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共产主义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一些人或因一知半解，或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将其比作镜中花、水中月，甚至描述成洪水猛兽般模样，误导了不少青年人。

事实上，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明白，共产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其追求的目标，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便按照所谓“普世价值”那套理论，也只有共产主义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不妨从人类的解放发展历程角度来了解共产主义。

人类的历史，归根是人的解放史、发展史，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类已经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和发展不断得到满足。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社会生产力极低，单个人类无法生存，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共生氏族关系。曾有观点将之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天壤之别，原始社会表现出的少许“共产主义”特征，只是人类追求生存的本能，并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更无从谈起人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随着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生产力得到了一次飞跃，社会出现分工和剩余产品，掠夺性的战争杀戮、令人难以忍受的奴役成为常态，人与人从共生关系逐渐转化为阶级关系，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一小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人的自由和发展，受到严重的人为限制。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拉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人的独立性整体上得到了解放。但是，这种独立性建立在对物质的依赖基础上，并且在资本逐利的框架下形成了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立。人的发展，依然是一部分人以牺牲另一部分人发展为代价的发展。

共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解放，其根本特征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不是只有一部分人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之上，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将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些状态，无疑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也有一些人因共产主义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而对其产生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利益同全人类最高利益完全一致，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无产阶级又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的解放也就是全社会、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实现之际，无产阶级也将自动消亡。在现阶段，由于物质、精神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用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摆脱人对物的依赖，不断推动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宏伟事业，是人类真正自由自觉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发展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减少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过程。如果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有理由去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吗？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性质问题，事关人民生存、国家走向、决策进路，可以说是学者话题的重中之重。《开放时代》已经组织了几次相关的讨论，既有理论探索亦有经验论证，让笔者这类并非专业但关心的读者也受益良多。这一期六篇文章，三篇是主题鲜明、研究细致的调查报告，另三篇分别论述农业的资本化、合作化和现代化问题，其间或同工异曲，或针锋相对，都发人深省。

在农村问题上，贺雪峰对国内的思想和政策辩论有个大致的分类，即自由市场派、主流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市场派主张通过土地确权或直接私有化，实现产权界定和城乡统一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包括农民自由进城(用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和资本自由下乡流转土地，促进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主流派要求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业投入，鼓励龙头企业及合作经营，从而推动农业的产业化。这一派与浪漫市场派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现实，认为大规模工商资本的现代农业尚不具备条件，提出扶持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百亩左右为适度规模，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小农派则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出发，认识到在大量进城农民仍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安居的情况下，以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现行农地制度有其持续的合理性、弹性以及精耕细作等产能优势。然而政策的路线偏差却造成支农财政向企业和大户倾斜，使分散弱小的家庭经济更难维持，“甚至出现了政府支持资本来打败小农的实践”。

这三派是大家最熟悉的，每一派中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思路和观点。温铁军等最早提出的“三农问题”、贺雪峰等坚定不移的“小农立场”，以及黄宗智等立足于中国实际来检验、修正理论的不懈努力，都影响甚丰，功不可没。这一期里，黄宗智(2015)、贺雪峰(2015a)再次以小农经济与大市场连接的视野，就各自的主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但亮点，是新一派的强势崛起。这第四派，姑且称之为阶级分析派，并非首次发声。这次集中了四篇文章，是对近年来农村和农民分化的实地考察和理论概括。严海蓉、陈义媛(2015)通过三个案例演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生成，并做出中国农业已向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转型的判断。这一判断得到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各自的皖南河镇案例和黄瑜(2015)的广东雷州半岛案例的支持。这些调查追踪农民主体如何从量变到质变的分化过程，特别是小农怎样同时受到政策和已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双重挤压，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农村动荡。丧失了生产主体地位的小农，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新生的资本势力;即使不直接从属于资本的农业劳动和组织，也由于市场化、资本化而纳入变化着的农村生产关系。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农业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中国大量出现，甚至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尚未拥有完全的土地产权，但这不妨碍土地流转在使更多的农民陷入半无产者境地的同时，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格局，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陈航英，2015)。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组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的普通农户已然脱离古典意义的自耕农，为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提供土地和劳力。

针对黄宗智等中国农业的趋势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观点，严海蓉、陈义媛(2015)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上，研究农业资本积累的动力方式，即工商业资本进入并重构农业生产领域，而农民分化产生出资本型经营主体。国有资本经由支农政策与农村大户的私有资本结合，更是中国农业资本化特有的形式。资本对小农的挤压，实际造成农民或异地或就地的无产化或半无产化。被资本主体再现而再造的“小农”，已不再是直接生产者。这一根本性变化的表现并不限于外出打工和农业雇工;直接雇佣只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态之一，而“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经营者动态地存在于同一生产关系中。资本化把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和商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结论是中国农业的资本化确实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 而“小农家庭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严海蓉，2015)。

阶级派对小农派最重要的批评，是针对民粹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中国农业的未来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而是恰亚诺夫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小农经济。黄宗智与贺雪峰都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只能以小农经营为主;用土地而非劳动生产率衡量，也以小农的合作为最优。由于小农种植的精细管理和家庭劳动远胜于雇工的激励机制，家庭生产可能获得最高的单产。然而阶级派指出，小农派对家庭经营天然优势及其坚韧性的信心，来源于对资本的逻辑和力量缺乏认识。只看到工商资本来势汹汹，却看不到潜行的阶级分化。视中农为农村的稳定力量，就既忽视了其内在资本积累的动力，也旁置了其外在保持中农地位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此外，“民粹主义的资本观”对“草根资本”网开一面，导致对小农户正逐渐被新型经营主体取代，或被攫取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资本产业链“覆盖”的现实失察。官方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和宣传更是进一步 “去小农化”的信号(严海蓉、陈义媛，2015)。

其实，农民的两极分化是新中国路径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当年合作化、集体化理性选择的缘由。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不分化才是怪事。当然，分化的形态、程度和广度必然有地域、产业等类别之差，但趋势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小农派的贺雪峰也注意到“从一般农户中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户”，而且分析了由“种房子”而产生出的一个寄生于地租的新食利阶级或阶层(贺雪峰，2013)。真正难的问题是如何应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后一家一户小农的脆弱很快显现，许多地方出现了贫困农民出卖刚刚分到的土地而富农开始雇工的情形，土改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是组织起来，而农业稳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支撑和发展新中国的关键。今天的条件，早已沧海桑田。但至少在政治上，农民的安居乐业仍然是政权的责任，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出路何在?

黄宗智对合作道路的论述，出发点全然不同，但仍是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回答同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即小生产者是否正被消灭，是否还有前途。所谓“最后的农民”，是现代性的争议之一。他批评坚持农民自发合作和规模经济效益这两个盲点，主张建设小农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体系(相对于横向的规模种植)。其中在金融、政策两个方面，政府都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小农派的黄宗智，对小农经济的期望依赖于其合作发展。如此而解决对接市场的问题，在人多地少等资源制约下，得到更高的产值和效益。他推荐“国家领导+农民自治的东亚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日本农政的“民主合作化”。战后日本模式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成功之后得到发展的必然性。日本农协半民间、半政府，成为一个代表农业利益的政治集团。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长期受到压抑，是否也与农协的作用有关?借鉴日本，黄宗智反对国家扶持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和雇工劳动的所谓“家庭农场”。真正的家庭经营，包括五亩地以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种植管理，才是能有“小而精”效果的生产单位。至于他总结的日本“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互补进路，在什么意义上奠定了基层的民主政治，恐怕取决于人们对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1955年后只有两次短期的例外)等现象的不同评价。

严海蓉指出，“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席卷亚洲，许多国家的小农都被资本化的农业所吞并或驱逐。日本固然有深远的农协传统，但维持其合作体系的一些条件也正在流失。黄宗智承认目前小农合作在中国有强大的制度性障碍，但忽略了自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利益的威胁。这个批评有道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合作社需要政府介入的重要观点，不妨看作是对“制度性障碍”的一个回应。成功的合作运动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支持，也是新中国自己以及国际历史上从亚欧到拉美的共同经验。条件当然是政府的相应立场。缺失组织农民、以农为重、以粮为纲的立场，个别的成功到处可能，广阔的合作道路却难以走通。读到农协为小农场购买农资获得优惠折扣，在农产品的加、储、运、销等环节帮助生产者，协调各级金融组织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国家补贴的低息贷款、发展基层信用合作，并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机械的合作使用，以及社区服务、社会保障、文化活动等等，处处似曾相识。中国自己难道没办过合作社吗?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设想等等，难道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启发或资源吗?一旦社会主义不再是政策指南，“去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就失去了理想，甚至成为大私有及跨国资本积累的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贺雪峰提出“为谁的农业现代化”的确是最根本的问题。他的理解，当前中国农业必须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两亿农户提供农业就业与收入，三是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提出为谁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思路与实践都已出现偏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同步的战略，试图通过农民大规模进城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再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搞不切实际、不合国情、贪大求洋的现代农业;忘记了农业现代化应该服务于最弱势也最多数的小农，尤其是粮农。据此他的政策建议包括从加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层入手，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整治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解决土地细碎等问题，完善农技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化服务，方便机械使用和农机推广，同时改善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保留顺畅返乡的通道。

贺雪峰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正面评价“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及其连带的“廉价劳动”和“世界工厂”，视之为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压力的一项制度安排，合理并具有社会需要的结构弹性。他很明白由此农民家庭即可顺利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再生产方式，“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为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强大的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贺雪峰，2015b)。其中的道理，不能说不充分。比如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其他不发达国家常见的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又如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城市的过剩资本下乡，形成对农民的保护;再如务农与打工并举成为农区普遍的生计和理性选择。然而其代价，与去集体化的种种负面后果重合，也不可谓不惨重。女性地位的倒退，宗族关系、迷信习俗的复活，家庭分离、老幼无养之苦以外，进城务工增加农户收入的反面，正是国际市场上的极度剥削和超级利润。既然农民工及其家庭仍要依赖老家的土地和劳动来生存，那么资本升值的成本就是由(社会主义遗留的)集体土地和平等地权部分承载的，从而成就了以制造业出口为主体的低工资、低附加值、高增长、高污染的“中国奇迹”。有诗为证：“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命!”(邵燕祥，2003)这究竟是“制度安排”，还是中国被全球整合不期而至的副产品?

不过，脚踏实地的贺雪峰又有着真实的危机感，并对政策失误持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根据人口变动等需要由集体进行土地调整，是实现合理地权配置的现实需要。农民还要求耕种土地集中连片，以便降低劳动投入，提高作业效率。但当前政策回应的却是资本的要求，即试图通过土地确权来固化承包权，反映了错位的“主流话语中进行产权交易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理论想象”。他又问，为什么政策要培育包括资本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不是帮助数以亿计的小农?结果是政府出钱培育出一大批套取财政补贴的骗子企业。同样，黄宗智也指出由商业或产业资本主导的“翻牌合作社”，得到国家项目的补贴和优惠，实际上却是由逐利资本控制的，以农户社员为摆设。小农派的这些批评，其实与阶级派一脉相通。质疑自由市场派和主流政策派，正是小农经济派和阶级分析派的共同立场。两者都反对土地私有化和大资本下乡，都拒绝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美国道路，也都强调粮食安全和主权，保护农民和农村。可以说，这场讨论基本上是统一战线中的内部分歧。对话的意义则在于澄清思想，提升认识，梳理异同，在不利的条件下共同争取最好的政策和发展可能。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农民”(亦如“人民”)本身是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其分层分化又有怎样的阶级认同和政治后果，还有待研究。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参考文献：

陈航英，2015，《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a，《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 b，《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贺雪峰，2013，《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想与谬误》，北京：东方出版社。

黄瑜，2015，《大资本农场不能打败家庭农场吗?》，载《开放时代》第5期。

黄宗智，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

邵燕祥，2003，《哀矿难——献给最近在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煤矿事故中死难矿工的挽歌》，载《南方周末》1月23日。

孙新华，2015，《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2015，《“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导言》，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载《开放时代》第5期。

 

“共产主义”近来成了舆论场的热词。一些报章响应党的正式论述，发表了关于为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奋斗的文章。网上有些大V则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报章和人们口中的热门口号。中共强调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路线，为实现社会进步开展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但党的长远目标没有变，中国实际上进入用积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果向长远发展目标慢慢靠近的可持续模式。

共产主义不再是口头禅，但它作为高远追求，仍在社会的前方。我们低头拉车，但也要抬头看路，巩固全社会的政治信念，否则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实际上中国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较乱，西方的那套要改变中国方向的激进主张回流进我们的社会，被一些人指称为中国应有的国家理想。

客观说，这是社会不同选择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讨，这种探讨正逐渐积累深远的影响。

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表象因此对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阶段，马克思早就论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代表了人类的长远追求和胸怀。尽管苏联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成就的同时也曾出现偏差，但如果人类因苏联和东欧的挫折就此放弃追求，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那将是莫大悲哀。

当年在中国跌到谷底、试尽各种出路而不成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它又作为社会理想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勇敢面对复杂实践的收获。

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共产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实上远大于我们对它不成熟认识导致的那些后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学说，近一个世纪后回首，它没有辜负我们这个民族。

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应当无限消费的口号，我们有很多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完成这些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辩证关系却是牢固的。我们不能只谈共产主义理想而漠视当前的尖锐问题，也不能因为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个腐败的坏领导，就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扯淡”。

中国需要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并且不断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以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论全人类的这一美好愿景。不能不说，在西方政治观念的渗透有所扩散的时候，坚持在中国社会这样做并收获实效，是一项长期的挑战。如果各级思想政治工作者以为只要他们呼喊了共产主义口号，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将是极大的误解。

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积极向上。然而让这一远大理想真正扎根于社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坚实条件，又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对此我们要有客观、求是的认识。

社会名人以国家的现实问题为噱头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无聊的行为。中国要解决问题，致力于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决不可成为面对大历史的精神流浪儿。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

 

新浪美股北京时间22日消息，外媒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会晤。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巨变引发了规模庞大的城镇化进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一组数据图表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巨变”。

1.百万级城市的迅猛崛起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全球城市化发展报告。注：香港数据基于1997年主权移交后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百万级或超过百万人口城市的数量从1970年的16个跃至2015年的106个，而美国拥有同等规模的城市为45个，欧洲大约有55个。

2.混凝土消耗：三年水泥消耗量超过美国一个世纪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国际水泥评论》杂志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迅速发展的建设热潮。中国三年的水泥消耗量超过了美国1个世纪的消耗量。

3. 更为富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1978年开始引进市场原则，自1980年代对外国投资开放后，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大国之一。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速增长。直至201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开始放缓。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4.出境游人口数量世界最多 消费规模荣登榜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伴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中国出境游的人口数量世界最多，而中国游客的消费开支亦居世界首位，海外花费规模达1650亿美元。

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包括香港、日本、法国、韩国、美国和泰国。

5.猪肉消耗量惊人：中国人吃掉全球一半猪肉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路透社

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青睐的肉类。之前中国人收入低，猪肉一度成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能享用的上的奢侈品。

如今大不同了。随着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高，猪肉的消费量也大幅增加，如今中国的猪肉消费量约占世界的一半。

6.城乡贫富差距加剧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公报

尽管人均收入增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快速增长中受益。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报道称，中国的户籍制度加速了收入差距的分化。而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也影响到下一代—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被留在了农村，远离父母。 (雷鸣)

 

希腊6年来的第5次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希腊内政部20日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新民主党居第二位。不过由于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齐普拉斯已经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根据内政部对约73%选票进行的统计，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约35.5%的选票，新民主党得票率约为28.3%。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获得约7%的选票，得票率居第三位。紧接其后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希腊社会运动党，获得6%到7%的选票。据最新消息，新民主党领导人米马拉基斯已承认选举失败。

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在雅典市中心的一个庆祝集会上向支持者表示，希腊人民通过这次大选明确授权激进左翼联盟党继续执政4年。他承诺将努力工作带领希腊走出债务危机，并向“腐败的旧体制”宣战。

据路透社消息，由于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所以需要组建联合执法。齐普拉斯刚刚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在此前的集会上，齐普拉斯还拥抱了曾经与激进左翼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独立希腊人党领导人坎梅诺斯，从而证实了两党可能再度联手的猜测。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激进左翼联盟党和独立希腊人党加起来将只拥有十分微弱的议会多数，因此不排除其他政党加入政府的可能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腊选举结果表态说，对齐普拉斯及其领导的政党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胜利;对欧洲左翼政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BBC记者里查德·加尔平在雅典报道说，没有绝对多数，就意味着在实施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期限迫近之际，希腊会面临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

此前，希腊内政部已根据对30%选票的统计预测激进左翼联盟党获胜，希腊各主要民调公司也表示该党获胜不可逆转。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约为56%，创下近年来议会选举投票率新低。这表明，不少希腊人对频繁举行选举和绝大多数政党的政策感到厌倦。

根据希腊宪法，总统将授权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政党组建政府;如果大选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总统将依次授权议会中席位最多的3个政党组建政府，每个政党有3天时间组阁。

这已经是希腊近6年来的第5次大选。在今年1月25日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高举反对紧缩措施、终止救助协议的大旗获胜，但上台执政后未能兑现诺言，最后在银行停业、第二轮救助6月底到期之后，与债权人签署了包含严厉紧缩和改革措施的第三轮救助协议。该党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员在议会投票时反对该协议。这使齐普拉斯实际上失去了议会多数支持，政府面临随时垮台的危局。齐普拉斯8月20日晚宣布政府辞职，并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在选举前接受的采访中，齐普拉斯表示，他将他的国家放在了他的政党之上。他说，假如他没有同意这个为期三年的紧急援助协议，希腊很可能就要离开欧元区。

 

文︱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操纵股市已经成了各国政府的标准动作。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上。

但中国的救市绝非个例。西方主要国家都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呈现形式不同而已。

就拿量化宽松（QE）来说，日本在2000年初率先实行，美国2008年也推出该政策，然后日本2013年又梅开二度。在所有的措施中，QE是最为激进的操纵资产价格的手段。它直接通过央行购买长期主权国债来压低远端利率，从而令股市更具吸引力。

在操纵市场的同时，QE是否完成了其刺激经济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眼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不同寻常的疲弱，但这并没能阻止各国政府继续尝试。

对于外界的批评，央行总是辩解，如果没有QE形势可能会更糟。但如今，经过操纵的资产价格已对金融稳定造成新的风险，终将接受市场的审判。

中国救市对于市场的操纵同样很大胆。在经历了12个月暴涨145%之后，沪深300指数暴跌31%，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手段救市。

中国的救市措施是全方位的，包括向政府背景的证金公司提供4800亿美元救市资金，21家券商筹集190亿美元救市，央行承诺为股市提供充足流动性等等。当然，还有批准50%以上的股票停牌。

和西方通过央行注入流动性曲线拉抬股市所不同的是，中国版救市的目标更加直奔主题。QE是一种很被动的手段，旨在提振崩溃后的市场和经济。而中国的政策更加主动，试图去接住“下落的飞刀”。

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操纵还存在以下几个显著区别。第一，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太担心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仅36%，约为美国的一半，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要小得多。而且中国股市是在短时间内暴涨起来。沪深300指数过去12个月的涨幅，有90%是2014年11月之后的七个月中完成的。所以，投机者还没有时间将财富沉淀下来，也没来得及对生活方式改善产生持久的预期。

第二，西方国家危机后的改革通常只是战术层面，是对既有市场的修修补补。而中国恰恰相反，股市对中国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提振股市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乃至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中国此前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银行对经济的间接融资，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和维持稳定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就特别重要。如果股市泡沫破灭，那么中国此前的许多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

第三，由于基准利率仍比零高出不少，中国央行的处境实际上要好于其他央行。中国央行可以掌控好货币政策，免于陷入永无止境的流动性深渊。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针对股市的定向行动可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向其他资产市场溢出，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由于两市仍有不少公司还在停牌，我们很难判断现在是否跌势已尽。尽管政府组织了大量的火力来缓和市场波动，但过剩的高杠杆投机需求仍令人不安。事实上，在截至6月底的12个月中，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占流通股总市值的份额增加了近两倍。

尽管沪深300指数已较7月8日地点反弹了14%，但昨天8.5%的暴跌意味着之前的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股票的逐步复牌，去杠杆压力可能拖累大盘进一步下跌。

更广泛地来看，和日本、美国和欧洲如出一辙，迫使中国操纵市场的诱因只有一个：特大资产泡沫破灭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的过激表现熟视无睹。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劳动者的收入压力永恒存在，莺歌燕舞的资产市场总是弥漫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投机性泡沫正是这种诱惑的表现。随着泡沫的破灭——几乎总会如此——虚假繁荣露出原形，通过市场操纵进行防守就变得既紧迫又合乎逻辑。

这种操纵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越是依赖市场，就越不信任它。不用说，这与基于市场有效性假说的“看不见的手”背道而驰。我们总是声称，客观市场能够保证资产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但我们真正想要的，却是让市场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运行。（原载于MarketWatch网站，华尔街见闻编译）

 

我眼中的美国          

美国是个全世界人民爱恨交集的国家。我说的是国家，是国家代表的利益集团，即美国的1%，而不是它的99%。美国的1%，人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同时又代表全世界。我和大家一样，也很关注它，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关注，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关注，坐在电视机旁关注。

我到过美国，20世纪90年代，几乎年年去。9.11之前那一周，我还在华盛顿。9.11那天，我在北京。我是从凤凰台，眼瞅飞机撞大楼，浓烟滚滚，马上给朋友打电话。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夜，轰然倒塌，倒的不仅是楼。 

后来，我就不去了。2007年是最后一次去。我同美国接触较多，主要是汉学家，只谈学术，不谈政治。 

我是个只读书，不看报，也不上网的人。天下大事，主要来自电视。我对美国的了解很有限，只限惊天动地的要闻，和大家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讲的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是最简单的事实。

两种“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是21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9.11之后的大发明。但西方的普世价值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八个字，上面还有上帝。 

英语中的普世价值是ecumenical value或oecumenical value。Ecumenical来自拉丁文oecumenicus，意思是“有人居住的世界”。这词有点儿像《诗经》的“普天之下”。它强调的是，普天之下，都信基督教。你听美国总统讲话，你听布莱尔在北大讲话，他们满嘴都是这一套。近二百年，基督教普世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开过很多大会。所谓基督教普世说(ecumenism或ecumenicism)，就是全世界基督教大联合(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大联合)。 

我们要知道，这才是普世价值的本义。 

过去我们有个口号，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叫“全世界华人大联合”。过去我们唱的是“我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宣传的是“我们公司有力量”。“我们公司有力量”，就是“我们老板有力量”，或“为我们老板服务的红黑二道有力量”。有人说，现在信基督教的越来越多，物欲横流的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咱们得跟它对着干(其实是跟着它干)，孔教以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依托，以中国的新教伦理加宪政精神为理念，一教(儒教)包容四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世界宗教，赶快行动吧，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这才是普世价值，这才是中国的软实力。 

可惜，这只是一部分中国知识精英鼓吹的价值，十足仿冒的普世价值，除了中国人，没人承认的普世价值。普世，只是为了抢地盘，跟对手一般见识。

美国的榜样：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          

美国是世界民主的榜样。它给全世界树立的榜样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吧。 

动物世界，老虎、狮子是生物链的高端。发达国家，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全部转出去，光剩服务业、军工、高科技，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 

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是代表。很多东西，它早就不玩了，就连美国人最钟爱的汽车业也正在衰落。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玩弹帮耍钱，别提多爽。 

(1)美国的文治是靠耍钱。

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美国是个穷奢极欲的国家，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你提前消费他，我提前消费你，藏负于民。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和2011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它拉下一屁股屎，大家都得帮它擦，还得美其名曰“互利共赢”。 

(2)美国的武功是靠玩弹。 

我说的弹是各种炸弹、核弹、先进武器。美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美国人爱玩枪，历届总统，不问哪个党，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它的武库总是不断更新，它把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跟自己玩剩下的玩，谁都玩不过它。 

美国也有哭鼻子的时候。 

朝鲜战争(1950~1953年)，重创美国，阿灵顿公墓躺着一大片美国孩子的亡灵。韩战纪念碑上说，他们是为他们不认识的人到不认识的地方打仗，Freedomis not free(自由不是白来的)。越南战争(1961~1973年)，它又自由了一把。结果是，国内国外，不分左派右派，一片喊打。它是好了疮疤忘了伤，记吃不记打。这是冷战时期的热战，两次都和中国有关。 

后冷战时期，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美国有四大战役：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43天;克林顿发动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78天;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7日~?)，没完没了;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2010年8月3日~?)，没完没了。前两场还有人叫好，后两场怎么样?只有中国的知识精英才为它叫好。 

我们这个世界，“好东西”全在美国，是吧?可大家别忘了，美国的“好”靠什么，全靠两条：第一，全世界都认美元;第二，美国在全世界驻军。 

什么最普世?美元、美军最普世。但美国说了，谁也不许学。

美式民主          

民主，希腊文的本义，是老百姓当家作主。但后来，女子、小人，凡难养之辈，都得排斥在外，请大富大贵的聪明人替他们作主。村级选举，往往如此，国级选举，也往往如此。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作主。这种民主，只是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 

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用不着选举。 

老板领导白领，白领领导蓝领，这是自由社会的梯级结构。老板说，人就分两种，一种叫打工仔，一种叫失业者。只要打工的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就稳定了。没工作而待救济的穷人，翻不了天。他们都是loser，不是懒汉，就是笨蛋。他们说，穷人都是我们养活，不让他们穷着，就没有社会效率和经济繁荣。 

中国人有唐人街，说新，比母国新，说旧，比母国旧。美国是个大“英人街”。他们的白人(WASP)是逃过来的，黑人是掳过来的，也是如此。 

美国的特点是没有历史：优点是没有历史，缺点也是没有历史。一方面很新，三无，没有教皇，没有国王，没有贵族，让人觉得年轻而富于活力;一方面很旧，宗教上最保守，政治上最右翼。欧文曾到美国建“和谐公社”，但社会主义在美国最没土壤。它连达尔文都受不了。麦卡锡时代，就连卓别林都驱逐出境。它最反共，反共的理由用不着太多，“共产党不信上帝”，光这一条就够了。 

二战，美国接收了大批犹太难民，美国的军工、金融、科技、学术，都受惠于这批高级难民(如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阿伦特)。以色列的移民，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移民。这决定了它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这个国家，没有直选，只有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就像飞机送餐，点头微笑，“chickenor beef(鸡肉或牛肉)”，让你随便挑。打仗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谁也不敢反对(除非死人太多)。共和、民主两党都酷爱打仗，对外没任何区别，区别只在收税和利益分配。但就是对内，也是大同小异，无论怎么收，怎么分，都绕不过三个代表，一是犹太集团，二是军工集团，三是金融大鳄。他们说，他们才是美国，他们就是美国。 

欧式民主，至少容纳左翼，社会主义在欧洲还有一席之地，美式民主，绝对不许讲。 

什么叫民主国家          

美国是个“全球鹰”，它成天想的是全球打击，随时随地打击，想打谁就打谁，几乎如科幻小说一般。 

美国战争方式：外交穿梭—联合国制裁— 国际法庭通缉—设立禁飞区—收买反对派—然后给你下及时雨，兵不厌炸，带火字旁的炸—不服，再派地面部队，或派特种部队，“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然后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和“万人坑”—最后是开刀问斩—公审太麻烦，还是直接杀了省事，什么老朋友，该翻脸时就翻脸。这些步骤，大家都看到了吧?他们觉得侠肝义胆，特牛仔。 

美国当然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民主。在它看来，民主支持战争，战争传播民主，太合情合理。枪杆子和民主，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美国有一批盟友，核心是八国联军的老班底(除把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俄国换成以色列)。大家别忘了，八国联军就是当初的民主国家。当年的道理还是现在的道理。 

打仗亲兄弟，首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它的前辈和亲戚。其次是欧洲大陆的老邻居，法国和德国。以色列是英美在中东打下的楔子，半个儿，视同己出，别提多亲。亚洲的铁哥们儿是日本。 

其次是地区代表。首先是北约28国，包括东欧的新盟友。其次是伊斯兰世界最保守的沙特等国。比如波兰，为王先驱，美国打伊拉克，它最先进入。利比亚战争，沙特等国也立了二等功。利比亚战争是新模式：老大运筹帷幄中，老二老三往前冲，北约飞机天上炸，反对派在地上打，天上地上有分工。帕内塔说，战绩辉煌，零伤亡，当然是说天上—至于地上，利比亚人死了多少，伤了多少，难民有多少，无所谓，就连反对派，照样忽略不计。 

美国人还有一种很传统的说法，是“我们的狗崽子”(ourson of bitch)，如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巴蒂斯塔、诺列加，都在这个名单中。他们真是这么叫。走狗不走，随时可换。这些人，全都碰到过大麻烦，有些人还丢了命。 

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本·拉登帮美国抗苏军，结果都被美国干掉了。卡扎菲，扛不过了受招安，招安了也照打不误。这些人的命运，全看有用没用，特别是对保卫以色列的大局有没有用。 

台湾老说“矮化”，谁把它蹬了?恰恰是美国。中美蜜月那阵儿，美国支持训练的藏独游击战也被叫停。 

谁说美国选盟友都是民主标准?

小布什，说话最坦率，非敌即友。美国的恐怖定义最简单，谁反对美国，谁就是恐怖国家。他们的民主标准也很简单，只有参加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和金融集团，才有资格叫民主国家。

天堂建在地狱上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穷富相依的世界。没有富人的世界，大家不敢想。其实，没有穷人的世界，才最不可能。羊都跑了，狼就得饿死。狼的责任是维护生物链，帮羊搞计划生育，控制它的种群数量，功劳可大了。 

中国古代闹饥荒，有个皇帝说，“何不食肉糜”。美国也是这个逻辑。它说，落后国家之所以欠揍，就是因为“不食民主”。吃肉当然好，谁都不反对。但它提供的是什么?不是“肉糜”，而是“何不食”。语云，“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桓谭《新论》引谚)。它光让你“对屠门而大嚼”。听话比效仿更重要。 

美国，富足强大，比其他国家过得好，这条没人反对。问题是，它是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天堂建在地狱上。 

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人民的呼声很清楚，即使这个世界老大，也是1%欺负99%。其实，它不光欺负本国，也欺负外国，更主要是欺负外国。没有外国的穷，就没有美国的富。 

美国围剿全世界，今天制裁这里，明天制裁那里，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世界还是被穷人包围。美国首都华盛顿，就被黑人区包围(唐人街以北就是)。芝加哥大学，也被黑人区包围。“自由世界”是被“不自由世界”包围。“农村包围城市”，到处如此。 

美国很强大，也很脆弱。假如美国被围，它比朝鲜还惨。美国是叶公好龙。它希望全世界都流哈喇子。但大家“学习美国好榜样”，光这么一学，就要了它的老命。大家都当美国人，它更吃不消，移民局不急，布雷维克式的杀手也得跟你急。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成功地创立另一种全球领导模式，其意图是挑战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统治地位。上个月，面对美国的反对，由中国领衔、规模达千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启动，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从事件背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势头正越积越强。亚投行将成为引领全球的金融机构，但美国却没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几个月前，英国政府率先成为西方世界中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国家，引爆热议：人民币最终是否会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随后又发生了南海争议，这是中国在本地区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最新举动。

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被视为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来自中国的信息很明确：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高度自信，并致力于在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之外，追寻另一条路径。

目前为止，中国式道路对大部分人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够有说服力，尽管像越南和委内瑞拉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里颇有拥趸。但西方有必要承认，在发展中世界民众的眼中，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尤其是当西方经济体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挣扎着复苏时。

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他们看到的是选民愿景的幻灭、财政紧缩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放大了，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故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将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西方的反应迟缓而费力。主要经济体没有将金融危机作为反思的机会，没有确定经济体系中哪些环节已经失灵，而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唯一的前进道路，继续鼓吹。

不作为的结果威胁了民主的未来。西方在论战中正渐渐处于下风，而中国模式，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却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誉。发展中世界将中国视为领袖，认为它不会陷入选举政治的泥淖，可以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并不中断地执行下去。

当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开放时，政府依然维持着对战略产业的高度控制，仅举三例：能源、电信和银行业。发展中世界看到了这类政府干预具有根本性的优势：商业和贸易可以被用来巩固政权，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正如美国记者约书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言，当中国发现一个海外投资机会时，它能够要求国内的主要银行向该领域内的中国企业大幅增加贷款。他观察：“简单地讲，中国模式将商业视作提升国家利益的手段。”

相反，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人质疑西方模式的有效性。对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的健康度、可持续性等，大量西方人正越来越不安。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愿意承认，目前的不平等已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正在损害、而不是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至少，西方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内，对民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后婴儿潮时期，我们曾向机会更平等的社会迈进，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极左翼的——都将这一道路的逆反，归咎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已变得相当有害，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鼓吹下，人们甚至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拥抱了小政府理念和私有化。实际上，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已经证明，不自由的市场和大政府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东亚通向工业化，也是美国在19世纪初崛起的典型特征。

艾伦与林德认为，富裕国家只有在自己通过保护主义手段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向穷国“布道”，宣扬自由市场（即削减保护新兴产业的关税）和缩小政府规模（即允许外国人收购经济体的重要部门）的必要性。

同样危险的是西方长期未破的迷思，认为中国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改投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步调上改革，挑选、吸取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发展模式中的元素，并将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国情中。事实上，发展中国模式的意图，正是要使它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弊病的解药。

所以，西方该如何应对非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它在“布道”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发展中世界，直率地证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必须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被中国超越并甩在身后。它必须收敛自己的傲气，承认可以从中国学到长期经济计划与市场干预的经验。缩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不让中国在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得分。

西方还必须真正承认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成败所系。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所说：“民主在古代世界存在了大约200年，在现代世界已经存在了大约200年，除此之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就没有民主的位置了。寡头统治则总是存在的。”

 

（本文原文载于《南华早报》，观察者网岑少宇译。）

*尼夫·赫拉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

 

习主席强调指出：“一个Z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Z治D荡、Z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侵略者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战争形式不可能重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发动武力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破坏力越来越大，通过武力手段侵略别国领土、掠夺别国利益越来越行不通，不动干戈又有无穷威力的文化战成为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最佳方案，倍受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青睐。

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国防安全的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陆海空军事平台武力对决的概念上，而对西方敌对势力发动文化战争的危险态势尚未觉察。面对咄咄逼人的文化战攻势，我们已别无选择，拿起文化战武器奔赴战场，保卫我们的精神家园。

1、文化战是不见血的厮杀，不见影的征服

文化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以文化载体作为武器平台进行的战争，破坏甚至摧毁敌对国家、民族、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特殊战争形态。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还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武力。

公元前300年，罗马帝国在武力上战胜了希腊王国，但是因为罗马文化体系不发达，最后不得不接受希腊文化改造。16世纪，西班牙人登陆美洲，为了把美洲变成殖民地，杀光有文化的宗教阶层，当地印地安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只会说西班牙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前苏联语言学家才读懂了玛雅文。

汉族统治的中国曾经两次战败亡国，一是宋朝战败被元朝取代，二是明朝战败被清朝取代。虽然蒙古族和满族用武力统治了汉族，最终却被汉族文化溶化了。宋朝和明朝在军事战争中惨败，非但没亡国灭种，反而因此而壮大，实为汉文化优势所致。

文化入侵是英国实现政治入侵的重要武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人把他们的文化、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渗透到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显示着殖民文化的力量。此前发生的香港“Z中”学潮就是例证，成百上千个“90后”大学生打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旗帜走上街头示威，强调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让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百姓受害。英国人的刺刀和皮鞭虽然在香港永远消失，但殖民文化的怪胎却阴魂不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着更多的国际担当，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面对不少杂音与非议。习主席指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

习主席告诉奥巴马，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经过5个小时的夜谈，奥巴马在第二天面对记者时说“我更加理解了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

2、冷战背后的文化战

列宁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前苏联没有被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没有打败，没有被战争疯子希特勒打败，也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器所屈服，却在自己最强壮的时候轰然倒下。究其原因，西方发动的文化战起到了特殊作用。苏联文化领域长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猖狂进攻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自传里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件而不考虑谋杀。”彼得·斯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而巧妙发动文化战的经过，美国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内部从上到下培养了一大批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曾引用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话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更是直言不讳，他在谈到邀请苏联学生去美国学习的意图时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样一代。”

在这场不太漫长的文化战中，美国的各种文化战武器“功不可没”，在那个时代，国际广播电台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国会的一份文件曾这样写道：“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

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它们分别解除了对西方广播的干扰，并且在思想领域放弃了对西方宣传的抵制，听任西方广播电台在其境内采集和传播新闻，于是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就随着广播在这里长驱直入、广为传播。以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日益偏离方向，国内Z局混乱，更使得西方广播有机可乘。而西方广播乘机推波助澜，煽动群众不满情绪，为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行鼓噪，这又加速了东欧的政局变化和苏联解体的进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看到了这一切，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从长期看，我们可以鼓励苏联内部的和平Y变”，并且“我们将获胜，而且是不战而胜”。

3、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文化战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制定和实施了武力战和文化战相结合的战略，企图用武力战杀死中国人的肉体，用文化战挖出中国人的灵魂。除“枪部队”外，还网罗学者和文化人组成了“笔部队”，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文化战’。“枪部队”和“笔部队”相互配合，既对中国人进行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武力征服，又用各种形式向中国人灌输以效忠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的军国主义文化，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目的。

日本法西斯信奉：要想控制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控制这个国家的文化。文化战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日本把东北作为其文化战的重点试验区，想尽各种手段封杀中国文化，推行“皇民”教育，妄图使中国人奴化变成日本的“皇民”。“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随后即开始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编写奴化教育教材，设置奴化教育课程，培训奴化教育师资力量。

日本侵略者还在学校建造日本皇室的神社，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

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日本对台湾实行了大规模的文化统治和改造，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4、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战主要武器平台，诋毁英雄人物成为惯用伎俩

互联网自1969年诞生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文化交流的技术障碍，同时也打破了本土文化的自然屏障，更为强势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建立文化霸权提供了手段。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拥有远远超过核武器的绝对垄断性优势，并利用网络对那些与自己有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价值导向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乃至全方位的文化入侵，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沦为“网络殖民地”。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时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利用全球化的网络信息传播，使‘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去占领世界、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

2006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书中指出：“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互联网现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发动文化战的重要武器平台，发布虚假信息炒作热点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干涉他国内Z。前些年一些国家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到近两年发生的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都与此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网上各种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使这些国家的执Z者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最终引发了Z治突变、社会动荡。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都与网络背后的黑手推动有着密切关系。

2010年3月，因中国政府限制谷歌在中国内陆的业务，这个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谷歌和它的子公司(如YouTube)其实是美国政府文化战武器平台上的重要武器。据前任中情局官员罗伯特·大卫·斯蒂尔向美国媒体透露，谷歌是2006年在中情局种子基金的帮助下成立的。

除了来自中情局的资助，谷歌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着深层次的合作。据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承认，埃及网络活跃人士、谷歌的高级主管通过脸谱网和推特散布信息，在发动组织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青年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文化战的主要目标人群，青年人最喜爱的互联网成了最主要的战场。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在参与CBS访谈节目中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是互联网世界里的青年人，他们带来的变化，足以take China down(扳倒中国)。”

在这场旨在“take China down”的文化战中，敌对势力培养和收买了一大批网上炙手可热的“公知”和“大V”，躲在数以亿计公共舆论平台里面，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射出一支支毒箭，不分昼夜地泼污领袖、诋毁英雄、嘲弄体制，攻击D和Z府，编造所谓的“党史”、“国史”、“军史”，不断制造舆论引爆点，从而撕裂中国文化传承、撕裂社会共识、撕裂D群关系军民关系，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程度。

西方敌对势力不仅跟我们争民心，而且在互联网上争军心，把军队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从狼牙山五壮士到董存瑞，从邱少云到黄继光等，对英雄的事迹刻意调侃和抹黑，以“历史虚无主义”在青年官兵中制造思想混乱，妄图使人民军队变质变色，这是敌我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

今天的大好河山和美好生活，是无数英雄人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需要更多的英雄人物。如何对待英雄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世界观，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家才能英雄辈出，如果忽视、冷落和践踏英雄，我们不但将失去未来，而且将会失去现在。

军队作为执行D的Z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战斗集体，既要在有形的传统战场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要在无形的网络战场上，坚决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在前沿阵地打赢反击战，捍卫“网络主权”，筑牢“网上长城”，为保护我们的英雄、保护我们的历史、保护我们的文化而战。

5、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有危险

近些年来，国人习惯把战争焦点盯在西方大国的军事扩张上，其实来自西方的“文化扩张”比军事扩张更具危险性，敌对势力围剿中国的文化战一直处于进行时。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报告中露骨地披露：我们过去把苏共和苏联搞乱搞垮，仅用“西化”和“分化”就成功了，对付中国要再加上“四化”，即淡化、丑化、腐化、溶化。“淡化”是让中共D的领导干部淡化马列主义信仰;“丑化”是要全力丑化中国GCD和国家领导人;“腐化”是让中G官员在市场经济中全部腐化、腐败;“溶化”是让马列主义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溶化，丧失指导思想地位。

这“六化”的实质是在让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核心是以文化战动摇共产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这“四信”动摇了，马列主义理论放弃了，举旗的GCD人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就崩塌了。

文化战没有狼烟警报，也没有枪声炮火，目的不在于攻城略地，而以改造目标国家的年轻人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占领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击垮目标国家的凝聚力，摧毁目标民族的自豪感，最终推翻目标国家的政权。

翻开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换换花样而已。如今，针对中国的这场文化战争同样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的，它们凭借其强势的文化实力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出其文化产品，再借助文化产品来推广其价值观和制度，就如当年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一样。这场文化侵略的后果要比当年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后果严重得多。

近些年，西方反华势力发明了以“四片”为核心的文化战争，即“薯片+唱片+芯片+影片”。他们先用麦当劳和肯德基俘获中国儿童的心，让他们从小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符号，长大后再让他们接受欧美流行音乐的洗礼，在互联网上玩充斥暴力与色情的游戏，看宣扬“自由和民主”的好莱坞大片，过各种各样的洋节。在当下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从童年到长大成人，想不被西方文化洗脑都难，当中有多少人会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实难预料，不容乐观。

各种敌对势力对我渗透破坏指向愈加明确，活动愈加猖獗，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

6、文化战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安危，不可不察

1996年，美国国际Z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译成39种文字在世界流传。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2002年，英国女作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写成《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用海量翔实的史料告诉读者，前苏联并非“自杀”，而是西方世界用文化战武器“谋杀”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策划和组织这场战争，耗费了多少心计，花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涉及多少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

2012年，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大作《主流》问世，详细介绍了美国电影如何在好莱坞、华尔街、美国国会和中情局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迪斯尼、索尼、新闻集团、贝塔司曼等国际文化资本如何逐步占领世界各国市场，日本如何通过漫画、流行音乐等实现它的“重返亚洲”战略，韩国如何通过韩剧跻身文化强国，世界文化战争将形成怎样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谁将赢得全球文化战争的胜利。

美、英、法三国学者分别著书，详细阐述了全球文化战争的事实，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对文化战的研究与实践。2001年9月，新加坡举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荷兰、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反对发达国家文化体系的入侵，呼吁文化自治。

欲亡其国，先乱其俗;欲亡其国，先乱其文;欲亡其国，先乱其德。

在当今国际Z治斗争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无孔不入地侵略着目标国家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本土文化，法国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

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化权。此外，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就曾同美国在文化领域多次交手，抵制美国杂志和多媒体的渗透，控制美国文化产业在加拿大媒体和电信产业中所占据的份额。

现在，世界各国都清醒地意识到，谁在文化上占据立场优势，在文化上具有资源优势，谁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挖掘自身的优势，谁就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成为世界潮流的引导者，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所以说，文化战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安危，不可不察。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应当与之协调发展的文化实力却亟待拓展。“韬光养晦”战略适用于政治层面，但不一定适合文化层面。当西方世界在文化推广上大行其道时，当西方价值观不断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时，中华文化却退避三舍，拱手让路，致使国际舞台上绝大多数的文化标准，都是按着西方人的理念来设计制定的，弄得中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受西方的限制和束缚，非常被动。

中国当下面临的文化危机，不仅反映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宏观层面，而且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恐怕比丢失国土还要严重!国土丢失了大不了还可以豁出性命夺回来，但是国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也是文化战在全球广泛应用的原因!

7、打赢没有硝烟的上甘岭战役。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提出文武两个战线理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习主席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军队文化阵地历来是党和国家文化的重要阵地。我军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统一，是创造、传播、践行先进文化的主力，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任。军队孕育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产生了“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社会动员效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是引领社会文化风尚、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保证。

新的历史时期，在西方的大举进攻下，文化战已成我军和国家安全的软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战的理论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战的实践基本属于空白，文化战阵地的建设缺乏设计和规划。如何打造永葆我军本色的文化战部队，为“能打仗、打胜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确保文化阵地的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着眼军队面临文化战背景的新形势新特点，以提高应对文化战能力为目的，以文化战如何进攻和如何防守为研究主题，运用理论与实际、传承与创新、系统与重点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探索文化战攻防作战的规律特点，丰富和完善文化阵地攻防作战理论的研究成果，

在全军大力普及文化战原理和知识，加强文化战骨干力量储备，加快培养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阵战攻防作战的精兵强将;开发制造文化战武器与作战平台，熟练操作使用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各种网上论坛、QQ聊天、网络视频等工具;健全文化战组织机构，确保文化战各项工作落实;开展文化战战法研究和训练，不断提高进攻和防守的作战能力。

（文/胡耀武，据戴旭观点）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句流行歌词似乎可以用在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身上。1989年柏林墙倒塌，福山发表文章提出“历史终结论”，给西方捧上一杯兴奋剂。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坐实了。但历史发展并非如其所言。最近，福山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出版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历史终结论”到“美国政治衰败论”，福山眼中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褪色。

“历史终结论”的内外“敌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提出，其哈佛大学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冷战结束了，但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反恐战争改变了美国人生活方式，影响国际形势至今。其实，“文明的冲突”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正是自由民主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何出此言？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幅增加，但成功者寥寥。有的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如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乌克兰等；有的国家陷入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陷入长期的“无效的民主”，即国家治理效率很低。面对很多国家“民主的回潮”，有竞争性选举而无西方期许的政治自由，美国人又抛出一系列说法，即所谓“无自由的民主”“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想撇清这些国家转型失败与自己主张的自由民主的关系。其实，这正说明把党争民主当作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已经破产。

自由民主理论的硬伤

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政体理论。政体是什么？政体从城邦国家时期的统治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谁统治”，逐渐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如何统治”问题，不但包括行政关系、政治经济关系，还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体实际上是权力关系的总和，是国家建设中诸多维度权力关系的总称。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论，只是政体的一个维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纵向的选举民主问题。国家建设是综合性的制度建设，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必然导致权力关系扭曲。诸多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把选举式民主当作国家建设的全部关系，以为有了竞争式选举就有了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是错误的，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国家治理。

几十年来，当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怀着“使命感”推广民主的时候，其所谓民主只是竞争性选举。然而，美国宪法是“审议民主”即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的结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讲的美国的民主，也不是竞争性选举，而是作为人民主权实现形式的乡镇自治即社会民主。

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

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作为一种政治危机不只是今天的话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三边委员会就委托亨廷顿等人写过《民主的危机》，多元民主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

如果说“历史的终结”是当年福山被“胜利”冲昏头脑时的放言，那么，他最近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通过观察美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即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则已经接近故事的真相。

为了防止集权，美国设计了一套分权与制衡体制。在这个看上去超级稳定的结构中，分权与制衡使美国的最高权力分散到国会、行政和法院，这就为党派和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自里根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党派斗争趋于极化。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总统也难以有所作为，例如，医保改革几乎流产，高铁计划束之高阁。可见，说美国实行的是“否决型政体”，并不为过。

否决型政体的主要参与者是利益集团。美国的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美国大学有一项最新研究：从1779项政策议案的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大众主义还是利益集团？结果表明，美国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枪支泛滥。在民意调查中，要求控枪及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的曾高达90%以上。但是，这么高比例的民意却得不到体现和落实。

不能体现民意，该做的又做不了，这样的政治在福山看来就是典型的“政治衰败”——其老师亨廷顿曾以此形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福山认为，即使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如果解决不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因而失去竞争力，也就意味着“政治衰败”。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这轮股市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帮助这个国家免于经济灾难，更确切地说，这是从近期的金融事件中获得的重要经验。如果中国听从数年前某些圈子里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或者那些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建议，那么中国现在将面临金融崩溃、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和重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政府遏制股市问题演变成严重经济危机的首选机制，只不过是运用了政府的“有形之手”——政府全面掌握重要经济指标，并能自发运用这一手段。如果政府对大股东减持所持股票束手无策、不能暂停IPO（首次公开募股）、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够强制过去的卖方回购股票、关闭一些公司的交易，不具备提供充足的市场流动性的直接能力，那么股价下跌的势头将会变得难以控制。

但在没有经济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有运用政府“有形之手”的政治意愿，那么也只会无能为力。

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会被客户的股市亏损、融资融券交易的潜在要求与随之而来的金融公司破产压垮，私营银行步入大幅衰退也正是缘于此，并因此而无法解决股价下跌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由于取消IPO或者其他的原因，在一段时间之内企业通过股市发行股票增加资本将会变得更难。但幸运的是，中国以国有制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有实力和能力，阻止这种危机演变成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如果中国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股价大幅下跌在一些地区引起的恐慌情绪，必定会造成中国资本外流大幅加剧。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时，类似机制导致1997年东南亚债务危机演变为经济崩溃。至少，中国将因试图应对资本外逃和可能爆发的更严重金融危机，而面临巨大的外汇储备损失。

但只要不产生这种重大、甚至灾难性的经济后果，金融形势就能得到控制，宏观经济所受影响也将相当有限。当然，中国股市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优势已显示，中国能应对这轮股市危机。

如果中国采纳了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支持资本主义政策的人士的主张，那么中国现在的形势会完全不同。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将会由于股价失控性下跌损失掉他们的大部分积蓄，中国企业将会缺乏资金，中国将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和亲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有时被视为某种流行的智力游戏。但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显示，如果中国引入它们，那将代表灾难：数亿中国人民将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亲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主张，付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代价，中国的民族复兴将遭受严重挫折。相反地，只要中国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控制。

当然，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帮助其应对比股市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比如确保民族独自主独立、摆脱外国对中国的占领，以及确保中国的全面复兴等。正如习近平总结：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股市问题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结构可确保其经济问题得到控制，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则会导致中国陷入灾难。

In the share market crisis socialism saved China again

In June and early July, during the share market crisis,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structure saved the country from an economic catastrophe - that is the decisive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recent financial events. If China had followed the advice of neo-liberals, and those supporting capitalism, who were fashionable in some circles a few years ago, China would today be facing financial meltdown, a sharp fall in its setback population’s living standards, and major economic crisis.

The first mechanism which prevented the share market problems from turning into a deep economic crisis in recent events wassimply use of the state’s ‘visible hand’ - the overall grip of the state on key economic parameter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use it. Without the state’s direct ability to ensure major shareholders did not sell their holdings, thecancellation of IPOs, in some cases forced buybacks by past sellers, closingof trading in some companies, and providingample liquidity for the market the momentum of the share price fall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But even a political willingness to use the state’s ‘visible hand’ would have been powerless without the economic resources to support this. A private company dominated banking system would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clientslosses on the share market, by potential calls on margin trading, and by consequent financial company bankruptcies. This great weakening of private banks, at best,that would have followed from this meltdown would have  then prevented solving what is now a negative outcome of the share market falls – for a period companies raising capital via the share marke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cancelling of IPOs and other reasons. But fortunately the strength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state owned banking system is adequate to prevent this major macro-economic problem from developing.

If full liberalisation of China’s capital account had existed the sharp downward fall in share prices, creating elements of panic in some quarters, would undoubtedl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massive exodus of capital from the country. Similar mechanisms, when there had been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urned the 1997 South East Asian debt crisis into economic collapse. At a minimum China would have faced huge losses to its foreign reserves attempting to deal with such capital flight and possibly a far worse financial crisis.

But instead of such major, even disastrous, 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will be quite limited. Of course problems in the share market may not yet be fully over – oscillations may continue for a further period. But the strength of China’s socialist macro-economy has already shown it can deal with them.

The situation would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day if the ideas of neo-liberalism and pro-capitalist policies advocated by some had been pursued.If that had occurred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would already have lost the bulk of their savings due to an uncontrolled share price fall,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be starved of finance, a huge exit of capital from China would have occurred and deep economic crisis would be gripping China.

Neo-liberalism and pro-capitalist economic ideas were regrettably sometimes treated as though they were some sort of silly or even fashionable intellectual game. Recent events show the catastrophe they would have represented for China.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would have paid for neo-liberal and pro-capitalist economic proposals with major falls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China’s national regeneration would have suffered a severe setback. Instead, due to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ituation could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Of course China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to deal with far more serious issues than share market problems – it was to secure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row out foreign occupation from the country, and ensure China’s all round national regeneration. As Xi Jinping summarised:

 ‘In 1911, the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sen overthrew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that had ruled China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But once the old system was gone, where China would go became the question. The Chinese people then started exploring long and hard for a path that would sui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y experimented with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mperial restoration, parliamentarism, multi-party system and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yet nothing really worked. Finally, China took the path of socialism.’

But, nevertheless, on a more limited scale the share market problems very vividly illustrate the same issue. China’s socialist structure allowed it to bring an economic problem under control. The ideas of neo-liberalism and capitalism would have led China to a catastrophe.

*罗思义：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这是制裁俄罗斯的最新措施吗？”俄罗斯外交部13日就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在英国巴克莱银行的账户发出抗议，要求英国对此进行解释。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屡次因为“今日俄罗斯”引发激烈争论：美俄外长曾围绕“今日俄罗斯”公开打“口水仗”；欧盟日前出台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等俄外宣媒体的“东向战略”。

俄外交部称，英国等国这一行径“显然是俄媒体高职业水准和积极活动使英国及很多其他西方政府感到恐惧所造成的”。除了通讯社，“今日俄罗斯”还有电视台及网站等多个平台，在100多个国家有6.3亿观众，在视频网站上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被称为俄罗斯政府强力打造的一艘“外宣航母”。

许多分析认为，对这个强劲的对手，西方只能撕下所谓“新闻自由”的面具，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今日俄罗斯”总裁基谢廖夫讽刺称：“如果英国不允许作为世界主要新闻社之一的‘今日俄罗斯’进行活动的话，这个西方‘民主国家’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和民主可言。”

“这是反俄信息战的一部分”

“这是反俄信息战的一部分”，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账户激起了俄外交和媒体界的同仇敌忾。俄《观点报》14日以此为题报道称，针对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在英国巴克莱银行的账户，俄驻英国大使亚科维科表示，“这一行为是对持不同观点媒体进行审查的典型例子”。同时担任“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和电视台总编的西莫尼扬称，英国此举表明，英国政府对与俄罗斯在信息领域竞争感到恐惧，因此经常阻止俄媒体的宣传活动。去年12月英国政府部门就曾威胁对“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频道英国团队实施制裁，指责其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违反公正性标准，威胁取消其许可证。俄罗斯战略评估中心主任阿博扎洛夫表示，英国限制一个不同观点的媒体正常和公正的报道活动，显然违反了英国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原则和一系列国际法准则，这是试图向俄罗斯施加“信息战压力”。

俄新社14日称，英国巴克莱银行代表向该社记者表示，银行已经发出相关的通知，但他拒绝就账户冻结的原因作出解释。而“今日俄罗斯”驻英国代表处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银行就冻结账户及原因的正式通知。

法新社14日引述英国银行界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在英国的账户是因为其总裁基谢廖夫已被英国列入受制裁人员的名单。“自由欧洲”电台也将矛头直指基谢廖夫。报道称，他曾在新闻节目中宣称“俄是唯一有能力把美国用放射性灰尘埋葬的国家”。西方一直指责“今日俄罗斯”在涉及俄乌冲突的报道中歪曲事实，并称他为“支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行动的俄政府宣传机器核心人物”。对此，基谢廖夫则称“今日俄罗斯”是“反击西方攻击性宣传的有力武器”。

德国财经网14日则猜测，这可能是美欧秘而不宣施行的对俄最新制裁手段。报道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多个机构在其他国家的账户被冻结。6月份，比利时宣布冻结俄罗斯一些机构在比利时的银行账户，其中包括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俄驻欧盟大使馆以及俄驻北约大使馆的账户。而法国也有类似的事件。

“英国配不上民主国家称号”

“英国政府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账户是限制言论自由行为”。俄外交部人权、民主及法治问题全权代表多尔戈夫14日愤怒地称，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英国境内“媒体自由及言论自由真实意义的写照，是一个实例”。多尔戈夫称，显而易见，伦敦方面有人非常不喜欢“今日俄罗斯”公布给国际社会的那些客观的材料和评价，比如关于乌克兰的实际情况。“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些内容，因此选择了非常类似政治检查的方式。这些行为使得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配不上这一称号”。俄罗斯外交部当天也表示，莫斯科要求英国政府立刻就伦敦巴克莱银行冻结账户一事做出解释，并称账户被冻结已经对俄这一在英国最大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工作产生了影响。

德国新闻资源网14日称，尽管还不太清楚，但此次冻结账户确实更像直接针对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是俄对外宣传媒体的领导者，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外宣航母”。而英国是美国的最紧密盟友，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立场强硬。这次冻结账户事件将对俄外宣媒体影响甚大。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

201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新闻社与“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这两家老牌新闻单位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重组成立“今日俄罗斯”新闻集团，并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等平台。在集团中，电视台在西方的影响力最大。该电视台是一家于2005年开播的24小时新闻电视台，由俄政府斥资3.5亿美元打造，作为俄首家对外电视网，它很快在西方媒体占据主导话语权的世界舆论圈中杀出重围，甚至在西方国家落地并大受欢迎。

目前“今日俄罗斯”下属的电视台通过30多个卫星电视频道以及500多个有线电视运营商播出节目，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6.3亿观众，它在英国有超过200万观众；在美国拥有8500万用户，是收视率第二高的外国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同样出色。自2007年进入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其上传的话题性视频引起大量共鸣，成为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2013年，它成为YouTube上首家观看人次超过10亿的电视新闻频道。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俄罗斯驻英国大使的话称，这不是欧洲第一次破坏俄罗斯对外媒体的经营活动了。本月初，波兰政府媒体监管机构开启程序，吊销了播出俄卫星新闻广播节目的“电台业余爱好者”的执照。该审查机构称，该电台违反了广播法，“为第三方出让授权，从而影响广播材料的内容和表述。”该电台的创始人认为，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德国本地媒体Salve电视台在播出“今日俄罗斯”德语节目“缺失的那部分”之后受到调查。据调查者称，该节目偏向俄罗斯。

世界厌倦西方独霸舆论场

“欧盟试图消除‘今日俄罗斯’代表的另一种声音”，俄卫星新闻网称，今年6月，欧盟起草了一份名为“东向战略”的计划，以应对“俄罗斯的造谣活动”，该计划呼吁在原苏联范围内“推广欧盟价值观”，并采取针对俄外宣媒体的措施。《欧盟观察家》称，欧盟打算加强国家监管机构间的合作，支持新的立法建议，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对此，俄卫星新闻网称，在西方有数百家报社、电视台、电台，它们企图用一种观点“统治”世界。英国建立了一支1500人的部队，任务之一就是在社交网络上对抗俄罗斯；在北约有专门对抗俄罗斯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小组。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早就用俄语发布信息。“如果在这一切之后，西方仍抱怨输掉了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也许他们应该明白，人们只是厌倦了西方主流媒体千篇一律的报道”。

目前已并入“今日俄罗斯”的俄新社副社长卡普里扬诺夫曾对《人民日报》代表团说，国家形象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取得国外受众的信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消除苏联时期留下的不良影响，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只要我们把新闻产品做好，做到客观公正，不强加于人，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他还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批评性，称他们的批评性报道“比在野党的媒体还多”。

在美国PhaseZero新闻网一篇指责俄政府支持的“俄罗斯卫星网”“是一个杀手宣传机器”的文章后，有不少美国网友的留言。其中网友Owlrich的留言赢得了许多赞同，他写道：“我不理解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美国在信息领域一直处于独霸地位，一直拥有最有效的宣传，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没有对世界如此渗透。令人感兴趣的是俄最近进行更加先进和有效的宣传，与原苏联时期赤裸裸的、幼稚的宣传形成了对比，看起来从美国身上学到了很多”。

“10年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美国媒体是世界信息的垄断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人们只能看CNN，它显示了美国拥有的巨大的宣传优势。如今，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让美国感觉很不舒服，并因此启动了国际信息战”。瑞典媒体曾称，“今日俄罗斯”在YouTube上的浏览人数甚至已远超CNN。文章说，或许有人认为美国此举很“可笑”，因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媒体言必称“言论自由”，现在却企图禁止“今日俄罗斯”在美国传播。应该看到，“制衡美国宣传机器的力量已经出现”。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汪嘉波纪双城孙微青木陶短房陈一柳玉鹏】

 

引子

汪晖：几年前，我在《时代》周报的论坛上见过你，但没有机会谈话。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说得很多?

施密特：毛听得不用心。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右兴起的，差不多是孔子逝世500年后。也就是说，中国的4000年文明，儒学顶多只覆盖了一半。

汪晖：确实是这样，中华文明是由各种力量重构的。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你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人惊叹。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汪晖：是的。他们总是在试图重构它。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

施密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国历代儒学王朝并没有独尊一种国教。儒学是哲学，是伦理，但不是宗教。你们中国人信仰的不是神。作为儒者，你或者你的先辈信仰的是什么？

汪晖：孔子自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施密特：你的理论是说，经过那么多朝代，那么长的岁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不断自我更生（reinvention）？

汪晖：在某个范围内，是的。

施密特：那在别的范围是什么情况？

汪晖：在别的范围内，例如，在农村，有好些遗产一直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中国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但如今有了大变化。另一种大转型正在上演。

施密特：农民总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固守祖辈、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汪晖：这当然不是。但在保守的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矛盾性格。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另一方面也很传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了。

施密特：毛号召你们学？

汪晖：也算也不算。毛说，我们要"评法批儒"--批判儒家、支持法家。那是1974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就连我们中学生也被要求阅读儒家著作，然后加以批判。我们就这样读了不少古代典籍。

施密特：可我的印象好像是，毛泽东甚至不允许人们公开引用孔子言论啊。

汪晖：是这样。但主要是1974年搞"批林批孔"以后。因为据说林彪图谋复兴儒学，所以毛发动了一场运动批判儒学。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一些人对他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却对他持积极评价。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毛泽东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从来不是。（笑）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起来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七十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那跟马克思扯不上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户籍制及其他

汪晖：可德国的就业率还是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施密特：是要高一些。不一定比荷兰、北欧或波兰高。但说到底产业工人还是一小群。比他们两倍还要多的人，虽然工作，但不是工人。他们坐办公室，在电脑前工作。统治世界如今是用电脑的。

汪晖：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仍然有近3亿工人--农民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阶级。在20世纪初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0万的工人。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施密特：这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措施。群众一起来，你们就完了，但户口制度恰恰是让群众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鼓励他们以群众的方式去行动。废除那制度要多久呢？

汪晖：我想会很快。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废除它了。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所以我宁可出家也不愿意治理中国啊。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汪晖：中国改革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很多政策，中央政府最后只是去肯定它。它们不是政府发明的。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这至少是同北京和上海的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

汪晖：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争论一个问题：未来改革的路径问题，城市化之类的趋势等等。基本上大家同意，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是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所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施密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

汪晖：争论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的，我们需要土地私有化。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乡土重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重建乡土社会。因为即使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仍会有5亿农民。

施密特：我猜，中国今日一个村的平均规模是一千人吧。几百年前是几百人。甚至在孙中山时代也只有几百人。1911年时中国的总人口有多大规模？

汪晖：大约4亿。

施密特：现在有13亿了，而且13亿人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无论你是否乐意。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它目前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十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昨天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施密特：医学的昌明可以缓解压力。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活得长，至少可以长五年。我今年95了还活着，要感谢现代医学。中国既有现代医学，也有中医--一部分有价值，一部分是胡诌，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的人均寿命有50多了吧？

汪晖：已经达到70多了。

施密特：那么快？

汪晖：是的。

施密特：真惊人。我还以为是58、59呢。

汪晖：已经达到70了。

施密特：将来会达到80的。

汪晖：是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相当。当然还比不过日本，但也没那么低。

施密特：这个指标还会提升。而且，与此同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

汪晖：对。社会对政府行动的压力增大了。首先，时代变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独立性依然较高。城市居民的意愿非常强烈。以前，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如今，市民则充当起先锋。

施密特：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甚至加强了中央权威的合法性。

汪晖：是的，那是另一个现象。很多抗议的诉求是社会公平。

政治体制改革

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习近平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十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没有哪个领导人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年纪还在位子上，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你们是受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欧洲的、北美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国一般不怎么关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这倒没关系。你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西方的舆论。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也就够了。可这个说法的含义并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并不清楚。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习近平面临复杂处境。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很多人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例如多党制等等。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四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我会为了维系这套制度而奋斗，但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三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会变。是不是会变成民主国家，还有待观察。我觉得是不会。

汪晖：那么一党制会不会......

施密特：你们也不会继续停留在一党体制。总会发生一些大事。在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变。

汪晖：你说不会是一党体制。那会不会是一个后政党体制？我觉得今天的政党已经不同于20世纪的政党，即仍然是政党，但可以称之为后政党。

施密特：你们已经是后共产主义体制了，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纪元。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伊斯兰问题。这个地球上超过10亿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对中国人不算威胁，但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

东亚危机与孤独的大国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三个钟头了。你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这一代日本人还是太嫩了。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静待时机，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15亿人口，而日本将仍然只有1.2亿，甚至更少。

汪晖：因为日本的生育率非常低。在东京，我看到好多中小学都关门了。

施密特：我去过日本五十多次，有很多日本朋友。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等着看，他们要过多久才会提着礼物来见我，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再三登门的。姑且给他们点时间，别为了区区一个钓鱼岛就开战。

汪晖：嗯。我也觉得钓鱼岛争端未必值得中国人投入这么多的注意力。

施密特：多得太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你想，20岁小当兵的能做什么事。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你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亚洲的未来

汪晖：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目前有不少冲突。这是另一个难题。你知道2009年新疆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中亚目前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新的策源地。

施密特：印尼有2.5亿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并不极端，虽然排华但并不严重。海外中国人差不多有5000万，有一半生活在印尼。这不会对中国政府构成一个问题。

汪晖：印尼华人社会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非常不同。他们连名字都改了。曾有一段时间华人被禁止使用中国姓名。所以他们很多人丧失了身份。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很强大。

施密特：马来西亚比印尼小多了。巴基斯坦重要得多，它差不多是马来西亚的十倍那么大，约有人口2亿。这个国家根本没法儿治理。

汪晖：另一个问题。十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十国加一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十加一的方案，十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一个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十加三。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如今它的确陷入了困境。

施密特：原因有很多。像日本一样，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什么朋友。中国领导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觉得不需要朋友。你们自己就够大了，可以自足了。就算你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还是没有朋友。他们不会加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联盟，像欧洲这样的。

汪晖：那这就是中、日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如果你是两国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施密特：我将在中国建立君主政体（笑）。

汪晖：中国过去有一些朋友，但如今这是个大问题。

施密特：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朋友。好吧，有些人带着礼物上北京，至少表现得挺客气。你们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嘛。你们不交朋友，但愿意让别人仰赖于你们的领导力。如今，这些人不愿再依附中国了。印尼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韩国人、日本人莫不如此。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一千种语言。

汪晖：有一千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政治

汪晖：我这次来的时候，在遇到瑞典遇到大众基金会的一位朋友，我说我是来见你的。他说："你很幸运，能会见德国唯一的智者。"

施密特：实际上你错了。（笑）

汪晖：但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点。我读了你被翻译成中文的几本书，真正吃惊。你能把中国历史娓娓道来，太不可思议了。

施密特：那是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是阅读，看看别人写的新东西。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也会是一个阅读者。也许你也会写上一两本。但主要是得当个阅读者。

汪晖：你从政府退下来以后创办了一家报纸？

施密特：我没有创办一家报纸。它早就有了。

汪晖：我想那报纸一定少不了你。

施密特：难说。

汪晖：你对媒体的前景怎么看？

施密特：目前，它们还是太有势力了。至少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是这样。我认为在议会民主制国家，媒体在挖这种制度的根基。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日益边缘化。如果人们随时能谷歌一下，谁还会去读老子、孔子？

汪晖：是啊。我们可以谷歌他们，同时不用去思考他们。

施密特：其中不包括我。

汪晖：智者是不同的！（笑）如果比一比你从政的时候。那时候媒体还不是现在这样，很不同。

施密特：是不同，但如今未必更容易对付。

汪晖：有时反而更难对付了。如今，互联网分分钟在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回应。这也是让中国官员们头疼的事情。一方面中国政府似乎顽固不化、爱理不理，但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候又轻易妥协，那往往是为了取悦网络民意，结果未必都是好的。

施密特：即使在中国，政府也需要取悦民众。

汪晖：如今格外明显。

施密特：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党也需要回应群众的感受。这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不需要取悦民众，他只需告诉他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别的啥也不用说了。

汪晖：他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但也倡导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回应群众的需求。

施密特：是啊，所以是"七分功"嘛。

中国需要有长远眼光应对挑战的人

施密特：关于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你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大学。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流，但有些的确是一流的。你们的大学也许有些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你们太重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而太不重视工程和管理了。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你们一个律师都没有。如今你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律师，而且大学里还在培养成千上万。也许有点过头了。你们需要的是工程师，需要的是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你们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人，能够同时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汪晖：同意。我觉得毛是有长远眼光的。但他能否真正管好现在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施密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力极有信心。他碰到我的时候就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康德主义者，我们都是德国人。"但这两个判断可能都未必正确。然后他说中国和苏联必有一战。苏联有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坦克。但我们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真心相信那一点。

汪晖：他的确相信。不过他早年也读过康德。

施密特：他是个博学的人。但因为文革期间的一些残忍事件，我不会原谅他。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关愚谦，他如今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是文革期间逃离中国的，他的好些亲戚都死了。70年代他逃走以后，他的公民权就被剥夺了，后来逃到开罗，还被投入监狱。辗转到了德国才安定下来。如今他倒可以常回中国，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他在中国有名吗？

汪晖：在知识分子中间挺有名的。你还会去中国吗？

施密特：不会了，我太老了。我还记得一位老朋友--黄华，他是外交部长。知识分子们还记得他吗？

汪晖：记得。但大多数人更记得乔冠华。他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代表中国做演讲的那一位。

施密特：那可是美国反对的。基辛格本来可以让你们再等一阵子，可后来他成了中国之友。

汪晖：此后一直都是。我认为基辛格在中国比在美国还要受欢迎。

施密特：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汪晖：好的，非常感谢。

 

 

*汪晖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6期《南风窗》

 

自2004年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概念提出后，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日趋热烈，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倒较少被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来展开论述，但它的内涵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国际上，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1. 在分析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公有制为主体、土地国有、宏观调控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因素，成为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首选。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强调，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即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遭遇世界经济危机时，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力。（毕文胜：《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指出，“我们不同意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强有力的崛起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指向的国家，有着计划与市场共处的混合经济，国家控制着土地、银行和国有或国家控股的主要行业。这使宏观经济便于调控，并使中国避免了2007—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中国的计划经济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周期性的危机规律。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不高，但却使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投资中长期项目成为可能。”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主要有“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在21世纪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它必须考虑本国特殊的国情。此外，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

2. 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还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之中，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二、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改革开放的成功相辅相成，不可割裂

1. 中国的发展不应该割裂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之间的联系。对此，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最近30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时期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从来都不会成功，甚至有时候适得其反，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例证。

2. 具体说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智力保证。埃及著名左翼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坚决反对那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引进外资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和设施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萨米尔·阿明：China 2013，《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对比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会发现，投入中国的外资大大超过印度，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全民受教育程度比印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高出印度25%—30%，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一大批可以看懂生产手册、可以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机器的工人是更具生产能力的。再加上中国对外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3.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举国体制也被认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在。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迷信西方民主体制。这个因素是兰德斯对中国发展保持乐观态度的核心因素。

三、渐进自主，不盲从西方的改革战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1.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国外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中国的改革战略而言，它是渐进变化的，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这使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并且使投资者稳定了信心。这一改革战略的要点在于：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2. 不盲从西方，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成功的前提。萨米尔·阿明笃信，中国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自主计划，在此意义上，中国是唯一名副其实的新兴国家，其他的所谓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因为他们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完全服从资本主义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盲目听从西方的建议，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实行全盘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正是由于打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这恐怕是少有的摆脱了从西方固定理论出发的惯性甚至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加以否定的先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利奥·刘指出，中国迈向市场的道路是渐进式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帕累托式改进”。前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试验，后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政策尽可能使中国的情况不因为经济改革而恶化。这一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防止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以及避免社会冲突的真诚愿望。

就“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当今中国官方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独特性。

日本学者大木一训认为，已显现出基本形态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至今没有的经验，即惟一的“混合经济”制度。这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而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互相补充、互相竞争，在由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政府的“统一计划”（也就是宏观经济管理）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制度。最终，建构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有秩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会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本质上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约希姆·毕绍夫认为，与苏联失败的改革相比，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结合，以计划和市场作为互相补充的宏观控制手段，把市场当作反对影子经济的手段，谨慎地限制中央计划化，由中央对地区发展差距和新的社会分化进行调整。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特色”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不放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各国经验，灵活运用市场力量，而不是盲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颇有生命力的新道路。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保证

1. 只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对资本主义的开放中不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持续深入的变革。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对四项基本原则倍加推崇。他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根本的，舍此，也就谈不上别的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

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的进步，则是改革开放得以深化的制度保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体制建设上的进展包括：差额选举制、重大人事和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制、任期制、退休年龄限制、中央委员中的地方代表席位、选拔任用地方最高领导干部遵守“回避”制。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拒绝走西式的民主道路，自身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的加夫列尔·戈麦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有能力管理13亿人口大国的组织结构，其执政能力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保证。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够实事求是地将政治理论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实现制度创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美好新生活，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目前，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国内宣传西方“宪政”，其实质是想要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接受西方宪政理念，成为与“在野党”相对应的“执政党”，再通过“选举民主”将共产党推翻，对此种动向必须予以足够警惕。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这也提醒我们，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就能够步履坚定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启示”项目组，执笔人：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