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资金、技术设备大量从香港转口引入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中国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后，直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香港的窗口功能发生变化，但是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以及它独特的普通法体系，是不能替代的。

2019年，美国西方势力在香港搞了一场“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希望把香港搞乱，扼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9年11月24日，这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日子。区议会类似于内地城市的社区街道，不过区议会是选举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个民生的建构，但是要通过选举，就不单是民生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性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公投。当时在暴乱的情况下进行公投，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香港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过程，在各种历史阶段移民到这里的人口较多，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的政治性投票，当投票率超过50%，爱国阵营拿不到过半议席的概率极大。那一年的投票率是70%，而且当时投票的规则是单议席单票制，就是一个选区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他只有一个席位。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对阵营拿到了90%的席位。这90%的席位就决定了400多个区议会的议员可以选出117席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原有的界别中有专业界别，但那个界别已经被政治化操作，300席全部是支持反对阵营的。假设当时选委会有一个财团拿出100票来，特首的人选就不是中央可以左右，而是被反对阵营左右。这就是当年香港的危机，反对阵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争夺香港的管制权。

中央此后打出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包括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2021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所有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效忠国家。香港的局面得到扭转和稳定。

三重奏之一：政治重构

香港的政治重构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政权，第二是管制。

2019年11月24日，很多人以为投票不会输的幻想被打破，但是那一场选举投票之后，就像乌克兰曾经出现的场面一样，反对阵营先制造街头动乱，然后在选举中夺权。

如果2020年中央不出手，立法会选举也会重演2019年区议会的选举，以至特首选举失控，制造2021年之前特区无法运作的乱局；反对派企图上台后，将控制香港正常运转，先否决财政预算案，让政府停转，导致香港陷入持续的动荡。

国家主权岂能被颠覆？在中央领导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专门成立了国安处，专门针对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破。2021年8月10日，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被捕。黎智英的被捕是香港政治重构的标志性事件，他被认定是乱港阵营的核心、首恶。

香港警队去抓黎智英时，反对阵营认为政府不敢碰他，这是“新闻自由”。当时他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人一苹果”，号召大家第二天早上买一份《苹果日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反弹。

香港在舆论层面的较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舆论操作手法上。在香港要执行国安法进行治理，若不从媒体、舆论生态入手，是很难往下走的。

爱国阵营在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有组织的作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动员爱国阵营投票，可以形容为“地面战”，但是反对阵营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打的是“空战”，掌握的是“制空权”。

黎智英案终于开审。围绕黎智英的舆论战非常激烈，而且这个舆论战的战场延伸到海外，转到海外之后有几个打法。香港人知道，黎智英的报纸之所以赚钱，无非有几个东西：他能够把凶杀案最血腥的照片放在头版，把明星的走光照片放在媒体的要版，靠这种腥色暴力赚钱。另外它是反对派的大报，本质上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大报。黎智英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为新闻自由、为香港的人权殉道的人，这是“认知战”。还有不同的机构打“法治”战，或者打“新闻自由”战，包括组织无国界记者之战，在这方面施加舆论压力。

这是个多重博弈，即使案件开审，未来较量的核心也不完全在法庭上，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和舆论场的较量，可能比法庭上还厉害。

政治重构的政权部分

第一，执政体系的变化，包括议政立法会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变化，以及辅政方面的调整。

整个香港的政治重构是从选委会开始的。香港政治的核心是选举委员会，它负责产生特区行政长官。2019年选委会的形势是：如果继续选下去，选委会过半议席都会失控，对方就会掌握立法会；选委会过半，对方就会掌握行政长官。

选委会结构变化。中央对香港的选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原来选委会有四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金融工商界；第二个界别是中产专业人士，按照西方理论，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中产专业人士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收入高，但2019年反对派的核心恰是中产阶层；第三个界别是基层，包括宗教界、区议会；第四个界别是香港的政府界别。从以上四个界别可以看出，香港选委会里并没有国家的代表。

香港回归之前，统治香港的“三驾马车”是马会、汇丰、港督。马会代表有钱人，代表英资公司的势力；汇丰是英国财团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代表有大量的力量在里面投射。

首先，选委会结构变化。从原来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增加了一个界别，叫做国家队。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方面的代表产生了，这部分人作为第五界别，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选委会一共五个界别，不管是选行政长官，选立法会，还是选区议会，都必须从五个界别拿到提名票，才能够入场。第五个界别的票，如果中央不点头是拿不到的。

其次，爱国政团明确进入了基层界别。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怎么让爱国的立法会议员拿到选票，实际上是动员在爱国社团里面的乡亲去投票。在香港，出来参加选举的叫政团，支持选票的叫社团，社团去支持政团。新的改变是把垂直关系变成部分的平行关系，就是说社团领袖开始进入选委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有话事权。这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重构。

特首人选。香港回归以来，几任行政长官有不同特点。李家超是纪律部队出来的公务员，曾经做过警务处的副处长。接任政务司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可以当特首，但中央选了他。

选择李家超，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用武官做行政长官。香港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稳定。武官任特首，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比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香港警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反对派有意挑衅警队和公众的关系。当时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警官，媒体上大量视频只讲警察打人，而暴徒打警察的部分都被剪掉了。当时如果在地铁里说普通话都可能被人欺负，唱国歌肯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会。这是香港在过去3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港英时代是港督（行政主管）一人说了算。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开始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区议会的选举，另外就是立法会选举，然后是法律阵营，包括在选举制度上面做调整，可以通过各种议题设置阻碍施政。

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三点。

一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结构性改革。香港原来是50对50，一半是功能界别席位，从各个专业界别选出来，另一半是直选，分成五大选区，每个选区里一人一票选出。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除了原来四个界别又增加了国家队界别，重构后一共90个立法会议员，选委界别40，工农界别30，直选20。

二是增加资格审查。之前什么人都可以参选，现在有了资格审查，包括政治态度的审查，也包括对个人资质的审查，以提升立法会议员的层次。

三是改变比例代表制。香港回归之初选用比例代表制，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只要达到10%的选票就有一席，这意味着你如果提一个很少数人认可的主张就可能拿到一席，可以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辅政机构。香港一个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公开咨询，成立了非常多的咨询机构，任何相关的议题都会征求民众及专家的意见。现在政府的议政架构，调整了辅政、咨政机构，专门用了著名学者郑永年。过去辅政机构只用港人，现在用了大量内地人，过去只是在香港看香港，现在要在国家层面看香港。

政治重构的法治部分

2020年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有了几个变化。

根据国安法，组建国安法官体系。西方攻击我们“控制司法、损害司法独立”，这不是事实。因为香港历来如此，比如涉及某方面的判案，就要有相关的法官群体。涉及民事仲裁的有一个法官群体，涉及国安法的也要逐步建立这个体系的法官。

黎智英被扣留了24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他戴着手铐的那张图被广为刊载。黎智英接受外媒采访，继续煽动舆论。在这个情况下应动用国安法的条款，不准保释，但香港的法官解释是可以保释的。这时《人民日报》表态，大意是如果你们管不了，我们来管。

国安法有规定，首先是香港内部的循环：警队抓，律政司检控，法院判。如果香港管不了，就在内地侦察，内地检察院检控，内地法院判。在这个压力下，让法官明白，只有跟中央相向而行，才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护。这个时候调整了保释条款，规定对涉及国安案件的重要案犯不予保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保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黎智英团队要请外国律师给他打国家安全案。中央做了释法，在释法里做了明智的判断。虽然中央已经释法，但是把权力交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是对普通法的认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共通点，要遵从与英美法系相关的普通法体系。香港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是因为香港的普通法思维。普通法思维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所以香港处理很多事情比较慢。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做的事，在香港就不行，要变通一下绕过去。

外界在香港经商，从事金融交易，签的都是法律文书，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香港的繁荣。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普通法，表示了中央治港体系对普通法的认识。

香港的律师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大律师公会，公会中全是大律师，主要是处理刑事案件；另一个是律师会，主要是做法律认证方面的事务。法律认证方面，近30年处理了大量内地案件，比如买房，比如内地企业到香港，所有的法律文书要到律师会做。

这种情况下，律师团队是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就非常关键。这个团体不能轻言打击制裁，他们代表着司法。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在争取两个律师团体的支持，希望回到一国的根本。

过去香港经过长时间媒体对议题的操纵，爱国者在香港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二是香港的安全问题。黎智英曾经多次涉案，包括他在2014年参与“占中”，但问题是警方不敢随便抓，抓了他很长时间不敢检控，即使检控他之后，也从来没有定过罪。黎智英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东方日报》，当时指出黎智英有“免罪金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被定过罪，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香港的不设防程序。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还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各国各色情报人员聚集在香港。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很多政界人物跟外国的情报人员接触是没有戒心的，觉得很正常。

第三是行政工作效率。港英时代是港督一人说了算。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这是导致香港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67年之前，华人在香港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之后英方也感到香港迟早要回归，所以对香港的管制体系有所改变，比如说修地铁，大量修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当时香港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则是自由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发展很快。香港还实行行政主导，政府效率非常高。内地人员到香港，对政府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公务员的表现印象深刻。

香港回归之后，治理方面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过去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拨款，修法都要立法会通过，行政效率下降了。

第二是媒体治港，政府要看媒体的脸色，特别要看《苹果日报》的脸色。《苹果日报》创立于1995年，当时《财富》杂志有一期封面的标题是“香港已死”，意思是将来共产党接掌权力的第一天，一定会把反对派抓起来，香港的经济也就完蛋了。但恰恰在那一年，黎智英创办了一个反共报纸，他要抢夺话语权。

第三个变化，香港建立了很多所谓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NGO。这些团体以第三方组织的名义，拿政府的钱，代表政府去做事。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运转的结构性的破坏。

政府必须投入资源解决民间诉求，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现在政府自己不出头，把钱给第三方，让它去解决问题，受益者感谢的是第三方组织。这就给第三方组织一个诱因：只要挑动社会矛盾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这样香港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权力组织”，它本身成了一个斗争性的而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政府做什么都要遭到民怨，这是很大的变化。

行政立法要重构，但是困难很多，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立法会，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要加强行政立法。

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2003年，香港第一次把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落马洲口岸改为24小时通关。这个举措全港讨论了两三个月，反对意见非常大。其实无非就是便利港人到内地生活消费。

香港从1995年开始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长期奉行不干预政策，政府如果搞产业政策就会干预市场。其实传统基金会不过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倡议型组织，它不是做客观研究的。它跟《华尔街日报》合作做了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是前置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讲到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做工作的。“积极不干预”在香港曾经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原教旨，但这时开始有了改变，政府从置身于市场之外转为置身于市场之内。第一个变化是成立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会主动投资一些产业，如创新科技行业的投资。第二个变化是成立了招商办，在全球招商。过去是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现在香港开始到全球招商。   

媒体对执法的影响

所谓“媒体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入人心，如果干预媒体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香港有独特的媒体文化，如某一个活动请香港媒体，媒体先不看你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而是看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看当天的话题是什么。香港媒体运作还有一个生态现象叫做“放料”或者“放风”，香港每家媒体都有一个政情专栏，《明报》叫“闻风而动”，《信报》叫“香港脉搏”等。里面有很多信息量，会有很多消息人士提前就某个事放风，提前两三天给媒体先透露出来。这其实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操作，先把消息放出来，听社会影响，一旦批评声音很大就调整，否则就会再进一步。港媒的记者和官员有定期饭局，中间他们会主动问一些事，官员也会主动讲一些尚未发布的事，但引述的时候只是说来自于政府、立法会或来自商界。

另外一个舆论操纵者是香港的公关公司，它们的动员能力很大。

香港舆论场的参与者，包括各方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也包括非常复杂的利益团体，如财团和商会的力量。舆论场里各种消息混杂，报纸上讲的很多东西，后面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在推动。不过如果全信报纸，那你对香港的判断将会出现重大误判。

三重奏之二：经济重塑

政治重构的特点是让整个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里，经济重建是要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和香港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巩固和充实香港的优势。

香港正在做区域发展规划，就是所谓“三个圈、两个城”。把深圳也融合进来，准备做新田科技城，这个规划第一次在香港展览咨询，也放在深圳展览咨询。香港要推动再工业化的进展，拓展新方向，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占GDP的50%。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兴建公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土地问题香港现在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北部都会区，一个是大屿。大屿在港岛和九龙之间填海，形成一个环状地带。

劳动力问题，一是通过“高才通”输入高端人才，另一个是通过多项输入劳工计划，输入基层劳工。

人口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2018年底到2022年底，香港减少了20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二是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回到内地，另一部分是政治移民，主要是对新的香港不认同，还有参与了暴动的人选择逃离。这批人走得最快，年龄多在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离开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香港急切需要有对国家认同的人才来补充。现在香港的失业率在3%以下，最多出现的问题是有活没人干。

香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是37岁，现在是48岁。香港的高铁修建是全球最贵的，因为工程老是延期，工期拖得很长，主要是劳工不够。开出租车的人一般在70-80岁。解决香港劳动力的问题，就要输入外劳。

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都没有限制。过去对香港的投资大量来自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政治重构之后，美国率先对香港进行各种去功能化的打压操作和封锁。比如说过去出口的港产品，现在必须改成中国制造，美国不承认香港制造。过去传统基金会长期把香港视为最自由经济体，2021年直接把香港从这个名单中撤掉，连起码的参评资格也没有。

香港应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金融中心。

三重奏之三：社会重塑

目前香港的社会焦点，就是12月10日将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个选举对整个地区治理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成为解决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从选委会、政府、立法会，最后是完善地区治理。这里面也包含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2020年后，香港原有爱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呈现出来。

例如输入劳工问题，商界是支持的，但工会反对，工会力量也正在起来。香港也有类似于内地“美团”“饿了么”的速递或外卖公司，叫做Foodpanda，这个公司2021年发生了罢工事件，就是新经济平台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界跟基层的矛盾，例如土地问题。土地是用来给富豪们打球，还是用来提供建公屋，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舆论场的重塑也在进行。《苹果日报》历来把它的头版做成海报，它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和意见的产品机器。《立场新闻》最早叫《主场新闻》，它是香港最早的一个网络媒体，后来也发展为政治性的网络媒体。

香港电台有点类似于香港的BBC。但英国的BBC支持政府，香港电台却是站在反政府甚至是反国家的立场。所以香港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在人心、在社会层面掌握话语权和“制空权”。从2021年开始，香港电台更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将香港电台的管理条例逐条审视并调整，对人员和产品内容行整理，将香港电台逐步改过来。对《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则按照国安法程序进行调整。

由此，香港的舆论生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这股反对力量转到了海外，大体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过去它们是巨无霸，仅《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粉丝都过百万，而香港建制派爱国阵营的平台没有过百万的。所以当时的舆论较量，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各方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里，较量还在持续。因为相对政治重构、经济重建来讲，人心重塑是最困难也是时间最长、最艰巨的。

教育问题也是香港长期以来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过去教育界有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势力，即香港教协，它的创办者是司徒华。香港的好学校、名校绝大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进入政府。教会学校通过教育影响整个香港，它的宗教影响在香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协在选举时是引导舆论，社会运动时是动员机器，政府如果不听教协的意见，很多政策是无法推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推动反国情教育时，把国情教育视为“洗脑”，这是他们主要的口号。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教协已经解散了。

现在香港正在做地区治理的改革，一是要解决区议会的政治化问题，回归基本法的本意；二是加强对地区的服务和治理。

香港所有政治重构、经济重建、社会人心的重塑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这也是对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宣示。

“四个必须”是：第一，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要长期坚持，这是我们的国策；第二，必须强调中央管制权；第三，必须爱国者治港，这是基本要求；第四，必须发挥独特的地位优势。

“四点希望”主要是对特区政府而言，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对人心重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  季节）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经济规模的典型指标，但近年因“未能充分反映经济实态”开始被重新审视。追求GDP对于人们而言真是幸事吗？我们听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在演讲中指出，GDP作为经济指标的局限性已为人所知，有必要完善指标。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总额，是由企业生产商品后通过销售和出口获得的利润，以及政府推进的共同项目等相加所得。这是基于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SNA)这一国际标准计算出来的。不过，其缺点在于难以反映较难换算成资金的东西，以及尚未确立资金换算方法的东西。

那么，不能被GDP所反映，且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大的到底是什么呢？较具代表性的是数字领域。互联网购物平台运营企业等每天都在收集关于客户性别、年龄、购物记录和行动轨迹等的数据，以有效开展促销活动，例如向客户推荐商品等。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按现有计算方法只能在GDP中得到部分体现。

网上免费服务产生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全面反映。谷歌和元宇宙等“平台”企业免费提供搜索、社交网站和视频分享等服务，借助由此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赚取利润。很多情况是，用户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分享热度较高的视频等，吸引更多人关注和登录，从而导致平台获得更多收益。现状是目前无法充分把握这些免费服务创造的价值。

联合国也已认识到这一新课题，计划在2025年修订SNA之际，提示更能反映数据价值的计算方法、免费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等。据日本内阁府介绍，通过修订数据价值计算方法，可将日本名义GDP推高1%至3%。已有民间机构估算数字免费服务的价值。野村综合研究所计算时参照的数据是，消费者认为可以支付费用但实际免费的服务金额。例如，免费即时通讯软件“连我”在日本国内有8200万个用户，认为“可以支付费用”的金额合计每年约达9.4万亿日元（约合642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社交软件，则免费服务价值约达20万亿日元。

此外，家务劳动、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经济活动，也未体现在GDP之中。联合国计划在新的SNA中，也提示关于家务劳动、资源可持续性、碳排放权等的计算方法，呼吁将之作为补充GDP的指标进行有效利用。

关于GDP增加并不意味着民众幸福度提升的批评由来已久。在这种背景下，南亚小国不丹因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理念而为人所知。GNH是基于内心幸福感、健康和环境等的综合指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其产业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及演变

战后日本具有较长时间的产业政策实践历史，在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通过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持等措施，着力发展钢铁、化学、机械等产业，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调整“结构性萧条产业”，加快过剩设备处置，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日本成功克服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实施针对特定产业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是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经营不善的现实，转向以调整日本企业经营业务、促进创新体系形成为目标的“产业再生政策”。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从特定产业转变为特定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了“产业再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产业再生政策”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推动企业制定业务调整计划，促进企业经营业务调整重组。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日本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拆分公司所属业务部门，剥离生产率低的经营业务，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同时增加企业资本金，做大做强企业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二是促进企业制定创新计划，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事业革新法》框架下，针对运用知识、设备、技术储备调整经营业务与经营方式的日本企业，推动其制定“事业革新计划”，给予政府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并可享受业务调整方面的租税特别措施。在《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创设“技术活动事业革新计划”“资源生产率革新计划”等，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性经营活动。三是推动规制改革，提高产业新陈代谢，强化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竞争力强化法》，设立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消除灰色地带制度”等，消除既有的规制障碍，促进日本企业业务创新，扩展企业业务经营范围。促进企业制定“事业适应计划”，明确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具体生产与导入方式，创设数字化转型投资税制、面向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等，加速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进程。此外，对于生产革新性药物的企业，由“产业革新机构”为其提供中长期风险资金，并派遣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参与经营活动，全面促进企业开展高附加值经营活动。

日本产业政策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状态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产业再生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以及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2003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正后，共认定405个项目均实现了业务调整目标。受此影响，日本企业经营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有所缓解，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995-2000年的0.19%提升到2010-2015年的0.37%。

产业政策在实施中也有过沉痛教训。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曾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从90年代起逐渐衰落， 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使用“产业再生政策”，重振半导体产业发展。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由NEC、日立、三菱电机三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业务部门合并设立尔必达公司。为促进该公司发展，日本政府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为其注资300亿日元，以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事与愿违，该公司的主力产品“优先动态随机存储器”并未出现预想中的销售增长，使得尔必达公司在2012年破产，负债总额高达4480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破产事件。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重新调整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重新构筑产业政策框架，强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则无法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迅速转型，难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经济产业政策新机轴”报告指出，需要构建既不同于由政府主导的传统产业政策，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新产业政策框架；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构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官民一体的产业政策新框架。为此，日本政府重新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产业再生政策”，转为实施具有加大国家投入特征的产业政策。受此影响，当前日本产业政策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绿色增长战略。将海上风电、氢能源、蓄电池、半导体等14个产业认定为重点发展产业，为每个产业制定具体的发展方案，并设立“绿色创新基金”，强化绿色产业领域技术研发。二是加强经济安全政策。强化关键零部件的国内生产，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强化日本企业抗风险能力。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措施，推动劳动方式改革，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日本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吸取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致力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对新兴产业发展给予足够支持，以至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为此，要吸取日本产业政策转变的教训，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弱项，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将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聚焦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吸取日本的经验，完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总体支出力度下降，但是政策的精确性和准确度上升，其经验可供中国参考。一是推动企业制定计划，提升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例如，推动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明确企业业务调整范围，做大做强企业的核心业务，拆分低效率的经营业务，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企业制定“生产率革新计划”，明确企业所要开展的技术创新内容及其所需要的设备投资，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性活动。二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层面，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可借鉴日本的做法，由政府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仅当企业提交的计划符合生产率、财务健全化、技术创新等标准的基础上，才给予认定。此外，在企业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监督企业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在援助结束后公示该计划对企业业务经营发展所起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科技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自此日本逐渐构筑了系统、独立、连续的科技政策体系。根据该法，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指导。截至2023年，日本已制定了6期“基本计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决策机制及评价体系等，政策目标、内容不断升级，日本逐步确立了在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其科技规划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体系

　　逐步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是日本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遵循。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日本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化、常态化。自此，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的“基本计划”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引。2020年，日本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将其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创新基本法突出了创新内涵，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基本法范畴，并提出确保和培养研发人员、尊重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自主性、以综合性知识体系应对国内外社会课题等目标。

　　不断完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负责自然科学与产业技术的行政管理。1959年，日本成立了集权程度更高的科学技术中央机构即“科学技术会议”（CST），该机构超越了科技厅管辖范围，将人文科学领域及大学科学研究都纳入管理范围，标志着日本政府首次以强力手段控制了国家的科技行政。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在CST基础上成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2014年进一步改革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作为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司令部，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领导下，统筹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和拟定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并进行相关协调。通过多次改革与实践，日本构建了权威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不仅强化了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有效破除了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割，使内阁在推进科技战略过程中能够高效、精准施策。

　　持续健全科技政策评价体系。日本高度重视通过完善评价体系提升科技政策实施效率与效果。一是制定专门性法律和政策指南，为政策评价提供制度保障。1997年，为了有效推进第1期“基本计划”，评价其政策效果，CSTP制定了《国家研究开发通用评价方法实施大纲指南》（2001年更名为《国家研究开发评价指南》），由此日本正式构建了现行科技政策评价体系。21世纪初，日本颁布《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及《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搭建了日本政策评价的基本法律体系，形成了日本科技政策的基本法律保障。二是不断完善科技政策评价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例如，CSTI下设评价专门调查会，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政策评价的调查与监督，在科技政策评价具体过程中执行PDCA模式（plan-do-check-action）,构建了从事前评估、事中审核到事后评价完整的评价体系。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谋求制定独立、系统、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其政策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新产品应用及开发研究等。随着日本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产业技术全面现代化，国际社会对日本科技发展“搭便车”的批判增多，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此外，日本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力量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科技政策重点向基础研究与尖端科技领域倾斜，并强调日本科技发展的世界贡献。日本内阁于1986年、1992年分别通过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修订版）》均体现了上述思想，并被认为是后来“基本计划”的原型。

日本科技“基本计划”不断升级

　　第1期“基本计划”（1996-2000）于1996年出台。作为指导日本1996年至2000年科技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它旨在从追随欧美科技政策出发，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并推进重要领域的应用研发，在开拓前沿科技领域、应对人类共同课题方面贡献日本力量。为此，日本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研发体制改革，例如确立研发资金分配制度、提出“博士万人计划”等。

　　第2期“基本计划”（2001-2005）与第3期“基本计划”（2006-2010）基本上以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第2期“基本计划”提出建设竞争性研发环境及竞争性资金倍增计划，设定了资源优先分配的四个重点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材料领域，同时强调产学官合作机制改革、科技伦理及社会责任等。

　　第3期“基本计划”进一步细化政策目标。研发预算支持仍然以生命科学等四个领域为重点，强调推进能源技术、制造技术、社会基础技术及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开始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第4期“基本计划”（2011-2015）本来预定于2010年度内制定。但是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影响，CSTP大幅修改了计划内容，将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纳入其中，致力于促进日本灾后重建与发展。日本还制定了相关创新政策，使之与科技政策协调，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统筹推进。除此之外，日本还提出“问题解决型”政策部署，通过事先设定国家应解决的课题，以课题为导向促进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并提出改进及完善研发评价体系，建立科技政策评价的PDCA模式。自2013年开始，日本开始系统制定年度科技创新重点计划，如《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综合创新战略》等，统筹规划短期工作任务。

　　第5期“基本计划”（2016-2020）于2016年开始实施。随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到人类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日本突破性提出实现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并首次以定量方法设置了主要计划、主要目标及衡量指标，并针对每个细分领域设定了更详细的指标。

　　第6期“基本计划”（2021-2025）进一步明确Society 5.0的具体内容，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2020年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大国科技博弈加剧，日本在其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对保持科技优势及防范技术外流更为重视。第6期“基本计划”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风险管理，并且开展新型科技外交。

日本6期“基本计划”存在一定共性，但是政策目标、内容逐渐升级，政策重点不断变化。上述6期“基本计划”都涉及人才教育与培养、产学官合作、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环境整备、研发资金分配、政策评价、国际合作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日本科技政策目标逐渐升级，政策内容更加丰富，政策重点也发生转移。例如，其政策目标从促进基础研究、实现自主创新向开拓科技潜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及确保科技优势与安全等过渡，从促进经济增长向提升国家竞争力过渡，进而向实现世界领先的社会变革等过渡。政策内容不仅涵盖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举措，而且覆盖政策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重点从关注研发资金分配、研发体制改革等研发上游环节扩大到下游社会层面，关注涉及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从强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课题、提高国际贡献向应对全球性课题、构筑全球性创新体系、在协调与竞争视角下加强科技外交等过渡。

日本科技规划演变的启示

　　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相近之处，其科技规划经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日本不断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能力，跨越各省厅职责分割，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并在科技规划中重视完善政策评价及目标管理。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涉及领域较多，科技规划目标任务也较为复杂，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为了更好发挥科技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细化年度实施计划并制定便于定量的评价指标，提高科技规划效率效果评价的“精确度”。

　　其次，重视建立问题解决型科技规划思路，为应对全球性课题贡献中国科技力量。21世纪以来，日本逐步形成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科技规划思路，不仅强调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方面贡献日本科技力量，而且试图借助科技发展实现领先于世界的社会变革。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中国不但要积极对外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理念，而且要积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性课题的应对，提升中国科技力量的国际贡献。

　　第三，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完善创新生态建设。日本自第3期“基本计划”开始愈加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加强技术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融合。近年来，中国正在不断完善法律、政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善研发创新环境等等。未来，中国应加快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举措，在内联市场、外促合作背景下，完善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编辑 宋斌斌）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续）

美国独有的迷思

美国军队优越性及不可战胜性的迷思。

美国的军事开支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美国军队看似无可匹敌，实则如何?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从未依靠自己赢得一场大型战争。美国在一战后期（1917年）才加入战争。当然，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而在二战中，美国只有在1941年12月被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宣布加入战争。此时战争已开始两年多了。在1943-1944年，美国才开辟了欧洲战场前线。美国的确为盟友提供了资助，但在东方正面战场上对抗强大纳粹的是苏联，而且其损失巨大！

美国在1941年12月珍珠港被日本袭击后才加入二战，攻打日本。此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赢得了战争。

从纸面上看，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军队是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支撑，这不只是震慑之用。美国依仗着自身的优势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欺负或攻击不服从其统治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想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定价，却遭受美国煽动的政变并受到美国以公开、非公开战争等方式进行的攻击。

无论如何，最终目标都是维持美国军事主导权，只是把大规模地区性公开战争政策换成了非公开战争策略。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军队行动的覆盖范围扩大到149个国家，约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5%，与20世纪末相比大约上升了148%。当时美国突击部队仅在60个国家活动。

2019年，美国每周都会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到82个国家。此外，美国向非洲大陆派遣了更多突击部队，进行各种广泛活动，包括训练军队和当地安全部队，提供军事信息支持，发动新型战争，进行反恐行动及演练等。自美国诞生后，约93%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自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到2015年的这239年间，有222年美国都处于战争之中。从印第安人战争开始，美国的非法入侵行为就从不间断。从冷战时起，美国发动了13场非法入侵战争，曾至少59次尝试过在其他国家推动政变。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双子塔之后，美国发动了一场非理性的“反恐战争”，导致至少3700万人流离失所，而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描述这些人遭受伤害的程度。无论在个人、家庭、城市、地区，还是国家层面，流离失所都造成了人们在身体、情感和经济上不可计量的伤害。

特朗普频繁使用的除了非公开战争手段，还有非法域外制裁手段。作为总方针之一，美国希望在每一次自认为国家利益受威胁时，都能够通过决策和立法使美国有权在全世界采取域外干涉。美国自认为的“利益威胁”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美国正在使用经济制裁和禁运等手段对付多个国家，而完全不理会这些措施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然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国际法赋予的实施制裁的权利。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竟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若他们胆敢以战争罪调查或起诉美国官员，美国将对他们实施制裁。然而，美国即便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及其在国际条约或其他约定中做出的承诺，却还是声称自己在推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

至于美国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至少有81次干预他国选举的行为；

•美国设立众多非法监狱，对美国的敌人秘密进行折磨。

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一直以来宣扬的以软实力服人的立场，而“软实力是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与无形资产有关……”。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采取经济/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行为屡屡失败。一些国家深知定会受到美国经济/军事打击，但仍然愿意进行抵抗。

一系列的现象表明，世界各国已经不再惧怕美国力量。例如，2020年11月15日，由中国牵头的15个国家在历经8年协商后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30%的国际贸易量、23亿人口。这是中国首个多边贸易协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毫不迟疑地表示，这一协定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再例如，欧盟和中国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重要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西方对中国的诸多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国际关系存在诸多谬见。这些谬见与当今中国现实存在差异。

谬见1：当今中国是独裁政权

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以中国共产党非民主、威权甚至极权的力量来解释其执政地位和治理功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几乎毫无意义，但无数西方学者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结论，即中国的弱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崩溃，除非中国按照西方价值观进行改造。而中国能够通过不断调整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成功地坚持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也不会发生。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和谐、团结、稳定的中国基本价值观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改革及相关变革，验证其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发现，中国的权力运作方式与西方学者和主流媒体所称的独裁政权概念截然不同。诚然，中央集权表面看似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障碍，但问题是，中国在国家管控之下，实现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实现共同富裕，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难道这样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平发展的需求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便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富强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因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做出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选择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恢复中国的强大国力，抵御19世纪以来中国遭受的外部入侵。二者殊途同归。当然，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赋予人民更多经济方面的经营和体制上的自由。

文化与传媒体系内发生的变化则更加有趣。与西方国家一样，执政党通过知识生产、观念和价值观引导，让人们理解并最终支持现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国共产党须确保各类出版社、智库、大众及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电影、电视、广播所传播的思想不能与党和国家主权和政策背道而驰。中国人意识到，这些渠道可能会被用来传播具有破坏性倾向的言论，甚至被用于颠覆政权。这正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针对目标国家所采取的手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发动经济制裁和颠覆政权行动的目标国家，这些行动时至今日仍在持续，再加上西方国家对颠覆中国大陆活动的支持，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将采取国家安全手段来保卫主权的原因。

一个广为认同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近些年来也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民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发展政策的。党和国家所获得的中国人民的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再平衡策略似乎实现了预期目标。然而，在全国范围，中国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反体制运动。中国人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视其为实现自由、保障权利的途径，即摆脱贫困和饥饿的自由，以及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权利。中国也始终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谬见2：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学者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此断定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他们不得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自圆其说。这种结论是非常肤浅的。中国一直明确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显然，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制度体系上存在差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认为，在生产消费关系组织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受到三种现象的制约。第一，受到持续存在的物质生活重要领域的制约。第二，受到国家的制约。国家会通过参与生产过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或者满足被国家视为对民众有利的需求，无论是对民众直接有利还是通过经济政策对民众有利。第三，受到货币角色的制约。货币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价格进行干预，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市场经济受到的限制主要是来自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保留了控制、引导和限制经济需求和供应的职能。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是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

中国一直在呼吁西方国家承认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才是其主体组成部分。有些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用“市场经济”来描述中国体制容易使人误解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是类同的，或者至少在向着西方的方向演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体制转型，将计划改为规划，向私人企业和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经济活动等更多是遵循了中国经济的现实，应将这些创新称作“市场机制”改革，它们并非真正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出现的经济组织的形式绝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应当被视作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主导性地位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应牢记：尽管物质生活(例如大部分非正规经济)中存在一些重要的但并非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市场机制仍然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所引导和管控，公有制经济作为主体，引导和控制着中国经济活动。这与西方经验存在诸多区别。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特征，充分表明中国正在逐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目前而言，中国和西方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将两种制度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种模式。

谬见3：中国只能模仿西方

这一谬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西方学者反复提及。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是从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的。在中国赶超阶段，必然要进行学习和模仿，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就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花了大力气。1963年，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随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表明四个现代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指引着中国领导人不断发展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

谬见4：中国的中产阶层终会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制度

西方的这一预测仍然是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实现了跨越式上升。中国中产阶层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要求更多政治自由，最终导致现行体制的终结。如果我们能够明晰中国和西方在不同的历史道路上的发展实际上依托的是两套迥然相异的价值体系，就会认识到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成立。

自21世纪初开始，麦肯锡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2006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份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城乡家庭数据（城乡家庭数量和可支配收入）而做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中产阶层在2025年将达到5.2亿的惊人规模，超过了中国预期城市人口的一半。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中国实力报告》，城市中产阶层(中上阶层和普通中产)的人数将达到6.15亿。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脱欧前的欧盟国家总人口。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新中产阶层将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从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转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依靠。然而，《中国实力报告》指出，这种新趋势也可能会加剧中产阶层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进一步削弱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更是无须多言。我们看到的预测是：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收入上升，他们必然会和西方中产阶层一样，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在2020年报告中，该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在所有方面的满意度都提升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能力和效率比以往有很大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向内陆省份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投入了大量资金。

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相较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审查，中国人民的态度更多是和他们物质生活的真实变化挂钩的。如果中共中央未能妥善应对经济增长趋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这种支持度是会下降的。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即使是相对贫困群体也是如此，那么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中产阶层在不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并不可能突然要求中共中央改变其政策。因此，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内部会产生政权更迭诉求的观点，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无知。

谬见5：中国正在实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这一谬见包含两个内在联系的维度：（1）中国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政治和经济模式；（2）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取代美国，进而掌控世界。

这一谬见的第一个维度很容易反驳。中国经济的惊人成就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成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政府应当全力投身于发展。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从不追求在与其有经济、文化往来的国家强制推行其发展模式。

中国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奉行双赢原则，同时兼顾各方利益，重要的是参与国对此抱有积极态度，很多国家都欢迎这种建立合作的方式，不仅是因为这种方式没有政治压力，更是因为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投资者都由此获得了更多选择。此外，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完善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人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所遵循的逻辑是：中国在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外扩张实力后，便会走上和西方相同的道路。自古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往是由文化兴趣所驱动的，中国希望在不进行领土征服的情况下发展经贸关系。中国著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汉朝大使张骞出使西域(中亚及更远的区域)，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翻译了司马迁的出使记载, 对张骞的事迹做了总结：“……中国汉代对外出使的信念并不是军事征服性质的，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和商贸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曾专门援引了张骞的事迹。中国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将传统文化思想、行为方式与西方进行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坚守住了自主权，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要想理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以及中国为实现其基本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就必须理解中国的一条基本原则：恢复世界大国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和尊重。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宣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要理解中国的战略，就要清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既独立于西方，又无意干涉西方。中国成功地传承其在悠久的世俗社会历史中发展出的基本价值观，并在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经济进行融合，遵循中国传统的政策决策和实施方式，得以逐步实现中国梦想。

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在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时，首先要强调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条件。

上帝、“拣选”、“例外主义”和普世主义

认为美国人是上帝拣选出的人，这是开国元勋们共有的信仰。这一信仰是美国外交政策双重属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其第一重属性是例外主义，即美国是上帝拣选的国家。上帝拣选的“优秀子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并将其打造成一个世界其他国家都应当效仿的“纯洁的”和卓越的典范。这一属性在《独立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实践中，孤立主义作为例外主义的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第一重属性的组成部分。但是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完全与欧洲隔绝，而是说，卓越的美国是欧洲国家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重属性——普世主义。美国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的解说是，由于上帝是普世的，那么被上帝拣选的人民就被上帝授予了传播“普世价值”的使命。被上帝拣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具有了干涉他国的权利乃至义务。普世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干涉主义，以在全世界传播“普世价值”为目标。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重属性，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在面对要不要干涉某国际事件的选择时，二者是共存的，是相互协调的。事实上，自美国成立以来，干涉主义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

引领世界走向历史终结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意识形态构成了一整套强大完整且内部联系紧密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其深入人心后，人们在看待世界的思想和行为赋予的意义时，便会遵循它。这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在美国成立时便已开始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已经成为一种无坚不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摧毁了美国精英以其他方式看待世界的能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可以在世界上扮演其他角色。现在国际体系内部的情况已经和二战结束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而美国精英们仍然固守维持美国冷战思维，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营造的国际秩序。

其次，通过推行其意识形态，美国赋予自身一种在全世界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破坏行动的权利和义务。美国总是一边为自己（及其盟友）整合经济和军事资源实施大规模杀伤性行动进行辩护，一边谴责敌人实施同样的行动。这就是美国和欧洲都在使用的著名的双重标准。

美国对目标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违背了美国精英的另一条基本信念，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多个方面具有的吸引力。当使用其他手段难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军事手段就是美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在不使用军事干涉或武力手段的情况下，让世界所有国家采纳所谓的民主制度？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表明，它经常使用军事手段以外其他手段来推行所谓的“民主”，即使武力总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实施经济制裁不也是这样吗？制裁的目的是让目标国的民众陷入饥荒，从而推翻非民主的政府，代之以代表美国及其国家利益的政府，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这样的策略。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组织不也是这样吗？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这些组织在资助和训练全世界的“民主化运动”方面十分活跃，这种活动甚至在“和平”示威者中催生出了暴力行为，就像在中国香港和泰国发生的事情一样。美国目前正在对许多国家实施的制裁就是这种手段之一。当美国人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地处偏远的国家，美国都能发现其在某方面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干涉政策还将继续。

中国“威胁”：新冷战仍将持续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甚至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坚决。制裁仍然在实施。美国对中国的干预瞄准了3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香港、新疆和西藏。这表明美国当今的对华战略，依然是基于美国传统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在诸多政府官方文件、政治家和高级官员讲话、主流智库和媒体，乃至大学教授和研究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

由《外交事务》杂志的两位作者撰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两位作者之一哈尔·布兰兹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另一位作者扎克·库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这篇文章题为《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利益上取胜》，作者说：“虽然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冷战的重演，但冷战史对当今的决策者们仍是有益的借鉴。”中美竞争确实不是冷战的重演。该文章反复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非对称优势”，明显地暗示，民主价值观应当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成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敌人和盟国进行的无数制裁（新的和旧的）、军事资源（包括核武器）的不断膨胀以及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周边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将其自信表露无遗。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与美国接壤，但是美国和北约一直在寻求包围这些国家，并步步紧逼。大卫·韦恩，对美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研究最深的专家之一，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插入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地图题为“包围敌人”，标出的是现实中的美国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附近的军事基地。

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变得清晰了，警告中国实施的政策破坏了美国推行的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中国已经崛起，不会再接受一个数十年来不断挑起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单方面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十分严重，也应该明白在当下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以如此清晰直白的方式告诫美国官员。显然，这次会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现在我们可以说，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价值观主导了其外交政策。美国将高尚的共和国构想作为其他国家应当模仿的典范，并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的大本营，这个自称卓越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外部强势输送自身的力量，扩张将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抗拒的使命。美国自然便会将那些反对其扩张的国家视为对其价值观、利益和其所塑造的世界的致命威胁。

（编辑 季节）

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

美国的冷战思维不断升级

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受到国际上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破坏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但是二战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中，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至今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

一直以来，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编年史》中曾说过，想要对某个事件进行公正的叙述，就要摒弃情绪化，不带任何同情或偏见。若不首先破除普遍存在的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

概括而言，迷思是对事件、社会现象或人进行简化后的呈现，且至少部分基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因此迷思是谎话、幻象、乌托邦；但当这些迷思被不断重复表达，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影响社会生活，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并且促使现有权力体系合法化。它可以是一些人对一系列的“普世价值”的表达，有可能欲将其强加于其他群体、民族或国家之上。

当我们试图界定迷思是对现实的部分否定还是完全否定时，可能会进入一种困境。而要在“中美是否民主”这一标准上进行定义，复杂程度更甚。首先，迷思本身可能暗含褒贬态度，如“美国是民主国家”暗含褒扬，而“中国是独裁政权”则含贬义。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那些迷思与现实之间充斥着西方目光短浅的意识形态批判。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最危险的迷思：华人来了！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伴随着其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的发展。美西方认识到，中国市场广阔，有很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中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这也引起了一种新的恐惧，一种“中国威胁论”舆论兴起。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秩序，而它是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基础。对美国建制派来说，美国丧失全球主导权是最大的威胁。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也就是18世纪末以来，其对可能阻挡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威胁一直心存恐惧，包括对待印第安人。当然，“印第安人威胁论”也是一种迷思，实际上是对历史进行了粗暴篡改。对于这些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土地被残酷侵占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够在“文明的入侵者”面前以“野蛮人的方式”进行战斗。19世纪，美国移民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将他们驱逐出家园，一直到1890年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完成了对西部的征服。

在“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威胁论，所指向的不外乎是阻挡了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墨西哥（请不要忘却阿拉莫之战！）、古巴、德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等。美国却颠倒因果，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归咎于对方。

美国善于挑唆“他者”，这种手段的使用愈发频繁，美国或其盟友通过各种挑衅手段让一些“他者”陷入极其有限的抉择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么以一种所谓“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应。例如，对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一些西方国家做如下描述：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这是一个有相关记录且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的描述，而且它也让美国能够从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带领一支国际军队开展针对朝鲜的战争。然而，孤立的事件要洞悉其全部的意义，就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全景下。实际上，整个冲突事件的开端是韩国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国际社会在美国游说的压力之下选择了忽略那些事实。

西方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为自身以及世界创造了许多理念与价值。然而，在此文明指引下的西方世界的行为却称不上崇高：那里有古罗马的斗兽竞技，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法庭；它还抹杀美洲原住民文明，以非洲奴隶贸易开垦西方种植园经济，以非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奴隶，为西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还侵占过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殖民和帝国侵略；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人死去或流离失所！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轮流统治世界，直至不久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西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让很多西方人确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化都要优于其他文化；西方有更好的政府、经济、军事和法律体系，更融洽的社会关系，甚至有一个更好的神。西方已经将世界清空，并填入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到了中国，这一切都被打破，西方人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更加悠久、文化更加丰富的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减贫近8亿人，让4.5亿中产阶层人口获得了发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也让中国真正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走西方对外侵略或征服别的民族的老路，并限制了自身对邻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新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有别于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的迷思

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奉这种“普世价值”为行为准则，而且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意识形态基础。

在美国，民主仍然以精英民主或财阀统治的形式继续存在，西方自由主义将这一姿态投射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是优越的；另外，还认为他们拥有“民主体制”，因而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领导和统治全世界。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势必要求将自由主义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组织。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意味着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致力于在同等程度上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而经济体制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追求资本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二战后，1947年4月，一群自由主义学者在瑞士蒙特勒小镇山顶的度假胜地相聚，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建立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着手打造劳资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终于爆发了，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学派终于成为主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职责应仅限于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由于市场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因此会自发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按照这样的逻辑，改善公共管理的最佳方式就应该是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市场化”，即完全撤销对市场的管控（如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促进竞争。政府除了制定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资本规则以外，其他行为都应该市场化，包括执行社会政策。

显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将经济从政府干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解除资本受到的限制。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大门就此打开，这种广泛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被接受，对所有领域的管控包括最重要的金融领域的管控被解除。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得以在现实中落地，最有力的两大武器也得到了强化，它们分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两者推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政策改革。然而，直到发达国家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破产，才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中行不通。此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大的毁灭力，它们不仅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毁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制定其政策，就会落入被美西方强势推动并剥夺自主发展权利的悲惨命运。这场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仍持续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做法是按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暂停键。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TPP，并无限期推迟TTIP的协商，而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在他之前的历任总统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

随后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揭露了全球去管制化的负面后果，美西方大型产业的外移导致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却发现自己愈发依赖于主要竞争对手。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最终成品在美国组装的流程存在着中断的风险。这又产生了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已经丧失了长期以来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已然到来，2021年初，拜登总统接棒，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海内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手段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参与其中的有：美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谓的“美国文化中心”等政府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支持民主机构发展的非营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实际上接受政府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招收海外学生到美国高校学习，以便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使其获得一种普适性和完美无瑕性。直至今日，美国仍不断宣扬这些价值观，希望以此为美国所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正名，尤其是武器禁运、政变、为盟国培训军队、为“反独裁者”提供武器、利用特种部队进行非公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发动公开战争。

美国式民主有着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金钱在政治角斗场上的作用过于强大，尤其在选举和立法过程中，有些人将其视为赤裸裸的腐败；利益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多。所谓美国民主只是徒有虚名，多个事例已经证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奉行”的价值观。即便美国式民主有诸多缺点，许多美国精英依然相信，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的领导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也许一切都变了。许多媒体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的大肆质疑。如今在全球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扬言要树立民主典范的说服力已大打折扣。

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随后，他骄傲地表示，美国的部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

美国对其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让其认为自己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不仅决心不断获得和维持其国家力量，也视强大的国家力量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维护世界稳定性需要一个全球霸权的存在”，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在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并出现在美国政治科学教科书中。

美国拥有了领导国际自由体系之权，自然也就拥有了制定规则权，可以规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行为。奥巴马就在多个场合中强调美国“天然的”领导权及其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权利与义务，贯彻不好就会被中国抢去先机。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政治家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也将再次成为拥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强国。面对这两项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很好的回应。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纳迪娅·沙德罗指出，美国曾认为，把中国拉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当中，中国定会在美国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者”。然而事实却相反，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利用自由世界的秩序规则实现自身利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单极世界”。

美国建制派认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都变得更强大，其威胁已然更大。更糟糕的是，中国完全依照自身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意愿行事，完全不遵从西方模式。目前看来，中国会长期坚持这种行为方式。如果美国领导层能认识到其过去的失败，就会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重新构建认知，并重新自我定位。然而，他们并没有朝这一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

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成为领导者》，标题已清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至少20次提及了世界再次重回美国领导之下的必要性。美国对中国、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策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格和手段不同，但目标仍然不变。在拜登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显然不会正式形成。

我还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美国人也认为国际体系规则应当改变，但他们认为，就算要改变也必须在美国领导下进行。换言之，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单极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领导的多极世界。

2020年末，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投资协议。美国大吃一惊，似乎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中欧签署这项协议给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记重击，美国不喜欢没有自己主导的，或自己仅作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

世界各国当然愿意与拜登总统谈合作，但是希望他至少能尊重盟友（暂且不提竞争对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希望被视为盟友而不是附属国。欧洲不希望由别人告知其利益所在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俄罗斯和欧洲几个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项目以德国为终点。特朗普政府以此胁迫了欧洲多年。事实上，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一项目有关的企业，迫使项目中止，并导致其中一家瑞士企业退出了该项目。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防止欧洲完成该管道项目建设，而这一切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美国想以30%至40%的溢价卖给欧洲天然气。说到底，美国还是要主导“游戏”规则，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压制德国一头。

美国经常提及“再次成为领导者”恰恰说明美国仍未准备好改变其外交政策，也说明美国会继续坚持其单边的、国际社会已习惯多年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美国的单边主义思维已深深扎根在其领导世界的决心当中，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抛出了“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苏联解体后，对这一观点的宣传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最终胜利，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以美国方式实现而已。

历史分析表明，“普世价值”这一命题是不可持续的。被西方称为“普世价值”的，实际上是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进行推广是西方单方面的、武断的决定，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的权利甚至义务。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战争。这种姿态完全是非历史的，它否定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所有价值，否定了它们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与《世界人权宣言》

时常被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广大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基本法，其枚举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践行的价值观。如果要通过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来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其实无甚大用。因为至少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主义关系不大。因此，企图以《世界人权宣言》来支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至少是适得其反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到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这正是西方用于抨击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专用词。不过，《世界人权宣言》提到的其他权利和价值观多数时候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令人满意的践行，甚至完全没有践行。

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通过建构和再建构不断发展的。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若真是那样，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亨廷顿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更是正当的。

价值观不应成为某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加不应该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采取强迫手段进行同化，甚或更加残酷的手段。价值观应该被作为资源由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对其进行使用。文明冲突是人们对不同文化关系进行肤浅分析的结果。文化应当进行交流，而不是文明冲突。除非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相信自己的文化具备了所有价值，而其他文化无可借鉴之处，不具备任何价值。

自由市场的迷思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最受崇敬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总结：自由市场就是在正常运作过程中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只负责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

当市场运作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市场主导者会期待甚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历史证明，当市场规则太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制止主要市场行为体的有害行为时，经济危机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当中，西方国家受伤最深的是穷人甚至中产阶层，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失灵，存在的只是一个少数富裕人士利用政府规则的缺席，让整个经济为他们服务的机制。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不少政治动乱。

民主的迷思

自由民主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土地规模都比中国要小得多。而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参数来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原则、历史经验和文化来研究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程序）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党方案和政府公共政策所受的效果评价依赖于普通公民的智力水平。为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党频繁使用宣传手段。政治家在竞选时做出种种承诺，但当选后却没有履行，因为承诺本身就是竞选宣传手段之一，或是因为其在履诺中遇到既得利益者制造的种种困境。选举后，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出改变。

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经济的干预，以及政治组织中主要组织者的干预。实际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对于由少数金融及企业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及未来利益，这就使得这些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源，通过资助竞选、控制媒体信息、制定政治纲领等手段操纵竞选，并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以外通过持续的投资，尤其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塑造人们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这样一来，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政体运作之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结果。

美国建制派认为，世界应该由他们来主导，并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中小规模国家想抵抗这种方式，就会迎来经济和/或军事打压。如果一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实力相当，并且企图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就会被当作对美国主导权的根本威胁。21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至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结构。这导致美国制定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如经济战等进行打压。

虽然美国声称“媒体自由”存在，但大多数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企业和亿万富翁操控，而他们就是经济体制精英阶层的成员，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媒体并不能对具有统治权的精英阶层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

西方国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真正主导其政治组织和政策的是大资本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财阀统治。

西方模式已失去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举个例子，一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汪晖早在2009年就提出，中国不应该通过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现已陷入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和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渗透早已有之。”中国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主义观”，在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遭遇全面危机和质疑的当下，这样的探索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编辑 季节）

解读中俄关系，首先要从分析俄罗斯对外战略入手。回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源流，我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从脱颖而出、成为陆上强国，是因为其文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而这个文明源流即具有东方文明属性的东罗马文明。以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要求全民受洗、东罗马帝国的大量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为标志，俄罗斯对东罗马文化的全盘接受，同时也奠定了其文明根基和文化自信。东正教对俄罗斯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催生了帝国思想，激发了其领土扩张欲望，二是教化民众，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民俗。因此，俄罗斯保持了小亚细亚文明的东方属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国家。

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轮大规模西化。第一次是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开始的表层西化。彼得大帝没有看到西方民主表象下的集权，也未能改变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深层东方逻辑。这轮西化与俄罗斯封建的集权文化和东正教格格不入，造成了社会分层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十月革命终结了第一轮西化，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前夕开启了第二轮西化。第二轮西化只是学习了西方制度的皮毛，却未涉及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外部资本势力强行介入，社会分层之中下层民众并不买账，激发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逆向力。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随着其西化进程潮起潮落，不断地调整和演化。原先，长期主导俄罗斯对外战略思想的是主张融入西方文明的大西洋主义。在经历美国一系列的“双重标准”和遏制措施后，普京总统对大西洋主义进行了微调，试图将融入西方文明的重点由加强俄美关系变为加强俄欧关系，提出了“大欧洲”计划。然而，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主张发展独特欧亚文明的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潮。

当前，俄罗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并使自己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大国，因此它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和根本性的调整。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传统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二是宽广的战略视野和敏锐的战略前瞻性；三是安全利益优先，以安全利益保卫发展利益；四是战略目标的设定经常超出战略能力。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制定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型混合战争，使乌克兰危机演变为混合战、持久战、消耗战；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能源大国和粮食大国，并拥有爱国心和抗压能力极强的国民，具有同美西方长期战略博弈的底气。

身处革命性的变革时代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的俄罗斯更加重视安全利益，并把外交视为实施安全战略的手段。俄罗斯对外战略进行了六方面的安全部署：一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重点消除周边地区冲突隐患。二是改善外交环境，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打击反俄活动，加强南南合作和与盟国及伙伴的安全合作。三是维护国防安全，加强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维护本国和盟国安全的军事手段。四是维护经济安全，对不友好国家滥用世界经济垄断权及对俄进行制裁限制予以反制。将经济合作重点转向对俄采取建设性和中立政策的国家。五是维护信息安全，加强俄在世界信息和人文空间中的地位。六是维护其他安全利益，确保在西方科技封锁下实现科技突破。保障俄在世界海洋、空域和外层空间的利益。

俄罗斯的新外交战略将外国分为“建设性国家”“中立国家”和“不友好国家”，并依照国家关系和地缘特征划出四层结构：第一层是“近邻”，其是俄作为“欧亚文明大国”的核心区。第二层是以中印为主的欧亚大陆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其是俄罗斯打造倚陆向海的欧亚陆权板块的中心区。第三层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合作网的延伸区。第四层是欧洲国家和美英等“盎格鲁-鲁撒克逊国家”。俄罗斯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放在外交排序最后，对其采取积极防御和战略博弈措施，强调“俄现在对与美‘发展互利关系’不感兴趣，只愿‘和平共存’，并达成‘利益平衡’”。俄罗斯未将欧洲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列，认为其终将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反俄轨道，谋求成为多极世界一极。

基于以上四层地缘战略结构的认识，俄罗斯外交战略提出：一是打造“倚陆向海”的陆权板块。二是“转向东方”、“面向南方”，联合俄外交优先顺序前三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打造国际反霸反新殖民主义统一战线。三是利用欧美矛盾，有打有拉、不惧对抗、争取合作。

俄罗斯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第一是平等互信，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第二是战略联盟，携手应对霸权势力；第三是深度合作，推进中俄经济一体化。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三大历史逻辑，即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中俄将在反霸权、推动多极化的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首先是加强战略沟通，增加战略默契；其二是全面深化经济合作，激活陆权板块。中俄媒体和智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夯实中俄战略协作的理念基础和民意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领域，推动组织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跨部门联合研发项目，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迅速赶上美国，一度成为世界集成电路强国。本文探讨日本在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模式对于攻克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作用。

关键词：举国体制；跨部门协同；VLSI项目

集成电路技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也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到2030年实现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最大的生产、出口和消费国，但其基本元件——集成电路等关键产品却高度依赖进口；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贸易逆差超过2000亿美元。集成电路技术相对落后，成为我国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上一个关键环节。

历史上，日本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背景环境与今日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从相对落后地位跃升至全球领先地位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贸易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多方面扶持。当时美国在世界半导体领域扮演着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和产业策源地的角色。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从美国引进了晶体管制作技术，此后通过对半导体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和学习，一直保持着快速跟进态势。60年代，仙童半导体公司对日本电气硅平面工艺的授权以及德州仪器对索尼的技术转让，使得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获得一定技术优势，在此基础上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实现了半导体产业迅速壮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集成电路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与美国比较差距还很大。此时，美国开始减弱对日本的技术扶持，并且要求日本开放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加之IBM开始研发高性能计算机，日本集成电路企业遭受巨大威胁，由此日本政府开始组织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扶持发展。

在日本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项目实施下，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半导体产品在1986年占世界市场45.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到1989年，日本的存储芯片占全球市场的53%，而此时美国仅占市场份额的37%[①]。

1985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报告，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萧条归结于日本的倾销，威胁要对日本实施制裁，美日两国开始发生半导体贸易摩擦。经过多轮磋商，1986年两国签订了《日美半导体保证协议》。[②]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长达十年的制裁，企图抑制日本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全面恢复美国在该行业的统治地位，两国的半导体竞争格局再次发生转变。从图2可以看到，日本集成电路产品全球市场销售额占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年下降，美国重新获得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至1992年，美国市场份额重新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一度辉煌，主要体现在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的成功。日本集成电路产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自1975年以来逐年递增，于80年代初超过美国（一度几乎达到80%）、居世界首位，日本企业在世界芯片市场所占份额近乎达到80%。至1986年，日本电子产业产值仍有较大的涨幅。而后随着美国的打压，以及20世纪9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异军突起，欧洲的集成电路产业也逐渐兴起，日本电子产业的产值才逐步放缓，90年代初开始下跌。

日本根据各阶段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了不同时期的产业技术发展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等方式配置资源，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当日本产业崛起后遭遇美国贸易打压后，政府推出了多项跨部门协同以应对新的危机，将研究重点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且重视细分领域的研究，重点研发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

日本政府统筹主导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

日本政府善于根据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制定不同时期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等方式，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当遭遇美国贸易政策的打压时，政府又推出了多项措施，组织跨部门协同，转而将重点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且重视细分领域的研究、包括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的研发。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减弱对日本政策扶持并且要求日本开放其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同时IBM集团进行的高性能计算机项目将严重威胁日本国内集成电路企业，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国家项目管制。日本面临“卡脖子”技术难关时，其国内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通过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了通过在国内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促进“学产官”跨部门协同、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的计划。

VLSI项目的实施，是由通产省牵头主导研发方向，通过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合作各方利益诉求、选择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组织管理模式；由政府牵头进行跨部门协同研发，并提供政策支持，引领企业研发的全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由通产省下属的电气技术实验室，和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等五家企业联合实施。由于各企业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单靠企业联合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在这一重大长期项目中，政府出面协调各企业协同攻关的职责不可或缺。所以，通产省电气技术实验室牵头设立了6家共同实验室，并成立理事会，由五大企业高管和通产省官员担任主要理事会成员。共同实验室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各公司管理不同的实验室项目；在共同实验室中，以小组的形式开展不同项目的研究，且要求共同实验室成员来自不同企业[③]。除此之外，两个先前成立的企业合作实验室也加入了该项目：一个是日立、富士通和三菱合作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CDL），另一个是东芝和日本电气合作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NTIS）。

为了占据市场份额，企业都想掌握最前端的信息技术，因此集成电路企业往往很注重对自有核心技术的保护，在联合实验室无法进行全部的技术研发。由此，日本政府决定将联合实验室的研发重心放在对所有企业都有利的且适用于未来的共性技术上[④]。

共性技术是进行其他应用性技术研发的基础，是各企业都必须掌握的，对共性技术进行联合研究符合所有参与企业的利益。它不仅能给参与企业带来相对国外企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单个企业无法开展这些投资数额庞大的研究项目，所以必须借助联合研究。VLSI项目约有20%的共性技术在联合实验室展开研究，研究成果由各家企业共享，另外80%的研究科目由各企业独自展开研究^[⑤]。将研究重心集中在各企业都需要的共性技术与面向未来的基础技术上，既保护了各方的知识产权，也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在该项目的跨部门协同中，日本政府提供了291亿日元的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的39.5%，其余费用由参与各方分摊^[⑥]。在该项目中，平均每年投入175亿日元，相当于参与该项目的五大企业每年研发投入总和的2-3倍，这对各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各部门协同的积极性。研发资金总额中仅有15%-20%分配给联合实验室，其余大部分资金分给各公司内部独立的研发机构，意味着大部分资源被用于支持各企业自身应用性技术的研究[⑦]。作为竞争对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通过政府的协调，让企业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进行研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需要，这也将保护各家企业的核心利益。

VLSI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得以掌握多方面的核心技术，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

“举国体制”是中国特有的提法，它的含义是政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实施的重大项目，通过动员和调配全国优势资源，在尖端领域攻克关键技术，尽管日本官方文件没有明确提及政府的功能，但为了实现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应对美国的打压，通过在全国动员和投入优势资源，采用政府统筹主导、组织财团参与、跨部门协同与联合攻关等方式，推动本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做法，即为“举国体制”的模式。

虽然VLSI项目只进行了五年，但是此后日本在集成电路领域所展开的一系列跨部门协同项目的运作，都是依据其成功的经验，与VLSI项目有着类似的组织架构与实施路径，可以视为是VLSI项目的延续。日本政府充分整合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集中了优势资源，结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了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为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崛起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日本政府在举国体制下组织跨部门协同的攻关项目，一直在继续实施。近来日本集成电路技术综合竞争力不断下降，为此日本经产省延续了VLSI项目的成功经验，推动东芝、日立、三菱、松下、索尼等11家企业成立了尖端系统级芯片基础技术公司，将产品重心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一系列类似VLSI项目的跨部门协同计划，如飞鸟计划Asuka，未来计划MIRAI、HALCA、DIIN等都已开始实施。

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重要作用

1.协同可以获得更高整体价值的合作。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跨部门的协同与共享已经成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协同即是企业明确自身优势进行资源共享，从而获得更高整体价值的合作关系。从微观层面看，跨部门协同可使企业内各部门在共同价值目标的驱动下，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知识分享机制，进行多方位合作；从宏观层面看，主要通过产学研协同形式，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促进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有效汇聚,充分释放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从而实现合作各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韩国产学研跨部门协同的成效研究发现，跨部门协同不仅促进了大学的竞争力，还完善了其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发展。

2.跨部门协同的障碍。

“政产学研”跨部门协同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诸多障碍。由于政府、企业、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往往会导致“合而不融”的问题。很多企业与高校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研究不同步、目标不一致等原因，导致部门间协同缺乏积极性，缺乏长远稳定的合作管理机制。日本跨部门协同过程中也存在合作方需求不匹配、成果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导致跨部门协同难以深入，影响协同效率。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主体之间的跨部门协同，很少有对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研究，且多集中于对协同效率的评价，对如何打破跨部门之间壁垒的研究较少。基于此，对日本举国体制下所实施的跨部门协同项目——VLSI进行具体分析具有典型性意义。

日本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经验

通过对日本举国体制下集成电路产业的跨部门协同项目进行梳理，发现其充分整合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集中优势资源，结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了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为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获得下述经验启示。

1.激发企业主体地位。

在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中，虽然政府起着政策引领、协调各方的作用，但是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在促进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是政策的执行者、人才的需求方、研究成果的转化载体，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院校的科研活动，都需要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在VLSI项目中，企业是联合实验的主体，各企业之间既有联合又有竞争，竞争企业的联合实现了优劣势互补。联合实验室的主体研究团队由五家协同企业的上百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共同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

在举国体制下，日本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地方小型企业为辅。龙头企业往往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会把低技术水平的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这就实现了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可以带动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原精机产业公司就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一家做挂面的小作坊发展成拥有数百名员工的集成电路组装工厂。

2.构建协同创新机制。

VLSI项目构建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机制。首先，政府依据国家战略意图与市场价值追求，将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共性技术确定为攻关任务，聚焦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其次，在明确的战略目标与任务下，选取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五家龙头企业，充分激发企业的主体地位，构建企业间的跨部门协同，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强大的技术攻关合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通过产学合作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力量，自主培养科技人才，赋能跨部门协同可持续发展。最后，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较好地结合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通过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合理的经费分配、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充分激发了创新主体的活力与潜能。

3.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想要促使竞争企业的深度协同，必须制定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日本的传统观念和终身雇佣制，日本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非常注重对私有技术的保密，不愿意人员流动和信息共享。日本政府针对研发成果的扩散进行了一定限制，明确了企业不愿意共享的那部分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保障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VLSI项目联合研究共获得1200多项工业技术所有权和500多项专利，取得多项技术成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这些共性的研发成果均免费向各参与企业转移。

4.自主培养科技人才。

VLSI项目的实施，促使了企业间科研人员的交流，提高了人员的研发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首先，提高了单个企业员工素质。在合作研发的过程中，来自各公司的一线研究人员相互沟通信息，尤其是在日本企业采取终身雇佣制，且各集成电路企业互相竞争难以单独合作背景下，这种无障碍互相交流学习，大大提高了各企业研究人员的知识储备，从而拓展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其次，推动了技术扩散。联合研究下，克服了不完全信息环节下的局限性，通过共同分担、共享知识的机制，提高了企业搜寻知识的效率，促进了员工科研能力的提高；最后，在竞争中促进了员工发展。由于共同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仍然归属于各企业，各企业之间经营竞争并没有因为联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而消失，这会促使研发竞争的产生，各企业员工会在与他方员工的合作中竞争，促进自身科研素质提高。

综上所述，政府对科技领域重大项目的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是日本实施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联合攻关,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才促使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并且赶超美国。这对推动我国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破科技产业“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国家政策引导与资源统筹配置，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针对重大科技领域出台长期的产业支持政策；其次，针对科技产业共性技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合体进行联合攻关，充分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再次，加强产学合作，自主培养科技人才，赋能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坚持企业创新的主体原则，集中支持龙头企业从而汇聚主要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坚持区域集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编辑  杨利红）

2023年年初，法国针对退休制度改革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引发全球对养老金与退休制度改革的高度关注。过去30年来，养老金与退休制度改革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痛点之一。虽然社会各界都承认改革有必要，但历届政府都未能制定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改革方案。

2023年1月10日，法国总理博尔内公布了强制性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有四点：一是自今年9月1日起，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3个月，从目前的62岁调整至2030年的64岁；二是领取全额退休金者，无论从何时开始工作，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仍保持在43年；三是提高退休金额度，将全额退休金最低标准每月提高100欧元；四是保留从事体力劳动或较早开始工作的职工申请提前退休的权利，并为那些因健康问题而受困的退休者增加养老金。这项改革措施虽然符合马克龙总统连任时的竞选承诺，但并未得到民众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由于获取全额退休金的条件更加严苛，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国民众反对该提议，更有超百万民众直接采取了罢工和街头抗议等方式激烈回应。法国劳工组织表示，调整退休年龄门槛将对那些很早就开始工作的低技能工作者和贫困人口造成重大打击。

当前，全世界各国老龄人口正呈快速上升趋势。世界银行预测，从2020年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从10亿人增加到1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表明，2020-2050年，全世界8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两倍，达到4.26亿人。人口老龄化给各国财政、卫生和社会服务系统带来重大挑战，许多国家在提高退休年龄、削减福利或减免税收等方面都面临艰难的政策抉择。

伴随老龄化而来的是养老金潜在不足的问题。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养老金缺口将高达总额的23%左右，主要国家将普遍面临纳税人数逐步减少、领取养老金人数比例增加的挑战。

日本多措并举应对老龄化严峻挑战

老龄化是日本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自1950年以来，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例逐年增加，2022年比例达29.1%（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摩纳哥），75岁以上人口首次占比超15%，预计2040年占比将提升至35.3%。日本人口的中位年龄为48.7岁，远超世界平均中位年龄30.2岁。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使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据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小黑一正研究，2025年，日本战后婴儿潮最年轻者也将年满75岁。从2025年到2040年，20-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减少约1000万，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同海啸一般”。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新增人口跌破80万；死亡人数158.2万，创历史新高。日本内阁补佐官森雅子指出，这一趋势可能导致“日本逐渐消失”。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年金制度”）主要由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三大支柱构成。

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公共养老保险体系采取代际互助机制和强制性全覆盖模式，是日本养老保障的基础。20岁到59岁的所有居民必须缴纳公共养老金。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农民和个体户月缴额为16590日元，其中国家承担一半；企业职工缴费额为月薪的18.3％，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主要包括确定缴费型企业年金（DC）、确定给付型企业年金（DB）和现金余额型养老金（CB）。该养老金计划主要面向在职员工，类似于延迟工资，由企业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并在退休时一次性返还。

第三支柱主要为个人定额缴费养老金（iDeCo）计划和个人储蓄账户（NISA）两种模式，其覆盖率分别为25%和50%，属于以储备养老金为目的、自负盈亏的定投基金计划。iDeCo缴款截止为65岁，NISA适用于20岁以上日本居民，可免除20%的资本利得收入和五年内每年投资不超过100万日元的股息征税。从2014年开始，日本居民最多可通过NISA进行10年的免税投资，累计投资额上限为500万日元。

为老龄人口营造健康生活

日本积极为老龄人口营造健康生活，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确保城市居民在当地以安全、独立、舒适的方式养老，主要措施如下。

其一，推动老年人再就业，让老龄人口保持身心健康。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智慧白金社会”倡议，制定了“社会5.0”未来愿景，鼓励老年人过丰富多彩的“百岁生活”，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为老年人构建不断增长的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长寿经济”的发展。

其二，重新规划基础设施，满足因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建设所产生的特殊需求。例如，将部分学校改造为老龄人口护理设施场所，重新规划社区设施用途，以供多代人日常聚会使用和在紧急情况下用作救灾中心；翻新空置住房，吸引年轻学生和艺术家为社区增添创新动力等。

其三，调整城市出行环境设施，为公共交通设施配备兼具包容性、智能型的通用设计功能。日本国土交通省在人行横道、公共建筑和交通系统等方面推行了老龄友好和无障碍设计原则，老年人可充分享受城市的无障碍化设施和适宜步行的街区环境。日本最新版的《无障碍法》还将新建和现有建筑、公共交通运营商和设施的无障碍原则，纳入单一法律框架下。这些改进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了便利，扩大了他们的工作和社交活动范围。

改革以“安全性”为重点

日本将改革确定缴费型企业年金（DC），新立法将于2024年12月1日生效。改革提高了DC分项限额，放宽了DC缴款员工的个人定额缴费养老金（IdeCo）参与限制。自2001年引入DC以来，雇主提供的养老金安排已逐渐从确定给付型企业年金（DB）转变为DC，或将两者相组合。

据日媒报道，厚生劳动省理事会开始审议定于2025年推进的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安全性”是改革的重点。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数量在增加，而工作年龄人口正在减少。日本将确保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工作人口平均工资的比例）维持在50%以上。为此采取四种方案：一是将支付养老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4岁；二是将部分福利养老金资源分配入国民年金计划；三是将企业年金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短时工，以提高福利金额；四是将国民年金制度中领取基本养老金所需注册期从40年延长至45年，或将国民年金缴款支付期限从40岁到59岁改为45岁到64岁。

日本政府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深挖老年人劳动潜力，试图盘活“长寿经济”；同时将老年人生活与城市规划发展、数字化发展有机融合，并以“安全性”为原则，采取多项措施避免养老金资金池亏空，以保障老年人口较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韩国养老体系关注低收入老年群体

韩国于2017年步入老年社会，其老年人口比例，预计从2019年的14.9%增长到2067年的46.5%，工作年龄人口预期将低于老年人口。预计2045年，韩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位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上最老人口”的国家。与此同时，韩国65岁以上人口有近一半生活在相对贫困中，老年贫困已成为韩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据韩媒测算，由于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韩国国民养老金服务（NPS）资金池将于2055年耗尽，主要原因在于预计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人数减少，领取者人数增加，导致保费入不敷出。面对严峻形势，尹锡悦政府承诺将推动全面改革韩国国民养老金制度。

韩国应对老龄化及其影响的措施包括：采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以加强退休人员收入保障，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并推动老年人友好型行业发展。

韩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韩国养老金体系以第一支柱为主体，第二、第三支柱相协调，同时还有资助贫困老人的“零支柱”。

第一支柱由国民养老金计划（NPS）和特殊职业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国民养老金计划由政府规划，并调整替代率水平的缴费型国家主权养老基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加入该计划的国民，需按照加入年份的替代率标准确定领取待遇水平。在国民养老金计划中，职工缴款率占月收入的9%，由雇主和个人分别缴纳4.5%。个体经营者每月全额负担本人当月收入金额的9%。加入该计划超过10年且年龄超过60岁的人群，可按月领取终身养老金。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制度（ERB），由雇主缴纳费用，主要分为确定给付型（DB）和确定缴费型（DC）两种类型。在DB计划中，雇员退休福利预先确定，而雇主的投入随投资结果改变，所有收益和风险均由雇主承担。在DC计划中，雇员年工资的十二分之一或以上应作为缴款，支付给雇员的养老金账户。雇员的投入资金是固定的，要自行选择投资组合并承担风险和收益。无论DB还是DC计划，其缴费比例均为8.3%，由雇主承担。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条件是年龄满55岁且已缴费累计满10年。

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计划。为满足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韩国于1994年建立了个人养老金计划。该计划旨在积累和运营雇员一次性支付或雇主及雇员根据雇员选择支付的缴款。其产品主要由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包括两类：一是养老金积累型产品；二是养老金保险类产品。参加个人养老金计划者按照产品合同约定缴费满5年之后，即可从55岁开始按月领取个人养老金。

“零支柱”是指提供给低收入老年人群的保障措施。韩国基础养老金计划是一项由税收资助的福利，计划规定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如符合领取条件，可按照其家庭收入情况，每月领取10万元至20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

加强退休人员的收入保障体系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或将加剧。韩国第三基本方案旨在加强公共和私人退休收入保障体系。为弥补公共养老金制度不足，政府选择扩大妇女养老金参与权利，鼓励开展一次性或兼职特殊就业。通过建立单列的国民养老金制度，放宽住房养老金和农田养老金要求，增加提交养老金人数。韩国政府还通过改善金融体系，积极应对老年人资产面临的长期风险问题。

多手段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韩国政府采取了推动健康里程系统、加强慢性病管理、扩大综合护理服务、加强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质量管理、提升临终关怀治疗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政府还积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休闲文化，支持志愿者参与；并通过协助老年人出租住房，对老年司机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的实际措施，切实帮助老年人提高收入水平；通过建立老年人保护区来减少老年行人的交通事故，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

韩国第三个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2016-2020）旨在促进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和食品等工业部门，支持开发通用设计和以用户为导向的老年人友好型产品。为了应对老龄化和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人口下降的局面，政府还提出了回归并振兴家园的措施。为了有效使用国家财政资源，政府采取了重组准重复金融项目、扩大收入基础和管理中长期金融风险等措施。

“参数化改革”提升养老体系的持续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韩国国会特别养老金改革委员会提出一项“参数化改革”，旨在稳定养老金融资，提高安全性，保证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其一，提高养老金一般提取年龄，提升面向较贫穷养老金领取者的支持力度。这一举措将支持国民养老金服务的财务可持续性，有助于减少老年人贫困和人口快速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将从62岁逐渐提升为65岁，最终达到70岁。

其二，将现有9%的养老金缴款率逐步提高至15%。从长远来看，缴款率需要增加一倍以上，才能为韩国政府目前40%的收入替代率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其三，增加税收优惠，韩国的个人养老金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参与率低且储蓄收益少。为所有工人引入可选择退出的自动注册，以促进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

其四，延长工作年限，延长养老金缴款期，尽量减少提前退休的情况出现。个人缴纳养老金的年龄推迟至64岁。韩国还计划加强社会安全网，改善养老福利系统的智能化和便利化程度。

总体而言，韩国改革措施侧重于解决老年人口减贫问题，通过增加对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支持力度，提高老年人收入；同时以增加缴款和设置严格的投资组合目标等方式，填补养老金资金缺口，提升养老金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

美国多重养老保障注重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合力

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3.28亿人口中有5400万人年龄超65岁，占人口总数的16.5%，到2030年将增长至7400万人，即每5名美国人中就有1名达到65岁退休年龄。85岁以上最需要看护的人群数量增长更快，从2000年至2040年间几乎翻两番，将对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带来重大挑战。

美国退休保障政策的三大支柱

美国的退休保障制度有三大支柱：联邦退休金制度、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计划。

第一支柱为联邦退休金制度。该制度是由政府主导并强制实施的基本保险制度，旨在提供保障型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税由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工资的一定比率征收，企业按照雇员社会保障号码代扣代缴，由财政部国内工资局统一收缴，并专项进入社会保障署设立的社会保障基金。雇员缴纳40个季度税款后，才能在退休后每月领取联邦退休金。退休金的计算取决于实际退休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金。提前退休将导致退休金减额发放。

针对65岁以上每月收入不足1913美元（2023年标准）的低收入老人，在联邦退休金及其他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保障署会根据联邦附加保障收入计划，由联邦政府财政收入提供生活补助金。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计划。该计划包括401K计划和403(b)计划等，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享受税收优惠。这是美国雇主为雇员提供的最广泛的退休福利计划。雇主为雇员缴费的比例由劳资双方协议确定，通常为雇员工资的3%至7%。2023年，所计算缴款的员工薪酬不超过33万美元。401K账户归雇员所有，离职时由雇员自行转入其选定的401K基金公司。该公司为雇员提供各种投资组合选择，如定期存款、股票、债券、指数基金、ETF和平衡基金等。雇员自主决定投资决策，并承担投资风险。401K计划的税收优惠又名“延迟纳税”（Tax Defer），被誉为“政府提供给中产阶级的大礼包”。雇员在缴费和投资收益上免税，直到退休时从账户领取养老金时，再基于账户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退休人员的收入普遍下降，纳税基数随之减小，再加上投资收益免税，其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大幅下降。

第三支柱为个人退休金计划（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简称IRA）。与401K账户不同，IRA账户由参与者本人开设，由个人自愿参加并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任何16岁以上、70.5岁以下且年薪不超过一定数额者均可到有资质设立IRA基金的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开设账户。IRA账户有最高缴费限额，由户主自行管理，开户银行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不同组合的IRA基金投资建议。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和投资偏好进行投资管理。退休后从账户领取的养老金取决于缴费数额和投资收益情况。IRA提供低税率、免税利息、股息和投资收益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户主在提取款项前无需缴纳税款，可在退休后支取时再缴纳税款。

改革退休储蓄计划

2022年12月下旬，拜登政府出台的《为每个社区做好退休准备（SECURE）2.0版法案》，对退休储蓄计划作出了一系列改革调整：

（1）提高须开始支取账户金额的最低年龄：计划将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2033年的75岁。提前支取账户金额的扣款比例进一步降低。

（2）推出401(k)和403(b)计划紧急费用提款：从2024年开始，雇员可从退休账户中提早申请紧急提款，以满足突发需求。最高可用额度为1000美元，每年只能使用一次，且无需缴纳10%的税。公司还允许雇员通过自动扣除工资的方式，设立紧急储蓄账户，上限为2500美元。

（3）扩大401(k)和403(b)计划自动注册范围。2025年开始，将扩大401(k) 和403(b)计划的自动注册范围，以鼓励增加参与度。雇员可根据需要选择退出。

（4）创建便捷搜索的数据库，帮助居民找回遗忘的退休福利。现实中，有数以百万计的 401(k) 账户经常被用户遗忘，无人认领的退休福利总额接近一万亿美元。劳工部将统一暂存和管理这部分福利，并接受居民通过查询数据库核对具体信息。

（5）年均工作500至999小时的兼职工人只需要连续工作两年，就可以获得公司401(k)企业年金，此前连续工作时长要求为三年。

（6）持续推动远程医疗和虚拟健康监测等方式，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

总体而言，美国退休保障制度改革将力争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参退保灵活性，提高资金支取和账户管理便捷度，降低取款门槛，且针对特殊情况实施更为人性化的提款政策。

日、韩、美社会养老保障政策改革思路的启示

通过梳理日韩美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养老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结合世界经济论坛、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国际组织提出的综合性建议，目前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的思路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 在适当范围内提高退休年龄，挖掘银发人群对刺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潜能；通过恰当方式，保持老年雇员对雇主的吸引力，以提供就业服务支持，将老年人的技能和经验等优势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2. 随着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的提升，将适当提高开始支取国民养老金的年龄，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3. 可在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尝试，适当提升缴款率、低税率和免税利息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等方式，提升养老基金的储蓄水平；

4. 增加包括自营职业者和合同雇员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缴纳企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覆盖范围，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缴款和养老金计划资产水平、延长债务融资、提高医疗共同支付率、适当提升消费税等措施，更好地支撑养老金系统的平稳运营；

5. 通过限制在退休年龄之前获得非必需福利的情形，保证退休基金最大程度专款专用；

6. 适当采取倾斜性举措，提升向较贫困养老金领取者群体的支持力度；

7. 提高养老金计划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定期公布资金实时情况，设置严格的投资组合目标，改善养老金治理水平，增加民众信心；

8. 为应对部分人群可能发生的紧急用款需求，制定更为人性化和灵活的提款政策；

9. 推动技术革命和数字创新。采用智能与互联社会的新模式，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和发展老年人友好型产业，使用物联网技术或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口和家庭提供支持，提升长期护理水平，构建对老龄人口友好的智慧体系，促进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协同发展，为老年群体的高质量生活提供科技保障。

   （编辑  杨利红）

    

中美关系是中国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中欧关系也不可忽视，欧盟还是我们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经贸合作是中欧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2019年之前，欧盟连续16年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当时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的逆差最大，欧盟与我国的逆差大约3000多亿美元，持续保持16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稳定双边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欧盟面临着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派出了多个采购团到欧洲，表明对欧洲的支持和信心，采购欧洲的物资，减少贸易摩擦，对欧盟恢复经济增长和走出困境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我们还继续持有欧盟的一些债券、股票等等，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出访欧盟各成员国，加强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里，贸易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一直拉拢欧盟，在特朗普时代，不管是盟友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从贸易的角度看是不分敌友的。拜登上台之前就明确表示要拉住欧盟，共同对付中国。拜登上台以后，中欧的政治关系由于美国的因素陷入了低谷。

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使中欧关系更加脆弱了，疫情也使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停顿的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贸关系无论从贸易的角度还是投资的角度，都有逆势的增长。经贸关系的高增长维系了中欧关系的务实合作，起到了一个双边关系稳定器的作用，说是压舱石也不为过。这几年因为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双边关系，但是经贸关系还是继续发展。

中欧经贸合作的基本情况

欧盟现在仅次于东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与欧盟关系后退，主要是英国脱欧以后，带走了大致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话，欧盟仍然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制裁，特别是加征关税，使得一些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转移到东盟国家，带走了一部分投资，投资的转移带动了贸易。这些国家因为产业链不健全，有一些中间品、原材料还要从中国进口，带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使东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投资的角度看，双边有不错的表现。2021年中欧双边贸易是8280亿美元，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增长了27.5%，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的出口为5182亿美元，增长了32.6%；进口为3099亿美元，增长了19.9%。欧盟2021年对华投资50亿美元，下降了10.4%，当然有欧盟经济不景气以及疫情的影响。我们对欧洲的投资是逆势增长的，2021年对欧洲的投资达到56.5亿美元，超出欧洲对我们的投资，增长了21.1%。

2022年1-11月，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797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我国出口增长了11.5%，达到了5183亿美元，进口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3%。2022年1-11月，欧洲对华投资达到了94.9亿美元，增长了94.2%。这表明欧洲企业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截止到2022年11月，整个欧盟对中国的投资累计达到了1328.4亿美元。我国2022年前11月对欧洲投资为64.8亿美元，增长了28.8%。到2022年11月底，累计对欧盟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1023.8亿美元。

尽管有美国的拉拢，有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是中欧之间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都是逆势增长的。现实数据表明，双边的经贸务实合作在整个双边关系中起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对中欧经贸关系前景的分析

欧盟对中国有三个定位。第一是合作伙伴，第二是竞争者，第三就是制度的对手。2023年，这三重定位的策略不会改变，但是它的重心会在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上面。

中国如何破题，如何在合作方面加强力量、做出努力，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欧盟机构的内部，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之间在对华问题上是有战略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如何化解矛盾，在欧盟内部如何形成对华友好的一种新的格局，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中欧“政冷经热”这种格局，有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所改变。中欧领导人的会晤，双方将进一步探讨中欧前进的方向。中欧高级别对话（HED）是副总理级的。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中欧HED的举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肯定会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到中国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希望能访问中国，加强中意之间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因为中国市场对意大利也是非常重要的。2022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来华访问时带了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巴斯夫2022年宣布对中国增加100亿欧元的投资，所以与中国脱钩很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中欧领导人的互访，中欧经贸关系会向着进一步向好的趋势发展。

2022年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时表态，愿意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已经完成谈判，但是在推动批准程序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虽然米歇尔的访问表明欧洲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近期完成批约还有相当困难，现在欧洲议会对于中欧投资协定还有相当大的阻力。随着中国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以及二十大做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红利的落实，中欧合作的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我们将来与欧洲的合作，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能够走得更扎实。每年欧委会以及欧盟的一些企业对中国都会提出有关诉求，我们对欧洲企业的一些合理诉求也应该重视起来。

中欧合作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去探讨。比如巴黎协定，在低碳领域双边肯定有非常大的合作可能。在一些新能源领域，比如风电、太阳能，中国无论从技术到产能，目前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双方可以加强合作。还有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物美价廉，当然与欧洲的合作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一些并购、参股还有一些疑虑。但随着中欧政治关系的转暖，经贸合作会有新的未来，中欧合作在2023年会有所突破。只要双方相向而行，中欧投资协定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米歇尔访华之后重启中欧人权对话，我们不希望因为政治因素搁浅了中欧投资协定，希望重启的中欧人权对话有助于中欧投资协定向着批准的方向继续推进。

（编辑 季节）

     美国始终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统一台湾的最大外部因素。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风雨雨，斗而不破。中美实力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产生了焦虑感、担忧和危机感。中国在发展中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边贸易现状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从建交之初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的7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7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超过1700亿美元。过去多年，美国在所谓的贸易逆差上跟我们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了贸易战，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这说明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GDP正在不断追逼美国，2021年我国GDP是17.7万亿美元，美国是23万亿美元，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是中美博弈的一段关键时期。美国出台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报告都提到了未来关键的10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过，中美实力越接近的时候，未来10年就是越危险的时候。拜登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尽管美国财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对关税的取消和保留有不同看法，但这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整体上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期性，而且连环套、组合拳都打出来了。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涉及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它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是通过立法方式取得的。一旦立法通过，以后要废除或者停止这种制裁就很难，杀伤力是比较大的。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的三个法案值得重视。一个是2021年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第二个是2022年8月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叙述了美国要如何加强自己内部建设，在各个领域，包括投资、通讯、新能源，还有芯片研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提升自己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对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教育、科技、互联网，还有支付系统、国际规则等等，但风险最大、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科技。在贸易投资方面，2021年的中美双边经贸数字都是增长的，双方今后在消费生活品的进出口往来还会继续，中国对美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多年来平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事实。

美国正在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完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水电煤气，港口码头，我们的建设都比其他国家好。但是现在也面临部分的轻纺产业、技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拉美等地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在一些产品和领域都会有自主选择性的脱离接触。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涉及并购、参股等方方面面，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滥用国家安全来打压我们。今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会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赴美投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白皮书，美国商会和在华企业总体对中国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仍有很大兴趣继续经营。40年来，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颇丰，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市场。目前对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有担忧，有部分企业对进一步做长线投资还有一定的疑虑，有些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美国政府经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拉帮结派，拉拢盟友打压，实施长臂管辖，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企图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离开中国，回流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供应链上面不断做一些断链的动作。

    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投入和拉拢，缓和了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供应链、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和投资审查方面的协调，企图拉着欧盟对付中国，解决它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等。

    在印太方向，美国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涉及很多议题。首先，突出了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所谓的高标准规则。这些规则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双边一直推动的规则，它把双边谈判规则议题里边的有些内容多区域化以及多边化，还涉及补贴、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等。

    其次，要关注的是出口管制和制裁。过去在经贸对话里，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都谈过。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议题还可以往前推动，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它限制中国发展的一种竞争手段，是切断供应链、强行促使脱钩的一个重要手段。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公布了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品及药物等四类产品供应链的审查。两国在关键敏感产品供应链的减少依赖、分离，甚至脱钩，可能是引发未来经贸冲突的一个燃点。

    在出口管制的具体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在芯片、生物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对中国进行打压。2022年，有16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的所谓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软件，图谋对我国形成更多领域的“卡脖子”局面。

中国出台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从2020年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制裁出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裁和反制裁方面，中美摩擦和冲突将是未来两国竞争激烈度和对抗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过去是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在很多领域体现了竞争以及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对我们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进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开放才能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接受的更多的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们实施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我们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前进的动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的规则和惯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提出和制定。在国际规则议题的设置上，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做贸易投资，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和理念上做一些调整。中美当时谈过双边投资协议（BIT），但没有谈成。中欧谈成了这个投资协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和议题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没有达成，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开放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规则自主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在中欧投资协定里边融入了一些过去还不能做到的议题。一些专家谈到海外燃煤电厂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也提出我们在海外建燃煤电厂，指责我们将过剩产能输出，我们进行了据理力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中国有能力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随着多年的发展，重视环保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议事日程，我们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双碳的目标和承诺，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承诺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这几年在光伏和风能新能源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又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建厂，做基础设施。

   随着这几年我们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在ESG上，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开放中贡献我们的智慧。

    数据是当今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前只是说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在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中国是数据大国，有海量的数据，又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数据化、数字经济方面成为引领者，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大国。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里面很多议题都涉及透明度、数字、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还有知识产权，在WTO里边还有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以前这些议题都有所接触，我们有实力去参与国际上的多边、双边的协议，要根据加入区域协议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我们有承受能力，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同时考虑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为进一步开放做先行先试。

    关于议题设置，我们在与美国的谈判接触过程中看到，他们的产学研、智库、政府、企业联动是比较紧密的。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品、新的业态归纳起来，交给智库和政府总结提升，由政府为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去推进。这就是美国推进海外市场为反映企业诉求做的一些工作。未来在这些新的议题的研究和设置上，我们也应该加强我们的智库和企业、政府的联动，在未来双边、多边的谈判中提出新的中方议题，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有些议题现在做不到，随着实力增长和发展，有些未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所以要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和发展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目前国内各省市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要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优势、禀赋，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尝试，以更高水平、更大勇气，建设高质量的自贸区，运用到对外开放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美经贸关系上寻求合作点

在对美的原则问题上，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在中美经贸上还要寻求合作点。过去的WTO、G20、APEC，中美有过合作。最近在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当中，由于中美的合作才达成了最后的成果，包括疫苗、粮食、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渔业等等，中国也做出了贡献。未来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等，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作，很多重大国际经贸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保持经贸往来仍然是连接和保持两国接触的纽带。 

    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促使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把握外部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接受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一些人才结构的改变和优化，这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所以，我们在未来要多做美国在华企业的工作，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在贸易战之前，中美曾有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其中有经贸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中美商贸联委会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分歧。现在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和分歧。

    应该鼓励国内的智库、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创造机会到国外去交流，推动产学研到国外交流对话，对冲国外特别是美国不友好势力的诬蔑和诋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宣传中国的发展，宣传中国方案，增信释疑，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正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和迈向2035远景目标，在对美工作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斗争，在贸易上开展公平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在复杂问题上巧于周旋。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逆全球化更加突出，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正在替代中国打造另类“供应链安全”的一环。实际情况怎么样？本文做一个初步评估。

印度经济的发展现状

宏观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逆风。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经济发展仍可圈可点。最近，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和本币贬值，全球股市暴跌。但是，印度的表现远好于许多发达国家市场，这确实表明了投资者对印度增长前景的信心。

IMF数据显示，印度在2022年一季度末的名义GDP为8547亿美元，而英国同期数据为8160亿美元。预计，印度2022年全年的GDP规模仍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根据IMF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印度在本财年预计增长6.8%。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印度的表现相当亮眼。

印度努力改善制造业投资环境

印度政府在2014年起实施“印度制造”旗舰计划，旨在促进投资、促进创新、促进技能发展，建设一流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将印度转变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和投资目的地。在该计划下，印度向全球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发出公开邀请，邀请他们参与“新印度”的成长“故事”。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印度政府制定了一项自由和透明的政策，其中大多数部门都按照“自动路径”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为了加强印度制造倡议的吸引力，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包括修改法律、放宽准则和条例等，以减轻企业不必要的合规负担，降低成本，并提高在印度开展业务的便利性。通过简化、合理化、非犯罪化和数字化，使得企业减轻了负担，在印度开展业务更加容易。劳工改革在招聘和裁员方面带来了灵活性。同时，颁布质量控制令，以确保本地制造业的质量。促进制造业和投资的措施，还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公共采购订单和分阶段制造计划等。此外，印度的国家单一窗口系统（NSWS）已于2021 年9月启动试用，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单一数字平台，以便利企业注册和业务开展，提高了交易的便利性。该门户整合了印度政府各部委和邦政府的多个现有许可系统，以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

2020年，印度在14个关键制造业部门[1]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PLI）计划，作为印度推动制造计划的一大措施。PLI计划鼓励印度具有相对优势的战略性增长部门的国内生产，包括加强国内制造业，形成有弹性的供应链，使印度工业更具竞争力，并提高出口潜力。由于认识到半导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印度政府还特别推出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以在印度建立半导体、显示器和设计生态系统。

外资流入创纪录

2014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8年创纪录。尽管全球和国内经济环境受到不利影响，2022财年（截至2022年3月底），印度获得588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14财年仅为243亿美元，在8年内增长了142%。

新加坡是印度的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2022财年投资159亿美元，占印度实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7%。美国是印度第二大投资国，投资额达105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8%。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的毛里求斯对印直接投资94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6%，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毛里求斯的印度裔人口利用印度的优惠政策投资故乡，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对祖国的投资。此外，荷兰投资46亿美元，占7.9%；英国投资17亿美元，占2.8%；日本投资15亿美元，占2.5%。按行业细分，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是印度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领域，达145亿美元（24.6%），其次是服务业116亿美元（19.8%）、汽车业70亿美元（11.9%）、基础设施建设32亿美元（5.5%）。

案例分析：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

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疫情防控，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生产面临困难，为印度创造了机会。美国《财富》杂志发表文章《“千载难逢的机会”：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大规模封控是印度击败中国成为苹果最受欢迎的供应商的绝佳机会》。

在此背景下，富士康的目标是将其iPhone生产能力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度制造部门。目前正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加快招聘工作、为工人提供住房设施等问题进行沟通，计划在两年内将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厂的员工数量增加两倍，达到7.3万人。

印度是美国构建“朋友依赖”供应链的关键

对于美国而言，印度是其构建尽量排除中国的新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国家。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Janet L.Yellen）2022年11月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叫做‘friend shoring’的路线，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远离那些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的国家”；“为此，我们正在积极深化与印度等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的经济一体化”。

耶伦在参观位于新德里郊区的微软研发园区后，专门阐述了从那些“可能破坏美国供应链稳定的国家和制造商”那里向外转移的理由。耶伦说，微软在印度不断增长的业务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一体化的一个例子。此外，美国发展金融机构正在向一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建造一座工厂。这是政府帮助世界太阳能产业远离中国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她还赞扬了苹果最近将iPhone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转变。

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替代中国的潜力评估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的制造业确实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2021年，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主席阿图尔·凯沙普（Atul Keshap）表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在建立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无人机等战略技术的安全供应链方面。

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萨达南德·杜梅（Sadanand Dhume）表示，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明显”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外国公司吸引力较小。事实上，外国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是“中国+”的策略，不仅是全球产业链布局，更着眼于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在这一点上，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2277美元）所产生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12556美元）。

更重要的是，由表1可见，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5%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61%。印度出口产品的很大部分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珠宝和大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6%，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7%。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在2000年前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

表1：2021年中国、印度制造业产品[2]出口结构和占全球出口贸易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印度现有的制造业产能整体上还处于低水平，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制造产业体系的产业链而成为“世界工厂”。而且，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并非疫情防控这样的短期因素。

首先，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国家。印度已成为离开中国的低价值产业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手机制造商。由于印度的低劳动力成本，三星和苹果等全球品牌的供应链，以及Oppo、Vivo、小米、联想、TCL、海尔、美的等企业已经进入印度。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对电子元器件等重要行业的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高端制造业部分回流美国，低端产业转移到越南和印度。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吸引力，许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1”的模式，在部分产能转出的同时，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是许多品牌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外包制造承包商，运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高效、最灵活的工厂。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先进机器人、精密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和其他制造业先进数字技术的企业之一。每年，在苹果发布iPhone、iPad、MacBook和iWatches的新设计后，富士康的工厂都会启动一个实验驱动的过程，通过该过程，熟练的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工人促进苹果研发和设计团队与组件和模块供应商之间的迭代，以实现规模、速度、精度以及成本方面的效率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工艺创新实验是关键环节。这种类型的创新涉及大规模的隐性知识技能和工艺，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达到将复杂设计以工程精度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转化为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平。

过去三十年中，随着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发展，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统垂直整合生产已逐渐被模块化生产所取代，富士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在电气和电子行业的巨大供应链网络。在模块化生产中，中国的小型制造商根据其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各个阶段的专业知识，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制造业的分工是按生产阶段而不是按最终产品进行的。这种新的生产安排已将全球贸易从最终产品转变为中间产品。根据苹果官方供应商名单，苹果190家供应商中有近一半是中国公司，其中近160家企业（中国和外国）在中国境内生产组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富士康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印度也只能做个“世界车间”的角色。

印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也确定了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国家银行（SBI）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印度将在202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报告预测，印度GDP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并很有可能于2029年超过日本，实现进入世界前三的目标。相对于越南，印度对我们是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向越南的产能转移，本质上是中国产业链的延伸。越南受制于一个小的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它只能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中扮演一个加工和转运中心的次要角色。因此，中国不必因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而感到威胁，但印度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保持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它拥有更大的人口红利、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断完善的电子产业链、更发达的软件和信息产业，以及符合欧洲和美国要求的语言能力。

如果中国在未来不能把握住持续发展的势头，那么印度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强劲对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短期内，中国如何把握抗击疫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实现软着陆，是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中国在产业链中重要地位的关键。

（编辑  季节）

      香港的改革与开放

   发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务。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这几年完成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新的执政团队正在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推动的，我概括这就是“港版的改革开放”。

     香港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枢纽

   香港是一个开放经济体，香港未来发展需要深度开拓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枢纽的功能，这其中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功能的拓展。香港在过去是四大中心，“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新定位。

    第二，开放疆域的扩展。过去香港的国际化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联系，但联系并不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未来香港开放的疆域也必须不断扩大，要把开放重点融入发展中国家。

    第三，开放内涵的深化。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才能够拓展自己的开放。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改革。特区政府要从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转为一个有为政府和高度市场化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2022）中提出，将要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共同投资基金；政府设立系列KPI，推动行政绩效考核制改革。

    第二，市场改革。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地产财团的垄断行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业保护。

    第三，社会改革。香港政府的执政理念要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香港来说，现在的核心是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特首施政报告中推出了很多实锤的问题，现在就看如何一步一步扩大土地供应，尽快推进解决房屋问题。

    社会改革层面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的桥头堡，同时也是深圳和香港深化合作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将过去的围港两岸的都会中心，拓展成双重的中心。在靠近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新建一个都会中心，它跟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是产城一体化，而不是过去像天水围、屯门这样简单的“睡城”。这样把未来发展创新科技的产业放在北部都会区，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城市布局。同时，随着在北部都会区开拓更多的土地，解决香港住房保障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香港自身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第二，讲中国叙事的构筑与国际传播。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的背后，固然反映了治港历史阶段的变化，其意涵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

    香港之“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也必然要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不仅要突破其所设定的标准，而且要摆脱其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使其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所以香港的“兴”需要一个新的阐述、新的构筑，也需要一个新的亮度。

    2021年，香港TVB推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叫作《无穷之路》，其第二集为《无价之宝》。这是TVB第一次触碰现实的中国内地题材，它用一种港式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在内地和香港热播，叫好又叫座，成为去年两地纪录片市场深受关注的文艺事件。

    《无穷之路》的突破，不仅在于它善于讲故事，精于传播之道，更在于它摆脱了香港影视剧、纪录片当中惯常的对内地的那种歧视印象，开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观察国家巨变，客观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叙事与影视市场有机结合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从而呈现出香港参与国家叙事的巨大发展空间。

    多年来，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斗争也非常激烈。香港所处的转口港地位，使得它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流，也不仅仅是移民，还有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在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从香港向海外传播。

    香港发展的八大中心定位之一，就是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不仅仅是要建设场馆及举办各种展览，更应该具有深层次的价值观的构筑。中国叙事的传播是香港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重要的价值和角色所在。

    第三，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海外乱港组织对香港本地进行隔岸遥控，煽动“软对抗”和城市恐怖主义。在去年的法官选举中就曾煽动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对香港稳定还在持续产生影响。

其次，香港海外乱港组织正在展开政治游说工作，参照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做法，正在形成一个所谓“城市、国家和国际三级游说”的机制。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打香港牌，抹黑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在固化海外香港人的“港独”认同。    

第三，前不久在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口发生的冲突，其背后实际上是港独组织正在运用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推出的“锐实力”概念，即对海外的亲华力量和我们的驻外机构进行纳粹式的“清算”和威胁，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

    香港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金融市场和城市安全的威胁。从2020年开始，香港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现任特首和政务司长等人都在美方的制裁名单里面。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方面，香港自身尚未完全形成一整套机制，还没有完成“23条立法”，也没有完成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的本地立法，在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央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定支持，指出“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虽面临着新挑战，也迎来了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新机遇期和关键期。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总体形势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取得的成就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其特殊成因和区位优势，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集中体现出国家资源配置政策中重点体现的主权意志。

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实现了从区域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

香港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在全球自由经济体方面，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2022年9月8日，加拿大著名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香港在参加评选的165个经济体中继续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报告选取的五个评估项目中，香港在贸易自由和监管项目排名第一，在政府规模和货币项目，列第13位，在法律制度和财产权项目列21位。二是在金融业方面。金融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2021年，香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600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3%，所占经济的比重较回归前翻倍，为香港本地提供了约27万个就业岗位；香港国际金融机构聚集，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香港拥有认可的183家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达26.96万亿港元。[②] 三是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1998年至2021年，港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规模从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28.7亿港元。此外，香港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1年，在香港安排的国际债券发行量达2070亿美元，占市场份额34%，位列亚洲首位，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可持续性债务融资达570亿美元，在港进行资产管理的持牌法人为1979家，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800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内地。[③]

内地经济发展支持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回归25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是强大祖国的支持。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壮大了香港资本市场。香港回归以后，大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企业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也有力促进香港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巩固和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2022年4月，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企业1370家，占港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53.3%，占港股总市值的77.7%。[④]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在香港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22年5月人民币追踪报告（RMB Tracker）数据，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结算额占全球的74.36%，大幅领先于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2021年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9268亿元，占全球范围内的比例接近60%；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占比超过8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注入新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7000多万常住人口，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开世界未有之先例。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将香港金融优势和深圳产业创新互补融合，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注入新动力。

当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可以预见，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诸多新挑战。当前，香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前沿阵地”，金融制裁和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选项。同时，香港经济产业结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⑤]

挑战1：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特征是把“双刃剑”

基于“一国两制”安排下的香港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金融中心。

第一，作为国际金融枢纽，其金融市场的开放自由程度以及各项指标均居全球前列，市场流通量高，资金进出灵活，不设外汇管制，对外国机构参与本地的金融市场也基本不设准入限制。这种高度开放的机制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因联系汇率机制，在信用紧缩下会面临外资银行激进撤资的金融风险。2022年，美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加息的幅度和频率不断加强，香港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相关数据分析指出，香港银行体系结余2022年底可能跌穿千亿大关。这种国际资金大进大出的极端情况，在非常时期会冲击香港金融稳定。第二，香港又是中国主权治下的一个城市，其经济活力和市场资源高度依赖国家经济体，但在金融运作规则、监管框架和法律制度上与内地相差较大。长期以来，这种双重性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香港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积累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挑战2：香港短期经济存在风险

从长期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经济增长放缓明显。香港的经济结构缺乏对流动性收紧与外需收缩的抵御能力。香港经济周期相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从短期看，香港短期经济风险不可忽视。一是经济下滑。香港2022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9%，同比下滑1.4%，低于0.2%的预期中值，显现出第五波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二是本地失业率高企。自2022年1月开始，香港受疫情影响，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失业率从2021年四季度的4%进一步上升至5.1%的高位，6月虽回落至4.7%，但仍处于高位。三是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金融业人才短缺。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的数字，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291600人。与2021年年中人口7413100人比较，减少121500人，跌幅为1.6%，连续3年出现人口净流出。[⑥]以行业计算，金融在内的3个行业受挫。四是对外贸易呈现下滑。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对外贸易下跌4.5%，与2021年四季度13.5%的强劲增长形成强烈对比。五是IPO大幅下滑。据普华永道预计，2022年上半年香港主板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3%。上市募资额方面，2022年上半年香港市场总融资额同期下降92%，预计总额为171亿港元。

挑战3：中资金融机构缺乏市场主导权

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但在香港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多为“外来户”。在回归前，汇丰将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迁到伦敦，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香港。[⑦]近年来，中资银行、证券业、保险业在港快速崛起。截至2021年年底，中资银行资产占香港整体银行业已超过三分之一，中资保险公司占去年全港有效长期业务保费收入约五分之一。近几年，中资投行承销香港市场IPO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国家知名投行。[⑧] 但香港始终没有形成来自国家经济的大型金融机构，市场主导权尚不能实现完全“为我为主”。因此，香港金融市场波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来临时，缺乏本地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如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当前，虽然面临内外挑战，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仍是“机遇大于挑战”。

在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央对香港的重要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要以坚持“一国两制”原则为基础，以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为底线，以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为关键，推动香港从国际金融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

“一国两制”是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维持安全法治的营商环境，占得发展先机。一直以来，香港安全、法治、自由、开放、金融营商环境得到全球金融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可。

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在贯彻“一国两制”中出现了“走样”“变形”的情况，甚至出现影响国家安全、危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局面，威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果断出台了香港国安法，有效遏制香港的各种乱象，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撑起维护安全发展的大伞，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因此，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基础。在“一国”原则的基础上，保持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两制”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是底线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面对全球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将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是壮大中资金融企业在港的实力，使其真正成为能维护香港金融市场、金融安全的主导力量。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有根植国家经济、拥有强大实力的金融机构支持，这对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至关重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在危机时刻，强大的中资金融机构将筑牢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底板。二是推动中资金融企业在香港科创中心、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加大金融支持香港“再工业化”并发展实体经济，用金融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结合，有力服务推动香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中资金融企业应在破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切实发挥作用。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打破利益藩篱，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香港土地问题、住房问题，深度参与公屋等建设，为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贡献中资金融力量。四是探索设立内地与香港金融大监管网络，堵住金融监管漏洞。推动在香港建立金融大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之间金融监管沟通机制，加强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⑨]

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新动力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规划。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动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支持香港发展四大固有优势产业，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涉及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等。此外，“十四五”规划还提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四个新兴中心”，为香港充分预留了特色鲜明的“香港角色”，为国家所需留下香港金融所长的“接口”。香港正在变被动对接为主动对接，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加快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

主动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制度环境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处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点与对接点，使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佳纽带。

从内循环来看，香港要充分发挥“投资桥梁”的作用，引导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加大对内地新兴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加大投资内地的绿色金融资产。香港要发挥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先发优势，融合大湾区区域人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势，通过金融和产业优势互补，将构建“科创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有望带动大湾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拉动中国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步伐。

从外循环看，在金融层面，要强化香港作为“熟悉内地，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功能，对内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和RECP的金融枢纽，加快香港加入RCEP的步伐，担当融通中外的资金桥梁，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区域辐射地位，优先开展对RCEP区域为重点的东南亚人民币业务辐射；以香港为桥梁，拓展数字人民币运用场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RCEP支付落地。[⑩]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各有特点、各有优势。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产业和金融方面要发挥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实现创新协同发展。要当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的龙头，强化香港与湾区内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的合作。在产业和金融融合方面，要推动“强科技、弱金融”的深圳与“强金融、弱科技”的香港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在双碳产业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绿色低碳湾区，大湾区作为国家绿色投资的先导，要充分发挥香港绿色金融优势，为绿色低碳湾区提供资金融通。在制造业方面，做好“香港研发、湾区制造”的机制融合创新大文章，香港在做好研发的同时，发挥好自身融资和金融科技优势，加快与湾区城市的互补发展，实现互利多赢，服务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韩正副总理在香港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强调，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11]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全面开放机遇：第一，要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便利融资的资本市场。推动香港主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利用其在债券市场、企业IPO、风险投资等融资优势，提供集资和融资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其次，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主要的离岸市场。中央政府通过在香港建立最大的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和完善香港人民币回流机制。香港应主动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以强大升级版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打造成亚太地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是实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据相关机构预计，亚洲未来30年的气候投资需求约66万亿美元（约515万亿港元），香港可望成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国家大力支持香港作为区内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担当“绿色桥梁”的角色，通过在港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引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全方位支持在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关键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在金融方面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继续保持“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金融区位独特优势。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能”创新发展香港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应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并非让香港金融业内地化。要加强香港国际化程度高，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力度，加大发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科创融资和风险投资，创新大宗商品市场建设，布局战略性商品交易，支持国际、国内交易商参与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交收和结算，在市场博弈中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

二是继续发挥香港“金融人才”独特优势。人才的竞争力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劲，要优化环境，吸引更多专业人才留港从业，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及大局观的管治人才。

三是继续保持香港普通法体系的独特优势。从法律制度对经济影响看，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相对大陆法地区更加活跃，市场更具深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更加有力，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也是成就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企业通过香港与海外资本市场便利对接和国际资本重视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要保护和支持香港作为普通法独一无二的接口的正常运作，维护香港普通法体系，切实强化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配套措施，发挥香港在司法上国内国际“超级联系人”作用。

（编辑  杨利红）

1492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探险队登上了美洲的一个平坦小岛，后来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为“救世主”的意思。这一天在西方被当作纪念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日”。

不过，50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说法。在哥伦布到达前，美洲不但有人类居住，而且还有美洲文明。事实上，美洲并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入侵、被殖民。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法是典型的西方叙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庆祝所谓“发现美洲”，明显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叙事。哥伦布抵达美洲，给西方带来的是新希望，对美洲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被打造成西方的图腾，只是掩盖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利剑和枪炮征服世界的事实，用西方叙事为其打造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一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一个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但这种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并且具有误导性。

“发现新大陆”背后的真相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是真的吗？按照词义学的解释，所谓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然而，按人类非洲起源学说，与其说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如说是土著的“印第安人”才是美洲大陆的最早发现者。四万年前，他们从亚洲出发，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并一直在那里生活繁衍。早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大陆上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印第安人。恰恰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土著印第安人才遭到驱赶与屠杀。

据推算，16世纪初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分布在南、北、中美洲的土著居民约有8000万到1.2亿人，而当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2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亚非大陆人口翻了近一倍。而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印第安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200万至500万之间。

根据史料记载，在被欧洲人发现和入侵之前，美洲大陆曾经拥有过灿烂的人类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被认为当时已相当发达的玛雅文明，并称为美洲“三大文明”。

强大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的秘鲁，就是由印加人建立的。玛雅人不光创立过书面语言，还创立过近似阿拉伯数字的计数系统、精确的历法，以及发达的农业体制。玛雅人还开辟了通往美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重要商道。在天文方面，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历法比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历法更准确。在农业方面，印加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多，超过了亚洲和欧洲。安第斯地区的居民还有很先进的环保意识，他们很早就懂得修水库，用管道引来高山上的清泉。中美洲的土著人能制作精美的陶瓷器，懂得根据不同气候条件储存食物和改进食物的营养。印第安人在医药方面也达到相当高度，会用草药治病，甚至会使用麻醉药做开颅手术。

在西方人眼里，美洲被视为无主的“新大陆”。由此美洲人不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欧洲人因为这个“发现”就有了“霸占”美洲的资格和正当理由，印第安人成为无主之民。所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显然有着美化欧洲人对美洲大陆殖民的一面。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由西方编造的欺骗世界几个世纪的典型历史谎言。在西方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哥伦布被描绘成了一个所谓的“探险家”“航海家”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西方借助强势话语和叙事，掩藏流淌在血液里的强盗本性，企图证明掠夺和霸占美洲大陆的正当合理性。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真实故事，更无法抹杀美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话语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福柯讲，话语即权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也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就提醒我们，西方话语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和隐匿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类说辞，暴露了“西方中心论”的本质。西方在主张权利的时候，根本不讲科学。他们用枪炮和钢铁说话，讲的是西方立场，只将真理设置在枪炮的射程。这种话语体系，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有一定的欺骗性。

哥伦布的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以西班牙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相继从美洲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这些财富不但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还通过远洋贸易的方式流入亚洲。欧洲以此方式加入了欧亚贸易循环，为日后的崛起提供了准备。新航路的开辟，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面貌，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哥伦布远航之后，西方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先后进行了500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从而完成原始积累，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从那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但成就了海上霸业，而且还成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成为里程碑，是因为他开启的是西方崛起的时代序幕，被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不断鼓吹几百年。

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语陷阱之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的危害性。随着中国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平视西方世界，敢于置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类似的西方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解构帝国黄昏的话语霸权陷阱

最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来，女王以及她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体系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同样是英国王室故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长期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英国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原点”。但所谓西方文明的“原点”，本质上就是西方殖民掠夺的起点。在今天各种不见硝烟的鏖战中，仍然会看到美西方设置的强制议题和故意构建的西方叙事陷阱，也能看到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话语体系的重拳打压；看到美西方对那些挑战其话语垄断地位的媒体进行围追堵截，也看到美西方在洗脑民众和舆论场耍弄的各种伎俩。

现在美西方看似很强，却面临着“帝国黄昏”。美西方国家企图像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那样，继续充当“殖民者”的角色，继续蒙骗、欺侮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这只能是新版的“格林童话”，虽然美西方现在仍然强大，但绝不可能继续“垄断一切”。

今年以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加上乌克兰危机负面效应外溢导致粮食、能源等多重危机，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世人进一步认清了“西方霸权话语”才是撕裂世界、地区冲突的罪魁祸首。一旦世界出现冲突和争端，美西方总是借助话语霸权不断甩锅，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是，世界从来都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西方的“新发现”，更不是西方的“施舍”或“恩赐”，当然不能由西方主导。

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回不到500年前的世界。终有一天，响彻世界的平视话语会驱散西方傲慢、偏见和谎言的迷雾，推翻由西方话语定论的颠倒黑白，西方主宰的画地为牢、弱肉强食的世界也将被推翻，从而迎来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