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俄罗斯席卷全国的抗议游行活动，表面上看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发酵引发反对派过激诉求的行为。但从深层次上探寻，俄罗斯居民收入下降、通货膨胀、高企的贫困率和失业率，才是导致中低阶层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不满的主因。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低油价和低利率导致家庭财富不断缩水，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新政策环境下，家庭部门在资金配置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许多家庭寻希望通过新的投资渠道，寻求危机下的财富保值增值。

俄罗斯家庭资金配置的主要特点

疫情作为核心因素，通过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卢布汇率等变动传导给家庭部门。在此情形下，俄罗斯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资产管理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特殊环境下寻求家庭资产重新配置、适应新环境的必然反应。这些行为部分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如家庭部门对高通胀的预期是资产配置变化的重要短期因素。同时，随着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深化和疫情长期化的可能性，在家庭资产管理方面也将出现常态化的趋势，并将通过金融工具的多元化来满足投资需求。

基于长短期因素的共同作用，俄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呈现两个特点，分别是资产配置多元化和家庭消费信贷、房地产按揭贷款急剧增长下的债务膨胀。

家庭资金开始青睐股市、“影子银行”和美元

首先是家庭资金配置出现多元化趋势。传统上，俄罗斯居民的资金主要在银行、股市和债券市场循环进出，在低利率和证券市场持续向好的背景下，家庭储蓄开始从商业银行向证券市场转移。

2020年二、三季度，只有三分之一的商业银行出现了居民储蓄增加，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家庭资产配置的分化提高了居民的投资收入，同时推动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循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俄股市复苏与俄基准利率呈反向的走势，疫情加速了居民储蓄从商业银行向证券市场的流动速度。截至2021年3月，俄罗斯央行基准利率为4.25%，已经低于4.91%的年均通胀率，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020年1月的5.9%下降到4.5%左右，和通胀率非常接近。名义利率难以覆盖通胀率，实际利率降为零甚至负值，将加速储蓄从银行流向股票和债券市场。

数据显示，2019年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个人投资者开户数为386万，至2021年年初，开户数已经增长到880万，2020年净增500万新开户个人投资者。2020年1-7月，个人投资者购买股票金额达到2303亿卢布，其中7月份 82.15万个人投资者完成新开户，总交易额达到1.2万亿卢布。针对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2020年下半年引入部分美国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挂牌交易，截至2020年12月，已经有40家外国企业的股票可以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交易，并以卢布结算。在国债收益率偏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能遏制国内资本的外流，也是俄罗斯居民部门分享全球顶尖企业价值收益的重要渠道。

其次，一些“影子银行”金融工具开始成为俄罗斯居民新的投资标的，如共同基金、个人投资账户等。这表明，“影子银行”在俄经济中已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美国的“影子银行”，由于俄罗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有限，俄“影子银行”链条较短，没有形成一个更复杂、分工更细的金融机构网络来实现多层级的金融媒介功能，且没有渗入到房地产领域，主要是购买资产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及公司债券。所以，俄罗斯“影子银行”催生泡沫的可能性较小。尽管家庭部门资产配置有分化的趋势，但鉴于俄罗斯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家庭资产的主要部分仍是商业银行的储蓄。作为受国外投资者影响较大的金融市场，且受一系列地缘政治及连带经济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金融深化步伐逐渐放慢、并出现内敛化趋势，这也是影响家庭部门资产配置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三，国际油价下跌引起的卢布贬值，促使俄罗斯家庭开始转向美元“避风港”。2020年，卢布对美元、欧元分别贬值16.7%和24.1%。受第二波疫情影响，卢布汇率存在继续下跌的压力。在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条件下，俄罗斯境内美元存量比较大，一部分来自能源出口带来的“石油美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美元。

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放弃卢布完全钉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拥有超过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俄罗斯央行并不把维持汇率稳定作为主要目标，所以家庭部门的美元持有量很大，是疫情期间重要的避险资产，即使美元的零利率政策也难以阻挡俄罗斯居民对美元的偏好，家庭部门的资产随着卢布汇率的下跌不断向美元资产转移，包括美元存款以及用美元支付的金融产品等，这也是2020年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宣布股票交易日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随着疫情的好转和结束，俄罗斯居民持有的美元资产会重新向卢布资产转移，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特别在本、外币新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外币需求仍旧旺盛。

家庭消费信贷和房地产按揭贷款出现“井喷”

自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俄居民收入缓慢增长势头被打断，家庭债务不断上升，其中占比较大的分别是消费贷款和按揭贷款。目前在国家整体债务结构中，企业部门因为“去杠杆”债务增速较慢，政府债务也处于低位，债务增长最快的是家庭部门。早在2019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时任经济发展部部长的阿列什金就表示，俄罗斯消费信贷增长过快，过去12个月增长1.8万亿卢布，而疫情又加速了这个过程。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信贷增长8%，商业银行有23%的贷款属于家庭消费贷款，俄罗斯家庭平均贷款额已占到家庭收入的40%，消费信贷“泡沫”基本确定形成。同时，疫情下经济收入的不稳定，使得债务人的资信趋于恶化，消费信贷逾期的风险飙升。

除了消费信贷，按揭贷款债务也是未来家庭部门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揭贷款需求的激增，除了购房的需求，商业银行的低存款利率和政府出台的按揭贷款利率优惠是主要原因。在2020年4月出台的按揭贷款利率优惠政策中，俄罗斯希望通过6.5%的优惠利率来改善家庭住宅条件，在疫情下刺激俄罗斯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发展，同时有助于完成“2024年政府工作方针”中的住宅建设目标。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认为，财政部通过对按揭贷款利率进行补贴，可引导家庭优质资产进入俄罗斯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与居民部门的“双赢”。2020年，俄居民按揭贷款总额为3.5万亿卢布，第三季度高峰期新增按揭贷款1.2万亿卢布，其中60%属于政府的优惠利率贷款（6.5%），有力支持了家庭购房需求和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发展。但按揭贷款合同迅速上升的背后也存在一定风险，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表示，贷款优惠利率退出后，如果没有需求的支撑，房价可能大幅下降，并引起房地产商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双重恶化。在政策实施期间，众多商业银行考虑到按揭贷款的坏账风险，将会提高其他领域贷款的风险溢价，这种非市场化的调节政策将会损害实体企业的利益，并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同时，疫情下居民收入的不稳定大概率会形成按揭贷款债务的逾期风险，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央行的降息政策难以阻止大规模的坏账，银行和房地产行业将会遭遇重大冲击，而政府除了再次动用国家福利基金来为银行融资外将鲜有其他纾困工具。

俄罗斯面临“债务陷阱”

在全球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各经济体均面临短期提振内需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取舍问题，而二者不兼容的表现之一，便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即以拉动内需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国内产出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通胀和非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泛滥。这也是俄罗斯自身面临的重要挑战。俄罗斯家庭部门资金配置分化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转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隐含着债务危机的因素。所以，防通胀和对家庭财富在证券、房地产市场的保护是2020年年底以来俄罗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源头上探究，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是消费信贷快速增加以及通胀的重要原因。俄罗斯通过利率调节货币政策，使得在基础货币M₀不变的情况下，市场货币供应流通加快。如果进行周期性对比可以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只有2010-2011年出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₂增速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后M₂增速始终比较平缓，但进入2020年以后M₂增速加快，第三季度增速超过12%，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利率带来的家庭信贷“井喷”。 2020年下半年后，俄央行明显放慢了降息的脚步。

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会严重影响就业问题，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目标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如何防止民众受“流动性”裹挟陷入“资产泡沫”，是俄罗斯政府和央行近期关注的重点方向，力求避免其潜在的连锁效应波及到实体及金融部门。较之1998年主权债务违约引起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膨胀更加危险，当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家庭部门或将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这种现象在2008年的美国出现过，但美国有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俄罗斯却缺乏类似的政策工具。

一旦俄罗斯经济陷入“债务陷阱”，传统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和提高利率。长期而言，经济会收敛至更低的潜在产出增速和更低利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差异。逃离债务陷阱的政策只能是结构性的，如收入分配政策等。因此，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长是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的一大隐患。             

俄罗斯政府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政策实际操作层面，对个人投资者进行压力测试，保护家庭储蓄。俄罗斯政府将非机构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2021年10月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准备进入证券市场的个人投资者进行压力测试，通过对投资者在金融、财务知识及个人信用方面的监测，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证券市场，特别是投资复杂的金融工具，从而建立第一道“防火墙”。保护个人投资者的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在今年上半年提交国家杜马进行讨论，届时政府将出台保护个人投资者在复杂金融工具市场活动的系统性法律文件。

其次，早在2019年俄罗斯央行便开始整顿消费信贷市场，逐渐收紧对个人的消费信贷，旨在保护银行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例如，从2020年开始，贷款银行必须向央行报备每一位贷款者的具体信息和资信情况，从而根据其债务负担来设定未来贷款额度，所有信息都会集中在统一的电子平台上，同时，央行强制贷款银行披露贷款者的资产负债情况。

第三，鼓励家庭部门购买政府债券。鉴于证券市场的高风险性，财政部建议个人投资者购买国债。俄罗斯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6.21%，远高于欧美政府债券收益率，从而为家庭储蓄提供更稳健的投资渠道。

第四，对俄罗斯房地产市场降温已经在政府层面达成共识，优惠按揭贷款利率政策将在2021年7月退出。

考虑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微妙关系，政策隐患是，房地产市场退出的资金是否会加速流向证券市场，从而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部门投资证券市场会减轻楼市压力，但这取决于房地产市场是以“刚需”为主还是由投机力量所主导。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家庭以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为主，基本不受投机需求操控，金融和房地产两个资金池将储蓄转化为税收和公司利润，而房价上涨也让家庭分得了“一杯羹”，这看起来是一个多方获利的局面。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可能因为央行的突然加息或证券市场的反转而破裂，前者可能会源于通胀的压力，而后者的“导火索”大概率是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加码。

2020年年底的一波通胀牵动了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调节神经，通过增加部分商品出口关税、行政命令式平抑价格，俄罗斯希望在2021年4月之前遏制高企的通胀率。如果政策效果不力，加息会是重要手段，但这将会破坏俄罗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可能对房地产和股市带来巨大冲击。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是我为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出版的《火药改变世界》一书作的序。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宏大历史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的人不多。就我所知的研究前沿中，仅有两条相辅相成的具有东方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由常征在《机器文明数学本质》和《火药改变世界》中提出的思路，即“古希腊数学思维+中国的火药火器”导致静力学思维向伽利略-牛顿的动力学思维转变的思路，它强调古希腊数学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火药的冲击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另一条是我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即将出版）以及《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和“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动力学思路，即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是由于火药传入欧洲而引起的热兵器战争和欧洲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就像航天科学的突破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一样。换句话说，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内部的跨国军备竞赛，向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提出了“如何精确测量和描述处于变速运动下的炮弹飞行轨迹”和“如何解释火药燃烧时的爆炸现象”这一类的划时代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智力上的挑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宫廷、国王、教皇、红衣主教、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商人和工匠在内的精英群体）对数学、物理、化学、枪炮工业以及科学家组织（比如皇家科学院）这类公共知识和平台的巨大投入，结果为科学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爆发。

这两条思路相辅相成，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角色。而这一关键作用却没有在西方解释科学革命的流行理论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李约瑟本人），甚至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国内外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李约瑟之谜”的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对“李约瑟之谜”的流行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产生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在拙著《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批判。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1]

还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教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另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数学演绎逻辑，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实验归纳逻辑。中国古代缺乏这两大要素，因此中国先贤们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也不必奇怪。”但是爱因斯坦这个观点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与古希腊数学无关，虽然与实验归纳方法密切相关。但是物理学巨匠牛顿作为数学大师，还有提倡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培根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都在化学研究上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尤其是牛顿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去研究化学，纵然他拥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前卫先进的数学工具。为什么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小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创造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能够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由于加速度的原因何时何地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而且问题在于，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这个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一神教基督徒企图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第三，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很好，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却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知识。答案也不在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的理论是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繁衍生长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诸如此类的问题。当面对如此众多且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关注两个不同大小的铁球如何在斜面滚动，或它们从高空下坠时的加速度问题。即便是矿物学家，也只关注岩石的成色和纹路，而不是它们如何从高空下落时的运动力学问题。

但是伽利略这位卓越的自然哲学家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企图从中获得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突破性认识。

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文艺复兴时代，而且意识到由于火药引发的，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战争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们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的探讨

我和常征都共同认为，如果没有火药传入并点燃战火纷飞的欧洲，伽利略不会去思考炮弹飞行的动力学问题，拉瓦锡也不会去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从而不仅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而且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两人对火药究竟如何具体地在科学革命中起作用这个宏大历史问题的探讨，却遵循了非常不同但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其中既有交叉也有分野。但其共同点都是以火药揭开欧洲近代文明的真相，揭开“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具体说来，常征从力学概念本身的演化历史这个角度，详细考察了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物体运动的思维范式转化，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派，到中世纪的牛津计算者和巴黎冲力学派，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对匀加速运动的脉络进行思考，从而发现火药的出现是促成物理学从古希腊静力学向伽利略动力学转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处理静止测度的古希腊几何向处理变量的近代数学转化的必要条件。常征还意识到，火药-火炮作为一种“人造动力”装置，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原型，并详细考察了火药-火炮在蒸汽机工作原理的几百年漫长演化与发明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系统性地得出“枪炮就是第一代机器，枪膛炮膛就是第一代发动机”这个非常了不起的结论。[2]

为什么类似的物理学概念演化与“胚胎发育”过程，却没有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展开？答案不仅仅是古希腊数学知识的缺乏，因为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不需要古希腊数学，而是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

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各国各族都打仗，为什么是欧洲人发明数、理、化，而且这些超越古希腊知识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几乎全部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首先，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过时，已经远远比不上基于“火药―火炮”的热兵器战争对科技进步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来得大。近代火药-火炮与古代弓箭的差别，相当于今天的导弹-反导弹技术与当年的火炮-城堡的差别。

火药对于欧洲实现从中古世纪向现代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也体现于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海军纪念日的讲话：“原子弹肯定是向新时代转变的信号，火药恰恰是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如果说中国古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是由弓箭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那么欧洲近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则是由炮弹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弓箭飞行以米为单位，炮弹飞行则以千米（公里）为单位。弓箭发射时的推力不过几十公斤，而火药爆炸时周围空气体积可膨胀好几千倍，以至于产生的压力超过每平方厘米将近3000公斤；在这个压力下产生的膨胀系数相当于将一米的绳子突然拉伸到两公里长；火药爆燃瞬间温度可达1000℃以上；因此破坏力极强，从而对物理学理论、数学计算以及军队作战的战术所提出的挑战是划时代的，尤其是当这种热兵器战争的烈度、频率和延续时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的时候。

而火药与火炮技术是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传入欧洲的。恰好是火药火器的传入，使得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能够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变革，尤其是把与火药和火炮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原理推向极致，从而爆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为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欧洲国家赢得一场远比“春秋战国”时代还要惨烈百倍的国家暴力和科学技术支撑的军备竞赛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与推力。

基础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性质，需要国家力量有意识的投入并为其创造平台（包括类似科举制度和科学院一样的科学人才选拔机制，以及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和一系列崇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推动——比如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培根实验哲学强调的“对大自然的征服”）。因此，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威尼斯兵工厂这个试验基地和意大利宫廷与贵族的长期赞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苏联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民主、自由、法制”的市场经济可言，但是因为有斯大林领导下国家意志的投入，苏联时期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不仅超越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期，而且超越同时代的自由欧洲，与美国并驾齐驱。

正如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将普通的碳元素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存在长期的亡国灭种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工商业竞争（——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核武器与太空竞赛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才能在欧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个国家（政治实体）中筛选和锤炼出愿意长期赞助军事、科学、商业、技术和制造业的钢铁般国家意志，以及服务于这个竞争意志的国家能力与法律制度。

14世纪，欧洲曾经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亡国灭种的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在这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没有发生战争。即便在相对和平的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率也是出奇地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3] 而且，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多数战争，都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造就出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缺乏战争意志与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4]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等的确立。

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海军将领科恩在针对如何与英国争夺17世纪海上贸易霸权时，向荷兰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因此，韦伯关于古罗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制传统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理论，颠倒了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不是日耳曼法制传统催生了“战争资本主义”，而是“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维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

所以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常征的这本专著，为所有思考“李约瑟之谜”的国内外历史学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库，是对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个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我希望读者知道，常征并非一个有幸坐在高校办公室享受国家津贴与科研经费的科班学者，而是一位民间学者。这样一位出身“卑微”的民间学者，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收集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史料、提炼发展出如此宏大的历史观，这个现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提供的宽松学术环境的自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存在的一些僵化方面的警示：多少有条件坐在高校办公室的“时代宠儿”，纵然拥有远比常征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收入，却无力做出同样程度的学术贡献。我希望中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门能够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降人才，多发现和协助一些像常征这样的民间人才，以帮助加速推动中国自身的科学革命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编辑  季节）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与策略选择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安全泛化的实用主义现象。特朗普时期把诸多原本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有鉴于此，探析“泛安全”形成路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系列影响，对于深刻理解美国霸权趋势、全面掌握美国战略态势、有效地处理对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泛安全”概念与形成路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深化。相应的，社会所面临威胁的内涵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泛安全”可理解为超过或溢出“安全”正常指涉的范围、对象或正常属性，把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事务拉入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或安全原理去理解和处置问题的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不良倾向。

当“泛安全”自我指涉的对象是国家时，就有必要讨论“泛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或策略中的形成路径。中国学者朱明权将戴维·鲍德温在《安全观念》中提出的解析国家安全观的七个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对利益与目标的认定、对环境与威胁的确定以及对手段与方法的认识。[①]实际上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三个步骤：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

利益界定。国家利益是影响和制约国家安全战略最基本的要素，也是研究和分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点。[②]“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政策会打乱正常的国家（核心、重大与一般）利益层次和优先排序，降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利益的门槛，使原本非安全议题或非重大利益进入决策层政治议程的优先级，进而谋求绝对安全或普遍安全。

威胁识别。识别和判断威胁是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也是构成国家实力各种矢量的靶子。有两个涉及准确识别的问题：安全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关注的是多大时间跨度内的威胁？“泛安全”喜欢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描述威胁，对安全环境及形势估计严峻，扩大想象中的“敌情”。

手段选取。选择适当的战略举措是贯彻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途径，也是国家识别威胁后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出的反应，是国家调动、分配、投送和运用各种战略实力的过程。[③]

“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策略倾向或习惯用应对传统安全手段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或者说主要或完全依赖于压迫性手段，倾向依赖于不适宜地调动国家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解决威胁，而不是依靠对话、谈判等合作性手段。

美国“泛安全”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质与量明显提升的时代，安全议题涉及方方面面，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既是战略又是策略的“泛安全”,涉及美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各角落。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恐领域：“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击碎了霸权实力和两洋护持所赋予美国人的安全感,打破了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911事件”引发连锁效应，在恐惧思维主导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严重“泛安全”倾向。在利益界定上：将“极端主义+高科技武器”列入政治议程的最优先级，致使国家安全范围过于宽泛、过于模糊，反过来限制了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挥。在威胁识别上：美国旨在寻求绝对安全，所以不只是要消除威胁，更是要消除威胁能力。战略应对不再是既定的国家，而是应对任何拥有威胁能力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手段选择上，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手段，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通过预防性战争、军事打击、制裁等手段予以摧毁，是一种“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的转变。同时，还以“选边站队”来摆布国际社会，“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或者是与我们站在一起，或者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④]不管是“先发制人”的行动还是“选边站队”的要挟，都体现了美国强烈的“泛安全”倾向。

经贸领域：美国以“泛安全”策略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设下了诸多壁垒，比较典型的是对外经贸中动辄使用“232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依照“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美国政府将经济领域的议题频频穿上“国家安全”的外衣，形成实质上的“泛安全”。美国政府将双方正常经贸往来纳入“国家安全”议程，扩大了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模糊的安全边界和“美国至上”的价值观，追求全球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威胁识别上，美国容不得别国的贸易投资给美国带来它主观臆断的任何“威胁”，不顾国际通行法则，只要认为自己在经贸往来中“吃了亏”,就给对方贴上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中国、欧洲、中东等诸多国家地区都遭遇过美国随意贴标签的经历。美国在别国搞投资可以要求进出自由，享受各种最惠国待遇。别国在美国投资，却遭遇严苛的安全审查，动不动就把外国正常经营活动当成潜在的威胁。在手段选择上，WTO规则中包含一项“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但实施条件相当苛刻，不鼓励成员使用，更不允许成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规定”来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措施。[⑤]而美国政府频频动用此类规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动辄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服从美国国内法，否则随时可能遭到美国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

科技领域：新技术带来的一个基本安全挑战被称为“泛使用”，如5G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天生就有军民两用性，它们对国家经济和国防部门带来的普遍性使用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模糊了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⑥]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华为和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压。美国政府认为，全球5G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主导权和创新高地，应毫无例外地属于美国；数字空间只有归美国人全部控制和管理才是安全的，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威胁识别上，美国要想搞数字霸权，必须掌握全球数据和信息，在TikTok之前，诸如Google、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均诞生自美国，攻占国际市场后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数据沉淀池。而当TikTok、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优势地位，美国无法掌控这些企业数据的所有权。于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导全球网络秩序的最大威胁和障碍。美国在2017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无端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在国内数字经济领域“去中国化”；通过《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等系列法案，对中国和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或组织实施长臂管辖；以美国为主导组织31家科技巨头结成“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政策联盟”，意欲阻击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

社会领域：比较典型的“泛安全”体现在“禁穆令”和对华人文交流的限制上。2017年底以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先后举办多场听证会，分析美国面临的挑战，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驻美媒体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审查、监控，甚至破坏。美国在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动上踩刹车，透露出的是美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在走向衰落的态势下，为继续维护霸权地位，而产生对“泛安全”的急迫性、成瘾性需要。对恐怖主义的焦虑和对共产主义的戒备是渗入到美国人骨子里的，不管是穆斯林群众还是中国的人文交流活动，都被美想象成潜入美国搞破坏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在当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神经就更为敏感，对威胁的识别更加偏激保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对象国和国内的反对，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使用限制、打压、扣押等蛮横手段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打破了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失去了安全手段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也毫无道义性可言。

美国“泛安全”的产生原因

（一）“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思想根源。

美国人经常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描述为“例外”和“山巅之城”，因为美国的开拓者们（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信上帝与其有约，并拣选他们来领导地球上其余国家。这种清教徒式的命运观、世界观融入美国国家特性绵延至今、影响深远，已成为美国对外推行帝国——霸权主义政策的辩护词和思想基础。[⑦]本着“美国优先”理念，利用自身实力改变现状，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也为干涉主义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泛安全”是“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相互交织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产物。美国习惯用“山巅之城”的视角和“唯我独享”的眼光去审视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依照“例外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为，如果美国产品没有主导市场，竞争对手一定是在作弊。依照“美国优先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定，要制止他国的作弊行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就采取“泛安全”的策略压制他国。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非理性，惯用“安全认知”的思维主导内政外交事务，推动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出现“泛安全”倾向。

（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以消除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⑧]这样便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视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⑩]由于其固有的偏见，难以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从而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11]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追求至上的权力和无敌的霸主地位，可以抛弃道义约束，可以不择手段。由此来看，“泛安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直内嵌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当其被特定的事件催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美国感到在该领域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对华为5G和TikTok的封杀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泛安全”频频出现时，其实也映射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

（三）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和民粹思潮泛滥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社会土壤。

美国国内多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首先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精英阶层规模很小，但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日益增加，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资源。[12]其次是政党矛盾越来越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议题上长期存在竞争，金融危机加剧社会分化、导致两党极化，侵蚀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基础，政党撕裂在特朗普时期达到新的高峰，互相攻讦，闹剧不断。第三是种族矛盾，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爆了长期积压的种族矛盾，“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席卷全美50个州1700多个城市，参与者超过2000万人。民粹思潮的兴起，本质上是社会底层大众生活状况恶化，被剥夺感和危机感增强，以及某些政治精英的煽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3]美国国内三大矛盾聚合发酵与民粹思潮频频迭起，互为因果，相互交织，最终酝酿成一幕幕激烈的政治化表达,往往沦为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博弈和操弄的工具。决策者利用民众对极端政策立场的期待，将经贸合作、地缘政治、外交事务、反恐活动、军备扩张、移民问题等领域中的议题，通过精巧的语言包装为“安全问题”，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政治议程的优先级、合法的处置权力。

（四）美国霸权难以为继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现实需求。

尽管当前美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正如约瑟夫·奈所描述的，即使美国没有绝对衰落，其他国家和地区实力的上升对美国而言就意味着相对衰落。[1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变化，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制度优势和综合国力相互映照、大国担当和命运与共相得益彰，使中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大变量。当然，今天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都在崛起，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美国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经历了从“相对放心”到“不放心”再到“非常不放心”的演变，与之伴随的则是美国“一超”的继续存在和“难霸”的现实境地。在美国那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拒绝衰落的美国和不可阻挡的新兴国家，一定会发生难以消除的、根本性的战略冲突。从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显然是个伪命题，但是西方语境下，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论断。基于此，美国的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呈现出多领域、多形式、非理性、逆国际规则、极限施压的“泛安全”特征，因为任何威胁和挑战经“安全化”粉饰以后，就能在国内政治议程中获得最优先级和最集中的权力。

美国“泛安全”的系列影响

美国“泛安全”战略策略,看似达到了眼前的多种利益，实现了有关领域的绝对安全，但这一战略策略实际对美国长远发展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危害。

第一，侵害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

个体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所能承受的权利减损的阈值，与国家认为个体所能承受损失的阈值之间存在落差。“泛安全”扩大了这种落差，导致过度侵害个体的权利。美国著名的宪法权利和人权律师拉特纳指出：“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普通人接受了政府对其基本权利、国际通行的公民权，以及美国宪法所赋予权利的侵犯。民众已经可以接受政府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听。政府可以这样做都因为一个官方借口‘反恐战争’。”^[15]这种借口频频被利用的时候，民众的权利危机就出现了，反而觉得不安全了。当个体安全与集体安全从默契走向冲突的时候，往往是被泛化了的国家安全占据强势地位，侵犯民权，绑架民意，在国内外调用强迫“合法”的权力行不义之举。臭名昭著的“棱镜计划”给多少人带来了不安和恐慌。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在美国封杀TikTok时，人权组织“美国民权联盟”8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欲图封禁TikTok的做法，对言论自由是一种威胁，实际的操作也不现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TikTok在美国的遭遇是美国借助政治方式掠夺一家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其本质是商业史上的一场巧取豪夺，而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16]

第二，降低美国的经济实力。

梳理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可知“经济繁荣”始终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利益。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别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惯例”。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及三菱员工，指控他们涉嫌窃取IBM的技术并处以罚款，事后表明，真相是美政府通过“钓鱼执法”打压日本企业。2013年，法国企业阿尔斯通因挑战美国同行企业利益被美国政府算计，其高管入狱、公司支付巨额罚款、电力业务最后被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17]以上两例都发生在美国盟友身上，其他类似案例更不在少数。2021年1月《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华盛顿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做法，会推动盟友和对手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华盛顿的影响力更多反映了美国过去的成功，现实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减弱。[18]将安全手段滥用在经济领域，将恶化美国的营商投资环境，其他国家将寻求新的合作对象和市场，从而降低美国产品服务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且对手国家也可同样以“国家安全”为名处理涉美经贸活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

第三，折损美国的国际信誉。

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除了看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有序性等因素外，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道义性。美国的国际信誉曾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当“霸权”从政治坐标的中性词位移到贬义词（即“仁慈的霸权”变成“自私的霸权”）时，表明美国的国际信誉在严重折损。国家主权和安全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安全的界定又有模糊性。在国际交往中，“安全牌”好打，但同时也要冒损害国际关系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仅不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反而把泛化“国家安全”作为攫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甚至不时地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信誉不断透支,美国的战略声誉因此受损，其再难以形成对世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巨大号召力。

第四，催生大国的“安全困境”。

客观地看，美国维护自身安全状态的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但美国又感到自己是很不安全的，似有“身在巅峰，如临深渊”的自我感觉。这种客观的实力和主观的感受叠加在一起，使得美国的安全战略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份焦虑；少了一些道义，多了一份功利；少了一些现实感，多了一些模糊；少了一些内敛，多了一份张扬。由这些因素催化出的“泛安全”观，将许多原本非安全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内，进而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武力对外示强。当其他国家感知到美国这种威胁时，只能被动地响应，修改国家安全目标，调整国家利益界定，扩大威胁识别源，丰富安全政策工具箱，甚至扩充国防军备。相应地，美国感知到其他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修改调整后，会产生新的不安全感，进而升级自己的安全政策。大国间对此更为敏感。由此，国家间从战略互信走向战略失信，陷入为求安全而竞相提升防务实力的“安全困境”。

第五，弱化国际组织影响力。

国际组织是多边合作的产物和体现。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往往是不确定的，是否尊重国际组织、遵守相关规则，主要看在现有国际组织的规则安排下，能否让美国顺利地谋求例外和优势地位、有助于维护霸权，合则用、不合则弃。尤其是近几年美国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绝对安全，挑战了不同领域内各个相关国际组织业经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制度和规则，乃至违背基本道义准则，势必与国际组织的现有制度规则发生冲突。多年来，一旦有潜在的冲突发生，美国往往绕过国际组织，实施单边行动，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获取利益。美国的这种惯有心理和行为方式，一方面给对象国的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常态化的漠视、架空国际组织，严重降低国际组织存在意义，削弱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间合作中的影响力。

第六，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其诉求与目的主要是维护并巩固美国霸权。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问题是，今日的世界已不是昔日的世界，美国也不是昨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是美国国家战略一直在追求霸权的永恒性。从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对于“美国领导世界”这个问题是从来不会谦逊的：“决不当老二”，“美国优先”，“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口号换来换去，内涵就是一个：继续维护霸主地位和绝对第一的实力。当现有的国际秩序不能满足美国唯我独尊的诉求、不能为所欲为地获得利益和权力时，就频频对抗、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打着“维护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的旗号，消解国际秩序的根基。

例如，《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人类第一个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际协定，而2001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宣布退出，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同年12月，小布什政府为确保其“绝对国家安全”，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曾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特朗普政府更是掀起“退群”高潮。2017年6 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0 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 月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公约》；2018 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6 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 年8月，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还表示将退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甚至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WTO）、联合国和北约；2020 年5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频频“退群”无一不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泛安全”为名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世界将重回“丛林状态”的无序时代，[19]而无序状态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和毁灭，将导致冲突加剧、战争频发。

美国拜登政府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上台执政，其“泛安全”的乖张倾向可能有所收敛。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让美国放弃世界霸权，无异于宣告寄生帝国及其利益集团的死亡。况且源起于宗教的、以“山巅之城”自许的使命观渗透在美国人血液与国家禀性之中。拜登在参加选举之前就公开撰文讨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所以，世人不应过高地期待美国政治家能够翻开新的历史一页，美利坚不在霸权中辉煌，就在霸权中消亡。在此境况下，美国继续选择“泛安全”战略，也是一种必然。

（编辑  尚鸣）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该组织既往历次改革得失参半。面对全球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新挑战，WHO改革应积极汲取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从财政自主、优化争端解决机制、主权边界重塑、充实国际卫生立法等推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法的积极互动。

关键词：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公共卫生事件 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卫生条例》新困境 再改革

2020年春季发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带入空前的困境与恐慌，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严重损失，也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应有的运行秩序。这次疫情触发的人类“大危机”，更加警醒国际社会反思全球法治治理体系建构与运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成为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支点。

在疫情全球防控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发挥了巨大的作用。WHO不仅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国际行为体，更是作为国际法重要主体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之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WHO面临如何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形势进行改革的命题。

WHO的既往改革及成效

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上升为跨国性问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提上国际议程。WHO自成立以来，在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工作，协助加强各成员国卫生事业、提供技术援助，促进防治和消灭流行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增进国际卫生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要面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要求WHO进行相关改革的呼声不断出现。该组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特别是在优化机构和决策，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轮改革：初级卫生保健

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干事哈夫丹·马勒推动了WHO成立以来的首轮改革，主题为“初级卫生保健”。其意义，一是将初级卫生保健定义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础工程，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前提。初级卫生保健法的标志性文件是《阿拉木图宣言》，强调“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重点是实现初级卫生保健，抓住了这一领域治理的关键。二是以国际卫生领域协调者的身份，明确了“政府为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强调WHO需要将资源下沉至国家层面，介入其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三是强调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目标的重要意义。这种观念与同时代国际人权议题的跨领域化、主流化趋势同步同行，相互影响。联合国受这次改革的启发，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卫生议题融入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1]

WHO发挥着提供政策建议、指导国际卫生合作的功能，也担当着开展实地应对的行动者角色。全球治理是系统工程，联合国体系诸多国际组织的议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WHO首轮改革促使公共卫生健康国际议程得到更大范围的覆盖，也使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职能和能力得到强化。

第二轮改革：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20世纪90年代， WHO推动了第二轮改革。这次改革的主旨是针对WHO自身机构的集约化问题，被形象概括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其议程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重组总部机构，取消了政治任命助理总干事职位，改为采用内阁制行政架构。其次是改革WHO预算，以综合预算取代了由区域办公室分别做预算的办法。三是强化对各区域办公室的直接管理，提升WHO在成员国的“能见度”。

本次针对WHO机构自身改革的力度很大，促进了内部横向治理结构的平衡，提高了运行效率。综合预算模式的建立提高了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这些举措对于将公共卫生议题进一步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之中，强化WHO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WHO的“DNA变革”： “三个10亿”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 WHO的第三次改革酝酿启动。2019年3月6日，现任总干事谭德塞发表了题为《锐意改革，发挥积极影响》的新改革宣言，提出了该组织今后五年战略计划的“三个10亿”的目标，[2] 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

本轮改革方案主要着眼于三大方面：首先，通过项目规划改善人们的健康；其次，通过优化治理增强全球卫生领域行动的一致性；再次，通过提升管理追求组织的卓越性。其抓手是“DNA变革四个支柱”：一是项目支柱，即通过项目实施支持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二是应急支柱，提升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三是对外关系和治理支柱，增强WHO在资源调动和宣传交流方面的能力；四是业务活动支柱，目标是推动WHO更专业地履行在预算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重要职能。

 为推动改革，WHO总干事谭德赛成立了“全球政策小组”，郑重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延续了前几轮改革旨在全球强化本组织功能的立场和初衷。他还特别使用了“变革DNA”这一术语，使其具有“脱胎换骨”的象征意义，表达了他实现改革目标的意愿和决心。

在这一轮改革中， WHO特别强调应急能力的提升，做了多方部署和投入：一是成立“战略卫生行动中心”，对全球公共卫生状况进行全天候监测，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速度，向各区域和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指导；二是设立“健康安理会”，定期开会讨论交流，并向总干事汇报。此外还成立了配套部门，提升防范突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综合能力。

谭德塞启动改革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3] 在疫情暴发之初，WHO就强调“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肩负共同的使命，面对共同的命运”，[4] “我们对抗的不仅仅是病毒传染，还有谣言传染”，病毒不分国界，没有种族，不应与个人相关联。[5] 这种秉持公共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观的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正是得益于前期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 WHO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有效的指导，启动应急方案，帮助疫情中最为脆弱的国家。至于全球疫情防控随后形势的变化，则更多反映出各国自身应对疫情的和能力，也与该国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方面的举措密切相关。而WHO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作的大量组织协调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法律制度的统一升级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成立和运行需要一套由符合该组织或机构宗旨的组织法和程序法组合的“章程”或“规约”等，也需要体现该领域全球治理需求的“实体法”。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法》属于前者，[6] 那么《国际卫生条例》就属于后者。

为适应国际传染病的防控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形势，在1969年《国际卫生条例》文本基础上， WHO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2005年由其最高决策机构——WHO大会通过，2007年正式生效，并成为国际法上唯一用于应对传染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硬法”。[7] 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在适用公共卫生威胁的范围、《条例》缔约国核心能力要求、缔约国与WHO沟通方式以及WHO主要角色变化等方面，都有实质性进步。

《条例》是一个基于疾病与健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次“修例”涉及的范围广泛而具体，[8]不妨称作WHO的一次重大“改革”，将所有与全球公共卫生疫情事态相关（不以确认疫情病因和来源为前提），对应采取的流行病学数据处理、事件通报、风险评估、紧急应对与卫生措施等，一体纳入新的扩大性公共卫生方法。特别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概念的引入，强化了WHO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权能的刚性，提高了WHO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领导者和协调者的地位。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进一步充实了国际法基础。

WHO的三次“自我”（结构性）改革和一次“多方参与”的“修例”，反映出该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不断提升自身领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一个过程。因此，评判其改革的成效与得失，还需要进一步观察WHO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积极融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权能，有效应对未来公共卫生治理危机和可能的复杂局面，促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困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法》，WHO拥有“国际卫生工作领域的指导性和协调性权威”，是国际卫生合作的主要平台。在其专业范围内，WHO承担了诸多职能，而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项工作最受关注，也最为复杂棘手。由于这项工作覆盖地域宽、牵涉国计民生面广、时间敏感、技术因素复杂，对于成员国来说可谓“众口难调”，屡屡将WHO这一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具权威的指导者和协调者拖入尴尬的困境，尤其是反映出在财务支持、争端解决和权能侵蚀等方面的内在困境。

财务困境及原因

美国之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公然威胁要对WHO“断供”，就是因为其在财务上存在诸多难题，资金不足是限制其治理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重要因素。功能失调是国际组织的通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组织内部结构和外来压力，二是融资问题。[9]从历次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看，WHO在财务方面的问题如下：

首先，很多会员国拖欠强制性会费，影响WHO的相关政策。拖欠会费的原因，或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兑现，或是基于本国利益的政治行为。比如美国新冠疫情期间就宣布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就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向WHO施压。

其次，没有稳定可靠的强制性会费阻碍了WHO的发展，预算外经费占比过大，增加了财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WHO的收入由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经费组成，强制性会费主要来自各会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预算外经费为捐献国或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等自愿赞助的经费。近年来强制性会费占比越来越小，在2018-2019年财政预算中，预算外经费在WHO总预算中占比达78%。[10]预算外经费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捐献国会指定资金用途或者明确仅用于特定计划，使WHO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失去经费自主性，这不仅侵蚀其自身的权威，也会影响其决策，错配公共卫生治理资源。

最后，WHO难以谋求经费的绝对自由。1999年美国通过了《赫尔姆斯——拜登法案》，该法案为各国的强制性会费规定了一个上限，WHO的会员国会费在过去20年都没有增加。一些会费大国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削减了自愿捐款的额度，更有甚者还欠缴强制性会费。[11]强制性会费零增长，预算外经费占比过高，注定WHO在经费问题上很难谋求自由。

争端解决机制失灵及其原因

国际争端是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间交往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可能会面临国际争端。国际组织发挥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该领域的国际争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舆论对中国有所非议，其实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事实缺乏了解而作评论，当然也不乏出于特定政治动机的胡搅蛮缠。WHO未能在关键时刻担当起“一言九鼎”的角色，不能“一锤定音”，定纷止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WHO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及其框架内争端解决机制某些方面存在失灵。

首先，《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没有规定制裁措施和奖惩机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各国应当通报卫生措施，然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未予通报，因为不通报也没有惩罚机制。美国污名化中国和违反《国际卫生条例》（2005）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由于违规成本为零，使其有恃无恐。《组织法》规定成员国必须履行缴纳会费的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奖惩机制，美国威胁要对WHO“断供”。对于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成员，《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都没有赋予WHO相应的制裁能力，使有关成员国对履行职责持消极态度。因而WHO并不具有应有的权威。

其次，缺乏强制性和司法性。《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卫生措施进行限制的规定与WTO《卫生与动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规定的限制卫生措施的内容相似,但是两者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缔约国实施了过度的卫生措施，《协定》的执行可以依赖WTO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执行只能依赖缔约国的自愿。[1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明确的时限、专家组和上诉机制。[13] WTO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而WHO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具有任何司法性。

最后，WHO传统的功能主义导向，将自身定义为技术性组织。功能主义将国际事务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性质的，这个领域易发生冲突且不易调和；另一个是技术性质的，这个领域较易于形成共识。卫生、经济等领域（包括WHO）常被功能主义者定位为技术性领域。[14]这使WHO织远离政治，不愿采用强硬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采用“软方式”。虽然不同时期具体职能范围有所变化，但“建议”一直是WHO的重要工作方式，具体包括国际卫生大会的决议和召集专家订立的技术标准等，通过“建议”行使协调国际行动的规范性权威。

权能侵蚀及其原因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派生性，是成员国赋予的。只要是国际法未予规范的事项，都在国际组织职权和管辖范围外。[15]作为国际组织，WHO职权也是派生的，主要规定在《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中，成员国也可以签订新的条约赋权。新冠疫情发生后，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原本要发表一份公报，承诺增加WHO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赋权，但是该公报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流产。[16]WHO权能受到侵蚀的根源是国家利益之争，各国不肯让渡主权。《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订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间WHO一直在争取更大的权力，以及在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自主性，而成员方愿意授予其多少权力成为议题的焦点。一方面，成员国希望WHO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即使是加拿大、挪威等一直支持WHO的国家，也在国际组织的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寻求平衡。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再改革路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涉及多个方面。其中，遏制传染病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WHO承担的一项最为突出的职能。WHO的历次改革虽有多方面成效，但外界更倾向于聚焦该项职能，将其作为评价WHO“唯一”标尺。有学者认为，WHO带有“先天性的缺陷”。[17] 也许最为理想的是，重新打造宪法性章程。但在破题之前，进行针对性弥补，综合施策，对于摸索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必要的。

监管与自治：财务决定权与使用权的分配

一直以来，财务改革都是WHO改革的重点，财务问题关系到该组织的治理效能。WHO针对财务进行的改革不计其数，2014年埃博拉疫情后，WHO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关改革，重在加强国际融资和采用战略性预算空间分配，希望通过20个主要捐助方来完成80%的预算外费用。但预算外费用所占比例如果还是保持在70%以上，那么财务架构仍然是脆弱的。因此，其财务架构有必要进行实质性的再改革。

1．取消对各会员国会费缴纳设置最高标准的限制性规定。1999年美国通过的《赫尔姆斯——拜登法案》中会费“零增长原则”为各国会费缴纳设置的最高标准恶化了WHO的财务状况，严重影响了该组织的购买力，更不利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取消《赫尔姆斯——拜登法案》关于会费设限的规定，在应对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再受到财务的掣肘。

2．增强经费自主决定权，将经费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相挂钩，并纳入有奖惩措施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暂停缴费的行为违反了WHO的规定，应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增加其违规成本。根据《组织法》第七条规定，成员国如不缴纳会费，可以停止其选举权等相关权力。这种惩罚措施无法适用，因为对财务影响最大的美国等国拖欠费用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WHO又未规定其他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为了应对美国拖欠会费的行为，联合国曾通过一项方案，削减了美国在联合国行政预算、维和预算中所占的份额，但如果美国截至2003年仍不能补齐其所欠的13亿美元会费，其会费分摊份额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8]联合国的这种惩罚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值得借鉴。

3．建立基金池，根据使用情况分类，建立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基金、奖惩基金等，尤其是奖惩基金里的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费用的比例要合理规划，防止受到大国政治的干扰。一方面，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疫苗和物资等都需要应对基金。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2019冠状病毒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出20亿美元用于全球应急行动。WHO应设立应急基金(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以满足紧急状态下的资金需求。应急基金全部来自成员方自愿捐款，突发事件规划一旦提出要求，基金可迅速调拨资源。[19]另一方面，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应设立奖惩基金，对于受到损害的国家给予补偿，对于损害他国利益的国家给予罚款等处置。

借鉴与参考：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改革

WHO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的很笼统，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奖惩机制，形同虚设。应当借鉴其他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WTO成立以来其受理案件之多、审决效力之快、经济秩序发展之稳定，都反映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

一方面，增加司法或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程序。WTO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准司法性质，WHO似可参照此例建立专家组，在有关缔约国以和平方式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提出申诉的一方可请求专家组解决争端。专家组的成员应当根据案情分别由公共卫生领域、经济领域、法律领域的专家组成。鉴于WTO的上诉机构因为美国的阻挠已经停摆， WHO需修正的借鉴DSU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暂时先不设置上诉程序，主要是为了回避WTO可能面对的困境。这方面可借鉴TPP的争端解决机制，TPP采用的就是一裁终局，程序更快捷和简易。另一方面，要设立一套完整的奖惩标准和对应的奖惩措施。作为对不合作行为的有效威慑，强制执行措施对于多边条约的有效性以及多边合作的开展不可或缺。[20]国际合作在理论上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有强制性的制度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21]国际制度的进步性来源于权威性，根植于奖惩功能，理性国家依靠国际制度实现其利益。国际制度的规则是奖励遵规的国家和惩罚违规的国家，促使有关国家在制度的框架内重构自己的国家利益。[22]

让渡与重塑：实有权力与应有权力的平衡

国际合作的持续发展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WHO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应通过实体和程序层面，寻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决策取向与行动效率即可行性的最优平衡点。

1. 重塑权力边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WHO需要通过成员国主权边界的合理让渡为其赋能。WHO作为国际组织，其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有限的，其国际活动离不开边界约束。这种约束的“边界”，对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分别都具有“约束”意义。

国际组织权力边界的设定须以必要和适度为限。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利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国家间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在让渡部分主权时而失去的利益时，就可以调动其追求国家利益的自利动机。[23]国际公共卫生争端解决的多边机制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也需要在权力边界的合理重塑中逐渐磨合才可能成型。简而言之，WHO在合理的权力边界里基于成员国让渡的部分主权履行职能，成员国在自有的权力边界内行使主权，是国家主权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利益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2. 深化国际卫生立法。国际法治强调规则至上。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卫生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技术范畴。WHO实际上也已经突破原有的技术性组织的角色。[24] 当前，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但逆全球化现象和民粹主义并不能阻挡国际社会法制化的趋势。在这场攸关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团结、合作、共治是人间正道。WHO需要强化国际法治建设，推进国际法向促进多方合作的方向发展，构建多维度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将全球卫生治理法治化从理念变成现实。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公共卫生立法有助于使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最小化。[25] 在专项国际卫生公约、规则方面，WHO迄今组织制订了多项公约和规则，但还有完善的必要和空间。比如，虽然《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各国“应当”通报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额外措施，但对成员国未予“理睬”的违约行为没有任何制约性规定；明明有规则禁止对病毒命名污名化，WHO针对炮制所谓“中国病毒”的违规行为，[26] 拿不出禁止类的程序性办法以正视听，实践中一些明显掣肘的缺陷应当及时弥补。

WHO可以考虑联合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立法”方面向多个方向努力：（1）借鉴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备忘录》（DSU），进一步建立健全国际卫生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2）在坚持主权“合意”的原则下，探索建立程序完善、条件严格的实地调查机制，这对疫情有效防控本身和减少不必要的争端具有积极意义。（3）弥补强化成员国违约行为的制约性规则刚性，特别是针对不去履行额外措施通报、恶意拖欠会费等行为的违约后果应加以适当明确。（4）借鉴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扩充国际卫生实体法，制订《生物安全和病毒公约》《国际流行病法》等。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功能合作。[27] 面对核扩散、气候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人口灾难等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约束之下的“合作之囚”呼唤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趋势下，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是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规范与技术的提供者、薄弱环节的补位者。WHO既往改革及成效，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说明，该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特定领域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理性重塑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国的权力边界，正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多层次布局、多渠道接纳、多元行为体参与，是WHO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问题的加剧，创造新的（且不止一种）国际货币的任务愈加紧迫。

超国家货币制度设想

1917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想法。这位经济学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纸币兑换黄金的做法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应由国家部门根据国际协定调控货币汇率。

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货币“Bancor”的想法，进一步发展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发展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思想。他提出，世界货币必须以Bankor定价。由此，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提议成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该组织将根据各国央行相互间的债务关系对新货币的流通进行调控。

然而，在那次会议上，大获全胜的却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推迟了国际货币结算系统伙伴关系模式的落实。

超国家货币问题后来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提出。经互会是1949年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的，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两两之间都有双边清算机制，该机制规定两国可根据双边协定处理结算问题。所有相互提供的服务和货物都被兑换成卢布，并记入委托银行的相应账户。

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国家两两之间的进口和出口额却很少能够实现平衡，因此它们之间的支付额也很少能够达到平衡。两国之间由此产生的结算差额通常是通过调整次年的商品供应关系来抵消。如果这种差额长期存在的话，则该项数据会以国际公共贷款的形式累计计算。

双边清算的缺点是阻碍了贸易往来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了用卢布从伙伴国购买所需的东西，必须向该国出售商品。但问题在于，伙伴国往往对另一国所能提供的商品没有需求。

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国际结算系统

向多边支付的过渡消除了类似的困难，因为供应国已经开始面向经济互助委员会共同市场从事出口，即面向所有多边支付国的需要。你可以通过向参与结算的第三国出售东西来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你需要的商品。实现商品和现金流动平衡的工作难度大大减轻。

正因如此，为了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间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多边清算系统，1963年10月22日，该委员会成员国签署协定，根据该协定，可转让卢布自1964年1月1日起适用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结算。监控新货币流通的机构不再是成员国的国家银行，而是专门设立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必须指出的是，可转让卢布机制并不限制经互会成员国使用本国货币。可转让卢布可按成员国共同商定的汇率兑换成成员国的国家货币。

可转让卢布成为国家间结算的支付货币，国际合同价值的衡量单位和信贷工具，当然也适用于投资项目的落实。

这样，经互会成员国在可转让卢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大规模国际结算系统，这一系统到1990年已经持续运转了27年。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大约5%的国际贸易是使用可转让卢布进行。

其他超国家货币单位是在借鉴经互会经验的基础上且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在国际上流通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从1970年才开始模仿引入的，而欧洲货币单位ECU（即欧元的前身）在1979年以后才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内部的结算和支付。

以外币（主要是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催生了货币体系的形成，进而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纳入国家资本再分配体系中。在这一分配体系中，这些资本往往是重新分配给发行世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这种资本的再分配的核心是全球收益剪刀差，其基础是以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基本上是“指定的”和无风险的资产）建立国家储备，并以高回报高收益吸引外部美元融资。

这种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上，这些数据是根据货币市场货币兑换方法（汇率定价）和购买力平价(PPP)分别计算而得的。由于美元是一个虚拟的市场价值基准，在这两种计算方法下，美国GDP的数值是相同的。但其他的20国集团成员国（不包括澳大利亚），在2016年以市场价格计算而生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却要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得的GDP，这反映出美元对其他所有货币均存在汇率过高的问题。例如，金砖国家的名义GDP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对应数据的2倍（巴西，中国，南非，俄罗斯）到4倍（印度）。因此，维持以美元作为全球价值基准的强势市场汇率，导致其他国家货币购买力处于低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1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缩水6.3万亿美元。201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4.6万亿，增长了708%。

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的风险

除了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利益外，国际工业家和企业家大会的专家们认为，参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还存在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和挑战:

--国家货币体系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维持美国与其债务主要持有者之间的平衡；

--更容易受到潜在的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无法确保国际结算，包括军事和技术合作领域国际结算的保密性；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及其基础设施(SWIFT)，包括美元的可追溯性及美国冻结任何对外经济合同的能力，作为杠杆在政治问题上施压；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美国制裁背景下，为与伊朗进行贸易而建立了新的金融机制，在这方面就可以作为国际惯例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一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清算系统，实现伊朗石油与欧洲商品的交换，这类似于苏联在冷战时期采取的做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可以切断任何参与伊朗石油交易的银行机构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新的金融机制的运作方式如下：伊朗向欧洲供应石油和其他产品，但这些产品的收益并不是汇往伊朗银行，而是流向那些向伊朗供应工业制成品、药品和食品的欧洲公司。由欧洲国家创建的专门组织INSTEX（贸易往来的辅助和支持工具）将对从伊朗购买货物的公司的欧元结算单据和向伊朗出售货物的公司的欧元收据进行比对。

例如，一家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要将工业设备卖给伊朗的买方，但直接从该买主收到欧元付款将直接挑战美国的制裁政策。因此，这家法国公司转而在Instex公司登记销售文件。Instex则负责寻找从伊朗购买商品的公司来平衡商品和现金流，造成两家欧洲公司相互买卖的事实。货物将继续往返于伊朗，但资金将完全留在欧盟内部。

伊朗设立了一个与Instex类似的贸易和金融特别机构(STFI)。STFI还会比对进出的交易额。借助这一机构，也造成了这两个伊朗商业实体间相互支付的事实，因此资金也不会越过伊朗边境。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办法

结合有效保障国际结算的最佳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逐步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办法。

第一阶段，在国家间协定的基础上发展双边清算系统。

任何发达国家的外贸差通常都允许按照交叉汇率进行清算的方式完成大部分的结算工作。例如，根据对俄罗斯2019年外贸结构数据的分析，可以确定出一个主要伙伴国清单，俄罗斯与以下清单内国家的进出口平衡关系客观上允许俄罗斯与这些国家以非美元形式进行结算:中国（95%），巴西（88%），日本（79%），瑞士（78%），印度（54%）和韩国（49%）。

多币种外贸体系应建立在国家间既定协议的基础上，这些协议对当事方仅以本国货币按照合同完成支付的义务作出了规定。可将建立俄中清算联盟，或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清算联盟作为实施该方案的第一步。如交易方表达相关意愿，则合同价格公式也可通过美元来计算，以抵消个别国家的汇率风险。

政府间结算总体差额可以使用包括美元在内的可兑换货币来抵消。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可大幅度减少对美元的需求。这就要求，参与新结算体系的各个国家要实现各自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从而提升其外汇储备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等级。

第二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清算联盟，向多边清算过渡。

把更多的国家纳入清算将极大地扩大清算体系适用范围，因为在联盟成员国之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空间很大。从联盟的一些国家购买必要的货物，同时将货物出售给参与结算的其他国家是完全可行的。

在这一阶段需要确立国际结算货币单位——类似于在经互会框架内流转的“可转让卢布”——以及使用该货币单位流通使用的必要基础设施，包括发行和结算中心。这将确保国际贸易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对外经济活动的平衡性，提高参与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和国际结算的机密性。

由于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是变化的，汇率每天都在变化，因此新货币的汇率也必须实时进行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即新货币汇率调整），那些商品流动更强的国家的货币汇率影响会更突出，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货币在清算联盟辖域内流通性更强。

今天，国际贸易市场参与者对一些最弱小经济体的国家货币的信任度很低，因为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很大。以这些货币出售货物会带来财政损失风险，因为这些货币的汇率甚至无法确保短期内不会下跌。清算联盟可以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尽管它们的国家货币疲软，但它们还是能够参与非美元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因为联盟内货币结算单位更为稳定。

第三阶段，通过启动国家间相互借贷机制，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从清算联盟过渡到支付联盟。

如果说采用多边清算制度是为了节省可兑换货币，那么信贷体系对于建立储备基金、支持流动资产，从而提供支付保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一阶段的实现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或现有的统一的非美元支付系统。

结算、结算货币单位和政府间信贷清算系统的推出，将大大推动向完全意义上超国家货币的迈进，最终可以在开放清算联盟内取代国家货币。

（编辑  季节）

疫情背景使百年未有大变局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态势，从发展势头来看，中国的崛起，使国际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宣传中国发展成就的素材越发丰富。同时，如何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调整策略，避免落入“锐实力”陷阱，即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收到消除外界疑虑的效果，以求达到增进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理解与彼此尊重，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塑造与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全面、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的目标，成为当务之急的重大课题。

外宣老期刊在重大变化下的新问题

《人民中国》日文版月刊是我国国家外宣期刊老字号，历史上，通过文字报道及民间交流活动，赢得了日本各阶层稳定的读者，见证了中日邦交从以民促官到正常化，乃至发展至今日的历史全过程，形成了丰富的人文外交传统。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面临巨大调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人民中国》继承传统，有所创新，在对日人文传播与交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民中国》的传播与交往对象是我国的近邻日本。日本是具有两面性的国家。它既秉持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又有千年来东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既有历史上侵略中国的负罪感，又有战后一时繁荣的自负感；既对中国巨大市场深深依赖、难以割舍，又对中国的赶超态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切构成了日本从官到民对华的纠结情感。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对华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的低走势期，经过努力，近年虽然重返轨道，但行稳致远仍面临考验。“政凉经温民冷”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困局。当前的中日关系，战略互信是“易碎品”，战略互疑是“易燃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设定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有利于增进双边关系的对日报道与交往方针，是《人民中国》进行特色案例探索的出发点。

坚持对日交流中的“两分法”

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提出对日的“两分法”，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日本当今社会。当年的中日交往宝贵经验，使我们争取到日本的广泛民意基础。今天的日本民意，受到总体右倾保守化的政客、在日中经济合作方面内心纠结的财经界、舆论趋向一边倒的媒体、以及偏向西方价值观与日美安保条约的精英智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民意低潮。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各种双边交流活动，增加和对方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并通过媒体平台广为传播。其中，“北京-东京论坛”这个目前中日之间唯一的一个综合性论坛，就在民间交往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每年一次的论坛，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政治、外交、经贸、安全、媒体常设分论坛，以及每年不同主题的特别分论坛，汇聚了两国各界智库、精英，提供了各自发表意见和讨论的机会；即便是在中日关系最为困难的那几年也没有中断，坚持了整整17年，每年都就一些热点、重点话题和日方交流与交锋。在2020年的媒体分论坛上，针对美西方及日本媒体自疫情以来有关中国报道中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向性问题，我方讲究策略，避免与之进行意识形态纠缠，而是抓住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沦丧”，结合实例设置议题，与日本同行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敢于斗争、不回避问题，又用事实说话。这样就赢得了讨论的话语主动权，交锋与交流并进，日方多数代表也比较服气，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将中日交流引向深入

做好中日交流，很重要的是要做好青年一代的工作。2015年，我们启动了“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6年来，吸引了上千名日本青年积极参与。2019年大阪G20会议前夕，习近平主席还给参与“熊猫杯”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鼓励日本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我们针对受邀来华的青年获奖者，通过深度参观、专题讨论、家宴恳谈等形式一对一地交朋友，结合个人生活实例帮助他们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人的现状。这些人回国后写来的访华观感表明，通过这样的交往，他们对华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去年第6届大赛，我们向投稿者发去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日本的年轻一代特别是有过访华经历的人普遍表示，他们实际看到的中国与原来在国内受媒体影响形成的中国印象反差比较大。这些实际效果提示我们，对日交往应该更多地注重对年轻人做持久和细致的工作。今年我们将考虑运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增设深度讨论的“熊猫论坛”，将中日青年交流引向深入。

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

这应是对日交流工作的一个重点。此次疫情的突发和蔓延，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很不平衡。当全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时，东亚各国人民表现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相对于西方国家要好很多。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行为规范意义深远。2020年中秋节，我们在与海江田万里等日本有识之士进行线上讨论时，我谈到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的见解引起了日方的共鸣，形成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讨论。

2020年抗击疫情初期，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援助中国口罩时，运用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诗句，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对于这种通过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引发共鸣、共情的做法，我们做了更多有深度的尝试。后来，中国向日本捐赠救灾物品时，我们把具有独特日本文化特点的短诗——俳句，以及中国朋友创作的汉俳、俳画等贴在捐赠品上，在日本受赠者中引发了“美美与共”的共情效果。“美美与共”应该是运用文化要素展开国际交往的重要理念。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林林、刘德有等中日文化交流先贤们，以来自中华诗词小令的灵感，创立了契合日本俳句五、七、五节律的汉俳。2016年入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农本文化的核心精神，也为日韩等东亚国家共享，反映了东亚国家共有的哲学智慧，在文学和美学层面，也为中日韩人民津津乐道。三年前，我探索将这两种优秀的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以讴歌二十四节气风物的日文俳句和中文汉俳为内容的文化栏目——“俳人笔下的节气与花”，很多中国和日本的读者，包括海外华人都参与接龙。在此基础上，俳句和汉俳的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形态：疫情期间，中日两国读者纷纷“俳山句海鼓斗志，你接我续志成城”；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很多政协委员创作汉俳投稿……俳句成为与时代同步的表达方式。汉俳与俳句的互动，是中日两国以诗词表达友谊传统的延续，很好地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甚至一向保守的日媒《产经新闻》都关注到这一现象，载文评价汉俳中日人士都可读懂，希望在两国首脑外交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以日本人喜欢的漫画形式进行文化交流

面对灾难，《人民中国》针对日本的灾害多次策划深度报道。2016年，日本熊本发生地震时，我曾策划过一个现象级报道案例——发布“熊猫给熊本熊送竹笋”的原创漫画，体现来自中国的慰问。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处在低潮，但两只憨态可掬的熊走到一起的形象，超越了中日关系中现实的隔阂，萌化了许多读者。地震发生第二天推出的这个动漫形象，引发了网络上大量的模仿，TBS等一些日本媒体就此现象做了深度报道。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运用漫画形式进行心灵沟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中国漫画馆”项目，最近又启动了“悟空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吸引了更多东亚地区年轻人通过漫画形式关注、了解中国。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在杂志上策划推出了漫画连载《血与心》，并集册出版了同名漫画书。故事的主人公叫砂原惠，193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幼年随父母举家来到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前夕，父亲客死阜新，砂原惠和妹妹随母亲在中国颠沛流离、沦为地主家的放牛娃。1948年砂原惠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参加辽沈、平津战役，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又参加志愿军走上朝鲜战场，并为初创期的人民空军航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5年，砂原惠返回日本后，一直坚持日中友好信念，积极从事日中友好和对华贸易工作。漫画艺术再现了砂原惠传奇的一生，就像他的名言——“虽然在血统上和法律上日本是我的祖国，但中国永远是我精神上的祖国”，情节感人至深。这部漫画的日文版去年在日本出版，目前将由B站改编为十二集动画片，献给建党100周年，并做国际发行。

《人民中国》的连载推出后，我们收到了日方密集回应。18岁的高中生小林裕二说：“读罢感到很受激励，这是在教科书上无法读到的隐秘历史，令我眼界大开。”56岁的家庭主妇田中幸子说：“没想到中国的漫画质量已经如此之高。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全彩印刷，这样的良心作品在日本也很少见到。虽然内容很严肃，但读起来一点都不吃力。我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真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26岁的公司职员山西隆说：“我在外资企业工作，有很多中国朋友。读了这部漫画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些日本人现在只关注日本自己，眼光过于狭窄！就像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讨论时常遇到的那样，这部作品让我很受触动。我要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的日本同事看。”36岁的钟点女工齐藤绫说：“尽管主人公成长的时代和自己相差甚远，但这部作品好像就在说我自己的故事。了解了这段历史，让我找回了勇气，我也要面对现实，找回自我。”21岁的真人秀爱好者浅野桃华说：“平时很少读历史方面的书，要是这样的漫画书多一些，我一定喜欢看。虽然我远在日本，暂时还来不了中国，可我也要像砂原惠那样为中国而战！国籍不重要，人类皆兄弟！”读卖新闻北京总局长竹内诚一郎说：“媒体记者特别关注中日关系，看到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表现这一题材，备感新奇，十分期待。乍看主题沉重，细读引人入胜。建议加大发行力度，全力扩大影响。”朝日新闻北京总局长西村大辅说：“得知这部漫画作品也会在日本出版，相信砂原惠先生的传奇人生一定会让很多读者感动。作品体现了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观，希望这部以中国人视角描写的日本人的故事，能够得到更多日本人了解。”

几点建议

近年对日传播与交往的经验让我产生了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1、避免同质化传播，以及重通用语种、轻非通用语种等倾向，切实做到因国施策。我们既要讲自己的国情，也要区分不同的听众，有针对性地和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与交往。

2、在对外交往中应该避免以己度人，而是以推己及人的诚意，平等地、说服性地对民众介绍我们的观点和理念。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时谈及对嬉皮士的看法，他既讲原则，又以理服人、但不强加于人，从而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信赖与敬重。这样的修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3、从事对外交往，应该有必要的通识修养。在发言、谈话的时候，如果善于运用对方耳熟能详的音乐、美术、历史、哲学、文学、电影等内容开展交流对话，可以拉近和对方的心理距离，呈现我方的文化修养与人格魅力，也会使讨论话题变得轻松，语言表达更加丰富，从而最大程度地化敌为友。这样，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做到在价值、情感、艺术、修养的多层级融合，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4、注意交往与传播的受众群体，针对政要、精英、媒体乃至普通人应有所侧重或区别，在政策、舆论、民意不同层面做好工作。协调好场面上的与私下的、活动中的与日常的、公务的与个人的交往关系，对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与入脑入心的交流效果意义重大。

5、目前对外传播过程中“内宣外溢”现象值得注意。我们的表达应该将对上、对内、对外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套自恰的话语体系，既坚持国家的主权安全与自尊自信，又本着文明互鉴的精神与各国各地区相互学习，开放包容，从而有效破除西方对我抹黑。

6、对外交往与传播中，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词翻译，真正做到得其意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技术短板。如“红色基因”“杀出一条血路”“绿水青山”“最美逆行者”“展示大国形象”等国内常用的语句翻译，目前还不能达到尽如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解，亟待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为目标创新翻译理念。

（编辑  季节）

2020年全球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空前危机，其规模已与上世纪大萧条规模相当。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听到有关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末日危机的预言。鉴于此，为了能够在当前危机中清醒地评估我们的未来，应该看看大萧条以来近百年的经济转型过程。毕竟，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世界大战、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却依然呈现出人民富裕程度和技术发展的高增长率。此外，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在很大程度上被危机时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凯恩斯所预见。这位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摆脱大萧条和建立战后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战略思想家。

凯恩斯在他的《子孙后代的经济机遇》（1930年）一书中，描述了后代消费者经济正向为大幅提高居民福利的这一命题转型。凯恩斯这部著作有价值之处，首先是作为长期预测的一个典范，表现在上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实现发达国家人口福利的增长。尽管处于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经济形势中的同代人都已感到绝望，但凯恩斯还是勇于提出，目前我们只是在“经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而那些急于认为生活水平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凯恩斯在书中写道：“假设我们还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即现今悲观主义所表现出的两种现象已成为明显谬误的时期：革命者的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很糟糕，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拯救我们，而反对派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平衡已经很脆弱，无法承受冒险的实验行为。”

凯恩斯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劳动技术设备增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点，正如他所说：“为了实现农业、采矿及加工产业所有部门的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减少四倍的人力。”

结果，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再过100年，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将比现在（1930年）的水平提高4-8倍。”按照我们的当前数据，可以说凯恩斯的预测是正确的。根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统计，从1930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的人均GDP增长了约5倍。在这100年中，有关预测准确性的追踪调查都没能改变凯恩斯的结论：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中，发达国家的居民福利增长幅度都应该在凯恩斯给定的区间内。但凯恩斯的另一个论点或许更为重要。如果在发达国家，达到了能够保障所有人口实际需求的水平，那么伴随这样的发展进程会发生什么？凯恩斯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居民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或者每周工作15个小时，空余出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休闲。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开始批评这种“闲暇时代”。 最终事实表明，发达国家人们正常工作的多数情况是，收入越多，而本就相对少于高收入人群的空闲时间也就越少。

相对于凯恩斯这种有失偏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既会工作又可休闲的现代世界的选择。然而，很多当代经济学家错过了凯恩斯更深层次的结论，这也是凯恩斯在自己另一本著作中所写到并为之捍卫的理念，即随着居民福祉的增长，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规划都将越来越注重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有一些人，不会为了生存而变卖那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艺术品，并且当这种能丰富我们生活的艺术品出现在面前时，能够将它们留在我们身边。”凯恩斯认为，这种“经济人文”也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富裕的增长将导致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转化。“当财富的积累不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时，大量的道德规范都会转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宗教和传统美德的最为清晰和明确的原则上：贪婪-罪恶，等同于把金钱直接献给了罪恶的增长，而迷恋金钱的行为则更是令人作呕。我们的目标是获得更多的钱，但一定是正当合理的收入。”

可以与凯恩斯进行理论比较，对近一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变化进行对比，不过，需要注意凯恩斯结论的切实意义：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经济机器来说，凯恩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和准则的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类生活方向的参照。随着国家繁荣水平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领域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在刚过去的十多年中人力资源的发展相当活跃。

或许，当前的危机会有助于世界经济转向“人力资本”的优先发展——首先便是医疗保健和教育。凯恩斯的乐观主义和精神遗产给我们带来希望，理由不仅在于战胜危机和消费者福利的增长，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中“道德密码”的转化。

（编辑  季节）

在20世纪初期及其之前，阿根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被视作世界经济增长的“优等生”，当时欧洲人在形容一个人如何有钱时，都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有相当一致的预言：这个“银色国家”正在迎接一个金色未来。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自20世纪中叶以后，阿根廷竟然从发达国家直落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银行报告所阐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多年来，阿国多次尝试跳出这一“陷阱”，但是成效差强人意。如今世界经济又进入新一轮萧条期，“蓝色美元”划破“银色国家”天际。在炙手可热的“蓝色美元”背后的，是不合理的政府治理、不稳定的宏观经济、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超负荷的国家债务，这些不利因素相互作用叠加，最终导致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实际依附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掣肘与迟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国治理教训对今日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无处不在的“蓝色美元”

阿根廷共和国最大的新闻报刊《号角报》（ElClarín），在其网络版最为醒目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实时报道“蓝色美元”价格（即美元兑比索）走势的专栏。阿国另一大报纸《国家报》（El Nacional）在第一版页首将“蓝色美元”和天气预报放在了一起。阿国政府和国家银行的经济报告也总是提及“蓝色美元”，其价格走势已经成为阿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民众来说，这个“蓝色美元”也已经和天气预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

从20世纪开始，“蓝色美元”就已出现在阿国内，最初阿国民众称其为“黑色美元”或“黑市美元”，后来逐渐改称“蓝色美元”。在西方语言里，“蓝色”一词象征着积极向上，但有时过重的蓝色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孤独感，因而也可代表负面的事物。“蓝色美元”还来源于“蓝筹股”（blue chip）概念，“蓝筹”原指赌桌上的最大额筹码， “蓝筹股”则是指那些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交易活跃、信用度高、分红优厚的大公司股票。在阿国，“蓝色美元”大多指来路不明不正，卖家通过“蓝色美元”将贩毒、逃税或贪污所得的赃款洗白；同时也表明美元在阿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更高价值和更重要地位。

2002年，阿根廷放弃联系汇率制，转而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在此后的15年间，比索对美元缓慢贬值，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同一时期“蓝色美元”的价格虽略高于官方定价，但二者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自2017年年底，比索开始加速贬值，“蓝色美元”以略高水平紧跟官方汇率。2018年阿国经济增长低迷，屋漏偏遭连夜雨，2019年国际保护主义迅速升温，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市场对阿国的初级出口产品需求急剧萎缩，而阿国对国际产成品需求呈现刚性，进出口失调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比索大幅贬值，进口产品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重，2020年达到40%。[①]

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加剧民了众对比索的不信任，导致比索进一步贬值。到2020年11月，“蓝色美元”已持续快速上涨了15个月，美元兑比索官方汇率为1：78，黑市汇价竟达1：180，高出约130%。

“蓝色美元”不仅深入阿根廷普通民众生活，而且广泛进入阿国的生产和流通，成为企业重要的结算支付手段。阿国工商业者为规避比索贬值风险，在交付货物时一般都会选择以美元当面结算。在阿国面包行业协会主席劳尔·桑托安德烈看来，阿根廷面包行业正遭遇一次严重危机：经济萧条使得面包的销量减少了40%，“蓝色美元”的飞速上涨又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磨坊主向面包房主以美元的实时价格卖出面粉，如果美元价格在那天有所变动，面粉的价格也会变……所有的东西都按美元标价，甚至一个装面粉的包装袋都要卖60美分。”[②]

比索的贬值和美元的高涨限制了企业的规划能力，当下连生存都困难，又怎能奢谈未来发展。自行车品牌Fad Bikes的所有者卢卡斯·弗拉斯克利表示，汇率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立即反映在产品上，供货商们不断调整产品价值，试图维持同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的产品）每周都有不同的价格”[③]。

“蓝色美元”的演变

自二战结束以来，阿根廷汇率动荡与危机便已是家常便饭, 比索贬值幅度大、持续时间长，严重威胁到经济稳定运行。为解决汇率问题，阿政府采取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用强制方式将汇率“稳定下来”。然而，到1969年比索遭遇空前危机，兑美元汇率从1945年的4.1：1骤降至350：1，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比索流通，转而发行“法律比索”，并规定与美元的比价为100：1。新货币对汇率的稳定作用只是暂时的，在短短数年内，新比索便出现了较之前更为严重的贬值，1983年“法律比索”停止流通时，1美元竟能换到6.9万比索。不得已阿根廷再次发行“可兑换比索”，并实行众所周知的货币局制度，以联系汇率将比索同美元价格绑定。

图1 1970年至1983年（每年1月）阿根廷美元官方汇率

资料来源：成本分析网（AnaCos），http://www.jossoft.com.ar/ARCHIVOS/DolarHistorico.

在严峻的比索问题背后，是严重的政治与治理问题。自1976年阿根廷建立军人政权起，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经济流动性，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导致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除能源外）都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缺少对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控制能力。国有经济的萎缩一方面无法为政府创造足够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当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退出市场时，政府很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萧条与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外国航空公司纷纷退出阿根廷市场，由于没有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近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自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政府为了获取经济运转资金，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而采取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政策。然而，阿国脆弱的私人企业难以同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竞争，纷纷败下阵来，或被外企吞并、或被市场淘汰，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化遭遇严重挫折。阿根廷经济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失业，产业结构降级到从事低端原材料、能源生产，而且以出口为主。这种低端、残缺的产业体系，极大地降低了阿国经济的自给能力，对外国市场、商品和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在世界经济繁荣期，尚可以较低价格进口经济运行必需的商品和资本，缓解国内的就业不足和通货膨胀问题。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进口成本上升、不断增加的停产失业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纷至沓来，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如此便将繁荣期的发展成果吞噬殆尽，比索贬值和美元资金流失难以避免。

为遏制比索贬值和美元流失，阿根廷政府采取严格金融管制措施，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金融管制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为阻止民众大规模挤兑，费尔南多·德拉鲁政府下令，禁止居民取出银行存款，任凭民众储蓄为通货膨胀侵蚀。政府政策把储户像婴儿一样关在栅栏里，因而被民众戏称为“婴儿床政策”（Corralito）。经历了“婴儿床”政策期后，民众对政府和本币比索的信任已然跌至谷底，美元成为避免购买力缩水的最好选择，色彩也越来越“蓝”。

2011年，克里希纳·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为稳定比索价值，防止资本过度外流，政府下令限制兑汇业务。由中央银行（BCRA）制定的官方汇率仅服务于进出口部门，以满足相关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2015年，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总统后，为增进对外开放，政府曾一度允许民众自由兑汇，但立即产生严重后果。比索迅速贬值约40%，9个月内即有9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国内美元储备吃紧，外汇赤字增加45%，迫使马克里政府重新限制美元兑汇，规定每人每月兑汇最高限额为200美元。这种有限的开放不能满足民众对美元的需求，在2018年马克里执政后期，“蓝色美元”价格加速上涨，同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当选后，对购买外汇增收30%的额外税负，但仍然无法抑制市场对美元的大量需求。阿根廷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对比索的替代越发严重，阿国内经济越是动荡，使得阿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与替代越是严重，在“蓝色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蓝色美元”的实质——经济美元化

“蓝色美元”大行其道只是阿根廷严重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或外部表现。阿根廷国家经济的高度美元化所折射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美元化是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不稳定的宏观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国家债务等）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阿政府一系列不当发展与治理政策的结果，是国际市场不对称竞争的结果。

早在20世纪初，因为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外贸强劲，阿根廷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实力排行全球第7的发达国家。然而，这个一度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世界经济的“优等生”，尚未盛极便走向衰败，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紧张，政权更迭频繁，发展政策摇摆不定。80年代，债务危机将阿国推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关经济学家以及主要政治人物认定，阿经济持续动荡的根源在本币比索不能成为稳定之锚，而美元可以使阿根廷同经济稳定、体量巨大的美国绑定，从而解决阿根廷因经济频繁波动而导致的系列弊端。到90年代，政府采取将比索同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货币主权的措施不能解决阿根廷经济的痼疾，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重，比索的快速贬值使政府无法维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在2002年被取消，比索与美元拉开距离。在通货膨胀和比索贬值的影响下，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加持下，市场自然选择美元，而且依赖美元，国民经济日渐美元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从2012年起，阿根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美元化程度愈发提高。

从长期来看，经济美元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美元化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增大；美元化会放大依附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历史上，阿根廷政府曾多次尝试经济美元化，甚至一度采取比较极端的将比索同美元等价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均未取得良好成效。尤其是在危急时刻，比索鲜有问津，美元却大行其道。但是，以美国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 Hank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阿根廷只有将经济全盘美元化才能稳定经济。这意味着，阿根廷经济美元化程度还不够，只有实现美元兑比索的完全替代，阿根廷才能实现稳定。货币是金融的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坚硬的外壳，决定着国家总体安全；货币主权一头联系着基础性经济安全，一头联系着决定性的国家主权。经济美元化是对货币主权的严重侵蚀，货币主权的缺失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阿根廷牺牲货币主权，以换取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没有长远利益，没有根本利益，最终也就没有眼前利益，没有局部利益。

“蓝色美元”的警示

货币主权必须牢牢捍卫。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阿国经济的波动。但是，美国与阿根廷的经济体量与国家实力严重不对称，美阿关系不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关切，美国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或方式最便捷的原则出台货币政策，这会对阿根廷产生诸多且严重的不利影响。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如潮水般流入市场，一方面便利了阿根廷融资，活跃了阿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稀释乃至掠夺了阿根廷国民财富。从2015年起，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政策，出台诸如缩表、加息、减税等措施，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非农就业增加，都使美元更为强势，如此导致阿国获得美元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

对外开放一定要自主可控。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经贸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阿国外贸从而影响其经济的稳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16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反对全球化之保守主义思想可谓登峰造极，不断祭出高关税、反倾销等措施，导致相关国家间贸易争端不断升级。2017年，特朗普政府禁止阿根廷向美国出口生物燃料，作为生物燃料出口大国的阿根廷，一夜间便失去了价值12亿美元的大市场。2018年，特朗普政府又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意在限制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的金属制品。2019年正值阿根廷国内经济困境时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话谴责阿国经济政策：“阿根廷正在大规模贬值货币，这对我们的农民不好，我要对阿根廷加收关税。”美国如此骄横的单边主义对阿根廷不断扩大的外向经济构成严峻挑战。

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国有企业一度是阿根廷政府实施调控的重要抓手以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阿根廷实行私有化，卖掉了国有企业，幼小的私企不敌跨国公司，严重抑制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阿根廷财富创造能力和经济自给能力。国民经济重要关键领域逐渐被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政府在关键时刻难以对国内市场实施有效调控，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而制造业更是一国财富之源。阿根廷的教训充分表明，开放经济的稳定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合理控制。阿根廷实体经济萎缩，民族工业弱小，自己不能造血，只能依靠外部输血，依赖外国资本发展经济。

依赖外资发展经济得不偿失。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阿根廷政府通过出售公有企业、外企投资优惠政策以及向美国和IMF借贷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美元资金与资本。公有企业的出售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导致大量利润以美元形式流出，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时，阿根廷的出口企业尚能为政府带来足够财政与外汇收入，抵补偿还巨额贷款的本息，“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尚能维持；进入衰退周期后，财政捉襟见肘，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借新还旧”无以为继。为维持外部平衡，政府需要比索贬值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增收外汇偿还外债。然而，比索贬值又会因进口商品价值上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加大政府维持内部平衡的难度。无常的治理政策及狭小的财政空间，加剧了经济失衡以及失衡再平衡的应对难度，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抛弃比索、追逐美元成为大势所趋，阿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阿政府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也越来越大。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从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方位下滑，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又加剧了俄罗斯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面对疫情，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来规避风险，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俄罗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疫情 俄罗斯 经济 纾困 影响

探讨俄罗斯的经济走势，疫情是当前最主要的外生因素，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核心经济部门开始调整目标、规划和战略，以适应疫情下的整体经济环境。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抗疫纾困的刺激政策，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基础，同时对企业和居民家庭展开扶助，在国际市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刺激内需来稳住就业和家庭收入。在此基础上，又将部分扶持政策融合进政府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当中，将2018年根据“新五月指令”目标制定的“政府2024年基本工作方针”和经济恢复计划进行了部分整合，并延长到2030年。这是疫情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政策规划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整。

目前看，俄罗斯抗疫扶持政策产生了较好效果，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表现要好于欧美等国家，这一方面取决于制裁环境下疏远外部市场造成的“内敛型”适应性，另一方面是扶持政策对外需断崖式下滑的缓冲作用。在第二波疫情大概率出现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俄罗斯政府通过延长部分扶持政策、出台新战略规划及优化国际合作来抵御风险。

疫情下的俄罗斯宏观经济现状

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从梅德韦杰夫内阁进入到米舒斯京内阁。总体看，梅德韦杰夫留给米舒斯京的俄罗斯经济已有起色，具有一定增长潜力。俄罗斯经济增长虽然低迷多年，但一些重要指标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外债率等表现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汇率稳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年底开始止住下降颓势。[1]

2020年的俄罗斯经济，可以分为疫情前的经济增长、因疫情隔离导致的衰退和隔离解除后的经济恢复三个阶段。疫情隔离前，俄罗斯的GDP缓慢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和能源价格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2019年第三季度起，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开始扭转2014年以来连续下跌的局面，出现小幅增长。但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态势，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8%，创造了近20年来的最大下跌纪录，[2] 第三季度降幅度稍有放缓，也达到5%。

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GDP下降8.5%，这是2008年以来单季度最大跌幅。行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宾馆和餐饮行业下降了56.9%，其他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工业产值在疫情高峰的5月份下降了9.6%，7月份下降8%；在工业产值中贡献最大的石油和矿业开采均下跌15%以上。

从第二季度起，俄罗斯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五月份达到6.1%，到第四季度初稳定在6.4%左右。所有远程办公的工作者没有被列入失业名单中，但不能获得全额工资，既有工资比疫情前正常水平下降非常多。据统计，这样的“半失业”人群在全国超过100万人。2015年以后，居民的高贫困率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疫情带来的新一轮失业潮无疑会加剧贫困问题。就业是政府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隔离期间，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企业和家庭的扶持政策，GDP下跌幅度要小于预期。作为俄罗斯财政预算支柱的能源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从2020年1月下旬疫情暴发到2月中旬，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了20%；3月份国际油价再次暴跌， 4月下旬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一度出现负油价。除了需求萎靡，OPEC与俄罗斯未达成石油限产协议也是油价暴跌的重要原因。谈判破裂后，沙特打响石油价格战，意图以低成本原油来打压开采成本相对较高的俄罗斯石油市场空间。在特朗普的干预下，沙特暂时放弃价格战，产油国之间达成了新的短期限产协议，以支撑石油价格，之后国际油价回升到40美元/桶左右，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重新拉低了油价。

国际油价低迷给俄罗斯带来了最严重的两个后果，即财政赤字和卢布贬值风险。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以财政平衡作为重要目标，力图通过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对联邦预算支出的压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和部分增税政策，俄罗斯政府基本实现了财政平衡。但疫情引起的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财政收入下滑，打断了这一调整进程，一系列新的增税政策可能会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扭曲俄罗斯的财政平衡目标。受国际低油价影响，俄罗斯外汇市场变动剧烈，卢布贬值压力骤增。2020年9月上旬以来卢布对美元、欧元开始大幅贬值。从国际国内因素看，卢布汇率的疲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制裁影响，拜登胜选后，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时期对俄的强硬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措施，这将加剧市场悲观情绪，国外投资者将抛售卢布资产并转移到其他货币资产上；其次，地缘政治因素也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的震荡，如伊朗和白俄罗斯问题；第三，自2020年6月份以来油价逐渐稳定在42-44美元/桶左右，俄罗斯央行开始减少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失去了对卢布汇率的支撑作用。其中，地缘政治是核心因素，在短期内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不能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油价上涨和降息也难以阻止卢布汇率的持续低迷。

由于俄罗斯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一，所以对具体的隔离措施及解封时间，普京将决策权下放给各州州长。实际情况是，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疫情影响更大，隔离措施更加严格，解封时间也更晚。在隔离期间，经济发展部预测俄经济每天损失1000亿卢布，并预测2020年GDP下降5%，[4]

央行的预测也在4.5%-5.5%的下降区间。根据俄罗斯综合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分析，受疫情影响，俄罗斯2020年经济下滑可能会超过两位数，乐观估计GDP也会下跌7.5%，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10%，极端情况下GDP甚至会下跌1/4，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跌27%，该数据同1929年“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非常相近。同1998-1999年、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境给俄罗斯企业带来的破坏性更大，300万家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相应地有860万人处于新增潜在失业风险当中，加上疫情前的350万失业人员，总体失业率可能会超过16%，而1998—1999年经济危机在高峰期也未曾突破13%。[5]

比较确定的是，俄罗斯将面临转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降。它不同于俄罗斯1998年的债务危机和2008年的流动性危机，此次危机涉及内外部两个市场和几乎所有领域，注定需要比前两次危机更为漫长的恢复周期。

需求调节政策基调及政策选择评价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隔离解除后，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低增长（负增长）、低通胀、低油价。同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针对欧美提出的“长期停滞”特征不同，俄罗斯的低增长形态趋势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在暂时失去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的支出动力后，能够弥补需求缺口、稳住总需求的力量只能是政府部门。从经济周期看，疫情打断了俄罗斯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弱复苏进程。如果政府不能填补这部分需求缺口，将会加重经济的衰退力度。货币和财政政策是政府首要考虑的两个刺激要素。

在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操作。近些年，俄罗斯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稳定通胀率，所以在降息频率和幅度上都比较有限。疫情使得俄罗斯的通胀率开始偏离4%的目标，面对通货紧缩风险，俄罗斯央行加快降息操作，2020年俄罗斯央行频繁降息，1月-7月央行四次调低基准利率，7月中旬将基准利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4.25%，第四季度央行董事会会议上维持这一水平不变。

俄罗斯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特别体现在居民收入端，始终不能步入增长正轨，这是俄罗斯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缺陷。由于疫情迫使居民部门短期存款增加，长期存款下降，[6]导致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能力下降，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日趋困难，长期利率难以下行到企业预期，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俄罗斯难以压低长期利率，使得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即基准利率对长期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同时缺乏其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7]

另外，国内需求萎缩导致的低通胀对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是个掣肘，当前3.5%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第四季度下调利率的空间。除了利率调节，俄罗斯央行并没有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供流动性，例如欧美国家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务、购买商业企业债券等手段。鉴于对通胀和债务的担忧，俄罗斯政府将财政政策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低迷，流动性不愿进入实体领域，而是踊跃流入资产领域，这是当前全球的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在俄罗斯，流动性是通过“被动”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不同于欧美央行通过购买银行持有的国债来投放流动性。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火热同工业领域颓势并存。尽管股市可能会有一波高涨，但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严重影响居民就业、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低利率下的信贷泡沫，居民消费信贷和按揭贷款激增，为日后的债务问题积累了大量风险，并将传导给银行部门。家庭负债过大，一旦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居民部门将大概率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

财政政策出现转向

疫情和国际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面临困难、支出被迫增加。能源出口下降影响财政收入是个老问题，疫情又将其放大。根据现状，俄罗斯对财政预算作出了调整，从原计划财政盈余占GDP的0.8%修订为财政赤字。根据2020年10月初俄罗斯政府递交给杜马的三年期预算方案，2021-2023这三年都被设定为财政赤字，但赤字额逐年递减，[8] 最终将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指标调整为4.4%，年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5.4%。

财政预算计划支出优先项有三个选择：居民、医疗系统和企业。财政部的基本思路是，疫情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骤减，应由扩大财政预算来弥补，等到2022年家庭部门需求稳定以后再将宽松财政政策回归到2017年的“预算规则”。[9]为了支持就业和维持居民收入，俄罗斯2020年财政支出将超出财政收入5万亿卢布，达到GDP的5%。

在疫情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主要通过增税、动用国家福利基金、发行联邦债券（ОФЗ）来支持财政支出。从2021年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储蓄税、能源开采税、烟草消费税等进行部分调整，并且针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转化，再加上2019年已经实施的新增值税税率，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的常规操作。尽管政府对部分行业实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如将IT企业的保险缴费比例从14%降到7.6%、利润税从20%降到3%，但整体上还是以增税为主基调，而且在疫情导致经济持续恶化的条件下，不排除扩大增税范围的可能。

在财政收入日渐吃紧时，国家福利基金的“缓冲垫”作用逐渐凸显。为了实现2020年的预算目标，国家福利基金须向财政注入4837亿卢布。[10]

截止到2020年9月，国家福利基金拥有13.257万亿卢布，占GDP的11.4%，按照财政部的计划，这一指标只要超过7%，基金就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支持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但疫情下，俄罗斯政府必将分流一大部分基金资金用来维护社会保障及纾困支出。这样，国家福利基金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对社会“托底”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为支持2021年实现3%以上经济增长目标，资金不断流向社保领域，同时第二波疫情下国际油价下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国家福利基金存在枯竭的风险，而其支持经济增长的职能被弱化了。

联邦债券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在制裁环境下，国债市场正面临国外投资者流失的困境。国外机构投资者传统上是俄联邦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伴随2020年春季的卢布贬值，国外投资者开始逐步撤出俄罗斯国债市场，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2020年9月，联邦债券的国外持有者份额从之前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28%，参与投标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从20.6%下降到15.7%。[11]

事实上，在2018年秋季就有一波国外投资者从俄国债市场抽离，恰逢当年8月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加码。俄罗斯和欧美在乌克兰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俄政府及大型企业的债券融资都不会有太大起色。俄罗斯联邦债券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对国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但国内市场的不稳定性难以弥补国外投资者离去后国债市场的低迷。[12]

作为联邦债券的主要购买者，通常大型商业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向央行获取流动性，再将资金投向商业领域和金融市场来获取利润，但疫情下因为政府的“债务换就业”政策，这些商业银行的处境也不妙，[13] 俄罗斯银行及私人投资者的现金流很难支撑联邦债券的国内市场。

俄罗斯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传统，央行不会大规模购买联邦债券，只有通过财政部对国债收益进行补贴或者央行提高利率来吸引境内外投资者，由于央行的利率政策取决于通胀率，身处通货紧缩环境的俄罗斯短期提高利率的几率不大。所以，除了财政部大幅度提高国债收益补贴，联邦债券的国内空间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国内市场完全填补，这将导致联邦债券收益率变得更加陡峭，间接影响了联邦财政的支出计划以及“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执行效果。

      俄罗斯政府的精准纾困政策及经济恢复计划

俄罗斯的短期纾困政策

针对疫情，俄罗斯政府接连出台纾困政策，包括直接对家庭和企业给予精准救助。相比于欧美各国零利率货币政策、政府债务高企的现状，俄罗斯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更大，下调利率和扩张财政赤字的政策隐患更小。随着2020年9月底俄罗斯疫情的再次严峻，政府原定10月份之前结束的扶持政策又做了延长，部分疫情扶持补贴有常态化的趋势，[14]防止第二波疫情下本已稳定的失业率再次飙升。

在疫情期间，俄政府将短期扶持和长期经济恢复计划相结合。居民部门方面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失业率维持在6.4%的水平（约370万人），政府目标是到2021年底把失业率降低到4.7%。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包括提高个人失业补贴、按揭贷款利率优惠、针对有儿童家庭的综合性现金补贴等。针对初次分配领域出现紊乱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调节，将就业-收入-消费的恶性循环拉回正轨，避免国内市场的“崩塌”。部分对居民的支持政策同对企业的扶持是交叉的，如针对企业的社保和税收缴纳延期、对个体经营者进行税收返还，[15] 以低利率贷款换取企业不裁员政策等，具有稳收入、保就业的性质。[16]

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标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少数大型支柱型企业，第二层是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包括部分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被纳入政策帮扶名单中，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未注册登记的“影子企业”。该类企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有限支持，但地方财政不容乐观。2020年1-7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并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赤字。主要地方税收入（个人所得税、土地税、利润税、消费税等）均大幅度下滑，其中两个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受影响最大。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都被波及。面对地方政府财力困境，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增长了23%，达到5400亿卢布；占地方政府抗疫、社保、家庭和企业纾困补助支出的60%，[17] 但也难以有效扭转企业现金流的枯竭和失业率的攀升。

另一方面，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困难。为吸引企业投资，政府通过诸如“保护和鼓励资本投资合约”（СЗПК）等新市场工具来吸纳境内外投资，鼓励企业投资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再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弥补企业的前期投资成本。但在全球资本收缩，且面临新一轮制裁的风险下，俄罗斯的鼓励投资计划很难实现既定目标，何况投资优惠条件的吸引力有限。在疫情时期，企业投资很难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接受扶持救助的企业仍是少数，广大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补贴保障、遏制失业的增长。疫情高峰期，在“保企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将扶持重点聚焦在普惠性的家庭补助，这是对企业扶持政策效果不彰时的有效补充，这和欧美国家类似。区别在于，欧美各国的救助力度很大，补助规模多在GDP的10%-20%之间，如美国在10%左右，德国为20%，日本达到40%，连长期以来严守财政纪律的德国也大力追加预算，增加赤字。俄罗斯的救助规模占GDP的4.5%左右，[18]甚至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救助力度。

2020年俄政府为失业人群提供1600亿卢布失业补贴，后又追加350亿卢布，共计不到2000亿卢布。因国力所限，俄罗斯针对疫情的扶持政策，无论在补贴额度及覆盖企业及人群方面都同欧美有较大的差距。

“后疫情”时代的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

在中长期，俄罗斯政府致力于将恢复经济的目标同原先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相衔接，形成后疫情时代的整体经济发展框架。2020年6月，根据普京建议，政府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恢复政策计划”，该计划脱胎于疫情期间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修订，部分政策同2018年制定的《2024年政府基本工作方针》进行了融合，设定为短期目标。“2024年政府方针”变得更具长期性，期限延长到2030年，[19] 整合为五大目标，包括促进俄罗斯居民健康和生活福祉、大力扶持自我创业、发展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推动企业发展和发展数字化经济。[2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不仅针对疫情下的经济恢复，同时也是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突破的基础，其中政府把“数字化”作为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突破点。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编制了2020-2024年的具体经济指标，将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作为两大优先目标，总共预计投入6.4万亿卢布，其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万亿卢布，[21] 实现约500个投资计划。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20年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止住居民收入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目标是到2021年底实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增速达到5%以上；第三阶段是2022-2024年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达到2.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速5%，非石油商品出口增速3%-4%，同时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的水平。[22]

如果结合现实分析，“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在俄罗斯第二波疫情还没结束时，想要完成目标数据还是稍显乐观。能源出口型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同欧洲经济的恢复周期基本是同步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重振，政府对家庭的纾困政策也仅仅是稳住了基本盘，遏制剧烈的通货紧缩，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中。如果经济恢复计划能够修复家庭资产水平，对提高消费信心和经济复苏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存在负面影响。第二波疫情前出台的“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指标均是基于疫情稳定的基本面作出的，而第三季度的新一轮疫情冲击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评估原先制定的各项计划，进而调整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以抗疫纾困计，计划资金必然向短期支出集中，其他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的资金使用必然受到影响，这同2019年因“2024年方针”前期的低资金使用量而形成的创纪录财政支出结余形成很大的反差，风险之一就是俄罗斯经济恢复及增长的中长期计划因资金分配问题面临实际操作中的搁浅。除此之外，欧美制裁升级的几率很大，特别是美国将“制裁”的权利赋予国会后，制裁行为已经不取决于总统的行为偏好，而成为常态化的政策行为，拜登当选总统后对俄制裁加码将更加不可逆转，这些外部因素都会影响计划的最终实现。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纾困效应

2000年以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相比前两次危机，疫情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恢复所需时间也将更长。应对眼前的危机，俄罗斯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各项刺激和纾困政策，但从短期的纾困和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发展看，能否成功衔接还要看疫情的发展进程，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没能延续2019年下半年的乐观态势，资产配置在疫情和纾困政策的叠加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对危机的理性反馈，但也积攒了风险。应对风险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居民福祉是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中最优先的目标，疫情下如何通过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来遏制潜在的债务风险是接下来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的重要基础。

（编辑  季节）

    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月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月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月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月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发布通知，说6月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月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斯洛伐克（3月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月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月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月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月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的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年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环节与功能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形成全球性的供应链。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制造。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仅是 “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也成为“世界市场”需求方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中间产品及供应链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回迁，然而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主要是因为外资制造业在中国已形成规模，成本和收益之比不能支持回迁。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随着全球市场的分散化，企业将失去规模经济，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能力将会降低……在广泛的技术领域寻求自给自足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将是一个死胡同”。 当然，由于一些国际企业面临的高关税风险加上中国劳动成本的升高，低端产业转移会呈现一些“分散”的趋势，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转移产能。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

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再通过相互贸易，实现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供应链。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过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作用于需求方，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却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双方。从供应端来看，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企业的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当“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对全球供应链是一次大考，各国都在考虑如何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中长期内，一些跨国企业可能会把过去效率优先的单一目标模式转向兼顾效率与韧性的双目标模式，使得企业未来拥有足够韧性的供应链来应对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上下游关系是经过长期市场供需匹配而形成的结果，疫情既不可能撼动全球供应链的既有结构，也无法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和其他率先复工复产的亚洲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这也证明国际供应链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供应链的既定格局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美国政府大力推动本国企业与中国的“产业脱钩”，并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投资。但是，印度的投资环境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8位，比中国落后40位，而且在12个竞争力子项目中，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替代者，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出于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印度的依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一种政治姿态。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美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扩大印度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生产加工基地的替代。

除了印度，东南亚国家也是跨国公司意向中的产业转移目的地。除劳动成本外，东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工作效率等方面比中国存在较大劣势，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效率较低。以越南为例，越南缺乏有技能的熟练工人，70％的劳动力不能达到专业质量标准，2017年，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GDP）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随着外商加速在越南投资建厂，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土地厂房租金等都在快速上升。因此，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只是对中国供应链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由成本、市场、效率、政策等综合因素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在新冠疫情中，中国在采取封城等严格防疫措施后短短两个月内就迅速复工复产，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产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自4月起，中国出口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2020年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6%和46.4%。

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重要因素，“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以特斯拉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高潮中，它仍然在上海投资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工厂，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

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调整的短期现象。根据中国产业的现状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位置，以及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的新动向和特征，从全球供应链稳定、东西部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加快我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

——尽管全球供应链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是多年来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形成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供应链，做到完全自力更生，因此需要国际合作保证全球供应链的渠道畅通。建议国家在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全球供应链的机制安排，以多边发展平台开展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广泛对话，防止基于政治因素割裂全球供应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总结疫情以来供应链受到冲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交流、经贸联系，特别是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同时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中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新的跃升。建议通过回顾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来凸显出的供应链问题，全面梳理中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清单，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研究和开发，尽快在一些产业基础薄弱的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要补齐高端供应链的短板，而且更要打造高端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由于并购西方高技术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究，而开发核心技术研发的关键是人才。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以包容的监管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发挥我国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和国际供应链。

——西部地区要甄别自身比较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承续产业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浪费资源；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搭建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桥梁，切实把生态环境转换为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西部地区可借力新基建，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拉近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包括东西部人才、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不拘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积极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东西联动发展。

——在国际层面，发挥西部地区 “一带一路”驿站的特殊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第三，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大力拓展朋友圈。

——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推动企业建立“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包括电商）”的市场化一揽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注重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制造业、服务业。同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潜力，而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项目以及园区建设也需要考虑电力供应、交通运力和产业供应链。

——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的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等）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注重当地民生的改善，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升东道国自生能力，营造合作共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季节）

第三世界的视野不可或缺

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并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共同反抗世界霸权。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政治判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关系下，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他描述了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他认为，“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密切联系，与下层社会之间严重错位和脱节，这既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10年之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并蔓延进入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整个世界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而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症结。因此，“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但是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再次由西方霸权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围困并实现“和平崛起”，在此过程中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愿景？。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使得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如何改变今天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

“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终结

一些美国学者把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共产党能赢得民众、战胜国民党，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体现着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它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并以此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不仅是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它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

以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国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其国家实践中，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世界上暴力和霸权的温床，因为它需要霸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渗透性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以及关税保护。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的时候，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显露出来。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成为收割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不满的联合收割机。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世界格局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的不同正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

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从而使“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消解这种正当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必然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曾经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鉴于中国的经验，阐述了新“脱钩”论：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

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并且准确预言了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阿明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基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长时段历史研判，他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使之再度沦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阿明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传递了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阿明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其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此次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带头。

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延安新闻传统”

正是在廓清上述历史脉络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延安新闻传统”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历史画卷。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运动同步展开，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被置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传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报刊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同步起源的历史。需要锻造“政党组织传播”的理论视野，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史范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与历史使命则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与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今天重建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入口，亟待新的破题和生发。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要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业划清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范式裂变，也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传播模式的范式再造。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人，基层组织达到461万个，党的组织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需要新的理解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党报与各级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此作为定海神针，才能乘风破浪，纲举目张，在新媒体时代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此，才能冲破“新冷战”的封锁线，以客观的视角打破意识形态隔绝，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结成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党在新时期舆论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打造国际国内新闻舆论新格局，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面对的历史课题。

（编辑  季节）

当前，世界进入基于科技创新优势的全球竞争时代。各国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业4.0、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新兴产业崛起及其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产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广泛的共识。针对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已成为各国产业竞争、合作、协调的主要手段，也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手段。

根据世界各国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型、追赶型和引领型三类。前两者以直接挑选优先产业、实施纵向政策为主，第三类以市场竞争筛选新技术和科技龙头企业、实施横向政策为主。美国产业政策以引领型为主，是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中国产业政策目前以追赶型为主，是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但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引领型政策的作用。

总体来看，美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系统、正式的产业政策，但是实际上执行了一套更为隐蔽、全面、有效且试验性更强的“隐形”产业政策。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环境下，联邦和州政府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等横向政策工具和分散-集中体制，重点支持基础科研与通用技术的研究与成果扩散，以各州的大学、科研机构、小企业和STEM人才作为政策实施对象，[①] 通过高效的资本市场，最终由大企业“割韭菜”，在市场竞争驱动下，大量地吸收（收购兼并、合作、孵化等）大学与小企业的创新成果，筛选出各产业领域的原创性且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迅速推行产业化，同时主导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以投资、贸易、中间产品分工等形式抢占、瓜分全球市场。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具有公开性、系统性、选择性、经验依赖性等特点，适应技术追赶阶段的发展要求；但是对于促进前沿技术领域创新与产业发展，却存在试错空间小、失误风险大等问题，需要在加强对基础性应用研究支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贸易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美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征

长期以来，美国虽然标榜自己没有专门偏向于特定行业企业的产业政策，但历届政府都制定和使用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维护了美国的产业优势，取得了重大成果。美国从战后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重要科技管理部门，制定科研计划，形成由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类基金会所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且相互支持的科技促进体制机制，推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研发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将产业政策视作促进产业发展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特朗普上任以来，加强了关税、配额、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保护手段，进一步强化其前任关于保持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分散于联邦法案、发展计划、行政等各类措施中。

产业政策综合性强，覆盖面广

美国的产业政策涉及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创新方面，美国通过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发布科研项目，涵盖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龙头企业的融资活动，例如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在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关税和缔结贸易协定等方式，为美国企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1985年即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致力于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垂直开放式网络，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在产业组织方面，美国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另一方面由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格监督和严厉打击产业垄断行为。

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推进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选择，而致力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以及产业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突破。一是通过立法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重视鼓励技术创新与新技术扩散与应用。为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工具，激励大学与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和小企业创新活动，为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成长打造开放、有序的竞争性市场。

支持高级创新要素集聚

美国政府注重高级创新要素的集聚，推进产业高级化。在人才方面，美国对高层次人才实施高额经济资助、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及提供一流的科研平台。在创新投入方面，美国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力度大，方式也灵活多样。以新材料研究费用为例，美国每年的研发费用达到上千亿美元，而中国新材料领域财政扶持则不足百亿美元。在经费使用方面，美国的政府扶持科研项目通常由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申请，除政府资助外，企业同样要按照比例投资。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的引导基金在基金运作模式、管理方式、资金来源、退出机制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贷款担保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形式，把民间资本引入风险投资领域，有效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公共议程的一部分，寻求包括消费者、小企业、行业协会、大学、非工会工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大企业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工业提高其竞争绩效的途径达成广泛的协议。通过减轻企业税负，[②] 制定了支持小企业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P）、制造业扩展合作计划（MEP）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良好的“政府-大学-科技创业-小企业创新-大企业参与”伙伴关系；再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创新孵化，“收割”大学、小企业创新成果，[③] 迅速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最终在国内形成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大学科技创业）——产业化（新技术扩散：风险性融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大企业收购兼并、产业链重新配置）——再创新（中小企业再扶持）的闭环。其中大企业虽没有像东亚政府那样采取“挑选赢家”的方式获得政府专门支持，但是却以市场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名义”，轻松获得大量原创性创新成果，成为美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隐形主导者。

将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上曾利用关税政策数次度过经济危机，有力促进了新兴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再次以贸易政策作为发展美国产业的重要手段，打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旗号，一方面，遏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限制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阻止中国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在美国商务部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中，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等20类高科技产品禁止对华出口。由此可见，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维护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将产业政策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各州政府拥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选择产业政策组合。在一些前瞻性技术和产业探索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创新支持计划相互补充，形成了各地方分散化试验，再通过联邦层支持项目、协调机构、政府采购、大企业收购兼并，牵动数以万计的客户、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有效扩大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基础，在竞争驱动下筛选出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在全国范围扩散和实现产业化。由此可见，美国产业政策具有“分散-集中式体制”特点。[④]

中国产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的风险

建国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采用追赶型产业政策，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将近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政策具有集中-分散式体制、行政部门主导、选择性浓厚、政策制定者经验依赖性强的特点，集中力度高，技术追赶效果显著。然而，对比美国，我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前沿技术领域试错空间小，面临较大的失误风险，需要在公共性、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小企业创新支持，推动公平、竞争中性的横向政策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风险控制、贸易合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研发投入、人才供给、税收减免等方面力度需加强

我国产业政策虽然在总体上集中度高、力度大，但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环境打造等方面力度不如美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我国研发经费占比与美国相比仍偏少，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占政府财政预算13.6%，同期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在人才供给方面，我国每千人研发人员不到4人，远远小于美国10人、日韩16人的水平。虽然制定了“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但在高端人才导入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现居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18%的比例来自移民，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位列前茅；在人才培养上，美国每年博士毕业生约为18万人，我国则仅为5.5万人，不及美国的1/3。在企业税收方面，我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68%，美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44%（以毛利润为分母），我国综合税率仍较高。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18.3%，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4.8%；^[⑤] 我国企业税收约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60%，而美国企业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一半。

财政支持资金的效率不高且存在引发产能过剩的风险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关注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成长，通过财政补助、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美国产业政策同时也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大规模政府采购计划和公共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

我国部分龙头企业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创新活力不足，产业政策倾斜导致这些企业产能过快扩张，引发产能过剩，造成债务负担等后遗症；吸收下游产业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性企业动力不强；同时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向上游拓展空间受到挤压。在欧盟统计的2019年全球R&D投资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我国上榜企业达506家，在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生物医药、化学、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子电气等行业平均R&D投资水平分别为150、236、96、60、265、128百万欧元，但与美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分别是我国企业的5.4倍、3.5倍、3.5倍、3倍、2.1倍、1.4倍。[⑥]

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专注于推动特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对于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方面还有所不足。从内部营商环境看，根据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虽然从91名（2013年）上升至31名（2020年），但美国一直稳居前十名。从外部贸易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逐步展开，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如美国一样广泛和深入的全球价值链。而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开全球市场、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和整合全球资源。如在林肯总统任内，美国提高关税以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制定《国家工业恢复法》，鼓励公司之间建立卡特尔，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二战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不断完善基于规则的全球竞争环境，努力抵消或消除外贸和投资扭曲，支持美国企业出口、对外投资。

政策过度集中致使区域产能过剩和同质竞争

我国产业政策呈现先集中后分散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选择权力、自由度明显弱化，地方产业政策更多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的延伸和落地配套，缺少对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研究，也缺少足够的力量进行差异化路径探索。产业政策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问题，在前瞻性、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和技术选择上，误判的风险和成本较大。

而美国更多注重以“授人以渔”的方式鼓励各州根据禀赋自主选择和进行产业发展。在历史上，美国通过广泛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发展军事项目等方式，使落后地区的工业获得起步；通过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合理分布，各地区制定各自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支持计划，避免了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航空、能源、半导体、仪器等领域形成了高水平的现代化产业链。

推进产业政策完善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在很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产业政策正经历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的新阶段。参考美国产业政策在支持基础研究、企业创新争夺高技术领域先发优势的成功做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产业政策。

（一）加大重点领域的产业支持力度，填补创新要素投入的短板。

我国先进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后行动者、新进入者，应理性地加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加强政策力度，填补我国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方面的短板。一是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争取研发投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二是引才育才并重。面向世界吸引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人才嵌入为切入点，瞄准全球创新链纵向环节加强横向合作；切实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级人才培养比例，尽快提高高级人才的培养数量及质量。

（二）加快推进引领性产业政策，发挥大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的筛选新技术与产业化的作用。

改变产业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关注，转向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关注，扩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在先进制造业各领域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网络。促进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推动大企业与小企业紧密协同、协作，加快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一是完善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坚持需求导向和成果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策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本土技术创新，摆脱技术转让依赖，放宽行政审批流程，引导企业投资参与高校科研机构建设，投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使科研方向与实际需求更为切合。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综合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专业产业投资和咨询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丰富部门间多样灵活的对话交流机制；加强科技管理工作与产业部门在政策、规划、标准等方面的衔接，建设良好的高校和企业对接渠道，构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商业转让机制，成立专业的中介服务团队，为先进研究成果产品化保驾护航。

（三）全方位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保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内外协同。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融入全球创新链，需要全方位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一是产业政策国际化。梳理产业政策中与WTO规则矛盾的领域，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管理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开展研究，完善相关内容。二是大力支持本土企业提升国际化程度，分担开发海外市场的成本。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力争进入国际一流地位。三是以国内竞争培育国际竞争力。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竞争，扩大自贸区功能和政策创新，打破国内各地区行政性壁垒。研究表明，国内竞争越充分，产业链国内环节的市场集中度和技术能力提升程度越高，产业链纵向优化越顺畅，国内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越紧密，与发达国家产业粘性越强。

（四）优化内外产业发展环境，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重视产业发展环境的打造。一是着力打造内部环境，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种简化合并，对重点行业实施持续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隐形成本，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为企业进一步减负。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加强信息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便利的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建立技术社区，形成合作共研的生态环境，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加强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高质量的海外落脚点。鼓励企业加强全球性的资产整合和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五）正确处理国家和地方制定执行产业政策的关系，推动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

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家层面要加强统筹和协调，赋予地方一定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权，帮助地方实现重大项目的布局和落地。地方要加强对于本地区资源禀赋的研究，提高产业发展主动性。一是加强地方产业发展研究机构的建设，提高地方追踪技术前沿、带动产业变革的能力。鼓励地方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进行政策创新。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链。完善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在全国进行创新成果的共享和应用，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构建高效、成规模的国家创新体系，带动布局合理的国家产业链形成、优化和升级。三是更好发挥产业引导基金对产业布局和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基金作为纽带，联结国家、地方等各个层面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营，提升基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政府明确事权范围，职责限定于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避免干扰基金日常运营；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基金的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分配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风险责任，撬动更多资本进入产业发展领域。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J.V.亚列缅科院士（1935--1996）是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著有《多层次经济学理论》等多部优秀学术著作，曾经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的科学顾问。他通晓苏维埃时期的经济体制，并对经济改革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他坚定地主张按照“计划+市场”观念发展俄罗斯经济。亚列缅科重视和认同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式，其经济学观点对于中国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亦有重要借鉴价值。

亚列缅科院士的仁爱在子孙身上得到了传承，他的创作热情倾注于他的双手和智慧，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对先辈的崇敬，对祖国历史的尊重，在糟粕中汲取精华并用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所有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前提。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35年8月8日出生于后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一座距离中俄边境不远的城市。1953年，他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搬到遥远的莫斯科，但并没有剪断这位未来学者与故土的牵系。1957年11月，亚列缅科来到北京，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求学深造。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60年毕业。多年来在中国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亚列缅科在俄罗斯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顶级专家，而且也让他成为关于中国风俗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百事通”。

回到莫斯科后，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供职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动态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研究。

方法论——钻石是如何诞生的

亚列缅科的自律及其对自身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让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基本问题:如何评判经济学知识来源是否优质，经济领域的科学知识和肤浅耳闻的区别标准是什么？例如，如果说历史学家会有一门叫做“来源学”的学科，借助这门学科他们可以清晰判定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而经济学家却没有类似的学科。

于是，亚列缅科摒弃了当时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对大众传媒的偏见，开发出自己特有的信息来源搜索方法，他查阅了行业部门出版的文献资料，包括宣传册、专著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文献资料，一点一点地找出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在眼观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

自律的精神内核和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塑造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世人提供了宝贵的经济理论、实用模型和方法。在自然环境中，珍贵的钻石正是这样在高压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从碳的灰烬中诞生的。

多层次经济理论

1973年，亚列缅科离开国家科学研究所，就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在这一时期，多层次经济理论得以成形，并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之一。

这一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家拒绝因循陈规，从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学术能力。例如，亚列缅科认识到，即使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统计观察、测量和综合分析都是研究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这还不够，不能仅限于这些手段；追求绝对化是错误的。

亚列缅科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时，看到了一个多层次的经济空间：最上层面的是宏观经济统计，中间层面是专题研究，而最下层面的是微观层面。这位学者认识到，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存在着特殊机制。而且经济结构中的各个技术组成部分会按照总体经济增长的既定规律相互作用。

当时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密集度、储蓄率等的综合估计，将经济描绘成一个“黑匣子”。对亚列缅科院士而言，深入研究整个经济系统的深层运作机制是很重要的。他认识到，自己所研究的苏联经济结构是一个金字塔，这一结构是由与其资源分配相应的技术层面的因素组成的。低层次因素对应廉价易得的大众资源，而技术层次越高，资源的质量和回报率就越高。就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是其质量的衡量标准。就其他资源（设备、材料等）而言，衡量标准是各类技术指标的综合考量。

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就要消耗大众（低工资劳动力）资源，这些资源由于回报低而迅速枯竭。这类资源短缺造成的空白正在被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填补。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替代”。新出现的替代性资源将经济系统推向更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亚列缅科写道：“形象地说，经济是在‘拖自己的后腿’。此外，这种‘马达’就是为维持某种技术平衡而运作的。我的核心概念包括对技术异质性的看法、技术异质性与非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补偿效应、替代效应、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产业经济功能。”[1]

而与“替代”相反的过程，即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空白的过程，亚列缅科将其称为“补偿”。替代与补偿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

亚列缅科将他的理论投射到世界经济中，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系统的想法。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资本替代劳动”，在亚列缅科的术语中，则表述为优质资源对大众资源的替代。而其相反过程（补偿）则是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的不足。

同时，国际社会是割裂的，各个板块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民组成的。发达国家正在实现高层次技术资源的集中，即智力资源----高生活水平精英人群。将重型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逐渐转移到中等水平国家，而原材料开采和高污染技术则集中在发展落后国家。此外，这种结构使人口移徙成为替代机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黑匣子”中停滞不前：苏联最后阶段的经济学

亚列缅科很可能是真正看透苏联末期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能够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经济学家。

当时的问题在于，高技术资源事实上被大量从民用经济中挪用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这导致在国民经济的更低层面缺乏替代资源。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众资源开始被大规模使用，这也导致这类资源的严重短缺。

用较高水平的资源进行技术替代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高技术主要是为军事工业部门服务的，正因如此，大众资源的使用持续增加，并最终导致大众资源的枯竭。

此外，亚列缅科还指出，中央集权的急剧削弱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资源和资金分流。各部开始代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苏联经济失去了战略上的可控性和集中性。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所起的作用是致命的。苏联经济短期内获得了实施消费品进口计划的资金，同时国内紧迫问题的解决被搁置。随后，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亚列缅科指出，苏联政权试图在“改革”过程中解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但“代价高昂，损失惨重，扭曲现象严重，我要说，有精神分裂的趋势。”苏联政权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即使可能有效，也得有赖于奇迹的发生。[2]

1981年，亚列缅科的专著《多层次经济》问世。然而，出版社将该书的篇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变化》。“几十年后，当被问及拿着他的书是什么感觉时，亚列缅科回答说:“痛苦和失望。”[3] 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声音并没有被世人听到。

有效应对危机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亚列缅科非常了解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清楚地看到了克服这些问题的途径。

1987年，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苏联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他一直在这个研究所担任领导职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1987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里，亚列缅科虽然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仍对当时的政府改革方案持批评态度。他尤其不赞同苏联政府草率向市场关系的过渡。亚列缅科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机构只会成为另一个幌子，掩盖国家主要资源、技术潜力一直脱节于国民经济真正迫切需要的事实。”[4]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经济在结构上是扭曲的。它不能很快地转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亚列缅科院士深刻地描述了目前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花费多少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国家只会碎裂，而且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形态进入市场。”[5]

亚列缅科既批评了俄罗斯转轨的加速政策，也批评了赋予企业经济自主的政策。如果俄罗斯经济继续保留以原材料为基础而建立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在民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注定要从一种缩水走向另一种缩水。在20世纪90年代，亚列缅科的这些话完全得到应验。

值得注意的是，亚列缅科批评苏联改革模式的声音并不孤单。只要回顾一下1996年由俄罗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共同撰写的《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改革》一书就足够了。本书作者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克莱纳、J.托宾和K.阿罗。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责俄罗斯当局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市场改革方法”。[6] 1991年，众多美国专家向苏联总统致联名公开信，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莫迪里阿尼、J.托宾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强烈建议，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应由社会所有。

亚列缅科认为，地租问题是后苏联时期最现实的问题之一。他坚信，一个拥有地皮和相应租赁收入的部门与成本高却收入微薄的加工部门之间，不可能实现健康的财富交换。其结果就是，经济的出口部门坐拥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大量资源。亚列缅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创造条件，把这部分地租收入纳入国家收入。

亚列缅科阐述了他对改革时期通货膨胀原因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在于价格结构本身的缺陷。当时的价格政策使企业收入不足，导致实际工资下降，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亚列缅科提出的正确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经济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将科学和技术资源集中分配给国民经济的民用部门，并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重点；

——生产的社会性调整；

——全面恢复经济的结构和技术平衡。

至于转向市场的问题，亚列缅科建议政府将其搁置15至20年。

作为具体步骤，亚列缅科提议将技术从国防工业大规模转移到民用工业。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充实包括住房和汽车等在内的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提高民用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怀，包括创造新的工作奖励机制和光明的生活前景，是一个单独的课题。亚列缅科认为，创造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包括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技能和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因素。总的来说，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不在于产出的数量增加，而在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有针对性的提高。

亚列缅科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某些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是适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其他国家有利。苏联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体上，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苏联经济体系是一个生产有机体，它的发展不仅建立在经济交换的基础上，而且其主要的分配标准是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确保本国基础产业走向世界技术前沿。

在谈到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时，亚列缅科经常把苏联和中国拿来作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利用大众资源（低劳动力）来解决的。而在苏联，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农村的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耗尽，在中国，农村在人口层面在整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许多过渡的社会层次。他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分层所蕴含的‘弹簧’机制是紧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弹簧机制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国有社会竞争的条件，有选拔干部的条件，得益于此，性格开朗、富有才华的能人得以凸显。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亚列缅科如是写道。[7]

总而言之，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环境愈加稳定，政治领导层愈加负责。他还指出，在中国，社会是以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观念为基础而运作的，这是它实现成功发展的关键。

亚列缅科指出了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高效的双轨经济模式，即政府规划和市场运作。不管怎么说，两国都曾拥有相同的经济模式、相类的遗产，中国经济成功演变的经验对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总体来说，在谈到俄罗斯的未来时，亚列缅科认为，只有扩大国内市场，做强做大国内生产部门，俄罗斯经济才能实现蓬勃发展。

尊祖尊昔

亚列缅科于1991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于1996年9月18日逝世，葬于莫斯科特罗耶库罗夫公墓。

俄罗斯为永远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无疑将有助于传播他的思想。在俄罗斯社会院的支持下，“亚列缅科奖”和同名奖学金于今年8月8日成立。该奖项和奖学金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彰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在发展多层次经济理论、预测模型和方法、经济结构分析、产业和科技发展问题及经济学历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不仅仅是俄罗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声音，这种模式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利用天才学者们的经验是合理的，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扮演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角色。

                                    （编辑  苏歌）

多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正在出现危机。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防疫反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的态势，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国际体系表现出合作性趋弱和更多的脆弱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危险性，以及他力主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评北约等国际间联盟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并支持欧盟的解体，而且主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他还质疑美国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核心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零和交易政治策略，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放弃其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应当尝试恢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所建立和成功维持的国际秩序，这就有机会可以扭转当下这一局面。如果特朗普后的美国能够重拾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出现的乱局将是暂时的畸变，而不会成为美国迈向永久混乱的一步。

然而，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评论先前就出现且不绝于耳，但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曾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前苏联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如日中天。但是，到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日本进入其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代价高昂的一体化进程消耗着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美国则经历了十多年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出人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的情形确实不同。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 可以说，三种发展态势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地位。首先，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再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重大意识形态。第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其机构和伙伴关系的基础架构也被瓦解，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除了转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别无选择。第三，跨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运动都在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如今，同样的推动力已经将美国逆转，并形成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而不再是曾经强化美国的良性循环。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出现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转向那些可以替代美国的支持力量，而不再继续依赖西方世界。总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退缩状态，而且正在瓦解。这种退缩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正在消失的“单极时刻”

此时，谈论永久性的衰落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其身后七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另外美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外军事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军事力量在建立和维持美国优越的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扩展可靠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美国军费在90年代是减少的状态，只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现激增——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更重要：作为竞争对手的前苏联因解体而消失，美国军方从不断增长的技术优势中获利，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二线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显现出单极优势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的解体，那么在随后的10年中，这种单极性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量表示满意的结果。

而对单极时刻的讨论会掩盖构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关键因素。前苏联解体，意味着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国际化体系关闭了大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跨国基础架构和相关机构（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和前苏联本身）及其运作和关联体系都随之崩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准则和规范的主导框架就只剩下在华盛顿扎根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和机构。

在这个单极性时期，美国及其盟国（简称为“西方”）共同享有着事实上的垄断性互惠。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西方为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成为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无法用转向莫斯科来威胁美国，也不能冒风险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国内将不得不进行改革。西方势力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决策者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将获得永久的胜利，而大多数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其他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更有可能遵守对方所开出的条件。那些被美国认定的“独裁国家”面临着严厉的国际批评和由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严厉敦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在持续保护某些“独裁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使它们免除国际组织的束缚。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本身也在违反有关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准则。比如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酷刑和特别引渡。但是，即使这些虚伪的违规行为也在加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因为这些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美国官方继续表达对自由主义准则的承诺，从而进一步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通常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支撑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型架构。这些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散布自由主义准则和实践，充当了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崩溃，吸引了大批西方顾问和承包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其中一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寡头阶层，这些人把以前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财富帝国。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起精英共识，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公民社会”团体试图引导这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的专家团队就新宪法的设计、法律改革和多党制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国际观察员中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监督着那些遥远国家的选举活动。倡导扩大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与那些情投意合的国家和媒体结成联盟。跨国活动家、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自由主义综合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力量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建立在美国全球持久霸权之上的自由秩序已经无懈可击。而这种幻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大国复出

今天，其他大国对全球秩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并吸引了许多小国的领导人。西方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垄断力量。新的地区性组织和跨国网络在争夺美国的影响力。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形成这些发展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199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淡化或否定这类挑战，认为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辞。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仍然致力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准则和规范，而且中国是现行体系中的获益方。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俄罗斯越来越坚决地谴责美国，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观察家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无法召集到任何重要的盟友并获得支持。西方的分析人士还特别怀疑，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克服数十年来所产生的不信任和竞争关系，联手反对美国所塑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鼎盛时期，这种怀疑论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种怀疑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看来，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秩序的蓝图。在相关机构和论坛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展开正面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通过设立新的机构和场所来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秩序。

例如，在联合国，中俄两国经常就投票和倡议进行磋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协调一致批评西方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它们都否决了西方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提案和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提议。在2006年至2018年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相同的比例达到86%；而在1991年至2005年之间，两国在投票协议中达成一致的比例为78%。相比之下，自2005年以来，中美两国只有21%的比例是达成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引领联合国的倡议，以促进形成新的准则，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这些准则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制约西方所赞助的人权决议。

在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也一直站在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金砖集团（BRICS），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自2006年以来，这个集团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讨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系统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建立能够替代目前西方所控制机构的方案。2016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

中俄还各自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四方合作协调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组织，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倡议下于2001年成立的安全组织，负责促进各国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并监督进行两年一次的军事演习。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平行结构，与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竞争局面。

批评人士经常将金砖国家集团、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评论为“谈判商店”，暗指成员国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无法实际解决问题或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但大多数其他国际机构也都大致如此。即使实践证明它们很难解决集体问题，但区域组织也可以让其成员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并提高组织者的国际地位。它们使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促使这些成员国更容易建立起军事和政治联盟。总之，这些组织已成为国际秩序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已经将跨国治理机制带进了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与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是脱节的状态。自2001年以来，大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EAEU、AIIB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BRI）。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向由美国及其盟国主控的传统地区推进。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打造“17+1合作”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在拉丁美洲召开中拉政党论坛（China-CELAC Forum of Political Parties）。这些机构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挑战西方集团传统的治理架构。

中国和俄罗斯似乎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合作与那些它们将无法容忍彼此合作项目的预测背道而驰。即便在某些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严重紧张局势的领域，双方合作的进展也算顺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着中亚地区，但仍坚决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基调已经从谈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明确划定的“势力范围”，转变为拥抱“更大的欧亚大陆”。中国所主导的投资和一体化与俄罗斯摆脱西方影响的努力相吻合。2015年，中国首次提出组建亚投行时，最初俄罗斯财政部并不支持，但随后俄罗斯还是改变了心意，宣布加入亚投行。

中国也愿意兼顾俄罗斯的关切和敏感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中，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去支持俄罗斯开发替代方案的努力，取代由西方控制的SWIFT国际支付系统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以削弱美国的制裁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

垄断性援助关系的终结

并非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创造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世界秩序，且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相比西方所提供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可能会破坏西方旨在鼓动各国政府接受自由改革的援助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银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了大量信贷额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那些无法进入或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国家获取重要贷款和紧急资金的来源。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以及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发放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能源交易贷款。

中国并不是西方援助的唯一替代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曾向埃及提供贷款，这使得埃及避免在动荡时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国际援助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显得最为雄心勃勃。AidData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3540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3950亿美元。此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超过了美国的年度援助支出。可以说，中国的援助打破了西方传播自由主义准则的企图。西方的评论认为，中国的资金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腐败和政权庇护。在诸如尼泊尔、斯里兰卡、苏丹和南苏丹等摆脱战争困境的国家中，中国的发展和重建援助通常流向了获得胜利的一方，使其免于国际竞争压力，而西方评论认为，这些国际竞争压力可以让这些国家建立更为自由民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