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我们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绍光的研究就是要挑战关于“改革开放万能”的习惯思维，它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批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思维几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王绍光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各个国家大量的数据、案例、文献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王绍光不是简单地批判“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思维，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包括国家的军事-财政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文化建设等能力的形成，以及对于统一市场、商业信用和技术进步能力发展的支撑性作用。

孔丹理事长说，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待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不能理解为只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要有全球的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历史的发展。王绍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引自西方学者的著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对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绍光所提及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重点是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福山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比如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哈耶克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的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多年后，福山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也是受到了王绍光的影响。不过，在王绍光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亨庭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认为，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批评了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也是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我们把王绍光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中国学派”是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坚守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

第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绍光追随问题的思考，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专业问题研究深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专业的意识，更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求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在这方面，王绍光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本专业知识，不能够以问题为思考导向，由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与其他专业讨论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缺乏专业自觉，摆出一付“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很多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甚至历史问题和人类文明问题。而王绍光的研究是典范，当他对问题的思考越出了政治学的边界，他能够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来分析问题。正如潘维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绍光的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只要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能陷入“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片面性，不要忘记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训。改革开放是否能成功，首先一个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

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是美国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有关公司与我们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开展贸易，企图将其逐出美国市场。1840年，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行，西方列强就说中国政府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就因为中国政府查禁毒品走私，英国竟然用炮舰打开我们的国门。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辩护。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要出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我不知道面对这两个案例，大家怎么保持自己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不要搞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这个命题。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道德互助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意味着藩属国将要变成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清政府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不能幸免，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被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哪一个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回答。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王绍光重温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一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放在一起思考，将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我们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当面对美国在全球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时，同样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

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指令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组织翻译了《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不少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他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但今天，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王绍光强调，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从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转为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升级和演进。从《美国陷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在今年第12期《求是》杂志上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为人们熟知，但很少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我在此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持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于，封建的财富观是有形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抽象的、形态不断变动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是有限的，而抽象的、在变动中不断增值的货币是资本。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关注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是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一张美钞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无法持久。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体现于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绍光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当年苏联和美国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们熟知“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它们。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通过美国的服务器在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要知道，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化。王绍光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能力，可以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很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市场。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相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脱实向虚”最后维持的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能力，提升到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要法学教授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建构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很多是熟悉国际金融和法律具体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促使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的商业贸易到哪里，人类学家、传教士、商业律师和会计师就跟随到哪里，知识、信仰、商业、法律相互交织在一起，构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国。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依然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中国的全球体系。

 “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还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是皮毛。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也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不仅要持批判的立场，更要持虚心学习的立场，学习越认真，才越有资格批判。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框架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尚未搞定，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还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那么我们距离全球治理还有多远？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之，我们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不断学习美国治理全球的经验，从而提升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编辑 季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 “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编辑  季节）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图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表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表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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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我国的科技创新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增长同步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不断攀升，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从“接触”改成“遏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中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面对这种国内外形势，我国企业如何突破？企业科技创新目前存在哪些软肋？本文在论述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科技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分配财富的手段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资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提高，企业依靠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高利润、创造更多财富的做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占领市场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企业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苹果公司正是由于科技创新成功抢占先机，推出了全球首款智能手机，并树立起智能手机的标杆，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加速了企业财富的积累。同时，持续的科技创新保证了苹果手机始终引领智能手机市场，攫取科技红利。

不仅如此，科技也是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这在我国汽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相当多的车企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将高额利润拱手“送”与跨国车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车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汽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例如，在我国的合资车企中，每销售一辆汽车需要向外商支付大约为价格10%的技术转让费，而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和技术也全部被大型跨国车企垄断，购买核心配件的支出是外资车企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跨国车企在获得合资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权的同时，还依靠技术垄断优势赚取专利费，而我国车企仅仅充当的是汽车制造、组装和加工的角色，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

科技实力是一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维护国际利益的有力保障

科技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的美国，在原子弹、计算机、航天航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技突破，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美国引领着世界上主要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进而将这种科技优势所形成的国家硬实力，转变成为拥有高度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正是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才能掌握主动权。中兴事件就是美国通过所掌握的高科技技术迫使中国企业接受美国的监管。这一事例告诫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和竞争是以科技水平为“硬”基础的，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的竞争实力就会减弱，国际谈判的砝码就会降低，争取并维护更多国际利益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正是由于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必须重新定位科技创新，尤其是企业的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如此，我国当前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也迫使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始终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遏制

1.政治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高，我国长期遭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封杀。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中国军备面临的技术封锁的严厉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能够比拟”，“在400多种与军备直接相关的技术中，美欧等实施严格技术封锁的就有350多种，中国没有遭遇严厉封杀的技术不到50种。美国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目录居然达7000页，中国急需的很多高新科技产品都被美国纳入了禁止出口的范围。

除了技术封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以我国政府和企业涉及窃取与滥用知识产权为由，加大对我国企业的“337调查[①]”（如图1）。近些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案件数量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是针对我国企业的。而在这些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主要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15年-2017年上半年统计的我国被调查企业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领域，占我国被调查企业的37%。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这种行为是为了持续保持其技术优势，尤其是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优势，限制我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2.企业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创新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又形成了相应的分工。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跑者，主要在研发端发力，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国家的企业则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技垄断企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占据我国市场，向我国企业转让中低端技术，获取技术红利，并始终把我国相关的技术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这对于跨国公司的好处不仅是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我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可以扼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阻碍我国向高端技术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激烈的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缺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只能被迫在微笑曲线低端参与国际分工，在跨国垄断公司的多重挤压下求生存和发展。

我国企业面临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压力

1.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调整需要尽快实现企业由依靠低成本和高杠杆发展向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廉价的社会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引进国外中、低端技术，实现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经济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保持国民经济发展，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引导企业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增加产能，但没有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种“三低一高”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我国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企业通过规模扩张实现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但总体上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大规模科技创新投入，也难以形成科技创新主体。

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成本接近居民承受极限、自然资源消耗过度，低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高杠杆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基于这种经济背景，我国政府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引导企业重视科技研发，使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战略调整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使企业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只有走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国家新战略中，及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可以说，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外部环境恶化迫使我国企业重视科技研发，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

近期，中美贸易战成为我国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对我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除了加征关税、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调查以外，还在刚刚达成的新墨加USMCA协议中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自贸协定，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6个月通知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双边协定取代本协定”，而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国家”。此外，中兴事件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目前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靠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①

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恶劣的外部环境倒逼我国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降低核心技术受制约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只有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我国企业才有可能摆脱技术集成身份的尴尬境地，避免在贸易战中陷入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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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是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应有的地位。它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在我国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既要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要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实践认知 思想地位 属性特征历史使命 生存发展

源于实践认知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纵观历史长河，开发性金融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思想应当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

在苏联建国之后，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的计划组织、财政调配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经济发展从0到1的问题。看到苏联成功的经验，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的一种修正和调整，这可以看成是美国版的计划经济。同时，苏联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被看成是苏联版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以财政手段来扩大需求，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各国实行战时经济的阶段，而美国由于向全世界特别是盟国供应军火和物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和全球经济霸主。此外，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经济恢复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全球经济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达到辉煌的顶峰。

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温饱和小康，进入到了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出现产能过剩，原来的经济扩张遇到了问题，经济从建设时期迅速走向产业升级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各自分工，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发达国家占据了高端制造业，在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中低端产业。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统管一切的做法开始走向衰落，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其主要措施便是去产能和私有化。同时货币主义出现，因为金本位制度消失，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货币金融政策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数值，而是与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因而有的国家拥有了比自己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已不是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收逐渐碎片化，并与全球贸易脱钩。此时，财政政策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财政政策完全局限于财政的能力，局限于税收收入和发行国债，是有限和低效的，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近视、短视的。同样，货币主义出现失灵，因为货币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也成为财富的标志和载体，将来宏观政策工具应该是金融和财政，而不仅是货币和财政。

二战后，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取自于国内，而是从全球贸易中获得的，因为美元发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同样也是世界的财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看到，货币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美联储和伯南克实施的量化宽松措施，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方法向货币金融领域延伸。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干预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权之间恢复平衡。

可见，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产物，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们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产物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1944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确立的一类机构，属于凯恩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是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则对任何政府作用都持反对态度，没有关注和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反而强调金融放任自我发展，导致金融自由野蛮扩张。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把逐利当作金融唯一目标，金融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以泡沫方式来获取盈利而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开发性金融萌生于凯恩斯主义，但脱去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壳，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发育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发育、形成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历史必然。正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而西方和美国为应对经济萧条实施罗斯福新政，从而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只不过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信用的市场化运用，以及巨额的居民和企业储蓄存款、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些因素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其成长发展。

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开发性金融的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没有真正承认和认识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重要本质性特征，但也开始正视它的存在并进行研究。由于偏见，他们不可能把中国的特点，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协调优势看清楚。所以，他们被限制在各种较小国家的、没有明显成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案例中，难以总结出开发性金融的核心内容，也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全局和更全面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要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也要听取国外的一些研究意见，力争使开发性金融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更具说服力。

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决定了开发性金融的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泡沫，并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推动下，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该出发点立足于西方经济已经进入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除了高科技、教育和消费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在低增长和零增长环境中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在新兴经济体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低增长和衰落，其金融体系的目标变成财富保值、防止缩水，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发展才能增加财富、扩大市场、扩大需求。西方国家很难跳出原有的圈子，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以防止财富泡沫化、财富流失和缩水为目标的西方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增长性国家，存量财富保值只是金融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原则，而不是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开发性金融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范发展中的风险，而不是把增长空间压缩和管死，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之道，也是“发展是硬道理”在金融业的直接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巴塞尔协议III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它没有回答应该由谁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没有指出开发性金融应该怎么做，而这都要依靠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寻找支持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从巴塞尔协议III中跳出来，走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达到促进发展和保值增值两方面要求。这才是金融体系正确的发展之道，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具有独特的属性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开发性金融之上就是国家，它不由任何一个经济管理部门所指挥。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以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是国家指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地位。

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形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整个部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合。土城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对部队士气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感慨道：“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地位。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体现于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意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权力对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将一些地区评为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不主动扭转局面、开展工作。现在金融机构正在转变这种做法。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鸿沟，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上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是将能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以财政补贴方式来利用金融，战后60多年实践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条路走不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再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区别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微利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保本微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将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能力。能不能盈利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以货币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发现国家战略，制定实现方案，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化的认识过程，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这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复过程。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是一个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发现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不同于财政政策的行政性决策，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是主动为实体经济建设市场的过程。开发性的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拥有信贷资产管理过程；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得不到发展，金融得不到发展，而且还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的界限。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的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是为了发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项目，是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发展目标比较抽象，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争，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一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一个标准镜头，主要是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功能运营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本是自下而上，下面发现、提出项目，最后上层拍板决定。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聚焦解决这些短板。商业性机构有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运营。目前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以致开发性机构难以运行。

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它多边性金融机构也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逐渐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市场内，它在全球70亿人（未来将达到100亿人）的市场中仅有十几亿人的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遭受损失。

开发性金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开发性金融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始终面对着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的生存发展问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主动开拓市场“蓝海”的能力，在市场“增量”中谋求生存发展。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的问题

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机构都面临生存发展问题。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业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关系问题。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存在一定相似与竞争。两者都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衍生物，拥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健全的发展能力，依靠市场而生存，不靠财政补贴，也不靠财政政策。但在业务和领域上很难依据一些本质性区别划分出开发性或商业性。市场中总有蓝海、红海界限不清的地方，因此开发性金融无法垄断一些特定的领域，两者是可以有竞争的。现实中，商业金融、商业银行都在学习和运用开发性金融的一些方法，主动开拓蓝海，拓展业务领域，进而把蓝海变成红海。

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商业金融的生存在于以存款为基础的存量稳定，这部分业务占其70%-80%的工作量，而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发展，其存量是流动的。存量是靠持续的增量形成的资产，存量本身高度流动、逐年缩水，随着项目还本付息和最终全部归还贷款而逐渐消失。严格来说，商业金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流动的，但它相对稳定，我国储蓄率一直高达45%-50%，商业金融的存款规模在这个范围内小幅波动，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存量稳定是生命线，特别是储蓄，这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存在本质的不同。

如果比存量，开发性金融不占优势，而比增量，开发性金融则能显示出和其他任何金融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开发性金融与投资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流量为中心，以流动性大的资产为中心。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必须要有巨大的、超过存量的新项目储备库，保持其生存发展的合理空间，才能具有稳定的生命力。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是个永远存在、永远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主动向前发展，拉开前瞻性的差距，拉开优质项目库的差距，才能保持其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在这之中，商业性和开发性机构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该是良性可控的，可以调整的。在国家战略中，商业性机构虽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但也可以渐进式的从事蓝海和红海之间的业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空白和短板，要大家共同来填补，随着蓝海变成红海，发展则进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行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自身发展方向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要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以达到国家和自身所要求达到的各项目的，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投资、债券、租赁等都要成为开发性金融有力的业务支撑。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学会了发展银行，没有学会发展投资。目前我国投资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乱象和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影子银行、通道融资都是这些乱象的标志。要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发展并降低风险、降低杠杆率，就要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开发性金融要充分运用投资手段，扩展自身相应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优势向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展。

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扩展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形成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带动效应。开发性金融的朋友圈，既要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银行，也要包括投资、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现在基金投资往往过于注重自身回报，过于注重管理费用、分红等，这些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要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充分联合和运用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力量，有效拓展服务手段，这也可以为开发性金融的自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开发性金融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在新时期、新时代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又要向前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运用“规划先行”开拓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之道。

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初期消费阶段。中国存量生产能力自我维持和自我升级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于消费拉动作用，但对于那些贫困地区或者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的地区，消费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依靠消费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很单薄。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如，在国家高铁路网建设方面，许多东部地区高铁路网不断加密，体现出了基础设施存在不断深化完善的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看当下，还要看到增长的潜力，即增量的人流物流。当前有些地方贫困落后、人口稀少、产业单薄，但是一旦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就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新的发展机会。增量的人流、物流、资本流、现金流会在基础设施建成后释放出来，而这些潜力和机会只靠计算原有人口数量和客流人流往往是困难的。所以，不能用停滞、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把发展局限在原有条件下的一些有限项目，而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曾有“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20字方针”，这一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只是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热点”已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热点”、“脱贫热点”。“政府热点”是一个形象的、基于当时情况提出的概念，它会随着客观形势和不同地区情况的变化而逐步丰富和完善。所以，“20字方针”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预见性。

开发性金融要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已有的市场，要看到我们国家虽然接近14亿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向前聚焦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

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和短板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础性领域。追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主动发展这些基础性领域，为快速弥补短板而努力。

人们往往把科技和教育划归第三产业，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发展，但是这种完全的市场化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缺点。科技和教育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不能简单视作第三产业，那是缺少前瞻性的看法。科技和教育是国家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或者可称为还没有显现出价值的优质资产。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支撑，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产业。

从发展前瞻性来看，我们既要投资当前有价值的资产，又要投资未来有巨大增值空间的资产。这些有潜力的领域，可能现在还是虚拟的，但会在将来变成优质的实体资产。开发性金融要把业务领域延伸到科技、教育等优质资产，延伸到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对这些广阔的市场加强调研、请教专家。必须看到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我国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军，若没有科技、教育等潜在的优质资产和医疗、住房、养老等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就不能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开发性金融，只有看清了国家发展空间，才会有自身发展空间，才能不断在发展中解决生存问题。当前，这些领域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多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地方，缺少明晰的路线图。需要结合我国的自身特点，对比发达国家的长处、短处，认真研究补短板的方法。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关系到我们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最好的老师就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对手领先于自己的时候，应该认真地、批判性地吸取其长处，避免其短处，逐步明晰我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担负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

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体现着国家承担的国际职责以及外交利益，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履行国际职责的“野战军”和“生力军”。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开发性金融都应当跟踪、掌握全球形势和实时动态，深入研究不同形势下国家外交政策，发现可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做好正、反两方面预案。有充分的准备就不怕形势变化。新的资产就来源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做好规划项目库，做好全球战略的不断推演。军事上讲“兵棋推演”，从事开发性金融也要做好各种推演，并且把社会上一些专业部门、专业人才吸收进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发性金融的逻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高度匹配。在新时期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延续，致力于沿线各国的国力增强、民生改善。开发性金融经过认真总结、提高以及法制化，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可在发展中国家加以运用，开拓世界市场，扩大全球的总需求，进而把发达国家的产能、财能释放出来，开展更广泛的、更全球化的同业合作、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将“规划先行”作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开发性金融是 “显微镜”和“望远镜”，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高价值的潜在优质资产。国家的目标是逐步明确的，它可能起步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开发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提前掌握、运用好“规划先行”，把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进行挖掘、规划，变成现实的优质资产，变成国家发展的优质资产。

要想图生存、谋发展，就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努力。不仅要努力去开拓，努力主动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从近期看，前期工作不产生现金流，但从远期会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库和预案，有助于调整、组合应对任何形势变化的最有效方案，从而抓住和扩大发展机遇。

在现实发展中，总有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开发性金融的前进道路也都是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的。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找到有效方法并积极推进实践，在反复试错中不断总结完善，依靠群众的力量、专家的力量、政府部门的力量，服务中央政策和国家战略方针，开辟出开发性金融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结  论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存量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目标是保持财富价值不缩水、不流失，而我国以服务发展为主要目的。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金融体系也曾经是支持发展的金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消费阶段，其整个金融体系的目标转变为财富管理和保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与我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其人均财富在增长、福利也在增长，但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勉强保持相对平稳，整体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就分离出来，彰显了专门为发展而融资的独特之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区别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支持发展是开发性金融的充分条件和根本特点——有发展才是开发性金融，而盈利和生存是开发性金融的必要条件。开发性金融既要支持国家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又要实现自身的盈利和生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开发性金融能够自求生存和发展，是市场上有活力的主体，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属性，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处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以及跨国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分工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使我国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主链条之外。基于这种特殊形势，当时我国的科技体系体现为“大而全”的结构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科技赶超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我国逐步具备了一定的高端技术研发能力;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突破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下对我国的科技分工定位，触动了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上的科技封锁和控制更加严厉。因此，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路径上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自主创新的实践

1.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

由于技术起点低，又要面对技术封锁、跨国公司垄断等国际环境，我国的科技创新内在缺少基础，外在缺少共享，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安全，只能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

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自主创新体现为被动自主创新和主动自主创新两种形式：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在难以获得国际创新资源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技术封锁进行的自主创新。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集团对我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为打破这种封锁，我国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投入并发展，这是解放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为打破科技封锁，解决我国战略性科技需求的基本路径。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在效率、效益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选择的自主创新，是面向市场进行的自主创新，既不依赖购买技术成果，也不依赖用市场交换技术产品，而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条件下，进行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研发活动。政府鼓励此类主动型的自主创新，但是否开展此类创新，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决策。

2.我国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的基本特征

被动型自主创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应对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封锁”和“被控制”两种困境的被迫选择。

（1）被封锁。集中表现为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瓦森纳协定》等作用下，对中国禁运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军品，涵盖了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大类。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高端光刻机属此列。这种封锁还包括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国际空间站的联合开发、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等。

⑵被控制。除被封锁外，跨国资本还在其对财富分配拥有垄断权的势力范围内，对可以市场化的技术施行垄断和控制。被控制表现为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两种形式。

静态控制。始终控制可以市场化的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核心环节（这部分有时候与封锁有交叉），这种控制是始终如一的，不随时间进展、技术更新而有所变化。例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高级产品技术对我国实行封锁或控制。

动态控制。随着技术升级、更新换代，向我们转移升级前的、低端的、落后的、拟淘汰的技术，控制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技术。即随着技术发展、技术更新，高端技术不断被更高端的技术代替而不断调整实施的控制。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中低端产品核心技术、热端部件与维修技术对我国实行动态控制。再如国外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初期多是中、低端或者拟将淘汰的技术；随着跨国公司技术的不断升级，再将新的中、低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动态控制的过程。这种做法，始终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控制在相对中、低端的水平。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在被封锁和被控制领域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是迫不得已和无条件的，通常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是无法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或合作获得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没有选择、必须开展的创新，需要举全国之力开展。例如：大飞机、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等。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承接能力（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时才能有效开展的，是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实践表明，不具备能力条件就难以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但是，如果具备能力而不主动开展自主创新，仅仅依托引进技术来实现既得经济效益，则会被跨国公司永远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或者虽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也可以给我们稍高一级水平的技术，如果我们不主动消化吸收技术，而是亦步亦趋，则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望尘莫及。例如：工业重型燃气轮机可市场化部分的低级别产品的技术获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为垄断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领域，正是我们可以开展引进消化吸收、主动再创新的可行领域。

开展自主创新工作应关注的问题

实践证明，旨在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和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遵循不同的实践机制。

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举国之力、政府决策，企业实施。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主体为核心来决策的自主创新。在实践中应把握其特点。

1.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封闭式的自主创新成本高、技术探索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有效赶超。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开放式的自主创新。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也应尽量通过可行环节的开放创新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之路，可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起点、缩短自主创新周期、降低自主创新成本。但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一定不能对引进技术完全依赖，否则就会被控制。

2.自主创新要把握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是品牌的拥有，更主要的是要注重把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开展自主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开展自主创新，即使是购买、请外援、授权经营，也难以实现通过消化吸收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培育出对核心技术的再创新能力。若干实践实例反映出：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通过购买拥有知识产权获得某种技术，即使有自主品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如果没有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也难以实现长远发展。

例如，华晨汽车在创建“中华”自主品牌的过程中，先期通过委托设计、全球采购的开放式创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但是，后期因开展自主创新的条件不充分、管理问题等原因，没有强化消化吸收环节，没有培育出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能力，导致“中华”品牌的后续发展失去了重要支撑。可见，绝不是拥有了品牌和知识产权就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条件（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充分具备才是实现消化吸收并培育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这是实现更新换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在时机选择上，对条件的具备性考虑得比较充分，因此后期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再创新方面就更加主动。

3.充分考虑国际科技创新环境复杂性。我国在大飞机领域的运十搁浅、与麦道合作方案失败等事实提醒了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开展自主创新荆棘万重。即使在自主创新已经成功的领域，成果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也会被设置重重壁垒，使之难以通过实现市场最大化的方式来获得收益，从而难以提高研发投入继续发展。我国商用大飞机的成功研制和试飞等实践充分说明，在我国，政府主导、举国之力是能够突破封锁办成大事的；我们的市场承接能力也将会让我们的企业具有研发投入的来源，这正是我国被动型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4.选择主动型自主创新的开放内容和领域。开展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应通过效率、效益比较原则选择开放的内容和领域。开展开放创新应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实际工作中要协调好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协同而不是依赖，依赖就相当于选择了被控制，我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已深刻反映出这种情况。

科技自主创新的利弊分析

1.自主创新存在短期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要承担长期不成功的风险，甚至是巨大的失败风险。

2.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关系国家安全，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的，是关系到长远发展实力的要素，需要政府决策，集举国之力，长期投入资源。在自主创新中，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两弹一星”就是最典型的的例。即使在有些领域能够暂时依靠外援缓解紧急的需要，也不应放弃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否则将失去主动权。坚持，就是主动。

3.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创新。只要有条件就应尽最大可能吸收开放创新的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培育能力，改善低效率，削弱长周期等高风险。

4.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所体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通过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主动型自主创新是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占有一定份额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争取市场化财富分配主动权的有效路径。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实践历程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两种。

“开放式创新”作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 于 2003 年在著作《开放式创新:创新方法论之新语境》中率先提出的，其基本定义是：企业有计划地利用流进或流出的知识，加速在现有市场上的创新，并将企业内部知识应用于新市场。①旨在强调通过有意识地流入和流出知识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的运用扩大市场。广义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强调利用企业内外资源来开展科技创新。

1.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主要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是以开放创新为主的，这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与发展中国家、赶超型经济发展定位相匹配的一种高效创新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中，我国的开放创新经历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科技的开放创新以技术引进为主。由于我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对我们实行科技封锁，当时我国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赶超，选择对外开放国策，以低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作为代价，依靠加工贸易吸引外商进行合作，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属于换代的技术或中低端的技术。由于当时我国技术水平与西方差距较大，这样的技术既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能在相关领域积累和提升生产力水平和技术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领域的开放创新不断升级，我国企业开始有能力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进行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学习、跨国研发合作等方式，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开放创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简单引进到更多地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历程，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并不断进步的过程。

开放创新是需要资源的，经济越发展、掌握的资源越多，开放的程度就会越高，而在经济落后掌握资源较少的时期，只能通过换取或被动接受供给方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资源少，只能以市场或资源换取技术，起步阶段多以引进方式换取低端的科技资源，包括低端技术、简单加工技术或换代落后的技术，基本是人家给什么我们接什么，不具备更多的谈判条件。外资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转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多，具备了选择、整合、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也具备了开展国际科技领域合作的倡导能力，有一定能力实现更高阶段的开放创新。

先期以引进为主的开放创新表现为：合资合作下的产品加工、合资合作下的授权、委托和购买、引进-消化-吸收-革新（非核心技术部分的改造）的渐进形式；中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具备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的形式为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部分领域已经展开进一步升级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承接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一些领域我国的开放创新已经进入主动选择和动态调整阶段。主动选择,表现为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主动选择权和技术输出的能力；动态调整,表现为我们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开放创新策略。例如：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倡议共同技术和平台技术的联合创新计划等。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经验教训

1.实践表明，开放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为自主创新积累了能力和资源；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积累能力和资源。我们在调研自主创新比较成功的广汽集团时发现，广汽集团自主品牌的创立，是建立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选择关键的时点进行的；而这个时点是与条件资源的具备情况相对应的。根据广汽的经验，自 1997 年广汽集团成立以来，特别是广本投产以来，通过六、七年的发展，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全球化进入资源共享与资源有偿使用阶段，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也为自主品牌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相应的资金供给，可以从开放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化。

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广汽集团自主创新打造“传祺”品牌的技术起点是借鉴参考通过开放创新主动选择引进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型相关技术及设计，并采用“阿尔法·罗密欧 166”车型（B 级车）底盘。该集团在介绍自主创新工作时提到：“传祺”有两种东西来自国外，一是底盘系统里的悬挂系统；二是发动机系统。而在引进这两种技术之后，进行了超过 500 项产品技术的二次开发，以更适应中国市场。这样做，不仅融入了广汽集团对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独特支持，而且是在高起点之上，通过消化吸收形成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再开发出自己的产品的成功实践。

可见，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不仅是坚持要把握技术自主发展的主动权，把培育、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作为企业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坚持了自主创新方向，把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协同起来，使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服务。这是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有效实践，证明了开放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开放创新不能培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可能走上完全的自主创新之路。

外资企业全球战略的中国市场定位，往往将中国企业定位于价值链低端，使得中国企业缺乏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研发团队服从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较少开展核心技术或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难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例如，燃气轮机。不少外国投资企业争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源，人才流失导致我国整个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受到很大的影响。

3.在开放创新中只有积极培育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把握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才能获得财富分配主动权和高附加值财富分配权。

引进技术、授权技术只能获得低附加值财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不仅能够获得国际分工中财富分配的主动权，而且可以直接改变市场对财富分配的预期。例如，紫光集团自主创新的成功开展，使我国自主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高通和美光等国外芯片大企业的股价出现被打压的情况，说明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改变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获得的是过去的财富，以此推出自主产品占领市场获得的是现在的财富，这些决定着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拥有知识产权可以赢得未来财富分配的主动权。

4.不能消化吸收的低水平开放创新不宜提倡。

由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相对有限的科技资源，我国的开放创新只能获得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低端的技术和价值（如：非核心技术产品、生产加工或组装等），难以进入技术专利、品牌价值、核心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区域，前沿技术、先进技术被封锁。如果一个企业仅仅满足于能够完成某个产品的制造，获得一个阶段稳定的收益，不去开展自主创新，不承担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难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自主发展，最终甚至会丧失生存能力，被市场所淘汰。

5.要慎重判断技术发展前景和方向，避免误判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创新能力建设。

在过去开放创新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考核标准偏向于规模数量，各地出现低水平重复引进，引进产品/设备多于引进技术专利、技术创意和技术开发人才的现象。当前，全球科技进步加快了技术更迭，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对颠覆性技术发展前景作出慎重的判断，尽量避免因追求近期利益而导致技术发展方向上的误判。这种误判会影响科技投入资源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能力的建设。我国曾经引进的磁带录相技术很快被CD录像技术淘汰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6.初期的开放创新，局限于创新系统的内部主体间的相互开放。

初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强化系统内部要素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开放、提升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而系统内外双向流动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够。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日益推进，信息技术、大数据、工业 4.0 已经彻底改变了固有科技系统的封闭性，固有的创新生态也随之将被颠覆，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原有封闭的创新系统难以完成一些前沿的科技创新工作，高层次的、升级的开放创新势在必行。

开放创新的利弊分析

1.开放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化、新科技革命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2.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开放创新，必然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合资合作的开放创新容易使我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相应的市场价值。引进技术始终存在的技术转移管控，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垄断，虽然短期内可以实行市场换技术，但是不能实现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引进。

3.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不仅不能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且会自废“武功”，变成技术引进依赖者。同时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不能依赖引进方式实现，如果不开展自主创新实现超越，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分工都将永远处在低端，也必然会导致一些领域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已有定论，然而无论是近十年引进模仿舶来的金融业务模式，还是新近借鉴创新的交易产品，无不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却热衷于金融交易，自我服务，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央要求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落实，而且万众期待、刚刚风生水起的股票市场，牛市气象也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宿命。

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

我国资本市场多年来熊长牛短，特别是近年来牛市往往疯狂而短暂，而熊市则低迷而漫长。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于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散户的比例过高，非理性、投机性过强等因素。虽然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看，正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之后，他们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权重逐渐增加，但市场的换手率却不断提高，市场的投机性却更强了。机构投资者和传统的企业家大股东相比，后者并非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治理，而更加追求短期的市场资本利得。同时，这也是如今误导市场的“市值”概念风行的主要原因。同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差强人意，其投机性比起散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市场视作“大散户”。至于有人开出的“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散户”的市场治理药方，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某些方面来看，资本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无孔不入的逐利方式出自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寄希望于自律、节制、内控甚至监管的制度前提所产生的政策必然失灵。因此，我们要改变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立足于自我服务的现状，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检讨入手，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检验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企业在一、二级市场配置资源；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增加财富收益渠道。

鉴于此，要使资本市场胜任服务实体经济、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两大任务，就要主题明确，去芜存精，排除一切干扰，让资本市场回归本原。

首先，上市资源有限且宝贵，应该珍惜和优化上市资源的使用。

（1）发行上市安排与再融资安排应该以实体企业为主，优先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限制娱乐业上市。娱乐业不仅有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休闲的文化功能，而且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娱乐业上市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票房价值，扭曲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将挤占实体经济上市资源。

（3）限制金融企业上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如今已占据了太多的比例。截至2019年3月15日，金融类上市公司达95家，总股份2.05万亿股，占比31.19%。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势必助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拉长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链条，增加实体经济成本，助长经济杠杆化和泡沫化。过多的金融企业上市供给，挤占实体经济资源，其短、平、快的赢利模式和高额的金融利润，还会误导更多的实体企业放弃投资周期更长、利润更低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转而投向金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应该约束限制金融类企业上市比例。

（4）禁止教育、医疗类公司上市。教育和医疗是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民生保障，是提供公共品的部门，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的重要责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应当走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放任市场配置进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医疗资源，让学校和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就无法公平享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而且将不堪重负。因此，作为典型市场化的、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不应染指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等领域。鉴此，应禁止教育、医疗业上市。已经上市并控制教育、医疗资源的，应该剥离有关业务，或重组，或退市。

（5）实行坚决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是生命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无论从辩证认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腾笼换鸟”为服务实体经济集约化配置资源来讲，规范资本市场发展，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实行退市制度。深圳早期实行坚决退市制度的经验，和深圳证监局2009年向证监会建议的退市实证方案，都说明上市公司退市处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要树立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为辅的正确理念。

从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资本市场建设中没有始终把一级市场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对二级市场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搞了太多的交易创新。毋庸置疑，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必须紧紧围绕一级市场融资主线，其创造的流动性是以满足一级市场融资为目的，而不能以金融交易为目的自成体系、自我扩张，以金融创新为借口，投机套利，肆意加杠杆，制造泡沫。这样的二级市场，不仅难以为继，不能为一级市场提供持续支持，而且会引爆金融危机，洗劫投资者，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因此，应该重整资本市场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严格把握金融交易的底线。

第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要改变对中小投资者的偏见，不应该将中小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的负资产，将机构投资者放在比中小投资者更高级的地位。中小投资者的广泛积极参与是中国的国情、民情，而且这种中小投资者作为中国股市重要投资者的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参与，支持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股市提供了流动性，他们是中国股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监管者不应该寄望于机构投资者收编并取代中小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政策，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他们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

无论从资讯掌握、投资经验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来看，中小投资者都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受伤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针对他们的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除信息披露改进之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防范市场强势主体伤害；二是防范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1）改进信息披露。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详尽了，未来需要改进的，一是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二是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财务造假等虚假信息要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震慑图谋不轨者。针对中小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应该改进信息披露方式，在年报摘要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做一些简明扼要的专门提示。要求证券商对其中小投资者客户投资的产品，向客户提供针对性信息的提示服务。

（2）、加强对证券信息咨询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股评信息的监管，尽可能保护中小投资者，使其免受误导干扰。

（3）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压监管。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坚持无差别严厉打击惩处，重新反省检讨“市值管理”政策，对打着“市值管理”旗号的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对“市值管理”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严查深究。

（4）坚持三公原则。我们应该审视资本市场现行的交易制度、交易模式和交易产品，是否有违公平原则，是否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无法参与或大多数不能参与的高频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应该反省检讨。在零和博弈的二级市场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采用高频交易的一方利用其优势谋利，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另一方就只有“挨宰”的份。同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不可能参加的衍生品交易，虽然伤害方式相对复杂曲折，但有利无缘、有灾陪葬，同样属于不公平交易。如果监管机构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那就意味着失职，坐视广大中小投资者遭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在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可以放任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公平观必须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免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我们应该有意识安排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不能让这些企业流失到海外市场。当初我们因为市场规模所限，不能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只好让一些相对较大的优秀企业去海外上市。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安排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让中国投资者参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中国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说明的是，安排中国优秀高科技企业在国内首次发行上市，不包括从海外市场回归。

中国金融对美国金融的误会

当今中国金融发展的悖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允许使用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虽然愈益复杂化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在市场运作中，大家还是把风险防范重任交给了监管者。但金融风险防控需要用制度规范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能自我服务。否则，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因此，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问题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有些人一直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中国的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工具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这些都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

我们要学习借鉴美国金融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就要了解美国金融历史，包括应该了解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2008年金融海啸这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上的金融三部曲，从而思考这其中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虽然在2015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中我们以体制之力控制住了风险，但杠杆融资买股的喜悲剧逻辑却与美国股市上演的一次次下跌与反弹的悲喜剧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健忘。

1929年美国大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大萧条中，有30%的工人失业，甚至有占总人口7.72%(700多万)的人被饿死。美国的股市在1932年仅相当于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381点的20%，直到25年后才重新回到当年的这个峰值。

而断送了当年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全球灾难的，正是我们今天乐此不疲的融资融券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殷鉴不远!

罗斯福新政对许多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往往对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更熟悉，而不了解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罗斯福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利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金融资本对市场秩序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采取较为全面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一方面以财政刺激为手段，从公共工程建设入手创造需求，增加就业，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缓解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限制金融自由化、限制各种金融投机，禁止商业银行利用社会存款参与金融投机，禁止利用储户存款为购买股票提供融资，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具有高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虽然罗斯福时代也保留了如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利大于弊的衍生品，但明确要求期货交易规模与现货避险需求相适应，限制投机。

罗斯福新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和经纪业务，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存款。

罗斯福在位12年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和金融抑制，使美国的GDP增长了2.8倍，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16181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这12年是美国历史上仅见的持续高增长时期。

大萧条的记忆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二战之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各国。他们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都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美国和英国带头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抑制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种。2008年危害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产物。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结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今天甚至被人以“对冲风险”之名引进中国。总之，推动泡沫增大、造成金融海啸的，主要是金融自由化下宽松的监管制度，金融机构利用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疯狂投机套利的结果。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反省，制订了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改组了监管机关，限制大型银行利用政府担保的客户存款进行各类投机性自营交易（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交易），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在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但华尔街依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为所欲为，主导左右着美国经济。华尔街认为金融改革法案束缚了他们，不断地在游说抗争，希望推翻“沃尔克规则”。另一方面，美联储救市的一次次量化宽松，换来的不是实体经济的复兴，倒是成就了美国股市的再度繁荣，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让泡沫再度积聚，酝酿下一场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自觉

我赞同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定义，“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中一定要有制度自觉，要借助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服务资本。我们改革资本市场，学习的对象不应该是现行的美国金融制度，而是借鉴罗斯福加强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经营，遏制金融投机，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

1929年、2008年两大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金融抑制的实践，给学习美国金融的中国金融人从正、反两面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有一位40多年前就随父亲来过中国，随后多次与中国音乐界做过交流的美国音乐家大卫·斯特恩，在与中国音乐家合作时感叹：“如果说2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希望向西方看齐，那么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这里发生。”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面对音乐界中国同胞的自信，我不知道中国的金融人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金融要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其制度原则就是鼓励直接融资，限制杠杆，限制金融交易。特别是要限制投机套利交易，这也是罗斯福新政至19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美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限制金融在交易市场、交易环节的所谓创新。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将二级市场限定在为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的前提下，禁止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包括约束限制以“对冲风险”为幌子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今天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现状让人担忧。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混业或变相混业严重，所开展的直接或间接、甚至利用客户资金进行的杠杆化股票、债券、衍生品自营交易如火如荼，早已超出了“沃尔克规则”的禁止限制，风险巨大。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被动监管，必须采取制度规范。

（1）禁止融资融券。融资融券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名而登场的，但事实上它是杠杆炒作的投机工具。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理由正是投机。

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低迷时你鼓励投机，投机者也不会挺身而出为你制造流动性，这就是在市场冷清时很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的原因。而当市场进入上升通道时，虽然我们已不需要投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此时的投机者不仅踊跃入市，还会疯狂使用融资杠杆工具，把慢牛刺激成疯牛。而当市场反转进入下行通道时，投机者手里的融券工具又派上用场，在为其做空套利的同时，加速股市下跌。

不仅如此，在股市反转下行时，恐怖的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踩踏，无路可逃，只得坐以待毙。2015年5月2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一文，对融资融券助长疯牛并将引起集体踩踏以及股指期货与之呼应跨市做空的风险做了预警。仅仅过了半个月，我的预警(不是预测)就不幸言中。2015年6月之后的那一幕幕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此深刻反省，我们仍在重复着昨天的动作。

总之，融资融券不是为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工具，而是投机者手里的套利工具。它助涨助跌，制造杠杆疯牛和股市恐怖。1929、2008和2015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是股市的灾星，我们应该学习罗斯福的胆识，禁止融资融券。

（2）限制金融衍生品。理论上，金融衍生品可用来对冲交易风险，平抑市场波幅，微观推理似乎可以成立，但市场实践却给了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因使用衍生工具对冲交易风险挽救了谁；二是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被金融衍生品葬送、要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1995年，英国百年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投机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倒闭，震动了世界，伦敦、东京股市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29%。1998年，由华尔街套利之父麦利威瑟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组成的号称全球金融史上最耀眼的“梦幻团队”，及衍生品交易达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因俄罗斯债券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机构集体抛售七大工业国债券而濒临破产。但这伙人不甘心失败，后来原班人马又东山再起，并大幅降低了杠杆率，却因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而再度败走麦城。一群最顶尖衍生品理论模型的创造者、业界领袖，却两次失败，是运气不好，还是衍生品的宿命？2008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破产；2008年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收手次贷、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2012年的“伦敦鲸”在债券衍生品指数上的对冲风险交易，让摩根大通巨亏65亿美元。

从宏观上来看,衍生品错综复杂的叠加效应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周期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就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制造灾难的最大例证。

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风险管理的工具，而是给资本市场本身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投机套利工具。其次，市场上从事衍生品交易者都声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鲜有实体企业。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香港金管局原总裁任志刚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需求交易（投机）来帮助发现价格。又如，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发行量超出保险标的物的上百倍，荒谬至极。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

总之，金融衍生品并非风险管理工具，而是制造风险的工具。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衍生品以“风险管理”为名泛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监管控制衍生品惹事生非。我们应该明白，风险防控不能靠被动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制度规范，让市场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要管理防控金融风险，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限制金融交易，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存款等客户资金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禁止融资融券等杠杆投机，禁止衍生品交易。唯此，方可长治久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方可完成。

（3）禁止高频交易。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拥抱技术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这实际是伪命题。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创造财富，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但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社会，也会为害社会。在技术进步面前，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造福社会，要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使用选择。前几年以技术进步为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也是因我们被技术进步所迷惑。线下的非法集资换了“互联网”马甲就被当作金融创新，结果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资本市场高频交易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所迷惑，投鼠忌器，犹豫未决。

判断高频交易是否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看其是否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频交易的借口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它提供的高频流动性会产生严重的流动性爆裂风险，有别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所需要的稳定流动性。就连赌博业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为谁服务不言自明。

二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高频交易的使用者多为财力雄厚、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技术实力强大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为其提供美其名曰“主机托管”服务并收取巨额费用，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交易所的服务器上，这样就能抢在其他公众前率先得到信息，在其他人未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已进行了无数次交易。这也是交易所容忍高频交易横行无忌背后的利益动机（这就是美欧交易所公司化的弊端之一，中国主张交易所公司化者应该深思）。除此之外，他们还铺设了光缆专线、建造微波发射塔，或者租用通信卫星，以使其凭借其“潜伏套利”在其他基金、证券公司，在银行和散户还不知道价格改变之前，利用股价波动牟利。由此不难理解，高频交易这种掠夺式盈利方式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同时也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一般市场主体和广大散户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与他们竞争。毫无疑义，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只要你参与了这个有高频交易者参与的市场，你的利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静悄悄吞噬，这差不多就像其他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无意识中被动为高频交易者“赋税”。

高频交易不仅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近年来我国本土建立的高频交易团队也不是海外高频交易公司的对手。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潜入（有的竟然以“商贸公司”为名在我国注册）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高频交易公司，利用压倒性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占据中国高频交易市场的制高点，并呈现出垄断中国高频交易业务的趋势。2015年时，他们就曾趁火打劫，掠夺式斩获惊人。放任其发展，国家安全堪虞。

三是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端，直到很久后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2011年10月，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美国证监会组织的一个会议，美国证监会有一位专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介绍他们对高频交易的跟踪研究，对其风险深感忧虑。

总之，高频交易与服务实体经济无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与资本市场公平原则不容，并潜伏着巨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它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横行无忌，但在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不能任其在监管真空下咨意妄为，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应该禁止高频交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中国资本市场现状，既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利益集团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但改革资本市场这一重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万众期待的牛市似已在途。这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慢牛周期，其财富效应能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对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因此，培育与呵护牛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治大国如烹小鲜，牛市亦如小鲜，需要轻烟慢火，如果耐不住性子，用火过猛，不仅可能一把火烧掉牛市，还会引火烧身，引发金融风险。

历史是一面明镜，要培育牛市、呵护慢牛一定要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他人为镜，也要珍惜自己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经历和旁观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至今的全过程，多年来一直感觉，我们缺乏检讨反省的传统。例如，2007-2008年的南航认沽权证的交易与创设、2015年的股灾等等，我们至今没有深刻的反思，包括内部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其实2018年的系统性股权质押融资风险我们也应该认真检讨总结。

小结：呵护牛市的政策底线

呵护牛市的指导策略：轻烟慢火、细水长流、遏制投机。

1.严格控制融资融券。

（１）坚决禁止场外杠杆配资。严禁证券商为海内外私募等机构理财提供接入其交易系统的服务，防止各种变相配资。证券、银保监管机关应统一政策，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合作查处各种为股市提供杠杆融资的行为。

（2）严格控制场内融资融券规模。在总规模控制的前提下，市场交易活跃时不再增加融资额度，市场呈现下跌时不再增加融券额度，遏制投机。

为防止流动性塌陷风险，调減融资融券额度时，应该从增量入手，存量到期前不动，自然渐进调整存量。

2.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

（１）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场外衍生品因为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分散化，结构复杂，合同嵌套，杠杆叠加，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它往往是纯粹套利性的，应该禁止。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我国开始发展衍生品交易，当时的理由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原因是场外衍生品，我们搞的是场内的，没什么风险。然而，近年来，我国场外衍生品泛滥，其风险状况与程度监管者无法估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禁止。

场外衍生品的渗透蔓延，说明衍生品的发展是得寸进尺的，只要错误地为衍生品开头，就不要指望能够轻易得到控制，它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做大，直至彻底失控，引爆金融危机。

（2）严格控制场内衍生品。最近以来，不仅场外个股期权投机疯狂，场内期权也随着C2800期权合约一天暴涨192倍的示范效应而大热，大批散户冲进期权市场豪赌，其他期权合约也有出现暴涨暴跌，期权市场的投机风险显现。

随着股市回暖，一些机构在主流媒体呼吁放开股指期货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监管机关放松管制。面对这些意见，监管机关应该站得更高，把金融衍生工具严格限定在对冲风险的范围内，限制投机。首先，应该坚持套保额度现货和期货匹配原则，限制非套保客户。其次，继续坚持现行的保证金率、交易手续费、挂撤单次数等方面的限制。

总之，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压力，限制投机套利，防止其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要严格衍生品交易规则，防止被人利用，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3）严格监控高频交易。在高频交易法律地位未定之前，要谨慎处理，严格监控。建议过渡期由开展高频交易的企业向交易所实时报备业务，严格限制业务动态资金规模不得超过原有业务资金规模上限。

（4）依法监控外资金融投资。目前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A股投资价值，开始加大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客观上对股市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外资股票投资作为一种流动性强的短期资金，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不好，积极作用就会骤然巨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割韭菜的一幕幕就会在此重演。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趋利避害。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还是应该以直接投资为主，这样可与实体经济对接，利大于弊；而债券、股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资弊大于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作用，美国股市的风险却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防止美国股市的外溢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建议：一是不宜继续扩大QFII、沪港通、深港通规模，尽量使我们的股市景气减少遭受我们没法控制的外资干扰冲击。二是立刻投入资源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出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入流出动态、趋势，以便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及时采取处置控制措施。我们不能依赖在彭博社上找数据。不仅要自己掌握实时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处置实战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憧憬牛市，因此要呵护牛市，而呵护牛市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  季节）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波动已经不再是局限于金融系统内，同时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漫长的经济复苏期间，国内外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度与日俱增，研究内容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探讨、方法测度和监管实践等等方面。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正愈发显现出多市场、多机构之间的联动性，单个市场或机构所发生的局部风险将快速转移、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内，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预警与防范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外部因素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很多学者和决策者从不同的研究方向或政策制定角度，对其有不同的定义和考量。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局部发生的风险事件在金融系统内蔓延，损害了金融中介功能，并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1]强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即部分或全部金融市场的失灵或金融机构的运转障碍，会损害整个金融系统及实体经济的运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产生的“大而不能倒”以及“太联结而不能倒”的问题，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上，由于经营失败而给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破坏的金融机构，被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对其判定标准包括：机构的风险敞口和资产管理规模、与其他机构的联结性以及金融业务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不可替代性（FSB，2009）。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将在全球范围内被严格监管，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恶化。

前美联储理事塔鲁洛（Daniel K.Tarullo，2011）强调了处于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联系，他阐述了机构从产生困境到系统性风险的发展过程。

一是经典的多米诺效应。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由于无法履行借贷上的还款义务而将信用风险传导至对手方，并引起系统内的连锁反应；

二是资产抛售。机构为获取流动性而进行资产抛售（fire-sale），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触发更多机构的抛售行为，并形成螺旋反馈；

三是传染效应。市场参与者从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联想至其他经营模式相似的机构发生困境的可能性，市场信心恶化；

四是发生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结算、清算等。

Giesecke & Kim（2011）同样将机构无法履行对债权人、客户或对手方的义务与系统性风险联系起来；Aikman et al.（200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联结所产生的对手方风险、资产抛售效应以及市场信心恶化对融资条件的影响。Billio et al.（2010）将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为短期内一系列金融机构违约所触发的流动性收缩以及金融市场信心的崩塌。

欧央行（2009）在《金融稳定评估》报告中分别从风险的传染性、共同风险敞口以及金融失衡三个角度观察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传染性指单个风险事件蔓延至其他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而当金融机构持有共同的风险敞口时，市场的冲击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逆转会导致一连串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同时产生问题；此外，如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也会在某个时点突然崩溃，引发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功能的失灵。

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篇文章（陶玲&朱迎，2016）将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将传导机制归纳为内部传导和跨境传导，将扩散机制归纳为信贷紧缩机制、流动性收缩机制和资产价格波动机制。内部因素包含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资产价格波动等内生不稳定性；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周期的变化和政策干预，如央行为抚平短期经济波动而进行的利率调整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系统内部传导渠道包括：金融机构通过清算支付系统和银行间市场同业业务往来形成的相互敞口，或金融机构因持有相同资产或资产结构形成的共同风险敞口；而外部传导渠道主要体现在由实体经济带来的外贸、投资或国际金融市场相互关联所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从扩散机制来看，信贷紧缩通常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引起，而信贷紧缩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三者形成恶性循环；流动性收缩同样指市场融资条件、市场流动性、资产价格及市值等多个变量在资产抛售情景下的恶性循环；资产价格波动既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需求、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需求，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引发金融风险，又可能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信贷渠道和流动性渠道等方面形成风险传导放大。

上述意见，印证了前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 2013）对当今金融系统的描述，即目前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复杂联系已成为金融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些联系可以跨过地理的边界和市场的边界，不仅将市场参与者连接在一起，也使局部的金融风险以跨市场、跨机构的方式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衡量

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学界基于上述定义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衡量，例如单个金融机构经营困境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的负外部性、由资产抛售行为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与整体流动性收缩的恶性循环、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突然崩溃等。

在衡量单个机构风险传导至整体金融系统方面，Acharya et al.（2010）使用系统性预期缺口来代表一个机构能够对整个金融系统所施加的负面外部性。系统性预期缺口衡量了当金融系统遭受冲击时，单一机构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一个机构的系统性预期缺口随着其杠杆率、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加。其中，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3个指标构成机构的边际预期缺口，代表了当市场回报低于某个百分位时，机构的预期资本金缺口。在此基础上，Brownlees & Engle（2012）改进了对边际预期缺口的计算，他们使用计量模型来估计机构的随时间变化的条件波动率、随时间变化的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相应的尾部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方法能够有效使用一小部分公共信息来衡量机构在逆境中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

Huang et al.（2009, 2012）通过建立困境保费来衡量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在假设的前提下，困境保费衡量的是机构为预防系统性金融困境所产生损失而投保的保费，该金融困境可被定义为总权益的损失超过一个特定门槛，如15%的总负债。他的研究表明，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是一个包含机构规模、违约概率以及各机构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函数；机构的规模是决定其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决定性因素，但规模通常不会随时间发生剧烈变化，尤其在一个报告季度内；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随时间变化的边际贡献，主要由其风险中性违约概率以及各个机构之间的资产回报相关性矩阵所驱动。Huang et al.（2012）的困境保费使用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利差来代替边际预期缺口中的股价回报率。信用违约掉期回报的一部分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驱动，另一部分则由风险溢价决定。因此，当信用违约掉期回报上升时，这未必是因为实际风险上升，而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所造成。这也反映了基于可观察的市场价格的指标在应用时可能带来的信息模糊性。

Adrian and Brunnermeier（2011）提议使用条件风险价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oVaR）来衡量系统性风险。该方法计算的是当某一单独机构陷入困境时，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一个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衡量方法是该机构条件风险价值与无条件风险价值（unconditional VaR）之间的差值。他的研究表明杠杆率、规模、期限错配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对于预测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都是显著的。条件风险价值的缺点在于它只能衡量单个机构传导至整个系统的风险，而不能衡量整个系统对单个机构的风险。

在衡量金融脆弱性方面，信贷与GDP比率、贷款总额和货币增长、房地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化、银行杠杆、资本充足率和行业层面的资金流动等变量被用来衡量金融失衡积聚的程度并被当作银行业危机或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标（Borio & Lowe，2002；Alessi & Detken，2009）。可惜的是，这些预警指标和模型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测效果较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发生时间的预测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方法度量均依靠市场及公开数据，因此在市场参与者获得足够消息、善于分辨金融风险并且不存在“羊群效应”及其它行为偏差时，方法结果才是准确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些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监管者同样可以从有限的、可观察的公开数据中获取信息，以更好地判断风险情形并制定监管政策。

从实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压力测试成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大央行衡量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方法。压力测试能够在机构面临共同的信贷和资产敞口的基础上计算不同负面宏观金融场景下的损失，其本质是对假设情景的测试，度量资产组合、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面临偶发但可能发生的冲击的敏感度。

主要的压力测试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会计法、市场价格法以及宏观金融法。会计法是基于会计报表数据的方法，也被称作资产负债表法。会计法需要用到利润损益表、表外项目以及金融报表等补充信息，这是目前压力测试的基础方法。市场价格法则是基于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尽管它的数据更具有时效性，但通常这种方法仅作为会计法的补充。宏观金融法则着重关注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联系，这种方法通常会同时用到会计报表和市场价格数据，以此估计宏观经济与金融的连接性，并进一步作为前两种方法的补充。在金融危机后，大众愈发能体会到金融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因此宏观金融法正受到监管者越来越多的重视（Ong，2014）。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对外扩大开放和对内加快改革的关键时期，各金融市场与各金融机构存在紧密的联动性，在某一市场或某一机构发生的局部风险事件将不再被局限在单一市场或机构中，而是会通过一系列传导和扩散机制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近年来屡次发生异常波动，并且这些波动均体现了多个市场联动的特征。例如2013年发生的“钱荒”事件，在银监会打击“非标”资产、监管影子银行并控制宏观负债率的背景下，银行间同业市场流动性急剧收缩，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从5月的3.5%上升至6月的6.9%以上，甚至一度曾达到11.6%的高点；为缓解流动性紧张局势，金融机构抛售债券资产导致债券市场利率上升并进一步影响股市，6月份上证指数最高日跌幅达到5%以上。又如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至6.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从2015年末的6.45调高至2016年末的6.92，人民币年内贬值幅度达到7.3%，触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从4万亿美元顶峰直降25%至3万亿美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导致国内流动性收缩，中国央行在保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等多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痼疾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所积聚的宏观高杠杆与高负债率，这使得中国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经济下行周期、货币政策转向等冲击更为敏感；同时，虽然中国股市、债市、汇市的参与主体并不相同，表面上各个市场呈现较为割裂的局面，但由于各个市场均缺乏一定深度和广度，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导致局部市场风险向整个金融系统蔓延；并且，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外部冲击或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市场信心恶化，将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另一个需要防范和警惕的关注点。

我们从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金融机构风险度量、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贸易摩擦、金融开放7个维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考察，对当前的风险等级进行综合评估。

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宏观经济预警框架，并开始重视研究宏观债务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IMF和BIS均发现，宏观债务水平过高会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强。而“杠杆率”则是衡量债务水平高低的核心指标，巴塞尔协议Ⅲ中就把“杠杆率”新设为重要监管指标，旨在衡量债务的可持续性、现行系统的稳健性。

为对冲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稳定就业，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推出了“四万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用于基建与房地产建设，如果不是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展现出的韧性，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的幅度就不只是0.1%。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基建与房地产项目背后所承担的大量债务成为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中国的宏观高杠杆率不仅仅是大规模刺激计划的结果，也反映了经济制度上的结构问题：各类型企业不断扩充产能，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民营企业举债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4.2%逐渐放缓至2017年的6.9%，而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却丝毫没有放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对GDP的比例，由2007年的96.8%上升至2017年的160.3%，2018年第一季度达到261.2%（其中一般政府部门信贷占GDP比例为47.8%，非金融企业部门信贷占比为164.1%，家庭部门信贷占比为49.3%）。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去杠杆成为监管当局试图缓解金融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手段。2018年上半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金融监管并收紧货币条件下，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有所放缓。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正在逐渐缓和。BIS将信贷缺口作为发生债务危机的预警指标，当一个国家信贷对GDP的缺口大于10%时，其可能在未来3到5年发生债务危机。BIS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中国信贷缺口达28.3%的峰值，2018年一季度为14.9%，下降近一半。

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和各国政策部门更深入理解了金融系统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周期概念也被监管者重视起来。信贷指标被广泛用来刻画金融周期。

从金融周期的视角来看，高杠杆与高资产价格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互动，这体现在金融破灭尾随于金融繁荣之后。这些互动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并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压力和经济资源错配。

信贷周期、房价周期、汇率周期代表金融周期综合性指标。信贷缺口、房价缺口、信贷增速和房价增速是构成中国金融周期的基础。中国大约一共经历了36个完整的金融周期。从2016年12月开始，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金融周期，目前处于周期的下降期。从历史数据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金融周期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已趋向于稳定，每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上升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下降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中国金融周期指数从2007年第一季度0.84开始收缩，2018年第三季度下降至0.42。

金融机构风险度量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互叠加，金融机构经营中的违规乱象也得以整治。在此，我们将从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三个角度分析其风险特征。

从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来看，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不良贷款率也呈上升趋势。尽管2015年末至2018年初，不良贷款率稳定在1.75%左右，但进入2018年2季度，该指标再度上涨。截止2018年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涨至1.87%，创2009年2季度以来新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更是增至20322亿元（见图1）。

从保险业及证券业的微观层面来看，多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在近期创历史新高。系统性预期损失值（SES）总值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总值也逼近历史峰值，这说明金融行业整体在近期面临较大的风险。指标走势说明，近年来保险业总体风险虽然可控，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释放，保险业自身发展模式业面临转型。2017年来，监管层政策导向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风险防控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专注保险主业和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改进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工作，治理市场乱象，弥补监管短板，切实守住风险底线。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大，其系统性风险指标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这与我国金融行业的基本特征相吻合。银行的间接融资仍然是我国经济主要的融资渠道，且银行业机构的体量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券商和保险公司，这导致在内外冲击到来时，银行业所受负面影响最大。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防范对象仍然应该是银行业。

债券市场风险：流动性与信用风险

外部融资环境收紧、资金链紧张，导致债市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截至2018年5月底，债市已出现违约的债券共计21只，涉及的违约主体11家，违约总金额184亿元。从上述主体的违约原因来看，包括大额对外担保、公司重组和资金链紧张，其中明确表示因资金链紧张导致违约的融资主体有8家，涉及违约金额114.78亿元。

在紧信用的货币环境下，需要警惕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风险。在央行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政策导向下，截至2018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下滑到历史最低点的10.5%，M2同比增速下滑至历史低位的8.3%，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融资等融资渠道收缩的情况下，仅依靠信贷投放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未来实体经济的现金流预计仍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从2018年以来债市违约的情况看，负债率过高、评级相对较低（AA及以下）的融资主体容易出现违约风险。

短期的债券市场存在较大风险，外部再融资环境收紧，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以资管新规正式公布为标志性事件，我国金融市场进入统一监管新局面，从2017年开始的金融强监管，意在限制资金空转、金融加杠杆问题，这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实现长久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股票市场风险：企业融资结构与股权质押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风险仍需警惕。自2017年初至今，上市公司中总共有2126家公司发生过股权质押融资事宜，占当前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0.4%；根据2017年全部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共有2543家上市公司处于股权质押状态，其中质押股本数占总股本比例超过60%的有54家，占比超过40%的有345家。目前股权质押融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但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质押品，其价值随着市场波动幅度较大。2018年1-5月底，上证综指累计下跌6.4%，2017年底处于股权质押状态的2543家上市公司股价平均下跌8.01%，质押的上市公司股权价值大幅下跌容易引发质押品的集中抛售，由此带来的股市系统性风险隐患值得关注。

为了防止股市、上市公司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时刻关注并警惕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占比过高、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过大、收购资产估值过高和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等风险因素。由于股市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易被识别，具有隐蔽性、传导性特征，需要从监管层、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三个层面，逐步建立完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及时切断风险源，保障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