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塑造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发生于香港的2019年“反修例事件”被解读为一次媒体化运作事件，抑或是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是2019年度甚至近年记忆中最突出的全球媒体事件。Mary Hui的研究表明，本次“反修例事件”乃是人类历史上被直播最多的一场社会运动，直播的传播速度又极大地增加了运动本身的现实效应及直观感受（Hui 2019），并得到了“全球自由主义阵营”及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

与本次事件相比，2014年的“占中”运动或“雨伞革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没有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与世界其他欠发达或“次重要”地区发生的示威运动相比，该运动已获得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也没有得到大陆媒体及共产党的足够重视及反馈。从本次“反修例事件”的全球轨迹及其直接取悦西方媒体的能力（本次事件领导者直接飞往美国，以赢取美国国会中反华“鹰派”人物的支持），再对比2014年占中的情形，可知事件背后的反香港特区政府、反中央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该派别的人口很可能在香港市内占据了多数——尽管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绝对多数”(Bradsher 2019)。抛开其实现特首的自由选举诉求不谈，这完全超出了香港政府的权限（完全违背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方针政策又会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这次风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首先，他们实现了《逃犯条例》的暂时搁置，继而强迫特首公开撤回了该条例。他们没能推动针对所谓警方施暴的“独立”调查，却成功强迫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一项专门调查，逼迫政府承认其在某些事件中犯了错误或滥用了权力。此外，在“反修例事件”几个月中，因参与示威而遭到逮捕的大量人群也将使暴动罪行的定罪（这使得运动的另一项诉求即对全体示威者免于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尽管“反修例事件”取得了全球大量媒体的支持，尽管运动在制度/选举层面（不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一场民主运动，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这场发生于2019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且为之推波助澜）的全球媒体事件对香港及全球带来了积极的发展 (Vukovich 2019；Chan and Pun 2020； Solomon 2020)。这场风波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混杂性，一方面由暴力冲动所驱使，另一方面被明确的反共/反华冷战媒体思维所左右，同时又自始至终追求特区行政长官的直接提名及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且对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表达愤怒之情（这也集中表现了运动所谓的“民主性质”）。除此以外，运动却还寻求实现一种自治乃至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普遍诉求（大约40%的选民实际上倾向于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定位）；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已经和大陆紧密相连，而且这一纽带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抛开政治理念上的混杂性不谈，这次事件为我们审视当前的政治及政治事件媒体化（我将其定义为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本次事件中，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媒体在事实上为其反政府/反北京诉求推波助澜，还表现为这些参与者寻求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为其声援。与此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本次运动之影响的能力——通过简单地拒绝回应，中央政府有效回应了港独引导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诉求。除却表面上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香港泛民主化阵营对权力的追逐，这场运动中裹挟的复杂政治背景因素，令人很难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媒体的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甚至借由新技术的繁衍以及各大媒体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时所构建的统一战线得到了极大增强；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媒体化的强烈冲击，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大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强大依然如故。

香港及国际媒体化浪潮

自2019年6月以来，“反修例事件”在港独主导下，已经从一场针对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的大型和平游行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力性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不仅如此，通过一系列暴力对抗行动，企图将本次运动与传统的泛民主党派运动（致力于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推进选举政治）以及与香港传统市民社会实行无缝衔接。这一点实际上并没能躲开公众的注意：在过去几个月里，香港街头随处可见汽油弹造成的火焰和催泪弹造成的烟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警察逮捕示威者，示威者袭击警察，还有示威者对所谓与大陆相关的商店、地铁站和交通信号灯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发展到针对说普通话的路人的袭击，针对反对游行者的袭击（这也导致了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死亡事件），三合会成员对游行者的袭击等；最近，警方甚至破获了一系列恐怖炸弹制造及军火走私的案件。示威者武装占领（并破坏）了两所大学，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特别是在特区选举中，新加入了一大批反对当权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之后，暴力及大型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再次出现炸弹威胁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游行运动。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全球以及香港媒体（即全体非中国大陆媒体）的大肆鼓吹和驱动，人们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引发到如此规模并持续如此之久，甚至上升为一次全球性的划时代事件（被有些人称作“香港的最后一战”）。参与者运用（且不止于运用）了各类社交（及全球）媒体和技术：类似于reddit的LIHKG论坛，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及无处不在的直播等等。和大多数香港游行一样，运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场由媒体驱动的上镜式的民众运动：从挥舞美国国旗及特朗普宣传海报，并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集结，到焚烧中国国旗，喷涂种族主义涂鸦，并蓄意破坏香港中联办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再到Cosplay风格的美学应用（在示威人群中，除了明显模仿日本“忍者”的黑衣黑面具“激进分子”，还出现了“蜘蛛侠”），香港的示威者显然熟知如何运用镜头并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正如让·鲍德里亚和居伊·德波曾警告我们注意媒体和奇观（spectacle）的诱导能力，我们也要警告那些职业媒体工作者和评论员——透过手中的镜头和录音笔所选取的录制对象，他们正在操纵观众。这些示威者可以直接获取全球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的注意，他们深知自己是“天选之子”——作为来自中国的自由民众，他们所发出的关于暴政和“共产主义殖民”的信息将被广泛接受。这显然与政治上的东方主义相关，也彰显了西方势力在冷战及殖民主义时期给香港留下的印记。

除此以外，关于香港取得国际媒体及知识-政治文化界关注的方式，还存在一些其他学者较少论及的方面。众所周知，香港市内高楼林立，窄小的街道多如牛毛且行人如织，交通堵塞频发。这意味着游行人群从A点步行至B点（通常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位于金钟和湾仔的政府大楼）耗时颇长，也使得人群数量统计变得非常困难。由高楼大厦和窄小街道构成的“峡谷”极易被填满，导致人群的规模被夸大，并且看起来远比实际多得多（参考Reuters, 2019和Scar et al., 2019）。不仅如此，对旁观者而言（即通过屏幕观看者），香港的市貌还为游行人群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广度。在“黄马甲”运动期间，众多西方媒体毫不迟疑地采用法国警方对游行/暴动人群数量的估算；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同样一批西方媒体却选择直接采用事件组织者对人群数量的计算。

另一个全新的现象是，街头出现了大量业余或平民“摄影记者”，他们身穿标有“记者”字样的反光马甲，随着人流的行进不停地拍照或直播游行过程、大学占领及警方回应的实况。很多时候，这些“记者”（姑且称其为记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游行的人群数量，更远超警察的人数。这也是某些游行“老手”的阳谋——伪装自己以躲避警方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香港的运动在很多方面混淆了参与者/游行者以及与记者/旁观者间的界限，对于这一现象众多媒体并未予以披露或反思。

在这里，我并不想悲叹新闻行业内专业水准及从业资格的缺失。媒体/新闻的“大众化趋势”自有其民主化的潜力。然而，正如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并非天生具备进步性或解放性，我们必须去追问此类媒体奇观——数以千计挥舞着相机的参与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记者/示威者——所实际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对游行进行报道的时候，这些人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不免带有某种观点，并代表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有意忽略中国大陆对香港所拥有的不可置疑的主权；也包括故意抹黑中国大陆通过边境对香港市民所传达的友好信号；还包括对香港警方形象的有意塑造——警方被妖魔化为释放催泪弹的可怕士兵，而不是一群被抛投汽油弹的港独“激进分子”所包围却严令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人。

香港“反修例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也许）被拍照及直播最多的政治事件，却并不因此而自动具备民主性质，也不是代表真实的“人民之声”。虽然大量使用了“民主”或反殖民主义的修辞，但主导者实际上更多地应和了一种反华、反移民，同时兼具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的国际政治潮流，其内核具有深刻的反自由或反动性质——时下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英国脱欧运动便是明证；除此以外，还有美国防止墨西哥涌入移民的边境墙修建，以及借“让XX再次伟大”之名对移民进行的驱赶（事实上，本次运动中也有人提出了“让香港再次伟大”的口号）。当游行者们高唱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大众媒体不会告诉民众，该口号实际上发源于一个受到仇外主义及美国特朗普主义茶党运动启发而创立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组织。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的游行者们不仅见证了自身组织的演进和变化，还一直经历着理念及政治上的混杂性（Sum 2019）。

除此以外，本次运动中“赤纳粹”和“支那”（日本侵华时代对中国的蔑称）等种族主义词汇的频繁使用，白人至上主义仇恨符号“佩佩蛙”的出现，以至于针对说普通话人士及反游行人士所出现的暴力行动，大都被上述媒体有意忽略或忽视了。当然，仇外主义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并非新生事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身份政治矛盾同样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争论——即香港人究竟是否能“真正”算作“中国人”。虽然经过众多媒体的政治性/反华立场的粉饰，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仇恨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一切尚需时日。当下，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大多将其标识为一场追求自由、投票及民主的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维度却避而不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佩佩蛙的图案，而在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它不仅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大陆移民以及“大陆式”的观点。此事件暴力行动还破坏了许多公共交通设施及本地企业，原因仅仅是他们与大陆有联系抑或拥戴中央政权；换句话说，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游行者及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只有在视而不见这些极端反动因素的前提下，香港民众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赞美和拥护。

中国的香港问题及回应

总而言之，关于香港及国际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反华/亲美/帝国主义政治阵营来驱动修例事件游行运动，以及上述媒体如何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重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同时又避谈本次运动及其策略中事实存在的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现象，至今仍少有学者进行探究。上文提到的FAIR报告触及了前一个问题，即针对香港示威运动的海量报道——相较于委内瑞拉等国发生的同类事件而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及利益，并符合美国所推行的对华贸易战及遏制战略。

在黄之锋、何韵诗等人的全球游走呼吁下，港独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甚至英国出手干预的恳求——被划入了西方政治势力的外延范围，并成为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所发动的“遏制战争”之一部分。我之所以指出本次运动及其媒体化运作中存在的诸多丑陋事实，并不仅是想要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媒体偏见问题；中国是一个稳定存在且未受到任何致命威胁的政治实体，而时下，针对中国的政治双标现象却屡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香港的反送中/反政府运动及其“本土”问题和危机，绑架或裹挟入宏大的中美对抗之中，对各方（尤其是香港自身）而言都极为不幸。从公共关系或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次香港“反修例事件”可以说既机智又成功；然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最终仍然不可能通过媒体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鉴于本次在香港发生的全球媒体事件/示威运动的规模之大，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某种形式做出的回应，却被香港一些媒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包括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并资助香港暴乱的长篇评论抨击，也包括对特首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的坚决支持。除此以外，大陆政府还再次重申了对于界定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本法》系统（一国两制）的支持。另外一些来自大陆的报道则分析了香港的总体局势，并呼吁给予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住房及福利救济（新华社 2019）。其后，作为对本次危机的间接回应，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台了一系列小型经济及社会政策措施（包括放宽按揭贷款期限、提供教育补贴、下调公共交通费用等）。

鉴于大陆政治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外加本次媒体及游行运动从6月到秋季一直由反华阵营的香港身份政治集团所驱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很难跨越边界去动摇大陆的经济稳定，抑或改变大陆不予回应的姿态（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也许，在中国政府强大政治体系下，媒体反制的力量无法对基本制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却能够复制并强化某些政治理念和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对香港事件及其造成的媒体所给出的政治/宣传/沟通回应非常简单——静观其变不予对话。与同时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所吸引的关注相比，哪怕是针对香港事件中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批评都显得异常平静。

大陆对本次事件的回应或拒绝回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 choice）——于毫无选择余地之际，选择静观其变：如果大陆在行动层面或修辞/理念层面出手干预，则必然要被扣上那顶早已戴了多年的大帽子：干涉内政、殖民主义、越俎代庖，至少也是侵犯了《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所谓完全自治权（香港其实从未被赋予完全自治权，然而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忽略）。然而，如果大陆选择拒绝干预香港事件，遵守《基本法》原则框架，同时对相关的全球媒体事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这对于所谓媒体化浪潮的力量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大陆的回应简洁而有力地验证了新媒体文化批评者的观点——从塔希尔广场到华尔街，从北京到香港，事实证明新媒体浪潮不过是披上了包容与机遇的民主外衣，实质上并不具备推动政治进步与改革的能力。  （编辑  季节）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继2013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此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仅就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进行评价。

“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两位学者于2015年提出。皮凯蒂根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 

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240%的增加，而收入中端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两端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下端50%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即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收入则增加较少甚至下降。皮凯蒂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

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中国是41%，俄罗斯是46%，美国是48%，撒哈拉非洲是54%，印度是55%，巴西是56%，中东是64%。

“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凯蒂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情况：

这一段时期，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受益者处于财产分布在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或者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很慢，离他们能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婆罗门左派”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和全球财产分布的情况，人们会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最低端的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这就涉及皮凯蒂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凯蒂用此概念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他提供了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当时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收入与财产也较少。但199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成为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婆罗门左派”），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凯蒂发现，这种现象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也是如此。

在1948年，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一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最高的人群。

皮凯蒂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本性造成的。皮凯蒂认为，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美国南方大量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从民主党争取过来。皮凯蒂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况且在欧洲很多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也出现了，可见这种长期社会结构演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他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代表了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

皮凯蒂特别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参与式社会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凯蒂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建立“混合经济”

皮凯蒂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实行“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私有化，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2013年，西方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2019年，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值。图2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皮凯蒂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给富人减税（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间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86%降到28%），导致西方国家主要靠发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欧盟发行公债又受到1992年欧盟成立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的限制。2012年，欧盟达成“预算条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级赤字”，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皮凯蒂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债等于该国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就需要相当于GDP 3.5%的初级预算盈余才能满足2012年预算条约的0.5%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履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例如，2018年意大利无法承受0.5%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达成妥协，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0.5%-1%的初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加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况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 “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凯蒂提出“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则进一步提出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他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底层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5%-10%。皮凯蒂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西方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凯蒂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凯蒂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相应（按较低比例）减少。经过计算，皮凯蒂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当年GDP的5%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凯蒂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

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凯蒂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关于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出现于1945-1951年间，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有关经济民主化条款。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败后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很多士兵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逃跑，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存在6个月，但“经济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即：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凯蒂建议，“准对等共决制”应从两方面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职工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性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英国工党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2016年，英国工党纲领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混合代表大会”产生。

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相对滞后？皮凯蒂认为，原因是从二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领，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领，重点发展“劳资共决制”。从皮凯蒂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他在“经济民主”纲领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凯蒂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 

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学习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凯蒂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凯蒂希望他提出的初步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

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凯蒂深知，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规定的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而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这样，从2012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e) 教授在《民主的价格》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民主平等化劵”的设想，这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平等化劵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格限制或禁止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皮凯蒂完全同意这个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一定等4或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地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凯蒂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发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卢森堡政府建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蔽做法，同一批记者两年后又发布了“巴拿马文件”。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欧盟都未能发行共同债劵可以明显看出。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许可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共同税收”，由此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税收。“共同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共同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凯蒂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

   以上是对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概括，有的读者可能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的降低。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皮凯蒂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非常直接：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明，一个世纪以来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没有变化，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和1930-1980年英美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从近年来大众文化中流行的中国叙述文本切入研究，并将这股新伤痕书写的精神脉络追溯到上世纪的“伤痕文学”，论述重点是“伤痕文学”这样“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仍有回归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新时代中国叙述的紧迫性。

关键词：历史的终结  中国叙事  伤痕文学

在当下，大众媒体中的中国故事与故事中的中国，以及故事所讲述的年代，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崛起时代需要建立足够的文化自觉基础，以中国为主体，立足中国实践，融会贯通中西方文明，形成中国叙述的新价值，正如贺桂梅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1]

“中国叙述”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中处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年来，大众文艺从小说《软埋》到电影《芳华》，再到热播的电视剧《风筝》，乃至于青春电影《无问西东》均属于这一模式下的产物。尽管这些作品分属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文艺种类，但它们均从个体主义的叙事立场来对大历史进行简单的伤痕式呈现。由于认知与格局的偏差，它们无法对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与重大议题做出真正的回应，无法承担溢出文艺本体之外的功能。究其原因，这些作品是带有“伤痕”底色的“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

当代中国面临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不能在欧美霸权下开创出新世界文明秩序的问题。而上述“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同处于历史巨变期的中国现实是相互脱离的。社会意识层面再次显示出其延宕的特点。那么这种“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会有存在的土壤？

伤痕书写与消失的大历史

 “伤痕文学”的出现，根源在于中国处于变革时期复杂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时期，以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为代表的一类作品，使得“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艺潮流出现，“伤痕文学”关注的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人命运曲折，展现知识分子、艺术家、老干部、知青个人在错误路径下的艰难经历以及“文革”时代的荒谬性。代表善良、美好的主人公在“文革”中成为被批判、被迫害的客体。在这种将个体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的悲情之中，以个体悲剧展示时代阴暗面的方式来揭示宏大叙事的压抑性，并在解构“文革”过程中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叙事成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新时期的文化人在催泪与反思热潮之中以伤痕、被耽误的年华、不堪回首的岁月等方式，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中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其发挥着告别“文革”、迎接“新时期”的功能作用。

正如刘复生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一个文学思潮，那就是‘伤痕文学’思潮”。他所指的“伤痕文学”包括了“文革”后期的知青民间创作一直到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等文学样式，经历了最初将“文革”与“文革”过程分开，发展到后来“走向对一切革命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否定和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拥抱”。 [2]这种演绎为广义上的“伤痕文学”，将狭义“伤痕文学”步步推进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型：传统“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之名试图挣脱政治工具论之际，中国的文艺被认为是对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解冻文学”的重演，实现向另外一种“告别革命大历史”的转型，呈现出“对个人的命运 、情感创伤的关注 , 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 的寻找的自觉”[3] 的特点。

问题在于，建立在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基础上的个体化叙事，对体制同样构成挑战。尽管不缺原则性指导，但现实政策落实困难重重。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早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期及时结束思想混乱。正如后来学者所观察到的：“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4]

这种政治原则层面的规定性，在今天看来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中国再次融入世界过程中，文艺可能再次成为新的意义赋予的媒介：尽管文艺的创作者的表达都是真实的，但真实的内容却在无意识中被裹挟进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的场域：有研究者指出，“伤痕文学”的命名并非中国原生、而是美联社文章经《参考消息》转载后被中国接受；据此来阐释这套文学话语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政治的全图。[5]

从文艺社会学角度来看，“伤痕文学”也绝非是简单情感宣泄。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处理的是当时的现代性转型议题，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再次占据社会中心位置所发挥的作用。而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文艺创作思想，本身只是一种“他者思想”内化的通俗体现而已。由于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因而“历史的终结”就只能在“告别革命”，以个人、人道主义、人性等名义，完成对革命的质疑乃至审判，方才能让转译过来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着地。“告别革命”之后，诉诸情绪的“伤痕文学”也积极将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讨论成果融入到创作理念中。这一潮流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文学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样态；另一个方向是文学脱离社会与政治，越来越向个人化书写、纯文学书写的方向发展，形成所谓“现代派小说”。这两个方向均将舶来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变成新的书写价值标准，在政治无意识中将“历史的终结”以去政治化方式内化。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文艺作品中的中国社会走上了汪晖所言亚洲版的“历史的终结”。[6] 历史的复杂性变得粗糙起来，变成了归来的“右派”的故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变成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受迫害的开明干部、秉承良知的知识分子等个人伤痕与情感的宣泄。它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定位问题的时候，客观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另外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功能。作为对当时文化危机所做出的一种政治回应，邓小平提出了在组织上全面整党与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7] 然而这个过程，却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大历史叙述被放逐和不断衰落、日益成为“问题”的过程；文化界所崇尚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纯文学与告别革命等意识形态和观念无法撑起中国宏大的革命历史；大历史被日益小资化的表达排挤了。

“新伤痕”与历史蒙太奇

 “新伤痕”书写是在中国崛起、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伤痕。“新伤痕”书写在精神内核上并没超出伤痕文艺范畴，内容更加空洞和教条化了。面对这种陈旧的中国叙事，多数质疑者试图在舆论界一度失去历史坐标的今天重新回归历史语境。然而，在各种“戏说”与伪历史作品充斥的当下，在“旧伤痕”叙事的成规面前，这种回击一般都显得乏力。年轻一代对“旧伤痕”可能并不熟悉，但在“新伤痕”书写者那里，“文革”以及对“文革”的清算本身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新老精英将市场经济中被放大的利己主义作为他们裁剪历史精神的原则。此时，个人主义或他们口中的“人性”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伤痕文学”所追求的面向当下的和解，“新伤痕”则试图将这种伤痕债务化与扩大化，将所谓“浩劫年代”的叙述扩展到了新中国的建立：《风筝》中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惨不堪言；《无问西东》中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及“文革”前夕的1962年，人性颠覆；在《芳华》之中，改革开放初的对越战争也成了“新伤痕”。可见“新伤痕”的中国叙述，已经不再停留在“文革”，而是扩展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清算史；而中国崛起之路也成为一个历史债务缠绕与内部矛盾淤积的历程。

问题在于，这种债务叙事事实上是精英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编织的：文本采用历史蒙太奇编织起一个个精致的叙事--即将个人从大时代裁剪出来，并以此为中心而非特定历史情境来重新组织材料，甚至不惜夸大、编造。八十年代引起争议的“伤痕文学”作品，到九十年代后在文学商业化、市场化浪潮下，演变成一种文学的叙事“成规”和“惯例”：《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实际上是要将革命的历史以“伤痕”、“纯文学”之名再颠倒回去，其遵循的依然是八十年代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逻辑——“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8] 尊重“人”的价值、采取人性叙事等，将八十年代以来价值的逆转加以固定化，变成新的教条信仰。

这种“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的经过裁剪的叙事中，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未必是主流文化期待的历史主体。在颠倒的价值判断下，历史蒙太奇赋予个体主义叙事合法性。在电影《芳华》中，小说作者与编剧严歌苓个人曾经的情感经历被包裹在冯小刚温情脉脉的小时代“旧青春”叙事之中，而新时期的对越反击战，成为同一战壕中战友因爹不同命运殊途的“新伤痕”。[9] 柳云龙执导、主演的电视剧《风筝》更是以谍战剧、职场剧、国共剧等多种影视文本杂交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构，国共的角色在以信念与人性之名的叙事之中出现了大崩盘：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则被描写成重情义、富有人性的群像。电影《无问西东》则更是将各种错乱时空之中的事情混合剪辑在一起。为了达到对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控诉，更是将沈阳某医学院扒坟的事件挪到了清华园，硬生生让清华来背负这笔“债务”。影片之中，以清华校史之名串联起来的后现代碎片叙事结构，替代了真实历史发展真相与历史的叙事。有研究者指出：《无问西东》说到底不是电影技术表达的问题、不是讲故事的技巧问题，而是讲述历史的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叙事（historia）的问题。只就影片自身的故事层面上去争辩它的好赖，就说不到点上。影片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它所要处理的那个时代缺乏最起码的感知，一任自己沉浸在神话里，“特别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故事段落，彻底暴露了影片创作者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的对那个时代的诬蔑。”[10]

这种缺乏历史的“寻根”“反思”，以个体主义之名完成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掏空。尽管“新伤痕”文艺的叙事年代各不相同，其“寻根”的神话表述更多指向的是今日共和国之根。《风筝》之根则追溯到了革命战争时期；《芳华》在指向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同时更是指向了改革开放初期之“根”；《无问西东》寻的清华“新根”是民国的传统。这种“寻根”的神话表述，用一个人、一个机构的历史蒙太奇替代了整个大时代的叙事。

整个思想界，在八十年代尽管是真诚的，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认为外来和尚会念经，虚心学习先进国家，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因而才有了“河殇”叙事。在这种被戴锦华总结为“反认他乡为故乡”的过程中[11]，中国逐步在情感层面以自我憎恨的方式告别过去，在知识层面积极和世界接轨，快速将现代化逻辑内化。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文艺的群众性衰退，越来越出现江湖化态势，人民文艺衰退成为精英文艺与都市文艺。作家、文艺工作者在强调独立、自由创作过程中高扬个体主义价值，商业因素越来越渗透到整个文艺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再次完成了缙绅化，视野日趋局促，距离作为整体的现实、时代与人民越来越远，体验社会生活机制的缺乏使得文艺视野越来越局限在作者的个人意识之中。文艺越来越停留在作家、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意义表达层面，这种文艺与人民、真实生活世界的断裂恰恰是通过“伤痕文学”这种催泪与煽情的方式遮蔽的。在这种历史蒙太奇的裁剪之中，时代与历史对于主体的“孽债”被以伤痕的方式显现与表述。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完成了“纯文学”“纯电影”等转变的时候，文艺长期脱离人民、脱离社会实践，也就丧失了言说中国社会变迁中工人、农民生存的真实经历的可能。与此同时，顶替文艺功能的是更为蹩脚的叙事产品——黄色新闻[12]。

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领域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使得八十年代以一种窄化、教条化的文化形态延续。时髦的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强化的是冷战终结前另一方的文化霸权。美国基于中产阶级读者偏好的通俗文学与好莱坞叙事，替代了新中国长期影响作家情感结构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以及苏联的文艺形态。革命史中被贬低的王侯将相再次被抬升到政治家、民族英雄、先知等位置；而农民起义被贬化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曾经构成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与洋大人则成为现代化代表，最现代化的是十里洋场上海。历史书写完成了民国对共和国的“不战而胜”：该叙事中民国即便在动乱中也延续现代化的追求，唯独在共和国政治运动中中断了现代化，使得知识分子颠沛流离，倍受摧残。历史蒙太奇再次衔接上的是1978年现代化重启，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作为异质性的历史被剪掉或忽略全球化的向度，使得来自全球霸权中心的价值成为历史衡量的尺度。单向度的现代化逻辑，使得前三十年成为难以言说的历史，历史的蒙太奇变成了一种学术与文艺的事实。新伤痕文艺以后现代大杂烩与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形成一个个逻辑自洽的衍生文本，使得书写者以“纯文艺”之名成功绕过审查的环节。《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莫不是以家族史、生命史的方式来对大历史进行历史蒙太奇的处理，这也成了新伤痕文艺延续的微观个体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传统”。

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政治之中，曾经在革命文艺之中作为人民对立面的阶级被赋予的新意义：这些曾经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被视为逝去的精英、无辜受害者，在革命的逻辑被抽离被现代化逻辑替代后，再一次粉墨登场。他们的形象也在频频的翻案史学的支撑下变成依靠劳动致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先进阶级”。叙事在这里发生逆转，敌我关系模糊了。那些被打成“敌人”的人，或是早期革命队伍成员、积极分子，或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功臣，或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开明绅士。然而，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最后成为了个人悲剧命运的来源。“新伤痕”书写则将这种洗白的逻辑通过历史蒙太奇的方式“自然化”。

中国叙述的债务：“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二级标题）

在今天无论是“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均成为某种不得不正视的历史债务，是今天中国叙述不得不承担的。当下崛起的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何为现代中国的问题，以生成新的中国现代文明与中国叙述。

在经过了漫长的“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后，思想界与文艺界并没有做好中国叙述的准备。新伤痕文艺的创作者中不少原本是体制内培育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有的甚至在行业中身居高位，结果居然创作出脱离现实、质疑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文学作品。

问题同样严峻的是媒体领域。新伤痕文艺在风行一时的过程中，媒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数。在历史终结之时，商业逻辑主导了今天的媒体：尽管不少媒体号称官媒、党的喉舌，然而到底有多少喉舌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则一直是大写的问号。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市场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今天，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债务本身已经结出了果实。如果说生于50年代的一些作家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扩大了伤痕叙事的范围，形成“新伤痕”叙事的话，那么“七五”后的李芳芳则以《无问西东》向老一代伤痕作家们致敬：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话语本身的繁衍性以及置之不理将会使得这套话语“道成肉身”，变成某种社会事实的叙述。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渠道众多、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历史事实本身的社会性由于传播不足反倒不如那套漏洞百出的叙事话语。作为新一代“伤痕”书写的继承者，这位成长于改革年代的“七五”后比她的前辈更加国际化，也比这些前辈更具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典型性。李芳芳采访中坦言，她从小接受的是中美教育，“家里人希望我得到中西方最好的教育，对此他们竭尽所能。”[13]这种所谓中西方最好的教育以及经历导致她本身的政治无意识：在她的认知之中，中国更多是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在冷战期间形塑的“文化中国”概念。这种价值与理念，导致她真正想表达的清华，事实上是接过西南联大名士风流与精英主义衣钵的台湾新竹清华，[14]而非曾被人民革命改造过，拥有“人民的清华”传统的清华。

在表达技巧上，《无问西东》的导演娴熟地将老一辈的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她选择了能够体现买办性与精英主义的历史时段，做足了影像修辞。影片中，买办的清华被用今天想象的充满全球化色彩的民国范与民国精英替代了[15]；人民的清华则被妖魔化的“文革”时代群氓暴力替代了；她甚至移花接木将发生在沈阳某医学院的故事嫁接到清华大学，从而来表现大时代之中，处在暴力逻辑之下的可怕，以形象塑造的方式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解构与替代。

在这种表达中，二十年代的清华风流名士、四十年代的精英子弟都以某种“去男性气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片中最有男性气质的是趾高气扬的美国教官，中国的学生、教授与飞行员相反是孱弱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在充满男性气质的西方殖民者面前，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女性”，或空有颜值而无男性气质的精英。因此，沈母反对儿子投笔从戎之际说那番“你还没享受生活”，除了徒添几分悲情外，同时也传播了当下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念。这同样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的精英价值表达。尽管有文章曾经批评她采用了国民党的文宣[16]，但须指出的是，她对国民党价值表达同样是“去历史的”：美国飞行员教官高大勇猛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而中国的飞行员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柔软的主体性”；在同日军作战之中，只见中国作为受难的客体与反抗的牺牲者，而不见人民斗争——这方才是真正的抗战主流；在表现中国飞行员的飞行与空战段落，则大量平移了日本走红电影《永远的零》之中对日本零式战机的表现手法与技巧。而真正代表中国脊梁的陈鹏奔赴沙漠研制原子弹的段落，却放在小时代小确幸三角恋之中——而这源于创作者缙绅化的处理方式：故事之中从梅贻琦到张震这个脉络下来，推崇的要么是被西方文化接纳的泰戈尔[17]，要么是西化的价值。“无问西东”事实上要遮蔽的恰恰是政治无意识层面的“一路向西”。这种 “一路向西”的价值表达，将“西”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然而，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实践经验正如汪晖所言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真理”[18]——这也是影片中中国为何如此柔弱之所在。

在经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伤痕电影洗礼之后，作为情感结构上的伤痕文艺之子（女）以及价值上完全接纳了冷战另一边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长期以来文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加上电影工业属性，造就了这样一部“一路向西”的清华献礼片。这导致她越是真诚、越能煽情，离真正清华精神就越是南辕北辙，越是陷入某种单向度的现代性幻觉中不能自拔。

重建中国叙事，走出历史终结的迷雾

今天新时代文艺真正的纠结点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那时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19]如果说刚打开国门，国人还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那么今天中国全面复兴的新时代，则到了反思这个亚洲版“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了。

在新时代，真正问题是中国历史并没有终结，但是却被伤痕文艺的叙述话语裹挟进了历史终结的困境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反被国内某些精英共享且唯一的“彼岸想象”即美国想象管起来的世界想象，帝国主义与殖民秩序以某种文明、发展主义的叙事形态重新归来。这正是八十年代“伤痕文艺”的遗产与历史债务。在九十年代以来，这种遗产延续着，扩大的新伤痕书写是在市场环境带来的主体多元化与表达多元化背景下完成文艺的重新政治化。原本多元化的目的是以多元化的实践加强党的领导，丰富文艺的形态。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叙述与宏大叙事在实践层面行之有效的引导，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原本过气的“伤痕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复活了过来：严歌苓多部作品拍成电影及电视剧，继续影响年轻一代观众的情感结构，同时也在向我们这个时代索讨历史的债务，在叙事之中向我们显示彼岸所携带的“自由民主”与优越感，以阴暗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历史中伤痕与荒谬之际[20]，国内的文艺界却不断用八十年代以来那套所谓“纯文学”的“人性”的话语遗产来为之辩解。

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实践正在冲破这种颓废式、教条化知识体系与叙事的牢笼。这个过程正如汪晖所言：“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代世界中重建我们的价值取向。”[21]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使得我们从个体主义伤痕叙事框架中跳出来，正视作为整体的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重新叙述中国经验的时刻。中国叙述需要从这种伤痕叙述与债务式叙事中走出，重新打开唯西方本位的历史的终结屏蔽掉的历史可能性。[22]这也是寻找创造打开新时代中国叙述的关键所在，是一个重新发现真正中国脊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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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和路径，有助于中央企业准确把握全球技术创新与发展大势，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的同时，带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为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技术创新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当前，跨国公司和国际领先研发机构越来越注重研发的质量，致力于追求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采用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影响力以及全球性四项指标来跟踪各机构的创新活动，于2020年2月19日发布了《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该报告指出，百强机构呈现出对高质量发明日益关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这些百强创新机构拥有大量的包含多个授权专利的“专利家族”，且这些专利后续获得了其他发明的高频引用，拥有更广阔的潜在市场和促进未来发展的潜力。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报告指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有90%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而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仅有24%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创新企业和机构技术创新战略的重大调整，既是提升创新价值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内在需求。

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

全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跨国公司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抢占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和优势。普华永道2018年11月发布的《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表明，2018财年[1]全球创新1000强的研发支出总额同比增长了11.4%，达到7820亿美元。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1000家上市公司，其研发支出总额占到全球研发总支出的40%，其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创历史新高，达到4.5%。科睿唯安在《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中指出，32家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机构，每年可以创造高达2.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它们在各个行业中均保持着领先地位。这32家机构平均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它们正是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企业全面创新发展，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屹立不倒。由此观之，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长期保持良好的业绩。

表1  2018财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2]

新数字化时代开启企业变革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旺盛，新一轮技术浪潮汹涌而至，企业已跨入“新数字化时代”。埃森哲《技术展望2019》报告指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深入地发展，新一轮变革的转折点近在眼前，数字化成为企业构建业务体系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成为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突围的破局点。埃森哲调研了包括411位中国企业领袖在内的全球6600多名业务和信息技术高层管理者，近五分之四（7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企业已经不再孤立地应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社交、移动、数据分析和云技术），而是将数字技术视作企业核心技术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已随时准备为个体消费者量身定制产品、服务乃至生活场景，满足其从生活到工作的各方面需求。例如，国泰航空旗下奖励计划“亚洲万里通”应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记录安全透明。中国平安陆金所推出了采用AI算法模型的智能化理财产品，基于用户的真实投资与决策行为，了解用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与偏好态度，为其推荐个性化的理财方案。这意味着，新数字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企业创新将着眼于发展数字技术，实时满足客户需求，并在恰当的时机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分析

技术获取型并购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产业、技术资源的并购整合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一些跨国公司为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利用强大的资金优势，直接并购技术创新企业，快速进入新兴产业并抢占市场份额。普华永道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为2644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下降18%，创过去十年来最大半年度降幅，但高科技行业并购交易量仍处于领先地位。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7年并购报告：科技并购的复兴》认为，通过科技并购，公司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急需的科学技术，实现多赢的局面。该报告分析2012年至2017年的并购交易数据后指出，每5起交易中就有一起与技术有直接的联系，这些交易的价值在整个市场交易价值中所占比例更大。自2012年以来，技术并购交易在每个产业领域所占份额都有明显提升。可以说，技术获取型的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

多元化创新成为拓展优势经营领域的主要路径

随着全球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全球企业的创新领域呈多元化趋势，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领域，很多跨国公司沿着多线条多渠道展开创新活动。科睿唯安的数据表明，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研发投入和技术专利申请十分多样化，其主要创新集中在半导体与电池技术、信息传导技术（无线电、电视和远程通信）、数据处理技术（包括云计算和电子商务）以及医疗设备和制剂等领域。同时，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在不断探索新兴领域，并形成多领域创新体系。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评选出的“最聪明的50家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都拥有多项技术，形成多样化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多元化创新的形成和发展，既有企业寻求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在物联网、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背景下，一些传统产品功能已经无法满足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消费需要的因素，从而迫使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创新拓宽经营优势领域、不断培育企业新动能（详见表2）。

表2 部分创新企业“多元化创新”发展情况

“全球化布局+技术创新联盟”成为主流合作模式

创新资源加速在全球布局，世界开始进入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与之相伴的是，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和各类创新要素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许多跨国企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科技协同创新，实现自主创新与技术外包的高效结合。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

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在分析了几十年来近千万份专利和科学出版记录后得出结论，近年来创新活动合作日趋紧密，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该报告指出，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越来越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更多更专业的研究机构合作，而这有赖于国际合作。以5G产业为例，2019年中国联通宣布其与西班牙电信集团等8家国际运营商共同成立5G国际合作联盟，旨在与联盟各伙伴共同开发5G技术，推进5G发展速度，助力中国自主品牌5G终端走向全球。可见，各国领先企业在全球布局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也着重打造“强强联合”的技术创新联盟，以国际化合作和创新合作为支点，迅速抢占技术制高点，提升企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股权激励是推进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对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持续加大，对技术人员的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并辅以相应的监督及评估体系，激发员工的创造才能，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从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32家机构来看，均采取了多种有效的薪酬激励组合计划来吸引、激励和留住员工，通过管理发展和薪酬委员会设立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元计划、业绩股票单元计划、长期业绩奖励计划、递延薪酬计划等多种激励计划，实现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激励和推动了企业的科技创新。

“容错机制+科技创新保险”是科技创新的主要保障

科技创新是高风险活动，创新成功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竞争力，一旦失败将面临较大损失。2016年，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古维尔在论文中提出，新产品的创新失败率高达47%。《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0月援引的数据表明，企业95%的创新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为此，全球百强创新企业从内外两个层面建立容错机制，保障科技创新。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创造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如英特尔、通用、3M等；另一方面，采取引入外部机制分散风险的做法，如针对信息技术公司、医药生物公司及研发机构可能遭遇的创新失败风险，购买科技创新保险，寻求风险规避与损失兜底服务，让科技创新能够“一帆风顺”^[3]。

表3  部分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容错环境”建设情况

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逆全球化浪潮抬头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国家对我国调整进出口政策、我国境外合作项目开展和人员设备物资的通关入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对接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变化的新形势下，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本要靠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中央企业作为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当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国家实施科技创新重大战略打好主动仗。

立足国家创新战略，加大创新资源优化整合力度

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与国际创新机构和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的差距，在自主创新方针指导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要，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广泛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从过去的“各自为战”向“集团军作战”转变。一方面，要加快提高中央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整理力度，形成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势配置，实现“专业技术”+“跨界融合”=颠覆性创新，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明确中央企业在创新型国家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明确中央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和发展路径，将中央企业优势科技资源集中到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上来，充分发挥“国家队”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努力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价值

此次疫情暴露出许多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短板，一旦供应链运转陷入困境，企业便难以开展正常生产经营。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时代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继续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联动，有效融合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集中突破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有效带动各关键技术的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形成梯次联动的创新格局，构建全产业链乃至跨行业的创新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无可替代的重要参与者。

注重创新协同发展，开拓科技创新发展新路径

中央企业要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及路径，通过“多元化创新”“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集成创新”“技术联盟”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并调动创新资源。一是加大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的投入力度，有效集聚并利用全球领先的创新理念、技术和知识，逐步培育自身创新优势；二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以及跨行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合作机制；三是加强各类“技术创新联盟”运营模式和机制研究，特别是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盟，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大产业技术攻关及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主力、主导地位和作用，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把握新数字化时代的机遇，探索全新的数字化发展方式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数字化能力高的企业受冲击小、动员能力强、恢复速度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互联网+”“智能化生产”，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正快速发展。中央企业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立足创新进一步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国产化替代步伐，有力助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让供应链形成一张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神经网络，以有效应对国际分工调整和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的态势。与此同时，“数字化竞争”已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中央企业要尽快优化自身的数字技术，转变管理及生产方式，提升管理决策和业务运作效率，在商业模式和运营效率上收获更多增长空间，推动数字业务化。

充分发挥员工创新能动性，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中央企业要借鉴国外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成功经验，建立和完善企业科技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使企业员工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利益主体、风险主体、研发主体甚至决策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内部创新活力，为企业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之源。同时，通过内外结合，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队伍，推动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建议持续跟踪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新模式和新路径，让企业家们及时掌握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动向，以更加开拓的国际视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更快更好发展。

探索建立中央企业“创新保险”，完善创新内外环境

当前，全球性科技企业建立了内外双重容错机制，内部的容错环境使得创新主体不会因面对潜在的超额损失而畏手畏脚，外部的科技保险及兜底机制又将创新失败的风险进行了转移。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在创新容错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步伐。一是在内部环境上，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量化创新容错指标体系，限定容错项目个数、项目金额等，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允许中央企业和科技人员大胆试错，营造出包容失败的内部容错环境；二是加强科技创新金融平台建设，逐步构建多层级创新发展基金体系，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三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保险公司”，以市场化机制为中央企业提供创新失败的风险规避途径，有效分散和化解科技创新风险，最大限度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四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集团公司”，整合全国优势创新资源，在战略前沿技术、重大基础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等领域进行重大突破，支持并参与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研发，努力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编辑  宋斌斌）

2020年7月20日，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7月12日，北京高风险地区“清零”……

新旧年之交，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对于北京这座首善之都而言，6月11日疫情“复燃”更显意外。面对疫情，首都北京并未“乱了手脚”。自上而下，党员干部、社区、志愿者等各主体拧成一股绳，最终交出一份战疫的圆满答卷。这是一次精准高效的战疫，是一场有准备的战斗，更是一次众志成城的坚守。

榜样的力量：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在北京这一轮京疫情突发之前，虽已连续50多天无新增病例，但疫情防控之弦始终没有放松。6月10日，家住西城的唐先生因间断发热赴宣武医院就诊。6月11日凌晨，病例样本送至市疾控中心复核，4小时后，四种试剂复核结果一致——阳性。

疫情一瞬间“复燃”，间不容发。

6月11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6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29次会议召开，要求相关部门从严从快开展病例流调溯源。第二天一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专题会，通过应急视频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赶赴月坛街道以及新发地市场等地现场检查。

6月11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第112场新闻发布会上，西城区副区长缪剑虹、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西城区确诊病例及流调情况，回应市民关切。

6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明确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一办十组”的基础上，增加专项工作组，形成“一办十七组”。

关键时刻，党员靠前——市、区、街/乡下沉5.8万名干部投入疫情防控。在新发地市场周边重点地区，从市级机关和国企抽调360名干部，丰台区组织了2200名骨干力量全力下沉支援；北京的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近10万名基层工作者投入战疫一线。在最吃紧的关头，各领域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北京天坛医院距新发地市场仅3.5公里，在紧急之时，一度处于疫情“震中”。置身于此，80后党员、检验科主治医师刘淑静，在10平方米的PCR实验室，穿着防护服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党员不仅会与病毒狭路相逢，更需要与病毒赛跑。接到核酸检测任务后，首都儿科研究所迅速增开P2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端午节当天，医护人员7个小时共采集11450人次检测样本。“歇人但不歇机器！”首儿所病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孙宇和4名检测人员，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所有样本检测。

而在社区，则处处呈现着这样一种景象：社区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动员退休党员、居民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形成了良性循环。“我们手中有一个‘金哨子’，根据需要吹响就行。”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杰说，社区一吹哨，各方党员来报到，其中就包括很多非公企业党员。

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同样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线，与社区干部、志愿者共同构筑守护生命的坚强防线。6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窦江涛，刚从社区撤回到本职工作岗位。随着北京疫情再起，院机关党委下达再次下沉的命令后，大家无一人退缩，纷纷在微信群回复“若有战，召必回”，主动请缨出征，最终全员返岗。“再次下沉，我们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在摄氏三十七八度高温的户外工作。每天核酸采样结束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但没人叫苦喊累。” 窦江涛说。北京市直机关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建强，则带领团队两次下沉一线战疫，“几个月来，我们下沉干部几乎没有节假日，累计排查节后返京人员1317人，入户服务居家观察人员1025人。”

不仅如此，在社区封闭之下，12345市民热线数量激增，部分居民情绪激动。对此，党员干部同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城市副中心北苑街道京贸国际城社区居民刘丽娜，在疫情暴发之初致电12345热线，反映小区未实行封闭管理等问题。让她颇感意外的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静在接到诉求件后，即刻主动找上门了解详情，并协调物业在短短两三天之内完成了整改。刘丽娜还因此与张静成为朋友。

不仅是京贸国际城，全市各街乡镇、社区（村），只要接到和疫情相关的市民诉求，都将其置于最高优先等级，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办理。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丰台区花乡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郭丽娟每天睡前都要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以免错过12345的投诉电话。

可以说，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疫情期间一件件原本容易激惹情绪的大小事都得到平稳解决，同时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在疫情面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影响了基层社区成员对待疫情防控的态度。社区成员如果对疫情防控工作预期的后果抱有乐观的态度，那么他将很有可能参与进来；而如果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结果产生了负面预期，则会减少执行工作的可能性。在疫情传播刻不容缓的局面下，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社区成员的积极态度，会对具体的防疫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严守社区“堡垒”：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动员能力

7月20日零时起，北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下调至三级。在两个潜伏期——28天内，北京以战时状态在全市织密疫情防控网，实现确诊病例零增长。事实上，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发生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

6月13日凌晨3时，北京新发地市场对面的天伦锦城小区随着东门彻底封闭，正式进入封闭管控状态，期颐百年、天骄俊园等11个新发地周边小区同步实行封闭管控。摆在85后社区党委书记钱诚面前的难题是：“20栋楼，近万人足不出户，生活怎么保障？”天伦锦城小区紧邻新发地，小区内有近5000人从事与新发地相关的工作，问询声此起彼伏；钱诚迎向大家，思索着如何安抚聚拢而来的群众：“西瓜还在车上呢！”“我能出去看一下吗？”“咱这儿有确诊病例吗？”[1]

基层社区的动员方式直接影响了疫情的防控，需要按照疫情发展的程度不同，有针对性地设计防疫的社区动员方案。与2020年初第一轮疫情时的表现不同，按照北京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北京这一轮疫情要“十个手指弹钢琴”，改变风险分区分级标准，防控单元更小些、更准些，尽可能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前线，基层社区承担了很多防疫工作的具体执行任务。在战疫的一个多月内，新发地附近的基层社区在上级部门统一部署下，自发地迅速动员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安排党员工作在一线；开通4部固定电话，公布10个工作人员手机号，24小时接受居民的问询；下沉干部奔向医院，为居民代开药品；志愿者奋战一线，派发生活物资。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了基层社区高效的动员能力，帮助每一位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提升了基层社区应对疫情传播的能力。

高效的动员能力何以影响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对“非典”的调查中就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社区的应对效能能够显著体现社区成员实施保护行为的意愿，高效的社区动员能力可以显著促进个人预防行为的实施意愿。围绕疫情信息的传播学研究发现，应对效能在风险面前发挥着一种“压力缓冲”的作用，可以补偿和缓和风险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应该致力于阐述某项健康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只有让公众充分认识到执行某项健康行为可能得到的益处之后，社区成员才会亲身实践和尝试该种健康行为，以此应对流行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基层社区的动员力量是北京本次疫情防控的基石，是保障经济社会稳步运行的基础。北京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同时打响的这场“战疫”涉及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安危：北京市近10万基层工作者一户户摸排，密接者全部居家观察；在统一部署下防疫工作切小、切细防控单元，按街道、社区甚至楼宇，实现精准防疫；同一个小区，分类施策采取“14+14”天、“14+7”天和14天等不同的隔离观察措施。

在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中，迅速、高效、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工作也有赖于基层社区的高效动员。随着新发地休市，岳各庄市场等临近地区压力陡增，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势在必行。在充分的基层动员后，北京全市实施了大规模集中核酸检测，采样总人数已超过1200万。在基层社区人员密切往来的实际情况下，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对于迅速发现控制传染源、有效阻断传播链条、防止疫情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7月18日，新发地附近天伦锦城小区除1个单元外，95个单元已解封。7月20日，经过全市7000多个基层社区行政村齐心协力的奋战，北京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这一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基层社区的作用，对于每一位社区成员而言，社区工作人员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在疫情来临前，人们容易受到他人影响，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去执行他人推荐的行为，周围的人可能会对自己产生看法。而这些重要的他人主要是指自己的家人、熟人和朋友等。透过北京“战疫”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邻居、熟人和亲朋好友的行为，可以对个人的行为意向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邻里亲朋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嘱咐在疫情期间显得十分重要，对社区成员实施预防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志愿者在行动：灵活激发基层社区防控疫情潜能

如何才能有效动员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自觉实施并坚持执行预防保护措施？这自然离不开对健康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探查。在健康传播的学术领域，有些研究常常采用理论模型去解释影响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因素，预测公众采取预防保护行为的情况。在实际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公共卫生部门在传染病疫情中制定怎样的疫情防控计划和基层动员策略，都可能会面对执行难的问题。志愿者相对于基层社区成员的距离更近，很多志愿者本人甚至就是基层社区的意见领袖，因此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志愿者工作的形式也更为灵活。

6月28日晚上9点，在新发地附近的居民区里，来自中建二局的志愿者小熊拿着手机敲下一句话：“二组五人全部返回住地休息，兄弟们，明天继续战斗！”这一天，他已经连续工作6小时，配送了近300斤的物资。和他一样的，还有中建二局7家下属单位的12名青年党员和志愿者。

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志愿者工作的灵活性很好地弥补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不足。他们中有的在医院参与预诊分诊，有的在参与救援物资的转运分发，有的在募捐筹集医用物资，有的在社区宣传排查、分流引导、照顾隔离人员、配送生活物品，有的在线参与心理辅导。[2]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有专长，在社区动员工作中具有很好的感召力。

志愿者莫纪龙是一名退伍军人，因为长时间戴着塑料手套搬运物资，双手肿了两圈。“小伙子，我又不认识你，这个信息填了不会泄露吧？”家住天伦锦城小区的王阿姨眉头紧锁，面对穿着防护服的莫纪龙有点紧张。“阿姨，别担心，我们是下沉干部，这个表就是社区来核实情况和发放物资的，您放心。”话音未落，莫纪龙赶紧把一箱鸡蛋递给了王阿姨，又把需要填写的表格内容逐项讲解清楚。

与莫纪龙和他的志愿者“战友们”不同，还有一群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服务着社区居民。大兴区医院接诊室护士宋宝艳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她也是北京战疫期间一名特殊的志愿者。通过电话线，宋宝艳为“看不见”的来访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抚慰他们的不安。

灵活的社区志愿者服务、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激发了基层社区成员防控疫情的潜能。在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中，公众的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预测其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社区与志愿者们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自信心的材料，激发每一位社区成员疫情防控的潜能。

志愿者服务也可以很好地顾及社区内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抗击疫情期间，老人、残疾人和儿童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家住迎风西里小区的刘慧娟是风之彩慈善义工服务分会会长，在小区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刘慧娟发现，小区里的老人担心免疫力低下，害怕特殊时期感冒而不敢下楼，经常攒上几天的垃圾一起倒，对社区的环境维护非常不利。为此，刘慧娟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里的老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物业人员对楼梯和垃圾桶进行消毒。

志愿者在本次北京防疫的工作中功不可没。据统计，6月11日以来，北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坚守防疫战场，其中通过“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发布相关志愿服务项目7683个，招募注册志愿者22.8万人次。[3]基层社区人员往来密切，只有每一位社区居民都做好了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行政力量驱动，还需要发挥基层社区的优势，组织志愿者、整合基层社区资源，拧成一股共同抗击疫情的合力。

（编辑  杨利红）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仅带来新的冲突，而且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矛盾，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新孤立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经济领域战略协作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于7月23日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俄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的线上研讨会。围绕加快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俄经济协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中俄科技教育协作长期化制度化等话题，专家们提出了真知灼见，共同助力疫后中俄战略关系行稳致远、历久弥坚。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俄战略协作中心主任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坍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命题。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多极化新秩序，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就开展两国科技、金融以及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考虑提出建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设想。

谈及未来中俄加强战略合作的潜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直言，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而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同时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表示，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构建空间足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俄战略协作中心高级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建议，后疫情时代，中俄应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同时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人类发展理念的创新上有所贡献。而中俄合作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通过产业链的互补和重组，构建规模足够大、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国对俄投资潜力巨大

战争、灾难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催化世界格局的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不亚于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后疫情时代，中俄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孔丹认为，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世界大国，对涉及当今和未来世界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广泛的共识，这是我们深化战略协作的坚实基础。中俄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巨大，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世界性意义，必然对相关国际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强中俄关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

从经济安全角度看，中俄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等国的安全压力：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多年，美国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和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俄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改变经贸结算受制于美元支付系统（SWIFT）的被动局面，加大本币结算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二是增加中俄两国对世界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避免某些掌握定价权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获取暴利而制造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三是加强科技合作，打破西方封锁，将西方国家可能断供高科技产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加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外部势力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经济危机的图谋。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俄作为世界新兴大国，都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经济体量大、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应尽快形成覆盖中央和地方、各个领域和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务实合作新格局。建议重点开展以下合作：

一是联手抢占科技、金融等经济制高点。科技和金融实力是赢得国际分工体系高端地位的关键。今年是2020-2021中俄科技创新年的开局之年，借此契机，两国可以推动科技研发机构的合作再上新台阶。中俄都是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大国，俄罗斯有很多科技应用成果被束之高阁，中国可利用自身制造业配套体系、市场规模庞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强等优势，支持俄罗斯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研发与产品的市场实现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始终位居全球第二名或第三名，但对俄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投资风险控制是制约中国对俄投资的瓶颈性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在研究通过设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使俄方优质抵押物成为撬动中俄投融资合作的杠杆，以机制创新促进两国之间的大型项目合作。

二是两国应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反对动辄经济制裁。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联手搭建区域经济秩序，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加强多边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三是完善以“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模式。中俄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的引导作用，形成大规划、大企业、大项目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双方中小企业合作。两国经济合作应当本着开放、透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高技术手段，实现互利共赢。

中俄战略合作应按下快进键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俄罗斯的防疫情况也在持续好转。但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深受疫情之困，而且不排除会有第二轮疫情暴发。

在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来，虽然疫情让全世界暂时停摆，但是我们现在不仅要按下启动键，还要尽快按下快进键。

“任何危机都是对中俄双边关系稳定性的考验，但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冗余度。”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今年两国领导已经四次通话，并且互致信函；今年下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在俄罗斯的峰会以及中俄政府首脑第25次定期会晤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俄彼此支持，实施人道主义帮助，在疫情高峰期间，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一些医疗防护用品的唯一供应国。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俄间经济交往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一。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虽然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量有所下降（中方估计下降5.6%），但总体情况比较稳定。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中俄双边贸易也会逐渐恢复，到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这是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的目标任务。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年卢布在中俄贸易中结算的比例达到9%，人民币占到7%，欧元占到46%，而美元是39%。可以预见，深化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俄未来金融合作潜力巨大。去年12月，亚投行批准了俄罗斯的一笔5亿美元贷款用以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给予俄罗斯27亿美元贷款，同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在绿色能源方面提供信贷合作。俄罗斯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不仅如此，双方在欧亚地区的投资合作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方向。未来这种状况应该逐渐得到改变，要更好地吸引中国的开发机构、大的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来参与这些项目。

众所周知，俄罗斯今年担任了金砖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其目标是加强多方面合作，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共同应对现在迫切的国际挑战。俄方主张，成员国之间要保持团结、应对挑战；国家间尽管有一些分歧，但大家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中俄联系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安德烈·杰尼索夫强调，俄罗斯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内所采取的举措。这个倡议已经超越了经贸协作与基础设施的框架，它不仅加强了人文交流与数字领域的合作，还提升了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同时，俄方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加快欧亚一体化进程。

谈及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新冠病毒的蔓延不仅是对各个国家，也是对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稳定性的考验。在疫情面前，中俄两国应协调行动，扩大卫生领域合作，对疫情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共同克服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俄合作重塑疫后世界经济地理

王湘穗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来遇到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化进程，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和未来走势。在后疫情时代，中俄两国亟需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特别是要强化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要和正在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一是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趋向瓦解。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关贸总协定（WTO）、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础上的全球性产业分工、自由贸易、跨国投资的经济体系。如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认为，是现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金融危机并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开始毁约退群，挑起贸易战，破坏国际现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美国已经退出12个国际组织。在疫情中，美国更是认为现有产业链危及美国安全，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断链脱钩，滥用美元霸权，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美式全球体系濒临瓦解。

二是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美国政客推行“产业分工泛安全化、贸易意识形态化、金融工具武器化”为特点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全球产业链受到剧烈冲击，原有全球分工的“长链”变成“短链”，开始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三是欧亚大陆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在美式全球体系瓦解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形成有15亿人口的紧密、全面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核心（其中有5亿中等收入人口，与欧盟相当、超过北美），加上欧亚联盟国家和东盟将会形成一个23亿人口的经济合作圈；再加上东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人口合计接近40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50%、接近经济总量的50%。如果进而与欧盟、非盟国家合作，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从资本全球扩张早期的殖民地时代以来，世界被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在海上，跨大西洋国家联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美英保持对世界经济、全球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对决定经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产生积极改变，通过现代新技术改变距离、通过区域规划调整密度、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合作打破阻隔，构建起有足够空间、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加强中俄经济战略合作的建议

第一，加强在基础建设特别是新基建领域的合作。未来5-10年，中国将大量投资新基建，建设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仅5G的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约2-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达到万亿级。此外还有与新基建结合的传统基建，如铁路、电力、管道、光纤等，中俄应该加强合作，在5G商用、数据中心（冷源、能源）等领域，形成紧密联系的新产业链。

第二，加强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货币金融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集中体现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上次冷战的起点，是凯南电报对苏联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的分析——货币体系是区分我们与你们的关键。中俄目前都面临美国金融霸权的制裁，美国借乌克兰问题、北溪2号项目等制裁俄罗斯，借香港国安法以及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俄应该加强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打破美国金融制裁。中俄还应谋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保障。最近，前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发表文章，指出多国央行滥发货币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建议创新货币投放机制。中俄应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上加强合作。

第三，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航空航天产业可以拉动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目前全球航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形成寡头垄断。中俄有航空航天工业基础，国土辽阔。中俄可以合作形成自己的空中客车公司，推动形成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产业核心。现在两国在CR-929和格洛纳兹-北斗项目上有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向全产业链延伸，通过产业互联网，利用数字技术，把两国空天产业的各要素、各环节全部实行组合，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使空天产业成为两国高端产业合作的支柱。

第四，加强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合作。俄罗斯的一位数学天才曾帮助华为解决了重大难题。俄罗斯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人才素养好。中俄可以合作建设基础研究院、联合实验室，互派研究人员，共享成果。

第五，加强军民融合领域的合作。军事力量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高的军费开支。美国有1万多枚核弹头还嫌不够，加紧升级和扩产。中国的应对战略和策略是推进军民融合，把军事需求与民用产能结合起来，把军民间的壁垒打通，实现军民技术双向流动、相互促进。在这方面中俄也可以加强合作，争取以更低的安全成本、更好的制度化设计，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针对有媒体提出的“中国速度”和“俄罗斯速度”的比较问题，王湘穗认为，近年来中国科研投资和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俄罗斯的科研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希望未来两国的合作模式是“中国速度”加上“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科技界有不少世界领先的独创成果，值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好好学习。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欧亚一体化

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打击。据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下降6%，明年可能增长4%，经济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下降了近10%，但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俄罗斯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维诺库罗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可行性非常高的倡议，现在相关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性质的，也包括欧亚这片广袤地区的很多国家，它对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非常重要。

维诺库罗夫表示，欧亚一体化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欧亚大陆不仅需要一体化，而且对其中一系列负面因素要给以打击，比如跨国毒品贸易、病毒细菌的蔓延等等，进而避免导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把“一带一路”看作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倡议。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完全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应该往前看，要有长远的目光。

第二，要高度重视债务和财务的稳定性。按照“一带一路”倡议，要关注那些贷款接受国的债务状况和财务稳定，国际金融开发机构在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亚投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等等。俄方针对各国情况开发了一套监测债务和预算状况的模型。由于疫情，目前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未来4-5年内，债务稳定性问题应该成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三，目前，经过前苏联地区的跨欧亚集装箱专列（中国的中欧班列），每年可以达到惊人的40万-70万标准集装箱。据了解，中国对这些集装箱班列提供了补贴，希望中方在未来1-2年内不要取消这些补贴，帮助中欧班列度过这两年的困难时期。同时俄方也在考虑用自己的补贴扶持班列运行。

第四，建议加强与邻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合作，消弭当地的一些负面因素。比如，一些国家由于货币流动性减少，可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从而威胁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中俄应共同遏制并降低这些负面因素，这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联合重塑新的疫后体制

新冠病毒的袭击，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人类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近些年，中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合作不断深入。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李若谷认为，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中俄更需要谋划好疫情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现存的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暴露了人类社会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时缺乏应有的应急机制和统一的应对策略，各自为政，导致疫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建议中俄认真研究今后再次遇到这类情况时如何做好协调、联合应对，同时与愿意参与这一研究的其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

第二，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发展及公平、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我们要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策来改革它，而不是回到各自为政、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更加公平、透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第三，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中俄应该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和制造，以及生命科学、医药、环境治理等等。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将给人类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也有助于阻止那些反对全球化、反对合作的势力。

第四，人类的发展理念需要创新，中俄两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目前人类社会围绕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地球这个空间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星球越来越不安全，包括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人类本身产生了伤害。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以及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同时结合西方发展理念中的优秀元素，开发人类发展的新理念。

第五，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传统的人们所组成，发展有先后，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但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成果。这次疫情暴露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其他各方，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恢复发展动力。

第六，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中俄两国应该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联合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能支撑全球化发展需求的货币及支付体系，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不受个别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公开、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俄应勇敢捍卫共同的利益

马斯洛夫认为，世界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尽管这些贸易和全球化合作的理念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的，但一些旧的全球化因素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模式，目的就是不让中俄和其他国家继续享受这一模式给贸易、科技、信息等领域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全球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和开放性。“如今中俄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们都没有被打倒，我们要开出自己的药方，即在被隔离、被孤立、被制裁之下，我们该怎样生存和发展下去。”

关于如何推进中俄两国在科技和信息领域方面的深度合作，马斯洛夫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科技金融方面的合作，中俄要提出全新的货币体系治理模式，如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和银行间的结算合作，这一体系的稳定运作需要很强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第二，需要有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制。现在中俄两国间有莫斯科大学与北理工合作的深圳分校项目、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的新建大学项目，但这些新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联合学术期刊等重要平台，而这些恰是推动深层次科技合作和研发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建议两国在这些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包括联合制定工业4.0标准、科技和教育标准，形成研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空间。

第三，加强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俄中两国各有关行业的企业都认为，影响两国企业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互不了解、相关信息太少，亟需建立一个开放的企业数据信息库和平台。两国政府要鼓励和引导科研教育机构建立和运行这样的数据库。

第四，在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制裁下，中俄有必要共同提出一个系统的愿景，包括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明确表述两国的共同愿景，勇敢地捍卫我们在全球的共同利益。

关于美国加强制裁是否会催化中俄之间更多的合作机会，马斯洛夫提醒说，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比如应对美国制裁的短期应急考虑，这会让两国合作缺乏系统性和总体性。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比如，如何发展中俄之间的非大宗产品贸易，如何建立高技术农业生产合资企业，如何布局两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项目等；同时要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编辑  宋斌斌）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与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与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和-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和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和8.5%，TFP增速对应为2.8%和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和8%，当年的TFP增速为2%和0.3%。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到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和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和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的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和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和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和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年TFP增速暴跌到-3.6%和1999年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的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的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的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和7.2%的1951和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和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自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所具有的特效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还任重道远。

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积极稳妥地走向世界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为此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被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2020年6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1]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年10月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在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大会；次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年4月2日，国务院决定对过去制定但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那样，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业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金融、传媒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也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多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2]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年4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月12日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3] 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元左右。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4]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

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则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5] 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6]

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7] 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万事俱备。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应该相济相补，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的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我们从来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建议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专家组，选择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和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主管职务。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多种方法，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中西医药在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应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在整合中西医的基础上，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医药业界“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我们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中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医院被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运营管理，加上定价机制不合理，一些中医院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2006年，中国拥有的中医医疗机构为3009家，比2002年减少了792家。

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少数民族医生不能合法行医，中医人员不增反降，1990年底中医人员共54.3万人，到2013年底降至52.3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全国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遇到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国家制定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这一学历要求人为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

由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时，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及其他理疗师可以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制定《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应有相应中医专家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意见》中一些条文还是照搬了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为此我们询问了几位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作为主要甚至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或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要鼓励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理论及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应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应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者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可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现在，国内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样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材种养殖业。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红线；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国家和企业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国家应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药教育和科研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倾向，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删减无关专业，增加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科研要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对中药方剂和中药加工炮制技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提升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我国民间大量散落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年11月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斗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我们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编辑  季节）

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与“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从“制度”与“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制”，后一句强调的是“治”，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制”与“治”——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到“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国”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与“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与“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辑  季节）

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秩序、全球产业分工、全球贸易均衡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问题的思考；迫使各个国家重新检讨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安全战略。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认为，这场不幸的疫情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人们摆脱思维定势和思想惰性，重新思考和反省已经习以为常、感觉理所当然的现状、规则与秩序。这就是“危”中之“机”。在这场危机面前，我们一要全面反思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全面梳理检查国家安全防线漏洞，特别是要高度关注非传统、非典型的国家安全防线；二要区分轻重缓急，既要有堵漏、止损、输血、上呼吸机的短期紧急救助措施，又要考虑标本兼治，着眼长远战略，着手重大制度政策改革，为长治久安谋篇布局。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性质来看，它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它又是作为生产目的——消费实现的充分条件。实现共同富裕，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进一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等初心的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新中国创业时期，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是为了发展；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发展。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所确定的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适时、适度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不断推进。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力日渐雄厚，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之这次新冠疫情危机的严重影响，需要我们审时度势，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改变发展方式，把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流血流汗播下的种子，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拼搏耕耘，已经开花结果、获得丰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所有中国人带来的受益程度并不平衡。东部和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诸如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演艺明星和普通工薪群众之间的收入水平都出现了较大差别。资本资产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差距更是悬殊，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公益领域的产业化、市场化，也加重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压力。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数亿农民为了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分享了他们当年创造的红利，但给他们的分红却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农民工兄弟背井离乡，和我们一起为国家建设拼搏奋斗，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工作条件差，汗水流的更多，收入报酬并不高，又缺乏社会福利保障。这种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形成的历史欠账，现在已经具备逐步解决的条件，是启动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元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对于这种快速且越来越严重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应该允许和保护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一定的适度范围内就是合理的、积极的，跨越一定的度，就会发生质变。社会主义反对平均主义、鼓励竞争，承认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贫富差距的无节制扩大，就会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泥潭，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初心，不仅人民群众难以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因此，我们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应该把解决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作为从现在开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首要任务。通盘考虑，通过初次分配、财政再分配、税收调节和建立城乡人民群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分配领域的综合制度改革，优先安排民生，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农民工和社会低收入群体充分分享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果，实现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

共同富裕，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支柱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的逐步实现，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使经济发展回归本原，也会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应该辩证认识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问题。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存在大量收入较低、缺乏社会保障的贫困人口的社会里，需求不足将会持续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选择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应转向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让消费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主要支柱。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十分重视经济结构中消费份额的增长，促销费也颇有成效。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还没有抓住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即抑制贫富差距，大幅改善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生活，建立覆盖城乡全社会的公益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灾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对外贸易，也影响了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面对上述双重打击，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基建作为关注重点。毫无疑义，启动“新基建”进行5G、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对维持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十分必要。但也应把控好度，不可用力过猛。防止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设施闲置、资产泡沫，为未来造成负资产。

应对疫灾，维护经济，我们应该标本兼治，短长兼顾。我们可以把“新基建”等作为“急诊”处方，对症施治，救急止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革新传统危机应对战略，开辟“第二战场”，在社会分配领域开展全面改革，打一场抑制贫富差距扩大、为社会主义事业扶正固本的伟大战役，以促进消费保证抗疫斗争的胜利，同时以抗疫斗争为契机，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可以预期，经此一役，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成社会分配领域的伟大进步，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消费这根经济结构中最伟大的支柱将在中国稳稳擎起，中国经济从此将会步入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编辑 宋斌斌）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党中央对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次提出要求，警示全党，并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屡纠不绝，形成痼疾，成为侵蚀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政治生态危害。近年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身上的作风问题，更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及形成

形式主义是指只看事物现象而忽略事物本质、只注重外在形式而不顾实际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片面夸大形式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否认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把形式片面地夸大成一种脱离实际内容的绝对的东西。其思想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1]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观念和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是官本位思想和权力观扭曲的典型表现。在设“官”而治、权力为上的社会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种以官本位思想为基础，以人们愿意做官的社会心理为支撑，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为庇护，造成权力异化、导致主客观关系扭曲为核心的腐朽社会现象。[2]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形式主义依靠官僚主义求得生存，官僚主义依靠形式主义装饰门面。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说到底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贪图名利的功利主义。[3]

形式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滋生和蔓延由来已久。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内部各派系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顾着表面形式上的争论而忽视思想内容上的理解。对此，马克思发出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4]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并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风。[5]

官僚主义中的“官僚”，指的是脱离实际和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员。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局部乃至全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官僚主义逐渐“露头”。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6]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敷衍塞责和命令主义，后一种表现比前一种表现的后果更严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旧官场恶习与市场经济固有的利益交换原则之间产生勾连，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浮”“假”“贪”“满”“骄”“空”“懒”等现象，成为官僚主义的新形态。[7]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征和危害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特征：[8] [9]

（一）脱离实际。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好摆门面，说大话、空话、套话，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违背客观规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二）脱离群众。不关心基层，不深入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制定制度搞“上面严一寸，下面严一尺”。漠视群众疾苦，对群众呼声麻木不仁，甚至损害群众利益。

（三）命令主义。搞“一言堂”、家长制，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会说狠话、使蛮力。

    （四）事务主义。缺乏大局观，开展工作抓不住重点，陷于鸡零狗碎，繁文缛节，热衷于填表格、做台账、报材料，过度留痕。

（五）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宗旨，追求“权力空间”，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特权意识浓厚，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摆“官威”，讲排场，外出前呼后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

（六）弄虚作假。对党和人民不老实、不诚实、不忠实，不但自己说假话，虚报浮夸、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甚至要求下级说假话。落实中央要求打折扣、搞变通，阳奉阴违。

（七）不负责任。工作中不思进取、消极应付、敷衍塞责，不想事、不干事、不成事，不担当、假担当，不作为、乱作为。事无巨细向上请示汇报，看似守规矩讲程序，实则逃避责任。

（八）好人主义。从个人私利出发，丧失原则性，不愿得罪人，遇事避重就轻，隔靴搔痒，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做好好先生。

    （九）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超编严重，因人设事，“吃空饷”问题长期存在而成顽症，工作效率低下，内耗不断，形成懒政怠政。

    （十）文牍主义。喜欢搞文山会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开会上；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总结材料代替工作实绩；文件层层转发，会议缺少实际内容。

（十一）争名夺利。个人利益至上，私心膨胀，伸手要名誉、要地位，跑官要官，把权力当成私有；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假公济私，多吃多占。

（十二）宗派主义。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搞亲疏远近；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任人唯亲，形成组织内部的小团伙、小圈子。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防控新冠肺炎工作中，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要求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执行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干工作疲疲沓沓、拖拖拉拉，遇到问题推诿扯皮，报喜不报忧，甚至欺上瞒下；发文件红头改白头，正式改便笺，同一议题会议层层重复开，要求基层频繁填表，提供视频图片作为工作佐证，调研扎堆干扰基层工作，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甩锅”，等等。

种种表现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极大危害[10] [11]：

一是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在工作层面上使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盲目和失聪状态，造成信息失灵、决策失误，影响中央政令畅通，而且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从根子上与党性和党的宗旨背道而驰，必然对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极大破坏，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贻害党的事业。

二是败坏社会风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之风和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不仅影响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势必侵害社会肌体，助推一些地方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是危害社会以及国家的稳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必然会降低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损害社会整体上的公平性，妨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增加不安定因素，进而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破坏国家安全，甚至丧失政权。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迷惑性，在高压态势下可以一时收敛，但稍不留神就会反弹回潮。究其原因，是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体制庇护、社会价值观支撑、社会心理基础和穿上了行政权力运作方式合理的外衣。[12]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原因：[13] [14] [15] [16]

社会历史原因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肃清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能够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任务。[17]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以及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社会上渗透到党内，不仅使得官僚主义、家长制、官本位难以根除，而且助长了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等不良风气。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18]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那些滞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很大抑制，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依然严重影响着人们。由于诸多原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有顽强表现。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原因，均与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思想认识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与党员干部队伍思想认识方面的严重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贯穿党的全部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不懂得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会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造成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工作中的脱离实际。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但一些党员干部由于人民立场出现偏差，不了解、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很自然地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潭。由此带来政绩观的错位，要么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要么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违背科学瞎指挥，贻害一方群众。

体制机制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十分重视从体制机制方面寻找原因，认为官僚主义的长期广泛的存在，同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是“一个总病根”。[19] 不难看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庇护场所。在体制上，权力至上有余而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逐级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不足，迎合上级有余而尊重下级不足。在机制上，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等，尚未真正形成科学量化、客观平衡的体系，上级主观因素较大，不利于对“只唯上、不唯实”风气的遏制。在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上，我说你听、我命你行、我管你从更具有合法的外衣。由此助长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级观念和不良的用人导向，使一些人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俘虏。一方面，对上唯唯诺诺、察言观色，想方设法揣摩领导心理和意图，挖空心思迎合上级喜好；另一方面，高高在上，武断专横，习惯于发号施令。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顶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具有极强的迷惑性，监督处罚难以到位，久而久之，更蔚为风气。

能力素质原因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暴露出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常常集中反映在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差距和不足上。应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接连出现，不少党员干部缺乏准备，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作内容，自身能力与形势的要求形成极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成为省心省力、简单易行的办法。执行上级决定囫囵吞枣、照本宣科，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用“一刀切”、命令主义等方式推进工作，最容易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到工作中，也最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科学研判党内存在突出矛盾的发展变化，为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把脉”“开方”。[20] [21] [22]

(一）提高思想认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往往源自思想上的错误观念。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从清理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入手，使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民情，才能避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了解民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反对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今天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紧紧依靠群众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23]

（三）完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离不开制度化、常态化的体制机制保障。要走出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要靠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在深化治理改革中放权赋能。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根据实践的变化和新的经验，在体制机制上做进一步探索，研究制定新的制度、健全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提高科学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以体制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的行为。

（四）净化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24]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党员干部抓起，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只有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在党的肌体上抑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灶。

（五）完善监督体系。严格监督是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既要发挥巡视巡察等纪检监察手段的监督利剑作用，也要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监督评价体系，切实改进督查检查考核的方式方法，赋予广大群众对党政干部履职尽责更大的评价权和监督权。

（六）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惩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通过几次集中治理就一劳永逸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25]为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既要严抓深抓，也要常抓，持续形成清正的党风政风。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     

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说明，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地理政治考虑也成为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在新的一波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同时承接中高端升级产业落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出的“双向转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

国际产业转移也要求我们在供应链技术、管理理念、合作方式等方面具备化解风险的能力。本文基于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产业转移   比较优势   供应链   效益评估

战后三波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已经发生过三波比较清晰的产业转移过程。第一波是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推动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起飞；第二波是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典型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增长期。

回顾战后以来的历史，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对于产业转出国家和产业承接国家都是多赢的过程。无论从转出国还是承接国，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经济和市场因素，但是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

 从宏观经济因素来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前提，企业必然向具备获利空间的潜在市场转移。生产成本差异则是影响产业转移的直接因素。成本具体包括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租金、劳动工资等，也包括运输成本。从市场角度看，包括地理区位优势、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研发能力等。同时，制度因素（软性因素）也与成本和市场这样的经济因素（硬环境）同样重要。制度因素包括一个国家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国有化程度、国际贸易便利、国内市场准入、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外资企业运行便利性等。

从承接国的角度看，产业转移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机遇，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吸收新技术的过程。在这方面，第一波产业转移中，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企业管理方法，为自身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乃至下一步的产业向外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特定的情况下，产业转移也有政治和战略性考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向西德和日本进行产业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有美国自身的产业转移需求，也有当时美国支持盟国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影响的地缘政治考虑。

中国目前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所处的位置

在持续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产业承接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

作为技术承接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以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在低技术产品（包括纺织、鞋类、家居等基本民生用品）。2018年，中国出口额是进口额的7.8倍，净出口额高达6677.4亿美元。2018年中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的28.4%。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制造业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加大，但是潜力也很大。

在中技术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方面，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全球同类产品的10.9%，在三类产品中占全球比例最低，甚至低于德国（12.9%），略高于美国（9.2%）。在中技术产业中，特别是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性、实用性、质量管理、自主品牌以及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的中技术产品进口量比较大，2018年达到4302.3亿美元。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发展迅速，2000-2018年间，每年增长35%。2018年的出口额达到8017.6亿美元，在当年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21.3%，大大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但是，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也高达6153.8亿美元。可见中国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说明了对于国外高技术的上游产品有较高的依赖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只是高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者，仍旧处于同一类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自有技术含量并不高。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本报告认为，评估产业转移效益的宗旨应基于“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国际产业转移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气候保障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

在评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效益时，不仅要看表面上的“产业升级”，更要看产业结构是否优化、产业链是否完整。在高技术产业中，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对外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大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向高技术产业的高端环节移动。同时，坚持中技术产品的制造是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避免“中空”，始终保持“中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并提高技术含量，这也是“德国制造”整体上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技术产业中也要避免“空心化”，在转出部分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的同时，确保国家的“低技术产品”的全天候供应能力，民生领域的基本产品和物资不能依赖进口。

从环境影响的角度看，评估国际产业转移效益必须考虑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而避免环境污染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设立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标准。以严格的环境、气候标准的实施，形成产业转移的环保“准入”机制，有效地避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对外产业转移也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和减排要求，形成可以量化的产业转移的“转出”标准，杜绝污染当地环境的生产项目。对于高碳排放项目也应辅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项目、绿化植树等生态补偿措施。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直接效益包括对GDP的贡献、对税收的贡献、出口创汇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2356万人，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比例5.4%。虽然外企就业人数比例有限，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达到1.04万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1.9%，可见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表1所示，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环境气候、宏观经济三个层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标（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同时，在衡量国际产业转移效益的同时，必须对于相应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控。

表1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政策建议

全球供应链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新冠疫情前国际产业转移已呈 “回流”、“分散”趋势。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类结构性问题突显并尖锐化。发达国家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通用电气、福特、松下、夏普等制造业巨头纷纷着手将海外制造基地迁回本土，而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如苹果、Home Deport和亚马逊等则表示将组装企业迁往东南亚国家，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回归”和“分散”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企业面临高关税风险，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以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目前国内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势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中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全球化”，而是以兼顾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推动与中国“产业脱钩”，印度力图渔翁得利。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近年来政治因素再度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以印度为例，新冠疫情前期我国供应链暂时断供，曾导致印度电子、汽车、制药等支柱产业大范围停产停工，加强了印度修补本国供应链的决心。与此同时，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也在大力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但是，印度自身的各种条件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在低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是顺差（421.5亿美元），但出口仅占中国相同产品的9.2%；印度中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428.0亿美元），出口仅占中国同类的8.8%；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也是逆差（高达791.6亿美元）。也就是说，印度承接国际产业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替代中国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需要将现有的中技术、高技术产能增加16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竞争者，在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地处亚洲的印度的新依赖。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和印度联手大力推动在华美企撤离赴印度，其实无需过多担忧。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封城后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制造业的韧性和管理能力。而且，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移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中国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新版全球化将演变为“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

疫情加速了已经出现的供应链的重组，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北美的区域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制造业基础的美国为主导，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墨西哥为核心成员，并将吸收南美国家进入供应链。欧洲区域供应链以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和出口国德国为主导，同属七国集团的法国、意大利等国为核心成员，扩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北亚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庞大市场的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为主导，拥有高科技实力的日本、韩国为核心成员，并延伸到东南亚、南亚国家。

这样的 “三极化” 供应链体系是新版的全球化趋势，兼顾新形势下降低生产成本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双重要求，对于未来突发的事件将具有韧性和抵御能力。三大供应链并非闭环运行，将会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医药用品和器材等产品的生产将出现本地区化和多元化，不会依赖单一或几个国家。

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建议

根据对于产业转移历史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优化产业结构，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当为低技术产业特别是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进口。

鉴于我国中技术产品制造业大而不强，建议大力鼓励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推动东北亚区域链的形成，扩大东南亚、南亚朋友圈。

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动向愈发明显，将形成北美、欧盟和东北亚三个主要的区域性供应链体系，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疫情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互信、经贸联系，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如三国商务人士互免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

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印度），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保持与北美、欧洲产业链的密切互动和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维，重点扶持非洲国家。

疫情后全球化面临重整和供应链区域化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行工业化的潜力将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借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建立出口基地、规避双反以进入欧美国际市场的固有思路难以持续，同时在这些国家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性也没有保障。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光伏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鉴于新版全球化的亚洲、欧洲、北美的三大产业区域可能将非洲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进而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建议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目标是达到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全部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编辑  季节）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金融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新边疆。近年来通过金融战手段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尤以美国为甚。美国聚集一批专注于金融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创新思路与观点不断推动金融战理论的发展，这也使得金融战在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中体现的突出作用更加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

什么是金融战

从历史上看，金融掠夺只是经济战的一个附属效应，金融被视为经济的范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正在逐渐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

经济是使用资本、资源和人力三种因素开展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经济战仅限于攻击敌人生产和分配货物和服务的能力。金融是通过货币流通、授信、投资提供服务的活动，因此金融战则是对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信贷和货币基础的攻击。金融实力可以给对手造成负面的经济影响，因为运用金融实力能够削弱一个国家定价、交易、积累资本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和分配的停滞。没有了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对手的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被迫缴械投降。可以说，金融战利用资本和信用来攻击对手或保护盟友，并且可以放大和加速经济战造成的损害。

新的国家力量投射工具[1]

金融战创造并利用新的实力投射途径（金融）来更高效地支持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战可以利用全领域的经济活动来找寻和攻击对手的经济体系弱点。最简单的金融战是破坏作为生产和分配基础的货币基础，从而破坏对手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能够阻止对手进行交易，还能够阻止对手转移和储存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的资本，而生产和分配一旦停止，对手的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精准而灵活的制敌策略

封锁和禁运等经济战工具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从产出的角度影响对手的经济。而金融战的目标是瓦解资本，从投入角度干预对手的经济。制裁、封锁或禁运等经济行动只能切断与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而金融实力投射则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金融联系来增强实施效果。从经济后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讲，金融战都要更胜一筹。而且，经济战行动表现为一组明确的、不可变通的政策措施，比如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明确、宣示性的政策，不完整的或有选择的禁运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禁运。因此，在需要有政策弹性的对抗情境下，封锁和禁运并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它们可调整的余地不足。

与无法计算精确后果的经济战行动相比，金融战则是一种“精确累进”的政策工具。既可以针对单一交易，也可以针对整个工业基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另外，金融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以间接或衍生方式对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影响，难以追溯甚至不可能追溯至攻击来源，非常不利于对手进行情报收集或策划反击，因此金融手段在积极主动消灭威胁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金融战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金融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6年11月4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动乱，11月5日，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允许英法军事干预埃及是不现实的。但外交手段并没有说服英法撤军，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北约盟国显然也不可行，在这种局面下，艾森豪威尔使用了金融战手段。首先，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英国提供5.6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其次，阻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6亿美元的信贷；最后，威胁英国如果不退出苏伊士运河，美国将抛售持有的英镑债券，从而迫使英法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信贷封锁冻结了英国的借贷能力，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负现金流状态，并几近导致英国破产；英镑债券威胁有效增加了使用英镑交易的风险，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没有信贷推动国防开支，英国就无法进口所需的石油和食品。这场金融战还会摧毁英国的贸易，使英国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形成资本，并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无法大规模进口商品，从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国运用金融战在国际博弈中得手，有效地维护了北约内部的协调性。而在这之后，金融战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新的对外政策选项

金融战是一项有意义的可选策略。对于美国来讲，以前只能通过武装力量实现的政策选项现在可以借助金融方法实现。比如，终止沙特对国际圣战组织的财政支持，降低伊朗的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金融战作为武力之外的可选项，为美国对外施压政策提供了更多手段。

而对于军事斗争来说，金融战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和配合手段。现代战争准备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准备，还包括了信息、网络、经济和金融行动的准备，在作战规划时，应该在确保最大效果的情况下以金融风险取代人力风险。

在微观层面提出了独特的攻击样式

从可行性来说，发动金融战一般会瞄准那些信息、风险和回报中不透明、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系统性领域来实施攻击，一个典型例子是金融市场。这些领域通常具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弱点，通过聚焦这些领域弱点能够制定金融攻击的手段、目标以及力度，并且能够估计出对其他领域的传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金融战的样式体系包括攻防两端的设计，进攻性金融战试图通过攻击对手的金融领域来制造产生出人意料且有着重大影响的“黑天鹅”事件。这种事件相对于一般金融统计学分布上可能出现的“厚尾事件”来说，将更加不可预测且不规则。防御性金融战则寻求一系列指导政策来降杠杆，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偏差情况，又或是通过构建额外的体制机制和多层监管体系以达到抵御金融攻击的效果。具体地讲，美国可以封锁对手的重要行业，造成其与全球市场的脱节，使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造成大规模流亡、饥荒、骚乱和政权更迭。美国还可以通过金融战攻击政权精英、破坏贸易、消耗外汇储备、降低经济产出、加剧通胀、推高失业率、加剧社会和劳工动荡以及加速人口迁移等方法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金融网络空间发动的战争：以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速度开展的电子、远程金融战，能够让对手被迫建立复杂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牺牲大量经济效率。在战争中，金融战能够通过影响敌人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以及削弱其训练、作战和融资筹措的能力，达到辅助军事作战的目的。

美国视角下的金融战需求

如果说全球金融是全球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战也将伴随着贸易摩擦而不可避免。每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必须与全球金融的标准和组织体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对全球贸易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而全球贸易又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国际金融标准和组织的影响力为打击别国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对于美国来说，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御的角度看，都需要做好金融战准备。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金融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除传统武器之外的重要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美国极易受到金融战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和防御金融战。

美国的传统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应对重要对手的非军事威慑，亟需创造新的强制手段和能力。其面临的难题是将冲突升级到常规战争还是在威胁面前让步。当然在目前条件下，世界上军事大国的战略推演一般也都倾向于避免直接的传统军事交战。美国必须开发新型的力量投射工具，以应对、改变或颠覆对手的决策框架。

美国可以凭借金融力量攻击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通过金融手段破坏一笔特定交易，摧毁一家特定企业甚至是对手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让对手付出高昂的对抗成本，从而获得难以匹敌的威慑能力，这在缺少规则限制的战争中非常有用。

美国可以借助金融实力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成本与收益。金融战的威慑或实际行动可以警示对手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承担巨大的净现值成本，这将减少对手的预期收益，促使对手转变其预设的不受欢迎政策。金融战可以帮助美国先发制人地采取威慑和压制，即使无法做到先发制人，至少还可以对抗敌人的非传统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最大程度地对目标实行金融联结与渗透，能够让后续的每一次金融攻击都更加精确合理，以此不断加强美国的金融战优势。

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发动金融战争。美国在金融战方面的弱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高度集中的资本形成要害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个系统的银行间日交易超过85.8万笔，年交易额达973万亿美元，如此巨大交易体量的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二是当风险不透明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杠杆衍生的美国金融产品就会嵌入漏洞。例如，2008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崩盘时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导致了主要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而后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为破产的公司提供补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三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在金融打击面前的脆弱性。因为赤字降低了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比如预测经济增长情况时出现政策失误，而政府财政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新的政策，将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其他问题，如养老金资产国有化、政府强制贷款、货币贬值等。

美国金融战的基本实施框架

金融战与军事作战类似，是在行动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提前战争筹划来实现的。首先要明确金融战的核心目的是攻击对手的资本，这包括直接攻击一级资本或间接攻击二级、三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现金、流动投资以及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已加工商品的价值；二级资本包括债券和股票，企业可以将其出售以换取一级资本（现金）；三级资本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能够帮助二级资本转化为一级资本。从实践角度来讲，围绕资本来发动金融攻击还要进一步明确三个行动要素：对象、目标和路径。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金融战行动框架。

分析对象——基于经济区域图及金融轨迹

筹划实施金融战首先需要收集拟攻击对象的数据，分析构建关于该对象的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详细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能够帮助构建出精确、有效且具体的金融战武器。经济区域图是在物理和虚拟地理图上叠加了生产、分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视图，图中至少包含几个方面要素：一是能够描述出对象、供应商、客户和相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联节点，这些是潜在的攻击标的。二是要对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进行核算，帮助揭示对象如何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三是要体现与金融有关的其他特性，如主要业务的成本、回报和利润率；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业务覆盖范围以及与各政府的关系等等。除了识别生产活动，经济区域图还应该提供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产品分配活动图，包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物流渠道，产品流转的时间、地点和所有者等因素。

绘制出经济区域图后，需要进一步掌握目标对象的金融活动轨迹。轨迹中包含着详细的金融投资者、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运转机制，这些是一级资本流动、积累和投入生产的基础。追踪流动资产（如流动资本、信贷额度、银行账户、原材料和在建库存）和长期资产（如股东权益和硬件设施）的二级和三级资产负债情况，可以了解对象的哪些金融环节处于风险中。从金融轨迹中可以确定金融网络节点（包括个人、厂商、供应商、商业行业和政府实体）和链接（包括交易和支付网络）。节点明确责任、风险和回报所在的位置，链接显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在金融网络中流动。金融轨迹图将根据节点的脆弱性和链接的风险性进行攻击的优先级排序。

确定目标——基于预期结果

金融战在许多方面像火炮或导弹发射，打击形式涵盖了从非制导到精确制导的多种方式，能够针对不同的点、区域或系统目标进行攻击。点目标即特定交易、机构、企业或资本；区域目标是一个群组或相互关联的交易、资本流动或关联企业，如一整条供应链；系统目标包括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或期货市场）、产业或是对手的整个经济体。因此，在确定金融战目标时，可以从一个公司内部特定生产或分配活动中的单一资本，逐步升级到包括货币供应和流通在内的系统性金融目标。

确定目标的过程要从金融战的预期结果出发，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出要达到的结果特征：一是规模，明确预期的结果是阻碍一个公司的单一交易还是阻止对手经济体中的所有金融活动；二是速度，根据可用的手段来预计得到结果的时间；三是效果持续时间，确定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否需要保持时间跨度；四是程度，在持续时间内预计效果的破坏程度；五是方法的显性，明确想要运用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还是秘密的。将预期结果与绘制的区域图和轨迹相结合，可以确定关键的需求和漏洞。必须确定使用的手段：物理、电子或公开市场。必须详细说明度量标准、途径和向量。必须确定成本。如果涉及网络化目标，必须考虑到建设性和破坏性干扰，以排除意外后果。如果通过网络方法接近目标，必须检查波动波函数的幅度和频率。最后，金融实力投射可以独立发生，也可以与其他活动协调或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

规划路径——基于金融的功能

金融战的对抗领域是双方的金融结构或业务，通过金融的三个主要功能进行：即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风险管理。资本形成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储蓄和借贷积累实际资本盈余，以创造或扩大未来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是指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资本资产交易，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商品转换为货币，日元转换为美元，股票转换为债券等；风险管理是优化金融波动风险的过程。

资本形成打击。资本形成打击是造成对手货币的通胀或紧缩，或破坏对手其他用于储存实际资本盈余的手段。成功攻击对手资本形成能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追踪对手如何移动资本以及在何处汇聚资本。这种金融侦察能够广泛而精确地掌握对手为军事、准军事或代理人行动而筹集资金的能力，并且提供对手如何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情报。资本形成打击包括对实体、网络和信息的攻击。物理攻击包括对金融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一般性攻击或选择性攻击。例如，阻断自动柜员机（ATM）通信系统可以阻止银行小额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打击可以针对投资人或资本，比如使其失去合法性，或是攻击用于评估、定价、交易和拥有资本的渠道。针对渠道的打击可以是慑止或阻碍投资人的行为，或是阻止资本利用该渠道。

资本流动打击。资本市场流动是资本交易的集合，即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交易，其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利用资本流动发起金融战的方法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轨迹的解构和分析，找到能够引起资本市场下挫的作用点。因此，资本流动打击的目的是瞄准资本市场，破坏那些推动市场向上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而让市场进入下行循环状态，直至达到预期结果或使得市场彻底崩溃。微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具体交易，手段包括阻止买方与卖方会面、干扰交易价格、阻止产权所有权的转让、破坏市场行为、在特定交易中设置不合理的监管要求。而宏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市场运转的能力，比如交易速度。交易速度的降低会使得市场交易总量萎缩，而其本身则受市场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影响信息渠道、欺骗市场参与者、故意发布错误信息来破坏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可以有效减缓交易速度，破坏市场中的信任链条，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风险管理打击。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或推动者包括保险公司、审计和会计公司、评级机构和信用机构，以及抵押、担保和对冲的承销商。消除或减少对手的金融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限制对手的金融体系运转。破坏或阻断对手及其经济伙伴之间的具体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削弱对手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对外力量投射能力。微观的金融风险管理打击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监管模式攻击对手的金融系统、机构或资产。例如，运用强制手段禁止对手获得国际海事保赔险服务，那么该国贸易船只就无法进入许多国际港口，从而间接地破坏了贸易。还可以利用保险和信用问题来攻击对手的国际航空业务。宏观的风险管理打击则利用现有安全机制来揭露对手的欺诈或违反国际商业标准的行为。例如，增加对对手的检查审计可能会发现一些违反国际安全标准的行为，而海事、航空、邮政等国际商业系统对执行安全标准的要求很高，成功地利用国际安全规则可以合法地打击对手。

启示：金融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已将金融战作为一种独立而有效的力量投射手段加以研究和应用，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包含概念、流程和方法在内的基本行动框架，推动金融战理论实现了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一拥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曾多次成功运用金融手段达成了对外政策目标，获得了丰富而独有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金融战在美国的最优解，获得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警惕金融战成为大国博弈筹码。美国认为金融战是回应某些地区非军事威慑的有效策略，并专门以南海问题为例，将我国海上维权视为威胁。而在复兴崛起的道路上，我国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未来中美博弈中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战的踪影。美国或以金融战为威慑筹码对我国实行战略钳制，我们应警惕美国惯用的金融攻击手段，积极研究防御和应对策略。

二是关注金融战的跨域多域特征。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战的实施样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一域，利用网络手段对金融的跨域打击和多域手段融合攻击值得更加关注和重视。从防御角度来说，来自网络、信息等领域的跨域威胁应当作为金融战防御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进攻角度来说，打造金融的跨域多域攻击能力也为挑战既有金融霸权提供了捷径。

三是进一步重视开展金融博弈研究。美国对金融战的研究已深入实践层面，也更加推动了金融博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美国的观点往往建立在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霸权的前提之下，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牵引下，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博弈相关的研究，化解来自外部的威胁冲击，以博弈主动权冲破利益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只不过有此观感，而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香港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又大量回流；回归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地插手，就是这种状况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中国的一切，但他们自己从未反思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变为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所修理。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与在香港一样为所欲为，践行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一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以为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并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这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乃光议员认为，香港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样的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但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些？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那些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且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是因为中国从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可能吸引别国的反对派人士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而且世界上鲜有像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地公开闹事，然后要求他国做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可能。

莫议员还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发表“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的言论。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光景。再说人权，美国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白人移民对美洲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迫害，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就认定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并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来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那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情袭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难度之大决不亚于一场革命。但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他们移民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可能希望香港实现真正的回归。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