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受“泡沫经济”破灭影响，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陷入低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对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众说纷纭，2003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对日本经济的“失去”进行解释。根据该理论，在资本市场或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市场价格的崩溃会使得之前过度扩张的经济主体的资产大幅缩水，大部分企业的目标将会从传统理论的“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从而导致金融体系持续低迷和实体经济持续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对日本经济衰退的解释力有限

首先，从理论来讲，资产负债表衰退说并非原创。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源于1997年日本经济学家清泷信弘和美国经济学家摩尔建立的“信贷周期”模型，该模型分析了信贷约束条件变化对债务扩张的影响，解释了经济发展中的“小冲击，大周期”之谜。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人也基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假设，认为抵押品价值的变动会放大初始经济冲击，形成“金融加速器”效应，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某种意义上，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是对“信贷周期”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通俗演绎。

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资产负债表衰退之说。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预言了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行为，但对家庭部门净资产的特征缺乏解释力。日本企业部门呈现出明显的去杠杆特征，财务盈余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2%，到2003年提升至10%；日本家庭净资产占GDP比重1991年是11%，此后到2003年一直在下降，目前接近0%，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去杠杆特征。

最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经济“失去”。即便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揭示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部门的“负债最小化”以及受此影响带来的经济衰退，如果将日本经济的“失去”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长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也仅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不具有经济周期衰退特征。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忽视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要解释日本经济“失去”,就必须挖掘资产负债表衰退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就经济结构来看，日本呈现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和高储蓄率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相比，202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超过70%，同期日本居民消费占比仅为53.85%；且就国民储蓄率来看，日本的储蓄率也偏高，即使受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和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日本进入平成萧条期，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50%—60%之间。根据国民收入等式，国民储蓄对应着国内投资和净出口，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口是消耗国民储蓄和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也因此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日元升值的压力。在此之后日元仍呈现大幅贬值和日本央行旨在扩大内需的刺激型货币政策，则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从金融结构来看，日本在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构成全社会重要的资金来源。与英美和德国相比，日本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比重明显偏高，1980—1999年的均值为241.75%，而同期德国和英国国内信用占比分别为83.37%和105.83%；而2000年以来，日本国内信用占GDP比重更是上升为313.06%，高出德国和英国两倍以上。因此，日本长期的流动性宽松刺激了资产价格和企业负债的扩张，“泡沫经济”由此形成。而刺破“泡沫经济”后的长期去杠杆过程导致了资产负债表衰退：198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94.4%，此后逐年上升，到1993年，升至144.9%的最高水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2004年才回到了“泡沫经济”之前的负债水平，整个去杠杆过程长达十年。

总体来看，由于日本的储蓄率偏高，国民储蓄对应着国内投资和净出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凸显，日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国内投资这一渠道来消化过高的储蓄。在金融结构方面，日本在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下，投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来支持，这造成日本的经济增长对于宏观调控和央行货币政策过于敏感。正是在经济与金融结构双重失衡情况下，日本央行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失当直接导致了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日本央行在“广场协议”之后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刺激了经济泡沫的不断扩大。吸取了“泡沫经济”的教训后，日本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趋于保守，加剧了当时的经济衰退。

政策扭曲和资源错配是日本陷入长期“失去”的根源

即便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因素，但日本经济之所以呈现出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根源在于经济政策扭曲导致了大量不当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例如二战后，日本金融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为了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早期日本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政府管制和官方指导，利率管制、数量调控和市场管控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虽然政策鼓励使得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出口导向型产业取得辉煌成就，但日本存在着更大数量没有效率的国内产业，包括未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贸易行业（如化学品、民用飞机、消费品和软件）和几乎所有非贸易的国内行业（如建筑、零售、运输、金融服务、医疗保健、能源、电信、建筑、房地产、农业）。这些行业虽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社会安定力量，但由于受到政策保护，行业准入门槛极高，行业内价格控制和投标操纵现象普遍，这些庞大的、缺乏弹性与竞争力的产业，长期拖累着整体生产力，提高了日本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

更为严重的是，在“泡沫经济”后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金融机构选择继续对“僵尸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对坏账进行冲销，这不仅延缓了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过程，降低了企业部门的活力和效率，还造成了限制竞争和阻碍新企业进入的效果，最终影响了经济复苏的节奏，这才是造成日本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失去”的根本因素。在198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僵尸企业”仅占日本上市企业数量的5%和市值的2%，但到了2000年，这两个占比分别上升到30%和16%，这反映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政策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与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的研究，1991年后，资源错配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可以很好地解释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里主要经济指标的表现，至于TFP的下降则来自日本对缺乏效率的企业和衰落产业的保护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经济萧条的诱因，但并不能充分解释“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为何陷入长期的“失去”。要深入解释这一现象，既需要挖掘经济萧条背后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失衡，更要重视由于长期以来经济政策的扭曲，经济中存在大量不当投资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一问题。即便从政策角度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论所推崇的财政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经济，但由于忽视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单纯的需求扩张性政策不仅延缓了市场出清的过程，还会降低企业部门的活力和效率，从而导致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最终陷入更长期的“失去”。

鉴于中日两国在经济金融体系下的相似性，当前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央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中的得失，避免长时期的政策宽松而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问题。除此之外，中国还应逐步转变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结构上，充分平衡消费、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扩大消费占GDP比重；在金融结构方面，应充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降低投资对商业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实现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增长。

（编辑  季节）

日本经济 “失去”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首先，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产生叠加效果。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

“失去的三十年”夸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4.6%，但1990-1999年，平均增速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虽有起色，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的讨论随之而起。　　

　　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减速，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年均GDP增速仅为1.1%。不过，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日本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然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同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而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年1.5%的平均增速，日本的确可称为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期”。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是自然现象。因此，如果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也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

　　其次，即便能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期”，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增速分别为1.55%和1.46%。两国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其同期平均GDP增长率只有1.97%，意大利更是仅为0.24%，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为0.92、0.94和0.98，均明显高于德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87、0.93和0.97），日本经济在生产效率上的表现基本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日本制造业外移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企业有目的地将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内外重新配置，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每年劳动力减少1%，日本经济能够保持1%以上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以上。

综上，考虑到2000年之后其经济增长已经回归潜在增速，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之后反而处于发达国家中的相对较好水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表现较之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但其发展态势明显不如其他阶段，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相对“失去期”。

　　“失去”背后的三重叠加：经济增速收敛、经济周期衰退与宏观政策失误

　　经济增速收敛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特征。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该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平均增速为10.4%，而70年代平均增速则为4.45%，到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为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大背景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价日本经济增速不能简单地和其20世纪60年代高经济增长相比较，更应该对标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周期衰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0年经济增长仍高达4.84%，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3年直接跌至-0.46%。虽然在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日本经济“失去”可以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高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在2008年和2009年为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经济周期衰退仅仅持续两年。

究其原因，日本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形成多轮经济衰退的叠加效应，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为扩大内需，日本央行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吸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谨慎态度，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经济衰退。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深层次看，日本经济政策频频失误，是因为混淆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政策边界。战后，日本的货币政策长期带有产业政策特征，其核心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虽然充当产业政策职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但也造成了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僵化，从中长期来看，造成了诸多恶果。例如，长期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了消除这一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资本流出，以致日本金融市场不得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冲外需下降的负面作用，日本央行实施了扩张型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结果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经济“失去”的现实折射

　　鉴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日本经济的“失去”对于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中日两国的相似性，日本在经济“失去期”的表现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的叠加效果。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应稳定，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也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编辑  季节）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从人均实力看，中国当前发展水平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不会因为“过早”产生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新发展格局下，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没有“日本化”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预设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过去20多年，西方舆论一直预言“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没有一次预言成真，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区间，与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处于低速截然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冲击，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因此，以疫情防控期间及疫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来论断中长期发展状况有误导性，不能用新冠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或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鲜有人认为将低于4%。

第二，资产负债表不会持续收缩。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是贬值而非升值，A股低位震荡。

从汇率来看，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如果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

从股市来看，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大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

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企业债务端的增速从去杠杆开始就出现了下降。

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需扩大和升级。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高效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外资积极融入中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中国发展战略领域相融合。今年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万家，增长35.7%；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比提升3.9个百分点达到39.4%；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

第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共性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老龄化和低欲望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将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为“失去的30年”。从政策能力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向并未颠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难以保持独立自主，受到各方面掣肘，不能作出对本国国民最优的政策设计。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特殊困难时的举国体制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避免陷入日本当年的一些困境。　

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中国将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设置增长底线，凝聚社会共识。特别要妥善处理限制发展政策与政策稳定性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对原先粗放式增长的一些问题进行限制，如绿色低碳势将成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考虑到短期政策冲击较大、频发冲击将造成长期信心下降，可以把“拉闸限电”等一些限制性政策控制在局部地区或行业。新增信贷或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第二，强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自救”力量。客观地说，要培育经济复苏的动力机制，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是劳动者。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为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要以坚持市场决定作用为前提，重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在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而不是用国有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维持制造业比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实现全供应链的碳足迹可视化。通过节省劳动力和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实现节能。

第四，打造勤劳致富格局，鼓励积极参与创业就业。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信任下降，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鼓励新型就业岗位，消除“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氛围。鼓励创业，多利用“绿灯鼓励”而减少“红灯限制”，适度放宽平台经济、教育培训等行业管制，引导资金向技术效率高、吸纳就业人员多的领域集中。

第五，直面金融问题，及时作出明确部署。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买两套住房，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高负债房地产企业持续暴雷。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核心着眼点是债务，而现代经济作为信贷经济，债务确实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要构建数字信用体系，不断做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做大平台经济产值规模，做大高技术人才收入规模。

（编辑  季节）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同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伙伴国家，也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中阿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2022年2月，两国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3年6月，中阿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并续签了两笔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然而，在阿根廷政府换届之际，新总统米莱所发表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和政策主张为中阿两国深化互信关系蒙受了一层阴影，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增添了高度不确定性。

中阿经贸关系

中阿双边贸易

过去10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量虽时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双边贸易2022年以21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我国对拉美地区总额4.4%，构成我国在该地区第六大贸易伙伴。今年1-10月，双边贸易额为151.5亿美元，同比下降10.5%。其中，我出口96.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进口55.4亿美元，同比下降4.7%。我国是阿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阿根廷外贸总额13.8%、第三大出口市场，占阿根廷出口总额8%、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占阿根廷进口总额19%和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图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年10月（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表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年10月（单位：亿美元）

我国对阿主要出口均属于工业制成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和电子产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监视器及投影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电话机、摩托车、纺织服装、有机和无机化合物；从阿进口集中于初级产品，包括矿石、大豆、牛肉、高粱、大麦、豆油、毛条等初级产品。

2022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为9108.1万吨。阿根廷虽属第三大来源地，但占比仅有4.0%（364.9万吨），而巴西和美国则各占59.7%和32.4%。同年，我国进口豆油总量为34.4万吨，阿根廷是我第二大来源国，占比33.1%，巴西和俄罗斯各占42.2%和19.3%。

2022年，我国进口牛肉及其副产品总量为273.1万吨，阿根廷为第二大来源国，占比18.0%，位列第一和第三的巴西和乌拉圭分别占我国进口总量的40.5%和13.6%。2023年1-8月份，阿根廷牛肉出口额为24.37亿美元，其中超半数销往中国（12.63亿美元）。

2022年，我国进口毛条1088.8吨，阿根廷为第二来源国，占比26.0%，接近乌拉圭的26.8%。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与主要项目

自1980年中阿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以来，两国在农业、牧业、采矿、酿酒、水果加工、港口疏浚、渔业、小水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与合作。近年来，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存量稳中有升，2022年底存量为21.3亿美元，位列拉美地区第三（开曼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除外），占比12.3%。但年度流量变化较大，特别是2020年以来出现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直接投资流量为5919万美元，同比下降80%。

图2  202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按并购金额）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3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表2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以及新能源产业三大领域。2020年12月，在费尔南德斯总统见证下，三家中国企业同阿方签署四项铁路合作协议，项目总金额达46.95亿美元，将为阿根廷带来2.8万个工作岗位。2019-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布局多个重大项目，其中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中电建-上海电建联合体承建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高查瑞光伏电站一期工程，于2023年10月25日正式移交阿方；罗马布兰卡风电站等新能源项目陆续并网发电；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等双边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表3  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的重大项目一览表 2019-2022年

数据来源：China Global Power Database,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2022年2月，中阿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为阿根廷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两笔共计237亿美元的融资；截至2023年4月，两国并未在此合作项下公布具体项目，但双方同意重启圣克鲁斯水电站项目的授信额度（中国葛洲坝集团于2013年获得该水电站的承建项目，并与阿方ELING能源公司合作，2015年开工，项目合同金额约47亿美元）；阿方希望中国全资修建阿图查核电站3号机组（Atucha III），中核工业此前承担该项目83亿美元协议融资的85%。

阿根廷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购规模位列第四，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名列前茅。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赣锋锂业以9.62亿美元全资收购利西亚公司（Lithea Inc.），其核心资产包括波苏埃洛斯（Pozuelos）和大帕斯托斯（Pastos Grandes）两个盐湖项目（PPG），但矿业权仍保留在对方公司名下；紫金矿业以7.67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新锂公司（Neo Lithium）100%股权（其全资拥有Tres Quebradas-3Q盐湖项目）。绿地直接投资也集中在锂矿处理、电动汽车制造等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吉利汽车宣布将投资2.25亿美元，在阿根廷建设电动汽车制造基地以及汽车内饰皮革厂；紫金矿业旗下的锂矿处理企业Liex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建设新的碳酸锂生产基地。

中国在阿工程承包

2021年，我国企业在阿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5份，金额总计40.6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75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88人，年末在阿劳务人员1271人。以大型国企为主体，我国90家企业在阿根廷设有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在阿根廷尚未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中国在阿根廷锂矿投资合作

南美“锂三角”（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是我国最大的锂进口来源地（碳酸锂），其次为澳大利亚（锂矿石），四国合计占我国锂进口总量76.4%。在“锂三角”成员中，智利占我国碳酸锂进口量的绝大部分，其次为阿根廷。2014年起，以赣锋锂业在玛丽亚娜盐湖锂资源项目为起点，我国民营企业陆续进入阿根廷锂业市场，主要集中于上中游的资源开采和化合物提取；合作模式相对单一，偏重从掌控大型优质盐湖锂项目的西方（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牌企业手中购买股权或资产，少有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直接合作，因此对“锂佩克”决策的话语权相当微弱。

图4  我国碳酸锂主要进口国（ 2001-2021年）

数据来源：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3 Edition,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表4  中国企业收购或参股阿根廷锂矿一览表（2014年-2022年10月）

数据来源：龚韵洁.南南合作视角下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以中国与阿根廷锂业合作为例[J].拉丁美洲研究,2023,45(03):86-105+156-157.

具体而言，我国天齐锂业（智利）、赣锋锂业、西藏珠峰、紫金矿业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并购等方式在南美“锂三角”获取了合计3458.7万吨的权益资源量，相当于国内锂矿资源量总和，占到全球锂资源总量的7.3%。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南美“锂三角”没有获取正当的权益产量。天齐锂业虽然在Atacama项目中持有股权，但由于非控股约定而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只能从智利矿业化工公司获得分红；其他三家企业在阿根廷所有项目均处于建设状态，尚未投产。

中阿金融合作

自2009年4月至2023年6月，中阿两国央行6次续签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6100亿元人民币。2023年4月以来，阿根廷宣布使用人民币进行自华进口贸易的结算，允许开设人民币账户和储蓄业务。

2021年3月，阿根廷正式加入亚投行协定。近年来，我国已为阿根廷提供各类融资上百亿美元，有力支持了阿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米莱的经济政策主张及现实可行性

在阿根廷内外交困之际，米莱新政的休克疗法迎合了选民的民粹主义情怀和对前政府治理的不满。米莱的核心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包括：

财政改革。首先，大幅裁撤官僚机构和社会福利，推行房租市场化，以削减政府开支；其次，拍卖包括电视台、新闻机构、电信等在内的国有企业；截留兑换出口企业的短期存款；取消或改变现行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以增加财政收入。

货币美元化：取缔央行和本币比索，采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以改变多轨汇率，抑制高通胀。

国际关系泛政治化。反社会主义，选边美西方，反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行列，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合作。

米莱新政面临三大首要任务：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抑制高企的通膨；再次，减轻外债负担。然而，其经济政策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缺乏清晰的长远战略规划。在此我们试分析米莱主张的下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现实可行性：

1.压缩政府机构。理论上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和官僚作风，并在私有化过程中激活市场机制，但现实中难免导致寡头垄断、管理缺失和更严重的腐败之风。

2.联邦政府通过取消分税制实际掌握各省重要的财政来源。取消分税制势必加剧地方财政拮据，拉大各省间的贫富差距，引发多数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3.取缔央行和美元化。虽然可立即消除通胀，但在过渡期内则会引起物价飞涨、汇率狂跌、黑市横行，财富分化加剧。若政府实施强制兑换，必然引起大举资金外逃，继而招致民怨加剧。当前，阿根廷央行并无美元储备来支持美元化过渡，民间持有的约3000亿美元虽可支撑流动性，但必须以赢得民众信任为前提。另外，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未必同意并支持阿根廷的美元化。因此，就长期而言，美元化具有一定可能性，因为大众已经丧失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但短期内仍面临许多技术性难题，缺乏现实可行性。

4.米莱反对加入金砖行列，理论上会影响南南合作进程，但客观上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造成重大伤害，反而会自行切断另一潜在国际融资渠道及合作平台。

5.米莱的经济政策将面临多重制衡。首先，治理模式“向右转”已属大势所趋，但朝野各派在未来政策和实施步骤上分歧严重。米莱的极右翼自由前进党仅在议会中掌握14%的议席，即便与马克里的温和右派联手，亦不足以推进重大改革举措；以丧失货币主权为代价来取缔央行及实行美元化等关键性法案，要在议会上获得通过则难上加难。其次，阿根廷是联邦制，各省政府拥有高度自主权，掌握着各自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和社会福利的派放。失去地方政府的配合，米莱新政将步履维艰，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工商界如感到其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也必然会对政府发难，舆论界和学术界也会对新政实施造成巨大压力。再次，若劳工和民众切身利益严重受损，势力强大的工会和众多社会团体将会发动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动摇其执政根基。

米莱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政治风险。米莱上台，属于正常的政府换届，不是政权颠覆，因此不会对外国资产采取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极端手段。米莱也承诺作为总统有责任承担国家既有义务，因此即使其政策主张得以全面实施，也不会撕毁与中国现有的合作协议。况且，早在1992年，中阿之间就签订了相当完备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鉴于其泛政治化主张，可能会对来自其标签的“异质政体”国家的外资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审查。其推进私有化的进程，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深度参与阿经济是一次机遇，但若政府对“异质政体”设立屏障，则中资将在并购和重大项目招投标领域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困境。

贸易风险。即使在阿根廷常年顺差的情况下，它一直是拉美地区对我国产品反倾销最凶猛的国家之一。2022年阿根廷遭遇自然灾害，致使我国自阿农产品进口大幅减少，从而形成阿的较大逆差。预计米莱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增无减。

债务风险。2024-2026年，阿根廷平均每年到期外债约178亿美元。最理想的情况下，其期待的年度出口创汇收入包括：农产品增收100多亿美元，若天然气田顺利增产，2024年可节约进口费用17亿美元并出口创汇40亿美元，锂矿出口10-20亿美元，但这些新增创汇因素及总体贸易盈余，仍不足以全额偿还到期债务。面对高度警惕且条件苛刻的国际金融机构，若无中方货币互换额度支持，阿方外债压力难以缓解，违约风险将随时降临。

违约风险。阿根廷曾有9次主权债务违约记录，21世纪有3次。除一部分援外培训之外，我国对阿根廷的发展援助可忽略不计。迄今阿根廷对我国27亿美元的欠债，有可能拖延还款，全部赖账的可能性不大。我国需要关注其正常偿债周期以及美元化给我国货币互换所带来的潜在损失。

舆论风险。美西方政界和舆论界一直诟病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我国应谨防阿根廷新政府与之达成苟合，在国际范围内散布不利于“一带一路”的言论，歪曲我国对外形象。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我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实际上等同于对阿的单向现汇贷款，因为阿方启用的人民币并没有完全留在本国充实财政或支付从中方的进口，而是以“拆墙补墙”的方式直接用于偿还IMF贷款，因此客观上帮助了陷入债权陷阱的IMF，而对我国对阿扩大出口并无更多利好。阿根廷虽然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计算，但其储备已呈现负值。而且，在中阿贸易中，中方从未申请启动本币互换协议项下币值飘忽不定的比索，而阿方企业则一直要求我国进口方支付美元，而拒绝接受人民币。因此，无论就货币互换还是阿方外汇储备而言，阿方接纳人民币的决策是出于眼下美元匮乏的无奈之举，当前格局并无助于我所期待的人民币国际化。

鉴于阿方的外债窘境，米莱上台后，特别是随着美元化的进程，可能会终止人民币结算协议，但会以各种方式延续人民币互换协议为其眼前纾困，起码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国的风险防范预案

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中阿经贸关系大概率会经过相互磨合回归正轨。但是倘若米莱一意孤行，全面推行其竞选主张，对我国造成现实或潜在不利影响，我国则需要考虑做以下工作。

外交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由我驻阿大使亲手递交，促动了米莱对我国的友好表态。我国应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和友华朋友等渠道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阿经贸混委会机制，以总书记贺信精神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加强与阿方沟通和相互往来，对新政府施加积极影响，消除误解，敦促阿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促进中阿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诚恳助力。作为一带一路升级的典型案例，从政策规划到具体实施，以中国方案、技术、资金和进口市场等优势，帮助阿方产业升级和经济赋能。

结论

米莱新政呈现出经济政策“向右转”、意识形态“向西靠”的总体趋势，但囿于诸多现实困难和制约因素，不排除从激进朝温和务实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鉴于阿根廷对中国资金及市场的高度依赖，米莱新政对华债务违约和贸易脱钩的可能性不高。我国首先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建设性的姿态加强双边沟通，继续积极推进务实合作；若其诚如竞选所言一意孤行，我国凭借优势地位可以动用多种反制工具，迫使其回归正途。我国有望以此为案例，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树立一个新型的治理典范。

（编辑  季节）

如果说“脱钩”和“去风险”是2022年的热词，那么2023年一个明显的热词应该是“碎片化”（ Fragmentation）。

随着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全球变暖威胁加剧，被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等关键大宗商品推高的通胀持续削弱经济复苏势头，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对全球经济具有破坏性的碎片化所产生的焦虑与日俱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许多国家现在“按自己的步调自行其是”，“经济碎片化可能进一步破坏增长前景”。

2023年8月，IMF经济学家估计，不断增加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7%，约合7.4万亿美元。IMF评论：“碎片化的全球经济很可能变得更糟糕。”在过去3年，接连不断的冲击使全球经济折损约3.6万亿美元，IMF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承受不起更深的分歧，必须立即回归多边合作的轨道。

世界贸易组织表达了同样的担心。该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说：“全球经济碎片化只会使挑战变得更严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开放、可预测、有准则可依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尤其是贫穷国家的经济将难以复苏。”该组织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全球商品贸易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下滑，并将2023年贸易增长预期从1.7%减半至0.8%。由此可见，世贸组织已经看到全球经济明显的碎片化预警迹象。

中间贸易——即商品出口不是针对目的地市场的消费者，而是沿全球供应链流入下一个国家，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体现。研究表明，2023年上半年，中间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仅为48.5%，低于51%这一过去3年中的平均值。这也是供应链被缩短和简化的非常明显的证据。

不过，乐观的一面是，世贸组织的报告评论，贸易冲突导致的一些措施“引发了国际贸易模式的一些变化，但有证据表明，它们对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有限”。在美国的中间产品贸易总额中，对亚洲贸易所占份额为38%，低于2022年上半年的43%，但与2019年的39%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事实上，现在要分析或解读全球贸易和投资趋势，就像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一样困难，经济学家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判断趋势变化及动因，贸易模式的变化是因为碎片化和脱钩，这是因为3年疫情，或是因为过去4年通胀激增——自2019年以来油价上涨38%，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上涨133%，食品价格上涨46%，化肥价格上涨93%。

经济学家从直觉上都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高风险。很难相信，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融合的模式难道不会产生巨大的分化效应。同样地，美国的“美国制造”政策和补贴措施，与其他大国展开技术战，以及美国改变了其几十年来的多边主义立场，也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其他严重碎片化的证据也一目了然。自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以来，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从2013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新出台500项限制措施，2020年增加到1500项，2022年增加到2800项。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边缘化，至现在已有29项国际贸易争端无法得到解决。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报告的“贸易关切问题”已从2016年的31个增加到2022年的130个。曾长期担任世贸组织沟通负责人的基思·罗克韦尔指出，世贸组织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很有可能陷入“被无视”的深渊。

（编辑  杨利红）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日本在利用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做得较好。日本历经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再到“失去的30年”的经济低迷，在各阶段始终注重分配公平性问题，让发展成果接近全社会共享的分配公平。特别是日本经济所谓的“稳态”，虽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都比较低，但较好地协调了低速增长与均衡分配的关系：人均GDP维持在4万-5万美元的较高水平上，基尼系数则长期低于0.4。

日本在低增长阶段维系良好收入分配格局的做法

第一，先进制造业奠定了劳动者普遍高收入的产业基础。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中孕育了先进的制造业，成为三次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日本始终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维持制造业比重，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并借此稳固全社会的生产率和劳动者的收入。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与德国相当，约是美国的两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日本产业附加值较高，由此工人创造价值和劳动报酬都较高。

第二，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设计中重视对就业的保护。在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20世纪90年代，虽然面临美西方的贸易打压和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但日本注重保住大量就业岗位，并稳住居民基本收入来源。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日本并非仅以投资和产值优先为目标，而是关注就业稳定性，因此并未大量迁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日本选择了一些兼具高价值和劳动密集型特点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并不是只选择高技术的先进产业。比如日本将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应用于汽车和家电行业，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价值。但与此同时，汽车和家电又是组装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可以切实分享到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而不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时大量去劳动力。

第三，人口和用工结构可以促进劳动者地位提升。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这一发展事实，导致日本低学历劳动者严重短缺，在客观上使得各类劳动者供求失衡，劳动者只要努力工作基本都可以过上中产生活。日本对全国基础教育实行标准化管理，在学校设置、教育经费、师资配置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保证了日本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日本高学历者在劳动者规模中比例的提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减少了低学历劳动者的供给。再加之老龄化的影响，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尽管这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提高了劳动者地位、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表现为，职工薪资普遍较高且各职业间收入差距较小，比如金融行业员工薪资没有比蓝领民工收入超出很多。

第四，财税政策和慈善事业匹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日本税收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比较显著，两者的制度设计和功能各有特点，前者的职责主要表现为缩小代内收入差距，后者则更倾向于缓解代际收入不公。从横向比较来看，日本再分配的公平程度虽然不及北欧的典型福利国家，但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得益于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日本社会虽然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担忧，但并没有产生实质的贫富悬殊。随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期，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政府过去大包大揽式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难以为继，民间公益捐赠、非营利组织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进入蓬勃发展期。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公共领域中，构成了日本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第三次分配。

第五，抑制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冲击。财富与收入分配是相辅相成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往往较多、且可以依靠财富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拉大收入差距。少数人依靠对资产和财富的大量占有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利用资本削减劳动收入份额，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规律。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在制度设计上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并限制资本投资获益比例，以保护广大劳动者权益。日本的资本家等高收入群体在利用手中的财富投资获益时，实际所得的资本利得并不是特别高，富人很难依靠既有财富过度挤占普通劳动者收入。2021年，日本企业董事的薪酬中位数为2493万日元，不到美国的一半；日本董事的基本工资占其薪酬的75%，股票薪酬只有1%，而欧美董事的股票薪酬占比超过10%。而且，日本对财富持有和投资的各环节征收相关税收以及遗产税，进一步降低富人在财富积累方面的资本优势。此外，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尽管对经济发展总体不利，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财富分配。

中日比较及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似。近年来，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且社会上出现了躺平、内卷、少子化等现象，与日本30多年前情况相近。从收入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低迷时，人均GDP已达到美国的80%以上，而当前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中国出现这些问题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阶段要低于日本同期水平，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更加任重道远。当然，中国的优势是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仍处于中高速阶段；产业结构虽有不合理之处，但处于不断优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遭遇美国的压制，在房地产调控政策、金融政策、对美元的汇率政策等方面出现过重大失误。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更加自主可控，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但近期人民币汇率以及部分产业链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迁移等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

日本对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吸取日本人均收入长期低迷的教训，在通过财税政策调节分配的同时，要以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基础。二是提高制造业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使各行各业都能实现“勤劳能够致富”，扭转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滑的势头，并使之逐步提升到60%左右。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加强制度规范促使居民和企业的财富实现合理积累。四是扩大吸引外资，并在对外投资和产业迁移过程中，提高对保持现有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政策考量，巩固全球产业链的工业优势，为各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坚实的稳收入和增收入的产业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少子老龄化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日本老龄化尽管晚于西方部分国家，但发展速度极快，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截至2023年1月，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高达29.1%。同时，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遭遇少子化危机，到1989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7，敲响了少子老龄化人口危机的警钟。到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连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在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劳动力供给、不断完善老年健康体系与全方位生育支持等“组合拳”，试图缓解生育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全面分析日本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路径与措施，可以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重要的借鉴。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力市场供给压力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行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政策体系，主要目标是鼓励老年人终身学习、创造延迟退休的支持环境，并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多次修订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法规，自2021年4月起，正式实施修改后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为70岁以内的老年人提供继续就业的机会。

为了支持延迟退休政策，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老年人就业，建立适应老年就业的社会支持环境。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为企业设立了“继续雇佣补贴金”，以补贴和优惠的形式鼓励继续雇佣65岁以上老年人的企业。地方政府积极与促进老年就业的社会组织合作，推动“银色人才事业”，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此外，还积极发挥人才介绍中心的作用，在“职业安定介绍所”专门设立老年就业服务窗口，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兴趣等因素，推荐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并定期提供职业培训和举办老年人才交流会。

　　2018年10月，在第20届“未来投资会议”上，政府重点讨论了如何创造灵活的就业方式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以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就业，并确保身体健康、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能够一直工作到70岁。日本政府的愿景是打造一个“终身不退休”的社会。

不断完善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社区综合照料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失能人群的护理问题越发引起社会关注。日本早在2000年就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实现“护理社会化”为目标，提倡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老人护理问题。该制度是一项强制性保险，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日本国民均需参加护理保险，参保人每年定期缴纳一定额度的保费就可以在年老后需要护理时启动保险提供的服务。这项制度至今已经实施20余年，历经6次改革，随着家庭结构、护理需求等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不仅有加强政府的监管、重视护理预防、鼓励居家养老，还有改善护理人员待遇以及调整个人自付比例等。其中，重视老年失能预防是日本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中重要的一环。为了减缓轻度需要护理人群的服务供给和保险支出，在2006年第1次改革中就已增加预防型给付。到2014年第4次改革时，老年失能预防体系基本建立，引入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老年预防护理服务，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

　　近些年，日本积极探索构建集医疗与护理于一体的“社区综合照料体系”，并提出实现路径为“自助、互助、共助与公助”。各市町村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志愿者、当地居民以及老年人共同组成一种紧密互助的合作关系网。为了进一步落实“社区综合照料体系”的构建，日本政府于2011年修订《护理保险法》，并于2012年正式实施，修改后的法律明确指出，国家以及各地自治体有责任推进“社区综合照料体系”。同时，为了加快医疗与护理的合作，2014年，日本政府颁发《地域医疗和护理综合确保法》，旨在促进医疗和护理资源的有效沟通，强化综合照料支持体系中医养结合的法律保证。各市町村以此为基础，结合各地的实情，建立属于自己特色的“社区综合照料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且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实现“在地安老”。

从“催生”转为对家庭开展全方位支持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持续出台多项政策延缓生育率下降，措施涵盖了“催生”的多个环节，并不断完善法律支持。2003年，日本就已出台《下一代培育援助对策促进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对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规定，为应对少子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补贴，减轻育儿家庭的压力，如在妊娠阶段，政府对孕妇产检费用进行补贴，并向加入健康保险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孩子出生后也会按月发放儿童补贴；减免托育费或幼儿园学费，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分阶段推进幼儿教育免费制度。近年来，日本注重构建生育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如解决“待机儿童”[1]的入学问题；稳定就业、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创建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社会环境。2020年，日本政府决定从2022年开始，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减轻患者的家庭负担。2022年，新修订的《育儿·护理休假法（修订）》正式开始实施，规定男性有权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分两次取得不超过4周的“陪产假”，并规定企业有义务支持和鼓励员工休假。在收入方面，育儿家庭除延续过去的免税政策，还提高请假期间的津贴，最高可达到薪资的67%。

　　2023年4月，日本儿童家庭厅成立，属于由首相直接管理机构，其具体业务部门主要由厚生劳动省和内阁府与儿童相关的部门整合而成，旨在破除儿童家庭政策在管理层面的纵向壁垒，更好地综合应对少子化、儿童虐待、儿童贫困等课题。2022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新版《育儿·介护休业法》， 2023年4月设立的“儿童家庭厅”，以及日本各地开展的育儿环境建设，都展现出日本社会积极应对少子化困境的努力。

日本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应对少子老龄化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面对相似的人口挑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人口政策、老年人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当然，也要吸取其政策演进中的教训。

　　一是加强生育支持，从专项干预转向全社会多方面的生育支持。日本的经验表明，他们将生育政策范围扩展到儿童、青少年和大学阶段，通过整合财政税收、医疗干预、劳动力市场和育儿服务体系，全方位支持育儿家庭。我国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和社会福利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社区和家庭的作用，保障育儿家庭的权益，使他们能够“敢生”和“想生”。同时，吸取日本忽视对未婚人群采取措施的教训，我国应加强对未婚人群和年轻人的关注，从住房、就业、婚姻中介等多方面帮助他们“想结婚”和“敢结婚”。

　　二是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但仍面临一些实际困难。社区服务内容有限，偏向健康老人，缺少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服务；医养结合和养老服务主体间的沟通配合不够。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可以在以社区为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整合式老年照料服务支援网络，将分散的住房保障、预防保健、医疗、护理、生活援助等服务有机联系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多元的居家支持。此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立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实现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到预防、护理和康复相结合的整合照料模式，以实现可持续性养老。

　　三是加快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老龄人口的积极作用。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预期寿命增加，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紧张。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完善中国特色的老年雇佣制度。各地可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听取各方意见，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即越晚退休领取越多养老金，让老年人自由选择再就业或延迟退休。同时，政府、企业和民营组织应共同搭建中老年人再就业平台，鼓励成立民间职业中介机构，为中老年人提供就业渠道，以及为中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将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登记在册，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兴趣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此外，定期举办针对中老年求职者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

四是将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等作为综合性的问题统筹考虑，从部门管理到政策出台应突出整合性治理的特点。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调整和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相关福利制度，为人口空间均衡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编辑  杨利红）

当前美国不断上演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思潮混乱、经济失速、治理失序，正成为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典型缩影。美国政治乱局和演进趋势不仅促进美国调整外交战略，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需保持警惕，积极应对。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绝对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国内政治逐渐显现不稳迹象。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最近），美国内政治加速演变，两党无底线政治之争日趋激烈、深层次社会问题恶化、民意极端化特点明显，甚至可能颠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

党争不断

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在国内重要议题上严重对立。

在移民问题上，美国民众对移民的认可度存在显著党派差异。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民主党竭力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共和党则反对气候变化理念，并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深度捆绑，抵制清洁能源开发，支持维系传统能源。在预算及相关问题上，共和党右翼势力持续推行极端政策，阻挠两党合作。

政府-国会政治矛盾使拜登余任难以推进重大改革。

2022年中选后，美国国会呈现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的分治局面。民主党立法议程难以获得国会两院通过，拜登余任几无可能再推重大改革。

两党均将司法“武器化”，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共和党持续调查拜登及其家族，加紧动议弹劾拜登及其政府官员。众议长麦卡锡7月25日表示，因“拜登家族可能存在财务不当问题”，共和党议员考虑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另一方面，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调查和起诉“多线”并进。3月、6月，特朗普分别因“封口费案”和“密件案”遭刑事起诉。8月1日，特朗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再次被诉。

“红州”和“蓝州”推行政策理念分化，“各自为营”削弱国家凝聚力。在堕胎权、持枪权、跨性别等社会热点议题上，“红”“蓝”矛盾突出。此外，政治极化推动人口的政治性迁移。保守派民众迁往“红州”和“红色”选区，自由派民众流向“蓝州”和“蓝色”选区。

大选裹挟政治，参选人相互攻击，进一步加剧党内纷争。民主党内部，拜登的两名竞争者虽无法对其构成挑战，但拜登若想充分调动民主党基础选民的投票热情，需顾及该群体的利益诉求，彰显民主党的核心政策理念。共和党内部，众多参选人在角逐初选提名时凸显自身政策和个性，明争暗斗，势必加剧党内矛盾。

社会撕裂

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已成为美国社会痼疾。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45.9万亿美元，超过底层90%美国民众的财富总和。同时，美国仍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种族矛盾凸显。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和机构存在的系统性特征。近年，种族已超越简单的民族或肤色区分，成为美国重要的阶级区分标准。该区分在美不同种族间制造了群体地位及其权利上的系统性差别，突出表现为占据主体地位的欧洲裔白人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掌控，以及针对其他所有有色人种的系统性歧视。

美国社会枪支暴力蔓延。美国人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却已超过4亿支，是全球民间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日益极化的两党政治生态、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和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亦使美枪支管控举步维艰。

社会思潮碰撞。当前美国社会分裂与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贫富差距下的阶级分裂催生左、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在资本为王的当今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诉求更符合富人精英利益，而左翼“促进社会平等”诉求更符合中下层大众利益。二是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分裂催生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信念之争。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统性，难以弥合其多元族群、身份群体之间严重的分裂。

民意变化

“特朗普冲击波”余震持续，民粹主义仍然高涨。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仍是美国国内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潮流。共和党持续右倾，在各项议题上同拜登民主党方面高度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上升并刺激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左翼民粹主义出现反弹。总的来看，民粹主义仍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股重要潮流。

美国民众忧心“国家前途”，危机意识被唤醒。美国经济社会领域存在严重不平等，种族矛盾、文化矛盾、阶层矛盾。民众更为忧虑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危机意识被激发唤醒。

“身份认同”与“餐桌议题”同频共振，美民众对2024年总统竞选期待更多。时下，美国国内处于动荡变革之中，民众不仅希望自身经济状况和人身安全得到保证，还在个人权利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表现出突出诉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更难调和。

“中国威胁论”搅动美舆论场，对华负面认知更加固化。近年来，美国涉华舆论态势和公众对华观感日趋消极，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被各路政客利用为煽动民意、催动选票的突出手段。一方面，共和党内鹰派分子成为美国内最热衷于反华活动的政治群体。另一方面，拜登民主党方面持续奉行对华“战略竞争”路线，“联盟遏华”态势不断深化，亦有意打“中国牌”谋取政治利益。在两党政客的鼓噪和操弄之下，美公众涉华态度已经大幅滑向消极一面，对华认知趋于对抗化、极端化，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未来美国国内发展趋势

一是两党分裂日益严重。两党内政议题合作空间小。美共和党右翼保守势力依然强势，必然掣肘共和党与民主党后续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剧既有分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司法官司加剧未来选情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争取发起对拜登的全面调查并酝酿弹劾总统，民主党也“三连击”式起诉特朗普。相比之下，特朗普“干选”相关诉讼事关美“政治根本”，作为司法“武器”的杀伤力更强，遇到的“反弹”也会更大，或成为2024年美大选进程的主要不确定性事件。选举左右重要议题的发展走向。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或将在该议题上适度向“左”回调立场，推动堕胎向合法化方向发展。在教育“平权”问题上，不同族裔、年龄、阶层的选民群体态度不一，两党政客出于选举需要，也将进一步权衡政策立场，推动该议题发展演变。

二是社会分歧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美国经济“虚”“实”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枪支”日益沦为党争工具。在美国极化的政治环境下，拥枪派和控枪派在是否应制定控枪法、限制枪支购买和携带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控枪问题也已完全被政治化，成为政客党争工具。种族问题分歧加剧。以共和党保守派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以民主党自由派为代表的多元化立场必将产生更多理念碰撞和现实政治冲突。

三是民意分化难弥合。美国两党政策、立场和主张朝着不同极端方向发展，成为引领和左右国内民意分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日益“内顾化”，服务国内关切成为美国外交首要考量。自从特朗普2016年作为民粹主义领导者胜选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优先”议程尽管明显区别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传统，却广泛赢得美民众支持。外交精英开始反思并促进美国外交从“自由国际主义”向“美国优先”“中产阶级外交”方向转变，以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为契机，美外交政策无不体现“美国获益”内顾倾向。

“后冷战时代”结束，对外战略高度聚焦“大国竞争”。美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意味着其不再是冷战结束初期时掌控国际局势的“单极霸权”，不再具有相对其他大国的压倒性权力优势，需要通过“战略竞争”来重新确立霸权地位。

美国在保持传统军事优势同时，强调非军事手段运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惨痛经历，令美国战略精英深刻认识到，一味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伴随美国国内反战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决策层难以继续支持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由此，美政府更强调“一体化威慑”的非军事手段运用，以实现战略目标。

对外政策出现“准极化”态势，大选结果显著影响美外交风格和面貌。因美国政治极化、两党外交手段不同，若美再次出现执政党轮替，将使外交政策出现大幅摇摆。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形成两党一致的对华长期博弈大框架。中国加速崛起，导致美国民众心态失衡、政治精英遏华紧迫感陡增、国内政治已形成对华竞相“示强”文化。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十年内若无法遏制中国，美国的霸主地位将危矣，因而把中国设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意味中美接触合作时代结束，全面竞争已到来。

将竞赢中国作为最终战略目标。美国国内已完成对华战略竞争的识别、辩论、共识、动员阶段；美国政客已成功将中国塑造成战略对手和竞争者；美国正调集政府、社会资源实施战略竞争，且最终目标是赢得竞争。

美国强调护住“核心”优势对华打交道。美国各界充分意识到，与中国进行竞争关键是要维护好美国经济、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核心”优势，根本性扭转被中国赶超的势头。为此，美国采取了经济脱钩、产业断链、科技筑墙、金融去风险等系列措施，力图护住“核心”优势，但却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

两党处理对华关系手段有偏差。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具有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善抓民粹主义情绪，强调“美国优先”式经济获益，重视短期政治获益，全力推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反华动员，推崇以单边强硬姿态对华打交道；但对传统盟友重视程度有限，一定程度上给我国与美国长期周旋创造了外部空间。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走精英政治路线，善谋大战略，在继承特朗普单边对华施压“遗产”基础上，更强调“多边外交”，通过联合盟友遏华、挑起敏感问题制华等手段，最大程度降低对华竞争成本，特别是推进“以台制华”战略，企图以“温水煮蛙”方式竞赢中国。

在关注问题上对华接触合作仍是美国必要选项。美国通过前期对华脱钩、去风险的一系列“卡位战”发现，一味“用强”也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其决策层感到适度合作对美国有利。因美国内政形势及对华认知定位变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从此前的“接触加遏制”转变为“竞争加管控”。不过，拜登政府的“竞争加管控”的“新两手”策略中，“竞争”是主流，体现其战略方向，而“管控”居其次，仅为策略手段。这意味着，当前美国表现出对华接触合作，仅是避免中美发生冲突，为美国整体对华竞争战略服务。

（编辑  季节）

日本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高达4.6%，其中1988年增速更是高达7.1%，此后日本经济增速逐步下滑，期间资产泡沫破裂，1994年经济增速下探至低谷-4.3%。但日本经济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逐渐走出危机阴霾，GDP增速长期处于1.5%左右的水平，较同期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日本经济增速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在经历数十年的经济追赶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就已突破3万美元大关，增速换挡至2%左右水平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通过分析日本在世纪之交经济增速换挡期的货币政策变化，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经济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出现剧烈波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启了升值之路，国际资本蜂拥流入日本，追逐楼市和股市等日元资产。同时，日本央行为扩大内需，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本已过热的国内投资，助推了国内资产的泡沫化。

1989年，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央行忌惮再次助推泡沫，货币政策偏于保守，未能对冲经济下滑势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出现两年负增长。延至21世纪初，日本经济增速完成换挡，其后20年间经济增速中枢未有明显改变。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日本的“大起大落”，但存在明显的增速换挡现象。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排序首位的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我国经济增速已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两位数水平下降至第二个十年的6%-8%，再到当前的5%到6%，增速换挡正在进行中。

经济增速换挡后日本开启宽松货币政策

1998年9月，日本央行表示：当前日本经济持续恶化，物价呈现下降态势，将对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以减缓经济恶化速度，防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同年11月，日本央行扩大了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回购范围，希望以此促进企业融资并提供充足流动性。同时，日本央行探索建立“支持公司融资的临时再贷款机制”，要求商业银行以贷款、债券等债务作为抵押品向日本银行申请再贷款，抵押品中私营企业债务必须超过再贷款金额的50%，再贷款利率低至0.5%，以此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贷款。

1999年，日本推出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同年2月，日本央行指出，当前日本居民和企业部门预期悲观，私营部门活力不足且物价持续下降，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为应对通缩和经济下行压力，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宣布将通过回购操作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进一步降低至0.15%左右，并对隔夜拆借利率进一步下跌保持了开放态度，事实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随后，又将“支持公司融资的临时再贷款机制”的利率从0.5%降至0.25%。同年5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抵押品范围，甚至涵盖了美国国库券。在此期间，由于金融机构可以近乎免费获得资金，其持有资金的动机下降，70%-80%的超额资金集中在了基金经纪公司。

2000年，日本央行对经济形势出现误判。该年6月，日本央行认为，企业利润和固定投资有所恢复，需求下行对通缩的压力正在减弱，故认为日本经济已经走出通缩，因此结束零利率政策的条件，但仍需确保经济复苏已足够稳固。同年8月，日本央行认为，自1999年2月以来，实行近一年半的零利率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基于此判断，随即终止了零利率政策，并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0.25%。

2001年，日本央行引入量化宽松政策（QE），并不断突破传统货币政策框架。2001年3月，日本央行修正了2000年对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判断，认为当前日本经济陷入停顿，需求下行且物价走势疲软；尽管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相当强有力的举措，但仍然面临经济恶化的威胁，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大幅货币宽松政策。故日本央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隔夜拆借利率修订为央行经常账户未偿余额，并决定继续执行零利率政策；将增加对长期国债的直接购买规模和范围，延长所购票据的到期日，并增加央行购票的合格交易对手数量；该政策将执行直至CPI稳定（≥0）。

2001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如金融市场存在不稳定风险，随着流动性需求的快速飙升，日本央行将继续提供大量流动性。

5月，日本央行通过延长购买票据期限、放宽交易对手数量、降低债券竞拍利率出价单位、扩大日本国债购买范围等方式进一步对货币市场释放流动性。

6月，日本央行修订了补充贷款机制，允许电子贷款等更多贷款适用该机制。

9月，日本央行将贴现率从0.15%下调至0.1%，并宣布针对美国“9·11事件”后造成的流动性需求激增，决定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整体来看，日本央行在施行QE后，货币政策底线愈发走低。一方面日本央行不断调整其经常账户未清余额目标，另一方面还不断强调如流动性需求激增，可继续突破该目标。

避免患上日本的货币政策“依赖症”

在运作架构方面，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成立于1882年），1949年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日本货币政策的决定和执行。1997年修订并于1998年正式实施《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有15个内设部门，32个分支机构和7个海外代表处，最高决策机构为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制定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和业务准则，并负有对行内业务的监督权。货币政策委员会由9人组成，分别是1名行长、2名副行长和6名执行董事。货币政策由货币政策委员会9名成员中的多数票作出。

对比之下，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有26个业务司局，并在各省份有相应分支机构和部分海外代表处。中国人民银行在1997年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其职责是对货币政策相关事项的制定和调整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现有成员14名，除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以外，还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相关国家部委和部分高校智库等。

政策目标方面，根据《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的职责在于货币发行与货币管理，其政策目标在于实现价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日本央行将价格稳定设为首要目标，并明确指出价格波动将使个人和企业难以作出合意的消费和投资决定，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将扭曲收入分配。《日本银行法》规定，一方面，要尊重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强调货币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必须与政府密切沟通，与政府政策的基本立场相兼容。为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日本央行强化货币当局与市场的沟通，采取了发布货币政策会议记录、经济及金融发展月度报告等多种措施。

与日本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独立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强化市场沟通，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纪要、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数据公开等方式不断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日本经济增速换挡后，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可以借鉴其利率操作、再贷款工具、国债质押范围、交易对手方变动等多种机制。需要重视的是，日本逐步患上了“宽松货币政策依赖症”，并未改变日本经济增速的中速水平。自1999年日本推出零利率政策后，日本央行又在2001年推出量化宽松（QE）、2010年施行全面量化宽松、2013年引入量化质化宽松、2016年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尽管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花样百出，但日本经济增速并未出现明显抬升。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和多国实践已经论证，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无法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希望以宽松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重回高速增长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央行在2001年就已多次表示，为了日本重回稳定和可持续道路，金融体系、经济结构和工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

同时，央行并没有“水晶球”可以准确预知未来，不应过分依赖央行。日本央行在2000年曾高估了经济形势好转程度，从边际收紧了货币政策，但在2001年又不得不为应对经济恶化而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并推出量化宽松。此外，结合日本从泡沫时期政策运作中学习到的教训，外汇汇率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稳汇率的核心在于稳经济。

（编辑 季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22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61%，已连续多年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分析日本政府债务率畸高的特征，以及深层次的财政收支原因和财政政策质效，有助于为我国财政政策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是日本财政的典型特征

纵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且增速极快。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到1996年就突破了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高达261%。32年间，每年平均提高6个百分点。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日本相比差距巨大。例如，2022年美国的政府债务率为122%、法国111%、德国67%、英国103%、韩国54%、印度83%、中国77%，均不及日本的一半。

从IMF数据来看，根据增速变化趋势，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长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至2005年，这15年间，日本政府债务率基本保持常态化增长，年均提高约7.8%。其中债务率抬升较快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8、1999两年政府债务率增速陡然提高，分别环比抬升12.5和14个百分点。二是随着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2000-2002年三年的日本政府债务率分别环比提升8.2、9.7、10.4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2006-2007年，政府债务率短暂小幅下滑，从2005年的186%降至2007年的183%。

第三阶段是2008-2011年，政府债务率年均提高约12.2个百分点。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2008、2009年日本政府债务率分别环比抬升8.8和18.4个百分点。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当年政府债务率抬高15.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是2012-2019年，日本践行“安倍经济学”，着力推动财政重建并控制预算赤字水平，减少国债发行，上调消费税税率。日本政府债务率进入平稳波动期，波谷最低值为2012年的226%，波峰最高值为2019年的236%，8年间波幅不大，债务率年均增速仅有0.6%。

第五阶段是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政府债务率猛增至259%，较2019年抬升约22.3个百分点，创下单年最大增幅，此后两年政府债务率在260%左右波动。

分析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长历程，发现日本财政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日本政府举债度日，长期债务率只增不减。从日本央行的数据来看，2022年的日本国家政府债务总计是GDP的2.2倍，是中央政府预算税收收入的19倍，政府以税收为支撑来偿还债务已经不再可能。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为刺激经济，财政政策“易宽难缩”，日本政府不可能为偿还债务而收紧财政、打击经济。在此背景下，政府以借新还旧维持债务稳定和经济社会平稳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二是每逢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速将明显提高，体现出日本财政践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节思想，借助政府公共之手“相机而动”以托举市场。如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日本大地震、2020年新冠疫情等，日本均出现政府债务率的陡然升高。

日本政府债务以国债为主，且都是国内发行的内债，近半为央行持有，践行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截至2022年末，日本国家政府债务总计约1257万亿日元，为当年GDP的2.2倍。具体看政府债务结构：政府债券规模达1063万亿日元，占比84.5%，短期国库券146万亿日元，占比11.6%，二者合计占比96.2%。此外还有部分政府借款和临时借款，2022年分别占比2.5%和1.3%。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债券均为内债，自1988年末以来，日本政府国外发行的债券余额始终是0。持有人结构：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人，2022年年末,持有45%的日本国债和短期国库券。2013年，日本央行引入量化质化宽松（QQE）后，次年央行持有国债比重突破20%；2016年，日本央行启动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以来，央行持债比重就长期在40%以上。

日本财政收支长期失衡、财政政策质效不及预期的结果

财政收入方面。日本财政已患上“国债依赖症”，税收收入占比过低。以一般会计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作为日本国家财政的代表。2022年预算税收收入占一般会计收入的比重仅有61.8%，而国债发行带来的财政收入占比高达34.3%，日本对国债依赖度极高，仅靠税收无法实现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转。

回顾1965年以来的日本财政史，发现日本以国债增强一般会计收入由来已久，1965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收入比重仅有5.2%，但在1966年就已达到14.6%，1977-1980年期间该比重均突破30%。自1998年以来，日本国债发行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持续高于30%。其中国债依赖度最高的三年分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国债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高达48.5%；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和2021年，国债发行占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高达58.8%和46%。

财政支出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给财政带来较重负担，公共工程支出逐步下滑，债务偿还占据大量财政资源。

首先，社会保障费支出是日本一般会计支出的第一大项，2022年占比达33.7%。社会保障费支出刚性增长与日本老龄化紧密相关。日本老龄化始于70年代，至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9%，已进入超高龄社会。为应对社会的老龄化，日本推行了高福利养老保险制度、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等。日本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1965年为14.7%；在1975年至2000年间社保比重接近20%；2001年后社保比重突破20%；2012年后更突破30%；2022年的社保支出规模约为1990年的3.2倍。

其次，公共工程支出比重逐步下滑。随着日本完成经济赶超，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低欲望阶段，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滑，导致日本公共投资乘数随之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经济泡沫破灭，日本曾试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甚至“为投资而投资”，但政策效果不佳，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债务率徒然增高。为此日本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的形势变化，降低了公共工程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72年的22%下降至2022年的5.6%。

再次，日本政府债务高企，每年都需要财政支持以实现债务本息接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偿还就占据了日本财政支出的10%以上，1985年后该比重在20%附近上下波动。2022年国家债务清偿占一般会计支出比重达22.6%，是第二大财政支出项。

财政政策理念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曾在扩张和追求收支平衡之间徘徊，曾试图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增长过快问题，但宽松财政最终成为主要旋律。且因经济增长低迷，债务率只上不下。

日本财政政策整体分为五个阶段，与前述政府债务率上升的五个阶段不完全相同，但有所呼应。

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为应对资产泡沫破裂，日本整体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一般会计支出从1990年的69.2万亿日元增长至1999年的89万亿日元，财政支出结构中除了地方转移支付和债务偿还外，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工程支出。1996-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为控制政府债务而短暂施行紧缩财政并提高消费税税率，但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旋即在1999年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仅有1.2%。

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2006年，日本朝野关注财政赤字，担心财政崩溃，于是小泉内阁推出结构性改革，施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试图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此期间日本财政支出稳中有降，从2001年的84.8万亿日元降至2006年的81.5万亿日元，除了2006-2007年外，政府债务率并未出现下降。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也仅有1.2%。

第三阶段是2007年至2012年，日本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推出扩张性经济政策，经济刺激规模屡创历史新高。日本财政支出从2007年的81.8万亿日元增长至2012年的97.1万亿日元。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出现下滑，GDP年化增速为-0.03%。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2019年，日本践行“安倍经济学”理念，财政政策要求灵活机动，并着力推动财政重建，2012年和2019年财政支出分别为97万亿日元和101万亿日元，财政支出相对平稳，政府债务率呈现小幅波动。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仅有0.9%。

第五阶段是2020年至今的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日本财政支出猛然增至147.6万亿日元，较2019年增长46.2万亿日元，增幅达45.6%，尽管2022年财政支出回落至107.6万亿日元，但政府债务率已突破260%。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出现下滑，GDP年化增速为-0.4%。

以日本为鉴，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效能

第一，我国应提高财政质效，坚决避免类似日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特征，保持我国政府债务率在合理水平，不滥用政府债务，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债务安全性。

第二，应对老龄化对财政的冲击，既要健全社会福利体系，也要避免福利主义陷阱。目前我国也步入老龄化社会，可以以日本的社保支出和老龄化社会应对经验为鉴，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同时，也要避免财政支出被社会保障捆绑。建议提前布局“银发经济”，促进就业，增强居民部门信心，提升社会消费倾向。

第三，要适应新发展阶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注意到日本的公共工程支出比重逐步下滑趋势，我国也不能仅仅依靠基建投入拉动经济。要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在对经济落后地区“补短板”的同时，避免重复建设而加剧政府债务负担。要重视“日本财政支出长期被社保和债务偿还捆绑未能及时推进经济产业变革”的教训。我国应将财政支持与技术攻关、新兴产业和新兴领域的“弯道超车”结合起来，切实推进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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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现实

在谈论中国的情况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是如何在没有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发展、幸福、道德等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一种合理的假设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式至少是由一套自主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支持的。否则，正如西方主流观点所预言的那样，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中国式现代化为它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思想资源，即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此外，价值观并不是特定文化的专属品，不应该被理解为某个国家拥有了文化资源，其他国家就只能借用或者将其引进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文化资源不是宣传口号，也不能被强加于人。相比价值植入，资源的非意识形态属性使决策者在将其融入现有文化的过程中更加具有灵活性，并且它让决策者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由于价值观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很难发生改变，更加难以被抛弃。这种区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引进西方的价值观，而只是引进了能够帮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西方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维度的一致性支撑了其发展战略。首先是内部一致性造成意识形态的要素之间不存在矛盾。其次，意识形态的外部一致性可用于指导并帮助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稳定性。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促使决策者认识环境中的持续变化。中国善于识别和理解变革的重要性，这是高效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种看法可借用中国著名学者汪晖对于长期性根本变革的定义：它们是无声的、看不见的，难以发现的。这种理解源自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国能够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高度的外部一致性。它从西方引入新的价值资源，纳入到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并未放弃传统价值资源的本原和精华。

中国人关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特性也帮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内外部保持一致性，中国的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脱节。我们对中国进行分析之前，要了解中华文化传统和特征：第一，中国的思想家是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比如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医的实践就充分体现出来；第二，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像西方那样，将道德建立在先验性的上帝和宗教之上；第三，在儒家思想的复兴上，中国一直在探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第四，中国的哲学家不喜欢过度的抽象，他们通常认为认知与行动密切相关，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倡导“知行合一”的观念，并为中国高级官员所身体力行；第五，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种认知也来自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观念，而西方思想家们认为计划应该引导实践。但是，计划是静止的，而环境往往处于变化之中，因而中国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这证明了评估环境并发现其变化的规律，并且相应地调整意识形态(价值资源)和战略，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当中的变化必然需要理论进行相应的修正。

中国是如何定义和实施战略的

中国传统的战略并不是基于事先定义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指导行动(西方是这样)，而是基于对所处形势的分析，找到蕴含其中的“潜在形势”，即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基于此，中国的战略家通常采取“有为”和“无为”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若时机尚未成熟，则需“默化”，静观其变。另一方面，待虚极静笃，时机成熟，则采取行动。

这和西方的主流舆论不同，西方批评中国战略家行动迟缓、不作为。恰恰相反，中国的战略家在形势有利的时候，行动十分迅速，唯有在逆势之中，才会“默化”。与此同时，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如此一来，中国的善谋者便可不战而胜，即便敌方已明白自己处于逆势之中，也不可避免要失败，因为势来不可挡，势去不可遏。

此外，对于中国战略家来说，时间管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时机”。将“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在顺势中有所作为，在逆势中顺其自然。为了采取有效行动，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有可能且有必要有所为。这也意味着战略家一定要被动地等着机会的出现，通过操纵“权势”，隐藏在背后造势。这是最有效的战略。和中国的战略相比，美国的战略看起来更加开放。但是一般人忽视了美国政策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开放性，是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大幅度领先，无论是在军事、技术、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此外，美国的有些政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实现目标需要有意识形态清晰化的表述。中国意识形态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资源是“和谐”，即没有冲突。“和谐”是由“团结”和“稳定”支持的，与此同时，“和谐”也会促进“团结”和“稳定”。目前，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和国际和谐，避免19世纪的外国侵略再次上演，而美国今天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无疑表明其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从清帝国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程中的治理体系，以及中国是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的。

中华文明及传统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政府治理上。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遭遇西方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遭受了奇耻大辱，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覆灭。

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对和谐理念的追求，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以及家庭和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体现的。这种意识形态以封建官僚制为原型，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权力支撑。

在早期，官方发展儒家思想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道德规范来管理国家，结束战国末期的政治混乱。对于孔子来说，和谐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一套原则和礼仪，也就是一套管理社会关系和秩序的道德标准，以及社会机构运行的礼仪规则。皇帝被认为是上天派往凡间管理“天下”之子，“天下”就是普天之下，也就是中国。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民主进步的绊脚石。然而，新儒家思想发展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式民主发展的三个有利因素。第一，尽管儒家思想在公共领域具有专制的特征，但是君主也被赋予了为人民谋福祉的责任；第二，重视教育的传统；第三，按照孔子的教育方法，鼓励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对话，有利于提高民主参与度。

1912年，清王朝崩溃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且采纳了宪政理念。孙中山知道，西方舶来的新理念，不可能完全适应中国并得到实施。孙中山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政治权力是分配给人民的。1925年，孙中山离世，蒋介石建立了一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独裁政治体制。这样，传统政党-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相应地被重新纳入到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及日本的侵略，使社会的“和谐”状态成为中国人难以企及的梦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再次爆发，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从西方引进并且在中国成功实施的第一个理论资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符合与中国治理传统相衔接的中国现代治理方式，因为它赋予了共产党特殊的领导地位，让一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相应地，新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和谐、团结和稳定的理念相融合，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依据，其实质在于摧毁旧的剥削阶级统治制度，建立人民政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外，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在解放区的治理方式已经显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模式。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即将实施的国家政体形式也浮出水面。中国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加以中国化。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当然，那时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为了让中国变得足够强大，避免遭受进一步的屈辱，中国必须根据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重构它的权力资源分配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明白，完成这些任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综合考虑“潜在形势”，充分利用环境当中一切有利因素进行发展。21世纪初，中国的战略发展使国家重新崛起，再也没有人敢像19世纪那样欺负中国。

毛泽东成功地为中国夺回了主权，统一了中国。正确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且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成为中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指导战略。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农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科技实力。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迅速腾飞，邓小平全盘考虑并逐渐地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并且重新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

价值观差异和今日中国的价值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制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国策，重大转机也开始出现。邓小平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他必须让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尽快恢复过来，让中国人民可以重新期待一个光明的前景。中国决定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济效率是这种新经济形式的基本特点，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即劳动力和资本)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产值，此外，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市场的大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体制的元素，而没有采取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据此指导中国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一直处在快速增长状态，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恢复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改革中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失业问题，家庭之间、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出现差距，生态环境恶化等。如何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我认为，中国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找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价值资源，将它们转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形成一套兼容的新型的中国意识形态体系。改革开放创造出一种让中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更加开放创新的国家体制。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按照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能够获得这么引人瞩目的成就？此外，无论是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的规模，还是中国人的财富都在不断增长，人们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就可以持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儒家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吗？在19世纪的皇权统治中，儒家价值观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对儒家价值观深入地再评估，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谐、稳定和团结的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价值观又被融入到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该体系至今仍在指导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一个至今仍然由部分儒家文化不断塑造的新思想框架之内。这种新的倾向是逐渐形成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此外，儒家思想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尽管差异显著，但仍然存在很多相似和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西方一些思想元素可以被中国接受。现代儒学的伟大理想就是社会和谐，这一点和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社会和谐体现人类的美德，是一种基于互信和互相关怀的社会和谐。

很明显，中国能够将经济效率、市场规则、法律规则等与西方相融合，同时又不放弃中国传统的威权式管理方式，并以此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统一和稳定的手段。基于这种中西价值观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非常善于进行制度安排，以保证其能够长久稳定发展。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中西文化的融合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如果不按西方模式改变，就会出现崩溃和制度终结，这些融合进程也必然终结。他们认为，将中国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相融合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完成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变得“和我们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多年以来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市场规则和儒家价值观的融合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基于两种传统的价值观理念：礼和信。“礼”的基本功能和规矩差不多，但在儒家思想中，大多数情况下，违反礼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在西方，良好行为是由市场规则(竞争和透明)和对其违反后的惩罚共同确立的。让人对惩罚恐惧是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最有效手段。规则的实施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法律体系维系，包括法庭、程序规定、法官、律师，诉诸法庭应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因为它能够纠正错误的行为。在儒家思想当中，良好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道德教化，而不是通过惩罚的威慑来实现的。

儒家思想倾向于调解、和解和妥协，而不是惩罚。目前看来，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儒家人际观念彻底转变为西方式的人际观念，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中国人认为法律和诉讼有可能会激化冲突，从而违背和谐之道。长久以来，这种观念让中国人避免选择对簿公堂解决矛盾，尤其是在工人和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然而，目前诉讼案件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工人胜诉的概率大幅上升，显示出法律体系中“信任”的重要性。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传统儒家礼治到现代儒家礼治的转变正在进行中，会极大地改善中国市场的功能。

改革开放战略规划把发展放在首位，在改革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让资源禀赋比内陆地区更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使得区域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同样如此。区域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省市内部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尤其随着新型贫困的出现，也导致了犯罪率的升高。

由于缺乏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加重问题。但是此后，共产党开始吸收过去的教训，并且逐步采取行动纠正这些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会对传统的和谐、稳定和团结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要通过西方价值资源的引进改变现有政治制度，但是在战略的不同层级相应地引入一些变革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首先要从西方引进的，就是一些价值资源，比如说社会平等、法律、法治和创新等。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资源和儒家文化价值资源具有共通之处，所以才有被引进的可能性。

中国一直在学习通过研究西方来克服中国自身的缺陷，中国借鉴西方在诸如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秉承的意识形态体现为，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变化而必须进行的调整。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不仅是一个忠实于邓小平理论的领导人，也是改革开放的领军者。江泽民给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自199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一些能让中国经济和社会重新获得平衡的政策，尤其是对西部省份重点扶贫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了保障新政策的顺利落地，有必要将一部分地方财政权能收回到中央。这一决定缘起于中国两位青年学者王绍光与胡鞍钢的一份报告，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有影响力的支持者。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国财政权集中到中央的报告，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成为中国1995年加强中央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个思想来源。正是因为这些新的财政手段，中国共产党将“以快速和非平衡发展为先”的战略转化为“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领导层开始采取新的发展路径，首先确定了“西部大开发”作为政府在下一个十年的首要发展战略之一，目标是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

在2002年的全国党代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提出，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三个代表”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江泽民表示，“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

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3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对于创新方面有一系列讲话，如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即将迎来新时代。

当我们谈到实施新政策必须平衡经济效率与公平，减少各种内部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时，这种新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他开诚布公地向世界发表讲话说，现在中国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明确表示在“共赢”的框架下，向世界提供一整套能惠及所有人的国际协议和合作关系。此外，习近平旗帜鲜明地表明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他还提到，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样做的目标就是建立起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的世界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的多极世界，避免一些国家擅自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威胁甚至是直接动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干涉他国内政。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

要比较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并非易事。

为了避免跌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我们通过总结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的本国主要目标，可对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进行概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涵盖了“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显然根植于一种信念，即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除了一些美国的盟友)不曾拥有的“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会带来以下后果：首先，其他的国家必须跟随及模仿卓越的美国，如果不能做到，那么美国就有权利和义务将这些价值观强加给它们。第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构建和保护根植于美西方“普世价值”之上的国际秩序及其相关规则，这可以等同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获得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第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一直依靠霸权统治世界，并且不断拓展美国的势力范围，欲将全世界都收归囊中。第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威胁和实际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于一切挑战此种国际秩序的国家使用一系列的颠覆性手段进行“政权更迭”。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在应对国内和国际挑战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的。中国融入全球化后，它沿袭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不足以应对国际化的挑战，而且中国是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开始转型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功地创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将西方价值观融入中国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一种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体系中实现“和谐”的意识形态。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共赢”理念建立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可以有所收获。

中国将在国际体系内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而美国则会发现持续掌控它一手“缔造的世界”将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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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资金、技术设备大量从香港转口引入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中国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后，直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香港的窗口功能发生变化，但是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以及它独特的普通法体系，是不能替代的。

2019年，美国西方势力在香港搞了一场“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希望把香港搞乱，扼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9年11月24日，这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日子。区议会类似于内地城市的社区街道，不过区议会是选举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个民生的建构，但是要通过选举，就不单是民生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性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公投。当时在暴乱的情况下进行公投，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香港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过程，在各种历史阶段移民到这里的人口较多，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的政治性投票，当投票率超过50%，爱国阵营拿不到过半议席的概率极大。那一年的投票率是70%，而且当时投票的规则是单议席单票制，就是一个选区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他只有一个席位。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对阵营拿到了90%的席位。这90%的席位就决定了400多个区议会的议员可以选出117席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原有的界别中有专业界别，但那个界别已经被政治化操作，300席全部是支持反对阵营的。假设当时选委会有一个财团拿出100票来，特首的人选就不是中央可以左右，而是被反对阵营左右。这就是当年香港的危机，反对阵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争夺香港的管制权。

中央此后打出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包括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2021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所有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效忠国家。香港的局面得到扭转和稳定。

三重奏之一：政治重构

香港的政治重构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政权，第二是管制。

2019年11月24日，很多人以为投票不会输的幻想被打破，但是那一场选举投票之后，就像乌克兰曾经出现的场面一样，反对阵营先制造街头动乱，然后在选举中夺权。

如果2020年中央不出手，立法会选举也会重演2019年区议会的选举，以至特首选举失控，制造2021年之前特区无法运作的乱局；反对派企图上台后，将控制香港正常运转，先否决财政预算案，让政府停转，导致香港陷入持续的动荡。

国家主权岂能被颠覆？在中央领导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专门成立了国安处，专门针对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破。2021年8月10日，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被捕。黎智英的被捕是香港政治重构的标志性事件，他被认定是乱港阵营的核心、首恶。

香港警队去抓黎智英时，反对阵营认为政府不敢碰他，这是“新闻自由”。当时他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人一苹果”，号召大家第二天早上买一份《苹果日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反弹。

香港在舆论层面的较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舆论操作手法上。在香港要执行国安法进行治理，若不从媒体、舆论生态入手，是很难往下走的。

爱国阵营在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有组织的作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动员爱国阵营投票，可以形容为“地面战”，但是反对阵营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打的是“空战”，掌握的是“制空权”。

黎智英案终于开审。围绕黎智英的舆论战非常激烈，而且这个舆论战的战场延伸到海外，转到海外之后有几个打法。香港人知道，黎智英的报纸之所以赚钱，无非有几个东西：他能够把凶杀案最血腥的照片放在头版，把明星的走光照片放在媒体的要版，靠这种腥色暴力赚钱。另外它是反对派的大报，本质上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大报。黎智英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为新闻自由、为香港的人权殉道的人，这是“认知战”。还有不同的机构打“法治”战，或者打“新闻自由”战，包括组织无国界记者之战，在这方面施加舆论压力。

这是个多重博弈，即使案件开审，未来较量的核心也不完全在法庭上，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和舆论场的较量，可能比法庭上还厉害。

政治重构的政权部分

第一，执政体系的变化，包括议政立法会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变化，以及辅政方面的调整。

整个香港的政治重构是从选委会开始的。香港政治的核心是选举委员会，它负责产生特区行政长官。2019年选委会的形势是：如果继续选下去，选委会过半议席都会失控，对方就会掌握立法会；选委会过半，对方就会掌握行政长官。

选委会结构变化。中央对香港的选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原来选委会有四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金融工商界；第二个界别是中产专业人士，按照西方理论，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中产专业人士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收入高，但2019年反对派的核心恰是中产阶层；第三个界别是基层，包括宗教界、区议会；第四个界别是香港的政府界别。从以上四个界别可以看出，香港选委会里并没有国家的代表。

香港回归之前，统治香港的“三驾马车”是马会、汇丰、港督。马会代表有钱人，代表英资公司的势力；汇丰是英国财团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代表有大量的力量在里面投射。

首先，选委会结构变化。从原来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增加了一个界别，叫做国家队。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方面的代表产生了，这部分人作为第五界别，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选委会一共五个界别，不管是选行政长官，选立法会，还是选区议会，都必须从五个界别拿到提名票，才能够入场。第五个界别的票，如果中央不点头是拿不到的。

其次，爱国政团明确进入了基层界别。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怎么让爱国的立法会议员拿到选票，实际上是动员在爱国社团里面的乡亲去投票。在香港，出来参加选举的叫政团，支持选票的叫社团，社团去支持政团。新的改变是把垂直关系变成部分的平行关系，就是说社团领袖开始进入选委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有话事权。这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重构。

特首人选。香港回归以来，几任行政长官有不同特点。李家超是纪律部队出来的公务员，曾经做过警务处的副处长。接任政务司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可以当特首，但中央选了他。

选择李家超，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用武官做行政长官。香港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稳定。武官任特首，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比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香港警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反对派有意挑衅警队和公众的关系。当时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警官，媒体上大量视频只讲警察打人，而暴徒打警察的部分都被剪掉了。当时如果在地铁里说普通话都可能被人欺负，唱国歌肯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会。这是香港在过去3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港英时代是港督（行政主管）一人说了算。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开始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区议会的选举，另外就是立法会选举，然后是法律阵营，包括在选举制度上面做调整，可以通过各种议题设置阻碍施政。

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三点。

一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结构性改革。香港原来是50对50，一半是功能界别席位，从各个专业界别选出来，另一半是直选，分成五大选区，每个选区里一人一票选出。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除了原来四个界别又增加了国家队界别，重构后一共90个立法会议员，选委界别40，工农界别30，直选20。

二是增加资格审查。之前什么人都可以参选，现在有了资格审查，包括政治态度的审查，也包括对个人资质的审查，以提升立法会议员的层次。

三是改变比例代表制。香港回归之初选用比例代表制，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只要达到10%的选票就有一席，这意味着你如果提一个很少数人认可的主张就可能拿到一席，可以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辅政机构。香港一个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公开咨询，成立了非常多的咨询机构，任何相关的议题都会征求民众及专家的意见。现在政府的议政架构，调整了辅政、咨政机构，专门用了著名学者郑永年。过去辅政机构只用港人，现在用了大量内地人，过去只是在香港看香港，现在要在国家层面看香港。

政治重构的法治部分

2020年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有了几个变化。

根据国安法，组建国安法官体系。西方攻击我们“控制司法、损害司法独立”，这不是事实。因为香港历来如此，比如涉及某方面的判案，就要有相关的法官群体。涉及民事仲裁的有一个法官群体，涉及国安法的也要逐步建立这个体系的法官。

黎智英被扣留了24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他戴着手铐的那张图被广为刊载。黎智英接受外媒采访，继续煽动舆论。在这个情况下应动用国安法的条款，不准保释，但香港的法官解释是可以保释的。这时《人民日报》表态，大意是如果你们管不了，我们来管。

国安法有规定，首先是香港内部的循环：警队抓，律政司检控，法院判。如果香港管不了，就在内地侦察，内地检察院检控，内地法院判。在这个压力下，让法官明白，只有跟中央相向而行，才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护。这个时候调整了保释条款，规定对涉及国安案件的重要案犯不予保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保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黎智英团队要请外国律师给他打国家安全案。中央做了释法，在释法里做了明智的判断。虽然中央已经释法，但是把权力交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是对普通法的认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共通点，要遵从与英美法系相关的普通法体系。香港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是因为香港的普通法思维。普通法思维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所以香港处理很多事情比较慢。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做的事，在香港就不行，要变通一下绕过去。

外界在香港经商，从事金融交易，签的都是法律文书，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香港的繁荣。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普通法，表示了中央治港体系对普通法的认识。

香港的律师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大律师公会，公会中全是大律师，主要是处理刑事案件；另一个是律师会，主要是做法律认证方面的事务。法律认证方面，近30年处理了大量内地案件，比如买房，比如内地企业到香港，所有的法律文书要到律师会做。

这种情况下，律师团队是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就非常关键。这个团体不能轻言打击制裁，他们代表着司法。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在争取两个律师团体的支持，希望回到一国的根本。

过去香港经过长时间媒体对议题的操纵，爱国者在香港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二是香港的安全问题。黎智英曾经多次涉案，包括他在2014年参与“占中”，但问题是警方不敢随便抓，抓了他很长时间不敢检控，即使检控他之后，也从来没有定过罪。黎智英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东方日报》，当时指出黎智英有“免罪金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被定过罪，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香港的不设防程序。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还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各国各色情报人员聚集在香港。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很多政界人物跟外国的情报人员接触是没有戒心的，觉得很正常。

第三是行政工作效率。港英时代是港督一人说了算。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这是导致香港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67年之前，华人在香港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之后英方也感到香港迟早要回归，所以对香港的管制体系有所改变，比如说修地铁，大量修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当时香港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则是自由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发展很快。香港还实行行政主导，政府效率非常高。内地人员到香港，对政府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公务员的表现印象深刻。

香港回归之后，治理方面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过去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拨款，修法都要立法会通过，行政效率下降了。

第二是媒体治港，政府要看媒体的脸色，特别要看《苹果日报》的脸色。《苹果日报》创立于1995年，当时《财富》杂志有一期封面的标题是“香港已死”，意思是将来共产党接掌权力的第一天，一定会把反对派抓起来，香港的经济也就完蛋了。但恰恰在那一年，黎智英创办了一个反共报纸，他要抢夺话语权。

第三个变化，香港建立了很多所谓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NGO。这些团体以第三方组织的名义，拿政府的钱，代表政府去做事。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运转的结构性的破坏。

政府必须投入资源解决民间诉求，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现在政府自己不出头，把钱给第三方，让它去解决问题，受益者感谢的是第三方组织。这就给第三方组织一个诱因：只要挑动社会矛盾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这样香港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权力组织”，它本身成了一个斗争性的而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政府做什么都要遭到民怨，这是很大的变化。

行政立法要重构，但是困难很多，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立法会，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要加强行政立法。

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2003年，香港第一次把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落马洲口岸改为24小时通关。这个举措全港讨论了两三个月，反对意见非常大。其实无非就是便利港人到内地生活消费。

香港从1995年开始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长期奉行不干预政策，政府如果搞产业政策就会干预市场。其实传统基金会不过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倡议型组织，它不是做客观研究的。它跟《华尔街日报》合作做了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是前置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讲到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做工作的。“积极不干预”在香港曾经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原教旨，但这时开始有了改变，政府从置身于市场之外转为置身于市场之内。第一个变化是成立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会主动投资一些产业，如创新科技行业的投资。第二个变化是成立了招商办，在全球招商。过去是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现在香港开始到全球招商。   

媒体对执法的影响

所谓“媒体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入人心，如果干预媒体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香港有独特的媒体文化，如某一个活动请香港媒体，媒体先不看你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而是看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看当天的话题是什么。香港媒体运作还有一个生态现象叫做“放料”或者“放风”，香港每家媒体都有一个政情专栏，《明报》叫“闻风而动”，《信报》叫“香港脉搏”等。里面有很多信息量，会有很多消息人士提前就某个事放风，提前两三天给媒体先透露出来。这其实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操作，先把消息放出来，听社会影响，一旦批评声音很大就调整，否则就会再进一步。港媒的记者和官员有定期饭局，中间他们会主动问一些事，官员也会主动讲一些尚未发布的事，但引述的时候只是说来自于政府、立法会或来自商界。

另外一个舆论操纵者是香港的公关公司，它们的动员能力很大。

香港舆论场的参与者，包括各方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也包括非常复杂的利益团体，如财团和商会的力量。舆论场里各种消息混杂，报纸上讲的很多东西，后面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在推动。不过如果全信报纸，那你对香港的判断将会出现重大误判。

三重奏之二：经济重塑

政治重构的特点是让整个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里，经济重建是要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和香港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巩固和充实香港的优势。

香港正在做区域发展规划，就是所谓“三个圈、两个城”。把深圳也融合进来，准备做新田科技城，这个规划第一次在香港展览咨询，也放在深圳展览咨询。香港要推动再工业化的进展，拓展新方向，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占GDP的50%。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兴建公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土地问题香港现在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北部都会区，一个是大屿。大屿在港岛和九龙之间填海，形成一个环状地带。

劳动力问题，一是通过“高才通”输入高端人才，另一个是通过多项输入劳工计划，输入基层劳工。

人口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2018年底到2022年底，香港减少了20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二是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回到内地，另一部分是政治移民，主要是对新的香港不认同，还有参与了暴动的人选择逃离。这批人走得最快，年龄多在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离开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香港急切需要有对国家认同的人才来补充。现在香港的失业率在3%以下，最多出现的问题是有活没人干。

香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是37岁，现在是48岁。香港的高铁修建是全球最贵的，因为工程老是延期，工期拖得很长，主要是劳工不够。开出租车的人一般在70-80岁。解决香港劳动力的问题，就要输入外劳。

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都没有限制。过去对香港的投资大量来自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政治重构之后，美国率先对香港进行各种去功能化的打压操作和封锁。比如说过去出口的港产品，现在必须改成中国制造，美国不承认香港制造。过去传统基金会长期把香港视为最自由经济体，2021年直接把香港从这个名单中撤掉，连起码的参评资格也没有。

香港应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金融中心。

三重奏之三：社会重塑

目前香港的社会焦点，就是12月10日将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个选举对整个地区治理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成为解决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从选委会、政府、立法会，最后是完善地区治理。这里面也包含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2020年后，香港原有爱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呈现出来。

例如输入劳工问题，商界是支持的，但工会反对，工会力量也正在起来。香港也有类似于内地“美团”“饿了么”的速递或外卖公司，叫做Foodpanda，这个公司2021年发生了罢工事件，就是新经济平台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界跟基层的矛盾，例如土地问题。土地是用来给富豪们打球，还是用来提供建公屋，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舆论场的重塑也在进行。《苹果日报》历来把它的头版做成海报，它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和意见的产品机器。《立场新闻》最早叫《主场新闻》，它是香港最早的一个网络媒体，后来也发展为政治性的网络媒体。

香港电台有点类似于香港的BBC。但英国的BBC支持政府，香港电台却是站在反政府甚至是反国家的立场。所以香港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在人心、在社会层面掌握话语权和“制空权”。从2021年开始，香港电台更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将香港电台的管理条例逐条审视并调整，对人员和产品内容行整理，将香港电台逐步改过来。对《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则按照国安法程序进行调整。

由此，香港的舆论生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这股反对力量转到了海外，大体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过去它们是巨无霸，仅《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粉丝都过百万，而香港建制派爱国阵营的平台没有过百万的。所以当时的舆论较量，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各方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里，较量还在持续。因为相对政治重构、经济重建来讲，人心重塑是最困难也是时间最长、最艰巨的。

教育问题也是香港长期以来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过去教育界有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势力，即香港教协，它的创办者是司徒华。香港的好学校、名校绝大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进入政府。教会学校通过教育影响整个香港，它的宗教影响在香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协在选举时是引导舆论，社会运动时是动员机器，政府如果不听教协的意见，很多政策是无法推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推动反国情教育时，把国情教育视为“洗脑”，这是他们主要的口号。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教协已经解散了。

现在香港正在做地区治理的改革，一是要解决区议会的政治化问题，回归基本法的本意；二是加强对地区的服务和治理。

香港所有政治重构、经济重建、社会人心的重塑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这也是对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宣示。

“四个必须”是：第一，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要长期坚持，这是我们的国策；第二，必须强调中央管制权；第三，必须爱国者治港，这是基本要求；第四，必须发挥独特的地位优势。

“四点希望”主要是对特区政府而言，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对人心重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  季节）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经济规模的典型指标，但近年因“未能充分反映经济实态”开始被重新审视。追求GDP对于人们而言真是幸事吗？我们听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在演讲中指出，GDP作为经济指标的局限性已为人所知，有必要完善指标。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总额，是由企业生产商品后通过销售和出口获得的利润，以及政府推进的共同项目等相加所得。这是基于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SNA)这一国际标准计算出来的。不过，其缺点在于难以反映较难换算成资金的东西，以及尚未确立资金换算方法的东西。

那么，不能被GDP所反映，且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大的到底是什么呢？较具代表性的是数字领域。互联网购物平台运营企业等每天都在收集关于客户性别、年龄、购物记录和行动轨迹等的数据，以有效开展促销活动，例如向客户推荐商品等。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按现有计算方法只能在GDP中得到部分体现。

网上免费服务产生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全面反映。谷歌和元宇宙等“平台”企业免费提供搜索、社交网站和视频分享等服务，借助由此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赚取利润。很多情况是，用户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分享热度较高的视频等，吸引更多人关注和登录，从而导致平台获得更多收益。现状是目前无法充分把握这些免费服务创造的价值。

联合国也已认识到这一新课题，计划在2025年修订SNA之际，提示更能反映数据价值的计算方法、免费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等。据日本内阁府介绍，通过修订数据价值计算方法，可将日本名义GDP推高1%至3%。已有民间机构估算数字免费服务的价值。野村综合研究所计算时参照的数据是，消费者认为可以支付费用但实际免费的服务金额。例如，免费即时通讯软件“连我”在日本国内有8200万个用户，认为“可以支付费用”的金额合计每年约达9.4万亿日元（约合642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社交软件，则免费服务价值约达20万亿日元。

此外，家务劳动、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经济活动，也未体现在GDP之中。联合国计划在新的SNA中，也提示关于家务劳动、资源可持续性、碳排放权等的计算方法，呼吁将之作为补充GDP的指标进行有效利用。

关于GDP增加并不意味着民众幸福度提升的批评由来已久。在这种背景下，南亚小国不丹因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理念而为人所知。GNH是基于内心幸福感、健康和环境等的综合指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其产业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及演变

战后日本具有较长时间的产业政策实践历史，在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通过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持等措施，着力发展钢铁、化学、机械等产业，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调整“结构性萧条产业”，加快过剩设备处置，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日本成功克服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实施针对特定产业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是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经营不善的现实，转向以调整日本企业经营业务、促进创新体系形成为目标的“产业再生政策”。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从特定产业转变为特定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了“产业再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产业再生政策”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推动企业制定业务调整计划，促进企业经营业务调整重组。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日本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拆分公司所属业务部门，剥离生产率低的经营业务，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同时增加企业资本金，做大做强企业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二是促进企业制定创新计划，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事业革新法》框架下，针对运用知识、设备、技术储备调整经营业务与经营方式的日本企业，推动其制定“事业革新计划”，给予政府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并可享受业务调整方面的租税特别措施。在《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创设“技术活动事业革新计划”“资源生产率革新计划”等，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性经营活动。三是推动规制改革，提高产业新陈代谢，强化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竞争力强化法》，设立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消除灰色地带制度”等，消除既有的规制障碍，促进日本企业业务创新，扩展企业业务经营范围。促进企业制定“事业适应计划”，明确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具体生产与导入方式，创设数字化转型投资税制、面向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等，加速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进程。此外，对于生产革新性药物的企业，由“产业革新机构”为其提供中长期风险资金，并派遣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参与经营活动，全面促进企业开展高附加值经营活动。

日本产业政策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状态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产业再生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以及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2003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正后，共认定405个项目均实现了业务调整目标。受此影响，日本企业经营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有所缓解，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995-2000年的0.19%提升到2010-2015年的0.37%。

产业政策在实施中也有过沉痛教训。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曾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从90年代起逐渐衰落， 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使用“产业再生政策”，重振半导体产业发展。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由NEC、日立、三菱电机三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业务部门合并设立尔必达公司。为促进该公司发展，日本政府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为其注资300亿日元，以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事与愿违，该公司的主力产品“优先动态随机存储器”并未出现预想中的销售增长，使得尔必达公司在2012年破产，负债总额高达4480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破产事件。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重新调整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重新构筑产业政策框架，强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则无法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迅速转型，难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经济产业政策新机轴”报告指出，需要构建既不同于由政府主导的传统产业政策，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新产业政策框架；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构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官民一体的产业政策新框架。为此，日本政府重新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产业再生政策”，转为实施具有加大国家投入特征的产业政策。受此影响，当前日本产业政策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绿色增长战略。将海上风电、氢能源、蓄电池、半导体等14个产业认定为重点发展产业，为每个产业制定具体的发展方案，并设立“绿色创新基金”，强化绿色产业领域技术研发。二是加强经济安全政策。强化关键零部件的国内生产，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强化日本企业抗风险能力。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措施，推动劳动方式改革，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日本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吸取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致力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对新兴产业发展给予足够支持，以至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为此，要吸取日本产业政策转变的教训，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弱项，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将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聚焦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吸取日本的经验，完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总体支出力度下降，但是政策的精确性和准确度上升，其经验可供中国参考。一是推动企业制定计划，提升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例如，推动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明确企业业务调整范围，做大做强企业的核心业务，拆分低效率的经营业务，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企业制定“生产率革新计划”，明确企业所要开展的技术创新内容及其所需要的设备投资，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性活动。二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层面，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可借鉴日本的做法，由政府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仅当企业提交的计划符合生产率、财务健全化、技术创新等标准的基础上，才给予认定。此外，在企业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监督企业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在援助结束后公示该计划对企业业务经营发展所起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科技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自此日本逐渐构筑了系统、独立、连续的科技政策体系。根据该法，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指导。截至2023年，日本已制定了6期“基本计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决策机制及评价体系等，政策目标、内容不断升级，日本逐步确立了在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其科技规划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体系

　　逐步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是日本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遵循。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日本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化、常态化。自此，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的“基本计划”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引。2020年，日本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将其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创新基本法突出了创新内涵，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基本法范畴，并提出确保和培养研发人员、尊重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自主性、以综合性知识体系应对国内外社会课题等目标。

　　不断完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负责自然科学与产业技术的行政管理。1959年，日本成立了集权程度更高的科学技术中央机构即“科学技术会议”（CST），该机构超越了科技厅管辖范围，将人文科学领域及大学科学研究都纳入管理范围，标志着日本政府首次以强力手段控制了国家的科技行政。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在CST基础上成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2014年进一步改革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作为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司令部，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领导下，统筹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和拟定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并进行相关协调。通过多次改革与实践，日本构建了权威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不仅强化了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有效破除了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割，使内阁在推进科技战略过程中能够高效、精准施策。

　　持续健全科技政策评价体系。日本高度重视通过完善评价体系提升科技政策实施效率与效果。一是制定专门性法律和政策指南，为政策评价提供制度保障。1997年，为了有效推进第1期“基本计划”，评价其政策效果，CSTP制定了《国家研究开发通用评价方法实施大纲指南》（2001年更名为《国家研究开发评价指南》），由此日本正式构建了现行科技政策评价体系。21世纪初，日本颁布《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及《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搭建了日本政策评价的基本法律体系，形成了日本科技政策的基本法律保障。二是不断完善科技政策评价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例如，CSTI下设评价专门调查会，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政策评价的调查与监督，在科技政策评价具体过程中执行PDCA模式（plan-do-check-action）,构建了从事前评估、事中审核到事后评价完整的评价体系。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谋求制定独立、系统、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其政策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新产品应用及开发研究等。随着日本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产业技术全面现代化，国际社会对日本科技发展“搭便车”的批判增多，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此外，日本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力量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科技政策重点向基础研究与尖端科技领域倾斜，并强调日本科技发展的世界贡献。日本内阁于1986年、1992年分别通过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修订版）》均体现了上述思想，并被认为是后来“基本计划”的原型。

日本科技“基本计划”不断升级

　　第1期“基本计划”（1996-2000）于1996年出台。作为指导日本1996年至2000年科技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它旨在从追随欧美科技政策出发，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并推进重要领域的应用研发，在开拓前沿科技领域、应对人类共同课题方面贡献日本力量。为此，日本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研发体制改革，例如确立研发资金分配制度、提出“博士万人计划”等。

　　第2期“基本计划”（2001-2005）与第3期“基本计划”（2006-2010）基本上以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第2期“基本计划”提出建设竞争性研发环境及竞争性资金倍增计划，设定了资源优先分配的四个重点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材料领域，同时强调产学官合作机制改革、科技伦理及社会责任等。

　　第3期“基本计划”进一步细化政策目标。研发预算支持仍然以生命科学等四个领域为重点，强调推进能源技术、制造技术、社会基础技术及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开始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第4期“基本计划”（2011-2015）本来预定于2010年度内制定。但是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影响，CSTP大幅修改了计划内容，将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纳入其中，致力于促进日本灾后重建与发展。日本还制定了相关创新政策，使之与科技政策协调，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统筹推进。除此之外，日本还提出“问题解决型”政策部署，通过事先设定国家应解决的课题，以课题为导向促进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并提出改进及完善研发评价体系，建立科技政策评价的PDCA模式。自2013年开始，日本开始系统制定年度科技创新重点计划，如《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综合创新战略》等，统筹规划短期工作任务。

　　第5期“基本计划”（2016-2020）于2016年开始实施。随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到人类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日本突破性提出实现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并首次以定量方法设置了主要计划、主要目标及衡量指标，并针对每个细分领域设定了更详细的指标。

　　第6期“基本计划”（2021-2025）进一步明确Society 5.0的具体内容，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2020年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大国科技博弈加剧，日本在其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对保持科技优势及防范技术外流更为重视。第6期“基本计划”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风险管理，并且开展新型科技外交。

日本6期“基本计划”存在一定共性，但是政策目标、内容逐渐升级，政策重点不断变化。上述6期“基本计划”都涉及人才教育与培养、产学官合作、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环境整备、研发资金分配、政策评价、国际合作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日本科技政策目标逐渐升级，政策内容更加丰富，政策重点也发生转移。例如，其政策目标从促进基础研究、实现自主创新向开拓科技潜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及确保科技优势与安全等过渡，从促进经济增长向提升国家竞争力过渡，进而向实现世界领先的社会变革等过渡。政策内容不仅涵盖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举措，而且覆盖政策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重点从关注研发资金分配、研发体制改革等研发上游环节扩大到下游社会层面，关注涉及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从强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课题、提高国际贡献向应对全球性课题、构筑全球性创新体系、在协调与竞争视角下加强科技外交等过渡。

日本科技规划演变的启示

　　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相近之处，其科技规划经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日本不断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能力，跨越各省厅职责分割，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并在科技规划中重视完善政策评价及目标管理。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涉及领域较多，科技规划目标任务也较为复杂，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为了更好发挥科技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细化年度实施计划并制定便于定量的评价指标，提高科技规划效率效果评价的“精确度”。

　　其次，重视建立问题解决型科技规划思路，为应对全球性课题贡献中国科技力量。21世纪以来，日本逐步形成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科技规划思路，不仅强调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方面贡献日本科技力量，而且试图借助科技发展实现领先于世界的社会变革。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中国不但要积极对外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理念，而且要积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性课题的应对，提升中国科技力量的国际贡献。

　　第三，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完善创新生态建设。日本自第3期“基本计划”开始愈加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加强技术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融合。近年来，中国正在不断完善法律、政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善研发创新环境等等。未来，中国应加快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举措，在内联市场、外促合作背景下，完善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