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也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这片沃土,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基础和未来。中信银行要保持对公业务优势就必须做好大客户经营。总行营业...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也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这片沃土,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基础和未来。中信银行要保持对公业务优势就必须做好大客户经营。总行营业部班子成员认为,做好大客户的工作,既是实现总行战略意图、促进自身业绩增长,同时也是与企业共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总行营业部与北京汽车集团10多年的合作情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一行带着北汽11万职工对中信银行的深情厚意和感激之情再次来到富华大厦,10多年前,北汽集团还很弱小的时候,中信银行没有看不起我们,围绕着汽车产业链给予了多方支持和高质量的服务。正因为中信银行一流的服务,我们这10来年,从比较小范围的合作,扩展到全方位、深入真诚的合作……”

这是201410月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讲话。这段话真实地再现北汽集团从2003年与中信银行开始合作以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历程。从最初的汽车金融业务扩大到资产、负债、国际结算,再到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领域、全方位合作,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合作历程

北汽集团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是我国最早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北汽集团已拥有“北京”、“绅宝”、“昌河”、“福田”等自主品牌,先后引进“现代”、“梅赛德斯-奔驰”、“铃木”等国际品牌。北汽集团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了分布全国10余省市的生产基地,并在全球20多个国家建立了整车工厂,汽车整车产品覆盖轿车、越野车、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各个门类,建立了涵盖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汽车金融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向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战略延伸。

总行营业部与北汽的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07年合作起步期

在合作初期,北汽集团刚刚完成改制,北京现代、北京奔驰等合资企业逐渐设立、发展,企业初具规模,但无论是规模、销量还是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市场影响力均较弱。当时总行营业部主要从事北汽福田的业务,合作以汽车金融业务为主。合作规模小、涉及产品少、合作层级低是这一时期合作的特点。

第二阶段:2008-2014年合作成熟期

随着北汽集团集团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和北汽福田先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自主品牌汽车下线,企业远景初露端倪。在这一时期,总行营业部顺应企业的需求变化,不断利用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北京奔驰投资补偿款结汇、萨博专有技术收购和北汽集团发债信用评级等关键业务上,以专业、快速、创新的服务,协助北汽集团迅速解决遇到的难题,极大促进了其战略执行,也将双方的合作自下而上的从子公司层面向集团层面推进,合作范围从原有的汽车金融业务、项目贷款扩大到包括国际结算、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业务领域,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

第三阶段:2014年以后战略合作期

2014年是北汽集团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其子公司——北汽股份在香港联交所实现上市。这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从一般业务提升到战略层面,北汽集团成为总行级战略客户,中信银行也成为北汽股份上市募集资金的三家归集行之一。

围绕着北汽股份上市,不仅中信证券国际作为唯一一家中资背景投行成为北汽股份上市的四家联合保荐人之一,中信建投国际成为联席牵头经办人,中信集团更成为北汽股份的基石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北汽集团与中信集团实现全面合作,合作从金融领域向实业延伸。

成功合作的启示

北汽集团和中信银行的合作经历了从小到大、自点及面、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信银行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对手成为北汽集团的主要合作银行,中信银行副行长兼总行营业部总经理朱加麟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宏观把握。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根本,通过对行业大势和区域发展的深入研究,适时做出正确的客户选择。

这里所说的选择,是指对大客户的选择,选择一旦做出,就意味着后续大量资源的投入、政策的倾斜,选择偏差意味着相应产生的回报风险。大客户选择的难点在于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潜在的大客户,这需要对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区域环境和客户状况有前瞻性的准确判断和对这一判断的坚持。

应该说,在双方合作汽车金融业务之初,双方的选择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双向选择。但随着北汽集团发展战略日渐清晰,汽车制造业在北京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的凸显,总行营业部较早意识到了北汽集团成为银行优质客户的潜力,在北京奔驰驶入发展快轨之前,在自主品牌起步之时将企业的需求作为总行营业部的重要课题加以解决,为之后的深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创新先行。以满足客户多层面、多样化需求为核心,坚持专业致胜,通过不断创新的产品强化合作关系。

金融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首先取决于金融产品。常规的金融产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此在以产品为切入点时需要把握好“新”和“快”两点。所谓新,可以是创新产品,也可以是常规产品改良后在客户身上的新应用,无论哪种新,都要与客户的经营活动形成有机的结合,服务于其产、供、销、管等关键环节。所谓快,就是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新产品的迅速实施。新,根植于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快,来自于有效的执行力。新快结合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力。在和北汽集团的合作中,产品新、反应快成为中信银行致胜的法宝,不仅为企业解决了问题,也使企业更加了解和信任银行。

第三是放眼长远。与客户的合作要立足长远,寻求共赢。

所谓立足长远就是要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银企之间的长期合作。现实往往是我们容易对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做到从长计议,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企业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敢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前景作出判断,也就拘泥于常规的风险评判、当前的收益权衡,随之便丧失了进入由这类企业所构成的蓝海的时机。

而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合作,恰恰得益于基于客户判断所做出的进退取舍:由于了解北京市政府对北汽集团的支持和北京现代及北汽福田的经营情况,在为收购萨博项目融资时,我们才能首次接受流通股质押的担保方式;由于深信北京奔驰扩建后的前景与机会,我们才能在额度紧张和总行定价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为北京奔驰提供最低价格的贷款提款,换得日后10几亿元日均存款;由于看到企业走向直接融资的必然趋势,我们才会在企业不具备公开发债条件时为其积极谋划私募债,取得债券承销业务的主动。立足长远,就意味着做好当下。

第四是协调合作。以过硬团队和高效服务为根本,搭建自下而上的立体客户服务网络,成为客户长期主合作银行。

在我们与北汽集团的合作过程中,营销团队,特别是基层营销团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支行为主的营销团队不仅肩负对外的客户营销工作,还积极联络、协调各相关部门,反映客户的需求,争取产品、资源的支持,凭借团队的责任心和执着精神,使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保证各项业务及时完成。

应该说,北汽集团对中信银行的认可,首先来自对这个服务团队的认可。因为相信团队中的人是认真做事的人,才接受中信银行是值得合作的伙伴。正是由于这个营销团队的长期耕耘,随着10几年来合作过的客户工作人员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总行营业部已经搭建了横跨北汽集团多个公司的自下而上立体客户服务网络,对客户的各种需求、变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

思考和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大客户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如何经营好大客户,是摆在每一个银行管理人员面前的课题。结合服务北汽集团的体会,总行营业部领导对大客户经营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行业研究对大客户筛选的指导作用

首先,银行的大客户,不应只是指客户自身的规模,更要兼顾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但对银行有价值的客户往往都是同业竞争的焦点,因此能够先人一步发现潜在的价值客户无异于发现蓝海。其次,银行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大客户间,也存在单位投入的回报差异,加强行业研究,就是要踏准行业增长的步伐,力求当期投入当期回报之外,更分享行业增长的超额回报。第三,大客户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事例不断出现,行业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风险预警,避免大投入、大损失的出现。

()加强客户研究的深度

几乎所有银行的大客户都是在其传统主业之外,涉足多个领域,这是多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选择。客户的多元化经营,对银行真正做到KYCKnowYourCustomer)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的财务数据分析已经无法全面揭示企业的经营情况,银行的触角要从财务部门向采购、生产、销售、投资部门延伸,要了解企业不同业务板块各自的经营管理方式、发展方向,还要关注其上下游客户、竞争同业,能够根据市场或政策的变化对企业需求和走势做出基本的判断。

()加强产品整合和创新

常听到营销人员抱怨大客户的忠诚度低。其实,银行应该始终有一种意识和危机感——银行和客户的合作关系是动态的。大客户的要求高,选择余地大,而股份制银行不具备国有大行的规模和价格优势,如果其产品和服务固守于传统,则不仅难以在大客户营销上与大行展开竞争,而且在既有客户的维护上也将处于劣势。

支付结算和信用风险识别是银行的看家本领,资金收付和融通也是企业经营离不开的行为。在结算效率提升、融资成本控制、资金收益提高和信用风险管理上进行产品的整合与创新,能够使银行的服务更加融入客户直接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这种嵌入式金融产品,银行能够更牢固地绑定客户。

()以客户为中心,建立适应大客户营销的管理及评价体系

大客户对银行的服务要求具有规模大、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看似大客户的钱越来越难赚,但其业务合作点多、风险资本回报高,关键在于银行是否能够切实适应客户需求,科学计算投入产出。这就需要打破条线、产品和区域界线,算总账,算大账,特别要避免总分支三级营销脱节,导致资源投入无序的情况。建立统一的管理评价体系,对大客户进行整体评价,统一管理。把集团客户营销成果同各级营销团队成员的业绩考评结合起来,特别是将总分行营销人员的评价,同营销目标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结合起来,对于未达预期的要认真追责,使总分支三级营销团队如同一个强有力的个体——拥有聪明的头脑,坚实的躯干,灵活勤勉的四肢,促使整个团队成为搏击市场的猛虎,而不是销声匿迹的恐龙。

应该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成功合作,反映了中信银行作为一家中型股份制银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高效灵活的机制,充分展现了其拥有务实创新的业务能力和专业踏实的服务团队。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只有发扬中信人“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进一步凝练核心业务,聚集一流人才,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手,才能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形成自身具有明显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截至201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如果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继续恶化,将对全球经...

美国政府债务近年来不断急速飙升,不断突破美国国会为了控制财政风险而设置的上限。目前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截至20141217日)[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政府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如果该问题恶化,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解决这一难题要从当前美国政府债务的结构和财政状态等方面入手。

美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和财政困难

美国政府债务不包括两房债务、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无资金支持的责任和债务(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等)[3],如果按中国的统计标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要比披露出的数据更大。

目前美国政府债务结构如下:政府部门间互相持有4.9万亿美元(包括 2.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亏空)。公开市场持有12.5万亿美元,这涵盖公开市场上的任何买家,包括外国政府。美联储管理的美联储公开市场账户(the Feds SOMA)持有2.2万亿美元 (之外还有1.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背书的债务)。公开市场的份额中有1.46万亿长期债券(20 -30 年),8.03万亿中长期债券(1-10 年),剩下是短期债券和中长期通涨保值债券。[4]

美国联邦政府的欠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债务;另一种是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即众所周知的政府定期拍卖的各种短期、中长期和长期债券。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筹资。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府连年巨额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债券来维持政府运营。债券的买家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各国政府)、主权基金(如阿联酋主权基金)或者地方政府(比如马赛诸塞州的地方政府信托基金),也可以是普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投行),甚至普通老百姓。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也开始加入到美国国债的买卖中来。

美国政府基金账户负债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出现盈余的关联账户,包括政府信托基金(最主要的)、循环基金和专项基金等(如社保基金账户,医疗基金账户,交通信托账户)的亏空部分。这些账户使用和运作受严格监管,按照法律指定的用途运营,比如用于养老金支付,公共设施维护支付等。这部分钱来自美国公民缴纳的各种保险费和福利费,并成立各种信托基金,供专项使用,盈余部分不算做政府收入。社保信托、医疗信托、军人退休和医疗信托、文明退休和残疾保障信托这几个信托基金,构成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的主要问题是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维持运行,基本手法是用超低利息减轻财政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和政府基金账户负债一直在增长,经过了克林顿卸任之前的一段短暂财政盈余,随后就进入了债务——主要是公共债务——飞速飙升的时代。政府基金账户负债在金融危机时一度占到总债务的43%,之后降到30%以下,目前上涨趋势得到遏制(图1)。而公共债务却持续飙涨,现已占总债务的71%,预计2014年与美国GDP的比值将达到102.9%

美国持有的公共债务中,中长期债务(notes)占到总公共债务的67%(为总债务的47.57%),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比重次之。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严重依赖短期债务周转。从2001财年到2013财年,美国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即便是在财政盈余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末(2001财年),所需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也占到总债务的81%。金融危机期间(2009财年),美国政府所要归还的短期债务本金已达到当期偿还总债务本金的89%

(资料来源:《看懂美国债务》, Thomas Jefferson

美国政府债务总计

 

1 美国的公共债务

 公共债务

总量(百万美元)

bills

1386402

notes

8082061

bonds

1492110

TIPS

1019148

合计

11979711

2013GDP

16568000

公共债务/GDP

 72.31%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数据统计截止20131021日)

尽管美国政府的债务越借越多,但是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比例却越来越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公共债务的平均利息已经由6.63%降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2.43%。这大大减轻了美国财政部的支出负担。近20年来,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利息最多的时期,反而是财政尚有盈余的克林顿时期(一度占财政支出的15%),而今政府利息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外这几乎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图2)。

同样,自2002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比值几乎严格控制在3%4%之间。而且美国政府严重依赖发行超低利息的短期债务来维持低融资成本。预计在接下来的国会谈判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达成新的债务上限;随着大量短期债务的到期,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发行大量短期债券来维持运营。与此同时,这将使美国财政部所要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比率进一步降低。美国政府每个月保持两万亿美元左右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而这部分的债务融资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中短期美国国债(图3),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来剥削外国投资者,获取廉价资金。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2 美国公共债务年应付利息本金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咨询软件)

3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增长趋势图(2000.3-2014.6

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美国政府能否解决财政问题,取决于其债务偿还能力,即开源节流的能力。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政府似乎在“开源”上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有所进展;不过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

财政收入状况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7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其中,占比最大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约占45%-50%)、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约占30%-35%)和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名义GDP增速一直保持在3% 4%左右,但占政府最重要的3块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由20009.76%下降到2013年的6.92%,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收入由2000年的6.34%下降到2013年的5.11%,公司税占比也几乎处于历年来的最低值为1.27%(图4)。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4 美国政府主要收入占GDP之比

客观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其财务状况,其财政赤字由2009年最高的15976亿下降到2013年的7553亿美元。其中,财政支出由37022亿美元压缩到32279亿美元,财政收入由21046亿美元上升到24735亿美元(图5)。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盈余(赤字))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5 美国历年财政收支(亿美元)

美国财政收入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其GDP增长(名义GDP)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账户和公司税三大重要政府收入没有和经济同步增长。

总体来说,美国GDP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正在下降。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最高达到19.62%,此时美国财政处于盈余状态的。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长期赤字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一度低至14.5%。从联邦税收角度上来说,自2000年以来,联邦实际税率从21%下降到了2009年的16.5%,现在开始回升到17.2%,这才使得政府收入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税率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对富人(年收入前 20%)的征税。不过“富人税”引发一国资本外逃的案例,在近代经济史上频繁出现。尽管美国最高一档个人税收不过39.6%,远低于西欧平均46%的水平,但2013年仍创纪录地出现3000名富豪放弃美国国籍。像Facebook 创始人爱德华多·萨韦林这样被认为代表美国未来的年轻精英,为了逃税也在公司上市前放弃美国国籍。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税收政策的制定,富人应交的高额税率很可能最终被“影响美国未来发展”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降下来;而主要税源中产阶级却已经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萎缩,因此美国正面临税源枯竭的尴尬局面。

政府支出状况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5个方面:医疗与公共服务部门、社会保障总署、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

从美国政府的4项主要支出来看(退伍军人事务部没有被记录其中),政府控制预算支出已经开始见效,这主要得益于2011年奥巴马签署的《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除了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支出在增加,其他3个部门的支出都在相应减少(图6)。2009年美国财政支出因大规模救市而陡然增加,财政部2010年的支出急剧减少,这主要得益于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财政部利息支出下降。另外,财政部用于救市的资金也有所减少。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国防部;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障总署)

数据来源:www.cbo.gov

6 美国政府主要支出

尽管美国政府有进行开源节流的趋势,但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认为,《2012年美国减税法案》(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在2013年到2022年间将增加4万亿美元左右的赤字。另外,美国政府在未来要为中长期债务支付大量利息,这也是财政赤字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20089月份美国政府宣布救市以来,其中长期债务翻了近三倍,从2.66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7.8万亿美元;长期债务也翻了一翻,由6910亿美元上升到1.4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几乎无需支付利息的短期债务从20098月最高的2.5万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1万美元。从功能上来说,短期债务主要用于补充政府的流动性。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又在债券市场上进行扭转操作,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使得美国政府维持流动性的压力减小。

社会福利支出(三级标题)

社保账户危机。根据2013年的美国社保信托报告(Security Trustees Report),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的社保信托基金账户将于2033年耗尽。社保账户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210年间,美国领取社保的总人数已经从5080万增加到了6220万,增加了23%,而且这个增速正在加快,2025年将达到8540万人。根据目前的法律(Anti-deficiency Act),政府没有权力超额使用社保基金账户。即便账户耗尽,人民没有领到足够的钱,政府也不能擅自超额发放福利。

美国的社保账户问题有两个简单的解决途径:一,减少福利支出;二,增加政府收入。据美国社保信托的报告数据,从2033年美国社保账户耗尽到2087年间,社保账户的缺口现值预计为9.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需要增加约2.72%的税率。若美国国会不尽快采取措施,到2033年,美国的社保支出将上升23%,届时美国政府将需要上调17.2%的社会保障税来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美国政府既没有在减少福利方面做出努力,也没有办法增加政府收入,那么就只能进一步发行国债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显然非常困难。根据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5年之内(2014-2018)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累计增加2.66万亿美元,而10年之内(2014-2023),美国政府赤字将累计增加6.9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债务将分别达到15万亿美元(2018年)和19.9万亿美元(2023年)。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将平均达到5.3%,超过了近3年经济复苏以来名义GDP增长率(4%)。若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美国名义GDP还是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美联储能否继续干预国债市场以维持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将是个问题。届时,若美国国债无法保持低收益率,美国将陷入“以新债还旧债”的困境。

医保法案的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估计,从2014年至2023年,医保法案带来的政府额外支出约为1.8万亿美元,尽管政府计划10年增加7713亿美元的税收,但仍相差1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面临增加税收、裁减其他开支、发行债券3个选择。依据美国的政治决策体制,发行债券是最简单的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奥巴马法案的分析,预计增加的77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有将近一半(3170亿美元)直接来自富人阶层。此外,新增财政收入还包括对不愿给员工买保险的公司的罚款,对保险公司的征税,对医药企业的征税等,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而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富人阶层的利益,有可能会遭到抵制。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

美国政府债务分为联邦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以联邦债务为主。美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18世纪以来,联邦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经济萧条。

数据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http://www.gao.gov(数据截止2013116日)

7 美国历年债务总额占当年GDP比重

从图7可见,二战时美国政府债务一度高达GDP122%;此后35年,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政府总债务(包括联邦和地方)下降到45%左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为了赢得冷战,联邦债务从GDP35%急升到60%以上。小布什总统不仅开始举债打仗,同时还实施了减税的政策,使得处于下降趋势的美国债务又开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救市法案直接导致美国总债务超过GDP120%,联邦债务超过GDP10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72%

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上涨趋势

美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是公共债务问题,而这主要由发动战争和经济萧条导致。短期来看,美国政府能否解决好其债务问题,不在于债务总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政府能否长期获得低成本资金来源;第二,美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三,美国能否解决税源问题;第四,美国政府削减开支能否对冲新政带来的财政负担。

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情况不错,2014年表现尤其突出,失业率在12月下降至5.6%,三季度经济增速高达5%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债务危机的危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好转。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高超的技巧,使用扭转操作,成功压低了短期利率,减轻了美国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大企业和富豪不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避税逃税,还可以通过选举来操纵美国政治,修改不利于富人阶层的税收制度。因此,富人税提供的税收增加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依靠。美国政府在解决其债务问题上就像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万丈深渊。很多美国精英寄希望于新技术革命,但像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技术革命可遇不可求,所谓新能源革命更像是场资本游戏。20151月,美国页岩油气企业被爆出大量亏损,股价大跌。最终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政府债务之所以还能撑到现在,关键是政府可以借到廉价的资金,而这主要依赖美元的货币霸权,其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以及独一无二的避险作用等。美元霸权地位使美联储可以通过扭转操作等手段,廉价获取资金来给美国政府续命。不过这种霸权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目前很多国家之间积极开展本币结算,欧洲一旦稳定下来,人民币进程加快国际化,都将对美元霸权造成很大威胁。

从微观分析,美国政府虽然极力开源节流,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止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很难迫使大企业和富人缴更多的税,同时既要扩大财政支出,又要减税,这些结构得不到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从宏观分析,美国政府债务的根源主要是战争和经济危机,而美国为了维持其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货币霸权,无法停止对外发动战争。自立国以来,美国就不停地发动战争,只有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战争,才能吸引避险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低息债券;但这是高成本高风险的手段,造成了大量财政支出,美国已陷入了一个怪圈。

美国是一个资本统治的国家,垄断寡头们控制了政府和国会以及大部分社会组织,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渠道来迫使政府减税、放松金融监管乃至长期放松银根,最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宏微观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使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虽然通过经济发展有所回调,但长期趋势却只能上涨。

(编辑:王生升)

小贴士1

美国公众可持有的国债大致分为:

           ·Treasury-Bill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债券,期限不超过一年。

           ·Treasury-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长期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

           ·Treasury-Bond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期限10年以上。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除了拥有一  般国债的固定利率息票外,TIPS的面值会定期按照CPI指数加以调整,以确保投资者本金与利息的真实购买力,债券期限为10年以内。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Bond):与中长期通胀保值债券不同之处是其债券期限为10年以上。


[1]赵亚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2] http://www.usdebtclock.org/

[3] National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31 May 2014 at 17:04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ublic_debt

[4] Bruce Webb2014),U.S. Public Debt, Long Term Debt and 'Real Debt'Daily Kos Mon May 12, 2014 at 02:21 PM PDT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4/05/12/1298870/-U-S-Public-Debt-Long-Term-Debt-and-Real-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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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后之所以能获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财团模式成功的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金融集团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MUFG)

瑞穗金融集团

(MFG)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

组织财团

三菱财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经理会

金耀会

三水会

芙蓉会

三金会

二木会

白水会

综合商社

三菱商事

双日商事

丸红商事

伊藤忠

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

主办银行

合并前

东京三菱银行

日联银行

富士银行

第一劝业银行

樱花银行

住友银行

合并后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瑞穗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

代表企业

三菱重工

三菱电机

三菱汽车

麒麟啤酒

夏普

NTT 

神户制钢

帝人公司

日产汽车

日立

佳能

日本精工

富士通

五十铃

JFE钢铁

古河电气

东芝

丰田

王子造纸

三越

NEC

马自达

三洋

朝日啤酒

行业领域

汽车

重型机械

军火

成套设备

石油化学

核能等

钢铁制造

纺织纤维

石油橡胶

通讯业

液化气

陶瓷等

金融业

城市住宅

海洋开发

石油开发

地热利用煤炭等

化工纤维

金融

光通讯

计算机

石油开发食品等

化工

机械设备

综合电机汽车制造

钢铁

核发电等

石油化工

钢铁

有色金属精细化工

海洋开发

核能等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在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和各国社会转型中被激活。充分...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地理板块的陆路交通要冲,因曾是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成为历史上希腊、波斯、匈奴、突厥、契丹、阿拉伯、蒙古、沙俄和英国军事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大国战略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将是未来地缘战略核心地带之一,与中国战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加强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分析与研究,准确把握政策,与中亚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对理解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周边外交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长远意义。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中亚地区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

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周边的重要邻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上讲,是通过务实合作共同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防范各种安全威胁因素渗透的缓冲区和隔离带;从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讲,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空间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携手中亚战略伙伴打造可靠的利益共同体,对中国近期和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中亚地区是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外交空间。中国曾是传统的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走向世界,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已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近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东邻一些国家(地区)频发事端,对我和平发展构成挑战。而中亚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各国与中国间双边关系友好健康,目前均达到战略伙伴水平。另外,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地区政治、安全、经贸合作的成熟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以平等协商方式可有效解决地区内共同关注的问题,化解风险。继续用好和拓展中亚地区这一重要外交空间,有利于中国在发展转型中缓解压力和规避风险。

其次,中亚地区是转化大国博弈能量的缓冲带与合作区。2005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了“大中亚”概念[1]。涵盖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成为美国实施“改造后苏联空间”和继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框架。而俄罗斯则持续启动整合独联体的一体化建设,拉拢中亚国家参与统一经济空间—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的梯次进程。中亚国家独立后选择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巧妙利用大国间地区利益的差异和竞争的缝隙,求得发展空间。中亚各国的开放性态度,吸引了全球各大权力中心对该地区的普遍关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欧盟、中东、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相邻,多元、多方向、多形式的发展对本地区最有利,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都不形成绝对优势地位。从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特点和观念,为中国参与地区博弈提供了同等的机会和条件。适度使用这一机会和条件,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大国力量出现对撞和冲突的风险,为保障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条件。

第三,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据报道,201415月我国进口原油1.2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9.87%。天然气进口也占国内需求总量的30%以上[2]。中国能源进口在源头上主要依赖海湾地区,在通道上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通道的安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在未来持续一段时期。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亚各国自独立,就重点发展能源经济,并希望打破苏联时期形成的单一输出途径困局,将中国作为能源多元出口战略的重点选项。200512月,由境外通往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境外全长813公里)竣工投产;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基本贯通(境外全长1833公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全长1000公里)也于2014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时正式开工。四线全部建成投产后,可满足中国天然气消耗量的10%。届时,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能源安全通道,在中国新世纪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亚地区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与核心区域。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标志着中国向西开放及与中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其意义不仅在于拉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中国整体经济水平进入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地位,也预示着为改善中亚地区经济结构、突破中亚各国多年封闭的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中亚地区北连俄罗斯和南欧、西临里海和西亚、南邻印巴可抵南亚次大陆,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中枢地带。同时,中亚各国普遍与中国已经形成多年经贸合作基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主要国家还建立了与中国合作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近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独联体经济区遭受不同程度打击,中亚各国有意搭乘“中国快车”带动本国经济走出低谷,总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持积极态度。在较成熟的睦邻合作基础上,选择重点国家务实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和“试验田”,可为在更加广泛的区域中实现这一重要战略性构想产生示范效应。

第五,中亚地区是维护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毗邻,“9·11”事件后联合反恐军事行动虽重创危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ВТ)、“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Тахрир)等极端主义组织,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依然曲折,一些政府失控的部族地区成为残存“三股势力”的避难所。坚持颠覆世俗政权的极端主义组织仍伺机作乱中亚,妄图分裂中国的“东突”势力也以中亚邻国为渗透跳板和蛰伏落脚点。中亚各国深受“三股势力”危害,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态度坚决,对国际安全合作也有高度的需求。现中亚各国已与中国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通过情报交流、人员培训、联合军演等有效方式,使地区整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缓解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压力。

当前中国在中亚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相毗邻,边界漫长,民族跨界且有共同宗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目前,可能通过中亚安全形势的骤变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国博弈背景下,给中亚地区政局发展带来变数。美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防堵中国影响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先后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等主张,通过安全、经济、人权等方面的合作向中亚地区长期渗透;同时辅以价值观外交和软实力输出,甚至启用以非正常手段或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其需要的政权。俄罗斯则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影响力,竭力维持对该地区的主导权。近期重点以“欧亚联盟”推动中亚地区加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20145月正式启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并计划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势力也纷纷介入中亚,使大国博弈态势更趋复杂。而中亚各国则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成为常态。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博弈,随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而起伏,可能带来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动荡,或波及我国西北地区。

第二,“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相呼应威胁地区安全。近期,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宣布建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伊斯兰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参加“圣战”,也有组织地在中亚地区各国秘密招募人员。中亚五国均有不少人经土耳其前往中东参加“圣战”。[3]全球性极端主义浪潮波及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也难以避免影响,“迁徙圣战”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在新疆煽动暴力活动的新口号和新方式。[4]面对“伊斯兰国”不断蔓延的影响力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欧盟及中东各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反应不一,新反恐联盟松散无序。在这一形势下,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外溢,并与中东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形成互动。

第三,未来阿富汗发展前景和安全形势辐射中亚地区。2014年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已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军事顾问培训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不断曝出关于开小差、倒卖军火、自残友军等负面报导,让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保障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能力。阿什拉夫·加尼于2014929日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后,很快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按照美方意图,确保1200名美军继续留驻阿富汗至2015年。这表明阿富汗新政权对控制国家能力的不自信,而且马上引起了“塔利班”组织的激烈反应。同时,阿富汗毒品经济屡禁不绝,反恐战争后10多年中,罂粟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2013年达21万公顷。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着漫长边境线,地理环境复杂,边防能力薄弱。一旦阿富汗形势突变,中亚地区个别国家将很难控制住恐怖主义渗透、难民潮和毒品泛滥的影响。

第四,地区危机管理缺失导致各类突发事件,引起跨国影响。中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元交错、资源分布不均,多数中亚国家难以建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贫乏,但水利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虽拥有大量油气储备,但国土地处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工农业发展需要耗费大量水,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矛盾重重。另外,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中亚地区成为地震、干旱、水灾、传染病、草原火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多发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度较低,尽管独立以来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协调机构和组织,但因不具备应有权威和执行能力,工作效率极低。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大潮流中,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数空白之一。

上述种种因素,以及中亚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边境管控能力的缺失,加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多发地段大多分布在与我西北相毗邻的边境地区,一旦爆发危机,难免产生跨界传导效应,对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

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升中亚安全水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日益紧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又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新安全理念。[5]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样,这些重要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当今的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共同稳定与繁荣。在国家战略对中亚地区的高度定位框架下,通过发展务实合作关系与中亚各国共同经略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对维护中国西北广大周边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安全共同体意识在中亚地区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消极抵御这种风险会使每个国家行为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是当前的重要思路之一。中亚各国与中国在发展阶段方面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需求和安全利益正处于空前一致的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营造互利共赢的稳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稳定、周边地区的稳定需要发展才能持续、中国愿为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关系中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三不原则”(不干涉内政、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以足够的诚意和耐心,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与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有望稳步发展。

第二,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合作安全、合作发展理念转化为地区共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利益存在,必然触及多方战略利益,涉及问题敏感复杂,必须科学统筹、稳妥实施。要巩固深化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互信与协作,尊重俄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并无根本性利益冲突。其次,要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支点。第三,要关注有关合作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双边合作重点突破瓶颈领域,以实在的成果证明,“安邻、睦邻、富邻”绝非是仅仅出于宣传目的的空洞口号。

第三,建设立体边疆,丰富西北边境地区合作和联通纽带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向境外的全面拓展,要求国家边疆建设的目标应超越单纯防范外敌入侵和封锁屏蔽境外不利因素渗入的基本职能。边防、公安、海关正逐渐担负起便利流通、增进友谊、促进合作的多重角色,有些部门已在联合执法、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达到较高的合作水平。可以考虑在国家高层指导与统筹协调下,由地方具体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安排小型具体的友好合作项目。另外,发动临边企业、村镇、团场积极参与立体边防建设,为多元边疆功能建设奠定厚重的群众基础。(郭君平,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秘书长兼中亚研究室副主任;许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胡爱军,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1]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2] 《中国石油石化》,2014年第17期,第16页。

[3] А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e-boeviki-zamecheny-v-afganskom-Badahshane1/

[4] Раимберди Дуйшенбиев: Убитые на кыргыз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нешне похожи на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йгуров, а по экипировке -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http://www.24kg.org/community/170282-raimberdi-dujshenbiev-ubitye-na-kyrgyzsko.html

[5]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开发,一些国内媒体与专家学者营造了如下“舆论共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依赖中...

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开发,一些国内媒体与专家学者营造了如下“舆论共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依赖中小私有企业取得突破的;中国掌握油气探矿权的传统垄断国企是低效的,只有学习美国,破除低效国企的垄断,充分放开市场,让富有活力与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即私企)积极参与页岩气的开发,才能在中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2009年起步,中国页岩气事业开展已有5年了,上述“共识”实践效应如何?下面将予以分析。

被夸大的垄断

多年来,只要一提起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某些媒体就习惯于将其跟垄断等同起来。不过,很少有人去深入解释三家油气央企到底在哪些环节、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了垄断。

1998年我国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拥有石油、天然气探矿权的企业,才有资质进行油气勘查与开发。目前只有四大油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家央企,以及延长油矿这家大型地方国企(俗称“三桶半油”),拥有该项探矿开采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称“四大企业是政策性垄断企业”是有道理的。据报道,目前全国已登记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区域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比例达到95%以上。

政府对油气开发设置政策门槛,主要是因为油气不仅是一种战略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而且其储量还很少。在多数国家都对油气开发领域实行专营制。

而整个石油石化行业,拥有上下游多个环节。实际上除了上游探矿开采权之外,真正具有政策性限制门槛的环节并不多。在具体采油过程中,四大油企与相关私企(如油服公司)可以进行充分合作。而油气进口已经逐步放开,截止201410月,已有23家私企拥有油气进口权。至于炼油与化工环节,私营炼油厂与化工厂在国内早已是遍地开花,可见这一领域的垄断无从谈起。油气销售环节也早就放开看,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的加油站数量只占全国数量的40%多一点,另外一半多则由其他国企、私企、外企的加油站构成。在管网方面,主干管道多数由中石油掌握,非主干管道有多种类型的企业参与。这种局面大致是自然形成的。

如上所述,尽管在油气领域的极少数环节实行了政策性垄断,尽管日韩等国家的石油石化行业垄断程度要高过中国,但是媒体却总是以偏概全,夸大它们的垄断程度。

被低估的技术水平

四大油企的垄断程度被高估的同时,技术水平则被严重低估。

石油石化行业是中国工业的传统强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石油石化行业就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其中勘探、开采、炼油这三个环节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大致说来,当时的石油行业做到了在别人找不到油的地方找到了油,在别人不愿采的情况下采出了油,在原油品质差的情况下完善了炼油工艺。从毛泽东时代的著名口号“工业学大庆”中,不难看出石油石化行业当时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

相对而言,化工领域当时稍显落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立即开始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重点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的化工技术。目前中国的乙烯、PX生产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像中石化镇海炼化厂,它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位居全球最高效的炼化厂之一,该厂职工目前只有6000多人,但一年纳税超过200亿元。中国在海洋油气开采方面起步较晚,不过从最近中海油在南海的油气开发活动来看,其技术也是过硬的。

2010年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2012年中石化的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用,分别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像高含硫油气田开采,一直是全球范围的行业难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储量巨大的高含硫油气资源就成了废物。中石化在四川普光气田的开发中,第一个攻克了这一难关,变废为宝,其意义可想而知。

中国的油企在国外也广受好评,不管是安哥拉、苏丹、沙特、伊拉克,还是土库曼、乌兹别克、委内瑞拉;不管是勘探开采,还是承建成套项目,都有很强的实力。比如中石化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建立的沙特延布炼油厂,就是投资近百亿美元的超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几大油企离开了国内的“垄断”,在国外照样广泛拓展业务,说明它们是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中石化引领页岩气技术“大跃进”

中国开始全力投入全球能源的“页岩气革命”

近年来,中国页岩气开发项目启动,国内舆论一致呼吁放开页岩气的探矿权,让四大油企之外的国企、私企都参与进来。政府顺应了这种呼吁,四大油企之外的国有企业自2011年开始获得页岩气的探矿权。2012年起,私企也开始获得页岩气探矿权。市场放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如何呢?传统石油企业继续在页岩气开发中处在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中石化,更是一马当先。

对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较为迅速的。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两国非常规能源合作协议,国土资源部也部署了国内页岩气资源评估等工作。此后数年,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相继在长宁、威远、昭通、涪陵、延长等地取得了突破。中石化的进展尤为突出,它首先在川渝盆地海相地层页岩气勘查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在重庆涪陵实现了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的商业规模开发。目前,美国赖以实现“页岩气革命”的水力压裂与水平钻井这两项关键技术,中石化都已经掌握;包括从地表的压裂车到地下的桥塞等重大或核心页岩气开采设备,也全都实现了国产化[1]。美国在“页岩气革命”领域所积累的技术优势,中石化大都已经赶上。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较大规模地对页岩气进行研发,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达至技术成熟阶段,用了将近30年时间。从2009年算起,中石化等中国企业大致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消化了美国企业30年获得的技术成果[2]

20146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中石化涪陵项目遭质疑:以页岩气名义获巨额补贴》,称中石化存在以传统天然气冒充页岩气并骗取国家补贴的嫌疑。而据717日媒体报道,经国土资源部评审,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被认定为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同时也打消了此前对涪陵气田的质疑。

笔者在此并不想对“页岩气革命”的意义进行评估,但以页岩气开采为视角,我们能看到美国企业在页岩气技术方面能做到的,中石化现在也基本能做到。中石化等国企带头完成了中国页岩气技术的跃进,这些“垄断”油企,不仅不是低效无能的,反而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私企难堪页岩气开发大任

近年来,媒体一直宣扬,美国中小企业在开启“页岩气革命”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要想尽快推进页岩气开发,就必须师法美国,打破四大油企对探矿权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0117月,国土部进行了第一轮页岩气招标。该轮招标采用了邀请制,受邀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四家传统油企,还有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这两家过去没有油气探矿权的国企。最终,4个区块中有两块中标,中标者为中石化和河南煤层气。

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为传统油气之外的独立矿种,奠定了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第二轮页岩气招标的法律基础。

2012910日,国土资源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公告,向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公开招标出让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共推出20个区块,总面积为20002平方公里。根据公告,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本金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与已具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均可投标。共有83家公司参加了投标,主要来自油气、煤炭、电力等领域,其中私企占三分之一。126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第二轮招标结果,19个区块排名第一的中标者中,并没有传统四大油气企业的身影,非油央企、地方国企与私企大获全胜。其中,永泰能源属下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私企,分别中标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与贵州凤冈页岩气三区块。

中标结果揭晓后,反响很强烈:“公平竞争点燃页岩气之‘火’”,“通过页岩气区块的招标,大批非油气企业、特别是民企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进入油气领域了”,“此次招标已经翻开了中国能源历史新的一页,它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新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感慨充斥着媒体。

两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的“被载入史册的新变革”有何具体的进展呢?

20144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页岩气迷局:中标后的尴尬》,报道了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的具体进展。该文直言,“中标的很多业主却至今迟迟未能开始相关的勘探开发运作。……当时参与招标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没有一点勘探开发经验的,招标时大家都不惜代价竞标,谋求中央开放油气领域的政策利好,但是一旦中标后,却发现勘探开发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等待观望,甚至谋划退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该文指出,与先前舆论的预判相反,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边是民企面临的进退不得与开发窘境,一边是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央企已实现的大规模开发场景。”

2014625日,《证券日报》刊文《页岩气探矿权将再启招标 部分企业生退意》,该文报道:“有消息称第二轮中标企业全未展开勘探,部分企业甚至萌生退意。业内人士表示,页岩气开采前期成本投入高,回报周期较长。而且我国地貌、地下构造等地质特征复杂,勘探难度较大。即使是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探矿权也已经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014722日,《每日经济新闻》刊文《页岩气第三轮招标启动 权力或下放地方》指出,“前两轮页岩气招标结束后,各区块的开发并不顺利,而多方在新招标区块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国土部迟迟没有进行第三轮招标的原因。”该报道借四川宏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邓学军之口指出,“民企更多要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页岩气开发成本实在太高了,除非区块质量优秀,可以让公司看到回报,否则公司不会轻易进入页岩气领域进行开发。……即便加大了补贴,公司也仍然会综合考虑补贴与收益,因为页岩气开发中动辄上亿的投入对于民营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事实上,目前中标的不少企业大多面临地质调查困难、技术储备、资金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企业多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中国页岩气的地质储存条件要比美国差得多,这一点也成为中标企业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美国的页岩气主要储存在浅表地层,中国的页岩气储藏则更深,而且比较靠近地震带,地质结构比较复杂。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页岩气开发开采成本可能是美国的2-4倍。

就在“中标后的尴尬”持续进行的时候,2014724日,永泰能源发布了《关于公司所属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页岩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公告》。该公告称:“经承担本次勘查任务的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初步估算,勘查区域内页岩气储量约为2000亿立方米左右。目前,贵州地区页岩气收储价格为2.78/立方米,国家相关补贴为0.40/立方米。根据上述估算,本项目将对公司的资产增值产生较大影响,并成为公司未来的效益增长点。”

消息一出,当日永泰能源股的股票开盘即涨停。不过,随即有媒体与专家对此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917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地质勘查司彭司长称,“通过两轮招标方式出让21个页岩气区块,引入的除石油公司以外的17家投资主体,经过1年半的探索,……多数区块完成二维地震、少数区块施工探井,重庆南川、城口,贵州岑巩等中标区块探井均显示良好含气性。”而永泰能源所勘查的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并没有出现在“显示良好含气性”的区块之列。

20148月,某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称,中国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私企甚至壳牌这样的跨国巨头依旧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产权保护”还做得不够[3]。而实际上,私企老板们都认为自己实力不济才是主因。

2014年以来,有消息称壳牌公司可能中断在中国与中石油合作的页岩气勘查业务,一位专家称,这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可是,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Simon Henry此前在纽约向投资者解释时,却称这里面没有“体制上的原因”,而在于具体的技术因素:“四川页岩气项目的进展一直比我们先前的预期更加缓慢而且更加困难,部分在于地质原因,部分是在人口高度密集农区经营方面的挑战,这一项目规模很可能会比先前预想要小。”

摒弃“新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重庆与中石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页岩气就地综合利用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先期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且回报不确定,风险极大。目前即使技术较为成熟了,打一口井的成本也在5000万元以上,而且打下几口井,还未必有一口能出气。可见,页岩气开发真正要取得进展,最终依赖的是实力,即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水平。企业“活力”也是需要的,但“活力”代替不了实力。一家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如果没有资金、技术、投入,那就不可能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美国引领了“页岩气革命”,国内舆论纷纷将其归功于私有产权与完善的市场体制。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对开发页岩气的推动功不可没,不能笼统地归功于“市场自发”。而且倘若离开了美国企业的实力,“页岩气革命”也是难以实现的。跟美国拥有相同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可胜数,但唯独美国在页岩气领域实现了突破。据报道,波兰页岩气储量也很大,而油气又一直依赖进口,为什么波兰不仅没有引领“页岩气革命”,而且在页岩气开发方面至今仍没有太大的进展呢?恰恰是中国,主要依靠“垄断央企”而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国家。

同理,目前世界上能制造大型客机的目前只有美国与欧盟,这也是实力的结果,绝不简单地归结所谓体制的自然产物。空中客车公司就是一家由法德英等国组建的超级国企。而在中国,只有商飞一家国企涉足中型以上客机的研发与生产,这一“垄断”现状并不是政策性的结果,而是除了商飞之外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包括私企)有实力参与干线客机的总体设计制造领域。某些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建立了以私企为主的市场机制,从铅笔到大飞机的所有需求就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口号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

再拿深海油气开采来说,这也是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目前,在南海进行深海油气开发的中国企业,只有中海油一家。按照某些舆论宣传的逻辑,只要破除垄断放开市场,让私人资本与其它资本积极参与,深海油气开发就会迅猛发展。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即使全面放开这一市场,也不会立即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毕竟存在行业门槛。目前除了中海油,尚没有其它任何中国企业掌握了深海采油的技术。光有政策,没有实力,是成不了事的。

不只是能源、客机领域,其他所谓的“垄断”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再如四川正在筹资兴建的川南铁路,因为没有暴利,没有私人资本愿意投资,四川政府只好再请求铁总来投资。有媒体、专家就此评论,只有政府提高客货运价格并允许进行“多种开发”(如将铁路周边地段给投资者进行地产开发),即只有靠经营铁路获取暴利,私人资本才会参与投资。可见,只要铁路建设的高投资、高门槛、低利润的行业现状不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完全放开让私人资本来投资,它们也未必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舆论和媒体沉溺于“华盛顿共识”的教条,热衷于从意识形态、从所有制对比出发,来解读经济现象、提出政策建议。其中典型的观点就是“国企必然低效、缺乏创新精神,私企必然高效、富有创新精神”之类的观点。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事业,也被这种理论所笼罩着。不过,当理论还在陶醉于“自说自话”的时候,实践已经悄悄地给出了别样的答案:页岩气市场放开后,“垄断央企”不仅没有被超越,反而依旧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

从实际出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媒体与专家的评判起点。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时时处处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从“华盛顿共识”出发来对中国进行错误解读。


* 杜建国,自由撰稿人。

[1]《页岩气开发核心技术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人民日报,20141015日头版

[2]该说法援引2014917日国土资源部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

[3]林伯强:《页岩气发展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但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的印数也不可低估。从长期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A...

国际油价暴跌,国内外一些专家预判“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甚至认为“碳氢能源依赖的时代即将结束”。尽管“高油价”与“低油价”是相对的,很难用精确的数字加以界定,但是既然谈论的是“时代”,那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油价基本走势。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判断,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国际能源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我国建立在“高油价时代到来”预测基础之上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据此进行根本性调整。

然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的国际油价暴跌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内,世界仍将处在“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运筹仍应立足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大趋势,而不应因油价一时下跌做出错误决定。

多种临时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油价暴跌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是多种临时因素叠加所致,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也与其他驱动因素相联。

第一,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失衡。过去几年随着油价不断攀升,资源国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新增产能不断扩大;加之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多国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取得进展,国际石油市场供给量增多。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的非协调性,导致石油供需基本面出现失衡,这构成了国际油价下跌的基础性背景。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如此大幅下跌,远远超出了供需基本面失衡产生的影响,本应拉抬油价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因素出现“逆向驱动”,这显然很不正常。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反常现象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操作直接相关。美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历史,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美国决计搞垮普京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低油价显然会沉重打击对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的俄罗斯的软肋。至于美国打压油价对其非常规油气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沙特甘愿蒙受油价下跌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拒绝欧佩克限产保价,显然也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那就是打压对手伊朗的油气产业、抑制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不论将美国、沙特的这些行为称作“阴谋”还是“阳谋”,确定无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出现下跌走势的国际油价推波助澜。某些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日益弱化”的判断,显然远离事实。

第三,国际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最近几十年国际油价暴涨暴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多家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手”。国际油价从本世纪初不到30美元/桶攀升至2008年的147美元/桶,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急跌至30多美元/桶,在油价的暴涨暴跌中,炒作油价的“金融大鳄”从中牟取暴利。石油期货交易量8倍于实际交割量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知名能源问题专家恩道尔的说法,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对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影响占到了70%。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发达国家也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但是投机资本仍在国际石油市场横冲直撞、兴风作浪,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次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投机资本的逐利冒险本性再次发作,这无疑是油价短期内非正常暴跌的重大牵引因素。其中是否有大国政治操作在起作用,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美元升值产生的账面影响。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计划退出量化宽松,引起世界经济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美元对多国货币汇率升值。石油美元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特别是期货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自然会随着美元趋于坚挺而在账面上出现相应下跌。

但是,供需基本面的失衡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市场的修复功能必将发挥矫正作用,而地缘政治因素更不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无休无止地下跌。

目前5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过低,对世界石油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多个产油国财政收入减少,陷入资金短缺危机,高成本油田开发难以为继、产能开始收缩。特别是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各大油气公司资金紧张、开发投资受到制约,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其他高开采成本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已在叫苦连天。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石油的页岩油更是难以承受长时间的低油价,投资动力必然下降,就连美国的页岩油气开发也已开始收缩。深海、北极石油的开发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油价的负面影响。在油价持续低迷、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迟早也会让位于“限产保价”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动荡。与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问题,短时间内均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随着石油收入锐减,中东多个产油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将会下降,不排除爆发“民主动乱”并对其石油生产造成冲击。上述情况很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从而推动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扬。

另外,乌克兰危机正在“倒逼”俄罗斯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难以改变经济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存在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逐步减少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产业结构过于畸形的石油输出国,也会从俄罗斯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努力摆脱国家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这对石油产能增长及国际市场供给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石油的供给量很可能逐步减少,从而建立起新的供需平衡。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继续减速,今年上半年世界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逆转,国际油价有可能以较大幅度反弹,尽管重回110美元/桶之虚高价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石油仍将是世界主导能源

从今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这就决定了“低油价时代”不可能很快到来。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多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世界石油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占到1/3以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石油生产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处在“煤炭时代”。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还处在摆脱“煤炭主导”的漫长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减煤”努力,煤炭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将近70%。虽然扩大天然气、水电、核能、新能源的利用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们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逐步扩大占比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在成本、技术、储量和开发能力等诸多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其对石油的替代作用仍然有限。如果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可能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随着经济发展进程,长时间处在增长通道上。世界级和地区级新兴经济体必然不断涌现。其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基数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将以增加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石油是其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的主要原料。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石油消费规模的扩大很可能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石油消费规模的缩小。这意味着,石油的“消费峰值”远未到来,而且很可能迟于“生产峰值”的到来。因此,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可能进入“后石油时代”、“廉价石油时代”,国际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很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世界经济转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气候环境变化的压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开发利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需要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交通工具进行根本性改造,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国防部门是石油“消费大户”,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要向新能源为主转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更新,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新能源的替代目标首先应是煤炭,其次才是石油。因此,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十年内难以动摇。

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拥有重大影响力,它是不愿看到“低油价时代”的到来。页岩革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正在由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尽管世界油价下跌有利于美国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美国石油巨头们愿意看到的。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让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从油价长期低迷中获益,更不是美国所愿。今天用低油价打压俄罗斯,明天完全可能用高油价打压中国。长期看,美国必将是国际油价走高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投机资本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油价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对国际油价走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另外,还要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化石能源总是越采越少、越采越难。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探明储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开采同等条件下成本会降低,但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的长期趋势。所谓“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石油将成为无用资源,资源国不得不加速开发”的说法,纯属一厢情愿。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国际油价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油价的短期下跌构不成“低油价时代到来”判断的过硬依据。

中国中长期国家能源战略应立足于国际高油价

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关系运筹绝不应该因为某些专家所谓“低油价时代”的说法所忽悠,而应继续立足于“高油价时代”的长期延续。

首先,应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鉴于我国能源禀赋“多煤少油”的特点,相当长时间里仍应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而不是大规模“弃煤改油”。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应在减少煤炭消费比重的同时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实现实质性技术突破。

其次,抓住每次油价下跌的窗口期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低油价不是长期趋势,每次油价下跌对于我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应抓住机会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争取并购一些海外油气资产,调整国内油气价格。同时也要高度注意防范低油价对我国海外油气资产和金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三,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切不可因为油价一时下跌而影响新能源的开发投入。应努力争取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中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中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大问题。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似应争取越过石油主导阶段,直接跃进至新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主导。更加安全、高效的核能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应对油价长期居高难下的重要选择之一。

其四,在改造国际能源秩序上拥有更多“大国作为”。努力推动国际能源关系“去美元化”进程,扩大油气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应对美国对国际油气价格的操纵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油价的炒作。努力推动新型能源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能源战略同盟”、“利益共同体”,争取国际油气领域的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扩大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油气主要生产国的开发投资,争取控制更多的世界油气资源、确保我国油气供给安全。(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

20148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日本十二家企业因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处以巨额罚款。其中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被依法处罚8.3196亿元,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被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

淡定上交“保护费”

据了解,本次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日立(HITACHI)和不二越(NACHI)率先“自首”,做了“污点证人”,并为反垄断调查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国的反垄断法允许政府对一家企业处以年营收不超过10%的罚款,配合调查的企业可从轻处罚。因此,在两组处罚中,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日立和不二越,被免除处罚。

对此,许多媒体拍手称快,以为此次发改委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迫使日本企业“贼喊捉贼”,以日立和不二越为突破口,将有望撕裂日系零部件企业间长期以来的垄断联盟。对此,笔者实难认同。

日本零部件企业并非简单的行业同盟关系,在看似各自独立的背后,有着非常多的隐秘交集。它们不仅在同行业内以协商合作、共同议价的方式获取垄断利益,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日系企业也在上下游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紧密关系,有些可从股权关系上看到些端倪。像本次遭到处罚的4家轴承企业中,作为产业下游的丰田,便分别持有不二越5.29%和精工3.83%的股份,而捷太格特(JTEKT)则是原光洋精工(KOYO)和原丰田工机在200611日合并后成立的新公司。同时,更多利益的搭建并不会显现在股权上,而是在长期稳定的上下游供应合作中渐渐完成,像丰田公司便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日本整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企业间稳固的利益关系,从中可见一斑。

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因此,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还远远达不到打破其利益结合的力度。并且,相较于这些企业十年间在华的收益总和,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不只是在中国,日系零部件企业因涉嫌操控零部件价格,在美国、欧洲都遭到过反垄断调查。20143月欧盟对零部件进行反垄断调查,日本精工被罚6.24亿欧元,恩梯恩公司被罚2亿欧元。5月,新加坡竞争委员会宣布对不二越、日本精工、恩梯恩三家企业处以总计约930万新加坡元(约4626万元人民币)罚款,另外,日本精工5月在澳大利亚也因垄断轴承市场操控价格遭300万美元罚款。

面对全世界“四处飘飞”的反垄断罚单,日系零部件企业看上去并未慌了手脚,日本精工甚至在其2014财年年报上“自豪”地写道:“尽管由于反垄断处罚导致公司收入损失高达163亿日元,但是公司纯收入仍然实现了翻番,达到312亿日元,增幅98%。”

只靠罚款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日本企业在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上均处于同盟状态,即使被开出巨额罚单,它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成本转嫁到上下游产品上,甚至转嫁到售后服务上,经过整车成本的累加,被处罚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因为日本车企在华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内循环体系,在利益分配上可以玩“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更何况其诸多零部件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只靠罚款无济于事,零部件价格的下调,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回顾日美汽车产业间的竞争史,我们会发现,这种竞争早已上升到产业战争的地步。虽然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战打得并不漂亮,但这段历史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为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应对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提供警示和参考。

20097月,日本8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6.6%这一历史最高纪录,首次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高兴之余,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却表示:“我们其实非常担心,日系厂商对美国汽车市场的过度蚕食,会引发市场之外的贸易纠纷。”

丰田章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每一次当日本汽车产业触动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都会“有规律地”发起舆论攻击战、贸易保护战或产业战争,并且屡试不爽。

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7%1980年快速上升到24%。面对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大举进攻,已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克莱斯勒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董事长卡德维尔商量出一计:借美国媒体和工会造起舆论声势,然后两家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当时,美国国会甚至准备制定新法案,将日本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150万辆水平。只是由于日本首相铃木亲自出面调解下,该法案才未出台,但日方不得不主动限制在美国市场上汽车的销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控制在168万辆,1982年为193万辆。自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汽车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

丰田章男的担心果然成真。20098月,美国掀起丰田“刹车门”事件,一直持续到2012年岁末才做结论。尽管丰田汽车公司最终被美国交通部调查证明无过,但丰田还是选择了支付11亿美元和解赔偿金来息事宁人。

谈起“刹车门”的缘起,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美国正遭遇金融危机,其汽车业更险遭灭顶之灾,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年度亏损额分别达到16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而此时丰田的全球销量利润却达到新高,2008150亿美元的利润让丰田坐到了全球汽车业老大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出面,为一系列的“刹车门”事件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响,并导致丰田汽车在美销量受到沉重打击。

最后根据调查,“刹车门”所涉及的车祸是由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的。但丰田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担心遭到美国变本加厉的抵制而采取了隐忍态度。11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丰田看似付得有些冤,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向美国政府上交的保护费,也是丰田公司重新攻占北美市场的一块敲门砖。

在遭遇“刹车门”时,丰田在全球市场召回850万辆汽车,但在中国却只召回了7.55万辆RAV4车型,不到整个召回车辆的1%。据此,有评论指出,丰田在中国的生产工厂扮演了“召回门”看客的角色。中国成了丰田汽车全球召回的免疫区,丰田根本没有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

由此可见,面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入侵,中国仍未完全将其上升到产业战争的高度。希望此次针对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处罚,能真正揭开中国汽车产业保卫战的序幕,而不只是简单地收取“保护费”。

丰田可不仅仅生产汽车

谈到日本汽车,不能不提到丰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丰田就是家汽车制造企业,这与我们自身的习惯性错觉有关。在中国,造汽车的企业就是造汽车的,没有或很少还涉及其他的产业和功能。所以,很多中国人产生了“丰田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丰田就是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的错觉。

从我们的研究看,美国曾经实行金融、商业和产业分离的经营模式,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按照这种分离模式打造企业的。这种现实造成我们理解“日本制造”时,往往戴上“美国眼镜”去看日本的企业。实际情况是,日本的丰田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制造企业,它实可称之为“丰田财团”。

只有从“财团”的角度去审视,才能清晰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丰田。

现在的丰田财团,是以丰田佐吉(1867-1930年)创立的丰田自动织机为母体,发展起来的庞大企业集团。丰田财团由丰田总公司、子公司(529家)及关联公司(229家)组成。日本国内以丰田财团为主要客户的直接交易企业共有26269家(包括供应商及销售商)。

丰田财团旗下拥有16家一级企业,均为世界级知名企业,如丰田汽车(世界500强第9位)、日本电装(世界500强第269位)、爱信精机(世界500强第431位)、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捷太格特、爱知制钢、日野汽车、大发工业、丰田合成、丰田纺织等,其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丰田财团旗下多家世界级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输于丰田汽车。众所周知,汽车配件的利润要高于整车,日本电装、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被称为“丰田三驾马车”,其主营业务正是汽车零部件。日本电装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巨头之一,仅次于德国博世;爱信精机是世界第五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丰田纺织、捷太格特和丰田合成分列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排行第181929位。

作为丰田财团本家的丰田自动织机,多年来以自动织机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了众多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市场份额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如喷气式织机、汽车空调用压缩机、叉车等。丰田自动织机高浜工厂,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生产工业设备的制造厂。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丰田汽车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丰田的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身上。

丰田通商的业绩在20093月达到销售额6.2万亿日元、净利润402亿日元,成为排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之后的日本第6大综合商社。值得一提的是,从1971年到2010年间,丰田通商在中国成立了100多家合资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丰田汽车产业群,强力支持了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日本还一度流行着“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说法,原因是丰田汽车拥有的现金数额比日本国内大型银行保有的现金数额还要多,达到近3万亿日元(约330亿美元)。

因为拥有如此巨大的现金储备,丰田经常成为诸多日本企业的“救世主”,成为众多并购交易的幕后神秘力量。其并购交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涉足银行、证券、保险、商社、电气、通信、化学、钢铁等诸多行业。截至20093月,仅丰田财团的丰田汽车,便持有日本72家企业的股票,总持股金额达2.1万亿日元。

仅露“冰山一角”的财团布局

2011年日本大地震,波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与出口,中国各家车企生产告急,此情此景迄今仍在中国车企心头萦绕。直到那时,中国汽车产业才算真正敲响了警钟。然而,对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依赖,还仅仅是日本汽车产业在华谋局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汽车品牌之后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产业体系。

以丰田为例,所有人都知道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丰田在华布局已渗透到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依照丰田在全球一贯的发展模式,它肯定不会满足于只在中国生产汽车,而是要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压缩生产成本。丰田认定,整车和零部件的物流服务是售后市场的主体,并将之放在与制造和销售汽车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丰田汽车一方面加大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扩大投产规模;另一方面,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承担起构筑生产和配送体系、完善产业配套结构的重任。

在上游,丰田不仅自己拥有新日铁、日本电装、爱信精机、小糸车灯等世界一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而且还有一大批长期合作、关系紧密的“准丰田系”供应商。丰田汽车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生产成本,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极大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经营风险。

在中游,丰田汽车依靠以“及时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的丰田生产方式(TPS),制造出质量上乘、价格便宜、符合各种顾客需求的汽车产品。丰田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世界汽车工业的变动,它似乎总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全力以赴研发新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下游,丰田汽车对经销商的控制能力堪称一流。训练有素的经销商能够引导顾客按照一定的方式消费,从而配合丰田汽车的生产制造,使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顺畅运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流的经销体系正是丰田汽车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丰田汽车,其实代表的是日本在汽车产业上的整个产业体系。在日本,丰田渗透日产及其他汽车公司的产业链里,和它们进行捆绑;在海外,丰田与中国“一汽”、“广汽”这样的产业链形成捆绑,在美国也是如此。

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如今,丰田财团已形成一个“帝国”,然而丰田财团也不过是三井财团培养起来的众多成员企业之一。三井财团由26家同丰田类似的大型企业组成,通过一个“总经理会议”来协调各方行动,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并存在众多的共同投资关系,成员企业间互通情报、实现人事互派等。

相对而言,丰田财团还是在汽车及相关产业中布局较深,而更为庞大的三井财团,却将触角伸到了你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领域。因此,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应从产商融的结合中寻求突破

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终端注册数据显示,在狭义乘用车市场上,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仅26.8%,较三年前下降6.5个百分点。而这仅有的“自主品牌”汽车中,又掺杂了众多国外零组件的水分。市场份额尽管只是汽车销售的统计结果,但它反映了各厂商对汽车产业链和外围相关产业整体的控制能力。简单的数字,反映了无情的现实。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就连合资的高科技汽车零配件企业也是寥寥无几。

日本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是整体竞争,而不是品牌竞争。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面对外资对手的全力剿杀,中国汽车企业的前景的确可以用千钧一发来形容。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

中国不能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而沾沾自喜,而亟须做自己的综合商社、财团,进行产业链的竞争,并打造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争取在产业链上有更多话语权。

我们缺少敢于做产业组织者的商人,或者说商社、财团。在我国,推动汽车产业发展进步的总是技术人员,而不是“做市场”的商人。

事实上,日本汽车产业在二战后曾一度陷入困境。以丰田为例,由于丰田家族是工匠出身,对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并不精通,一度曾面临生死存亡。后来是丰田的大股东之一三井银行,挑选了一位“做市场”的人——石田退三做丰田的领导者,引领了丰田产业的崛起。由此可见,熟悉市场、懂得贸易的人,才是最合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即产业和商业可以形成一种共生模式。日本汽车产业基本都是运用这一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这套东西实际上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日本有很多叫做财团或者商社的组织,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组织,经营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以及实体产业。丰田、本田、铃木等汽车企业身后,都有这样的大财团做后盾。这些财团实力雄厚,通过参股的方式掌握着众多产业,这样能够把产业、资本和贸易有机结合到一起,使实体产业的发展,随时都有金融和商业的支撑。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企业都是相互孤立甚或对立的陆军、海军、空军,彼此之间恶性厮杀竞争,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矛盾重重,还常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海陆空各自为战,甚或彼此为敌,没有形成立体作战,所以产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兼并重组迫在眉睫。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实际上并不能总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主导的、以盈利和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兼并重组,也是较好的组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真的需要培养一些类似日韩综合商社那样的产业组织者,重新组织筑造起中国汽车产业的长城。

附:新闻小贴士

2014819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表示,日立、三菱电机、不二越等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处以12.35亿元罚款。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发改委表示,将对本次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确保公平执法,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

编者按:北京时间10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有什么影响?111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导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专家虽然观察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意见都颇有见地。在此初步梳理成文,以飨读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由本编辑部负责。

 

美国退出QE政策的背景

退出QE3不等于退出QE

美联储宣布退出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向好(三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3.5%,高于预期的3%),失业率下降(持稳于5.9%)。国内财经界对美国经济走势也多持乐观意见。同时,也有人也对美国退出QE后资金回流美国、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示担忧。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1QE2,主要是为稀释导致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为一批已成坏账的到期合约提供担保,印钞票发国债,将钱贷给附属机构,为这些烂账买单,减少市场上的长期资产和坏账,维持市面的资产价格。这样,美联储救了制造金融危机的金融寡头,暂时维持住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QE1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复苏。因国会两党无法取得共识,财政政策无法推行,只好继续搞QE、靠印钞票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联储1031日的声明称:“不再进行资产购买的行动,到期债券继续买入的滚动操作将长期持续进行。”此前,2013年出台过QE4(在QE3每月买入400亿国债的基础上再追加购买450亿),今年以来连续削减。但前边的烂账到期还是要继续买入。

美联储退出QE是权衡两难的选择

美联储退出QE3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自身面临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考量。

多数专家同意:美联储退出QE3是一时的策略,长期看不可能真的退出。只是如果放水太多,美元的地位会崩溃,所以要营造一种有经济理性支持的货币政策,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期靠印钞票刺激需求,必将动摇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结束QE是给金融市场打气,希望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美联储两年来多次讲要结束QE,但只打雷不下雨,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美联储说停止QE是为防通胀,但目前通胀率很低,这个说法不成立。美国QE以来,大量热钱跑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每次说要退出QE,美元就走强、热钱回流,这些国家的货币或股市就大跌。所以,美国QE的最大受害者是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也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元走强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但也会增加外贸逆差。如果市场没有改善,停止QE等于停止给病人输血,股市就会看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美联储的话是真的,认为还会有QE4

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搞QE后,欧元、日元也跟进搞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现在欧洲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和美国是同质竞争。如果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将飙升,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反而帮助了德日。

总之,目前美国处于两难困境。不做一点退的样子不好办,真退又退不出去。(史正富,复旦大学;陈平,北京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各大势力博弈的结果。首先,美联邦财政多年巨额赤字,借债度日,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的周转。2001-2013财年,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大量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操作技巧压低短期债务成本,使政府每月保持约2万亿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近些年由于政府征收“富人税”,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加上国际上主要美债持有者的抛售行为,为抵消资金外流趋势,让美元升值就成为目前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华尔街的声音。QE政策成功抬高了资产价格,让华尔街顺利解套并获利甚丰。但各种监测指标表明,高风险级贷款及债券的发放量已逼近或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资本泡沫风险正在逼近。二季度标普500空仓占比大幅度飙升,各管理基金看跌美国房地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大鳄们已准备翻空。另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的利益,都没有直接的损害。美元升值等于压低物价,美国一般国民当然会欢迎。(赵亚赟,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是否走向复苏?

美国“退出QE”是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还是权宜之计?这对美国货币政策中期走势的研判十分重要。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只是表面改善,结构没有大的改革。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QE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效果,但又找不到别的办法。格林斯潘指出,QE项目在抬高资产价格方面“超级成功”,但仅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却没能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美国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也缺乏说服力。就业数据多是社保局官员打电话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GDP增长率一时的提高,能否持续创造就业还有待观察。2013年和2007年相比,实际GDP仅增长6%,但200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20倍左右(赵亚赟)。9月份美国的通胀率才1.7%,实际是通缩的局面。

QE3结束,美联储又不敢提高利率,通胀没上去,利率不动,真实工资没有上去,消费也没有真的上去。无限制的货币供应,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些指标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在复苏。目前看好美国经济的,多是华尔街的人,它只是打吗啡针,结构没有调整过来,基础设施陈旧,加州德州的创新不足以拉动全美的就业。

投资者是否有投资意愿,首先看是否有盈利前景,而不在利率多低。而且美国人如果有投资新项目,多半还会在中国生产,因为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没有竞争力,投资周期比中国长。

现在美国失业情况没有“大萧条”时那么严重,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但实际的代价跟大萧条一样。所以估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慢,不会比日本1990年后的萧条期短。而且美欧日都出问题,形势要严峻得多。美国货币政策传统的思路只有两条:如果失业率高,就降低利率,如果通胀率高,就提高利率。(史正富,陈平)

全球经济没有走出衰退。相反,量化宽松加速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局,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由于美国这个金融泡沫有可能破裂,2016年有可能出现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了衰退。(向松祚,人民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致美国退出QE的关键因素是,20131031日,世界上六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士),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核心内容是:其中任何一方如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可随时调用其他协定国的流动性,没有限量,并且按照不短缺国家的利率标准来支付利息。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避免类似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再需要采用QE政策,照样可以不断扩充虚拟资本经济。这是金融资本阶段一种烫平波动的秩序。它运行一年后证明成功,如此才有QE的退出。

这说明,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国家,内生调整还有空间。QE政策的关键是低利率或零利率,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可以拿到1%年息的贷款,而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是5%6%,甚至是7%。经过层层环节,到企业那里资金成本更高。

当前资本价格和技术价格最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传统经济固然没有恢复,但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的新经济部门的企业纷纷流向了美国。另外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兴起,使得能源价格可大幅降低。资本、技术、能源三个要素的价格都低,是不是产业会流向美国?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的。所以,美国制造业引领美国的经济反弹,是一个客观情况。(温铁军,人民大学)

美国退出QE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美元升值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型经济体将是美国QE退出最大的受害者,包括新兴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印度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印度的股市资产泡沫已经很严重。

美国退出QE,美元升值,欧盟却准备推出新的QE压低欧元汇率。这将导致欧元区资金外逃更加严重。

日本的制造业外移,日本居民大量购买外国股票。资本市场价格因QE而暴涨,吸引国际热钱,但这不是日本政府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可能使世界金融多元化的进程变缓,争取保持美元某种程度的强势,而不是弱势。(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中国来说,热钱流出中国,跨国公司(包括本土公司)将部分人民币换美元,资金流出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应付这一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退出QE,对中国利好因素多。(赵亚赟)

关于美国退出QE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学者们认为,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点扰乱。由于货币发行受外汇占款影响大,美元资产外流将导致货币供应紧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降价,有利于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欧洲的设备和技术也将相对便宜,有利于国内装备升级换代。 

美元升值,热钱外流,国内房地产泡沫会下来,实业资本会增加发展空间。热钱回流冲击美国、冲击发展中国家,逼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IMF越来越不灵,区域合作就起来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怎样利用这一类政策变动带来的机会,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史正富,陈平)  

从中长期视角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到会多数专家认为:美元霸权地位正在由盛转衰。量化宽松其实是在透支美国的信用,长远的影响是动摇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再靠印钞票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美元的贬值-升值周期和“剪羊毛”

乔良(国防大学):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本质就是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输出,使全球经济形成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1971年后美元的总体趋势一直走低,但在技术操作上,美国会让美元指数走低一段后,再使它走强。每次走低再走强,就是一次“剪羊毛”。197710月到19852月,美元指数从84.13上涨到128.44,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19954月到20017月,美元指数长期走低之后,再次从80.05上涨到121.01,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放缓。之后美国连续4QE,更多美元资本流向世界。美国在“剪羊毛”时,需要一个区域性的投资环境恶化为条件。近两年,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等事件连续在中国周边发生,直至最近的香港“占中”事件,发人深省。不能说人家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但如果对西方的老谋深算置之不顾,仅仅看作分散的“市场行为”,是危险的。

 

图:美元利率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西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的虚拟化

向松祚: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体系本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颠倒了。金融资本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传统教科书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需曲线决定的,现在虚拟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都是由金融投机的行为所决定的。

第二,制造业中心和虚拟经济中心的背离。贫富分化在全球、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虚拟经济中心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全球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货币和信用的两极分化(富国可以随意创造信用);这又导致实质收入的两极分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了全球货币经济性贬值,鼓励了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元霸权有增无减

向松祚:戴高乐早在1965年就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程。戴高乐的顾问后来也说,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沦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

2001-2006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而它的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等于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汇率贬值一项就赚8920亿,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赚得1.694万亿,其他手段赚了4620亿。这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开支的总和。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表面看是顺差,其实是逆差,因为美国每年对外投资减负债是净收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美国国债,等于美国用很低的利息向中国借钱,拿了钱向其他国家投资高回报的资产和企业。

美国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具有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相对于实物资产)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元的市场在全球做得越大,对全球的控制力就越强。

哈佛大学理查德·科伯(原美国副财长)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效益和锁定效益,吞噬着别国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称之为“确保金融相互毁灭机制”,一旦发生政治冲突,你的金融资产都在我手上。

美国经济与美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

美国引领产业创新潮流风光不再

曹和平(北京大学):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经济的每个增长周期都实现了与技术产业周期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是汽车业大发展,使其投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得以获益。70年代家电产业兴起,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进入普通家庭。80年代是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持了美国的十年增长。但2003年以来,美国还没有找到能够将经济拉出下行轨道的新主导产业群。如果有这样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也很可能是美、中、欧三家分享,不会重复历史上美国独大、引领世界的风光。现在的美国,仅仅是货币市场上的强势。

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霸权和金融市场

史正富: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后,欧洲、日本崛起,四小龙崛起,到80年代,把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比下去了。美国的应对,一是推动新产业群的兴起,二是用美元权力搞金融操作。但国内IT产业刚搞起来就被日韩印等国抢去。本国产业外流,苹果虽然有千亿美元市值,在美国只雇了5000人,上百万雇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反而培养了竞争对手。生物产业功能被高估,巨额投资不见效果。新一代产业振兴美国的机会基本落空。

于是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的霸权优势。通过扩张国家级的负债,使全民享受的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个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美国的政治问题,包括金融财团的崛起和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渗透。实体经济方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惠不大。美国找不到带动投资的机会。有人说要搞负利息,逼人去投资,但关键是有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东亚崛起、人民币走强,美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急于找出路(新产业)。没找到出路之前,就要用技术性手段保证美元的地位。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美元没有衰弱,规模还不断扩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性金融市场。这刺激了美国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出一堆堆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的交易带动天量的交易需求,创造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带来大规模的金融界就业,美元的价值才能保住。不要以为美国的金融业多么强大,实际上是美国内在的结构需要虚构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但这个产业的兴盛,扭曲了美国的金融、产业和社会结构。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GDP统计,把一部分属于资产的项目也算做GDP了(约15%的水分)。美国需要一个大的GDP才能支持它的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元,如果GDP不够大且不能增长,而债务每年必定要增长,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中长期不看好美国。它的工业竞争力在过去30年已逐步流失。要想重建,相当艰难。

贾晋京(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发展工业不仅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工业体系是一个“生态”。东莞的产业要转移,但所有的老板都说转不走,比如在生产线装配手机,零件起码600多个,缺一不可,只有在中国才能配套。

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扩张市场,或开拓殖民地,或将既有的市场深化,如欧盟。二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产业群。第三种方式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就是打通不同的金融类市场。如打通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1957年欧洲),后又打通期货市场和其他的市场。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容纳更多货币,通过增发货币进行经济救援。

但金融市场扩张,又鼓励企业背离费力的生产销售活动,去参与快捷的金融产品交易。由此导致资产过度证券化和经济虚拟化。现在美国有一批企业,财务数字很不错,支撑了股市价格。但企业的销售数据非常糟糕,它只是持有大量现金,实际上这是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给了金融系统,然后贷给企业。企业没有实体项目可投,只能再投回金融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收益率低。

另外,2009-2012年,美国新增国民收入的93%1%的人占有,这些收入主要在离岸金融体系中,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管辖,连谁有钱、有多少都不知道。全球金融财富,可能80%是离岸的。等于钱印好了流出去,都堆在金融系统里了。      

美元地位衰落的迹象

贾晋京:现在美元之所以还会升值,是因为人们一时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但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元在全部结算量当中的分量。现在美元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世界上对美国滥用美元特权日益反感。因为流通中美元的2/3是美国之外的人(机构)持有,所有银行间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本土计算机系统。最近美国以本国金融监管法规为据,以种种理由(如汇丰和伊朗、巴黎银行和南苏丹业务往来)把欧洲各大银行罚了一个遍,动辄几十亿。今年7月美国罚了法国巴黎银行90亿美元。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托弗·伊尔说,美国逼着我们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推进去美元化。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比如说制裁俄罗斯,也逼着俄罗斯采用人民币结算。这都是在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

我们的战略考虑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为实体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把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在技术和价值链层面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支持资金应向产品创新的前沿公司倾斜,提倡工程师立国、技术工人立国;在涉及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科技发展方向要达成共识。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以我为主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最好资源,但国内市场今天被分割得太厉害,应进行必要的整合。金融改革要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服务,一些关键措施(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放开等)要慎重。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但必须坚持掌握金融主权和金融主动权。长期发展要立足内生动力,要看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和新兴国家。改变依赖美欧经济复苏拉动出口的思维。避免大量买美国国债。立足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布局,国家战略引领,背靠国家信用,激活市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长周期(技术开发型)投资。从长期看,GDP增长会带动已有资产的收益率逐步提高,因为资产收益快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应该将工作重点从搭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转移到区域一体化建设上。

三是汲取西方自由化的教训,尤其是金融投机市场挤出实体经济的教训。既然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剪羊毛”,我国在一些事关基本民生(如基本住房)和关键产业部门(能源、资源、铁路等)要坚持国家主导,不进入他们的资本循环。另外,美元霸权正在衰退,但我们在国际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方面还不成熟。在战术层面要谨慎,没有搞清脉络和风险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期要规避,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应对西方金融霸权,要有高位的设计和指导思想。一是要实事求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懂他们的种种假动作。二是要有博弈意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三是要顺势而为,美国还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但它已经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要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走。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是自体循环,而实体经济则停滞不前,这个循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所以要准备迎接国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危机。就国内来说,现在银行普遍惜贷,急于要参加“联保”的企业收款。由于实体经济收益低,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追求投机。看来,指望市场化金融应对经济剧烈波动的困难是不现实的。

                                              (整理和编辑:萧枫 碣石)

 


*文中部分观点摘自《陈平:揭开QE退出的迷雾》,观察者网,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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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美国政党政治

赵忆宁

2014-11-25 16:30:20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是美国选举民主的拥趸者,在抨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虚构出一幅幅关于美式选举民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

20136-7月,我在美国一个月专题调研美国政党政治。到访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堪萨斯三个州,访问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托皮卡、威奇卡等8个城市。调研紧扣美国政党政治主题,与50多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美国两党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联邦/州级两党资深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大使、政治法学教授等。整理形成约60余小时的采访录音和近25万字(中文译稿)的采访记录。

20136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在新形势下要“深入审视两国关系”,并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和“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美国、应对美国、与美国博弈,还要团结美国、携手美国、与美国共赢。试想,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世界的关系时,如果我们都不甚了解美国政治与社会运作的内核——美国两党以及两党政治,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掌控趋势、应对挑战呢?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访谈着眼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党政治”,而不局限于“政党制度”。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果”,它能够延续近200年,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其“两党”、“议会”、“三权分立”都是这一制度的组织与国家运行的特征,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无意去评说。而“政党政治”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矛盾与协作关系等等。[1]

打破美国民主选举的神话

美国两党50名精英给出的重要结论带有颠覆性,对某些特定群体或者人群而言甚至是残酷的:

首先,打破了崇尚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优越性的人群的错觉。两党受访者以他们参与美国政党政治游戏“内部人”的身份,真实地展示了美国民主选举实为“选主”乃至“金主”的逻辑链,“一人一票”表象错觉的打破,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以往盲目的民主选举崇拜所造成的歪曲知觉。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是美国选举民主的拥趸者,在抨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虚构出一幅幅关于美式选举民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美国人民当家作主,参政各方平和务实,社会各界团结统一。然而,在这次采访中,美国两党政治精英们亲手将这个“神话”击碎,为痴迷于美式选举民主幻象的人开出了三支强效“清醒剂”——这也是本次系列采访的意外收获。

美国两党精英有值得学习之处

在采访期间,我的受访者经常问我:你在美国采访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由于在给定时间内获得海量的信息,我没有轻易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返回北京后,我一次次地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近似残酷,那就是:美国两党精英“忠诚为党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当你看到他们当中每个人对所在党理念的高度认同、为党服务的思想境界和全身心的奉献时,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在8600多万党员中间,究竟有多少党员将党的理念视为生命的追求?究竟有多少党员为党的崇高目标而无私奉献?

中国或将创造世界民主历史的先河

这次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和教益却值得我们用更多时间来消化和思考:美国的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中国又该从中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美国的政党政治又该带给中国哪些思考呢?我在访谈中再一次发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有些美国人要比那些崇拜美式民主的中国人看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前世行驻华代表皮尔特·鲍泰利就指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


[1] 闫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

2013625日,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他的太太格瑞丝Grace)邀请了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参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赵忆宁的采访。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讨论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进行评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两个主要政党都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在这种不满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体制下的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时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无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曾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讲演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几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一般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况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相互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詹尼丝:即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说,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认同共和党了。

鲍泰利:今天的美国和我在1962年刚来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我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认为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美国尚未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

赵忆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或许未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美国精英们非常聪明,但在国家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的精英们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党利益?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其强大的软实力?如果内耗如此严重的话,对美国的未来是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鲍泰利:这个问题非常好。许多高层精英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沉浸在美国是超级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我想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所有发达强国都有这个问题,不愿意让位给新兴强国。在美国,现在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给日益强盛的德国让出位置,但是美国有所不同。因为当美国在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人口种族相同,语言相同,信仰体系相同。但是未来,或许在510年内,一个将在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是和美国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而允许新兴大国来到国际谈判桌上,成为与现有力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美双方都面临许多挑战。我想,或许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中国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经济、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国。如果中国也认同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不多,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任。

对美国来讲,不能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在。因为美国在过去近百年里一直独领全球,美国的对手——那些曾经引领世界500年之久的国家也甘拜下风。而现在,唯一有可能在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超越美国的,就只有中国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没戏。我看到,在华盛顿,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难接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理所应当。如果他们无法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历史性的问题。

赵忆宁:格瑞丝女士,您讲过“美国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的修复呢?

格瑞丝:我认为现在两党之间的频繁争斗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美国现在处在分裂的状态。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50个州中每个州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尽管在华盛顿也有联邦政府。但同时联邦层面的想法未必能够在州一级得到完全的推行,因为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许多地区,关于医疗保健、教育等问题,意见并不一致。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美国内部的分裂,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

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联

赵忆宁:在明尼苏达州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由于两党的交替,前一届政府(共和党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税,而这一届政府(民主党人)又开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税。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拉锯的循环。这种政策的颠覆性变化,似乎加剧了美国政党与社会的分裂。

阿兰:明尼苏达州的情况说明,由于两党交替导致政策不断地循环往复,缺乏切实的方向。但是你仔细分析美国2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巨大的变化。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节目。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妇女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或许形势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看看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华盛顿,过去在公共洗手间门口还会挂上“仅供黑人”或者“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位黑人总统。缓慢的变化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来,让人们有适应的过程。美国政府现在看上去似乎运转不良。而中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可以说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产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成。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那么也可能会很快出现错误,甚至犯大错。即便是现在,这种高效的决策体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鲍泰利: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说话。但是,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即便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我也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助于维护大多数选民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选举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投票的选民和当选的政客在所决定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短视的缺陷。大多数政客为了实现连任,倾向于短视;相似地,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客们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是看似遥远的问题。大多数选举民主由此而产生的短视性,可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构成障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气候变化控制和节能等考虑而大幅增加能源税一事,美国政治体系表现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一党制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执政者有条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着眼长远、从长计议,并且政府能够以坚决的行动积极跟进,哪怕这些行动非常艰难,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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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三无”政党

王绍光

2014-11-25 16:28:28

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对两党...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在“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尽管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世纪50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而将大众党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美式精英党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员”(pa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的一次投票机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任何一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却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高油价与国际原油市场产能和实际供求关系走势不符,实际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变动走向正在削弱油价基础,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油价...

与绝大多数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行的行情不同,国际石油价格依然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相当坚挺。如此高的油价能否持续维持,市场对油价的预期是否真的切合实际?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实际供求关系只能对油价产生部分作用,还有很大一部分作用源于投机,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当前的高油价与国际原油市场产能和实际供求关系走势不符,实际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变动走向正在削弱油价基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油价,投机炒作推高了油价,但这些投机题材中不乏不实想象,甚至有的因素与实际影响可能完全背道而驰,所谓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就在于此。

全球原油市场需求增长正在减速

2012年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实际供求关系已经从偏紧转为偏松,而且还将进一步放松:

世界经济总体上正在减速,新世纪前10年的高增长逐渐逝去,对能源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新兴市场减速尤其显著,20135月以来甚至出现了持续半年以上的大面积经济震荡,新兴市场摇身一变,被划入“脆弱五国”行列,就连中国经济增速也在下台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预计2014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3.4%,远未达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预计新兴市场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4.6%,低于20125.1%)、20134.7%)两年。[1]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变迁,服务业占比上升而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意味着同等幅度的中国经济增长只能带来比以前更少的能源需求增量。在此前十年的油价上行周期中,“中国需求”正是国际炒家们口中推动油价上涨的最强劲炒作题材之一。

而能源补贴改革将进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长的动力。许多国家此前的能源消费增长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不合理的能源补贴之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突出,但这种补贴已经令这些国家财政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堪拖累。如印度能源补贴一项,2011/12财年接近GDP2%[2]埃及每年能源补贴总额达220亿美元,而教育、卫生部门支出仅98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的计算结果,美、中、俄分居世界能源补贴绝对金额前三名,依次高达5020亿美元、2790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中国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必然会对全世界能源补贴的削减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减速和政府财政困难日益显著,必然会有一些国家陆续把压缩、取消能源补贴提上行动日程,从而削弱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动力。

全球原油市场供给的增长

持续的高油价必然加剧来自替代能源的竞争。就长期而言,油价过高,将迫使石油消费国转向水力、核能、煤炭、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石油之所以成其为财富,是因为存在需求,需求的减少意味着石油财富的贬值。

就总体而言,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是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成功之举,西方经济学者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垄断力量的最大胜利”、“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为大提价”。但也正是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推动水力、核能、煤炭等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二战时德国开发的煤炭液化技术在战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又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并一度大放异彩;巴西大规模推行酒精燃料汽车计划;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投入巨资开发山西安太堡煤矿……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1981年新年,时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谢赫·扎基·亚马尼(Sheikh Zaki Yamani)发出警告,油价过高将破坏西方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的需求,“如果我们迫使西方把大量资金投向其它可供选择的替代能源,……这要不了7年的时间就能有个眉目,那将导致减少(西方)对作为一种能源来源的石油的依赖性,从而使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受到危害。”[3]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多年扮演了“浮动的产油国”角色。

在过高的油价使得替代能源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后,天然气、核能、水电乃至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励,兴起的过程比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快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中国石油消费的绝对数量虽然增长甚多,但在全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的占比从200022.2%的高峰一路下跌到200917.9%的低谷,近两年也只有18%出头。[4]这些替代能源需求增长强劲,液化天然气(LNG)不仅越来越多地用到了轿车、公交车等城市交通工具上,而且船舶、工程机械业界也兴起了改用液化天然气(LNG)动力的潮流。

另一方面,持续的油价高涨已经激励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新投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北美、拉美等非中东地区的石油投资与产量增长最为迅猛,美国页岩油开发尤其有颠覆性意义,还有一大批新增产能将陆续投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增产能绝大部分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原油生产配额体系控制之下,其控制下的全球石油产量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意味着出现竞争性的“增产—油价下滑螺旋”之概率已经相当大,而且与日俱增。

能源补贴改革也从供给方刺激油气生产。高油价带来的丰厚的油气收入,会投向更新石油天然气产业装备,改进该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源,扩大勘探开发规模等,这一切在原来油价低于成本时期常常可望不可即。最典型者莫过于印尼。这个国家本来油气资源丰富,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石油公司就是依靠荷属东印度(即今日之印尼)的油气资源起家的。OPEC成立仅仅两年后,印尼就加入了这个组织。20世纪60年代末,印尼石油产量高速增长,70年代中期达到接近年产8000万吨的最高峰。然而,此后这个国家石油开采设备日趋老化,石油开采和提炼能力不断下降。[5]按桶计算,20世纪90年代,印尼原油日产量为日均150万桶至160万桶,其后便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95万桶。这个昔日的石油净出口国早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却还要继续向OPEC缴纳会费,最终在2008年退出OPEC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皆因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比如印尼2002年制定的价格调整制度,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每个月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的75%来确定国内石油产品价格;2005年,印尼政府向印尼石油公司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提供补贴,而后者是预期的国际价格基数加上一个每年调整的销售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印尼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不仅始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是亚洲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印尼石油产品直接补贴(能源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相当于其GDP2.58%、政府财政收入的14.51%。印尼政府长期实施的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使其丧失了自我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却刺激了石油消费需求的增长失控。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能源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动,正在推动其对能源高价地区(东亚最甚)的油气出口,提高其闲置油气产能的利用率,增加石油市场供给。这方面潜在影响最大的是伊朗原油出口可能全面恢复。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明显放松,预计未来一年、甚至半年之内我们还会看到对伊朗制裁的大幅放松,甚至朝全面取消迈出决定性步伐,这意味着伊朗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潜力很可能将在短期内大幅释放。今年上半年,伊朗对华石油出口成倍增长,已重返中国原油进口第三大来源国地位。

美国国内油气供求关系大变,也正在放松其油气出口禁令,液化天然气出口管制放松已经启动数年,近40年来第一船销往海外的美国国产原油也即将装船运往东亚,预计今年8月可完成交付。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油价釜底抽薪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走势正在进一步给全球油价釜底抽薪。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行的压力;此前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油价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初级产品行情则是十足的利空,石油产品也不例外。

201312月到20146月,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经从850亿美元下降到350亿美元;根据新公布的617-18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计划7月、9月再各减少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在10月完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国6月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1%,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连续第五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20万,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相当扎实。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的决策者们预计2015年中期之前不会加息,这一点被某些市场参与者视为对商品市场的利好因素;但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表述也表明,2015年中期之后,美国加息的概率很高,届时初级产品市场会进一步蒙受打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不能激励初级产品市场参与者的热情,尽管经济减速,但中国政府对放松货币政策极为慎重,至今也只是采取了一些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不能指望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

虚妄的能源市场地缘政治风险

在上述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走势之下,借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题材的投机炒作已经成为目前支持油价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投机炒作的最大题材,从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动荡和马航飞机遇难,再到伊斯兰圣战者横扫伊拉克北部、进而宣布建国的“哈里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今年国际市场油价的一度上涨最大的因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已更名“伊斯兰国”)之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多年的最大资助者就是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它们对地缘政治动乱的资助客观上已经构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通过对极端组织的少量资金资助来大幅度推高市场油价,从而在石油出口收入上获得十倍百倍的收益。然而,这种持续占据全球媒体头版的地缘政治动乱风险,果真如投机者热炒的那样巨大吗?答案是否定的。

乌克兰和叙利亚本身产油量微乎其微,不管对乌克兰局势的炒作何其炽烈,其对国际石油生产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伊拉克,“哈里发冲击”也远远不足以撼动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全局。伊拉克是OPEC的第二大产油国,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席卷伊拉克北部之初,市场产生了恐慌,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恐慌更多地是基于无知的非理性“羊群行为”。

首先,横空出世的“哈里发帝国”迄今并未控制伊拉克主要原油产区。伊拉克3/4原油产量来自南部什叶派地区,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油田,这些地区都不是作为逊尼派组织的“哈里发帝国”能够轻易夺取的,西方列强也不会轻易容许“哈里发帝国”夺占这些地区。

其次,这个自命的“哈里发帝国”虽然夺取了伊拉克最大的拜吉炼油厂,但只能影响到国内部分成品油供给,影响不到原油生产和出口。相反,伊拉克南部油田生产的原油倘若不能供应“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拜吉炼油厂,其出口动力反而更强。实际上,根据装船数据和行业信息判断,就在“哈里发冲击”引爆国际石油市场的6月份,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出口量甚至逼近了历史最高纪录。

从建立了“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一贯行为作风来看,其兴趣不在于减少或切断原油生产出口,而是要掌握其财富。“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程度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

叙利亚叛匪、菲律宾阿布塞耶夫武装、隶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哈里发运动”等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相继宣布效忠“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武装宣布支持“哈里发帝国”,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玛琅、梭罗、比玛等城市接连发生支持“伊斯兰国”武装和“哈里发帝国”的集会……,这意味着“哈里发帝国”要由此承担资助的潜在义务。

“伊斯兰国”武装当初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了巨额利润。现在,面临更大的金钱需求,“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只会在更大规模上复制这套做法。

同时,从需求方来看,无论是十足的黑市油源还是灰色市场的油源,都有着广大的需求。黑市和灰市油源价格往往只有公开市场的一半乃至1/3,有着强大的诱惑力,某些国家、地区和政治力量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油源,只能转向黑市。

地缘政治变局可能削弱能源卡特尔的控制力

不仅如此,某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因为它通过显著增加石油产区主人的数量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将近10年的牛市中,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卡特尔”对推高并长久维持石油高价“功不可没”,但由于存在卡特尔成员的竞争性“背叛”行为,卡特尔组织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卡特尔所有成员都明白,共同维持垄断高价对所有成员均有好处,但在垄断高价刺激之下,所有成员都有着强烈的动机“背叛”卡特尔协议,隐瞒实际产量,用稍低于卡特尔协议的价格私下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较小的成员此种动机尤甚。卡特尔协议价格越高,成员竞争性“背叛”的动机就越强烈。一旦最初的一两个“背叛”的成员没有受到制裁,别的成员就会争先恐后效仿,最终导致价格卡特尔瘫痪或解体。因此,价格卡特尔一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导致其自身最终瘫痪或解体的因素,这就是卡特尔的悖论。

如今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分化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大国又刻意分化、拉拢部分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各成员国步调不一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个市场上的玩家数量陡然增多,就有可能引爆卡特尔成员之间的竞争性“背叛”行为。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库尔德自治政权2014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库尔德自治政权和“哈里发帝国”,具有更加强烈的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它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将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而一旦这些武装组织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其它那些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

“哈里发帝国”、库尔德自治政权和未来其他武装对外销售运输石油的能力也不可低估。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巴伊哈桑油田自不待言,有现成的基尔库克-杰伊汉管道(Kirkuk-Ceyhan Pipeline)可供其出口原油。掌握着杰伊汉港口的土耳其对库尔德自治政权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官方公开声明愿意接受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权独立。同时,通往叙利亚港口巴尼亚斯、利比亚港口的黎波里的巴尼亚斯输油管道(Banias Pipeline)也是基尔库克油田可以利用的出口通道。

即使“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控制下的油田暂时无法大规模利用管道,他们也有能力运用其它交通走私出口石油产品。回顾第一次海湾战争后遭受制裁期间,联合国监督下的伊拉克官方石油净出口量平均为200万桶/日,但通过卡车、小油轮等工具走私出口的原油和其它石油产品就高达2030万桶/日,土耳其、约旦、伊朗、叙利亚都成为萨达姆政权的石油走私出口通道。今天,当地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给走私者创造了更多的漏洞,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届时没有能力把石油走私出口推向新高,没有理由认为周边国家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配合、乃至鼓励伊拉克石油走私出口,也没有理由认定其它国家没有强烈需求要从这类灰色市场上开辟廉价油源。事实上,有关“哈里发帝国”控制区的报道已经显示,自从“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石油产区之后,该区域私营炼油厂、原油和成品油走私生意都颇为兴隆。笔者判断,根据国际上对灰色市场和黑市油源的需求,根据“哈里发帝国”目前控制区的石油产能,每天走私出口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石油,很可能现在已经做到了。

埃及政局的动荡也曾不止一次成为油价上涨的题材;利比亚油气主产区——东部地区近两年一直动荡不止,对其油气正常生产出口秩序构成了重大妨碍,也曾推高油价上行。但国际上有传言称,利比亚东部的政局动荡背后有阿拉伯世界国际势力操纵,其目标是肢解利比亚,将盛产油气的东部纳入埃及军方实际控制之下。这种构想一旦成为现实,可望大大削弱利比亚东部政局动荡,对埃及经济更是助益良多。这样酝酿中的地缘政治变局假如成真,对国际石油市场更多的是稳定作用。

(编辑 蔡万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关键预测更新(2014724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Energy Subsidy ReformLessons and Implications),第8页,2013128日。

[3]《华尔街日报》,1981413日。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第13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 王安建、王高尚等著:《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发展》,第215页,地震出版社,2002年。

 

当今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针对这些国家实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在国际经济领域...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

许多人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是违背史实的。实际上,至少从1721年开始,英国不仅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着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当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是有宏大目标的,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和德国效仿英国的手段,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对那些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英国却沉迷于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全面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越。而那些盲目接受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日本虽然和满清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参照美德榜样,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

自由贸易和投资贸易保护是一种经济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加以诋毁,把自由贸易看作灵丹妙药。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发生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德国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更有人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后起的一些国家吸取了英国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策思想。例如,美国工业19世纪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实行高达40-50%的保护关税。目前的美国算不上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一直在实施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其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发生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在那时,国家间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遏制乃至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而美国因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即关税的保护。但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重中之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难以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其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也就被极大地削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并在某国换成该国货币后,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发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何止是“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贯彻国家经济战略的不同手段而已。自由贸易不能被当做教条,更不能扯上“自由民主”。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毫无关系。长期流行的思维之所以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其二,它的保护或“自由”是有选择的,对自己的强势产品的贸易政策是进攻性的。

经济史告诉我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是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的,而现在对于工业领先的美国来说,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仍是保护其国内弱势行业、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信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

 

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思维/行为方式大体可分为“愚公”与“智叟”两类模式,这两类模式在三大基本问题——国家政...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9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编辑  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