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了全面部署。政府债务作为政府投资资金、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政府债务管理的需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时，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提出了要求，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

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都需要政府利用债务手段，筹集建设资金，增加投入，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运用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开展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投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品种，其发行、流通对我国债券市场、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是政府调节市场供给、需求的重要手段；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财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政府债券已是境外合格投资者等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品种，需要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在农业农村建设方面，政府债券资金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在区域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债务资金项目建设，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近年来我国增加了政府债券资金投入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体制改革；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方面，需要通过控制债务风险，保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等等。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总量增加较多。2024年我国国债余额为345723.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75370.55亿元，其中全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473766.09亿元，包括一般债券余额165533.89亿元，专项债券余额308232.20亿元。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方面，到2023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是14.3万亿元，经过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减少到10.5万亿元。2025年政府债务发行额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期。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比2024年增加152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5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440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8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2025年11月，我国在限额内又增发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从债务风险来看，2023年我国政府的负债率为67%，而同一时期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18.2%，其中：日本249.7%、意大利134.6%、美国118.7%、法国109.9%、加拿大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度83%、德国62.7%。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23.4%。因此，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1981年恢复国内债务发行，2015年正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在筹集资金、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国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券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债来看，其问题主要有：国债与地方债结构有待优化。从2004年政府债务余额的占比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58%，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占42%；目前国债资金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国债资金绩效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国债品种设计（短期债券、期货）有待优化，以充分发挥其政策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待进一步健全，以发挥其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功能。

从地方政府债券来看，其存在的问题有：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发行期限拉长。20年期、30年期债券发行量增加，并采用最后一年还本的方式；约80%的债券为商业银行购买，风险集中度高；90%左右的专项债券项目还款来源是土地收入；发行资料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项目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债务资金闲置浪费时有发生。另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缓慢，隐性债务治理难度大。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政策选择

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工作：

1.加强政府债务总规模的逆周期调节，保持合理的债务水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止跌企稳的趋势，预期经济在2026年见底，2027年后可能恢复到正常运行的轨道。对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而言，2026年仍然要依靠政府债务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引导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预期，保证经济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在2027年经济社会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后，要逐年降低政府债务的发行量，降低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逐步消化疫情及后期恢复时期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把握的数量界限来看，在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情况下，在2027年以后，可以将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90%以内，并建立新的债务率和负债率警戒线指标。

2.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在国债与地方债结构的优化方面，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比例，建立政府债务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为辅的基本格局。逐步将国债余额在政府债券余额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70%左右。其次，优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结构。逐步压缩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大致将其发行比例控制在60%，严格防范和控制专项债券的风险。再次，优化专项债券内部结构。目前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需要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部分更贴近于市场化、适合企业投资的项目，退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范围；对于公益性程度高，项目实际现金流较低，收益难以覆盖其成本的项目，调整为由一般债券资金建设。

3.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从根本上防范风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建立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绩效管理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制定专门的《国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办法》。在绩效管理制度中，对国债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出的绩效管理目标、绩效管理原则、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程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报告制度，以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制度。从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重点需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改革：第一，重视专项债券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价。第二，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的现场绩效监控。第三，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4.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举债的权责利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进一步完善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政府债务负总责制度。通过完善管理制度，省级党委和政府通过省级债务领导小组（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市县债务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和救助，保证全省债务风险处于安全线以内。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市县领导，省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进行约谈、预警，督促市县政府有效管控债务增长速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到期债务本金偿还比例，努力降低债务率，防止债务违约。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体制，对于发生违规违纪举借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力的市县领导，进行相应的处罚。其次，落实市县政府对所举借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进一步完善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债务转贷协议的内容，要求市县政府在自己财力许可范围内申请和发行债务，并对所举借的债务承担直接的还本付息责任。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与市县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职务升迁直接挂钩。形成市县政府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加快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和出清的步伐，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长。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们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全面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当前全球能源产业处于深度转型变革时期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是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2014年至2024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增长至19.1%；同期，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20%。2024至2025年，全球电力消费年增长率约4%，高于GDP3.2%的增长率。据国际能源署等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电力增量的75%为光伏与风电，2026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将满足全球所有新增电力需求。2050年全球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30%，中国达到60%以上，届时中国、美国与欧洲电力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18万亿千瓦时、5.5万亿千瓦时和10万亿千瓦时，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发展中实现能源转型与安全供给。据英国能源研究院报告，在化石能源体系下，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合计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74.1%、61.1%和8.7%，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化石能源资源拥有国掌握了能源发展的绝对话语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未来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但缺乏化石能源资源，面临能源供给“卡脖子”的风险。然而，受益于全球风光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将颠覆传统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成“科技属性”，引领全球能源均衡发展。据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近期规划新能源装机超过6.4亿千瓦，总投资超过6400亿美元。

我国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拥有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集群和装备制造基地，可为全球贡献超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累计降幅分别超60%和80%，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销量渗透率达40.9%，占全球销量的比重超70.5%；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占比近60%，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出货量全球占比超70%。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为全球碳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202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71.9%和41.8%，油气增储上产的空间十分有限。据测算，我国100米高度的风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09.4亿千瓦，光伏技术可开发量达456.1亿千瓦，新能源资源禀赋近乎无限，潜在年发电量将达95.84万亿千瓦时，约为2024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9.8倍，预计为2060年全国电力需求的6倍。因此，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减少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新型能源体系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能源行业规模大、链条长、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畅通国内外双循环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必须加快构建富有韧性、坚强可靠的能源产业链。通过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打造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能源底座，巩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以配电网建设为例，预计到2050年，全国配电网累计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对优化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拉动作用显著。

新型能源体系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和主要贡献国。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超40%，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4.9个百分点，中国贡献约45.2%。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8亿千瓦，中国贡献约64%，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81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标志性项目接连投产，2024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他国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未来，我国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优势，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社会转型整体方案，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技术和方案并举转变，携手各国共建可持续能源的未来。

新型能源体系是构建国际金融新结算体系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崛起削弱了石油的能源主体地位，“石油美元”日趋式微。未来，以“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及派生产品，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贸易商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市场，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地位。2024年，中国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超40%，而同期欧盟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16.8亿吨，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3%。2024年中国碳市场交易额为181.14亿元人民币，而欧盟达到7700亿欧元（约合6.13万亿人民币）。未来，全球贸易体系需寻找新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可借助体量优势，结合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超前部署人民币国际化锚定物，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

新型能源体系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一是推进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完善电价体系，充分释放电力价格信号，为各类主体参与交易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开放配售电业务的投资和创新，推动新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电力建设的投资活力，促进增量配电网、微电网、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业态的投资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和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合理测算核定“过网费”，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大力培育能源绿色低碳消费新模式，牵引重构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一是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落地，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目标科学分解至各行政区域、行业、企业，促进终端用户参与配额指标完成。二是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监测、评估和考核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对未完成配额任务采取相应处罚，提升配额制度的约束力。三是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认证结果中定量化体现产品绿色价值，推动其在国内广泛采信，在国际贸易中结果互认。

加快培育能源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开展典型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与推广。一是开展分布式智能电网示范建设，在大电网末端、新能源富集乡村、高比例新能源供电园区等区域，探索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实现与大电网融合发展。二是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区，依托绿电铝、绿氢、数据中心等高载能产业，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传递绿电价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高载能产业转型。三是推广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加强用户侧灵活性调节资源建设，引入可中断负荷、普及虚拟电厂，推动用户侧深度参与电力系统平衡。

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规范建设，高标准建立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一是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建材、化工、航空等重点用能行业，逐步引入碳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使全社会的降碳成本最小化。二是建立并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加快制定涵盖不同行业、不同排放源的统一碳计量标准和方法，研发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碳排放监测设备和计量技术，建立健全碳排放监测、计量、核算、核查、认证体系。三是加强电碳市场协同，科学设计绿电、绿证与碳排放指标互认和抵扣机制，搭建绿证核发、交易、核销的全生命周期的追踪、认证系统，有序衔接各类终端产品绿色低碳认证机制。

（编辑  宋斌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强调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化”即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被确定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该坚持的“方向”，对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化”的内涵

推进“三化”联动，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三化”的内涵。

所谓智能化，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将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流程。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一切过程数据化、万物互联和智能决策。这不仅表现为生产线上“机器换人”或局部环节数字化，更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决策、高效协同的智慧产业生态。

所谓绿色化，是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生态维度强调环境友好、资源可持续；在经济维度构建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实现降碳、减污、增效；在社会维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人人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所谓融合化，是对产业或行业区隔发展方式的突破与要素资源的跨界系统整合，形成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聚变”的产业新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边界消融，由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立转向“制造＋服务＋数字”的复合业态；二是技术创新穿透，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渗透，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三是资源配置的协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通过数据链接和AI赋能，实现要素跨界优化配置，创造新的价值。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升级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们之间具有协同共生互促的关系。没有智能化，绿色化难以得到技术支撑，融合化无法解决互联互通和跨界资源配置的难题；没有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都将会面临价值导向和能否可持续的问题；没有融合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就不能在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新质”跃迁，也无法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三者协同并进、相互依存，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构建高质量、高效率、低碳、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现代化产业体系一般具备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实体经济是经济大国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脊梁。虽然发达国家都具有发达的服务业，但没有不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即便是美国，虽然近年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显示出对经济空心化的忧虑，它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还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意味着必须避免产业“脱实向虚”和空心化倾向，持续保持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在GDP中的合理比重，巩固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优势。历史表明，没有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强国。

二是制造业为骨干。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就已成为经济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是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现代化、高端化的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普遍高于70%，制造业似乎成为“夕阳部门”，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经历了多轮结构升级、与高端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承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其定位、特征与发展逻辑，既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维护技术优势、经济安全和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选择。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更显示出我国强大制造业体系的“压舱石”的关键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从国际产业分工角度来说，得到了居于制造业价值链顶端地位的强力支撑。美国如果没有构建起制造业价值链顶端的地位，金融业会如何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进步，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不断进步和蓬勃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强”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

三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双向互促，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加速转化。创新驱动贯穿于产业体系的各环节，是产业体系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四是以开放合作为支撑。虽然近几年国际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有所抬头，但产业体系高度全球化的事实没有改变，资源全球配置、生产全球分工、市场全球互联的趋势不会扭转。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同时融入全球大循环，实现内外联通、协同发展。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先进制造业构成骨架，创新驱动注入不竭动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能够共同支撑起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互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自侧重不同维度，在产业转型中形成优势互补。智能化聚焦提升效率和生产力，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绿色化侧重降低资源环境代价，为发展设定生态约束；融合化致力于打通要素流动渠道，提升体系整体效能。三者对应“效率—生态—协同”三大命题。

二是互促。三化之间相互促进、耦合增效，产生1＋1＞2的联动效应。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碳排放监测和能效优化，提升绿色转型效率，同时构建起产业融合所需的信息互通、实时协同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则为智能化和融合化指明方向约束，它要求智能技术朝着节能低碳方向演进，并促使融合发展遵循循环经济原则，确保产业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构建广阔场景，如AI＋应用渗透千行百业，既是智能化本身的进步，也为绿色技术提供了大规模、系统化落地的平台。

三是共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者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系，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质变跃升的核心动力，体现了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形态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开来，任何单一维度的进步都难以持续。缺少绿色底线的智能化可能陷入高能耗陷阱，缺少融合牵引的智能化难以大范围赋能传统产业，缺少智能支撑的绿色化转型则可能缓慢而低效。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调发展，通过相互促进实现倍增效应，最终在共生融合中实现产业体系的系统跃升。

四、“三化”联动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

“三化”联动依靠以下四方面机制实现：

（一）以智能化构建“数字引擎”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技术迭代和流程优化，大幅提升生产经营质效。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决策优化和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管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精益管理。在供给侧，通过智能化提升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在需求侧，通过数字化连接生产与消费，实现按需生产和柔性制造，科学管理库存，优化配置产能。

通过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重构传统要素体系。数据作为生产资料通过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环节，转化为质量、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创造价值。“数据驱动”的研发、设计、制造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实时优化配置，形成以数据、知识、技术等为核心的新型要素体系，推动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力”扩展为“资本＋劳动力＋数据＋知识”的新形态。“数字引擎”带动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不断提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动能。

（二）以绿色化筑牢产业体系的“生态底盘”

绿色化可以通过建立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约束机制，以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产业转型。运用价格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通过碳配额、碳资产交易机制和碳价信号，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同时，推进用能权、排污权交易试点。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围绕降碳、减污、节能、增绿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收取更高费用。通过这些市场化手段，外部环境成本可以逐步内部化，使企业的环境贡献获得真金白银回报，反之则付出更高成本。通过“政策约束＋市场激励”促使企业将绿色发展纳入经营目标，把绿色转型变成“我要干”的内生行动，而非“要我干”的被动应付。绿色发展机制引导产业进步过程中始终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铸牢“生态底盘”。

（三）以融合化打通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

融合化发展正如火如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延伸产业链至研发设计、营销服务、运维支持等环节，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技术和数据的媒介实现融合跨界渗透，催生全新业态与新产业。新兴技术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技术＋技术”的复合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技术，生物医药融合了生物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城市融合了建筑、交通与数字技术。不同技术、产业交叉叠加，诞生“新物种”，推动了产业分类由传统三大产业向更复杂的网络演化。如“数字农业”融合农业与物联网，实现精准种植；“互联网金融”融合金融与IT，创造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技术和数据是融合化的重要力量，既似“溶剂”，又像“粘合剂”，还如“催化剂”，形成千行万业的互跨和重叠，甚至边界模糊消失的局面，跨行跨业嫁接创造新的场景，催化产生新需求、新供给。AI+应用场景正在造就新的增长点和就业空间。融合化通过跨产业渗透，打通了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从而整体抬升产业体系的创新性和灵活性。

（四）以“联动”激发“加持效应”

当智能技术、绿色技术与融合发展相结合时，通过相互交织、协同共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质”之新所在，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底层逻辑。“智能化＋绿色化”可以创造技术乘法效应，数字技术为节能减排助力，大数据分析提升环境治理精准度；同时绿色需求也反过来刺激智能技术创新，如发展面向低功耗、高能效的AI芯片。另一方面，“智能化＋融合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渗透力，产业融合为智能化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和数据来源，AI得以在更多行业中训练迭代，不断自我强化；而智能化降低了跨行业协作的沟通成本，使融合更加顺畅。再者，“绿色化＋融合化”催生技术嬗变，跨产业协同有助于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和工业共生网络，一个行业的废弃物可能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多产业协同攻关能源替代和碳减排技术，加快绿色技术迭代。

综上，智能化使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显著提高，绿色化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成本，使增长更具持续性，融合化创造了更多增值服务和新业态。“三化”联动赋能的新质生产力将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而非仅靠要素投入扩张，推动产业发展建立自我进化和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能够在动态演进中不断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更优质量、更好效率，构建起骨干强壮、血肉丰满、精气神十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阶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命脉所在，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事关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如何理解“制造业合理比重”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比重不下降”或“比重越高越好”，更不能通过抑制服务业发展来维持制造业比重。

第一，合理比重不等于比重刚性不降，关键在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衡量制造业是否处于合理水平，不能只看其在GDP中的名义占比，更要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否安全可控、韧性充足，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是否安全可靠。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某些西方国家在关税、投资、技术和规则等方面对我国实施遏制打压；面对挑战，我国保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尤为重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根本在于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攻关与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更要关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在关键领域的市场份额以及技术与标准主导力。

第二，合理比重更应体现在“质”，而不是简单的“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核心，是结构优化与能级提升。一方面，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衡量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应更加关注高端制造业占比、高附加值环节占比、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低碳水平，而不仅是制造业整体在GDP中的比例。

第三，必须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来源。通过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品牌营销、金融保险、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要守住制造业根基，又要做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新支柱”，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以抑制服务业的增长来保持制造业比重。

第四，合理比重离不开平稳有序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经济结构升级的客观过程。随着产业升级，低端制造岗位将会逐步减少，而高技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岗位比重将逐步提高。这一过程必须坚持“先立后破、平稳衔接”，避免出现制造业岗位骤减、劳动者无序转移，防止出现严重失业或大规模低质量就业，尤其要警惕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和“服务业低端化”并存状况。稳住制造业的就业占比，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基础。制造业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低端服务业，且生产率提升较快，能够支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同样依托坚实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守住制造业根基、做强现代服务业，才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强经济安全韧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深化，从关税壁垒扩展至科技、投资等全方位博弈，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国际市场开拓形成严重制约。美国通过“小院高墙”政策，联合盟友对我国实施技术断供和市场封锁，重点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复杂化，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供应链重构的严重挑战，迫使企业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艰难平衡，增加了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

第二，产业外迁趋势日益明显，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压力。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政策补贴和贸易摩擦等措施吸引或逼迫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双向挤压”，部分外资企业开始将生产线迁出中国，寻求“中国+1”或多元化布局策略。产业外迁不仅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将削弱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内需不足迫使众多制造企业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依赖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破解内需不足的困局，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成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础保障。

第四，“内卷式”竞争加剧了制造业发展困境。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导致产品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既阻碍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得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尤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品牌价值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尤为突出，制约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

政策建议

一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财政政策方面，要充分考虑化债和房地产的抵消效应，扩张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收入缺口、化债占用的资源和城投债净偿还的收缩效应，建议财政赤字率不低于4%，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化债方式。货币政策方面，建议充分利用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窗口，进一步降准降息。房地产政策方面，建议采取超常规、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尽快实现“止跌回稳”。提振消费方面，建议构建消费导向型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真正破题，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二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1）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对不公正做法主动起诉，并积极应对被诉案件。（2）增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约束力，让双方在贸易往来中实现互利共赢。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同时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3）建立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出口企业与国外供应商长期合作，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全球供应链协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赢。

三是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1）做好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工作，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东部地区重点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2）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既能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又能加强外迁产业对中国核心环节的依赖性。（3）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控制传统产业外迁速度和规模。我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应被视为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应放任传统产业快速迁出，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四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企业盈利能力。（1）提高技术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2）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3）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

（编辑 季节）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农业强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强调农业不仅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更是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文化传承和综合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

“大农业观”的提出与农业的多功能性

大农业观为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1992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摆脱贫困》中写道：“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大农业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是一种以农业为核心，跨越行业边界、多功能、开放式的大产业，这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有本质区别。大农业观的提出将带动传统农业认知的升级，农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生产活动，还承载着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大农业观聚焦于农业的多元价值与综合价值，强调农业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在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的指导下，农业发展应多维度综合考量，兼顾多功能价值和多产业链接，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农业多功能价值再现的实践进路

多位一体、多元共进是大农业观的核心逻辑，要求我们着力拓展农业功能，通过挖掘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农业相关的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同时农业应当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通过合理的农业活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大农业观下的农业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多元产业链重塑的战略布局

大农业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农业的生产价值，挖掘出更多可供农业发展的产业空间。在上游环节，农业发展需要聚焦于“提质增效”，向生态化、智慧化转型，中游应着力突破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瓶颈，通过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搭建高效冷链物流网络与数字化流通平台，解决产销衔接不畅问题，下游环节则需深度对接市场需求，拓展农业的消费与服务属性。在大农业观的指导下，这种上中下游贯通的建设模式，能够让农业摆脱单一生产依赖，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催生出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多元产业空间，真正释放大农业的综合价值。

大农业观视域下“三农”发展的新态势

大农业观既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三农”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契机。多元化的产业链丰富了农业产业的内涵，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不断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机遇，“三农”潜在的多元与多功能使得过去被忽视的农业农村资源被重新利用与激活，“三农”综合价值正实现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形成符合大农业观要求的五种“三农”发展实践样态。

（一）都市农业：城乡要素流通与融合发展

都市农业特指位于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依托城市资源与需求开展的多功能、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形态。都市农业既满足城市食品供给，又通过生态调节、休闲教育等多元功能提升城市宜居性。同时，作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都市农业是保障大城市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战略基石，能增强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是城乡要素流通的关键载体；通过资源跨界整合、生产组织与空间布局优化，推动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未来，随着科技进步与需求升级，都市农业将在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乡融合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休闲农业：悠闲生活的田园交响曲

休闲农业以农业生产、乡村风貌、农家生活与文化为基础，是农业与旅游融合的新型农业形态，契合都市人群田园休闲需求，与都市农业存在功能交叉。依托乡土资源与乡村文化，休闲农业通过整合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深度联动旅游、教育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闲置宅基地与农田为其提供发展空间，现代农业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旅游接待实现增收。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休闲农业不仅为企业创造投资空间，更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公共设施改善，以突出的社会文化功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三）数字农业：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型

数字农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变和农业收益的增加。数字农业强调实现农业精细化管理，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农业生产进行全程监控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现代数字化生产技术和销售工具，成为“新农人”。这种模式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对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数商兴农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商务发展，实现涉农商务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和产业振兴。

（四）康养农业：让农业养身又养心

康养农业作为一种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将农业生产与照护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产业，遵循的农业模式是农业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的有机融合，在充分运用农业多功能性的基础上实现其综合价值，融合了健康农产品、农业风光和生态体验，旨在通过提供健康食品和生活服务，促进人民健康生活，这一农业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还通过创新和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五）创意农业：文化赋能的绿色新潮

创意农业是指有效地将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整合资源，把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创意农业通过农产品的创意、景观的创意、激活民俗文化、凝练主题文化等实现对农业的创意改造和创新建设，进而完成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创意农业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将驱动创意农业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和优化。

   大农业观带来“三农”综合价值的挖掘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突破传统农业单一功能的限制，将其视为一个综合系统，充分利用乡村各种资源，拓展农业的多元功能价值，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统一，向多功能的大农业转型。大农业观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农业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的理解，还强调了农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农业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投入，使农业农村能够真正盈利，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进步。

未来，农业发展必然以大农业观为指导，一方面持续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农业科技创新、生产方式变革，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技术、数据、人才等新型要素向农村下沉，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让农业在实现人类福祉、维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繁荣提供坚实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基础支撑。

（编辑  尚鸣）

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落实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将创新放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突破了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数字化技术绿色化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阶段化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自主品牌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初步显现，一批创新领军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制造业的骨干地位更加突出

制造业规模优势显著。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87%，十年来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从制造强国指数看，规模指数2023年为60.66，依然保持规模优势；从企业数量看，2024 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为 47.69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3.21%，相比2016年增加了37.43%，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制造业成为市场投资的主要方向。从资产经营来看，2024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总资产为133.23万亿元，营业收入为119.2万亿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了38.2%、14.7%，制造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营收保持稳步提升。从投资来看，202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2.53万亿元，2023年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4.4万亿元，占全社会设备投资的70%以上，实体经济是资本投资的主要拉动项，制造业是设备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33.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相比2016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钢铁、水泥、电解铝、工业机器人、平板玻璃、化纤等占全球比重均超过50%，工业母机产业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居首，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占全球份额60%以上，手机、计算机产量占到全球份额90%以上，均稳居全球首位。从出口来看，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15.4 万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了29.41%，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型。2024年芯片出口量2981.1亿块，出口金额1594.99亿美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64.8%、160.23%，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持续优化。一是传统产业的优势地位依然保持，传统制造业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作用不断强化。以轻工业为例，2024年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4万家，实现营业收入23.2万亿元，利润1.5万亿元，带动就业1792万人，相比2016年企业数量增长了25%。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推动了传统产业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的跨越式发展，一批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如某钢铁企业智能生产线使生产效率提升约 20%，生产成本降低10%。绿色制造成为传统产业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主要方式，企业通过运用绿色先进工艺、绿色设计开展技术改造，开展全生命周期资源利用，有效推动产业低碳转型，构筑绿色竞争新优势。目前，纺织行业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量2%，不到全球排放占比的20%。积极布局应用前沿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攻关迈入产业链高端，例如通过酵母发酵生产青蒿素，相当于节约 3 万亩耕地，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二是新兴产业增长动能强劲。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动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柱地位已经形成，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24.29万亿元，占GDP比重18.01%，比同期GDP增速高2.5个百分点，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截至2023年9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总数超过200万家， 2024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在上市公司市场占比54.15%，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7%。从细分领域来看，2024年，我国新材料产值8.7万亿元，占全球新材料总产值约30%，稀土功能材料、超硬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等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1.6万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量持续位于全球前列，推动经济新动能不断茁壮发展。三是未来产业布局态势显现。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为核心、场景应用为载体，催生多元创新生态的培育路径将加速工程化产业化步伐，助力形成若干万亿级新的产业增长点。

交通、物流、能源等支撑体系质效跃升。第一，我国已建成庞大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铁路、公路、航空、水运枢纽体系健全，包括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国内首个货运专用机场，运输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3.589万亿吨公里，相比2016年增长50.7%，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35万标箱，相比2016年增长3.87倍，全国民航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达 2005.8 万吨，相比2016年增长超过2倍。通过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物流智能化设施广泛应用，现代物流衔接效率提升，降本增效显著，有效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畅通；2024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9万亿元，占 GDP 的14.1%，相比2016年下降0.8个百分点。第二，我国能源装备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能源安全高效支撑经济平稳运行，为制造业生产、数据中心算力输出、服务业数字化运营等全行业提供了基础动力。2024年，我国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为33.5 亿千瓦，比2016年增长了103.5%。同时，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绿色转型，新能源新增占比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产业体系绿色化转型。第三，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基础覆盖到高质量升级，基础传输网络、无线通信网络和算力设施实现规模和质量的双重发展，截至2024年，5G基站达到425万个，融入国民经济80个大类；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算力总规模达 280EFLOPS，算力应用项目超 1.3 万个，建设 246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202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59%，低于美、德3%以上的水平；科研成果转化率为39.60%，远低于美国50%的水平。二是利润效益增长与规模增长之间仍然不均衡，规模增长依然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拉动力，有数据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 0.37，美国、德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3-4倍；我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数量已超过美国，但平均利润率不足美国的60%，平均利润额不到美国的一半。三是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支柱产业，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领域中万亿级产业仍然较少。四是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问题仍然存在，当前依然存在六大“卡脖子”难题：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工业母机、航空发动机、新材料、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及工业软件六大“卡脖子”难题依然严峻。五是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28%，与美国的50%、欧盟的40%差距较大。六是物流降本增效仍有较大空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14.1%，与美国、日本7%—8%相比差距巨大。

新形势和新挑战

外部环境深刻复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日益攀升，深刻影响着各国的产业发展路径与国际合作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外部环境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正在从追求发展效率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向安全、自主的区域化合作模式转变。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德国《工业战略2030》、法国《新工业法国计划》等战略的出台，表明了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纷纷开启制造业回流，多个跨国公司改变传统业务布局、形成多个区域集团，制造业竞争核心已从规模转向创新能力与产业链韧性。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大力发展本国产业。同时，区域战争持续爆发，也使得资源供给从稳定向趋紧转变，锂、钴、稀土等支撑制造业升级与能源转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流动受限，供需失衡的压力持续传导，既推高资源价格，也给依赖外部资源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从工业革命发展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蒸汽作为主要的工业驱动力，使得英国成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石油和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了电力的发展，电能带来了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改变了国际工业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铀和硅资源的出现，促进了原子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挥，补充了电能的绿色来源，同时由硅而发展的集成电路产业，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科技已经深入到产业的各个行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两次跃升，进而开启和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逐层推进，大量数据被采集、存储、传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具备了价值创造的属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同时能源技术也在发生深刻变革，核电、风电、水电、光伏等新能源与抽水蓄能、氢储能等储能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发电—用电”逐渐向“发电—储能—用能”的新格局转变，有效促进了智能电网优化、生产用能安全和绿色能源发展。数据资源和新能源储能技术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注入决定性动能，正在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底层发展逻辑

我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重点目标和任务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避免“脱实向虚”倾向导致制造业过快下滑；合理区间可设置在20%—25%之间，工业大省大市也应设置合理区间，参考值为30%—40%。

优化要素投入机制。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动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配置，引导各类要素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合理降低制造业税费，降低制造业成本负担，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降低利息费用支出，探索基于亩均产值、亩均利润的工业用地改革，保障产业用地空间，完善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大专院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释放企业数据价值。

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业为科技提供丰富的场景，科技为产业带来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需求，要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保障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与安全，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部署科技创新。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工业基础软件等核心瓶颈制约，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整合科技领域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集中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富饶的生长土壤，将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创新动能高效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胜势。瞄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材料，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突破，变革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探索企业出题、高校联合的新模式，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优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布局基础性研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创新平台定位和布局，推动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支持链主企业建设高水平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凝练产业科技问题、解决产业科技问题，培养产业科技人才，支持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创新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推动新应用场景创新，加强智能产品、绿色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

着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稳经济、增就业、提升国力的核心产业。当前我国支柱产业多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新兴支柱产业多具备知识技术密集、效益好的特征，既能催生万亿级市场，破解传统产业增长瓶颈，又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壮大。我国已经形成若干个处于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家电、纺织、航天装备、节能汽车、钢铁、石化、建材等产业已经走在全球发展的前列。未来十年，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绿色能源装备与系统、新材料、仪器仪表、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农业装备、智能家具与现代纺织服装等11个重点产业形成规模化突破，建成新兴支柱产业。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矩阵式”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一方面，在产业链“纵向”的链式突破，以产业链为整体单位，围绕薄弱环节开展协同攻关、应用同步迭代、供需融合对接，另一方面，在共性产品和技术“横向”的能力提升，加大跨行业共性技术能力供给，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围绕正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能力、质量控制、用户需求理解和人才梯队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建设。

以集群化构建强化新兴产业竞争优势。先进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集群化发展是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持续做大做强80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围绕集群聚集要素资源，支持每一个国家集群均有一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一家排名世界前三的龙头企业、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和至少一条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建立产业链协同机制，培育 “链主” 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深化跨区域跨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动建立更广域的产业体系，形成更大的产业合作网络，实现分工互补。

以场景化应用拓展激活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聚焦社会经济痛点，在工业、交通、能源、城市治理等领域打造标杆应用场景，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在实践应用中迭代优化产品与技术。创新场景运营机制，开展新场景试点示范，鼓励企业联合技术供应商、应用服务商和终端用户打造新的场景生态，提高技术的市场接受度。推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批量复制延伸，形成“场景需求—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推动新兴市场空间拓展，逐步扩大市场规模，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融合的关键纽带。壮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速产业融合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架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广“制造+服务”模式，引导企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向“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鼓励在重点行业开展共享制造、设备运维等专业化服务。

发展高端软件产业。推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依托软件工程技术中心、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平台深化协同攻关，扩大首版次、首批次高端软件供给。推动软件与硬件、场景深度融合，推动软硬一体化产品建设，培育软件托管、定制化服务等新业态。

提升服务能力。壮大科技服务业，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工业设计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探索产业园区货运无人机应用，打造区域低空物流先行区。

制造业质量品牌提质升级

质量品牌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一环，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深入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管控，以品牌赋能，最终以质量硬实力、品牌软实力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建设制造业质量基础设施。完善制造业标准体系，提升国家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产品质量升级，加强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建设，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制定和实施先进标准，积极推动一批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培育检验检测、质量诊断、计量测试、品牌咨询等服务业态。支持国产高端精密检测仪器、在线检测仪器和计量装置的研发创新。

创建国际知名制造业品牌。深入开展制造业品牌创建行动，创新品牌培育方式，激活行业、区域、集群品牌协同发展动能，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与标准引领力打造行业标杆品牌，整合区域产业资源、严控产品品质，集聚特色区域名片，壮大集群品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力，形成品牌矩阵效应。（编辑  季节）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改善和保障民生，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全体人民的小康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截至2012年年底，按现行扶贫标准，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河北阜平县入村进户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调研，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同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多个政策文件。

党和政府动员了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了许多新举措。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安排，形成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至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题。

当时还有3000万左右待脱贫人口，其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居高不下。特别是西藏、四川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基础薄弱、致贫原因复杂、贫困发生率高。

2018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文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要求集中力量、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支撑保障，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夯实精准扶贫基础性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在陕西、贵州、宁夏、山西、四川等地主持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谈会。2020年3月，习近平在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和举措，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

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广大党员深入一线，上下同心、精准务实、攻坚克难，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发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阜平县顾家台村新貌（2019年8月）。阜平县位于太行山深处，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聂荣臻同志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如今阜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脱贫地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发展步伐显著加快，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8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被全部攻克。我国解决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2015年4月，国务院发文，提出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等政策措施。

政府加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互联网+公共服务”，整合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试点。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2016年，国家划拨1000亿元“去产能稳就业”专项资金，做好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通过劳务协作试点、技能脱贫、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防止、纠正就业歧视，注重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就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趋势明显。

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544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45249万人，比2012年增加7962万人。尽管受到疫情冲击，2020、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达到1186万、1269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保持就业总量平稳增长，这一成绩极为难得。

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

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10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问题，城乡、区域间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增低扩中调高”，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2012—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增长到35128元。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比2012年下降0.38。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行业、地区、群体工资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已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创造人民高品质美好生活

随着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12—2019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从33.0%降至28.2%。其中城镇居民从32.0%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5.9%降至30.0%。

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10645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4.2％。居民食品消费质量全面改善，耐用品消费不断升级换代。2020年，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量分别为44.9辆和26.4辆；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大桥巍峨，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深刻影响了城市格局、人口布局和经济版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圈和工作圈。

互联网快速普及，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移动通信从4G演进到5G，实现网络、产业、应用全球领先。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交易额居全球第一。宽带网络“村村通”，快递物流“路路畅”，农村电商激活大市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工业互联、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投入规模空前。2012年至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2012—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由2.12万亿元增至4万亿元，其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达一半以上。

国家财政经费持续支持地方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2011年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4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项目启动，惠及全国2600多个县近2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布局。

建立覆盖全学段（学前－研究生）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3—2017年累计资助学生达4.25亿人次。各级政府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择校热”“入园难”问题，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80％以上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努力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大为加强。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18年提高到2020年的10.75年。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体系加快构建。

中国已建立起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让人们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拉大了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党的十八大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2012、2017年，国务院先后发文，分门别类地规定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目标、各项制度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18年，国务院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基础标准、分担方式、转移支付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与规范。

国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口监测预测体系，积极拓展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推进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衡。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2021年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分别达3217个、3671个，基本实现“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

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版）》发布，涵盖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及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务保障，共9个方面、22大类、80个服务项目，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使区域内大致按统一标准提供服务和保障。大病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养老托育服务等重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健全。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2月，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2015年10月起，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企业同样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基本制度模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更好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作用。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数城市社区初步形成助餐、助医、助洁等为主体的“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建起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

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健全。2015年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达50％以上。2016年国务院发文，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我国已基本建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的、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2021年年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3亿人、2.3亿人、2.8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生育保险依法覆盖所有用工单位及职工。

住房保障方面，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有力，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正向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目标迈进。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201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确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推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集采制度化，改进医保付费办法、降低看病用药负担；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优化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8.4％，为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持续增长，城乡和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持续提升  

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社会矛盾多发，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2014年4月，习近平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央对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稳定的各领域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逐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020年4月，中央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重要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首次被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广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各地将网格化管理与协商民主建设相结合，开展基层协商；立足自身人文特色，完善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大力开展乡风、家风建设，传承向上、向善美德。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社会倡导和深入实施诚信建设。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全方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总数、民事诉讼案件数在持续增长15年后首次实现“双下降”，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公安机关不断提高打击犯罪能力，重点打击涉黄涉赌、涉食品药品、拐卖妇女儿童、环境污染、经济犯罪等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行为，破获了一大批犯罪案件。针对新型网络犯罪，各部门多措并举，坚决遏制电信诈骗、套路贷等新型网络犯罪上升势头。

扫黑除恶。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针对涉黑涉恶新动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97万起、立案处理11.59万人，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遏制。

全国刑事立案总量已实现5年连降，8类主要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实现6年连降。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0.56。刑事案件数为339，持枪、爆炸案件连续多年下降，是命案发生率、刑事发生率、抢爆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安全生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规定“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意见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修订，监管执法持续完善加强，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设立运行。202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重特大事故数量从本世纪初最高峰时的14万人、140起/年下降至2.71万人、16起/年。

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领导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0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编辑  苏歌）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董事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已成为常态，且职权与责任显著加重。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相关优秀央国企特色治理实践案例，从制度、机制、能力、技术等维度协同发力，探讨提出一套聚焦央企上市公司、侧重实践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优化方案，以强化外部董事“外部性”与“专业性”特质，推动外部董事履职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有效”的根本性转变，为央企上市公司增强“治理软实力”、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构建完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正在持续优化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推动公司治理现代化，赋能央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对于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创造社会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关乎资本市场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一）夯实经济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

董事会治理是企业健康高效运营的前提。央企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公司董事会结构对企业重大决策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毋庸置疑的核心影响力。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不仅能够确保具有外部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外部董事深度参与企业战略制定与风险评估，在重大投资、并购重组等涉及国有资本运营的关键决策中有效发挥“守门员”作用，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更是确保企业微观决策与国家宏观战略同频共振的关键。

（二）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抓手

央企上市公司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与“风向标”，其治理好坏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公信力与供需关系。从信息对称角度看，维护外部董事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确保其独立、专业履职，不仅有助于显著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风险管控水平，制衡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而且能够增强股票等投资品的透明度，让市场“看得清、有信心”，从而引导资本脱虚向实，推动产业与资本实现有效融合。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央企上市公司身兼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通常被作为行业发展的先驱，其决策涉及的资金规模、技术难度和社会影响都高于一般企业。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加快健全履职保障机制，引入多元专业视角，保障董事会科学决策、防范决策盲区，而且有利于持续提升企业的运营活力与价值创造能力。

当前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优化治理结构，抑制代理风险；二是通过引入外部专业视角，丰富决策维度的多元化，提升战略决策质量；三是通过“外部”视角审查与监督，确保风险管控的深度与实效。

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一般企业的制度设计（静态基础）、运行机制（动态实施）和评价体系（反馈优化）三个维度展开，强调“制度为骨、机制为血、评价为神经”的三维协同，但总体上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忽视央企上市公司在治理目标、政治责任与国家战略传导方面的特殊性；二是缺乏对保障体系各要素间协同效应的系统研究；三是未能充分响应新《公司法》取消监事会、相关职权由审计委员会承接等重大制度变革对外部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履职带来的新挑战。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央企外部董事选聘、履职、考核及激励机制。尽管央企上市公司已实施董事会及外部董事制度的应建尽建，外部董事来源渠道有限多元化，信息化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履职服务形式不断创新，但部分公司仍然存在保障举措单一，或制度建设流于形式等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为：

选拔机制。主要依赖大股东推荐，背景趋同，胜任能力的系统性评估不足。

决策参与。在实践中重表决轻过程，决策前沟通与决策后反馈流于形式，风控机制不健全。

信息与技术保障。主要依赖管理层单向提供，存在滞后与选择性供给，同时数字化赋能不足，行权救济路径不畅。

激励与容错。薪酬激励偏低且结构单一，评价指标重“过程”轻“结果”，董责险覆盖率不高，导致履职决策顾虑多、动力不足。

机构支持。董事会工作机构人员配备不强、职责定位不清、服务专业性不够。

央企上市公司的特别要求与保障需求要进一步落实。相较于一般企业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管理，央企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因兼具政治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而更加复杂，在董事会构成（外部董事占多数）、选聘与委派（强调出资人意志与战略匹配）、履职导向（要求“政治三力”与维护国资权益）、保障支持（需更系统化）以及监督评价（出资人主导）等方面均提出了特别要求。因此，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必须超越一般的“条件保障”，深度融合“政治赋能”与“系统支持”，实现“程序合规”与“治理效能”并重，“责任明确”与“风险隔离”兼顾。

优化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建议

构建立体化、特色化的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是激发外部董事真正成为“战略专家、监督行家、治理管家”的关键，也是推动央企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新范式的坚实基础。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建设需要从选拔、培训、履职到评价全流程持续发力。

当前，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制度正处于从 “有形”到 “有效”转变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发挥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央企上市公司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以下方面系统推进。

（一）构建“选育用留”全链条机制，提升队伍适配性

1.建立科学精准的选拔标准与渠道。

一是构建胜任力模型。参考优秀实践，从“通用能力素质”（如沟通合作、勤勉尽责、综合研判、战略洞察）和“专业能力素质”（如财务分析、风险评估、投资管理、审计监督）方面构建矩阵化评估模型，为外部董事候选人的准入贴上“能力标签”。

二是实施多维测评。利用职业性格测评（如MBTI）等工具，对候选人的执业风格进行把脉，优化董事会团队结构，在选人用人阶段尽量避免团队决策倾向过于偏激。

三是拓展选聘渠道。在参考大股东意见的同时，结合市场化方式选聘，充分利用行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等第三方推荐渠道扩大选聘范围，提高来源及专业的多元化程度。

2.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培养体系。

一是开发模块化课程。设计涵盖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公司治理政策类理论模块，国内外同行业及本企业典型案例的分析模块，以及模拟董事会重大决策场景的沙盘仿真模块。

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平台，如举办专题沙龙、重大信息通报、组织外部董事进行专题调研、组织高层面对面活动等内外部交流。

三是推动课题研究。根据外部董事的专业背景，科学策划并支持其牵头或参与公司治理、产业链研究、成本工程、市值管理等专项课题，充分发挥其“外脑”智慧，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建立决策全流程标准化与风控机制

1.推行决策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一是编制《外部董事履职指南》。汇编制度，规范履职情境，提供“履职工具箱”，给予实操指导。

二是落实“2+2+1”工作机制。决策前，建立“牵头人沟通机制”（董事会秘书就重大议案背景进行预先沟通）和“工作例会机制”（定期通报重大事项）。决策中，规范“参会机制”（明确表决流程）和“调研机制”（规定年度调研次数与报告质量要求）。决策后，完善“事项报告机制”，要求外部董事就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向股东报告。

2.嵌入关键事项赋权与暂缓表决机制。

一是明确一票否决权。针对关联交易、重大资产处置、会计政策自主调整等敏感事项，可在章程或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赋予外部董事（或审计委员会）一票否决权。

二是设立暂缓表决程序。规定若半数以上董事或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议案信息不充分、论证不明确，可提议暂缓表决，要求管理层补充材料。

3.加强独立董事“政治三力”赋能。

依托集团、国资委或党校资源，组织独立董事参加政策专题学习。在审议重大战略议题前，提供相关的国家战略与行业政策背景报告，确保决策的政治方向正确。

（三）创新信息保障、建立有效沟通路径

1.建设“全景式”信息支撑体系。

一是制定信息清单。根据监管和企业实际制定《外部董事履职信息保障清单》，明确信息提供范围、频率、责任人，并指定“联络专员”一对一保障。

二是打通信息系统权限。开展涉密信息分级授权管理，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基础上，组织外部董事参加保密培训及认证，设置专门阅文室或开放涉密信息系统权限，使其可以直接查阅相关发展规划、经营数据、项目进度等履职所需资料。

三是实施分类推送。按照外部董事权责与关注侧重点，差异化推送监管指令、集团战略、行业动向、企业运营等信息（见表1）。

四是拓宽外部信息渠道。为外部董事订阅权威行业报告，支持其参加行业会议和行业调研，保持市场敏锐性。

表1 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信息分类标准

注：严格履行涉密审批，非涉密董事不推送涉密信息。

2.强化双向沟通与反馈机制。

一是建立内外部董事联动机制。打破“内外”壁垒，在资源保障上平等对待内外部董事。鼓励外部董事与职工董事、内部董事召开座谈会或开展联合调研；组织管理层定期向外部董事汇报经营及授权管理情况，提升外部董事信息获取的丰盈度，推动“内外脑”协同，强化董事会决策合力。

二是落实意见建议反馈。对外部董事提出的意见建议，组织专题会议研究，责任到人要求限期书面反馈采纳情况，并纳入相关绩效考核。

三是畅通行权保障“双通道”。向上报告通道：涉及国家安全、重大风险的可直报集团党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经反馈未整改，或履职被严重限制时，关联董事报集团，独立董事可同时向监管机构和集团报告；可提请股东会解聘不称职内部董事。向下质询通道：对明显失当的经理层决策，可发起“特别质询程序”并建议暂缓执行，必要时可提请董事会解聘相关高管。

3.聚焦压实“三单管理”。

一是权限清单。制定《外部董事决策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其在党委前置研究、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授权管理中的角色与责权定位。

二是调研清单。梳理调研、检查需求，鼓励外部董事“自主命题”式调研，参照“四不两直”实行无陪同或最小化陪同，保障结果或问题的客观性，辅助形成报董事会报告。

三是整改清单。对外部董事的合理化建议或问题批示，建立跟踪台账，纳入专项督办管理，推动管理闭环。

4.创新数智化赋能体系。

一是建设数字化履职平台。开展议案审批、文件传阅、调研安排线上管理，重点记录质疑、弃权、否定意见及原因，推动履职全过程的电子化与自动化管理。

二是探索人机协同决策。在投资决策环节为外部董事引入AI工具自动评测分析IRR（内部收益率）、模拟环境影响，推动外部董事将精力聚焦于AI难以量化的社会价值、伦理校准及风险防控，当外部董事否决AI结果时，需在系统内录入具体决策缘由，形成人机协同与有效制衡。

（四）优化“价值化”考核激励与容错管理

1.完善立体化评价体系。

一是构建“过程－行为－结果”三维指标体系。将出席率、议案审议数量等过程指标，与所提战略建议质量、风险预警价值、决策独立判断等结果性贡献相结合。

二是推行任期制与契约化考评。将业务考核内容纳入外部董事的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突出对实质性贡献的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其与津贴发放、职位调整强关联。

2.创新激励与约束措施。

一是保障并优化薪酬待遇。落实津贴保障，探索与公司治理成效、长期业绩挂钩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二是建立荣誉激励机制。对贡献突出的外部董事授予荣誉，并推荐至更高平台。

三是强化约束追责。对失职失责行为，特别是造成重大投资损失的，建立津贴追索与扣减机制；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予以撤换。

3.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一是购买董责险。为外部董事购买董事责任险，尤其是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者，可适当提高保额，以此消除外部董事正当履职的后顾之忧。

二是明确容错边界。细化在创新业务和战略投资决策中的容错免责管理，对于符合程序、勤勉尽责或不可抗力等非人为故意失误导致的问题，依法依规减轻或免除相关责任。

（五）强化董事会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

一是明确服务职责。清晰界定董事会工作机构在议案起草审核、会议组织、调研策划、资料归档等方面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

二是配强专业人员。选拔具备财务、法律、战略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充实机构，并加强定期培训与考核，将服务质效纳入个人绩效。

三是推行专员对接制度。建立“首问负责制”，为每名或至多两名外部董事配备一名董事会办公室资深员工作为固定对接人，实现全流程、专人化的精准服务。

四是营造“有温度”的履职氛围。精心设计会议议程、创新会议方式、定制特色会议用品、印刷履职纪念册等，增强外部董事履职的仪式感。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要求国企从要素大量投入的“汗水型增长”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增长”转变。“十五五”即将实施，国企如何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中提供有力支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深刻背景

穿越经济周期、保持基业长青的需要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2024年11月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推动中央企业穿越经济周期，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也就是说，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首先是穿越经济周期，实现基业长青的需要。

首次提出“第二曲线”理论的查尔斯•汉迪在1997年出版的《第二曲线：跨越“S型曲线”的二次增长》一文中提出，任何组织、技术或产业的发展都遵循“S型曲线”规律，即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后，最终会因市场饱和、技术停滞或竞争加剧而进入衰退期；产业（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增长，保持长期的生命力，就必须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开始另外一条新的曲线，即“第二曲线”。

当前，我国经济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呈现“温和复苏、结构优化”特征。202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2%，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7.6%，采矿业利润大幅下降30.3%，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仍处于关键期。国企急需开启增长“第二曲线”以保持一定的增长，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穿越经济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国企的“定海神针”“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

我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质生产力。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部署，正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的要求，从依赖传统规模的“第一曲线”转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突破为核心的“第二曲线”。

奥地利管理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在2015年出版的《转变：应对复杂新世界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提出“马利克曲线”，对“第二曲线”理论进行深化。他指出，新旧两条曲线交叠的转换区域，是企业管理最复杂、风险最高的“黑箱”，旧业务的惯性思维、资源配置模式和考核体系会与新业务的探索性、高风险特征产生剧烈冲突。成功跨越转换区，要求企业必须进行非连续性创新。国企在规模报酬效应逐步趋弱、传统增长曲线日趋平缓之时，必须坚定不移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把增长的基础、动力和条件更多集聚到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上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域积极布局，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需要

经过三年改革行动和三年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但自身的短板弱项仍然存在，包括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没完全建立，监管和考核制度与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还不健全，等等。

根据“第二曲线”理论，在寻找“第二曲线”的路上，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向死而生，另辟蹊径，一次次跃过那些由成功铺设的“陷阱”，开辟一条与当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为组织和企业找到实现跨越式增长的“第二曲线”。“第二曲线”实质是企业自身突破成长天花板、追求持续经营而进入新的产业或领域，它不是被动响应，而是主动求生。国企通过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统筹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建立更加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管理体系，健全更加合理有效的尽职免责机制，弘扬敢于打破常规、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主要路径

延伸主业链条

国企的核心优势在于产业链深度和规模优势。“第二曲线”的第一选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沿着主业链条进行延伸。如能源类企业可从传统发电延伸至储能、氢能、智慧电网，形成从能源生产到消费侧管理的全链条布局；通信类企业可由网络基础设施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拓展，实现“管道型”向“平台型”的跃升，等等。例如，国家电网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基础设施运营商，转型为全球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先锋和平台型生态企业。大力发展充电桩业务，成立“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公司”，建成全球覆盖最广的充电网络之一，切入电动汽车生态圈，从“用电”侧寻找新增长点。为企业、园区提供节能改造、冷热电联供、储能、碳管理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从“卖电”转向“卖服务”；发展特高压输电、大电网安全控制、柔性直流等技术，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对外输出的工程服务和标准制定能力。其新业务不仅提升了电网本身的效率和韧性，更开辟了千亿级的新市场。通过“如何更智能、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全力开辟“第二曲线”——能源互联网。     

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曲线”应与国家新兴产业规划紧密结合。如新能源与新材料，包括光伏、储能、氢能、稀土、半导体材料；数字经济方面，包括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区块链应用；绿色低碳方面，包括碳捕集利用、绿色建筑、循环经济等。通过跨界融合放大优势，如能源+金融，发展碳交易、绿色金融服务；通信+数据，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字身份认证；交通+服务，构建智慧物流、智能出行生态等。

如中国宝武集团提出“一基五元”战略（以钢铁制造业为基础，新材料、智慧服务、资源环境、产业园区、产业金融协同发展），跳出“钢”的束缚，发展多元“第二曲线”。中国宝武集团正在进军新材料领域，不仅生产普通钢材，还大力发展高性能金属材料、碳纤维、轻量化材料等，满足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的需求；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积极布局氢冶金、碳捕集利用等前沿技术，将环保压力转化为技术优势；发展“智慧制造”，将自身庞大的生产基地作为试验场，打造“黑灯工厂”、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这些经过验证的智能化改造经验和标准，打包成解决方案向行业内外的制造企业输出，如旗下的宝信软件已成为工业软件领域的领军企业。

打造服务生态平台

国企传统上偏重“卖产品”，但“第二曲线”更应走向“卖服务”“卖方案”。如设备制造企业可从交付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再到打造数字化运维平台；基础设施可从建设施工，到城市运营服务，再到智慧园区和智慧城市生态等。如先正达集团打造MAP模式（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在全国建设数百个MAP技术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种、肥、药、机、技”一站式服务，通过数字化工具，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对接农产品销售，提升了产业链价值，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卖产品”的转变，也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服务收入和更高的客户黏性，成功跳出了传统化工行业的红海竞争。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保障措施

机制保障

国企在推进增长“第二曲线”时面临一些机制问题，如国资监管部门已经为国企确定了主责主业，而“第二曲线”常常游走在“核心”与“边缘”之间，既有探索创新的要求，又要警惕“偏离主业”。再如“第二曲线”需要市场化、快速试错、容错迭代，但国企内部惯性的组织逻辑是“稳”，干部考核以短期财务和安全指标为主，人才引进依旧行政化，新业务团队缺乏独立性。

因此，需要加快构建适应“第二曲线”的一整套机制，在战略上把其从“附属地位”转向“未来主业”，在组织上从“刚性管控”转向“双轨运行”。在战略规划中，把“第二曲线”作为支柱业务培育对象。建立双组织模式，“第一曲线”组织守稳，“第二曲线”组织独立孵化，避免被传统机制拖累。实施双考核体系，主业以盈利和稳定为主，新业务以成长性和闭环验证为主。在人才机制方面，引进市场化人才，采用股权、期权和专项激励，形成差异化机制。在国企主责主业管理制度中增加开辟“第二曲线”的产业要求。在国企经营绩效考核制度中，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对处于产业早期阶段企业拉长考核周期和落实容错纠错规定的要求。

从国企自身角度看，也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如优化投资决策制度，推进中长期激励，培育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等，加快形成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动力机制。

资源保障

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是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就须落实。因此，必然存在与“第一曲线”切分资源的问题。

在国企实践中，当主业较弱时，企业忙于维持基本盈利，无力抽调资源探索新业务。例如，一些传统煤电企业虽然意识到清洁能源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债务压力和现金流紧张，新能源布局始终停留在“零散项目”层面，推进缓慢。当主业极强时，企业反而安于现状，把第二曲线当作“可有可无的试验田”。如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流量红利高峰期，都尝试过OTT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但因战略聚焦不足，最终无一跑出真正的规模化新曲线。因此，要对接现有政策，积极保障推进“第二曲线”的各方面资源。

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确定“第二曲线”赛道既要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和资源，也要考虑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要在国家、省、市的产业政策中寻找合适的赛道。

二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第二曲线”业务的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要善于借用国家的金融政策降低风险。如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等方式，为企业新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或通过并购重组快速获取新技术、市场或资源。可设立专项预算，如设立创新发展基金，避免新业务被主业预算挤压。

三是国家的人才政策。落实市场化机制，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激发活力。落实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和冒险。

策略保障

“第一曲线”转向“第二曲线”，并非“第一曲线”的简单延伸，而是通过非连续性创新实现路径切换。然而，这种路径转换具有高风险性和高回报性特征，初期投入大且回报不确定。如部分氢能公交车项目在补贴退坡后迅速停滞，因为没有市场化的付费客户；某些数字化平台虽然投入巨大，但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只能依赖内部订单，最终失去竞争力。国企的财务考核周期以年度为主，而创新往往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短期压力与长期培育之间错位，使得一些真正具备潜力的项目半途夭折。

因此，能否顺利迈上“第二曲线”，需要有科学的推进策略，统筹好“五个关系”。

一是资源投入转换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代谢失衡”，过早转到“第二曲线”可能引发产业断层，过度保护传统产能也可能阻碍创新萌芽。

二是经营各环节的有序推进关系。推动“第二曲线”的核心不是数量多少，而是能否跑通商业闭环。先是小步快跑，用“小预算”快速验证客户、产品、现金流的闭环；再滚动试错，每6个月设验证节点，每12个月做去留的决策，避免长期空烧；最后要闭环优先，只有形成正向现金流的业务，才有资格进入规模化扩张。

三是单体企业与产业链协同的关系。“第二曲线”的成功不是单个企业孤军突战的成果，而是产业生态位重构的涌现现象。企业开启“第二曲线”布局后常常会陷入“先行者困境”之中，如电动车厂商需要自建充电网络等，但整体变革又依赖多主体行动的一致和协同，如电网、地产商、电池企业等同时行动和协调。

四是企业生命周期与经济长波周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企业转型会受到经济长波周期的影响，比如“第一曲线”的衰退往往对应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期。国企决策受限于财务报表周期（如季度/年度），而产业技术成熟需10—15年，经济结构转型甚至具有跨越代际的特征。

五是组织基因突变与传统基因依赖的关系。当企业开启跨越式非连续性的升级时，必须通过“组织基因突变”手段改变原有的管理架构（如OKR取代KPI）、人才结构、文化基因等，并进行根本性重组。老企业转型最难的是改变“基因”，比如，诺基亚质量过硬却输给苹果，原因就是过于依赖其传统功能业务，且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生态上滞后；柯达虽然发明了数码相机却不敢放弃胶卷，本质是组织僵化。因此，要想突破这个矛盾，必须建立“可进化韧性”，也就是企业既非追求绝对稳定，也不盲目追逐颠覆，而是构建模块化、反脆弱、具备学习能力的嵌套式结构。

（编辑 杨利红）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兼具产业属性和金融属性，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立场决定了“代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财务公司经营观、价值观的体现。通过认真研究金融监管政策，并结合运营实践，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好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切实以金融牌照为企业集团创造价值，财务公司必须站稳三个立场，即：所属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

财务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1987年我国第一家财务公司成立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财务公司行业机构数量稳健增长，资产规模和质量持续壮大优化。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财务公司237家，表内外资产总额13.16万亿元，全年实现营业净收入1296.13亿元，净利润806.14亿元。财务公司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质效不断提高。

服务实体成效显著。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发挥贴近产业实体的显著优势，聚焦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持续发力。截至2024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8568.0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占比36.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33.94%。绿色贷款余额5056.64亿元，清洁能源产业占比77.29%。

助力集团司库取得积极进展。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依托财务公司、资金中心等平台建设司库体系。根据中国财协2023年统计，81%的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建设中作为实施平台，17%的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司库管理中心合一运行。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体系建设、司库功能发挥、司库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近年来，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融入智能化浪潮，在深化业务场景系统应用，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与数据安全管理，在探索新技术应用建设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行业数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24年，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科技投资总额达到28.92亿元，较2020年增长9.78亿元。截至2024年末，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的科技人员已达1166人，较2020年末增加147人。

中国电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持牌金融机构和国资央企金融平台，坚守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立足集团、站位全局、聚焦主业，突出服务导向、坚持功能性第一位原则，强化价值发挥和风险防范，成立十年来，累计为集团综合创效过百亿元，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财务公司功能定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金融工作决策部署，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这是时隔16年后再次修订。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两项制度对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进行了优化重塑。

一是财务公司要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新时期金融业务应更加注重功能性，通过做好“五篇大文章”，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政治使命。财务公司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提高站位，将自己功能定位的发挥置身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集团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二是进一步突出财务公司的内部服务属性。新《管理办法》对财务公司经营范围有所收窄，进一步引导和鼓励财务公司发展专注集团内部市场、回归服务产业本源的业务，严格限制集团外融资业务和非核心功能业务。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将更加明确，突出内涵式、本源化发展。财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所处集团的产业特点和需求，采取有别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路径，通过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进而降低集团整体财务费用。

三是坚持辅助企业集团管理属性。《指导意见》强调财务公司辅助企业集团管理的属性，就是要通过主动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完善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功能、强化资金和票据监控、在集团投融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来实现。《指导意见》更加突出了财务公司“助力集团司库体系建设”的功能，与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要求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站稳三个立场发挥功能定位

（一）站稳所属集团立场（三级标题）

新《管理办法》在对财务公司的定义中，即明确体现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的主旨。集团的货币资金就是财务公司经营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且金融监管部门通过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方式赋予财务公司在集团范围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资格。因此，站稳所属集团立场是财务公司的法定属性。在此基础上，财务公司工作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履职尽责。担实集团“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职责，以服务集团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聚焦集团主业赛道，整合有效金融资源，疏通难点堵点，为集团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有力的金融支撑，紧跟国家战略导向，围绕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的发挥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五个价值”的创造，强化战略性金融服务，主动对接集团承担的国家重点工程以及集团内专精特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等重点领域，丰富产品谱系，调整产品供给结构，提供个性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着力承担并强化集团资金归集与结算中心、内部信贷中心、票据中心、外汇中心和境外财资中心。

二是主动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资金归集是财务公司存在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最主要目的。在财务公司成立之前，企业集团内成员单位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资金借贷，而成立财务公司后，财务公司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统一调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集团整体运营成本支出。这是财务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财务公司应作为企业集团资金归集的唯一载体，并将资金集中度纳入集团对成员单位的考核评价，主动拓宽财银直连、财企直连，推动跨账户、跨主体、跨地域集中，持续拓展资金归集范围和深度。同时，将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平台，有效联通和运行境内外资金池；加强票据集中，建设集团统一的票据池。

三是谋求为集团综合创效。财务公司应坚持服务第一、兼顾效益的原则，不做企业集团的营利中心，其价值获取不应局限于资金归集与调剂的短期收益，不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集团应建立对财务公司的科学经营考评机制，考虑财务公司对服务集团战略、助力产业升级的长期价值贡献，以及对集团所在产业链和所承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贡献，在集团层面算大账、总账，推动财务公司从单纯的“集团资金管家”向“产融协同赋能者”不断升级。财务公司要立足辅助集团管理属性，在集团层面谋划如何为“一利五率”管控指标的实现以及穿透式监管提供助力。同时财务公司应坚守不能在同业市场上过度融资的底线，防止异化为集团对外融资的平台。

（二）站稳成员单位立场

财务公司是承担特殊功能使命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更像集团的一个特设机构，但也和集团财务资金管理部门有所区别。所以，财务公司要在站稳集团立场的同时，站稳成员单位立场，在“管理者自居”和“独立金融服务商”两者之间找准平衡，在为成员单位提供服务时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差异化发展适配成员单位需求。财务公司是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而生，所以任何时候都应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的对公服务有高度相似性，若只提供普适性产品，则与商业银行无异，且在价格、服务等方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财务公司应避免向商业银行盲目模仿和直接竞争，而是根据市场细分和集团特色，朝着差异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深入挖掘和利用集团内部的资源优势，打造具有集团特色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各成员单位量身制定“一企一策”金融服务方案，适配其经营发展需求。财务公司应注重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财务顾问等领域，结合企业集团主业特点，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将金融服务前置，走向产业项目前期，融入项目投资建设团队，深入产业全生命链条，主动担当“集团产融结合顾问”，助力项目获取和落地实施。

二是实施普惠服务降低财务成本。财务公司的普惠服务体现在客户服务的感知上，通过资金资源在集团内部循环，尽可能让成员单位获得低成本金融支持；同时利用资金集中规模效用和牌照优势，在同业市场为成员单位创效。这是财务公司普惠金融的特色所在。财务公司需在监管规范框架下，结合市场化因素、风险管理需要和所在集团战略需求，建立科学、动态优化的业务定价收费机制，为成员单位提供超值性价比金融资源，投入实体产业。按照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整体战略，将金融业务定价与成员单位资金集中度关联，在此基础上，按照监管规定，对金融业务费率能免则免，不能免则打折，存款利率取监管高限，贷款利率取监管低限。通过产融协同，为成员单位提供低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在普惠服务方面体现相较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是高效运行赢得成员单位认可。服务的第一性原理是效率。金融服务效率重点体现于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敏捷反应、对客户需求的即时响应、对内部管理程序的高效流转。财务公司应对标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专业服务，以效率赢得集团成员单位的认可，一方面要融入当前大数据、智能化潮流，从“人治”向“智治”转型，通过一系列数智技术的应用、数智理念的接受，实现管理信息孤岛向智能协同转变、职能运作向端到端流程转变、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变；另一方面要主动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在集团内部与产业业态、其他金融业态、数据和科技业态紧密结合，打造协同生态模式；其次是主动发挥资信优势，以低成本撬动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实现财银优势互补，支持成员单位重大项目融资落地。

（三）站稳独立法人立场

财务公司的运营质量与集团母公司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旦集团整体陷入经营困境，财务公司将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因缺乏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散能力，财务公司与所处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新《管理办法》将财务公司的出资人、股东行为纳入监管，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是防范财务公司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是加强股东股权管理。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2023年全年共计有11家财务公司申请解散或破产，其中受母公司经营危机牵连的达7家。集团公司要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作出相应制度性安排，主动避免干预财务公司金融业务的自主决策权，鼓励支持其在遵循法律法规、符合集团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变化和监管规则自主决策业务开展、资源配置等事项。财务公司应在章程中载明集团母公司的权责义务，明确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得干预财务公司董事会、经理层依公司章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不得越过董事会、经理层直接插手财务公司经营管理。

二是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国有财务公司要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通过“三重一大”制度的建立，明晰党委、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责边界，实现各治理主体的有效运转和无缝衔接，形成坚守定位、良性发展的内生机制。按照国资监管和金融监管要求建立健全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且董事会构成中外部董事要占大多数。将董事会定位为财务公司经营决策的主体，落实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及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严格遵守与企业集团内上市公司业务往来的监管规定。

三是筑牢合规风控基础。财务公司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资本能力，强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集团外业务风险和信息科技风险防控，制定科学合理、符合集团资本实际的风险偏好。以集团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为出发点，做好中长期业务经营发展规划，防范和杜绝由于冲规模、赚快钱的短期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坚守“产业金融”本色，不开展与企业集团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主动将一切经营决策、一切金融业务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之下，优化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各项业务操作符合监管要求，风险可控。充分挖掘新型信息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各类应用场景，建立智能风控管理体系，实现风险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监测、报告的全流程数字化。

总之，财务公司行业应牢记“依托集团、服务成员企业”的初心使命，站稳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三个立场，结合监管政策和企业集团产业实际，强化核心功能，创新产品服务，努力在集团实施资金集约管理、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编辑  杨利红）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突出强调“遵守国际法治”，彰显了中国倡导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的使命担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工商法治大会聚焦“加强法治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包容发展”，为各方对话合作搭建机制平台，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自成立起就积极遵照国际规则，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发展探寻新路、聚势赋能。在46年的发展中，我们坚持当好依法合规治企的践行者，构建面向全球多元化经营的风险管理体系，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夯实了高质量“走出去”的安全根基。坚持当好国际法治理念的维护者，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原则，深度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业务布局，集团总资产超13万亿元，打造了一批广受赞誉的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围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领域，与所在国共享发展机遇，特别是在非洲点亮首座“灯塔工厂”，有效引领产供链数智转型、向优升级。坚持当好法商交流合作的推动者，发布“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依托咨询、出版、智库等优势，牵引多双边工商界、法律界交流互鉴；举办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为环境、社会和治理法治领域合作凝聚共识。

法治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既是全球工商法律界肩负的重要责任，也是顺应时代大势的必然选择。展望新征程，中信愿当好连接世界的“一座桥”，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服务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经济开放格局贡献力量。

一是以更优标准共促法治建设。我们将全面强化法治思维、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抓实投资经营、项目履约、社会责任等合规管控，不断提升全球服务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积极参与法学和行业协会，发挥在跨境金融、高端智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先发优势，助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完善、对接互认，以企业实践加快全球治理法治化进程。

二是以更实举措共塑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国际经贸环境日益严峻，亟待构建更加公正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争议解决机制，强化国际投资贸易保护。我们期待与全球法律机构、专家学者一道，围绕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绿色壁垒等现实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为企业跨国展业提供清晰法律指引，为保障全球产供链畅通筑牢坚实支撑。

三是以更强引擎共创全球发展。坚持以法治力量助推科技创新和产业蝶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携手打造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粮食和能源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推动成果、经验、能力互通共享，持续弥合数字鸿沟、智能鸿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当今世界正站在技术变革的全新门槛上。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企业运营、社会结构与人类认知边界。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从工具化到智能体，AI不仅重构了组织的能力体系，更深刻改变了企业战略、协作方式与价值创造逻辑。

在这一轮变革中，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是否具备迎接变革的思维范式。正如历史反复验证的那样，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升级”，而且是“重构”。因此，如何理解并建立“AI思维”——一种跳出旧范式、适应未来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成为每一家希望穿越周期、持续成长的企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AI时代的显著特征

我们正迎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演进。从早期仅能理解语言、进行基础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迅速发展为具备复杂问题求解能力的推理器，正加速迈向拥有自主规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更前沿的发展趋势还包括AI助推在科学创新与组织任务协调方面的潜力拓展，预示着真正具备群体智能与自主协作能力的AI系统正在形成。无论是早期的ChatGPT横空出世，还是以DeepSeek为代表的推理模型的“破圈”普及，每一次模型能力的提升都开启全新的应用场景。

全新的AI时代具有三大显著的特点：

首先，AI实现了从数据分析到知识归纳的本质飞跃。与互联网时代主要依靠算法分析大数据和流程自动化不同，AI展现出更高层次的智能，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提炼知识并进行洞察。这种智能并非人类按规则编写，而是通过算法对亿万用户行为数据的训练而“涌现”出来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集体行为的镜像。AI不仅能高效提炼和沉淀组织内的隐性知识，还能支持复杂环境下的战略判断与实时决策，实现真正的“以数赋智”。

其次，AI应用呈现更少的架构限制和更强的自主智能。随着大模型算法日益复杂，其能力已超出人类用明确逻辑可定义的范围。现代企业需要让AI可以自主处理无数变量、寻找最优路径，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完成任务，打破传统应用的架构限制，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境。这种端到端的自主智能，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敏捷性与创新空间。

第三，AI时代实现了更紧密的人机协作关系，AI智能体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推动更为深层次的人机协作。随着AI智能体的出现与不断成熟，AI不仅能够承担大量标准化和重复性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通过对知识的总结和有效传递，帮助人类高效地释放创造潜能。人机之间的协作将迈入更深层次，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价值创造空间，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力模式。

当下我们为何要讨论“AI思维”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穿越技术变革的周期。以美国道琼斯30家蓝筹股为例，这些企业在各自时代都是技术的弄潮儿，如工业化时代的通用电气（GE）、信息时代的IBM，以及互联网时代的苹果等。然而，从1975年到2025年的50年间，我们发现1975年蓝筹股榜单上的“元老”企业，仅有3家仍位列其中。曾经的明星企业如GE（2018年被剔除）、柯达（因错失数码时代而衰落）等已被淘汰出局，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旧时代的成功企业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但却因为组织的思维惯性，未能充分拥抱变革而落后，甚至被淘汰。雅虎早期便看到了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搜索趋势，却坚持人工编辑方式，最终被全力押注PageRank算法的Google超越。同样，尽管诺基亚在2007年已占据全球手机市场近40%的份额，却因过度关注垂直整合和技术指标而未能识别出智能手机时代平台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导致其市场地位崩塌。

相比之下，那些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建立了新的思维模式。以微软为例，纳德拉2014年接任微软CEO后，将公司战略从“Windows优先”调整为“云优先、移动优先”，并率先在AI领域布局，与OpenAI合作推出了一系列AI助手工具，实现了公司“第二曲线”的跃升。

同样，贝壳的成功转型也源于其对新商业逻辑的深刻理解，主动对自身原有线下业务链进行变革，通过建立覆盖2.26亿套房源的真房源数据库，利用数字化重构了房产交易的信息关系和协作机制，逐渐从传统地产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科技平台进化。贝壳重构了客户关系、经纪人机制与组织文化，打造出一个更高效率、更强协同的平台型企业。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变革时代的致命风险往往不是来自技术能力短板，而是对新兴商业逻辑的认知障碍和组织惯性。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敢于打破原有“舒适区”和“利益链”，重塑思维模式和组织逻辑，主动适应变革新模式。

在技术变革时代，决定企业能否穿越周期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背后“资源配置逻辑”变革的深刻理解。技术不仅改变了产品和服务，更重塑了企业如何组织资源、扩展规模、实现增长的底层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扩张方式从“客户与收入同步增长”变为“先规模化用户，再构建商业变现模型”；在AI时代，颠覆性的变化则体现在——相同的收入增长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人才配置、决策机制等传统运作方式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因此，企业要真正把握新一轮技术变革的红利，关键在于建立一种“AI思维”：这不仅是一种对技术趋势的敏锐认知，更是一种打破路径依赖、重塑组织活力与竞争力的管理新范式。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AI时代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跃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重构企业的“AI思维”

AI时代，商业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工业时代的“经营资产”，到互联网时代的“经营用户”，再到AI时代的“沉淀智慧”与“创造洞察”。在新时代，利用AI提炼、总结所有显性、“隐性”乃至“反面”的知识，创造独有的洞见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AI时代正在推动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转型，未来企业组织将从单一的人力结构，演变为“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深度协作的复合型实体。这一根本性变革将催生高度灵活的任务导向型业务流程，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乃至“原子化”，同时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思辨能力、创新思维和引领变革的领导力。

AI思维意味着全新的系统思维范式，不仅包含对AI技术和应用的理解，更需要从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到人才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全面重构。

1.经营逻辑：从资源经营到洞见“创造”

在AI广泛成熟与普及的未来，企业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不仅可以系统性掌握内部知识资产，还能实时提取与融合外部世界的结构化洞察。这意味着，曾被视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壁垒与知识积累，将因知识传播的平权化而大幅削弱。尤其对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或者企业中的部分职能而言，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不可复制的“新型核心能力”。

在AI时代，企业真正的护城河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持续“生产知识”和“创造洞见”的能力。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关键概念：数据是原材料，知识是提炼后的结构认知，而洞见则是知识背后的深刻规律和本质。唯有在AI协同支持下不断生产新的知识和洞见，企业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循环与价值跃迁。

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将重构企业的经营思路与规模模型。过去，企业规模往往由资金、人才、渠道等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和领导层的管理能力所决定，而组织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复杂度的非线性上升。但AI的引入，使得企业决策效率得以突破人类认知和管理极限，实现高频决策、高精响应、低成本复制，企业可在更大规模下保持组织高效。

某大型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引入AI销售陪练系统，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针对客户经理培训成本高、实战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该公司通过与企业级AI解决方案提供商RollingAI合作，基于大量顶级销售对话样本，提炼出高效话术逻辑，并开发“智能陪练”系统。通过多轮对话模拟真实投保场景，AI可实时分析客户经理的响应策略、情感表达和专业度，并给出个性化改进建议。系统上线后，不仅显著降低了培训时间，还有效提升了转化率与邀约成功率，实现销售能力的标准化复制。这种从“依赖人力”向“算法驱动”的能力转变，正在重塑组织扩张的边界。通过将隐性销售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AI评价体系，企业能够突破传统培训与管理的人力瓶颈，达成大规模高质量复制的新型增长范式。

企业是否具备AI驱动下的“知识经营和洞见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进行判断：

是否基于AI，全面提炼了组织内外部的显性、隐性知识？

上述知识中，除了“正面案例”，是否还包含对培训 AI 更加珍贵的“反面案例”？

是否打通了数据/知识、AI和业务，构建了持续闭环的知识学习与生产机制？

是否已经建立人机（AI）协作，充分结合AI所提炼知识，不断创造洞见并应用到业务中，产生持续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大模型主要是由技术平台企业主导，但真正发挥AI价值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数据治理能力”与“知识生产机制”。唯有掌握数据资产、打通组织知识流动路径，构建适用于自身场景的定制化AI模型，并从数据治理进阶到知识治理，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AI时代的“智慧型护城河”，确保持续的知识创造力。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否训练出真正贴合业务需求的小模型，往往取决于“错题集”数据的质量与管理能力。所谓“错题集”，即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失败案例，这些数据往往比“正确答案”更能揭示训练模型所需的边界与优化方向。然而在现实中，大量“错题”并未被系统性地保留下来，散落在企业的不同部门的各类手工文件甚至个人记忆中，大大增加了这类数据的整合梳理难度。领先的AI应用企业，尤其是一些走在转型前沿的医药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错题集”数据的战略价值，并尝试通过跨部门错误案例分享、模型反馈闭环流程、错误追踪激励等制度化机制，确保这些关键数据能够转化为组织智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推动AI落地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是否引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而在于是否具备将自有数据通过持续治理转化为知识的能力。换言之，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将体现在谁能够更系统、更体系化地管理“错误”，把错误变成能力，把学习转化为洞察，并构建起AI与组织协同进化的内生能力。

2.协作方式：从AI工具到“硅基员工”

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思维下的协作方式正在从简单的AI工具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硅基员工”。AI智能体正从现阶段针对单个任务的赋能工具，进化为能够负责多个任务流程甚至实现智能体间自主协同的数字化“同事”。这种转变标志着协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从“人指挥AI执行”到“人与AI协同思考”，最终迈向“AI之间的组织协作，人类进行高层次指导”的多层级协作网络。

在这种新型协作体系中，AI智能体已不再是简单的执行工具，而是逐步成为知识伙伴、决策助手与任务协调者。人与AI之间的关系也从单向命令转变为基于知识互补、策略共创的双向协同。人类员工将更专注于设定目标、把控方向与评估结果，而AI则在任务执行、知识整合与数据推演方面不断进化，共同完成任务的“闭环”执行。

为支撑这一转型，企业亟需构建全新的AI智能体“培养”和“管理”机制。未来，业务人员尤其是一线业务专家，将成为AI智能体的“训练师”和“产品经理”。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软件开发模型，采用更接近人才培养的方式：由业务专家来“教导”“培养”，而非仅仅向数字化或者IT部门输出需求。业务专家通过示范性工作展示、反馈纠错、情境练习等方式，让AI智能体逐步内化专家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和应对策略。

蒙牛通过数字化团队搭建AI助理开发平台，将AI“工具开发”能力下沉至业务团队。借助“无代码”或“低代码”方式，业务人员可自主构建、迭代、培育、管理专属的AI智能体，实现AI的个性化进化与深度业务融合。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技术－业务”分离的壁垒，使AI智能体从中心化开发转向分布式共创，推动组织构建起以任务为中心的人机混合型运作体系。

在管理层面，企业需要建立AI智能体的“用进废退”机制：通过员工的使用反馈以及效果，定期考核AI智能体能力水平和输出质量；构建智能体版本迭代机制，确保持续优化；设计智能体协作规则和交互协议，保证信息流转顺畅；同时明确人类与AI的职责边界，建立必要的人类监督与干预机制。

这种全新的开发管理范式将推动企业构建“人+AI”混合型组织运作体系，遵循“人”的培养逻辑，创造并训练AI智能体。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其独特的AI智能体网络及其管理能力，实现从“人带团队”到“人带AI团队”的转变，从以岗位为单位的组织设计转向以任务与智能体为单位的动态组织配置。最关键的管理者角色可能转变为“AI团队领导者”——善于调动和整合人类与AI的复合型团队领导者，共同实现业务目标，最终为企业带来敏捷性与生产力提升。

3.组织流程：从标准化托底向潜能释放

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总部“托底”一线的运营。但即使是最底层的流程，尚有大量的隐性规则（或知识）并未被固化。随着AI对这些隐性知识的提炼，可显著激发提升能力，并带来新的流程、组织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随着人类与AI智能体协作方式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更为动态、任务导向的流程。未来AI智能体将推动从Task（任务）到Workflow（工作流）再到Process（业务流程）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变革。由于AI智能体的高度智能化，它们将自主负责多个任务乃至整个工作流程，甚至根据任务需要自主安排流程，从而带来高度动态、以任务为导向的全新流程。

当然，流程变革的节奏与形态，在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呈现出显著差异。2C导向的快消等行业，由于其业务链条短、用户触点多、数据反馈快，更容易在营销、客服、内容生产等领域率先实现AI赋能与流程重构。以医药、化工为代表的2B企业，则面临物理流程复杂、协作专业、合规约束强等特点，业务流程重构的幅度和节奏将更为稳健。

随着流程的变革，组织架构将逐步扁平化，甚至“原子化”。许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已经预见到，在新的协作方式和流程下，传统企业决策的三层结构（高层决策－中层传递－底层执行）将变得更加扁平，中层角色的定义亟待寻求新的价值定位。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团队和组织，不仅可能产生跨职能、跨部门的整合（例如市场营销和销售组织的有效合并），更可能转变为独特的“原子化”组织，由具备高度专业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少数精英员工，带领多个AI智能体“员工”开展工作。

更进一步，未来企业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所说的“自组织，小微生态圈”理想将可能成为现实。未来的企业将可能成为知识和投资平台，而员工则成为被投资和知识赋能的个体。相应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带来新的业绩和激励模式创新，实现企业运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4.人才能力：从技能培训到思维教育

长期以来，技能知识的学习一直是人才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随着AI具备了基础知识与技能执行的能力，企业中真正具备价值的，将是如何解锁AI的能力，即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基于 AI 输出后进一步创造价值的能力，即人的创造能力。

系统性的批判性思维将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必备素质。只有具备清晰的逻辑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员工才能有效输入指令、检查、反馈并优化AI提供的建议或成果，与AI同事一起迭代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思维类的培训在企业内将成为学校教育的自然延伸，而企业则转变为员工终身教育的平台。以日本企业为例，丰田等大企业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对成人教育中思维培训的共识，如将批判性思维融入精益生产理念，并嵌入到每个员工的日常行为中。

同时，“创造能力”在AI时代将日趋重要。创造能力不仅指提出新想法的能力，更包括在复杂情境中重新组合知识、生成新解法、突破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在此背景下，专业技能的价值正在重新定位。专业领域知识不再是简单的技能积累，而是转向两个关键方向：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赋能AI，将专业知识转化为AI可理解、可执行的指令和框架，从而最大化解锁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培养对AI输出结果的专业判断能力，能够敏锐识别其中的价值、缺陷和改进空间。未来的员工要么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通识思维，能够连接不同领域创造新价值，能培育AI形成最有价值的产出；要么需要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厚洞察能力，能对AI产出进行高水平研判和指导。

随着AI能力从单纯的工具助手向共创伙伴进化，员工更需要激发非线性、跳跃式的想象力，引导AI突破已有知识边界进行共创。此外，人际沟通、情感共鸣、同理心等软性能力，也将在AI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性。这些“软技能”不仅维系组织内部的协作效率，也将在客户关系管理、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人机协作的新时代，思考方式的培养远比特定技能的传授更为关键。

5.理念文化：从业绩导向到愿景驱动

价值观的定义始终是企业基石，而其重要性在AI时代尤为凸显。互联网算法时代，员工价值观对AI执行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滴滴模型算法的转变就是典型案例——其算法从单纯追求效率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行车安全。这一变革源于企业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随着AI深度融入企业运营，理念文化的价值正被重新定义。当AI承担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趋势预测与决策建议功能时，最后留给人类员工的，将是那些涉及价值判断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当AI过滤掉大量确定性事项后，决策者面对的将是最复杂、最具道德张力的不确定性判断，这正是价值观发挥作用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AI并非完全“中立”“客观”的技术工具，它的行为逻辑和演化方向，深受“人如何训练它”的影响。员工在训练、标注、调校AI系统时所体现的判断、偏好和倾向，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企业未来的“技术性文化”底色。与此同时，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成为整个组织AI战略导向的决定性力量：AI最终将为谁服务、朝什么方向进化，取决于企业文化所定义的目标与边界。

因此，在AI时代构建领先组织，不能仅靠算法与算力等技术能力，更要依赖于高度清晰且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体系。从企业到个人的价值观不再是软性的加分项，而是决定企业能否安全、有序、负责任地使用AI的硬性基石。真正的AI原生企业，必须是理念文化先行的企业。只有那些建立了清晰、统一价值观体系的组织，才能确保AI技术被正确应用，避免技术偏离企业使命。价值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决策和技术应用的指南针，指引企业在AI时代保持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6.领导力：从发号施令到思想领袖

在技术与组织变革周期中，领导力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纵观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其领导者往往不仅具备清晰的战略判断和前瞻视野，更能体现出灵活、多元的领导风格，以及驱动变革的强大内在禀赋。

在AI时代，领导风格需要更清晰地被分解与重塑。一方面，企业依然需要具备决断力的领导者，他们能在不确定性中快速做出方向性判断，这类风格更偏“独断型”或“变革型”。另一方面，伴随组织日益知识密集化、员工AI赋能增强，企业更需要“赋能型”“教练型”领导风格，激发员工个体与AI智能体的协同潜力。这要求领导者能够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切换风格，以适应多元化的人才管理与决策机制。

AI时代也重新定义了CEO或创始人在组织中的角色。过去发号施令的领导模型逐渐失效——员工借助AI工具掌握大量实时知识，信息和决策权不再被垄断于高层。因此，企业治理结构需要在集中与授权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领导者必须将部分决策权下放至一线，以激活组织活力，同时又必须牢牢把握战略方向、价值观塑造与关键能力建设三个锚点。CEO在AI时代的本质职责，是作为企业的“思想引领者”（Thought Leader），聚焦提出关键战略问题、定义系统框架、培育组织价值与文化，并守护企业发展的根本逻辑。

在AI赋能下，企业不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更像一个多节点协同、演化的“聚合体组织”（Clustered Organization）。每个团队、每位员工乃至每个AI智能体都可能是价值创造节点。领导者必须学会在这种系统中引导方向、激发潜能。这种领导力的跃迁，不是“放弃”权力，而是转向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赋能。

综上所述，“AI思维”并非某一项固化的技术或知识，而是一种全面认知、系统建构的能力体系，它贯穿于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机制、流程设计、人才能力与文化理念之中，并随着AI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发展不断进化。这一思维将成为企业在AI时代穿越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驱动力。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建设即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腹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通道走廊的密集交汇地，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中，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将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认准自身战略定位，继续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为抓手，聚焦重点国别、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要项目，不断提升向西开放的能力，致力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打造成中国周边（中亚）命运共同体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立体化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体系

积极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战略。为充分挖掘开放的潜力，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需要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在政策与资金上进行重点扶持。如：对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重点区位平台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需要中央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国家专项交通基础设施基金配套支持，以及自治区政府的相应政策，包括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重要开放平台、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新疆向西开放的承载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欧班列新疆（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高质量建设，支持集结中心完善集疏运功能和设施，支持乌鲁木齐陆港区申建粮食、药品等进境指定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家级棉花交易中心，从而完善集结中心的对外开放功能，推广内外贸货物混编，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二是布局和建设一批重点支线机场，提升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三是结合国家边防需要，着力推进国际航线网络建设，优化与周边国家航路航线网络的衔接。建议加快实施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作，开辟、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用好现有航空口岸，培育和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在对外航权谈判中，坚持平等互利，积极争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建设所需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际航权。

持续推进公路、铁路、航空、信息、管网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多式联运新模式。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中欧班列枢纽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支持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兰新铁路精河－－阿拉山口段、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助力喀什建设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推动物流集疏运提质增效，争取国家重大交通建设专项支持。二是稳步推进与周边互联互通的铁路项目合作，提升各类交通方式的衔接效率，大力支持境内外企业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展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海铁、公铁、空铁多式联运业务。三是鼓励将国际跨境货物运输业务与中欧班列进行对接，探索“铁-公-铁”、中欧卡航等多式联运新模式。

提高重大交通网络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助推核心区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建议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规划建设中欧班列智能场站系统，积极支持集结中心纳入国家“安智贸”试点，与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吸引内地货物在集结中心集结编组，发展集拼集运，增强集结中心高效通关、便捷换装、服务全国的能力。同时，推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交通设施、装备等深度融合，提升运营效率。应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寿命周期全过程，在重要交通网络、重大交通枢纽规划中统筹土地、口岸、锚地等资源，尽量减少对生态敏感区的占用。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工艺工法的应用，积极推广废旧路面、沥青、疏浚土、建筑垃圾等各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加强外向型产业体系培育，助力经济通道变身通道经济

立足新疆现有工业发展条件和产业集群的主体框架，致力于打造辐射中西亚的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议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合作，鼓励、支持新疆本土企业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资源加工区、产业园区等。

积极推进新疆本土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内地陆港区、综保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新疆纺织服装、能源资源、农副水产、机械装备制造、手工艺品制造等传统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的能力，加快形成产品出口优势；同时，合理规划产业的相关配套集群体系建设，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出口导向型、高附加值产业落地，依托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政策，夯实地区进口落地加工产业，力争将核心区建成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开放型经济平台。

积极谋划支持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挖核心区未来发展潜力。  

新疆有条件依托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枢纽地位，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强化先进制造引领，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以先进制造促进商贸物流进一步发展，前瞻性布局超级工厂、零碳工厂、创意工厂等。建议继续加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锚定新疆构建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支点，就周边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经贸合作，统筹煤炭、油气、石油、天然气化工、煤制清洁燃料、煤制化学品等领域，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产品交易的现代能源交易市场体系，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超前布局新能源的前沿科技生产转化和产业应用场景，助力新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能源合作中心。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重大工程的东风，加速新疆主导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通过智能生态建设和产业创新集聚，构建“从高端整机智能生产制造到信创基座高标准建设运维、再到数据服务高效管理运用，以及数字产业人才集聚”的全产业链生态，助力新疆成为“一带一路”西向数据交换中心、数据灾备中心，为新疆“智能化”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做好规划，打好基础，以期充分释放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打造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贸易提质增效

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布局合理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建议加大与中亚、欧洲等国家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力度，努力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互联互通，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能力。以乌鲁木齐跨境电商综试区高质量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加海外仓数量，发运跨境电商班列和包机。应同步加快跨境电商信息平台、境内外仓库、国际物流、跨境支付系统、公共监管服务平台及场站操作系统等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以新疆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试点任务为抓手，加强商贸物流领域制度创新实践。

建议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吸引国内外物流企业和投资者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发展。如乌鲁木齐片区，可考虑协调财税、海关部门，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含综保区）纳入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协调国铁集团支持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与乌鲁木齐集装箱中心同等享受运价下浮政策，降低物流成本等。鼓励物流企业和商贸企业合作，开展共同配送、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支持新疆有条件的市场集聚区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

构建高效协同的物流组织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优化物流资源配置。

建议结合对外经贸开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石河子等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培育工作，重点加强物流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铁路专线建设和专业仓储建设；支持大型物流企业整合生产型企业物流板块，推动专业仓储资源、生产性仓储资源和物流仓储资源重组；大力发展高效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持阿克苏、奎屯、阿拉尔、图木舒克、北屯等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和集拼集运业务发展，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给予国家物流枢纽和专业物流园区以功能定位确认，优化出口转关申报方式，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

加强物流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升核心区物流产业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大物流通道、枢纽体系，建立全疆铁路国际联运发运货物情况相应运行调度机制和货物发运协调机制，共同研究班列（或航班）铁路、公路或航线的培育、班列（或航班）发运平台、班列（或航线）物流组织、班列（或航线）政策完善、班列（或航线）通关服务等事项，形成更加高效有序、公开透明的物流组织服务体系。同时，加快物流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物流技术的国际通用标准。

推进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

全面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积极与周边国家搭建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中心等平台。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落地，建议重点支持农业、环境、能源、信息技术、水资源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转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培训中心、数据共享平台等，争取将新疆打造成中国－中亚科技合作总部。

稳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继续推动新疆高校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办学，研究设立“丝绸之路职业教育学院”“中亚国际学校”等教育平台，大力建设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援外培训基地等；鼓励疆内高校学生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留学互访活动，对周边及沿线国家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研究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工程”等，并对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表现优异的学校给予基金支持和表扬奖励。

完善金融服务保障，创新金融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区域金融中心顶层设计规划。

建议依托新疆核心区建设规划，整合优化各类金融机构资源要素，进行统筹配置，致力于建立健全要素齐全、体系畅通、功能完备、机制健全、环境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资本配置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研究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核心区标志性、示范性项目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在疆设立分支机构或结算中心，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组织、周边国家央行、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等。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核心区重大标志性项目的特殊支持。

金融机构可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园区发展、口岸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和专营机构，以及针对临空经济区、中长期制造业贷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议研究出台专门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自治区、地市、区县三级政策体系，争取发挥出金融机构在核心区建设中的最佳效能。

完善推进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合作的政策体系。

积极推进央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境内外金融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完善新疆联通内地和周边国家的跨境支付系统；推进与周边国家双边本币直接清算平盘业务，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在与周边国家开展政府采购、投资合作、基础设施援建等项目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本外币合作水平。

创新旅游业态与产品，加强文化交流互促

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打造一批国际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

立足新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发展“全域旅游”和巩固旅游“井喷式”发展态势，加快补齐全链条全要素全季节供给短板，全力推进新疆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有序增加民用航班，设立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签证中心，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在国际签证中心设立办事处，便利化通关手续办理流程；同时，争取旅游购物离疆免税政策，落实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等，建成并运营新疆游客集散中心，推动设立阿勒泰跨境旅游合作区、霍尔果斯边境旅游示范区；注重树立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全力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

积极融入国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共建计划，传承丝路文明再现辉煌。

进一步加大新疆与内地省区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基础上，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税收补贴、出口奖励等政策体系。围绕新疆国际文化交流功能，持续优化文化交流的软硬件环境，以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奥体中心等重大场馆和大南山世界级生态资源为依托，积极承接国际性的外事外交、会议会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提升新疆城市运营能力。通过打造红光山国际都市区和面向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南山国际会客区，建设向世界展示“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定期进行全方位风险评估监测，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优化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协同体系。

加强核心区安全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主体责任，定期更新安全体系责任清单。加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三级党委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地方联合执法工作合力，确保安全管理通道实时畅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强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国际合作。

加强新疆与国际组织和周边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遏制、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网络传播。重视与周边国家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共享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

提升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科技智能水平。

继续加大对核心区重大安全技术、维稳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安全精准管理、边境管控以及违法犯罪打击能力，加强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同步规划建设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健全完善省级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实现与国家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的对接联动，实时报送网络安全资产与态势信息，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安全发展环境。通过定期动态梳理核心区海外公民、机构、企业、项目基本情况，建立完善境外项目（机构）数据库，实时掌握境外项目风险情况，做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防控预案，指导涉外企业提升识别、管理、应对境外风险的能力。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现代化注入新动能；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四中全会重要论断，精准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的时代脉搏，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与动力源泉。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 “技术突破—要素重构—产业升级”的三重传导机制，实现从科技优势到生产力优势的转化，构建起完整的发展逻辑链条。

（一）通过技术突破，筑牢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底座

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目标，就是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新质生产力打造坚实的技术底座。在数字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够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高端制造领域，航空发动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绿色低碳领域，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绿色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技术突破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单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更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自立自强，强调“自立”与“自强”的辩证统一。“自立”意味着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自强”则意味着在技术领域具备持续创新能力，能够紧跟甚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潮流。这种“自主可控+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技术支撑，避免因外部技术封锁或技术迭代而陷入发展停滞，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通过要素重构，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劳动者从“体力型”“传统技能型”向“创新型”“复合型”转变。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带来的教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培养更多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资本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引导资本向创新领域集聚。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前景，能够吸引各类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 “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数据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为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够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安全利用，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空间。?

（三）通过产业升级，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产业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锁定” 转向“高端攀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宽空间。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能够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调度，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农业领域的智慧农业技术，能够实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电池技术、电机技术、电控技术的自主创新，不仅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格局，更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调整；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突破，能够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多新型治疗手段，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此外，科技自立自强还能推动跨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打破产业边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体系

依据《建议》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发挥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作用，将理论逻辑落地为实践行动，需要构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四大体系。

（一）强化战略突围，构筑创新策源体

《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核心在于突破原始创新瓶颈，掌握颠覆性技术话语权，为新质生产力筑牢技术底座。

一是完善“攻坚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战略性关键重点领域，采取超常规措施进行全链条突破，部署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现战略导向的体系化攻关。这方面已有经验可循。例如，“嫦娥六号”作为探月工程四期的核心任务，由国家航天局统筹协调，形成了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体系。其中，航天科技集团负责探测器、运载火箭的总体研发，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承担月球样品分析、地形数据研究等科研任务，还有众多高校、民营企业参与到材料研发、测控技术等细分领域。其中，“鹊桥二号”中继星的研发与发射，就需要测控、通信、航天制造等多个领域力量协同，为月背与地球的信号传输搭建桥梁，这种协同正是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统筹、多元主体联动的典型体现。

二是优化“战略布局”，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投入比重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为颠覆性创新孕育土壤。为落实《建议》“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要求，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提升至15%以上，重点聚焦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持续投入十余年，2025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我国首次在光量子路线上实现量子计算工程化应用条件，打破美国‌超导技术路线垄断，正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典型成果的体现。

三是营造“创新生态”，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优化项目评审与人才评价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催生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例如，江苏省推行的“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实行5年一周期考核，不与短期指标挂钩，2024—2025年已催生8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其中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直接推动高端传感器产业突破，彰显了评价改革对原始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深化融合赋能，构建产业应用体系

《建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核心任务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转化。

一是加强“力量协同”，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攻关合力。《建议》明确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这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践颇具示范意义：比亚迪联合清华大学、宁德时代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磷酸铁锂电池无热蔓延技术，使搭载该技术的车型续航突破1000公里，带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在2025年升至72%，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产业。这种“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模式，已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广泛推广。

二是搭建“转化加速”通道，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国在应用场景建设上具备显著优势，超大规模市场能为科技成果提供广阔测试与落地空间，多元产业体系可覆盖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服务的全领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还能为技术迭代提供支撑。利用好这一优势，要推动政府、国企等主体发布“场景清单”，定向对接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搭建跨区域场景试验平台，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领域设立试点，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验证优化；完善场景配套政策，鼓励企业与科研团队共建场景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三是真正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任务；落实《建议》“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要求，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至200%）、实施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等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科教人才协同，强化要素供给

《建议》将“一体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作为战略举措，目的在于构建教育培养、科技攻关、人才集聚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

一是建立“协同机制”。通过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一体化推进的强大合力。可考虑打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部门壁垒，建立三部门联动议事机制。在地方实践层面，浙江省推行的“人才政策一码通”已升级2.0版本，整合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申报、人才公寓保障等12类服务，实现“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政策服务自动兑现”，2025年已引育战略科学家78 名、卓越工程师3200余名，为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是改革“育人模式”。《建议》要求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协同育人。为此，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设置，强化“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共同培养功能。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接“十五五” 高端装备发展需求，增设“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涵盖机器视觉、自主导航等前沿技术，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9%，其中85%进入航天科技、三一重工等重点企业，缓解了高科技研究与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压力。

三是建强“人才方阵”。建强“人才方阵”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更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锚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关键群体，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针对战略科学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揭榜挂帅”，选拔具备全局视野的顶尖人才；聚焦科技领军人才，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打造大国工匠，完善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落实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让各类人才安心干事，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人才根基。

四是扩大“全球引智”。落实《建议》“实行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等制度，在开放中汇聚天下英才。上海临港新片区推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便利化 15条”，为芯片、人工智能领域外籍专家提供“工作许可+居留许可” 一站式办理、税收优惠等服务，全年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4500余人，其中20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国际创新资源。

（四）拥抱范式革命，打造数字赋能体系

《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字化、智能化塑造新质生产力典型形态。

一是筑牢“基础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释放数据核心价值。要以《建议》要求为指引，加快完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基础规则，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为数据流通筑牢制度根基。同时，推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打破区域、行业数据壁垒，依托贵州、上海等试点交易中心，建立统一数据交易平台与标准体系，提升数据流通效率。此外，需平衡数据安全与开放利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要求，加强重要数据保护，推动工业、金融等领域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让数据要素充分融入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二是强化“核心驱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突破。这是顺应科技革命浪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基础理论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大模型算法优化、多模态交互等关键瓶颈，抢占技术制高点。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升级“天河四号”等超算基础设施，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推动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 “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智动能。

三是完善“治理规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与应用规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确保技术向善、发展可持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环境的坚实保障。《建议》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明确了制度保障的核心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现代化建构。核心是在关键领域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要将国家战略目标的组织力、动员力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攻关模式。二是创新治理体系的全局性优化。要系统推进科技领域的规划管理、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法治保障等改革。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加强科技法治、伦理与诚信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在规划管理与资源配置上，需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委、跨区域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机制。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整合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工信部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 等政策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引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密集区域，共建人工智能算力枢纽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在评价激励改革上，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 改革，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项目”导向，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在法治保障上，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针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出台伦理治理指南，明确创新边界，同时建立科技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封闭排外，而是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引进来”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优化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走出去”方面，要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合作中提升自身能力，如牵头或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项目，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同时支持国内企业、高校在海外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5G、新能源等优势技术标准“走出去”，在开放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四是完善“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上，强化全链条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我国已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域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同时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向企业转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上，通过媒体宣传、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讲好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允许在探索性研究中出现失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勇气。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批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成果转化、融资对接等服务，全方位助力创新生态优化。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