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研究、治理和摆脱贫困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贫困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向贫困发起了冲击，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它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现在，中国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我们不但彻底扭转了百年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而且困扰中国和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有了治理的典范。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但非常精彩、生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中国脱贫成效来之不易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将继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近期，我们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进行复旦大学对当地对口支援的调研，总结提炼云南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能像许多干部那样亲自参与这样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但是通过考察调研，我确实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这场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就。回过头来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么多年来举国上下各方面力量尤其是贫困地区干部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成效来之不易。

习总书记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发展的奇迹，另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成就。我们将向整个世界讲述中国的脱贫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走出的脱贫道路，可以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中国14亿人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取得的成功也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成就，我们希望全世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走上这样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与贫困较量，只有中国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总结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宝贵经验更具历史意义。

永平脱贫故事的几点感受

永平脱贫攻坚历程是全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一个缩影，永平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要把这个案例总结好、提炼好，进而丰富发展、更好地走好中国道路。总体看来，尽管永平人口不多，只有18万居民，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地，尤其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特征，也体现出脱贫攻坚的“复旦样本，永平模式”，这两个板块在脱贫攻坚战中融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永平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永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永平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推行郡县制。途经博南古道，可以让我们推想，永平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繁华过，但是由于后来种种原因，这里发展一度相对滞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进入新时代以来，永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和大翻转，成效显著、成就巨大。

第一，永平今天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中央的部署、各级政府的行动和响应。没有中央的整体部署和地方领导强有力的推进，不可能有复旦对口支援的举措，也不可能有整个永平县各级干部的全身心投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才有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与配合。火车是否跑得快，关键要看火车头。

第二，复旦永平对口支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2年到2016年，这是复旦对永平对口支援的探索阶段。这个阶段是复旦对口永平的起点，很多工作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当时的对口帮扶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成效也比较单薄。2016年到2020年，是复旦对口支援永平的新发展阶段，开辟了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的新境界。当地的一位电商老板说，没有复旦的对口支援，没有县委书记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

复旦大学全面推进对口支援永平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有特色。尤其在医疗领域，可以成为大病不出县的典型案例。现在永平是复旦的第五个校区，充分体现了复旦与永平之间的全方位对接和深度融入。

2.有亮点。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体现为全面、深入地融入教育产业开发，包括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等方面，一批又一批的复旦挂职干部奔赴永平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3.有温度。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落实中央的号召和指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对口支援。复旦人用真心用真情体现在真的行动上，在平常当中才能体现伟大。这是我看下来的感受。

第三，复旦对永平的对口支援有政治高度，体现了复旦历史上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家国情怀。复旦人不但要为国育才，更要为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不但是复旦的责任和使命，更是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和使命。

第四，脱贫不脱钩。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脱贫攻坚战中，很多地方干部全身心投入、用心用情，两年脱贫工作，一生扶贫情结。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复旦扶贫干部对永平依依不舍，任职到期也不愿意离任；有的干部在离任之前已经在积极谋划脱贫攻坚与振兴乡村的衔接，传递脱贫攻坚的接力棒。

接续未来乡村振兴的希望

最近有两位著名学者的对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认为中国走城镇化道路不坚决，大意是认为乡村振兴不可能成功。如果两位教授能够到脱贫攻坚一线乡村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他们会意识到这个结论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未来相对贫困的彻底解决，不可能走单一城市化的道路，还是要靠乡村振兴。过去我们错误地理解，所谓现代化，一是工业化，二是西方化；所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今天成功走出一条新的中国道路，就在于我们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单纯强调工业化。旧中国基本上是农业国，新中国的成立把我们带上了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同时也高度重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乡村建设行动，未来乡村振兴将会成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永平来说，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还要立足于乡村振兴。

第一，坚持抓产业发展不动摇。三年前，我到永平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时候，前一年永平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支柱产业是建材，当时我并不认同这个布局。现在来看，永平走出了一个好的道路，在产业发展上不搞多元化，抓住一两个支柱型产业，坚定不移地发展就一定成功。与此同时，永平的产业要做大做强做优，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有中国的视野。所以产业基地可以放在永平，但是市场和眼光不局限在永平，眼光要高、视野要广。

第二，坚定不移办好一个院。要借助复旦对当地医疗事业的支持，努力把永平人民医院打造为面向整个滇西、服务于滇西人民健康的中心医院。

第三，要发展好一个市场。产业需要市场支撑，永平的市场不要太多，比如核桃交易中心，不要仅仅盯住滇西交易市场，整个云南的交易市场都可以从这里起步，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更大的市场。总书记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重视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内循环各自为阵，也要强调要素市场在国内市场的统一。要把核桃市场打造成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样的模式，靠这个市场可以支撑整个永平的经济发展，进入云南省的发展前列。

但是，我对永平的旅游业发展不是很看好。在我看来，博南古道可以作为文化去研究，也可以做成文化论坛，但是很难把它产业化，因为古代的文化必须融入现代的元素，才能把它开发出来。产业发展壮大主要依靠自身的内生驱动，市场有多大，产业就有多大，如果市场支撑不了产业链，仅靠财政支持的产业发展是难以持久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乡村治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农村改革初期，包产到户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包产到户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它与现代化的经济不匹配、与规模化的经济不匹配。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么40年后来看，农民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土地抛荒比较严重，这样的格局不符合未来的乡村振兴方向。我认为，集体经济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凡是脱贫攻坚比较好的就是集体经济办得好的地方。当然，这种集体化的道路不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而是走出一种新型的集体化经济道路，这样才能对永平乃至整个云南，甚至全国的农村具有示范性意义。

（编辑 宋斌斌）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当选第46届美国总统。有理由相信，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调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疾风骤雨式的特朗普周期后，目前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特朗普遗产：美国分裂、疫情失控与萧条迫近

    在4年短暂的执政期中，特朗普狼奔豕突、反建制、反主流，四处出击、广泛树敌，把内政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如今盘点，面临分裂与混乱的美国、失控的疫情和日益迫近的经济大萧条，成为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遗产。

大选展示美国的深刻裂痕

当选总统拜登自豪地说，他得到了7400万美国人的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获得了7300万张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败选总统。7300万人对7400万人，这近乎5:5的对立，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民意基础。从地图上看，东西部城市的蓝色地区与美国中部的红色地区形成一条以财富为界线的裂痕，象征美国内部斗争的极化景象。在红与蓝的对立背后，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穷人与富豪、靠全球化生存的白领与靠本土就业的蓝领和“红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对立。经济基础的巨大裂痕，引起了建立在其上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在大选中本土红与全球蓝的尖锐撕裂。大选之后，美国需要疗伤，弥合其社会的巨大分歧，政府才能获得稳定施政的基础。

已经失控的疫情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宣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疫情的控制政策。目前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截止到11月14日，美国累计确诊1106万人，累计死亡25万人。从11月4日起，连续10天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0万人。是目前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最多、病亡最多的国家。

失去控制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又导致了以种族矛盾为焦点的社会危机、并触发了危及宪制的政治危机，一系列危机的叠加对美国机体造成了共振性破坏。在疫情失控情况下的复工和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导致暴发新一波疫情，“让美国再次病倒”（Make America Sick Again）。疫情给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连锁性、叠加性的破坏，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的加速衰落，使美国社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疫情大萧条日益迫近

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可能导致疫情大萧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美国政府推出救援计划，只是勉强稳住了暴跌的股市，却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下滑和服务业停摆的局面。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零售销售环比等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剧增的失业人口已经赶上了大萧条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美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在陡然地急剧萎缩。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据统计，标普500指数报告美国2020年以来11个行业中有10个净利润率同比下降。许多机构估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数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位华尔街金融家已经发出了有关美国进入经济萧条的警告。分析预计，或将有2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将陆续从美国市场撤离。罗杰斯称，“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来临，美国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 “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今年看到的还要严重，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美国国税局预测，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悲观，萧条或将持续至2027年。

内政优先：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社会对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是摆在美国当选总统目前最紧迫的三大内政问题。如何处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是稳定政局减少对抗。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人一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拜登所要做的，是缓解社会对抗，避免大规模冲突。正因此，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强调，我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我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我看到的没有红州、没有蓝州，我看到的只有美国。选举尘埃未落，拜登就开始着手弥合被大选进一步撕裂的美国。然而，由于特朗普不肯承认败选，还在努力煽动支持他的7300万选民积极抗争，为赢得“公正的选举”努力。如果这种抗争长期化，将进一步激化红蓝对立，导致更持久的社会对抗。

二是努力控制疫情。自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美国确诊新冠患者人数激增，连续10天日增超10万，其中两天超过15万人，11月13日更是达到18万人。严峻的疫情形势，迫使拜登将控制疫情放在优先事项的首位。据11月8日拜登成立的“过渡网站”发布，新总统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11月9日，拜登组建“新冠疫情过渡顾问小组”，并任命了12名专家和研究者。同时还宣布，将制定“拜登-哈里斯新冠计划”，在明年1月上任第一天付诸实施。

三是稳住经济。在社会动荡不安和疫情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为了扭转经济颓势，拜登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并推动基建、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拜登计划对气候和环境投资1.7万亿美元。据预测，如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下，政府将可能推出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如民主党能够控制参议院，政府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美元。拜登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为美国工作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为促进经济复苏，拜登计划将“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免教育工作者、消防员和其他重要工作者被解雇”，并将“扩大新冠危机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在就业方面，拜登将扩大短期补偿规模，挽救工作岗位。采取提高最低时薪，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即时救济、扩展失业保险，调动美国企业制造和创新提供新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与走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将根据美国内政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目前的已有信息和情况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将会做出调整，形成与民主党理念和全球战略配套的对华战略框架。其主要包括：

1、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的共识。拜登在选举前发表文章、在大选中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及团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是奥巴马政府早期的“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是特朗普政府后期的“敌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竞争对手”。

2、对华战略的基调：“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拜登团队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看法，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接触”战略，要对中国的“掠夺式发展”和“外交扩张主义”予以坚决地遏制。基于中国长期发展对美国带来了全面挑战，加之目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拜登政府将不会全面重置（reset）已严重恶化的美中关系。拜登会在保持“遏制为主”的基调下，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持人文交流等美方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接触，既作为博弈手段，也争取获取实际利益。

3、继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以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拜登主导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时期一样，也同样会在全方位、多领域展开，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强硬。

4、对华竞争将延续的全政府方针。拜登政府未必完全照搬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方针》，但有可能吸收其有效部分。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延续其对华的“全政府方针”，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华政策和行动，提高对华竞争的效率。拜登政府可能会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特朗普现有“已设定桌子”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追求新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会系统化、多边化地使用另一些工具，寻求与日本和欧盟协调，在商业和安全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包括投资审查，在自由航行和贸易等方面制定规范、标准和规则。

5、推进有选择的部分脱钩。拜登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认为，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也是“彻底有害的”。从一些智库的建议来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有选择的部分脱钩，主要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

6、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曾经是投票赞成“台湾关系法”的初始参议员之一，他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近年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民主党在大选前修改其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把台海局势的紧张归结于中国大陆。从以往拜登对台政策表述中可以认为，拜登对台政策的目标将是维持台海现状。他曾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挑起战争，美国就不该出手相助。利用台湾而不被台湾所利用，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

7、运用人权大棒全面打压中国。人权问题一定会是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重要武器。近期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拉拢西方国家，利用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将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力图给中国带上“种族清洗”的帽子，借机推动各种制裁活动，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也可能支持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对西藏问题进行干预。香港是美国推动亚洲颜色革命的重要基地，《香港国安法》颁发后，重挫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拜登上台后不会放弃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与新疆、西藏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8、积极构建反华遏华的“民主国家联盟”。拜登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主张美国积极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我若当选总统，将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宣称，在执政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使“自由世界”国家能够获得中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塑造能力。

9、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民主党政府历来有对外动武的传统，事实上，在奥巴马-拜登时期，美国发起了多次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有评论指出，拜登有可能成为新一位的“战争总统”，在拜登团队中也有极端鹰派，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仍会依仗其军力优势、保持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美之间发生局部性、低烈度的混合型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中美关系未来可能走势

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阻止中美关系走向无底线的恶化。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应期待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重大改善。

其一，难以摆脱的特朗普遗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全政府方针实施全面打压，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面对特朗普的反华遗产，拜登肯定不会照单全收，但也存有机会主义的想法，会利用特朗普打下的博弈空间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战略竞争。

其二，美国内政问题的制约。恢复美国团结、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是拜登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批评中国、打压中国可强化渲染外部威胁，对团结美国内部有正面作用，因此拜登不会把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身紧迫任务。但是，美国要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这就使得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必须保持平衡，至少要阻止中美关系的继续下滑，以换取中国对其实现内政目标的支持。

其三，外交团队对华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导向。拜登外交团队的骨干人物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基本归结于中国的“不克制”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要采取遏制政策。

其四，美国国力的制约。能够干什么，对于想要干什么是最基础的制约。相信拜登政府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是不足以支撑彻底打垮中国的目标。其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应与其实力相匹配。

其五，世界格局的变化。拜登十分重视团结盟国，一再表示会通过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来组团制约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11月15日，RCEP的正式签约标志着东盟主导、中日韩澳新等15国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启动。可以预见，美国要组团遏制中国发展的做法，越来越难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其六，美国国会法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个涉华法案。这些法案与总统行政令不同，具有超越行政当局任期和权力之上的约束力。国会的这些法案，对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形成了重要制约，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如果由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上将大受影响。

其七，中国的意愿、能力与行为。中国对美政策和行动，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两国政策具有相互塑造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决心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改弦易辙，释放善意、表现出行为的可预见性，中方也会相向而行，双方政策将实现建设性互动、保持稳定性，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受内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难以一蹴而就、一键重启。我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应抱有过高、过急的期待，而应保持耐心和定力。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内政优先，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就任初期，拜登政府会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在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1-2年相对缓和的空窗期。在内政的制约下，拜登政府会倾向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美国内政和利益的需求，去塑造中美关系。

二是降低对抗保持遏制。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挑起走向失控的中美对抗；新当选政府可能会调整对华策略，但仍会坚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从现在起到2049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30年，也是中美综合国力发生交错的30年。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将贯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四是寻求中美的竞争性共处。美国较为理性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靠强力打压、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他们提出通过与中国的“稳定竞争”，阻滞中国发展，减缓美国衰落，更持久的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五是中美有可能共同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制造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中的优异表现，使拜登政府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中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去塑造。

（编辑 季节）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阻断疫情，各国采取防范措施，被迫暂停或封锁经济，引发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亦极大地考验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数字化浪潮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击疫情中，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防疫的重要武器，不但帮助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并在后期的疫情防控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全面向生活、生产的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又成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正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升级。

全球金融业在疫情冲击和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机遇。大量的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模式呼唤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其中，金融科技是新金融的典型代表，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现代金融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将会是未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为金融业带来重大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和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金融业带来大量业务革新，使得金融服务更快、更广、更便捷、更精准。

疫情和数字化浪潮也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大多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了金融市场，但其负作用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使得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数字金融科技系统的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数字化拓宽金融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在数字化创新金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在数字化带来新业务的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

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

在当前全球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同时它也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金融必须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当前，我国金融业要服务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也是金融的基础。信用不牢金融不稳。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其本质都是金融，都要遵循金融的规律，要以合法合规、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当前金融治理要扎实做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守好每个环节的信用，金融体系就不会出大问题。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数字技术服务和监管数字金融。同时，要积极推动债务信用升级为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来支持科技创新和跨国合作，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各国金融系统的安全。

当前，我们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坚持守牢底线，维护金融稳定。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监管与金融机构要提升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积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利用创新技术升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应用；这些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携手努力，密切配合。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同样，在全球经济金融已深度融合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蝴蝶效应理论已得到了证实。这次疫情的发生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纵观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的疫情，尽早、尽责的隔离防治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而不是“任其私心”，笃信“本国优先”，更不能轻启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威胁手段。不管是全球疫情防控还是全球金融治理，尽责监管、积极合作、先进科技是全世界一致努力的方向。

（编辑  季节）

最近几年，ofo，蛋壳公寓，e租宝……不管是做房产中介，还是共享单车，或是做纯投资的P2P，一旦涉及互联网金融模式，只要爆雷就会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互联网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并可能成为其用户，那么风险就会放大，一旦爆雷，破坏性就会很强，并且波及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有一天，一家规模比上面几家公司还要大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用户规模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如果一旦爆雷了，那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后果？这个破坏性和烈度简直难以想象。

老老实实搞制造业更好

制造业企业员工能超过一万就很大了，例如一家规模一万人的大型制造厂破产了、烂尾了，影响的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以及部分对这家企业依赖性高的供应商、渠道和客户，范围通常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而且这一万名员工至少曾经拿到了工资。这些企业就算破产了还能留下土地、厂房、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库存产品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技术人才，这些人到其他企业还可以继续创造财富。

最近在说半导体行业盲目投资，而武汉弘芯总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案例。跟蛋壳比起来，弘芯还没有量产，烂尾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由于还在建设期，员工人数也很少，估计就几百人，这跟蛋壳公寓波及的人数一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弘芯的投资者当然在资金上有损失，但是这类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是投在土地、厂房和设备上。

我看了不同券商做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晶圆制造厂的投资，70%-80%左右是在生产设备上面，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也能说明设备投资的量级。这种实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拿去搞财务投资不是一个概念。

    假如华为这样的国内顶级制造业企业万一倒下了，华为的员工、部分供应商和渠道客户等规模几十万人，当然会受到影响，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会损失大量税收。但是作为制造业企业，它至少还能留下一笔很丰厚的遗产，有大量经验丰富、掌握全球一流技术的研发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具备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和营销人才，他们脑子里面最有价值的知识还在，不仅可以想办法再就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不少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就跟目前在工业自动化和电源领域大批华为员工创办的企业一样。不仅如此，华为还能留下海量的技术专利和基础研究储备，国际水准的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当然了，还有遍布全国的办公基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用户规模同样是几亿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倒下了，能给中国留下什么？制造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政府监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像互联网金融还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政府监管体系还需要发展完善。

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

我国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这些领域是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台湾是世界级的半导体加工基地，台积电召开的2020年第三季财报法说会上，公司总裁魏哲家表示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将达170亿美元，折1173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平均汇率6.9）。这只是台积电一家，台湾还有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稳懋等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投资。

与此同时，2020年11月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芯国际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对于2020年资本开支，中芯国际计划从67亿美元下行到59亿美元，只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国内互联网经常报道某地某个芯片制造项目又投资几百亿、几千亿元，这类新闻非常多，给人一种似乎我国对芯片项目投资金额非常大，已经碾压全球其他地区的印象。其实这些项目很多只是一个框架、意向，金额也是指未来多年的累计金额，真正落地的比例极低。

别的不说，国内芯片工厂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华润微、士兰微、积塔半导体、粤芯半导体、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不到10家企业真正有能力量产，芯片代工厂产能能够进入全球前十的仅有中芯国际和华虹两家。如果把IDM厂也算进来，那我们只有中芯国际一家在全球前十位。

在2016年之后，中国大陆新成立并且开始量产的有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积塔、粤芯4家企业，积塔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内半导体制造不是过剩，相反是极为稀缺。半导体是中国现在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种类，比石油进口金额更高。按照当前的投资扩产和技术升级速度，到2030年以后，我们依然要大量进口芯片。

目前台湾竟然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进口逆差来源，其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极强，是全球芯片产能最高的地区。韩国也是我国一大进口来源，其中存储器为核心的半导体占了很高的比重。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带来巨大回报

2014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极大地带动了资本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投入，促成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大发展。这也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是财务上的收益。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启动，初始计划投入规模1200亿元，实际投入规模1387亿元，累计投资项目70余个，主要股东来自于国家出资。其中涉及A股市场投入方式有二级市场买入、参与定增、IPO前增资、协议转让等4种。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大基金共投资购买A股20只，初始投入金额测算为308亿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2018年对中兴、2019年对华为发动了芯片战争，导致国内半导体资本市场暴热。大基金手里持有的A股市值，以2020年5月底的价格测算，已经超过800亿元，浮盈接近500亿元，浮盈高达1.6倍。不仅如此，大基金在港股中芯国际与华宏半导体也有一倍以上的收益。以上只是A股和H股的收益，还不算大基金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收益。

投资半导体制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利润，甚至可以说是暴利。当初大基金大量投资国产半导体产业的时候，谁能想到美国政府后来会以芯片作为科技战武器呢？又怎么能想到中国芯片资本市场因此而大热呢？如果这笔钱当初用在了别的领域，还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获利回报吗？

第二个是战略上的收益。由于大基金的投资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等所有环节，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制造部分投入主要的金额（占比为67%），而制造部分恰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最为薄弱的部分。

我认为，要想推动上游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快实现国产化，唯一的道路就是搭建大规模的国产半导体生产线，也就是必须为国产装备和材料开辟本土市场。不要指望日韩欧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来验证和使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只有在个别领域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少数厂家才可能有机会。

在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目前国内各界对28nm节点所需要的主要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反复进行分析，在2022-2023年完成28nm产线国产化不再是绝不可能的任务，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有望在2021-2022年完成产线量产验证。这将夺回一定的科技战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华为，增加了华为生存的希望。

如果没有大基金累计投资的1387亿元人民币，及其带动的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大加速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水平就会再倒退几年，在未来几年内搞出28nm国产化产业链将毫无希望，华为生存或者说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和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要知道华为可是规模达到8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巨无霸。这是大基金带动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强度投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

投资到制造业补短板将会长远受益

以上两点回报，我相信都是2014年决定大基金上马的时候想不到的，应该说得到这个收益已经超出了预期。中国制造现在的短板还很多，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也还有很多，但是投资到这些领域，才会有巨大的机会，并且有超出预期的收益。我个人认为，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10年我国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国家产业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大基金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追溯历史，当瓦特造出蒸汽机，英国人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搞制造业能够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后续的几百年带来如此惊人的红利，掌握着全球最先进和最庞大制造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击败了全球所有的对手，他们的子孙在今天掌握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自然资源，享受着极高的生产力，英语成为全球霸权语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相对西方和东亚先进地区都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尤其是搞中高端制造业，会让中国在未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梳理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数字化发展带来生产力进步是否会影响生产关系变化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情的办理都比过去方便和快捷了，一些事情隔着很远的距离即时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

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还是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他什么方面？

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数据的归属和使用者的权力

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交易、使用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我认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加强“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的制定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阐释了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是我们面对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是否应该由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总之，这更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编辑  季节）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续）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效果显著

“十三五”规划首次将科技进步率作为核心指标，提出从2015年的55.3%到2020年的60%的预期性目标，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59.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除了个别指标（如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未能达到之外，其他主要指标均超过预期目标，实现了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总目标。

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创下历史新纪录。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全社会R&D支出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1万亿元，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从2015年的2.06%提高至2019年的2.23%，已超过欧盟的2.18%。^[1]我国从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上升至2019年的461万人年，仍保持世界第一。初步实现了“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其中企业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科研机构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国家组织实施了十几个重大专项研究工程，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研发支出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直接促进了研发成果高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9》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40.1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6.3件增加到2019年的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12件）。到2019年底，有效专利达到972.2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84.5万件达到2019年的186.2万件。2019年我国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为58990件，同比增长10.6%，超过美国（57840件），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10%。^[2]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国内发明专利质量稳中有进。截至2018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6.4年，2019年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4.5个月。^[3] 我国已是世界审理知识产权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公信力、吸引力、影响力显著提升。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联合公告显示，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10709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6%。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我国在世界上已经形成知识产权新优势。我国本国居民商标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015年的45.0%提高至2018年的61.9%。^[4] 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2522万件，^[5] 平均每4.9个市场主体拥有一件注册商标。

我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对外开放大国。2019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5.7万件，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达到25.5万件，相当于美国（2018年为12.26万件）的2倍。^[6] 这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已经成为吸引世界最大知识产权注册的所在国，是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国家之一。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从2015年的9835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2398亿元，与GDP之比从1.43%提高至2.26%，超过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2.23%），正在形成研发产业或知识产权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良性发展机制，也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国内技术创新与开发市场能力。

我国是世界最大国际技术市场购买国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总额从2015年的220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358亿美元，居美国（561亿美元）之后，是日本支出（217亿美元）的1.65倍，占世界比重8.4%。相比之下，中国是知识产权收入的小国，2018年仅为55.6亿美元，仅占世界比重的1.5%，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十三五”时期，我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高达21项。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2017—2020年航天发展占世界的30%，成为航天发射强国；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2016年建成启用；首颗地震监测卫星“张衡一号”升空；极具科技难度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建设世界网络强国基础迈上新台阶。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从2015年的92.5部/百人上升至2019年的114.4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41740万户，占比达到93.2%，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7] 2018年，全国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渗透率超过70%。2019年为5G商用元年，全国已开通5G基站12.6万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光缆线路已达4750万公里，长度稳居世界第一，全国光网城市全面建成。

基础前沿加速赶超。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为世界第二，自然指数跃居世界第二。

我国创新指数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创新指数，以2000年为100，该指数到2018年已提高至212.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均名列前茅，已经进入全球创新的领导者行列，有望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呈现历史性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立足科技创新驱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培育自主创新，实现快速科技追赶，布局尖端领域，加速从世界制造大国到世界制造强国，正在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强国之路。

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201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5%，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5.9%，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2359元和16021元，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15年的2.73倍降至2019年的2.64倍。

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首次超过2万元，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从2015年的26.6万亿元提高至2018年的34.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38.0%提高至39.4%。但是，这个比重显著低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意味着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已属于富足型。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30.6%降至2019年的28.2%，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9.7%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3.0%降至30.0%，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从富裕阶段（小于30%—40%）跨进富足阶段（小于30%）。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占比从2015年的40.2%提高至2019年的45.9%，成为我国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消费者基础。

城乡居民居住面积和主要耐用消费品达到较高水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9.0平方米，已经接近或达到许多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7.3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家庭普及率中，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超过100%，家用汽车普及率从2015年的13.3%上升至2019年的24.7%，加上摩托车普及率的55.1%，外出机动性比例可达到79.8%。^[8] 到2018年，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1841万套，已接近2000万套的目标，完成率达92%。农村居民环境和公共服务继续改善，到2019年全国有84.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有94.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有87.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有卫生站，有98.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通宽带。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至0.6%，9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累计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3.5万亩、住房260余万套。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567元。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转换因子系数计算（为3.545）^[9]，相当于每人每日8.9国际元，明显高于每人每日5.5国际元的高国际贫困线。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456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的6.3%。这成为后小康时代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重中之重。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

城镇新增就业创下历史纪录。2015—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达到5318万人，提前实现5000万人的规划目标。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5年的4.1%降至2019年的3.6%。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9年我国失业率为4.4%，低于世界4.9%的失业率，属于世界上就业人数最多、实现充分就业的极少数大国之一。2019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907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37.4%，其中本地进城务工人员人数为11652万人，^[10] 占比为40.1%，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占比为59.9%。进城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达到4.75万元，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万元）的2.97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以上。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2015年的2.92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3.70万亿元，占GDP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各类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就业人员，每年向社会输送800万专门人才、600万技术技能人才。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高校在全球位次整体大幅前移。2016—2018年3年累计培养在华外国留学生143万人次，吸引学成回国留学人员140万余人次，教育公平不断提高。资助困难学生4.3亿人次，累计7000亿元，每人次接受资助1627元。

健康中国取得重要进展。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4岁提高至2019年的77.3岁，已高于高人类发展组平均水平的76.0岁。婴儿死亡率从2017年的6.8‰下降到2018年的6.1‰，提前实现2020年目标，已接近高人类组平均水平的5.2‰。孕产妇死亡率从2017年的19.6/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8.3/10万，已接近2020年18/10万的目标。中国政府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降低并统一起付线，报销比例提高至60%。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明显改善。2019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3.6万个、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1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卫生人员规模达144.1万人，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5年的4.96‰降至2019年的3.34‰。总人口进入高峰平台期，从13.75亿人增长至14.0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18.7%降至18.3%。^[11]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受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到5月底有效控制了疫情。全国治愈率达到94.3%，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全部由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承担。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复工复产复市复学，实现GDP增速从第一季度负增长到第二季度正增长，为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目标任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为开启“十四五”规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的基本自然国情就是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有限，为此，“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分解落实，采取硬措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全民生态环境意识显著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初步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构建世界最大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加强和完善节能减排工作，节能降耗取得重要成效。 “十三五”时期前四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13%，符合“十三五”规划进度要求。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呈现绿色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从18.0%提高至23.4%，非化石能源占比从12%提高至15.3%，煤炭消费占比从63.7%下降至57.7%，减少了6.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1.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成效显著。电源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能源发电结构的绿色转型、低碳转型。非煤炭发电装机容量占比从34%达到40.8%,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7亿千瓦，占全球的1/3。2019年，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27.7%，电力生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86%，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89%，粉尘排放量下降85%。能源生产的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单位GDP碳排放持续下降，2019年比2015年累计下降了49.6%，提前实现了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12]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能源成本约4000亿元，同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为“十四五”时期提前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提供了前提条件。

初步实现了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91亿立方米,^[13] 相较2015年6103亿立方米减少了112亿立方米，而GDP实际规模增长了28.5%，按2015年价格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累计下降24.2个百分点。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从2015年的76.7%提高至2019年的82.0%，细颗粒物（PM_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23.1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从66%提高至74.9%；地表水劣Ⅴ类断面比例从9.7%降至3.4%。2016—2019年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11.9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累计下降11.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累计下降22.5个百分点，氨氮排放量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之后，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48%。

林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绿色产业。全国森林面积达到2.20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15年的21.66%增加至2019年的22.96%，森林蓄积量从2014年的151亿立方米增加至2019年的175.60亿立方米，超过了150亿立方米以上的预期目标。在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监测数据，从2004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均保持缩减态势：荒漠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高于18.05亿亩的约束性指标。2018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55.7%，比2011年增加6.7个百分点，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分别达到8043万公顷和1.7亿公顷。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2012年的63.5%提高到2017年的76.9%，到2020年可以实现80%左右的目标。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基本实现。“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基本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其中，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1000户，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超过70%，地方占比超过50%。总体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融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布局更多面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到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10.4万亿元，负债总额为13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58.7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64.3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37.8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为17.2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为33.5万亿元，负债总额为9.9万亿元，净资产为23.6万亿元；以上三项（国有资本权益、形成国有资产和净资产）共计99.5万亿元，相当于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1.9万亿元）的108.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2018年，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为50552.7万公顷，国有森林面积为8436.6万公顷，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462.5亿立方米，内水和领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14] 全国各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会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都会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15]

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七大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一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营商环境显著改善，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6位，比2015年上升44位。二是不断完善产权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市场主体登记户从7747万户升至1.09亿户，形成数量最大的市场主体国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力量。三是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各类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至2019年为129家（含台湾地区9家），首次超过美国的122家。其中制造业企业62家（含台湾地区7家），已超过美国制造业企业的50家。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充分证明了公平竞争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入选全球品牌500强企业增至66家，总品牌价值9115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5%。2017年中国商标申请约占全球的2/3，商标申请强度达每百万人3995件，跃居世界超过3000件的4个国家之首。四是企业税费负担、用能等成本大幅下降。“十三五”前四年减税降费超过5万亿元，极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落地，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国资国企、科创板、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改革稳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总体关税水平进一步降至7.8%，1585个税目平均降幅约26%。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15年的24.55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31.54万亿元，净增加6.99万亿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从14.12万亿元上升至17.23万亿元，净增加3.11万亿元，货物进口额从10.43万亿元上升至14.31万亿元，净增加3.886万亿元，贸易顺差从2016年的3.34万亿元缩小至2.92万亿元，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冲击相对有限，尽管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进出口增长总额下降10.7%，但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8%、14.1%、8%和6.8%。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国地位日益巩固。2015年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920亿美元，仍是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我国主动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往来迅速扩大。2013—2018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5.2万亿美元，2019年进出口增长10.8%，占比提高至2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万列；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73亿美元，年均增长7.2%；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5187亿美元，年均增长19.2%；在沿线国家建设的80多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近300亿美元，入区企业4000家左右，成为当地轻工、纺织、建材、家电等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带动东道国就业超过20万人。与13个沿线国家建设5个自贸区。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对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由25%提高到26.5%。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8367亿元，比2017年增长13.3%，增速快于全部进出口总额3.6个百分点；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8.9%；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为893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比重的52.8%，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大地区。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发展机制。

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经济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按国际比较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PPP）2017年国际元计算，我国GDP从2015年的17.40万亿国际元上升至2019年的22.53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5.3%上升至17.3%，^[16] 预计到2020年上升至18%以上，持续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1.7%左右，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56倍和1.19倍。其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8.24%，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84倍和1.49倍，我国保持世界工业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市场比重从2015年11.9%提高至2019年的13.1%，居世界首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信贷市场和外汇储备，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在世界1000强银行当中，我国占了近20%。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资本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呈现协同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我国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大批国家实验室、一流大学研发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实体，打造了代表国家创新水平、国际同行认可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整体迈入世界领先水平，相当一部分科技创新领域占据国际科技制高点。2018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0.7%，^[17] 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所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也使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我国国防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军事支出规模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0.4%上升至2018年的14.0%。国防和军队建设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信息化、战斗力显著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裁减军队员额30万，调整军兵种比例，改革领导指挥体制，建立新的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充分展现了中国国防实力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美国智库专家也承认中国国防实力不断强大，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在某些领域势均力敌，在台海地区已经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优势。到2020年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和任务，即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作为最大经济体、贸易体，外汇储备持续居世界第一。中国带头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大国担当。

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看，中国先后从中低收入水平（2000年）国家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2010年），显示了极强的追赶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世界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在“十三五”时期呈现下行趋势，但2016—2019年我国GDP保持了6.7%的平均增速，累计已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的94.5%。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冲击，按照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3%估算，实际五年经济增速为5.9%，难以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规定的经济增速达到大于6.5%的预期目标，相应的也难以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6.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于6.5%的预期指标。但是，相对于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上半年普遍大幅负增长的情况，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已经极不容易。

从国际比较看，由于我国基数大、规模大、新增量大，总体综合国力迈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台阶，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世界经济大国地位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本势头没有改变，可以确保如期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为“十四五”开局奠定稳定发展的基础。

（编辑  季节）

我的父亲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老兵，在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之际，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致敬！70 年前，你们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当时最先进强大的“联合国”军队，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用胜利赢得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民族自信心，赢得了70年和平发展。

从日本侵华战争到抗美援朝

父亲出生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五，亲历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复兴的过程。

父亲家原是当地的大地主，拥有 800 多亩良田。祖辈们广交文人，吟诗赏画，在当地颇有名望。但是近代中国的衰败也深刻影响着他们，连年战乱，加上他们中有的人染上吸鸦片、玩字画等习性，多少代积累的财富很快就败光了。

父亲出生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7 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其后中国大地备受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父亲讲述他7岁时“带”着父母跑反（逃难）。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城里人拼命往城外逃难，躲避飞机轰炸。虽然当时家道已经破败，我爷爷仍然是低生活能力的富家少爷。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爷爷吓得魂飞魄散，双脚无法迈步，小小年纪的父亲勇敢地拽着他，随着人潮往城外逃命。

17 岁时，高中生的父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四野第47军。他参加了解放战争，两条腿走遍中国，身经百战。解放宜昌时，我军打得非常艰苦，打胜后就地休息。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发现自己靠着国民党士兵的尸体睡了一夜。

湘西剿匪是父亲参加过的一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艰苦的战役，最终的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刚进入湘西，北方的战士完全不适应湘西大山的地形和阴冷潮湿的气候，土匪势力强大，部队伤亡很大，仅47军就牺牲了上千名战士。我父亲孤身一人在湘西大山里成功送递重要情报立了功，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老人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1951 年年初，湘西剿匪取得初步胜利。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当地开荒种地，养了很多猪。湘西大山里植被丰厚，猪长得又快又肥，部队的伙食得到大大改善。可惜还没有等他们好好享受一下，一声军令传来，部队就上了闷罐火车开拔前线。七天七夜后到达丹东，随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烈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志愿军面对的是美国等十七国“联合国”军队。父亲当时在军部参谋作战教导队工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培养军事人才。父亲作为高中生入伍，属于知识分子，军部便让他给美军俘虏当翻译。我问他，你中学学的那点儿英语行吗？他说基本不行，靠现学现用。他们当年在学校学的英语可以用打油诗表达：儿在学校读book，门门功课都good，唯有English不及格。

朝鲜战争极其严酷，美国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虽然父亲在军部工作，但是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敌机狂轰滥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真正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朝鲜战场的条件极其艰苦，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父亲说他们常常吃不到任何东西，挨饿是常态。1990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问他要带点儿什么东西，他说带一些美国牛肉罐头给他，因为他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牛肉罐头特别好吃。我专门去美国军需店买了牛肉罐头带给他，父亲尝了以后没有说话；我尝了尝，太难吃了，浓浓的防腐剂味。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太苦了！感谢父亲和前辈们，他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带着一身伤病转业到地方。先在南京工作，1958年调到江苏丹阳县吕城工作，以后在丹阳娶妻、生女。我母亲当年从南京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丹阳实验小学工作。据我外婆说：追求我母亲的人可以坐几桌，她都看不上。母亲的一位学生家长是丹阳县长，介绍我父亲给她，她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在战场上血与火的淬炼下，有着不凡的气质。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从此携手，风雨同舟60年。现在他们仍然居住在丹阳，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优良的家风薪火相传

我的父亲一直在基层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挨整，后去干校劳动，他从未抱怨。他常说：与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太幸运了！

作为他的后代，我们更幸运。解放军是大熔炉、大学校，父亲学习、成长在战争大学里，在部队养成的优良作风不仅他自己终生受益，还代代相传。

他勇敢、正直的品质在言传身教中影响着我们。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怕苦、怕难，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说：在战场上越是勇敢冲锋，越不容易被子弹击中；勇敢冲锋时你是主动的，能随机应变；反之，贪生怕死畏缩在后是被动的，反而容易被子弹击中。在和平年代，是朝着目标主动进取，还是被动抱怨，也是我们面临的人生选择。

他严于律己，精准、高效的工作生活方式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姐妹从小被父亲像战士一样训练，做什么事都要又快又好，比如早上起床，几分钟内要搞定一切。南方的冬天很冷，需要穿很多层衣服——棉毛内衣、毛衣和棉袄、棉裤，我们要迅速穿戴好。我记得他在旁边不断地催促，快，快，快，你们这样的速度，敌人早上来了……年复一年的训练，使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家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离开家后和别人一对比才知道，原来我们学习、生活的效率是战时状态啊，每天生生地比别人多出许多时间！

他不忘初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是融在他血液里的，也传递给了我们。我们住在县委院子里，县委书记是我家邻居，但是父亲一直教育我们不能依靠父辈，要自力更生。他不会用他的权力为我们开后门，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的小妹妹在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中下岗了，县里管事的领导都是我父亲的部下，找他们给小妹安排个工作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并不难。在我母亲的反复劝说下，父亲答应去试试，但是他围着那位领导的家转了好多圈，最后还是没进去。回家后他郑重宣布：无论大的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都不能做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的事，这违背他一生坚守的原则。我小妹妹的生活费就从他的工资里出，不给国家添麻烦。

我和大妹妹都曾在美国留学，但我们都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于2003年回国工作。当时中美生活、工作的差距还很大，放弃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还是需要一点儿逆行者的勇气。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育，我们最终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决定，举家回国。我女儿说，我们都是“投胎能手”——该吃的苦父辈替我们吃了，该享的福我们都享到了。上世纪80 年代，赴美国留学是美国最兴旺之时；2003年回国后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而美国开始进入衰退期。

我的妹夫李稻葵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先生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当教授。我们有幸参与、见证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与祖国共成长，在祖国大地上做研究，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和国是一体的，是父亲那代人终生守护的信念。父亲离休后享受免费医疗，所有医疗费用100%报销。由于国家投入不够，医院要靠创收维持生存和发展。一次父亲得病去医院就诊，医生开药、检查、住院和治疗，小病大治，都由国家买单。对此他非常愤怒：守护国与家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斗，不惜牺牲的目的所在，现在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将他这一份医疗费用为国家省下来。

谁也没想到，不再去医院的父亲身体却越来越好！由于战争年代身体透支太多，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近1.8 米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需吃各类药物。不再去医院，也就不吃任何药了，靠健康的生活方式，靠锻炼，靠自我治疗，父亲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健康。现在他已90高龄，头脑清晰，生活完全自理，每天锻炼身体，做家务，读书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我觉得，父亲能这样健康长寿，是他保家卫国的福报。

从我父亲的健康经历，尤其从这次举国抗疫的成绩来看，我相信，免费医疗在中国是行得通的！我们的人民如此可爱，讲大义，顾大局；我们的医务人员如此可敬，舍生忘死，用生命护佑生命！这些是我们建设健康中国的有力保证。让我们各方都行动起来吧，让医生和医院不要再背负创收的重任，让他们回归医者本职：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我们可以节约大量由于过度医疗而浪费的费用，这些钱足以让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70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国家安全，结束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百年屈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辈当继承先辈精神，努力奋斗，创新体制机制，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

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恰是重阳节。衷心祝愿亲爱的爸爸健康长寿！继续见证蓬勃发展的新中国！

（编辑  宋斌斌）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主席的讲话振聋发聩，令人振奋。他发出了新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风险和困难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既是毛泽东式霸气的回放，也是习近平说给历史、说给现实、说给未来。

习主席警告霸权国家：“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与毛泽东主席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异曲同工，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霸权主义的威风。

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正确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评价的三大谬误

但是，在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着三大谬误，严重干扰着对这场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一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朝鲜是侵略者，中国抗美援朝是助纣为虐。

第二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为朝鲜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应该，不值得。

第三大谬误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确性，认为这场战争得不偿失，牺牲这么多人，结果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了战争的起始点三八线。

我们有必要以事实为根据，运用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对这三大谬误进行驳斥，以正视听。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朝鲜是不是侵略者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才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战后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议》中就朝鲜问题达成了由中、美、英、苏共同托管的谅解。7、8月间又签订了《波茨坦协定》，再次决定战后朝鲜由中、苏、美、英共同托管，因美军当时尚无力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只划定了苏联和美国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

苏联根据上述协议，出兵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最后一击。其进军朝鲜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美国此时忙于对日本本土作战，无暇顾及朝鲜，但为了在朝鲜半岛能够分得战争“红利”，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管。

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苏联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向东延伸，在朝鲜和日本与美国南北分治。虽然，苏联对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三八线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由此，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

1948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1948年9月9日，平壤市民庆祝朝鲜建国。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

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北朝鲜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从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月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在李承晚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

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月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打响第一枪就是侵略者吗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随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

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

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

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当性

中国应该不应该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月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

就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因为朝鲜内战，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

9月15日，侵朝美军以其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一部，在大量飞机、舰炮配合下，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月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面对这一形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建国一周年会议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0月1日先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朝鲜北部进犯，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就在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便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

10月13日，毛主席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入朝参战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是十分慎重的。

当时主张不参战、缓参战，或者参而不战的同志的主要理由是：

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是当时头号军事强国，我军武器装备与其差距悬殊。另外，出国作战，我军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我军依靠根据地，大规模穿插迂回作战的优势，同时我军还缺乏实施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是从宏观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从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主席认为，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国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国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国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工业战略基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们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而且我们已经对外公开承诺，如果美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跨过了三八线，我们却视而不见，将失信于国际社会。

为此，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将军曾经义正辞严地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

有侵略，就有反抗，中国出兵是必须的！

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当时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道理，不知为什么现在一些人却开始犯糊涂，甚至装糊涂？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确性

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得不偿失

这里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即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开战的，是朝鲜民族的内战，美国无权干涉。抗美援朝战争是1950年10月25日开战的，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并把战火燃向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的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反侵略战争，我军不得不打。

如果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一个平手，还情有可原，因为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打起，最终又打回到了三八线。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则不然，我们是从鸭绿江打起，一度打到三七线，最后稳定在三八线。有些人认为，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三八线这个战争的起始点，是得不偿失。

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国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

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七十年无大战事。

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954年，中国军队配备了苏联军事装备和仿制品，共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苏联当时援华工业建设项目一共156个，落实了150个，其中144个项目与军工有关。

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花费几十亿元人民币就建造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这在世界上创造了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奇迹。也就是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倒逼出了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大的所得，就是打出了国威军威。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帝国主义和多于八国联军一倍的十七国联军。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

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 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汽车；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

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3年零1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争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第一次为中国人抹去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患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观——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编辑  季节）

    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月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月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月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月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发布通知，说6月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月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斯洛伐克（3月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月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月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月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月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的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年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环节与功能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形成全球性的供应链。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制造。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仅是 “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也成为“世界市场”需求方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中间产品及供应链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回迁，然而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主要是因为外资制造业在中国已形成规模，成本和收益之比不能支持回迁。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随着全球市场的分散化，企业将失去规模经济，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能力将会降低……在广泛的技术领域寻求自给自足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将是一个死胡同”。 当然，由于一些国际企业面临的高关税风险加上中国劳动成本的升高，低端产业转移会呈现一些“分散”的趋势，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转移产能。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

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再通过相互贸易，实现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供应链。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过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作用于需求方，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却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双方。从供应端来看，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企业的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当“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对全球供应链是一次大考，各国都在考虑如何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中长期内，一些跨国企业可能会把过去效率优先的单一目标模式转向兼顾效率与韧性的双目标模式，使得企业未来拥有足够韧性的供应链来应对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上下游关系是经过长期市场供需匹配而形成的结果，疫情既不可能撼动全球供应链的既有结构，也无法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和其他率先复工复产的亚洲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这也证明国际供应链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供应链的既定格局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美国政府大力推动本国企业与中国的“产业脱钩”，并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投资。但是，印度的投资环境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8位，比中国落后40位，而且在12个竞争力子项目中，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替代者，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出于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印度的依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一种政治姿态。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美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扩大印度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生产加工基地的替代。

除了印度，东南亚国家也是跨国公司意向中的产业转移目的地。除劳动成本外，东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工作效率等方面比中国存在较大劣势，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效率较低。以越南为例，越南缺乏有技能的熟练工人，70％的劳动力不能达到专业质量标准，2017年，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GDP）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随着外商加速在越南投资建厂，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土地厂房租金等都在快速上升。因此，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只是对中国供应链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由成本、市场、效率、政策等综合因素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在新冠疫情中，中国在采取封城等严格防疫措施后短短两个月内就迅速复工复产，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产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自4月起，中国出口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2020年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6%和46.4%。

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重要因素，“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以特斯拉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高潮中，它仍然在上海投资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工厂，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

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调整的短期现象。根据中国产业的现状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位置，以及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的新动向和特征，从全球供应链稳定、东西部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加快我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

——尽管全球供应链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是多年来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形成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供应链，做到完全自力更生，因此需要国际合作保证全球供应链的渠道畅通。建议国家在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全球供应链的机制安排，以多边发展平台开展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广泛对话，防止基于政治因素割裂全球供应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总结疫情以来供应链受到冲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交流、经贸联系，特别是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同时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中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新的跃升。建议通过回顾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来凸显出的供应链问题，全面梳理中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清单，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研究和开发，尽快在一些产业基础薄弱的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要补齐高端供应链的短板，而且更要打造高端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由于并购西方高技术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究，而开发核心技术研发的关键是人才。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以包容的监管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发挥我国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和国际供应链。

——西部地区要甄别自身比较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承续产业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浪费资源；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搭建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桥梁，切实把生态环境转换为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西部地区可借力新基建，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拉近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包括东西部人才、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不拘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积极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东西联动发展。

——在国际层面，发挥西部地区 “一带一路”驿站的特殊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第三，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大力拓展朋友圈。

——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推动企业建立“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包括电商）”的市场化一揽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注重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制造业、服务业。同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潜力，而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项目以及园区建设也需要考虑电力供应、交通运力和产业供应链。

——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的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等）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注重当地民生的改善，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升东道国自生能力，营造合作共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季节）

先予后取的义利观

2016年，中信建设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巴尔哈什”公路项目谈判中遇阻，总经理陈晓佳强势地离开了谈判桌。

这条公路是连接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的交通要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晓佳的谈判对手是马明，那时马明的身份还是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总裁。

按照中信建设东欧及独联体事业部的规定，所有工程的预付款必须为50%以上。马明说：“不行，我只能付到25%。”

谈到后来，马明终于让步到了30%，这是底线。

但陈晓佳不谈了：“咱们以后再说吧！”

2016年秋天，马明再访北京。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亲自与马明就预付款的问题进行商谈。

为什么哈方不能支付50%的预付款？马明说自己真的是有苦衷的，“因为2016年的财政预算用完了，其实另外20%的预付款已经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到了2017年就可以支付。”

不就是差3个月吗？这算什么事！

王炯当场拍板，这事就这么定了，先付30%，明年1月再付另外20%。

云开雾散，中信建设在哈的工程谈判和建设继续顺利推进。此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里，马明的身份也从公司的总裁一跃升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并很快成为国家总理。

这件事后来让陈晓佳感觉到了一丝赧然，“我的工作还是不够细致……”

2017年9月，已经升任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的马明来广西南宁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王炯也去了广西。

马明对王炯说：“希望中信能积极研究新的公路改造项目、阿拉木图地铁建设、农业产品深加工及霍尔果斯口岸新城建设等项目。”

从50%退到30%，其实中信只是退了一小步。但是，退一步却让中信在此后大大前进了何止一步！中信所坚持的“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和他们独特的竞争战略，将中信建设的触角从非洲、拉美一直延伸到中亚和欧洲，以区区数百人的队伍与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公司竞争，同列ENR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的百强行列。中信建设的前后，全是巨无霸型的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央企集团公司。

董事长常振明由衷地为自己的队伍骄傲：“我们才几个人啊？我们中信建设所创造的利润比人家百万人公司创造的利润还高，你去看看陈晓佳，还不到1000人的规模。”

逆袭

中信建设的前身之一是国华国际工程承包公司，2002年，整个公司不过30多人。与国内前十大工程企业进行对标——中交集团、中国建筑、中铁建、中铁工、中国水利……相对比令人沮丧。人家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规模，垄断了从公路、铁路到地铁、隧道、水利各个方面的工程。那时候的国华一无队伍、二无业绩，业内不客气地称——“你们不就一包工头嘛！”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际主流的工程承包大都采用EPC、BOT等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多为“交钥匙”工程，需要乙方有着强大的综合能力或资源整合能力。而且在近 20年中，甲方对于乙方的要求愈来愈向着投资先导方向发展。

如此竞争格局中，却完全没有中国十大工程企业的地位。

但这不正是给中信建设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吗？

此时，中信建设决心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到海外与世界一流的工程承包商竞争，拿世界最大的工程承包项目。

这一理想曾不止一次地被人嘲笑。但是，中信建设的逆袭真的就发生了。

2003年 8月，中信联合体中标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项目。

2005年11月，中信建设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了委内瑞拉住房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包括20000套住宅及配套市政、公建设施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73万平方米，此后再次签署了委内瑞拉蒂乌娜地块社会住房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也是在2005年，中信建设与巴西电力集团签约，将以中方提供出口买方信贷的融资+EPC“交钥匙”工程模式，承建巴西坎迪奥塔火力发电厂。

2006年，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合同金额达62.5亿美元，这是当时中国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获得的同类工程项目中单项合同金额最大、技术等级最高、工期最短的大型国际设计—建造总承包项目。

2007年，中信承揽安哥拉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项目一期合同金额达38.5亿美元，这是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所签合同额最大的项目。

2010年前后，中信建设差不多有数百亿美元的海外工程合同在手，几乎每一个项目都创了各自领域的中国海外工程之最。

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信建设怎么就能够所向披靡，怎么就突然大放异彩？王炯一语中的：“中信建设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中信建设背后是中信集团，是嫁接了中信的金融品牌的价值，嫁接了母公司的综合优势。”

“虽然我没有设备，也没建设队伍，但是我可以通过联合的形式，通过整合资源，去争取拿到项目，然后再把人组织起来，我就成功了。”时任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说。

中信的品牌优势和金融优势让中信建设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竞争之路，它将中信的综合优势变为自身的竞争优势，迅速改写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原有格局。

后来，中信建设将自己的模式总结如下——

以投融资和为业主提供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工程建设综合服务商。

这一模式的践行，最初是从石油开始的。

从2004年起，受伊拉克战争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结束了近20年的徘徊期，从每桶30美元不断加速上扬。2008年7月1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创出147.27美元 /桶的历史高点。

中信建设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委内瑞拉、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迫切希望开发油气而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乐观。于是，中信创造了“石油预融资”模式，这成为中信建设得以在海外不断拿到大工程的重要理由。

阿尔及利亚的项目拿到手了，联合体中的中铁建一方觉得，接下来的施工不是中信所擅长，自然就由中铁建来担当吧。

所幸当时洪波坚持自己来修筑两个标段中的一个。在阿尔及利亚12年的磨砺，终于锻造了中信建设的一支铁军。

编队“出海”

赵勇在阿尔及利亚待了12年，整整一轮。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我就是想要让我们一万多中国工人的血汗没有白流！”赵勇现在的职务是中信建设总经理助理，也是第五任中信—中铁建联合体董事长。 2006年中信建设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的时候， 赵勇不过是一名留学回来刚刚入职的新员工。

谁能想到一待就是12年，谁能想到一个公路项目竟然拖了12年！

2006年秋天，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为工程设备的采购开始了竞争性谈判，引来近百家供货商激烈角逐。这些设备的价值约等于整个工程承包额的10%，这意味着至少有6亿-7亿美元的中国工程设备出口。

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累计出口总额仅为29.39亿美元，而仅仅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这一个项目，就将拉动超过20%的增长。恰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工程机械结束了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当年出口50.12亿美元，进口39.31亿美元。这条高速公路无疑成为这一历史的终结者之一。

“我们光是陕重汽的车辆就采购了4000辆，”洪波说，“为了保证这4000辆工程车和运输车辆的正常运行，陕重汽就得配上足够的配件和维修保障队伍，所有的保障人员都得在现场。你想象一下， 4000多辆车，车头上全是咱们中信的Logo，‘CITIC’的红色标志满大街随处可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工程，拉动了当地10倍于工程量的采购——对中国制造的采购！”

共同“出海”的不仅是中国劳务和中国制造，还有中国的物流、中国的港口与中国的农业，更重要的还有中国的技术与中国标准。

与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中信建设在2007年11月与安哥拉政府签署了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简称K.K.新城）一期工程EPC总承包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331万平方米。

此前，这一项目的归属同样起伏不定，竞争格外激烈。可是，别人盖房子就只是盖房子，中信人则是造城。

在中信建设的方案里，K.K.新城一期工程的8.8平方公里土地上，将有710栋公寓楼在一批荆棘丛中拔地而起，包括2万多套公寓和246个底商单元、 24所幼儿园、 17所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变电站、净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不仅如此，区内市政配套设施还包括上百公里的道路、市政给水系统、污水系统、雨水系统、电力系统、电讯系统、交通信号系统、公园绿化工程……

中信建设还承诺，当项目完工的时候，为项目施工所建门窗厂、石料厂、混凝土厂、砖厂、水泥磨粉厂、养殖场、种植场、营地、变电站等，将无偿赠送给安哥拉人民。

将有数十万人在这样花园一般的新城里生活、学习、就业。打了27年内战的安哥拉人最大的愿望难道不就是安居乐业吗？

中信建设最终以高出竞争对手5亿多美元的报价拿下了K.K.新城项目，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以EPC模式承揽的最大社会住房项目。

继K.K.新城之后，中信建设在2012年再拿10万套RED社会住房项目。

总共6个卫星城项目占地面积36.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707万平方米，公寓14654栋，住宅54002套，拥有完备的市政给排水、电力、通信、交通信号、公园绿化工程等配套设施，合同额约100亿美元。

安哥拉几十年内战，打得连一根螺丝钉都造不出来。1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至少有1/3适宜耕种和灌溉，这里的人口不足3000万，但是这个国家的粮食自给率还不到一半，多一半粮食依靠进口。

上万名中国工人突然来到一个没有大米、没有面粉、没有蔬菜的国家。洪波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总说：“建筑工人慢一步，先把你们的农业师调上去吧，咱们得从种水稻、小麦、蔬菜开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北新集团与中信一起在安哥拉建成了两个大农场，一个7300公顷，一个9400多公顷，种植了玉米大豆，还建立了粮食深加工厂。

农场收获了上万吨粮食，它的单产是安哥拉最高的，从除草、播种、施肥、喷灌、收割、仓储到农场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2010年11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中信建设K.K.新城项目。

站在沙盘前，洪波自豪地说：“K.K.项目带动了约14亿美元、2000多种、400万吨的国产物资、设备和施工机械出口；为解决当地物资匮乏的难题，中信建设在安哥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包括砂场、石场、砖厂、铝合金门窗厂、涂料厂、农场及苗圃等在内的14个场站。”

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而安哥拉6个卫星城项目的海外物资总需求量却超过了900万计费吨。绝大部分物资都得从中国采购、从中国发运。中信建设要求联合舰队所有成员必须联合采购、统一运输，以保证工程质量和效率。

中国集港、装船、跨国运输、清关靠泊、卸船、属地运输、入库、仓储、调拨……一个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全球采购物流体系高速运转起来，那是何等的壮观！

除了缺少物资，安哥拉也缺少干活的人。这个国家打了多年内战，战火停息后，这里的青壮年却发现自己除了会玩枪，几乎什么职业技能都没有。

中信人与国内的百年职校合作，在这里建立了安哥拉百年职校。第一届只招60人，但是却来了上千人报名。百年职校的专业设置有工程施工、机械操作、酒店服务和铝型材加工，学期整一年，培训合格后颁发安哥拉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

2014年 5月8日，职校新入学的学生们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洲舞蹈，欢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

K.K.新城一期项目竣工。随后，中信建设在安哥拉的项目不断向纵深延展。这正是“中信建设模式”的要义之一——通过前期无偿提供高标准、科学的项目规划与咨询服务，赢得信任与支持。此后，中信建设成功地将业务延伸到了住房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矿业普查、城市规划、资源能源、金融等六大领域。

这一差异化竞争模式的成功实施，将中信建设带入全球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百强行列。他们的利润水平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合同额、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等每一项指标都在国内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很简单，任何一家“中”字头的工程公司的人员规模都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的时候，仅有八九百人规模的中信建设的商业模式显示了它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价值。

风云突变

国际工程承包商250强海外收入在2013年达到顶点后，再次出现了向下的拐点。拉美市场、中东市场以及非洲市场都成了重灾区。2014年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仅为1.1%。承包商在拉美地区的收入同比下降7%，在中东市场的收入下降了6%。

国际大宗贸易价格普遍走低，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输出国，很不幸，中信建设的重点耕耘之地都在其中。

几乎所有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的海外业务都难以逃脱厄运，裁员、出售非核心资产成了普遍的现象。更可怕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从欧美公司到亚洲的韩国建筑商全都竞相压低自己的工程报价，以期低价中标。这一策略带来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中信建设新科董事长陈晓佳在多个场合不断告诫自己的员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像我们这样的工程承包公司很快扭转目前的局面是不现实的，项目今年签约，明年生效，后年能正式履约就不错了。”

陈晓佳与他的副手刘桂根细谈：“我们将来在非洲还会有几十亿美金的基础设施和房建项目吗？我们如果按照以前那种经营方式，还有可能拿到项目吗？还有可能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说完，两人心情都有点黯然。

国际工程承包的全产业链都面临寒冬。但是，除了蛰伏在战壕里等待阳光，等待集结号，中信建设还能做些什么？

静下心来，认真回望自己曾经的轨迹，认真审视中信道路背后的商业逻辑，认真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认真寻找自己适合的商业模式。唯此，中信建设数十年的劳作才能再一次迸发新的力量。

王炯说：“我们要主动调整自己的战场，从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向东南亚、中东欧以及发达国家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中信建设必然要进行标准的切换，从中国标准切换到人家的标准，这个切换做得好不好，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在发达国家市场拿到项目。”

东方不亮西方亮，早已在全球布局的中信建设还有新的掘金之地，且不说非洲、拉美依然是中信建设的老朋友；还有“一带一路”，它广泛覆盖了独联体市场、亚太市场、欧洲市场。

搭钱也要解决！

中信建设再次迎来了密集的工程合同，项目大量来自独联体一个不大的国家——白俄罗斯。

2016年，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谈成了三家水泥厂项目。但在多数白俄罗斯人心目中，中国还是20世纪50年代那样需要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国家，工业基础落后。

中信请白俄罗斯的大使来看看中国的水泥厂，他们去了山东，去了四川，看到中国的水泥厂，大吃一惊：中国早就把我们远远地甩到后面了！白俄罗斯的湿法生产水泥的工艺，在中国已被列为限制淘汰类工艺。

水泥厂的项目就这样敲定了，这是2007年，白俄罗斯有关方面以议标的方式将项目给了中信建设，这包括白俄罗斯厂、克拉斯诺厂和克里切夫厂。合同约定中信建设将在上述三厂均新建一条日产5000吨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项目总额约6.2亿美元。在当年动辄几十亿美元的大单面前，白俄罗斯的水泥厂项目显得非常不起眼，但这却是中白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合同。

项目真正进入实施阶段时，一家业主方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所有设备都可以出自中国，唯有水泥厂的核心设备——磨机，必须用德国非凡公司的立磨机。

陈晓佳有些无奈，不过中信建设当然得满足业主的要求。于是，在磨机采购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德国非凡公司。白俄罗斯方面向非凡提供了他们的水泥原料的样品，非凡公司将根据这一样品为白俄罗斯量身定制立磨机。

白俄罗斯盛产白垩，这与中国的石灰石不同，它的湿度大，因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白垩这样的原材料设计并制造的。

三个水泥厂几乎齐头并进，同时开工建设。

“非凡”的立磨也已经矗立在了厂房的中央，只等试车。

问题就在试车这个环节发生了。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白垩的湿度要比当时做实验的样品湿度高好几个百分点，所以德国的立磨根本吃不消，衬板磨损相当严重，只能停机更换，这样的工厂最怕的就是停机检修，一起一停，产量不能达标，成本就大大增加。”

通常磨机的衬板更换频次至少3个月一换，可是“非凡”的立磨却是半个月就不得不停机换衬板。

非凡公司的工程师扎在工厂里，使尽浑身解数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对于非凡的品牌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

陈晓佳交代他的下属：“就算把我们挣到的钱全部搭进去，也要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够，我们再接着搭钱。衬板的问题必须解决！”

那时候从北京还没有直飞明斯克的航班。陈晓佳只能从法兰克福或伊斯坦布尔转机才能到明斯克。

洪波也常常出现在工地上，在高高的架子上行走，翻译罗小雨不停地在一旁提醒：“洪总，小心！”洪波回答：“管好你自己，别忘了我是从工地上干出来的！”

工地上的中信人同样可以在实验室里琢磨化学方程式。他们在衬板中加入金属铬，增加衬板的硬度。几经反复试验，3个月后，他们终于让“非凡”的立磨有了开车生产的那一天，立磨衬板的使用寿命终于也能像其他磨机一样达到了3个月以上。中信建设为此获得了又一项发明专利。

“德国人都快给我们跪了！”说到激动处，罗小雨提高了嗓音，“他们现在一提到中信建设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要是用白垩为原料生产水泥的工厂，大都会用到我们的专利。”

立磨衬板的攻关成功让中信建设看到了自己的潜能，除了房建、架桥铺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信完全可能在更加细分的专业领域再争一席之地。

3个日产5000吨的水泥厂在2012年、2013年分别如期落成，白俄罗斯总统特意来参加开工剪彩仪式。

小城里的居民看了电视新闻，又看见了进进出出、热热闹闹的人流车流。隔了几天，有人不解地拉住罗小雨问：“我们看了电视新闻，厂建成了，总统也剪彩了，可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工生产呢？”

轮到罗小雨诧异了：“我们早就开始生产了呀！”

“怎么可能，烟囱都没有冒烟。”

“我们这个厂是干法工艺生产水泥，是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烟囱在冒烟，只不过再也不冒黑烟了……”

在水泥厂项目投产仪式上，卢卡申科总统对中信建设领导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结束！”

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过在2012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将为中信建设带来什么。陈晓佳和他的同事只是凭借着一种本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凡我们哪一次稍微退缩了，懈怠了，不想担当作为了，也许就失去了在这些市场的后续机会。”陈晓佳说。

吉利汽车的启示

2013年年初，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位于白俄罗斯的SKD工厂正式向市场投放当地组装的汽车，市场反响极好。

所谓SKD，就是整车出口国的汽车公司把成品拆散，以半成品或零部件的方式出口，然后再由进口厂商在所在国自行装配，完成整车成品并进行销售。

总统卢卡申科说：“我曾经梦想，什么时候白俄罗斯也能生产自己的轿车。”

李书福心动了。

不久，中白双方签署了合资生产整车的协议。不过这可不是SKD这么简单，选址、土地、投资、融资、中国政府的批复、白俄罗斯政府的许可、设计、施工、水电气……这时候中国大使馆和白俄罗斯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向他们推荐了中信建设：“找到中信建设，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此时的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已经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2014年，白雪还未融化的早春，吉利人找到了杨建强咨询此事。如何融资？如何去拿地？工人怎么解决？税收有什么政策？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设周期多长……

杨建强当时是中信建设东欧及独联体事业部的总经理，他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

吉利人感动之余鼓动杨建强：要不咱们一起干吧！

李书福不是没有犹豫，900万人口的国家支撑得起一个整车制造厂吗？在合资企业中，吉利不是大股东，白俄罗斯方面的股权占比超过了60%，吉利孤军深入，将有怎样的风险？何况15%的项目资金必须自筹，还有 18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填？

陈晓佳说，你投吧，我们跟！

这句话让李书福终于下定了决心。

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由中国吉利、中信建设、白俄罗斯别拉斯重型矿山机械厂、白俄罗斯国家零部件集团等企业共同组建。作为股东之一，中信建设投资200多万美元，在其中占股6.2%；此外中信建设还将提供1500多万美元的股东贷款以补足15%的资金缺口。只有满足这一前提，中国进出口银行才有可能发放商业贷款。

6.2%的股权比重不算大，但是意义不同。

中信建设的加入经过了中信集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层层批复。在融资阶段，中国进出口银行因为看到了“中信”二字，顿觉踏实了许多，项目的前期审批顺利推进。当前期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中信建设与别的工程承包公司一起参与了项目的EPC竞标，而早已深度介入此项目的中信建设几乎没有悬念地拿下了这一工程。 EPC合同总金额为2.9亿美元。

2015年8月，项目正式开工。中信建设打破了冬季不能施工的戒律，仅仅用了18个月的实际工期，就完成了一条采用中国标准的乘用车生产线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调试和性能考核工作。

卢卡申科总统抽出空来就会去工地上转一圈。这是个特立独行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下属悄悄告诉罗小雨，几乎所有的工程他看了不满意就会将负责人撤职，只有这个项目没有人被摘“乌纱”。

2017年11月17日，卢卡申科总统和陈晓佳等人共同按下象征吉利白俄罗斯生产线正式投产的启动按钮。卢卡申科动情地说：“感谢习主席，帮我们实现了轿车梦！”

那天，卢卡申科自己开着一辆刚刚下线的吉利SUV在路上尽情驰骋，然后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说：“比奔驰好！”当天晚上，所有的白俄罗斯百姓都知道了这个比奔驰还要好的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在白俄罗斯迅速走红，简直红得发紫。姑娘的嫁妆里如果有了这样一辆SUV，她将是最幸福的新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吉利项目中，中信建设投资都不算大，但是这笔不大的投资让中信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与单纯作为承包商的中信建设相比，作为股东的中信建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双重身份的条件下，中信建设的利润点由原来工程承包的单一利润变成了向上下游多个利润点的延伸，它将参与分享项目投资、运营等多个环节的价值，从而使得中信建设在这个项目中的盈利更加持续而稳定；它极大地丰富了此前中信建设的商业模式，企业得以理直气壮地进入项目的前期，直接催生它的发芽和成长，并最终以“抢跑者”的角色抢占先机，加大工程承包项目的赢面。

2016年11月26日，中信建设与白俄罗斯国家生物技术公司（BNBC）签署了白俄罗斯全循环高科技农工综合体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8.53亿美元，工期36个月。项目将采用现代化生物技术深加工农作物的籽粒，生产不可替代的氨基酸（赖氨酸、色氨酸等），并进一步生产配合饲料和生物活化剂。

罗小雨粗略计算，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已经做了7个项目，差不多有23亿美元的规模。 在这里，中信建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承包商，它还是一个投资者。

“小额投资拉动总承包”的模式在中信建设全球的其他事业片也陆续被推广。它为中信建设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2015年，利用这一模式，中信建设终于在英国破局。

新华社消息称，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015年10月21日下午4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见证下，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正式签订《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协议》。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伦敦码头的改造成为后工业时期城市再生的典范，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则成为这一区域最后一块待开发的废墟。

中国总部基地（ABP）决定在此投资，以改造和振兴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地区。中信建设再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了项目核心，并获得了全部的工程承包权。这是中国开发商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也是伦敦城市重建计划中的旗舰项目。

联合舰队升级版（二级标题）

“投、建、营一体化”，即以专业的投行的视角来寻找项目、设计项目，以成熟的大型国际工程承包公司的力量来建设项目，以调动全球最优的资源来经营和管理项目，并以此突破短期利益局限，真正实现企业海外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中信建设发挥优势的天地！

但这还不够。

王炯叮嘱陈晓佳，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单纯释放中国的建筑产能和释放中国制造的产能开始，向工业、农业等专业领域发展，要带动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标准出海，让中信建设模式升级。

陈晓佳说他现在一直在琢磨中信建设联合舰队的升级版。

能不能把那些集中度并不高，但中国领先的产业带到海外？比如农业，比如环保。围绕着这样的产业建设，中信建设就有可能开辟全新的市场。

于是中信建设恢复了它的能源矿产开发部，新建了农业开发部。

2018年，陈晓佳当选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有人质疑，怎么能让一个工程公司的人来当中国对外农业的家？但选来选去，大家还是推举陈晓佳。因为中信建设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已经蹚出了路子。

还有商业模式，依然需要创新突破。

还要反思中信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有没有被充分利用？

要考虑地域空白。站在世界地图前，还有哪片土地上没有中国工程公司的印记？2018年，在中信建设的地图上，小旗插到了印度、伊拉克、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韩国……

2019年7月17日，莫桑比克3.5万套社会住房项目再次让业界震撼，项目工程总额32.5亿美元。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这样大手笔的民生工程项目了，各个相关企业都兴奋地摩拳擦掌。

当年，莫桑比克总统在参观了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之后，赞叹不已，暗暗在心中留下一个念想，只是苦于财政窘困，建房的事不得不暂缓。但是几年后，当莫桑比克沿海发现大油气田的消息传来时，总统迅速派遣特使邀中信建设商讨建房事宜。非洲区事业部总经理李正全直接从大陆西海岸的安哥拉飞往东海岸。

签约仪式上，莫桑比克公共工程与水利部部长若昂说：“感谢中信建设，并希望中莫双方以此为契机，共同探索更深层次、多领域的合作。”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工业互联网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手段，通过内控外联实现更多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创新能力呈指数增长，从而实现企业降本增效的目标。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从概念普及阶段进入落地生根阶段，总体上形成了战略牵引、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和多行业全面推广的良好局面，但仍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众多，但平台与工业场景联系不紧密，效益低下；二是片面追求技术先进，不注重技术在工程化过程中的稳定性可靠性，离真正实现工业控制还相差很远；三是在对产品、生产、服务全流程的有效控制体系设计上，众多企业仍未能掌握信息物理系统（CPS）的精髓。因此，工业互联网建设必须以工业场景为前提，引入适应具体场景特点的互联网思维与方法，再通过系统集成，实现IT（信息技术）和OT（运营技术）的集成应用。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  信息物理系统（CPS） 数字化转型  工业智能

工业互联网提出的背景与作用

近年来，全球工业动能消失，增长乏力，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各国亟需寻找产业转型突破口，寻求新的发展动能。而以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全球工业转型的破局关键。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它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也会重塑人力与机器力结合的劳动形式和要求，在教育及产业政策方面增添新内容和新方法。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工业为寻求发展突破，和互联网结合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我国提出智能制造战略。工业互联网跨越了物理空间，解耦与重构了旧有运营体系，为发展赋予了多元化的新动能，可加速提高工业在产品研发、质量以及生产率方面的国际竞争力，重塑人力资源结构，形成中国工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新历史格局下中国工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40年来，我国以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制造业大而不强、工业要素齐全而体系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型的进程。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而中国工业是中国力量的重要实力展现载体之一。中国工业如何重构重组完整的内需体系，如何快速适应新的内需体系，如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向以知识驱动智造的体系转变，工业数字化转型是破局的关键。

而在全球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浪潮下，工业企业面临着来自市场、效益、政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对我国有着现实和紧迫的意义。我国工业在发展初期，通过直接或间接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技术提升，同时利用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物美价廉，形成了“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成功来源于中国工业较强的学习模仿能力。以盾构机为例，我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甚至赶超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历程，取得国产盾构机稳定占据国内市场90%和国际市场2/3以上份额的成就。我国盾构机研制企业走的是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但目前仍有许多关键配套设备还需要进口，尤其是涉及盾构机使用寿命与性能的关键核心零部件。

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已遇到发展瓶颈，主要表现在：

一是我国工业的体系能力不足。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实际发展中很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大而不强的局面，需要以智能制造带动体系效能的提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双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二是技术引进吸收中模仿的模式已不能带来发展动能。我国擅长引进学习，但科技再创新的能力整体不强。在工业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国工业市场已逐渐饱和，当前消费模式的转变亦将主要市场投放于高端装备，因此中国工业迫切需要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

三是我国工业产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代工品中国造，整体产品附加值低，生产原材料与人员劳动支出占比大，利润率低，依靠低价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逐渐减小。

四是我国工业产品原始创新少，核心技术被卡在国外企业手中。在产品生产与经营过程中，工业企业需大量支付技术专利费用，致使工业品利润进一步摊薄。

五是不同规模企业均面临资源整合问题，其中：大型工业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迫切需要通过产业链资源协同实现破局；中小型企业受限于生产规模限制及技术水平，面临扩大生产规模压力；小型企业在市场末端寻求生存，迫切需要资源与抓手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六是美国和西方的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推广。随着中美脱钩、疫情带来的全世界“去中国化”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严苛的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推广，影响跨国跨领域经营。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与意义

纵观历史发展，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各国的竞争地位就会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崛起并成为某些领域甚至世界经济的主导者。为应对新科技产业革命，争夺国际产业竞争话语权，各国纷纷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着力兴建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希望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国家经济再次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在全球同时起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赛道上，中国如何实现弯道超车，挺进世界工业强国队列，当下是重要的历史机遇期。

与工业基础实力雄厚的德国及信息技术发展世界领先的美国相比，中国工业仍处于工业2.0与工业3.0并行发展阶段。在工业努力赶超美、德的同时，中国还要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的产品质量提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制造业升级转型等基本问题，属于“边跑动边调整”模式。因此中国工业提出先进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同步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即两化融合。一方面开展产业集成，通过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对工业设计、制造、物流、环境、人的活动等产业链要素进行控制，实现互动与决策；一方面开展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生产全生命周期精准控制、有序流动，最大化放大单体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因此，工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某个单一产品、软件、系统的升级，而是影响到全工业体系中的角色、流程、产品、服务、组织、商业模式的一次深层次、大规模重构，需要信息主导，以体系建设为核心，保持整体工业全球竞争性优势，同时通过搭建工业集成平台解决工业领域转型发展的基础问题，并在集成平台上开展面向工业领域核心问题的核心应用与算法研制，以推动数字化转型实践落地。而在其中，工业互联网是破局的关键。

工业互联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世界工业变革的持续发展，我国工业结构呈现出三种显著变化：

一是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模式的变化。传统企业组织结构多为线型结构，具有明显的单线条、分工简单、迭代缓慢的特点。但随着企业运营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企业组织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每一个工作节点需多部门协同完成，具有明显的交互协同多、迭代迅速的特点。该项转变意味着企业运营管理复杂程度在大幅度增强。

二是企业生产目标及效益产生来源的变化。传统工业企业仅单纯从事生产产品与销售工作。随着客户对产品需求标准的日益增加，及市场产品供大于求的红海局面日益加剧，“产品+服务”的模式应运而生，以服务带动产品推动，以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以服务创造新业务增值点成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是行业生态环境变化。万物互联程度加深，行业内以及行业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日益增强的数据流动性打破，形成互利互惠的行业生态体系和跨组织联盟，跨学科发展成为影响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行业都在构建行业生态体系以及跨组织联盟，以求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优势。

在此变化上，工业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业生态与应用模式，将成为传统工业产业进行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的重要破局关键。工业互联网由工业与互联网两方面组成，其中：工业提供应用场景及必备的工业行业Know-How（认知系统）知识，互联网可以帮助解决工业的聚集性和规模性问题，使工业有更大的空间，有利于创新和创制。工业互联网以体系建设为核心，以体系效能提升为目标，以发掘影响体系效能的隐秩序和隐关联为手段，将开展对于原有工业生态或流程的解耦与重构，通过内控外联构建全新工业智能体系（含商业模式、管理模式）。

商业模式方面，工业互联网将改变旧有价值模式，未来客户将通过设备数字孪生体的应用获得数字化的精益改善价值，经销商会获得产业共生价值，厂商获得数据服务价值，实现价值最大化。

业务运营方面。现在需求是单向传递，单点客户响应，业务独立运作。未来则是需求网络协同，全方位客户服务，数据驱动业务运营。

管理模式方面，现在工业企业管理模式主要依靠信息系统，通过流程驱动，实现烟囱式组织管理。未来工业互联网将管理聚焦到数字化业务能力，将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端到端一体化，形成客户、伙伴生态的共赢。

销售模式方面，现在是销售后失联，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实现产品价值，未来将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工业互联重塑客户亲密度，提升用户体验价值、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

工业互联网目标

工业互联网的根本目标，就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通过内控（以供应链优化为牵引的企业内部管控能力提升）、外联（以生态链服务为牵引的企业创值能力的提升），实现工业“降本增效”这一基本目标。具体途径包括：

一是通过生产要素供应链的优化，实现产业优化，通过生产过程优化，实现产品更安全、经济、环保、高效。

二是通过内外部协同速度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通过投入产出最优模式，提升创值能力，实现体系效能的提高及放大效应。

三是以体系工程思想为指导，实现工业生态的重组和优化。

四是通过面向安全、经济、高效等点上的核心算法功能的实现，提高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能力的实践落地。

五是通过产业互联网集成平台，解决工业领域发展的基础问题，整合资源，提高综合效能，解决制约发展的基础问题。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越过概念宣传阶段，转入概念实践阶段，发展速度可谓迅速。但在一片大好局势之外，我们仍应发现我国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过于重视平台的建设，而忽视了平台与工业的融合。短短几年时间，我国已经在各行各业建设了几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其中很多平台只是简单地把消费互联网平台的概念复制到工业领域，无法与工业场景形成紧密联系，致使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表现出百花齐放但却收效甚微的局面。工业互联网不同于消费互联网，在组成要素、应用场景、具体特征等本质问题上存在明显区别。具体区别如表1所示：

表1：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本质比较

事实上，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在行业知识、行业资源、技术水平、运营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门槛，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做平台，亦不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做平台。

二是企业对核心算法与核心技术过于乐观。单点上的新技术应用在体系效能的提升上往往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解决体系性复杂问题。而工业作为复杂问题的集合，所需要的体系效能提升及工程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一定要追求最先进的技术，而是需要尽可能的简单、稳定、可靠。

三是体系设计的问题。简单的模仿抄袭之路在工业互联网发展模式中行不通。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要解决工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无论当今工业发展处于何种水平，降本增效问题永远是企业追寻的永恒目标。而各行业的特质亦决定了不能用同一种方法解决所有工业行业问题，必须以具体行业特质为核心，引入互联网思维与方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CPS与工业互联网

CPS的本质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系统）是实现工业互联网的重要基础。工业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流程、精准的控制，而CPS把“人机料法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特定的生产目标。由于互联网泛在连接所带来的人、物、环境之间相互协作、交互、影响的体系越来越复杂，传统手段应对复杂体系的涌向问题和不确定决策问题愈见乏力，因此CPS技术应运而生。

CPS的本质是通信、计算、控制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其中通信是基础、计算是关键、控制是核心。计算包括分析、建模、评估、推演、认知、决策等要素，控制包括自动控制、自主控制、协同控制等类型。

CPS与工业互联网的关系

工业转型升级需要依靠体系的设计，带动生态自重构、以平台为核心实现集成控制，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应用激发产业活力。因此，CPS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实现形式。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数字化到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迭代发展。2018年，中国工程院组织多位专家进行研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基本组成（系统集成）架构——“一网+一云+三大主体”。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系统，主要由智能产品、智能生产及智能服务三大功能系统，以及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两大支撑系统集合而成。其中，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是支撑智能制造的基础，智能产品是主体，智能生产是主线，而以智能服务为中心的产业模式变革则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题。在这个架构之下，以总装型大型工业消费品（如船舶、飞机、汽车等）带动工业生产型产品（如机床）发展是实现智能制造及产业生态牵引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来看，总装企业具有成为工业互联网体系构建龙头的潜力。如离散制造领域的船舶行业和飞机行业，连续制造领域的汽车行业，这类行业企业的组织和流程在工业领域具有代表性、样本性以及复制性，可在全工业领域进行复制推广。

CPS如何助力工业互联网

如何构建CPS体系，认知形成是关键。该体系以优化协同为目标，体系建设为保障，通过CPS的体系应用，发挥重要核心作用。CPS技术不能只应用在个别装备和个别系统的升级改造中，更需要在全产业链的广泛应用，是技术体系创新和应用体系创新的协同发展过程。在构建体系中，如何把握技术总体，突破顶层的体系设计和底层的用户体验，充实中间的集成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关键。最终，CPS将推动形成一个包含智能装备、智能系统、智能社区的巨大生态系统，带动产业链的整体效能增值。

CPS技术最早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16年5月发布。按照其论述，《信息物理系统框架》共计包含三个典型层次，分别是：人机协同下的设备级、系统级、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tems，SOS)级，如图1所示。该体系的构成，和我国工程院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

图1  信息物理系统的三个典型层次

其中，企业的设备级对应智能装备，系统级对应智能工厂（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体系级对应产业生态。只有在设备级、系统级及体系级全面打通后，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互联网。

由此可见，工业互联网是一个体系工程，它以CPS为重要载体，将工业装备升级为智能装备，如智能汽车、智能飞机、智能船舶等，从而提高装备效率和企业效率。再开展体系设计，体系设计既可以从下而上，也可以从上而下，也可以从中间开始，但它的目标一定要清晰。工程院提出的“一网+一云+三大主体”架构为工业互联网建设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以大型工业消费品和工业装备的智能化带动前后服务体系的优化整合，推动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体系效能的增加，从而实现产业创值的目标。

海军与船舶发展对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借鉴意义

军事工业的特点

军事工业体系具有典型的工业互联网典型特征：

一为全体系性。覆盖兵种、装备、指挥、作战等各个领域，组成“SOS”级网状结构特征；二为体系内完成设计、生产、调度、作战等各个环节，形成产业链闭环；三为以“作战”为核心，目标任务清晰。军事工业各单位各环节可形成完全独立作战单元，亦可通过平台作战构建第三方杀伤链。举例来看，第一级杀伤链是完全独立单元，如独立作战单元舰艇或飞行器，包括完成一项任务所要求的全部要素。SoS的概念形成了第三方杀伤链，在第三方杀伤链中共享信息以实现准确的交战。随着军事作战复杂程度的日益加剧，单体杀伤力已不足以成为胜利的决定性利剑，平台作战成为组建杀伤链的关键。

海军与工业互联网

海军是强国的重要标志。海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意义和作战使命的难度，还包括它的装备所凝结的综合技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必须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以对作战体系的贡献率为标准推进各项建设。其中信息化为主导的体系作战，要求构建要素基于网络互联、信息基于网络共享、功能基于网络融合的信息体系，将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乃至武器平台联通起来，实现对作战地域的全覆盖；而体系建设则以“质量效能”为目标，要求立足安全形势新变化、战略全局新要求和信息装备新发展，着眼全域立体作战任务要求，以体系化思维构建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的力量体系。通过体系建设，提高海军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独立作战能力。

美苏海军发展的鲜明对比，呈现出单体作战和网络中心战的明显区别。前苏联强调单兵作战能力，基辅号航母是集重武装和舰载机作战于一身的航空母舰，运用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极其强大，既能进行空战又可担负反潜、电子战、侦察等多种任务，集航空母舰、巡洋舰于一身，其威胁力相当于一支特混舰队。但XX艇等针对航母的杀伤性武器，对基辅级航母威胁巨大，一旦突破防御线，必造成毁灭性打击，是孤立的作战平台。而美国海军发展思路则更重视体系能力的作用，提出网络中心战的概念。它把作战目标分解到体系的各部分，设立了美国航母编队。航母编队主要由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舰载机、弹道导弹核潜艇等组成。执行任务时，可编成统一作战队形，也可以独立航空母舰群行动，各护航舰艇根据各自专长和作战能力，分别担当不同角色。航母编队通过构建体系，发挥各类型装备特长实现协同作战，实现了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体系效果实现“1+1>2”。

船舶发展与工业互联网

网络中心战转到工业，就是工业互联网。尽管目标不同，但设计原则和技术基础是相似的。船舶工业素有“现代工业桂冠”的称号，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关联面高达84%，海运支撑了全球85%以上的国际贸易，所以将船舶工业作为构建工业互联网的切入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对全工业领域的辐射效应。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有能力对整个行业生态进行控制，而船舶和航运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自主控制完整生态的工业行业。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造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航运国，船舶装备数字化体系的发展，具有在众多工业领域延展应用的普适性。一旦实现船舶装备智能化，船舶行业自身所延展的前服务和后服务市场将实现船舶工业全产业链的突破，构建起船舶工业互联网新生态，同时能够向非船领域复制拓展，对其他行业起到引领作用。

我们的思路与实践

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震兑公司”）是中船集团及中信集团两大央企携手打造的科技产业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拥有两大央企红色基因，是新模式下央企头部在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试点示范。震兑公司具有船舶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丰厚积淀，以成为“跨行业平台型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为目标，立足船舶、面向工业领域进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提供安全、经济、高效的工业数字化产品、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为行业客户工业智能转型赋能。

智能装备案例：复杂工业装备智能化——世界首艘智能船“大智号”

我国民用船舶智能化发展处于世界发展前列，其中世界第一艘智能船舶“大智号”由中船集团设计建造，智能船舶的核心智慧大脑——智能船舶运行与维护系统，由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和震兑公司联合研制，是世界首个功能最多、认证符号最全的船舶智能系统（经CCS、LR两大船级社认证）。加装该系统能为船舶重点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以设备的健康管理为核心，解决安全性问题；

(2)通过燃油能效管控解决船舶运营经济性问题；

(3)岸海一体通信及管控一体化问题，实现船舶更安全、经济、高效的运行。

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多型数十艘远洋船舶，经实船验证，每航段综合燃油节约率达3%-6%，每年为船东用户节省数百万元的经营成本，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鉴于震兑公司在智能领域的优秀经验，于2019年再次获得英国劳氏船级社颁发的全球第二张数字孪生认证证书，标志着震兑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船舶智能化系以装备的智能化为基础，向前服务（生产）市场和后服务（服务）市场两端延伸，通过两端的降本和增效，推动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

离散制造思路

离散制造是生产过程由不同零部件加工子过程或并联或串连组成的复杂制造过程。具有生产品种和系列多样、物料工序多样、各类加工要素的配置合理性决定产能的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抓两端、促中间”，即通过供应链管理（内控）+服务管理（外联）实现产业突破。以智慧煤矿为例，应主抓“安全条件下的高效管控”关键问题，促进设备、环境、人员、作业安全下的高效管控和高效生产。

连续制造思路

连续制造是批量物质或材料的生产，例如化学品或金属卷材。具有硬件(设备产能)决定产线产能，需要保障高品质生产的稳定性的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如通过产业生态的优化，实现订单、资源、生产、管理、质量的精确掌握及通过系统与体系的构建，实现管理流程的知识化，解决单体短板成为组织短板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产线优化与管理+流程知识化”关键问题，实现生产线无忧高速工作与知识标准化，提高效率与质量。

流程制造思路

流程制造指被加工对象不间断地通过生产设备，通过一系列的加工装置使原材料进行化学或物理变化，最终得到产品，如化工、钢铁。具有物料的变动性强、工艺流程的制约变量多的特点，强调对工艺流程的基于预测的精确控制。数字化转型的突破点在于精细化控制，这就要求持续开展标准化管理与生产工艺过程优化。标准化管理主要包括生产管理业务分析、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含排产、订单等）、生产指挥协调等，生产工艺过程优化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等。

产融结合领域思路：船舶租后资产管理系统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与金融业在经济运行中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而进行的内在结合或融合。目前产融领域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金融租赁（即贷款），二为经营性租赁（即制定租金）。市场中，民航公司主要开展金融租赁，而海运公司主要开展经营性租赁，整体分析比较其经济性，通常后者的获利性好于前者。

产融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主要是要结合金融与产业各自的特点，建立端到端的业务与金融整合的运营体系——即实现对于装备、生产的有效把控及使装备金融化、货币化。其突破的关键在于“资产精准掌控+外部系统深度外联+金融级财务管理+闭环的风控体系”，以此来实现对船舶航行、运行以及维护情况的透明化管理，提升了租赁用户对租后资产的管控效率。

总结上述实践案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需要有三种属性能力的融合：

(1)对工业行业的认知能力，即“自顶到底、端到端的行业属性”。工业有多个行业和专业，和IT相互沟通存在壁垒，但隔阂不是不可逾越。行业间的很多差异其实可以归结为Know-How（认知系统）问题。解决了Know-How问题，就能实现工业和IT的跨界和融合。目前总是在强调数字和数据，是因为有机器的帮助，就可将数字和数据转化为虚拟实体场景，一个人就不再需要用二三十年去了解Know-How，通过CPS可以把各个场景逐渐地适应起来。

 (2)集成能力，即掌握从感知到控制的体系性工业智能技术。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是IT（信息技术）和OT（运营技术）的集成能力。多数信息企业只会做IT，制造的机器人大多数只是控制自动化，而智能化是依据特定行业的Know-How，解决认知条件下的自我预测和决策问题。

(3)CPS平台一定是基于场景的知识利用（从虚拟架构到物理实现的IT应用），是从过去数据的自动流动，变成知识的自动流动。

所以，数字化的具体方案要针对特定场景，而不是包治百病。不同的行业，不一定把上述三部分全都用起来，而是针对具体问题做解决方案。

正确认识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

第一，工业互联网是两化融合最主要的结果，是OT与IT深度融合后的新产业，也是中国的一次全新探索。IT行业应对工业有充分的敬畏心态，要尊重工业。工业也应对变革有充分的开放心态。工业互联网当前是一片蓝海，但政府要冷静一些，院校和IT部门要保守一些，工业人员要开放一些，投资要有耐心一些，这个行业就是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工业互联网作为改变现代工业体系的重大变革，不可能引进一个概念就立刻见效。这是一个长期迭代发展的过程，需要多年脚踏实地的研究和积累。决策者、投资者和实践者应该有足够的韧性与耐心。

第三，工业的特点决定了工业互联网不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与野心相比，工业互联网发展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化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充分发挥大、中、小型企业头部各自的带头作用。即大型企业头部建设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相关标准的制定、协同全行业组织业态，中型企业头部负责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重点工业企业，小型企业头部应积极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家族、突破关键价值点等。

（编辑  高梁）

内容提要：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世界各国（地区）均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应对，服务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住宿餐饮、文旅、交通等传统服务业随即受到致命冲击，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复市的稳步推进，已呈快速回升态势。在此过程中，新兴服务业始终保持良好增势，远程医疗、教育、办公等新模式，“零接触”、“共享用工”等新方式风起云涌，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加速释放。服务业应以此为契机，乘“机”而为，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关键词：疫情 服务业 数字化 智能化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我国服务业经历了明显波动和变化。一季度，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其增加值同比下降5.2%，3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1%，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服务业显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长1.9%。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2.3%，财新中国服务业PMI为58.4，创 2010年5月以来新高，服务业乐观度在扩张区间攀升，升至三年以来最高值。可见，疫情对传统服务业冲击较大，但已逐步走出低谷，加速恢复，新兴服务业保持逆势增长。

疫情冲击下服务业大起大落

传统服务业由降转升

疫情首先冲击餐饮、娱乐、住宿、交通等传统服务业。一季度，国内大多数商场、餐馆、酒店、影剧院、旅游景区等消费场所停业。全国大量长途客运班线暂停、铁路车次停运、航班停飞。不少城市的公交、地铁线路和出租车、网约车停运或调整。传统服务业各行业均呈现负增长，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4、21、41个百分点，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9.1%、3.8%、1.4%，占比较上年同期也均有所下降。二季度，随着疫情解除和景区开放、电影业复工、商场开业促销，传统服务业呈加速回升，各行业增速较一季度均有上升，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其增速较一季度分别提高19、16、17个百分点，其增加值在GDP的占比也有所提高，且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上升到荣枯线以上。

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

在疫情冲击下，新兴服务业彰显出优势和潜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今年各月生产指数均实现正增长。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逆势上扬，增长13.2%，二季度持续增长，增速达15.7%。高技术、科技相关服务业投资、收入持续增长。截至6月末，全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7.2%，比全部服务业投资高8.2个百分点。1-5月，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和4.0%；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较1-4月提高1.9个百分点；新技术开发应用持续快速发展。互联网数据服务比去年同期增长24.6%，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同比增长49.1%。

表1 2020年上半年GDP及第三产业构成初步核算数据

疫情释放服务业发展新动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产业。2019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9%，但其中80%还没有实现数字化。疫情期间，线上渠道迸发出巨大力量，人们深切感受到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促进剩余八成的服务业尝试拥抱数字化，为以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提供了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

数字化激发服务经济新活力，拓展产业增长新空间

一是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 催生“线上+线下”医疗产业跨越发展。在疫情的特殊时段，医疗资源尤为紧张，医院就诊交叉感染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处方量激增。国家卫健委也多次鼓励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多地“互联网+医疗”服务试行纳入医保支付，为互联网医疗发展打通“最后一公里”。闭环化的互联网医疗供需不断提升。医院、医生更加重视线上服务，扩大在线诊疗的服务人群和服务项目。公众对医疗资源的选择增加，顶级医生的线上问诊量远超线下。据统计，截至3月22日，医联注册医生数较疫情发生之前环比增长784%，处方医生数环比增长153%，注册患者数环比增长372%[1]。“线上+线下”医疗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互联网医疗从远程问诊、轻问诊，逐渐覆盖诊疗、诊断、健康管理、院后管理等诸多环节。围绕医疗资源配置及医疗服务流程再造，互联网对医院场景的渗透及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介入越来越深，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扩大到医药、医保等领域。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国内远程医疗行业在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230亿元。[2] 此外，疫情也将促使线下医疗重视预防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健全分级诊疗转诊机制，加强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等。

二是以数字化环境为契机，激发远程服务产业需求潜力释放。为防控疫情，各地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线下教学被按下了“暂停键”，教学内容同步转移到线上，教学机构推出直播、录播课程，并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打卡训练等。远程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样选择，逐渐成为被大众认知、认可的教育方式，市场空间巨大。直播课程服务快速增长，2020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线上教育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4%。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达3.09亿人，市场规模将达4538亿元。[3] 优秀教师的点击量持续攀升，带动相关优质课程、配套书籍等需求量不断增加，成为新的巨大潜在市场。

远程办公模式也受到企业单位和职工的青睐。据了解，目前中国远程办公人口渗透率只有1%，市场尚处于一片蓝海。随着5G网络、物联网等“新基建”大规模铺开，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远程办公将成为大部分企业的刚需。在远程办公得以快速扩大应用范围的背后，是一批拥有雄厚积累的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撑。如神州数码基于Avaya平台能力，研发出神州智讯，实现通讯录、文本消息、语音消息、图片传输、文件传输及电话、三方通话等功能。远程办公需求急剧上升加速了服务器、网络设备设施等周边软件产业需求的爆发，带动行业厂商洗牌加速。目前，我国基础办公软件市场规模在百亿元左右，预计至2023年将达到149亿元左右[4]。

三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导向，助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创新升级。疫情期间，全国十几亿群众宅在家中为战“疫”做贡献，催生出“宅经济”，给文旅体产业带来全新机会。广大用户对线上文娱内容的需求激增。据统计，春节期间，快手、抖音日均用户增量均超4000万；微博日均增长4000万，新浪新闻日均增长2500万；和平精英、王者荣耀等手机游戏日均分别增长2747万、2629万[5]。一季度，中国移动游戏市场收入近550亿元，创历史新高[6]。院线电影网络发行，“云录制”保障节目制播，开发了利用互联网进行节目创新的潜能，帮助影视和网络视听节目打开新的想象空间。新型旅游体验方式应运而生。如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项网上展览，在线旅游平台推出云旅游项目，景区开辟线上游览功能等。智慧旅游更加活跃，体现智慧旅游价值的文旅科技创新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中坚作用。VR文化旅游产品在网上传播，拓展了文旅衍生品市场。长期来看，疫情让健康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低密度私享型的旅游产品遇到良机，康养旅游将迎来井喷式增长，度假屋市场逐渐迎来爆发。体育产业内部迎来新一轮自我蜕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愿望更加强烈，随着体育需求的增加，体育消费更加趋热，催生了线上体育产业新热点。

智能化催生服务经济新模式，创造产业增长新引擎

一是新型服务方式快速涌现，为智能制造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疫情，“无接触服务”加速拓展。一方面，针对救治等医务特殊场景，利用5G云端技术，开发出多种新型服务机器人，如特重症智能远程医疗诊断机器人、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智能物流机器人、城市漫步测温机器人等。另一方面，物流、餐饮等企业纷纷推出“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用餐”等新举措。智能货柜、无人机送货、无人车载人等新型服务方式也快速涌现。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主要城市智能快件箱已达40.6万组，较2018年增加12.7万组，2020年快递入柜率有望达到15%。这些都让智能制造产业借势上扬，为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

二是新型销售渠道拓展应用，为生活性服务业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疫情影响下，线下商超卖场顾客寥寥，生鲜电商成为最大受益者，几乎所有生鲜电商平台的订单量都增加了几倍以上，这加速了原有行业市场格局洗牌，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将进一步上升。许多餐饮企业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一些原本与外卖契合度不高的高端餐饮、老字号企业，也纷纷推出了外卖服务，高端外卖市场潜力巨大。同时，菜品开始向工业化产品转变，并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实现餐饮零售化，为餐饮企业开拓了新的消费市场。如海底捞、西贝、广州酒家、北京杨记兴等餐饮企业加大力度开发半成品或成品的食品，原来的堂食菜品变成了工业化产品，消费者在家里只需给食品加热就可以享用到餐厅的味道。

三是新型用工模式应运而生，为各领域求职者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受疫情影响，教育部等五部委曾联合发文，暂停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招聘，鼓励“云招聘”；发改委也鼓励以“互联网平台+创业单元”模式带动社会服务领域创新创业，“网上面试、签约、报到”成为主流形式。“青团社”数据显示，疫情以来，已有63万大学生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找到文案编辑、在线家教等兼职。此外，疫情加剧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由盒马鲜生引领的“共享员工”模式兴起，共享经济的范围从原先基于商品和服务的共享拓展到人力资源的共享，“共享用工”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和认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斜杠青年”（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青年人群）的盛行，灵活用工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用工模式，成为稳就业的新引擎。

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的努力方向

疫情释放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引领型企业；个人信息、企业信息被多途径收集采纳，信息泄漏风险加大；“共享员工”“跨界员工”等灵活就业模式面临制度和政策障碍，在实际用工中可能存在工资、考核、社保、工伤、福利等各方面的纠纷风险等。

疫情终将过去，需求却不会消退，服务业数字化的意义远不止于帮助各行业在诸如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起死回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培育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有效投资新基建，打造多层次载体

大力支持服务器、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关键平台、基础算法和重点软件研发，提升高端芯片、基础硬件等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打造云计算、人工智能应用、物联网服务、数字资源交易网络平台等。建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点项目储备库，建设一批带动作用强、融合能力突出、辐射效应明显的重点项目。将重大项目及相关龙头企业汇集，形成相关产业集聚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加速数字化转型，壮大服务创新模式

积极发展平台经济、网络消费，推动服务业企业借助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手机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方式维护和拓展业务。引导消费行为向线上转移，培育远程教育、在线娱乐等线上服务，鼓励“无接触服务”“共享用工”等创新模式。针对为多家用人单位服务的就业人员进行社保制度创新，明确主体公司开设社保账户，确定工伤保险缴纳责任主体等。探索没有劳动关系也可缴纳社保的新规则，引入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共同解决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保问题。

借力现代化科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注重制造业服务体系的打造和完善，加强企业间联系，如设计企业、研究咨询企业等与制造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为制造企业提供市场分析、创新研发等服务。打造智能工厂，促进新技术与制造、服务业的融合与创新应用，如发展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医疗设备、适老化健康养老等智能设备。通过平台搭建，打通生产制造与服务全流程，发展服务衍生制造，激励电商、文旅等服务企业以品牌授权、委托制造等方式向制造环节延长。

加强人财物支持，完善行业监管体系

支持财政资金向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倾斜，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建立发展基金等多元方式融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资质好、有潜力的企业适度放宽贷款条件，如扩大其抵质押品范围等。重视产学研用的结合，增强校企联系，为企业培养实用型人才。根据行业发展的新变化，及时更新完善行业规则，细化行业分类。加强行业监管，增加远程监管等非现场监管模式，保障数据有序共享和信息安全，为新业态发展提供包容、审慎监管的制度环境。

（编辑  杨利红）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大中小企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出发，在切实推动复工复产的同时以多元方式积极参与抗疫事业，彰显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们在抗疫事业中克服各种困难加紧生产、积极调配、合理经营，保障基本民生和疫情的各项需要，有效参与关键技术研发，为打赢抗疫攻坚战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为国民经济回归正常竭尽全力。作为新生代力量的青年企业家表现尤为突出，是抗疫中不可或缺的精干力量。

抗疫事业中独当一面的主力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逐步契合，疫情对企业经营影响巨大，企业家们参与抗疫事业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

   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在疫情期间积极发展远程服务，各类数据研发也为抗击疫情做出了特殊贡献。如百度在疫情暴发初期推出免费远程医疗咨询平台“问医生”，以满足用户对在线医疗服务的需求。此外，人工智能与医疗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以迅速融合，作为国内AI领域的排头兵，百度人工智能为了争取宝贵时间，向全球科研医疗团队免费开放了线性时间算法Linear Fold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RNA结构预测网站，可将新型冠状病毒RNA二级结构预测提速120倍，进而有效节省科研时间，为挽救千万人生命提供了保障。《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一篇题为“百度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抗击疫情”[1]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百度的相关表现。

其他知名企业亦积极投身抗疫慈善事业。据《中华工商时报》数据，在疫情暴发仅仅半个月内，企业家捐物、捐资合计达74亿元。吉利控股集团携手李书福公益基金会，设立2亿元人民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基金，用于支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区防控工作；修正集团捐赠了价值将近4000万元的药品；辽宁方大集团向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捐赠2亿元人民币；春秋航空则宣布，疫情防控期间，在执飞的所有航线上免费承运救援物资，并在相关机场开通绿色应急通道，保证防疫药品24小时收运。“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表示，集团将与全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并向那些逆行而上、英勇奋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企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得以彰显，任正非向国外医院捐赠了1万个N95口罩、2万件隔离服、5万副医用护目镜和1万副手套；等等。

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在防疫过程中立足本职岗位、发光发热。武汉疫情刚刚暴发的1月下旬，许多武汉市民出于对疫情的恐慌大规模采购物资，武汉一家超市的店长曾玉龙把整箱方便面搬出仓库，在店外码成一堵墙，显示了物资充足的底气，大大稳定了市民心态，后来，他还加入一个志愿者车队，每天向各大医院运送物资和设备。广东省江门市一家商场的总经理廖雪平主动缩短商场营业时间，增设安全检查岗，对进入商场的所有人员要求戴口罩、测体温并登记在案，组织、监督场内商户做好店内防疫工作，为顾客和员工安全加码。

抗击新冠疫情作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巨大考验，企业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更是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进程，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在抗疫过程中，诸多企业发挥自身独特作用，体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催生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骨的高尚企业家精神。

催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

   疫情发展到相持阶段，抗疫和复工必须两手抓，抗疫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而复工则关系到民生经济有序维持的重要进程。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制造业在疫情期间高质量发展，是浙江省乐清市面对疫情冲击给出的回答。在天正电气数字化装配车间里，U形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有序布局，“这条生产线平均1.5秒就能完成一个一级产品”，公司精益生产部负责人方艳东说，“通过升级，生产线装配人员从第一条线的12人降为2人。”一个车间内，代表不同自动化水准的生产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天正电气智能化技改的真实写照。通过技术革新，天正电气在疫情冲击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支柱，与民生的关联最为直接，在复工复产中影响极为深远。据中国饭店协会的分析报告，仅春节期间，疫情造成酒店营业收入平均损失67%，其中89%的酒店营业收入损失高于平均值。为度过酒店行业“严冬”，泰达国际酒店集团上下齐心展开“自救”行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制定围绕中央精神、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众多旗下酒店响应积极，如天津泰达坚守“不裁员不减薪”底线，与员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同时，切实维护宾客权益，全力做好消毒防护，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坚持不闭店、不缩短营业时间，采取多项紧急措施，开启线上订餐、提供“无接触”服务，千方百计开源节流，坚决保障市民需求；同时迅速做出决策，因疫情原因在酒店直订系统或OTA渠道取消预订的客人均无条件全额退款。

在实体经济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金融行业也为众多“寒冬”中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资金上的“一把火”。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央行及监管部门发布降准降息等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引导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抗击疫情。各金融机构均积极贯彻落实这一政策，根据九台农商银行发布的2020年中期报告，截至年中，九台农商银行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1103.25亿元，较年初增长14.8%。其中，公司贷款总额为870.12亿元，较年初增长18.8%；零售贷款总额为233.10亿元，较年初增长2.1%，在公司贷款业务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较为突出。今年上半年，九台农商银行不仅增加信贷投放、执行利率优惠、贷款延期展期等一系列普惠措施，对小微企业实行精准滴灌，还在产品创新、信贷管理、项目对接等方面出台了诸多针对性措施，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2]业内人士指出，银行的金融支持对实体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实体经济到金融支持，所有的企业都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为推动经济复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依托国家持续出台的各项政策寻求转型机遇，通过技术、管理等层面的优化，在困境中追求转型升级和全方位经营效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各行业企业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为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动力，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助力经济新常态下“稳就业”目标的实现。

青年企业家打通“内循环”进路

   早在疫情暴发之初，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就向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发出了《关于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倡议》[3]。各地青年民营企业家商协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捐款赠药、保障物资供应，包括立白集团陈泽滨、碧桂园集团杨惠妍、新希望集团刘畅、娃哈哈集团宗馥莉在内的全国各地青年企业家们纷纷响应号召，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在疫情中成为社会共识的经济“内循环”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作为前提。腊月二十八（1月22日），刚刚从成都回到老家江西过春节的90后廖佳明，急急忙忙买了一张机票飞回成都。作为四川恒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恒明医疗”）的总经理，廖佳明这次返程就是为了加紧生产口罩。他联系工厂厂长，给已经返乡的工人们打电话并承诺报销车费和三倍工资，期待能在过年期间保证生产线24小时运作。由于机器超速运转，常发生故障，廖佳明安排专门技术人员值班，出现问题马上处理。春节期间，恒明医疗第一次尝试在线销售，结果1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上架就一售而空。疫情期间，恒明医疗生产出的产品服从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调配，一部分物资直接供给医院和一线执法人员。随着销售和捐赠需要持续增长，廖佳明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可就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口罩生产设备价格从18万元到了24万元，又迅速逼向30万；与此同时，原材料短缺也成为新挑战。春节期间，口罩整体原材料价格上涨约50%，并且势头不减。幸好当地政府专门派出工作班子，驻扎在恒明医疗工厂随时帮助企业，听到企业原材料短缺，就帮忙在省内甚至跨省联系，与供应商牵线对接；了解到工厂不计成本采购机器加速生产口罩等物资的做法后，政府承诺为企业申请补助、补上成本差价，减少企业后顾之忧。

新冠疫情下，全国一盘棋，把物资迅速调配至疫情重点地区成为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作为福建省石狮市的青年企业家代表，蔡彩红第一时间筹划向武汉等地捐钱捐物，却发现物资已极度短缺，许多重要物资如医疗防护服完全没有供货，她立刻将目光转至国外，迅速联系公司采购部门和国外有可能的供给渠道。23日正值除夕，她在年夜饭的桌边时时翻看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条可能的重要信息。1月25日（正月初二）凌晨，蔡彩虹接到第一条确定物资的消息；三天后，这批医疗物资运往国内。海关的手续颇为严谨复杂，蔡彩红亲自组织物资自海外到国内转进疫区的协调工作，最终将其转运至需要的医疗机构。许多个夜晚蔡彩虹都难以入睡，“虽然几经波折，只要最终筹集到应急物资，这份操心就值得！” 据不完全统计，蔡彩虹所在的锦尚镇商会共帮助企业代购口罩近20万个，测温仪数百套。除此之外，商会会员企业还通过各种渠道助力疫情防控。在学校开学之际，商会又联合锦尚镇侨联向锦尚镇各校捐赠口罩2万余个、额温枪100支。在疫情防控压力最为严重的时刻，这些物资有效缓解了当地的抗疫形势。

   打通经济“内循环”的“末梢神经”，关键看是否能满足服务群众的需求，民生物资调配也离不开企业的帮助。在疫情初期，各地都实行了相对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而生活物资的供应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1月底，地处高原的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由于交通管制，松潘居民取暖燃料严重不足，松潘县天马集团总经理马超得知家乡百姓的困难后，立即联系相关企业，希望尽快购买一批煤炭。特殊时期下，全国大部分煤矿尚未复工，在运转的矿山库存也很有限。马超花了几天时间联系了几十家企业，才找到一家有现货的供应商。货源解决了，可是运输又成了大问题，“外地的司机不出车，赶紧找当地的。运费加了一倍，以400元/吨的费用，并且给每个司机每人每天100元的隔离补助，才顺利把煤炭运回松潘。”在松潘县抗疫指挥部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协调下，天马集团从千里之外的甘肃省连夜运来100吨现货煤炭并低价售卖给群众。“我们以高价购买、低价出售的方式来进行销售，希望在疫情期间大家众志成城，早日渡过这个难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应对疫情的人民战争，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奋力自救，同时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物质支撑。”[4]企业家群体是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力量，疫情期间充分生产、积极调配、合理经营，为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抗疫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彰显了企业家精神，为探索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企业参与多元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