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调整其货币政策框架，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0.1%，首次结束负利率政策；并停止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s),逐步减少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质化宽松货币政策趋于收敛。各界疑虑日本央行是否会进一步调整其货币政策框架。本文梳理了近十年来日本货币政策发展脉络，认为日本当前经济回升仍在初期，呵护复苏势头并维持市场稳定仍是政策取向，日本货币政策难以进一步大幅调整，仍将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小步调整为主。

近十年日本货币政策实践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助推物价水平回升，并为此施行超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理念在于“通过实现价格稳定，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认为价格稳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013年1月，日本银行将CPI同比变化率的稳定目标设定为2%，并承诺尽早实现这一目标，即“通胀超调承诺”。然而，在2013年至2021年期间，CPI同比高于2%的年份仅有2014年，其余大部分年份均小于1%,呈现出通货紧缩特征。日本银行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中首家适用非常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

2013年至2016年间，日本央行推出量化质化宽松政策，试图压低收益率曲线。2013年4月，日本央行推出量化质化宽松政策（简称QQE）,将货币市场的操作目标由无抵押隔夜回购利率改为基础货币数量，大量购入日本国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s）和货币基金，以降低收益率曲线。2014年10月，日本央行扩大QQE实施规模，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度，增加日本国债、ETF和J-REITs等资产的购买金额，并延长持有国债的平均剩余期限。2015年12月，日本央行决定补充QQE实施策略，如设立新的ETF购买限额，鼓励设立以加大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公司股票为标的的ETF,并承诺纳入央行购买范围；再如，为灾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扩大合格抵押品范围等。2016年1月，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QQE政策，决定从数量、质量、利率三个维度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在利率方面，日本央行对金融机构在日本央行设置的经常账户适用-0.1%的负利率；数量方面，基础货币将以每年约80万亿日元的幅度增长；质量方面，增加日本国债购买并延长债券平均剩余期限，购买ETF和J-REITs、短期融资券和公司债券。日本央行认为，实施负利率之后，收益率曲线的起点将降低，叠加大量购买日本国债，将对收益率曲线整体施加更大的下行压力。

2016年至今，日本央行形成了以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为核心的新型超宽松货币政策框架。在2013年推出QQE后的数年间，尽管CPI同比水平高于QQE推出之前，但依旧未能达到2%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16年9月对QQE进行升级，提出YCC政策，日本货币政策进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时期。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作为框架核心，以量化质化宽松控制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利率，实现实际利率的下降；二是明确通胀目标制，树立价格稳定目标的信心，即日本央行承诺维持货币政策宽松，直到不包括生鲜食品的CPI同比变化率稳定超过2%。具体操作来看，短期利率，对日本央行经常账户适用-0.1%的负利率；长期利率，使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维持在0%左右，并设置波动上下限，一旦十年期国债利率触发上限，日本央行将无限量购买国债以压低利率到上限之下。

支撑本轮日本经济复苏的内外部原因

总体来看，日本通胀数据回升至日本央行目标值以上，经济增速有所回升。通胀方面，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CPI[1]已连续20多个月高于2%，日本央行“通胀超调承诺”盯住的剔除新鲜食品和能源后的CPI自2022年11月以来已连续15个月高于2%。经济数据方面，按照不变价计算，2022年和2023年日本GDP[2]增速分别为1.0%和1.9%，高于“1991-2021”三十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速（0.7%）。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自2021年6月以来，调查失业率[3] 维持在3%以下，在G7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目前仍维持下行态势。与此同时，有效求人倍率[4] 自2021年以来也整体呈现上行态势。日本央行在3月19日更改货币政策框架的声明中认为，随着劳动力市场和薪资改善，工资和价格之间的良性循环已经变得更加稳固。

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日本内生经济动力依然较弱,支撑日本经济的第一大因素是外需。日本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已连续两个季度为负，[5] 特别是私人部门需求相对乏力，2023年私人需求增速仅有0.7%，[6] 低于经济整体增速。具体来看，一是私人消费。2023年第三、四季度，私人消费对实际GDP贡献率均为负数，全年增速仅有0.7%，[7] 增速不及近三十年的中位数水平，绝对规模仍不及新冠肺炎疫情前的2019年水平。二是私人住宅投资。连续多年的下滑大趋势并未出现根本性转变，2023年私人住宅投资绝对规模处于三十年来最低水平区间。虽然2023年私人住宅投资[8] 增速为1.1%，高于近三十年均值，但主要因为2020-2022年已连续三年增速为负，基数较低。三是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尽管维持了疫情后连续三年正增长，但2023年该投资规模仍不及疫情前的2019年水平。[9] 此外，公共投资和政府消费2023年增速[10] 分别为2.8%和0.9%，对日本经济形成了一定补位，但整体国内需求依旧不足。在此背景下，外需成为日本经济贡献第一大因素。2023年第二、三、四季度，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日本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11] 分别高达45%、96%和116%，呈现逐季走高态势。

支撑日本本轮经济复苏的外部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结构已从贸易转向海外投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使日本有所受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加大海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收购进程，使日本企业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净收入。经常账户余额体现了一国的经济结构和储蓄投资平衡情况。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常账户差额[12] 连续三十多年保持盈余状态，特别是2023年经常账户余额[13] 高达20.6万亿日元，约为2022年的两倍，占2023年日本现价GDP的比重为3.5%（高于历史均值2.8%）。探究经常账户余额的结构发现，海外投资收益差额占经常账户余额的比重从九十年代初的3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168%，是对日本经常账户盈余的第一大贡献因素。反观货物和服务差额，占经常账户盈余的比重从九十年代初的70%左右开始下滑，且自2019年以来持续为负。在外需成为日本经济第一大支撑的背景下，支撑力主要来自海外投资收益而非国际贸易。在此背景下，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和世界多地争端频发，区域性产业链得以再构，日本企业及其海外投资有所获利。

支撑本轮日本经济复苏的内部原因在于，“安倍经济学”取得一定成效。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伴随着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回落，私人部门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但2013年以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了“三支箭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扩大政府支出以及经济和监管改革。在“安倍经济学”推动下，自2013年以来日本股市就开启上涨态势并延续至今，日经225指数[14]从2013年初的10000点左右上涨至2024年春季的39000点以上。东京住宅的房价指数[15] 自2013年也开启上涨态势，从2013年初的97.7上涨至2023年9月的160以上。当前，日本的股市指数和房地产水平均已回升至日本经济高峰期水平，修复全部跌幅，资产泡沫破灭的影响相继出清。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回升，助力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信心回暖。

日本央行仍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小步调整策略

当前日本经济明显回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利好及内部资产价格修复等原因促使日本经济回升，通胀已达日本央行政策目标水平。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短期内改变其宽松货币政策取向的可能性不大，而是采取渐进式的调整策略。

第一，日本经济回升的可持续性仍然存疑，当前货币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宽松取向。一方面，制约日本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如日本企业竞争力不足、老龄化严重、政府债务率高企等问题仍未解决，通胀回升缺乏长期性、内生性支持动力。另一方面，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回升增幅并未明显超越近三十年来日本经济增速中枢的波动范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均预测，2024年和2025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9%和0.8%，并未脱离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速趋势。此外，日本并非第一次出现通胀形势向好，在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的一年间，日本月度CPI同比数值均在2%以上，[16] 但随后又陷入长达七年的CPI同比数值不及2%。2024年3月，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改变，从负利率变为零利率，但日本利率仍处于全球洼地；政府对ETF和J-REITs的购买结束，但对国债的购买不变，量化宽松取向依旧不变。

第二，日本货币政策难以进一步大幅度调整，否则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和政府债务过度承压。如果日本货币政策大幅度调整，日本国债等资产价格可能突变，增添市场恐慌情绪，甚至使日本央行声誉受损，货币政策维持市场预期稳定的效能减弱。同时，如果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可能大幅度调整货币政策，则市场投资者为规避损失将争先卖出债券离场，导致债券市场波动过大，甚至日本央行不得不天量承接市场卖出的国债，导致日本国债市场交易规模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2022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61%，已连续多年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利率猛烈回升将导致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增大。此外，日本货币政策调整还可能引起经济全方位变局。日本央行于2023年4月发文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以来，实现物价稳定一直是数十年的焦点问题，并已实施各种货币宽松措施。这些货币宽松措施相互关联，对日本经济活动、价格和金融机构的诸多部门产生了影响。日本央行将在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对货币政策实施多方面审查。

第三，日本央行操作风格较为谨慎，大概率将延续渐进式调整策略。尽管日本达到通胀目标后，叠加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向好等因素共振，对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呼声和预期较高，但日本央行保持了克制和谨慎。从政策实践来看，日本央行通过渐进式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上限幅度，实现了货币政策的小步调整。具体历程是，2018年7月，日本央行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波动范围控制在±0.1%，2021年3月，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波动范围放宽至±0.25%；2022年12月，进一步将波动范围放宽至±0.5%。2023年10月，日本央行决定更加灵活地使用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将长期利率上限设定在1%，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对利率的管控已经大幅减弱，实质上已经完成逐步退出。当前，日本已将隔夜利率从-0.1%调整为0~0.1%，提升幅度较小。总之谨慎的日本央行大概率不会进一步大幅调整，而会跟随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小步跟随”。

（编辑  宋斌斌）

“我们的道路像古代鞑靼人意志的箭一样刺穿了我们的胸膛……

……战斗是永恒的！我们只能梦想和平

穿过鲜血和尘土……

草原的母马在草原驰骋，踩踏草原上的草地……”

——亚历山大·勃洛克《在库里科沃的田野上》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讨论了俄罗斯当前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Karaganov，2024）。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概述俄罗斯在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在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应采取的新政策和优先事项。

俄罗斯应全面发展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未来二十年中，危机四伏的世界将迫使俄罗斯调整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我曾经说过，这项政策应该基于“俄罗斯堡垒”的概念：尽可能提高主权、独立、自治和安全，重点是加强内部发展（Karaganov，2017）。在有利于经济、科学、文化和信息发展的合作事务方面，俄罗斯必须明智地与世界多数友好国家持开放态度。然而，开放并非目的，而是确保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一种手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全球主义者所采取的开放政策也有可能是致命的。既然之前全球化体系的创造者正在摧毁这个体系，并企图使经济与“军事化”联系，那么试图将此融入“国际价值链”就是非常愚蠢的。此前，“相互依存”被评价为和平的源泉；现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认为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尽力在本国领土上创建“价值链”，以增加其连通性。这尤其适用于俄罗斯的核心地区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联系，也适用于与友好国家之间的联系，最突出的是白俄罗斯、中亚大部分地区、中国、蒙古以及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其他国家。

“俄罗斯堡垒”政策要求俄罗斯尽量减少卷入那些在“地缘战略地震”期间爆发的冲突。在新形势下，直接参与冲突将得不偿失，正如那些前殖民力量当下的经历。尤其是美国，它面临全球反美主义的高涨和对其军事基地部署的不满。这些海外布局和其他海外资产将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应该间接推动这种趋势，从而提高美国全球霸权的代价，并促使美国外交政策阶层从战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所患的“全球主义霸权病”中恢复过来。俄罗斯很明智，没有卷入最新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但是，俄罗斯应当吸取乌克兰的教训，不再允许任何反俄势力在邻国形成威胁，也不应当允许这些国家受到外部势力的破坏。俄罗斯需要与其他友好国家密切合作。

俄罗斯如果想要通过远东地区继续其“向东转”的战略（尽管目前这一战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就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全面的西伯利亚国家战略。俄罗斯必须实现“西伯利亚化”，将其精神、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到乌拉尔和整个西伯利亚（而不仅仅是太平洋地区）。北部海航道、北方丝绸之路和主要南北陆路需要得到快速发展，还应将劳动力丰富但缺水的中亚国家纳入这一战略。

谨慎融入新世界的过程，还需要发掘俄罗斯在亚洲的根源。十三世纪，俄罗斯人的伟大领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成功击退了欧洲的一系列侵略者，而在对待蒙古征服者时，他采取怀柔政策，在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与俄罗斯各公国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成功保持了俄罗斯的统一。俄中关系的历史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深远得多。

如果不是因为征服和开发了拥有无限资源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帝国，也很可能无法在多次受到来自南部、东部和西部进攻的欧洲平原上幸存。在很大程度上，彼得大帝主要基于沿着俄罗斯北方丝绸之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商队所缴纳的税费来建立帝国。这些商队主要运输丝绸和茶叶，而这些税费被用来装备新成立的俄罗斯军团。

如果提前一个世纪结束俄罗斯面向西方和欧洲的进取，可能会更好。现在向西方借鉴的作用力没有那么重大，但俄罗斯仍会保留伟大的欧洲文化（虽然它正在被后欧洲风尚所排斥）。如果没有正在被欧洲时尚摒弃的欧洲经典文化，我们就不会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勃洛克，俄罗斯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无条件地优先考虑增强国防意识，时刻准备保卫祖国。而社会中那些脆弱而敏感的“雪花”情绪应当将其融化，战士们应该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俄罗斯未来所需要发展的竞争优势应该是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这种能力和精神是从俄罗斯民族在广袤平原上艰难的生存斗争中继承下来的。

今天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应着眼于全面发展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明显但尚未确定的目标是与世界多数国家合作，确保西方最大限度地和平退出其近五个世纪的世界主导地位，以及美国最大限度地和平退出它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享有的全球霸权。美西方应当以更温和、但有价值的角色被重新安置于世界体系中。没有必要把他们赶出去，在发展和演变中，他们会自己离开。美西方实力仍然强大，我们有必要坚决阻止他们的任何对抗行动。各国间正常关系可能会在几十年中部分恢复，但这本身并不是目的。

在一个多样化、多宗教和多文化的新世界中，俄罗斯必须发展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优势：国际主义以及对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开放性。在教育方面，应特别重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新兴国家和文明的语言、文化和生活进行研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尽力迫使外交政策思维从过时的西方主义转向新的世界发展轨道中。

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彻底改革俄罗斯外交政策机构的文章。改革正在进行中，但受到官僚主义和惯性思维的阻碍，以及企盼回到过去状态的愿望等所产生的阻力。我还冒着风险呼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比如派驻西方国家外交官的薪酬水平应该低于派驻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重要的是，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合作，建立新机构，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防止或至少减缓俄罗斯陷入一系列危机。

联合国背负着西方官僚体系的重担，因此无法改革。联合国不必解体，但有必要在金砖国家、扩大的上合组织以及与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东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基础上建立平行机构。在此期间，可以在联合国内设立由这些机构组成的常设会议机制。

中国是俄罗斯发展中主要的外部战略资源，是当前和今后的紧密型盟友和战略伙伴。俄罗斯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战略核能力，以助力应对美国带有侵略性的霸主行为，促使美国回归到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相对具有建设性的新孤立主义，但要适应新的现实环境。

中国和俄罗斯是有很强互补性的大国。如果能够保持中俄联盟——而且必须保持，最终可能成为构建新世界体系的决定因素。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现代外交政策理念与俄罗斯非常接近。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战略要侧重于避免单方面的经济依赖，通过与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东盟国家、阿拉伯世界、朝韩甚至日本的合作，促进与中国的合作以实现“友好平衡”。防止由美国挑起朝韩冲突是首要任务。“友好平衡”的首要要素应该是西伯利亚的新开发。这种平衡策略对中国也很有用，因为它将有助于缓解中国的邻国对其日益强大力量的恐惧情绪。最后，与中国近乎联盟的友好关系、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应成为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在安全、发展与合作体系方面的基础。这种体系的创建应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官方目标。促进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之间、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两国将成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堡垒。

如果俄罗斯继续强大（我们将不得不为此而战），中国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巨人，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加深友谊，这两个国家将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堡垒。

印度是创建新世界体系和阻止我们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天然盟友。它是西伯利亚新开发的关键技术和劳动力来源，也是一个规模无限大的市场。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印度参与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虽然目前印度对这一伙伴关系仍然漠不关心；另外，美国正在挑动中印之间的关系，阻止印度成为不友好的因素也是当务之急，要缓解中印之间形成的竞争态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普里马科夫三角”是大欧亚大陆相对和平发展的保证。需要通过特殊的努力缓和印巴的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仍然是俄罗斯外交关注的边缘地带，但却可能是热核冲突最危险的来源之一。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培养数百名研究印度的学者，数十名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研究者，当然还有数千名汉文化研究者。

作为大欧亚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必须更加重视东盟。东盟不仅仅拥有市场和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它还是一个十年内可能爆发严重冲突的地区，尤其是美国仍然热衷于在该地区煽风点火。

俄罗斯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令人满意。我们与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许多主要国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俄罗斯所发挥的外部平衡作用有助于整顿动荡地区的秩序，而美国却致力于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中国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做出了贡献，也加入了外部平衡力量的行列，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在北美方向，俄罗斯应该在全球层面推动美国回归新孤立主义。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为其向其他国家施压提供了工具。如果当前美国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全球主义精英下台，那么美国甚至有可能像20世纪下半叶之前那样，重新成为相对具有建设性的全球秩序平衡者。实际上，俄美两国不存在棘手的矛盾。目前的矛盾是由美国扩张引起的，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软弱和愚蠢助长了美国的扩张，这导致了美国霸权野心急剧高涨。美国的内部危机及其现代精英对“后人类价值观”的承诺，将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的“软实力”，即意识形态影响力。

欧洲，曾经是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现代化的灯塔，但它正在迅速走向地缘政治的虚无主义和道德与政治的腐朽化。欧洲的市场仍然很庞大，有开拓的价值。但是，欧洲正在失去当时启蒙运动所结出的果实——理性主义。此外，在美国的唆使下，欧洲政治机构正在推动俄罗斯与欧洲决裂。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与欧洲决裂是一场磨难。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渡过难关。当然，决裂不应该成为一项原则，与欧洲也不能进行决裂。目前，任何关于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言论都是危险的无稽之谈。未来应在大欧亚大陆的框架内建立合作与安全体系，并主动邀请有意向和对俄罗斯感兴趣的欧洲国家加入。

新外交政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经常是防御性）的意识形态战略。根据现实政治环境，试图“取悦”西方并与之谈判不仅不道德，而且效果会适得其反。现在是要公开举起捍卫正确人类价值观的旗帜了。

俄罗斯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应该是积极争取和平。虽然这个口号被俄罗斯外交政策界提出，然后又被否定了。半个世纪前的口号——“核战争永远不应该爆发，因为它不可能有赢家”——是美丽的，但也充满了幻想色彩。正如乌克兰冲突所表明的那样，俄乌冲突为重大常规战争打开了大门。这种局部冲突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致命，而且也触手可及。

俄罗斯国防政策中的核威慑政策

从战斗一开始，俄罗斯就没有使用积极的核威慑/恐吓战术。实际上西方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但它并没有受到惩罚。

俄罗斯忘记了威慑的基本原则。核威慑重要性的减弱有利于那些拥有更强大的常规军事潜力、人力和经济资源的行动者，反之亦然。当苏联拥有常规优势时，美国/北约毫不犹豫地选择先发制人战略。然而，美国却只是虚张声势，即便真的制定了此类计划，也只是针对（假设）踏上了北约领土的苏联军队。美国/北约并没有计划对苏联本土进行打击，因为毫无疑问，苏联会针对美国城市进行报复。

俄罗斯应加强对核威慑的倚重，加快升级步伐，旨在让西方相信，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西方有三种选择。首先，有尊严地撤退。第二，被击败，像在阿富汗那样从一群混乱不堪的武装难民群中夺路逃离。第三，同样被击败，加上对其领土的核打击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解体。

俄罗斯的传统是彻底击败欧洲侵略者，然后就新秩序达成一致。为了就新秩序达成一致，我们必须为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军队清除障碍。俄罗斯仍将蒙受巨大损失，包括道德上的损失。毕竟，这是一场进攻性战争。在乌克兰西部建立一个可行的核威慑力量和安全缓冲区，应能保证终结这一切。特别军事行动必须持续到胜利。

除非俄罗斯的核威慑政策得到充分施展并不断更新，否则不可能防止世界陷入一系列冲突甚至全球热核战争，也不可能确保俄罗斯的和平复兴，并成为新世界体系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之一。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展示了在极端必要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和能力。核威慑政策已经在升级，许多具体举措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核威慑政策中使用核武器条件的条款仍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明显战前的情况下。

通过加强核威慑，我们不仅将警醒侵略者，而且将为全人类提供宝贵的维护和平的力量。目前，一系列战争和重大热核冲突并没有其他屏障，需要启动核威慑。我在这里只介绍我的一些观点，建议这些观点尽快落实。

俄罗斯的国防政策应该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北约是一个敌对集团，其先前的政策已经证明了其侵略性，事实上它正在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因此，对北约的任何核打击，包括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道义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这主要适用于那些向乌克兰军政府提供最积极支持的国家。北约的成员，尤其是新成员，应当意识到，联盟的决策者精英已经将全体成员置于生死攸关的边缘。我曾多次呼吁，如果俄罗斯对任何北约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报复性打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将不会做出回应。

俄罗斯的核政策和报复威胁也能够阻止西方对俄罗斯或其盟友大规模使用生物或网络武器。美国及其一些盟友在该领域进行的军备竞赛必须停止。西方推动的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可能性的争论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在冷战期间，“战术性核武器”被作为理论上的设想提出过。这种做法在军事上也毫无用处。

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并提高其最低当量也是有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恢复核威慑的另一个功能——防止大规模常规战争。美国的战略规划必须意识到，在俄罗斯领土上空击落俄罗斯飞机，或进一步轰炸俄罗斯城市，将受到核打击的报复行动（在非核预警打击之后）。

另外，俄罗斯需要认真思考实施威慑的目标。美国人“为了捍卫民主”，为了帝国野心，在越南、柬埔寨、老挝和伊拉克杀害了数百万人，对南斯拉夫和利比亚实施了可怕的侵略行为，并不顾所有警告，故意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乌克兰人投入战火。即使是针对城市的报复，也无法保证足以威慑美国的寡头政治。简单地说，他们甚至不关心本国的公民，也不会被造成的伤亡所吓倒。提高核威慑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不仅有利于结束乌克兰的战争，还可以促使西方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一个更加温和的定位。最重要的是，核威慑可以阻止即将到来的冲突浪潮，抵御“战争时代”，并防止这些局部冲突升级到全球热核水平。

我认为，在与友好国家协商且不向对方推卸责任的情况下，尽快恢复核试验是明智的，同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对我国和友好的世界多数国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

如果美国也进行对等的示威行动，只会增强核威慑的效果。但是，美国政府对加强核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还不感兴趣，目前还是依靠其重要的经济力量和常规力量。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没有发展核武器，结局都是不堪设想的。印巴冲突仍在继续，但自从两国都获得核地位以来，冲突已经减少。没有核多边主义，就不会有多中心和可持续的未来世界秩序。

毋庸置疑，应该永久和坚决地剥夺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甚至连接近获得核武器的权利都要剥夺。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如果它试图制造核弹，就必须成为先发制人的合法目标。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曾经夺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数千万人的生命，不能排除日本梦想复仇并攫取俄罗斯领土的野心，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日本不能拥有核武器。

在中东则需要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核平衡，目前能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最可接受的候选人是阿联酋，如果不是阿联酋，那么就是沙特阿拉伯或埃及。当然，世界多数国家应该以可衡量的速度走向核地位，俄罗斯可以也应该与他们分享经验。如果美国在从全球霸主地位（它是偶然获得的）过渡到正常大国地位的同时，决定回归门罗主义，企图再次成为拉丁美洲的霸主，我们可能会考虑让巴西甚至墨西哥获得核地位（如果他们希望）。

毋庸置疑，我上述许多提议将引发批评。但事实证明，核威慑对国内和国际战略界都非常有意义，美国人很快就不再说俄罗斯无论如何决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应对西方，很快就开始谈论乌克兰冲突面临核升级带来的危险，以及未来有可能输掉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而已经完全失去了战略思维阶层的欧洲并没有那么危险。

俄罗斯将在公开和私下，与世界多数国家的专家，或许未来还可以同保持清醒的西方世界代表一起探讨核威慑政策。我以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句结束此文：“趁现在还不算太晚，快把那柄旧剑放回剑鞘吧！我们将成为兄弟！”如果我们能和平度过接下来的20年，避免像20世纪那样的战争时代，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一个多彩、多元文化、更加公正的世界里。

（编辑  杨利红）

“一片黑暗，大地在流血。

发誓，要让山崩地裂，

要摧毁所有的边界，

历经空前的变化，

遭受空前的暴乱……”

——亚历山大·勃洛克《惩罚》，1911年

我以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作为开头，撰写这篇文章。他的洞察力可以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长此以往，我一直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中愈演愈烈的残酷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热核战争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摧毁人类文明。这一预测是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应该恢复核威慑的可信度，核威慑使世界和平了50多年。

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质的升级

许多结构性因素表明，军事冲突极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升级，这将把世界带到灭亡的边缘。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能给整个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不希望吓到那些原本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现实的人们。但是，您不能把鳗鱼藏在袋子里，我最睿智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这将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并提供预防和准备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深层权力”也开始警告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推测如果美国必须同时在两条或三条战线（欧洲、太平洋和中东）作战，它应该如何避免失败。[1]

对于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给予否定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冲突升级的原因，并推进更积极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我相信，我们需要大力调整国内、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所有政策，并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挑战的几项措施

第一项挑战是主要以利益至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萎靡，由此，它鼓励疯狂消费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日渐不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垃圾信息洪流也属于同一类。电子产品消磨掉人们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巨大能量和时间。人类正在与自然发生冲突，并开始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使在俄罗斯，幸福感的增长仍然主要指消费的增加。

第二项挑战是最明显的全球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仅适用于农业的淡水储量减少，以及许多其他自然资源减少等全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绿色解决方案，通常旨在巩固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在其社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例如，不断试图将减轻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负担转嫁给制造商，而不是转移到西方的消费者身上。在西方，过度消费正在走向畸形发展。估计有20%-30%的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但这些人口每年消耗全球70%-80%的生物保护圈的资源，[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但是，病态的消费主义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我们自己仍然受到炫耀性消费的影响，这种消费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现在逐渐消失，尽管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争夺资源的斗争愈演愈烈，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包括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消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为了分散人们对未解决挑战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一个敌人。早在2010年代中期，“采取制裁措施”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合理的手段，以控制欧盟日益庞大的发展态势。现在，制裁手段已经成为维系西方联盟的主要纽带之一。欧洲的政客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必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如果不采取措施，显然是遗忘了历史的教训。如果战争爆发，北约的欧洲国家只能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并行过程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不平等急剧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大约15-20年，且效率越来越低。

第三项挑战是人和社会性的退化。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和富裕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但不只是西方国家）正在遭受城市文明的侵害，城市文明的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但也脱离了人类历史和基因形成的传统栖息地。不断传播的数字技术，本应促进大众教育，但是它却日益导致网络世界的低智化；而且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寡头政治操控大众的工具，甚至民众本身也可以利用技术操纵舆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暴政”。此外，不希望分享特权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故意危害人民，鼓励社会解体，试图让人们无法抗拒对大多数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公平和危险的秩序。他们不仅在宣扬，而且在强加反人类或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拒绝人类道德的自然基础和几乎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信息洪流与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相结合，缺乏一直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饥饿和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恐惧正在逐渐呈虚拟化。我们看到，欧洲精英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思考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几乎消失殆尽。比如，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力衰退，但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国务卿布林肯都认为，核战争并不比全球变暖更加糟糕。[3]但是，这种隐患威胁着全人类，需要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

第四项挑战是权力从美国空前迅速地重新分配给正在崛起的世界多数国家。在先前的国际体系下形成的构造板块开始移动，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意识形态“地震”。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以及随后历经15年衰退之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削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基础，即军事优势。我多次说过：军事优势是欧洲和西方在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石，借此它们可以将自身利益和政治秩序、文化强加于人，最重要的是，吸走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西方失去500年的霸权，是它们极度憎恨俄罗斯并试图灭掉它的根源。

其次，这也是西方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西方向来坚信自己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耽于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忘记了历史教训。它犯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希望融入西方，但都被西方傲慢地拒绝了，也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希望平等，但备受冷落。因此，原本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军事和智力潜力的潜在的西方伙伴，甚至是盟友，其生产能力较小但潜力巨大。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非西方国家的战略核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但更合适的名称是“世界多数”。

第三，西方信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认为除此之外各国发展道路绝无其他选择，这种认识使它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机遇。西方希望中国这一大国文明能够沿着“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效率更低的治理模式，并在战略上追随西方。我记得当俄罗斯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与西方进行利润丰厚的合作而遭到拒绝时，我感到惊讶。我以为西方已经决定消灭俄罗斯。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傲慢掺杂着些许贪婪。西方精英的知识水平，有目共睹。

美国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不必要的冲突。它没有在这些冲突中讨到便宜，暗淡了其军事主导地位的光环，浪费了投资于常规作战部队的数万亿美元。它也许希望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恢复战略武器优势，但是华盛顿此举恢复了俄罗斯的自我保护意识，最终摧毁了达成友好协议的所有预期。莫斯科启动了一项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到2010年后，这项计划首次打破历史纪录，而且能够继续开拓发展。

第五项挑战是世界体系紧张局势。按照历史标准，上述发展几乎是瞬间使全球力量平衡出现雪崩式变化；西方吸收全球变暖潜能值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但主要是华盛顿）正在通过将经济联系武器化和使用武力来减缓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并以此挫败竞争对手，破坏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曾经的特权地位，对其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转让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打破了生产链的平衡。美元（以及欧元）肆无忌惮的滥发，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公共债务。为巩固其地位，美国正在破坏其创建的全球化体系，但这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崛起的、更有组织、更努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经济去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进行，旧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正在瓦解。相互依存曾经被视为发展和加强合作与和平的工具，现在正日益成为脆弱的因素，破坏其自身的稳定作用。

第六项挑战是，西方重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美国和西方开始了一场几乎空前的战争式宣传运动，妖魔化竞争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并系统地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西方正在降下比冷战时期更为厚重的铁幕，树立一个世界公敌的形象。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思想和信仰方面的论战并没有那么全面和激烈，但反美情绪正在加剧。一切都造成了一种政治和心理状态，西方正在妖魔化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与他们断绝关系的代价更高。我们对西方也越来越蔑视。“去人性化”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似乎是西方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的反应是：这为与不值得尊重或善待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七项挑战是地缘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崛起，以及冷战时期被遏制的过往冲突被重新激发，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冲突（如果新领导人不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话）。“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新崛起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升级（这种可能性很大），它们将引起连锁反应，增加世界大战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危险来自西方发动的上述冲突，但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爆发冲突，包括俄罗斯的周边地区。

在中东可以预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爆发，可能整个地区都会惨遭不幸。一系列战争也在非洲肆虐。在遭受重创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小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仍然占据信息和宣传的主导地位。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历史上不像欧洲那样好战（欧洲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爆发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那里也发生了战争。那里的许多边界都是前殖民大国划定和强加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

鉴于欧洲的发展历史走到今天，经济减速、不平等加剧、移民问题等日益加剧，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功能日益失衡，而且出现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无疑会使欧洲发展速度减缓。可以预见，在中期内，欧盟内部会出现分化，甚至欧盟可能解体，民族主义兴起，政治体系趋向法西斯主义化。次大陆又将重回其不稳定的常态，甚至成为冲突的根源。

第八项挑战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崩溃让情况更糟糕；再次爆发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陈旧的联合国结构使该组织的职能越来越羸弱；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印太地区联合反华，以及争夺海上航线控制权，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北大西洋联盟曾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稳定和平衡作用的安全体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多次发动侵略的团伙，现在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等为确保国际安全而设计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路线，至今只能部分弥补安全支持机制日益严重的缺口。主要在华盛顿的倡议下，前军备控制系统的崩溃加剧了这种缺口，该系统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有限但有用的作用，但它仍然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

第九项挑战是西方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这为其他国家和文明开辟了新机会，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美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对维护许多地区的稳定失去了兴趣；相反却挑起不稳定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获得相对能源独立后的中东政策。

在长达15年的短暂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刺激下，美国政治阶层（至少在下一代人）将维持其在麦金德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更具体地说，美国将不顾一切阻碍新大国的崛起，主要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也将试图阻碍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崛起。因此，美国至今已成功地在乌克兰挑起和煽动武装冲突。它还试图将中国拖入台湾战争（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试图加剧中印分歧，不断尝试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基本上是无事生非），以此恶化中国东海的局势；并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掀起冲突，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明显的弱点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应哈萨克斯坦领导层的要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美国拦下。但这种情况还将持续。美国将再次遭受失败，这次是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失败。

美国及其盟友挑起乌克兰战争，并正在煽动其升级。起初，他们希望瓦解俄罗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借此消磨并推翻俄罗斯政权，或者至少借此束缚其能力、阻碍其发展，并降低其替代方案对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不能以胜利告终，目前的美国和欧洲相关买办精英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并认清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占据次要地位。西方将从其昔日的霸权中和平让位。

第十项挑战是应对核恐吓。几十年来，由于对核武器的恐惧，才得以维持地球的相对和平。然而近年来，和平生活的习惯、上述智力退化以及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剪辑思维”，刺激了“战略寄生”的兴起。人们不再惧怕战争，甚至不再惧怕核战争。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德米特里·特伦宁经常提出这个问题。[4]

第十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挑战，一场新的质与量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战略稳定是核战争可能性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正在遭受各方的破坏。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或已经出现，这些武器不在限制和禁止制度的范围内。其中包括多种生物武器，既针对人，也针对个别民族，以及动物和植物。这些武器可能引发饥饿，传播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5]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网络，其他国家也可能已经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相对更容易研制一些生物武器。

除了导弹和其他各类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和射程延长之外，一场无人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无人机相对价格便宜，但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会使正常生活遭到无法忍受的危险。随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些武器成为恐怖袭击和纯粹暴徒活动的完美工具。在相对没有保护的空间里，几乎任何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受害者。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会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危害人民和国家。我们已经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从下面”破坏了战略稳定。与此同时，核武器正在趋向小型化（美国已再次开始进行），这将“从上面”危害战略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已波及外太空。对国家或组织的决策中心实施斩首式打击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战略稳定将受到另一次毁灭性打击。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还记得我们和北约是如何惧怕SS-20和潘兴二号导弹的。但目前的情况要更糟糕很多。在危机发生时，越来越多的远射程、高精确度且无法拦截的导弹，将威胁到最重要的海上通信，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各大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这将逼迫在全球部署导弹和防空系统。当然，与其他一些武器一样，远射程且高精确度的导弹也可以加强安全防护，例如，最终削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潜力，降低华盛顿推行侵略政策和支持盟友的可能性。但随后，他们也将急于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最后，最时尚但也是很危险的因素，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当人民、社会和国家失去对武器的控制时，还会造成局部冲突升级的新风险。我们已经可以在战场上看到自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军事战略领域的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危险。但这也许会创造防止它们的新机会。然而，依靠人工智能以及传统方式和方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愚蠢甚至鲁莽的。

我可以不断列举在世界上造成近乎战争甚至类似战争的军事战略局势的因素。即使不是一场全球灾难，世界也正处于或者已经处于一系列灾难的边缘。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担忧，危险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比亚历山大·勃洛克时代更令人担忧，他预言20世纪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如此可怕。俄罗斯已经在制定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挑战是多么深刻、严峻和空前的，不仅需要通过应对，而且要通过保持领先地位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再次强调：为了俄罗斯和世界上每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俄罗斯需要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内部发展的新优先事项，需要社会的新优先次序。

（编辑  季节）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道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依次经历了“出口—海外生产—全球化发展”等发展阶段。历经60多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一批如丰田、索尼、三菱、软银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一流跨国企业，推动日本成为全球高竞争力国家；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海外日本”。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海外资产高达10.6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GDP的2.3倍，对外净资产3.3万亿美元①，连续30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央企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可充分借鉴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实践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阶段迈进。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经验

纵观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的国际化经营实践，其成功并非仅仅源于企业层面的努力，而是各级政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相关机构等协同努力的成果，主要经验如下：

一是“抱团出海”，大企业充分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紧密协作。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与中小企业相互配合共同进入国际市场。该模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产业，后获得推广运用，在制造业特别是需要众多零配件的汽车产业广泛存在。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组织模式向“系列化”方向发展，即某一行业的大企业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条件，委托筛选出本行业中小企业中的优良企业并让其加工产品，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生产指导、经营管理指导和出借设备等支援。如智利的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项目，投资方为三菱商事、三菱材料、日矿金属，融资方包括三井矿产、住友金属、同和矿业、古河金属、日矿铁业等。此后，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形式成为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主要模式。此外，日本同行之间信任度高，相互团结，鲜有“同室操戈”、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

二是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手段，坚持成本控制，建立综合竞争优势。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构建起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摸索总结出精益生产、JIT（Just In Time）为代表的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热烈推崇和广泛运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日本产品较好地平衡了技术和成本，日本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成为全球范围内高性价比、高端产品的代名词。

三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和信息服务、资金支持、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例如，在信息提供方面，日本有遍布海外各地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事务所（国内46个、海外76个）①；在融资支持方面，除政策银行外，有包括三大金融集团（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在内的民间银行、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保险支持方面，有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EXI）等提供风险保障，经济团体、商工会议所、行业协会等也积极予以帮助，综合商社发挥“开路先锋”作用，在信息共享、原材料供应、商圈开拓等方面为企业做先导。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撑和外交保障。一方面，日本政府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等，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相关省厅、地方政府、经济团体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具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或“高层营销”，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如战后初期重视东南亚的资源外交，20世纪70年代重视对中东国家的能源外交，近年来较为关注对非洲、中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外交。

五是实施本地化经营策略，减少与当地社会的摩擦，赢得长期利益。具体包括：生产本土化，加大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比例；资金本土化，降低日本企业的出资比例，将所获利润的更大比例用于本土再投资；人才本土化，积极雇佣本土的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才等，减少从日本母公司派遣员工的数量；技术研发本土化，在东道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与当地科研部门、高校等积极开展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当地转化；产品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的消费者偏好进行生产，如本田公司针对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的需求差异，开发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摩托车①；销售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以当地消费者为销售对象进行销售网络、流通渠道的建设及产品的销售，而非返销日本或出口到第三国。

对我国央企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借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央企国际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层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构建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施“高层营销”。

二是建立健全央企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推动设立各类海外服务机构，完善服务体系，为央企海外投资和运营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融资、保险、人才等各类服务。

三是充分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出海”。日本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出海模式，被证明是一种互惠互利、总体最优的模式。央企“走出去”要减少“单打独斗”，带动上下游中小型企业共同“出海”，构建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要加强国资层面的沟通协调，杜绝同业恶性竞争。

四是增强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强化国内外创新协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手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在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

五是强化本土化经营。有序提升海外企业的本土化采购、本土化员工雇佣，条件具备时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推动研究成果就地转化，面向当地市场和消费者开发销售差异化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日本为进一步将本国文化有效输出以及推动地方“走出去”，实现地域振兴，制定和实施了“日本屋”项目。该项目凭借其创新的运营理念、多样的传播方式、精致多元的内容产业特色，在国际上掀起了持续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也为日本经济拓展海外市场注入了活力。“日本屋”项目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官民协调为机制、文化产业为载体、商业化运营为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屋”项目的实施与推进

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了战略外宣在国家安全保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国家战略外宣的重要一环，日本制定并实施了“日本屋”项目，意图通过该项目塑造国家形象，打造国家品牌，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推动日本地方经济“走出去”，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日本屋”项目是目前日本政府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海外文化宣传战略和政府推动地方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平台。“日本屋”项目由日本外务省主导并负责具体规划和实施，并本着“求稳不求快、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逐步推进，现在已经在圣保罗、伦敦、洛杉矶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设立了集文化体验、商品展销和经贸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文宣中心，产生了以点带面的区域辐射效应。据统计，2018年圣保罗的“日本屋”访客超过100万人，远高出预期的14万人，而伦敦访客在开放后的两个月内达到12万人，洛杉矶开业半年也有近7万人参观。“日本屋”以三大城市为据点，掀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

“日本屋”项目的创新与特色

“日本屋”项目设立之初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要为有效搜集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信息情报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摒弃单一的政治文化宣传，融入商业理念，通过设置西餐馆、咖啡厅、购物场所等商业设施，多维展现日本民间活力和文化魅力，为日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商机；三是要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和各领域的专家作用，努力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关系，更好地开展专业性的文化和商业推广。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日本屋”又进一步形成了以下重要特色。

第一，“日本屋”的空间和展示设计注重凸显人文情怀，挖掘展品本身及其衍生的文化价值内涵，着力用生动丰富的文创产品，展现日本现代、流行、多元的文化理念及其商业价值。在宣传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日本屋”兼顾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尊重和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自主选择、自由体验与情感交互等多样需求。如在设计风格上，除大量运用日本传统元素营造日本文化独特性外，还注重将自然、简约、环保等现代多元理念融入设计中，尤其重视引入国际流行文化。如伦敦的“日本屋”凸显北欧极简主义风，洛杉矶的“日本屋”体现了国际流行文化的融合，圣保罗的“日本屋”采用了贴合南美自由奔放风格的色彩搭配。 “日本屋”还会定期开展多种形式、涉及不同艺术领域的文化主题巡展活动，为不同艺术流派提供展示平台，推动本土与国际艺术的对话交流，提升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第二，“日本屋”在功能设定上采取“展演＋研讨会＋商业运作”融合模式，以多功能空间承载和展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多样性。为此，各场馆设置了可以用于研讨与讲习会、商品展销与商业洽谈会等活动的空间，意图打造一个集文化休闲与商务合作于一体的，多功能、交互式的文化消费体验中心。另外，“日本屋”还注重成本控制和商业功能开发，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运营成本。“日本屋”的选址和建造，通常会采用租赁方式，租下当地有一定历史和知名度的旧建筑，在最大程度保留其原始形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修缮和装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用，最大程度缩短工期，节省购买土地和建筑的成本。在运营模式方面，“日本屋”特别设有售卖日本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的专柜、以推介日本文化为主题的书店，以及体现日本饮食文化的料理屋等设施。功能上的多样化设定迎合了国外民众的好奇和消费心理，使其在沉浸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喜欢上日本的文化和商品。

第三，为日本地方搭建宣传其地域特色、提携其经济进行海外拓展的平台。向世界推介日本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实现与对象城市点对点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这是“日本屋”重要特色和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屋”项目与“酷日本”战略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常“日本屋”项目事务局会和日本地方商务部门进行协商，制定具体可行的地域增收计划，量身定制展销活动，或者以遴选、招标等方式就相关产业、产品、企业和观光旅游项目等举办海外主题展销和推介会，为其进行精细化的包装和宣传。其展销范围也十分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

代表性的案例有：圣保罗“日本屋”在2019年7月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合办“日本料理的魅力与健康”“与中南美洲日系农业者开展交流与商业合作”论坛，为“食其家”“日清”等日本著名餐饮公司与当地农企的合作牵线搭桥；2018年9月，伦敦“日本屋”为新潟县著名金属加工中心燕市和三条市举办“燕三条金属”专题展，全面展示其冶金的文化历史和工艺。

“日本屋”项目还与经产省、日本政府观光局、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合作，在场馆内设有专门的商情展板和洽谈专区，同时也重视与日本各地方的小商品制造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国际青少年对于流行文化的消费需求，“日本屋”还会定期举办动漫、游戏文化嘉年华活动。此举也让如角川、电通等日本公司通过“日本屋”平台将动漫、游戏、影视等产品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并通过多种商业模式与他国展开线上、线下合作，加快日本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培育和拓展。

第四，倚重专家和专业团队对“日本屋”进行运营和管理。“日本屋”项目虽由日本外务省主导，但在具体管理和运营上主要由设在当地的事务局负责。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通常都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专业人士担任。为了简化流程、减少行政干预，外务省还将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具体运营，并专门设置了“日本屋专家咨询会议”，聘请文学艺术、媒体、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专家负责项目评估，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日本屋”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屋”项目在海外的成功实施，不仅使其成为宣传日本文化魅力，推动日本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战略意义上弥补了日本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所带来的硬实力不足和外交资源匮乏的短板。其做法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首先，建立系统、高效的外宣组织架构，发挥系统集成效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文化宣传机构进行科学化的效用评估和组织管理，尝试引入成本核算机制和商业化运行模块，强化与地方的连带关系，实现合理化、精细化运营，助推地方经济和文化“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多商机，实现更大发展。

其次，通过公开招标、聘请和委托等方式，尝试引入专业机构和各领域专家团队参与外宣工作和海外文化实体机构的运营，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和社会性资源，打造官民协同的“二轨”外宣机制。在此基础上，效仿“日本屋”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和常规的政治宣传模式，在深挖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融合。
    最后，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外宣话语表达上需要提高宣传质量和信息投放的精准度，注重使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富有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来丰富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为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编辑  杨利红）

在气候危机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上，全世界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经济社会的损害正在显著上升。经济学人智库（EIU）曾指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将使全球GDP下降3%，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7.9万亿美元。2019年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简称NbS)确定为全球九项重要行动之一。此后，中国和新西兰受联合国委托，携手推动NbS，使NbS这一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热议。NbS是协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灾害性影响，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法。

从2021年开始，日本政府尝试使用NbS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促使经济社会治理从单项治理向“生态—社会”共生的绿色治理转型。

日本利用NbS构建协同应对战略体系的经验

一.将NbS融入“人与自然共生”的总战略目标。日本的国家战略制定，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创新性。1995年，日本在首次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中，将“人与自然共生”定位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长期目标。2002年，日本在制定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时，又提出建设“自然共生社会”的总构想。为履行“爱知目标”（2010-2020年），日本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050愿景。而NbS所提倡的以人为中心，发挥自然效力解决多重社会问题的理念与日本“人与自然共生”的根本战略目标相呼应，因而易于融入既有政策框架。

二.以“协同性”的外溢效应为社会建设提供多元战略规划。这包括以NbS提升生物多样性，提高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质量，恢复大量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努力在2030年前提高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通过NbS还可将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地方振兴相结合。NbS可帮助受灾社区实现受灾前后的可持续管理，不仅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还有助于修复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而在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处实施NbS，可在利用当地自然旅游资源促进生态游的同时，实现工作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居民幸福感，增强城乡吸引力。NbS还支持碳净零排放与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协同，促进陆上和海洋生态服务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加强社会韧性。NbS支持自然受益型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循环经济，以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带动绿色能源转型。

三.将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有机结合。日本将NbS与传统的“里地里山”生态保护思想及具有现代生态科学意义的“地域循环共生圈”概念进行了双向结合。日本试图以NbS在“自然—城市—乡村”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农业，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融入自然的城乡环境还可改善人类健康，促进与人类共生的微生物多样化，保护人类免疫系统平衡，预防传染病。另外，日本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持续深入，将在未来影响各地域传统自然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承。日本认为，NbS的推广还可促进生态系统维护与管理，有助于建设充满绿色文化意蕴的社区。

四.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战略支撑体系。NbS是贯穿“生态—社会”系统的跨领域变革方法，需依托国家战略体系进行系统推进。首先是多措并举的制度环境建设。2020年，日本政府在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上正式发布《革新的环境创新战略》，意在以不断创新引领环境管理政策的范式转变。日本还完善了组织体系建设，设立了“绿色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以统筹协调跨部门的联动治理。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还着力打造国内外多方合作渠道，支持多元平台建设。截至2021年，日本已经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技术提升、ESG金融发展、企业零碳协同发展、气候变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协同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五.加强风险防控以持续对战略进行补充与完善。在推行NbS时，应提前进行政策风险评估，预判影响NbS落地的问题，及时对战略方案进行补充与调整。日本认为，人口的加速减少与少子老龄化并行将影响NbS的实践。而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也将影响NbS主流化。此前，日本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大战略体系之间缺乏相互融合，对产生共同利益的分析和措施均设想不足，因此日本计划大力推进NbS主流化。最重要的举措是保证持续的战略资金投入。2022年，日本环境省、金融厅、经团联等机构参与了“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论坛，共同探讨投资商业模式。

将NbS融入我国战略体系的建议

一是尽快将NbS融入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提升国家战略体系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治理方向转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创新驱动意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而NbS的内涵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国应尽快将NbS纳入发展战略规划，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加快完善NbS协同应对战略的顶层设计，力促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二是在政策体系层面积极推进NbS本土化创新。构建“NbS+”多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提高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系统化治理。这需要改善目前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碎片化、条块分割等问题，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体制以及政策评估机制。在政策议题上，将NbS与我国少子老龄化、韧性城市、气候适应型社会、乡村振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跨部门、多领域的治理内容相结合，协同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的复合效果。在工作机制上，可创建网络协同工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活动，如鼓励科研机构及企业单位进行人才联合培养与项目创新，推动“产学研管用”一体化、“强链条”式发展。

三是探索多元融资机制、破解资金困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一直存在巨大缺口，NbS的推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构建国内多层次的气候投融资及生物多样性投融资体系，当前已取得世界领先的良好成效。NbS投融资可依托国内已建立的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和试点单位，并行推进。工作重点应着力于积极开拓NbS投融资的国际合作，申请利用绿色气候资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投行资金等。建立与相关国际组织、投资机构以及资本市场合作的渠道。

四是加强NbS战略传播力，向全球展示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形象与实力。我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但在两者的社会主流化方面与国际良好实践尚存在一定差距。这不利于NbS主流化工作的开展。我国应高度重视NbS宣传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不仅将影响公众和决策者对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NbS的认知程度，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推动、落实NbS的深度和广度。可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设立国家级示范项目、引导企业项目创新等方式，扩大NbS的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是，需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生态知识的当代价值意义，凝练出便于国内外传播的生态话语标识，为NbS“中国方案”注入文化软实力。

五是以NbS为抓手促进国际合作模式推陈出新，彰显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魅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首先需要打通国内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可多方参与的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分享最新相关科研成果、实践案例、精准信息与政策经验。我国可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合作框架，加强NbS所涉及的各领域合作，以“绿色”“脱碳”为重要发展内核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在全球及区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框架中融入NbS，选择重点发展领域及合作对象，打造国际合作优质示范项目，为长期合作夯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作为香港轨道交通供应商的港铁，为香港提供了廉价、便捷通勤服务。但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表明，票务不能覆盖其成本，它通过拓展轨道沿线和车站附近的物业、车站商务与广告、电信业务等相关业务，将便利通勤的正外部性内部化，并以发展站外业务来发掘自身业务技术与经验的价值。港铁经营实践打破了西方市场失灵理论关于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定义与治理方式。市场失灵理论将消费独占性等价于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实践。港铁通过经营创新应对其通勤服务的外部性，挑战了市场失灵理论以补贴治理正外部性经济活动市场化的逻辑，也为内地城市公共交通改革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

港铁市场化历程

1975年，香港地铁公司成立，香港政府是香港地铁唯一股东。它为香港建设与经营一条铁路系统，采取谨慎商业原则运作，配合香港公共交通需求。2000年6月，香港地铁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出售其23%的股份，香港地铁公司于同年10月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7年12月2日，香港政府全资的九龙铁路公司并入香港地铁公司（更名为港铁公司）。这一合并不仅为乘客带来更高效率、更有票价吸引力的铁路服务，更为港铁公司创造本地与海外机会。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拥有该公司约75%的股份，并将继续持有至少50%的股份最少20年，并提供与上市之前相同支持。

港铁现有9条铁路线，其网络覆盖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区。同时在屯门和元朗为当地社区提供轻轨与接驳巴士服务。此外，港铁营运提供高速铁路服务的机场快线，连接市中心与香港国际机场和香港大型会展与会议中心的亚洲国际博览馆。

在香港对外交通连接方面，2019年9月开始，全长26公里的深港高铁香港段，和以香港西九龙站为起点与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接轨，便捷香港与内地跨境交通服务，港铁的城际客运服务也为往返香港与广东、北京、上海的旅客提供便捷的运输服务。港铁的跨行业拓展与轨道交通相关的物业及其它相关业务已经成为港铁营收与利润重要来源。这些业务包括住宅与商业项目、物业租赁及管理、广告、电讯服务和国际顾问服务。这些业务是其基本轨道交通通勤业务的拓展、产业链的延长。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物业、商业项目和相应租赁及物业管理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此外，港铁将其资本及其轨道交通建设营运技术用于海外项目拓展，一方面有助于发挥港铁资本与融资便利，提升营收与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开发其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技术和经验的价值，提升港铁在该领域的品牌与市场价值。目前在内地，港铁参与营运北京四号线、大兴线、十四号线、十六号线、十七号线，深圳轨道交通四号线，杭州地铁一号线与五号线，以及参与营运澳门轻轨冰仔线。国际上，港铁业务也快速发展，包括参与营运与管理英国伊丽莎白线、联合营运与管理西南部铁路专营权、在澳洲和瑞典营运与管理墨尔本都市铁路和悉尼地铁西北线、斯德哥尔摩地铁、斯德哥尔摩通勤铁路服务以及来往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城际列车服务MTRX等。

显然，港铁是香港轨道交通垄断供应商，提供廉价、便捷的“公共产品”通勤服务，但作为香港公共交通产品，它能进行市场化营运和自负盈亏吗？

无补贴的港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定价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促使公共交通工具优先，若要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经济、社会和环保等价值，它的交通定价必须低于均衡价格，而且其价格调整往往是滞后的。但就公共交通业务本身来讲，通过票务收入实现盈利是罕见的，据此就得出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服务，这是经济学逻辑演绎的结果；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因存在消费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导致收益低、市场供给不足，从而要由政府提供。

数据1表明，港铁的公共交通服务因其经济社会因素使票务不能覆盖其营运成本。仅以这一项收益来衡量，港铁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然而除了票务收入以外，港铁物业及其租赁收益和车站商务的利润是重要的盈利来源。这几年来，这两项的利润不仅覆盖港铁车务营运亏损，还支撑港铁其它业务、研究项目和业务发展支出，并实现港铁总体上盈利。

轨道加物业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港铁在香港日常通勤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是人口稠密城市减少通勤时间的主要选择。轨道交通沿线，尤其是站点附近的物业因通勤便利效应外溢而升值，港铁在布局轨道交通及其站点时就通过置换或者购买等方式预先获得附近地块开发权或者经营权，将通勤便利可能外溢的收益内部化。这已经成为港铁营运的一种模式，防止和减轻公共交通便利化的收益外溢，提高公共交通盈利能力。2023港铁新签的东涌线延线项目协议，该项目会以铁路加物业模式发展，相关总楼面面积为约63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约46万平方米、商业约6万平方米和写字楼约11万平方米。 

港铁站点附近物业开发是循序渐进的，持有相应的土地储备，以备依据市场行情进行开发，尽可能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也就是说，港铁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进行动态内部化，它开发的物业既可自己持有获取租赁收益的，也有出售的；既有写字楼、商业物业，也有住宅等居住物业。港铁通过车站附近多种形式物业开发与管理来持续获取通勤便利的外溢收益。物业租赁及管理收入是港铁营收和利润的压舱石，疫情和经济波动对其冲击很小，有助于稳定港铁经营业绩。港铁物业及管理收入比较稳定源于其较长租期，租期结构合理，使得租金与管理收入受经济社会暂时冲击比较小.较长租期、物业间租期交叉和物业使用的行业结构多样性促成港铁物业租金和管理收入稳定。 

物业租金及管理收入对于港铁经营业绩有很强支撑作用，它持续不断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增强港铁市场化运作基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1的港铁2023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的数据比较显示，后疫情的关联业务发展依然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表1 港铁物业租赁及管理财务数据

商业和广告发掘车站的商业价值

港铁围绕通勤便利不断拓展车站商业与广告的价值。出行高峰期时，轨道交通人流量比较大，具有很高商业与广告价值，车站商业与广告收益是港铁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 

与车站零售商业租金收入一样，广告收入虽经历起伏，但它依然是港铁利润的一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后疫情的香港经济恢复，港铁车站商业租金和相关设施广告收入也会回升，仍是港铁利润重要来源之一。车站商业涉及很多行业，其出租物业的期限结构多样，疫情过后出租率比较高。香港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后，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逐步回升，租金也逐步回升。

作为港铁产业链重要一部分，车站商务对于提升港铁业绩的作用将不断显现。表2的数据比较说明港铁车站商务、广告和其它等业务增长明显。

表2  港铁车站商业及广告财务数据

提升港铁在香港的业务覆盖面和海外拓展，提高港铁资源禀赋价值

港铁发掘其自身价值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延线的物业和车站商业等，为了更大程度上发挥轨道交通便利，港铁不断开拓香港客运市场。港铁除了轨道交通以外，积极发展专线小巴、电车与渡海小轮、巴士和机场快线等交通运输，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高铁交通一体化，经营过境服务与香港段高速铁路。港铁在整个香港客运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影响不断提升，他通过参与其它客运交通，巴士接驳轨道交通，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的价值，提高轨道交通占比和垄断程度。 

轨道交通加物业让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港铁不仅仅局限于香港的业务。它不断开拓内地与国际业务。海外业务推动港铁的技术、营运管理经验的价值链进一步延伸，它是港铁通过经营模式推广来发挥其技术与营运管理的潜能和提升其收益。港铁已经深入内地重要城市与澳门的轨道交通营运，在北京与杭州营运多个项目，也预示着它的营运能力得到所参与运营管理城市的认可。其合作模式多样灵活表明港铁和内地城市合作经验丰富与各种合作营运自如成熟。同时，港铁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在澳洲和欧洲，它有多个营运轨道项目，在当地经营合作的经验表明，合作方愿意与港铁长期合作。港铁深入内地城市轨营运市场和国际市场，发掘港铁营运管理轨道交通的技术与经验潜在价值，这是轨道交通加物业模式之外港铁经营的另一个抓手，放眼内地与国际而不局限于香港。这一部分的利润占比还不高，但它可能是港铁未来成长的一个支点。

总之，港铁通过轨道交通加物业和开发车站商业与广告等业务，不仅仅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还进一步拓展澳门、内地与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发掘其在轨道交通营运方面的技术与经验商业价值，使得轨道公共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而不是主流财政学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及补贴的行业。

港铁服务：共享产品与公共产品

自萨缪尔森（1954）提出公共产品理论以来，主流财政学就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它们将产品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前者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排它性；后者则有消费竞争性与排它性。按照经济学逻辑推论，公共产品很难直接由市场提供。遵循这种理念的财政实践，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低下和相应财政压力问题，学术界对这种公共产品理论的质疑不断（刘尚希等，2018）。

笔者认为，主流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定义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它带有特定历史技术环境的烙印。这种分类标准在早期有其自身价值，那时公共产品缺乏排它设施，自助技术设施尚未使用，公共产品消费排它成本过高，也就不可能具有消费竞争性，故公共产品的消费表现出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随着自助技术运用、排它设施的完善和经营模式创新，公共产品与服务很大部分可以实现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更重要的是，公共产品的定义牵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乎政府职能与财政边界，政府越界行为不仅仅伤害市场机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使得相当多政府深陷公共产品领域，财政不堪重负，公众对其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苦不堪言。笔者认为，财政学界传统的主流财政学以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定义混淆了“消费独占性”和“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应重新思考公共产品界定维度。

就实际经济而言，所谓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已经很少，比如国防、生态和法治环境等公共秩序依赖的公共服务，更多曾经的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共享产品，经营模式与技术创新使它们已经可以实现排它性与竞争性消费，其营运已企业化、市场化。如数字等技术的应用以及引起的经营模式创新，导致像公共交通、邮政和卫星导航等产品服务的消费具有共享性而不具有独占性，独占性自然导致排它性与竞争性，但是共享性并不一定排斥排它性与竞争性。数字化监测设备和智能化的自助设施运用，让共享产品具备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并且进行有效监管和成本控制，由此市场化营运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实际上，经营理念和制度性障碍才是一些曾经的“公共产品”市场化营运的绊脚石。内地一二线城市主要以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支撑公共交通运行，随着土地财政消退，这些城市政府可借鉴港铁市场化经验，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营运改革，既盘活存量资产，又降低财政补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港铁提供的公共通勤服务是一种共享产品，但不是主流财政学所谓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此产品的消费产权清晰、被公众熟知。但是港铁对通勤服务没有自主定价权，定价与价格调整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审核。其服务消费具有排它性，其表现为没有按照相应付费规定的人员不得消费港铁通勤服务，付费消费时还需要遵守相应公共规则，先来后到排队规则和公共场合行为规范等来体现港铁服务的消费竞争性，它是一种共享而不是独占服务。类似的日常产品服务有很多，比如住宅楼电梯，它也是共享产品，市场化营运，不需要政府介入营运。

仅以票务收入港铁难以为继，可能会像主流财政学描述的那样需要政府介入或者补贴。但港铁上市后的经营实践表明，经营模式创新使得政府定价的公共交通服务可以市场化营运，不需政府介入经营，也不需要政府补贴。港铁通过“轨道交通+物业”、“车站商业与广告”和“海外业务”等经营创新，不仅覆盖通勤政府定价引起的成本回收缺口，更是带来相当程度利润，回报股东。

上市后的港铁享有市场主体地位，独立、创造性经营是港铁业绩的根本。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服务具有共享性特征。而数字技术也有助于相应共享产品服务消费行为规则制定与执行，整个社会也将逐步接受基于共享消费规则的共享产品服务市场化，政府负责市场监管。

市场化垄断经营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港铁市场化营运的事实颠覆主流财政学基于市场失灵的重要基础，即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李俊生等，2018）。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经济活动，政府通过税收或者其他监管来矫正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偏差；而对于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政府则通过补贴或者直接经营来矫正或承担社会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的偏差。本文的案例只涉及正外部性的高效、廉价和便捷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取近四年港铁利润及其来源结构数据表明，港铁交通基本业务利润很低，甚至亏损，但港铁整体经营业绩经受新冠疫情冲击，2023年上半年回升明显。一般认为，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不能很好市场营运，需要政府干预与介入这些产品生产与经营。较高人口密度的香港地铁是廉价高效的通勤方式，地铁沿线和车站附近因通勤便利，物业的商业价值较高。在票务价格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香港地铁经营实践已经超越主流财政学理论，其经营模式的创新不仅有效将外部性内部化，提升其地铁营运的收益，减轻地铁通勤便利的收益外溢，而且成为香港交通服务主动提供者。呼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发展规划，香港地铁能够预先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在新城区建设和提供通勤与相关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持有港铁公司大量股份，但它遵循商业原则独立营运管理，在财务方面是独立的，不依赖任何政府补贴和担保。另外，港铁在其2022年年报中已经发表香港北部都会区及其跨越2030年的铁路与主要干道（RMR2030+）规划，港铁不仅仅是便利通勤服务的供应商，也是香港未来发展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参与者和服务商。港铁作为独立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市场运营的企业热衷于积极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角色是主流财政学无法解释的。

港铁市场化经营及其业绩表明，企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拓展相关联的业务，可以将基本业务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不需要政府介入与补贴。主流财政学局限于基本业务的外部性来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从而让政府介入并给以补贴，使得具有正外部性的基本业务的经营者缺乏创新意愿、经营绩效低下，但补贴不会带来经营绩效改善。港铁案例显示，香港政府退出后的市场化赋予港铁独立自主经营权，拓展相关联业务达到很好经营业绩，主动开拓香港本地与境外业务。港铁市场化营运减轻香港政府财政负担，也较少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公共交通，而且香港政府所持港铁股份有较好的收益。

结论与启示

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让学界聚焦香港政府对于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监管，港铁的启示有：

技术发展与市场制度变迁已经改变市场主体的基本环境，曾经“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新技术运用和经营模式创新可以市场化经营并取得较好经营业绩。主流财政学关于垄断、公共产品界定和外部性的治理已经明显滞后于港铁经营实践。被视为公共产品的公共交通消费不具有独占性，但具备排它性与竞争性，是共享产品。学界须对公共产品进行重新定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逻辑经不起港铁实践的检验，企业经营创新可以正外部性内部化而实现市场化。

实践中，港铁案例对于内地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营运提供了新思路。随着内地城市政府“土地财政”减少，人口密集的一二线城地铁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是城市政府摆脱公共交通巨额财政补贴压力的可行选择。地铁公司企业化、市场化营运，拓展经营范围，取得良好业绩后上市。

目前，内地主要城市地铁公司的经营除票务外，仅局限于广告与站内商业，站内商业单一化且性价比不高，延线与站点附近区域缺乏产业布局。内地一些城市政府积极推动其地铁借鉴港铁经验，实现公司化改革与市场化营运，拓展关联业务作为公司业绩增长点；业绩较好且稳定的地铁公司已上市交易。这不仅减轻城市财政的流量补贴压力，也将盘活累计投入的财政存量资产，增强城市政府财政能力。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稳固拓展经贸关系，符合中欧双方长远利益。近年来，受中美大国博弈、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加之部分国家对“贸易平衡”的过度追逐，欧盟与中国的误解、分歧有所加深。为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应积极利用现有机制与渠道、对不同成员国采取有所区别的经贸政策、通过多领域交流寻求最大共识，寻求中欧经贸关系回暖并拓展。

我在德国大学近四年，目睹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导致中欧经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欧盟重量级国家的德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态度变化。中欧经贸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并在政治、文化乃至认知层面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从“伙伴”到“竞争对手”：欧盟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看法

在德国的五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从“伙伴关系”到“竞争关系”的转变，政策上从“积极推动”到“消极设限”的转变。

2019年刚到德国时，中欧关系尽管因中美贸易战影响而有所下滑，但主流的声音仍然是积极的。当时，欧盟对华经贸关系的定位，刚刚由此前的“战略伙伴”关系，转为“合作与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仍以“伙伴”为主看待中国。当时德国媒体及大学老师们关注两件事：一是当年4月份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欧盟方面设法放进了一些类似“不得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就钢铁产能问题保持沟通”等条款，但总体上仍然强调发展积极的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提出尽快结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年底，按联合声明要求，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另一件事，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第十二次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中，默克尔重申了德国及欧盟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态度；承认中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负责任态度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有发展的权利，不应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总体上欧盟仍然把中国视为经贸方面的伙伴。

但从2021年始，中欧经贸关系急转直下。欧盟从视中国为“伙伴”为主，更多转向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标志性事件，首先仍然是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这一协议的达成历经了七年的谈判，而距离双方达成共识才刚过去不到半年。2021年，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设置了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机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一起退出中国与东欧各国的“17+1”合作机制，并指斥中国反制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独立”的行为是“经济胁迫”，开启了欧盟针对中国所谓“反经济胁迫”方面的立法。从德国情况看，默克尔刚离任，新联邦政府就改变了腔调，提出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所谓风险问题。经济部长哈贝克上任伊始就表示，要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同时还提出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应加大审查力度，甚至提出当时已基本达成协议的“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股份”“不可行”。随即德国经济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加强对双边投资政策审查的同时，准备通过“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减少对中国所谓的“经济依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欧经贸关系热度再度下滑。欧盟决策者中对中国持敌意态度的比例大升。大面上看，2022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为121亿美元，大幅增长70%；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111亿美元，增长21%，并且中国已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这主要是延续了中欧经贸往来过去的基础。实质上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欧盟各成员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经贸往来的限制性政策，并逐渐形成共识。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华的态度主导了欧盟各国对华态度的转变。

在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冯德莱恩首次系统阐述其所谓对中国“去风险”的总体构想；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安全四大风险，即供应链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技术外流，以及经济依赖武器化和“经济胁迫”；并就“去风险”提出11项具体措施。尽管未明确四大风险源，但实质是指向了中国。为使11项具体措施落地，欧盟委员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立法，这其中包括投资审查、反胁迫工具法案、国际采购工具法案（IPI）、全球门户倡议、《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以及《欧盟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举措，开启了在经贸领域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与中国实质性“脱嵌”历程。

在这种大背景下，2023年前三季度，中欧贸易额为5561亿欧元，同比下降13.4%，其中欧盟自华进口降幅更是达到17.5%。德国在处理对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及政策上，很难“独善其身”。2023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的首份国家战略文件中，针对中国“去风险”和“减少依赖”是核心内容。文件特别强调：“近年来中国对欧洲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单方面依赖关键的初级产品、尖端技术和个别市场会限制贸易选择。德国希望在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以降低风险。”这也表明，欧盟内部基本达成对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并且总体基调更加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价值观”还是“基于利益”：欧盟对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

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看法的负面化甚至“对手”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欧洲包括德国政府表态层面看，主要有两种：

一是所谓“基于价值观”。中国是迅速发展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都迥异于欧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极大冲击了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及其盟友。于是，美国率先虚构出“价值观对立”这样的叙事：即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所谓“威权政权”对“民主政体”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民主政体”市场与技术开放的优势，但却威胁到“民主政体”的发展，同时可能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一个“坏”的样板。这背后的实质，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冲突。

自2017年华盛顿明确将北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也变得更具对抗性。中美之间围绕经济、科技和军事的竞争博弈态势复杂，特别是美国对华实施“脱钩断链”政策，拉拢很多欧洲国家构筑起“小院高墙”，试图从政治、军事、经济多领域强化美欧捆绑、疏远中欧关系。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尽管想推行“战略自主”，但仍然视美国为最重要伙伴，尤其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领域。2019年，欧盟对华重新进行“三分法”定位时，在把中国定位为“目标一致时的合作伙伴”“在技术领导力方面的经济竞争者”的同时，还把中国定位为所谓“推广其他治理模式选项的制度性对手”，以此显示与美国“基于价值观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2021年美国主导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更是打着“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利用技术标准合作、供应链安全等审查机制，拉着欧盟加强对中国半导体、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封锁。在随后相继成立的国际量子产业协会联盟、互联网未来宣言联盟等组织不仅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刻意打上针对中国的政治色彩。

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紧张局势给欧盟带来压力，使得后者被卷入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并被迫站队美国。而俄乌冲突中欧洲部分国家对中国立场的误解，更影响欧盟对华态度，尤其是中欧和东欧。诸多政治因素左右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偏移，乃至欧盟各成员国对华态度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对中欧经贸合作构成了现实挑战。

二是“基于现实利益”。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欧洲产生了另外一种叙事：即压迫了欧洲的发展空间。欧盟各国中相当部分政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中欧经贸合作过程中的“不平衡”，已经损害到欧盟本身的经济利益。

首先，欧盟各国越来越在意中欧经贸中欧盟国家逆差问题。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中欧之间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两年内翻了一番，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4000亿欧元，仅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达840亿欧元，较2021年翻倍有余。欧盟对此表示担心，表示不会继续“容忍”这种贸易失衡，并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双方市场准入的不对等性以及所谓的“公平竞争”问题，要求“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实现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对华“贸易平衡”问题，并且态度愈发强硬。

其次，欧盟各国越来越害怕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会“碾压”其传统优势产业。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贸易升级，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橡胶和有机化学品等形成对欧盟顺差。但在汽车及其零部件、高端医疗设备、光学仪器等制造业以及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领域，欧盟形成对中国的巨大优势。但近十年来，在制造业发展上，中国稳步进行转型升级，正一步步赶上欧盟。2021年以来，中国新能源车迅猛发展并很快向欧美市场覆盖，2023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这也是欧盟坚持要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原因之一。不仅是汽车，还包括高端仪器设备、芯片以及相关高技术领域，近几年中国正一步步进行“进口替代”，这也被欧盟视为压缩了其对华出口市场空间。不久前，欧委会公布了将予以风险评估的关键技术清单，即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四个技术领域，亦是针对中国。

这方面，德国的反应尤其严重。中国曾经是德国汽车及零配件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德国正被中国超越。不仅如此，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德国先于中国启动转型升级，陆续推出《工业3.0战略》、《工业4.0战略》和《国家工业战略2030》，但十多年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获得成果，而德国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师”，却仍然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之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财经界及某些政客的“玻璃心”。

最后，欧盟对华经贸态度的变化，还有一个无法放到桌面上的原因：即欧盟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盟经济深受影响且越来越增长乏力。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GDP增长率约为0.6%，而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物价飞涨，经济萎缩。据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3%-0.5%，这也与中国年经济增长再度形成较大反差。在美国的怂恿下，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欧盟对中国经贸关系的定位，由“伙伴”走向“竞争者”。

守住基本盘与拓展新空间：暖化未来中欧经贸关系

尽管欧盟对待中欧经贸关系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但毕竟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已出现相互缠抱与嵌入之势。从根本利益上看，双方都有动力、有条件、更有责任持续发展好经贸关系。先求稳固，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守住来之不易的贸易投资合作成果；再求拓展，寻求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的机会，建立更加多样性的贸易网络，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第一，运用好中欧双方已经建立起的联系机制与渠道。一是维护好高层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作为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沟通机制，是双方在经贸领域树立共同愿景、调和利益矛盾关系的最重要机制。即使是在中欧经贸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2023年，双方领导人对于引领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促进世界稳定、繁荣还是表现出了一致的愿景。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要做欧盟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可信伙伴。欧盟不少国家亦予以了很好的回应。二是巩固好“一带一路”倡议基本面。自中国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欧洲27个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议定书、协议等不同形式的合作文件，绝大多数都是欧盟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继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要继续努力维护好基本面，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用。三是努力重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以“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为特征，约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市场准入，并超越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开放标准，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旦顺利实施，协定将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更稳定的投融资保障，从而加速商品、服务、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深化两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投资协定的有关谈判2014年启动，经历了7年、35轮磋商，成果来之不易，应当珍惜。虽然目前被欧洲议会暂时“冻结”，但要努力重启这个协定。尤其是要借助未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恢复此协定作为关键议题之一。

第二，以多领域合作带动经贸关系回暖。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转冷，但与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同的是，中欧之间双方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很多，可以通过在这些国际事务上合作，求取最大公约数，并逐步推动经贸关系整体回暖。在2023年中欧高层对话中，双方对标了今后深化合作的领域，诸如环保、现代农业、农食、生物医药、民用核能、人工智能、通信、物流和跨境电商等。这些领域可以放在双方目前发展关系的优先位置。一是可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欧盟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上，可借鉴欧盟先进理念及相关技术。目前，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德合作的指导理念之一，加强与德国开展绿色科技、产业合作，可继续完善合作机制形成经验，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推广。二是加强在绿色能源和数字化领域的中欧规划对接与标准联通。当前，欧盟把推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重点，推动《欧洲气候法》立法、推出《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旨在提升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给中欧开辟相关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指引。中国可利用在太阳能板、风电设备和锂电池等领域优势，加强规划指引，促进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合作；通过开展数字领域联合研发、建立数字化示范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数字领域的合作双赢。三是在全球南方减贫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促进双方在第三方国家的能源开发、绿色发展等项目上合作。例如，对非洲的合作是中法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可以与法国一起加大对非洲的资源投入，围绕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重点领域实施联合项目，促进中法两国的直接经贸合作。四是在知识产权加强协商。2021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协定的双方首次大规模互认550个地理标志，意味着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拥有地理标志的产品将在双方市场中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产品知名度、建立市场信任和开拓市场需求，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后续还应该在欧盟更为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在承诺相互保护创新性专利等方面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五是在倡导多边主义上进行合作。中国正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积极发展区域多边经贸关系。近年欧盟持续倡导多边主义，支持开放和接触的贸易政策，其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愿景上的共识明显大于分歧。一方面应拓展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在自贸区覆盖范围重叠背景下，中欧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和商品贸易也能一定程度上拉紧中欧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应积极与欧盟共同维护多边规则和自由贸易，可以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平台，分享可持续发展路径、交流政策实践经验，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数字治理等领域深化合作。

第三，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2023年7月，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主张欧盟内部各国必须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协调力度。报告中使用了一个示意图，显示了目前欧洲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不同考量（图1）。即使是在当前背景下，仍然有法国、希腊、比利时、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非常注重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而德国、冰岛、挪威、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并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意向，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及政治上考虑占了较大比重，致使双方经贸关系发展遇到一些障碍；而真正既强调意识形态、又强调所谓“去风险”的都是类似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等国。

因此，面对欧盟各国的关切不同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中国外交也应采取不同的办法。要继续巩固图1中“第三象限”国家作为发展中欧经贸的“基本盘”，通过进一步的互利共赢，让这些国家从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收益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继续耐心对待那些因在“政治和经贸之间”拉扯而摇摆的国家，在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多元历史文化交流，通过多让对方到中国实在观察，来逐渐获得对方的理解与支持；继续秉承互利共赢原则，特别是在对方对我有所依赖领域，建立起彼此信赖关系。对待“第一象限”中右上角借口意识形态挑事挑衅、同时又以急于与我经贸脱钩来标榜立场的少数国家，坚决有理有据进行反制，以斗争求其合作，通过揭穿其“经贸政治化武器化”的企图，来避免其他国家对我在搞所谓“经济胁迫”的误解。

第四，以稳定与法德等大国经贸关系为重点突破方向。法国德国等在欧盟扮演领导者地位，过去亦在与中国经贸关系方面基础深厚。稳定与法国及德国的经贸关系，是下一步暖化及拓展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法国因与中国传统友好历史、相对独立外交以及经济互补性较强，即使在中欧经贸关系整体趋冷背景下，中法经贸关系受影响相对较小。但德国新政府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受美国政策影响较大，如何使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尽快回归正常，则需要付出更多耐心与努力。

在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德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是战略性的。德国是欧盟创始六国之一，也是欧盟内部最大经济体、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稳定并暖化中德经贸关系，并借此进一步发展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极为重要。

实际上，暖化并发展中德经贸关系基础非常好。从现状看，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特别是在汽车与制造业领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是德国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最重要出口国；2021年以来，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趋冷，但不少德国车企仍然陆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力度和加强新能源布局。而近年来，中国车企也加大了在德国投资，特别是动力电池行业，宁德时代及蜂巢能源都相继宣布在德国建设多家海外工厂，看重的是德国完善的汽车工业体系、大量高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中德高层仍然非常重视与对方关系。2022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成为疫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中国新任总理李强首次外访的国家也是德国。

从欧盟及德国内部看，目前中德经贸关系最大的障碍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背景是中美大国博弈及俄乌冲突。需要发挥好双方已建立起的合作机制与渠道作用，寻求双方在各领域最大共识，更要注重回应好德国对中德关系中若干领域的敏感与关切。近年来，中德陆续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开展了类似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以及中德环境论坛等交流平台。2023年，中德政府通过磋商，取得了建立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继续举办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以及环境论坛、卫生对话等可喜成果；德方也发出了无意脱钩、加强合作的信号，在欧盟内部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反响。面对政治化、泛安全化造成的中欧经贸关系趋冷，需要继续暖化并拓展中德高层级多领域宽维度沟通，带动中欧关系回归并稳定在务实合作的轨道上。

（编辑  杨利红）

近年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采用或收紧了现有的投资审查机制，投资审查使政府能够限制外资的收购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综合指数，以展示并比较各国审查机制的主要特点。这个指数说明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和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其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同时该指数也表明，审查机制可以与自由的投资体制共存。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各国对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激增。全球经济不稳定、国际贸易摩擦、政治环境动荡和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金融监管，导致一些国家采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限制措施，以保护本国经济。目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进口限制和出口管制正在增加，经济碎片化的风险日益加重。

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采用或加强了现有的投资审查机制(ISMs)，授权国家有关部门审查、限制或禁止可能威胁到本国利益的交易，包括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两方面。

图1显示，2010年后，一些历来对投资持开放态度的发达经济体，对外国交易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在国别审查增加的基础上，欧盟于2019年通过了一个框架协议，确保欧盟能在审查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进行整体协调与合作。

目前，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从国防工业扩展到以前那些不被视为战略性的资产领域。现在大多数FDI审查的范围包括与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物理的和虚拟的，包括数据处理和存储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通信网络或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有关的交易。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投资审查机制没有明确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有研究认为，这些机制应对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Eichenauer et al., 2021）。来自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威胁也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审查机制兴起的部分原因（Bauerle Danzman和Meunier, 2023）。2019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防范国内战略资产被出售（Evenett, 2021）。

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与其它经济体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欧盟的投资审查并不是最严格的系统性制度。

当我们重点分析投资审查机制在效果方面是否可以取得平衡，既能够保持开放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同时加强对潜在敌意收购的审查。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反映了发达经济体投资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其次，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审查制度其限制性的综合指数，这个指数可以进行跨国比较。

为了识别具有潜在威胁的交易，我们综合了几个标准和参数，便于比较不同机制及其应用范围。该综合指数涵盖五个方面：

·与投资者相关的参数（例如受审查投资者的来源地，被额外审查的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投资者），投资审查机制的地域范围（例如国家立法的域外范围）；

·绿地投资的行业范围；

·需要审查的事务和触发审查的阈值；

·审查过程；

·对违规行为的强制执行和制裁。

投资审查机制限制指数的取值范围从0（限制相对少）到1（限制相对多)不等。

我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首先，限制投资最严格的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一直在筛选投资。因此，欧盟的投资审查并不是最严格的系统性制度（图2）。

·其次，该指数有助于追踪欧盟内部立法趋同的速度。 

虽然欧盟法规旨在促进各国审查制度趋同，但该指数显示，目前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图3）。葡萄牙、奥地利和荷兰的投资限制很少。最近法国和德国修订了审查机制，审查更为严格。法德在21世纪初建立了审查制度，而且是欧盟投资审查框架的最早支持者。

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是投资审查限制程度的决定因素

研究国家特征和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塑造国家投资审查机制的限制程度。我们着重研究了可能导致严格审查制度的三个因素。

·第一，研究检验了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是否与对中国投资者的敞口和商业联系相关。总体而言，高度依赖中国投资的发达经济体往往限制更多。

·第二，研究关注自然资源和专业技术的投资领域。对关键技术行业研发占比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外国收购如涉及技术转让时会更受关注。资源丰富的国家更有可能审查外国对采矿业的收购。研究表明，国家投资审查机制的限制程度与人均专利数量相关。

·第三，地缘政治是投资审查的另一个驱动因素。地缘政治上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往往有更严格的投资审查机制，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情绪的国家常有更严格的审查。

限制性投资审查机制可以与自由投资环境共存

投资审查可以与自由的投资制度共存。事实上，正如外国投资流入现实情况所反映的那样，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与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之间没有系统的关联度。

投资审查限制性指数有效补充了现有的FDI限制性指数，后者侧重说明控制外来投资的其他机制。图4显示了ISM限制指数与经合组织FDI限制指数（RRI）之间的低相关性，尽管仍然是正相关关系，但后者不包括基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理由的审查。

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正在收紧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虽然有大量交易需要审查，但最终被阻止的交易数量有限，投资审查机制在保持开放和保护国家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然而，被阻止的交易数量有限，也可能是因为投资审查发挥了威慑作用。

评估投资审查收紧是否影响了资本流动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是可能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众多因素之一。文献表明，FDI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健全的宏观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市场准入等），以及制度因素（好的治理、低主权风险和稳定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透明的投资审查可能会改善人们对政府法规透明度的看法。

（编辑  杨利红）

日本历来重视通过对外文化政策和国际文化交流在国际上建构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战略非“酷日本”战略莫属。该战略从21世纪初开始实行，是日本挖掘软实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安倍经济学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酷日本”战略的出台背景和经验

二战后，随着日本国际地位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文化输出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在国家建构方面起了不同的作用。“酷日本”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学界“软实力”概念的启发和日本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011年，日本制定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明确提出“酷日本”战略，并将其列为应对全球化时代新挑战的四个知识产权战略之一。2012年安倍晋三开始长期执政之后，“酷日本”战略得到深化并形成体系。

日本官方文件中对“酷日本”的定义是“外国人觉得‘酷’的日本固有魅力，包括动画片、漫画、游戏、服饰、食品、传统文化、设计、机器人以及环境技术等”，实际上该战略的重心是流行文化。“酷日本”战略主要从“酷日本”信息的传播、海外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赴日旅游等方面实施。

第一，建立各中央省厅分工合作的机制。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是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协调各省厅“酷日本”相关政策的专门机构，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该机构自2003年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以调查和讨论振兴文化内容产业为宗旨的会议，推出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经济产业省致力于文化内容产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和内容产业就业岗位的创造。海外市场拓展主要通过两个机构来进行。一是通过民间机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CODA）保护海外知识产权并打击盗版。二是通过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促进文化内容产业的出口。外务省的“酷日本”政策可以归结为基于软实力理论的流行文化外交，主要通过驻外公馆和国际交流基金来展开。文化厅、国税厅、农林水产省、观光厅等也都积极参与到“酷日本”战略的推行当中来。文化厅的着力点在于文化艺术的振兴和海外传播。国税厅则致力于对外推广日本酒，农林水产省则致力于日本食品、饮食文化的普及，观光厅则大力推介日本旅游资源，吸引外国游客来日本旅游。日本政府各省厅各自发挥优势，又互相配合，不断诠释和定义着“酷日本”。

第二，从法律层面对知识产权进行保障。“酷日本”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日本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根据发展需求及时修订法律，严厉打击盗版，维护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较早的法律是1970年5月出台的《著作权法》，以保护和规范含有著作权的文化产品。《著作权法》的修改次数已经近50次，其修改的频率可以说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修改的重点是不断规范数字技术作品的使用，加强互联网文化产品的著作权保护。2017年，《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被修订为《文化艺术基本法》，把旅游、街区构建、国际交流、福利、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政策都纳入该法律的管辖范围，使文化艺术产生的各种价值活用到文化艺术的继承、发展及创造中。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日本国内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为“酷日本”的海外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决策、资金和人员层面构筑官民合作机制。一是在决策层面，“酷日本”有关的咨询会议都少不了行业代表的身影。“酷日本推进会议”由“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担任议长、内阁副大臣任副议长，主要成员囊括中央各省厅的副大臣。除官员之外，学者、企业家、外国企业代表都以“有识之士”的身份参与到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二是在资金层面，官方联合民间成立了“酷日本机构”来进行“酷日本”相关的投资。该机构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于2013年成立，旨在建立和强化在海外销售和推广日本文化产品的据点。三是在人员层面，日本文化厅自2003年开始向世界各国派遣“文化交流使”，将日本的艺术家、文化人士派遣到海外居住一段时间，进行与日本文化相关的演讲和授课活动。自2016年开始，日本政府任命在国外具有传播力的日本人或者喜欢日本的外国人为“酷日本大使”，请其在社交媒体协助日本政府进行信息传播和反馈。这样，从决策、资金和实施等各个层面进行官民合作、发掘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机制被构筑起来。

“酷日本”战略的实施效果

 “酷日本”战略在文化输出和构建国家认同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日本国内来说，长期面临经济低增长、自然灾害频发、老龄化日益严重等诸多问题，政府无法再像经济增长期那样依赖经济增长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是通过文化振兴来凸显日本社会的活力和潜力，提振国民士气，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同时，日本政府运用各种文化符号提炼日本文化独特性，有利于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建构良好国家形象，配合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外交，为落实“印太构想”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保驾护航。

从经济层面看，“酷日本”战略促进了日本广播电视节目、农林水产品、时尚产品等领域的出口，推动了日本的入境旅游。根据日本总务省的《令和4年信息通信白皮书》，日本广播电视节目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2015年已达288.5亿日元，提前3年完成了日本政府提出的“2018年增加至200亿日元”的目标。于是，日本政府又设定了“2020年增加至500亿日元”的新目标，2018年末达到519.4亿日元，提前2年完成目标，之后销售额持续增加。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日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额逆势上扬，已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22年达13381亿日元。海外日本料理餐厅数从2006年的2.4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15.9万家。时尚（服装及附属品）的出口额稳步增长，从2012年的335亿日元增加到2022年的891亿日元。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在疫情前持续增长，2019年已达3188万人。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旅游、观光发展指数排行榜”中，日本在117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尽管“酷日本”战略被奉为文化输出战略的典范，但因“官方主导”的性质遭到不少日本国民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日本政府官方主导的战略抱有强烈的抵触和警惕心理。日本流行文化业界对于国家主导的“酷日本”战略也并不是完全配合的态度。不少从业者批评该战略对产业的拉动效果有限，仅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宣传而已。最常遭人诟病的是经济产业省管辖的“酷日本”机构所产生的巨额赤字。截至2022年3月份，国家已出资1066亿日元，24家民间企业出资107亿日元。自身经营不善加上疫情影响，所投项目多以失败告终，累计赤字已扩大至309亿日元。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酷日本”战略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促进了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在打造全方位文化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方面，可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应建立政府和民间相互支持的文化输出长效机制。日本的各类政策文件中都强调了“官民协同体系”。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建议：第一，应由政府发挥统领作用，加强各中央部委以及各省区市文化机构的协调，打破部门界限，既各自分工又互相配合。第二，除政府外，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企业和民间机构的文化传播更多靠市场机制来实现，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具体的文化交流活动，可让更多民间企业或社会团体担任牵头单位或活动主体，加强民间色彩。通过平民化性格和活泼的方式传播文化产品，让消费者感到是他们是自主选择并欣赏这些文化产品；这样也易于让外国受众接受，避免形成逆反心理。

另一方面，需要在国际传播中发现国内外中国文化作品的欣赏者，逐步培养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和“转码者”。国际社会渴望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对当今中国的资讯和文化有着迫切需求。中国近年来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在全球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应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化国际传播人才，能够以注重思辨性的方式从理论上提炼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逻辑严密的对外话语体系，获取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应努力用客观的报道、自然亲切平易的文体和表达方式获取外国学者的认可和欣赏，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代言人，减少“转码”过程中易产生的误读、误解，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良好形象和可贵品格。

（编辑  杨利红）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45年前，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为45年来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2023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时表示，两国关系处在新的关键节点，并提出了中日关系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

面对中日两国关系下一个45年，我们该如何做到真正的守正创新？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和平主义，维护经贸关系基本盘，这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精神根基。

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当前中日关系弥足珍贵

45年前，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克服重重困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从此和平主义成为条约的精神本质。时至今日，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和加速演变的百年变局，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之路显得弥足珍贵。近两年来，日本国内有一小撮人忘记了和平主义的初心，出现了一些违背条约基本精神的不良动向，处心积虑地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臆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狂妄论调。

日本政府激进的安全政策调整，既遭受国际社会和舆论的质疑，又违背了日本国内大多数民意。日本共同社2023年6月份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80%的民众反对日本政府使用增税的方式强化防卫力量，73%的民众反对将振兴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财政资金挪用为防卫费。

坚持和平主义是维护中日经贸关系基本盘的政治保障

坚持和平主义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压舱石”。相比于中日经贸基本盘这一中日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和平主义的政治“压舱石”的作用显得更为关键，就像阳光之于大地，空气之于人类，平常觉察不到但却维系着所有系统的基本运转。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日两国跳出“安全困境”和避免掉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保障。

当一小部分日本政客热衷于通过加强军备的手段增强日本国力时，战后多年在日本社会中固化形成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悄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制作用。去年3月初，日本共产党党首志位和夫向岸田政府递交改善对华关系建议书，希望日本政府多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对华关系，而避免聚焦于安全手段，在野党的反应给日本政府敲响了警钟。

笔者于近期赴日本国内调研时发现，从执政党政治家到在野党议员，从大学和智库学者到媒体从业人员，从前首相到地缘风险分析师，从企业经营者到普通工薪阶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都会作更为理性、客观、冷静的思考。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处理和改善对华关系对日本外交来说是当务之急，自民党内部希望政府加强对华关系的比例达到60%以上；日本企业也依然看好对华投资前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日本企业认为，在未来数年，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仍是其开拓海外事业的关键对象，中国依然排在印度之后，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国。如若日本过度减少对华依赖，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乃至危及日本经济复苏。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企业的最大目标市场，2022年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贸易额高达2.6万亿日元，贸易占比为14%。未来，转移出口至东南亚的产品需求一定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有天壤之别，缺少利润支撑的日本企业将无法维系其基本生存。

第二，了解基本的国际关系历史和能够理性思考的日本人均认为，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媒体从业人员认为，日本媒体有责任发表更客观、理性和有基本历史知识背景的国际关系类报道。

第三，当前日本政府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应对缺乏理性，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卷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激烈冲突中。有研究日美同盟的知名智库学者认为，日本不但无法从技术上实现占GDP 2%的防卫预算支出，而且有较大可能因自身的军备强化而引发中日军备竞赛，从而陷入国际安全理论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如何守正创新

对中日关系而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坚持真正的和平主义显得弥足珍贵。客观来说，中日之间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这可能会减弱双方的战略互信，进而产生陷入安全困境、导致自我预言实现的风险。正是由于有了对上述风险的预期和认知，两国才更应该建立相关协商机制来遏制冲突和风险。约瑟夫·奈在谈到美俄之间危机管控的可能性时也没有过于悲观，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会使达成详细协议变得困难，但更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没有阻止在冷战期间达成避免事态升级的协议”。

对于具有东方哲学和文明底蕴的中日两国来说，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理应更低才对。与其花大力气预测中日最终是否会陷入冲突乃至战争，不如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地为坚持和平主义而身体力行。

第一，求同存异，加大外交对话。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言，真正的外交应该是探索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友好相处。

第二，多元交流，消除不必要误解。随着中日社会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两国之间的交流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做到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这更有利于消除两国国民之间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中日年轻人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影响被彼此改变的潜力和空间，比中老年人群体大得多。日本内阁府2022年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66%的受访者对中国“感到亲切”，较上年增长1.4%；其中，与60岁至69岁的13.4%、70岁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岁至29岁的受调查者对中国“感到亲切”的比例为41.6%，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平均值。这一数据说明，如果能够做到更为精细化的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中日相互认知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扩大共同利益，创造合作空间。近两年日本政府加强了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对中日经贸基本盘产生了明显影响。但客观而言，中日“脱钩断链”的可能性并不大，两国经贸合作的机会依然非常多。日本GDP总量占世界第3位，人口居世界第11位，国土面积仅排在第60位，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巨大的产出能力，这就注定了不断寻求扩大市场是日本经济必须长久面对的课题，注定了日本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将是长期的、恒定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合作有地缘之便，发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为中日合作拓展了结构性空间。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是美国。”中日经贸基本盘越稳定，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就会越低。

（编辑 宋斌斌）

日本是在小规模农业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对农业过度保护引发的问题，值得中国研究和思考。一方面，中国可借鉴日本通过兼业化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带动作用、挖掘农村本土资源等做法，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另一方面，为避免陷入与日本当前农业发展相似的困境，中国需注意给予农业必要、精准和适时的支持。

日本农业现代化可供借鉴的经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成为亚洲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取得较高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但农业现代化留存的问题也给其日后农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中日两国农业发展条件的相似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差距，中国需结合自身实际汲取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同时避免陷入日本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随着一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必然会出现农业占GDP比重和农业就业人口占全体就业人口比重同时降低的现象。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农业占GDP比重为0.9%，农业就业人口占全体劳动力比重为2.9%，两项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数值差距不大。而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同年中国农业占GDP比重为7.3%，农业就业人口占全体就业人口比重为22.9%。可以预计，未来中国两项指标将在继续下降的过程中更加趋近。如何立足小农生产格局走好农业现代化之路，日本为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一是通过兼业化实现农户整体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日本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时期，日本农户大多没有举家离农，而是选择大幅提高自身的兼业化程度。一方面，省力化小型农机的应用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为中老年人和主妇担当务农主力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周边劳动力市场的壮大、交通路网体系的完善和家用交通工具的普及又增加了青壮年劳动力的兼业机会。得益于家庭成员的合理分工，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户户均收入超过了城市职工家庭，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除，有效促进了共同富裕。相较之下，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高达2.45（农村居民收入=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任重而道远。鉴于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趋势不断加深，应有效结合资金奖补、服务指导、技能培训等措施，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二是改进农业生物化学技术和机械技术。由于本国粮食需求量大而耕地资源相对稀缺，日本格外重视培育作物良种和改良化肥、农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日本粮食作物育种主要由地方政府引导，各地大都设有试验场地和推广机构；经济作物育种则依靠不同规模和业务类型的种企分工协作，形成以种企为载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当前，中国部分蔬菜种子严重依赖进口，玉米、大豆育种水平与种业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有待加快种业科技创新，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随着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的不良后果逐渐显现，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对有机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给予了更大支持，同时主要作物单产仍稳中有升，这也是当前中国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此外，农业机械化方面，日本在农田宜机化改造的基础上，重点开发了适宜山地丘陵作业的小型农机，各类高端农机层出不穷，农业机械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中国农业机械化已步入中级阶段，但还应努力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迈进。

三是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服务带动小农户的作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是世界范围内兴办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功典范，其为弥补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不足、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出了突出贡献。1947年，日本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设立政府扶持下以农民为主体的非营利性合作经济组织，搭建起全国、地方、基层三级农协组织架构，几乎所有日本农户都加入了农协。日本政府从法律规范、金融、税收等维度对农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农协渗透到日本“三农”工作的各个领域，在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组织农户共同使用农业设施、开展营农指导、集中销售农产品、提供信贷保险服务等方面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规模较小、业务统合程度不高、空壳化现象严重等突出问题，可以合理借鉴日本农协模式的有益经验，切实强化合作社的辐射力、竞争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四是重视依托农村本土资源提升农业价值链。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日本曾尝试依靠外部工商资本力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但由于内外产业资源整合困难，这种外生式发展模式并未取得明显成效，反而加剧了农业衰退和农村资源外流。20世纪70年代末，带有鲜明内生式发展特征的“一村一品”运动在日本大分县率先推动，并迅速推广至日本各地。该项运动旨在调动本地居民智慧挖掘农村本土资源，塑造品牌效应，提升农业价值链，现已被众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又进一步提出“六次产业化”的概念，鼓励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村一二三产业间的交叉融合，其本质上是要发掘农村特色资源优势和农业多种功能、农村多种价值。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着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低、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可以参照日本以内生式发展提升农业价值链的思路，将农业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反思和教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但正是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形成了路径依赖，日本农业现代化留存的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农业持续发展的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当前中国进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参考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从而为应对小农生产格局下农业现代化建设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

一是小规模兼业农户的大量存在阻碍农业生产率提高。小规模农户兼业化趋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日本农协对小规模农户利益的维护使其长期滞留在农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占到日本全体农户的约三分之二，即使到目前，比重仍约二分之一。对于这类农户而言，农业收入只是非农收入的补充，因此，他们对于农业经营的重视度往往不高，缺乏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和改善农业经营状况的意愿。1960-2020年，日本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仅由0.88公顷上升至1.57公顷，绝大多数农户仍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经营面积2公顷以下的小农户范畴。当前中国农户户均农地经营规模甚至小于日本20世纪60年时的水平，故应深刻认识到农户兼业化的双重影响，在鼓励农户通过兼业化拓宽增收渠道的同时，积极引导生产要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配置。

二是农业劳动力高度老龄化引发“谁来种地”难题。尽管日本凭借农户的普遍兼业化在较短时期成功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农业与非农行业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在不断流失。1970-2022年，日本骨干农业从事者中65岁及以上的占比由11.8%大幅上升至70.1%。老年劳动力相较青壮年劳动力在体能方面存在着劣势，当以老年人作为家庭务农主力时，农业生产中的有效劳动供给就会下降。一旦农户家中担当务农主力的老年人不再具备劳动能力，耕地便有较大的概率被弃耕。1985-2015年，日本弃耕地面积由13.1万公顷大幅上升至42.3万公顷，“谁来种地”已成为日本农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趋势也明显加深。201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达53岁，相比十年前提高了6.8岁，未富先老的问题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努力改善青壮年劳动力的务农条件，吸引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农业。

三是“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严重削弱农业竞争力。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时期，日本政府曾向农户提供高额农机购置补贴，农户家中基本保有农机。受此影响，日本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未能发展壮大。在农户农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高昂的农机购置成本难以通过服务外包得到有效分摊，导致农机的投资过度。与此同时，为了维护高米价和稳定农户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控制农户大米种植面积，并长期对进口大米征收百分之数百的关税，进而导致农产品供给结构走向失衡。尽管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大米支持政策改革，但却遭到了农协的强烈反对，与限产挂钩的大米直接补贴政策直到2018年才得以取消。农产品缺乏价格优势严重削弱了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日本食物自给率出现大幅下降。

1965-2021年，日本按生产额和按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分别由86%和73%下降至63%和38%。“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是小农现代化道路上极易出现的问题，日本当前农业竞争力不足，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应当是必要、精准和适时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制定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顺应农业发展形势变化而灵活调整。

（编辑  季节）

20世纪90年代，受“泡沫经济”破灭影响，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陷入低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对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众说纷纭，2003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对日本经济的“失去”进行解释。根据该理论，在资本市场或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市场价格的崩溃会使得之前过度扩张的经济主体的资产大幅缩水，大部分企业的目标将会从传统理论的“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从而导致金融体系持续低迷和实体经济持续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对日本经济衰退的解释力有限

首先，从理论来讲，资产负债表衰退说并非原创。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源于1997年日本经济学家清泷信弘和美国经济学家摩尔建立的“信贷周期”模型，该模型分析了信贷约束条件变化对债务扩张的影响，解释了经济发展中的“小冲击，大周期”之谜。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人也基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假设，认为抵押品价值的变动会放大初始经济冲击，形成“金融加速器”效应，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某种意义上，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是对“信贷周期”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通俗演绎。

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资产负债表衰退之说。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预言了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行为，但对家庭部门净资产的特征缺乏解释力。日本企业部门呈现出明显的去杠杆特征，财务盈余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2%，到2003年提升至10%；日本家庭净资产占GDP比重1991年是11%，此后到2003年一直在下降，目前接近0%，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去杠杆特征。

最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经济“失去”。即便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揭示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部门的“负债最小化”以及受此影响带来的经济衰退，如果将日本经济的“失去”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长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也仅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不具有经济周期衰退特征。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忽视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要解释日本经济“失去”,就必须挖掘资产负债表衰退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就经济结构来看，日本呈现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和高储蓄率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相比，202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超过70%，同期日本居民消费占比仅为53.85%；且就国民储蓄率来看，日本的储蓄率也偏高，即使受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和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日本进入平成萧条期，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50%—60%之间。根据国民收入等式，国民储蓄对应着国内投资和净出口，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口是消耗国民储蓄和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也因此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日元升值的压力。在此之后日元仍呈现大幅贬值和日本央行旨在扩大内需的刺激型货币政策，则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从金融结构来看，日本在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构成全社会重要的资金来源。与英美和德国相比，日本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比重明显偏高，1980—1999年的均值为241.75%，而同期德国和英国国内信用占比分别为83.37%和105.83%；而2000年以来，日本国内信用占GDP比重更是上升为313.06%，高出德国和英国两倍以上。因此，日本长期的流动性宽松刺激了资产价格和企业负债的扩张，“泡沫经济”由此形成。而刺破“泡沫经济”后的长期去杠杆过程导致了资产负债表衰退：198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94.4%，此后逐年上升，到1993年，升至144.9%的最高水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2004年才回到了“泡沫经济”之前的负债水平，整个去杠杆过程长达十年。

总体来看，由于日本的储蓄率偏高，国民储蓄对应着国内投资和净出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凸显，日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国内投资这一渠道来消化过高的储蓄。在金融结构方面，日本在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下，投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来支持，这造成日本的经济增长对于宏观调控和央行货币政策过于敏感。正是在经济与金融结构双重失衡情况下，日本央行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失当直接导致了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日本央行在“广场协议”之后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刺激了经济泡沫的不断扩大。吸取了“泡沫经济”的教训后，日本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趋于保守，加剧了当时的经济衰退。

政策扭曲和资源错配是日本陷入长期“失去”的根源

即便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因素，但日本经济之所以呈现出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根源在于经济政策扭曲导致了大量不当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例如二战后，日本金融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为了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早期日本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政府管制和官方指导，利率管制、数量调控和市场管控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虽然政策鼓励使得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出口导向型产业取得辉煌成就，但日本存在着更大数量没有效率的国内产业，包括未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贸易行业（如化学品、民用飞机、消费品和软件）和几乎所有非贸易的国内行业（如建筑、零售、运输、金融服务、医疗保健、能源、电信、建筑、房地产、农业）。这些行业虽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社会安定力量，但由于受到政策保护，行业准入门槛极高，行业内价格控制和投标操纵现象普遍，这些庞大的、缺乏弹性与竞争力的产业，长期拖累着整体生产力，提高了日本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

更为严重的是，在“泡沫经济”后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金融机构选择继续对“僵尸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对坏账进行冲销，这不仅延缓了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过程，降低了企业部门的活力和效率，还造成了限制竞争和阻碍新企业进入的效果，最终影响了经济复苏的节奏，这才是造成日本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失去”的根本因素。在198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僵尸企业”仅占日本上市企业数量的5%和市值的2%，但到了2000年，这两个占比分别上升到30%和16%，这反映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政策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与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的研究，1991年后，资源错配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可以很好地解释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里主要经济指标的表现，至于TFP的下降则来自日本对缺乏效率的企业和衰落产业的保护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经济萧条的诱因，但并不能充分解释“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为何陷入长期的“失去”。要深入解释这一现象，既需要挖掘经济萧条背后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失衡，更要重视由于长期以来经济政策的扭曲，经济中存在大量不当投资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一问题。即便从政策角度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论所推崇的财政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经济，但由于忽视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单纯的需求扩张性政策不仅延缓了市场出清的过程，还会降低企业部门的活力和效率，从而导致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最终陷入更长期的“失去”。

鉴于中日两国在经济金融体系下的相似性，当前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央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中的得失，避免长时期的政策宽松而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问题。除此之外，中国还应逐步转变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结构上，充分平衡消费、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扩大消费占GDP比重；在金融结构方面，应充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降低投资对商业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实现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增长。

（编辑  季节）

日本经济 “失去”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首先，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产生叠加效果。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

“失去的三十年”夸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4.6%，但1990-1999年，平均增速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虽有起色，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的讨论随之而起。　　

　　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减速，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年均GDP增速仅为1.1%。不过，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日本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然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同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而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年1.5%的平均增速，日本的确可称为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期”。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是自然现象。因此，如果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也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

　　其次，即便能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期”，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增速分别为1.55%和1.46%。两国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其同期平均GDP增长率只有1.97%，意大利更是仅为0.24%，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为0.92、0.94和0.98，均明显高于德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87、0.93和0.97），日本经济在生产效率上的表现基本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日本制造业外移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企业有目的地将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内外重新配置，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每年劳动力减少1%，日本经济能够保持1%以上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以上。

综上，考虑到2000年之后其经济增长已经回归潜在增速，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之后反而处于发达国家中的相对较好水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表现较之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但其发展态势明显不如其他阶段，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相对“失去期”。

　　“失去”背后的三重叠加：经济增速收敛、经济周期衰退与宏观政策失误

　　经济增速收敛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特征。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该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平均增速为10.4%，而70年代平均增速则为4.45%，到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为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大背景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价日本经济增速不能简单地和其20世纪60年代高经济增长相比较，更应该对标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周期衰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0年经济增长仍高达4.84%，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3年直接跌至-0.46%。虽然在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日本经济“失去”可以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高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在2008年和2009年为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经济周期衰退仅仅持续两年。

究其原因，日本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形成多轮经济衰退的叠加效应，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为扩大内需，日本央行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吸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谨慎态度，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经济衰退。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深层次看，日本经济政策频频失误，是因为混淆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政策边界。战后，日本的货币政策长期带有产业政策特征，其核心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虽然充当产业政策职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但也造成了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僵化，从中长期来看，造成了诸多恶果。例如，长期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了消除这一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资本流出，以致日本金融市场不得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冲外需下降的负面作用，日本央行实施了扩张型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结果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经济“失去”的现实折射

　　鉴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日本经济的“失去”对于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中日两国的相似性，日本在经济“失去期”的表现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的叠加效果。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应稳定，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也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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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从人均实力看，中国当前发展水平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不会因为“过早”产生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新发展格局下，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没有“日本化”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预设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过去20多年，西方舆论一直预言“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没有一次预言成真，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区间，与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处于低速截然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冲击，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因此，以疫情防控期间及疫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来论断中长期发展状况有误导性，不能用新冠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或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鲜有人认为将低于4%。

第二，资产负债表不会持续收缩。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是贬值而非升值，A股低位震荡。

从汇率来看，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如果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

从股市来看，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大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

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企业债务端的增速从去杠杆开始就出现了下降。

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需扩大和升级。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高效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外资积极融入中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中国发展战略领域相融合。今年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万家，增长35.7%；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比提升3.9个百分点达到39.4%；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

第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共性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老龄化和低欲望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将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为“失去的30年”。从政策能力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向并未颠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难以保持独立自主，受到各方面掣肘，不能作出对本国国民最优的政策设计。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特殊困难时的举国体制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避免陷入日本当年的一些困境。　

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中国将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设置增长底线，凝聚社会共识。特别要妥善处理限制发展政策与政策稳定性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对原先粗放式增长的一些问题进行限制，如绿色低碳势将成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考虑到短期政策冲击较大、频发冲击将造成长期信心下降，可以把“拉闸限电”等一些限制性政策控制在局部地区或行业。新增信贷或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第二，强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自救”力量。客观地说，要培育经济复苏的动力机制，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是劳动者。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为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要以坚持市场决定作用为前提，重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在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而不是用国有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维持制造业比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实现全供应链的碳足迹可视化。通过节省劳动力和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实现节能。

第四，打造勤劳致富格局，鼓励积极参与创业就业。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信任下降，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鼓励新型就业岗位，消除“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氛围。鼓励创业，多利用“绿灯鼓励”而减少“红灯限制”，适度放宽平台经济、教育培训等行业管制，引导资金向技术效率高、吸纳就业人员多的领域集中。

第五，直面金融问题，及时作出明确部署。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买两套住房，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高负债房地产企业持续暴雷。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核心着眼点是债务，而现代经济作为信贷经济，债务确实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要构建数字信用体系，不断做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做大平台经济产值规模，做大高技术人才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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