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个文件的通过，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毫无疑问，这是根据新的形势所做出的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同时，这对于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直接的重大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之所以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并通过新的《准则》和《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以我的理解，这“四个全面”，逻辑上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或并列关系：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发展环境，提出来更加全面、更具时代特色、更能体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方向和路径的理念，这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决胜或冲刺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必须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必须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而稳妥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总体的治理。

万米赛跑，越是最后冲刺100米越是需要毅力和冲力，在这个13亿人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过程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和率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这个冲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开放。我们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成功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受关注也最为醒目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不仅在经济增长、整体脱贫等方面取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最频繁的人口流动，见证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变。一方面，今天的改革的确已经进入深水区，已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关口，需要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气魄冲险滩、破难题，既包括体制机制的改进，也包括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搞别的什么制度，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因循守旧，走老路、旧路，更不是改旗易帜，走到任何一条歪路、邪路上去。而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既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改革，又是为了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钱进。

再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发展的法治保证，也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法治保证。让法治既为发展提供保证，也为改革提供保证，这是全面依法治国之深意所在。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还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起，我们党已经讲了很多年，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如果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就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从依法治国方面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样，才能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真正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人都应该懂得，在中国走法治之路，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走偏甚至走斜。

最后，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四个全面”之中关键之所在。这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而为此要坚持的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为此要坚持的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内外挑战和张力不断的环境下，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的领导是任何情况下绝不可动摇的基本，否则，既无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整个社会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或者说，即使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一时发展起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也无法真正受益；发展成果也会由于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不具包容性而随时会被断送掉。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上上下下都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必须准备应对各种老的新的重大挑战，甚至要应对各类预料到和没能预料到的重大风险、克服来自内外的许多重大阻力、解决面临的多种重大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即使到了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依法治国还在路上，发展还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而这一切的根本保证，就是既坚持党的领导，也坚持从严治党。

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紧紧地和中国人民一道，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其中既包括战胜了各种挑战、度过了各类危机，也包括克服了种种弊端、纠正了各种错误。毋庸讳言，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一直都存在着，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些考验和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甚至高级领导）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一些贪污腐败和违纪违法案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甚者，极少数人不仅是在腐败的路上走到了悬崖边或掉进了深渊里，并且发展到了政治野心膨胀，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权位的地步，这更是多年来闻所未闻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端罕见的气魄和多年来未见的力度，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自信，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严肃查处多名原身居要职的前高级领导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多年来少有的力度，彻底查处一些地方的系统性贿选案，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严格地说，第一阶段的落实八项规定和大力反腐，其实还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建设党、武装党，使它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战斗性。惩恶与扬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后一面更重要、更不易。“扬善”在今天，还不仅是体现在选人用人上，让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开拓创新的人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也要体现在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这十二个方面中，可以说哪一方面都很重要，都很关键，也都是从正面的制度层面上从严治党之要义。这样，就不仅从组织上纪律上监督上划清了边界和底线，明确提出了若干“不准”，而且从思想上政治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员和干部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清楚规定了若干“必须”。

体现在“不准”中的纪律，是从制度方面从严治党的硬性约束，而体现在“必须”中的理想信念，是从思想方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约束。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和一些地方，既在纪律方面出现了不守规矩、违反制度、破坏纪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千夫所指的违纪、违规、违法活动，也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理想迷失、信念动摇、思想缺失、立场不稳、忠诚不再等为党纪所不容的滑坡、塌陷现象。可以说，最近新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不仅正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否则，如任由前列活动和现象发展蔓延恶化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人将不人，这也绝非危言耸听之词！

如果说，在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很多与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缺乏监督直接相关，那么，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缺失，更主要的是与利欲熏心、金钱至上、思想蜕变有关；而理想信念方面的“塌陷”，也导致了很多人在纪律、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所以，之所以要同时从“不准”与“必须”两个方面来从严治党，就是因为诸多问题恰恰是从纪律和理想两个方面都缺失所导致的。而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如果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精神上处于缺钙状态，怎么可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个危机呢？由此，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性，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先进性和战斗性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基本的政治思想和起码的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不论有多么严厉的制度和规章，也不能保证一定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国家。古今中外，旧式的组织和机构里也不乏有严明纪律和严格规则的，它们并未解决走什么路、朝哪里去的问题。

当然，如果只是用陈旧的老办法（如开开会、讲讲话）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理想信念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思想教育如果不能从内容到形式上与时俱进，良好的出发点也难得到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类信息不断扩散，各种风险与挑战也时时相伴，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理想信念，就必须既立场坚定，不容含糊，也必须理论深刻，把话说透！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

另一方面，确实又必须从制度、法律、纪律方面来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划清底线、红线。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的笼子，即使个人思想上不出问题、信念上毫不动摇，仍旧缺乏组织的保证，而个人最多是自己独善其身、或影响身边的人，而不可能领导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克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走向文明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概而言之，这些“不准”加“必须”，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使我们能够在全党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全社会努力形成风清气正、法治严明、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发展充满动力与后劲，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热血青年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的社会氛围。让正气得以张扬、歪风不会上涨，让社会充满阳光、邪恶无法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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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既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产业技术政策），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

历史视角的美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不应局限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将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在201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即使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35%-50%，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从应对大萧条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到1932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为阻止大萧条的蔓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加，国家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展了。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FDIC）、美国重组融资公司（RFC）、美国农业调整法（AAA）、美国产业复苏法(NIRA)、劳工进步管理法（WPA）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和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美国国防生产公司（DPC）、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OPM）、美国战争生产局（WPB）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哈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当下的美国产业政策

在21世纪，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实施。产业组织政策，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等来实施。此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或推动经济发展或用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分别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不同部门来实施。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美国州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或机会，并彼此互动。

就产业技术政策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最好例证。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研发支出就高达1323亿美元,分别由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管理支配。从1953年到2012年的6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累计达到了42790亿美元（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这些研发支出项目涵盖了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包括了计算机、数学、工程、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备等多个环节，动员了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非盈利机构、FFDRC（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等参与其中，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振兴作用。

图1:美国联邦政府的R&D支出（1953-2012年）   单位：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研究开发》杂志关于美国创新项目的评奖统计，从1971年到2006年，在美国“R&D100”的100家获奖项目中，来自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呈现总体上升的势头；从1988年到2006年的评奖活动中，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评奖项目中超过了50家，占比超过50%；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R&D100”的高获奖比例，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高水平研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例如，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在美国创新活动中仍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对本国企业或明或暗的研发补助、其它形式的科技支持，是当下美国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之一。

除了产业技术类政策，美国还有很多重在优化市场结构和改善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产业政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围绕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导美国产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始终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一方面，对并购重组放行的“胡萝卜”政策始终存在、而且对美国的并购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并未能切实削弱企业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有些时候甚至是那些“大棒”政策适得其反地推动了企业的并购重组。受益于反垄断政策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横向并购指南》、《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与《竞争者之间合作的反垄断指南》等的数次修订，无论是HHI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究、营销、采购环节的合作的允许，或是在特定领域的豁免，都使得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受益于这些政策变化，美国企业开展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合作，也变得相对容易。

美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产业政策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产业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政府自觉实施产业政策与非政府（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来实施产业政策，是二者的唯一区别。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重要的是，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一个被动的“守夜人”角色，而且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良性互动。简而言之，政府不能仅仅充当市场的“修理者”角色，而应当发挥市场的“塑造者”角色，尽管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失败的风险，面临巨大的改善空间。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

（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的共同存在，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仅能扮演市场失灵的“修理者”角色，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盲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则表明，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填补了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不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制定涉及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介入美国经济中的并购重组，为美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了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实施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发挥产业技术政策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并购重组、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政府产业政策与企业能动性的良好对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同时，要对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进行科学评估和改革创新，对不合时宜、不经济、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形式进行及时调整，对能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产业政策形式要大胆实验，对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和成熟经验要进行总结提炼，实现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编辑  宋斌斌）

美国不得不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从1980年代起大力推行的。当时拉美国家因为石油涨价，拼命借债。石油生产过剩之后油价大跌，拉美产油国家还不了债。于是美国人以减免债务为诱饵，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导致拉美国家汇率动荡，被迫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霸权再次得到巩固。

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同盟的诱饵，是对同盟国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让北约和其他同盟国家在军事上和美国站在一起，让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其后果是扶持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竞争者，它们对美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从服装、家电到汽车等等，美国竞争不过了。于是美国就打“安全牌”，拿“苏联和中国威胁”逼迫德日妥协，要它们自愿限制对美国贸易顺差。

德国同意补贴驻欧美军的费用，自己专心搞经济。而日本对国内市场严格保护，用高关税挡住美国的廉价粮食和牛肉，国内农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两三倍。本国大企业互相参股，使美国想搞金融并购也很困难。1985年，美国逼日本签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开始出走，同时产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进入迷失的二十年。

日本和德国在金融上都是崇拜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吃了很大亏，因为买了很多美国的金融衍生品。

问题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最终结果，是美国走向了自己预料不到的另一面，即美国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和大规模减税政策，出现了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没有印钞票制造通胀，而是大量发债。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受损，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

这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政治是美国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比如通用电气集团，既造导弹和核反应堆，也搞民用家电，后来发现不如搞金融赚钱，通用汽车也是如此，于是大企业纷纷输出制造业。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因为美国的政府负担大，税率比新兴国家高，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搞金融投资兼并赚的钱不愿回美国了。于是美国不但产业空心化，金融投资也出现空心化了。最富的美国成为负债最高的国家，反转过来向外国政府借钱，还能保持全球化的主导权吗？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企业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享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另外，美国低利率借债，海外兼并高回报收益，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的研发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于是美国就业问题、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国内几万座桥老旧不堪。

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积累的外汇世界第一。

美国原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和金融贸易，低端在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流，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

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从微观层次看，自由竞争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宏观全局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对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就不干了，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和扩张。

奥巴马还搞了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和中国制衡。但如果TPP成功执行，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则会打击美国。中国其实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日本国内对TPP是抵制的，但是安倍很支持TPP，他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真实目的都是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更倾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除了就业和社保负担问题外，还因为他看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代价过于高昂。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搞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于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

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金融及军火集团输了这是前所未有的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很大分歧的。希拉里要搞民权、搞医保、提高最低工资，这都要钱。钱哪儿来？就是要向富人加税。

特朗普批评说，钱都在海外，几万亿资本不愿回来，加税只能让美国经济死得更快，应该减税。问题是减税之后，资本回得来吗？

特朗普和里根都相信，只要减税，就会刺激经济增长，收的税会更多。但实践结果表明，里根时期资本仍然出走，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财政窟窿反而越来越大。所以不管加税还是减税，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都很有限，这只是竞选的宣传手段。

有一点特朗普看得清楚：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一是军备竞赛，三分之二是医疗和社保。医保福利削减很难，老百姓拿了不会吐出来，要减这部分，选票就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军费。

所以，特朗普真正要搞的是军事收缩：为什么美国要和俄罗斯、中国作对，我要和你们搞交易。朝鲜、乌克兰的事你们自己管，在中东跟俄罗斯合作打ISIS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

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地产商，学中国用4万亿搞基础设施，这样地产商可就发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曾繁荣过一阵，但后来房地产泡沫还是崩溃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金融、军火工业在美国全球化和军事扩张中赚了大钱，地产商是靠边站的。

这次美国大选结果，反映的是美国中下阶层的不满情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纽约地区的几个州，比如纽约洲、新泽西州等等。这几个州都是传统的“冷战州”，反共产主义的，为什么特朗普在这里受欢迎？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心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部，转移到70年代的西部，90年代又向南部转移。

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加上好莱坞带动新媒体发展，纽约的传媒业也衰落了。纽约州这些地方经济每况愈下，恢复制造业成本太高。他们该怎么办？有人就想到发展房地产。

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几个制造业大州——俄亥俄州、密歇根等等，因为企业出走，失业严重。这里原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因为可以提高福利。但现在发现失业风险更大，蓝领工人就转头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特朗普说，全球化、搞北美自由贸易区、WTO我们输了，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

所以这次大选，就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制造业大州，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媒体、军火集团、高科技领域发达州的对决。结果竟然是后者输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因很简单，资本获利的是少数，劳工受损的是多数。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多数人对美国梦的自信。

美国的制度，总统的权力不大，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是参众两院控制的。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总统，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开始还控制参议院。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建制派的众议院议长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即使当上总统，能否推行他的政策，关键在于能否整合竞选中分裂的共和党。特朗普上台是冷战政治的松动，但还要看美国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的阻力有多大。

特朗普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加难

看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包括改革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游说制度，这将引发国内政治的大调整，能推行到什么程度，将考验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整合能力。他承诺大笔投资基础设施、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来增加国内就业、放松金融监管等，这些政策又涉及国内利益集团的调整，能否获得两党的支持有待观察。

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整之难，远超中国人的想象。比如我所在的德州，想在平原上修一条轻轨，比修四川省内多山的铁路容易得多。但是公民投票了二十多年也没修起来。因为航空公司反对，旅馆业反对。沿线居民也反对，因为有噪音。距离铁路线稍远的居民可能支持，因为他出行更方便，房子也能升值。然而，距离铁路线再远点居民也反对，因为跟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不想纳税出钱。

所以，特朗普想学中国搞基础建设，就算加州极需高铁也未必能修成，因为在议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冲突使整体利益平衡不了局部利益。其他国家修高铁可能比美国的问题更多。例如印度如果搞高铁，土地就很难征收。俄罗斯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太低，高铁运营可能赔钱。中国的高铁能做起来有非常多的特殊因素。当然，美国要维修公路、桥梁、地铁还是大有可为。问题在于差钱。

特朗普想遏制全球化，马上金融集团的市值就跌下来了。他们怎么肯干？早晚特朗普和金融集团要妥协。因为做房地产也要贷款。否则就给你找麻烦，房地产也会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当选后要做成事也难。

所以特朗普唯一能实现的短平快政策是外交。奥巴马做成几件事：比如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怕右派攻击就同时在阿富汗增兵。阿富汗要撤军了，就在乌克兰闹事、叙利亚闹事，总要来平衡一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要等等，看特朗普要做什么事。如果美国想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就要跟中国缓和，同时可能在别的地方闹事。总是要选一个软柿子来捏，才能显得他是个能人，不会全面让步的。

减税如果执行，赤字一定会上升，如果发债，谁来买？原来美国国债是靠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买。最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闹摩擦。现在中国和沙特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国外没人买，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上去了，效果和加税差不多。现在是零利率。如果利率上去，但是投资前景没有改善，企业会出逃得更厉害，美国经济马上会放缓，想重振美国经济犹如走钢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以往竞选，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都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助阵。这次两位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都没有有名的经济学家做顾问，大家都不吱声。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问题太严重，看不到出路。光是宣传的竞选经济纲领，特朗普没戏，希拉里也没戏。

怎样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国内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实行保护性关税、跟中国打贸易战，担心因此失去美国市场。如果他真的认为拯救美国经济只有放弃自由贸易这一条路，以吸引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回流的话，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国内消费品价格大涨，大众生活质量降低。中国也有不少办法绕过贸易壁垒，例如最近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的家电部分，可以继续在美国生产部分家电，但是从中国进口核心部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保护法？

对中国来说，即使美国打贸易战，也是利大于弊。原因是：中国市场的成长空间比美国大。美国搞贸易保护，欧洲会跟进，但他们保护的是中低端落后产业。中国如果对等报复，保护的是中国的高端产业，这只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夺回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国内高端市场，这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服装、鞋子等低技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会减少，但亚非拉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合作前景还很广阔，不但在消费品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产品市场也不小。

其实美国很难搞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这会损害美国高科技的海外市场。中国部分失去美欧市场，可以在其他市场扩张，总的会得大于失。

第二，特朗普如果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货币战就不可避免。中国金融没有理由在美国的指责面前退让。中国可以反戈一击，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操纵汇率的是有军事霸权的美国。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向，要么流向高回报的地区，要么流向安全的地区。美国的高消费、高负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凭什么美元还能保持储备货币的霸权？因为美国可以在竞争对手周围发动战争，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打击的就是欧元。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争端，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打击人民币。美国在1971年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依然保持美元霸权，靠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随时随地发动战争的能力。历史上，英国当年拥有海军霸权的时候，也是无可置疑的汇率操纵国，才得以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如今就不行了。中国要取得国际金融的话语权，就必须和特朗普的汇率操纵说针锋相对，不能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说法消极防御。

我们可以和美国搞务实外交。中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很多，比如在南欧、拉美修铁路，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衡美国的霸权。打贸易战、汇率战表面上对中国短期不利，其实长远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贸易不对中国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不对美国开放，加州的高科技企业想到中国搞投资垄断，中国就可以有效地管制跨国公司。

美国一直游说中国金融开放。如果特朗普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有名无实了，但我们可以搞继续推行双边和多边谈判，没什么了不起。投机的热钱想走请便，中国不缺钱，只缺国际一流的人才。美国的经济收缩必然促使中国改变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中国有好处。

美国拉上11国搞的TPP，对中国最苛刻的条件，一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有利的；二是要压制中国降低国企比例。如果我们进去这个TPP，就要被迫搞国企私有化。这次TPP一废除，等于“美国虎”掉了两颗牙齿。

当年尼克松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要撤出越战泥潭，想和中国和解，就先扩大越战规模，打到柬埔寨，证明扩大战争也无法收拾局面，再和中国走近。这时美国人才会说，尼克松干得好。

特朗普大骂中国，在南海虚张声势。他越是做出强硬姿态，就越是可能会给私下交易做掩护。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软，不能让他得寸进尺。美国的老话说：“打不赢，就入伙。”毛泽东说得好：“往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可以说，历史的潮流在中国这一边。

（编辑  迟晨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和明确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改革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也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其内在深刻矛盾，导致劳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危机、发展的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经济扭曲等弊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能得到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

——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绝不仅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存在，正确认识国有经济作用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决非可有可无，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社会主义以计划性为导向的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向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取得新认识、新发展。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属性？对此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全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看齐。上述认识的错误，在于否认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果真没有社会属性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3]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做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因而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绝不可去掉，否则就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一种工具，因此，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市场机制是一个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属性，从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而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从个性的角度看，它是非中性的。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割裂开来，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

能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方向呢?严格地讲，不能这样简单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二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简称为市场化改革。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方面的改革显然不能用市场化改革加以概括，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调节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

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市场经济是有缺陷或弊端的，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由于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认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即只是从微观的市场失灵的角度包括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来考察问题，而看不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事实上，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总体看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只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出发，才能科学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商品经济的产生有了几千的历史，但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规模范围都比较小，属于小商品生产或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赋予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刻弊病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形容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和破坏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劳动和资本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造成了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2、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在减少，劳动者相对资本的地位不断恶化，失业问题不断加剧。

3、贫富两极分化。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的垄断资本的手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4、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5、发展的盲目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无计划无组织的，社会生产和需要的平衡只能通过经济的不断波动、甚至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自发地和强制地加以实现。

6、经济的虚拟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获得统治地位，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急剧膨胀，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投机严重泛滥。

7、生态危机突出。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冲动和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必然引发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难题，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

8、世界经济扭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天生缺陷，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全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剥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缓和了资本主义主市场经济的矛盾，创造了五六十年代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加剧，日益暴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加剧，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金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且危害严重，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这些深刻的弊端的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病在身、危机四伏，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这些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了更好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等等。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三、如何认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经济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存在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专门从事非竞争性的公共品的生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主要是一个微观概念，指的是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失灵等情况下市场调节出现的局部性功能障碍。这种意义的市场失灵需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管制来解决，与所有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用市场失灵来说明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是不恰当的。而且，从市场失灵出发认识问题，只能把国有经济的功能归结为拾遗补缺，而不可能赋于其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的统一。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作用，也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都是多元化的混合形态，既有私有制也有国有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所有制形态，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处于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建立在国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或规律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是支配我国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无法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成为资本主义。

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体来说：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存在巨大需求，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规模巨大且周期较长，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投资，需要国家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加以建设，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2、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有计划地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结构和重大比例关系，但国家的计划调控依靠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以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为依托才可能得以实现。

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些需要中的许多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公用事业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的需要，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必须由国有经济提供保障。

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将加快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5、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一点离开了国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的。因此，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不局限于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以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四、如何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强调“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理解为是自发性对自觉性、市场对计划的胜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应当看到，计划与市场虽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也不是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计划性这一重要范畴不应当淡出，而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一席之地。

或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家干预，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经济计划，可见，计划性与社会制度无关，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轻，则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重，则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效的计划调节，诚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5] 这种对社会生产共同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以这种计划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只要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的资源。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目标不是保持总供求的短期均衡，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创造宏观条件，而是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引导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手段不局限于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由国家直接掌握和实施的调节手段，如，制订发展计划、调协区域关系、创建战略性产业、监管国有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等。

总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形成科学的有效的计划调节，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等深刻弊端，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

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

党在十八大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国企改革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搞好。而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乃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明确这一根本性质，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才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充分体现国企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增福祉。

作为企业，国企也具有其它类型企业的一般属性，如产权独立、自主经营、保值增值等。因此，必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来说，仅仅体现企业的一般属性和市场化的一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国企只满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劳资对立、破坏环境等严重的弊病，那么，改革就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宗旨，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意义。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实现政企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今后的改革则要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把充分体现国企的根本属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力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全民所有、为民服务的性质和要求呢？

第一，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第二，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第四，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第四，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第五，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六，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六、如何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领域，经济运动具有自身的规律，不应当受政治因素的干预，否则，就会违犯经济规律，阻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普遍支配性的原则，个人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应地，在经济学中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自由主义理论成了西方主流理论。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体现的是私有制和市场发展的政治要求。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是金钱民主、富人的民主，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财政税收、货币政策、收入调节、社会保障、市场管制、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卫生，乃至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建立国有企业等。国家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国家这部分职能越多，经济和政治重合的部分越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发现，在这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具有了特殊的内含和更加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中的情况不同，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是如此，建设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的多、深刻的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具有了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6]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7]

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有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理论，深刻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党对经济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四，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险的勇气、闯关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

第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措施，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迈进。

第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指导经济发展实践。

（编辑  苏歌）

附：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进行的探索。

一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呢？概括本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给出如下的回答：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而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撑。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它吸收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改造；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调控、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向前，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的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必然会表现的更加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在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释，是本书的努力方向，下述几个方面，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建立在以私有制、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创新，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另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或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这两种收入差距的产生的性质、原因和后果是不同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求缩小居民的财产差距，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的依据不是所谓的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所承担的广泛职能；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法治体系、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国家调控的模式在于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公平的发展。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如果仅仅依赖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将长期处在依附性发展的困局之中，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必须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框，为丰富发展了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贡献了中国的智慧。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和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着不少的矛盾和难题，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

比如，坚持社会主义要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共同富裕、互助合作、共享共建；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所有制多元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扩大自发性的作用，个人利益至上，鼓励优胜劣汰。因此，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公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如何解开这个悖论呢？

又如，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接受的是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的对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据是什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自主性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前景如何？等等。“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难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要承认，在应对和解决经济中的矛盾和难题方面，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不少人满足于重复人们熟知的原则、命题、口号，缺乏问题意识，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对策性研究也不够及时有效，存在不少模糊甚至混乱的看法，这种状况无疑会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而不能从原则、定义、规律出发。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理论和实践面临的矛盾，并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编辑  季节）

作为中国中信集团旗下从事国内外工程总承包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设）是中信集团执行国家海外战略的重要平台。凭借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文化互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2015年，中信建设在美国ENR评选的250家顶级国际承包商中排名第52位①。

谈及公司品牌塑造之路，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义利合一的特色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中信建设品牌国际影响力，是中信建设深耕海外市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该公司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联合舰队”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忘利，强调守约、创新、重义、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铸就了中信建设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

中信建设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在非洲、拉美、欧亚、中东等地区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联合舰队实际上是整合国内外的融资、设计、装备制造、产业、工程施工、物流、运营等各类资源形成统一的项目实施主体，为项目提供一揽子服务。”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任霞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免除了业主单位多方接触、多方协调的繁琐工作，也有利于根据业主的资源、禀赋和特点，从合理有效推进项目的角度出发，安排有针对性的商务解决方案。此外，这种和业主密切合作的商务模式，非常有利于和项目所在国的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持续深度开发市场，也有利于创造其他商业机遇，帮助相关企业“走出去”。目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提高。

中信建设在伊朗开展的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德黑兰市政项目，扎兰德焦化厂等项目均已竣工并且交付使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改善、环境保护以及居民就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95年3月，在中伊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信集团和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独立承建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该工程第一段2000年开通，2001年正式完成，是我国承建的第一条按照国际商业运作的地铁，40公里运营线全部是中国制造。

2015年10月23日，中信集团与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ＡＢＰ）签署合约，宣布中信建设将承包总投资额17亿英镑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工程。据介绍，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建筑面积为470万平方英尺，为伦敦东部振兴计划中的旗舰项目，将创造３万个就业机会，为英国经济贡献约60亿英镑。

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中信建设的首个英国项目，该项目将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开发商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英国第一个采用混合经济模式合作开发的超大型项目。该项目预计2017年年内将建成６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14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将于2018年完工，整个项目预计在六至八年内完工。

深耕“一带一路”市场

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信建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均有项目正在实施，与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也在洽谈中。

如今，中信建设不仅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在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工程服务商之一，而且成为了我国实践“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先锋队”。

其中，中信建设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厂项目获得乌总统的高度赞扬。总统称赞该项目是中乌双方合作的典范和中亚的品牌项目。

据了解，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加工厂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以南550公里，是一个以钾石盐为原料、年产20万吨氯化钾工厂的EPC项目，也是中亚地区的第一个钾肥加工厂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7月28日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内容涵盖从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运输、土建、设备安装以及生产线调试直至达到合同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合同总金额为4390万美元。整个项目包括工艺装置、公用工程、辅助工程及生活设施共计60个子项，涉及20多个专业。

然而，从合同签约之日起，一个又一个挑战纷至沓来。紧张的工期是第一大挑战。由于中乌钾肥加工工艺技术存在差异，中信建设因此不得不两次更换设计单位、三易其稿。等到2009年5月第三版初步设计获得有条件批准的时候，此时距离总承包合同竣工节点只剩下不到15个月。不过，最为关键的挑战是项目工艺设计和设备整合的实际验证，这项工作国际上尚未有成功经验。

最终，经过整整一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中信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从总面积逾20万平方米的基础开挖，到厂房建设、整套工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直到成功生产出产品，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展示了高超的工程组织能力和工作效率。在整条生产线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完成了重要解决方案70项，小项改造超过100项，创下了国际钾肥厂从建设到投产的最快纪录。乌兹别克斯坦业主和项目相关各方纷纷交口称赞，认为中信建设完成了让人无法想象、不敢相信的奇迹。鉴于中信建设在该项目的卓越表现，业主又将乌兹别克斯坦钾肥二期的项目交由中信建设独家实施。

2016年，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成功签约哈公路改造项目。这条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的“双西公路”，将通过中信建设人的改造升级，肯定会成为中哈两国友谊的新象征，也将这条曾经的丝绸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2010年6月，中信建设联合体作为总承包商，正式签约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塑料厂道路沥青装置交钥匙项目，合同工期22个月，总合同金额2.6亿美元。这是中信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合作实施的第一个非资源领域的项目，也是哈独立后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石油加工厂。2013年12月，该沥青厂项目竣工投产，其所产沥青不仅满足了哈国道路建设的需求，还实现了向周边国家的出口。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该沥青厂项目竣工仪式上说：“感谢中信帮助我实现了建成哈萨克斯坦自有沥青厂的愿望！”

积极融入伊朗市场

伊朗古称波斯，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如今，伊朗仍是联系亚欧大陆的重要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并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同时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及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

与此同时，伊朗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虽然联合国解除了对伊制裁，但美国仍然禁止本国企业和个人与伊方合作，而大部分欧洲企业也担忧制裁卷土重来，对伊朗市场持谨慎观望态度。在此背景下，伊方通过加强与中资企业合作，缓解本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困境。以地铁为例，中资企业的加入，不仅帮助伊朗完成了西方公司撤离后留下的“烂摊子”，还提升了伊朗自主生产轨道车辆的能力。

2016年8月16日，两年一次的中伊联委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双边贸易投资，深化能源和基础设施互连互通以及金融合作。然而，此时中伊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伊朗的国际环境日益改善，但相对于制裁期间中资企业的一枝独秀，在后制裁时代，中资企业的相对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甚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中信建设总经理助理、中东区事业部总经理何男认为，由于中国和伊朗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中方在一些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中资企业在伊朗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伊朗在很多领域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和产品。

“中国和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提出能源是压舱石，互连互通是着力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是指南针，金融是助推器。”何男表示，中国和伊朗在金融合作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中资企业在伊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何男同时表示，考虑到伊朗独特的国内政治环境，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波斯商人的特点，中国企业将来在伊朗面临的挑战更多、更大一些。在他看来，尽管凭借以往深度合作的成功经验，加之政府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但中资企业重新进入伊朗市场仍需要积极应对。

一方面，要加大对伊朗的投资力度。以前中资企业融资多、投资少，除石油行业、一些制造企业以外，在环保、交通领域都没有太多的投资。因此，以投资带动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进而稳定在伊朗的市场份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在工程承包领域要继续以投资、融资为业主提供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适当规避西方再次制约的风险，在项目选择、经营模式上要注意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

此外，还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中资企业相互协调、避免恶性竞争的管控机制，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协调控制。

做负责任的国企表率

中信建设秉承“造福一方大众，建设美好未来”的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强项目所在地的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公益计划”是中信集团在缅甸实施公益项目的有益尝试。2014年，中信集团与缅农发部签署了“关于推进缅甸乡村公益计划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旨在帮助缅甸边远地区的村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不仅为缅甸50个村庄提供农业发展资金，还将设立专门团队为农民引进技术和提供各类培训，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缅甸以来，中信集团先后完成多个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缅甸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称赞。

中信百年（安哥拉）职校，由中信建设发起并投资，与中国“百年职校”联合在安哥拉境内创办的第一所公益职业技术学校。该校坚持纯公益性的办学宗旨，招收当地16-25岁的有志青年，为他们免费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并免除他们的食宿等一切费用，学员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安哥拉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可以得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中信建设进入安哥拉市场之初，由于当地职业技术缺乏，安籍工人只能从事“力工”岗位。时任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暗藏的发展陷阱，因为她深知中国企业要想在安哥拉扎根，属地化经营将是必由之路。为此，中信建设从项目实施的一开始就下大力气对当地员工进行职业教育，从原始的“师傅带徒弟”，到专门组织“学习班”、“技能培训课”，中信建设不断创新技术培训方式，为当地技术人才的发掘和成长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任霞表示，在安哥拉，中信百年职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影响，对项目的带动作用也非常积极。中信建设还计划将百年职校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在缅甸第二所海外百年职校将于近期建成。

实际上，人才培养只是中信建设帮助非洲健全“造血”功能的一部分。在进入安哥拉市场后，中信建设不仅承建了包括K.K.新城在内的1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还实施了2万公顷农业示范区项目、地质调查项目、罗安达城市总体规划项目等多项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

在上述一系列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自主投资建立了多处工程物资加工厂站，当地没有碎石就投建碎石厂，没有门窗就购进铝合金门窗生产线，没有苗木就建起现代化的苗圃大棚……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大型国企，中信建设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投资项目，而且通过工程项目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换代。

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但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理想。有部分企业唯利是图、违规经营，导致那些有责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受损，处境十分尴尬。

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地位，中信建设的“法宝”就是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注重利，更注重义，坚持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中信建设每到一个国家，都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合一”的义利观，树立负责任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编辑整理 宋斌斌）

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作用日益凸显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拥有的、国家控制的、或者其他国家影响的企业，在本报告中简称为“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s），正日益在全球市场中与私营企业竞争自然资源、中间产品、消费者市场、创意和投资机会。这样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传统上，国有部门面向国内市场，并且被认为其经营绩效较为落后。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已经成为显著的存在，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位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

2010-2011财年，在福布斯榜上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约10%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销售额接近全世界国民总收入（GNI）的6%，并且超过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如德国、法国或英国。在2012-2103财年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可能已经上升至14%。在2011年《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比例高达19%。研究还发现，这些企业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年中劲升，国有企业的收入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1年的20%；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就业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份额从19%上升至30%。

这种被一些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新趋势，已经引起了媒体、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的关注，并且导致了要求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公平竞争”（levelling of the playing field）的呼声。最近关于国有企业的高度敏感性，至少部分是由国家经济通过贸易深化和投资联系，以及国际供应链扩散而日益增加的相互关联性所推动的。今天，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那些主要面向特定的国内企业和产业的政策，都更加容易地扩散到整个经济并跨越国家边界。另一个因素是一些有着重要国有部门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强劲增长与贸易扩张，以及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政策来支持它们的国有企业对外扩张。

据估计，国家所有制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是最突出的（尽管不局限于大型新兴经济体），在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中已经确认了204家是国有企业，其中70家由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其次是印度（30家企业）、俄罗斯（9家）、阿联酋（9家）和马来西亚（8家）。这些国家也往往在其国内最大的企业中拥有国家所有权的最高份额。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国有部门占比与新兴国家相比明显小了很多，但在少数工业化经济体中仍然保持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网络型产业（能源、电信和交通）和银行业中。国家所有权突出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挪威、法国、爱尔兰、希腊和芬兰（见图1）。

图1 各国最大1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注：图中数字是指国有企业占该国最大10家企业销售额、资产和市值的百分比的等权重平均值。本图仅显示平均值超过10%的国家。

资料来源：Kowalski等，2013。

几个基本上处于国际竞争的行业，包括自然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着较高的国家所有权比重。这些行业包括煤炭与褐煤的开采及采矿支持活动、土木工程、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原油与天然气开采、电信和金融服务等等。这些行业中的许多环节在国际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的上下游角色。

由于缺乏一致的企业级数据而无法对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重要性做一个精确的评估，但许多有着很高国企比例的行业是密集贸易型的。据估计，世界最大国有企业中的大约90%都至少有一个外国子公司。Gestrin 和 Shima (2013)的计算表明，在全球国际并购中，涉及到政府全资企业的比例从2005年的5%上升至2014年的约1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有企业在国际活动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

一些有着最高比例的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它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的出口国，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10%。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讨论国有企业的跨国效应时，会常常聚焦于中国。然而，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比紧随中国之后的7个国家（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占据了全球商品贸易的另外10%。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其国内10家最大企业中平均至少有5家是国有企业，它们加起来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20%。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建立和保持国有企业有其合理的经济原因和非经济原因。它们在经济中的角色因国家而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体系、资源禀赋和结构特征。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影响（以该国国有企业的比例来衡量，简写为CSS）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反而较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的控制，以及给予其中一些企业或明或暗的经济优势。

例如，在具有规模经济和重要外部性的产业中，国家垄断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因为当产出由私人垄断生产商来供应时，不会达到最优的社会效率。这样的“自然垄断”经常存在于那些需要一个连锁供应网络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例如供电、供气、铁路）。

国有企业可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有益品（merit goods）的有用工具，而在社会最优水平下的竞争性市场不会供应这些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边远地区提供邮政服务，这通常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由国家来运营。

国有企业也被用来推进那些在经济上认为可行、但不能通过私人投资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当新生的产业伴随着不能纳入定价策略的外部性，或者当信息不对称、资本或保险市场不完善时，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这些产业。而当这些产业有正的溢出效应时，国家来填补这个投资缺口也许是社会最优的。事实上，人们常说，发达国家许多现在成功的私营产业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至少在部分上要归功于国家投资或其以前作为国有企业这一条件。

有一些经典的专门案例表明，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会产生比没有管制、或管制较差的竞争性市场更好的结果。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原因，使得一般的商业性国有企业比起它们的私营对手来，也许效率要低一些。例如，在政策和行政当局变换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往往是模糊和短暂的。这些国有企业比起私营企业来，有着更少的预算约束，享受着政治性激励的国家资助，而且不受破产规则的处理。国有企业也更容易因政治动机的原因，屈从压力去录用管理层或员工，而不是出于商业需要或资格认定。比起国有企业由政府进行的监督来说，民营企业的股东更倾向于内部化监控的成本控制，并进行更高效的管理控制。

不同国家的公众，对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各个国家与国有企业治理有关的国内规则可能不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内规则，即使它们存在的话，当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时是否也以国内类似的方式执行？事实上，一些国家可能会有意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以损害它们外国竞争对手的利益。在国有部门管理中尤为重要的披露与透明度，在国际环境中也会更加成问题。

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给予国有企业国际活动以金融或监管照顾[1]，这也许是和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不兼容的。这一涵盖160个国家、包括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多边贸易体系，有着双向的市场准入和在非歧视性条件下的其他义务及市场原则。同时，建立和运营国有企业仍然是WTO成员的一个主权选择。因此，也有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来确保国有企业根据市场原则运作的贸易和投资，不受到过分的阻碍或歧视对待。

现存和新兴的国际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出现导致了一些对应的诉求：一方面，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反竞争效应，另一方面，抑制对它们过度的保护主义。然而，尚不清楚这是否能够通过国际协调和促进国内改革、准则和软法（soft laws）[2]，或是通过附加的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而更有效地得以实行以解决。一方面，国有企业经常追求的公共和经济发展政策目的，也许不容易让它们屈从于国际层面更为严格的管制。另一方面，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以及一些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处于谈判之中。

此外，所有WTO的义务（例如，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或对进出口限制的禁令），通常是约束政府而不是企业，但如果在一场WTO争端中，投诉人能够证明这些企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事，则可以将约束应用于国有企业。这些规则是在当年国有企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或是集中于衰退行业或特定行业时制定的。因此，它们也许不能足够有效地来确保今日所观察到的具有全球性活动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性行为。

例如，在WTO中，在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被认为是一项补贴的授予人时，国家所有权是一个相关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一个改善的潜在领域可以是制定规则，其中投诉人不再需要证明某些企业（如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类似的，关贸总协定关于国家贸易企业（STEs）的第17条[3]，在其目前的解释中，仅仅考虑了一个狭窄定义的企业群体，即“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和参与了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贸易伙伴的歧视。因此，国有相关企业，在不能证明其被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从事其他形式的反竞争行为的情况下，哪怕其行为可能是扭曲贸易的，也不认为是国家贸易企业（STEs）。

WTO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空白是缺乏针对在服务业中的补贴的一般规则，而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SCMA）规则中针对商品领域是有一般规则的。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服务业中的重要存在，以及在商品部门与服务部门之间观察到的垂直关联，这可以视为是一个重大遗漏。

所有这些例子都为WTO规则的最终修订提供了线索，但是国有企业、贸易与竞争或投资的主题目前不在WTO谈判的议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最近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包括了关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条款，试图填补现有多边协定的空白。一些协定明确指出，其规定同样适用于某些特定定义的国有企业，澄清一些在WTO语境中的定义缺陷，或包括一些额外的国有企业专门的规定。

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传统上面向国内市场，并且往往在商业绩效上落后于私营企业。今天，国有企业突显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列，而且是一些国际化竞争和垂直关联经济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许多以大型国有部门为特征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国有企业干预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优于不受管制的、或监管较差的竞争性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和制度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促进经济发展，也许需要控制或支持特定的实体。关于这些企业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认识，一些国家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实际上，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t）途径所产生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它意味着受到补贴或保护的产业参与到全球市场中。一些比较成功的国家，使用给予了优先支持的国有企业的出口业绩，作为成功和值得继续得到支持的一个指标。从该国当局的角度看，这可能有完美的经济意义，但在国际环境中，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引发国外的强烈抵制。[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有企业作为全球玩家的出现，导致了呼吁反思如何尽量减少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抑制可能直接针对外国国有企业不适当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国际协调、支持国有部门的国内改革、软指引和法律、或者更多结合国际规则是否能够改善状况，目前还没有定论。

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规则以及许多近来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在谈判之中。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在这些谈判中可能达成的任何新条款，不仅对于相关各方，而且对于第三国，及对未来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形成，都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形象是：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依然存在着来自其自身的各种问题。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其问题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迷思、迷恋和迷信，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三农问题   现代化   粮食供应   进口依赖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观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

粮食供应：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自给自足的“小农圈”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1]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难以实现“大量生产”，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普遍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1946-1952年间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在1960年前后，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2]，台湾地区在1952-1960年间的农业“黄金时代”变成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3]

市场经济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区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

表1:东亚的粮食自给率（单位：%）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韩国农林部《农林统计年报》，台湾“农业委员会”《台湾地区粮食平衡表》。日、韩均为重量口径，台湾为热量（kcal）口径，若以重量口径计算，台湾的自给率在2007年只有16.1％。

    三地粮食自给率在60年代出现大幅度下降（见表1）。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37和47个百分点，韩国在6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则进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1965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的2000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年代保持在2500万吨左右。[4]韩国的进口量从196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年，其国内粮食需求2098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只有554万吨。台湾地区的粮食绝对进口量虽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年的进口量为793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6.7倍。[5]

    三地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包括，较高的人口增加率，人均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导致如下后果：第一，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第二，市场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第三，美国的“外压”导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经济支配下，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不断被削弱，其对外依赖度，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适应美国粮食战略的饮食结构转型

众所周知，三地在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粮食保护伞”之下。战后三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迫在眉睫。对美国而言，提供粮食援助既能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又能解决国内谷物过剩的问题。在提供粮食援助时，美国注重推广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摄取量来评价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这都加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谷物的依赖度，有利于美国农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以日本为例，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要求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免费午餐要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同时，由美国资助的“流动厨房”在日本巡回宣传新的消费理念。由此形成的饮食结构“现代化”，即大量摄取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等食物，实际上是饮食结构的西化。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6]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饮食结构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转型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间的消费指数为100，则1970年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436。[7]此后人均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并在90年代中期达到饱和阶段。将1995年与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5.7倍（见表2)。台湾地区的人均肉类消费从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间翻了两番，90年代末接近80公斤。[8]

表2:日本畜产品消费量的演变（单位：万吨，公斤）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各相关年度数据。

新的消费模式催生新的农业形态

    肉、蛋、奶的大量消费当然以大量生产为前提，这意味着对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人们直接食用的“口粮”减少了，而间接消耗的饲料粮大幅度增加了。相对于以稻谷为主的传统消费模式，新的消费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新的农业形态。三地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标志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基本法》（分别制订于1961年和1967年），以及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所代表的农业政策转变。相关法规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农业经营从以粮食作物栽培为主，转向以蔬菜、果树种植和养殖业为主，以此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于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韩国和台湾地区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特别是作为主食的大米生产的收缩。而养殖业所需要的玉米、大豆、小麦等谷物饲料，尽管新的饮食消费模式对其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或岛内生产几乎被完全放弃，基本上都要依赖于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进口。

粮食依赖进口的格局已然固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美国的“外压”和境内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内压”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大量消费这一新消费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贸易自由化而仅靠国内生产和供给（量少而且价格昂贵），是无法满足大量消费需要的。正是面对这种困境，日本在60年10月对121种农产品实行了自由化，按种类测定的农产品自由化率从1959年的43％增加到1963年的92.1％。[9]在70年代初的数年间，台湾地区进口农产品年均增加23%，[10]其对内部市场的保护主要限定在关系“粮食安全”和文化象征的大米、牛肉等少数农产品。即便不少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强烈抵制农产品市场开放，韩国农民甚至采取了割腕、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但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已成定局。台湾地区在1995年开始调整粮食战略，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这种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固化，它们都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粮食依赖中。

从过密到过疏：“小农圈”的转变

如前所述，东亚小农圈原本以小规模的土地和过密的农业、农村人口为前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吸收过剩农村人口，是三地的重要任务。

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过疏化”

    在日本宣告“战后结束”的1956年，通向城市和工业地带的“就职列车”已经开行，每年带走数十万的乡村青年。1965年以后，原本负有家业继承义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到1985年，长子流出型已占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农家子弟中选择农业就业的人数，则从1955年的26万人减少到1965年的6.8万人，1975年以后进一步降到一万人以下。[11]

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韩国和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也出现了离农、离村趋势。韩国的工业聚集于北部少数城市地区，因此韩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较日本更多地表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征。据统计，1965-1995年间，韩国农村人口的流失数量达到1096万人，其中单身流出者611万人，举家迁居者485万人（包括一百万个家庭）。

在1950年的台湾地区，农村人口达57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76%，其中剩余劳动力达到一百万人左右。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约有10-15万人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在1969-1973年间年均达5%，在1973-1985年间仍达1.7％。[12]在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四个农业县嘉义、台南、云林和彰化，1959-1978年间迁出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13]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过去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迅速消解。从就业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45.1％下降到1970年的17.8%，[14]台湾地区和韩国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降到20％以下。[15]到90年代，三地农业就业比例都降到10％以下，2008年则都不到6%，农业就业人员合计不足500万人。与此并行的是农家人口的减少，日本到1990年农家人口数量较1960年减少了一半，韩国1990年比1965年高峰时的1581万人减少近六成，台湾地区1990年较1972年的623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16]至20世纪末，日韩两国农家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均不足10％。总之，经过大致20-30年的时间，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

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经过密的农村迅速出现“空洞化”现象，农业劳动力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和1975年左右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7]，日本一些山区早在60年代初就出现了“过疏化”。日本政府曾经先后于1965年和1970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予以应对，但到了1974年，全国市町村的三分之一仍属于“过疏”地区。[18]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空洞化和老龄化使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

    在“过疏化”问题不断严重的同时，标志着农村活力丧失的老龄化也逐渐明显。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口径，日本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在1970年为11.7％，根据日本国土省2006年的调查，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已超过30％，老年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的数量达到7878个，占过疏化地区村落总数的12.7％。[19]而当年韩国农村的老龄化非常惊人，2007年达32.1％，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农村。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如表-4所示，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超过了40%，日本则超过了60%。2010年日本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6岁，[20]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

表3: 21世纪东亚农村的老龄化　　（单位：％）

注：*为2006年的数据；**日本为“基干农业从事者”，韩国和台湾地区均为“农场主”。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日本的统计2010》，韩国农林部《农林业主要统计2008》；台湾“农业委员会”《农林渔牧业普查调查报告》。

农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龄化意味着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农村家庭走向崩溃，老年人孤独的过度劳作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抛荒问题。台湾地区的统计资料表明，其耕地复种指数从1965年的189％跌至 2000年的106%，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均不到80％。当年台湾地区全岛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万公顷，仅及高峰时期的54％。[21]日本的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2005年全国耕地的9.4％ (38.5万公顷）处于弃耕状态，部分地区更是高达18％左右。与此相关，那些实现了职业或地理空间转移的农村非农户持有的耕地在2005年占耕地总面积29.7%，[22]这些耕地大多处于抛荒状态。

“新娘”不足成为社会问题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农业的衰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农村“新娘”的短缺。在197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村，“新娘不足”都成为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据农林省年调查，在农村家业继承人的诸多“烦恼”中，有32.9％的男性选择了“婚姻问题”，列在所有烦恼事项的首位。到80年代后期，在5000人以下的“过疏化”地区，婚龄期男女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有报告显示，2000年前后农家继承人中单身男性较为多见，其中31-34岁年龄段单身比例占四成，36-40岁年龄段单身比例近三成，而超过40岁的男性中单身比例也达到20％。[23]

农村的“新娘”同时承担着食物再生产和人口、家庭再生产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为背景的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不仅仅是当事者或农家的“烦恼”，更关涉到农村家庭和家庭经营后继者缺失、乃至村落社会存续的问题。反过来，它进一步促使农村男性青年外迁，加速农村社会活力的丧失，加剧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困境。90年代以后三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显然与此有较大关系。

“东亚模式”的悖论及其历史意蕴

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急速的城市化为支撑，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大致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农业和农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这被统称为“东亚奇迹”。

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大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困境，也属于“东亚奇迹”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来融入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导致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在日本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集中，尤其向东京“一极集中”；在韩国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集中，尤其向“汉城（首尔）共和国”过度集中；在台湾地区向“大台北”集中。推动这种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24]

由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两亿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这使得其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多问题没有根本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2003-2007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19％增加到40％。这种变化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1200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640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25]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2.5倍，后者超过了中国黄河的年均径流量。近年来为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粮食危机，韩国和日本等竞相开展海外圈地运动。[26]然而，这并不总是带来“双赢”的结局，它在给当地资源和环境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侵害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权利。

（编辑  迟晨光）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直至今日，家庭经营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也被称为小农经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非现代的小生产，终将被资本主义式的大生产或者集体经济所击败。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部分人所提出。这部分人依据当时德国国内中小规模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增加、而大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下降这一现实情况，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农业领域适不适用的质疑。在土地问题上回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场争论，对今天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有所启示。

争论的背景

这场争论从1894年一直持续到1914年，整整20年。这段时间恰好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迅速发展，尤其是在1905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开始被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依然占据了很大的人口比例。例如，德国在1890年农村人口占到53%，到1910年也有40%的农业人口。不仅如此，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占地5公顷以下的中小农，这类农民在1882-1907年间一直占到农户总数的76%以上。[1]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土地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争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19世纪的最后20年，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大量印度和美洲的廉价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欧洲。欧洲国家因此粮食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危机就此爆发，英、法、德的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广大农村地区都被卷入到市场关系中，农业危机的冲击使得广大中小农民深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及考茨基的反驳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出于政治上争取农民的需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民的反资本斗争具有浓厚的反现代化倾向，其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所以，当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是否应提出一个旨在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

1894年，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小农反资本，即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拉法格是这一纲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福尔马尔等人的观点在这次大会没有遭到反驳，由他和舍恩兰克共同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得到通过。

但这个土地纲领遭到了以恩格斯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要努力把农民争取过来，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不能永远保存小私有制。

如果说拉法格主张维护小农制还仅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话，那么福尔马尔则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即所谓的“农业特殊论”。在福尔马尔看来，农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工业，小生产并不是迅速地被大生产吞并，而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仍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现实中中小地产的破产，是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大生产在今天农业的竞争中，除非在具备特殊条件的地方，并不显得如何优越……，谷物生产中是如此，在畜牧业中尤其如此。”[2]他甚至引述了当时一些农业问题专家的观点：“大生产在农业中只有当实行粗放耕作时才具有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营的集约性日益加强，经营规模趋向于缩小了。”[3]福尔马尔认为，尽管这一观点正确性尚无定论，但这至少表明农业领域的规律是复杂的，小生产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提出维护小农制土地纲领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一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业领域的小生产也像工业一样，将很快被大生产吞没，广大中小农民将迅速地无产阶级化，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冒着违反无产阶级原则的风险去提出什么土地纲领了。

就在福尔马尔提出“农业特殊论”的第二年，德国人口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占地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数量下降，而中小规模的经营者数量则增长了。有趣的是，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反对者考茨基的承认。而且，考茨基比福尔马尔更进一步，指出了小生产优势的微观基础。考茨基认为，农业领域小生产的优势，主要建立在农民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基础上。因为贫困，小农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但随后，考茨基深刻地指出，建立在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基础上的小生产，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任何先进性。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一度出现在工业领域。家庭手工业依靠过度劳动，一度得以在机器大工业的环境中生存；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终将普遍地战胜家庭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尔马尔支持小生产的理由，其实就是后来被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自我剥削”理论。主要依据俄国的经验，恰亚诺夫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态。资本主义雇佣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劳动投入一般以劳动收入等于劳动成本为界。而小农家庭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收入最大化。由于小农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因而即使进一步的劳动投入带来的收入低于劳动成本，他也依然会追加劳动投入，直到土地边际产出为零。这就意味着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更加密集，因而也就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这一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将普遍存在。[4]

除了指出福尔马尔“农业特殊论”的微观基础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化理论。考茨基指出，实际上极大多数小农家庭并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场中出卖劳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另一方面则是多数小农家庭占有的土地面积有限。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实际上要以周边无数的小农经营为基础，否则它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雇佣劳动力。小农经济最主要的产品不是粮食，而是劳动力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数目的增加无非是无产阶级化的另一种形式。考茨基的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除此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详细论述了大生产在节省劳力和物资、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分工、商业和信贷等方面的优势，并谈及了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考茨基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列宁也高度评价《土地问题》一书，称其为“继《资本论》第三卷之后的最新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尽管如此，考茨基的理论分析却无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考茨基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在农业领域，大生产吞没小生产的规律即使不像福尔马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适用，但至少较工业领域要缓慢得多。虽然考茨基强调，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巩固小农制是民主革命的内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接受这种土地纲领；但由于他无法提出具体的争取农民的策略，因而机会主义者在争论后期重新取得了党内主导权。

考茨基和福尔马尔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有几个概念是有必要澄清的。第一，在考茨基的论述中，大生产基本上等同于雇佣农场，小生产则等同于家庭经营。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因为雇佣首先是因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以致超出家庭劳动所能涉及的范围而引起的。但考茨基在论述大生产优势时，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生产合作社也是一种大生产。考茨基认为，合作社使广大小农也具有了分享大生产优势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他引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当时的多数合作社实际上把持在富农、大农阶层手中。第二，大生产和小生产指的是经营规模，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小生产可以是小自耕农也可以是小租佃农，大生产可以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农场主，也可以是德国式容克地主自营。

争论的启示

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家庭经营而不是雇佣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的主流经营方式，。国内学者文礼朋曾对这一点做过比较完整的归纳。

第一，内燃机发明后，农业机械小型化，且往往只需单人操作，完全可以适应家庭农场的需要。

第二，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农业劳动季节性强，且空间上散布于田野间，不像工业劳动那般可以进行流水线作业，因而不易对劳动进行监督。同时，农业劳动的专业性不强，其分工优势没有工业领域那么明显。

第三，雇佣农场的大规模经营要求大片连接的平整土地，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满足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农场面积的扩大有赖于对小地产的购买与合并，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国家难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一度盛行的国家，均是一些地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如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东部，以及现在的南美洲地区。

第四，正如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指出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所需要的雇佣劳动力往往要求该劳动力隶属于一定的家庭经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周边一般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小农经济越来越少，这就阻碍了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发展。

第五，在现代农业经济中，家庭农场并不等于小农经济。依托于现代农业机械化与服务体系，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几百甚至上千公顷的土地，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不可能是小农经济。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种农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不存在恰亚诺夫“自我剥削”的现象。在当下中国，我们应特别注意“家庭农场”的具体含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对当时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影响。农业危机使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农场破产，土地经营规模会趋于小型化。实际上，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在1870年之后就走向衰弱。工业危机也会造成失业增加，易形成农村小租佃制的复兴。

（编辑  迟晨光）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①]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②]。《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的富民观[③]。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荀子 提出[⑤]，“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⑦]

金耀基认为[⑧]，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念虽随民本思想起伏有所涨落，但从来没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⑨]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⑩]，“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 距敌恃卒”, “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 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 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 富其国者资之天下,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 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 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 “所谓富国者, 非日巧筹算, 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 在乎强本节用, 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民, 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 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不足食, 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 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 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 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 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 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 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 则天下虽贫, 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 世之言理财者, 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