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周五，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在秘鲁召开年度会议，眼下全球经济正面临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最严重的险境。

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出现种种问题，长期停滞问题——即使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工业国家也无力保持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日益恶化。

这引起了人们对发生全球恶性循环的担忧：工业国家的缓慢增长会伤害输出资本的新兴市场，从而进一步减缓西方的增长。已经濒临停滞的工业化经济体承受不起负面的全球冲击。

政策制定者们严重低估了西方国家重回衰退以及全球发生衰退的风险。如果出现衰退，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将缺乏应对工具。

工业国家目前基本没有任何再放松货币的余地。预计日本和欧洲的利率将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美国的利率水平仅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上升。

面对当前挑战，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全球承诺，将增长加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采取行动时不能局限于货币政策。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再符合近几年的全球经济不过了。虽然人们口头上一直在说摆脱危机，但各国的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预估值都出现了大幅下调。

相较于2012年作出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美国的GDP预估值下调了6%，欧洲下调了3%，中国下调了14%，新兴市场下调了10%，全球整体下调了6%。

而这一惨淡预测的前提是：工业国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出现系统性危机。这两大前提哪个也不能认为理所当然成立。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通缩危险要大于通胀危险，而且我们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功能。经济衰退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阻碍未来产出的增长，这种滞后效应远超人们在几年前的想象。

西方债券市场正在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债券太少，而不是太多。与往常一样，当形势开始恶化时，两拨人展开激烈辩论，一派认为要保持现状，另一派则敦促进行重大调整。我深信全球经济战略亟需重大改变。

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缺乏效率，且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它还告诉我们，因为不利的市场信号不符合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忽略它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严重错误。

这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如果政策制定者们当初能透过抵押贷款证券注意到美国住房市场的价格信号，或者从银行业股价上察觉到金融体系的健康信号，他们面对不断聚集的风暴就会反应更加迅速。还有欧洲的教训。对希腊债务不会得到全额偿还这一市场信号置之不理的政策制定者，没能及时作出必要判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债券市场的教训

考量一下工业国家的政府债券市场如今正在暗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它们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反映了很大一群消息灵通的交易员的判断。两个结论十分突出。

首先，风险严重指向低于官方目标的通胀率。在工业国家，没人认为各国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它们2%的通胀率目标。即使在通胀预期最高的美国，对自2020年开始的五年期间的通胀预期也只有1.5%。

这还是在债券市场表明货币政策仍将比美联储(Fed)预期的更加宽松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基金期货市场预计，2017年底的利率将在1%上下，而美联储最新预测的中位数是2.6%。如果债券市场信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它将预期更低的通胀率乃至通缩风险。

第二，普遍预期是实际利率会异常低。近25年来，实际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工业国家未来10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预计将为零。即使这或许反映了某种可能性，即实际利率将受到名义利率零下限以及通缩的人为提升。在实际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将会过热。

许多人会辩称，债券收益率被量化宽松政策人为压低了，因此，利用它们来推断未来的通胀和实际利率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能被排除。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今的利率低于实施量化宽松期间的平均水平，而预测者几年来一直在自信——但错误地——预期利率会上升。

对于这种缓慢增长、低通胀预期及零实际利率同时出现的最有效的解释是长期停滞假设。

这种假设认为，高储蓄、投资降低以及避险心理增加这三者的结合压低了伴随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结果是，名义利率的零下限变得具有约束性。

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常态实际利率的大幅降低。首先，不平等的加剧——流向资本以及企业留存利润的收入份额的增加——提升了人们储蓄的倾向。

第二，对劳动力增长放缓以及生产率提升变慢导致增长放缓的预期，使投资减少而加大了对储蓄的激励。

第三，更广泛的监管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金融中介活动中摩擦增多，这会阻碍投资。

第四，资本品价格下降，同时经营企业所需实物资本数量减少——想想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GM)的5倍多。

新兴市场遭遇逆流

直到不久前，新兴市场表现强劲还是一个主要的亮点。它们大举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国家国内无法进行有效益的投资。

结果是，这些资本获得比其他情况下能获得的更高的利率，工业国家的产品出口需求上升，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竞争力加强。

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额从2002年的2400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1万亿美元。与利率讨论尤其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的外币借款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4.3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净资本流动今年急剧下降——这是近30年来首次出现如此大的降幅——离开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数量超过1万亿美元。

任何讨论都不得不从中国开始，其在2010年至2013年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看一下投资驱动型经济体——无论是遭受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冲击之前的日本，还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小虎”——近期的历史可以知道，增长并不是温和放缓的。

中国还面临许多其他挑战，从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到城镇化进程放缓。它还面临政治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无效投资的问题。

即便采取乐观的观点，即中国会平稳地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中国的生产结构也将会向轻工业大大倾斜，因此中国能够支撑大宗商品市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俄罗斯正在艰难应对低油价、法治崩溃和严厉制裁的问题。巴西一直遭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但政治失灵的冲击更为严重。印度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从中欧到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东南亚，工业国家经济放缓加上本国政治失灵，抑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并鼓励了资本外流，从而破坏了增长。

坚定立场

所有这些对齐聚利马出席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年会的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有人认为，缓慢增长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暂时问题，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很慢。全球经济接近失速，并且还在放缓，它的主要风险是陷入衰退。

最近最为成功的增长政策声明是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欧元似乎濒临危机边缘之际发下的著名誓言，即“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欧元”。

德拉吉通过无条件承诺提供流动性和支持增长，阻止了早期的恐慌，帮助提升了欧洲的增长率，尽管这还不够。

如今需要的是某种全球范围的类似立场——一个表明各国政府认识到长期停滞及其全球蔓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的信号。低迷的美国就业报告上周五发布后，美联储必须认识到早就应该很清楚的事：美国经济的风险是双方面的。只有在有明确、直接的通胀或金融狂热潮爆发的迹象时才应加息。美联储还必须表明自己愿意帮助阻止全球金融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欧洲、日本的央行需要清楚的是，它们最大的风险是经济进一步放缓。它们必须展示出创造性利用手头工具的意愿。在债券收益率大大低于1%的情况下，传统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还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很令人质疑。它们必须准备考虑支持那些带有风险溢价、且风险溢价可以被大幅削减的资产。它们可以通过吸收债券为财政扩张筹资，以实现更多目标。

长期低利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财政政策。正如低利率可以让房屋所有者承受更大额的抵押贷款，政府也可以维持更高的赤字水平。如果当政府面临5%的实际借款成本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的债务与GDP比率为60%的标准适当的话，那么，如今实际借款成本为负时，比这高得多的比率肯定也是适当的。

实施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理由在资金被用于投资或设施维护时尤其充分。在任何一个印发自己的货币且利率受零下限约束的国家，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财政扩张，直至需求加速。2008年之前的问题是借贷太多，但如今的问题更多是对生产性投资的贷款太少。

利马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一直都有。但是，如今强调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要接受现状。全球市场越来越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传统的方式——聚焦于健康的政府财政、增加供给潜力以及避免通胀——会招致灾难。此外，全球应对经济萎缩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用完。因此，旨在提升全球需求的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如果我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看法是错的，那么，风险是通胀加速将过快、经济将出现过热以及太多资本将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结果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即使它们出现，也可以用标准的方法来应对。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而政策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那么，风险是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近日，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

美国大选长期饱受国际社会诟病，“全然由金钱驱动和运转的政治秀”、“精英民主”、“金钱政治”成为其关键词，由此而引发的不公平、腐败等弊端，愈演愈烈。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有美国媒体评论说，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指责对方为“说谎者”并为最终夺得270张选举人票而费尽心机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搁置一旁，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距离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大选选战已经鸣锣开道，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数据显示，1860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只花了十万美元便使林肯成为美国第十六位总统，而一百年后的1960年，十万美元只够让候选人在全国电视网出现30分钟。2012年走“草根”路线的奥巴马竞选花费7.3亿美元。这还只是一个候选人的花费，如果加上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资助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总额，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花费近60亿美元。因此，穷人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选举活动实质上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曾在一文中表示，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

政治学家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而事实上很难做到，美国大选中有专用于选举的公共基金，但是那部分钱难以满足广告等选举活动的需求。“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各自向大企业财团筹集更多资金。其结果造成经费水涨船高，支持候选人的财团都期望能够在总统上台后获得一些利益，催生了隐形腐败问题。而穷人没有那么多钱捐献给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说道。

选举制度弊端重重

美国的选举制度曾被认作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其除了被金钱左右，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

不少观点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海选，这与媒体贯于展示海选的热闹不无关系。“但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表示。“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最关键，这也最容易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不仅是总统大选，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如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而且，美国的内举制度和‘旋转门’政治还使得募集选举资金等腐败行为合法化。”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最受争议的便是“选举人团”和“赢者通吃”的制度。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提前投票，也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其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有学者认为，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不能照搬陷入困境的“美国式民主”

美国一直在试图改良自身选举制度，从黑人、妇女逐渐获得投票权，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选举捐款限额有了一些规定，并一直在不断调整中。但美国社会对选举中金钱的作用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其主流民意认为花钱并不多。

目前来看，选举的种种弊端也愈加凸显。除了涉及腐败、不公平等问题，仅就美国选民投票率下降，百分之六七十已是很高的投票率，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倦。

就选举制度而言，苏长和表示，西方对外将海选鼓吹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没有看到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也搞全民选举或全民公投，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袁征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政治、历史、传统文化，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选举模式，要根据国情和道路，探索出适应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

美国的中央银行的全名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央银行是国家所有的银行，是政府机构之一。而美联储虽然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它却是完全由私人控制的和拥有的银行。

对于这一点，别说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就是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现在真正知道美国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的人，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就是在金融界工作的人士，确切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也是不多的！

其他国家的央行的名称一般就叫中央银行，为什么美国央行叫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历史上，由于西方国家的银行都是私人银行。为了银行自己的私有利益，银行经常策划很多阴谋活动，他们操纵金融市场和经济领域，甚至干涉和操纵政治，参与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干了不少坏事，搞的名声狼藉，为了避免社会对中央银行的不必要的误会和联想，美联储的老板们和设计者想出一个既与银行名称有别，又必须与银行业务有关的机构名字，故而把名称叫做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的老板们是些什么人?这原来是个非常神秘的秘密。现代的人们总是喜欢寻根究底，据美国的各方面的人士长久的跟踪深入追究，并披露于媒体，大概地知道，美联储的真正的老板是由完全私有化的银行和个人所组成。

他们之中有花旗银行(其前身是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纽约银行、第一国家银行、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前身是大通银行)、汉华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信托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是个人持有者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哈里曼家族、希夫家族、贝克家族、斯蒂尔曼家族、斯特郎家族、希尔家族、沃博格家族…！虽然有些银行挂着国家银行的名头，其实，都是私人银行。有些银行就是上述这些家族控制的银行。例如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绝对控股股东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国家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摩根家族，纽约国家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沃博格家族，在这些银行名字中的"国家"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国家即朕，朕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本质！

由于美联储的股东严格保密，美国媒体从浩瀚的资料中得来的零碎的资料堆里艰难寻迹中，得到并披露的这些股东名字不一定都达到精确的程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披露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股东名单中，可以清楚地说明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私人银行！

美联储的特权也是极其至高无上的：独立地发行美元货币，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简而言之，只要美国的这些超级垄断资本集团认为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开动印钞机发行美元货币，而且不需要审计！也就是这个原因，美联储的很多内幕至今一直是个绝对的秘密。一个可以自己决定发行多少钱的机构竟然是私人的！政府无权干涉，而且，"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语)。

也正因为美联储从来不被审计，独立制订货币和经济政策，美元和美元债券经常无节制地发行，造成美元泛滥，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形势，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凌驾于总统和议会之外，搞得神秘莫测。就是美联储的这些老板们在决定着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甚至决定着美国的政治！

虽然美联储主席现在是由总统任命，他们的一些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国会通过。其实真正决定美联储主席人选和及其他主要机构人选的是美联储的老板们，总统任命和国会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因为是他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后来临终前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他说自己受到了"欺骗"！

对于美联储的这种状况，美国的有识之士不是没有过质疑和想揭开其内幕的行动，或者不想对美联储的状况进行改革。然而，这些议员和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在提出质疑之后还没有在揭开其内幕的行动之前就会受到沉重打击，有的在竞选活动过程中就被淘汰，有的还为之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要想当上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国会议员、美国的总统，没有大财团的背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没人能进行深入地揭开美联储的很多秘密，现在美联储的能量比以前更大，很多过去的秘密就可能更不容易被揭露了！但是，随着信息化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现在和将来的秘密越来越难以保密，据说美国对中央银行美联储的透明度改革也将进行。不过至今还只是传说而已。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的中央银行！我们只有搞清楚美国中央银行的本质和性质，才可能对美国中央银行制定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及其政治意识和政治决策做出根本性的分析和判断。  

【导读】当地时间27日，美国CBS播出了老牌时政节目《60分钟》对普京的专访。普京在节目中坦率承认支持阿萨德政权，解读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并正面回应了各种质疑。

次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言中谴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随后发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针锋相对，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除了和巴沙尔政权合作别无选择。普京还指出，“处在金字塔顶峰的国家，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既然如此的强大和特别，那么肯定比所有人都更加明了该怎么做”，并质问搅乱中东局势的人“你们现在到底明不明白你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此前，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为这次发言，足足准备了一个月。观察者网特约译者扬云飞独家翻译全文，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女士们和先生们！

联合国70周年庆典是个很好的机缘，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1945年，那些摧毁了纳粹的国家，集合了各自的力量，为战后世界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想提醒大家，国家交往之间的关键性原则，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我国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由反希特勒联盟的首脑们做出的。雅尔塔体系久经磨难与考验，（为了它的建立）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吸取了）20世纪两次蔓延整个行星的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且客观地说，在最近70年各种狂风骤雨般的事件中，它帮助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灾难。
 

联合国没用了吗？

联合国是一个最具有合法性，代表性和多样性的组织。是的，近年来对联合国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说什么它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而要取得原则性决定却受限于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首先存在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联合国当中总是存在着分歧，她存在的七十年来一直如此。否决权一直有人在使用：美国使用过，还有英国、法国、中国，以及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对于一个如此多元和多代表性的组织而言，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在联合国建立之日起就没有考虑过，这里会被单一主张所垄断。而这个组织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寻找和形成妥协之上，其力量则来源于综合考虑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讨论各种问题、做出决定，以表决通过决议的形式产生，也有不能通过的时候——就像外交官们说的那样：通过还是未过。无论如何，任何国家如果绕开这个规定，（它的所作所为）就是非法的，而且与联合国宪章和现代国际法相冲突。

我们知道，在“冷战”结束后——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出现了唯一的单极霸主。那时，处在金字塔顶峰的国家，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既然如此的强大和特别，那么肯定比所有人都更加明了该怎么做。由此推理出来，也就不需要考虑联合国了，因为它不肯自动形成决议，为（这个国家自认的）“正确”事项来背书，而只是找麻烦，就像我国的谚语，“就是一块绊脚石”。因此这个国家开始传播些论调：什么联合国从建立时形成的模式，已经老朽了，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当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联合国也应该符合这种自然的改变。俄罗斯愿意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与所有的伙伴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那些动摇联合国权威和合法性的企图是极端危险的。这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结构的毁灭。那时，除了丛林法则外，我们就真的什么规则都没有了。

在那样的世界里，就不会有集体合作而只剩下自私自利；在那样的世界里，就只会有越来越多的霸权和越来越少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在那样的世界里，真正的独立国家会被日益增加的、由外部操纵的傀儡国所取代。说起来什么叫国家主权？之前已经有同僚在这里谈起过，这首先是个关于自由的问题，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尊敬的同僚们，说起来与此同样重要的，还有所谓的合法政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玩弄和操纵名词。在国际法里，国际事务的每个概念都必须明确、清晰，必须有一个固定的理解和固定的定义。各国都是不同的，对此必须给予尊重。没有任何人必须遵从单一的发展路线，即使这种路线被某些人一次性地定义为永远正确。

中东为何恐怖分子遍地？

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的经验。比如说我们都记得苏联的历史。输出社会变革实验，试图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出发来改造这个或是那个国家，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没有推动进步，而是造成了退步。但是好像没有人去学习他人的错误经验，而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现在继续输出所谓的“民主革命”。

只要看看中东和北非的情况就足够了，之前的演讲人也提到了那里。当然，这一地区早就积累了大量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那里的人们也确实期盼着改变。但是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呢？本来应该进行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改革，结果被极具侵略性的外部干涉无情地摧毁了。本来想庆祝民主和进步，得到的是暴力、贫穷、社会灾难，而人权乃至人命本身更是一毛不值了。

在这里，我非常想问问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些人：你们现在到底明不明白你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恐怕这个问题也会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那些自信的、相信自己的独特性、自认不会被惩罚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里形成的权力真空，导致无政府区域的出现，并立刻被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所填充。在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旗帜下，已经有几万人的武装人员在战斗。他们当中有过去伊拉克的军人，他们在2003年伊拉克被入侵后流落街头。恐怖分子的兵源地还包括利比亚，而正是对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粗暴破坏，导致该国体制被摧毁。而现在一些被西方国家支持的、所谓的叙利亚理性反对派们，也开始投奔这些极端分子了。

他们首先被武装，被训练，然后就被投入所谓的“伊斯兰国”的行列。而“伊斯兰国”本身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最早被哺育出来作为反对世俗政权的武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练兵基地之后，“伊斯兰国”开始积极地对外扩张，准备在阿拉伯世界中取得控制权，而他们的目标还不局限于此。现在的局面远远比想象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虚伪和不负责任地一面高声喊叫国际恐怖分子的威胁，与此同时，却对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和支持渠道——包括贩毒、非法贩卖石油与武器——闭眼装作看不到；或是企图操纵极端组织，拉拢他们干私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却寄希望于未来总会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说得简单点，就是消灭的意思。

那些正在这样做和这样想的人，我想对你们说：先生们，你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都非常残忍，但他们可不都是愚蠢的或头脑简单的，他们一点都不比你们傻，还不知道最后是谁利用了谁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最近这次“理性反对派”把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注：不久前美国花费巨资培训的叙利亚“理性反对派”武装人员，在培训结束后大多逃跑，并加入了“伊斯兰国”。普京这次访美期间，多次拿此事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开涮。）

我们认为任何与恐怖分子的游戏，尤其是对他们进行武装，都不仅仅是短视的，而且和玩火一样危险。最终会导致全球恐怖威胁成长到极端危险的地步，蔓延到地球上新的地区。更别说在伊斯兰国的营地中，正在“锻炼”着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多国武装人员。

非常可惜的是，必须直接指出，尊敬的同僚们，俄罗斯在这里也不能置身事外。不能允许这些已经品尝过血腥味的杀人犯，在日后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继续进行自己的肮脏勾当。我们不想要这种结果。也没有人想要，不是吗？俄罗斯一直都坚定并持续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我们今天向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该地区其他与恐怖组织作斗争的国家提供军事技术设备援助。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当局和叙利亚政府军合作是个巨大的错误，正是他们在勇敢地与恐怖主义面对面作斗争。现在到了认清现实的时候了，除了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们，没有其他人在叙利亚真的和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分子战斗。我们知道当地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但还是要立足于现实出发。

我们需要真正的反恐联盟

尊敬的同僚们！被迫指出的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这些诚实并且直接的做法被某些人当做借口利用，为的是指责俄罗斯的野心在扩大。就好像说这些话的人一点野心都没有似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俄罗斯的野心，尊敬的同僚们，而是世界上形成的种种局面已经让人不能容忍了。

实际上我们提议不要被野心操控，而是要从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力量以应对我们面前的新问题，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就像当初的反希特勒同盟一样，它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力量团结起来，并且准备好坚定地反击那些如同纳粹一样邪恶和反人类（的组织）。

当然，同盟的核心成员应该是穆斯林国家。因为《伊斯兰国》不仅仅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威胁，也用自己血腥的罪行给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抹黑。武装分子们的意识形态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侮辱，扭曲了其真正的人道价值观。

现在想对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们说，你们的个人威望，你们的教导都非常重要。要把那些想去当武装分子的人拉回来，不能让他们去做没头脑的事情。对于那些已经被骗或是因为种种原因加入恐怖分子行列的人，要帮助他们找到回归正常生活的道路，放下武器，停止兄弟之间的血肉相残。

作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俄罗斯很快会（提议）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对中东地区的危险进行综合性评估。首先要讨论，是否可能通过决议，协调各种力量，对抗“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我重复一下，这样的协调必须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上。

我们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可以制定出让各方都接受的恢复中东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方案。尊敬的朋友们，那时就不需要修建难民营了。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最初是塞满了他们的邻国，之后又奔往欧洲，数量不是几十万人，而是几百万人。这实际上是新的悲惨的民族大迁徙，以及对我们，包括欧洲在内所有人的沉重的教育课。

我想强调的是：难民们，毫无疑问需要同情和帮助。但是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那些体制被摧毁的国家将其恢复，对那些还保存了国家机构的国家，帮助它们将其强化或是重建，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军事的、经济的、物质的，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和经历磨难但是还留在故土的人们。

当然，任何对主权国家的帮助都可以乃至必须是非强迫性的，而是建议性的，并且只能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所有在这一领域的行为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应该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所有与联合国宪章矛盾的行为都应被否决。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利比亚恢复国家组织，支持伊拉克的新政府，对叙利亚的合法政权进行全方位的支持。

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

尊敬的同僚们，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还有一个关键性任务，就是保障和平，以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形成平等并且未被分割的安全区域，不是只有少数“被选者”获得安全，而是所有人。是的，这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工作，但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非常可惜的是，冷战期间形成的阵营思维方式，以及部分同僚扩大自己政治版图的行为，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北约扩张这一路线在持续。这就要问问了：既然华约已经不存在，苏联也解体了，北约扩张的目的是什么？与此同时，北约不但继续存在，还不断扩张，就像其军事设施一样。

然后，在前苏联国家面前摆出来一道虚假的选择题：究竟是和西方站在一边还是和东方（俄罗斯）站在一边？这种挑衅性的逻辑肯定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地缘危机。最后在乌克兰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利用大多数人民对当时政权的不满，从外部挑拨发动了武装政变，终于导致内战爆发。

我们坚信：停止流血冲突，找到离开死胡同的出口，只能是全面、真正执行今年2月12日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依靠恐吓与武器的力量不能保障乌克兰的完整。必须这样做。需要真正考虑顿巴斯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尊重他们的选择，与他们协商，而这些在《明斯克协议》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国家政治构建部分。这是乌克兰作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的基石，是建设共同安全空间的重要链接点，这样它才能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同时与欧洲和欧亚联盟发展关系（注：欧亚联盟，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同盟。）

经济自由？经济自私？

女士们，先生们，我并非偶然提起共同的经济合作空间。不久前，人们还觉得，在经济领域有客观的市场法则，我们都学会不再使用隔离线，我们都会以透明的、共同制定的规则——包括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来行事，开展自由贸易和投资，公开竞争。但是，今天绕开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制裁却几乎成了固定规则，而且不仅仅用来达成政治目的，还包括用来消灭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这里要指出另外一个“经济自私主义”的症状。一些国家走上了封闭性特殊经济联合体的道路，而且相关谈判是悄然进行的，瞒着本国的公民、商界与媒体，当然也瞒着其他国家。而那些相关利益会受影响的国家，却得不到任何通知。最可能是想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规则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却只对少数的“被选者”有利。所有这些都是绕开关贸总协定在进行的，会带来贸易体系失衡的风险，导致全球经济空间的分裂。

这些让人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建议在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和G20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俄罗斯在反对“独特性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将各个区域经济项目和谐化，推动以国际贸易通用透明为原则的“融合之融合”。作为例子，可以举出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相融合的办法。同时我们也看到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合作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在所有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和挑战中，也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对12月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寄予希望。在这方面，俄罗斯的贡献将是，截至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代的70-75%。

但是，我们也建议用更加开阔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通过对有害气体排放制定配额，以及采取其他的战术性措施，我们会在某个期限内降低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但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彻底地解决它。我们需要本质性的新办法。这里谈的是全新的仿生态技术，这种技术不但不会破坏环境，还会与其和谐共处，让因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生态圈与技术圈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这确实是整个行星级别的挑战。我坚信，人类具备回应这一挑战的智慧潜能。

我们首先需要团结那些科研力量雄厚，有足够基础研究能力的国家。建议在联合国的穹顶下建立一个专门的论坛，用来系统地审视与自然资源消失、生存环境被破坏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俄罗斯已准备好成为论坛的组织者之一。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同僚们。1946年1月10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当时，筹备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外交家Zuleta·ngel，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内涵的原则，而联合国的行为也应该建立在其上，这就是“善意，鄙视阴谋和狡狯，合作精神”。

今天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仍旧极具意义。俄罗斯相信联合国具备巨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将有助于避免新的全球对抗，转入战略性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我们将会坚定不移地巩固联合国居中协调的角色。

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会让世界更加稳定和安全，让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获得发展的机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李岩

英国财相奥斯本9月20日起访华五天，力图为英国企业争取更大商业机遇，表示“希望英国成为中国进入西方金融市场的桥梁”，并淡化夏季中国股市的崩盘和动荡。

在此之际，正值英国政界出现政治、经济和丑闻三次“地震”。

9月12日，英国工党激进左翼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工党领袖选举黑马，以59.5%的压倒性高票，获选工党新任领袖。

9月13日，科尔宾任命盟友约翰·麦克唐纳尔（John McDonnell）为影子财相，在英国各界、尤其在政界和媒体业引发震撼。

9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隆陷入“猪头门”丑闻。

本文只谈引发经济“地震”的英国影子财相约翰·麦克唐纳尔。

麦克唐纳尔：奥斯本“令我恶心”

麦克唐纳尔是工党激进左翼议员，一向抨击银行业和媒体业，主张国有化，被路透社称成为“资本主义之敌”，而麦克唐纳尔在其个人博客上也表示，志向是“酝酿推翻资本主义”。

在获任影子财相当晚的集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多年来，他“一直呼吁将银行收归国有。”他还指责英国政府如盗贼，多年来，一直在“偷盗”人民的财产。

麦克唐纳尔坚决反对英国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他在今年7月表示，哪怕是“游过呕吐”，也要反对财相奥斯本主导的120亿英镑福利削减方案。

对英国财相本人，麦克唐纳尔则说：奥斯本让他“从生理上感到恶心，”因为看到像奥斯本这种人藐视普通民众，就让他“理所应当地感到愤怒”。

9月19日，麦克唐纳尔在就任影子财相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继续抨击奥斯本，指责奥斯本的税收政策伤害工薪阶层的利益，是“不道德的”。

然而，相比之下，麦克唐纳尔对奥斯本的评论，还算是客气的。

麦克唐纳尔对英国其他政治人物和金融城的评论，常常令舆论大哗，引发各界人士的抨击。

“刺杀撒切尔”

对推动英国私有化、打垮英国工会、令大批英国工人失业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如同许多老工党人士一样，麦克唐纳尔对她是十分痛恨。

2010年，麦克唐纳尔竞选工党领袖时说：想要“回到80年代，去刺杀撒切尔。”

“逮捕布莱尔”

麦克唐纳尔声称，在美英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至少有50万人丧生。对跟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麦克唐纳尔在2013年表示，他一向支持逮捕布莱尔，并把布莱尔送上海牙国际法庭。

“如果我们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发动战争，” 麦克唐纳尔说：“我们就应该把撒谎的人送上法庭。 ”

“向波比·桑兹致敬”

波比·桑兹（Bobby Sands）是一位爱尔兰共和国军（IRA）成员，也是英国国会议员。1981年，他为争取被捕爱尔兰共和国军成员在监狱中的待遇，绝食66天后去世。

撒切尔夫人说：“桑兹是一个被判刑的罪犯。”

2003年，麦克唐纳尔表示，应该开始对参加抗英武装斗争的人们予以应有的尊敬。他宣称：“正是由于爱尔兰共和国军和波比·桑兹的勇敢，我们现在才拥有了和平的进程。”

“战争对生意有利”

2013年，麦克唐纳尔在接受社交媒体采访时说，“战争总是对生意有利。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能够把这一点掩盖起来。卖武器就意味着同谋杀人。”

他还表示，“英国在军火贸易上扮演着一种关键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卖军火，而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引发动荡，以便让英国资本更加野蛮地剥削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

“银行家是小丑”

在今年9月13日获任影子财相前的一次工会年度大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许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把银行收归国有”。对于银行家，他蔑视地说：“他们是小丑，不是银行家。”

反抗“选出的独裁”

英国《每日电讯报》9月26日报道，麦克唐纳尔在2012年曾呼吁人民“暴动” ，宣称：“不要指望改变来自于议会……我们现在的（联合）政府是一个选出来的独裁”，所以，我认为，民主权利允许我们采用无论什么方式，以让政府下台。现在，真正的斗争是在我们社区，在罢工警戒线，在街头。”

“改造资本主义”

麦克唐纳尔获任工党影子财相后，于9月17日出席BBC电视节目《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讨论，为自己过去的言论两次道歉：说“刺杀撒切尔”是戏言，并解释其爱尔兰共和军的言论是为了达成和平协议而说。

但对街头示威等言论，麦克唐纳尔在9月28日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表示，几年前，他推动税收正义的运动，讨论如何对付企业在英国逃税及避税。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作者注：指在民主机制失灵时，人民采取直接行动，以阻止社会上的不公和不平，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的“占领伦敦”运动）”，他们在街头示威，占领那些不交税企业的办公楼。

由于这些采取直接行动示威者的努力，“终于，我们开始解决税收的问题，甚至奥斯本也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麦克唐纳尔解释道：“有时，除了在议会辩论，英国需要一些抗议。这才是我所主张的，并且应完全是非暴力的示威。”

综合阅读麦克唐纳尔引发争议的言论，看上去不像是一时直言。而他酝酿推翻资本主义的说法，更是经过深思熟虑。

英国《卫报》9月19日采访这位影子财相时，问他受谁的著作影响最大。麦克唐纳尔把卡尔 · 马克思排在首位。他说：“不读《资本论》，你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制度。”

麦克唐纳尔9月14日接受英国电视4台采访时，侃侃而谈，阐述他的经济主张。

这位影子财相呼吁英国政府中止对富人和企业的减税，让企业交税，开始对基建和住房投资，重新为人们提供就业。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繁荣的社会，而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共享繁荣。”

至于如何创造这种繁荣社会，麦克唐纳尔说：“我并不认为变化来自议会，或是从上到下的。我认为，变化是从下到上的。我们常说，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位影子财相介绍道，目前，世界上在兴起“预算从你做起”的运动，即从草根阶层开始做预算，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区域预算，然后制定国家预算。

为此，人们应该在自己的社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社区的未来、投资和服务，制定预算。然后，把预算交给地方政府、区域政府和国家政府。麦克唐纳尔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经济民主化。”

英国第4台记者问他，你酝酿推翻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酝酿意味着人们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 麦克唐纳尔答道：“然后讨论如何改变资本主义。

英国第4台记者追问他：“是改变，还是推翻？“

“以渐进的过程，改变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麦克唐纳尔答道：“最后，我当然是要改造资本主义。

英国第4台记者再问他：“改造资本主义，应该是影子财相承担的角色吗？”

“是的，当然是的。” 麦克唐纳尔答道：“我认为，影子财相应该提供一个与现行体制不同的选择。”

麦克唐纳尔成为影子财相的背景

麦克唐纳尔获任英国影子财政大臣，有三大背景：首先，自2008年经济危机过后，英国各界普遍存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英国《金融时报》曾两次出版大规模的专题报道，约请经济学者、政客、银行家和企业家撰文，讨论金融危机及如何改良资本主义。

近年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持续开办经济学专题讲座，教授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公平和自由的经济社会。

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示威者发起“占领伦敦”运动，我曾连续多天造访他们在伦敦证劵交易所附近驻扎的营地，并与示威者交谈。在我所交谈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无人主张暴力行动，或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我问他们占领伦敦、占领金融城的诉求是什么，好几个人的答复都是：“改革资本主义，改革社会。”

其次，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英国政府实施经济紧缩和削减福利政策，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在英国中下层社会，酝酿着种种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

麦克唐纳尔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银行家，因此，不应以经济危机借口，削减普通人福利。他的慷慨直言，让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感到解气。

第三，科尔宾和麦克唐纳尔主张更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赢得许多英国年轻人的支持。在工党竞选新领袖时，科尔宾吸引到许多年轻人纷纷去听他演讲，参加讨论，在此期间，工党赢得10万多人的注册支持者。

自今年5月起，英国工党成员人数飚升，至9月新成员人数已达15万，使工党成员人数超过35万（除此之外，工党还有26万准会员和注册支持者），并使工党每年党费多达近4百万英镑，这将一举扭转工党的财务状况。在2006年，工党负债2400万英镑。工党预计，明年将有望收支平衡。

科尔宾竞选工党领袖时，麦克唐纳尔是他的竞选经理。在这次竞选中，“我们已把工党成员扩增至50万人，” 麦克唐纳尔自豪地说：“在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我们还新增加了5万工党成员。”

据估计，在这些工党新成员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年轻人。以伦敦Hampstead 和Kilburn选区为例，在工党1000新增成员中，多数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在英国下次大选中，这批年轻人有可能为工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位影子财相能成为财相吗？

那么，麦克唐纳尔能成为英国财相吗？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以麦克唐纳尔的过激言论，以他抨击资本主义、抨击反大企业、抨击富人的立场，让他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从英国多数媒体的报道来看，是异想天开之事。

麦克唐纳尔认为，自己有资历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因为他在29岁时，就已经担任大伦敦议会的“财相”，负责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但是，麦克唐纳尔今年已过64岁。到英国下次大选时，他将年近70岁。2013年，他还因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年龄和健康，可能会成为他担任财政大臣的不利因素。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英国工党年度大会报道，对这位主张对大企业加大征税力度的影子财相，英国商业人士更多是好奇，而非担心，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麦克唐纳尔能够成为英国财相。

英国《独立报》9月民意调查显示，75%的选民认为，科尔宾不可能当英国首相。如果科尔宾无法当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任英国财相就无从谈起。何况，在政界，五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到2020年英国大选时，麦克唐纳尔也许连影子财相都不是，更别提担任英国财相。

其实，麦克唐纳尔能否成为英国财相并不重要。麦克唐纳尔本人也不看好英国自上而下的议会民主，因而主张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但重要的是，撇开麦克唐纳尔的过激言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民主的辩论。英国人在这一辩论中的诉求，有可能在英国下一届大选中反映出来，有可能让英国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更民主，更公平，从而也更自由的社会。

如果英国能够推陈出新，创造出一个新型的英国经济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英国现行的金融经济模式，那将是这个古老国度对世界的又一次贡献。

从历史上看，800年前，英国产生了《大宪章》，导致了后世的君主立宪，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法治模式。在经济学上，英国有创立《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庇护了来自德国但坐在大英图书馆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也有创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凯恩斯，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英国创立了面向所有人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在医疗上，英国创立了旨在保障全民健康，由全民共享的医疗服务体系NHS。英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更是数不胜数。

那么，英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民主，公平，自由，全民共享的经济模式吗？

麦克唐纳尔认为是可能的，他在9月28日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呼吁：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美国商务部周五(9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快于此前预估，受消费支出和建筑活动增长的推动，这些可能有助于美国经受住全球经济减速的考验。不过最近数据暗示经济产出或在今年下半年温和增长。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终值上修为增长3.9%，市场此前预期增速为3.7%，与初值持平。

与去年同期比较，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增速为2.7%。

此次上修主要是消费开支、商业和住宅房地产领域商业投资增速提高。本次发布的数据是第二季度GDP的第三次预估值，也是该数据第二次被上修，下一次将要等到2016年7月发布年度修正时才会有更新。

美国第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终值上修为增长3.6%，初值为增长3.1%。同时，第二季度住宅建设增长率修正为9.3%，非住宅建设增长率从3.1%大幅上修为6.2%。

占美国GDP比例为5%的建筑业增长也颇为强劲。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建筑业的强劲势头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7月份，美国建筑支出增长0.7%，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年化支出为1.08万亿美元，创2008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过去一年，美国建筑支出增长了13.7%。

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薛普德森(Ian Shepherdson)说，过去几个月的总体感觉是，建筑业整体是美国经济最强劲的领域；截至7月的三个月，美国建筑支出的年化增速高达26%。

美联储加息再获数据支持

分析师称，强劲的招聘、油价下跌和房价上涨可能会支撑家庭开支，而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大约70%。这些有助于支持美联储主席耶伦(Yellen)的看法，即美国经济将克服海外市场疲软、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还促使美联储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9%上调至2.1%。这表明美国经济可能会比其长期2%的增长潜力表现得更好。

联储官员希望更快的经济增长能推动通胀率达到2%的目标水平，同时提振劳动力市场。不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尽管今年以来美国每月增加21.2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失业率已经降至5.1%，但就业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耶伦上周表示对通胀、中国和金融市场的担忧促使美联储9月做出不加息的决定。但她周四(9月24日)强调，美联储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会无止尽的推延货币政策收紧进程。耶伦表示，经济中的闲置产能已大幅减少，而通胀压力将开始在未来几年逐渐回升。

三季度或放缓

但周五报告也暗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第二季度衡量私人库存的指标未见增长，暗示企业可能开始出售存货，而不是新建库存。这或暂时拉低GDP增速。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不如第二季度强劲。据《纽约时报》，多名经济学家预计7-9月的经济增长更为温和，增速料略高于2%。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语出惊人，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并历数美国政坛现存的种种弊端，如“党派分歧严重”“府院之争激烈”等。

据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接受癌症治疗的卡特受邀出席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主持的访谈节目，对美国政治现状发表了个人见解。卡特表示，现在即便得到参选机会，他也没有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

卡特说：“我可选不了总统了。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他说，这种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我认为，它对美国政治相关的基本道德伦理准绳的损害尤其深。”

卡特对比了当今美国政治格局和自己执政时期的不同。他表示：“如今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关系疏远，总统和国会互存芥蒂……我选总统的时候，所获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一样多。”

被卡特诟病的“金钱政治”局面似乎得以印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共和党已经有两位总统参选人退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明星州长”斯科特·沃克，二人退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差钱”。沃克宣布参选后就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状态，几乎无力支付竞选团队人员的工资和差旅费。知情人士透露，他的资金早在上月初、即共和党初选首轮辩论后就用光了。

为什么要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这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不难看出，这种创新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普世哲学”，并最终消解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中。从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研究范式的转换、价值哲学以及中西马哲学的关系等讨论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纠正这一偏向，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科学看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这种疏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误解，从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只是一个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治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从学理上说，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所有重大原理和概念、范畴的正确把握，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首先要加以关注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标志性成果的“重叠现象”

    学界公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标志，而《共产党宣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问世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标志性著作都以“共产主义”为基调，出现了哲学与共产主义的“重叠现象”，这并非偶然。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许多“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更是以“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鲜明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定位在“共产主义”这一基点上。因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8页）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本依据。

    首先，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传统哲学划清了界限。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论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这里深刻揭露了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传统哲学之所以只能“解释”而不能“改变”世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超越“市民社会”，即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各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归根到底就是换一种方式承认现存的社会。而在新唯物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的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个把阶级压迫和剥削推向极致的社会形态，是应该而且必然会被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超越的社会。新唯物主义是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而由于无产阶级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主体，因而这一哲学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反过来，现代无产阶级只有借助新唯物主义这一利器，才形成了表达自己客观历史使命的阶级意识，形成了本阶级自觉的世界观，并用以指导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标志和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两者具有同时性，揭示了无产阶级和新唯物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表明一切企图超越阶级立场的解读，都是对于新唯物主义的误解。

    其次，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实践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第一次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很清楚，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形形色色主观主义、意志主义的实践哲学，因为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能靠宗教式的幻想和幻想的力量，甚至也不能仅靠道德激情及其所引发的群众热情，而必须靠科学的理论和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去引发人民的持久历史活动。同样，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仅关注当下个人生存状况的生存论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因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个体生存的现存状况，必须立足于超越现存的历史高度，从未来汲取实践的力量。这样，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就不是一种生命的感悟，而是改造世界的解放活动，是革命阶级的行为。马克思因此断言：无产阶级代表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哲学实践观的形成和科学共产主义观的形成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具有同步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一致性，从而表明，离开工人阶级的解放实践这一基点，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误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强调这一联系，也就是强调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上去推进这一理论，而不是对此加以割裂。近年来很强劲的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努力“洗刷”其共产主义印记。如果说1983年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时，围绕着马克思1844年手稿争论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话，那么近年来则是有一种复活人本主义的现象，其幌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者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人本主义”。他们力图推倒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中关于区分人道主义两个层面（即历史观层面和伦理道德层面）的结论，提出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是讲不通的”。否认这种区分，就是要把人本主义作为历史观，把人性论作为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这不仅使得客观地、科学地认识历史成为泡影，而且使得超越一定时代的统治思想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了“改变世界”的理论依据。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表明，这一哲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世界观，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才能走出书斋和精神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广大人民创造生气勃勃的新生活的实践力量，从而实现哲学向人民的回归。这一以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标志的新型世界观，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它不但根本区别于自我封闭的传统“体系”哲学，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生存论”哲学。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占据了历史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因此能够超越以往哲学“解释世界”的局限，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不仅是突破了人的感性存在的感性活动，而且还是以工人阶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解放活动，因而本质上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人道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拓展，不是抽象人性引领和创造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先进阶级引领历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促进人性的改善和升华，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把共产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会导致什么？

    无论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抹煞这一哲学的以下性质：它把对于时代精神的阐释建立在对于客观世界和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把对于人的关注和现实苦难的解救奠立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并依托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之上，把哲学的实践品格归结为以“生活的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为源泉的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之上。这样，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就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共产主义是时代之谜的解答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共产主义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而且是推动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最强大的动力和运动方式。共产主义的科学阐发还是马克思完成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关键性环节，因而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基石。

    毫无疑问，把共产主义基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就会从根本上阉割和颠覆这一哲学：它就必然从工人阶级及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蜕变为有闲阶级的“思想把玩品”和“文化鉴赏品”，从以真理为追求、人民利益为根本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蜕变为“个人独白”和流行思想的附庸（也就是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附庸），从有着严格无情的实践检验和客观标准的思想逻辑蜕变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主观感悟。如果把这种蜕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那么它将在这一现代转型中丧失自己的根基，最终混杂在当代西方诸多流派中而被消解。

    从学理上看，把共产主义基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会直接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等同于生存论哲学的“此在”，从而消解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人学根据。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成果，是超越“抽象的个人”的结果。它既从根本上推倒了各类只存在于哲学家头脑中幻想的“思辨的个人”，也从根本上推倒了只存在于历史某一时段却被永恒化的“经济人”一类设定，上述两者都是“抽象的人”。因此，“现实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条件连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他是历史的；然而“现实的个人”又不等同于“现存的个人”，或者说，“现存的个人”只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形态，前者总是被历史超越的，而后者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绝对前提，是不可能被历史所超越的。“现实的个人”也不是没有个体性的共性人，而总是以有着非常具体社会关系类型和自主活动类型为其表现形式。同样，“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与他人形成各种联系并因而总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个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

    把“现实的个人”混同于现存的个人，根子在于迷失了历史的方向，否定了使“现存革命化”的根据。当海德格尔着力消解传统形而上而指认“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时，他实际上消解了对于现存的一切进行革命批判和改造的依据。类似海德格尔这样的话费尔巴哈早就说过，理所当然地也被马克思所批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显然，马克思虽然不赞成先于或游离于存在的人的本质，但并没有把人的现存和其本质加以等同。存在不是凝固和僵死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矛盾的运动，而当矛盾处在激烈对抗并形成革命的客观条件时，使千百万受压迫者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存在与本质间的分裂，即“异化”。这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要求人民去消极地“认命”（即承认“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质”），而是通过对“现存”的革命改造去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将费尔巴哈“存在即本质”的观点斥责为“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2页）

    把现实的人限于“此在”，会使我们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上发生误判。由于剔除了对于社会的革命变革的探索，清除了实践的历史指向，于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什么是学问、如何辨别学术水平的高下就必然出现偏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性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具有知识性，但是这一知识不是无价值偏好的客观知识，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基础，以实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为追求，因而能否回答、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就成为判断其水平高下的根本尺度。“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知识的这一根本性质，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走入死胡同。时下那种鄙视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热衷于在西方话语圈子讨生活的倾向，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就是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不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主线，而是力图把“西马”以致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者纯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体。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学术性”，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是“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倾向自以为有力的支撑。实际上，当一些人陶醉于从西方搬来的一些词句、甚至将广大群众以致学界都看不懂作为“学术”来炫耀时，我们不禁想起了毛泽东批评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须知道，能否中的，不仅检验箭手的水平，也检验着箭的质量。现在有些被视为“好箭”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陈词滥调的翻版。

    概括起来，马克思通过对于传统形而上的批判，在告别思辨哲学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历史发展的逻辑、切断历史进步的未来、屈从于现存的事物而泯灭自身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本性，没有向折衷主义、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倒退，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由此也不难看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生存论哲学方向，用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多么严重的误读。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中央倡导的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相得益彰，还是渐行渐远，的确值得反思。

    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统一上推进哲学创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说，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可以更为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形成研究，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比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和他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这里有个时间差。按列宁的说法，从1843年底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但是，此时马克思并没有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在这种客观判断和主观认同的距离背后是什么？从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对于早期共产主义各种流派的思考和取舍的线索，发现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精髓。又如，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观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中的关系问题，这里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看，大体上有一个规律：当他直接介入实际斗争时，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的转变起着引领作用；而当其退居书房研究问题时，实际知识的驾驭则引领着世界观的转变。从时间段上看，1843年4月前，马克思处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状况，其政治观点的急剧转变，推动着其哲学主题及其论证方式的转变；而此后的历史研究、经济学研究又成为推动其哲学观点、政治观点转变的主要力量。这种状况告诉我们，不要片面地把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某一因素夸大为一个阶段的特征，例如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阶段或“实证人道主义”阶段。

    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需要。近年来，套用西方哲学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向现当代的“生存论哲学”的转向，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一个“生存论转向”问题的风气很盛，上述把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解读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一例。在力促这一转向中，高调地提出了打破“主客体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费尔巴哈的错误并非在于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运用“主宾原则”进行主客二分，而在于没有完成历史实践领域的主客二分，根子在于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实际上，主客体的区分不仅是认识的前提，也是实践的前提。如果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不是唯意志论的实践，主客体的界限是不可能抹去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实践的过程，也表现在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经典的表述），因此不能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抹煞两者的本质区别。即便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矛盾关系中，其界限也是分明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分，才有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之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分。而这一区分，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依然是基本问题。

    实践哲学、生存论哲学为什么取代不了认识论哲学？原因在于，任何面向未来的哲学，其论题并不都是实践的，其论证更不都是能够直接依托实践检验的，就是说不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明的，因而通过科学认识而揭示的理论逻辑就必不可少。对于开创性实践而言，正确的认识是实践成功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果真的用生存论哲学取代了认识论哲学、用“此在”取代了“现实的个人”，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实实在在地挖空了培育理想信念的基础。这就和我们那些试图通过生存论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近期，共产主义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一些人或因一知半解，或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将其比作镜中花、水中月，甚至描述成洪水猛兽般模样，误导了不少青年人。

事实上，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明白，共产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其追求的目标，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便按照所谓“普世价值”那套理论，也只有共产主义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不妨从人类的解放发展历程角度来了解共产主义。

人类的历史，归根是人的解放史、发展史，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类已经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和发展不断得到满足。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社会生产力极低，单个人类无法生存，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共生氏族关系。曾有观点将之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天壤之别，原始社会表现出的少许“共产主义”特征，只是人类追求生存的本能，并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更无从谈起人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随着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生产力得到了一次飞跃，社会出现分工和剩余产品，掠夺性的战争杀戮、令人难以忍受的奴役成为常态，人与人从共生关系逐渐转化为阶级关系，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一小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人的自由和发展，受到严重的人为限制。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拉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人的独立性整体上得到了解放。但是，这种独立性建立在对物质的依赖基础上，并且在资本逐利的框架下形成了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立。人的发展，依然是一部分人以牺牲另一部分人发展为代价的发展。

共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解放，其根本特征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不是只有一部分人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之上，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将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些状态，无疑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也有一些人因共产主义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而对其产生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利益同全人类最高利益完全一致，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无产阶级又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的解放也就是全社会、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实现之际，无产阶级也将自动消亡。在现阶段，由于物质、精神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用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摆脱人对物的依赖，不断推动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宏伟事业，是人类真正自由自觉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发展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减少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过程。如果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有理由去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吗？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性质问题，事关人民生存、国家走向、决策进路，可以说是学者话题的重中之重。《开放时代》已经组织了几次相关的讨论，既有理论探索亦有经验论证，让笔者这类并非专业但关心的读者也受益良多。这一期六篇文章，三篇是主题鲜明、研究细致的调查报告，另三篇分别论述农业的资本化、合作化和现代化问题，其间或同工异曲，或针锋相对，都发人深省。

在农村问题上，贺雪峰对国内的思想和政策辩论有个大致的分类，即自由市场派、主流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市场派主张通过土地确权或直接私有化，实现产权界定和城乡统一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包括农民自由进城(用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和资本自由下乡流转土地，促进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主流派要求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业投入，鼓励龙头企业及合作经营，从而推动农业的产业化。这一派与浪漫市场派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现实，认为大规模工商资本的现代农业尚不具备条件，提出扶持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百亩左右为适度规模，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小农派则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出发，认识到在大量进城农民仍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安居的情况下，以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现行农地制度有其持续的合理性、弹性以及精耕细作等产能优势。然而政策的路线偏差却造成支农财政向企业和大户倾斜，使分散弱小的家庭经济更难维持，“甚至出现了政府支持资本来打败小农的实践”。

这三派是大家最熟悉的，每一派中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思路和观点。温铁军等最早提出的“三农问题”、贺雪峰等坚定不移的“小农立场”，以及黄宗智等立足于中国实际来检验、修正理论的不懈努力，都影响甚丰，功不可没。这一期里，黄宗智(2015)、贺雪峰(2015a)再次以小农经济与大市场连接的视野，就各自的主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但亮点，是新一派的强势崛起。这第四派，姑且称之为阶级分析派，并非首次发声。这次集中了四篇文章，是对近年来农村和农民分化的实地考察和理论概括。严海蓉、陈义媛(2015)通过三个案例演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生成，并做出中国农业已向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转型的判断。这一判断得到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各自的皖南河镇案例和黄瑜(2015)的广东雷州半岛案例的支持。这些调查追踪农民主体如何从量变到质变的分化过程，特别是小农怎样同时受到政策和已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双重挤压，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农村动荡。丧失了生产主体地位的小农，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新生的资本势力;即使不直接从属于资本的农业劳动和组织，也由于市场化、资本化而纳入变化着的农村生产关系。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农业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中国大量出现，甚至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尚未拥有完全的土地产权，但这不妨碍土地流转在使更多的农民陷入半无产者境地的同时，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格局，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陈航英，2015)。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组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的普通农户已然脱离古典意义的自耕农，为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提供土地和劳力。

针对黄宗智等中国农业的趋势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观点，严海蓉、陈义媛(2015)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上，研究农业资本积累的动力方式，即工商业资本进入并重构农业生产领域，而农民分化产生出资本型经营主体。国有资本经由支农政策与农村大户的私有资本结合，更是中国农业资本化特有的形式。资本对小农的挤压，实际造成农民或异地或就地的无产化或半无产化。被资本主体再现而再造的“小农”，已不再是直接生产者。这一根本性变化的表现并不限于外出打工和农业雇工;直接雇佣只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态之一，而“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经营者动态地存在于同一生产关系中。资本化把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和商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结论是中国农业的资本化确实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 而“小农家庭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严海蓉，2015)。

阶级派对小农派最重要的批评，是针对民粹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中国农业的未来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而是恰亚诺夫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小农经济。黄宗智与贺雪峰都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只能以小农经营为主;用土地而非劳动生产率衡量，也以小农的合作为最优。由于小农种植的精细管理和家庭劳动远胜于雇工的激励机制，家庭生产可能获得最高的单产。然而阶级派指出，小农派对家庭经营天然优势及其坚韧性的信心，来源于对资本的逻辑和力量缺乏认识。只看到工商资本来势汹汹，却看不到潜行的阶级分化。视中农为农村的稳定力量，就既忽视了其内在资本积累的动力，也旁置了其外在保持中农地位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此外，“民粹主义的资本观”对“草根资本”网开一面，导致对小农户正逐渐被新型经营主体取代，或被攫取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资本产业链“覆盖”的现实失察。官方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和宣传更是进一步 “去小农化”的信号(严海蓉、陈义媛，2015)。

其实，农民的两极分化是新中国路径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当年合作化、集体化理性选择的缘由。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不分化才是怪事。当然，分化的形态、程度和广度必然有地域、产业等类别之差，但趋势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小农派的贺雪峰也注意到“从一般农户中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户”，而且分析了由“种房子”而产生出的一个寄生于地租的新食利阶级或阶层(贺雪峰，2013)。真正难的问题是如何应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后一家一户小农的脆弱很快显现，许多地方出现了贫困农民出卖刚刚分到的土地而富农开始雇工的情形，土改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是组织起来，而农业稳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支撑和发展新中国的关键。今天的条件，早已沧海桑田。但至少在政治上，农民的安居乐业仍然是政权的责任，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出路何在?

黄宗智对合作道路的论述，出发点全然不同，但仍是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回答同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即小生产者是否正被消灭，是否还有前途。所谓“最后的农民”，是现代性的争议之一。他批评坚持农民自发合作和规模经济效益这两个盲点，主张建设小农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体系(相对于横向的规模种植)。其中在金融、政策两个方面，政府都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小农派的黄宗智，对小农经济的期望依赖于其合作发展。如此而解决对接市场的问题，在人多地少等资源制约下，得到更高的产值和效益。他推荐“国家领导+农民自治的东亚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日本农政的“民主合作化”。战后日本模式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成功之后得到发展的必然性。日本农协半民间、半政府，成为一个代表农业利益的政治集团。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长期受到压抑，是否也与农协的作用有关?借鉴日本，黄宗智反对国家扶持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和雇工劳动的所谓“家庭农场”。真正的家庭经营，包括五亩地以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种植管理，才是能有“小而精”效果的生产单位。至于他总结的日本“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互补进路，在什么意义上奠定了基层的民主政治，恐怕取决于人们对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1955年后只有两次短期的例外)等现象的不同评价。

严海蓉指出，“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席卷亚洲，许多国家的小农都被资本化的农业所吞并或驱逐。日本固然有深远的农协传统，但维持其合作体系的一些条件也正在流失。黄宗智承认目前小农合作在中国有强大的制度性障碍，但忽略了自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利益的威胁。这个批评有道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合作社需要政府介入的重要观点，不妨看作是对“制度性障碍”的一个回应。成功的合作运动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支持，也是新中国自己以及国际历史上从亚欧到拉美的共同经验。条件当然是政府的相应立场。缺失组织农民、以农为重、以粮为纲的立场，个别的成功到处可能，广阔的合作道路却难以走通。读到农协为小农场购买农资获得优惠折扣，在农产品的加、储、运、销等环节帮助生产者，协调各级金融组织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国家补贴的低息贷款、发展基层信用合作，并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机械的合作使用，以及社区服务、社会保障、文化活动等等，处处似曾相识。中国自己难道没办过合作社吗?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设想等等，难道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启发或资源吗?一旦社会主义不再是政策指南，“去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就失去了理想，甚至成为大私有及跨国资本积累的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贺雪峰提出“为谁的农业现代化”的确是最根本的问题。他的理解，当前中国农业必须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两亿农户提供农业就业与收入，三是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提出为谁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思路与实践都已出现偏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同步的战略，试图通过农民大规模进城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再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搞不切实际、不合国情、贪大求洋的现代农业;忘记了农业现代化应该服务于最弱势也最多数的小农，尤其是粮农。据此他的政策建议包括从加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层入手，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整治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解决土地细碎等问题，完善农技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化服务，方便机械使用和农机推广，同时改善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保留顺畅返乡的通道。

贺雪峰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正面评价“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及其连带的“廉价劳动”和“世界工厂”，视之为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压力的一项制度安排，合理并具有社会需要的结构弹性。他很明白由此农民家庭即可顺利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再生产方式，“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为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强大的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贺雪峰，2015b)。其中的道理，不能说不充分。比如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其他不发达国家常见的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又如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城市的过剩资本下乡，形成对农民的保护;再如务农与打工并举成为农区普遍的生计和理性选择。然而其代价，与去集体化的种种负面后果重合，也不可谓不惨重。女性地位的倒退，宗族关系、迷信习俗的复活，家庭分离、老幼无养之苦以外，进城务工增加农户收入的反面，正是国际市场上的极度剥削和超级利润。既然农民工及其家庭仍要依赖老家的土地和劳动来生存，那么资本升值的成本就是由(社会主义遗留的)集体土地和平等地权部分承载的，从而成就了以制造业出口为主体的低工资、低附加值、高增长、高污染的“中国奇迹”。有诗为证：“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命!”(邵燕祥，2003)这究竟是“制度安排”，还是中国被全球整合不期而至的副产品?

不过，脚踏实地的贺雪峰又有着真实的危机感，并对政策失误持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根据人口变动等需要由集体进行土地调整，是实现合理地权配置的现实需要。农民还要求耕种土地集中连片，以便降低劳动投入，提高作业效率。但当前政策回应的却是资本的要求，即试图通过土地确权来固化承包权，反映了错位的“主流话语中进行产权交易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理论想象”。他又问，为什么政策要培育包括资本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不是帮助数以亿计的小农?结果是政府出钱培育出一大批套取财政补贴的骗子企业。同样，黄宗智也指出由商业或产业资本主导的“翻牌合作社”，得到国家项目的补贴和优惠，实际上却是由逐利资本控制的，以农户社员为摆设。小农派的这些批评，其实与阶级派一脉相通。质疑自由市场派和主流政策派，正是小农经济派和阶级分析派的共同立场。两者都反对土地私有化和大资本下乡，都拒绝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美国道路，也都强调粮食安全和主权，保护农民和农村。可以说，这场讨论基本上是统一战线中的内部分歧。对话的意义则在于澄清思想，提升认识，梳理异同，在不利的条件下共同争取最好的政策和发展可能。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农民”(亦如“人民”)本身是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其分层分化又有怎样的阶级认同和政治后果，还有待研究。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参考文献：

陈航英，2015，《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a，《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 b，《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贺雪峰，2013，《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想与谬误》，北京：东方出版社。

黄瑜，2015，《大资本农场不能打败家庭农场吗?》，载《开放时代》第5期。

黄宗智，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

邵燕祥，2003，《哀矿难——献给最近在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煤矿事故中死难矿工的挽歌》，载《南方周末》1月23日。

孙新华，2015，《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2015，《“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导言》，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载《开放时代》第5期。

“共产主义”近来成了舆论场的热词。一些报章响应党的正式论述，发表了关于为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奋斗的文章。网上有些大V则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报章和人们口中的热门口号。中共强调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路线，为实现社会进步开展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但党的长远目标没有变，中国实际上进入用积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果向长远发展目标慢慢靠近的可持续模式。

共产主义不再是口头禅，但它作为高远追求，仍在社会的前方。我们低头拉车，但也要抬头看路，巩固全社会的政治信念，否则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实际上中国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较乱，西方的那套要改变中国方向的激进主张回流进我们的社会，被一些人指称为中国应有的国家理想。

客观说，这是社会不同选择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讨，这种探讨正逐渐积累深远的影响。

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表象因此对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阶段，马克思早就论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代表了人类的长远追求和胸怀。尽管苏联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成就的同时也曾出现偏差，但如果人类因苏联和东欧的挫折就此放弃追求，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那将是莫大悲哀。

当年在中国跌到谷底、试尽各种出路而不成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它又作为社会理想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勇敢面对复杂实践的收获。

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共产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实上远大于我们对它不成熟认识导致的那些后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学说，近一个世纪后回首，它没有辜负我们这个民族。

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应当无限消费的口号，我们有很多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完成这些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辩证关系却是牢固的。我们不能只谈共产主义理想而漠视当前的尖锐问题，也不能因为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个腐败的坏领导，就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扯淡”。

中国需要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并且不断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以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论全人类的这一美好愿景。不能不说，在西方政治观念的渗透有所扩散的时候，坚持在中国社会这样做并收获实效，是一项长期的挑战。如果各级思想政治工作者以为只要他们呼喊了共产主义口号，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将是极大的误解。

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积极向上。然而让这一远大理想真正扎根于社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坚实条件，又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对此我们要有客观、求是的认识。

社会名人以国家的现实问题为噱头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无聊的行为。中国要解决问题，致力于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决不可成为面对大历史的精神流浪儿。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

新浪美股北京时间22日消息，外媒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会晤。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巨变引发了规模庞大的城镇化进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一组数据图表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巨变”。

1.百万级城市的迅猛崛起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全球城市化发展报告。注：香港数据基于1997年主权移交后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百万级或超过百万人口城市的数量从1970年的16个跃至2015年的106个，而美国拥有同等规模的城市为45个，欧洲大约有55个。

2.混凝土消耗：三年水泥消耗量超过美国一个世纪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国际水泥评论》杂志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迅速发展的建设热潮。中国三年的水泥消耗量超过了美国1个世纪的消耗量。

3. 更为富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1978年开始引进市场原则，自1980年代对外国投资开放后，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大国之一。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速增长。直至201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开始放缓。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4.出境游人口数量世界最多 消费规模荣登榜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伴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中国出境游的人口数量世界最多，而中国游客的消费开支亦居世界首位，海外花费规模达1650亿美元。

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包括香港、日本、法国、韩国、美国和泰国。

5.猪肉消耗量惊人：中国人吃掉全球一半猪肉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路透社

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青睐的肉类。之前中国人收入低，猪肉一度成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能享用的上的奢侈品。

如今大不同了。随着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高，猪肉的消费量也大幅增加，如今中国的猪肉消费量约占世界的一半。

6.城乡贫富差距加剧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公报

尽管人均收入增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快速增长中受益。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报道称，中国的户籍制度加速了收入差距的分化。而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也影响到下一代—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被留在了农村，远离父母。 (雷鸣)

希腊6年来的第5次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希腊内政部20日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新民主党居第二位。不过由于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齐普拉斯已经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根据内政部对约73%选票进行的统计，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约35.5%的选票，新民主党得票率约为28.3%。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获得约7%的选票，得票率居第三位。紧接其后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希腊社会运动党，获得6%到7%的选票。据最新消息，新民主党领导人米马拉基斯已承认选举失败。

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在雅典市中心的一个庆祝集会上向支持者表示，希腊人民通过这次大选明确授权激进左翼联盟党继续执政4年。他承诺将努力工作带领希腊走出债务危机，并向“腐败的旧体制”宣战。

据路透社消息，由于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所以需要组建联合执法。齐普拉斯刚刚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在此前的集会上，齐普拉斯还拥抱了曾经与激进左翼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独立希腊人党领导人坎梅诺斯，从而证实了两党可能再度联手的猜测。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激进左翼联盟党和独立希腊人党加起来将只拥有十分微弱的议会多数，因此不排除其他政党加入政府的可能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腊选举结果表态说，对齐普拉斯及其领导的政党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胜利;对欧洲左翼政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BBC记者里查德·加尔平在雅典报道说，没有绝对多数，就意味着在实施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期限迫近之际，希腊会面临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

此前，希腊内政部已根据对30%选票的统计预测激进左翼联盟党获胜，希腊各主要民调公司也表示该党获胜不可逆转。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约为56%，创下近年来议会选举投票率新低。这表明，不少希腊人对频繁举行选举和绝大多数政党的政策感到厌倦。

根据希腊宪法，总统将授权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政党组建政府;如果大选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总统将依次授权议会中席位最多的3个政党组建政府，每个政党有3天时间组阁。

这已经是希腊近6年来的第5次大选。在今年1月25日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高举反对紧缩措施、终止救助协议的大旗获胜，但上台执政后未能兑现诺言，最后在银行停业、第二轮救助6月底到期之后，与债权人签署了包含严厉紧缩和改革措施的第三轮救助协议。该党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员在议会投票时反对该协议。这使齐普拉斯实际上失去了议会多数支持，政府面临随时垮台的危局。齐普拉斯8月20日晚宣布政府辞职，并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在选举前接受的采访中，齐普拉斯表示，他将他的国家放在了他的政党之上。他说，假如他没有同意这个为期三年的紧急援助协议，希腊很可能就要离开欧元区。

文︱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操纵股市已经成了各国政府的标准动作。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上。

但中国的救市绝非个例。西方主要国家都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呈现形式不同而已。

就拿量化宽松（QE）来说，日本在2000年初率先实行，美国2008年也推出该政策，然后日本2013年又梅开二度。在所有的措施中，QE是最为激进的操纵资产价格的手段。它直接通过央行购买长期主权国债来压低远端利率，从而令股市更具吸引力。

在操纵市场的同时，QE是否完成了其刺激经济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眼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不同寻常的疲弱，但这并没能阻止各国政府继续尝试。

对于外界的批评，央行总是辩解，如果没有QE形势可能会更糟。但如今，经过操纵的资产价格已对金融稳定造成新的风险，终将接受市场的审判。

中国救市对于市场的操纵同样很大胆。在经历了12个月暴涨145%之后，沪深300指数暴跌31%，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手段救市。

中国的救市措施是全方位的，包括向政府背景的证金公司提供4800亿美元救市资金，21家券商筹集190亿美元救市，央行承诺为股市提供充足流动性等等。当然，还有批准50%以上的股票停牌。

和西方通过央行注入流动性曲线拉抬股市所不同的是，中国版救市的目标更加直奔主题。QE是一种很被动的手段，旨在提振崩溃后的市场和经济。而中国的政策更加主动，试图去接住“下落的飞刀”。

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操纵还存在以下几个显著区别。第一，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太担心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仅36%，约为美国的一半，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要小得多。而且中国股市是在短时间内暴涨起来。沪深300指数过去12个月的涨幅，有90%是2014年11月之后的七个月中完成的。所以，投机者还没有时间将财富沉淀下来，也没来得及对生活方式改善产生持久的预期。

第二，西方国家危机后的改革通常只是战术层面，是对既有市场的修修补补。而中国恰恰相反，股市对中国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提振股市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乃至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中国此前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银行对经济的间接融资，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和维持稳定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就特别重要。如果股市泡沫破灭，那么中国此前的许多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

第三，由于基准利率仍比零高出不少，中国央行的处境实际上要好于其他央行。中国央行可以掌控好货币政策，免于陷入永无止境的流动性深渊。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针对股市的定向行动可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向其他资产市场溢出，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由于两市仍有不少公司还在停牌，我们很难判断现在是否跌势已尽。尽管政府组织了大量的火力来缓和市场波动，但过剩的高杠杆投机需求仍令人不安。事实上，在截至6月底的12个月中，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占流通股总市值的份额增加了近两倍。

尽管沪深300指数已较7月8日地点反弹了14%，但昨天8.5%的暴跌意味着之前的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股票的逐步复牌，去杠杆压力可能拖累大盘进一步下跌。

更广泛地来看，和日本、美国和欧洲如出一辙，迫使中国操纵市场的诱因只有一个：特大资产泡沫破灭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的过激表现熟视无睹。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劳动者的收入压力永恒存在，莺歌燕舞的资产市场总是弥漫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投机性泡沫正是这种诱惑的表现。随着泡沫的破灭——几乎总会如此——虚假繁荣露出原形，通过市场操纵进行防守就变得既紧迫又合乎逻辑。

这种操纵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越是依赖市场，就越不信任它。不用说，这与基于市场有效性假说的“看不见的手”背道而驰。我们总是声称，客观市场能够保证资产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但我们真正想要的，却是让市场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运行。（原载于MarketWatch网站，华尔街见闻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