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九大”）召开后，一些媒体认为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上流行各种专家解读，解释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使其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为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行使伟大使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十九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成为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提升、丰富和创新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放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发扬和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经学解释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即：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中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

首先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的定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新时代。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二者融合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立德立言以名留青史。中国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了对人生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就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哲学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宪法序言是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党章序言和宪法序言的修改，无疑是把政治上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表述。这种历史定位方式是邓小平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定位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相对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展现出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因此，这种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政治时间的建构是依赖于政治实践所开辟的历史空间。而政治实践所创造的政治时间成为时代划分的历史坐标。

代际政治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这种正当性来源被混淆，无疑会在不自觉中瓦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十九大报告不再用这种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按照政治实践所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站起来”、邓小平时代“富起来”和习近平新时代“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每个时代的党领导国家回应历史使命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许多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邓小平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因此，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革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就是“站起来”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就是“富起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可以说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产生了一种舆论，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若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无法保障。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尤其是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席卷国民财富的现象，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引发不少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路线。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共和国史交织在一起形成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人民信赖政党，政党拥护领袖。领袖关爱人民，人民期盼领袖。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条文，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需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良法善治需要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践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而奠定了党领导国家的法统基础。

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定位。

中国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东方中国文明通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本国解放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开创新的革命路线。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探索新的道路。

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弘扬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和对之发扬光大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然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容易在前进中迷失方向。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由此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发难。西方学界将中国崛起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下的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并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试图构建所谓的“美澳日印”四个机制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种政治幼稚，并因此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所谓大国派主张，即认为须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苏联的失败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开始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成为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由此，共产主义不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到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融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精神饱满、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原始的伊甸园状态，而是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十九大报告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而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因此就将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时中加以重新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三个定位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尤其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而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走向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论十大关系”开辟的道路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和相应的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重新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对“自信”的强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解放，即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创造出来，中国人不是只能在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选择，而必须有自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新的现代化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而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不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实践，更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激励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而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西欧英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后来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入20世纪之后，苏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而实际上是导致“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状况。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融为一体，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用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会试图在当下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后冷战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文化意识形态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而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建设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矛盾对立中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包容西方文明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和调整党和国家机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统一调整和优化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十九大精神的要求。此次机构改革与宪法修正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一起，是新时代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政治变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局势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政治发展遭遇政治红灯。一些照搬西式民主模式的新生“民主国家”也陷入了治理混乱和政治泥潭。西式民主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良治和善政，西式政党竞争并不能巩固国家职能、提高政治效能、增进社会福祉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贯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全面性、深刻性，突出了法治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国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和部门行政绩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有利于集中统一、提高效能。近些年在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这突出表现为：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对此不必遮遮掩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一些领域机构设置重复，职能重叠，部门叠床架屋、层层设卡，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此，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根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 

二、有利于科学合理配置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欠科学，职责缺位、效能不高；中央和地方一些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撤销、合并、重组等形式实现部门职能优化协同。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三、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灾害多发、频发。为应对天灾人祸，化解安全风险，必须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以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此次将过去分散在10多个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职责集中起来，组建应急管理部，意义重大。可以避免过去抢险救援多头分散、专业化和协调性不足，提高化学、生物等新型危险的预警、处置、投送、救援等能力，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类安全风险，大大提升我国防范和应对风险的综合能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加强认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   认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全党、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工作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大量事实诠释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学习文献。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加强对以下几方面认识。

对党的领导、政府工作和市场机制三者关系的认识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其相对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还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直接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不同的政党博弈，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在国会辩论中直接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往往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倒算留下把柄。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才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经济增长不再追求高速度、经济发展要转向高质量的认识

要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要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降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长速度要换挡。近两三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主动降低到6.5%左右，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提高经济增速预期的意见出发点虽好，但不符合经济实际。多数研究机构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6-7%，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资本可以得到预期回报下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我国的应用是有局限的。首先我国有明显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约束，而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其次，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存在不考虑资本回报而追求产出，形成无效供给和经济泡沫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潜在增长率难以假设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明确释放经济减速的信号，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深刻含义，才能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安排出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引导各级政府用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智慧去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改革内容被分解为300多项具体措施，1500多项举措，形成改革的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但这么多改革措施，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抓住哪个牛鼻子才能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提出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财税领域的改革。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有一个认识规律和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国务院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项改革任务的规律性认识。近三年来，国务院反复部署并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措施，部署和深化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措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国务院对这项改革任务紧抓不放体现了作风的转变，把改革落到了实处。

对创新驱动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需要认识和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现状与前景。五年来，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五大发展新理念，努力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大力推广“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实施大数据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化中走在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在世界上领先于各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是英明、睿智和具有科学知识的领导集体。

其次，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先进的科研队伍、逼近前沿的科研项目和任务，以及预期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少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事情；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行动。国务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划，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有人问，普通群众和刚毕业大学生怎么创业创新？《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什么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较少依靠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要素分配不主要向资本倾斜，而是向人力资本倾斜；不完全依靠线下交易，而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如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制作、数据信息的收集与生产、快递业务等。这不仅解决了大众参与创新，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新岗位。

对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

国务院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箱体系，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这种宏观调控理念和方法是中国的独立创造，这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首创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只针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三项指标，政策工具一般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一组关系经济与社会、短期与长远、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完整指标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对精准脱贫规律性的认识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长久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敢于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宏伟的目标，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目标宏伟，而且实践也非常丰富。长期以来，我们从一般性扶贫发展到精准扶贫，从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到独自创造符合本土国情、民情的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提出了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银行专家总结发展中国家脱贫经验的报告中是难以看到的。中国的精准扶贫的提法和理念，以及它的实际经验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和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理念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的阶段发展需要新理念。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西方国家曾经提供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外围理论、盛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但实践证明它们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习近平的新理念应运而生，从经济学逻辑看，这些新理念涉及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人假设”指“人是完全自利的、绝对理性的、总是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该假设都存在重大缺陷。它并不是一直就存在，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化、为了模型推导的需要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当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有自利倾向，但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受道德的约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人假设”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其生活环境、文化、阶层、经历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然，不赞同“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实践层面、在具体经济政策设计、企业管理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加以分析对待。

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并不完全认同“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经济学”就指出，不管是因为生物遗传学原因还是出于文化道德情感，人类的利他主义一直就存在，它驱使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去生产类似受人尊重这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尊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了许多与“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社会异象。

“经济人假设”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不吻合。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碳排放、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国际议题都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提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一直都凭借自身在文化制度上的先进性来感化外围地区和民族。古时候的朝鲜、日本都是主动学习和引进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中国也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来帮助周边国家建设文明社会，基本不侵略别国。这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史，他们信奉的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这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部分原因。“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诠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体现出与“经济人假设”完全不同的理念。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的，按照该假设，这些援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即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济人假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前提，遭到了挑战。西方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最底层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不足全球全部财富的1%，但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占有了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3] 同时，不同地区、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摩擦不断，反映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伟大创举和未来出路。它与美国主导的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不同点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寻找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坚持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责任。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过去要解决的是投资与外汇、工业化和增长速度，今天要解决的是增长质量和发展问题。所以，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利用问题。我国说互利共赢，既面对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发达国家，只有提倡这个理念，才更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联动和利益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提对外开放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是穷国，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服务，我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理念只有被动接受的资格；现在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实力，我们的道德愿望具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历史责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所系。

“非经济人假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新定义

与“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相一致，该假设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更关注发展质量、自然环境、人的需求、人类共同发展等。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战略方向转变，即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转变；从过去单纯是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科技金融、消费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构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合作项目，主要以股权形式投资中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等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限长、风险大，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投资者所不可能投资的。榜样的号召力是强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带动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界。2017年5月，中国财政部与26个国家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世界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4]

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多样化也将助力普惠金融的拓展，这里的普惠金融是着眼于全球企业投融资大局的概念。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突显了美元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仍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不合理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需要多种国际货币参与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工具，以削弱美元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有条件在贸易结算、投资工具和官方储备等各方面有更多选择，并分散金融风险。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降低风险，也有利于补足中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源来源匮乏的短板，新兴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力量。

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西方学者认为，几乎只有霸权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确实是以往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依次充当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霸权主义供给方式对它们自己也最有利。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虽然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历时15年无果，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包括区域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图1显示2008年以来，每年都签订相当数量的RTAs。此外，一国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开放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已经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要把上海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使得世界经济联系依然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继续提高。这些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打破了过去由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垄断局面，国际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图1    世界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情况（195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秘书处RTA数据库数据绘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它将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也将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使各类国际公共品更好适应各国发展需要。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1）它把精神世界的升华融入其中。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而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试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它把人文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衍生品。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3）它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和理智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以新的方式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每个主权国家都只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然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共同利益，则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最关切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它需要非霸权主义公共品供给模式来书写和表达，从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和设计。

                                              （编辑  季节）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阐述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时，也对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点建议。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宪法修正案草案作出说明。

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面临重要关口。在这一背景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蕴含了哪些信息？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又该如何解读？

问：今年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您如何看待这一修改？

张维为：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党的领导放入宪法第一条。对于这个变化，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由于经历了文革混乱和刚刚对外开放，许多人看到国外这么发达，我们的差距这么大，几乎失去了制度自信。当时不少人质疑，新的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邓小平说，宪法中一定要提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很多人，包括许多党员干部还是不自信。当时有人谩骂共产党，有人批评说你这是违宪，他说，党的领导是写在宪法的序言里，而不是宪法的正文中，这不属于违宪，好像写在序言中不具备与正文内容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地将党的领导内容写入宪法正文的第一条，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很好体现。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看到今天西方制度陷入的巨大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新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是党的坚强领导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所以这一条修正案对于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我们要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也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您如何认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修正？

张维为：这个修正引起很多关注。其实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和崛起。但是在党章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因此这次在宪法中做了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但这不是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我一直说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退休机制、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像小布什这样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如何看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过去五年经验的总结？

张维为：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经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这意味着我们比美国、日本、欧洲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还要多。

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讲白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印钞票，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是为数不多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国家。我们过去五年的这种坚持，今天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西方国家现在也开始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超级大国，我们在新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引领全球。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而是在印钞票，股价上去了，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中国真的进行了结构改革。我们提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最近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及铝征高额关税。您怎么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近期发生的变化？

张维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非常大的，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赢得这场贸易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如果美国对钢铝加征高额关税，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铁锈地带”的那些美国消费者。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上的胜利？

张维为：我想这背后也反映了中美两种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政策是以“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特朗普征钢铝税，直接受益的工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其十倍之多。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这本身也暴露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深层次缺陷，哪里还有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问：实际上，据我们所知，美国高层内部对这样做也是有分歧的。

张维为：特朗普内阁对这个加税政策显然没有形成共识。这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推出一个政策如“十三五规划”，前后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共识。但特朗普推出这样一个政策时，显然没有经过多少内部的磋商，还没有形成共识就推出政策，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三流的决策水平只会加速美国的走衰。

问：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样，均为6.5%。您如何看待？

张维为：今年中国GDP定的目标是6.5%，这个目标是比较谨慎的。很多人说世界经济复苏了，为什么我国的指标跟去年一样？表面看，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复苏，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这是实事求是的。

实际上，西方经济所谓的复苏，主要还是资产的复苏、是股票的复苏，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水分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会出现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今年的整体目标定在6.5%，在实际发展中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2017年我们定的也是6.5%，最后实际增长是6.9%。

问：您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特点？

张维为：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大致是“加法，减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们特别注重壮大经济的新功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包括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减法”。首先是去杠杆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之后，产生了不少衍生产品的风险。现在中央三年内的三个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避免金融风险。还有就是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乘法”。这是中国模式的神来之笔。强调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产生乘数效应的方法。我们从“新四大发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都错过了。第三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我们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不仅赶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时我们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该补上的东西也补上了，现在我们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开始引领了，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猛。我们的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60倍。

微信、支付宝、高铁革命、共享经济，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此时此刻，中国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习近平拥抱未来，拥抱2050年，而特朗普拥抱的是1950年”。中国人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编辑  杨利红）

我们今天会议主要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各行各业的成功经验，大家互相交流，把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以及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等方面，怎么样更好地领会落实，在工作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谈几点学习体会。

关于实体经济的构成

我认为实体经济主要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是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稳定、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这方面不用多讲。

第二是能源矿产。这些大宗商品稳定的来源和供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它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国际市场。另外我们的口粮可基本自给，大豆和其它一些农产品也大量靠进口。在实体经济层面，我们对国际市场的卷入深度和对外的依赖性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第三是制造业。制造业涉及很多领域，分成很多不同的行业，我们要突出重点，抓住国家关键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一些领域，同时也高度关注民生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产品。我想有三个重要的方向： 

一是数字经济，以设备、元器件和软件为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讯、计算、互联网。这些行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物联网中都有数字部分，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是当前发展非常迅速、作用非常显著、竞争也非常激烈的领域和行业。

二是交通运输。我们国家这几十年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高铁、机场等。除了这些设施之外，交通工具也在迅速发展当中，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设备也是我们自主设计，其中还有一些引进的部分，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汽车工业在中国发展也很快，如果说铁路运输是面对大量旅客和商业批发的大额运输需求，汽车运输主要是解决直到零售环节的门对门运输，包括货运卡车和乘用车，都在交通运输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有航空运输业的飞机、航天飞行器和地面装备。这些交通工具的制造生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业，从它的原理的研究发现到应用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直到形成产业，这一链条正在迅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一个既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关系到民生的一个关键领域，具有无限巨大的市场，甚至需要动员全国资源、全球资源才能建成和运转。

三是生物医药行业。这个行业近年来发展非常快，从基因的重组到一些医药制造、新的原理的发现、新的制造技术的出现、合成的技术的出现，一直到临床的应用，三者融为一体。它跟数字经济、交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把科学、技术和产品创新三者高度融为一体的新的行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也具有巨大的和几乎无限的市场。

第四个方面是服务业。服务业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金融服务关系到生产资源和整个社会财富的高效率配置，关系人民群众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金融和贸易决定了我们跟全世界的密切关系。数字经济和交通运输，一个解决的是信息传输，一个解决的是人流、物流的传输，而贸易就是这些条件下实现各地商品的交易、服务的交易。金融业与服务实体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金融既是派生的，反过来它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出现的种种弊端。

第五个方面，我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教育、科研和创新，这是实体经济最基础、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完善、高效的教育体系，很多人科学知识、文化知识都很缺乏，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上不起学或成为文盲，那我们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国际一流的强大、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教育以及科学的研究、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个链条对我们国家来说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它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当中的短板。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教育问题、科学研究问题以及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问题，简单地归纳为科技创新。实际上，落点仍然主要是创新，而我们的创新相当多的是在产品层次，是产品的多样化和一些模式的拓展和发展，这些不能代替人类认识自然的发现和技术的研发，没有后者支撑产品创新，越往前这个难度越高。

当前的短板

有几个领域是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的。

第一是能源矿产。我们国家虽然煤炭很多，但是缺油少气，石油、天然气大量地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资源都在国际上。矿产方面，我们国家的铁矿石和其它一些有色金属矿包括铜矿，对外依赖度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发展短板的一个特点，无法靠国内补，只能靠在国际上加强资源的合作、贸易开发的合作来补这个短板。

第二，现在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对海外科研成果的依赖度很高。我们善于把国外产品拿来之后经过模仿消化，掌握原理，再研发我们需要的产品，现在已经可以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原理自行研发和创新。但是在科学探索和技术研发上，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依赖国外的，这一点如果不能扭转，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解决教育问题。我们要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科学上具有跟国外相比肩的科学探索和发现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实践当中形成技术的研发能力，这样才能够补上我们这个短板。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识程度还不够，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个短板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对科技落后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第三，现在金融领域还存在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够、有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问题。我们国家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这要从两方面看，支撑国家经济运转发展，不需要过大的金融，而是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现在的金融体量过大，是多年经济贸易发展成果的积累，是最终的宝贵财富，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能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消耗掉，也不能轻易地向国外流失，形成资本外逃，而要用在国家战略上，实现国内外的重大目标。金融怎么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还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做法，把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得更好，才能够补上经济发展的短板。如果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就会成为泡沫，成为更大的风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当中，都把金融风险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认真加以应对和解决。我国的金融要和我国的经济相适应，而不是拿我们的金融去和欧美的经济相适应。当然世界经济和金融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我们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更多地分享和受益，服务中国经济，更要把我们的资源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新变化，就是美国想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实施一些制裁措施和打击措施，摆出了打“贸易战”的态势。现在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日本，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都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前他们把中国很大程度上当成合作的伙伴和可以利用的市场，现在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当成竞争的对手。这样的看法是狭隘、片面、孤立的，这会导致他们可能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采取一些新的限制和遏制措施，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以保护他们现有的世界地位。我们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应对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这不是物质上的短板，而是一个还处在初步认识阶段、需要在思想和对策上加深认识的对策上的短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应对的。

               教育、科研和技术研发是基础

我们首先要把教育、科学、探索、技术研发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最长远、最重要的打基础的工作。

首先，我们国家受教育的总人数在世界上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人均受过教育和有科技知识的人的比例上，我们跟国外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不仅要靠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要在人口平均水平上、在整体素质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国外科技领先，在很多领域竞争力不强状况有根本的扭转，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二是要继续打牢和进一步发展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数学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国家在基础学科上取得的成绩已经开始增加，但是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局面，在诺贝尔奖当中，有中国的科学家得奖了，还是寥若晨星，数量很少。我们基础学科相对薄弱，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补上我们在制造技术上的短板。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掌握，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比如芯片的技术、一些计算的技术、航空航天发动机的技术、材料的技术等，还需要加以努力。

三是扩大产品的创新。广大大众的创新、创作，这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可以以这些创新取代基础学科的探索研究。

以“一带一路”来开拓国际上能源矿产的稳定共赢

我们要注意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开拓国际能源和矿产，来解决弥补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赖度高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建立起大宗商品全球化稳定安全的供应链、巩固的供应体系，而且能确保供应安全，支撑国家今后的发展，支撑我们对国外经济的带动能力。

应对美国可能的“贸易战”

我们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既不要过分害怕，也不要过分地盲目乐观，要从容加以应对。因为美国求中国的事情也很多，在当前经济互相高度融合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筹码加以应对，但是要有充分准备来应对每一次贸易摩擦事件。美国经济加息，美联储的缩表，以及美国城府减税，目前看，短期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从长远看，对美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影响要加以重视。特朗普要回归美国经济，少管国外的事情，美国是利用他在世界的地位来维护美国现在的利益，这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我们要有应对的研究和准备。

加快金融业改革整顿发展

在国内，要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和深入整顿改革，消除脱实向虚的问题，密切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要从容应对国际金融的波动。应该说，从金融的总量来说，我们对美国虽然还不占优势，但是我们有相当的体量，在世界市场上，美国对自己的容量是持续的坚守，而中国是在增大。所以我们的主动权会逐渐增加，美国的影响力还会减少。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顽强的持续博弈的过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脱贫攻坚是一项重点工作

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是我们经济发展，国内需求进一步释放和解放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带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化、社会发展均衡化的一个重要的长期发展的目标。脱贫到2020年基本目标实现以后，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和沿海经济和发达地区就一样了，这个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脱贫攻坚扎下根去，带动全国的经济、区域均衡和一体化，更多地发挥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和作用，使它跟全球的经济更加一致，经济整体的发展能有更强的活力和互相支持的能力。

                                           （编辑  季节）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前置绿色发展的理念，不能再重复过去盲目开发，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时势使然，也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场及时雨。

乡村环境污染不容忽视

近年来，公众高度关注国内大中城市的雾霾，其实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但这些地区的很多农村也负担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生活废弃物、畜禽养殖排放废物和农村面源污染等。水体污染在农村环境污染中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

在大中城市，环保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排污标准较高，监管更为到位，一些排污大户就转移到监管力度较弱的农村去，大肆偷排漏排，那些承接了落后产能的农村地区，其空气质量和水质自然迅速恶化。

一般情况下，农村的居民点较为分散，其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的半径要远远大于城市地区，处理成本也比城市高，而且大多数农村的财政能力不如城市，所以不少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随意堆积在河道、湖泊、池塘边上的现象颇为常见。

除了看得见的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也同样严重。水利部于2016年初发布《地下水动态月报》，披露了2015年对全国各地2103口地下水水井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80.2%的地下水无法饮用。水利部统计，2015年中国农村仍有约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一方面，如果用受到污染的水来浇灌农作物，就会给所有国民的食品安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只求数量、不重质量的农业生产模式，还消耗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也让我国的农业生产变得不可持续。

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获“十二连增”，总产量突破1.2万亿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但我国粮食高产的代价也异常沉重。我国化肥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过量施用化肥已成为我国农业的软肋，不但浪费了不可再生的煤炭、磷矿等能源和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国内对硫、钾的对外依存度，还造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江河污染。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提到，如果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污染源比重的话，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另外，我国每年180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竟然不足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我国化肥、农药的滥用不仅仅威胁到餐桌的安全，还对生态造成破坏。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严重依赖化肥、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必须改变的，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农民转向生产优质、高价的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在条件合适的乡村推广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当地自然生态的恢复，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

环境污染恶化趋势开始扭转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渐深入，近年来我国农业在发展模式上正在悄然转变，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药使用量已实现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呈现零增长。

另外，水利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用水总量较2015年略有下降，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水质状况总体有所好转。用水总量下降与华北地区改种低耗水的农作物也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等农业科技大国巧妙选择不同农作物的种类搭配，不但实现了节水、土壤修复，还发展了观光农业。这无疑值得我国有意发展生态旅游的乡村借鉴。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河长制”在全国推行，我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已有近27万名。鉴于“河长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湖长制”也应运而生，湖北、浙江等省已经先行先试。“河长制”明确了河流的监管责任，对河流水质的改善功莫大焉。现在，“林长制”已在安徽省取得不错的效果，国家林业局将在总结安徽省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实行“林长制”。

在生态宜居方面，眼下各地大力推动的“厕所革命”的确帮助农村居民改善了环境卫生条件。农村的“厕所革命”除了改善卫生条件，还改善了村容村貌，有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期待在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有条件的乡村可发展生态厕所，推动人畜粪便还田，既可恢复土地肥力，又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集中清运、统一填埋或焚烧方式。这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有利村容整洁，但长远看还是要发动农村现有闲散劳动力，实现减量、分类、资源回收、循环利用。

需要警惕的一些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气势恢宏、布局深远，让许多人信心倍增，有志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笔者身边有不少朋友将资金投到农村，但这却令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资金下乡，这对乡村发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令人担忧的是投资者的动机，有些人并非真想振兴乡村，而是跟风下乡，巧立项目，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别墅），跑马圈地，开而不发。最后，给乡村留下一片片抛荒的农田，一群群失地的农民。

其次，一些投资者不顾绿色发展的要求，将落后产能带到乡村，或者环境治理措施不到位。例如，建一个大型的牲畜养殖场，但让牲畜粪便直排到江湖河海，给乡村带来更多的污染。

还有一种担忧是建设者硬干、蛮干，好心办坏事。脱离本地实际，找不到乡村特色，缺乏整体布局，没有长远规划等，都是常见的“坑”。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但一些投资者完全不顾及乡村周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兀地造出一个极不协调的西洋或“后现代风格”的农场、别墅、游乐场等项目。这些建筑和设施割裂了当地文化传统。类似的做法还有铺进口草皮，或从外国移植一些水土不服的景观植物，既让风景不协调，甚至还破坏生态平衡，给当地带来外来入侵物种。

另一种担忧是乡村旅游投资者审美品味不高，却不懂装懂。一些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似乎很注重传统文化，却在一些名胜古迹周边大兴土木，用钢筋水泥建起一堆仿古的伪文物，喧宾夺主。开发者自以为是在复兴传统文化，其实画蛇添足，破坏了乡村的本原面貌，大煞风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败兴而归。

中国有灿若群星的千千万万个乡村，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她自己的记忆、禀赋和性情。振兴乡村，建设宜居、美丽的乡村，呼唤更多这样的人才——他们既有守护故土的情怀，也有扶助贫困的智慧，还有绿色发展的觉悟。不过，他们更需要坚定持有对家乡美的自信，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编辑  杨利红）

十九大报告为我们勾勒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宏伟蓝图。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时代对如何做好农村新闻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思想文化宣传工作不容忽视。我们党拥有丰富的农村宣传实践经验, 革命战争时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宣传家，比如毛泽东以及被他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湃撰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对现在的农村工作依然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在新时代做好农村的新闻宣传工作，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1）转变报道观念。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题材的不断涌现，都要求涉农新闻工作者树立“人本主义”的新闻观。一方面，农村新闻宣传的生命力在农村基础，农民新闻更是农村工作报道中的重中之重，报道要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反映农村急切的诉求，农民急切的期盼，农业的新面貌，农民的致富经，唱好“农村好声音”。另一方面，农村新闻报道要以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促进村民和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工作目的。以功利为目的、以政绩为考量的新闻工作，必将衍生出僵化的、“顺官而作”的新闻报道，必将对舆论导向产生不良影响。

（2）讲好“农村故事”。新闻战线改变文风十分重要，空话套话少一些，官腔官调少一些，聊天中学说家常话，田野里感受百姓情，才能更好地将农民故事讲述得绘声绘色。好的农村故事，不仅仅是将农村中发生的故事讲述出来，更重要的是，要讲得群众愿意听、喜欢听。只有弯下腰向群众学习，用老百姓的视角看问题，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阐述观点，用土言土语来改进文风，让农民群众爱读爱看，宣传报道才体现了其最佳效果，“农村故事”才称得上真正“讲好”。

农村新闻宣传工作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1）“热”与“冷”的关系。进行农村新闻宣传时，内心要热，头脑要冷静。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村庄环境、农民精神面貌都呈现出了崭新局面，也为农村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和机遇。新形势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视角、全方位的新闻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农村建设工作顺利进行。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时候必须保持冷静的思维，理性的判断。面对重大事件，必须谨小慎微；面对火热的激情，必须保持冷静的判断；面对繁芜复杂的资料，必须去芜存菁。农村工作不可一蹴而就，“日新月异”只是期待和愿景，在从事农村新闻宣传工作时，必须立足实际，不僵化不浮躁，更不可贪多求进，急于求成。

（2）正确处理 “上”与“下”的关系 。进行农村新闻报道时，既要把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宣传出去，又要把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诉求、生活现状反映出来，既有高度，又有温度。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中央精神，新闻工作者首先得理解吃透中央政策。普通农民的生活主要还是“昼出耘田夜织麻”或者是“也傍桑阴学种瓜”，纸面的文件传达是死的，思想的传达才是活的。比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各级党媒纷纷播发文件并向农民群众解读其深刻意义，这些虽然很重要，但是对大多数农民群众来说还是太宏大、不容易找到方向。必须找到中央政策、地方实施意见与农民可操作办法的结合点，在宣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不妨也多去基层调研农民在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时采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遇到的具体困难。只有农民关心的话题他们才会愿意看，才会有传播效果，广大新闻工作者是中央政策与农民生产生活对接的重要纽带，要避免庸俗化报道，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

（3）正确处理“今”与“后”的关系。在农村新闻宣传中，需要立足长远，用发展的眼光透视表象。在进行农村新闻选材及报道过程中，从全局角度看，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例如，过量施肥用药引起污染进而对食品质量产生影响的问题、农业生产成本升高问题、农村劳动力减少问题等等。新闻报道提出问题，也要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关注农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也要考虑到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农村的稳定、持续、长远发展。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落实，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做到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目前我们在农村宣传工作中，对受众统一称呼为“农民”，但有的农民其实已经成为企业主了，太过笼统地用单一称呼对待农村宣传受众并不适合。首先宣传工作必须做细，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农村运动、农民动员的大师，早在1926年1月他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就将农村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游民等阶级和阶层，做到中国革命的精细化对待、精细化传播。在新时代，农村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同样要学习老一辈的宣传经验。

思想宣传工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新闻媒体在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使命所在。新闻工作者在表达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群体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宣传、公民素养和社会风貌的提升等方面起着核心引导作用。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踏踏实实，做好党的喉舌耳目，做“三农”工作的参谋，做农民的知心朋友，在农村新闻工作报道中要精心策划、力推精品，为我国的“三农”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编辑  杨利红）

通常我们听到的说法是“以企业为龙头”，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是“以集体为龙头”，讲的是贵州大坝村的案例。我曾经以一个东北调研的案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组织农村，还是资本组织农村？那个调研案例令人感到压抑。而贵州大坝村的案例则让人振奋。这两个案例都是近5年来的事情，恰恰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矛盾。

贵州大坝村的5年巨变

    照片中的这种土房在2000年前的大坝村是常见的，而现在的大坝村已经彻底改变了。大坝村这个案例的意义在哪里？简洁地说就是集体成为龙头，农民成为主体，乡村振兴有望。5年前，大坝村是贵州二级贫困村，和许多村庄一样，大多数村民的生计来自微薄的小农农业和背井离乡的外出务工。5年来，依靠集体为龙头，大坝村发生了令人惊叹的翻身巨变，同时实现了如下目标。

    第一，大坝村实现了脱贫，贫困村庄、贫困农民如何实现脱贫，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经验。

    第二，以农民为主体再造“金山银山”，因地制宜，种植改良后的当地野生刺梨。

    第三，大坝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历程，实践了全村、全民所有的生态农业，所有农户受惠。

第四，大坝村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摸索“三产融合”，在果树种植的基础上开发果品加工、建设酒厂；而它的绿水青山则吸引了四川等地的度假客，带动了当地的民宿和餐饮行业，因而一、二、三产业相互辅助。

这一切变化的物质基础是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就是保护金山银山，振兴乡村有望；它的组织基础是大坝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带头和统筹的作用；群众基础则是大坝村村民大会的支持。

大坝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

大坝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是省级贫困村，距离塘约村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2000年的时候，大坝村人均收入都不到1000元，大部分村民住的是泥巴垒的土坯房，好一点的屋顶是石板，差一点的上面只是茅草。2000年，大坝村开始有村民外出打工，2010年左右达到高潮，最多的时候全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在外边打工。这样的情况在贵州乃至全国的中西部都比较普遍。塘约村在合作化、集体化之前是“空壳村”，村民几乎都外出打工，“塘约道路”开始后，这个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样，合作化后的大坝村，全村1542人中外出打工的减少到160多人。

    大坝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它振兴的过程和要素。1996年以前，大坝村的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1996年开始，大坝村也探索过一些“脱贫致富”的项目，镇政府也推动过一些项目，比如1996年镇政府推动种烟草项目，村民们冬季种油菜、夏季种烟草，可是因为土地少，烟草多年来种植没有轮作，作物多病，收入逐年降低。1998年村民也尝试种竹笙，但种植多了价格反而低了；后来还尝试过养牛、养猪、绿化苗等项目，也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却都遭遇亏损，没能持久。这也是我们在了解农村发展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2012年大坝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步，在村委会组织下，大坝村成立了合作社。与一些少数人参与的合作社不同，大坝村的合作社以全村村民为主体。全村（当时共有3个村民小组）158户中的120户都入了社。2013年并村后，合作社也力争全覆盖。

起步的契机发生在2008 年，当时一个本地的果树品种被大坝村的陈大兴书记看中了。大兴书记虽然话不多，但是他喜欢琢磨苗木，所以他种什么什么活。2008 年大兴书记开始试种金刺梨，这是将本地山上的野生金刺梨移植下山后进行人工栽培的品种。他带头尝试种植了20 亩金刺梨，2011 年开始挂果。一亩地种了74 株，每一株能产三四十斤，20 亩地的金刺梨果就卖了几十万块钱。

然而此前经历一次又一次“脱贫致富”的挫折，老百姓对于金刺梨的推广仍然持观望的态度。大兴书记首先尝试初见成果后，就开始在村委会里进行扩大试点，发动了12 个党员，把当地林场400 多亩烧荒的林地承包下来，种植金刺梨。与此同时经过推广会宣传，金刺梨的收购商们纷纷主动上门收购金刺梨。农民看在眼里，心动了。这时候村委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大坝村全面推广，召开村民大会，筹办合作社。在这期间，陈大兴书记慷慨地拿出自己卖苗木所得的一笔钱借给合作社作为启动资金。

合作社在2012 年3 月份成立，成立的时候合作社就要面对土地怎么流转的问题。土地流转谁来做比较好呢？他们很有智慧地在3 个村民小组中各选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流转的工作，跟大家充分讨论，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每天提方案，不对就重新讨论。土地经过丈量之后就流转到了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经营。2012 年全村120 户入社，入社土地达2300 亩。2013 年以后，另有3 个村民小组并入大坝村。果树挂果后销售收入分配的模式是：50% 分给农户，35% 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15% 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部分农户负责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们除了50% 的分红收益之外，还可以获得每株12 元的管理费。我们2017 年夏天调研时，全村大部分土地已经入社。

很快，金刺梨种植规模扩大了，市场价格出现下跌，销路出现了问题。2015 年大坝村决定自建酒厂，加工金刺梨，延伸到第二产业。合作社自筹资金，村民出力，把一个老旧的烤烟房改造成小酒厂。2017 年，合作社又贷款9600 多万元新建了一个酒厂，预计新酒厂能消化大坝村所有的金刺梨，甚至还需要在周边收购，而且还将解决本村200 多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大坝村的第三产业也是依靠集体做龙头。2012 年在筹建合作社的同时，村委已经在考虑筹划建设新小区，改善住房条件。2013 年由村委主持，全村宅基地全部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筹划，并按照3 万元/ 亩的标准补偿给村民，并利用政府“美丽乡村”项目和危房改造项目的契机，启动了新房建设。房子的设计是村委集思广益，发动大家给最美的房屋拍照，再找设计院设计，并根据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017年暑期我们调研的时候，大坝村已经完成了三期81座小区房的建设，第四期的20座正在建设中，造价每座在32万元左右。工程由一家四川公司承建，村委要求公司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建房的总体规划保留了原村民小组集中居住的格局。新房建好后在小组内抽签，村民抽到哪栋就住哪栋。现在全村有民宿接待能力的住房有80多栋，还有大约11家开农家乐（餐饮）。这里夏天比较凉爽，很多来自四川的游客都选择到贵州避暑度假。大坝村还有个村民小组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来接待游客，提供餐饮服务。

大坝村的小区房不是一个形象工程，基本上不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农民自己筹款、贷款。贷款由村合作社提供担保，因为大坝有了集体经济，农户都有自己的金刺梨果园，依靠金刺梨的收入，农民能够在几年之内还清贷款。

大坝村的实践经验

    大坝村的探索产生了这样几条经验。

    一是找到了本地化经济发展的路子。金刺梨因为本是当地的野生果树，所以非常接地气。旱不怕，涝不怕，跟一般的刺梨品种相比还不怕虫。据估计，一批果树可以保持产出30年，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二是村干部试错在前、勇于承担风险。在市场条件下，重新合作化的起步首先面临资金和市场风险的问题。与塘约相似，大坝村的书记和村干部们担起了带头承担风险的重任。

    三是走生态化道路，坚持生态化种植。大坝村的果树种植完全不打药，靠人工来除草，肥料稍微用一些，基本上是生态的方式开展生产。   

    四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公平。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坝村在如何安排合作社果树的管理上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些教训，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当大家把自家的果树都放进合作社统一管理的时候，如何保证效益和公平的问题？谁来负责管理？刚开始是每家都出一个人管理，到合作社上班，每个人工资2400元/月。后来又改变了方式，不断地尝试和探索。

大坝村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中国，新集体经济仍然有生机。此前大家听刘庄、南街村这些集体村庄的故事，往往觉得它们虽然有优越性，但是今天的条件已然不同，它们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大坝村的合作化、集体化是近5年来出现的，可供学习和借鉴。大坝村没有完全依赖政府的扶持，它有一个很好的基层团队，是一个具有内生性的合作化村庄，是新集体经济的一个案例。

要两条腿走路：理论梳理与实践倡导

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平台，把像大坝村这样的案例总结出来，推广出去。“乡村振兴”以谁为主体、以什么为龙头？可参考的案例在哪里？我们需要更多案例，需要各种各样激活农村内生振兴能力的案例。理论梳理是一个方面，实践的倡导是另一面，需要两条腿走路。

今天讲“乡村振兴”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需要对“三农”已经出现的问题和瓶颈进行反思。“乡村振兴”就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标。

二是因为长期以来，主流平台一提到农村现代化，常常把西方作为中国的参照、方向、榜样。但是美式或者西式的完全市场化、规模化、私有化的农业经营模式，私人农场经营者尽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同样面临着个人难以控制的风险。英国《卫报》2017 年12月6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项调查研究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自杀频发已经使得农业成为美国自杀率最高的一个行业。美国农民基本都是农场主，尽管美国政府提供补贴，但农民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文章还提到，调查数据显示，法国每隔一天就有一个农民自杀，澳大利亚是每隔4 天有一个农民自杀，英国每一周都有一个农民自杀。可见，西方农业的发展模式并非宣传得那么风光，风险很大，前途也不光明。在农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放弃幻想，需要参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实践经验。因此，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探索、推广都很重要。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最近出现一种倾向，有关部门、企业和媒体只讲“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敢再提习总书记以往多次强调的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改革要求，甚至有种流行说法，认为“混改”和“公司制”要全面改变“全民所有制”国企性质，今后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将历史性退出中国经济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读。

正确理解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和地位。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所有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权意义上的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关系，或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权利问题，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国家所有权形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私有制基础上都存在过，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国有经济，与前者的性质根本不同。因为这种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者与自己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最终共享成果，体现着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平等经济关系。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能离开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才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构成一定所有制经济关系的细胞。没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支撑，就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方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与股份制、混合制的关系

今天深化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突破口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行“公司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取消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性质。按马恩观点，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资本家的企业那里是消极的被扬弃，而在劳动者“合作工厂”那里是积极的扬弃。所以社会主义完全可以积极利用。股份制、混合制不等于私有化，其性质关键取决于谁控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对于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由于控股权进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关系即所有制性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国企通过“混改”，如果建立的是国资控股公司，那就可以实现由国家代表人民对企业的核心领导，保证劳动者与全民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的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如果建立的是私营或外资控股公司，那就谈不上国家对企业的核心领导，只能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方式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功能的具有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法人主体中，不仅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全资公司，而且由国资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都依然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所有制关系的抽象的、一般的“股份制”或“公司制”。马克思曾批判过，那只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那种用“公司制”取代“全民所有制”的说法，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全民所有制”与“公司制”，是两个论域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讲所有制性质，一个是讲企业组织形式。与全民所有制相对应的，是集体所有制，或私人资本所有制等。与公司制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工厂制等。在这个问题上，概念如果被混淆，后果会十分严重。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能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如果以公司制为名，就此宣布取消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那岂不意味着把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搞没了，进而也就从根基上把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搞没了？！十九大后，习总书记首次外出调研考察，就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可见，根本不存在今后要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取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中央精神，“顶梁柱”是不可动摇的！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

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应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联系贯通起来全面深入领会，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把二者有机统一和衔接起来。

在方针政策上讲清二者的一致性

明确“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国企改革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总的目标是要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要达到的国资改革目标，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目标。“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从二者联系看，国有资本本身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体，其实物形态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是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国有企业来承载的；其价值形态是反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国有资金，也离不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国有企业来体现。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没有“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重视“混改”中的国资控股问题

在国企“混改”中，国资控股不控股，直接关系到国企性质是否改变。国资不控股企业，就没有实际支配权，而企业实际支配权很关键。支配权与所有权配套，才能保证国家对企业的核心领导，才能实现符合所有者利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所以控股问题，在“混改”中回避不了，不能“淡化”之。不少国有企业以为搞了“混改”就算改革成果，其实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成果，要看你“混改”的结果，是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还是放大了私资外资功能；是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了，还是把国企变性为私企外企，“为人家作嫁衣裳”！目前中央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是根据国资战略定位、国企实际作用和发展目标做出的基本功能界定，以便分类改革和监管。但亟需防止和纠正那种认为只有公益类企业需要国资控股，而商业类企业国资可随意放弃控股，甚至可以全面退出的曲解。我国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企业，且效益可观，不能做“见利就让”、“只混不控”、“不设底线”的傻事。只有要求国企在改革中以积极姿态参与竞争，越是效益好的领域越不能撤出，有条件控股就应坚决控股，这样才能保住大多数国企性质，进而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如果借“混改”之名，一味放弃控股权和支配权，把原来全民所有的国企大多变成了私企外企，那就是国企私有化，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

构建基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宏观目标体系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作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既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在国有资本总体运行上的必然反映，又具有高于国有企业个体的更加宏观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所以，除了衡量国有企业本身是否做强做优做大需要有一系列指标要求，与之相配套，衡量国有资本总体上是否做强做优做大也需要有一套目标分解及检验指标体系。大体可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指标。这是指国有资本经营与国有企业相关联的两个约束条件，就是国资改革要为国企改革服务，保证能够“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在改革中造成企业国有资产存量的价值贬值，并且要在资本既定价值不变的存量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同时，也不能在改革中发生国有资产被以各种形式利益输送而流失。这是底线要求。

二是国有资本规模效益指标。通过改革，一方面，按照既定不变价值而不是虚增价值计算，国有资本的绝对量与改革前相比，存量与增量之和的总量指标有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总量增大情况下，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所产生的资本收益、上缴利税、科技创新贡献等各类效益指标，也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

三是国有资本结构质量指标。首先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这说明在社会资本总体结构中，国有资本相对实力更强了，可以更好地发挥支柱和主导作用；其次，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优质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效果指标，也都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进步，这反映国有资本优质化水平的提升和对国民经济引领作用的加强。

四是国有资本功能放大指标。“混改”的结果必须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产权结构中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就要看通过改革，国有资本所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进一步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和优质行业所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这些产业和行业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等指标，都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国有资本确实是做强做优做大了，改革才会有说服力。

（编辑  迟晨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总体上国有企业已经和市场经济相融合”，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些具体方面，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改革还要下功夫。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法宝”。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企业和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这也是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一个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国企改革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概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脉络和未来途径，主要包括三大变革、三大原则和五个层面的改革。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三大变革

第一是国有企业制度的变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2015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及配套文件（1+N），坚持了这一基本改革目标。

国有企业过去叫国营企业，即国家对企业有经营管理权；后改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我们的《国资法》等文件也使用“国家出资企业”的名称。

从企业存在的形态看，过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工业企业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是完全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概念，《公司法》颁布后改为公司制。2017年，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中央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革全部完成，基本上都进行了注册登记。原来还有3000多户一级子企业没有改制，目前已有2000多户已经改制，还剩下约1000户企业，有的要退出，有的要重组。这是推进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公司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就是股份制。党的十五大决议中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中央企业的资产60%以上已经上市，优质资产都在市场上，企业的收入和利润都在上市公司。

再进一步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是持续推进的。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坚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我们重要的原则，也必须一以贯之。

企业制度变革也带来企业治理机制的变革。我们过去讲“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则强调“有效制衡”。总书记讲，要加快建立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这是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第二是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些年改革一直在推进政企分开，从过去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然后把直接经营企业的部门撤销，直到组建国资委。国资委不是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过去政府管理部门一方面制订公共政策，另一方面还管着企业，对市场不公平，所以成立国资委是一个重大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十九大决议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改革授权经营体制”，其方向就是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第三是经营机制的变革。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重点推行“砸三铁”，三年脱困时期实行国企员工下岗分流再就业，整个过程都是为使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市场竞争的需要。包括工资总额的管理，实际上都是内部的经营机制。这几年的改革涉及国有企业机制的诸多方面，在市场化方面大大地往前走了一步。

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原则

在推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中，有三大原则必须坚持。

第一个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国资委刚成立时，很多人说，国资委什么时候把自己撤销了，改革任务就完成了。而中央的精神一直很明确：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都强调了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再次全面阐述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他多次讲，改革不是把国有企业改小了、改弱了、改没了，而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在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更加强调管资本的内容。

第二个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运作，而是面向开放的市场，面向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在国内，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都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是市场化的运作，企业就不可能生存，基本经济制度也坚持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好比进入了一个快车道，两边的护栏，一边是基本经济制度，一边是市场化的方向，如果走出了这个护栏就可能走上斜路。我们不能再用行政化的思维来理解改革，而要用市场化的思维、市场化的方式、市场化的措施、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个原则，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奋力推进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1+N”文件，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讨论定稿。国企改革的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企业怎样推进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的改革。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为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根本的遵循。要准确把握其中的科学内涵，必须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同十九大报告阐述的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理论、重大部署结合起来，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作为。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下一步工作，要从体制、机制、结构、监督、党建五个层面来展开。　　

完善体制

完善国企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主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以管资本为主，深入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要有效行使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必须明确自己是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也就是行使股东的职责，而不能把企业的什么事都管起来。所以，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职能，首先要科学界定自己的职责边界。国资委制定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两份文件，界定了国资委的职权范围（即将下发）。概括地说，制订这个清单实现了“一个转变，两个清单，三个归位，四个重点”。即：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制定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了国资委的职责。所谓“三个归位”，就是依法将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原延伸到二级子公司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企业除外）；将配合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所谓“四个重点”，就是重点是管好国有资本的投向，规划资本的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二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根据十九大精神和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选择更多的企业进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试点。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一方面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另一方面，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科学界定国资委与投资运营公司的权责边界。在“两个清单”的基础上，未来国资委会面对不同类别的企业：一种是直接监管的企业，其中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另一类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及一些必要的产业集团，还有一些股权多元化的混合类企业。适应这几种企业的特点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有必要进一步具体界定。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相当于金融类公司，它是一个资本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调整结构，国有资本在不同经济领域有进有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注重于资本运作，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也要把重要产业做好，这是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不同之处。所谓产业使命，就是国有资本要在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和领域，负有振兴产业、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投资公司要直接运作产业，而是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推动产业发展，而产业集团公司则要一心一意做好产业发展。按照上述不同的模式，国资委要有不同的管理办法。

转换企业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要加快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习总书记曾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几方面的重要工作，国资委正在积极推进。一些试点方案经过各方面专家仔细论证，经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付诸实行。

（一）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2017年我们在公司制改革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今后要选择有条件的集团公司推进股份制多元化改革。

（二）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引入各类所有制资本，促进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现在由发改委和国资委共同牵头，推进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要很快全面实行“混合”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企业的市场化行为，首先合作各方要有参股的意愿。有的企业已经做了混合所有制方案、联络了若干投资人，但因为自己集团下各种资产良莠不齐，而社会资本只愿意选择优质资产入股，这样就谈不下来。所以我们要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成熟一家改一家，不搞拉郎配、不搞一刀切、不设时间表，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目前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数量已经占到68.9%，但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上市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还没有真正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机制来办。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三）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进一步推动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公司制改革后要按照公司法办事，要建立董事会。（2015）22号文件强调，要求外部董事占多数，要求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决定重大事项、选人用人和薪酬分配等权力。中央要求，法无授权任何政府机构和部门都不得干预。但是实际上，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不是那么容易，要逐步推进。

去年中央发布了《关于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的意见》，文件要求落实董事会几项权力：

（1）董事会对企业中长期发展的决策权（投资权）。现行政策强调国有企业必须突出主业，但很多企业有意见：如果上级把投资权卡死，不利于企业投资发展有市场前景的新产业。未来将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产业公司要更好地突出主业，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和资产运营公司、或者落实了董事会职权的公司，允许它在主业之外再选择一到两个产业进行培育，视同主业进行监管。国资委对主业投资和非主业投资的监管有区别，对企业投向主业的投资基本放开，但对非主业的投资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我们就有责任过问和检查。

（2）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的选聘权。去年国资委在新兴际华做了改革试点，今年还要进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改革试点内容是：改变由国资委直接给企业下文同意某人当总经理、再由董事会聘任的做法。新办法是：先由国资委党委研究确定7名总经理人选，7个待定人选可以由董事会推荐，或企业党委推荐，或国资委党委推荐。国资委党委开会不是研究“谁行”，而是研究“谁不行”。如果经过研究7个候选人都有资格，就把这7人提交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提名委员和企业党委联合考察，然后推荐给董事会，由董事会决定聘任，并报国资委备案。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契约化约束也就是符合市场要求的机制。

可能有人会提出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党管干部。如果经理层成员的任命也是董事会说了算，“党管干部”的原则怎么体现？对此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董事会选聘经理层，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当甩手掌柜的，党组织的工作是：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新兴际华的试点，就是采取这样的思路。

在一定环境下，有些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统一的。比如新加坡淡马锡的管理模式，假如关于总经理人选和下面控股公司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实际上是一个双方沟通或博弈的过程。根据企业章程，总经理应该是公司董事会定，但如果矛盾无法解决，淡马锡作为大股东有权解散董事会。所以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3）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的业绩考核权。

（4）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经理层薪酬由董事会决定。

（5）董事会对职工工资的分配管理权。

      （6）董事会对企业重大财务事项的管理权。原来国资委对企业重大财务事项有管理权，有责任把关。如果董事会机制完善了，国资委应该放权。

目前在中央企业进行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主要就是依据这一精神进行的，要根据试点效果，逐步推广执行。

过去很多人说，国企体制本身决定了国有企业搞不好，据说原因是国有企业是“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效率最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委托代理关系非常普遍，不可能都是“拿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问题在于要设计一种机制，让 “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同样有高效率。这已经有很多成功先例，包括国有企业的成功案例，所以拿这个理由作为普遍命题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种说法，说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不可能有效率。这里的关键在于激励约束机制。现在国资委每年和企业签订业绩考核合同和责任书，企业间进行评级，这样情况好得多。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国资委面对的企业处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情况差别很大，很难精准确定考核指标，这样考核不容易真正实现刚性约束。但董事会行使职权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由董事会给经理层确定其经营目标，通过考核进行刚性约束，这也能够使得经理层的任期制实现契约化。

（四）以三项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去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交流会上，马凯副总理讲到企业内部机制的转换时说，经理层任期制的契约化，是企业三项制度（领导职位，工资，就业）改革和机制转换的“牛鼻子”，这一条做好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自然就能搞好。如果当领导的“干好干坏一个样”，职工凭什么能进能出？

例如新兴际华，集团层董事会带头实行干部岗位和报酬机制改革，下面所有二级公司就都把董事会建好了。经理层的聘任权完全由董事会行使，实行契约化管理。新兴际华下属新兴铸管的董事长说：“我们可以跟最好的民营企业比成本，跟最好的国有企业比品牌、比市场。”新兴际华的工资水平比一般民营企业高30%，所以企业的人员很稳定。东北一重把新兴际华的这套管理办法用到自己企业上，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我每次去感觉都不一样。我到车间和职工座谈，职工说，我们的检修工段原来是5个工段196人，这次改革把5个工段合并成一个，精简到63人，活比以前要多得多，但个人的收入分配相应也都跟上来了，职工反映很好。在东北能推行这样的改革很不容易。

三项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职工身份问题。（2015）22号文件强调指出，要“以合同管理为基础，以岗位管理为核心”，这两句话很重要。有人问，如果企业改制改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身份还有没有？现在有了劳动合同法，劳动者跟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是企业的职工，而不是跟企业背后的老板签的合同。只要企业在，合同就有效。

企业领导人如果是组织任命的，那么他的身份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国家派到企业来的。但企业和领导人之间也是有合同的。

我们在一重搞了“双合同”试点：一个合同是个人和企业的劳动合同，证明你这个企业职工的身份；另一个合同是岗位合同，如果你在这个岗位干不好被淘汰，企业可以给你培训后再换一个岗位，如果第二个岗位还没干好，两次岗位合同淘汰后，就解除劳动合同。对国有企业来说这是个大事。很多老总说，企业减掉三分之二职工同样能够干好，但这个三分之二不能随便减，所以还是要靠发展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优化结构

所谓优化结构就是“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去年一年，国资委下属5万多户的法人单位（包括各集团下属一级、二级、三级企业），通过重组和去产能，共压减法人单位8000多户。当然因为企业在发展，法人单位有减也有增。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把边边角角的企业，该压的就压下来，另外把管理层级该缩短的关掉。这方面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

强化监督

中央对强化国有企业的监督非常重视，改革措施也一直在推进。首先是企业内部监督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两年企业内部监督工作做得更扎实了。其次是强化出资人监督，但5万多个企业，要想事无巨细都能够监督到位是不可能的，重点是监督企业的监督体系以及它的有效性。关于海外监督，企业自己有监督机制，海外资产还要受当地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机构的监督。比方我们在美国的企业，适用的是美国的法律。我们的监事会到那里去视察可以，但中国政府派人去监督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们有一系列加强监督的措施。有人说我们几万亿的海外资产无人监督，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

加强党的建设

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有组织的职工队伍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怎样更好地结合；另一方面是发挥好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凝聚职工群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我们各个企业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探索，目前各企业还在逐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中。

（编辑  苏歌）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之后首次调研是到徐州市，第一站就是到我们徐工。总书记问了我很多，非常认真、非常亲切，非常专注地听我介绍，不断问问题，谈到了零部件问题，谈到了大数据，谈到了党的建设。总书记在考察中向我们的职工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徐工我是第一次，徐州我也是第一次，我是慕名而来。你们的一些表现，你们在业内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很不简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我一直关注徐工的发展。

总书记重点讲了做好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发展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握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

“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徐工集团有光荣的历史，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2日视察徐工时提出的殷切勉励与嘱托。总书记对徐工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徐工过去做得很好，是很成功地打造出自己道路的国有企业、现代化企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继续前瞻把握规律，科学的、精准的来安排”，并指示：“进入世界行业前五、前三如何支撑，徐工要设计好。”

发扬国企政治优势与企业家精神

习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并提出“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一系列设问。

国有企业如此重要，做好国有企业需要有三个前提：

一是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全面强化国企党委领导核心、政治核心作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够取长补短。国有企业最大的长处就是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徐工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红色基因的传承，这个优势必须发扬好，今后还要继续强化，不能弱化、不能虚化。

第二是激发和保护国有企业家精神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企业家精神是贯穿企业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无论什么企业，一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前不久，中央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重要文件，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做优秀企业家需要理想情怀和追求抱负，更需要勇气坚韧和创新坚守。国有企业家责任更大，国企是党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家必须有更高信仰、操守和素质。

第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混改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是国企做优做强做大必须过的一个坎儿。充分竞争领域国企混改的推进不能有丝毫犹豫，一定要看得准、走得快，不能走瞻前顾后、贻误时机的弯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一定要从母公司开始，一企一策、因地制宜。

长期以来，徐工持续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四个坚持不动摇”：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坚持国际化道路不动摇，坚持打造一流人才队伍不动摇，坚持抓好党的建设发挥政治优势不动摇。按照习总书记要求，徐工正紧锣密鼓地规划推进新三年和徐工制造2025 战略，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在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机制转换上，大踏步走出改革新路，着力推进徐工国企改革及集团层面的混改，真正使徐工基业常青。

艰难的改革探索之路

多年来，徐工始终坚持改革大方向，着力增强企业体制活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革是徐工大发展的最强劲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徐工的今天，也不会有徐工的未来。1989年，徐工集团就是作为国家“集团化改革样板”而组建集团。直到1999年，徐工还是一个深陷困境、核心企业濒临破产的老国企。总体来看，集团探索推进改革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9年到2003年）：“七项专项治理”、债转股、56家中小企业改制剥离和“三项制度改革”、总部机构改革等，让这个老国企脱困走出了那一段艰难时期，成为国内工程机械行业首家销售收入百亿级企业。

第二阶段（2004年到2010年）：推进上市公司徐工科技（后更名为“徐工机械”）瘦身轻装一体化，尤其在引入美国凯雷的改制尝试之后，为寻求突破改制不成功的战略困局，迅速改为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了在A股市场50亿元的募资，这对徐工而言是一笔久违的宝贵产业发展资金，开启了企业新的改革调整之路。

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以事业部制为导向的“汉风计划”改革、总部经营型管控模式和四大平台重构、大踏步走向跨国并购和海外设立工厂及研发布局等，拓展了国际化发展格局，使徐工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唯一千亿级企业，并在全球行业有名有位。

近年来，徐工有序在分公司、子公司实施了混改。徐工信息技术公司率先完成骨干层持股40%的混改，创业三年已成长为国家工业互联网领域前三强和淮海经济区最大的IT企业，获批在新三板挂牌。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持筹建的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已完成注册，骨干团队实现持股，成为国企研发机构创新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3家直销公司，PC构件公司、养护机械公司、跨境电商混改已基本完成，骨干层基本持股10％左右，都体现了业绩增长快、运营质量高的特点；环境公司、矿业设备公司等混改适时有序推进。今后，所有新业务、新企业都将摸索实施混改。

对标国际先进补齐短板

作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支柱企业，徐工涉足工程机械行业60年，是新中国第一代工程机械奠基者，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开拓者，也是始终居于产业第一位的领先者。徐工为国家大型工程施工装备的发展做出了其他企业无以替代的贡献，自身也积累了很强的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面向未来，徐工将加快跻身世界工程机械前五、前三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珠峰登顶进程。徐工要做百年企业，前60年主要对标国内企业，今后将主要与卡特彼勒、小松、利勃海尔等美、日、德企业对标竞争。

与美、日、德等跨国公司相比，徐工的主要差距并不在于日益接近的产业技术，而关键在于世界级企业的管控模式、商业模式，尤其是体制机制。

第一，股权结构的差距。徐工集团目前是国有股100%控股的国企，而国外同行则是股权持有者多元化、股权集中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以卡特彼勒和小松为例：两者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分别只有26.63%和16.1%，且主要股东基本为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如持有卡特彼勒9.35%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是美国道富银行，第二大股东美国先锋集团持有其6.23%的股份。这样分散化的股权结构能确保按照市场规律，将经营权真正赋予经营层；而主要股东为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有利于治理机制、管控模式和企业监管的真正规范到位。

第二，骨干层利益绑定的差距。作为传统国企，徐工骨干层目前均未持有集团股份，而美日企业普遍建立了骨干员工持股制度。超过90%的日本上市公司、超过90%的美国500强企业实施了骨干员工持股计划，其多将骨干员工持股计划与退休计划结合，形成了一种完善的福利计划；骨干层持股已渐渐成为美日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卡特彼勒、小松均在此列。如小松曾以股票回购方式，使其用于骨干员工退休的股份达到1116万多股，该类股份当时市值合计超过15亿人民币，占其总股本的1.18%。这样的利益绑定无疑将使骨干层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企业利益作为自家事，风险与收益共担，心无旁骛，众志成城，也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营团队激励机制的差距。作为传统国企，徐工经营团队没有任何股权赠予或期权类激励机制，而在美日企业这类激励机制早已规范化。在卡特彼勒商管团队历年的薪酬构成中，基础薪酬及长、短期激励薪酬三类现金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0%左右，股权类收入所占比重约为60%。这样的激励机制同样将经营层薪酬与企业未来运营业绩牢牢绑定，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改革动力分析。一是国家力推。中央在落实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有着空前的攻坚力度，徐工应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进典型。二是市场倒逼。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搏杀热度大增、节奏更快、竞争激烈程度急剧上升，跨国公司拼命在全球市场打压徐工的强烈竞争和挑战，徐工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与死的市场考验；而徐工在机制上仍全面落后于国内外同行，突破深层次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说机会是稍纵即逝。三是员工拥护。第三方机构对徐工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体制机制僵化，位列制约徐工发展因素第1位”，尤其一批70后、80后新生代骨干加快成长成熟，他们对打破现有机制、推进徐工深层次改革有更强烈的愿望和期盼。传统国企和装备制造企业要留住关键核心人才，必须拥有吸引人才的优势和机制。特别是企业的中层干部对徐工领导班子带领企业实现混改、战胜挑战、突破困境，将徐工建设成为世界级企业寄予了厚望和充分信任。近年来，徐州市委对徐工领导班子的年度考评中，分子公司助理以上干部及职工代表对集团班子民主测评总体评价结果的优秀率均在98%以上。四是地方支持。江苏省委、省政府和作为徐工集团实际控制人的徐州市委、市政府对徐工混改始终给予支持，是推动混改实施最直接有力的因素。

深化国企改革的相关建议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从母公司开始，一企一策，因地制宜。徐工作为地方国企和央企有所不同。徐州市对徐工的管理是比较“开明”的。在人事方面，市委只任命一把手，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则都由一把手推荐，市委考察批准，体现党的领导。在经营管理方面，市国资委从来不干预企业决策和经营指标，前几年因市场原因，徐工营业额下降幅度较大，市领导没有责问，因为他们了解市场的规律。在分配机制方面，市里指导企业制定了一套约束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能否做强做优，领导班子非常关键。上级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在配强一把手，如何配好一班人，更重要的是给他一个机制，这样企业就一定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太细，什么都管。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脊梁，在任何时候都将处于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徐工这样在全球有品牌有地位，而又面对工程机械行业风险叠加等困难挑战和残酷竞争的装备制造国企，国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攻坚中，应给予特别的关注支持并推动重点突破。徐工必须尽快走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长远战略利益的国企改革道路，坚定不移地将企业做优做强，从而使民族优秀品牌成为攀登到珠峰顶峰的世界级强大品牌。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支持徐工尽快完成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为徐工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与国际巨头直接抗衡并改变全球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了重大机遇。徐工要成为世界级的高端装备品牌，有必要尽快完成集团层面股权结构的深层次改革。目前，徐工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深层次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将探索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加紧推动完成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建议在集团层面引入数家国内战略投资者，尽快形成与世界级企业匹配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

二是突破骨干层股权激励机制。工程机械是一个专业化非常强的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非常看重经营团队和骨干层的能力发挥，建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让骨干层持有企业少量股份，把国家利益、员工利益捆绑在一起，为企业走出行业低谷和成就世界级品牌注入活力和动力。

三是在高管薪酬改革中加大期权激励比例。在限定国企高管基础薪酬的同时，以更大比例、更大力度的期权等激励机制，持续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业绩指标牢牢绑定，真正做到“拿多少”完全凭业绩说话，进而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并与当期及中长期业绩表现紧密挂钩的国企高管薪酬机制。

未来五年，是中国真正从大到强的关键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徐工也是这样。现在的徐工比企业发展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实现全球产业珠峰登顶梦想的底气。面向“十三五”，徐工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砥砺每一名干部职工始终保持一根筋精神、一种激情和一份清醒，以新思维、新举措、新作风全面加快高质量发展；同时力推改革，坚守创新，扎实淬炼“技术领先、用不毁”的产品品牌，为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链接：

徐工集团的前身是1943年创建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自成立以来，徐工集团始终保持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地位，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宏大、产品品种与系列齐全、独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徐工位列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5位。

74年来，徐工诞生了一批代表中国乃至全球先进水平的产品：两千吨级全地面起重机，四千吨级履带式起重机，12吨级中国最大的大型装载机，百米级亚洲最高的高空消防车，第四代智能路面施工设备等，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产生了颠覆式影响。

徐工机械（徐工集团上市公司）2018年1月30日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2017年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10亿-10.5亿元，同比增长380%-403%。徐工表示，公司在历经多年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坚守主业不动摇，苦练内功，一方面推动管理年各项行动措施落地，降成本、压费用、控风险、提效率；一方面以“技术领先、用不毁”的产品金标准，不断创新突破，全面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品向高端、高可靠性、高附加值、大吨位的“三高一大”战略转型，公司美誉度及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国企，徐工集团坚守着大国重器的责任与使命，始终在产业报国的道路上稳健前行。目前，徐工已为抗震救灾、建设徐工希望小学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近7000万元，捐衣物16万余件，被授予“中华慈善奖”、“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等荣誉。同时在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与营销、绿色施工工艺技术及绿色成套施工装备等方面，均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后的首次企业调研来到徐工集团。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徐工继承红色基因、探索发展道路、适应时代发展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勉励徐工要勇当中国产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产融协同发展的道路为国内外不少大企业所应用，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模式，本文研究了国内外不同企业的不同模式，介绍了中信集团在实践中如何正确选择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同时关注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关键词：   产融协同   实业与金融  国企改革   综合经营

国内外产融协同发展的案例比较

当前，不少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都在发展“产融协同”，或者说产融结合模式。国外较为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如通用电气（GE）、伯克希尔·哈撒韦、韩国三星等均有着较大规模的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

以GE为例，其不仅拥有庞大的实业板块，还拥有涵盖能源金融服务、工业金融服务和航空金融服务三大业务的金融板块。在1990-1999年期间，GE金融板块的利润占比达37%，2000年至2015年，利润占比增加到41%。GE的业务板块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GE公司的业务板块架构

再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产融协同发展的企业，在其主要业务方面已经形成了“4+1”的格局。4即4大业务板块：保险板块，铁路与公用事业和能源板块，制造业、服务与零售板块，金融及金融产品板块。这4大板块主要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运营业务。在巴菲特的领导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了多家优秀企业的股份，多年来获得不菲的收益。

韩国三星集团的金融资产则主要集中在保险领域，同时涉及证券领域，其金融板块包括三星人寿、三星火灾海事保险、三星证券。其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危机之前已被陆续出售。

近年来，我国很多实业类（产业）集团也逐渐走上了产融协同的道路，形成了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公司。这其中既有国企，又有民企，既有能源电力等传统行业，也有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范围非常广泛。不完全统计如表1所示。

表1我国主要的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公司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除了建立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外，我国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往往已经较深地介入了金融业务，直接或间接取得了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牌照，不少企业已经基本取得全牌照，比如国家电网。而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如BAT（百度、阿里、腾讯）及京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各类金融业务。

而中信等企业集团，虽然过去常常被称之为金融控股集团，但在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往往是“产融并举”，目前不仅有资产规模庞大的金融板块，也有相当大规模的实业板块，亦发挥了较好的产融协同作用。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房地产和其他领域。2016年，中信集团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中信集团在香港基本整体上市的中信股份（SEHK：00267）目前是香港恒生指数最大成分股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的总资产达港币72,380亿元，营业收入为港币3,808亿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港币431亿元。

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路径

在我们所分析的案例中，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大概有三条路径，其一是“由产而融”，其二是“由融入产”，其三是“产融并举”。

由产而融：进入金融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业

由产而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GE公司，其金融业务的拓展是与服务实业、促进实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GE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历史，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初。1932年，为了更好地拓展客户资源，GE组建GECredit，为客户购买GE家电提供融资，开始涉足零星的商业信贷，业务范围从专注技术和制造的实业企业，向金融产业延伸。20世纪60年代末，GE的金融业务开始试水以飞机设备租赁为主的融资租赁业务，随后逐步拓展到商业信贷、租赁和房地产领域，服务范围和内容进一步延伸和增强。随着GE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独立性不断增强，随后逐渐具备了成为独立板块的条件。

国内企业的“由产而融”，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国家电网和中粮集团。

从国家电网的金融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发展金融的动因。（1）为电网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挥内部金融机构的功能优势，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加强资本运作，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2）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我国电价机制还没有理顺，电网盈利水平较低，通过推进产融结合，可以有效提升盈利能力，支持电网主业发展。（3）推进金融产业集团化运作。国家电网公司历史上形成了众多金融投资机构，但金融资产资源分散、管理不善、效益不高，与国家电网公司集团化管理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中粮集团致力于打造粮食的全产业链，而且由于农产品是国际大宗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产品期货、农业贷款等金融业务。中粮集团在金融业务上积极探索，旨在发挥金融业务全牌照优势，助力农业上下游发展。中粮金融业务的发展重点是做好产融结合，产业是基础，金融为产业服务，通过涵盖期货、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等一系列业务的资本运作平台，探索农业产业金融新模式。

由融入产：用金融资源进入并整合实业

国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掌门巴菲特利用保险业务庞大的“浮存金”（float）优势和通过在资本市场投资的收益来逐渐投资控股实业，从而建立一个既有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也有制造业等板块的庞大企业帝国。

国内华润公司本是做代理贸易起家，但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众多板块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奥秘就在于投资并购。华润在产业发展中遵循一个基本规律：用金融资本整合产业资本，走出一条收购、兼并、整合的扩张之路，用控股公司方式进入不同的产业，不是按传统方式把一个行业从零开始做大、再向相关行业扩张，而是像华润水泥、华润啤酒一样先打包上市，从中拿到资金，再加大本业的投资。

产融并举：实业与金融共同发展

中信集团在其发展历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中，虽然不同的时期发展重点各有侧重，但基本都坚持了产融并举原则。从1979年10月成立至1993年3月，是中信公司创立和发展初期，公司在荣毅仁董事长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一家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随后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调整，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拥有金融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工程承包业、房地产业及其他业务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2017年，中信集团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72位。

产融协同的效果分析

在现有产融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中，产融协同作用有的较强，有的较弱，不一而足。概括地说，金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的基础；同时金融业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孤立发展，它也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持，二者高度关联，既是伙伴关系也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产融协同本质上是企业在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一种全局性的资源配置，通过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产融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产融协同，双方可以获得在客户、业务、资本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一般而言，产融协同可以发挥增加生产、促进销售、降低成本、盘活资产、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等作用。

具体而言，产融协同的效果，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是盈利功能的维度；另一个是服务功能的维度。

盈利功能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与实业板块相比，通常而言，金融板块都是盈利能力较强、盈利较为丰厚的业务板块，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既有金融也有实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中，金融板块往往是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实业集团不断积极寻求进入金融业务的直接动因。

服务功能

（1）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调配作用。在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往往都成立财务公司。例如，三峡集团在1997年即成立了财务公司，负责整个集团的资金集中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通过内源融资调剂集团内部资金余缺、提高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根据集团公司拓展境外业务的需要，2014年又成立三峡财务（香港）公司，加强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规避外汇风险。

（2）实业与金融的相互支撑与紧密协同。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产”与“融”的结合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保险业务带来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对公司开展大量的兼并收购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非保险业务板块的良好盈利也为保险板块应对突发巨大风险提供了保障；2）各个业务之间由于“补强型收购”（bolt-onacquisitions）而相互协同；3）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强大为下属企业“增信”，有效地降低了债务成本。

再如GE和招商局。GE金融业务的发展早期就是为了实业更好地发展而建立的，虽然后来金融板块逐渐独立，但2015年GE公司出售了与实业无关的金融业务，仅保留了密切服务实业的金融业务。

而招商局集团最早开始的产融结合源自其传统产业——航运业的需求，所以银行和保险是该集团最早涉入金融行业的领域。当时招商轮船局面临着外资保险承保条件苛刻、保额不足、手续费高昂等问题，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仁和保险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当时航运业对于保险的需求，而且利润率高达30%-40%，为招商局集团的产业发展和资产规模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铁路建设作为招商局集团早期的另一重要产业，在清朝末期产生了很大的融资需求。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完成了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铁路建设的使命。同时，为铁路建设提供的金融服务产生的利润也促进了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发展。在产融结合方面，招商局从机构、产品、功能等三个层面推进，机构融合是基础，产品融合是核心，功能融合是最高境界。这三个层面的融合形成生态链条。

产融协同的管控模式

由于各类企业存在历史发展、业务格局等差异，产融协同的管控模式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业务布局需要战略谋划，而管控方式则根据企业实际需要设计架构。

产融协同的企业涉足多个行业，且业务之间的关联度往往不太高。因此，总部需要充分发挥战略谋划与决策功能，不仅要促进并统筹各业务全面健康发展，还要形成协同效应，塑造综合优势。其中，华润、中粮、三星和GE是拥有强有力控制的总部的代表。

华润的管理原则是“总部做强、区域做实、项目做精”，其集团定位是价值创造型战略管控总部，负责规划整体战略，审批行业战略，开展资源配置，推动主业发展，动态调整业务。华润建立了矩阵式管理模式，完善了三级管控架构。即集团、SBU（战略业务单元）和BU（区域公司、基地公司、城市公司等）。为实现组织集团化和业务多元化，华润还设计并建立6S管理体系，这也有助于其管理模式与集团股权复杂和业务繁多等具体情况相适应。

中粮作为集粮油食品贸易加工、种植养殖、物流储运、食品原料加工、生物质能源、品牌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地产酒店、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以“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为管理架构，其集团公司总部定位为资本运营中心，其主要职责是管资本、管全面、管大局，总部要做到职能部门的优化，确保精简精干。同时，为提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中粮在集团层面成立了全产业链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促委会”），以促进集团内部积极、主动、有效的内部协同。促委会的职能定位为：对“全产业链”战略落实中的一些关键环节、职能和内容进行有效管控；构建并提升集团系统业务能力，推动内部协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三星内部管理的核心是“铁三角”，即李健熙（引领者）、未来战略办公室、社长团（执行者）三者形成三角结构。未来战略办公室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功能是在股东利益、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最佳平衡。从结构上来说，三星未来战略办公室掌握最高战略，而具体的经营和决策中心下放到各附属公司内部去做。未来战略办公室监督三星集团的业务结构及分享三星的无形资产，监督集团范围对附属公司的战略落实，知识创新及共享，管理支持，而且还对附属公司的重大投资决定拥有决定权。未来战略办公室监督协调三星的附属公司非常重要，是治理的核心。

GE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又被称为公司业务运行软件，以一年为一个循环，以一季度为一个小单元，公司所有的业务流程都用1-12个月的时间来编排，规划出每个月应该做些什么，到哪个月应该达到什么效果，取得多少成绩等。GE把它的业务管理系统当作一个操作平台，通过运用这个平台，将GE的总裁、高级经理与管理人员的优秀经营理念转化为行动。所有的业务活动在这个操作平台上周而复始的运作，最终实现企业目标。GE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保证了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玛、电子商务这四大战略的顺利实施。

偏金融型企业通过并购投资布局实业领域，多以控股或参股方式进行。综合型企业通常需要强有力控制的总部，而偏金融型企业更需要能给予指导意见、但对下属公司没有强势管控的小总部。集团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总部的适当放权，进而提高子公司的整体活力。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平安集团是具有指导型小总部的典型代表。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典型的偏金融型企业，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管理合伙人，但是他们两人将所有的具体事务都委托给了子公司的管理层。全集团约有36万员工，但总部只有25个人。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主要关注资本配置和对关键经理人进行关心及落实其待遇。这些子公司的经理人都是独立运作业务，所有的运营决策都由他们制定，并将其产生的超额现金上交给总部。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也是偏金融型企业，它的内部管理原则就是“集团化、专业化、差异化”，即根据投资控股公司经营特点和管理需要，把公司的管控体系分解为若干管理要素，确定不同的管理要素分别由总部、子公司和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在总部、子公司和投资企业三个层级之间建立起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又相互配合、运行有序的管理系统。与有行业背景的产业集团公司不同，国投的集团化管理，是以资本为纽带，在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框架内，站在集团的高度，将控股投资的企业凝聚在国投集团的旗帜之下，对全集团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金融控股集团形成过程中，平安集团对各子公司都是绝对控股。各子公司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开展业务，而集团本部不从事任何具体金融业务。这种管控模式使得各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与整个集团保持高度一致。平安采用分权为主，集权为辅的管理模式，将集团战略、部分主要资源的获取与分配、集团整体风险管理和业务协同赋予总部，剩余权力都赋予控股专业子公司，使子公司不仅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而且独立对外开展相关的业务。由此，在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不会使一方过于强大而给另一方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各子公司在法律和经营上的相对独立可以起到内在“防火墙”的作用。若一项金融业务发生严重风险，由于有子公司的存在，能有效切断风险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之间相互的风险传递，这就可以解除个别高风险子公司拖垮整个集团公司的隐患。

对于金融板块的管理，有实行金融平台统一管理的，比如国家电网将其金融业务都归集到“国网英大”旗下；又如华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是华润集团旗下专业开展金融服务的战略业务单元,旗下拥有华润银行、华润信托、华润资产、汉威资本、华润保险、华润租赁，并战略持有国信证券、鹏华基金、华泰保险等国内金融机构。同时也存在不对内部金融业务进行集中管理的公司，没有统一的金融业务平台，银行、证券等业务各自是独立的存在，如招商局集团。

对于拥有产业和金融的企业集团而言，金融与实业的防火墙机制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产融协同企业的竞争优势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抗风险能力

多元化的增长方式利于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保持稳定性。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将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行业，可以有效地分散非系统性风险，抗风险能力较强。特别是业务涉及金融与实业众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各领域协同发展，具有平抑经济周期的优势。

提供多种产品服务的综合能力，更好的体验式服务

综合性企业因涉及行业众多，业务领域广泛，因此具有为客户或地区提供多种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是其区别于单一企业的明显优势。客户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方面的，综合性企业的优势在于多类型业务共同发展，能够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业务架构的调整能力、战略布局业务能力和延伸性强

作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而且业务体系完备，组织架构健全，竞争能力强，具备产融结合及组织实施各类项目的管理经验和能力。综合性企业以其金融与产业经营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动态调整和战略布局方面，具备更强的组合能力、流动能力和延伸能力。

充分发挥金融能力，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

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并购趋势，产融协同企业所具备的产业整合能力可助其把握战略机遇。产融协同的企业凭借资本市场运作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搭建产业平台，并依托金融平台进行产业链整合，占据价值制高点，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挑战

产融协同企业是综合性企业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发展形式。在运营和协同等方面，受监管等因素影响，与其他综合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从管控的角度看，产融协同企业与其他综合性企业面临的挑战有较大的相似性，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综合性企业在管理要求、社会责任等方面不同，存在一些特殊需要，这些需要构成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相对比较独特的管控挑战。

产融协同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1．如何满足各项业务的资源需求。多元化且关联度不高的业务组合，对总部的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各项业务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要求总部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以银行业务为例，其发展资本消耗大，在持续的资本补充需求下，控股股东要保持控股地位不被摊薄，就要有相应的资金补充渠道，负债发展不是可持续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业务间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这是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企业要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要保持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2.把握多元化的“度”，通过管控体系保持对下属业务运营的合理控制。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挑战。一方面，产融协同企业要掌握条件审慎选择发展领域。在形成综合优势的同时，做到有限多元化，以免战线过长、资源过于分散、不易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多元的业务、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必然提高管理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只要业务结构和业务规模在不断变化，优化管控模式、推动管理效率的要求就始终存在。综合性企业也就需要适时回顾管控模式，探索优化调整的空间。

3．通过管控模式落实整体的战略意图。综合性企业的战略是从整体业务发展的角度来判断和选择的。而子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和经营主体，既需要执行整体的战略安排，也有其自身基于市场的发展目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总部与经营单元对市场发展的判断不一致，或者彼此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等情况。而如果不同下属企业资本结构不同，导致综合性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通道传导和落实其战略意图，将会增加“落地”的难度。

针对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和综合性企业的资源调配能力是一个有效的抓手。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总部可以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沟通和引导系统，提升传导效率。通过资源配置，总部可以降低子公司落实整体战略的成本，加快优化布局速度。

在实践中，大多数综合性企业需要不断通过反馈和评估，不断优化传导途径和方式以提升战略管控能力，并配合适度调整管控体系、明确权责利，提升整体协调性和价值创造能力，达到低成本和高效完成战略“落地”的目标。

4．如何通过管控模式提升协同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产融协同企业的重要优势在于整体的业务协同能力，风险来自于整体风险的复杂性和传导性。搭建企业内的协同能力并非一日之功。具有优秀协同效应的综合企业，对内提升企业综合效率，对外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大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但也存在很多产融协同企业处于弱协同状态，即企业各自运营的独立性较强，企业之间共同开发市场的意愿较弱。可见，产融协同企业的协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子公司之间开展基于市场规律的协同并不难，但是，如何充分发挥综合优势，从单点服务到协同服务，从提供单一产品和服务到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是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问题。在探索通过管控体系优化协同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建立协同机制，还需要引导协同习惯、探索协同模式，更需要通过将创新技术和手段引入协同中。这些都对管控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相对单一的业务范围和产品服务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面临较大压力。随着金融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工具与实业产品的创新，金融业与实业相互渗透和融合。

风险防范是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通过开展产融协同，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可以获得业务创新、协同效应、优势互补、分散风险等收益，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难度也会加大，并使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需要在强化风险意识和有效风险隔离的基础上，建立适应产融结合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机制。

规范的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治理执行力，是综合型企业有序推进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保障，其中有效的风险隔离和整合管理至关重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与产品持续创新，各行业相互渗透和融合，产品和服务呈现日益多样化、交叉化、复杂化。产融协同企业除了面临单一业务经营的各类风险，在获取协同效应等竞争优势的同时面临着因股权关系、内部交易、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特殊风险，风险更加隐蔽和复杂，并可能会在综合性企业内部传导或产生风险叠加效应，进而影响系统安全。如果产融协同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衔接整合，则难以及时掌控风险状况和有效应对风险。如何针对风险的新特征升级管控体系、持续优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以合理保障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是产融协同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5.如何破解资本市场对多元化企业的折价难题。综合型企业通常规模庞大，包含业务板块繁多，其子公司普遍市值偏低，意味着公司面临着折价的风险。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公司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外在表现，由于公司的总股本不会经常变化，因此市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其中市净率是反映股票估值情况的核心变量。如果公司市值偏低，股价常年被低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将会面临市场竞争者的并购压力和重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外部风险。

如果公司保持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比较健康的现金流，那么更容易引发并购方的关注。当并购与公司既有的发展战略不匹配时，公司不得不部署防御措施，这在无形中会推高公司的管理和整顿成本。市值较高的上市公司则证明其有较高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投资回报率，同时也更容易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可以获得更多潜在投资者的青睐，可以利用配股、增发等手段筹集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扩张和发展。在股权分置后的全流通市场，高市值的上市公司可以有效抵御被收购风险。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高市值可以推动可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逐步提升。

市值管理的好坏，对综合型企业而言是让其在市场化环境中焕发活力的关键。需要通过提升由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与效率以及战略方向的把握等因素构成的公司内涵价值，以及由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品牌宣传等构成的公司附加价值，来提升公司整体的市场价值。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形态，在优化管控体系中存在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市场化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原则下，建立有效的业务进退标准和机制。目前，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往往进入新领域易，退出现有领域难。事实上，对国有资本，特别是竞争领域的国有资本而言，持股比例与市场竞争力不一定完全正相关，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按实际控制人来界定国有企业可能更加有利。综合型企业，特别是产融协同的国有企业，具备必要的能力和经验来落实以国有资本增值保值为根本目标、以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合理股权比例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有效管理，从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从这个角度看，建立符合市场原则的国有资本管理体系，优化国有资本的进出标准，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的正确引导，展示国有体制优势的一面，建立不同功能国有企业资本需要不同管理逻辑的共识。

2．人才管理和激励约束问题。产融协同企业涉足不同业务领域、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复合型人才有更强的需求，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时，现有人才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同时，不同业务板块间行业跨度大、薪酬差距明显，内部人才的交流和轮岗存在难度，对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总部人力资源配置形成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受制于国家政策制约，薪酬行业竞争力与部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相比处于弱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必然造成骨干人才的流失。为应对这种竞争形势，就需要进一步推进薪酬分配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科学化激励、专业化培养和法制化退出等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难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新要求相适应。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涉及的业务复杂多元，需要通过包括培养和引入等多种途径，建立一支既能贯彻战略意图，又有管理和市场竞争经验，与多元化业务结构和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因此，如何建立更好支持激励体系的管理体系，是国有综合性企业需要着力探索的问题。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8.24）明确：“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中信所探索进行的，正是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点的、有竞争力、有生命力的公司运作方式。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不能简单视为在国资委和国有大型企业之间重新设立一层资本运营公司，而要充分利用中信等已经成功运营的公司，进一步充实授权国有资本，充分利用这些公司已经具有的运作资本、产业培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成熟的管理架构、制度、经验和团队，形成有效运行的大型资本运营公司。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需要外在的实施条件和内在的实施能力，这包括金融与实业相互支撑和作用的业务体系、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当的资产规模、较为雄厚的资本实力、突出的品牌效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及优秀的人才队伍，等等。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可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承担落实国家战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重任。

首先，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可作为国家特殊政策目标的操作平台，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开发、实施及运营工作。其次，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可作为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和调整平台，将资本投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进行长期战略性配置。第三，可借助于产融并举的经营格局和实践经验，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股权运作方式持有其他国有企业的股权，进行价值管理。

明确产融协同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能够把国家政府的意图转化为市场化的语言，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有益经验，趟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道路。

企业的多元化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有共性也有个性。产融协同类企业是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群体中的一种特定发展模式，而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又是与专业化经营型企业相对应的企业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都可以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企业发展模式。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条件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在战略谋划、激励机制等方面各有所长。中信集团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在实践中正确地选择了产融协同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其至关重要的成功要素，而其他条件不同的企业，如果选择与之相同的产融协同发展模式则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考虑到产融协同国有企业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对现有的这些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完善业务体系、健全公司治理、优化管控模式、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出更好的功能作用，但对于增量应结合实际情况稳健推进。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征程上，中国联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积极探索与实践新形式国企改革发展之路，全力创建“五新”联通，开创新时代中国联通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联通  混改  “五新”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成立于1994年，为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中国联通不辱使命，对电信业的高速增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回顾历史，从2000年在香港、纽约上市，到2002年原网通成立、原联通A股上市，再到2008年联通与网通合并，中国联通的发展始终与改革相生相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7年，中国联通成为首家开启国有企业集团整体混改的试点单位；首家面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通信央企；首创“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的资本业务创新模式。

确立混改要实现的两个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企混改十六字方针：“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根据总书记的指示，中国联通确定了集团整体混改要实现的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把整个集团A股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吸引战略投资者，实现业务上有整合、有协同，通过双方优势互补，创造更高的价值。第二个目标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化运营机制，提升质量、效率和动力。通过混改，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强，努力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在混改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党组在混改进程中始终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保证在混改过程中和将来企业的运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党组贯穿混改全程“定向把关”，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治方向，建立每周研究、紧急情况随时研究的党组常态化工作机制。2017年围绕混改工作，集团公司召开党组会40余次，研究混改议题50多个。

第二，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必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三重一大”等事项，必须先由党组织研究讨论。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联通以董事会治理为核心，以市场化运营为原则，建立多元化董事会和经理层，以及优势互补、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混改，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突出市场化配置作用，强化激励机制：

一是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明确董事会在公司的核心地位，落实董事会经营决策、薪酬分配等权力；建立与经济效益和劳动力市场价位相联系的工资总额决定和调节机制，由董事会行使工资总额管理权。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破除长期以来束缚企业活力的机制体制障碍，探索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员工活力。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让有能力、有创造性、有见解、有智慧的人担当重任；鼓励员工投身创新创业。

引入优秀战略投资者，创造更高价值

我们认为，“混”的核心是首先要引入优秀的战略投资者，整合业务，加强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创建更大的平台，创造更高的价值。一直以来，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都互为宿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看到双方有各自的优势，中国联通更多的是在通讯层的底层，而互联网公司大多是跟消费者接触的应用层。双方的优势可以互补，提供共同创造价值的机会。

一是引入与中国联通主业关联度高、实力雄厚、互补性强、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和促进作用，有利于提升中国联通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者。我们把BAT和苏宁以及京东都纳入了这次混改的投资人之列。

二是引入新的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混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中国联通的A股，联通集团公司（实际是国资委代国家持有的股份）持有中国联通的股份是62.7%。这次混改以后，股权结构有很大的改变，除了公众流通股以外，联通集团公司的股份第一次下降到低于51%，为36.7%。

图1 混改前后中国联通股权结构对比

战略投资者持有的35.2%股份中，民营企业持有20%，而且集中在少数几家民企身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解决股份多元化的同时，让民营企业能够在董事会里有话语权，有参与决策权，进而能够解决公司治理的问题。

有些人不理解，既然联通已经上市了，为什么还要再搞混合所有制，这个“混合所有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个人理解，过去我们讲的股权多元化或者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股权分散。比如说一家国有公司和另一家国有公司进行合资、合股，这样确实是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是公司的管理机制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仍是国有体制。另外中国联通原来的结构，62%是中国联通集团拥有的，其他是由众多分散的小股东组成的公众股，小股东其实没有多少话语权，除了个别的问题大股东弃权，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权利是被大股东一票决定的。现在为什么提出混改？核心是国有和民营相互之间有重大的融合，民营体制要参与进来，占到一定的股份，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次混改我们就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设计股权结构的。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中国联通的混改是以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的。

第一，初步建立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机制，业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在重点合作方向上，根据公司战略合作方向及双方资源禀赋，重点在渠道触点、零售体系、内容聚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展开合作。目前在渠道触点、基础电信等领域合作的收入贡献已超过百亿。我们和BAT这些公司已经开始深入地谈判，有一些内容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内容还在试验之中（见图2）。

图2 联通重点合作方向

比如说渠道触点。过去通讯业都是靠实体营销，零售店去卖我们的通讯产品。现在我们和腾讯合作，仅2017年一年内，移动用户为中国联通带来了新的5000万用户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是在网上销售它的营销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真正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你正在玩游戏或正在看视频的时候，我给你推送一个，给你流量包，这种方式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这种方式确实改变了我们过去靠不断增加营业厅来增加营销收入的运营方式。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的空间还很大，要逐步推进。

第二，全面推进“瘦身健体”，打造“小管理、大操作、强协同”的组织架构，让企业轻装上阵。

由于中国联通历史上多次重组，小网通、吉通和原来的大网通合并，后来联通和网通合并，造成公司的“板凳”越拉越长，机构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见图3）。

图3 中国联通机构改革

企业逐步发展就变成头越来越大，四肢越来越萎缩，实际干活的人没有增员，而指挥的、下任务的、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到总部工作。这次总部带头从27个部门减到18个部门，总部的编制也砍了50%，真正进行了改革。总部带头，省公司和地市公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压减，把公司变成“小管理、大操作”。总部也有很多的操作部门是服务基层的。

第三，按照党的十九大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有关精神，中国联通组织进行了机构精简后的管理人员首次选聘工作，本着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的原则，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

干部首聘平稳有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了干部服气、员工认同。集团党组的管理干部退出率是6.3%；总部三级经理退出率是13.6%；各省分公司中层干部平均退出率达到15%。首聘后，管理人员签订业绩任务责任书，实行了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进干部管理市场化。关于“末位淘汰”，我和很多干部单独谈过话。几乎每个人谈话时都讲：第一，我没有想到我是末位，我觉得我干得很好，因为他平常听不到别人对他的意见。第二，表示服气，认为这个方案是公平的，我是末位我认账。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整个集团减了这么多的干部，但总体上非常平稳。过去企业内部的矛盾不少，内部常有告状信，国有企业内部的人也看到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但现在比较稳定，说明大家是渴望改革的，只是我们缺乏认识，改革真正进行的时候，各级干部和群众是支持的，这也是我过去估计不足的。

第四，深入推进全生产场景，搭建内部“双创”平台，划小承包范围，使联通从大公司回归到创业公司，让基层员工率先有更多获得感。

过去的通讯业，“大锅饭”问题很严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北京打电话到广州，要经过好几个省，成本怎么分摊？谈不下来没法弄，最后只能“大锅饭”。我们这次划成小微组织，探索大企业如何通过小微组织获得创新能力。比如说一个乡镇点选拔一个小CEO，你领导五六个人，可以有人的裁量权，收入和利润的增量部分可以提成。按经验成本给一个初步的毛利测算。如果你要建一条光缆或增加一个移动基站，成本就要算在你头上。这样就解决了过去投资没有边界、大家争抢投资，对产出不负责任的弊病。这是横向的组织。

图4 联通“双创”平台

还有纵向的组织。比如跟阿里合作、跟腾讯合作，都有小的团队。小团队跟阿里合作创造的价值，超出部分团队可以计提。这样员工积极性马上就不一样了，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大锅饭”情况。过去员工早上8点半来上班，到下午5点就没人了，整个公司灯都是灭的。现在到了八九点仍然有很多灯在亮，他要为自己创造价值。但是最大的得利者还是企业，是国家。我们还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成熟一块改革一块，逐步推进。

第五，建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让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中央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们建立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计划，要真正让员工和企业的利益能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次授予股票的人数是7900人，总的股数接近8.5亿股，受利员工占全体员工比例接近3%。除了我们的各级领导之外，核心员工、尤其是创新领域的核心员工都可以拥有期权，这样很大程度解决了员工的积极性问题。股票解锁条件与业绩指标紧密关联；股票分配突破按职级授予的通行做法，不搞平均主义，根据业绩贡献实行差异化分配。

尽管中国联通这一轮混改方案的实施时间还不长，但混改的初步效果开始显现。

第一，通过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创新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经营业绩“双V”反转。中国联通之前两年的利润为负增长，2017年实现了4.4%的正增长，从前年的-5.4%，到去年的4.4%，变化率接近10%。

第二，降杠杆、减负债，资产负债率降至安全线以内。中国联通原来的债务超过60%，隐性债务加区域公司债务已经超过了70%。这次通过混改融得750亿元现金，经营现金流增加了400多亿元，使得我们的浮息债减少了1100亿元，这在中国联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企业的负债率回到了40%这一安全线附近，现在是47.4%。

第三，混改后公司业绩改善。通过混改，联通每股净资产增长了25%，中国联通拥有的股权增长了7%。通过资本的运作使得国有资本放大。

第四，广大干部员工的信心和精气神明显增强。我刚到联通的时候，很多干部员工情绪比较迷茫，一谈起来，都说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对我说，“董事长，我们准备怎么怎么干。”我觉得大家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

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确定适当的股权比例

首先，要科学设置股权结构。股权比例的设置需要综合权衡，既要保证股权充分多元化，又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战略驾驭能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联通集团作为持股36.7%的第一大股东，拥有对A股公司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合计持有联通A股公司股权53%；联通集团持有红筹公司52.1%股权。

其次，要确保国家利益。通过签订协议，约定其他国有股东退出时，给予联通集团优先受让权：在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事项时，各国有股东要首先服从国家利益。

真正改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

要给民营资本特别是具有战略协同、管理和业务优势的战略投资者一定的董事会席位，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组建多元化董事会（战略投资者董事、联通内部董事、独立董事），发挥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

第一，真混而不能是假混，让引入的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有决策权、有发言权。

第二，发挥各类股东作用，尊重和保护好小股东的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第三，真正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市场化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运营机制。

平衡各方战略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区分不同的合作领域，科学配置各方优势资源和能力，实现混改红利最大化。战略投资者引入的多元化，特别是在业务上有相互渗透和竞争的投资者，存在怎么跟他们合作，怎么合理分配的问题。比如说腾讯和阿里，开始一上来两家就较劲，外界也有很多评论，认为这样的合作会引起很多内部矛盾。我们就一家一家谈，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统一到联通这个平台；区分不同领域、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和特长，分别开展多个领域的合作，实现价值增值和股东权益。

衡量混改成功的标准

国企混改，是新时代国有经济的新形态。衡量混改成效的主要标准有三条：

1.企业效益提升。收入、利润等指标大幅改善，经营效率大幅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2.创新能力提升。在与战略投资者协同发展的同时，公司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接续。

3.国有资本收益提升。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联通正在努力趟出一条可操作、可复制的混改所有制改革之路！

推动“五新”联通做优做大做强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混改推向深入，创建“五新”联通。所谓“五新”联通就是培育强健互联网的新基因；探索完善公司混改新治理；全力加快互联网化新运营；着力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积极构建外联内通新生态。

第二，落实董事会职权，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中国联通新的董事会已开始运作，将进一步落实好、维护好董事会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要妥善处理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构建以上市公司为经营主体的法人治理模式。集团公司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集团公司未进入上市公司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委托A股上市公司代管。

第三，履行契约精神，打造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履行契约精神，就要以“要素互补、共同成长”为原则，深化与战略投资者的业务层面和资本层面合作，充分调动投资者积极性，凝心聚力，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一是要创新模式，扩大供给。面向公众、家庭、产业互联网三大市场，创新商业模式，扩大中高端供给，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二是要借人肩膀，提己能力。充分发挥投资公司作用，加强与战略投资者在物联网、云计算、视频等创新领域投融资，进一步实现二级机构的股权多元化和轻资产运营。

三是向不平衡不充分发力，提供更多优质信息通信产品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深入推进激励和用工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深化改革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混改能不能有效推进，创新能力能不能实现质的飞跃，关键在于人的积极性是不是能真正调动起来，要继续深化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改革。

中国联通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激励资源配置体系，鼓励“增收入、降成本、提效率”；坚持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管理人员基于价值创造目标确定绩效年薪，能高能低：员工建立薪酬与贡献挂钩的机制，鼓励多劳多得。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市场化用工改革。坚持效率导向，提升人均效率，聚联通英才而用之，鼓励本部人员向划小单元流动，传统领域人员向创新领域流动，加大IP、IT等战略人才培养；扩大选人视野，进一步拓宽国际化引进等外部渠道，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不断进行深化改革，打赢混改攻坚战。

（编辑  季节）

2018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8年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2018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多于不利因素。积极因素有：“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反弹将拉动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投资反弹；2018年消费增速将有回暖；出口仍然保持平稳；基建仍然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不利因素有：房地产周期下行，汽车消费增速回落将给经济带来下行的压力；中央出台严厉措施限制地方政府融资来源，对基建投资形成压力。

季度同比增速有望逐步抬升。根据课题组的测算，预计2018年1-4季度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7%、6.8%、6.8%和6.9%。

表1  2018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预测

产业结构：存量升级和增量出新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尚未根本消除；消除低效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出新？一方面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正逐渐融合，实体经济本身叠加了更多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内涵。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个性化已成为企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相对低端的产出已无法充分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未来传统行业的升级和各种新兴行业的崛起，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改变传统工业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提振企业效益，助力消费升级。从目前中观产业布局来看，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细分行业的确出现了“存量产品升级，增量亮点涌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逐渐呈现加速之势。

用企业研发支出规模这一指标，可以较直观地体现行业升级的状况。数据显示，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规模一直处在增长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上升速度高于美、欧、日，目前已经超过了欧元区的水平。

(一)传统行业推陈出新

汽车业作为传统下游制造业的典型代表，由于其产业链涉及的上下游行业范围较广，因此汽车制造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一国的综合制造能力。我国汽车制造业在传统燃油车方面，其整车和若干关键部件的制造技术相对较落后。面对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压力，以及全球汽车制造的发展趋势，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和配套设置的建设，积极引导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发展。作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行业的发展逐步由政策支持向市场需求拉动转变。2017年国家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明确了未来该行业的发展技术路线。我国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

借力消费升级，高端车市场开始崛起。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及汽车普及率提升，国内消费升级开始延伸到汽车领域，居民换购逐渐转向高端车市场。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撑，我国高端品牌国产化的进程将开始加速，虽然目前国内高端车市场多为国际品牌垄断。国产化将拉动国内车厂技术和零部件的升级。当前我国高端汽车销售占全球市场23%的份额，相关高端零件产业的发展空间仍较大，传统制造行业可能迎来质的改变。

(二)新兴行业批量涌现

从全球角度来看，目前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进入新一轮加速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我国提出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已经上升为一项重要目标。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和6.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分别提高0.5和0.3个百分点。

2016年我国虚拟现实（VR）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消费级VR产品成为拉动市场规模增长的主力。GFK数据显示，2016年VR设备总销量达到400万台，市场规模突破60亿元，比2015年增长290%。未来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除了消费领域，制造、交通、医疗、教育、文化传播、旅游等行业应用将加速铺开，市场产能进一步释放，产业迎来快速上升期。

人工智能是新兴行业的另一个代表。2016年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根据相关数据，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700家，融资规模约为2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课题组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机器人、医疗等领域率先突破，助力改善民生健康和提升生产效率，相关智能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利率中枢抬升

货币政策：2018年，货币政策基调预计仍为“稳健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有五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从经济增长来看，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仍然平稳，不存在大的“稳增长”压力；从物价来看，CPI通胀回升是比较确定的趋势，全社会通胀中枢水平有望继续抬升；从就业来看，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从国际收支来看，出口回暖和国际资本回流正在创造资本的净流入，国际收支情况逐渐好转；从金融稳定来看，由于过去几年连续的货币宽松客观上带来了资产泡沫风险和高杠杆问题，“防风险”和“去杠杆”仍然是货币政策目标中排序比较靠前的目标。因此，预计2018年货币政策不会比2017年宽松，但是流动性进一步大幅收紧的可能性也不大。

流动性环境：2018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筑底回升”阶段，经济增速超预期回升的可能性不大，通胀的回升仍然“温和”，房地产和债券市场泡沫问题也逐渐得到了化解，因此，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与2017年相似。2018年货币政策仍然会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整体货币流动性环境与2017年相差不大。尤其对于股票市场，流动性环境仍然非常友善。

利率水平：利率中枢水平将会小幅抬高，但并不意味着进入“加息周期”。由于周期性行业产能的出清，全社会通胀水平未来将逐渐回升。与此相适应，资金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水平也可能小幅抬升。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回暖的信号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且通胀也在政策目标容忍的范围之内。虽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启动了加息周期，但是中国进入加息周期仍然需要等待经济进一步的回暖和通胀的进一步上升。

国际流动性环境：国际金融环境更为友善，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平稳。2018年全球各个国家有望迎来同步的复苏，因此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差异性会缩小，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将会更加均衡，中国将迎来更加友善的国际金融环境。美联储超预期提高加息次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压力并不是很大。预计2018年人民币汇率将会更加平稳，不论是兑美元汇率，还是一篮子汇率指数大幅升值或者贬值的可能性都不大，汇率的稳定有望保持出口持续的增长。

信贷与M2：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好转。在2017年货币政策边际趋紧、助力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依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2017年10月，年内新增信贷额较去年增长1万亿元，社会融资余额增速13%，为年内较高水平，这说明2017年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动性比较宽裕，企业资金需求也出现好转。2018年新增信贷总额将较去年有小幅下滑，从信贷结构来看，按揭和企业贷款依然会成为支撑信贷的主要成分。虽然房地产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但2018年销售可能依然维持正增速，按揭将不会出现明显下降，这也跟银行主动投放意愿较强有关。另外，2017年前十个月，新增按揭贷款占总体信贷比重为38.7%，预计2018年按揭比重将有所下降，可能为35%左右。企业贷款是2017年新增贷款中的亮点，随着中上游盈利的持续好转，企业资本开支的回升使得资金需求提振，这也是2018年企业贷款继续好转的主要逻辑。另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加强将使未来银行对待基建项目的风险偏好下降，这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小幅回落。总的来说，2018年总体新增信贷规模可能为12.5万亿-13万亿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体现得更加明显。2017年社会融资增速变化的重点，一是表外业务的增长趋势，二是信用债融资的波动。随着金融监管的实质性措施落地，银行表外贷款出现明显下滑。利率易上难下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企业面临发债成本逐步上升的局面。企业资本开支的增加，资金需求回暖会使得2018年信用债市场的供给可能增加，债券净融资规模会相对上升，对社会融资形成支撑。2018年社会融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达到13.5%左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环境依然较为宽裕。广义货币供给方面，2017年上半年金融监管进程加速，银行表外业务派生货币的功能逐渐转弱，同时银行面临负债荒的局面加剧，直接造成M2连续下降。2018年这种趋势难以扭转，广义货币供给仍然处于低位，同比增速可能为9.5%左右。

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

2018年财政政策基调预计仍将维持积极取向。2017年GDP保持6.8%左右的增长，基建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经济仍然处在“筑底回暖”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仍然应该保持“积极”。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完全修复时，才是财政政策回归“稳健”之时。

2018年基建仍然有能力维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通缩的结束、企业盈利的修复重新带来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2018年财政收入仍然有望保持8%左右的增长。目前我国很多地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国际上仍然比较落后，基建投资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不论是从资金来源、准财政政策，还是基建未来建设空间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仍然有望保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

但是，伴随着周期性行业回暖，财政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采矿业、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生产和投资的逐渐回暖，将带来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的逐步修复。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回暖时，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会呈现三大变化：一是基建投资的增速将会逐渐回落；二是赤字率将会逐渐下降；三是准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将逐渐减弱。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替代财政政策成为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加大管控力度，“防风险、去地方政府杠杆”将会放在重要的位置。预计2018年将会有一系列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的政策出台。

减税可能成为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未来减税可能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继续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二是扶持“三农”领域，三是鼓励周期性行业扩大资本开支，四是鼓励高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改革：乘势而上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改革是提高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经之路。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涌现出新变化和新内容，这些领域也将是对2018年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重点领域。

(一)国企改革：混改任主角

混改的全面深入推进将是2018年国企改革的重要主线。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去杠杆、化解产能过剩和破局民间投资萎靡的关键机会。随着2016年以来国改“1+N”顶层体系的完成，以及2016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国企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可以看出混改已被确立为国改进入“深水区”后的核心任务。

 (二)金融体制改革：监管的落地之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课题组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加速落地，金融监管会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趋严，监管对象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力争全覆盖。以下三项监管措施可能会出台：一是今年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自查结果的处理办法将于2018年集中出台，对资管通道、委外、理财等业务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二是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形式在监管覆盖上将做到更加全面，其中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合理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创新将被切实保护；三是市场将看到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监管框架中的实际体现，而“三会”的角色更多是政策制定的“建议者”和监管落实的“执行者”。

(三)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可能有所加快，个税改革细则有望出台。从税制角度来看，相比于间接税，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在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明显较慢，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是其中的看点和难点。建议加快建立完善的市场化房地产税制度。一是市场此前对于房地产推行难点的担忧有所减轻；二是2018年加入立法阶段的速度可能有所加快，市场预期也会逐渐加强。房地产税的建立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短期内征收的困难仍然存在，但长期来看，对于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有所帮助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将有助于化解目前贫富差距有所加大的情况，激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总的来看，税收体制改革在以全面铺开营改增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上，预计2018年的改革重心将放在直接税上，真正做到税种和税制上的结构性调整。

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中推进速度最慢、改革难度最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领域，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性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整体支出依赖地方程度将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务的风险，因此加快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十分必要，促使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