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城西，全村面积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0多亩，常住人口1056人。村庄背靠望道森林公园，沿途有长堰水库、圣寿禅寺等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国家3A级景区。村庄距离杭金衢高速公路5公里，交通便利。

我2008年回乡后当选为村主任和村支书。当时何斯路村非常贫穷，人均年收入只有4587元。村里有21个光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几乎见不到健康的年轻人。村集体欠债30多万元。担任村支书后，我决心带领村民走集体发展的路子，确立了以观光农业和旅游业引领发展的思路，带领村民共同发展致富。

村民共有资产和市场资本的对接

在起步阶段，我们首先成立了“义乌草根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主体。合作社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项目包括薰衣草主题观光园、休闲度假庄园等，首期投资3700万元，总投资达9000万元。总资本金中，以生态资源折合25%的股份作为集体股（每个村民平均免费持有2000股原始股）；75%为认购股,由村民和他人（企业）自主认购。我们聘请了有关专家对本村环境生态资源（水域、林园、土地、古林木、古民居等）进行评估测价，并折算成相应股份。这样就将属于全体村民的生态资源盘活并实现资本化，提升了经济价值，开创了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新农村建设道路。2013年，合作社募集了2000万元资金进行第二次增扩股，村民股实行十配三的股权配给；2015年合作社原始股金达到3000万股。股份合作制是何斯路村发展集体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2009年，我就提出了新型农村经济的想法，要把山区变景区、村民变股民。我给大家描绘了村庄未来发展的图景：这里有这么好的生态资源和文化故事，只要把故事讲好，就会有人愿意合作，乡村就可以做好。但在起步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村民的股权分配，只是走形式甚至是假集体，那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何斯路村每一个村民只要出生在这里，对这里的环境和生态就享有平等的权利。合作社25%的股权是人人有份的生态资源股，每人都有权享受村集体的红利。在外工作的人回村后，可享受住村村民权益的50%，因为他是带着自己的人脉和智慧回来。同时村规民约规定，外嫁女可以保留村里的所有权益，但她们的子女不经村里同意不能享受红利。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这样的经济形态也是比较有活力的。

    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农业和观光旅游

薰衣草项目是何斯路村发展的第一桶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浙大老师，并邀请他给我们当顾问。他建议我们从英国引种具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的薰衣草。2008年开始，全村以100万元资金启动，集中了100多亩地进行试种。因为缺乏经验，加之水土不服，前两次试种都没有成功。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2010年终于种植成功。薰衣草产品开始比较单一，然后不断扩大规模、增加品种，现在薰衣草系列产品已形成6大类199种产品，如薰衣草香包、枕头、精油等，目前正在研发第三代产品。我们还委托新疆西域集团开发了4000亩薰衣草种植基地。他们每年向我们提供初级产品，加工后经过何斯路平台对外销售。2018年，薰衣草系列产品可为全村贡献1000多万元的利润。

我经常对村民们讲，乡村为什么不能富裕？因为老百姓没有定价权。如果能够成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守护者，乡村就可以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重视和外面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

试种成功后，薰衣草种植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壮观的花海，并且建设了观赏栈道和风车等，加上何斯路村的环境优势，我们开发了观光旅游项目，该项目每年的门票收入达到500万元。

由于来访的游客比较多，从2011年开始，全村有计划地整治村容，铺设了村庄主干道，建立了污水垃圾处理系统。我们发动全村村民共同投资3800万元，共建了一个酒店（斯路何庄）及美食街等配套设施，并将昔日荒地改建为志成湖风景旅游区，2014年投入使用。

在志成湖风景区，我们让原来住在这里的21户特困户优先原地重建，以增加他们的租房收入。还有一些村民做民宿经营，为此我们成立了民宿协会。如果你办农家乐，油和肉等由村集体统一采购，同时把各家民宿酒店共同推到网上接受预定，村集体统一提供发票。所以，村集体对每个经营户有一定的管理权，个体经营的民宿必须向村集体交提留款。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本村历史遗迹和文化资源，打造文化观光旅游品牌。何斯路村历史悠久，村庄内的燕子坳等古建筑基本保持完好。村两委提出了古村落修缮计划，利用邻近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修缮了明代古民宅、何家祠堂和新四军旧址、燕子坳旧村等历史建筑，内部配备现代化生活设施，形成了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

何斯路的集体经济，就是以草根休闲农业合作社作为母体，通过特色农业和观光旅游积累了发展资金。

何斯路村的农户都喜欢自己酿黄酒，后来我们鼓励各家各户酿黄酒，2008年开始统一标准，统一做成品牌，把黄酒推上架，并将每年的12月18日定为黄酒节。现在黄酒品牌每年为村里带来300万元利润，而且销售价格20年没有变。在何斯路村，所有东西的品牌都属于村集体，农户使用品牌时要给村集体公共品牌使用费，确保村里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弘扬乡村精神文明

要想让一个村子“活”起来，除了经济发展外，还要“教化”村民，改变不良习惯，提高村民素质，坚持育人为先，诚信为本。

何斯路村每年给村里的孩子们免费举办夏令营。让他们体验农耕生活，教他们打太极拳、练书法、拉二胡、学国学，带他们到各地游学。我们还开设了老年大学，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还有斯路晨读，就是要大家牢记五个字：讲学说练唱，即讲政策、学礼仪、说好话（文明语言）、练身体和唱村歌。通过晨读的仪式培养集体意识，教会大家要爱自己的村庄，爱大自然，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设立了功德银行。其做法是建立一个数据库，为每个村民设立账户，把信用记录、信用分值（包括善行善举）都加以量化并储存，到了年底集体展示，以此推动村民自觉维护村内公物，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友好。现在功德银行在全国十几个省设立了分部，16000个村庄在做这件事。

由于何斯路村的信誉，全村18岁到60岁的村民都有60万元银行贷款额度，只需核实身份证就可以贷款，不需担保。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村民建立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

2017年，何斯路村人均收入39980元，村集体资产从10年前的负债30万元增长到今天的1亿多元。集体资产的壮大，也让村集体有能力统筹村民的大额医疗和养老保险。

目前村里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全村的大病医疗保险，都由村集体统一缴纳。达到养老年龄的351人每年养老金支出800多万元，2015年全村所有医疗养老统筹4500万元。总书记说，要让中国的农民有尊严地活着，当下何斯路村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乡村发展的四点思考

第一，很多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误以为乡村振兴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老百姓的事情。这种观念可能要改变，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动起来。何斯路就是这样。我们村发展资金的来源，一是本村村民土地流转的收入，二是在外发展起来的有情怀的乡贤拿自己的钱投入，三是引进一些工商资本，四是政府部分基础设施投入。上述四股力量相互结合，成功发展了观光旅游项目。

有人以为，重提集体经济就是再回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回不去的。但是只靠个体农户的分散经营依然发展不起来。我认为，未来的农村发展，应该是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先富起来的人带着情怀、带着资本下乡，村集体利用现有的共有资源（如生态环境资源）作价成股权加入，同时还有村民群众的共同参与。这就是新型农村集体股份制经济。

目前我国大多数村集体经费困难，这可能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何斯路集体经济的主要资金来自村民自筹。在做集体经济的时候，需要发动群众参与进来，发挥村庄的内生动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发挥好乡村领头人的作用。

第二，有人问，现在我们的村干部大概是什么水平，我们怎样培养他们，让更多的村支部书记把工作带动起来？

在用人方面，我们的问题是，没有把真正的乡贤引入到干部队伍里来。乡村振兴，一个主要因素是领导人的力量。党组织要去发现他们，培养他们，把他们吸收进党的队伍，让他们回到村里来发挥作用。

现在的壁垒在于，乡村社会都有大家族的存在，我们的组织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在乡村选举的过程中，组织部门可能会暂时以“稳定”目标优先，明明知道这个人能力很强，也愿意回村贡献能力，但因他的家族可能在村里比较弱势，为“平稳过渡”就在选举上不给他机会，用人有所保留。这背后的关键是，“能人兴村”的概念还没有落到实处，真正有担当的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怎样盘活本地特有资源，成为村民共同致富的资产。

什么叫新型集体经济，我的理解是，红利分配权是个人的，因为你是投资者，而（生态）资产的所有权可以是村集体的。所以何斯路村所有的酒店、景区所有权是村集体的，你的经营所得要按照股权分配，集体也有一份红利分配权。

新型股份制经济也是这样来的。当年全村挣到钱以后，并不急于把它分掉，而是把老百姓的保障系统建立起来。我认为，当下中国的农民其实不需要太多钱，需要的是为他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

第四，怎样让乡村和城市更好地交流。 

首先，村庄要让城市里的人放心地走进来。当下的中国，城市已经为乡村打开了40年，而乡门、村门并没有为城市市民打开，其实是半遮半掩的。一方面，农村闲置民房没有利用好。有人认为，现在农村有富余的宅基地，15%-21%的农民有两处或三处以上住房。国家规定本村农民之间可以买卖宅基地，城里来的不能保障他用。建议在确保农村“一户一宅”的基础上，如果农户有两处以上的住宅，可以跟城里人买卖，卖房所得的一部分要交给村集体，这样集体就有了启动资产。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素质要提高。一小部分不讲诚信的村民，会让外来资金不敢大胆地走进乡村。总结何斯路村的成功经验，就是要让村民有守信用、讲规则、讲契约的精神。

其次，农村吸引资本，一定要吸引既带有情怀、又带有盈利目标的资本进来。只有情怀但不计成本的资金，或者没有情怀只为赚钱的资金，都不靠谱。

最后，完善乡村自身的生态环境。光有好山好水不够，还要把环境搞好，这就是人文方面的考量。如果这些都做好，乡村就会成为大家的“乐土”。

（编辑  宋斌斌）

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将“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作为农村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调研发现，生态环境、历史人文等空间资源很容易被“搭便车”，收益分配极不均衡。应及时建立和完善农村空间定价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演变为对农民收益的“隐性剥夺”。

背景：农村空间资源开发收益的重要意义与存在问题

我国农村向来是一个融农民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为一体的复合空间。但长期以来，农村主要被当作农业的空间载体，大多数农村中的土地、阳光、空气、山水等空间资源的价值衡量，都是以农产品生产为中心，主要由农业产出价值来决定，即“一产化定价”，而空间资源价值并不显化。

随着城市优质空间资源日益稀缺，农村疏阔的视野、动植物生长所形成的“生命景观”以及乡村文化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能够给人们带来更直接的消费效用,客观上具有了旅游、休闲、教育、康养等服务功能和三产化开发的经济价值，并且这些活动是比照城市居民的消费品味和消费能力来定价的。越是保有丰富的或原生态空间资源的农村，越能够体现其差异化要求。

从同质的“一产化定价”到差异化的“三产化定价”，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增值空间。因此，三产融合是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内在机制。

当前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各种资本下乡方兴未艾，农村空间资源开发的收益被“隐性剥夺”。以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Z村原是一个传统农业村，2010年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种植了3000多亩李子和1600多亩柑橘。2016年，村里8位能人以转入的200多亩地的林权证为抵押获得贷款，举办了乡村旅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托Z村满山遍野的果树，开展赏花、采摘、游乐、餐饮等旅游服务，2017年Z村被成功列为国家3A级景区。2016年7月，景区首次接待游客，半年内游客达到10余万人。截至2018年4月份，Z村共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实现产值1200万元。

据调研，周围农户的收入确有提高，主要增收渠道是游客到农户果园采摘，采摘价每斤比市场价高1～2元，同时为果农节省了采摘、运输、销售等支出；全村2000多人中还有30多人在景区上班，获得工资收入。

但是，Z村空间资源收益分配存在严重不平等。从景观营造来看，公司自己流转的200亩地主要用于建设游乐餐饮设施，四面花海的造景主体实际上是2000多户村民；但从收入分配来看，公司平均每年从景区获得净收入350万元，加上各种政府补贴80万共计430万元；相比之下，农户果树面积约为景区面积的15倍，但全部收入却不到景区收入的2倍（约700万元）。

分类可得：占总人口比重4.3%的村民向外流转土地，没有获得旅游开发的收益；93.87%的村民通过市民采摘等获得了旅游总收益的52.68%；1.47%的村民获得旅游总收益的8.93%；8名旅游公司投资者人数占比为0.4%，收益占比为38.49%。据此可粗略得出该村空间收益的基尼系数约为0.48，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

绿水青山保存至今，正是由于那里的村民过去没有进行破坏性开发，很多历史人文资源更是历经多少代人的保护才留存至今。如果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绿水青山却成为别人的金山银山，那么，绿水青山恐怕难以长久维持。

原因：农村空间资源定价缺失导致三产化收益流失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不是农村空间资源的所有者缺位，而在于三产定价缺失。

农村空间资源权属明晰，产权问题不是收益流失的原因。

制度缺陷论者往往将上述问题归因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实际上，农村空间资源的权属非常明晰。土地是指地表及其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空间资源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与农村土地一样属于村民集体（行政村或自然村）和村民两级所有，法理上不可能有另外的第三者作为所有权人。

农村空间资源“一产化”时期定价缺失。

空间定价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但在传统农村却普遍缺失。

城市空间可以根据区位、采光、通风、交通、景观、容积率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差别定价，这在房地产领域最为显著。在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可以“以空间换收益”，例如许多城中村街道上方的公共空间被占用建成“握手楼”出租。这表明城乡空间定价机制不仅客观存在且发育充分；但共同前提是空间用于三产化开发，可以取得足够高的收益。

大多数农村空间定价缺失是因为：一方面，传统农村属于熟人社会，除了私宅院落外，大部分空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在人多地少条件下，对空间进行物理区隔容易妨碍他人（比如挡光），因此空间资源具有高度公共属性，在村社内部不可能分隔出来单独定价和交易，只能共同使用。另一方面，过去一产化条件下农业总体收益不高，空间资源对土地的附属性强，不足以诱发形成对空间资源单独估值和定价的新规则。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空间资源三产化开发的经济价值显现，但定价机制仍然停留在一产化时期、新的空间定价机制尚未建立，遂使这部分收益被少数人所获得。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定价主体，对乡村空间资源进行整体开发

随着农村三产深度融合的持续推进，农村空间资源的价值将越发显化。建立和完善农村空间定价制度，让农村空间的权利主体归位，以合适的方式和比例获得空间资源三产化的增值收益，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空间资源谈判定价主体的理由

第一，空间资源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性，也是农村现有土地产权制度向空间的延伸。从空间资源的特质性出发，要对乡村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给定区域和范围内实行占有和生态化开发，需要发挥现有土地制度下集体作为资源产权归属主体的作用。

第二，根据习近平同志“小农经济长期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指导思想，农民只有借助集体经济才能实现小农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全面减贫等目标，在最具有增长潜力的空间资源三产化领域，尤其应该建立小农和现代农业的衔接机制。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通过这部分收益进行村内再分配，有助于乡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第三，这是促进农村产业“持续”兴旺的要求。现在很多地区由农户分散经营开发的农家乐，很容易导致低水平的恶性竞争，以及因争抢停车场所等公共资源引发村内矛盾；而郝堂村、袁家村、张家冲等村庄在旅游开发中，坚持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由集体代表村民对外谈判和合作，可以避免上述矛盾、并更加突出村庄自然和人文空间的整体价值。

第四，这是降低绿水青山承接外部投资的交易成本的要求。在广大山地景区，因地块破碎、边界参差，产权构成复杂，外来投资者往往面对极度分散且情况千差万别的兼业小农，谈判成本极高；如果完全按照外部市场规则和契约要件方式来进行土地流转或征迁，会面临极大的困难。以集体作为整体谈判对象则可使得村社内矛盾自行解决，降低投资者下乡的谈判难度。

（二）从资源流转、资产经营和产权交易等多个方面，形成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完整制度框架

以农村集体作为空间资源三产化开发的主体，需要从资源流转、资产经营和产权交易等多个方面，对个体农户如何入股集体、集体如何与外部主体谈判与合作、政府如何进行资金和政策支持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由集体统一组织，根据具有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城市市民的需要，确定全村范围内可以三产化开发的空间资源，经村民协商讨论确定内部权属关系，按村内定价做股到户后，交由集体统一行使经营权。

第二，按照规划，集体将完整的村庄空间资源以入股等方式对外谈判合作，或者发包给村内的合作社，形成空间资源的多样性开发和组合性投资，所得收益对成员进行分配。

第三，对分布式生态和文化资源进行可回溯信用体系建设，以市民绿色消费促进乡村空间资源价值的显化与活化，利用产权市场的市场融资和资产配置功能对接国内外金融资本，创新集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方式。

（编辑  宋斌斌）

   当前，一些政府机构、高校对于人才引进的条件和标准中，明确应当取得英美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应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高校评审副教授的资格也要求在海外学习经历。中国TOP大学培养的很多优秀本土学生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美国开启对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的很多优秀青年又被西方国家的高校阻拦在若干重点理工学科之外。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评价标准方面，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改革开放40年，实物生产数量增长极快，而相应的核心技术的进步却进展较慢。我们有那么多论文和成果发表，但在基础科学和核心高科技方面，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然受制于人。这一切都在警示我们：中国科研体制需要变革。

有人将中国目前科研体制的问题归结为行政干预过多、学术自由过少。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我国的科研管理也有行政干预不到位甚至懒政的问题，例如，在学术评价机制以论文（特别是国外权威期刊论文）为主要评价指标方面就很典型。

我国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重过程控制，不重结果控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有关政府部门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很严，尤其严格控制经费的使用方向，只求不出违规事件、不要随便乱花钱。而对科研成果的内容和实际效果则缺乏有效监督。

第二，以过程指标来评价结果内容。科研的行政管理对科研成果的评价，通常是以发了多少论文、发表在什么类国际期刊上、影响因子为多少等等作为成果评价的指标。这种以“第三方”为评价权威的判断标准使我们丧失了评价权，这种表面上貌似公正、客观、权威的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别国可以通过几本期刊来左右中国的科研方向和人才评价机制。特别是今天一些发达国加紧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而我们不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白送给人家，还要倒贴（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是要付钱的）。我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就这样被人家毫不费力地获取。

国内学校和研究机构盲目迷信国外期刊的论文评审程序，学术权威的评审专业性，而且只强调评审者的匿名，完全没有评审意见和作者答辩的信息公开环节（客观上，如果论文没有公开发表，此答辩信息也不宜公开），难以保护科研工作者的权益。国内那些唯利是图的学术期刊就更不用说了。将科研成果评价权拱手让人，却没有对评价权者的审视，像信仰一样把“评价黑箱”认为是最终标准。这是中国科研体制今天没有学术自信的怪现状。

有人会说，中国目前的科研水平不如西方，国内又没有能力评审自己的前沿科研成果，当然只好请西方学术机构把关。但科研评审者的学术能力，是不是一定要高于被评审者的学术和专业水平？科学家工作的特点是创新，往往要提出前瞻性的创新思路，并把它转化为论文。科研水平达不到的人，的确可能很难超越原创者来提出创新。问题是原创者已经把科研成果撰写成论文，在论文中把前提假设推导过程和结论都进行了推导和演算，把研究成果完整地提供出来了，还需要比论文作者水平更高的评审者才能看懂吗？中国就没有学者能看懂吗？当然，科研成果评审者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手握杀伐大权的位置上，被评审者提出的创新观点，都应予以认真评审，而不能因为对某些论点看不明白就投否决票。要通过合法合规程序向原创者多请教、多交流，审慎作评审结论。

对科研成果评审规范化的建议

第一，科研项目实行行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双重分工负责制。在科研项目中，设立行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双重负责、各自分工的制度，是我国军工科研项目管理的传统，也是钱学森总体设计部的宝贵经验。我们在科研工作中不能忽视行政负责人的重要性。行政负责人要重点负责对整个项目过程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而科研人员往往对行政管理不在行或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行政工作。行政负责人的工作职能不能被边缘化，但其工作重点仅限于组织管理。科研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学术研究，其工作重点也放在科研成果的学术内容。行政负责人和科研负责人两者的定位不能重合，并且有不同的激励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能混淆。

第二，加强成果内容控制。科研评价可以参照企业技术外包合作的模式。企业在进行技术外包过程中，其外包合同的核心内容在于规定外包项目的验收标准，其中包括分阶段成果验收标准，以及与之对应的费用分阶段支付；对于乙方如何投入资源来实现外包的过程，通常甲方不会严格控制。我国科研管理体制要求对项目的经费、进度和质量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但实际上，项目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关注科研人员怎样把钱按照规定标准花出去，而科研成果的质量如何，成果如何应用（如一项应用技术成果如何产生市场效益），则往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以致很多科研项目不能深入进行，或被闲置，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有时甚至出现一些怪现象：科研人员如果当年的科研经费花不出去反而成了麻烦，于是有些科研项目到年底突击花钱，或者出现拿科研经费买国外的昂贵设备来充数。

国家科研项目和企业外包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国家科研项目甲方通常难以要求项目承担者返还已经支付的科研经费和支付违约金。不过科研项目比企业技术外包更容易控制，因为项目承担者面对的甲方通常只有几个政府部门，项目违约的成本极高。一个项目如果违约，此后一个时期将无法再申请新的项目，因此对项目进行阶段性成果评审、阶段性支付科研经费是可以做到的。同样，根据技术外包的规则，应当放宽乙方对经费等资源使用过程的限制，应主要实行包干制度，关键是要项目承担方拿出符合要求的科研成果。

第三，控制好职称代表作评审和项目评审，放宽论文数量评价指标。在科研成果内容分阶段控制时，科研成果内容的评审一直是难点。公开质证等程序，都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成本，这也是期刊论文评审无法做到完全公开公平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抓住关键点控制，弱化非关键点控制，以降低总体科研管理成本。

    哪些是关键点呢？笔者认为，职称评审就是关键点之一。一位科研人员，其一生中职称评审次数是有限的，并且在进行职称评审时，既往的科研成果已经发表，可以公开答辩。还可以要求职称申请者只提供限定数量的代表作，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评审工作量。因此，在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时，需要组织严格的成果内容评审，确保评审质量。而论文的发表则可以完全放开，无需作为行政机构控制评审的关键指标。论文发表并非为关键点，科研人员一生中可能会发表很多论文。期刊愿意组织严格的论文评审程序也好，还是要求交版面费发表也好，这都是期刊运作中市场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都可以。关键是实行职称评审的代表作评审制度，放开对论文发表数量的考量，提高对论文质量和原创性要求的审核标准，就会使教育科研工作者重视提高作品的质量，不再为凑文章发表篇数劳神，真正把精力用到科研和教育工作中来。

第四，建立评审防火墙制度；建立伯乐制度，无权责不评审。在对职称申请者的代表作进行评审，或对科研项目申请、项目结项进行评审时，要建立评审的防火墙和伯乐制度。

所谓建立评审防火墙制度，就是要求隐匿被评审内容的相关论文的发表期刊、期刊级别、影响因子、所获奖励等第三方因素信息，不允许这类因素作为成果评审的依据或参考。若评审者或被评审者不服，可以提请复议。复议同样要遵循内容评审原则，要屏蔽第三方因素信息。虽然完全隐匿第三方因素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但是在评审案卷上要求隐匿第三方信息，就已经排除第三方因素列为成果评审的法定依据。

建立伯乐制度，无权责，不评审，是指要给予评审者以伯乐同样重要的地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要把伯乐制度建成评审制度的核心。在评审成果内容时，评审者只对被评审的内容负责，并对自己评审的结论要终身承担责任。评审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罚，包括取消评审资格等；评审正确有重大贡献的要奖励，奖励可以为项目研究者所获奖励的一定比例（包括物质奖励、精神奖励或权利奖励）。为了鼓励专家承担评审工作，可以将评审资格纳入职称评价指标或其它奖励。还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方建立中国科研成果命名规范，成果可以以作者姓名打头，后面是主审专家的代码等等。

在评审者完全以自己的判断来研判成果内容时，评审者的结论就是权威意见。提请复议时，复议者就是复议程序上的权威意见。

第五，加强评审信息公开，建立网络答辩制度。非机密的项目或职称评审必须公开，允许被评审者有三次回答质询的机会；评审专家可以匿名，但专家代码必须公开；质询和答辩内容必须公开；机密项目根据需要，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答辩主要采用网络答辩形式，可以给被评审人几天的思考时间来答辩。重大科研的评审尤其要慎重。

在对成果进行登录或其它使用时，主持评审的专家代码要体现在成果名字中。

评审不能采用一票否决制，且主审专家的投票权应该更多。

第六，科研成果的评审格式的标准化六要素。人们通常认为，科研成果内容的质量指标是没有标准格式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建立评审的标准格式。建议基本的科研评审标准格式如下：

1、成果结论的重要程度。评审者在写评审结论时，必须首先要填写本栏内容。评审者填写本栏时，要填写：“假设成果的数据和证明过程均正确，那么此成果结论的重要程度为**等级”，并阐述为此等级的理由。

2、研究和论证的逻辑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逻辑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逻辑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明确指出错在哪里。

3、研究和论证的定性分析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定性分析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定性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明确指出错在哪里。

4、研究和论证的定量分析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定量分析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定量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指出错在哪里。定量部分，包括所有初始数据、所计算的中间数据和结果数据。

5、研究和论证的资源配置是否可行。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资源配置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简单地填个“可行”即可。如果不可行，评审者必须明确把不可行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指出哪里不可行。

6、上述评审指出的问题，是否构成成果结论的颠覆性问题。评审者在本栏填写上述评审中指出的问题中，哪些构成足以否定此成果的颠覆性问题。

根据以上评审标准格式六要素，可以把一些只专注论文的表达形式（校对参考文献格式、校正标点符号和文字错误等等）的专家请出评审队伍，让评审真正进入对成果内容和质量的评审。对于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评审专家至少要在第一栏填上“成果结论很重要”的结论，而不只是按照形式逻辑来品评或批驳这一成果。

第七，加强统一科研评审平台建设，弱化期刊管理。国家必须行政介入科研评审。行政介入并不是让行政机构去评价科研成果内容，而是以行政手段控制流程。例如国家建立统一的科研评审网络平台，对质询、信息公开、终身追责或奖励等环节严加控制并予以司法保障。学者们只能评审内容，并对内容负责，而不是让学者完全学术自治。

由于有严格的统一科研评审网络平台，期刊论文不能作为影响科研内容评审的第三方，而只能起着知识产权申明和学术推广、交流的作用，所以对期刊论文的发表可以完全放开。这样也避免了相关的黑箱操作。根据中国法律，只要你在国家出版机构合法登记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法律就认可你的知识产权。

第八，加强审核甲方，确保每个项目都必须设立甲方负责人。长期以来，科研评审重点在于审核科研项目的乙方，而例如基金委等项目的甲方并未列入审核重点。特别地，甲方在发出科研项目过程中，通常没有明确甲方的项目负责人。而在企业技术发包过程中，对企业发包负责人的考核才是本科研项目考核的重中之重。只有明确本科研项目的甲方负责人，明确其考核责任，负责人才可能想方设法提高成果质量，并想办法利用此成果。

第九，应把科研体制变革上升到贯彻国家意志的系统工程。现有科研体制改革，既关系到中国未来国力竞争，又与我们国家培养真正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优秀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任务生死攸关。当前中国科研体制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问题，是由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所决定的，它的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尽管作为个人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当前科研体制存在的弊端和危害，但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还是必须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科研工作者头上，由此，只能身不由己地在这个机制中运转。习总书记对改善科研体制的问题已经作过指示。我们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对于不合理的科研管理办法应及早纠正，加紧推动教育和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

                                     （编辑  杨利红）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我们将从财政政策和财政投入的角度来讨论。

调整科技财政政策，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

财政收入来自纳税人。政府需要将纳税人提供的财政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企业和个人办不了的事情，其中就有科学技术事业。

科学技术大致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部分，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为基础研究没有回报，企业或私人一般不愿意做基础研究，需要由政府以财政资金给予支持。在现代社会，支持科技发展是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而调整科技财政支持政策，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体制改革，目前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首先，十九大提出我国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科技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需要国家财政给予相应的支持。

第二，国际形势变化。近期的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使我们清楚认识到国际环境的挑战，认识到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先进技术用钱是买不来的，没有核心技术，必然受制于人。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可以迅速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如果一切自主研发、拒绝引进，就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当时西方认为，向我国转让部分技术对它们的地位没什么影响，且主要是中低端技术。今天我们引进技术的阻力越来越大。从2017年起，美国在其国家战略文件上公开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对手，在贸易和其它各领域对中国加紧围堵。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的能力。

第三，我们现在的科技财政政策，效果还是有限的。社会各个方面的争论和问题很多，比方在科技政策、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法违纪现象，仅财政部查处的骗取财政补贴案件，有的案值都上亿。这严重背离了国家财政支持科技政策的初衷。

还有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例如，这几年一些高校的科研人员因违规使用或贪污科研经费的问题锒铛入狱。这对于科技界和从事财政研究的人震动很大。由此，我们需要调整现行的科技财政支持政策，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

国家财政科技政策的现状以及问题

首先，财政资金投入情况。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到2017年，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总量增长较快，到2017年已经突破了7000亿元大关。有人问，国家财政每年拿7000亿元用于科技支出，为什么获诺贝尔奖没几个中国人？科学技术的研究，需要持续几十年的积累，不可能说今年国家财政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就一定能拿出这个成果。

第二，科技投入增长的速度。按国家规定，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投入要略快于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速、快于税收增长速度。最近几年，我国大致做到了这一点。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的增长收入、GDP的增长速度，三者大致上是匹配的。

第三，国家科技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一般维持在3.4%左右，近几年大致在3.6%的水平（2015年有所下降）。2012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科技投入各占一半。2017年，中央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大体上是40%，地方财政大体是60%。这几年地方财政投入的速度在加快。

第四，税收政策。目前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行研发费用计价扣除的优惠政策；对创新型企业税收优惠，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减免税的优惠。现在一般企业所得税为25%，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到15%，有的企业可以降到10%。对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关于个人所得税，科技人员入股及科技人员创业，对他们征收个人所得税时给予一定优惠。就增值税而言，小微企业如达不到起征点时可以免税。

第五，财政补贴。近几年，国家增加了对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电等产业的补贴。对科技研发活动的补贴是财政补贴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加入WTO后，不能再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补贴，主要还是通过支持科技研发方式对企业给予一定支持。

第六，政府采购。国家支持优先采购高科技企业的产品以及首台首套自主研制的先进机器设备。2014年开始，国家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到2017年年底，已经有约2000多支地方政府投资基金 ，其中有一类基金相当于产业引导基金，用于扶持创业前期的科技型企业。各地政府对此比较积极，构成新时期财政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一个新工具。

　　国家科技财政投入的国际比较

第一，我国科技财政投入的总量和国家发展的需求之间有一定差距。按照我国2035年、2050年分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科学技术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这就需要国家进一步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投入的比例，要在目前3.45%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第二，全社会科技发展投入的结构需要优化。目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结构，企业、政府和高校所占比例分别是：企业77.6%，政府13.8%，高校7.2%，企业研发支出比例提高很快。财政投入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比例上，需要更多投向基础研究领域。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财政支出的80%是地方财政实现的。目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全部财政科技支出的60%。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还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比例较低。东西部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会对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增强产生制约影响。

第三，财政向科技投入的绩效有待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对此有很多质疑，我们参加过一些科技项目的评估，有的项目预算额达上百亿元，但在资金申请的过程中，许多项目的绩效目标非常模糊。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很多问题。

2017年，全国研发投入总计17606亿元，比上年增长12%，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13%，是历史上的高水平。我国研发投入的特点：一是总量上和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从2013年起，我国的研发经费规模首次跃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40%，2017年估计可达到60%。二是研发经费增长速度比较快。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净增1506亿元，超过同期OECD国家增量（973亿）的总和。2013-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1%，其它国家都在2%左右。三是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从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GDP）看，我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OECD国家中，我们可以排在12位的法国（2.25%）和13位冰岛（2.1%）之间，但与位于前列的国家（一般在2.5%以上）还有较大差距。总的看，我们的科技资源和能力还处于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状态。

科技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我国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水平，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差别比较大。从OECD国家2016年的情况来看，其政府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平均水平是10%，我国政府投入占比平均是15%。又比如，我国研发投入中投向非制造业的只有14.9%，远低于美国33%的比例。我们在政策引导上还需要更多地鼓励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活动。

  　优化财政政策，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第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于政府向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投入，要以政策引导为主。现有财政支持的经费中，应用和开发类占的比例还是偏高，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财政经费支持。应用和开发类研究应尽可能以企业为主。

第二，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比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目前全国财政支出的80%在地方实现，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地方财政的科技投入应达到70%。

第三，增强对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的力度，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目前，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50%略强，和发达国家70%-80%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中间试验不够重视的问题，还需要政府在财力上对科技成果转化给予更多的支持。

第四，简化各项税收政策实施的审批程序，减轻企业负担。我们对高科技企业的诸多优惠政策的实施中面临很多隐性门槛。比如，税务局首先要认定你是高科技企业，然后才能给你核定减免税。认证部门和税务部门如果脱节，高科技企业就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税务局只执行税收减免政策，不必干涉前面的认证，审批的程序应尽可能减少。包括增值税问题，之前论证通过增值税能减轻企业负担，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行业实施增值税后的税负反而增加了。原因是过去收营业税时征管比较松，难免跑漏；而实行增值税要实行发票抵扣，征管比过去严了。

第五，要适当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如科技成果转化，如果科研人员得不到好处，那么他们转化的积极性就减少。如果个人所得税收定得过严，如最高税率达到45%，这对个人影响非常大。

第六，在政策既定的情况下，要依法打击骗取国家税收优惠、骗取财政补贴的行为。我们了解到，一些企业之所以能维持多年，就是靠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科技进步并没有任何贡献。

第七，要进行财政支出绩效和科研项目评估。从2018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全面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这对科研机构、特别是科研项目的评估，将是一个挑战。特别是科研项目绩效的设置要改革，要把科研项目绩效的设置主动权交给科研人员、科研机构，不能由财政局、或科技主管部门单方面说了算。这个科研项目，五年或十年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应由科研人员自己做决定，政府来进行审核，然后通过预算进行管理。

在绩效考核方面，要严格实行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大幅度减少费用报销事项，这样也可以减少科技人员因违反国家财税制度锒铛入狱的现象。你只要按照原来设定的目标，完成了任务，国家的经费就交给你。所以，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目标设置要进行改革。

同时，要推动科技绩效项目评价结果的运用，对做得好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要奖励，对做得不好的科研机构要不留情面地惩罚，这样才能起到促进作用。一些参加过项目评估的财政部门反映，一些评估最后的结果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若绩效评价结果不能起到真正的奖惩作用，那么政府科研费用的增加就不能起到应有效果。

第八，要运用个人所得税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包括在知识产权界定方面。凡是国家投入的科研项目成果，对界定国有知识产权和对科研人员的奖励，要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我们主张，国家大型项目的研发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将主要部分用于奖励科研人员，一部分形成单位的国有知识产权。假若上百亿、千亿的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之后成为私人收益，必然发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所以进行明确界定是很必要的。总体上，对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的运用目的，是要让科技人员有投身研发的积极性，而不是限制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编辑  迟晨光）

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科学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科技体制和政策思路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的原则有所动摇了。

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特别是在工业方面，越来越强调引进国外资金、引进消化国外技术。有资深人士如此回忆：“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这些跃进目标，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行，要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① 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幅缩减科研经费；而此时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在这个背景下，王大珩等四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报告，这是中国在当时情况下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前进步伐的努力。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被批准，后来制定了国家863计划。

这个时期，我们在科技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在创新上满足于跟随，二是很少把技术做到底。这些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跟随模式，比如在科研选题方面，美国干什么我们才能干什么，如果美国还没有开展，这个课题根本不可能立项，因为没有立项的理由。基础研究薄弱，亦步亦趋跟着外国人走是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跟随模式还很有市场。科技研发很少把技术做到底。每一次上科研项目都强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核心软件、特别是底层软件全是人家的，自己只满足于在这个基础上做应用开发。机床数控系统是这样，很多信息系统也是这样。一旦被人卡了脖子，后悔认错都来不及。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我国技术路线和创新体制的不彻底。

有人从经验总结：凡是可以依靠引进技术的工业领域，技术进步就步履蹒跚；凡是不可能引进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开发的工业领域，技术进步就成就显著。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领域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比如半导体集成电路，早在1975年，我们就研制成功DRAM3动态随机存储器。1979年后，我们在引进大潮中放弃了继续研发。目前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芯片，芯片已经超过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项目。

又比如民用干线飞机，我国“运10”早在1980年就实现首飞，但由于随后和美国人合作组装飞机，民航干线飞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到2008年，我国才重新开始进行民航飞机的自主研制，重建民用航空产业链。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重提自主创新。

船用低速柴油机曲轴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早在1958年，上海沪东造船厂和上海交大等单位就联合研制成功43/82型大马力船用柴油机；后上海造船厂研制的76/160型柴油机曾为新中国出口的首艘万吨轮配套。1978年后，我们先后引进瑞士、德国船用发动机厂商的生产专利许可证授权生产，自身在这方面的研发陷入停滞，已有型号的产品系列停产。到本世纪初，我国已成为第一造船大国，但发动机曲轴产能严重不足，大部分依靠进口，成为造船工业的瓶颈。2007年，大连大重试制成功大型曲轴6S50MC-C型，2012年，沪东船厂重机公司重启低速柴油机研制。2018年12月，大连华锐船用曲轴公司研制的22000标箱集装箱船用曲轴下线出厂，总长23.5米，重量488吨。这些例子生动折射出我国70年来在工业技术领域曲折的发展历程。

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今天中美贸易战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结果。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63%（见图1）。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工业实力接近美国，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必然要对中国全力打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今后必然是中美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现在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国离开美国不行，其背后的关键问题是：是否相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这是决定我们在国际博弈中采取什么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图1  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与美国GDP的对比（1960~2017）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结构主要还是依靠传统产业。越来越多产品呈现大型化、高端化势头，像特高压电网、高铁、大型船舶等。150万吨级乙烯装置、百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光伏新能源等等，中信重工的大型水泥磨机也是世界最大的。其他国家在此前一段时期也曾经垄断过技术，但它们都停在某一个位置上。中国最有可能在大飞机、集成电路、半导体显示等这些原来处于短板的工业领域实现突破，主要就是依托本国的庞大市场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以及多样性的产业结构。只要我们坚持自主开发，最终在技术上领先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不能就技术谈技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生存。高通60%的销售额在中国，如果禁售高通，它肯定破产。根据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中提出的“五力模型”，中国的市场规模实际上赋予中国一项权力，即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增强利用知识的工业能力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是全球化流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创新。

所谓自主开发的含义，是要自己做产品开发。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科学研究？因为人的知识是全球流动的，这种流动不涉及创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努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成果，我们在前30年被封锁的情况下还要到处寻找外国资料作为参考。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完全关门的创新。

自己动手做科学研究是要增强利用知识的工业能力。只有自己做研究，才能理解人家做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讲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本意，并不是说要拒绝学习国外科学知识。核心问题在于：在全球知识流动的条件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利用这种知识的能力。如果我们要讲能力，它必然是组织性的，它只能是内生的。我们自己不干就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买也买不来的。这才是自主创新的核心问题。自主创新不等于自我封闭。

到底采取兼容战略还是替代战略？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上，在技术上是可以选择的。所谓市场网络效应就是，一个产品在网络条件下的价值是α+β，其中，产品的用户β越多其价值越大，这样就形成一种网络价值。当后进者产品的价值α小于β的时候，后进者只能采取兼容战略，即和主导者的产品兼容，这样自己的风险小，但获利也小。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当α大于β时，后进者可以采取不兼容战略。虽然这样研发投入大、风险大，但最后可能获利也非常大。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虽然跟其他厂商不兼容，但由于产品性能优越、赢得了大量用户，最后甚至把诺基亚等产品挤出市场。中国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人说我们离不开美国，必须和美国兼容。我认为，只要依托本国市场、坚持自主创新，同时坚持进入国际市场，不封闭自己，坚持与世界交流，中国就可以采取不兼容战略，挑战美国的技术霸权。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目前我们的发展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从国家创新能力看中国实现创新发展的前景，我的基本判断是，经过70年艰苦探索，特别是最近40年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积聚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从企业、产业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看，我们目前处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中，我国已具备进一步产业升级、实现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些重要领域正处在创新爆发式增长的前夜。

创造财富的基本单元是企业组织，企业技术能力是企业必须具备的众多能力之一。企业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无论从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看，还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性和动力机制看，我国都具备了实现创新发展的条件。下一步改革，我们要把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厘清、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把主体创新能力释放出来，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我们将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

创新的实质：用新方法创造更多财富

创新的经济学解释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使用“创新”一词，但多处谈到了发明（invention）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上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发展中系统引入了“创新”这一概念。熊彼特的最初定义，创新就是用新的方法创造更多的财富，包括发明新产品、发现新市场、找到新的原材料来源、发明新工艺以及创造新的组织方式等五种主要创新方式。熊彼特对创新内涵的分类，涵盖了从技术发明的应用到商业模式创造等于创造财富有关的各个环节。

企业家比尔·盖茨高度肯定技术创新的意义。他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创新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如此众多的人提供如此多的福利。

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

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用于创造财富就是创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服务于人的需要，主要是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科学发现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创造价值，但它增进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认识，它也是所有发明创造、技术进步的源泉。当代的所有组织化创新，归根结底都要依靠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切创新的最终来源。

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从知识发现到财富创造不同环节的所有创新主体有机互动而形成的整体。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大企业设立研究开发实验室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大学不但为企业培养工程师，还逐步与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方面的联系，实现科学-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互动，更直接地适应市场需要，缩短了从科学原理到实用技术发明的周期。由于发明方法的改进，创新进入系统化、组织化的阶段，技术发明成为基于科学的有组织的创造活动。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和理论。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和演进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始终与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其创新体系体现于价值创造系统。

首先，美国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专利制度（1790），当时专利由总统、国务卿、财长和审计长批准。历史上，美国专利制度随国内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演化。早期美国专利制度鼓励知识流动，保护带技术投奔美国的外国人、保护本国人的专利优先于外国人的专利；早期其著作版权只保护本国人而不保护外国人，直到1986年，其版权法只限于保护本土印刷品。今天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我们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就是要防范我们内外监管不一致。

在国家支持创新方面，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先驱。联邦政府通过《赠地法案》（1862），支持各州创办大学。在内战中支持建立国家科学院（1863），希望科学为联邦政府打赢战争出力。

美国的大企业最早建立企业内部研发实验室（GE，1900）；国家投资科研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1950）、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8）。

    设立国家科技和产业目标：从立国之初的《制造业发展报告》（179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冷战中的阿波罗计划等。

    政府采购：美国通过军工复合体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军事采购，实行隐形产业政策。而不同时期国家实施的制造业计划，实质都是美国以创新为名实施的产业政策。

    国家创投：美国创立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1958）和中小企业创新计划SBIR（1982）开创了系统化创业投资、推动形成了创投产业。苹果公司早年曾得到过SBIC的资金支持，其许多技术来源于NSF、DARPA的很多成果；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也得到过联邦政府贷款支持。CIA还成立了公共创投公司In-Q-Tel（1999）投资于信息通信领域的创新企业。

    反垄断豁免制度：为支持本国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美国专门出台法案豁免对企业研发合作进行反垄断审查，并在联邦政府支持下成立研究开发联合体，而这是违背美国所信奉的自由竞争原则的。

    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投入，培养从中小学生到博士后的理工数学技能。

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其200多年历史中不断演化，其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从知识创造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MIT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等人（2016）研究了美国19世纪技术发展和创新历程，重点分析了民间专利申请与联邦政府建立的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关于美国技术例外论的尚不为人知的故事，部分可以归结于美国创造了一个能力极强的有效国家”。英国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写的《企业家型国家》一书，以美国为蓝本，对国家在创造价值中的角色作了系统分析。

图1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创新战略：重点创新领域和主要政策导向

美国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善，从国家在源头支持知识的创造（NSF等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到促进知识的流动和转化、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力等等，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其政策重点与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美国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它现阶段为准。回溯美国从后进位置起步追赶到站在创新前沿的历史，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但美国却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打压后续追赶者、特别是打压中国。

    领先型国家和追赶型国家的不同

在本世纪以前，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相对较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开启了对追赶型国家创新经验的研究。英国学者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对日本科技政策的研究、韩国学者金仁秀研究韩国创新的专著《从模仿到创造》都系统揭示了东亚后发经济体追赶型创新的过程。这些经验对中国这类后发经济体更要有借鉴意义。

从能力视角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

企业要创造财富，必须建立其内在的组织能力。美国企业管理学界有人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包括管理能力（构造运行具有相应功能的组织）、功能性能力（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及服务）与技术能力。其中管理能力和功能性能力是基础，技术能力是后期陆续建立起来的。

    企业技术能力只能来自“干中学”。企业获得技术的途径，可以从最初购买生产能力（交钥匙工程），到购置设备自己安装（获得嵌入性知识），到购买技术（获得非嵌入知识），到自己改进产品特性、合作开发新产品，最后实现自主开发新产品，这是一个技术能力逐步升级的过程。广义的企业能力建设，则是指企业获得生产、管理、改进技术、组织变迁和创新等能力的过程。

    企业的动态能力，则是指企业整合、培养并重新配置其内部与外部资源/竞争力，以灵活应对和塑造商业环境的能力，其目标是产生异常收益（David Teece2010）。

                                图2 以企业为中心看创新主体

理解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转型

国家创新能力是以企业能力为基础，但是它超越了企业的自身能力。它需要有创新的资源和基础条件，同时还要为企业发展自身能力创造适宜的产业环境。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把它们的内在能力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行动。

                     表1 国家创新能力的资源和条件

    J.L.Furman et al./Research Policy 31(2002)899-933

我国创新体系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尽快实现初步工业化。当时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管理体系，同时在计划体制框架下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创新体系，由中科院、各工业部属院所、高等学校等负责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产品设计，由各生产厂家负责产品生产。当时科技的发展主要以国防任务为导向，国家根据战略需要设定任务，集中各方面资源进行攻关，“两弹一星”以及青蒿素的成功研制都是当时的里程碑成果。但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对经济建设支撑不足，也就是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

　　1978年，科学的春天与改革的春天同时到来，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基本同步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企业为生存发展而建立持续盈利的动态的组织能力，从模仿到创造，在“干中学”、“用中学”、“创新中学”。从产业角度讲，我们在市场化改革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重塑了产业生态，企业不再被动服从于行政隶属下的分工和产业配套关系。与此同时，原先由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进行了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重构，科技资源随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调整和重新组合。不但科研机构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主战场、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众多企业也加强了科技投入和科技力量。与此同时，国家仍然组织了一些重大科学工程，如电子对撞机、“天眼”等。这显示了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要让一批科学家心无旁鹜地承担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书育人的任务。

国家重视重大工程建设。如重大军工项目，以及高铁、干线飞机等民用项目，牵引了各种技术要素的集成，对国家产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科研的拉动有重大意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对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投资规模远高于美国相关科技计划，在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应用也都领先于德、日等国。

国家加大了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像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高校“双一流”计划等。

另外，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实施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主体，且地方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支持，比中央政府更有针对性。

市场竞争中的中国企业能力成长迅速

经过市场竞争的锻炼，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它们的技术研发和集成能力强，而且学会了如何组织创新活动，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队伍，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部分企业开始进入世界技术创新的前沿。

华为已经在全球信息通信产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首先，它有具有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才能的企业家，能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长期发展目标、能持续创造财富的主体。第二，企业是为生存而战，所以专注于服务客户，以客户需求牵引内部资源配置，并不断健全各种能力；第三，为应对市场需要而形成“哑铃”型组织结构，即着重发展研发团队和客户服务队伍，生产部门较小；第四，不断地改进企业管理以适应企业成长；第五，企业学会了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开放创新、应对国际竞争，通过引入IPD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研发效率；第六，在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人才的同时，善于利用全球市场机会和国际人才。建立全球研发网络；第七，实行内部员工持股，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制度、崇尚奋斗的企业文化。经过30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华为成为千亿美元销售额的跨国企业，进入全球创新前列。回想上世纪80年代华为成立之时，中国通信业市场由跨国公司“七国八制”产品垄断，当时很多响当当的企业今天被挤出了中国市场，有些甚至已经消失了。

阿里巴巴也是通过“干中学”中迅速成长的、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过去我们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商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且金融发展滞后、支付手段不发达。阿里巴巴等企业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全新交易平台和支付方式，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此过程中公司规模扩张、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目前阿里巴巴已经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之一，并开始大规模地投资技术研发，向基础研究领域延伸。早在10年前，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团队就表示，对自身云计算领域的技术能力有信心，其后的发展证明的确如此。

再介绍一家埋头苦干的企业——凯赛生物。这是一家从事工业生物工程的高科技企业，其创始团队核心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最初资金来源是国内外风险投资。他们把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生物技术结合起来，在生产工艺上获得突破，实现了用生物法大规模生产长链二元酸，完全替代了用石化生产法，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10万吨级生物丁醇的规模化生产，当年杜邦公司曾花费几十亿美元也未取得这一成就。2018年，凯赛生物成功实现了生物基聚酰胺系列产品，即生物尼龙的量产，这也是世界领先产品。到目前为止，这家企业在与工业生物领域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胜出，且随着全球生物产业的发展还会不断成长。

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整合全球技术、在“干中学”过程中逐步提升技术能力、迅速接近世界技术和创新前沿的故事，在很多领域都广泛存在。

我国已经具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

从产业基础来看，中国拥有规模巨大、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了几大地域特征明显的产业集群。20年前美国一家报纸曾评论说，如果中国东莞堵车，就会影响全世界计算机生产的交货时间。

从组织载体来看，我们有多样化的企业形式和产业组织，包括国企、民企、外资企业等。这一格局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生态，提升我国的技术能力。同一市场内不同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并相互学习，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相互补充和协同。

从市场需求看，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而出现层次性，因为总体经济增长而出现需求持续升级，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的产品都能找到相当规模的市场空间。这与企业技术升级、能力提升与市场升级形成有效耦合，对支持企业“干中学”非常有利。

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完善，现在创投资金充足（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投市场），有条件支持创新企业发展。中国不少大企业有内源融资的能力，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开发新产品和持续研发投入的融资需要。

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我国配置资源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竞争鞭策企业改进管理、创新产品和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国家通过研发费用抵扣等直接支持企业创新投入，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支持企业创新。2017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13%，超过了许多欧洲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且总量已经多年位居全球第二。

                      图3 各国研发投入表，1981-2016年

.

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结合，为中国提供了进入新产业革命的机遇。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变革，使得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更为便捷，为中国企业整合各类技术、利用各类非嵌入知识进行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

全球经济在新的竞合关系中处于重构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面临挑战，但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新格局，一方面继续为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含量高的复杂产品，同时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大宗工业产品，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与技术能力提升。

从创新绩效看，我国1985年才授予第一个专利，到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40%以上。华为等企业的国际专利PCT申请多年持续增长并位列世界前茅。一些重大科技工程和产业工程如登月、高铁、航母、干线飞机、先进显示技术等，彰显了我国快速增长的科技实力，为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国家创新体系在不断完善中，初步建立了知识生产与新技术形成生产力相互促进的机制。总体上看，我们已经到了实现创新发展的临界点。

完善制度、正向激励、促进创新

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方向，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发展和突破，将会在产业实现创新突破后逐步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向的表述是：“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理顺资源价格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监管体制。关键是好的市场环境，竞争出效率。

第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加强任务导向的国家大型科研计划，如面对国防领域升级换代的需求、推进绿色发展的需求所安排的科研项目等。我国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领域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进一步确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科研项目，以此动员各部门资源、带动各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成长。其次要坚持我国在基础教育中重视数理学科的传统，不能自毁长城；同时要把确保我国青少年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作为国家战略，这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依靠，是未来创新的主力。

第三，要把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落到实处。创新要依靠人来实现。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相对比较灵活，对创新人才可以提供较强的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还比较僵化。要根据国家创新体系不同主体的不同特征，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最本质的一条，就是要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不同部门的科研人员有激励努力工作，不断探索创新。

表2 国家创新体系：不同创新主体的动力与压力

我们多年努力建立的雄厚产业基础、日益提升的科研能力、巨大的人才优势、越来越充分的科技投入，必将催生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需要的产业突破和技术突破，并一定会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创技术发明。

                                        （编辑  迟晨光）

红光村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地处哈尔滨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今天的红光村最初是由农、牧、渔业互助组起步，1955 年实现合作化，又从大寨式大队转化过来的。当时，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难以利用的泥洼、沼泽地，房舍也都是“披头散发流眼泪，里倒歪斜拄拐棍”的泥草房，村民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工分。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红光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农业用地1200亩、工业用地84万平方米，246户、798名村民的新时代农村。

“黑龙江省第一村”

红光村和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公司是红光村“村企合一”的组织形式，是40多年的“老典型”。改革开放40年来，红光人以敢为人先、锐意创新的气魄，率先在黑龙江省农村实行乡镇企业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改革奋进、艰苦创业、科技兴企、共同富裕”的兴工强村之路。经过全体村民的团结奋斗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当年我们村集体兴办的锅炉厂，是哈尔滨市锅炉行业规模最小、效益最差的“老疙瘩”（“最后一名”），但我们立志“全国争一流、全省争排头、全市争第一”，现在已经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工业锅炉制造企业，全国工业锅炉行业1700多家企业的前十位，全国风电塔架制造的前三强，全国工业锅炉协会副理事长单位，荣登黑龙江企业100强排行榜。

1990年，村企投资兴建了两万平方米、四栋六层的楼房，282户男女村民凡结婚的每家都分到一套“五全”的住房，这个举措当年轰动全省，红光村被誉为“黑龙江省第一村”。退休村民不仅每月享有2000多元的国家社保、医保，而且企业还每月额外补助退休村民文体娱乐费1000元，年节都要分发福利，年末还有股份分红，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元。2017年，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逆市飘红，销售收入达8亿元，利税实现7500万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全省村级单位纳税的第一名。在黑龙江省近万个村中，红光村始终位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和村民基本养老金的全省第一名。我们红光村还十分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吸纳周边村民和社会下岗人员近千人就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红光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百强特色先进村”、“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新农村建设百强示范企业”等诸多荣誉。“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是全国锅炉厂中的唯一获奖单位。2018年，红光村又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首批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新时代新农村的带头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员要做改革先锋。我个人成长随着社会的需要去工作、去奋斗。1965年我入了党，当上了红光畜牧场的副场长。我们从填“泡”造地到兴办锅炉厂，成为艰苦创业的模范、科技兴企的火炬手、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我是1959年初下乡来到红光村的老知青，至今已60年。我主持红光村和村企工作至今已51年。改革开放后，1984年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大邱庄“以深圳速度发展乡镇企业”的报道，我到大邱庄去现场考察，走街串户走访了大邱庄的村民，深入每个工厂和作坊学习。论基础条件，我们红光村并不比大邱庄差，差的是思想没解放。回村后，我提出了改革设想，制定了新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分配制度等一整套改革方案。改变生产大队的管理模式，推行现代企业的公司化管理机制。

改革就牵涉到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分配。党中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社会上一般做法是书记厂长先富，我觉得不妥。我认为改革开放应当是解放生产力，让生产第一线的员工先富，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保质保量保工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工分制，在生产第一线率先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当年九月最忙的季节，两个当了孩子妈妈的女电焊工月薪达到740元，而我是书记兼厂长只开了72元，她们的月薪比我工资的十倍还多。这件事轰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村，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连续五年，企业产值和利税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实现了由小作坊向规模效益型企业的跨越。

1998年以来，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公司已经实现从E级到A级锅炉制造资质的持续晋级。压力容器制造资质由I类发展到Ⅱ类、Ⅲ类，达到最高级别，2009年又取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认证“S”（动力锅炉）“U”（压力容器）授权和钢印，并成为中船重工第703研究所红光锅炉制造基地。在同行业率先通过了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我们致力于科技兴企、创新发展，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我们详尽考察了风电市场后，毅然决定涉足风电制造新领域，新上了风力发电塔架制造厂，生产的风电塔架设备受到了丹麦维斯塔斯、西班牙歌美飒和美国GE公司等国际风电巨头的认可和好评。针对风电发展的强劲趋势，为发展海上风电配套，我们于2010年3月在辽宁兴城启动了海上风电塔架及附件项目。当年施工，当年投产，我们的村办集体企业实现了新跨越，为红光村集体经济的更快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红光村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几十年来，为红光的发展我倾注全部心血，将一片炽热的情怀献给了父老乡亲。从1959年春节16岁下乡来到红光村当饲养员，我60年来没正经休过礼拜天，50个春节都是从年三十早上上班、除夕夜再值一宿班，到初一下午才能回家。近年来我多次提出退休要求，但村民就是不答应，每次选举我都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企业董事长，只是2017年不再兼任总经理职务。2009年我荣获“全国十大杰出村官”，并作为黑龙江省6名特邀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国庆60周年庆典”。2018年又荣获中国村庄“孺子牛”村官。1978年，我作为农民代表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候补委员，从1979至1988年连任中共哈尔滨市第六、七届市委委员。1988至2012年连任哈尔滨市第九至第十三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从1972年参加哈尔滨市第十三届劳模会开始，连续46年保持省市劳模、省市特模、全国农业劳模和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连续5届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

风清气正是立企之本

我们倡导“风清气正立企之本，诚实守信兴业之魂”的企业文化。几十年来一直用党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来规范我自己。坚信风清气正是凝聚人心的根本。人不能忘本，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省委书记、省长来企业视察，在大会上说红光员工的厕所比一般饭店还要干净，大学生的办公室比国营大厂的都阔绰。省领导一定要看我的办公室，看到我依然在用已经使了五十多年的办公桌和木板椅，随行的记者说，这把木板椅现在只能在偏远的农村小学校才能找到，省委书记摸着三匣桌挂着的老式铁锁说，“这把铁锁现在可买不着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我说：“艰苦创业首先得我带头，这张桌椅时刻警示自己别忘本。同时也是告诉我们领导班子，永远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精神，更不要忘记珍惜员工弟兄们辛勤劳动的汗水。”

党的干部要当表率做模范。我要求领导班子和管理干部一定要做到两袖清风，才能一身正气。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干净，只有自己干净了，依法治企才有底气。要求领导班子从我做起，领导不准接受下级请客送礼，不准给我庆生日，年节不准任何人到我家串门拜年，不接受任何人的金钱礼物，自觉接受大家的监督。红光村没有给领导请客送礼的，没有拉帮结派的，干部住医院都不让大家知道。我曾住过四次院，两次做手术，想方设法地找借口隐瞒，不让厂内干部和员工知道，我用手机躺在病床上指挥工作。我回来后再向班子检讨，扣除病假工资。当时医院大夫都不理解，说我没有人缘，一个来看望的都没有。来红光村工作的100多位大学生，都觉得轻松和谐，没有年节给领导送礼的负担，没有社会上“不请客不办事、不送礼不提拔的”职场烦恼。我们红光村的党组织严守“三严三实”，力求风清气正。

民主管理，科技兴企，共同富裕。我们坚持阳光下经营、阳光下管理。财务人员经过公开考试，村民投票民主选举，红光村企60多年的账簿和单据一篇不少。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我和全体干部时刻警钟长鸣，提醒自己不要做错事，要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察，让全体员工没有后顾之忧。每逢大会，我的开篇第一句话都是：“感恩红光的父老乡亲培养教育我五十多年，感谢企业的全体员工支持帮助我工作五十多年，我们就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工作做好。”省委党校说红光是党的一块“净土”。我们要以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感化人、引导人，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2003年实行村企股权改革时，市区领导和村民都要我拿51％的股份，但我只拿了10%。我觉得如果自己拿51%的股份，不就成了新的地主周扒皮，而村民们不就成了新的高玉宝了吗？这事我绝对不能干！我推行全体村民、来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参股。在兼顾岗位、工龄和贡献等因素的基础上，凡是在村集体企业工作的村民，无论是在岗的、退休的，还是已故的（只要有后人在企业工作的），每个人都量化了股份，家家都有股份分红。改制后，村集体当年拿出400多万元，为村民补交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村民全部享受到市区社保局开支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解除了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村民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红光村企坚持“质量是生命、信誉是灵魂、科技是先导、品牌是效益”的经营理念。“为客户负责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坑害客户倒霉的是我们自己”；积极倡导员工“文明做人，诚信争先，不贬同行之短，广学百家之长；科技兴企，创新发展，追求质量第一，服务客户至上”；主张“科技打造第一品牌，质量铸就红光未来”；提出“工作缺陷零容忍、产品质量零缺陷”的工作目标，要打造全国最好的产品面向市场，贡献社会。

    近三年来的每年春季，我都身先士卒，三次带领技术、生产、工艺、检查、安装等各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行二十多人的队伍回访客户，每次都二十多天、行程一万多公里，走访遍及12个省市的一百多个用户。按照规定，我们白天要抓紧赶路，不准停车吃饭，午餐只能在车上解决，每人两个烧饼、一根红肠、一袋咸菜、一瓶水。晚上住小店，吃小馆，不准接受任何客户的招待饭，不准给客户添麻烦。我们直接到用户的锅炉房提供服务，为用户排忧解难，查找目己产品的不足，以便不断改进设计、制造和安装质量，让产品提档升级。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拉练回访，虽然行程艰苦，但大家看到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也和他们一样同车同住，都很乐观，情绪饱满，乐于接受挑战，在艰苦创业的氛围中锻炼自己。在2017年年初的回访中，我在天津用户那里看到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的燃气锅炉很有特色。经过现场了解和详细考察，回来后我组织了技术、工艺工程师和第一线的生产制造人员，在美国、德国的产品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发和攻关，并吸纳凝聚了跨行业工艺的技术专长，生产出自己的燃气锅炉产品。这款新产品参加了哈洽会等国内各城市的供热机械设备展，轰动了全国。参观的客商一致评价，红光的产品质量要比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好，价格却只是进口产品的一半。这印证了企业的理念，“我们红光人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功；我们红光人正在做的事，一定要做的最好！”2017年全国工业锅炉行业都不景气，刚过10月就没活儿了，可红光锅炉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期。2017年的锅炉订单增长了100%。红光锅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力打造全国最好的产品面向市场，贡献社会”的发展理念。

1990年12月，红光锅炉集团公司被树立为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1991年6月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乡镇学团结，企业学红光”；2015年我们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2018年1月2日，《黑龙江日报》又在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了我们发展村办企业的事迹。就像村民说的，“红光就像一盆火，围着火盆都暖和，人人加上一把柴，火盆越烧越红火”。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本文呈现了浙江省缙云县好溪村探索集体经济建设的自主实践。好溪村通过村集体积极引导，把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流转与旧村改造，形成了民宿观光、生态农业与福利养老等有机融合，推进新村建设、实现了部分贫困户脱贫。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 浙江省好溪村 土地流转

谁来振兴乡村，如何振兴乡村，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问题。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部分农村经济改革的探索实践表明，乡村集体经济对乡村经济发展、社会重建特别是文化重塑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在全国各地始终保持自主尝试、努力突围的态势。2016年11月，浙江缙云县18位村干部联名倡议要求强化村集体所有权，再次激起全社会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激烈讨论，缙云县好溪村集体经济建设实践也由此备受关注。2018年7月，吕新雨教授带领华东师大传播学院调研团队再次来到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好溪村进行调研，对好溪村如何发挥基层村委会的主体作用、探索与发展集体经济的在地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并对振兴乡村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予以剖析。

好溪村集体经济的建设成效

好溪村位于浙江省缙云县东北的壶镇境内，紧邻壶镇古镇。壶镇是台、婺、处三府通衢重镇，地处缙椒高速公路、金温铁路等交通要道，位于仙都、黄龙等风景区半小时交通圈内。好溪村（含李庄自然村，文中如无说明皆指行政村概念）现有耕地面积150亩，园地120余亩，山地300亩。下设11个村民小组，有户籍人口1527人，687户，党员71人。^[1] 好溪村在缙云县曾是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较为落后的村庄之一。

近年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与“农民老龄化”被喻为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2] 在重振集体经济、推进新村改造之前，好溪村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2012年前好溪村有30多名大龄村民没有结婚，原因是没有稳定的收入和新房，破旧老房很难用来安家娶媳妇。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养老问题，目前全村有80岁以上的老人68位，90岁以上老人5位，他们平时住在老房子靠务农维持日常生计，已无力改变居住环境。此外，村里还发现个别吸毒少年，这对仅有千余人的小村庄来说已然是社会大问题了。它反映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以及当下“乡村衰败”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问题。

好溪村发展的转折点，是2011年新村委班子的成立。在党支部书记郑理坚带领下，村委成员、村民代表和党员先后前往省内“明星村”如航民村、滕头村等30来个“新农村典型”参观考察，大家意识到，依托村庄特有的自然条件优势和村集体能动性作用，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根据2011年省委、省政府文件“扎实推进村庄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建设新农村”的精神^[3] ，好溪村“两委”依靠集体力量，积极推进新村建设、重振集体经济，全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城市化进程和村里人口增加，好溪村由过去人均4分地变成如今人均1分地，村民已不可能再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致富。村集体希望通过统一规划，发展民宿旅游经济和生态观光农业，从而带动村民走上集体经济致富道路。因而，如何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利用，就成为好溪村推动新村改造建设、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好溪村具体实践是：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土地集体化；强化村集体地位，盘活资源回馈性。

2015年以来，好溪村相对贫困的村民陆续搬进了由村集体建造的低价公寓——农民公寓“东方红大厦”，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与此同时，好溪村在村委干部带领下自行探索集体经济建设实践，推动完成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新村规划建设及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了当地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

                                  好溪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推进土地流转和新村建设，实现“居者有其屋”

推进新村建设。好溪村请杭州某建筑公司作新村建设规划，其中包括统一安置联排别墅和农民公寓、整治环境、改建道路以满足消防车进出，以及建设地下管道处理雨污分流等等。这些统统需要村集体对土地进行重新规划，势必涉及每位村民的个人利益。

新村建设，以旧换新，首先要进行宅基地流转。村委会经过缜密研究，提出了村民住房“以旧换新”方案。方案包括村民联建“联排别墅”（置换），和购买村集体建造的农民公寓（换购）两种模式。在符合政策法规的前提下，村民依据自愿有偿原则，将宅基地流转至村集体进行整体统一规划。小区环境道路、房屋水电等配套设施由村集体承担投入。通过这一方式，村集体将零散宅基地纳入统一规划中。自建房也必须按照村集体统一规划。

村集体针对自建联排别墅和农民公寓两种选择，制定了相应的方案，拥有宅基地的数量和自身经济实力是影响村民取舍选择的关键。在置换模式中，村民自建别墅的先决条件是拥有80平米以上的宅基地，并且需要联系建筑公司，建筑公司须先向村集体交付100万元的安全保证押金；若其原居是木屋结构，村集体提供100元/㎡的拆迁补助金，如原居是砖混结构则按450元/㎡予以补偿。在换购模式中，村民选择农民公寓，首先将自家宅基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按2000元/㎡赎买），或换购给同村需要的人（按市场交换价5000元/㎡），再购买村集体统建的农民公寓（售价1200-1500元/㎡）。据好溪村郑理坚书记介绍，制定不同的拆旧补偿金标准是要引导村民更多地选择公寓，节省下来的土地可以做长远规划；一旦出现村民想要建造联排别墅但宅基地面积不足的情况，那些选择公寓的村民可以提供多余面积，由村集体联系供求双方。^[4]

鼓励村民承包地向集体流转。村“两委”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逐年提升土地租金，利用价格杠杆作用，引导村民主动流转土地。村集体提供的租金价格，第一年是800元/亩，次年1200元/亩，第三年固定为1500元/亩；同时承诺，土地在未实施规划前仍旧归承包户耕种使用，以保证村民能在流转后继续获得收益，不至于让土地荒废；在实施规划后，村民每年仍然可获得1500元/亩的租金收益。通过这种方式，好溪村的土地流转方案实施效果显著。2011年首年便有1/3土地流转回村集体手中，经过3年多时间，村集体将原好溪自然村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流转了回来，为后续新村改造和集体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村集体提前将土地集中后便拥有较强谈判能力，可以避免村民个体在土地流转中出现利益损失。

2014年，好溪村正式开始了新村建造。到2018年，全村400户人家，320户拆掉了旧房子，170户左右住进了新居，其中120户选择自建联排，50户左右选择农民公寓——两幢东方红大厦。郑理坚书记表示，通过“拆旧建新”置换宅基地的方式，还实现了村里许多相对贫困户脱贫。

村集体找到致富路

好溪村于2015年成立了好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设缙云县好溪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好溪村惠农金融担保公司等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恢复农村自己致富的“造血功能”。

好溪村把区域优势、新居建设与生态农业有机整合在一起。好溪村毗邻仙都、河阳等优秀旅游资源，但这些景点比较分散，各景点民宿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接待能力有限。为了发展旅游观光和民宿经济，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建造了停车场等设施，成为来往游客的集散地；新村改造后，每家每户都有可用空间改建为民宿、农家乐等服务设施，游客可以住在好溪村，由旅游公司提供游览附近景点的接送服务，临近的赤阳山风景区也是不错的景点。在规划中，流转回集体的连片农田还可统一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供游客采摘体验，增加集体旅游收入，村庄南面的临水空地还可挖出一片人工沙滩，供儿童嬉戏游乐，提供沙地排球等娱乐场地。而村民采取自愿加入集体的方式，统一调控资源。

好溪村还围绕“福利养老、红色教育与生态农业”为核心功能，建设现代乡村社区。在集体经济建设规划中，种植有机农产品，打造“好溪大队”品牌，村集体可以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督。在好溪村新村建设规划中，好溪村幼儿园、好溪村老年养老（活动中心）、好溪村红色文化宣传长廊等都内嵌于社区发展，这些规划都是基于集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强化村集体主体地位，使资源回馈村庄

村集体组织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在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充分发挥出这一关键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振兴才能形成内生动力机制。好溪村新村建设中的旧村拆建、农民公寓建造、流转农民土地等项目，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顺利与否。好溪村集体充分发挥了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建筑公司安全保证押金、村民参与新村建设的“意向金”以及成立惠农金融担保公司等多渠道争取到建设资金。在设计新村建设方案时，好溪村通过把村集体、建筑公司与村民建房的资金关系整合起来，以村集体名义形成谈判机制，调动了外部资金回馈村庄发展。比如，建筑公司要入村承接工程，就需要给村集体提供100万元的安全保证押金，这样一来，好溪村不仅可以凭借村集体名义与建筑公司协商谈判，以确保建筑公司的建筑资质和工程质量，又可以通过这种缴纳安全保证金的方式，拥有流动资金以满足村集体其他建设需求。在郑理坚书记看来，“村集体经济建设也是市场和集体相结合的，关键就是要村两委班子要团结。”^[5]

2012年，浙江省就开始在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农村金融服务的新途径与新模式，^[6] 这也为好溪村探索内置金融实践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2013年，郑理坚和村委会为了推动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曾探索性提出“意向金方案”：他们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示村民若有意愿参与旧村改造，可以每户交予集体2万元“意向金”，一年内无利息，第二年开始年息一分。最终，村集体成功筹得600万元意向金，但是后来由于部分村民质疑意向金使用意图和对旧村改造“期待降低”等原因，有近半数意向金退回村民手中。2016年，郑理坚在参观考察河南信阳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模式之后，借鉴其经验在好溪村尝试发展惠农金融项目。在县金融办支持下，好溪村在完成村集体100万元金额集资后，县政府将提供20%的资金配套，并指定一家银行与好溪村进行合作。该银行在120万元基础上给予10倍授信，即可提供1200万元贷款额度。于是，当年“好溪村惠农金融担保公司”注册成立，这也是缙云县首家农村金融担保公司。在好溪村惠农金融方案中，农民通过担保公司向指定银行贷款的利息为4厘多，同时向担保公司缴纳2厘利息，便可获得远低于同期其他银行利息的贷款，每位村民贷款的最高限额为20万元。金融担保公司将通过由村委成立的监督小组对贷款人进行信用审核，村民在享受贷款流程简化与低息服务的同时，村集体也可以通过收取2厘利息补贴集体收入。

好溪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未来挑战

按照村集体规划的蓝图，好溪村将成为一个集内置金融、民宿观光、有机农业、儿童与社区教育、福利养老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目前，好溪村的社会福利建设还处于规划和设想阶段。村集体初步的设想，是建设村集体公共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首先是建设一个属于村集体的“养老院”。养老和医疗实行集体和市场相结合模式，即对内合作化、互助化和福利化；对外市场化。在教育方面，创办村幼儿园和建设红色教育基地。2016年，好溪村在集体经济负债的情况下，一共发出了8000元奖励金，奖励了村里考学的学生，截止到2018年底，教育奖励金已到发放了近5万元左右；在随后回访中也了解到，好溪村两委、党员与群众代表等也通过了表决，从2019年起对全村65岁以上老人按“每月发放大米15斤、每三月发放食用油1斤”的福利标准，所有物资由村集体统一提供，从而体现村庄养老的集体优越性。村社一级基础教育设施和村社居家养老条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村子里奔跑嬉闹，老人们在夕阳下喝茶交谈，乡村又将重返生机。

好溪村认识到，村庄要想提高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外部输血；盘活村集体经济，恢复农村内在的“造血功能”才是关键，而村集体则是集体经济建设的能动细胞。村集体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带领农民不断探索农村发展道路的积极尝试，这种探索实践取得一定成绩，但其中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矛盾与挑战，同样值得反思。

积极探索基层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7] 在好溪村，凡是涉及两万元以上支出的事项均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每次开会又需向参会村民代表支付每人每天60元误工费。这对于持续展开一系列村级事务诸如土地流转、新村改造等事项的好溪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村集体介绍，好溪村目前集体年收入为50万元左右，而“误工费”开支就占了将近20万，其中又以村民代表大会误工费支出占据比重最大，尽管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属于集体劳动范畴。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设计基层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才能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实作用。新村改造与土地规划使用本是长期建设过程，但村民基于个人的眼前利益，容易与村集体的长远规划产生矛盾。为防止村民“坐地起价”影响整体规划，村干部没有及时解释村庄规划或更改设计方案，村民因不了解村集体做的具体规划，难免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进而对村集体决策产生抵触情绪。乡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宗族、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民主形式有时容易发展成勾心斗角和扯皮。这是对基层民主有效性的挑战。基层集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村民的支持和参与，理解与信任。如何重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中的领导力，发挥农村基层自下而上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这是乡村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现有基层干部任期制也对乡村建设的延续性造成挑战。我国法律规定，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连选连任。^[8]然而，乡村经济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新村建设需要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村委换届频繁，不利于村务规划的顺利实施。不过，2017年全国两会有人大代表就提交了基层组织5年换届的提案，已有包括浙江在内的部分地区展开了试点。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在好溪村新村改造与土地流转中，村集体充分尊重村民土地权益，运用市场机制协调村民之间宅基地供需，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调配，从而实现“居者有其屋”，并使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但是，尽管在浙江省宅基地实际“市场化运作”已有20余年，但这种运作尚未在法规层面得到确认。现阶段，农村土地的有偿转让与调剂，也只是建立在主体间合同契约的基础上，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很难得到有效解决。按缙云县有关规定，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城市资源与农村土地资源结合进行合作开发。不过“合作开发”的实际界限不很清晰。实际上，当下农村宅基地的不少市场化运作都是以合作开发之名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如何确保合作开发中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同时避免农村土地的资本化，这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农村宅基地的规划及使用需要得到上级政府审批。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9] 农村村民建造住宅使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而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等“三改一拆”行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是责任主体之一。但是“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是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在现实中，在土地征用和宅基地的使用上，村集体与上级政府间的博弈长期存在。从好溪村调研情况来看，上级政府与“村两委”之间长期存在互换条件，例如政府征得多少土地，才给村里多少宅基地指标。

除此之外，尽管国家层面一直鼓励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浙江省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业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仍然没有予以村集体以相关合法名义，使其拥有注册金融担保公司的准入资质。这也是好溪村内置金融计划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阻碍之一。因此，农村的集体经济建设仍在期待制度层面的不断供给。

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应对市场冲击

好溪村在集体经济发展规划中，通过兴建农民公寓和联排别墅实现新村改造，有望凭借低于市场价的房价优势，将村民吸引回村居住。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会对乡镇及以上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房地产市场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财政收入等存在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寄希望于发展乡镇房地产来支持经济，同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政府债务，这样地方政府更希望尽可能扩大征地面积和支持房地产项目，对新农村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则不那么积极。

此外，好溪村规划中的养老模式，是集体与市场、公益与商业结合。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还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好溪村的村集体经济能否持续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市场化道路如何走，如何坚持模式对本村村民的公益性，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编辑  杨利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应聚焦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上。

新时期创新体系建设面临新任务

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形势对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建立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加强和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作用。使得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理论更加科学，创新效率大幅提高，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第一，我国的创新能力已经从过去的“跟跑”为主，转向“三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但“并跑”和“领跑”主要还体现在少数技术应用领域，比方说我国的高铁、特高压输电、火电和水电机组等在新技术应用和改进创新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技术的基础科技源头主要还是在外国。

第二，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但是企业创新能力呈多元结构：我们有华为这样典型的创新型企业，但大部分企业处在跟踪模仿阶段。

第三，全球技术进步加快，许多重大的创新出现在交叉学科、出现大量跨界融合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相互融合。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些平行领域，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在加剧，甚至遭到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打压；从商业化角度来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在部分前沿领域，我们的技术发展没有了参照，正如华为任正非所说，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

所以，我们的创新体系建设，要从过去的主体建设，转向加强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和加快培育高素质的要素市场。

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的有关问题

第一，明确创新体系中“政产学研”的定位

首先，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的创新体系，关键是要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优势，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并不等于创新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在企业内部完成。企业主要作为技术集成、科技成果专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的平台。在科学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应该发挥优势和作用，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的优势主要是在学术兴趣和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应该加强以重点学科建设为主的大学基础研究及人才培养。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经片面强调大学要搞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两年开始有所变化，大学办的公司改成股份制，大学主要是参股。但目前大学的研发投入当中，应用研究接近50%，试验开发投入超过10%，基础研究占40%。

科研机构或产学研联盟应作为科学研究的集成平台，重点从事需求导向的科学研究的系统集成，主要是竞争前的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等。根据统计资料，最近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中，试验开发超过55%，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支出分别不到30%和15%，说明其前端科学研究投入不够。

企业的优势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和技术集成，提供面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开拓市场。因此，应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技术集成，成果产业化当中的主体作用。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提供者，共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次，在资源分配方面，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技术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这里明确把市场机制定位在上述几个方向发挥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在外部性较强的领域加大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战略领域的关键环节，以及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创新链的前端。在我国政府的研发投入中，目前40%以上投在实验开发，20%投向基础研究，其中，中央财政R&D支出中基础研究不到30%，各级政府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的约占15%，40%以上投向试验开发，基础研究还不够。我国全社会R&D支出中，只有5%投向基础研究，加上应用研究支出也只占R&D经费投入的16%（2016）。与国际上横向比较，欧美日等国R&D 支出中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在10%以上，有些高达20%。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使得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不牢，很难有原创性的成果。

政府还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政策的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等等。

再次，我国处于从技术追赶阶段转向技术前沿的换挡期，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应有所调整。

在技术追赶阶段，技术和市场都比较成熟，看准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的计划并加以实施。目前一些企业处于前沿技术的领域，市场和技术都存在不确定性，应该更重视市场选择的作用。政府一方面在前期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方面加大投入，在应用技术和新产品研制阶段则由企业决策，发挥市场选择的作用。政府可以作为早期用户，通过政府采购政策，让企业的创新成果有市场检验和改进的机会。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突破创新链的“死亡谷”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过程，不同阶段的风险不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风险高、回报不确定，所以一般以政府投入为主。到后边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阶段，其市场价值比较明显，这一阶段主要由企业来做。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市场化程度和风险不同，所需要的资金性质不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图1 创新链各环节的特点

创新链的“死亡谷”是指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阶段

如果进一步细分，其中有几个重要环节我们还要加强。

根据美国NSF（国家科学基金）统计，他们所资助的科研成果，从提出发现到应用，一般要经过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进一步细分创新链的环节，我们应注重几个重要环节之间的过渡和联系。

一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也可称为应用基础研究）阶段。基础研究大部分是教授在做。应用基础研究有一定的需求导向因素，在这个阶段，应该建立应用转化科学基金，促进有前景的科研成果继续进行应用研究，在这个阶段，企业应该参与项目的评选。现在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对薄弱，管理层对此重视不够。比如企业存在实际应用问题，要请大学教授来研究其原理；实际上大学有了一些基础研究成果，也可以供企业选择。

二是从实验室到产品开发或者到可产业化阶段，也就是中试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应该加大中试和示范项目的投入。中试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投资也有不确定性，目前企业在这方面投资较少。应该吸引企业和资本市场加强投入。在战略性领域，政府要引导市场，比方建立产业化基金，加大中试和示范项目的投入。

三是在科研人员早期创业阶段，要加大天使基金的投入，引导风险投资向创业初期的投入。

四是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中，应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我们强调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时，往往强调科研人员的责任。我认为应该发挥专业经理人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科研人员的精力还应该放在潜心研究上。因为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又懂技术、又懂市场、又懂资本和企业经营的科研人员太少了。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在科研成果转化中发挥专业技术经理人的作用。

多措并举，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

关于增强创新能力，要特别重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里重点谈谈如何通过综合措施促进基础研究的转化问题。

一是要通过立法推动大学科研院所的成果转移转化。美国有拜杜法案等，现在我们已有这方面法律。

二是政府要支持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比方美国有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转化科学计划，这个计划在基础研究成果中选择一些有可能转化、且有商业应用前景的课题，支持它继续进行应用基础的研究，并在美国各州建立应用转化中心。

三是建立政府技术转移资金，促进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和扩散。比如谷歌和高通在创业初期，都获得过美国政府中小企业投资基金（SBIR）的支持。

四是实施战略目标导向的RD&D一体化科技计划。利用国家的重大科技计划，实行科学研究、试验开发和示范项目一体化，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直接转化应用。比方说，美国有先进制造计划、纳米计划、脑科学计划等，我国也有重大科技专项等等。但是，我们重大科技专项有一个重要问题，往往将基础研究和应用产业化同步进行，而前边的基础研究往往没有超前部署，一些资金直接投到了后道应用环节。比如关于集成电路项目，国家花了不少经费，形成了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化能力，而一些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还没有突破。美国的国家重大计划，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然后再列入国家重大计划，而且科学研究超前部署。

按照创新链条各环节的性质和特点来确定资助模式和评价机制

要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根据项目的性质进行分类评价，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实验开发建立差别评价指标。

第一，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引导研究人员心无旁骛的进行扎实研究，培养一批国际水平的科学家。目前，我国在部分领域进入技术应用的并行和领跑阶段，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创能力。我们去日本JST访问，了解他们为什么近些年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长期稳定的支持，使研究人员能够长期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建立以质量为主的评价机制，不能过度强调成果数量和成果转化。比方我们到英国去考察，他们对大学教授5年考核一次，两、三篇好文章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的评价是数量型的，若急功近利，评价与利益挂钩，就不可能以学术为主。现在要求硕士也要在期刊发表文章，博士生还要有两篇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才能毕业。结果现在我们的所谓核心期刊成了发论文评职称的工具。

第三，改进评价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增加原创技术供应能力。基础研究以同行评议为主，重点看其原创性，是否有新的发现或新方法。要长期跟踪评价。应用研究重点考核应用目标的实现、成果转化和利用等。

第四，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格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建立科技道德规范。

第三，改善科技决策和组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对创新链的各环节特点和各环节主体的责任认识清楚之后，需要改善创新投入的组织。要改进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模式，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科技计划形成机制。

基础研究项目应实行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

自由探索，主要是瞄准前瞻性、原创性（包括颠覆性技术）的课题，以科学家为主体。

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也就是应用基础研究，主要是解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比如，企业在实践中提出需要解决的课题、或根据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倒推的基础研究课题。我们处在追赶阶段，要适当加强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在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比例的同时，要加大对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

应用研究项目应重点聚焦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产业生态链的关键环节

比方芯片的产业链，可以分解出一些关键环节，但一定要防止洒胡椒面。我们的重大科技专项投入不少，但每个项目参加单位多，分摊到每个单位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一定要改进我们的资源配置，集中力量突破关键环节。

提高产业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决策程度，增强科技计划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这方面可以参考美国科技计划的形成机制。

一是美国的转化科学计划。在形成基础研究的成果之后，请一些大企业参与分析，如果哪些是有应用前景的，就被列入转化科学计划，这时企业就开始参与到成果转化过程。如果这时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脱节，就会出现一个个分散的科研成果不知给谁用，很难形成拳头产品。

二是美国能源部的R&D计划。美国能源部在制定R&D计划时，分别由科学家和产业界（能源协会）各提出一套计划和规划，然后将两个计划进行比对，如果两个计划相同的项目，可以列入到R&D计划。剩下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自由探索性质的基础性研究可以科学家的意见为主。现在我们有了像华为等具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可以提高产业界参与科技计划制定的参与度。

三是美国智能电网计划。美国能源部组织利益相关者参与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的论证，包括电力企业、设备制造商、用户、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部门代表参与讨论，出台了“Grid 2030”计划，并委托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对规划作了全面的成本效益评估。最终将国家支持智能电网的重点放在配电和用电的智能化上。

四是欧洲的“智能专业化”（简称RIS3）决策机制。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决策机制。采取恰当的方式，尽量鼓励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政府计划和政策的决策过程，确保政策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其作用是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增加了政策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提倡新技术开发与技术推广并举，提高创新的社会效益

最近我们和世界银行开展合作研究，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指出，美国的要素生产率提升有50%来自于新技术扩散，而中国在技术扩散方面相对不足。我国的创新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有利于发挥技术创新的规模效益。我认为在技术扩散方面应加强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体系，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二是建立中小企业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比方说智能化、机器人，如果没有人为中小企业量身订作设备，就很难实现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推广。

第四，加强产学研的合作组织和协同机制

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各种产学研合作的支持

根据国内外经验，产学研合作主要有以下模式。

一是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如，美国的先进制造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ERC），还有SEMITECH等创新联盟等。国家对此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我们工业部门的一些创新中心，过度强调市场化，将很难开展长期性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产学研合作平台难以持续运行。要完善科研组织体系的建设，建立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二是建立“资源配置+研究组织”平台，比如德国的弗朗霍夫研究所，既是一个产学研合作的非营利机构，又具有配置来自政府和产业研发资金的职能。

三是实行产学研战略性合作项目。比如美国当时搞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的开发。日本搞集成电路开发也实行这一模式，政府牵头，五家大企业参与，研究经费政府和企业各出50%，如此组织产学研合作，实现半导体技术的整体突破。

建立共性技术平台

共性技术平台可以是行业级研究机构，也可以组织技术联盟，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可以因业而异。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各工业部都有部属院所，这些院所主要从事行业的共性技术以及部分产品的技术开发。以前这种院所过多，定位不清，经费分散，效率不高，但不少院所对行业的技术研发推广是有贡献的。这些院所转为企业之后，却难以再为行业提供共性技术。我们现在是否需要一些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机构，他们在的创新体系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建设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

鼓励地方建设各类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改进国家资助科研项目和成果的管理体制

改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根据国家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第一批布局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目前，又有新的一批重大科技专项，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好。

国家科研项目管理要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比如芯片，中低端芯片我们已经可以做了，但更先进的高端芯片还是有较大差距，要依赖进口。其重要短板就是前期基础研究不足。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加强责任制，关键是要选对人和选对机构。我们现在有些项目是请大学的某系、某个实验室的某位教授负责，但教授们还有其他工作，要接受大学的其他考核，不能全心全意投入项目研究。美国大学为什么能承担这些任务并有能力牵头，因为它们不少国家实验室是委托大学管理，一些研究型大学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相应的研究团队，有能力牵头管理一些重大项目。如何选择牵头企业也是大问题，例如有些专项的产业化项目是由企业牵头，但有些企业后来经营困难。因此，要选好承担研制任务的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参加，也要发挥好优秀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作用。

改进国家资助科研成果的管理体制。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收入，而是要提高公共财政的科研支出的效率，促进这些项目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技术转移机制

首先，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应多发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的作用，培育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

其次，要改革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成果管理办法。国有机构的科研成果及其专利是无形资产。不能用管理固定资产的办法来管理无形资产——比如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过程要增加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且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其最初的定价于后来形成的价值往往具有较大差距，用管理固定资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差距，就成为国有资产流失。要切实落实科研成果的“三权”（处置权、收益权、使用权）下放政策，落实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调动研究机构和人员参与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再次，鼓励企业加大产学研合作和转化投入：如委托研发、建立合理的知识产权分享机制。注意平衡发明人和投资人的收益。鼓励企业利用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和专利。根据科技成果转化法，政府出资设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可以将成果转移、转化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奖励职务发明人和团队，而不是将职务发明专利权在单位、个人和团队之间进行分割。如果将其分割给不同的单位和个人，将阻碍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继续改进，增加谈判成本。同时，由于一些制造产品，如计算机有上万个专利，将难以界定某个专利带来的价值。

                                     （编辑  迟晨光）

有人说，美国的创新能力强大，是因为发挥了市场的伟大力量，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在发挥市场经济优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美国政府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发现（也有人称之为“竞争前研发”）给予充分的指导和资助，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是研发综合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政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其后在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就将是无源之水。尽管这种说法常常被人抨击，但实际上，政府的作用的确是最不可替代的。

很多美国的文献都印证了这一点。2017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篇《保持美国创新优势的战略框架》报告，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简称ITIF）发表了一篇《理解美国的创新体系》报告，以及美国学者戴维·F·诺布尔所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等，上述文献从不同方面阐释了美国创新体系中政府发挥的作用。

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推动作用

 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计划、规划和战略来确定创新的方向

    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由政府的科技计划引领的。著名案例如：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1957年的“阿波罗计划”；1983年的“星球大战计划”；1993年的“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lan，简称ATP）、“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要求在全美建成通达全国各地的信息高速公路，一个由通信网、计算机、信息资源、用户信息设备与人构成的互联互通的泛在网络）；2006年的“美国国家竞争力计划”；2009年的“国家宽带计划”（又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1年的国家纳米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简称NNI），这一计划到2017年总投资超过240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预算12亿美元；以及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NSTC）发布“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8年9月，NSTC发布美国“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计划”，等等。美国政府不断制定科技计划，而且一直坚持实施，每年都实实在在为计划进行投资，政府始终紧盯前沿科学技术的进展，不断通过国家计划推动本国科技创新的进程。

从2009年开始，白宫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年度报告。在报告中，列出一批政府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表1）。有人说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事实并不是这样。2018年10月，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列出了美国产业发展的三大目标：“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集聚制造业劳动力；扩展国内制造供应链的能力”，还列出了未来发展的五个技术重点领域：未来智能制造系统，先进材料和加工技术，先进生物与医药技术，领先集成电器设计与制造以及粮食与农业制造业。其性质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样的。

二、创造并且维护激励创新的环境

    首先是专利保护体系。美国人说，专利体系是美国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基石。美国专利保护系统“已经成为且始终保持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专利保护系统之一”。该系统拥有一套成熟完善的专利法体系和强大的专利审查及批准体系。

 美国还出台了很多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20世纪中叶，为应对前苏联和日本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挑战，美国先后通过了史蒂文森-魏德勒法案、拜杜法案、国家技术转让法和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开拓了一批项目以促进创新，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简称SBIR），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简称SBIC），以及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简称CRADA）等；实施了政府强制采购研发税收抵免，并降低资本收益和企业税率；设立了鲍德里奇质量奖和国家技术奖章等等。这些政策激励与扶持方式并不比中国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鼓励企业创新活动的几项政策。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规定：研究和开发的年度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每年必须拿出不少于0.2%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目前这一比例提升到不少于3.2%。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简称STTR）则规定：研究和开发的年度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每年再拿出不少于0.15%的研究和开发经费资助产学研合作，尤其是技术转化。目前国防部已将这一比例提升到不少于0.45%。而且这两个计划都规定：政府支持研发的对象，其公司法人必须是美国国籍，公司必须设在美国本土，员工中至少51%是美国公民。所以它对于企业本土化的要求是很高的。

另外，政府制定实施对企业研发开支的税收抵免计划。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首次明确了企业研发支出可以税收抵免。后来出台的“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简称ACI）规定：对增加研究预算的公司实施永久性减税。2007年减税规模为46亿美元，10年来累计减税规模为860亿美元。另外，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采办对研发协议企业的补贴规模也很庞大，像对波音公司研发的支持就非常典型，世人皆知。美国国防部和波音之间的合同，60%是可以不经过公开程序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杜法案”。这部法案是美国1980年通过的惟一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主要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享有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进行重新设计。国家投资研发所形成的成果，本属于公共产品性质，原来的规定是，国家出资的成果属于国家所有，转让收益也归国家。后来政府发现，研发部门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些国家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的比例也很低。所以“拜杜法案”把原来的“谁出资谁拥有”，改成“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国家只保留优先获得许可的权利。美国政府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和激励机制，来加快成果转化速度和提高创新效率。

三、整合创新资源

    有人争辩说，美国的计划跟中国的计划不一样，美国的计划是引导性的，不带有强制性，且国家不直接插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美国的科技创新计划中，政府部门不仅出面组织实施，而且财政投入也是真金白银。

    比如“曼哈顿计划”，共动员15万人，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阿波罗计划”参与单位包括上百个研究机构、120所大学、2万多家企业，共计30万人，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

尤其是“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简称SEMATECH），是美国政府整合资源、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与芯片科技直接相关，这主要是国际半导体产业竞争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势头凶猛，在国际半导体贸易中一度超过美国。但为什么后来日本放弃和美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竞争呢？这和美国政府的打压、特别是和美国SEMATECH的成立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联盟是1987年由美国政府主导成立的，政府每年为其提供10亿美元预算补贴，把全美14家顶尖的半导体制造业企业组成一个战略联盟。联盟规定，成员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公司，外国企业及其在美子公司不得加入，像日立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曾申请加入，也被拒绝。联盟内部有400多名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实现技术共享、成果共享。这一联盟后来发展到负责管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全行业的解决方案，形成一个庞大的“巨无霸”。

    2016年，为了应对“工业4.0”的发展趋势，美国政府又创立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简称NNMI），它把全美7个重要的研究机构联合起来，这些研究机构原来分别致力于包括3D打印、先进光子学、先进复合材料、混合电子在内的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最新的例子是美国“量子信息国家战略”。联邦政府认为，量子信息科学是即将发生新一代技术变革的领域。为此，建议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量子信息科学分会，以统一协同这一领域的科研方向与资源整合，促进形成由政府、学界和企业组成的“美国量子财团”，同时宣布美国能源部在年度内努力把该领域28个研究所和9个研究室结合在一起，并发放2.2亿美元以资助85个研究项目。

   当然，美国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非常到位的。但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整合资源，贯彻国家意志方面，推进应用科技和相应产业进步方面同样做得很到位，而且做得更好。

四、直接或资助进行“种子研究”

    美国人认为，政府是产生并资助基础科学的唯一行为主体。因为私营企业要讲商业回报，第一它没有足够的实力，第二没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基础研究见不到回报，重大的突破性创新所包含的失败风险，企业也无力承担。只有“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和能源部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联邦政府会进行或资助进行基础和竞争前研发，并承担私营部门不愿意接受的初始风险”，基础和竞争前研发也就是“从0到1”、“把钱变为知识”的科研活动。

    在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像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另外，像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更不用说互联网最早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

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经说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有些人只强调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国家的角色是太重要了。

美国国防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布局、发现、辨识和培育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美国国防部下设10个研究机构、10个实验室，负责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美国国防部下属DARPA，它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辨识和培育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美国国会在一个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说，DARPA 鼓励、资助并管理军界、工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项目。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推动了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比尔·盖茨讲过：“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我建议政府给它两倍的项目，给它四倍多的钱。”最近的动向是，美国于2015年成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小组（后改称“国防创新小组”），任务是更快地对创新活动作出反应，更快地从民间找一些“黑科技”并应用于军事领域。

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2018年，美国对我国两个重要的信息高技术企业实施打压，即中兴与华为事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我们认为，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已经从“当量”时代的“核讹诈”，进展到“比特”时代的“芯片讹诈”。在热战或机械化战争时代，各国比的是“当量”，所以核武器是霸权国家进行军事讹诈的最重要利器。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比的是基于信息体系的作战能力，芯片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高科技战争，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声称美国先进导弹中的各类核心芯片，多数必须依赖日本，这引起了美国朝野普遍恐慌和高度重视，刺激美国进一步推行系统的支持半导体产业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一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必定是战略性的，它面对的是国际竞争。我们不仅仅是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必须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突破，而且还要更好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动自主创新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中作用，并不是否定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开发性研究以及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实现中扮演了主体角色。美国的一份报告写道：“企业（私营部门）的重点在于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事实上也本应如此。私营部门擅长采用成熟技术或接近成熟技术并将其转换为具有商业利益的产品。而其在可实现长期回报的‘种子’研究方面并不擅长，直接原因在于周期太长，投入太高，不确定性太大。”所以，企业与政府需要在创新链路上不同环节进行有效分工，共同推动创新浪潮。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出台了基于技术成熟度的创新管理模式。（图1）

图1 美国创新管理模式

从图1可以看出，在技术成熟度1（基本原理发现和报告），到技术成熟度6（原型机的验证），主要都是由政府进行投资。当技术成熟度推进到4（即部件技术或子系统技术得到验证）这个阶段，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可以开始介入。而企业的投资，一般都是在原型机验证已经成功以后，将这一成果交给企业进行转化。这一阶段的研发也是企业最擅长的。对于一个动态的体系性创新过程而言，基于不同技术成熟度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企业在创新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协同创新的最后一环，同时又是下一轮创新活动的起始环。没有企业的参与，技术将无法完成转化，知识转换不了钱，创新链路无法完成。也正因为知识转化不成钱，政府也就没有钱去进行新一轮的基础研究投资，新的创新环路也无法起步。由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太重要了。

    “中国芯”无法发展成为主流，最关键的就是商业化没有完成。我们已有几家主要的芯片研发单位，技术成熟度大约是4到5级，但是缺乏企业将技术进行商业化。

    “龙芯”在部分国家重大装备中的应用，实际上已经打了成千上万个补丁，越来越好用。实际上，微软不也是在用户应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不断打补丁才逐步成熟的吗？如果我们从那时起就坚决上龙芯，基于龙芯开发软件，投入应用，开始时用户体验度可能不好，但是慢慢通过打补丁和不断升级，我相信现在也会一样好用。关键是要先用起来。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有的高科技企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也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在核心装备和元器件上长期习惯于依赖国外进口，关键领域被人卡住脖子、甚至失去经营主权，没有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有的高科技企业在卖产品的时候要求国家与用户支持民族产业，当需要它去支持国产自主技术时，就高喊“市场决定”、“遵循国际通行规则”，这显然说不过去。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利用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发挥本国市场定义产品和标准的权力，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的工具，以及产业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即使刚开始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政府应该是一个“农场主”的角色，它负责选择与培育种子，负责土壤与耕种的环境。国家科研机构应负责育种与育苗，也是全程的“技术人员”。企业主要负责后期的管理与“收成”，而且负责把“收成”转化为下一轮耕作的资本，把知识变成钱。国防部门是农场主的“代理”和最重要的“帮办”，承担“育种”，又负责全程的引导、调度和指引。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代村地处革命老区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的城乡结合部，现村域面积3.6平方公里，村民1200多户，社区居住总人口1.1万人，曾是一个远近皆知的贫穷落后村。王传喜同志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近20年来，率领“两委”一班人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选择和坚持“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新型集体化道路，把一个贫困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的产业美、村庄美、人文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代村先后荣获“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全国敬老模范村居”、“中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王传喜同志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

19年前的代村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环境差、治安乱，土地分配不均，农民收入低，贫富悬殊大，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支部一心想干事，冲不破阻碍；群众一心想致富，舍不得利益。村庄的发展之路，群众的脱贫之路一度停滞不前。1999年，代村两委换届，一支“敢吃第一个螃蟹”的年轻领导班子，紧紧依靠群众，从转变思想观念到平均分配土地，从小规模集中经营到万亩土地流转，带领代村走上了集体化经营道路。2017年，代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代村一跃成为率先脱贫、率先全面实现小康的富裕村，实现了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

产业融合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传统农业所产生的效益已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是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乡村如何发展，发展什么，每个乡村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但基本原则不变。

一是找准优势定目标。村庄地理位置、地域特色、发展基础不尽相同，必须要找准村庄优势，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谋求发展。代村地处山东省兰陵县城乡接合部，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历史醇厚，党群关系紧密，尤其是大片的土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得以有效保护，为依托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搞集体化经营创造了条件。2006年，代村委托中国农科院编制了《山东省苍山现代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引进了十几家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进驻园区创业，建成了占地1000多亩的农业设施基地，年产3000万株种苗的种苗工厂，一批蔬菜加工出口企业落户示范园。在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全村又及时调整战略，把工作重点放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培训和农业新技术引进示范上，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运用新设备，建成了10万平方米智能温室和100座日光温室；示范引进100多个蔬菜品种，发展立体栽培和多种类型的无土栽培，农业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机器人劳作等农业新技术广泛应用；成功举办6次兰陵（苍山）蔬菜博览会。

二是看准机遇寻突破。俗话说，“万物皆有时，时来不可失”，只要把握了发展机遇，就是迈向了成功之路。当一、二产业发展初见成果之时，代村又将目光盯在第三产业上，一个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国家农业公园、实现发展现代农业与农业观光旅游“双园合一”的创新想法应运而生。

2012年，按照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总体规划及重点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代村开始了国家农业公园的建设。展示农耕历史的“沂蒙山农耕博物馆”，如梦如画般的“雨林王国”、“竹林水岸”、万亩油菜花基地、原生态的涵养湿地相继建成；首期“沂蒙老街”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二期“印象兰陵”正在建设中。2017年以来，全村继续加大乡村旅游投入，先后以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幸福家园》为蓝本，建设了辉煌中国馆、幸福家园馆，改造老知青农场、建设了中国知青村；围绕观光火车沿线打造了“一带一路”景观。2017年全村旅游业门票收入突破3500万元。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代村真正走出了一条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乡村旅游、商贸物流、建筑装饰、教育医疗、节会展览等融合发展的新型道路。

三是认清问题补短板。问题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而问题往往就会成为发展的“良药”。群众思想不统一是集体化经济发展遇到的首要难题，化解这一难题没有捷径，必须以农户自愿为原则，通过积极的政策宣传，吸引群众参与到集体化道路中来，切不能搞“一刀切”。其次是人才队伍跟不上发展节奏。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在发展中，人才素质低，专业不对口，培养周期长，“留不住人、拴不住心”等问题普遍存在。解决人才缺口，应该树立紧迫意识，通过前景吸引人才，营造环境留住人才，主动帮扶感动人才，多岗位锻炼培养人才，立足长远储备人才。代村的人才建设坚持“请进来，送出去”的原则，先后高薪聘请兰花培育、农业种植、企业管理等专家教授6人，成立了劳模创新团队，同时吸引大学生人才和优秀退伍军人参与企业管理，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其三是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动力不足，源自信念不坚定，理念不更新。尤其是领导班子，应始终坚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创新，起到带领群众、鼓励群众的作用。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推进乡村有效治理是完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1999年开始，代村就围绕生态环境、治安环境、文明环境、基础设施等开展了持久的治理。

村民“自治”最给力。把村庄自治权利放给村民，让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认为“集体的事就是自家的事”。畅通民主，广开言路，让村民有意见敢说，有建议能诉。村里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成了党委汇报工作，群众提问题的最好平台。每个村民都是村里的保洁员、保安员、战斗员，家家都有责任感。

用好“法治”有遵循。凡事都要依法，“法”治是乡村治理的主要遵循，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不能靠钻法律的空子。由于代村地理位置优越，土地价值较高，一些“三废”排放不达标的企业想来分一块蛋糕，但都被两委成员严辞拒绝。支部坚持的原则是“为了利益卖了土地，鼓了自己腰包，害了乡亲们，即违法又违道义，这种亏本买卖做不得”。以支部严格守法为榜样，告诫党员群众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坚持“德治”立精神。“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将推进乡村治理长期有效。代村党委充分利用“沂蒙乡村振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主阵地开展道德讲堂，依托“三馆一村（村史馆、辉煌中国展馆、幸福家园展馆、中国知青村）开展现场说教，提高广大党员群众树立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村两委主动担任宣讲员，会议中，岗位上，田间地头，都成为提升道德意识的宣讲台。积极开展“道德模范”，“十星级文明户”，“美在农家”，“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树立群众守德敬德意识，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通过德治形成了“爱国爱村、大气谦和、朴实守信、勇于拼搏”的代村精神。

共享发展成果是走集体化道路的根本遵循

代村在实行土地流转、集中经营之初就意识到，要让集体化道路走下去，就必须让人民收入增加，“腰包鼓，精神富”才是农民心中的硬道理，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才能更好培植群众信念，汇聚力量。为此，代村实施了大病补助，使居民大病治疗的费用得到解决，每年组织职工村民参加至少2次健康体检；实施在校学生教育补助，学龄前儿童入园不出村，初中以上就读生每年补助4000元、考入大学奖励1万-5万元；按时发放生活补助，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优待补助；实施劳动技能培训补助，解决青壮年农民择业、就业问题。全村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每年都有村集体“分红”收入，村民的幸福感逐年提升。

共享生态宜居。实施旧村改造，建成居民楼65栋、小康楼170户，全体村民整体搬进新楼房。同时推行住房按需分配，保证本村已达婚配年龄的青年随时有房住。建设省级规范化小学、幼儿园、社区医院、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公寓、诚信中学、社区服务中心等社区配套设施，实现了“工作就在社区里，服务就在家门口”。

共享文化成果。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代村党委投资建设了村民文化广场，配有图书室、阅览室，设立文明一条街；成立了老年秧歌队、腰鼓队、器乐队和青年舞狮队等群众性娱乐组织；开办代村报，讲述代村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小情。通过让文化生活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同时，推动文化兴企、文化兴村，进而实现文化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转变：由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这是激发农村内生动力的两个必备条件。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 

强化集体所有制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取决于乡村的内生动力，然后才是国家的扶持。如果一个村的内生动力不足，即便国家扶持力度很大，终究还是发展不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实践证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确保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断激发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创造惊人的奇迹。没有集体所有制，就不会有红旗渠这样的奇迹，也不会有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这样的明星村。

因此，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的根本出路，首先要强化集体所有制。由于集体所有制长期不断虚化，人们对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以为规模经营就是集体经济，家庭农场就是合作社。这势必忽视集体所有制有关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归属问题，导致不少的集体经济项目及合作社名不副实。目前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脱贫工作一味依靠政府拨款的方式不是出路。很多集体经济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起码要求不只是土地集体所有，而是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等归生产者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的最终目标，不仅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且包括所有的劳动成果。只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才能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仅仅是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却不是最终目标。放弃这一底线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难以壮大，因为集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坚持乡村自治 履行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个别农村的发展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刘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刘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实现。

总结这些村的成功经验，除了集体所有制和好的带头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乡村自治。熟悉刘庄的人都知道，刘庄不仅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而且始终把自治摆在首位，做到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跟风、不刮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很多集体经济成功案例的最大共同点就是，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这些村的实践充分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在经济上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却不一定在政治上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只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显然，以往人民公社时期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未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这也是至今许多农民不愿意回归集体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把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亮点，若能把握好这一点，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 

乡村自治并非回到私有制时代

有人认为乡村自治就是回到依靠乡贤治理的私有制时代，这显然忽视了集体所有制及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所有劳动者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后者只有少数人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其次，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强化乡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避免了私有制下乡村自治出现的“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现象。

第三，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体现的是平等关系，二者只是分工不同，可以相互监督。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体现的是不平等关系，被管理者只有劳动的权利，却没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第四，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不允许出现人剥削人的行为，因而不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势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

第五，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造就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乡村干部。如刘庄村的史来贺、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航民村的朱重庆、兴十四村的付华廷等，都是一批无私奉献的带头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因缺乏群众监督的条件，容易滋生村霸地痞甚至黑势力，危及基层政权和社会安定。

第六，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做到统分结合，有利于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只利于分不利于统，势必阻碍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显然，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优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上述那些成功的乡村之所以能够取得十分惊人的成就，就在于这些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 

集体所有制并非回到人民公社时代

有人认为回归集体所有制就是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时代，这是忽视了乡村自治与政府管治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第一，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则在村一级组织上面加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领导成员基本上都来自集体所有制的外部，并且都是“吃国家饭的”，因此体现的是政府管治。

第二，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贯彻群众路线；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政府的权利，容易出现官僚主义。

第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注重满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具有明显的务实性；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比较注重上级的检查督促，容易出现形式主义。

第四，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体现因地制宜，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

第五，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因素少，因而可以做到因时而异，一旦发现工作有误可以及时纠正；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因素多，即便发现政策有误，也难以及时纠正。

显然，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大大降低政府管理国家的成本，有效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刘庄村、华西村、南街村、航民村、兴十四村，以及今天的很多成功案例能够在短期内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可能，不仅在于这些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还在于这些村的管理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因此，这些村的路既是新路，也是正路。这些村的成就既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乡村自治的必要性，他们的实践为农村“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依据。

集体所有制优越于个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优越于政府管治。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乡村自治，才能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前的问题，不在于农村集体所有制，而在于当时的管理缺乏乡村的自主权。农村改革初期农民之所以迸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就在于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而改革后逐渐形成的“三农”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做法不仅背离了集体所有制，而且忽视了乡村自治。

（编辑  宋斌斌）

2018年12月9日至10日，浙江省缙云县委、县政府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为期两天的“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经验交流会” ，旨在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来自黑龙江、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贵州、西藏以及缙云本地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参会讨论，还参观了舒洪镇仁岸村，听取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

缙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一波介绍，近年来，缙云县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和实践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期望此次经验交流会，为进一步打开“两山”通道、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社会各方都时刻关心的宏大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放农业生产力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弱点日益突显，乡村人口外流，广大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近20年，中央为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加大支农投入、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等。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深化改革，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原则。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全面阐释。他再次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1]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所有工作的落实最终离不开发展和巩固新型集体经济。近年来，各地农村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对现有的和发展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十分必要。

孔丹理事长表示：乡村振兴是具有导向性的国家战略，要结合历史和现实，因地制宜地探索新型集体经济体制，努力寻找各地发展集体经济的共同规律，把成功典型加以宣传和推广，多样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从而实现各地乡村振兴。

从本期起，我刊将陆续刊登有关乡村振兴，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经验和案例，其中有连任51年的村（大队）党支书兼村办企业领导，有荣获全国和省先进村集体和劳动模范的带头人，他们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一心带领群众致富的感人精神，催人奋进。

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对主体和理念有着准确清晰的认知，不同的理念和假设之下设计的制度会截然不同，比如基于员工是可信和不可信两种假设前提下设计的公司管理制度就会是截然不同，管理的可操作性、管理成本和结果也会完全不同，所以就创新体制来说，对创新的理念和创新主体能否有清晰的认知尤为重要。这里就我自己的经历，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从一个案例看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创新的案例，从这个案例我们来看看，创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华为有一款业界首创的分布式基站。这个分布式基站不用风扇，采用自然散热技术，能在各种极限环境下可靠运行。2012年底，产品线提出让分布式基站RRU散热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需求。电子设备的散热是一个业界的难题，由于集成电路的摩尔定律，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散热技术成了一个瓶颈，这个分布式基站也同样面临这种困境。

在前期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散热能力通过反复优化已经逼近极限，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的难度，就相当于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每提升0.01秒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显然依靠公司内部的研发人员肯定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研发团队向全球业界专家发出邀请，联合学术界一起攻关。最后是一位姓夏的教授跟研发团队合作，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发。不出意外，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方案讨论了很多轮一直没有突破，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13年的8月份，有一次午饭后，夏教授与研发的几位同事在湖边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盯着前边一片树林不走了，然后弯腰捡起一片叶子，笑着说：“也许这片叶子就能解决你们的难题。”，他说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吸收阳光，阳光会将叶子的表面温度大幅提升，如果不能够快速散热，叶子就会被灼伤。那为什么叶子不会被烤焦呢？是因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它得以发展出最优的散热结构，可以通过叶脉快速蒸发水蒸气来散热。由此，他想到了仿照叶脉的功能和结构来设计散热系统，提高散热能力。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了无数次计算后，夏老师的假设得到了验证，最终他跟研发人员一起合作设计出了“仿生散热器”。这个仿真散热器作为首创技术应用在RRU上，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散热效率提高了15%，而原来连提高1%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作为基础研究在应用创新中的价值和作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钱变知识”和“知识变钱”

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中，夏教授是大学老师，具有很强的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而华为的员工又有很强的实验表征和设计应用的能力，强强结合，获得了应用技术的突破，并且在一系列产品上都用上了这个技术原理和功能部件，使得产品的竞争力得到全面增强。

从这个案例里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产品的应用创新，比如这个研制成功的仿生散热器。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前期基础研究的理论积累，就像夏教授这样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前端基础科学的进步，后面产品的应用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现在的媒体舆论有很多误解，谈到创新往往只聚焦于能够“变现”的技术发明也就是应用创新。但是从全社会层面看，创新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企业把知识变成产品，也就是把知识变成钱，向国家交税；国家收取的税收再投入到高校和研发机构，让他们把钱变成知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循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前面的“钱变成知识”那一部分，而对后面产品创新能够“变现”的部分比较重视，尤其是对所谓一夜暴富津津乐道。当然从人性来看，大部分人不重视“钱变成知识”也是正常，因为看不到它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国家层面不能以这种理念去设计创新的体制或政策，否则创新将不能成为一个能够良性循环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研发的应用创新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知识的积累，所以尤其应该从制度上重视把“钱变成知识”的基础研究这一环节。

我们今天媒体上宣传的所谓“中国新四大发明”，实际上是享受了全球基础研究的溢出效应，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应用创新，当然这个应用创新也是对社会的极大贡献，但决不能因此忽略基础研究的巨大贡献而片面地强调应用创新。

“钱变成知识”和“知识变成钱”这两部分功能结构通过国家税收把它串起来形成循环，后面部分将“知识变成钱”，是应用创新、产品创新的环节，他的驱动力在于企业，其实国家并不需要花太多钱去投入。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创新产品的稀缺性使得企业能获得高额回报，所以企业逐利的本质可以成为应用创新或产品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即使创新具有高风险，企业也会在高回报的驱动下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去。

但是，企业和资本又是厌恶不确定性的。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不是说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指规则或者说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愿意投入巨资、甘愿冒创新的风险，是因为能看到高额的回报；但如果环境和规则不能保障他冒险获得的回报，那他是不愿意投入研发的。

打个比方，假如我投入10个亿研发一个新产品，但产品出来后，别人花100万就把我的技术和产品“山寨”了，很显然研发和“山寨”这两条路回报最高的是“山寨”，逐利的本质一定会驱使我走“山寨”那条路，绝对不会去走巨资研发这条路。所以，在知识变成钱的这个应用创新环节，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规则的确定性，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如果不能保证企业研发成果，不能够保证企业和风险资本的投入能够有效产出，那它绝对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走，国家投入再多的钱都无法驱动，因为人性使然。一个好的创新制度一定是像黄河的堤坝一样让人性的欲望之流浇灌万亩良田，而不是成为洪水为害一方，这个堤坝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而在“钱变成知识”这个环节，和“知识变成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因为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不能变现，甚至完全不能变现的创新过程，是需要“板凳要做十年冷”的，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企业也是不可能承担的。因为企业是逐利的，它不可能把钱投进看不到回报的项目。这个社会功能是要国家来承担的。这一部分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没有这样的源头，后端的应用创新将无以为继。

比如关于5G的创新贡献，无论是以华为等中国企业为主导的控制信道编码Polar码，还是以高通等美国企业主导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编码方案LDPC码，都不是由企业提出的。LDPC码是由美国麻省理工的教授Robert Gallager在1962年提出来的，这是最早提出的逼近香农极限的信道编码，由于受限于当时难以克服计算复杂性而被人遗忘，直到1996年才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后来被WiFi标准采纳。Polar码是2007年土耳其毕尔肯大学E.Arikan教授提出的，2009年开始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实，一是信道编码是数学家们原创出理论，通信企业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研究实验，并使其落地与实际应用，数学家的基础研究是5G编码应用创新的源头；二是LDPC码在数学家提出之后三十多年才被采纳应用，之前的几十年没有变现的可能性，而更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沉寂在那里等待哪一天能重放异彩，业界通常有一个说法，“一千篇论文才有一篇能转换为工程应用”，但如果没有那一千篇，就绝无可能有转换为工程应用的那一篇，所以，在“钱变成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功利，它强调的是“无用之用”，需要去功利化。而后面的“知识变成钱”那一环则是要以知识产权来保护好功利心这个市场源动力的；第三个事实是创新是需要全球化开放合作的，5G的创新就是全球化开放创新的合作典范，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共同合作把理论基础变成应用实践。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需要开放合作，基础研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开放合作才有更大的可能更快地使之成为应用实践，在造福于人类同时也获得价值变现。

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解，我认为，创新一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创新，脱离了这个全球化背景就会陷入封闭，而所谓自主，一定是要建立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脱离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去强调自主创新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家倡导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创新体制更应该以开放创新来面对全球化进程，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创新的源动力。

开放合作的基础是尊重和承认他人的智力成果

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创新的基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西方公司相比，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中国企业起步较晚，欧美公司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成长，积累了大量的智力成果，我们只有在继承他人成果基础上进行开放式创新，才能跟上全球化的潮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尊重和承认他们的智力成果，通过合理的付费，学习和继承领先的技术。

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创新成果是平等对话和寻求合作的前提。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是几句话或者是一个公式就能在产品研发中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价值变现，所以不仅仅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构建知识的价值体系，更要营造一个普遍尊重智力成果的环境，才能在全球的范围获得合作与发展。

新发展阶段要“以人为主体”

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是创新的主体。在以往40年改革开放中，我们主要依靠资本加劳动力的方式，依靠人口红利使我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产业升级的阶段，需要从世界工厂进一步成为创新社会，但过去的成功并不是未来可靠的向导。过去的成功主要靠资本加劳动力，我们今天产业的升级，则需要靠激发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这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发展方式。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也即将进入智能时代，跟过去传统的物质时代相比，人的要素更加凸显。在物质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大。比如流水线上最优秀的工人和最差的工人、最优秀的出租车司机和最差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产出和收入差别不过是几倍；但是在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以及未来的智能时代，人和人的之间的贡献可以相差百倍、千倍甚至更大，一个算法你能研究出来，成果就全是你的，否则就是零。

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差别在于社会财富的构成；低收入国家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自然资源，高收入国家最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我们在中等收入国家往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要约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人力资源的财富提高上去。制度的核心，也必须从“资源、资本”转向“人”。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不能实现，就可能总是在传统观念中兜圈子，解决不了问题。

建立有利于激励人的创造力的制度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一定要贯彻“人本主义”理念，如果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这条路将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的媒体上喜欢讲中国现在有工程师红利。确实，我们一年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大量学工程的人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规模。但是在创新这个领域，工程师只属于“把知识变成钱”的环节；我们现在最弱的，还是前面的“把钱变成知识”那部分，也就是基础研究。就拿刚才的例子看，如果没有夏老师提供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我们再多的人扑上去也出不来“仿生散热器”。如果没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后面“知识变成钱”这个环节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源头。而我们现在恰恰缺失基础研究，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要让每年毕业的800万大学生产生工程师红利效应，就不仅仅要重视基础研究，更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获得全球基础研究的合作，只有嫁接全球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有真正的工程师红利。

要补齐基础研究的短板，制度的设计就一定要围绕人这个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果不能够给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解决各种后顾之忧，他们是做不到“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如果一位教授坐在办公室，天天想着明天的奶粉钱在哪里，下月房子的按揭钱在哪里，他是不可能安心做研究工作的。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核心要素，但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主要是适应之前以“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方式，所以现在很多政策，并没有把“人”（投身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作为关键要素，真正着眼于激励人的创造力。

比如说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有“按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税收”这一优惠政策，也不能把人员费用计算在研发经费内。其实在创新活动中，企业投入最大的就恰恰是对人的投入。当然，这个规定可能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早期的研发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所有的工资都是国家发的，所以当时认为不应该把工资放在研发成本中。但现在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是民营企业，它的研发投入中最大的一块支出就是用于人的支出。   

好的创新体制是小心呵护人性而非挑战人性；好的创新政策会让人的欲望成为创新的源动力，这是创新制度设计的核心所在。总之，建立以人为本的创新制度，坚持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开放创新，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合作共赢获得世界的尊重。

    （编辑  苏歌）

新文明城市建设的开始

目前中国大概有500多个城市在进行数字城市的试验。杭州市走在前面，杭州市政府已经建构了六大数据库，包括人口库、法人库、证照库、信用信息库、办事材料库和共享库。这六大数据库已经覆盖了杭州市420平方公里，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创举，这种大数据库，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杭州的城市结构，这就是新文明的开始。

中信的华晟基金和浙江省余姚市政府在余姚市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正在进行云城的人工智能各项试验，比方说，他们已经跟22个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法律机构签订合约，进行各种合作，其中包括当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保险怎么办，法律纠纷怎么办等等。类似这样的新的城市运营管理方面的试验，这也是历史性创举。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为贯彻中国政府在推进城市化中“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针，做体制机制性的实验。比如说，在这里政企合作成立了招商领导小组，成立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企业能够和政府一起成立这样的机构，我认为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创新，是历史性的创举。

再比如，阿里巴巴的电商模式仅仅改变了流通领域吗？我认为它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整个商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

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的区别

国内500多个城市正在做这样的试验。这些仅仅是开始，假如说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实现强国梦的时候，中国城市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格局呢，这里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技术是不是文明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仅是一种物化状态吗，我认为科学技术首先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时又是知识系统，因此科学技术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最关键的基础性要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数据这样新的科学技术会不会创造新的文明呢？

第二，中国的数字城市会不会走向新的文明城市呢？

第三，新文明城市和工业文明城市究竟有什么不同，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不同？

第四，新文明城市是不是实现中国强国梦的最佳途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强国，仅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是不能成为强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仅仅是第一个要素。还有第二个要素，它必须具备多数人认同和接受的价值系统。第三，这个价值系统能够制度化。这样的三个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它才称得上是强国。那么，新文明城市化会不会使中国实现强国梦，即具备三个要素的最佳途径。如果可以的话，中国将怎样推进这样的新文明城市。

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提出了几个假设。

首先，什么是文明？文明仅仅是一个分历史阶段的描述性概念，它的外延大到不能再大，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对文明这个概念做出精确可接受的学术界定。这里我冒昧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文明是对以科学技术、价值、制度为核心要素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进步状态的描述，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这是分历史阶段的描述性概念。

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知识系统，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有内在和外在两种价值。内在价值是中立的，它的外在价值是与社会系统良性互动的，将会形成特定的价值倾向，这样的价值倾向规定了制度的方向和目的，而制度塑造了人的行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行为都在制度框架内，脱离制度的行为是不存在的。价值规定了制度的方向和目的，制度是价值的载体和实现手段。制度塑造人的行为，保障了价值的社会实现，以此建立某种秩序并形成某种文明形态。这样界定文明这个概念，如果它是成立的话，接下来可以类比工业文明和新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有什么区别。

第一，科学技术不一样。工业文明城市的科学技术主要是物理学和化学，科学和技术之间是相对分离的，技术和技术之间也是相对分离的。大数据、物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最尖端的技术群，它们之间是融合的，不是分离的，尖端技术之间的融合必然带来一个结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和融合。因为大数据，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当中将现实世界进行编辑，进行优化组合，提供最佳方案。比如说GPS是最典型的现象。我把新文明的科学技术最根本特征用两个词概括，融合、最优化。

第二，基础设施不同。科学技术不同必然带来基础设施的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基础设施，以中心化为基本特征。通信是中心化的电视、电报、电话，能源是大规模集中化的煤、电、油的生产和供应，物流业是中央向外辐射的集中化的物流，飞机、汽车、轮船都是如此。

新文明中的基础设施是去中心化，比如通讯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量子计算机已经出现了，美国报道，在美国量子互联网已经实现了800公里的实验。区块链很快将会普及，5G在中国两三年内就要普及，那时候物联网是什么格局，每家每户几千件物品都可以在网上，基础设施将完全变化。

第三，生产方式不同。基础设施的变化带来的，将可能是生产方式的不同。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是大规模、集中化和标准化。而在新文明当中，分散化、数字化、公有化将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美国的里夫金教授甚至使用“技术社会主义”这样的词，因为大数据等很多的生产要素是共享的，共有的。

第四，价值观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带来价值观的变化。在工业文明当中，占有是第一目的，效率是第一原则。若以效率为第一原则，自由主义的价值更适应这样的社会结构。但工业文明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大量问题，概括起来为两个冲突。一个是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冲突，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冲突。在新文明当中，我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共同体主义，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才是主要的目的，共有和协同是主要原则。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可以做到良性互动的。

第五，生活方式不同。在工业文明当中，因为生产方式本身的大规模和集中化、标准化，生活方式也是大规模和标准化。首先是大规模的城市，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挤在一起。医院是大规模标准化，学校也是标准化大规模，批量生产人才。拥堵和污染的交通，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等等。

在新文明当中，我认为生活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去中心化和网络化。首先，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目前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将消失，发展趋势为小规模、分散化。在这样的小规模、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小规模网络化的医疗，小规模网络化的教育，甚至点对点的教育、医疗，便利的网络化的绿色的交通，个性化，分散化，网络化的消费，也是个性化、分散化的休闲，这些都是可能的。

第六，结果和状态不同。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但是同而不和，因为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经济社会价值无法融合，因此是同而不和的文明。工业文明时期发生了两次战争。物质这么丰富，目前还有那么多不平等，疾病、贫困、恐怖主义困扰着人类，恐怕是价值的问题。在这样的文明当中，80%的人为20%的人服务，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我概括为，工业文明是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是价值理性严重缺失，人文关怀，道德关怀，严重缺失。这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孤独，而且是不可持续的。新文明我认为是和而不同的文明，因为是以人为本的，不是以物为本的，是长尾法则，而不是二八法则，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的文明，因此它是可持续的，这是我对新文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新文明城市的推进

上面的这些假设假如说成立的话，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才能有效的推进这个进程呢？新文明城市的建设，我认为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综合性的中央机构才能推动。为什么？

第一，这样的一个新文明以及新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程。首先它是全局性的变化，因为现在的这几大尖端技术会带动整体技术群的变化。其次它是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必然带来人的行为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和价值观的变化，例如区块链将带来组织方式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最后它是破坏性的变化，这因为这将是新旧交织和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可能发生很多矛盾，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很难驾驭。

第二，目前有一部分人对新文明的前景盲目乐观，但更多的人则比较忧虑。比如说人会不会变成技术的奴隶，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会不会形成新的互联网垄断，个人的隐私会不会受到侵犯，新科技和恐怖主义的结合会不会危害社会安全，新的生物技术会不会干涉人的自然进化甚至挑战人类伦理。等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还要看人的能力与主观的努力。我相信人类有这个能力遏制负面影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三，必须树立新的“文盲观”。在工业文明时期不识字就是文盲，但现在不行了，因为技术发展速度太快，不学习就是文盲。不树立这样的理念，我们是无法掌控驾驭这个文明的进程。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必须要有综合性的中央机构，有计划地创造文明城市。

首先必须要有前瞻性的预测，在此基础上做中长期包括规划、布局、研发、标准、预算融资、组织、法律法规等等，阶段性地推进。

如果前面这几个假设若能够成立，中国有可能率先启动和推动新文明城市的建设。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优势。天人合一，五常理念，易经，大同思想、社会主义理念，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新文明城市的价值取向非常吻合。

第二，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是连续、稳定的。发展战略，政策不会变，带有长期稳定性；政府有独特的有效的治理整合系统。

第三，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更有利于新文明城市的创造。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