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是上世记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从担任共和国最基层的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开始，逐级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岗位，具有丰富的“三农”工作实践经验。习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系列讲话高屋建瓴，内容非常丰富，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与促进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尊重亿万农民群众主体地位与创新精神

习总书记在第七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习总书记这段话告诉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正确对待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从各地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陷入新的思想僵化境地。

这就要求我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充分尊重和发挥农民群众创造性，深入群众，问计于民，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中，创造出可供全国各地参照、各具特色的典型样本，以便适合不同类型农村推广。

始终坚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条底线”

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贯彻落实《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意见》精神、切实搞好这三项工作的基本保证，必须坚定不移认真贯彻执行。

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物质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关乎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20世纪50年代末，伴随人民公社体制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强大的生命力。在物资短缺时期，农村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空前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空前，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速度空前，这些足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有力佐证。正如潘维教授所说，这种集体所有而非国有的土地制度，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是平均分配土地和宅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是实现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城乡关系视野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

研究农村地权问题多年的李昌平同志，从土地权属角度剖析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机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权属归纳为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村民“共有共用地”。如农业生产水系用地、村里水塘用地、村庄与田间道路用地、风水林用地。“共有共用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集体，绝不能分配到户。

第二部分是“按人使用地”。如耕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资源奇缺的环境里，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公平，保持了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保持了随着人口变动作相应调整的弹性。

第三部分是“按户使用地”。主要指的是农村宅基地。如每户2-3人都是150平方米。成婚时集体划给宅基地；全家退出集体时，宅基地就交还集体，集体补偿土地上的房屋价值。

第四部分是“集体机动地”。如村集体保留至少5% 的耕地。为“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留足空间。办加工业、养殖业、开渠修路架桥搞建设等，要占用村民承包地，就用机动地补偿。机动地是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基础，也是家庭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调节阀。

这四部分土地使用方式，构成有机的社区整体，是有弹性的共有私用制。潘维教授称之为“中国精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海纳百川，能容纳道义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容纳欲与城市试比高的华西村和南街村，催生了“乡镇企业”这个世界奇迹。

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至今已历经60多年。今天，我们为什么又要重提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并把坚持土地公有制作为“底线”来坚守呢？

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分包到户是遵循“摸石头过河”理念展开的。土地分包到户初期规定，承包地不得出租转让与抛荒，推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归自己”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营体制。在土地分包到户后，土地无序转包不断增量扩面，土地抛荒日益突出，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规模化要求不相适应，集体统一经营层与集体经济日趋萎缩，农村基层组织作用日益被削弱，村社共同体趋向衰落和瓦解。国家投入大量支农资金的效益不佳，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举步维艰等问题日益彰显。为了让农民吃到家庭承包长期不变的“定心丸”，也为解决分包到户后出现的问题，先后提出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两分法理论，以及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理论。这是试图以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来弥合分包到户的小农经济与规模化集约化的大农业之间的矛盾。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

但是，有些人坚持土地私有化观念，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视而不见，把当前“三农”面临的问题归结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与缺乏资本的问题。认为只有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才能明晰产权、促进资本下乡，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但事实却绝非如此！

先看集体产权是否清晰。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成员共同拥有土地产权、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分配。那时的问题，主要是集体领导人因经营管理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不存在产权不清引起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更没有产权不清引起的纠纷问题。

再看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结果。软弱分散的农民虽然有了卖地、卖房解一时之困、满足一时之需的“自由”，但绝不可能靠卖1-2亩地和几间房屋，就过上长期安居乐业的好生活。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土地私有化不会让农民富裕，只会被资本各个击破成为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这是被各国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常识。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既是牢牢掌握人民食物主权，把解决亿万人民吃饭问题放在国内基点上的大问题，也是控制农村土地征收规模，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大前提。

首先，要明确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从国民经济管理层面看，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任何国家而言，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是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和要不要国家产业政策引领的大问题。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部分经济学家，往往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否定国家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他们往往会提出突破耕地红线的各种主张。这些经济学家担心吃饭问题的不多，而农民特别是老一辈农民担心吃饭问题的呼声却不绝于耳。这确实是一种反常现象。在此情况下，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的意义十分重大。

其次，要正确认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紧迫性。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区报道的案例看，实测土地面积数据普遍大于原有统计数据10%以上(如塘约村实测土地面积比统计面积多出两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耕地复种指数己经很高，靠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生产己没什么空间。有机肥使用量在下降，化肥使用量在增加，这导致土地生产率正在逐步下降。我国粮食缺口较大，进口比例己经很高。另外，城市建设用地都是优等耕地，而许多“占补平衡”复种的耕地却是劣等地。我国可开垦的耕地不多，且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以上基本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的统计应当扣减建设用地(包括国家征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下同)的规模来计算。

再次，要落实坚守耕地红线的有效措施。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区，选点要有代表性，以便全国面上的推开具有可比性，为各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供可靠参照系。对于试点区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控制范围，要有前瞻性规模控制方案，但在试点过程中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在上下互动多次后确定农用地和建设用控制范围，努力提高农用地和建设用控制范围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坚决改变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控制范围一再变动的尴尬局面；致力于盘活集体建设性用地存量，致力于增加集体建设性用地持续性收益，力戒将集体建设性用地一卖了之的做法。建议建立18亿亩耕地保有机制与土地开发利用基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等价入市后，特别是城郊区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速度会大幅提高，从建设用地的增值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建立全国统一与分级管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基金，专款专用于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

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原则

维护农民群众的当前与长远利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三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在改革试点方案实施及以后面上推广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要用产业政策保护我国农业，这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第一产业），农村是城市的“母亲”，农民既是“三农”主人，又是第一产业主人。一批掌握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不顾我国实际，言必称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农民利益不受损就更显得极端重要，政府决策部门、地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务必要深刻理解，提高认识，致力于用产业政策扶持与保护我国农业，抓好各项措施落实，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

其次，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加强统一经营，作为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根本性措施来抓。我国《宪法》规定了双层经营体制。但曾几何时，“分”的舆论氛围甚嚣尘上，而“统”的舆论氛围似乎偃旗息鼓，一大批拥有资源性资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沦为“空壳村”，甚至连村干部的报酬都要靠财政转移支付。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因时因地制宜，加强统一经营，为亿万农民开辟脱贫致富新道路刻不容缓。

再次，要把建好领导班子选好带头人，作为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关键性措施来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也同各条战线一样，党群干群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对集体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一致性发生了模糊认识，甚至有人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建设好农村领导班子，必须坚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对少数与黑恶势力勾结或村霸恶棍混入农村干部队伍的，要露头就打，决不能心慈手软。同时，要相信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支部建在村里，是中国农民走向文明富裕的根本保证。要注重在实践中选拔培养干部，把党性强，作风正，办事公，能干事的党员选拔到村支部班子中来。要建立村干部选拔机制，从优秀村干部里面选出一部分当乡镇干部，干得好的还可以进县级领导班子，甚至更高领导岗位，这样既改善公务员队伍结构，又形成正确用人导向。

第四，要正视深化改革引起的权利再调整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农民群众信访问题。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与家庭原因，存在先富、后富与还没富起来的家庭，他们在享有集体土地资源方面存在不均等情况。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涉及权利再调整与利益再分配问题，必然会有人得利多，有人得利少，有人没得利，甚至有人滥占地要处罚受损。必须正确对待有人不满意，有人可能要上访问题。对个别农民拘泥于一己私利钻牛角尖问题要有清醒认识，既要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大胆开展工作，又要上下联动及时解决有人上访问题，确保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利进行。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几个理论与实际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部分专家学者诠释中国进行土地分包到户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在这种理论看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这会提高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更快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辩证地历史地审视产权理论，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令人怀疑。

首先，产权理论推导出私有产权唯一合理的结论，公有制没有生存的空间，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正如民间思想者金秀清所说，产权理论用了那么多概念，有些概念内涵有误，外延边界不清，推理演绎倒来倒去，并不科学。从基层民众眼光看，用产权理论来诠释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看，产权理论的解释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且看《解放日报》在“鱼鳅和年轻人都能回来吗？”文中提到的好溪村与河阳村向农户返包土地的案例，既具特殊性又具普遍性，很能说明问题：

这两个村正好位于横跨缙云县新壶公路的东西两端。东端的好溪村为统筹新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发展高效农业园和民宿旅游，决定综合开发经营村庄。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委会在负债经营条件下，以高于农户间租金向农户返包土地。通过深入持久的艰苦工作，最终推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而位于西端的河阳村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古民居保护村，根据古民居保护与旅游开发规划，需要分两期征用120亩土地。虽然村两委使用各种方法挨家挨户做工作，但历时两年多时间，至今仍有几户农民未签土地返包合同，致使古民居疏解居民工作无法顺利推进。这两个案例表明，在以土地分包到户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中，泛集体成员内部的交易成本很高，资源配置效率却很低。

正确认识与处理双层经营中“统”与“分”的关系，不是要否定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现行土地制度，更不是要否定“三权分置”。在单块土地面积小、相对落差大、立地条件不好的农村，以及人文条件差、基层组织弱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村，分包到户的土地制度确实有很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但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集体所有权被长期“虚置”的问题，这必需引起农口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注意。况且，土地承包到户的承包期长短，集体成员内部是否实行“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定期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这是集体成员内部的事，只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定。只要符合多数农民的利益和公平合理原则，理应得到政府的尊重。

再次，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分包到户土地制度虽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但并不等于分包到户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不顾全国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的千差万别，来“一刀切”地推行分包到户。周家庄乡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以来，至今从未间断一直推行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组织生产经营，实行成员制按劳分配，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的因地制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再如塘约村，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单家独户无法从事生产经营的条件下，基层组织通过向农户返包土地推行股份与劳动合作制，迅速摆脱贫困，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这两大典型充分说明：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我们应在继续实行与完善分包到户责任制的同时，切实搞好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典型宣传，荡涤泼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污泥浊水，把摆脱“三农”困境与亿万农民共同富裕的基点，放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上，放在发展农村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制度上，放在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极大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领导力上，放在构建村社利益共同体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放在强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扶持上；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加大统一经营层的舆论氛围，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足够的耐心与毅力，积极稳健地引领农民推进合作化和集体化。

周家庄和塘约村相聚将会是一团火，散出去将会是满天星，装点中国大地与天空的辉煌。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不动摇，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一定能顺利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中国梦。

                                         （编辑  王生升）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很大增长，在聚焦农村改革、补上农业短板的紧迫形势下，重新认识股份合作制对加快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总结各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验，引导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经过对多种经营方式的探索和比较，股份合作制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39年的改革发展，先后经历了解决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现在，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到基础设施，都处于产能过剩或供求平衡状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还存在一个大的短板，就是农业供给效率低下。2015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接近2.2亿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8.3%，农业增加值占GDP的8.9%，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社会平均水平的31.5%，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2.7:1。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也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最大障碍。

如何尽快增加农民收入？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要在分子分母上同时做文章。一方面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农业中的富余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现在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今年一季度105个城市的统计，空缺岗位比求职人数多13%，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已达3100元。现在最缺的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如果能将农民加以培训，到城里打工的收入还会更高一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水利、机械、设施投入，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大农业。国家的经济实力在逐步强大，工业有足够能力提供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机械、肥料、农药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农民在单季农业地区，能够种100-120亩地，双季农业地区种50-60亩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有一个大的提高，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现在全国平均一个劳动力仅种8亩地，如果人均达到80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全社会平均水平，同时还能向第二、三产业再转移出一亿多劳动力，带动城市人口增加3亿人以上。这样，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才能算基本完成，我国才能跨入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行列。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应成为我们的借鉴。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任务，必须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制，把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改变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工厂化经营方式。

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初期浙江台州农民发明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既带有股份制能够集聚资本、按股分红、公司化运营等优势，又具有合作社一人一票、社员拥有股东和劳动者双重身份等特征。股份合作制属于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营模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曾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从十五大到现在20年过去了，股份合作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今天，我国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聚焦农村改革、补上农业短板的紧迫形势下，重新认识股份合作制对加快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总结各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验，对引导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经过多年来多种经营方式的探索比较，现在看来，股份合作制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农民主要以土地的用益物权即承包权入股，这就有利于土地的连片整合，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耕作经营，提高规模效益；农民作为股东和员工，公司的收益决定着个人分红和工资的多少，会关心和监督公司的经营；公司实行种养、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打通一、二、三产业的链条，有利于培育企业的品牌，提高农产品质量，建立企业信誉，并争取银行贷款支持，从而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2015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400多亿美元，而农业劳动力仅为我国千分之一的荷兰，农产品贸易顺差400多亿美元。从国际比较优势来看，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应尽可能多出口一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花卉、水果、蔬菜、药材、畜产品等，适当进口一些饲料、粮食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从而充分发挥我国农业劳动力多的优势。实施这一外贸战略，依靠分散的个体农户是不可能的；依靠公司加农户模式，由于公司与农户缺乏利益联接机制，农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收购价格也难以稳定，实践证明也不可行。采用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才是增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公司管理模式，所有职工实行合同制，社员可以参与管理者和职工的竞聘，也可以外出打工。社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聘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机构，聘任经营层，提出每年的经营目标和计划，以及员工报酬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社员大会讨论并投票决定。经营层负责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目标责任制，并与报酬挂钩。公司财务对社员透明，接受社员监督。通过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真正把能人选聘到公司领导岗位。股份合作制政企分开、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与传统的合作社特别是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公社制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是适合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和农村现状的农业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应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决定。根据一些股份合作制公司的成功经验，收入分配应适度向劳动倾斜，同时兼顾资本收益。劳资分配比例以3:1比较合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也只有公司的规模做大了，盈利能力强了，才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红利。土地入股的价值计算，应由专门的土地价格评价机构进行评估。

农村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各国，美国实行高度社会化分工条件下的私人农场制度，欧洲实行“种养加销一体化" 的合作社制度，日本实行个体农户加农民协会的制度，都是在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有其利弊。股份合作制农业公司可能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模式。加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保证作用，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相信，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模式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推动我国农村朝着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方向腾飞。

                                           （编辑  王蕴）

农村改革的方向需要调整

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明确规定的农村改革方向。近40年来，农村的改革实际是以“分”为导向，以实行家庭承包制为主线，除了极少数仍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乡村和少部分仍保留集体土地、资源的村之外，以集体资源为基础、以组织农民为特征的“统”的机制已基本失去了现实的基础。[1] 结果，“统分结合”只停留在党的文件和宪法上，并没有被真正贯彻，小农经济再次成为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

农村家庭承包制曾对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保障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走到今天，其局限性也显现出来：它瓦解了原来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化体制，也瓦解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村民自治、移风易俗、落实基层治理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一体化、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来看，我国农村改革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加强“统”为指向，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分散到家庭生产资料联合起来，改变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真正做到“统分结合”。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现在，实现第二次飞跃的需要和条件正在成熟，这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

当年，集体经济的“大一统”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就业，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是农村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在整个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家庭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面，[2] 没有重视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建设和农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矛盾的一面，没有强调农村的合作化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现在，这种改革路径的局限性已充分表现出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

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从改革之前“统”得过死、“分”得不足，变成了目前的“分”得过度、“统”不起来。农村改革的目标从原来主要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演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更多强调“分”而忽视“统”的农村改革，不能适应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各种问题：

一家一户的分户经营，使原有的水利设施难以维护,而且容易遭到毁坏，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因牵涉到用地问题亦难以进行。搞承包制时因土地好坏抓阄分地，造成耕地碎片化。目前，我国农民户均耕地约7.5亩，平均分为5.7块，阻碍了机械化耕作、规模化经营和统一科学种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抵御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也难以拓展生产门路。

对承包地长期采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做法，这造成人地不均，剥夺了部分农民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也影响了村民参加村内各项建设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以土地流转为基础而形成的种田大户、家庭农庄、土地托管，以及资本下乡，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但并不承担“统”的功能。政策鼓励的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也不是涵盖全体村民的合作化机制，而是以追求效益为导向，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的农户联合，它排斥地少、劳力弱的困难群众，既不能解决农村的分化问题，更不承担农村建设的责任。

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特别是量化确权之后，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导致“宁可抛荒，不可释业（地产）”，抛荒现象较为普遍，山地、旱地更为严重，有的地方抛荒面积达到20%以上。根据《土地管理法》，发包方有权对抛荒两年的耕地收回，但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规定，不得随意收回承包地，[3] 之后《土地承包法》又强调了这一点。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使基层不敢处置抛荒地，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实际上落空，土地抛荒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浪潮中，城市成为发展极，第二、三产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而失去内在发展动力的农村无法与城市协调发展，越来越边缘化。自发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机会的主要途径，但这是以家庭的支离破碎为代价的。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反映了家庭关系松弛，家庭的社会功能大为削弱，许多家庭瓦解。

实行“统分结合”的基本条件，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同时，村级组织仍具有实行“统”的基本条件和资源，这就要求以一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对“分”的片面强调，导致集体所有的田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完，发展集体经济缺乏基本的条件。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一半左右没有集体经济收入，3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元以下，真正能依靠集体资源主动进行建设的村在比例上只是个位数。这种状况造成“统”既缺乏体制保障，也缺乏集体经济的支撑。[4]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统分结合”虽写在文件上，但有名无实。“有分无统”造成从合作化开始组织起来的农民又分散化，使农村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整个农村的发展已从原来依靠国家和集体的“两条腿走路”，变成现在主要靠国家投入这“一条腿”，农村中集体主义观念、自力更生精神不复存在，农民的依赖思想发展起来，人民的主体性发生了蜕变。

在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村级组织的弱化造成家族势力复兴、宗教势力扩张、灰黑势力抬头，封建迷信、以大操大办为特征的人情风蔓延。农民片面声张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成为基层治理和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一人一票为特征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反而衍生出各种问题。

“分而不统”的体制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都不相适应，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它也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与邓小平关于农业要实现两次飞跃的思想、与习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关于发展集体经济重要性的论述、[5] 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书中关于千方百计发展集体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6] 农村改革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

以“统分结合”为目标，深化农村改革

《塘约道路》代表着那些“分”的路子走不下去、重新强化“统” 的村，是统分结合的新实践。我所到过的贵州安顺西秀区大坝村、山东泰安大陡山村、德州宁津县陶庄村、湖南麻阳县楠木桥村、怀化鹤城区大坪村，都是近年来在党支部带领下，通过强化“统”来改变面貌的例子。这类例子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通过村民的土地承包权入股，建立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抱团发展，使农民和集体双增收，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辟了道路。

这些村的实践告诉我们：“统”就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化生产方式；就是使农民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组织起来；也是农民抱团发展，从农业走向第二、三产业的新方式。他们因强化“统”而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因，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建设重建起集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在“统”的过程中实现了农民回村发展，家庭重新团圆，也重塑了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起自力更生的思想，改变了农村落后的观念与风气。他们这种统分结合的新实践，对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次飞跃具有重要启示。

多年来实行“分”的改革造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好像只有“分”才是改革，强调“统”就是走回头路。实际上，改革的初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以前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分”是改革，今天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加强“统”、实现“统分结合”也是改革，是改革的深化。它有利于激发农村内在的动力与活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促使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回过头来看近40年的农村体制改革，我们党对于实行家庭承包制的认识是明确的，改革的措施是坚决的；但是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挥好土地集体所有权，怎样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挥好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挥好“统”的功能、真正实现统分结合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南，对农村体制改革实践中的深刻教训进行系统总结，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加快推进“统分结合”的改革，真正从根子上解决“三农”问题。

                                              （编辑  迟晨光）

近年来，中国企业先后走出国门进行投资。国企扎根境外长期运营，组建精干管理团队，主要依托当地员工，这种高度在地化的状态，需要较高的国际化管理与运营能力。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较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广核集团铀业发展公司联合中非发展基金在纳米比亚投资建设的湖山铀矿，是探索高度国际化在地运营的先行者。

纳米比亚湖山铀矿是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现的最大铀矿，资源量约29.3万吨，位列世界第三，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产值将达到纳米比亚当年GDP的5%左右。 

试行高度在地运营

如今在海外的中国大型中资企业的常见运营模式：一是从国内派遣成建制的大型团队，例如众多海外工程承包公司，或者石油、铜、镍等矿产开采公司；二是除了公司CEO之外，国内基本不派人，投资性质接近于财务投资，例如完成国际并购之后的企业。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多数区域都面临与当地的巨大文化差异，存在难以与当地社会与社群融合的难题，这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避这些难题和挑战。但是，如果中国企业仅仅依赖这两种模式，其海外拓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运营湖山铀矿的中广核斯科公司高级副总裁蔡于胜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吸取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运作比较成功的是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对文化融合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日本海外企业在工程承包、零售、金融服务等领域一直表现低迷，在全球没有形成影响力，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员工偏好扎堆，与当地人融合困难。中国企业面临与日本企业相近的文化挑战，若要不重复日本企业的老路，必须逐步解决文化融合问题，在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成为当地真正有影响力的企业。

中广核斯科公司的矿山建设与运营主要依托当地员工。一方面，中广核以往的主要领域是核电站建设与运营，2006年成立铀业公司涉足上游原料领域，最初是以贸易为主，对于建设大型铀矿缺乏充分准备。纳米比亚缺乏矿山建设的配套，而在规划时间内完成矿建，需要强大的调集资源的能力，而国内缺乏有总包能力的矿山建设工程承包商。另一方面，中广核虽然缺乏矿山建设经验，但在核电站工程建设与国际化合作方面有深厚的积累，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有一支很强的工程管理队伍，可以组建一个较好把握EPCM模式的管理团队。湖山矿开发周期至少二三十年，如果上千名员工都由国内派遣，很难持续。何况纳米比亚政府要求我方承诺运营部门本国员工的比例不能低于95%，即使矿建阶段主要依靠中国工人，运营阶段仍然需要以当地人为主。

于是公司决定从矿山建设阶段便主要使用本地工人，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出一支有国际化管理能力的队伍，采用国际大型工程常用的EPCM模式（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Management，设计采购与施工管理）建设矿山，委托一家工程承包商负责矿山的设计、采购、施工与调试，通过承包商确定分包项目的承包商；但矿山建设总责任和风险最终由业主承担，因此业主需要管控工程建设进程。

2012年中广核完成湖山矿的收购，2016年底产出第一桶铀，湖山矿已顺利地基本完成矿建，将在2017年年底宣布正式投产。这是迄今世界上设施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铀矿，年开采剥离量1.4亿吨，年处理矿石1500万吨，设计年产量6000吨U308，总产量可满足2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近40年的铀需求。

目前斯科公司1500余员工中，中方员工仅有40余人；在矿建阶段，现场的工人最高峰达到5000余人，而斯科公司的中方员工最高时仅有70余人，包括20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加上承包商雇用的中国工人，中方人员最多时也不超过600人。这一精干的中方团队长期超负荷工作，在荒芜的戈壁上建起了一座世界级的矿山，以较快的速度成功地实现了中广核的一次自我突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一个重要成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017年8月视察湖山矿时指出，在“走出去”方面，中广核是靠得住的企业。 

战略资源全球开发的重要突破

湖山铀矿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发利用战略资源的一次重要突破。矿山的收购进程不无波折，最终于2012年顺利完成。当时中国国企在海外收购战略资源的努力屡屡受挫，湖山铀矿的成功并购，提示海外资源并购可以有更为多元的选择与更为广阔的视野。

中广核在铀资源领域是后来者。过去中广核在核原料价格谈判时经常陷入被动局面。一直以来，中国的天然铀对外依存度长期在75%以上，需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如果中广核能够扭转中国在核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弱势，成为核原料领域的生力军，有利于改变中国在这一战略性资源领域的相对弱势地位。

国际核原料市场的格局比较清晰，全球铀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与非洲多个国家，基本被一些国际大公司所控制。中广核铀业公司认为，要获取新机会，不能只将眼光放在高品位矿，也需要注意中低品位矿区的动态。在起步阶段，中广核铀业公司曾在哈萨克斯坦参与收购了一个高品位铀矿项目少量股份，在澳大利亚收购铀矿勘查上市公司EME。2009年底，中广核铀业投入力量跟踪研究和调查湖山矿探矿，成立了项目组。2010年11月，中广核在南非开设办事处，中广核集团领导与纳米比亚首任总统努乔马会见，表达了对湖山矿的兴趣。1990年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在纳米比亚寻求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给予坚定支持，与纳米比亚开国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努乔马对中广核的投资愿望表示支持。

湖山矿品位较低，经济性差，纳米比亚当地缺乏相关配套设施。但露天矿的规模很大，开采难度较小，冶炼成本较低，场地开阔，建矿条件优越。从国家储备战略性资源的角度考虑，这是一次重要机会，应当抓住机遇。

中广核铀业湖山矿项目组在纳米比亚、南非、澳大利亚、英国等地频繁奔波，摸清了收购湖山矿的适宜路径。若整体收购在伦敦与悉尼两地上市的Extract公司，首先需要收购持有42%股权的大股东英国公司Kalahari，由此触发在公开市场上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湖山矿项目组以务实的工作获得了Extract公司董事会的支持，后来在澳大利亚与英国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都是由其董事会推荐的。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的支持下，中广核铀业与纳米比亚政府达成协议，由纳米比亚国家矿业公司持有10%股份，不仅完全获得了纳米比亚对收购的支持，也夯实了未来合作的基础。

2011年3月初，中广核铀业与中非基金联合发起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要约。不料刚过数日，日本东北部海域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事件发生，对国际核电与核原料市场造成巨大震荡，收购价格因此需要重新协商，按照英国证券市场制度，收购行动由此中止一年。一年后，在全球核电建设与核原料市场的低迷氛围中，中广核铀业以稍低的价格完成了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善于在与中国有较好政治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发现机会，了解湖山矿项目价值之后果断出手，及时组织力量开展系统性的准备工作以切实抓住机会，是圆满完成湖山矿收购的基本经验。

经此一役，中广核铀业从全球核原料领域的新兵一举成为重要参与者，也为对外依存度颇高的国家核原料打造了一颗“定心丸”。 

以工程建设的跨国合作经验开拓湖山矿

完成收购，接管Kalahari及Extract公司，重构斯科公司只是走出了奠基性的一步。利用国际常用的水冶技术建好湖山矿，是更为艰巨的挑战。纳米比亚工业配套资源贫乏，技术人才短缺，这更需要工程建设团队拥有在纳米比亚及周边地区乃至全球调集资源的能力。

自主建设水冶厂

最初，运营罗辛矿的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曾提出一个合建方案，即斯科公司不必建设自己的水冶厂，只需建造一条传输带，将湖山矿的矿石传输到距离不远的罗辛矿的水冶厂。力拓判断中广核铀业没有五六年时间不可能建好水冶厂，不得不需要力拓的参与，故而将罗辛矿的老旧水冶厂做了很高的估值。中广核及铀业公司决策层拒绝了与力拓合资合建的方案，坚定自主建设水冶厂的信心，在组建斯科公司管理团队时就加强了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的配备，任命中广核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曾负责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二期项目的郑克平及铀业公司总工程师彭新建担纲筹建工作。

尽管存在种种条件局限，但中广核、铀业及斯科公司团队仍然有底气，原因是中广核积累了丰富的通过跨国合作建设大型工程的经验，中广核在大型工程建设国际合作方面曾走过两个阶段。一是外方全面主导的阶段。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期，工程管理以法国电力公司为主，建筑安装施工以外国承包商为主，99%的设备进口。当时中方做外方的副手，虚心向外方学习，同时紧锣密鼓地按国际标准培养人才。1989、1990年，中广核相继选拔三批骨干出国培训，110人学成归来，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广核的中流砥柱，斯科公司CEO郑克平便是其中之一。二是中方主导、招募外方承包商的阶段，1995年启动大亚湾核电站第二期（即岭澳核电站）建设，中方已经能够作为一把手管理整个工程建设，包括建筑安装、设备调试、生产准备和生产运营完全自主化，外国专家仅做工程顾问，部分工程分包给国外公司。在乙方实力不够的情况下，自身有能力、有信心通过选择合适的国外承包商，并加以己方的工程监管，把难度较大的工程建设好。国际流行而在国内工程建设中较少使用的EPCM模式反而能够为斯科公司所驾驭。2012年11月8日，斯科公司与南非的AMEC公司与Tenova Bateman公司联合组成的HPJV，签署了湖山项目EPCM合同。

在学习中主导工程建设，在主导工程建设中学习

斯科公司承继了中广核主导工程建设跨国合作方面的经验，一方面作为业主主导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工程建设主要委托承包商HPJV组织开展,既充分信任承包商HPJV，又积极介入工程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和培养队伍，还招募了一些已有水冶厂建设经验的中方员工参与主导工程。公司没有聘请国际经理人，但也不是所有管理层都是中国人，斯科公司聘请了南非公司GTI做工程建设的顾问公司，牵头组建自己的工程管理团队，由顾问公司派人担任正职，中方人员担任副职，向外方学习。通过组建这种架构，斯科公司在学习过程中主导工程建设，在主导工程建设过程中学习。

 第一，斯科公司积极介入HPJV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诸流程，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想方设法改善与承包商的沟通与合作。

斯科公司在主要的流程环节都安排了中方员工担任副职或员工，在跟进学习、承担岗位工作的同时，向公司领导及时收集和汇报进度信息。最初HPJV对中方人员颇有芥蒂，认为是派来监视他们的，他们更想自行其是。但公司领导明确告知HPJV，中方员工是业主方代表，中国的央企对资金使用有一套准则和标准，不能只按照当地的习惯做，需要大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围绕工程设计、采购对象和数量、工程进度等等方面，中方员工与承包商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与激烈争执。在磨合过程中，双方逐渐制定和完善了商讨、决策与执行的程序。施工现场的争执在白热化阶段，中方团队与HPJV之间安排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文化融合会议”，双方代表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增强相互了解，平心静气商量、齐心协力推进工程建设。这次会议后，双方的沟通水平迅速提升。一年之后，中方员工与外方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基本比较顺畅。

第二，将湖山矿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练兵场，让一些有经验的中方员工在关键岗位上挑重担，并放手训练大量“新兵”。

HPJV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在全球积累了设备采购与人才招聘的网络，他们的骨干人员都是根据项目需要从全球市场招聘的，这些工程师的专业水平并非无可挑剔，尤其是对于成本控制未必有责任心。在社会招聘之外，斯科公司就从中广核工程公司调来了20余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让他们与顾问公司GTI的人员一起组成工程管理团队，监督工程建设。这些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在不少方面能够提出比外方专家更好的解决方案。斯科公司把其中部分人员放到了关键的岗位上，让他们把自己的优秀经验介绍给外方人员，与HPJV人员和GTI团队相互配合和切磋，维护业主利益。在斯科的工程管理团队中，GTI的人员逐渐离开，但有经验的中方员工能够迅速顶上，后来工程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亦由中方员工担任。

斯科公司在收购完成之后，即到多个重点高校招募了20名左右刚毕业的硕士生乃至本科生，经过半年培训之后，便将他们“扔”到一线，跟着HPJV这批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工程师们学习。经过三四年的锻炼，这批“学生兵”从跟着看，到帮助查资料和做会议纪要，再到承担一些小项目，成长非常快，其中部分人已经开始能够独当一面。

第三，“抱团出海”，积极推荐中资工程建设公司承担分包项目，以弥补外方承包商在部分项目上的短板；积极推动将国内的设备产品引入湖山矿，帮助这些国内产品提升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尽管HPJV骨干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其选择的项目承包商多聘用当地工人，不少当地工人的技术训练水平和工作效率较低，一些项目出现了工期延误。不少分项目是中资工程建设企业擅长的，但HPJV对它们缺乏了解，有时会简单拒绝。斯科公司在尊重HPJV的同时，积极推荐中资工程建设企业承包分项目，或强势要求HPJV引入有资质的中资工程公司。中建总（中建二局）、中电建集团（中水）、中核建集团（二三公司）、中冶科工（恩菲及19冶）等央企承担了部分重要的施工项目。尤其在一些工期很紧、技术难度较大的项目上，中资工程公司不分昼夜，高质量完成任务，为湖山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HPJV和斯科公司的外方经理对于国际著名公司的产品更为信任，对中国产品缺乏了解，中方管理层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尽可能多地在湖山矿使用国内设备。目前国内装备企业在大型采矿设备上的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企业仍有差距，例如，斯科采购的重型卡车（载重300吨以上）主要是日本小松的产品，国内多数供应商没有能力提供类似产品，后来，斯科了解到位于包头的北方重型汽车公司，曾与世界著名工程机械制造商特里克斯合资，拥有相关技术，便积极推动北方重汽研发的重型卡车登陆湖山矿。北方重汽很珍惜这一难得机会，派遣专人到湖山矿现场做“保姆式服务”，克服了外方驾驶员对系统不熟悉等困难，保持了较高的可动率，赢得了后续的订单。又如，湖山采矿生产的爆破服务一直由北方爆破和奥信联合体提供。

斯科公司与HPJV及众多承包商团结合作，克服了施工中层出不穷的困难，在2016年年底基本完成矿山建设及调试，顺利产出第一桶铀，打破了力拓公司对斯科公司矿建速度的预期。充分利用中广核集团已有优势，创造性利用EPCM模式，发掘和整合南部非洲的优势国际化资源，对承包商既信任又严格监督和积极介入工程建设，大胆培育自己的国际化团队，精心挑选和推荐优质的国内工程承包商与设备产品，都是湖山矿能够以较快速度、较高质量顺利建成的关键所在。 

建设国际一流的数字化铀矿山

中广核集团耕耘湖山矿时虽然缺少矿山建设的经验与人才储备，不过，中广核在核电领域的优秀表现与经验积累，给矿山建设带来了差异化经验与诸多创新。斯科公司秉持中广核对工程坚持高标准高技术水平、要求“一次把事情做好”的传统，将核电站工程的基因植入湖山矿，赋予湖山矿有别于传统矿山的新面貌，使其建设质量与技术含量居于世界前列。

由于铀矿品位的预估不可能很精确，铀矿开采、冶炼计划和实际情况往往有差别，所以铀矿山建设和核电站的建设运营有较大差异。中广核集团在将斯科公司纳入整个集团体系进行管理和考核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发生核电站文化与铀矿山文化之间的碰撞。核电站文化对于湖山矿建设与运营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

第一，中广核在全球核电俱乐部的一些年度竞赛中常常处于前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对湖山矿建设有重要启发。斯科公司CEO郑克平带领团队将中广核的管理经验与当地经验相结合，在工程进度控制、管理流程与投资控制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制度。

中广核在流程管理上的关键特点是程序清晰有章法，提出了“四个凡事”的要求，即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据可查。对工作记录与会议纪要有明确严格规定，要求所有中方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写作各种信息汇报与纪要，以此作为在线监督的重要方式。

例如，湖山矿在流程管理方面一个颇为特殊的地方是移植核电站管理模式，将供应链管理从财务部门独立出来，要求水冶厂、采矿、维修等部门在采购相关设备时，必须对购买理由有清晰的陈述，并建立了规范的审批流程。

通过严格执行招投标流程和成本控制措施，严格执行变更控制决策流程，斯科公司在投资控制方面成绩显著。与中广核集团批复的22.03亿美元的矿建总概算相比，矿建成本节省约5500万美元。

第二，中广核斯科公司在委托HPJV设计与采购时，要求选取在国际上较为领先的设备，湖山矿的设计和设备选型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水冶厂的自动化水平非常高，控制系统也是世界顶级的，其中央控制室颇有些核电站控制室的模样。目前，在铀业公司北京总部与中广核深圳总部都能随时在线观看湖山矿现场的实时监控录像，为以后的全球远程监控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

以硬件建设为基础，斯科公司已完成“数字化矿山”的基础准备工作，企业管理系统、采矿生产系统、水冶生产系统已基本搭建起来，实现了基础信息数据化、生产过程自动化、部分系统间的集成以及数据展示。通过SAP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人、财、物的有效管理，同时提供采矿和水冶业务过程中的设备维修、生产计划管理、安健环管理等业务的支持。

湖山矿建设的高标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厂区建设上，斯科公司要求HPJV按最高标准来建设水冶厂区。例如，不少区域如试剂区都采用水泥地板；要求厂区路灯在晚上能照亮每个地方，不能有死角，以保证员工夜间行走的安全；到2018年，矿山现场将更为整洁漂亮。相对而言，附近其他矿没有多少灯，也没有什么水泥地。斯科公司投资修建的从纳米比亚B2公路到水冶厂距离21公里的公路，质量在纳米比亚位居前列。

第三，铀矿山的安全管理要求虽然不及核电站，但湖山矿对矿山建设与运营安全的重视水平在同行业中较为少见。湖山矿从破土动工至今，实现了零死亡、零重伤的目标，总体安全绩效优于大部分纳米比亚矿业企业。

作为中广核的首矿，湖山矿为落实安全至上的基本准则，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主要有：一是重视消防，水冶厂和库房里每隔几米一个喷头；二是每次爆破，人员和设备撤离的范围都比行业标准更高一点；三是为减少粉尘，每班次不间断地洒水，用除尘剂在矿坑地表的主要运输道路上铺了一层自动硬化的药层；四是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矿坑边坡的稳定。

中广核核电站的运营一直面临社会公众环保诉求的强大压力，所以对环保方面有自觉的高要求，严格遵守纳米比亚的相关法规。旅游业在纳米比亚占有较高权重，这里向来重视环境保护。湖山矿区位于诺克卢福国家公园（Namib Naukluft National Park）内，环保要求更高。2013年湖山矿动工之际，斯科公司即推出了长达180多页的《环境管理大纲》。斯科公司建立了空气检测及矿区周边粉尘监控体系；以高密度防渗透材料建设尾矿坝，严防对地下水的渗透，每月监测地下水位与地下水质；确立严格的垃圾分类处理规范，合理处理放射性废物；投资建设一个合乎环评标准的焚烧炉，这也是纳米比亚第二个焚烧炉。

斯科公司在流程管理、安全管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较多地学习了核电站管理的经验，从而使湖山矿轻松地达到了多种公认的矿业国际标准。2017年5月，经英国劳氏质量认证公司的认证，斯科公司获得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整合的“三标一体”认证证书。这是纳米比亚矿业公司第一次在项目投产时即取得“三标一体”认证证书。湖山矿的高技术水平和高标准，确立了中广核斯科在纳米比亚乃至非洲矿业的口碑，大大增强了本地员工对公司的信任感、认同感与自豪感。

扎根纳米比亚，建构新型企业文化

湖山矿水冶厂历时3年8个月基本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意味着中广核斯科公司取得了长期扎根纳米比亚的“开门红”。世界一流的工程质量与技术水准，赢得了纳米比亚政府与业界的交口赞誉，湖山矿成为纳米比亚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名片，被称为中非合作与中纳合作的旗舰项目。纳米比亚现任总统根哥布2015年3月携赞比亚总统伦古访问湖山矿现场，留言说，“斯科公司在如此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3月，他又携马里总统前来访问，再次留言，“感谢湖山，你们的巨额投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湖山路化天堑为通途，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纳米比亚为有你们这样的珍贵伙伴感到骄傲。”

建好湖山矿，是中广核斯科公司扎根纳米比亚的基石。在这一基础之上，逐渐实现生产系统的良好运营，是斯科公司面临的核心课题。公司的考核内容从能否按工期完成建设任务，转变为能否实现生产系统较高的可动率，能否逐渐减少因部分环节问题导致整个系统“停摆”的时长。在生产运营阶段，不再有承包商帮助统揽核心事务，管理团队必须有效整合国际员工（包括中方员工）与本地员工，发掘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的创造性潜力，形成有效率地沟通和工作的企业氛围。

能否培育当地员工对于公司及其文化的认同，将深刻影响公司扎根纳米比亚社会的进程。但公司文化是要在矿山建设与生产运营的过程中，结合中广核及铀业公司已有企业文化去逐渐塑造。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它既不是仍然带着西方殖民时期烙印的西方企业文化，也不是当地企业文化，而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创造。从一开始，中广核斯科便致力于探索与纳米比亚相契合、促进文化融合的新企业文化。为加强领导，斯科公司中方员工建立了海外党委，坚持利用休息时间召开周会，通过组织化的学习与研讨，探索更有效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造的路径。

第一，大力培训当地员工，既促进纳米比亚就业，更为当地培养更多技术人才。湖山矿对纳米比亚就业的带动效应比较显著。矿建阶段，高峰时期各个承包商及斯科公司聘用的本地工人超过五千人。截止2017年6月，斯科拥有员工1535人，其中纳米比亚籍员工1460人，占比超过95%。

中广核斯科大量投入，发展公司培训体系，对社会及学校教育体系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帮助弥补纳米比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当地教育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技术熟练工人较少，新招募的员工超过半数为新手。很多新员工电脑操作还没有入门，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讲授。公司的优质职业培训，对于基层青年的人生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湖山矿的自动化水平高，数字化矿山基本成形，生产设备相对便于员工操作，也对操作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除了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之外，中广核斯科的采矿部门和水冶厂都投入数百万美元，聘请美国著名培训公司，建立培训流程，建构常设的、严格的内训体系。采矿部门的操作员需要经历半年的上岗培训。水冶厂聘请培训公司，利用自身的生产数据创建了非洲少见的在线培训系统。上岗培训之后，采矿部门和水冶厂继续利用内训系统对老员工进行多岗位培训，培养多方面技能。

第二，在企业内对不同族群的本地员工一视同仁，致力于形成平等合作、和谐相处的工作关系，在公司内部建构多元文化融洽相处的新文化。

纳米比亚的贫富差距较大，白人族群与黑人及有色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但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较小，国家治理结构比较完整，算得上“非典型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曾长期是德国、英国的殖民地，也曾为南非托管，纳米比亚黑人对南非白人颇有旧怨。

中广核斯科公司重视员工的平等相处，在工作中对当地不同族群的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一些走上管理岗位、曾在其他矿业企业工作过的黑人员工说，在一些企业常见的情况是，即使工作表现好，黑人员工一般很难有机会担任管理职务，工资待遇也相对较低。斯科公司副总裁、人事总监Percy来自纳米比亚所称的“前弱势群体”（PDN，Previous Disadvantage Namibian）中的混血族群，他认为斯科公司对PDN权益的保护和重视走在纳米比亚矿业公司的前列。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在湖山矿视察时，工人们在工地现场围着总统聊天，总统说，这个营地跟首都的宾馆是一个标准，我们要珍惜这个工作条件，争取公司好了之后，自己和家庭都好。

第三，斯科公司要求中方员工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不断提升交流沟通能力，在与外方同事一起工作存在意见分歧时重视吸收长处和耐心说服，高绩效文化的培育需要建立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

斯科公司相当部分生产管理岗位由当地员工承担。一起工作时，中方员工对于生产方案和策略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对外方同事（包括管理人员）直接下指令，必须想办法说服外方同事。纳米比亚的工会力量一直较强，外方基层员工有自己的工作经验或方式，往往会倾向于坚持己见，如果经理的建议不符合自己的经验，往往不听经理的，有时还会到公司领导那里拍桌子吵架。对于这些情况，需要耐心的沟通和说服，这种沟通工作会比较费劲，但必须去努力。

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本地员工的工作习惯逐渐发生改变。中方员工除经营岗位的工作之外，还承担与大股东沟通、在线监督、风险管控等职能，经常加班，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本地员工的工作文化受西欧文化影响很深，习惯于到点下班回家，不给加班费从不加班，开始对中方员工没日没夜干活很不理解。随着了解加深，一些本地员工为了按时完成工作，逐渐开始自愿加班。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本地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主动，自主性越来越强。以往本地员工习惯于只承担明确规定的份内工作，不做其他有需要的相关工作，习惯于做所谓“福特生产方式”之下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调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在生产团队中团结协作，每个人都了解协作部门的工作，也能承担多个岗位的工作。这种以往被称为“鞍钢宪法”、现在称为“丰田生产方式”或“后福特主义”的工作习惯，在多数中国民企同样流行，中国企业的员工习惯于做多面手，对灵活分担其他岗位同事的工作、相互帮忙和协作习以为常。斯科公司的中方员工同样如此。本地员工刚开始对此颇为惊讶，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优势，理解了公司描述岗位职责时提出的“承担其他必要的工作”的具体含义和必要性，开始乐意与同事协作，承担相关的工作。

斯科公司每年组织20位外方员工到中广核集团深圳总部和北京等地学习和考察，对于提升外方员工对斯科公司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员工亲眼见到中国速度，见到北京、深圳等大型城市的发展水平，体验大亚湾等核电站的管理运营，都感觉很震撼。对中国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他们对公司的发展更有信心，对公司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第四，与工会积极协作，与多家工会建立良好关系，妥善处理罢工事件。注意关心本地员工，将中国国企的一些关心职工的方法引入斯科公司。

纳米比亚工会非常活跃，有较强的话语权。斯科公司意识到其中的机遇，即工会组织是有效回应和处理员工诉求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斯科公司聘请的人事总监有着与工会有关的长期工作经验。2012年，斯科与纳米比亚金属建筑工会（MANWU，承包商的工会）就矿建项目的劳资关系签订了协议。2014年，与矿业工人工会（NUN，生产工人的工会）签订协议，并建立协商的工作机制和原则。邀请BRC在斯科公司成立工会分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周都会开会，公司与该工会每月有一次沟通。从开工至今，斯科公司遭遇了四次罢工事件，其中包括针对承包商的罢工。这些事件都得到了快速的回应和处理，在纳米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之外，与工会的良好沟通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斯科公司引入了国企关心职工生活的一些做法，例如对一些遭遇变故或需要帮助的员工及其家庭给予抚恤。一位平时表现较好的黑人员工因追赶入室抢劫的凶手而惨遭枪杀，斯科公司高层决定，在保险公司赔付之外，公司对遇难者家庭有所抚恤。外方管理人员担心此例一开会引发相似诉求，中方管理层通过解释打消了这一顾虑。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遇难者的同事们。

第五，为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差距的缩小做出贡献，争取在当地社群形成良好口碑，赢得当地社会的尊重。

短短五年时间，湖山矿的建设以及众多承包商的进入，给斯瓦克普蒙德的城市空间带来了重要的变化。2012年该市的黑人聚居区只有两三千人的规模，到2017年，那里已经形成了数万人的大社区。获得工作机会的黑人员工走向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斯科公司对黑人聚居区的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每年给黑人聚居区的培训中心捐助六万纳币，资助社区中的小学与暑期学校，资助妇女开垦蔬菜园，为社区派出所捐助一些设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筹划将湖山矿现场的部分营地简易房屋捐给社区等等。斯科公司设立了专门基金，在多种方式支持黑人聚居区建设之外，也参与资助残疾人扶助机构、运动队、各种赈灾活动、环保运动等等。

纳米比亚政府重视采取措施缩小社会差距，斯瓦克普蒙德和附近的鲸湾市投资兴建了大量的经济适用房。斯科公司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黑人员工有能力申请购买。目前，沿海岸的社区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白人的。假以时日，在海边兴建的社区中，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黑人中产阶级住户。斯科公司等企业的兴起，正在逐渐推动纳米比亚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拓进，非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兴趣日益浓厚，众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也颇为快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持续关注。西方媒体上最为常见的叙述模式，是给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打上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剑桥大学学者艾玛·莫斯利对英国6家主要报纸在2000-2007年间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报道做了文本收集和研究，发现媒体在系统建构三种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国人的无情残忍与西方的托管人责任感。[1] 其中，西方媒体热衷于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喜欢大量雇佣中国人，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非洲时重复了这一说法。[2]

湖山矿作为中国目前在非洲投资额最大的项目，自然也引起了西方舆论带有偏见的报道，《纽约时报》2017年5月刊载了题为“中国式新殖民主义？”，关于中纳经济关系的系列报道，其中第三篇《“奇迹”矿场》写的即是湖山矿。系列报道中仍然延续旧有论调，“它们也让经济背上了债务，并且对降低该国接近30%的失业率几乎没起到作用”[3]，对湖山矿95%以上的员工都是纳米比亚人这一重要事实视而不见，对湖山矿项目凝结和呈现的中纳经济政治友谊的诸种关键特征，更是没有兴趣和没有能力去分析和认识。斯科公司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彭新建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生态比较复杂，西方舆论与部分非洲舆论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有偏见，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公司党委的一个重要工作即是教育员工重视与外方同事和谐相处，在涉及族群关系、宗教信仰等敏感问题时要谨慎小心，公司也重视多方面发展在当地的社群关系，严格遵守当地法规。在他看来，湖山矿项目不仅不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而且要探索一种更好地依托当地员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型企业文化和跨国经济关系。

中广核斯科在湖山矿的建设，目前正处于运营爬坡阶段。中广核斯科在国际化在地运营、建构良好在地社群关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中国在非洲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出现湖山矿项目这样的探索与突破，将是回应“新殖民主义”之类偏见和攻击的最好方式。

                                         （编辑  季节）

“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关心的宏大事业。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对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功绩，有目共睹。

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放松了“统”的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被弱化，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引导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加强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扶贫工作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把每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只有把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统”与“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尤其重视基层党政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关于统筹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工作。他说：“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习近平同志关心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惠及广大普通农民。他在黑龙江视察时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80年农村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民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多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数次阐述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任何生产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容纳于其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之适应，形成同步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

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相当部分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怎样稳定乡村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农村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是一个重要课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到分工经营的大生产方式。当前各地农村正按“三权分置”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很多地方鼓励种田大户或引进龙头企业，作为推进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体，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是把支部建在村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党支部在组织和依靠农民群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编辑  苏歌）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协同是集团战略和经营哲学

中信参与“一带一路”的优势在于多元化的综合优势以及集团大协同的优势。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创立伊始并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金融、生产、技术、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最终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

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中信逐渐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的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中信的业务协同部，是孔丹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成立的。目前协同已经被提高到公司经营哲学高度，也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行业。满足客户需求是低境界的合作；创造客户需求是第二个境界的合作；超越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超越客户的期望值，才是高境界的合作。中信利用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综合优势，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升客户价值，超越客户期望值。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我们也努力为当地所在国创造价值，超越所在国的期望值。

构建“七个协同圈”

在实践的过程中，中信集团积极构建“七大协同圈”。第一圈是中信内部企业之间的协同圈；第二圈是中信与国家部委的协同圈，如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第三圈是与国有中央企业的协同圈；第四圈是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圈；第五圈是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协同圈；第六圈是与民营企业的协同圈；第七圈是与国际企业的协同圈。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国家部委，以及省市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无数个地级市政府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在实践中，中信集团遵循“大协同”思路，搭建了海外业务协同合作平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形成广泛的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三种海外协同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战略协同。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个模式是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这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中信还与哈政府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卡森纳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6亿美元。

第三个模式是海外业务人才的协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在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信子公司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目前中信集团已经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制造业、农业以及卫星通讯、基础电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中信银行投融资并进，支持“一带一路”。早在2015年6月，中信银行就联合中信集团旗下兄弟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在国内，中信银行加大在西安、兰州、西宁、上海、广州、福州、海口等丝绸之路沿线内陆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布局，设立了1000余家网点，提升了沿线18省份节点城市及重点港口城市的金融覆盖及服务能力。中信银行在海外搭建了三个平台机构，分别为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和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设立了伦敦和悉尼两家代表处。“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中，目前中信银行已与其中55个国家共计554家代理行建立了双边密押关系。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累计储备“一带一路”项目超过300个，融资金额超过4500亿元。同时，中信银行在国内设立了“一带一路”母基金，截至2017年1月末，基金规模已达千亿元。在中国香港，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国际发起设立了“一带一路”主题基金。2017年6月7日，中信银行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Halyk bank）签署了股权交易协议。这意味着中信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在哈收购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信证券通过兼并收购，布局“一带一路”。2013年7月31日，中信证券完成收购里昂证券全部100%股权，中信证券的业务覆盖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主要市场，成为首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的中国证券公司。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战略布局。新的中信里昂证券将形成强大的业务能力和网络优势，成为独特的中国海外金融平台。

中信建设落地超大项目，践行“一带一路”。中信联合体参与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的国际招标，中标了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缅甸提供10万多个就业岗位，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带来约150亿美元的税收，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建“一带一路”的心得体会

    第一，要有先利人、后利己的信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义利观。中信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周围有很多村庄，我们就利用自己石场的石子，为周边村民修路，当地的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水和各种便利。有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项目进展就会比预想的顺利，虽然中间付出了一些成本，但项目最后还是赚钱了。中信在缅甸的皎漂项目团队沿着伊洛瓦底江，一共开了20多场座谈会，与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充分沟通，为项目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当地人民认识和了解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意义。

企业在海外做项目，一定要了解属地国的需求，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在安哥拉，我们建纺织厂是因为安哥拉总统希望穿上自己国家做的西装。我们帮助哈萨克斯坦建设了沥青厂，总统在沥青厂竣工讲话时表示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沥青，虽然中信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赚到钱，但哈方目前正在和我们一道推进更多项目，帮助我们取得市场化的收益。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要帮助这个国家发展，真心实意地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这个国家发展了，我们才能赚到钱。并且，中信对项目的执行能力很强，可以保证投资项目取得成功。

第二，要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内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信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中信和战略投资者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合作在第三国开展业务；中信与属地国企业合作，与当地市场深度融合，实施缅甸旅游开发项目；中信还带领合作伙伴深耕安哥拉市场等等。未来，中信将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编辑  宋斌斌）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遵循“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知古鉴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和促进全球经济振兴的中国方案。

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中信“走出去”的四大独特优势

中信集团长期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大手笔的布局和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些富有自身特点的独特优势。

首先，综合优势明显，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先生创办的。历经38年的发展，中信已成为一家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环保、文化出版、通用航空、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60多个行业和领域，在全球拥有15家公众上市公司。中信能够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具有产融结合的市场竞争优势。

其次，实践经验丰富，积累了诸多成功案例。早在1986年，中信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目前中信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中信已在其中2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金、与沿线国家合作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国内外“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元。中信建设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缅甸、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设了一批工程项目；中信资源、中信重工和中信戴卡等企业在沿线国家印尼、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等开展直接投资，收购了资源能源、装备制造和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项目或企业；中信海直与韩国大宇公司签署了缅甸海上油气开发工程项下的长期飞行作业合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海外业务的通用航空企业。

第三，创新商业模式，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在“走出去”过程中，中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例如开展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根据项目所在国的诉求，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与合作伙伴一起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既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又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共赢。再如安哥拉的K.K新城项目，这是一个超大型的新城建设项目。中信联合中铁、中建等国内企业，以及工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以后，中信还继续承担项目的后期维护、运营，帮助并带动当地人员做好后期服务。此外，中信还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服务“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诚信为本，树立中信品牌优势。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创新 凝聚 融合 奉献 卓越”，中信集团以“信”字为先，言必信、行必果，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折不扣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坚持把事情做成，这是中信这么多年在国内外积累的良好口碑。比如中信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高速公路项目，之前西班牙公司用了16年都没有建成，最后在中信手里完成了。可以说，中信很多海外项目的成功，靠的就是我们钢铁般的执行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和思考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深入思考正反两方面案例，我们认为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善于谋势取实。“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台、一种发展哲学、一套全新理念。“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谋势”，还要“取实”。所谓“谋势”，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取实”，就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结合点，选准选好项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谋势”才能“取实”，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住大的方向，与重点合作领域对接，与沿线国家发展愿望对接，才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取实”也是为了“谋势”。“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这就需要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在技术与标准等方面的硬实力建设，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软实力建设；既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注重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

二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国家希望加快经济建设，投资需求很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能见利忘义，必要时舍利取义。不能只关注短期利益，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需求，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依托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经验，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将已经被证明可行的新技术及时应用到沿线国家，提升项目的技术含量，帮助其实现跨越式增长，真心实意的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做到和当地老百姓在一起，成为当地人，才能把项目做成功。

例如，哈萨克斯坦产原油，但是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建了一个沥青厂，帮助哈萨克斯坦把原油变成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沥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并没有挣到钱，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竣工仪式上非常骄傲地说：中信帮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我们可以用上自己的沥青来建设我们的公路。此后，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开展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多机会。

三要践行开放的协同理念。中信作为一家综合企业集团，注重协同各个领域的子公司共同“出海”。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有效降低各家企业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减少其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各家企业海外客户和渠道的共享，增强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实现中信海外业务收益最大化。中信的协同还不止于内部。目前中信与30多家大型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70%的国内战略合作伙伴都有与中信合作开展海外业务的需求。此外，中信还引入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商业和瑞穗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多领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信拓展发达国家市场，从海外获得低成本资金和创新海外产能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减少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

四要高度重视防范投资风险。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既有交易对手经营不善、丧失偿付能力、恶意违约拖欠等商业风险，也会面临战争、征收、汇兑限制等政治风险。企业的“一带一路”布局一定要选择能够把握得住的较好行业，知道风险和盈利空间、选择相对安全的国家、选择信用较好的合作伙伴或客户，有合理的风险管控方案，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保险方案去化解、转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参建“一带一路”的初步思路

接下来，中信集团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发挥金融助推作用。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收购了该国最大商业银行下属的阿尔金银行60%的股份，并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共同设立了直接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中信将发挥好这些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有侧重地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能源、交通、金融和消费等行业中的企业和项目。

二是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我们将切实发挥中信农业、中信环境等企业的技术优势，积极投资相关项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进绿色发展。在缅甸，中信联合体中标了投资规模超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运用以往成功经验，加大推进力度，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要本着开放的、国际的、全面合作的原则，整合内外部资源，在集团内部企业、国内外合作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国内外政府、多边双边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搭建合作平台，与国内外更多的合作伙伴协同走向“一带一路”，从拓展海外业务公共关系、开展点对点合作等方面，务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建设在海外开展工程承包业务时，注重构建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平台，进行属地化管理，在当地开设为项目配套的工厂，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出资创办职业培训学校，带动当地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举措加深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获得感与认同感，也是公司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合作伙伴长期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成功经验，在项目所在国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回报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是注重人才培养。在开展对外投资中，人才需求是一个核心因素。我们将着力做好“人”的工作，既要培养自己的专业化管理人才，也要在当地发掘各类人才，通过吸纳和培养当地人才，建立属地化的人才队伍。这不仅可以为当地解决就业，还可以加速项目团队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保证团队能够在短期内到位，为项目执行降低时间成本，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各国加快发展的内在愿望，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全球经济繁荣，有利于加强人文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愿意携手更多的海内外企业、团体深化交流合作，共商大计，共襄盛举。   

编者按：

    2016年9月，宝钢五位老领导谢企华、朱尔沛、张浩波、沈成孝、关壮民联名给时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写信，他们建议：把宝钢30多年来所走过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向社会呈现出来，以此作为宝钢对当前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的支持和贡献。徐乐江董事长对他们的建议高度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完成这项使命。宝钢人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宝钢的改革发展之路，载入宝钢人自己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

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1978年12月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开工典礼，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工程史上投资和引进规模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举世瞩目，举国关注。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都急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正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钢铁工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参加武钢一号高炉点火仪式时就指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国曾尝试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1958年发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未能成功。1960年，中国年产钢1866万吨，日本为2200万吨。到1973年，中国年产钢2522万吨，13年仅增加了35％；而日本达到1.199亿吨；中国仅为日本钢产量的21％。1978年，中国钢产量为3178万吨，人均产钢0.03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同期，美国人均产量为0.5吨，日本人均产量为1吨。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钢铁企业生产装备普遍老化落后，钢铁产品的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至少落后20年。

1977年，冶金工业部考察团从日本回来，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要走新路，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977年年末、197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经过两次专门讨论，做出了建设宝钢的决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当即要求对方“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改变当时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状况，中央决策，在上海宝山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在我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投资300亿元建设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引进之初，宝钢建设方案曾经引发大范围的争论。怎样看自力更生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系？有些人担心引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消化掌握，外国专家一旦回国，机器就开不起来；担心靠进口铁矿石会受到外国人的牵制。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冶金工业部长还受到了质询。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支持宝钢的引进工程，他们对宝钢建设的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亲临宝钢视察调研，在关键阶段果断决策，指明了方向，使得宝钢的引进与建设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黎明的“第一把火”

建设宝钢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5万余人组成设计、施工大军，奔赴宝钢建设基地。然而，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并不顺利，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续建的曲折过程。1983年，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度脱期三个月的困难时刻，被中央调到宝钢任职。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黎明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千斤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与嘱托。

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他在宝钢任职15年，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

黎明号召宝钢人“不忘300亿元建设投资，要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不辱使命，向世界展示展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他率领团队立下誓言，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建好宝钢、管好宝钢。

如果沿用传统的建设工程的办法，宝钢的工程拖期很难得到解决。此时，国外专家普遍不相信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没有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经验。宝钢这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大量的单项工程组成，这些单项工程分为三级:一级项目有30个；二级项目230个；三级项目1150个。外方专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按照国务院正式宣布的投产日期——1985年9月来推算，工程实际进度已脱期3个月，此时距离“85•9”只剩下两年时间。

刚一上任，黎明就马不停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他检查了1223个工程项目，列出了七大危险工程，并迅速找出了工程难点。“病情”掌握了，“病根”到底在哪里？众说不一。黎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工程管理模式落后。在宝钢这个特大项目建设的诸多因素中，系统而科学的工程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宝钢工程指挥部决定引入当时先进的“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并果断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首先，公开脱期信息。通过《宝钢战报》（《宝钢日报》前身）把脱期项目、脱期时间和责任单位公布出来，从而增强了建设者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其次，按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流程，制定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总进度表，黎明要求建设单位务必牢记：投产并不等于工程竣工。

1983年10月，宝钢一期工程脱期信息公布之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面纷纷打电话询问：脱期这么严重，能不能按时投产？是谁指示公开刊登的？竟然是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为何公开？而黎明认为，要把真实的困难告诉群众，只有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才能化险为夷。

到宝钢上任后，整整一个月，黎明没有公开讲过只言片语。他几乎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月下来，整个宝钢就像一张清晰的立体地图刻在他的脑海里。红红火火的施工现场背后是工程脱期这一危机。黎明要工作人员拿施工网络图来看看，而施工网络图竟然拿不出来。“这么大的综合工程，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

宝钢工程亟待科学有效的工程投资管理措施。“我们总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都是大会战，拼人力财力，留下许多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冷静地按网络图施工？”黎明发火了。公布工程脱期情况，是黎明来宝钢后的“第一把火”。他要让干部职工明白真实的工程进度，唤起大家的危机感。在黎明率领的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指挥下，宝钢建设者们齐心协力，不但抢回了拖后的3个月工期，还提前半个月实现投产，而且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在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全方位一次性投产成功。

宝钢创造了“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当时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属重大的管理创新。这一工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首先，现场施工管理把确保总进度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项目决策按合理、先进的原则确定工程建设的总进度，各项工作围绕总进度开展，设计、设备等都按总进度的要求确定交图交货进度。其次，对总进度必须进行过程跟踪和动态控制，使之始终处于有效受控状态，从而对各个环节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最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指挥部——项目组——施工队伍”三层级控制。改变单一的以完成投资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法，既考核投资完成情况，又重视考核工程的实际进度。核心是确保总进度“后墙不倒”。

在特大型工程建设中积累经验

质量是宝钢工程的生命。宝钢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全要素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宝钢一期建设工程中，投资全过程目标管理模式助力宝钢走出了一条“建设高水平—产出高效益—资本高积累”的投资管理之路，也为实现特大型工程建设过程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摸索出“四结合”的新鲜经验。“四结合”就是设计、施工、设备和生产四个方面相结合，是一种合作体制和管理方法。宝钢通过实践的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提出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和生产“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统一到工程建设上来，形成完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四个目标一致、广泛协同、取长补短、优势叠加、共同进步。这既是宝钢工程建设实践的一项创新，也是宝钢一贯制管理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国有企业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中，由于投资主体发生根本转变，“四结合”进一步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系统，并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四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市场为纽带，以合同为基础，建立了规范的合作关系，进而以建设精品工程为载体，以实现双赢、多赢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四结合”的协作模式还加强和改善了国内设备制造单位与施工、生产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的同步发展。

以往钢铁企业扩建，通常是单独建新厂，老厂、新厂管理班子互相独立。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岗位定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产进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生产准备。黎明充分总结老钢铁企业扩建工程“一厂变两厂”的教训，决定在宝钢三期工程推出“老厂管新厂”的管理模式。就是新建一个与既有工厂同类（或类似）的工厂，依托既有老厂的人员、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另起炉灶建一个新的运营管理班子，由一期、二期老厂管理新厂，这在当时的钢铁业内是一个创举。黎明认为，老厂管理新厂，使老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能够使宝钢三期工程尽快做好生产淮备，尽快掌握新技术，尽快培训新员工，最大限度地精减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把老厂的经验教训带到新厂。得益于“老厂管新厂”的管理创新，以及生产人员的提前准备和“新老混搭”，宝钢三期工程生产准备更加充分，有条不紊。

宝钢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思想精髓是，推行工程项目总投资全过程的目标管理，以控制项目总投资为目标，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实施全方位投资控制。宝钢三期工程建设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为623.4亿元，除国家进口税返还外，其余资金全部由宝钢自行筹措。黎明领导团队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了投资控制目标，实际投资额比总概算节约了4%以上。这标志着宝钢已经形成了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能力。

引进、消化、创新三部曲

    自主集成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

国内很多引进项目往往免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现象。国家投入巨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是希望宝钢能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建成千万吨级钢厂的15年间，宝钢始终立足高起点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

1985年，黎明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宗旨，他提出，要真正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引进世界一流的，代表当今技术发展潮流、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引进二流技术或过时技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得到一些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不能提高技术能力，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宝钢不能重复引进。高起点引进正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高速赶超世界先进企业，最终达到世界一流。这是宝钢后发制胜的战略抉择。

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是当时国外钢铁企业一流水平。其冷热轧加工、钢铁冶炼、炼焦化工等全部技术建立在当时的电子、液压、传感、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包含着数百项专利使用权和技术秘密。

宝钢坚持自主集成创新、努力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套引进。“在建设初期，我们对当代冶金装备、工艺尚知之不多，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力量以及社会上的协作力量。因此，我们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引进。”黎明道出了此阶段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宝钢工程的雄心不止于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还肩负着协同促进中国冶金设计、装备制造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

第二阶段是成功地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部分国产化。二期工程，冷轧是中外合作制造的，热轧、连铸依托中外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高炉、烧结、焦炉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设备国产化率一期工程为12%，二期工程达到61%，尤其是机电设备的自主安装和调试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工程设备安装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连铸机的安装精度甚至超过了外方标淮。

第三阶段是逐步形成自主集成创新机制阶段。在三期工程建设中，工程设备以国内设计和制造为主，对国外技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引进，将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80%以上，达到了“以我为主、兼容全球先进技术”的工程建设模式。

在第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努力追求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吸引他们拿出最好的技术装备，以经济合理的价格参与竞争。三期工程建设，宝钢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243项，其中属世界领先水平的就有158项。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不仅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为宝钢实现“高效益”提供了前提，为宝钢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外先进技术，宝钢不但敢于引进，而且善于引进，在确保技术先进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引进过程中吸取老企业的教训，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技术软件（专利和技术秘密），让外商承担总承包责任，投产初期进行严格的设备功能和工艺参数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对方必须赔偿。仅一期工程，宝钢就向供应商累计索赔人民币16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设恰逢国际技术市场不景气时期，于是宝钢在对外采购谈判时，要求对方无偿转让制造技术和专利技术，获得了一批最新技术成果。

宝钢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1978年至1991年，宝钢的一期工程引进专利155件、技术秘密416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钢管等方面的技术；二期工程引进专利108件、技术秘密748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化工等方面的技术，为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对于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宝钢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期工程成套引进后，在投产前，宝钢建立了消化引进技术的责任制，实行从对外谈判、消化资料、出国培训、安装调试到投产验收都有专人负责的“一贯制”。为消化引进技术，共组织了81个科研攻关项目；各生产厂、部、处根据本单位关键课题确定了620个科研攻关项目。结合宝钢实际，制定各种技术指导资料和规程，真正吃透和掌握先进技术，保证了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达产和达效，并为后续工程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黎明一直强调，引进的东西要吃透，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创新。

1988年２月，宝钢开始着手科研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科研经济效益提成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科研承包办法，从多方面鼓励科技开发。1988年10月，随着钢铁研究所的成立，宝钢对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消化吸收和开发的进程逐步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备件国产化达到47071项，国产化备件使用金额占全部备件消耗金额的56％，标准件中的轴承国产化率达到62％。

20世纪90年代初，宝钢进入改进提高、跟踪移植阶段。黎明强调，宝钢要跟踪国外新技术，特别是萌芽技术、刚开始研发的技术，不仅理论研究要跟上去，而且在实践中要移植过来。

为跟踪国际钢铁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宝钢设立了信息研究所。随后在原来钢铁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了自动化研究所、设备研究所、信息研究所和前沿研究所等，成立了宝钢研究院（宝钢技术中心），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加大投入，向建设宝钢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宝钢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团队的建设；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宝钢产销研和产学研的结合，基本形成了以宝钢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装备的能力。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后，宝钢在跟踪发展、移植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宝钢一期工程88%的设备是引进的，二期工程在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对一期工程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创新。通过合作设计或合作制造，使冷轧、热轧、连铸三大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44％；通过以我为主的设计和制造，使高炉、烧结和焦炉三大项目的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一批最新技术得到应用。在二期工程的二号高炉上移植了新日铁20世纪80年代才采用的无料钟炉顶技术，将三座300吨顶吹转炉改造为顶底复吹转炉，使宝钢跟上了世界钢铁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为宝钢的技术创新奠定了雄厚而扎实的基础。到1994年，宝钢共开发创新先进技术165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237项。

黎明说，宝钢科研分三个阶段：一是消化、引进；二是跟踪；三是超前，就是别人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不管是装备还是工艺，宝钢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1992年，宝钢成立科技推进委员会、《宝钢中长期（至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组织了国内17家科研单位，成立专家组，进行规划的编制。1995年，宝钢组织制定了《宝钢1996-2010年科技发展战略》。1996年，宝钢召开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参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宝钢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发展规划，宝钢加大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开发，开展了包括钢铁短流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高炉喷煤工艺及技术开发、转炉复合吹炼、真空循环脱气精炼处理工艺及装备研发、钢管水淬工艺技术研发、渣处理工艺技术及装备开发等重要科研项目。一些重要产品如X系列管线钢、油井管、汽车板、热轧集装箱板和桥梁用钢等产品开发成功。宝钢的技术创新由过去的局部创新（点）开始，向更广的范围，向二次创新和集成扩展。

黎明强调，“开发新产品就是开发市场”，“制造新产品就是制造市场”；“现代企业的兴衰关键在于技术，要想保持第一流，必须有新的设备，新的工艺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宝钢提出“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先后试制了超深冲IF钢、高合金芯棒钢、耐大气腐蚀钢、高强度焊接结构钢、电子工业用特殊钢板、X系列管线钢等新钢种；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钢、压力容器钢、造币钢等一系列产品可替代进口。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上半年即达到66.9%。为宝钢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

硅钢被公认为是“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尤其是作为电力行业战略性基础材料的取向硅钢，更是被誉为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1997年，宝钢建设硅钢实验室，2008年5月生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12月2000卷取向硅钢顺利下线。历经10年艰辛，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目前，宝钢已实现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牌号的全覆盖，并出口至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2009年，宝钢成功研制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成为继法国、日本、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该项材料的企业。世界各国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属于核一级部件，代表着世界特殊钢发展的顶尖水平。实现该产品的国产化，不仅有利于我国摆脱长期以来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保障我国核设备长期有效运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商用大飞机“一类关键件”起落架的300M钢，是我国大飞机国产化材料中研制难度最大的一种钢铁材料。由宝钢自主研制的300M钢已获得合格供应商资质认证。宝钢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宝钢持续开展工艺创新。黎明经常说：“技改工作是宝钢进步的象征，不抓紧改造，明天的宝钢就是今天国内的老企业！”宝钢每年都要投入15-20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落后技术和设备及时改造和淘汰。一期工程是从日本引进的，为70年代水平，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当时的先进水平也必须不断改造。一期工程投产后，宝钢实施完成了300多项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大多数属于设备、工艺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确立了宝钢“高效益”优势的可持续性。

宝钢一、二期工程投资建成了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黎明则认为，世界级钢铁企业的合理规模应该在1000万吨以上，国家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等高级钢材，为了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宝钢应该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以我为主建设三期工程，工程设备以国内为主进行设计、制造。199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钢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三期工程至2000年6月全部建成投产。工程总体规划和设计全部由国内承担，国产化率超过80%（一期、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和61%），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宝钢致力于企业科研机构建设。1989年，宝钢已有包括厂、部及设计院、钢研所在内的1200人左右从事科研工作。宝钢对国内沿袭数十年的生产和技术两套体系分立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把科技工作纳入生产指挥系统，在多层次的科技管理体系中实行一元化领导。1997年7月，宝钢被上海市经贸委确定为全市首批9家技术创新试点单位之一，8月，又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首批6家“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宝钢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组建多个工程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联合开展高水平和超前性技术研究，还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走出去，引进来，与澳大利亚四所大学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启动宝钢—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建设。所有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宝钢技术创新的步伐，使宝钢总体技术装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一流。

宝钢实现了自主集成创新，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不仅带动了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和装备制造的同步快速发展。宝钢三期工程对国产设备的需求带动了国内各大重型机械制造厂和成千上万家中小型工厂，也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立足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人追求的也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比，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宝钢必须生产国家急需的、国内其他企业难以生产的、能与世界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建筑钢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20世纪80-90年代，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钢材品种中，50%以上国内企业不能质量和数量上满足需要。

攻克国家急需的产品，替代进口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任务下达后，造币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造币钢，只有从国外进口。1991年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有了自己的冷轧厂，立即组织攻关造币钢。从炼钢到轧钢，经过一系列试验，国产造币钢研制成功。1992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用宝钢生产的造币钢发行了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钢材生产硬币。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油气管线运输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手段。由于运输安全要求极高，对管线钢制造要求非常苛刻。当时，国际高等级管线钢市场由日本、韩国等国的极少数钢铁企业把持，国内生产的管线钢只能用于低压输送。1990年，宝钢开始自主研发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1995年，宝钢生产的高等级管线钢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替代进口。2007年，宝钢成为世界第四家成功试制X120高等级管线钢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等输油气管线工程，并在印度、苏丹、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重大工程中中标。

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开发出新产品171个牌号，转产112个牌号。其中IF钢（无间隙原子钢）、芯棒钢、彩电用钢等35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压力容器钢、S级钻杆等50个新产品实现了以新产品开发顶替进口，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这些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相关上游、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宝钢从起步就定位于生产世界一流的精品钢材。然而，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差异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重点增加“双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生产出了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上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冷轧“双高”产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不仅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市场考验。当国内钢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有些钢铁企业由于中低档产品过多，产品滞销，处境艰难，而宝钢凭借开发的“双高”产品，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出品种结构的优势。

    从05级冷轧板起步

所谓05板，是德国国家标准《冷轧低碳钢板和钢带》的质量等级代号。05级冷轧板，是生产轿车用钢板的最高级别，其对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的车门、车顶盖等8块外壳。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日本新日铁、德国蒂森、韩国浦项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能生产。国产、高档轿车用钢板大多依靠进口，轿车面板更是100%依靠进口。宝钢决策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汽车工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黎明开始斩钉截铁地推进05板的生产，要求宝钢人抢占先机。

轧制05板，需要炼铁、炼钢、钢坯浇铸、热轧、冷轧环环相扣，既考验一个钢铁企业各个单元的工艺装备水平，又考验各个工序的综合管理能力。宝钢虚心向样板厂德国蒂森钢厂技术专家请教，制定了酸洗、五机架主轧机、罩式退火炉、平整、剪切五大工序的工艺质量责任制。1990年，宝钢向上海大众供应了1500吨05板，虽然只占冷轧厂全年生产计划的1.9%，但是由此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只能提供卡车或轿车内部用材的历史。

上海大众首先成为宝钢05板的主要用户，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也相继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紧接着，宝钢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汽车轮辋轮辐钢、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相钢等汽车用钢，填补了轿车国产化的多项空白。此后，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的研发、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年12月，宝钢汽车板获得英国BSI（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QS9000认证，达到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的供货标准，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跨越。随后，国内所有中外合资汽车厂，包括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2004年，宝钢自主研发汽车板高强钢。2013年，宝钢第三代高强钢全球订货。现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两辆国产轿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冷轧板。

 宝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战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2005年，在宝钢投产20周年的时候，宝钢汽车板已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并具备了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的能力。高强度石油钻杆、油井管被国内各大油田普遍采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50%和25%％以上，并出口到中东、欧美等市场。家电用钢、塑模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高等级管线钢广泛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中宝钢以66%的供货量成为最大的管材供应商；在苏丹管线、土耳其管线等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工程的国际招标中也屡屡中标。宝钢造船板通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中国7家国际船级社的质量论证。宝钢钢制易拉罐成为市场宠儿，占据国内易拉罐市场20%的份额，是国内唯一生产两片罐包装用材的钢铁企业。宝钢钢帘线盘条得到世界最大钢丝制品生产商贝卡尔特的认可，成为其战略供应商。宝钢高等级建筑用钢用于我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技术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获得斜拉索用钢全部供货合同。

制定宝钢的最高标准

黎明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一定能保证用户使用的满意。到底什么是“宝钢标准”?在宝钢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宝钢人得出了一致结论：“用户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

 关于“宝钢标准”，黎明还强调：“要彻底消除‘出口转内销’的观念，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他说，在不少企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产品分外销标准和内销标准。在宝钢不要再提什么“出口标准”，产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用户需要。这是衡量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他的都没用。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宝钢了“信誉高于一切”的准则，按合同组织生产、交货，坚定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好钢，找宝钢”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在用户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黎明就说：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能比国外产品的效益高，那么宝钢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当各行各业都在做“入关”准备时，宝钢要做的准备也很多，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财会制度等。无论做何种准备，目的就是一个：贸易与国际接轨。一旦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外竞争激烈的市场，宝钢怎么办？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的钢材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应该设法将我们的钢材打入国际市场。

在“入关”前，国内市场钢材紧俏，宝钢却千方百计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去销售，让各国用户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人想不通，认为是自讨苦吃，黎明则认为，走入国际市场，多经受一些严格的批判和检验很有必要。为了缩短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当时钢材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宝钢自1990年起，坚持每年拿出10%左右的产品（其中30%以上是“双高”产品），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外最挑剔的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这已成为宝钢的经营惯例。宝钢决策层认为，决不能满足于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业绩，必须把宝钢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才能快速成长。

随着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宝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提升。1994年，宝钢出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1993-1998年，宝钢累计出口钢材696.54万吨，用户遍及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销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0%以上，创汇数十亿美元。

宝钢的海外经营是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出发的。从1993年开始，宝钢就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贸易及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到20世纪末，已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美洲设立18家海外公司或办事处，用户遍及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构筑了稳定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进入21世纪，宝钢实施“从中国到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建立靠近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进一步完善钢材海外营销服务的市场布局。为确保进口优质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和成本优势，2001年、2002年，宝钢分别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巴西淡水河谷两家著名铁矿公司合资办矿。宝钢还加大多元产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多元产业的国际化能力。

历史需要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宝钢”和“黎明”这两个名字紧紧相连。认识黎明，这个宝钢创业和建设的领军者，就能从更深层次认识宝钢，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宝钢，他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98年以72岁高龄从宝钢集团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黎明担任宝钢“一把手”期间，宝钢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的一波三折；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和续建”；在建设、生产并行阶段，宝钢又经历了产品价格从国家统一定价到“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定价，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很快融入全球市场竞争，在世界同行中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分子，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黎明及其领导的团队，带领宝钢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闯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他们用宝钢模式和“宝钢之路”印证了伟人邓小平视察宝钢时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之路”为中国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道路自信的实证案例，宝钢的成功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历史证明。宝钢的发展使那些动辄将国企冠以“低效”“垄断”帽子的论调不攻自破。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创业历程和成功实践，特别是宝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一路摔打成长的故事和经验，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也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宝钢的发展路径，展现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宝钢如何从零起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袖，展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自信。

（编辑  高梁）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实现农村的城镇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已经使一些农民成为大城市中缺乏尊严的一个群体。在全球的许多大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群缺乏尊严的“新市民”。

1998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次经历，给我造成强烈心理冲击。当时，我到马尼拉主持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10月28日，主办方安排我访问了马尼拉的“华人义山”，即华人公墓。“华人义山”像一个公园，也像一个市镇，被一堵高高的墙围了起来，墙外就是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墙内，居住着往生人，富丽堂皇，一些豪华的墓园还安装了空调，仅仅是为了扫墓人偶尔休息的时候用一下。而墙外居住着在世者，许多人家依托公墓的高墙，用塑料板搭起一些简易棚户，低矮，破败，泥泞，杂乱。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不会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述的“历史终结”，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使部分人丧失尊严的“终极世界”。

2013年10月26日，我专程走访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我看到周家庄的农民不仅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了尊严，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我亲眼目睹了周家庄所取得的成绩，深受鼓舞，深感振奋。仔细研读有关周家庄发展历程的资料，[1]引起我关于城镇化的许多思考。

最后的人民公社

许多媒体在报道周家庄时，都称周家庄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与中国的多数农村不同，周家庄一直坚持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建立合作社至今，周家庄人一直秉持着“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受罪、不让一人掉队”的信念。

周家庄乡有6个自然村，分为10个生产队，全乡土地18046亩，4567户，13564人。2015年工农业总收入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2788万元，留公共积累3819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人均年终现金分配13189元，人均纯收入18048元。集体公共积累52291万元。周家庄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晋州市、河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向社员提供多种福利，包括免费供水，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

周家庄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第三产业占3.1%。周家庄办有阀门厂、印刷厂、纸箱厂等多个乡办企业。阀门厂的产品品牌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市场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海外。乡里大量种植了葡萄、梨等经济作物，乡奶牛场饲养着1100 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2007年，周家庄开始经营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至今已经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周家庄的社办工厂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工厂的经营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着解决社员的就业和生计的责任。这是周家庄社办工厂独有的特色。

由于实现合作化的脚步比较快，周家庄早在1954年2月就建立了拖拉机站，是河北省继饶阳五公村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今天，周家庄已经拥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几百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周家庄一直是集体分配口粮，根据各家人口状况确定应分的口粮数量，各户分到的口粮可以自行处理，吃不完的口粮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

各个生产队根据社员的身体状况和条件，具体安排生产事宜。村民择业自由，可以干集体，也可以干个体，个体干不下去了，还可以回集体。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翟振军曾对《南风窗》的记者说：“只要是我的社员，我就得让他吃饱饭。比如有去外面打工的，受了伤了，生了病了，年龄大了，返回到生产队，我照样吸收，而且还要让他们生活好。现在我们队有七八个这样的人。五保户，困难户，我们都管……所以，周家庄极其稳定，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刑事案件，没有上访事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后顾之忧。”

据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家庄顾问刘国运同志介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家庄的粮食也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未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

“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

周家庄乡曾经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年3月12日的《河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晋县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实行“包工包产”的？》的6000字长文，详细介绍了周家庄的“包工包产”的做法。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说：“‘包工包产’的办法有效地克服了窝工浪费的现象，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另一篇题为《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件计工的办法》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周家庄“按件计工”的做法。

周家庄没有搞过“大锅饭”,从来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他们从1954年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或节约成本有奖，造成损失惩罚）”和“定额管理”这样比较成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还编写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规章制度，将这些管理办法明确为有规矩可循的书面制度。

周家庄的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强度，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

定额项目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劳动内容、生产工具、土地条件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样是机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完成27.5亩的耕作面积，计1.1个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机完成22亩的耕作面积就可以计为1.1个工作日，以此方式体现耕作工具不同对劳动效率造成的影响。

周家庄的定额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根据作物品种、土地条件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变化，公社对劳动定额不断进行调整，以使其能够真实合理地反映不同劳动内容所包含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定额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充分依靠社员群众，发扬民主，全员参与。社员对于定额如果有意见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努力使公布施行的定额标准能得到社员最大程度的认可。

时至今日，周家庄仍保持着“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基础之上的“工分制”，工分多少仍是社员收入的基本依据，而工分分值的高低仍是社员们关注的焦点。

坚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媒体将周家庄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1962年和1982年，周家庄曾经两次成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两度成为反潮流的“异类”。

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2]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工作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

1961年冬，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统一布置学习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的经验，贯彻《农业60条》，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要求将核算单位控制在20户到30户，克服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在各个生产队之间体现出差异性。这与周家庄当时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不同。周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周家庄已经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但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农业60条》，不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对此，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相关领导非常生气，省、地、县的各级领导都督促周家庄尽快按照中央精神下放核算单位。于是，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陈情信，说明了继续坚持周家庄管理办法的理由。周总理看到了雷金河的信后，指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同志到周家庄了解情况。彭真召见了周家庄公社的干部雷金河、曹同义、雷造银和曹孟祥四人，当面听取了雷金河的陈情。雷金河对彭真说：请不要给周家庄人民公社判死刑，请对我们的死刑缓期执行。如果两年后我们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对我们执行死刑。

在接见了雷金河等人后，彭真同志在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不要搞一阵风，一刀切。周家庄的办法有一定历史条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地方，但不妨让周家庄试一试，试一段时间。

于是，周家庄与众不同的管理办法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包产到户大潮坚持“不分家”

20年后的1982年，周家庄面临了更严峻的挑战。80年代初，农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还是不分？周家庄组织各队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进行了民主投票表决。多数人表示不同意实行“大包干”，不同意分田。至今，在乡纪念馆中还收藏陈列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社员张锁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刘国运介绍，当时周家庄人干一天活能分5块5毛钱，而晋县其他地方的农民干一天活只能分1块零7分钱，周家庄人是晋县农民平均收入的5倍。

在雷金河同志的带领下，周家庄的社员们齐心协力，又一次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了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态度

杜润生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是，对于周家庄，他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7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35年（1952-1987年），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满天领衔，20多位作家、编辑、记者合编了关于周家庄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集《乡歌》。杜润生同志欣然接受编者的邀请，为《乡歌》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周家庄乡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建立起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各项福利事业也发展很快……注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进行改革。这一点，值得重视，……一部分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较为巩固的乡村，选择了专业承包、包产到组或者‘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形式，同样获得了极大成功。周家庄就属于这一类。……35年来，周家庄的干部与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出前人不曾有过的业绩……出现在周家庄的一代新人新事，其他地方也将相继出现。”

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

2002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50年，河北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原副所长刘增玉等人编写了《周家庄之路——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一书，杜润生同志为该书题词：“小农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是一个大趋势，但联合应该多种多样。周家庄选择了集体经营和个人分包相结合的体制，只要经济发展，群众满意，就应坚持下去，并不断进步。”

杜润生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结语

周家庄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去总结，包括坚持了共同富裕，不弃贫寒和不弃孤寡残疾，科学的激励机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社区文化的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和保护环境，等等。我想强调的是，周家庄人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了有尊严的城镇化，完成了从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周家庄人在生活中有主人翁的意识，有主人翁的尊严。

周家庄的劳动力实现了本地就业。于是，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由于社员们都住进集体统一修建的住房，也没有“建房竞赛”。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生活保障，使社员享受了一种有安全感的生活。这里没有特别暴富的人，也没有特别贫困的人，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攀比心理。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 我们看到，周家庄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白庄村发展历程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白庄村正式踏上了“工业强村，产业富民”之路。经过两代人的奋斗，这个昔日落后贫穷的小村庄在工业化的带动下逐渐崛起，全面跨越。到2014年末，完成工农业总产值5.2亿元，缴纳利税1780万元。

初破冰，百年贫穷现曙光

白庄村隶属于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全村共有村民242户，784人。共有耕地3400亩。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加之土地盐碱化严重，几百年来农业收入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贫穷的帽子多年扣在白庄的头上摘不下来。有点能力的人纷纷外出务工、学手艺，外出讨饭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1963年，原仁村管理区主任白树安担任白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一干就是27年，贫穷的白庄迎来了真正的领路人。新的领导班子大胆破除“单一农业”的固有思路，从集体仅有的一点微薄资产开始，办工厂，搞副业，走以工促农的道路。先后建起木匠铺、鞭炮厂、建筑队、缝纫组等多种副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后又兴建木工机床厂、铸造厂、木器厂等企业，带领白庄人民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迈出了“工业强村”的第一步。

借东风，工业兴村民富强

1988年，白庄同新加坡李照机械工业公司合资组建了“金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建起了占地300亩的白庄工业园。到2002年，该公司实现产值2.2亿元，上交税金600多万元，按全村人口计算，年人均纳税近万元，这在沧州乃至全省的农村中屈指可数。2003年规划建设了500亩白庄工业园，2004年先后与台湾聚亨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2亿元的聚金公司球化线材和干壁螺钉项目，与河北五矿合资组建的海鑫五鑫制品公司焊网项目全部达产达效。自此，白庄的工业发展道路迈上新台阶。

白庄本地的沧州金丝小枣和红枣有种植优势,在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东边苜蓿西边粮、南北都是枣树行”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在实现村庄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白庄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投资193万元推进农业项目开发，购置农业大型机械、打机井、铺管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投资150万元规划建设千亩冬枣观光园、千亩苜蓿观光园、千亩植物观光园，农业发展向花园观光模式推进。

白庄在持续发展思想的统领下，以工强村，以工富农，投资3000万元实施“平改楼”新民居工程建设，共建别墅楼24栋，住宅楼5栋，全村108户村民告别了平房搬进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小日子。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民全面迈向小康的成功之路。2011年，白庄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白庄村创造的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赞许。　　

立潮头，乘风破浪竞风流

2014年12月，黄骅市委市政府正式命名白庄工业园为“黄骅市白庄台湾工业园”，并成为市级园区。目前，白庄台湾工业园区内，进驻6家企业，为园区奠定了专业化、外向型、高起点、大手笔的坚实基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近6亿，员工1200余人。生产线材、焊网、金属钉、木工机械和小五金等200多个品种的五金制品，同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并有100多家外包企业为园区加工服务。2014年，园区实现产值5.2亿元,营业收入5.1亿元，年上交税金1780万元。

2015年以来，随着北汽集团和北京现代入驻沧州，白庄台湾工业园打开新局面，启动了白庄台湾工业园的二期开发建设，园区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思路，加快“盈金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建设，促进五金产业提档升级，形成完整产业链条。这里将建设华北最大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以吸引长三角汽车五金企业为目标，努力打造汽车紧固件及京津产业转移项目的优秀服务平台。

2017年以来，白庄率先打造黄骅市第一个工业旅游美丽乡村示范村，在白庄小学建设了塑胶体育场，让孩子们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体育活动条件。新建了学校西游园、修整了白庄村公园，建设了防腐木凉亭3座，铺设了2000平米绿化草皮；种植各类绿化树木2000余株，修建新的道路，完成了黄辛公路白庄段绿化景观隔离带。在进行村庄建设的同时，白庄村还评选出“孝老敬亲典型”，建设文化墙，打造文化一条街，使村民在享受村庄建设的同时也接受文化的洗礼，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编辑  迟晨光）

叶盛镇五星村地处著名的黄河灌区，在青铜峡市北部，与永宁县接壤，辖10个村民小组，688户2862人，耕地7328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00元，位居叶盛镇之首、青铜峡市前列。近年来，村党支部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促和谐惠民生”的责任意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机制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走出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子，先后荣获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民族团结示范村”等多项称号。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支部班子建设

五星村是传统的农业村，主要以粮食种植和奶牛养殖为主，多年来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窄。村集体没有创收项目，没有经营积累，历史欠账多，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村“两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实施基层党建“强龙工程”为契机，在完善土地经营权上找路子。

2009年，叶盛镇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规范化生产，推动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租给经营大户和公司，租期3-5年。全镇5万多亩土地，多数采取这种流转模式。土地流转后，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一些承包大户不能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如大户愿意找自己的亲戚熟人帮干活，本村农民失去了务工耕作机会（本村农民还有三分之一留村）。国家扶持三农资金下来后主要向规模经营户倾斜，各项优惠政策也多向大户或公司倾斜，难惠及多数群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另外，前两年粮食收购价降低后，一些大户说撂下就撂下，没等土地承包到期就走了，原有耕地因土质下降，群众也不接，问题推到政府头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2014年，村集体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800亩种植优质水稻，年底除兑付农户每亩800元土地流转费外，合作社实现纯收入16万元。虽然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决了村集体增收的问题，但农户普遍从土地上再次获得收益的难度较大，参与集体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为此，村“两委”积极探索，在保证农民土地流转收益标准不降的前提下，借助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既要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要二次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的新路子，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两委”班子内部达成了共识。

万事开头难。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上一经公开，一些群众就担心“回到大集体，村集体把土地收回统一经营，影响自身收入”，还有一些群众对搞土地股份合作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不配合。为此，“村两委”组织在全村开展“解放思想、深化土改”讨论活动，村干部挨家挨户向农户讲解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机制和运营模式，讲入股合作社是一项一举多得的益处，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同时，村干部带头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议，领取股权证，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在村干部的带动下，部分农户将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农民集体双增收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由物权转变为资本，以股份的形式确认，入社农户除享受自身承包土地股份的保底一次收益（地租）分配外，还享受村集体资产和合作社（土地）经营收益带来的二次浮动分红。2015年，合作社首期入股农户218户，设置总股权1746股，股本金额144万元。入股分两种形式：一是社员股，以入股农户为单位，股份份额以入股农户土地面积确定，每亩为1股，折价830元，股权数为800股，股本金额66.4万元，占股权总数的46%；二是集体股，入股数946股，股本金额77.6万元，占股权总数的54%。集体股由财政部门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村集体“三资”和机动地、社会帮扶资金等构成。

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的多元化，不但盘活了农村土地、村集体“三资”和各级支农资金，还把农民从一家一户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农户既不担心种地、又不担心收入，放开手脚从事其他产业，年轻力壮者外出务工，年老体弱的就地在合作社务工，大大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2015年底，合作社盈利18.3万元，兑现股东红利14.5万元。农户入股土地收益加二次分红达到每亩913元（保底收入地租830元，每股分红83元），村集体收入累计达到110万元。农民就地务工，收入增加，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农业机械耕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过去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下，先进的农业机械下不了地。通过集体经营、大户经营，现在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股份合作社成立之后，村两委跟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看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2016年50户群众主动找到合作社，要求将他们的530亩土地也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累计达到1330亩。随着集体收入的提高，已有70%～80%的群众提出要将自己的承包地加入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有的农户流转合同还不到期）。尽管目前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有限，但我们预计5年内，全村70%的土地可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

入股土地面积增加了，种什么就成为关注的问题，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方式经营，收益是有保障，但效益不高。为此，合作社和村“两委”深入思考、认真谋划，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效农业。建设育秧大棚50栋，种植优质富硒订单水稻1200亩；投资100万元新建大弓棚100栋，栽种反季节韭菜；投资8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6000平米的粮食晒场及储粮仓和农机服务为一体的服务中心，成立村农机服务公司，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50万元，入股社员每亩土地收益924元（地租840元，每股分红84元）。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既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有了积累，就可以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村上将集体“三资”入股收益的90%用于投资建设村级道路、渠道维护、阵地建设等村级公共设施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建立了党内关怀基金，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缴纳医疗保险，为留守儿童建设“七彩小屋”。村里依托合作社建立了规模化农业园区，形成连片优势，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对村级沟渠田林路进行了全面整治，彻底解决了群众十多年生产、排灌难的问题，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村支部又把精力转向民风建设上，坚持农村发展推进到哪儿，“思想政治工作就跟到哪儿”，让群众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有。村支部利用冬闲和节假日开展“道德讲堂、好邻居、好婆媳、好家庭”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和评比活动，在全村营造了崇尚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现在，村里外出打工的多了，闲在家里赌博的少了；学科技学技术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孝敬老人的多了，吵架拌嘴的少了；参加村集体活动的人多了，对村集体的怨气少了。

加强民主管理，增强村级组织公信力

群众不怕有差异，就怕不公开、不透明。合作社完善了治理结构，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负责制订和实施合作社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审定合作社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财务报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监事会人员与董事会成员和财务负责人不能相互兼任，监事会负责检查监督合作社社务、财务和经营活动。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群众不怕吃亏，最怕不公平，尤其是对低保救助、惠民政策补贴、义务工出工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关注。为了保证决策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还成立了村代会和村监会，严格按照“八步议事法”开展工作。2016年，对申请办理低保的118户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公开进行评议和投票表决，最终让10名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了低保救助，杜绝了人情保和关系保。开通了手机短信平台和党员微信，将本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告知，规范了以党务、村务、财务为主要内容的“三务”公开，对村组干部的履职情况定期进行考核通报。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村干部包揽村务的做法，把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变成了村代会的决议，使群众真正成为了当家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群众有盼头，村干部有干头，集体有赚头，把日渐疏离的群众和村集体紧紧联结在了一起，村民的人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村集体的公信力强了。3年来，32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最小的23岁，最大的60岁，12人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当先锋的可喜变化。村支部连续多年在全镇考核中名列第一。

几点体会

“三权分置”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符合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精神。从农业供给侧结构的起点入手，以股权形式把分到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到合作社，实现了从“统”到“分”再到“统”的良性循环，既维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属性，又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股权化、股权货币化的目标。

“地权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30多年前的“大包干”将农村集体土地按农民家庭人口进行了平均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股份制以“地权”变“股权”，不论贫富1亩1股，农民、股民、社员“三位一体”，按股分红。依靠群众的土地，通过集体资源和资产折股经营，集体收益公平分配，农民没有怨言，从根本上体现群众的意志和群众的主体地位。一部分农民因婚丧嫁娶、老弱病残等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土地股份制实现了这些农民依托经营承包地来增收的愿望，确保不让一名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集体生产的模式更好地解决了农村谁来种地，土地怎样流转，怎样实现规模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小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的大问题。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我们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

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村党支部领办的，党支部支持和保障合作社按章理事，村党支部书记以股东身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理事会并兼任合作社法人代表，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村里的各项惠民政策都是通过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实施的，群众既是社员又是监督员。五星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突出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依靠基层党支部，才能把群众的力量聚拢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编辑  迟晨光）

中国蔬菜第一县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山东西部，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莘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即为卫国莘邑，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称莘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伊尹曾躬耕莘野，郑板桥曾任范县县令（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莘县还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次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

过去，莘县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莘县确定以发展瓜菜菌作为主导产业的方向，历届县委和县政府坚持这一发展思路，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已取得了成效。莘县交通优势明显，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优质瓜菜菌产量全国领先。2016年，莘县蔬菜经营面积已超过98万亩，产量达到487万吨，被中国蔬菜农业协会授予“中国蔬菜第一县”。

莘县之所以能抓好蔬菜瓜菌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蔬菜第一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建立了完善的合作社体系，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把合作社做实，使之真正发挥示范、带动、服务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莘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也是莘县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主力军，在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057家，其中种植类1550家，畜牧养殖类396家，水产养殖类10家，林业类60家，农机服务类41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抓规范，促合作，全面提升合作社综合竞争力。

规范管理。在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因发展速度过快、数量多，导致管理相对粗放。莘县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里的有关条例，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

指导服务。县直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和指导。涉农部门从2016年以来，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100余期，培训各类骨干2万人次；培育了从国家级到省、市、县各级示范社345家，家庭示范农场150家。工商部门认真落实合作社登记注册和年检政策，开展回访、巡查工作，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机构，完善制度，规范行为，防止出现“空壳合作社”问题。

推进合作。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合作成立联合社，尽快形成行业优势。莘县众联农机联合社由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而成，拥有各种农机200多台，服务规模迅速壮大。莘县蔬菜种苗合作社联合社，由9家合作社联合组成，合作社80%以上的蔬菜种苗经联合社销售，销售遍及全县及周边县（市、区），年销售收入4000多万元。莘县供销社牵头成立了莘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吸纳20个农资专业合作社参加，增强了服务功能。

二是多扶持，重创新，全力支持合作社发展。

争取各级财政扶持。通过财政、农业、林业、水利、发改等部门，为全县60多个合作社争取各级财政扶持资金1500多万元。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参与国家支农建设项目，把“生态农业示范县”项目支持资金向合作社倾斜。

创新金融支持。多家银行对合作社开展了信用评定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蔬菜大棚抵押贷款。县人行定点对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评定试点。县农银采取社内3户联保方式对若干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等。

引进工商资本，注入合作社，建基地、带产业、活流通。近几年，合作社先后引入工商资本11亿元，建设了60多处面积达3万多亩的标准化基地，拉动农民投入4亿多元，带动农户1.6万户。其中，中原现代农业建设了高标准温室，返租周边农户经营，有效解决了群众前期投入问题。首鲜蔬果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自建生产基地1500亩，合作基地3000余亩，带动农户516户，平均每户增收2-4万元。

三是抓产业，促提升，切实增强合作社示范带动功能。

发展生产基地。规模化、基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考虑群众意愿、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加快合作社基地建设。目前全县43家合作社建设种植基地58处、12万亩；13家合作社建设养殖基地16处。全县冬暖式大棚发展到28万座，拱棚20万亩，其中200亩以上的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130处，成为全国最大的香瓜生产基地，著名的无公害蔬菜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全县小肉食鸡年出栏3亿多只，生猪年出栏130多万头。无论新建还是改造整合，都按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实施成方连片开发，按照高标准建造。

提升产品质量。部门监管和合作社自律相结合，合作社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本县的具体生产标准，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规范农业生产。在基地管理上，严格准入制度，实行“十有五统一”标准（“十有”：有龙头带动、有技术负责人、有管理制度、有技术操作规程标准、有生产记录特别是用药记录、有产品品牌、有包装标识、有速测设备并开展自检、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有电脑能上网、有标志牌；“五统一”：统一种植、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化学投入品采购供应、统一基地产品认证、统一产品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优先物理防治，辅以化学防治，推广使用高温闷棚、粘虫板等物理防治措施，禁止使用高毒农药。

打造产品品牌。鼓励合作社开展品牌认证，实施品牌经营，以品牌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全县有600多家合作社实行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标准，181家农产品获得“三品”认证，195家拥有注册商标。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256个，“三品一标”认证品牌176个，认证总面积45万亩。

拓宽销售市场。全县已有115个合作社与超市或流通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年销售蔬菜4000多吨。每年举办多次瓜菜节、展销会及洽谈会。加强市场建设，全县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有22处，年交易额50多亿元；专业运输车辆1200多部，运销大户、经纪人5000多人。产品销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是北京市确定的果蔬供应重要基地，产品抽检合格率一直保持100%。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线上交易、农产品定制、直供直销等新模式。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商城、邮政买卖惠，建成了“云农场”服务平台、中国北方瓜菜菌网、淘宝特色馆、京东特色馆，与国内40余家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合作社+基地+超市+电子商务”新型农村电商模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4家，其中拥有自建网络平台的90家，依托第三方网络平台实施销售的96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一是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大部分都有专职的供销人员，奔波于城乡各地，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并起到引导生产的作用，让农民抱团闯市场。如惠民粮食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联成一体，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粮食种植的组织化程度。该社在乡镇相继成立了分社，联系从事农产品流通的能人，共享市场信息，使粮食生产能够及时调整，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生产、购售的服务模式，定期为农户提供菌种信息，推广优良品种；协助社员集中采购生产物资；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组织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社员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是加快了品牌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为推动“一村一品”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商标注册、包装、加工、销售等问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莘县丽艳瓜菜专业合作社，从山东农科院引进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聘请专家现场指导，生产富硒香瓜，按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统一组织生产，统一销售。该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富硒香瓜已注册了“丽艳”牌商标，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亿康乐”食用菌，受到福建、青岛、大庆、北京等地客户的青睐，产品远销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地。

三是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技术服务，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了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莘县合力养猪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养猪新技术，组织社员学习环保养猪法，既节约了饲养成本，又减少了污染。

四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组织提供信息、农资、技术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了交易成本；统一按照无公害等技术规程组织生产，提高了农产品品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有的合作社通过推广发展新产品或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增强“造血”功能，壮大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税费改革后村级收入减少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们按照“强组织、建项目、抓产业、富群众”的目标，把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创新课题，依托产业优势，通过强力帮扶、考核激励、示范带动等措施,不断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24个镇街中，有18个镇街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增加了20%，群众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配强村级班子。村级班子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其素质高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把配强村干部队伍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结合村“两委”换届，扩大选人范围，重点在大学生、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选拔干部，将那些年纪轻、能力强、素质高、有活力的人员充实到村“两委”队伍中，不断优化农村干部结构，使村级领导班子真正成为带领农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集体。开展合作社带头人和村支部书记“双向培养”。一方面，采取“干部访、群众荐”的方式，将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合作社带头人，纳入选拔视野，为其成长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支部书记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为其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县委党校、农村干部远程教育等载体，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村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经营管理服务水平。针对村产业特点，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组织优秀村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邀请全国知名村支部书记为全县村支部书记传经送宝。

三是加强考核奖惩。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村干部补贴报酬、评先选优挂钩。每年评选出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对特别优秀的，经过严格考核，按副科级干部标准落实补贴报酬。对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村级经济发展乏力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调整。

坚持因地制宜，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莘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扬长避短，不搞“一刀切”，实施典型示范带动。

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安全公开透明

一是加强村级财务监管。实行村账“双代管”，全县1116个村全部开设了公用账户，集体经济收入都及时、足额存入公户，并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管理制度，确保村集体资产不缩水、不流失。二是开展强村（居）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全市率先实施村级审计，建立村级工作督查制度试点工作，组建专职队伍，逐村开展审计活动。三是坚持民主决策。在选择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确定经营方式上，坚持民主决策，让群众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科学论证，防止少数干部盲目决策，给集体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加大帮扶力度，保障正常运转

对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对贫困村，在省市选派31名第一书记，从县直部门抽调26名素质高、熟悉基层的人员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对63个空壳村，选派后进村整顿工作组进行帮扶，实行全覆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吃住在村，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优势，帮助村班子制定“产业兴村”规划，确保每个村都有1-2个主导产业。古城镇徐楼村工作组帮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土地443亩，发展洋葱、辣椒种植，目前徐楼村已成为露地菜种植示范村。

在产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为主线的工作中，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激活力、凝动力、补短板、强素质，进一步提升农业组织化保障水平。

（编辑  迟晨光）

“国资小新”是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2013年成立的自媒体，迄今已整5年。其发端于微博，逐步发展出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带动央企、国企的企业自媒体形成国企自媒体矩阵，形成社交媒体传播中的新中心和国企形象传播的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当代新国企的创新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在活力。以“国资小新”为代表的国企自媒体，把握当前国企形象面临的重大挑战，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在国企形象传播中发挥了方向引领者、资源整合者、集中展示者、深度参与者的角色。

社交媒体时代的国企形象传播新机遇

传播是关于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的流程，传播技术决定了传播流程的方式。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的发展，打通了内容、渠道、传播者和受众，甚至以“用户”作为统称更新了受众和传播者的概念。互联网传播时代，传播格局被拓宽，传播资源得到激活和释放，从传播资源稀缺造成的单点对多点的强势输出，转变成多点对多点的自由式选择。传播背景的变革契合了新国企声誉传播的定位转变：从依赖新闻媒体机构的中介化传播到企业自媒体引领的去中介化传播，在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中打造基于企业自媒体的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认识与情绪的入口

网络进入民用以来，经历了门户时代、搜索引擎时代，步入了社交时代。网络形态的进化代表着用户接收信息习惯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信息传播驱动力的变化。每一次的进化，信息向用户传播的主动性都会增加，信息不再是静止在门户等待人们的浏览，也不再是等待人们有了解需求时才会出现。信息的传播与社交需求捆绑，信息的“推送感”越来越强，用户接触信息的频度、广度、深度随之增加。

信息传播的社交化，提高了传播的互动性。用户不再是孤立地接收信息，而是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其他用户对于信息的理解与评价。这种互动可以快速地促进用户对信息产生认识和情绪判断。社交媒体大多伴随着浅阅读、快阅读的属性，在某些时候，用户还未对信息形成清晰、深入的自我分析，便被已经形成的强势观点洪流淹没。在社交媒体上，用户的信息来源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或者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共识者”，用户默认信息经过信息发布者筛选，使用户更容易认同信息发布者与评价者的观点。

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传播国企新形象，提升国企声誉的机遇，它为国企传播带来了接近用户、引导用户、传播自我的绝佳入口。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类信息逐步透明化，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不再因地域限制而割离，网上舆情和网下舆情相互影响，舆情中的“蝴蝶效应”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企，是民众的关切对象，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热议事件，甚至改变国企的经营走向。对当代国企形象传播来说，把握社交媒体传播机遇，建设自己的发声阵地，主动进入社交网络，培养公众的信赖度与喜爱度，成为建构新国企形象的不二法门。在此进程中，自媒体“国资小新”就成为突出代表。

以国企自媒体形成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传播时代，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特性明显。去中心并不代表中心的消失，而是传统媒体占据的一次传播中心的更迭，“多中心”意味着中心的竞争更加激烈，变化周期更加短暂。越是有广泛深入的参与，越需要依赖强有力的信息渠道。[1]传统的优势传播力在洗牌时代需要重新适应新的传播形势，确立传播地位；熟练掌握新传播规律的非传统传播者也可以成为新中心。企业通过在自媒体上发布内容，去除了传统媒体这一传播中介，兼具信源与媒体的双重功能。当信息被一定数量民众关切，成为高需求信息时，会有媒体关注且跟进再传播，逐渐扩展机构自媒体的影响力。国资委和其他国企虽然不是传统定义中的传播者，但是借助国资小新等自媒体平台的开设，抓住了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机遇，形成国企集群式传播。

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社交媒体传播特征，标志着机构和用户的关系越来越近。与用户的接触紧密程度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未来。传统媒体业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后被迅速地冲击的原因，是传统媒体属于一对多的模糊传播，没有办法对用户进行精确画像，更无法形成一对一的研究分析。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为成为新的传播中心，对自身定位进行了创新转型：从危机的处理者、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风险的预防者、价值的创造者、关系的管理者、内容的分发者、生态的培育者。重新定位使得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既成为舆论中心、成为国企信息的权威信源；又成为关系链中心，以自媒体平台实现关系管理，通过网络拓展关系、维护关系、强化关系，增强用户粘性，保障用户对自身的需求程度。

提升事实核查能力以打造权威信息源头

社交媒体传播时代的最突出问题是事实核查难度增加。信息规模爆炸性增长与不需要通过审查的直接发布，为确定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增加了难度。出现了一个悖论：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难获得。

由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机制，大量的用户原创内容（UGC）充斥于网络空间，打破了专业媒体人在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地位。在谣言泛滥、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媒体公信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依靠传统主流媒体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2]作为国资委官方自媒体，国资小新的背后有着政府机构信誉的支撑，其发布的信息成为关乎国企发展变化的最权威信源，对各类不确定的国企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事实核查功能，这也正满足在舆论混杂的信息爆炸时代用户们的渴望。

在各种突发性的国企舆情中，国资小新通过第一时间介入，发布权威信息，通过有证据、有步骤的叙事策略，联合其它国企共同为自身发声，传播客观事实，荡涤谣言杂音，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经过五年来的努力，国资小新已经成为各种舆论场中获取国企信息的最权威信源之一，不论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以之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使之成为有效传播国企形象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国企形象的战略传播理念

在新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下，企业要实现良好的形象传播，首要的是要更新观念，将企业形象作为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以战略手段来解决。

面向“新国企”的企业战略传播

企业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整合营销传播”为主。这种传播模式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以中短期销售为考核指标、强调市场盈利目的的传播行为。但是，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丑闻不时曝光，以及民众对于企业资源占有过多的不满情绪，除了购买商品和服务外，民众对于企业的期望上升，由此形成企业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例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同用户之间的沟通等。曾经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不足以帮助企业在民众心中构建良好的形象，因此产生了着眼于帮助企业未来发展的企业战略传播。

起初，企业借鉴了美国政府的战略传播概念：美国政府努力同关键受众建立联络，明白其需求，通过国家权力机构间的协作，推出一致的项目、计划、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3]将此概念运用到企业领域，就是企业将传播上升至战略行为，与企业的关键用户建立联络、了解用户需求，协调企业相关部门，共同进行传播，以为企业获得保证其长期良好发展的运营环境。相对于整合营销传播,企业战略传播更加强调企业软实力的提升。[4]

国企虽然有差异化的生产范围，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经营模式，以及其与国家形象间紧密的联络关系，国企除了自身的企业的个体形象外，还共享着“国企”这一集体形象，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国企形象建构不是依靠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完成的，而是要联合全部国企共同打造“新国企”名片，为每一个个体企业提供长远发展的舆论环境保证。这是当前国企战略传播的关键所在。国资委作为统领国企发展的政府部门，在国企战略传播中担任了发起、联络、策划、参与等多重角色，而国资小新则成为传播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枢纽。

构建国企声誉的三重目标

企业战略传播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它要帮助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业务提升、利润增长；中期内建立民众间的良好形象，为企业新业务的开发和运行带来保障条件；长期形成与社会各界的良好互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实现短、中、长阶段的目标，需要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而内容的种类可以参考构建企业声誉的评价维度进行划分。相对于企业形象，企业声誉是更加长期的建设过程，包含对于商业目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价值的认同。好的企业声誉可以帮助企业顺利达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全球声誉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主要维度评价和建设。具体来看，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5] 经营业绩、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分别搭建起了完成国企声誉建构的短中长期目标的内容框架。国资小新作为战略传播的重要枢纽，通过对于三种内容的传播，积极构建新国企的声誉。在经营业绩方面，国资小新主要是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财务表现进行内容提供，例如“央企财报”等标签。这部分内容有利于在短期内为国企赢得更多的客户与业务认同。在创新能力方面，对国企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进行了着重的表现，这部分内容有利于为国企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市场信心。在社会责任方面，对国企的公益行为持续报道，这部分内容展示了国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为国企的长期发展做出了正面舆论环境铺垫。在具体的传播中，这些内容并不是分而治之，大多数情况下，三者都会被融进每一次的传播中。

国企的硬实力不容小觑，国资小新关注国企发展的重大成就，如新技术开发、新成果展示等。但国资小新更关注的是将企业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提升企业的战略传播能力。许多国企的成就是世界级领先水平，国企又是重要的国家形象体现，国资小新将企业成果展示与国家自豪感结合，打通了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认同，不仅仅是对企业能力的展现，更突出了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如国资小新对于C919飞机成功飞行的报道，从科普层面详细解读了该飞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强调中国拥有该飞机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并利用表情包、飞行员时尚海报等内容带动情感传播，将企业的成就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努力与突破相连，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认可。

国企形象传播的体系建设

好的企业传播战略要靠完善的企业传播体系建设来保障，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健全而有效。

统筹全媒体传播布局

变化是互联网传播的常态。信息源的增多让总体内容生产速度不断加快，民众对于传播的更高期待、媒介技术的创新，会随时产生新的传播样态，平台的更新与淘汰速度也随之加快。国资小新虽然开端于微博，但并没有被平台束缚，打通多样化传播渠道，逐步迈向微信公众号、直播、客户端、知识分享平台、非媒体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跨平台的综合性自媒体。跨平台的运营使自媒体不断适应传播技术的变化，保持传播活力，借助不同平台拓宽自身用户维度，增加传播影响力。

不同平台的传播形式不一，因此，跨平台传播要求自媒体生产全媒体式的内容。国资小新通过与专业性传媒公司合作，开发出文本、图片、视频、H5页面、音频、大数据等多样化内容形态。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内容可以通过最适合的的形式展现，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还能满足不同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增加信息到达率。

全平台、全内容的发展策略能够稳妥地降低自媒体被淘汰的风险。但是每一项平台和内容的开发意味着人力、财力资源的持续投入，加重机构运营负担。如果传播内容没有与传播平台匹配，会造成影响力的削弱和投入产出比的降低。国资小新意识到自媒体运营的困局，不一味求大求全，将战略重点放在全媒体的运营规划和平台间的统筹管理，从传播管理层面优化传播资源的配置。

目前国资小新对于平台的统筹规划原则是一体化运营，实现“双微一端”三剑合璧。微博是新闻发布厅，发展定位是强传播、弱关系。微信偏向社交功能，强化关系维护，弱化传播。客户端偏向于整合功能，弱化触点评估。清晰的平台定位让运营者可以借助不同平台的优势清晰地实现自媒体目标。

在国资小新成立五周年的时机，国资委推出了国资小新新媒体统一平台。用户不需要登陆不同账号阅读不同内容，而是可以进入统一平台获取信息。这个统一平台打造一个统一入口，为运营者的内容维护和用户的集中阅读带来便利，其本质是统一发布后台支撑下的多终端、多媒体、多站点的一体化运行模式。用户进入平台后，仍然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子平台获取内容，省去更换平台的麻烦。

创新机构内部传播体系

政府和国企的传播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偏向于稳健，与市场化传播差异较大，自成一派。所有国企都有宣传部门，但是宣传部门的传统职能多是重视内宣、轻视外宣。固有的传统宣传思路和求稳的宣传风格，与新媒体求新、求快、求变化的传播规律互相排斥。想要利用互联网传播之浪推动新国企形象传播之船，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这是企业传播的根基，也决定了未来传播的高度。

首先，打造专业的组织结构，建立专门化的传播队伍，招收专业化的互联网传播人才。国资小新由国资委新闻中心负责，具体由网络处运营。运营团队主力人员具有品牌传播、互联网传播方面的一线工作经验，团队年龄年轻化。国资委新闻中心的职员是核心团队，决定国资小新的定位、方向、战略部署等。在具体操作层面，伴随着不同的传播项目，将会寻求外部的协作团队和支撑团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的知识面和能力已经无法应对所有问题。联合专业化团队，根据不同的内容寻找最优的生产方，将互联网的共享精神培植到团队构建当中，才可能制作出专业化、有话题的传播内容。

其次，缔造高效的管理方式。互联网传播的关键在于“快”，及时发布、及时回应，如果没有及时给出官方信息，容易造成谣言四起的被动局面。“快”在组织结构中需要依靠反应力实现，信息发布需要通过的流程越多，反应力越低，精炼的审批制度方能造就快速反应力和活跃创造力。

与外部机构合作形成矩阵化传播体系

发明以太网的罗比特·梅特卡夫提出，“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在新媒体领域，每一个发声的地方都可以看成一个话语节点。整个互联网的机制，就是这些节点的平方。[6] 互联网精神在于激活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通过“分享”实现“共赢”。国资小新放弃单打独斗，在微博上联合50家央企、6个省国资监管机构、多家地方国企和18家央企媒体，在微信上联合69家央企总部微信，客户端层面联合15个央企APP，形成新媒体矩阵。

国资小新还建立了国资新媒体的“统一战线”，包括中央部委、地方发布、新闻媒体、网络名人、央企媒体联盟和网评员。不断扩充媒体资源，与其他媒体合作，扩大影响范围。统一战线建立后，国资小新不断强化关系链条，希望通过占据关系链的核心，贴近用户的需求，为用户带来更多的资源，进一步获取社交红利。

国企形象传播的专业手段

在社交媒体时代开展国企形象传播，无所作为不行，盲目作为也不行，重要的是尊重传播规律，以专业化的手段来科学作为。

人格化形象适应社交传播

首先，国资小新打造国企的“萌”符号构建拟人化社交主体。国资委和国企是实体组织，在传播过程中，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沟通对象，继而产生沟通隔阂。民营企业通常会使用领导人作为企业形象代表，和用户建立沟通感。例如乔布斯、库克代表的苹果。但是，国企领导不能长期固定，导致无法以领导人作为稳定的形象代表。为解决这一问题，国资委新闻中心建立了“国资小新”的动画形象，让一个“萌娃”虚构人物作为可视化代表与民众进行沟通。设计颇具亲民感的“小新”赋予了庞大的国企组织可触碰的沟通落点，消解了国企以往在公众心中触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形象，更有网络传播时代的社交化特色。

在国资小新的带动下，央企纷纷推出虚拟人物形象，例如中铁的小铁匠、中石化的小石头、航天科工的航小科。虽然从视觉设计层面，形象设计的水准参差不一，但是形成了大央企小字辈的风潮。“拟人化”的传播策略，使中央企业新媒体成为了网络空间的一股清新“萌势力”[7]。

其次，国资小新通过性格化表达转变话语模式。在建立了拟人化形象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赋予企业性格，是企业新媒体需要面对的话语体系创新。国资小新使用了萌系的语言路线，亲近感强。例如国资小新发布中国两艘航母亮点的微博后，航母制造者中船重工借助国资小新平台向网友补充信息，当中船重工第三次让国资小新发布信息时，国资小新写到：“叒替中船重工带话：航母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7岁（同志啊能不能一次说完，或者直接开个微博）。”“叒”是网络流行用词，是又又又之意。括号中国资小新的“抱怨”萌态百出，同时强调了国企通过新媒体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性格化的表述还体现在内容发布的策略。例如在雄安新区划定之后，网络中有关“最悲催网红”的帖子开始流行，该文称雄县高考状元张英森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核工业集团，经过十年奋斗加借钱和卖掉雄安老宅终于支付了北京商住房首付。但是一周后接到通知，中国核工业集团整体迁入雄安新区。这一则网络段子在打趣的外表下，有可能会借助张英森的悲催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话题，引发民众对于国家政策的不满，发酵成负面情绪。国资小新和中国核工业利用性格化的表达方式，策划了危机公关。他们借助网络段子思维再造段子，编写了《解密最悲催网红张英森真相》。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寻找张英森，结果是该集团并没有此人，只找到与张英森情况相似的五人，请他们主动发声。五人在采访中展现了核电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借此机会，国资小新还发布了其他支持迁入雄安的央企名单。利用互联网思维，使用段子手式的性格化传播思路，成功实现了危机公关。根据企鹅号和清博指数联合推出的政务企鹅号数据，借助此文章，国资小新在当周的政务公众号指数中位列第二，形成了1409948的阅读量和49584074的推荐量。

互动化传播击碎传播隔阂

互联网传播为传播提供了即时反馈渠道，例如看到微博后可以迅速回复评论等，为互动提供了保障。如果信息发布者缺乏互动行为，就会形成“自说自话”的固步自封，是借用新媒体延续传统传播模式的换汤不换药，产生传播“僵尸感”。

国资小新秉持着积极参与互动的原则，建立了详细的互动风险管控机制。例如面对新自由主义学者或者西方学者的PK，如果对方是有意攻击，根据具体情形，分别采用冷处理、正面回应、团结争取的应对措施。面对意见领袖和草根围观，如果是热点问题就要进行主动发布，例如协调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澄清、发挥微博“统一战线”，组织理论文章主动引导等。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要妥善调控，例如指导涉事企业坦诚回应、官方微博及时公布真相、协调其他微博适当策应等。

用户需求主导内容创新

内容是连接传播者和用户的具体承载。对内容产生长期的兴趣或依赖，就会形成持续关注，成为黏性较高的使用者。国资小新对自身的用户进行了画像，其粉丝中69%为男性，31%为女性。其中以80后的粉丝为主，占据45%。还有1%的50后和10%的60后，这部分粉丝大多为政府和国企的高端管理者。国资小新的粉丝人群可以划分为四类：消费者、传播者、研究者和管理者。消费者寻求的是有用有趣的信息；传播者大多是媒体机构，需求的是行业信息和独家报道；研究者需求的是深度信息和权威数据；管理者则希望通过它了解舆情和民情。

在了解用户的构成与诉求后，媒体以用户为出发点进行内容生产机制创新，将用户对于内容的需求归类为信息需求、情感需求和休闲需求。对应用户的需求层次，在内容设置方面利用碎片化、精准化和娱乐化的手段，制作有价值、有共鸣、通俗易懂的内容。例如，国资小新集合了国企的招聘信息进行统一发布，满足求职者的信息需求，同时也为招聘方增加了信息发布渠道，形成三赢的局面。

强化关系链夯实传播影响力

国资小新是社交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与其他用户的关系便是它的关系链。通过联合节点，强化关系链，可以变关系链为实质内容。国资小新进行话题策划，组织主题活动，在矩阵中吸引志同道合者，开放性的众创行为激发了关系链中每一个点的内容生产主动性。例如组织线上线下联动的沙龙，由企业承办，国资小新设置议题，邀请专家参与。联合企业进行公益行为，例如国资小新得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库地因保护水质取缔了15万个网箱，导致300万斤鱼滞销，农民损失惨重。国资小新在央企关系链中发起公益众筹，最终中粮忠良汇、我买网，华润万家等企业为鱼农提供冷冻连、销售渠道的支持，解决了此次危机。

伴随着后社交红利时代的到来，粉丝规模相对固定，增长粉丝已经不是自媒体的第一任务。增加用户黏性，保持用户对自身的需求度成为了现阶段的主要方向。国资小新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升级现有以信息发布为主的传播局面，让服务更加个性化、目标化、活跃化，更直接、精确地发现并满足关系链条中每一点的需求。例如国资小新会将现有内容进行条目化的编辑，当用户输入希望获得的信息时，予以快速地反馈。

社交媒体时代给予了国企形象传播与声誉建构的重要机遇，让国企前所未有地贴近用户与社会，摆脱了国企形象依赖媒体报道的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自我发声、自我传播、自我构建。国企自媒体需要了解用户需求，强化服务意识和关系链意识，用战略传播提升民众对于国企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成就的认知度，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实现国企声誉的全面提升。

（编辑  迟晨光）

2015年，中办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一提法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的误读和反感，认为不符合“国际潮流”，担心会影响国企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的人甚至认为会加剧国企的“行政化”倾向，甚至认为是改革的倒退。这些观点忽视了我国国企的根本属性，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对立起来；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划等号，这是十分片面的。

坚持党的领导不是改革发展的“倒退”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国企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和政治方向，是国企的“根”和“魂”，也是国企改革发展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党对国企的领导是由国企的产权属性和功能属性决定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企姓国”和“国企为国”的属性决定的

我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国企的治理机制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简单对标“国际惯例”。“国企姓国”的产权属性和“国企为国”的功能属性共同决定了党对国企的领导、决定了国企党组织的核心地位。

“国企姓国”是国企的根本产权属性。宪法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和阶级仍然存在，公有制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物质基础及社会关系之上，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企作为公有制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其产权主体是全民，国家代表全民行使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条规定：“（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全体人民的领导核心，从根本性质上必然要求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国企姓国”、“国企为国”的根本属性和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内在统一于人民，决定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决定了党对国企的领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部领导，而是按照组织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国企内设立党组织，通过发挥这些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国企发展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国企为国”是国企的根本功能属性。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是国之重器，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与只注重追求利润的一般市场主体的功能有本质上的区别，国企既强调经济效益，又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一方面，国企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关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关乎国民经济命脉，是我们党执政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国企是党领导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推动技术创新、实施转移支付、支持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维护稳定和安全等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和依靠力量。比如，国有资本划转是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来源，水、电、气和重大基础设施等与民生高度相关的公共物品主要由国企负责，领先世界的高铁、核电等重大技术创新和事关国家安全的北斗导航、重要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都来自国企。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企改革发展的独特优势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一大优势就是有广泛的基层组织。确立党组织在国企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国企能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的独特优势。

党的组织优势有利于提高国企的决策和发展效率。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主要采取会议决策方式，决策效率受到限制。国企党组织能够弥补这些不足，通过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快速统一思想，更好地应对市场、响应号召，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党组织的群众工作优势有利于发挥职工群众的创造性。国企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更好地坚持依靠工人阶级方针，有力支持职代会、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充分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发挥好职工群众的首创精神，克服西方公司治理中职工参与不足的缺陷。

党组织的监督优势有利于弥补公司治理机制的不足。国企党组织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体系建设，能够弥补现代公司中董事会决策制衡和监事会监督的不足，能够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激励与约束失灵，有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等代理问题，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企改革发展的光荣传统

国企作为“国字号”企业，坚持党的领导是其不变灵魂。国企从国营到国有，从工厂制到公司制，从放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不论如何改革，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长期坚守的光荣传统，是从未改变的政治方向和重大原则。

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了此前的“一长制”，党组织自此在国企中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1984年开始，党中央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逐渐由领导核心转变为保证监督，领导地位受到削弱。对此，1989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指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能淡化党组织的作用、削弱党的领导，提出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此后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等中央会议和相关文件均肯定了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国企的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些国企把党组织的领导游离于公司治理之外，使得党建与经营管理存在“两张皮”现象，出现了党建工作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偏离了国企改革的正确发展道路。新时期强调国企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又一次纠偏，是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重大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重申。

毛泽东曾经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管理问题，是要找到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释放国企的活力。但是在改革中，国企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一本质属性不能改变，“国企姓国”、“国企为国”的根本属性不能改变，这是国企改革的总方向。深化国企改革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记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变成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会犯根本性错误。坚持党的领导是国企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障，是国企的独特优势和光荣传统。新时期强调国企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是所谓的“倒退”，而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是统一而非对立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两个“一以贯之”表明，既不能以现代企业制度削弱党的领导，也不能以党的领导否认现代企业制度、否认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

党的领导是融入而非替代公司治理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通过公司章程使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2005年，我国公司法新增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若干意见》提出，国企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将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规范，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以及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使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司章程被称为公司的“内部宪法”，把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使得党组织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运行，转变为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强化了党组织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合法性。

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1997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确立了“交叉任职”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条件，党委成员可依法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具备条件的，可按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这一设计尊重了公司治理运行机制，使党的政治领导内化到公司治理中，有效解决了党建与公司治理“两张皮”现象，既能增强党组织成员的业务能力，又能加强党对经营管理的领导、保证企业发展的政治方向。

党组织主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新时期国企改革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除中央骨干企业党组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他国企党组织主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章规定，国企基层党组织（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承担以下职责：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党组织是参与而非代替公司重大决策。党组织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主要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并非事无巨细，主要包括企业发展规划、资产重组、重要改革方案和制度、重要人事安排及机构调整、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国企党组织参与决策，不是直接决定一切、直接领导发展和分配利益，而要是在政治上把关定向，发挥好整合力量、协调利益等作用。

党组织尊重其他公司治理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现代公司治理的本质是企业内部权力配置和制衡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按照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国企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尊重和支持其他公司治理主体依法行使职责。

支持其他公司治理主体依法决策。党章规定，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是国企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党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研究，由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的党组织成员以适当方式反映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党组织的主张在企业决策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并把法人治理结构的决策结果反馈给党组织，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同时，党组织通过发挥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保证其他公司治理主体决策的落实。

支持其他公司治理主体的法定用人权。2000年中办印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确立：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国企领导既是经营者，又是党的干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国企党组织和其他公司治理主体都担负着干部管理职责。党管干部主要是路线指导与标准管理，主要是推荐和考察，不是取代而是支持其他治理主体依法行使用人权。党管干部和公司治理主体依法行使用人权是目标统一的，两者相结合有利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企业领导干部，为国企发展提升更有力的组织保证。

国企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邓小平曾经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市场经济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而是有效调控的经济，西方国家也有计划。坚持党的领导是有效计划调控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公正的根本保证，是国企的独特优势，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发挥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这两方面优势，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都能最大程度激发国企的动力和活力，都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两者具有目标和功能统一性，必然可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加强党的领导是要完善党的领导而不是以党代企

国企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是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来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既不能让位于公司治理，也不能党政不分、以党代企。实践中，一些国企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还存在不和谐之处，党的领导“缺位”与“越位”问题并存。国企党组织要适应国企公司治理要求，关键是加强 “四化”建设。

党组织定位精准化

近些年来，国企党组织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但国企类型、党组织层级有很大不同。在实践中，由于没有细分不同国企、党组织，存在寻求“普世法则”的误区，导致对国企党组织的定位模糊。国企党组织要区分企业不同特点和党组织不同性质，对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进行精准定位。

纵向上区分不同层级党组织性质。《若干意见》提出，要发挥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中央企业的党组织有的名为党委、实际属于党组性质，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他国企基层党组织按党员数量设立、性质不同，其中：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企业层面的党总支要参照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企业内设的党总支或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横向上区分国企股权结构和类型。国有全资类企业的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者具有实际控制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比照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党组织职责明晰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企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除了中央骨干企业的党组属于领导核心，其他国企党组织应围绕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厘清与“三会一层”的职责关系。

一般不讨论股东会决策事项。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权力实际上集中在股东单位。党组织是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交叉任职的成员及部分党群干部等内部人组成的，从权属划分和制衡看不宜决定上级单位决策事项。

主要参与讨论董事会决策事项。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决策机关。从决策职能上看，党组织和董事会比较相近，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主要是指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决策，或董事会授权经理层的决策事项，党组织也可参与决策。党组织参与决策，主要是就决策事项研究形成意见，通过有效沟通以及董事会中的党组织成员表达意见，影响董事会决策。

与监事会职责相对独立。监事会是公司法定监督机关，主要对董事、经理履职行为进行监督问责，以法律监督为主。党组织也承担着干部监督管理的职责，并设纪检部门专职干部监督，坚持从严治党、把纪律定在前面。由于监事会主要是代表出资人进行监督，党组织主要是企业内部监督，为有效防止“内部人控制”，企业党组织要适当尊重监事会的独立监督。

对经理层决策以把关为主。党组织是由交叉任职的董事、监事、经理和专职党建干部、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成员组成，体现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其决策效力显然应高于经理层。党组织的决策不应作为对经理层的建议，而应定位于对经理层经营决策的政治把关和监督制约。党组织的监督与把关应尊重经理层专业化决策，不能通过提前讨论等方式替代或控制经理层决策。

党组织构成合理化

国企党组织要适应公司治理需要，要适应国企改革的方向，要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八方的作用，其成员必须合理，防止僵化、单一化。

按照交叉任职要求配备党组织成员。实践中，一些国企党组织成员以经理层为主，甚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利于有效防止党政不分、“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经理层与党组织成员应适度交叉任职，但不能完全重合，更不能以经理层为主，党组织成员还应有适当比例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参与决策作用，党组织书记一般由董事长担任。

适应国企改革要求配备党组织成员。一是要适应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职业经理人进入党委会，充分发挥职业经理人在贯彻党组织意见、进行专业化经营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要适应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按持股比例情况，探索其他股东方选派的董事、监事或推荐的经理人员通过适当途径和程序进入党组织班子，由国企上级党组织统一管理。这是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治理的，即各股东方根据持股比例选派经营者，但实践中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组织成员全部由国有股东一方委任和管理、难以获得其他股东方及其选派的经营管理者认同。允许其他股东方选派的经营者通过适当途径进入党组织，有利于党组织协调各方、扩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按照“老三会”要求配备党组织成员。一是按照相关文件，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可配备1名专职副书记。二是参照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国企党组织要设立纪委，纪委书记进入党组织班子。三是认真落实《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的要求，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工会主席是共产党员的，应进入同级党组织领导班子。

党组织领导方式科学化

国企党的领导要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必须要完善领导方式，改变传统直接决策、“包办一切”的做法，做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互促进。

以其他公司治理机构为媒介进行领导。国企党组织不是公司法上的权力机构，其决策对其他公司治理主体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党组织参与决策，应通过加强沟通、“交叉任职”等方式间接实现。党组织如果发现其他公司治理主体的决策不符合政策、损害国家或职工利益，可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采纳，可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由上级单位通过行使出资人权力方式纠正。

以从严管理国企领导人员为抓手。公司治理机制侧重管事，党建注重管人。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确保国企领导人员有效履职尽责。在过去，一些国企经营者主要由上级组织部门行政任命，董事会选任经理层的权力未有效发挥，致使董事会难以有效制衡经理层。国企应通过党组织书记兼任董事长、提名委员会主任等途径，实现党管干部和董事会依法管理经营者的统一，上级党组织及其组织部门在董事会选聘经理层成员工作中应主要发挥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等作用。

发挥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党组织除了通过参与决策，还可以依靠政治意志的说服力和民主管理的影响来发挥作用。党组织应充分发挥党支部、工会、职代会、共青团等组织的作用，调动党员和普通职工执行决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动党员、团结带领广大职工支持公司决策的落实。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国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才能强“根”固“魂”，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编辑  季节）

国企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这种复杂性来自于认识的多样性。国企形象是强大的，体量大，竞争力强，近些年来，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的国企数量持续上升，在国家科技奖励中也斩获众多，尤其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多为国企获得所获；国企形象是有担当的，在重大自然灾害以及海外突发事件救援中，国企总是冲在最前面；国企形象是重要的，在保障经济运行、保障国防安全中更是不可替代的，卫星上天、航母下海、大飞机问世，都是国企担当重任。但不容否认的是，国企形象却是负面的，垄断、低效、高薪、腐败、封闭、傲慢等形容词总是伴随着国企。

国企在社会舆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今在媒体笔下，国企总是被置于负面地位，在社会舆论中时常面对打板子、抓辫子、扣帽子的问题。

打板子。对于国企存在的局部问题进行归纳深挖，设置负面议题的问题以突出报道。对于企业发生的经营业绩、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薪酬福利、廉洁自律等诸多问题，都可能被媒体放大，形成社会舆论热点。

抓辫子。对于国企干部员工个别不慎不当言行进行放大，对于个别人的问题贴上国企标签进行放大，动辄即以“国企高管”如何如何来进行偏激报道。

扣帽子。从理论基础上质疑国企的公有制属性，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和矛盾的，是搞不好的。

国企在社会舆论场中常常面临“塔西佗陷阱”。从经营业绩看，如果经营业绩好了，被说成是垄断，如果经营业绩不好了，被说成是低效；从社会捐赠看，如果捐的少了，被说成是不履行社会责任，如果捐的多了，被说成是用公家的钱买私人的情。总的来看，国企的社会形象建构正面临着重大挑战，企业舆论环境中的特征是：价值判断多、事实判断少，负面化、情绪化、标签化情况突出。

国企形象问题出现的原因

国企形象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剧转型，社交媒体主导的舆论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国企自身素质的不适应及工作缺陷，都对形成国企形象产生巨大影响。

意识形态差异化

现在国际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是新自由主义。这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主张国企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该理论成为西方国家执政党的主流主张，特别是与长期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趋向。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流行，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并直接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一些拉美国家，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改革彻底、迅速而出名。按照这种理论，国有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或私有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看待国企发展上，得出的判断也是迥异的。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否定国有经济，否定国企发展，这种理论观点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上非常活跃，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对国企形象形成较大的杀伤力。

国际竞争白热化

2000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但事实上，加入世贸十几年来，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在国家竞争中消亡，还成长为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强有力对手，成为我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

近些年来，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实现持续增长，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国企数量大幅度上升。建筑施工、水电建设、核电建设、电力装备制造、轨道装备制造等行业央企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竞争力。例如，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型桥梁一半以上都是由中交集团参与设计建造的。中材集团凭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装备技术和完备的水泥工程产业链，国际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首位。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央企在国内厮杀不是真本事，要从国内低端市场退出。在业绩考核中把国际化经营作为重点，推动央企走向海外市场。

而为了削弱中国国企的国际竞争力，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官方称，中国国有企业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呼吁中国对此做出改革，要求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要求“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美国官方的这些声音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迅速得到传播，丑化、妖魔化中国国企就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而国内的媒体舆论界却将这种被设定的观点全盘植入。

社会利益分化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大型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不一，国民收入分化加剧，使得国企成为一些地方发展中的矛盾焦点。

由于中央企业税收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大，地方政府对本地的央企始终抱有复杂的心情。一旦在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出现问题，就开始向央企施压。近年来，经常出现某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向媒体发布通报，点名批评央企在当地的下属企业的污染问题，要求向市民“道歉”，要求巨额罚款等。这些问题由地方政府提出且涉及公众切身利益，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放大，形成对国企、央企的强大舆论压力。

媒体格局变化

当代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官媒”到“商媒”到“网媒”再到“自媒”。过去那种由党和政府掌握单一信息出口和传播渠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实践中看，社交媒体的传播原则就是：反常放大，框选事实，逆向思维，关注故事、细节、数字，主动贴标签，为“非官方少数人”代言，关注“非官方信息源”。在这种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下，国企显然还不太适应，国企形象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的问题非常突出。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在针对50项全球风险所做的年度调查基础上，提出了三大风险：面临考验的经济和环境风险抵御力、高度互联世界中的“数字化野火”、骄傲自满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报告认为，社交媒体这一开放的系统使得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其标准和制度虽尚未明确定义，但已初现端倪。高度互联的通讯体系让我们受益匪浅，但同时它也助长了那些有意无意误导或煽动他人的不实信息的肆虐传播。^[1] 这种情形可以被看作“数字化野火”。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精英的脆弱性——2013年地缘政治风险》也认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传播作用下，领导者们参与‘损害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今，即便一个无伤大雅的不当举动也足以在一夜之间葬送政治明星或企业社团的前途。在网络媒体的这种‘即时暴政’面前，政府、企业、甚至大型媒体组织根本无力招架。”“被舆论认为不称职的精英人士，自然就成了最脆弱的一环。”^[2]

在这种“数字化野火”的吹袭下，国企的一个言行失当就可能会被放大，不论当事人还是当事企业都成为“脆弱的一环”。这种现象在近些年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达后，更是屡见不鲜。

内部问题显性化

这些年，国企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内部管理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在当前的信息公开和社交媒体格局下，越来越表露出来，成为社会上对国企诟病的重要源头。这其中，国企内部关于薪酬、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等方面的意见很大，不但公众有意见，而且政府体系内的议论也很多。这些议论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就成为焦点话题。

2014年8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专门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会议提出当前中央企业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与此同时，在十八大后，中央高压反腐，国企的内部问题更加显性化。每次国企领导人出现的腐败问题，都会成为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热议的话题，引来各种负面的评论。

对外沟通弱化

国企及国企领导人形成的经营风格基本上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能不说就不说”。只要“好业绩”，不关心“好声音”，也很少考虑到“好形象”。

当前，国企负责人“不屑说、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依然普遍，不能有效回应社会关切，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企业形象带来不良影响。许多国企负责人没有意识到：今天情况变化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再不能不说话了。正如一个人，当他个子很小，缩在墙角，不说话可以，但当他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引人注目时，再不发声就不行了。事实上，在社会对国企关注度越来越高、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国企要主动发出自己的“好声音”，树立自己的“好形象”。这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也已经成为国企负责人的基本素质要求。

从国企“走出去”情况来看，企业形象不佳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凭质量、价格和服务就行了，形象十分重要。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打击中国企业，拍个片子，说中国企业来抢别国的资源，破坏别国的环境，这些片子在当地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就极大地丑化了中国的国企，给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阻力。

国企形象传播面临的这些挑战，表明了树立良好国企形象的迫切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也表明树立良好国企形象必须多管齐下，从理论建设上增信释疑，从战略传播上促进了解，从自身建设上不断改善。对国企来说，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作为”，并且要有“好声音”，成为“三好企业”，如此，国企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美誉度和贡献度就会共同提升。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