顶”办公大楼，片面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美观。他制止了正在施工中的国家计委大楼的“大屋顶”（至今国家发改委大楼还是“平顶”），取消了尚未开工的另外两座大楼的盖“大屋顶”计划，同时批评了海军大楼的建筑（即海军司令部大楼，后来被戏称为“海军大庙”）。刹“大屋顶”之风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薄一波在回忆“多快好省”建设方针提出的过程时说，1955年12月，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一个“省”字，也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人民日报》社论便以“多、快、好、省”发表出来，成为“一五”后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努力学习，专搞一行” 

落后的旧中国本来就严重缺乏现代经济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才，革命队伍又面临从打仗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都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重新学习。李富春希望尽快提高计划工作干部的专业素质，因此他“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在访苏期间，李富春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组织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讲授计划经济的知识和理论，一共讲了十几次课，每次四五个小时。李富春亲自参加听课。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机关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1953年3月李富春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可以感到李富春对学习计划经济的浓厚兴趣，对做好计划工作的踌躇满志。纵观整个“一五”时期，毛主席、刘少奇在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看到，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并指导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周恩来、陈云是新中国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在他们的领导下，既参与了“一五”计划的决策和编制，又是“一五”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把决策者的意志和“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全部超额完成。这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上百年旧中国经济发展记录，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一五”计划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一五”计划还是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新中国这一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的人们称“一五”时期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李富春组织编制和全面落实“一五”计划，为这个“春天”的到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

（编辑  季节）

泪咽无声

箴言犹在耳，泪咽却无声

1976年1月8日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去接。不知怎的，这些天对七伯的病情心中总怀有隐隐的不安。前些日子，邓在军要下放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她打电话到西花厅，请示可否去看望七伯、七妈。赵茂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七伯现在不方便。你还是回来时再见吧！我俩猜测，七伯的病情是否加重了？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病情已经危重，多数情况下处在昏迷状态。

我终于拿起电话，听到赵炜大姐的抽泣声，她哽咽着说：“大姐让我通知你，七伯今天上午9时57分不幸逝世了！她嘱咐你们节哀保重，向伯伯遗体告别和参加治丧活动事宜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我无比沉重的打击，抑制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亲爱的七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刻，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热爱你的人民，离开了你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1月9日凌晨，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整个总后大院顿时变得一片肃穆，人人感到无比震惊与哀痛。许多人流着热泪，就地脱帽，立正默哀。

此时，在干校劳动的在军突然胃绞痛发作，病情严重，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抢救。干校领导同时收听到电台广播和看到我发给在军的电报，当即研究决定，护送在军回北京治病，给了她一个回北京向七伯告别的机会。

最终的诀别

1976年1月11日，我俩同在京亲属一起在西花厅集合，去北京医院向七伯告别。北京医院门前挤满了人。听说总理的遗体移放到了这里，人们无不希望同心中热爱的人民好总理见最后一面。按照安排的程序，最先由亲属告别，可是留给我们瞻仰、告别七伯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七伯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旁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这是一个让我们心中滴血的时刻。七伯静静地躺着，双目紧闭，双颊凹陷，不再向我们绽露那无比亲切的笑容。万万没有想到，他英俊的面颊此刻变得如此的凹陷，他挺拔的身躯此刻竟是如此瘦削，一套穿旧了的灰色中山服，不合体地搭在他形销骨立的身上。亲爱的七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精力，永远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怎么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憔悴成如今的模样呢？

七伯此生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是：他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缘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缘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缘于他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更缘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淬炼。

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几乎无人可及。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考验，都能一个个地闯过来，最终化险为夷。他连任26年共和国总理，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七伯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得了癌症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病痛，与“文革”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中做了大小13次手术，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人生之美在于永恒

七伯逝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一生挚爱和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亲爱的七妈。但是，七妈一直高度克制着悲伤，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妥善地安排七伯的丧事。直到向七伯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诉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小超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上这条路长达三十多里，百万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哭别总理。车队行进到北京饭店门口时，有几位外国友人跳着脚哭泣。到了闹市口，多位老人截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邓朴方同志告诉我，他同301医院的病友专门备了酒，冒着寒风到医院门口洒地酹祭，哭别总理。

这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泪，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1976年1月15日，我和在军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恩来追悼会。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人们跟着哭泣，会场一片悲声。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在台湾厅会见我们亲属和七伯的医务人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多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七妈的政治智慧超群，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她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那天，七妈处在万分悲痛的时刻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她的谈话经过缜密的思考，所谈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革命情怀，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七妈的讲话，我在现场做了认真记录。后来看到这次谈话有正式发表的文稿。此刻，为了表达我对七妈的缅怀之情和保存历史原貌，引用的是我自己的部分原始记录。

七妈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七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临终前所思所想，仍然是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的一生无论多久，较之天地永恒，只是须臾瞬间。但是，死后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无边无垠，永存世间，时时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七妈在讲话中又说：

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亲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

谈话结束后，我和在军请七妈节哀保重。她老人家同我俩亲切地握手告别，还特意拉着在军的手谆谆嘱咐：“赶紧把病治好，保护好身体，早点回干校。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嘱咐富有政治远见。果然，追悼会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追查“总理遗言”一事。在军回干校后，北京还有人专程去找她核查所谓“总理遗言”和七妈的讲话，被她愤怒地顶了回去。

七伯去世后，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悼念他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其中，有两首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赵朴初先生的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赵朴老的诗，深刻而生动地赞颂了七伯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品格，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萧克将军为怀念七伯，曾应我们所请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与赵朴老这首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这句，浑然天成，内涵深重。我与在军商议后，特地请作曲家臧云飞谱成一首歌曲：

首义战旗红，

功在第一枪。 

无私功自高，

不矜威益重。

经在军编导设计，请海、陆、空三军官兵和解放军仪仗队会同演唱这首歌曲，在纪念七伯的电视艺术片和文艺晚会中多次出现，观众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

其二，郭沫若先生的《七律·悼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老诗中“天不能死地难埋”这一句，以深邃的内涵、形象的语言，抒发了七伯、七妈身后把骨灰撒向山河大地的伟大情怀。他俩的生命从此与天地共存，人间的真理也与他们同在。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寓意深远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之伟岸莫过于此！

志洁行芳

七妈邓颖超，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

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七妈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写下了这四个字：“志洁行芳”。

2005年12月31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在军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并致辞。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他们为自己家乡诞生了这位伟大的女性感到无比骄傲。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先生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

这幅画的中间绘着两朵盛开的腊梅。一朵绽苞怒放，冷香扑面；另一朵半掩花蕊，被虬枝老干稍稍遮挡。我们能体会她以梅喻人的深邃寓意。两朵腊梅都是世间珍品：迎面绽放的这朵，象征恩来伯伯为世人敬仰的崇高品格；被枝干稍稍遮挡的另一朵，则意喻七妈严格自律，自甘旁衬、芬芳自在的高洁人品。

正如画中所喻，七妈与七伯同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做出卓越贡献。但是，作为早期我党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七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七妈便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七伯从事党的事业的位置，严格地自我约束、淡泊名利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特殊，反而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地位待遇。她和七伯一样，从来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谈话中涉及的其他同志，她只谈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写了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向七妈报告了。她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七妈，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诗。我们都深受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七妈同我俩说过，伯伯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前，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她是从国民党报纸上才得知这件大事的。

曾有无中生有的“爆料”说，七妈在“文革”中向他人“透露”所谓“党内斗争的高层机密”，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有正式资料称，七伯在临终前对七妈说：“我心里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妈说：“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伯和七妈是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的典范，他俩之间从来不说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事，怎么可能把“高层机密”透露给其他人呢？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里摘录几则，作为史料的补充：

1996年，我在仅向亲属提供的俄罗斯珍藏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一件1928年共产国际邀请邓颖超列席共产国际六大的邀请函，原件系德文书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戴镜元说：与中共苏区联系的密电，如周恩来同志不在，就由邓颖超同志翻译。

七妈与七伯还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划为六级。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又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七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在军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但你伯伯在世，我按照同他的约定，不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

对七妈自谦自让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向我俩深情赞扬：“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周总理大我九岁，邓大姐大我三岁，我都是把他们当作长辈，当作良师。”赵朴老还应约为《百年恩来》电视片作了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三句话是我对总理和邓大姐的共同感受。”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村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子，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海棠花，爱之花。生相随，死相依。此爱绵绵，永无绝期！

终生难忘的挚爱

1959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那天，七妈详细地询问我俩的生活开支情况。她说，有困难告诉她，不要向公家伸手。这天，七妈坐着小板凳，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了温暖。

国防大学成立之初报请中央、军委领导题词，其中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七妈。七妈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她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教书育人，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她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我当时任校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如实报告了七妈。她说：“也是高级干部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七妈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她还向在军谈了对央视节目的中肯意见。七妈说：“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5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1984在军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籍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1992年3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和赵炜、振普以及其他亲属代表，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曾经读书、工作、战斗的城市。当年，七伯的骨灰有一部分撒进了海河。十六年后，七妈的骨灰也撒进了海河。他俩在海河再次相聚了。

七伯和七妈将携手进入大海，走向永恒，这一归宿彰显了两个伟大生命的人性之美。

（编辑 季节）

不久前，一位党史专家问我，这张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见到此照的人都想知道的。他就是1937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今年7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15周年。

曾作为他的秘书，我通过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顾委的通知，邀请吴老列席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本来想告之吴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顾委请假，当我转告他这次会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没想到吴老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要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吴老微动的双唇和湿润的眼睛。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相，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几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青少年时期(1919-1925年）

1908年7月，吴亮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做过小学校长，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是长子。

在北伐时期，他的父亲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弃官还乡，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的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

吴亮平天资聪慧，5岁就进奉化小学读书，1919年，11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2年，14岁时就考入厦门大学。他认定要“实业救国”，上了经济系（预科）。罕见的“早慧”使他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去上海求学时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还不断向《觉悟》等刊物投稿。

1923年，厦门大学爆发学潮，部分学生和教师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

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学生会为工人办起了夜校，吴亮平经常去夜校讲课，帮助工人补习文化，通过和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新社会观》等介绍苏联的书，把全新的思想观念带进课堂，与身边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理想产生了疑问，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25年5月中旬，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 30 日，吴亮平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曹家渡进行演讲，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他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帝国主义，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吴亮平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29年）

作为“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吴亮平被恽代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1925年10月，他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继续探索真理的长途跋涉。

半个世纪后吴亮平回忆道：“那时我是个17岁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张闻天同志曾对我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亮平在去苏联的货船上认识了张闻天。这位长他八岁、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吴亮平毕生的尊重和友谊。

1925年11月，吴亮平正式进入中山大学，进行3年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大多数中国同学不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而已经译成中文的又很少，学校就组织懂外语的同学翻译马列原著。吴亮平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后还在国内翻印。不久，他和张闻天等同志担任了教学工作，他成为世界经济地理课的教员。

同期在中大学习的还有王明，他拉帮结派的行为使吴亮平极其厌恶。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逐渐形成，打击对他不满的人，吴亮平与左权（湖南人）、陈启科（贵州人）等人成为王明打击的对象，吴亮平利用为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开会做翻译的机会，向瞿秋白、邓中夏如实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为，使王明对他怀恨在心，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悲观低落的情绪也影响到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吴亮平经联共（布）党员2人和张闻天等中共党员2人介绍，毅然站到了党旗下。

1928年秋，吴亮平向瞿秋白请求回国，辞去了中大教员的工作。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发了他探寻其发源地的渴望，返回祖国途中，他游历了德、法、英等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发祥地，他走访伦敦工人区，感悟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状况》时的情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现实依据有了亲身体验和更多的理论思考，联系此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更加认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

回上海在中宣部工作 (1929-1932年）

1929年初，吴亮平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工作任务：一是《环球》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吴亮平与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拜访了鲁迅先生，取得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此后，吴亮平还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批驳了国内“托派”和国民党雇佣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在中央文委领导创办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尤以1930年4月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土地问题》影响最大。文章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当时在南方建立的农村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一年，吴亮平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王明回国后，利用手中权力将他撤职，吴亮平在闷热的亭子间，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他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左权和陈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还帮他校对订正。

《反杜林论》中译本的问世，是吴亮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吴亮平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这部译作，在长征途中宁可丢弃衣物，也坚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和曹荻秋、杨放之、彭康等难友一起，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秘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932年爆发了淞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吴亮平于9月获释。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找到党组织后，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鉴于这种情况，吴亮平在张闻天安排下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10月，他到达瑞金。

在中央苏区 (1932—1934年）

前些年有一次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亮平同志刚到苏区时的样子吗？”“怎么不记得，他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身白礼帽白西装。真的是很帅、很洋气！我们知道他有钱，就打他的土豪”（让他请吃饭）。

吴亮平在红军学校任宣传部长兼总政治教员。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笔名）？” 吴亮平的到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问题要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询问，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

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诙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延续了二万五千里和之后整整十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建设和军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3 月成立了国民经济部，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粮食、棉布、药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部从部长到每一个干部，都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吴亮平起草了《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合作社怎样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吴亮平领导的国民经济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工作；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发展工商贸易、打破敌人封锁。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在瑞金，可以看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所做的“寻根之举”——出资修复各自的“前身”旧址。在那里，人们可以走进吴亮平部长的办公室……

长征到陕北后(1934-1945年）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苏区，没让他跟随主力转移。出发前，这位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与挚友吴亮平喝告别酒时的悲愤让吴亮平痛惜。

长征初期，吴亮平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到达遵义后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后来又在邓小平、刘英之后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阐述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6年7月，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吴亮平晚年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我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过两天要来采访他，请我当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说：‘行的，就是你。’结果，斯诺与毛主席几个晚上的谈话，都是我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这是第一次。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先作个简单记录，再用英语告诉斯诺，斯诺随听随记。写成文章后，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

从7月16日开始的马灯下的长谈，构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核心部分。

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这本书于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国内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周总理转述的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到世界，这一进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将他下放到《解放》周刊当编辑。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泽东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吴亮平向毛泽东积极推荐，并编发在《解放》上，使之与全党同志尽快见面。

吴亮平还承担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的教学任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给各校学员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当秘书时，一次陪吴老在北京医院体检，在走廊碰见李东冶和袁宝华两位老部长，他们一人握住吴老一只手，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师”。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他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吴亮平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他告别了延安，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从东北到上海(1945-1953年）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了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

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东部）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3年多的时间里，吴亮平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吴亮平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当年跟“老资格的吴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是荣毅仁、经叔平等民族资本家，都对吴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注重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等还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主管化工基本建设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1953-1966年）

1955年，吴亮平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在化工部近八年中，他提出过“化工企业要建立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总会计师负责制”；“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严格按科学办事，切实搞好生产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劳动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责有权”等重要意见。

在主抓上海吴泾、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的建设中，他亲自组织进口急需的特殊材料；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设备的大小几十个厂家；他还深入施工班组，和工人促膝谈心，现场解决问题。这两大化肥厂一次开车成功，为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后农业生产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

1963年，吴亮平调到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一项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当时，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问题，影响了工业建设的效率。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关心和薄一波副总理的亲自领导下，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具体领导工作落在了吴亮平等同志肩上。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吴亮平主持起草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地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应当首先选择少数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工交系统经过认真准备，在国家经委领导下，试办了九个全国性、三个地区性的托拉斯。吴亮平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管理了产供销、人财物，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他还亲自总结了交通部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和冶金部所属的制铝工业公司的试办经验。在此期间，吴亮平邀请曾在美、英、法等国学习工作、做过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

正当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尝试被迫中断。

最后的十年(1976-1986年）

在十年动乱期间，吴亮平先是被打成“刘（少奇）记托拉斯的黑干将”挨批挨斗，到河南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长期“靠边站”的日子里，他每天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整理校订《反杜林论》的译稿。他回顾和思考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和夫人杜凌远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置身在群众中，感受澎湃的历史洪流，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态度。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吴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舒畅。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有关会议上，他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半个多世纪为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真挚感情，以及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做了长篇发言，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亲身经历分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系统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利弊得失，指出其主要教训在于“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吴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机构的顾问。他虽已年逾古稀，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他先后就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领导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

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吴老的健康，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终于使他归于沉静。

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陪吴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我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这简单而又坚定的回答，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使我永生不忘——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却一语点中了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神髓……

吴亮平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是留在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宝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之一。

我永远怀念他！

（编辑  季节）

彭老总的悲剧

1974年深秋的一天，我去301医院南楼看望正在住院的总后军事交通部部长成学俞。他告诉我，彭德怀同志也住在301南楼，就在他对面的病房。听医生说，人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听说，彭总请求临终前见毛主席和亲人一面，遭到专案组的拒绝。我问他能否借散步的机会，到对面病房门口看一眼老首长。他说很难办到，彭老总病房的门一直关着，有专案组的警卫把门，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我不禁一声长叹，为这位功勋卓著、曾在国内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深感痛惜与哀伤。

这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判：昔日西花厅里亲人欢聚的温馨情景，恐怕难以再现。这时我已听说七伯的身体不大好，但不知道其实他已罹患膀胱癌，做过几次大手术，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

世事无常，命运对我还是有所眷顾。那天之后，我还有机会见到伯伯。从七伯、七妈在“文革”之初嘱咐“暂时不要联系”时算起，到我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沉痛地向伯伯遗体告别，我曾幸运地先后有五次见到七伯。他老人家还曾一再地破例，当着众多领导人的面与我亲切握手、致意。更为幸运的是，七伯特地向总后勤部领导了解我的情况，肯定我革命工作的经历，指明我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伯伯一生中对我始终不渝的最后关爱。

首都西郊机场

1966年11月26日，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带队位于一列两千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距离行进中第三辆检阅车上站立的七伯只有十几米远。我清楚地看到，伯伯神情肃穆，面容消瘦。时间仅仅过去半年，他那始终洋溢着喜悦温情的笑容、充满情感魅力的丰采，几近消失。可以想见，“文革”以来的这几个月，给他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力。

总后勤部礼堂

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勤部礼堂的舞台入口处，我迎面见到了七伯。他身后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还有江青、“中央文革”成员和总后主要领导人。七伯微笑着回应我的敬礼和问候，当着一众领导人，紧握我手并用力摇了摇，然后走上主席台。我能够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关怀、温暖和力量。

那天在会上，七伯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文革”中对待干部应遵循党的一贯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大肆鼓吹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鼓噪和煽动不同，显然是公然唱反调。

根据我当时记下的也是唯一的原始记录，七伯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当时党中央的正式提法），还是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他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

我注意到，七伯讲这段话时，主席台上的江青面露不悦之色。

人民大会堂

1968年5月8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总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七伯。

那天，我同其他几位同志，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前面右侧的地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从左边走了过来，我和代表们起立鼓掌欢呼。毛主席走到离我两三步时，按照事先排定的位置坐了下来，走在他后面的七伯随即就座。这时，七伯看见了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但在与会者合影时，七伯却是神态严肃，没有笑容。

那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七伯胸前佩戴有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窄条徽章，而其他领导人除毛主席外一律佩戴的是制式圆形的毛主席像章，体积要大得多，一眼看上去区别明显。

那一段时间，正是全国各地制作、佩戴毛主席像章风气最热、泛滥最广的时候。像章种类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制作最多时，共制作了22亿枚像章，最大的一枚重180公斤。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人全身军服和军帽上挂满了各式各样像章，走路都困难。

七伯在“文革”期间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他是以这种特殊做法表明了自己反对这样做的态度。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七伯还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有的干部积攒了一百多枚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是用铝做原材料的，岂不是浪费国家资源。不学好毛泽东思想，身上挂的像章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对像章的泛滥，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还我飞机。”但在那个个人崇拜趋于狂热的年代，很难刹住这股风：人人都戴像章，你不戴就成了异类，就会被视为对毛主席不忠。因此，没人敢提出不同意见、采取不同做法。最终还是七伯以他特有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刹住了这股风。

物资部原部长袁宝华向我回顾了这段往事：“‘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体谅我的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我立即起草了通知，让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制造厂都停工了。”

京西宾馆

1973年8月6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我第四次见到了七伯。这次总后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宣布总后领导班子的改组。周总理和叶剑英、王洪文、李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会议。那天会上，只有总理一个人讲话。我的座位在前排，正对着主席台，七伯看到了我，颔首示意。看得出，他老人家的身体又明显衰弱了许多。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总后新领导班子的名单，重点介绍了新任部长、党委书记张宗逊，对宗逊同志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评价，对总后深入批林整风、加强团结作了重要指示。突然，七伯的话锋一转：“这次总后领导班子的配备，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缺憾！”他说：“本来，我希望总后新的领导班子中能有一位女同志、女副部长，因为总后有大量医院、科研单位和工厂，有许多女医生、女护士、女科研人员和女职工，领导班子中应该有女同志做代表，以便更好地关心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关心到每一个人，使她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七伯接着强调：“这个意见我说了不止一次，可是始终提不出人选，只好算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在这届领导班子中保留一个名额，什么时候物色到合适人选，什么时候补上。今后总后领导班子换届也照此办理。我等待着总后勤部有一个女副部长出现！”

七伯的语气决断，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他对总后的女同志，不，是对全军和全国所有女同志的关心与爱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向我谈了她的切身体会：“总理一贯重视培养女干部。钱正英二十九岁当副部长。外交部龚澎同样很受重用。我也是周总理关怀、培养的。”

话回到会议上，这时，一旁的江青却阴阳怪气地插话：“总理，我对你有个意见，你就是不让邓大姐出来工作嘛。”她这番话表面上听来没头没尾，不着边际，照我看，一是借此显示她的权威和存在，二是以批评七伯不让七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为名，暗讽七伯对总后应有女性副部长的建议。其心机可谓阴鸷。但当时的七伯对她的插话没有做任何表示，头也不抬，就当作没有听见，继续往下讲。看得出，七伯对江青已厌倦至极。江青自感没趣，只得打住。

七伯对七妈的任职确实要求严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七伯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七伯坚持己见，把七妈的名字勾掉了。对此，七妈始终表示理解和支持。这绝非做给人看的姿态，而是他俩高风亮节的又一表现。

七伯还说：“你们总后要注意，不要搞近水楼台，你们搞近水楼台可不得了！”他在那个时候，就再次强调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总后勤部领导班子中仍没有出现过一位女同志，反倒混进了谷俊山这样的败类。更想不到，郭伯雄、徐才厚竟是谷俊山的后台。《尚书》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七伯的教诲和期望、古人的箴言，值得人人深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现场聆听七伯的教诲。

首都体育馆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七伯。

这年1月24日，正逢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下午的“批林批孔大会”。由于我兼任总后党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此，这天部队的大会及第二天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的大会我都参加了。

这两个大会是江青一手操办、擅自召开的。在1月25日的大会上，听到七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明白了，这次会议并没有经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批准。显然，这是江青一伙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矛头肯定是指向总理。果然，他们在会上煽风点火，大放厥词，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指责七伯自批林整风以来的调整、恢复生产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攻讦叶帅，甚至连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也遭江青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人。我在台下清楚地看见江青一伙飞扬跋扈的丑态，也看到面容瘦削的伯伯神色凛然，保持他一贯的尊严与镇静。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一个月前，已经七十六岁，患癌症几年、做过多次手术的七伯，竟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历了一场严厉的“批判”。江青对七伯多次下重手，目的就是要置伯伯于死地，以图实现大权独揽做红都女皇之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七伯，也是最为痛心的一次见面。这次大会，对七伯而言，同样是他一生中心情沉重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伯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1971年10月1日，在党中央决定对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一周后，中央指定主持总后勤部工作的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找我谈话，向我通报了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绝密信息，传达了中央委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指导总后批林整风的决定，指定我担任即将成立的总后批林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长。他们同时向我传达了恩来伯伯不久前来到总后视察工作时，专门向总后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和所做的重要指示。池明、令彬同志接着说：“总理对你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格。总后批林整风的任务很重，除了我们两人，你是总后第一个知道林彪摔死消息的，要严格保密。”多年后，七伯的卫士长张树迎也向我说起这件往事。树迎同志说：“总理那次同总后领导谈起你时，我在场。在周家，你是总理唯一没有在职务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回溯194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时，七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七伯、七妈是这样要求我们这些侄辈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去做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我等后人做出了最光辉的榜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遗言，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化为沃土，撒遍山河大地，为人民做最后一次奉献，也与他们挚爱的人民群众永远在一起。

悲怆呐喊

悲壮的时刻

1975年9月20日，七伯在305医院进行了切除膀胱癌的第四次手术。术前，他带着一包材料走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一个多小时，仔细地阅看了他在中央会议上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稿，然后用虚弱得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签上姓名，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

这时的恩来伯伯，遭受病魔和心灵创伤的双重折磨，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他的大脑仍然十分清醒。此刻，他做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准备，他在可能离开人世之前要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当医护人员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出现了令全场所有的人意想不到、震撼心灵的一幕。七伯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恩来伯伯一旦发声，怎能不振聋发聩。在五四运动的街头，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集会，在南昌起义的城头上，在西安事变的谈判桌上，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激烈交锋上，在万隆会议的国际讲坛……他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发言，无不机敏睿智、精辟缜密、发至真情，既慷慨激昂，又从容镇定，争取了群众，赢得了同情，征服了人心，战胜了强敌。曾使得斯大林、尼赫鲁、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卡斯特罗、张学良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衷心折服。怎能想到，在他光辉生命即将熄灭之前，却发出如此伤感和悲壮的呼声。

1997年，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我曾与邓小平叔叔的长子邓朴方多次交谈。我俩都认为，恩来伯伯在这次手术前当着在场的人所言，是他预判手术时可能不治留下的最后声明。当时，七伯说的前一句话：“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是表达对继任者小平同志最后的支持。后一句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是对江青一伙无耻诽谤的愤怒声讨和回击。朴方含泪说：“这是总理最后的一搏，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呐喊。”

朴方同志所言，我深有同感。我深切地感悟，七伯这颗伟大的心灵，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入地狱、下火海，可以忍受无边的屈辱和苦难，唯独不能承受的，就是对他革命信仰的践踏，因为，这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业和理想！

伍豪之殇

“文革”十年，恩来伯伯为了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竟然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令他饱受压力和苦痛。这把“悬剑”，就是江青一伙利用红卫兵的无知，人为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

我得知“伍豪事件”详情，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总后勤部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正式职务是总后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处处长）期间。此时的总后勤部党委书记、部长张宗逊，这位外观威武高大的开国上将，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为了工作需要，宗逊同志有时把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交我阅看、保管，其中就有“伍豪事件”的全部材料，包括恩来伯伯1967年5月19日深夜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多个附件：恩来伯伯有关此事亲自撰写的《大事记》；所谓的“伍豪启事”；陈云、汪东兴、邓颖超的旁证发言；叛徒顾顺章的“紧要启事”、叛徒王世德的“紧急声明”；等等。

宗逊同志说：“这个材料交你保存，你可以仔细看看。”他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总理又遇到麻烦了！总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多么大啊！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清楚。江青就是放不过他！”每当谈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宗逊同志或摇头叹息，或怒不可遏，道出内心愤慨：“怎么能这样对待总理！没有总理，何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哪有中国的今天！”

我从看到的“材料”中得知，“伍豪事件”的起因，是“文革”前期红卫兵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一页所谓“伍豪脱党启事”，把它作为“特大敌情”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于1967年5月18日批送林彪、康生、周恩来，杀气腾腾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面对江青一伙的发难，恩来伯伯丝毫没有掉以轻心。正在通宵达旦处理内蒙古、四川武斗事件的他，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调阅当年相关资料。从图书馆借来的报纸堆起来有两人高。经过逐张翻阅，终于找到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和其后两天（1932年2月22日）《申报》另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伯伯判断，这是当时地下党用以间接否定前一则伪造启事所采取的措施。事涉紧急，伯伯连夜写信，把有关此事的经过说明、两则“启事”，以及《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直接送报毛泽东和林彪、康生、江青。

稍加考量和查证，这则所谓的“伍豪启事”明显是敌人用拙劣手法炮制的：首先，上海各报刊登启事的时间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此时伯伯早已离开上海、身在苏区指挥红军作战了。其次，“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无一人具名，此后也无一人露面“脱党”。再次，我党当时就针对性地做过辟谣工作。特别是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郑重声明：“伍豪启事是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最后，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一封再提“伍豪事件”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尽管如此，恩来伯伯深知江青一伙不会就此罢手，“还会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叛徒”的罪名，是他们排除异己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好不容易到手的这点所谓“线索”，怎能轻易放弃？果然，本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由恩来伯伯在中央会议上就此事件作一专题报告，将报告录音、记录稿和文献资料，由伯伯签字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存档。但事过三年，这一重要措施并未能落实。江青、张春桥等还居心叵测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收集伍豪的材料”。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评价《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一伙如获至宝，借此掀起一场大批“现代投降派”的运动，不加掩饰地影射恩来伯伯就是“投降派”的总代表，《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9月20日，在七伯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发生了本章开头时出现的这一幕：“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声痛彻心扉的呐喊，竟然发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的七伯！

1975年9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幕。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伪造的“伍豪启事”，党中央已有定论，报刊、资料中也多有记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几个重要的史实：

其一，“伍豪启事”出笼前，七伯早已离开上海抵达苏区。

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伍豪启事”刊登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而七伯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苏区，行前曾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我家中暂住。有我父亲恩霔证明。

其二，来自敌人方的证明。

1997年，我和在军由于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的机遇，幸运地结识了当年炮制“伍豪事件”者、国民党中统特务负责人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和女婿邱清华。他俩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我们见面时，张雪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邱清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俩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张冲炮制“伍豪启事”的前因后果：

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张冲任中统调查科总干事。当年4月27日，他陪同中统头子徐恩曾赶赴上海，连续三天三夜缉拿周恩来和中共首脑机关，懊恼之余，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吸引共产党人自首。他连夜亲自起草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派人送到上海几家主要报馆刊登。《时报》在1932年2月16、17日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2月18、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张冲指令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出面对《申报》施加压力，最终，这个最大的报纸《申报》也刊登了。

为了炮制这个“启事”，张冲花费了不少心思。但他不知道，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离开了上海。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也没有一人来机关秘密自首。他们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三，李一氓等同志以“周少山”名义，在《申报》上刊登的否认“伍豪同志脱党启事”重要声明。处在国民党强力镇压的情况下，我临时党中央当时不得不高度分散活动。领导骨干中的潘汉年、李一氓等，通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做进步人士、《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后被戴笠暗杀）的工作，代请法国大律师巴和，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七伯常用的别名，党内有些同志也知道“周少山”就是伍豪。这个启事等于是伍豪的正式辟谣。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同于公开辟了谣。所述内容直接针对所谓“脱党启事”，回击十分有力。巴和是上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出人意料的是，炮制“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曾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冲，后来竟成为恩来伯伯的莫逆之交。

张冲是国民党的青年才俊，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二岁时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在第二次国共谈判期间又被任命为蒋方谈判代表，再次成为恩来伯伯的对手。通过多次亲身接触与交往，他为伯伯的过人才智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对共产党人进而有所了解。尽管他坚持自身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

张冲三十八岁早逝。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挽联。七伯亲自参加追悼会，他还为张冲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

历史是公平、公正的。陈毅元帅的诗何等的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真理的光辉不会被片时的云翳所遮掩，它将永远照亮人间。

“伍豪同志”——周恩来的英名永存！

（编辑  季节）

战争与游牧

毛泽东与蒋介石、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它的边缘地带及其他内部的“边缘人口”。

毛泽东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也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革命理论，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体上就是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带进行的，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应该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它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即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中，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形式，他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转变，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后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这也是马克思、毛泽东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最重要的在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未完成，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非常可惜的是，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马克思的三个手稿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还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连黑格尔的现代关都没过，谈什么过社会主义的关？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编辑  季节）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伯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鼎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阅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鼎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帅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伯，也不得不因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借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维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七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整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七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伯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年3月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伯”，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七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年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年9月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月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月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秋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秋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秋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七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伯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秋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借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秋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编辑  季节）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 1916 年 9 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 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 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 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 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 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 1985 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 ，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 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 年 8 月的一 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 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 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 20 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 17 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 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 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 月 25 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 年 10 月 2 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 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 月 16 日，就在我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同一天， 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 300 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 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结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 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 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年 8 月 17 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 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 1200 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 100 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 1 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 6000 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 年 11 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 万人，加在一起将近 400 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 250 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 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 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 年 11 月 26 日凌晨三时，我带领 2000 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 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 年 1 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 “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