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国企是锚，是压舱石

《指导意见》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一个重要文件，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就是配合和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关于国企改革的研讨，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信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的系列活动。同时，基金会与国资委研究中心也有一个着眼长远的战略合作，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些事情。基金会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中信集团党委委托我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很大。基金会也是国有企业承担政治责任的尝试，还要应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这个文件第一个特点是是全面，把国企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和部署。第二个特点是是意义深远，它的近期目标是2020年，还有更长远的目标。第三是空间大。我认为《指导意见》在理论上探讨的空间很大，在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也很大。如果把它具像到各个企业，“因企施策”，按照总的精神去做，我相信国有企业会迎来一个灿烂的时代。

长时间以来，我们还没有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做这样明确的界定：它是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是锚，是压舱石，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国企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会继续努力！

周渝波*：深刻领会国企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

这次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是按照1+N的形式出台的。N的文件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体制、加强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其中有的已经出台，有的马上要出台。如何领会这些举措，可能要把1和N的文件放到一起学习才能把握好。我想从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三个方面谈谈体会。

第一个方面就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指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其中有两点至为关键。第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改，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私有化，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持贯彻好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即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另一点是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期，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不久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这个要求，《指导意见》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在贯彻的时候要进一步细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第二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逻辑。《指导意见》系统总结了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将继承国企改革成果和深化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在历史的桎梏中固步自封，必须在继承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创新，在保持改革延续性的过程中深化。《指导意见》继续确认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明确国资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的定位，强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等。在此基础上，《指导意见》又进行了大量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要求国资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加快职能转变，进一步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改革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等。

第三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举措。《指导意见》既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又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重顶层设计和审慎务实操作结合起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整套政策体系中，《指导意见》作为其中的1，是牵头抓总的性质，着眼于通盘考虑，顶层设计。而作为N的文件则主要对1提出的6项改革任务进行细化，制订了专项改革方案或意见，针对性、操作性更强，为审慎务实推进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思路。

常振明*：国企改革迫切需要国企理论

《指导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意见》怎么落地，我认为并无时间表，也不能都搞成一种模式，重要的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实现“一司一策”。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通过调研我深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先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太迫切了。

目前，全世界都在探讨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比如英国的中央银行就给汇丰银行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全球最重要的银行，那么是谁在控制你们，谁在管你们？”控制银行的是股东吗？汇丰最大的一个股东持股才占3%，股东也没有出资人代表。是董事吗？董事会里只有3个执行董事，有16个独立董事，是这16个人，或者是这19个人，再或者是这3个执行董事吗？到底是谁在控制这家银行？出资人代表又是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治理体系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汇丰银行就如何监管制定了一套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反复强调“大而不能倒”，探讨的问题全是围绕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这说明，企业理论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企业就治理不好。

同样，如果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概念说清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混合所有制”和“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以管资本为主”等问题就说不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注册时没有刻意贴上“国企”或“非国企”的标签，只是根据出资人不同来判断国企和民企。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公司法，企业一般按各州或各地区的法律设立，日本的《进出口银行法》就是专门为成立进出口银行设立的。西方国家的国有资本一般并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间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有的不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国有企业，完全是公益性质的组织。而中国的企业在1993年以后全都是按照《公司法》执行注册。从法理上讲，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注册是一样的。这一点如果不搞清楚，就分不清中国国有企业和西方国有企业的区别，就会引起许多争论和误解。所以，关于国企的理论研究是特别迫切的需要。

这个理论，我认为在实践当中首先应该把概念说清楚。比如什么叫混合所有制？国家出资50%以上就算国有企业，出资50%以下就不算国有企业？还是按照控制力来分，如果国资在企业当中只有10%的股份，但实际运作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权，这算不算国有企业？如果不把概念说清楚，国有企业的分类就分不清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是什么？是民营企业入股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变成混合所有制了？还是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就变成国有企业了？民营企业现在不太愿意与国有企业混合，还是因为这些概念没搞清楚。

我经常向孔丹理事长请教这些问题。我建议，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多做研究，并把案例整理出来。1945年以后，英国等很多国家都说要搞混合所有制，但他们是从私有制向更加社会化的方向混合，实际上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是西方国家。所以我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特别需要国有企业的理论支撑。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中信集团做了一个模型，就是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60%的股权。中信股份的定位是以盈利和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的，60%的股份是国家的，40%是社会的，已经实现了股份多元化，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中信集团99%的资产在中信股份，而中信集团100%的资产是财政部的。中信集团的定位是践行国家战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它有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分红给中信集团，每一分钱集团都不会动用，而是由财政部决定如何使用。当然，中信股份这个模型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完善国企理论积累一些经验，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摸索出一条新路。

陈小津*：军工行业要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

这个意见很重要，很全面，在学习贯彻落实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联想到军工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和特点，提出一些建议，目的是强调一下军工行业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严格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军工行业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尤其是军工行业，1949年我们国家是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国防工业，军工工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步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成立了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还有八机总局。

改革开放以后，六机部曾先改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后相继各部改为核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之后，这五大总公司变成了十大军工集团。这十大军工集团都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国资委。这十大军工集团的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在国资委成立后自然而然的边缘化了。军工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力量的建设，它的任务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军工行业有它的特殊性，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大阅兵大家都很兴奋，都很震撼，展出的那些装备都是十大军工集团的产品，可见其重要性。何况，如何应对、如何克服经济运行下滑的压力，加强军工是非常重要的途径。现在各个中小城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起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好像地皮都挖开了，比比皆是。但是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讲，加强军工无论如何也不比它们差。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性肯定是有相当作用的，比其他行业强得多。

纵观军工历史的形成，或者说这几十年来军工行业、军工集团的发展，它完全是一个军民融合的大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每个军工集团95%以上是军工任务，没有民品。确实那时候困难，必须要军民结合，必须要走向市场，必须要走向国际市场。军工任务就是国家任务，但是由于军工任务不足，因此那个时期的军工行业都面向市场。拿船舶工业来说，就在那种形势下，造了出口船，现在倒过来百分之八九十是民品了，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但是军工任务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现在军工行业如何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这个改革的深化意见，我想提一个建议。

1+N，N可不可以再加1，我希望N再加1。这1是军工，当然这个图画怎么做，要且看且行。但是这里面有几个根本总是不可变的。

军工行业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意志，然后再面向市场，再面向多元化，这个根本任务不可改变。相应的今后对军工集团的考核，首先要以军工任务的完成与否为根本，首先要听军工集团面对的甲方的意见。甲方是谁，是军委，是总装，是海陆空三军。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不能含糊，对它的考核要把这个突出出来，放在首位。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军工集团的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他们完成军工任务的考核。

目前1+N里暂时N还没有加1，但是我希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从看大阅兵的那些场面之后，真正应该有一个军工特殊企业办法。要制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改革方案，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机制，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

中国军队的大改革即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军工集团要跟上，乙方军工集团永远要跟着甲方走。我再讲讲另一面。所有的军工集团都以军品为主，又不能太单一。或者说军工集团就是要搞好军工为主，可以多元化，多几条产品线，但不能太多。确确实实有的集团，我们讲大数，按比例说吧，按百分之百的销售收入，它的76%是非主业，这是什么概念？它1000亿的产值有700多亿为超市、手表、房地产、物流，它的主业为24%，这是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的。客观的分析，当家的老总怎么把握这个问题。马凯副总理一句话很精辟：“他的精力能集中吗？”但是你要客观地分析领导部门、领导机关的导向或者说考核标准，使得这个集团没办法，要凑数啊，数不上去不行啊。因此领导机构的导向非常重要，要有正确的指导方向。这是我对军工企业改革的一些想法。

杨凯生*：国企做强做大不等于垄断

《指导意见》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句话引起了社会不小的反响，议论不少。有人说你国有企业还想垄断，有人说这是“国进民退”，挤压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是改革的倒退等等。

那么，目前我国的国企是否存在垄断？我想要用数据来说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以银行业为例，不少人认为它是国家垄断色彩最浓厚的行业。

中国的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当中，现在非国有资本占比已经超过20%。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占比大概是42%。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民营资本的占比是54%。农村金融机构中，民间资本的占比超过90%。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如果现在还说银行业是国有垄断的，这个说法起码不准确。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承认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股权多元化了，但现在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一来民营资本占比不高，二来5家银行在市场拥有控制地位，这不是垄断吗？我认为这也有误解。世界各国银行业都在关注行业集中度，即前5大银行在该国金融市场上的占比是多少。从世界十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和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银行业的集中度来看，最高的是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和日本大体在50%~60%之间。而且这种集中度的提升，恰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谓金融自由化加快以后出现的趋势。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上述14个国家中，银行业集中度和该国的金融稳定程度呈现明显相关关系，并且历次出现危机之后，它的集中度都进一步提高。比如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61%和63%。而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其银行业的集中度恰恰是最高的。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的银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上升：巴西从1990年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90%，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

与上述国家相反，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明显下降，从1998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40%，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这里不讨论这种趋势是好还是坏，只想说明所谓搞市场经济集中度就低，只有搞国有经济集中度才会高，这个说法不成立。

在我看来，股权结构和市场集中度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国有控股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的提法是恰当的，而媒体也需要很好地正面发声。

孔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从个人的经历以及一个国企的发展，说明《指导意见》的正确性。中国航空集团是2002年重组的，当时国际航空公司负债率高达84%，一些二级单位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并且接下来的“非典”对我国航空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央企是有脊梁的，是共和国的顶梁柱。2011年我退出领导岗位时，国航的资产已经达到1833亿元，负债率降到69.5%，全年实现利润接近130亿元。

之所以回顾这段过程，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央企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趋势。2004年，我们刚渡过难关，就开始筹划上市。此后，在中信和中金的帮助下，2006年国航顺利在H股上市，而且创造了当年全球航空公司H股上市的杰出案例。不久后，国航再次整合重组，回归A股市场。

从分类上看，民航属于运输行业，民航央企的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但又属于主业充分竞争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垄断的问题。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国航空业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按照市场规律安排运力，也会卖打折票，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双重的使命和责任。

现在习主席出访都使用国航的飞机，这种专包机体制在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是很独特的。财政部有一点补贴，但是基本由商业航空公司承担，专包机数量最高的一年曾达到83架次。

当年玉树地震时，空军的飞机上不去，国航大概飞了十三四个架次；利比亚撤侨事件中，国航第一时间飞到第利波里机场，总共运回上万名同胞。我认为，国航这样的央企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国家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从来都是挺身而出。

谈谈央企在整个行业里的重要性。2014年民航的全国旅客运输量是3.9亿人次。按照交通部的大口径统计，全国每年的总运输量大概为30亿人次，现在航空运输占到十分之一。并且，在3.9亿人次的运输量中，“三大航”就达到2.8亿人次，占到72%。在国际竞争中，国航、东航和南航也是中国的“国家队”。如今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航空国，其中央企功不可没。还有一组数据，2010年国航曾以19亿美元的利润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航空公司；2010年和2011年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航空公司。虽然美国通过重组扩大了规模，重新夺回了全球第一的地位，但是目前全球领先的巨型航空公司中，国航、东航和南航都是榜上有名的。

从国航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正如《指导意见》所说，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非常客观的，也需要向整个社会再次重申。

陈惠仁*：国企改革需要良好生态环境

国有企业不是孤立的，因此国企改革也不会孤立地完成。我想谈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导意见第八部分，就谈到了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国企改革营造综合配套的生态环境问题。

现在中央讲重构政治生态，那么，国企改革是否也需要重建生态环境？现在国企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去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工作，以及对地方国企的巡视，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企业的问题主要应该由相关责任人负责，不能完全归咎于企业自身。这里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影响的作用还很大。所以是主观因素加上客观环境导致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

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发展离不开外部机遇，但是外部机遇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个企业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之后，好的内部制度的营造，是决定企业能否发展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做事创新的员工在企业里能够如鱼得水，庸碌无为的员工混不下去，投机钻营的员工没有市场。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企业肯定是充满活力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不但要克服内部的一些障碍，更重要的是要顶住外部环境的压力。一个企业内部本来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但受困于外部压力，这些制度往往又被破坏了，而且是建立制度的人自己破坏的。有的因为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有的则是因为承受的各种压力，（这些制度）不得已被破坏掉了。而这种破坏是灾难性的，一旦开了口子，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赵亚赟*：国企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我们应该强调国企在危机当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危机中，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在中国如此，在俄罗斯也是一样。2014年因为美国的制裁，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抛卢布、换美元的时候，普京命令所有国企减少外币资产、增加卢布资产，其中包括五大国企、三大石油公司以及两大钻石公司，这个行动一直坚持到2015年3月份。市场表现最为明显的是12月23号，当时俄罗斯五大国企加上央行一起卖美元、买卢布，当天卢布汇率就反弹了1%，稳定了人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国企都坚持每天抛售10亿美元。如果是民营企业，你就没办法要求它们这样做。

我们这次股灾救市，据了解，除了证金公司，国有证券公司的救市资金大概在1.5万亿元，其他国企的贡献也很大。虽然也有一些民营公司表示要“为国接盘”，但更多地是要求增持，关键时刻不能像国企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

    国企还具有稳定市场和信心的作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还有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出现时成为维护市场信心的稳定器。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很难出现类似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信心崩溃和社会恐慌，也无需美国那种大规模的救助，透支国家信用，制造庞大的财政赤字。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还是运转困难，主要依靠发债。虽然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有所好转，但财政拖了后腿，其在国际和国内的控制力显著下降。在财政方面，我国的国企能够始终为政府预算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在稳定人心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国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迄今为止，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我国国企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当初习仲勋同志最早提出发展民企（当时叫私商），但他同时指出，国家战略命脉行业要由国企来控制，国企在国家战略当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国企不倒，国家难乱。

崔之元*：从“两个空间”看《指导意见》

前两天孔丹理事长在人民大学发言时提到“两个空间”，这次对《指导意见》的评价也有两个空间：理论上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大，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条，“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例如，山东省现在已经把30%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并划转山东社保基金。

但我认为，这句话可能存在好几种理解，有解释的空间和实践探索的空间。一种理解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要上缴30%，而是整个国资委系统有一个调剂。这次文件中，关于“管资本”有四个排比句：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集中监管。从第四条来说，我认为就是向财政上缴30%的国资收益，可能更多地还是指整个国资委（包括国家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层面，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否则不利于统一监管，不利于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种理解，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有三个新的提法，这次文件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化。一是首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允许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划转收益的30%。对于这三个新的提法，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相支持的机制。

比如说，以管资本为主和混合所有制，一种理解是国有资本将像巴菲特那样，并不当大股东，这样才叫管资本为主。但我认为，在“巴菲特”这种比喻的合理范围之内，可能出现董事会里国资并不是大股东，或者单一国有企业的国资不是大股东的情况，但如果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在治理结构当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要体现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也就是说，当劳动者在董事会与治理结构中发挥较大作用时，哪怕劳动者和国资都不是大股东，但是劳动者和国资结合起来，可能还是占据一个大比例。

孔总提到“身股”的例子，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不是用钱来买的，而是建立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关于职工持股，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在1974年引入职工持股时对两个制度进行叠加的做法，一个是年金制，另一个是信托，就是所有企业退休的年金，再加上信托化的管理。

2011年1月11日，我国通过了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信托业“两法一规”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执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成为一种比较大规模的引入职工持股的方式，同时加上“身股”的概念，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

张喜亮*：站在历史新起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指导意见》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总体部署，不仅关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也关乎整个国有资本布局的全面性改革，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从全球视野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进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把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项改革创新为我国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指导意见》还第一次提出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构想，使国有资产监管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使命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对国有企业有制度自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建立到发展，确立了基础地位和中流砥柱的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根本制度的自信，党的领导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上普遍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市场化”，貌似“市场”是不证自明、正确有效的。《指导意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强调了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和发挥国有企业党建的作用，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坚持。

 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部分中央企业的领导，以及来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专家和部分经济学家，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他们是：王晓初（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马之庚（中国兵工学会原理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总经理）、李军（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原党组书记）、赵小刚（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彭华岗（国资委副秘书长）、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金融资本研究院院长）、夏小林（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等。大家围绕《指导意见》中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这次讨论的观点综述。

到会的央企领导，均来自国家战略性行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能及其与现大型综合类企业集团的关系；企业的治理机构和党组织的作用：正确理解加强监管和给企业应有的经营权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企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企业领导们的真实想法。这是对全面深入地理解国企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增加对国企的理解，富有实际意义的探讨。

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地位

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指导意见》明确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正面回答了“国有企业还要不要”的问题。《指导意见》基本肯定了30多年来国有经济改革的成果，指出了国企当前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对此，企业领导们心服口服。

关于国有资本运营。文件区分了国有经济的实体企业经营和国有资本运营两个层面，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这和增强企业活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营，更有利于国有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为全民所有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

大家认为，前30年的国企改革，可以说80%的共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改革面对的，更多是不同行业国企的个性问题，不同行业所面临问题的性质与程度不一样。《指导意见》涵盖了国企改革的所有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并坚持了“问题导向”，不同行业不同对待（不设时间表，不一刀切）。指导意见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

关于分类推进改革

《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和“公益”两大类，“商业类”又分为“充分竞争”类（商业一类）和“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商业二类）。而各行业各有其技术特点，面临的问题和管理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国企体制在不同行业的运作中，又显示出它的共性。

按照《指导意见》，商业二类包括铁路、民航、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军工等领域，这些领域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在非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来自企业的负责人指出，每家企业的内部也存在资本运作问题，内部也应有分类。比如在通信行业，基础类通信业务的效益很低，但它涉及国家安全，固定网络的基础设施必须保持运行，按国家要求进行管制。通信中的增值业务，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业务，应该更加开放。企业集团层应有权进行下一层面的资本运作。对部分企业，国家可以实行相对控股。

至于商业一类，主要通过资本放大方式，使企业能够理顺政企关系，按照经济规律运营。有专家指出：在商业一类国企的一些子公司，以及属于充分竞争领域、但又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冶金、重要装备、电子产品制造、重点流通企业等）中，不少企业的技术含量很高（或高新技术企业），并承担军工配套任务，而且面临跨国公司强势竞争。这些细分行业的国企，同样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不宜大幅引入私营资本，特别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宜让外资控股。

关于混合所有制

1990年代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自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文件中一直有“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是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

《指导意见》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双向交叉持股，扩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成为“新一轮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有专家指出，对民营企业不要过于理想化，要全面看。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股份，不能选择那些技术、管理经营能力都不如自己的民营企业，否则难以达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结构升级的目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外资企业，要防止外资乘我国经济减速之机进入我国产业主导地位。

按照文件精神，可鼓励国有资本入股非公企业，并鼓励国有企业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些有条件的竞争性领域，与非国有制企业一起发展，不要硬性划分不能进入的领域。让国有经济发挥自身技术管理优势，也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迫切需要。

前一段时间，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件体系尚未构建完备，一些地方制定本地国企改革的文件，还是以“卖”为主。例如，某市要把市属所有国企都卖掉，某市提出“国企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这是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应该纠正。

企业治理机构：董事会和党组的关系

一些国企领导指出：大多数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经营管理机制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尽管流通股很少），因为它要受到市场体系的监管。但是当前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组织体系）还不理想。企业受到诸多牵制，监管部门职能错位，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今天影响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活力不强，就难以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对国有企业内治理机构和管理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们根据切身经验，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治理机构，包括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理班子。几套班子开会多，效率低；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协调、几套班子的协调，以及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和董事会的协调，耗费大量精力。重要决策事项要和董事一个个沟通，决策效率太低。

第二，中国国企的最大特色是党的领导，必须解决好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党委怎样和董事会结合（融合）的问题。企业法规定企业要支持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但需要明确规则。很多企业领导提出：不宜在董事会上再加一层党组。多数企业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已经体现了“党要管干部，管人才，参与重大决策”的原则。建议大企业党委的常委，全部参加董事会，做党建工作必须懂企业经营管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应按公务员待遇，其余成员均为市场化聘用。

第三，也有人根据切身经验认为：目前董事会仅负责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但没有选人权、考核权、分配权，惟有监督权。决策过程太长，工资总额控制过严，成本的考核缺乏行业针对性。

第四，一个重要问题是，现行国资监督管理体制使企业研发活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不利于创新。例如，通讯类是技术性很强的行业，国有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不如民营企业，原因是现有内部考核规定不符合技术创新的客观要求。传统考核主要看程序是否违规，至于新项目投资是否有技术创新则不管。对企业创新项目的审计只盯住亏损的项目查是否违规，一个项目失败就否定了其余9个项目的成绩。新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期权、股权），也就吸引不了人才。

第五，多年来，各种文件都说要加强监管，但监管机构多，效果不大。西方对企业绩效的评价主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而我们的管理是多头监管，而且主要通过内部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纪委、国资委、计划审批、税务）。其监管考核的标准，不符合企业运作规律，缺乏对企业客观条件的考量。

最后，希望在《公司法》框架下，让企业治理机制有选择的空间。

有人指出：西方各国，在他们的公司法框架下，治理结构都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治理方式丰富多彩的。据1990年代的资料，国外60％的大企业是董事长兼CEO，总裁和副董事长实际上起着CEO助理的作用。欧洲公司没有董事会，但有监事会，总经理退休之前就去当监事会主席。日本川崎的社长（相当于总经理），退休前当了会长（董事长），会长也是荣誉职务。企业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取决于人的能力和信用，也是依照企业自身经验不断地调整。国内部分民营企业也有实行CEO制的。我们的指导文件，应该允许在总的原则下，给企业一定的选择空间。

关于资本运营公司

专家们提出：根据《指导意见》，如果成立新的资本运营公司，它和国资委是什么关系，和现有企业集团是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这一新机构成为新一层“婆婆”？或者下层集团企业再形成若干资本运营公司？

有人认为：从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角度出发，将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离、设立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层，不可避免；它作为企业集团的“源”出资人代表，不应上市。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有资本三层管理运营有必要，但不一定要新成立运营公司。因为现有不少大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运营的功能，只需给予确认和规范即可。现有中央企业大体有两类情况：一是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涵盖多种产业（包括金融和实业），对下属企业主要实行战略管控，通过资本运作对自身产业组合进行动态调整；其集团总部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当然，不同集团对所属子公司的管控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有自己的核心产业、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专业性控股集团，像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不但是战略控股，也进行企业运营。这两类企业，不同程度地具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功能，国资委对其控股并上市，集团对下面的子公司也要通过持股，保持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

最后，可以成立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投资型），对其它规模较小的国企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产业多元化经营，在这个基础上对管理层实行市场化激励机制。

有专家指出：现代西方企业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是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分离、资本经营权又分为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这也是三层的概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化资本演进，相应地企业股权分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例如美国的花旗银行、GE有很多股东，但在公司的股东花名册上看不到终级股东，只有大股东即资本经营层，如哈佛大学基金会、养老金基金会等。这些社会基金规模达数百亿美元，是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其中有不少一流的大公司。这对我们国企改革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员工持股不应放进产权改革的范畴

企业领导们普遍不同意在大企业实行员工持股。1990年代，地方中小国企大部分实现了员工持股，现在回头看这些企业，有不少是失败的，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当时没有设计退出机制，员工拿了股票要变现，好多民企大量收购，最后变成私营企业。国有中小企业这么做影响不大，但大企业要谨慎。

员工持股的概念在1980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当时美国一个钢厂要破产，工会出面组织大家，说服银行和政府，由员工集资把工厂买下来，企业就做活了。此事影响很大，成为哈佛的一个案例。但它没有阻止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只是昙花一现，不具有普遍性。

在一些刚起步、规模不大、风险较高的高科技型企业，可以搞员工持股（或知识产权折股）。成熟的大型企业员工持股很少。GE是奖励股权，鼓励高管持有，这不是硬性规定，但这是义务，大家一般都自觉执行，到二级市场自己买。

我们过去山西的票号，曾经实行“身股制”，从大领班到小伙计，按级别持有不同比例的公司股份，也就是分润制。

总之，不同行业各有特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大型企业不一定搞。特别是要注意，不要通过员工持股给私吞国有资产开后门。

背景链接：

电信行业：

近30年来，我国电信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现电话普及率达到百人百部以上，互联网上网人数几占总人口一半。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不断加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技术投入，不断缩小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根据工信部数据，2014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达1.8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34.1%，4G用户超过9700万户。

我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围绕政企分开和产业重组两条主线展开。1980年代实现邮电分营，1990年代成立了中国联通、中国吉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产权多元化电信企业。1999年，原中国电信总局拆分，成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寻呼和中国卫星通信四大电信企业。此后几经组合，形成今天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三大电信公司，流通股约占25%，其余为国家控股。

近20年，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引入，新型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民营企业层出不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迅猛发展。网络也把人们引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拟空间，“制信息权”问题已进入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个意义看，国有核心通信企业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是很繁重的。

民航运输业：

民航是国家基础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速度、跨区域，资金技术高度密集，规模效益明显，国际化程度高。中央企业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于一身，承担国家安全和救灾，维稳，反恐等重大任务，战略地位突出。现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业务量占全行业的76.3%。

1978年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年均增长16.6%，“十二五”期间约10%（受经济增速减缓和高铁分流的双重影响），发展速度是世界民航发展速度的两倍。2014年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48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9亿人次，占全球民航客流量33亿人的12%。从2005年起，我国民航运输量就稳居世界第二位。

近5年来我国没有发生一起航空运输事故，全世界民航事故率是每600万飞行小时一次，我国已经连续3000多万小时没有发生事故，中国民航的安全性排在世界前列。

从1980年代起，中国民航先后进行了政企分开，空域管理、机场、信息管理和油料供应、航空运输公司分立，精简民航管理机构，在航空运输领域引入竞争等改革步骤，成立了六大国有民航公司和部分省级民航公司。2002年国有民航运输企业整合为三大航空公司（国际、东方、南方），降低了民营资本进入门槛，出现了民营航空运输企业。近期正在酝酿在航油、航材、航信等服务保障领域开放市场。

民航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客运航班正点率低。二是货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低，货运力量分散，导致运营成本缺乏竞争力，大部分国内市场被国外物流公司占据。空域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讨论中。

军工行业：

军工（国防科技工业）是服务于国防采购的一组制造业的总称。作为“国之重器”，任何国家的军工行业都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同时它又植根于国家整体工业的基础之上。军工是各大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重要领域从国家安全战略着眼，国家必须保有一个有限规模的军工产能，并保持对国家整体工业的掌控和动员能力。

军工和国家整体工业体系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军工有其特立性、特殊性的一面，但过于封闭则造成资源利用的浪费。“军民融合”不仅有利于军工技术成果向民用工业扩散，也有利于“民技军用”，并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军工效率。扩大军工准入门槛，是近期军工改革的一个重点。多数武器装备结构复杂，越是上游基础零部件，军民通用性就越明显，越有条件利用民用工业能力。1998年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集团，也是为了加强军工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于新中国的前三个五年计划基本成形，当时以六个工业部为基础架构，形成专为国防服务的相对封闭的体系。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国家战略转型，在对军工系统进行大幅调整的同时推动“军转民”，加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其中，电子、船舶工业转型最早，成就显著。六机部改为“中船总”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抓紧技术改造，争取海外订单，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国有军工造船厂至今占有全国造船工业总量的60％左右。当前各军工企业营业收入中民品生产都占到３／４以上。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今天闭幕，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10月29日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以下观察者网梳理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十大要点：

1、全面小康新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贫困县全部摘帽。

2、坚持创新发展，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3、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

4、全面二孩放开，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5、改革善适应金融监管框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6、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7、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免除学杂费。

8、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9、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等10人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递补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认为，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全会高度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全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全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继续顽强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阴谋史论”，也叫历史虚无主义，系唯心主义观，多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表现为歪曲、否定甚至“编造”历史，反对阶级分析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图谋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下主要以“反思历史”、“揭露真相”、“还原历史”等为名，竭力贬损否定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和共产主义信仰，丑化、矮化民族英雄、党和国家领导人；竭力宣扬吹捧近现代破坏中国革命的对手敌人，为反面人物翻案，颠覆国人认知，搞乱民众思想。从目前情况看，奉行“阴谋史论”的主要有四类人：

第一类是原革命和专政对象及其后代，妄图以“阴谋史论”达到复仇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带领全国人民最终打败了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建国后深入开展反奸除特和清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黑五类”活动，有力地巩固了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随着政治环境和相关政策的放宽，上述革命对手、专政对象及其后代，有的已化身官僚、权贵、资本家、教授、学者等，有的已取得了国外籍贯，但少数人员不能正确看待时代背景，不忘私仇旧恨，恶毒攻击党史和现政，妄图颠覆建国前后那段历史，为祖上和自己“洗清”身份，实质就是复仇行动。

第二类是新兴政治反对势力，妄图以“阴谋史论”达到颠覆政权目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先后经历了1983年精神污染的蔓延、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8年非法组党风潮以及2000年以来的所谓“维权”活动，这些人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由于前两项容易触犯法律，他们当前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捣乱滋事，一方面疯狂歪曲、污蔑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发展史，企图扰乱群众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疯狂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极力配合西方开展西化、分化活动，最终目的是通过思想颠覆实现政权颠覆。

第三类是境外反华势力及其代理人，妄图以“阴谋史论”制造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舆论心战攻势凶猛，他们不仅扶持数十家反华网站24小时进行反动宣传，还指令大量媒体、机构直接进驻我互联网开设论坛、微博，培植一大批所谓文史学者大V，抢占我国内舆论阵地。他们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抹黑中国历史、丑化中国领导人、攻击中国政治，极力把中华民族塑造成“愚昧”、“丑陋”、“懒惰”、充满“奴性”的民族，以此打击中国人自信心，挑唆社会仇恨和不满情绪，离间国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通过舆论心战制造混乱并借机渔利的目的。

第四类是文化界无良文人艺人，妄图以“阴谋史论”达到扬名目的。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一批名号不响、人气不旺的文人、艺人渐趋活跃，他们或为宣泄“怀才不遇”的悲愤情绪、或为提升个人知名度、或为彰显“特立独行”的人格，大肆涉足历史领域，胡编乱造，博取关注，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语不惊人死不休，以歪曲历史、贬损国家为代价，为自己赚取名利。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文化洋奴”还奉行“捧洋抑中”原则，一面极力抹杀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优越性，一面拼命强调外来文化“无可取代、无可超越的先进性”，不惜颠倒黑白，归根就为证明他们“洋奴”身份的合理性，为将来光明正大当“洋奴”做铺垫。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乱其国，必先乱思想”。“阴谋史论”者披着“讲史”的外衣，干着“复仇”、“颠覆”、“乱政”的勾当，影响恶劣，危害巨大。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曾说，刀可以杀人，笔可以慑心！从苏联解体看，针对党史事件和领导人历史活动搞“大揭秘”、“造史学”，伪造、篡改甚至造谣生事，给党的历史泼脏水，已成为乱国灭国一大手段。一个没有科学历史观的人，必然要做别人思想的俘虏；一个政党、民族失去了科学历史观，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趋于复杂的背景下，严打“阴谋史论”，成为当务之急。

原题：让人厌恶的庸俗、低俗、媚俗的“标题党”

渐渐地，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都不愿意耐心地详细地去浏览各大网站、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文不对题、故弄玄虚、夸张调侃的信息。标题、图片和信息内容完全不符，看到了就会顿生厌恶感，特别强烈，很多时候产生了不解的疑问，想不明白“记者们、编辑们，难道就不能好好地写点东西吗？干嘛要把信息世界弄得乌烟瘴气！”。新闻信息这样地欺骗我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也早已经失去了耐心，每每都会觉得如今的编辑和记者素质真是低劣到何种地步？

新闻媒体的命脉在于“权威性和公信度”，一旦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度”，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丢掉了社会的关注，新闻媒体则成了人人诟之的领域，其存在的价值荡然无存。如今“标题党”横行，新闻媒体记者们、编辑们这是咎由自取，是在玩火自焚。

什么是“标题党”？“标题党”就是通过用媚俗、低俗、庸俗的标题或图片来发布耸人听闻、引人注意、博人眼球的新闻信息，完全置信息真实内容于不顾，从而到达增加知名度、点击量或者赚取私利目的的一部分网站记者、编辑。你随手打开网页、微信朋友圈或者微博，“标题党”太多了，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而毫无羞耻感的“标题党”也许正在自得其乐，因为点击率又上升了。

新闻的卖点=社会的痛点+舆情的热点，这是信息迅速传播的内在捷径。不可否认，新闻信息如果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传播，必定是需要一个好的标题，第一时间吸引住我们的眼球，引起社会的共鸣。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泛滥的时代，我们往往都是快速浏览和阅读，无暇顾及详细内容，我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标题来指引我们，满足我们的心理阅读需求。于是，记者们、编辑们就花大心思在标题上，如何才能起一个与众不同、充满未知的标题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只要能抓住大家的“第一眼”，就算题不对文，那又如何！

殊不知，“标题党”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甚是巨大，一方面“标题党”对新闻事实进行了扭曲夸大，给很多当事者都造成了极大伤害，故意用那些低俗、暴力、煽情、隐晦暗示或戏谑恶搞的标题，来歪曲事实和诋毁当事者，完全不顾公众的隐私、感受和冷暖，而是一味追求制作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让事实真相被忽略，让当事者内心不安；另一方面“标题党”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故意夸大事件，故弄玄虚地炒作负能量，蒙蔽群众的双眼，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地误导公众，使公众对事件的本质作出错误判断，竭尽所能地激化社会矛盾，想方设法损害政府形象，严重者在国内外引起恶劣影响。

“标题党”的种种危害甚是严重，它不仅让新闻舆论环境恶劣，让碎片化、叛逆化、低级化的舆论世界影响了公众的思想和心理，让公众逐渐丧失了自我辩别能力，没有了社会安全感，更是严重践踏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去甚远。

这种扭曲的新闻现状很让人担忧。近日，国家网信办针对“标题党”发出了严厉的警示：标题党们如继续不顾公共秩序、道德良知肆意发挥，一旦突破法律底线，恐怕悔之晚矣！

这警示及时又有力，希望这警示如同大吕黄钟一样，不绝于耳，敲醒迷失的“标题党”，敲响“标题党”的内心，“标题党”们就请悬崖勒马吧，不要在舆论界如此“作下去”，而要能够带着良心去写，公众对你们要求不高，只是一个最简单而又容易的“对文”标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说明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认为，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全会高度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全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全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继续顽强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王绍光的这个讲话，用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的歪曲和污蔑，从中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的真实面目。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核心提示】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思想交锋、主义之争等等，无不有其外国（毋宁说是西方）的背景，历史虚无主义当然也不例外。

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亲密

讲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有两个外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波普尔，一个是哈耶克。对于前面那位，史学界不陌生，多有批判，这里就不去说他了。至于后面这位，史学界似乎还很少关注。这不奇怪，因为此人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我们中国的多数史学家有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就是对史学以外的事情不太上心。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流传了，近三十几年来，更是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数第一的超级思想大师。您要是敢声称自己不了解哈耶克，那一定是会被人家讪笑的。

仅上述这个现象本身，就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别以为一提历史虚无主义，就一定不折不扣地缘起于史学界。更多的时候，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及思想背景相关，有着宽泛而切实的多重思想脉络，是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像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与它有着清晰的血缘关系。第二，思想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往往难以量化地予以实证，却又是确定无疑的。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亲密关系，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岂止是关系亲密，哈耶克道地就是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个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人。为此，除了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以系统性的著述不遗余力地贩卖其所谓自由主义的“学理”之外，他还真的到历史学领域来伸过一小手。那就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他要通过这本小册子证明什么呢？他是要证明，以往乃至现世中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指责，像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啦，什么“资本家是发动战争的罪魁”啦等等，都不过是“最离谱的超级神话”。

哈耶克受不了人们去指责资本主义，但最让他受不了的，还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因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阐释，影响实在太大，大得主宰了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不仅已经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成为了人们“判断现有经济秩序的标准”。对此，哈耶克很生气，很恼怒。于是，他要发挥“以观念来破解观念”的专业特长，通过小册子来为资本主义作一篇翻案文章。

哈耶克试图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

然而，哈耶克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解，实在蹩脚得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但“创造”了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活了下来，而且还让无产阶级避免了贫穷，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既然资本主义如此大慈大悲，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对它感恩戴德，反而还诅咒它快些死呢？谢天谢地，哈耶克总算没有说无产阶级“没良心”，而是说那是由于“社会意识觉醒”的原因。谜底揭开了！原来，只要无产阶级思想蒙昧，资本主义就会很“美妙”。无产阶级想生活得幸福吗？那就蒙昧下去吧。

如此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除了无耻，笔者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汇了。诚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过。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上，“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资本主义对待劳动者，甚至连农奴制度、封建专制制度都不如，因为后者尚且懂得，“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却“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也依然是存在的。

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比之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哈耶克的目光显然更宽泛，更具有理论上刨祖坟的根本性。他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认定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到历史领域来为资本主义翻案，目的是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而这个根本一旦动摇，其后果可想而知。对此，哈耶克是从里到外充满自觉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一个把社会主义与纳粹画等号的反动思想家，在中文的世界里，却受到了充斥着肉麻与奴颜婢膝的赞美之声。个别有心人士，甚至以把哈耶克全盘引入中国为职志。这就是哈耶克的渗透力与影响力。说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岂虚妄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历史虚无主义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当时资本主义已从高歌猛进、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资本的年代”，迈入到危机初露的“帝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一些西方学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开始质疑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中所笃信的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以及对自然的理性结构的信仰，并颂扬非理性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护佑作用。尼采把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现象统称为虚无主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左派在反政府活动中遭遇政治失败之后，逐渐趋向文化领域，期望通过零星地、持久地反对政府来解构现行的体制，但它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

本来，中国的学术土壤中并未曾独立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却不止一次地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除了一些现实层面的原因之外，从历史哲学层面看，现阶段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主要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入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相关。后现代主义史学通过引入“文本”的概念和“读者”的视角试图表明，不仅未来面向人们开放，过往的历史同样是开放的，每个人完全有理由来对历史构图进行自由地“连接”或“解读”。这种理论主张有助于打破西欧中心论、反对教条的历史命定论，主张更贴近地阅读历史文本，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包含着致命的“阿基琉斯之踵”：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进而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真理，由此衍生的非理性主义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罔顾实际的历史进程，抽象地假设、推演，乃至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二是借助反讽性和戏谑性解释，恶搞、贬损和诋毁已有定论的正面历史人物和崇高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或者彰显反面人物的“人性”，以图为之翻案。这两种类型的手法比较直接，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明显，属于“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比较容易澄清。而“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则借助精心挑选或“发现”部分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或者通过对整体历史无限细分，来实现对民族史或世界史中宏大问题的解构或重构，结果呈现一种伪造的“历史”。概言之，其基本理由是，过去的历史是由历史时空坐标中代表无数稍纵即逝“事件”的散点连缀而成。所谓的历史事实，原本就是由孤立的“事件”偶然形成，如何连接这些历史“散点”，或者赋予它们在历史解释中以大小不同的“权重”，完全取决于历史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取舍和判断，因而对同一组历史事件而言，也就有了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这类思潮处理历史事实的手法包含一定的“技巧”，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隐晦，但同样含有历史虚无主义元素，实践中具有较大的迷惑性，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历史现象内部及其之间的联系虽然千差万别，总体上不外乎两类，即构成历史现象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非因果联系。若要相对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构图，廓清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必然离不开对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求索。非因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现象生成变化，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么忽视和否定了历史事实之间的客观的内在因果联系，要么把历史事实间的相关关系同等程度地看待，不顾它们之间的“离散”程度，结果，凡是多少有些瓜葛的相关人物事件都被作为历史要素按照一定故事情节组织连接起来，都被冠以“历史记忆”、“历史再现”之名。如此，历史真相就自然完全被淹没在历史书写者五花八门的“历史叙述”活动和历史文本读者的野蛮肆意解读活动当中了；整体意义上的历史及其内含的规律由此遭到彻底的解构和否定，历史正义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避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陷入“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的理论陷阱，必须坚定地捍卫因果判断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并努力揭示历史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历史事实判断构成了历史价值判断的基础，但单有历史事实判断是不够的，应当明白，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判断，如何给出客观公允的意义评价，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其关键在于厘清历史事实中关涉的一系列影响要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关系，形成有说服力的因果判断。忽略了对事实判断形成原因的求索和追溯，就容易直接给出缺乏证据支撑和逻辑支撑的价值判断，并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是有理有据的，结果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

那么，如何才能探寻到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确保所探寻到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正是本质性的联系呢？对历史成因判断的求索，离不开历史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离不开科学的研究程序和章法，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种科学历史观的指导。科学的历史观有助于人们少走弯路，以相对较少的代价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而偏颇的历史观往往会将人们引入历史认识的歧途。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虽然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初衷出发，结果却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完成者”。他们之所以未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窠臼，关键在于其社会历史观的缺陷。唯物史观最重视对历史现象间内在必然性关系的揭示，是迄今为止包括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在内的一切历史观中，本体论最科学、认识论最具说服力、方法论最为系统的一种历史观。

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推进阶段，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评价，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虚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夸大改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另一种是“虚无”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夸大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上述两种倾向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属于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后这两段时期具有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和思想保障，改革开放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和思想威力提供了经济支撑。改革开放前的建设中的失误，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的轨道；改革中暴露出的深层经济社会问题表明，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始终贯穿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面对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实践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推动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能力的不断增长和提升，当下“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实践能力的理论升华和现实承接。两个历史阶段共同的价值旨归是，占中华民族主体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

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耿雪

近年来，有一股思潮，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它以“获取了新资料”、“还原历史真相”、“违背生理常识”等为理由，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歪曲和解释，对已被历史盖棺定论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极力进行翻案、美化，而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英烈却百般地挑刺、丑化，以此迷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这就是时下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是：

1．拿出放大镜“消解历史”，专挑革命英烈下手，找出甚至捏造犄角旮旯里所谓的细节材料，力图榨出英雄们“皮包下的小”来。于是乎，雷锋因为戴了块手表、穿了件皮夹克照相，就变成了爱慕虚荣的人。刘胡兰牺牲的原因则成了因为反动派让共产党员站出来，乡亲们往后退一步，结果刘胡兰脑子反应慢，没有及时后退而遇害，似乎她的无畏精神，像是精神病人所为。董存瑞因为文艺作品高于生活的一句“为了新中国，冲啊！”就失去了英雄的光辉，甚至炸碉堡时的最后一句话也被戏说成了：“同志们，河南人是个骗子！”还有，黄继光用身体堵得住机枪子弹吗？邱少云趴在火里一动不动不违背生理常识吗？……对于他们来说，人性皆有弱点，生理都有极限，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弱点或者被“设定”的极限，就可以消解英雄背后的光环，使他们“告别崇高”。

2．立起哈哈镜“重评历史”，揪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放，旨在还原出“历史的真相”来。于是乎，“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中却饿死了数千万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但抄袭了蒋百里的《国防论》，而且其游击战术不过是“土匪战术”，如何抵得过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狼牙山五壮士”是跳崖还是“溜崖”尚且纠缠不清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更为悲壮的国军“中条山八百壮士跳黄河”呢？……这样的历史“重评”（实为歪曲）多了，势必会搞乱人们对许多既有的历史事件的定论和历史人物的定性，从而使他们“告别神坛”。

3．带上有色眼镜“假说历史”，在“蝴蝶效应”和“混沌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常常玩转在风云人物的股掌间，或者翻滚在历史细节的阴沟里。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如果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不发动内战而迅即推动土地改革，则不致使国民党丢掉政权退守一隅。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如此多的“如果”加起来，可以使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历史的发展由科学变为玄学，由规律变为随机。如果就这样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掉，就可以使他们“告别革命”。

这些虽然只是虚无主义表现的点滴例子，但还是能折射出其“重评”的目的性。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看不清楚，一些人模模糊糊，甚至更有人为虎作伥。虚无主义者一方面丑化毛泽东等开国领袖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一方面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中华民族的败类翻案。其言论不仅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有的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逆流。如果任其发展，今天的中国就会变成昨天的苏联，今天的中共就会变成昨天的苏共。苏联之所以解体、苏共之所以垮台，就是从赫鲁晓夫“重评”斯大林（实质上是否定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功绩）开始，之后历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对赫鲁晓夫等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与纠正，以致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推行所谓的“改革”“新思维”，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占领，否定苏共和苏联英雄成为风气。曾经被视为“苏联英雄”的卓娅，被说成是苏联政府为了唤醒群众意识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和“圣徒”，甚至其一度被怀疑未能与同学搞好关系而患上了“精神病”。（参见赵嫣、胡晓光：《女英雄卓娅痛斥德军：你们无法绞死1.7亿苏联人》，《参考消息》2015年5月5日）同样地，人们不太关心斯大林被德军俘虏的儿子雅科夫是被杀还是自杀的史实，只要能够证明斯大林置至亲于不救，是一个多么冷酷的人就够了。（参见绍鸿雁：《斯大林儿子的真正死因》，《今晚报》2000年8月1日）这种长时间的“重评”、“还原真相”，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人们长久建立的是非观。最后，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可见，“重评”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而是要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独有偶，今天在中国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目的与当年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如出一辙。就拿“超越生理极限”来说，汶川地震时的母亲可以超越生理极限将孩子护在身下这个事实可以被人理解，为什么邱少云超越生理极限就不可理解呢？至于艺术本可以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董存瑞只是喊出“为了新中国，冲啊！”的口号就是有违史实的，那么希特勒并没有和犹太人互换的史实，为什么却没有人质疑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的夸张“丑化”呢？如果艺术作品中的夸张表演都要“还原历史真相”的话，那么，所有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反面人物被一枪毙命，而正面人物几枪不死（甚至不倒），不是都要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声浪中被否定吗？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它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问题或文化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战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不仅牵制了日军很大的兵力，而且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不仅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使得日寇始终无法腾出兵力支持希特勒法西斯对苏联的占领。侵华日军是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作用的：“此次袭击（指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引者注），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年度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参见《侵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参考消息》2015年8月28日第10版）如此明显的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视而不见，而且信口雌黄：中共在敌后 “游而不击”，“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如此贬低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可见其险恶用心。侵华日军的记载和虚无主义者的“事实”，何为真、何为假，不是一目了然吗？原来言之凿凿的“还原历史真相”，实为地地道道的歪曲真相。好在历史的真相不会被埋没的。随着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中共在抗战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越来越为国人所肯定。

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不仅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少数汉奸除外）的反抗，而且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反对，更有许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侵略者最终被打败。而历史虚无主义者面对日本的侵略，不是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却于民族大义于不顾，说什么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国共联合抗日多么反对，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多么推崇。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行看，他们连中国老百姓的觉悟都不如，更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品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共产党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力量一天天在壮大，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各路武装对日寇有生力量的大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日子不知在何时。而日本侵略者多在中国待一天，中国人民就要多遭殃一天。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从民族大义出发，只考虑党派和小团体利益的狭隘意识，注定不被广大人民所认可。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疮痍满目”的现状，在短短的几年恢复后，全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之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虽然在其进行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称赞的成绩，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都曾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而那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和新兴世界的崛起。美国军事作家拉瑞斯·约本·海默也给出极高的评价：是谁能让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是谁让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是毛泽东。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只看到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而无视其对中华民族的独立（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的历史功绩，诬蔑共产党（主要是毛泽东）的政策拖延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说什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这种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政党）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人民、反正义性、反真理性注定了它的破产。

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逐步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不做历史的罪人，不做祸国殃民的害虫，实事求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决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甚至泛滥。目前一场围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动已在全国展开，很多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行受到批驳；一些长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被人民看透本质，遭到唾弃；不少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宣扬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文章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加入到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列中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嚣张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行其实已是强弩之末，一些曾经被迷惑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也开始醒悟、悔改……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

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决定了它走向破产的必然。历史虚无主义必将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实践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要：

本文旨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现象进行全方位的初步探究，分析其基本传播手段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阐述其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探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以及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借此为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提供意见和建议。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开始敞开国门、接触西方工业文明、融入世界统一体的开始，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开展大规模文化渗透的开端。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开始已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力度冲击着中国人的神经。在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挟冷战之威，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对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推行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步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国也得到了空前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更是史无前例。所有这些现象我们都应该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基本内容和关键

国家文化安全即主权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系统、宗教信仰等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

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于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其本质是本国文化特质的保存和延续，基本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以及生活方式的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时，也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性，但更强调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另外，国家文化安全还包括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可，具有对本国文化的文化自尊心态。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影响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冷战结束之后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其传播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和隐蔽性。

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一)通过新闻媒体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对传播媒体垄断，掌握全球话语权，宣扬其社会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对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进行攻击和责难。(二)通过大众文化,借助各种传统的传播媒介和手段。如:电影、电视、广播、书籍、刊物、广告等，进行其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三)通过经济领域活动的影响，借助跨国公司和对外贸易宣传其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实体商品为媒介推销本国文化。这种途径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主要着眼于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成环境。最常见的例子如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苹果iphone系列智能手机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产品，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购买它们或在那里进行消费是一种时尚，它们也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四)通过教育途径的影响。教育是最直接改变一个人素质和思维模式的方法，也是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趋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行为。借助经济、技术和人才等教育资源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国持续不断的出国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热切呼应。通过教育领域的文化渗透，西方国家在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输出其价值观的目的同时，还掠走了我国用大量资金培养的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五)通过新兴传媒互联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对现今互联网技术和资源的绝对优势和垄断权利，凭借网络的交互性、渗透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经常在网络上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大肆传播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对我国的青年一代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新兴论坛和自媒体的出现和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网络游戏对中国青少年身心的影响和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多种多样，借助宗教手段、科技手段和以西方节日为载体进行传播等也是其重要方式，在此不详细阐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宣扬西方世界的先进性，推广西方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严重侵犯了我国的文化主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尊不断下降。其次，它的传播和中国国民对它的肯定，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打压，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文化自身正常的发展和演变，大幅度降低了国民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接触。另外，它冲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人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最后，它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而且基础较差，在科技和创造力方面犹为薄弱，西方文化产品在国内的流行和不正当竞争挤占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内市场。

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原因探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对我国输出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渗透?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历史、文化、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等多个方面。

(一)这是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为自己的文化产品扩展市场、谋取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同样追求全球化，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扩张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今西方的文化渗透活动与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为寻求原材料、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而开展殖民活动、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文化很早就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商品开始被批量生产和销售，报纸就是其典型代表。世界公认的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牛津公报》创立于1665年，而在1825年全球第一家通讯社，即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立之后，文化和信息的批量采购、生产和消费更是进入到标准化、规模化、全球化的阶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870年全球最大的三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通讯社签订《通讯社联盟条约》，这一协定划分了三家通讯社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三家通讯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这意味着文化已经与一般工业产品一样，实现其在全球的配置。文化产业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以美国为例，它的电视节目普及率世界第一，票房收入占全球电影票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美国的文化产业总收入十几年来在出口行业中一直位居第一，早在1998年就突破600亿美元。美国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最大受益者。

(二)是西方独特而先进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特性中所蕴藏的坚定的“国民信仰”是产生“文化霸权”的内在原因。西方国家对其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普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的文化是先进性和现代化的代表，具有引领全球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责任和使命，因此热衷于向全世界推行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此外，基督教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与征服性，使得西方民族天然地具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心理，这种心理也是导致西方国家一味地追逐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客观方面，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文化领域的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积极因素值得全世界借鉴，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和文化创造力也是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西方文化目前的显著优势和领导地位是无法否认的。

(三)是西方国家具有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话语权和科技等客观物质方面所占有的绝对优势。这是西方国家推行其文化霸权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上,目前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7%,欧盟的总和比美国稍高一点,两者相加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六成左右。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增长,在新经济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决策,在联合国也处于优势地位。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中小非西方国家的总和,军事科技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区保持着军事存在。作为西方国家军事组织的北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其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形成不了文化霸权在实际外交操作中的地位。

(四)是因为西方国家正把文化渗透作为控制他国民众思想和精神生活、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其目标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文化传播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操控的政治资源，他们有意识、有目地把它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通过把自己的文化打造为衡量一切文化的标准和尺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国受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实现对其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控制，借以实现西方国家的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界名流，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话作为参照，他是促使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股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一种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中也说：“它(美国的文化渗透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

(五)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和现今的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是其“西化”和“分化”中国，实现削弱甚至瓦解中国的战略图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干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转而通过向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和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他们首当其冲的目标。美国针对中国所制定的文化渗透战略在著名的“十条戒律”中可见一斑，尽管这一文件的权威性还有待考证，但其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意图和手段。“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使西方国家看到了利用文化进行“和平演变”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加强了他们运用文化手段来“西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信念。总而言之，西方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播与渗透，既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受到当今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既是18、19世纪西方全球扩张的延续，也因为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既是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和政治制度支持下的产物，又与之相互补充，反过来巩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支配和主导地位。

四、西方文化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分析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入渗透，有着它们深刻经济和文化根源与深远的政治目的，是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正如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朝着美国希望的样子发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有着如此的认可度和亲和力?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辨析中国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另外，这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有关。

(一)是中国民众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目前中国大众的普遍心理和价值观中，西方工业文化和其代表的现代文明一直是先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趋势。而作为对比，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落后的和封闭的，是对人性禁锢的象征。这种观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产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幅度强化而定型，在改革开放后又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是时尚和潮流的代表，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偏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确实具有落后和不合理的文化内涵，但其中也不乏积极因素和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调整的成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自由和平等意识、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竞争和开拓的精神是其积极因素，但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都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视为相互交流借鉴的基础。

(二)是西方文化传播以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输出的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和标准化两个基本特征，更具体地说，大众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实际上追本溯源，“文化产业”一词最早也是针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而使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今社会存在三种文化形态，即面向精神层面的高雅艺术文化，面向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化，还有面向消费层面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目前的主流文化，比传统的高雅艺术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大众文化的本质和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对大众精神的操纵和控制。西方大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引发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及时性、一次性消费文化，这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大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另外，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媒体管制解除，目前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几乎都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掌握中，以传媒巨头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并把其传播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这方面的典型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自我定位就是：滚动的、现场的、全球的新闻报道。尽管秉持客观性报道原则，但西方新闻传播仍然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政治意图。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大众心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状况和大众心理也是西方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作用的原因之一。1、众所周知，经过近代的屈辱历史和中国传统社会体系的瓦解，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在中国古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早已丧失了其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重新涌入，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趋势，中国社会大众也从原先单一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演变为目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也大大增强。许多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开始流行，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大众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认可度和亲和力。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再加上加入世贸组织，这些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持久的，也是极为深刻的。中国借鉴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的优点并积极投身全球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西方的文化渗透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客观条件。总而言之，中国自觉的社会改造使当前中国社会和大众心理更加接近西方国家，这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更能得到认同和支持。3、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制度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物价上涨、房价过高、贫富差距过大、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些社会问题对维持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维稳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和重大课题。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西方文化和制度在中国民众眼中呈现出更强的吸引力。4、中国目前的文化体制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媒体主要以政府宣传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对当今中国社会主流媒体的认可度并不高，转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传媒和独立运营的商业传媒。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五、对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所提出的建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上提高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并制定相应政策，坚决捍卫国家文化安全，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好地在新世纪发扬光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首先要确定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宏观基本态度和措施。(一)对于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予以客观评价。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要有更为自觉的认识，要给予祖先为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扬弃。简单地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二)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当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现代化和人类先进文明的代表，也不能因为它的渗透性和扩张性而视其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拒绝和抵制。我们应该加强对西方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涵，我们要在积极引进后加以学习并使之中国化，在学习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和文化渗透的危害，要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的不良观念和腐朽成分。

(三)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反对其文化霸权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向全世界介绍和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对西方文化渗透和入侵的一种积极防御。当然，我们必须要以承认文化的世界性和多样性为前提，建议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借鉴，而不是走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道路。

(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我国的文化创造力，保持文化先进性。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更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利用本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资源，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扬弃、创造转化，锻铸出新型的文化形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通过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增强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三)深化文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改变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使其规范化、高效化，增强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活跃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四)在理论研究和宣传领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民族文化之中，以此积蓄文化势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五)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六)我们应该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总之，我们强调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能否重新振兴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当前西方文化霸权日益向全球扩张，特别是已经开始威胁到中国的文化安全以至政治、经济安全的今天，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而是必须及早地作出战略抉择和安排，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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