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全球GDP占比是上升的，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其中数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数字经济中，网络空间的视频、游戏、软件迅速增长，虽然这部分比重不是很高，但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生产者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一部分高质量的全球流动的数字生产者服务，将会影响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复苏做出突出贡献

当前，学术界各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技术流动，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正是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其中数字化贸易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网络空间的数字贸易是可以复刻复用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无论是国外视频还是国内视频都是如此，所以数字技术的全球链接并没有额外的成本，跨境也特别方便。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和商品贸易有距离和运输成本不同，其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跑赢各项GDP指标，“外循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不仅发展比较顺利，而且成为带动国内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全球经济复苏中，国际贸易复苏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由于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所以我们把2021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中国还是美国，国际贸易的复苏都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在其中，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的复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商品贸易总量中，数字技术含量最高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类商品贸易的比重明显上升，即该类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快。至于数据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近30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比重比较小，2000-2010年期间开始明显增长，而过去10年，全球数据驱动服务贸易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所以说，当前数字带领的国际贸易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的贸易比重这个指标上，也体现在跨国公司微观指标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前一百名榜单，相比传统的前一百榜单，数字跨国公司成长迅速，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净利润都看不出疫情的影响。总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起了非常强劲的引领作用。

全球数字生产者服务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者服务是嵌入制造全链条过程中的，最前端有研发、设计、制造、服务，整个流程的安排、生产线的组织；其后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产业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除了硬科技之外，其他效率提升的节点都主要靠嵌入数字服务提升能力。目前数字生产者服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持续提升，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成为主体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仅仅理解为网上看视频、做游戏等等，数字生产者服务是数字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可以聚合全球最顶级的、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才一起参与研发。波音787的设计是30多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同步在平台上设计新产品，因为是有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以前工艺和功能的匹配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要靠头部企业逐个匹配，现在数字平台上直到最后形成实体样机之前，所有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过去串联的研发工程现在变成并行研发，大大提高了进度，节省了工程时间和费用。因此，复杂数字技术嵌入工业设计，全球化的研发平台非常重要，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可以利用全球的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买一些技术专利或买一些软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再高水平的经济体、再大的企业、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在复杂产品上拥有世界最熟练、最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动员分布在各国的科技力量共同努力，这是全球研发的过程。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正在发挥很大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匹配，可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并且和平台的规模经济很好地匹配起来，实现既有个性化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平台有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网上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规则。因此，平台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共治者，也是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共同治理者。以前消费者投诉和赔付要通过国家之间的规则和程序，现在平台上的各方主要按照平台规则、平台守则来交易，效率更高、监管更有效。

数字时代最好的产品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

当前，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不能简单地以某国家进口技术的多寡来评价该国的技术实力。中国是ICT出口大于ICT进口，印度大量地做软件外包所以ICT软件出口最多，但国内做不了高端产品；美国是ICT技术出口和进口基本匹配，集成全球优秀技术做出了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技术迅速迭代、利用全球技术不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从品质、投入、速度各方面考虑，会尽可能地集合全球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各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基本是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匹配比较好的产业。

数字时代，技术开源是主流。需要多链接，数据不断更新，技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闭环做不到的。所以把软件基础部分开源以后，通过分步式的开发走得越来越远，连接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越广，这样的技术才有意义，除了自已谁也不用的技术，不符合数字时代最本质的特点，海量、链接和智能匹配，这些都需要开源的数字形态。

在科学发现领域，全球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最近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比此前的哈勃望远镜提升许多。现在大科学项目也是多国合作的项目，韦伯是美国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合作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单位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我国去年批准加入了世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项目，在1平方公里的地面布设数千碟形天线组成巨型望远镜阵列，可极大地提升巡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这样的项目，无论是资金能力、科技人员的力量还是数据分析能力，单个国家都做不了。所以现在高能物理基础研究项目、人类基因组项目、大型宇宙探测项目等，大都是全球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合作，需要一个数字平台把多方连接起来，平台本身就非常复杂。总之，数字时代的研发、销售和科学发现都是多国合作的项目，既有理念也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这一切才有真正的平台和载体。

利用数字全球化的机遇提供发展新动能

中国月活移动端用户达到11.8亿，人均每日上网时长7小时，中国每天国民移动端上网时长将近8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平台不管是干什么，社交也罢，购物也罢，娱乐也罢，总归要在网上实现。我们有这么大的互联网市场，真正可以做到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的双重效应。一个超大市场允许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相关企业能够在国内成长起来，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走出去也会很有竞争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因此企业可以投几十亿、上百亿，从头部往下延伸，投入可以被分摊，带动的产业规模特别大，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很多产业研发从开始到消费端，链条都是齐全的，这也和国际上很多中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有创新创意的加入，前后延伸的链条都很长，产业规模都很大，可以形成非常有成长性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多环节增值，提升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好的机遇，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很有竞争力的。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收益可以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新一轮的红利已经出现，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推动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将成为疫后复苏和长期发展强劲的推动力量。我们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善，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尤其巨大，我们要推动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利用数字时代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

（编辑 尚鸣）

近期，全球市场对持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日趋严重。滞胀最为显著的时期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彼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形成滞胀的成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供给因素带来通胀冲击。当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也对当时的滞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世界市场出现了原油、天然气、粮食等方面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也让我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开始产生担忧。面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宽松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全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我国会不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本文试图从不同经济体的供给状况来探讨中长期内可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现实比较

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总需求的加速扩张、供给侧的冲击、超额货币的拉动、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等。

来自供给侧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次石油危机是彼时美国高通胀的直接导火索。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飙升，使得工业品石油价格压力增加，与之伴随的粮食价格同样出现上涨。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虽然美国彼时的核心通胀率的统计口径不断修改，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希望能源、食品等供给方面的冲击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但是，到了中后期，美国核心通胀率逐渐攀升，与整体通胀的差距逐步缩小。来自总供给的冲击是从成本端推升通胀水平，即便部分时间美国实施了价格管制，但换来的是通胀的报复性上涨。总供给侧的冲击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滞胀因素来自于需求侧和实体经济生产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总需求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在理论上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屡见不鲜。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二战后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疲态。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价格高企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拉动作用，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让人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产生担忧。如果我们面对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压力只是周期性的，比如持续1-2年，还不能称之为持续的滞胀压力；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甚至如美国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目前可能的全球滞胀苗头。

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那么全球滞胀的风险将大为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割裂和分工不畅，将人为地提升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中枢，不利于全球通胀的缓解。2008年以来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谨慎地消化巨量的货币存量、资产价格泡沫，逐步退出非常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将对全球滞胀风险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疫情的控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恢复，对缓解中长期的滞胀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暂时的沟壑，使供给侧、需求侧和政策面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发行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本部分阐述近期对于各个经济体不同供给函数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反应的思考。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停滞的压力，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

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

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因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则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较为持续的显著的通胀压力可能性较小。即便来自于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过工业部分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较高生产效率的对冲，实际落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会出现持续的上涨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主要取决于各个经济体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短期而言，美国通胀压力不减，明年将面临衰退风险

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的结果，美国通胀模型基于美国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涨价和通胀预期等因素，美国整体通胀在未来一个季度不会出现明显的缓解。由于夏季出行等季节性因素和基数效应，美国通胀三季度可能维持在7.0%-8.5%之间。同时，在油价的中性假设下，美国通胀在2022年年底可能维持在6%-7%的水平，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进程仍将持续。

美联储等机构之前低估通胀压力的一个原因，是通胀预测模型沿用了传统的产出缺口模式，这一模式在全球疫情严重影响总供给的背景下会产生对通胀趋势的误判。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全球部分生产国的总供给函数出现收缩，严重影响了依靠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

我们的通胀预测模型主要依赖于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和通胀预期等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总量的货币数据在预判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大量的信用货币使得总量的货币统计和定义变得非常困难，因而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下降。但是，总量货币数据如果剔除实体经济真实交易部分的货币量，对于通胀预测(提前两个季度)和资本市场信用扩张的预判将有较好的引领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统计，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和流通，有部分货币可能被微观主体闲置、进入金融市场或其他虚拟经济的资产领域。为了进一步探索通胀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义并通过计量模型测算了真实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货币量，即为本文所称的真实货币量。

按照公式的定义：

真实货币量=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量-闲置的货币量-虚拟经济的货币量

短期而言，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真实货币量领先于通胀大约两个季度，即真实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可能会在1-2个季度以后影响通胀水平。当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较多时，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总量增速虽然较高，但很多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虽然一开始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进行再投资和生产，资金空转再流入资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通胀水平依然可以保持平稳。当资金真实地流入实体经济较多时，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较大时，通胀可能被这部分真实流动性推动到较高的位置。

短期美国通胀对于供给冲击的敏感性风险是：如果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价格、粮食价格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2年年底回到85-95美元/桶，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降低至6%-7%的水平；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2022年年底仅回落到110美元/桶左右，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维持在7.5%的水平。当然，如果原油价格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持续攀升，那么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和深远。

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设备投资和产成品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PMI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持续高通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压力。同时，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和缩表政策，也将在1-2个季度以后开始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2023年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就全球而言，欧洲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甚于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更加显著。

我国是否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中长期而言，我国在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横向来比，还是远高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因此，面对同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实体经济通过较高的生产率实现了对终端产品价格上涨的对冲，我国2022年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从增长趋势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潜在产出缓慢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层出不穷，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内结构变化日新月异，依然是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随着疫情的缓解、宽松政策的发力，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并没有遇到经济增速停滞的风险。短期而言，中国可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成本传导，猪肉、粮食等价格的缓慢传导，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而言，如何摆脱滞胀风险，全球应该减少供给方面的冲击，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做好做强实体经济。

（编辑  季节）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制度型开放[1]，这是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背景下，中央为继续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实施制度型开放需要做什么、如何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

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主动对标

“制度型开放”这一表述，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中央就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对制度型开放，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逐步由政策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在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许多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灵活的政策型开放为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使得这些改革逐步以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形式固定下来，需要促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逐步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我国不仅要在商品和市场要素层面上对外开放，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也要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对外开放要求我们既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3]，又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包括主动对标WTO多边经贸规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4]过程中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时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5]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通过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增创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一是通过制度开放解决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制度型开放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这一主动对标过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同时要朝着国内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方向推进；改革我国经济制度中不符合竞争中性原则的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中不公开、不透明的制度；要实现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些制度型开放是以对标改革为基础，决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增创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二是通过制度型开放解决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成本优势减弱的问题。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即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碳中和贸易；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虚拟经济；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到其规则制度等，各方面都要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中，土地、劳动力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制度型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在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是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对外开放；是促成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对外开放。

中央提出制度型开放的决策，是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自觉；是对国际通行规则体系这一国际经贸领域里的公共产品的一次主动对标，意在建立更加平等、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国际通行规则体系；是一次需要克服固有观念，伴以思想解放的一种更加主动、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新策略。

制度型开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一项对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制度型开放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有效、有力地回应挑战是决定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国际规则层面：三大矛盾被激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2022年6月17日，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接受澎拜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WTO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各方的利益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化的竞争中来加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怎么来处理？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指出的WTO结构问题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折射出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类矛盾的挑战。

龙永图曾经说：“入世谈判时中国始终坚持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这表明中国入世时就在发展利益和制度利益两个方面同美西方国家存在矛盾，现在无非是矛盾激化，引发了安全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结合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里的关系始终涉及三方面主要矛盾：

第一，发展利益矛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发展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是否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在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获得不合理的竞争利益。

第二，制度利益矛盾。由于各国在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产业政策等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是否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对立和冲突，是否必然导致国家间不公平竞争。

第三，安全利益矛盾。由于国家自身经济竞争和发展，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各国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进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与美国在安全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的制度安全是否需要得到承认和保护，中国发展的哪些事项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用不合理的制裁、脱钩等方式损害中国利益，抑制中国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共振”，加剧了三大矛盾的对立和冲突，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的难度，这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西方国家策略层面：美国提出的投资、结盟、竞争策略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错误地认为，发展利益矛盾和制度利益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对立和冲突的程度，并导致制度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提出了投资、结盟、竞争的应对策略。为此，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企图促成以下共识和措施：

第一，达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属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志同道合”的共识，并以制度利益矛盾不可调和为由，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建立不包括中国的区域性规则，同时联合区域规则体系各成员国与中国形成所谓竞争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联合欧盟、日本从2017年开始发表了数份联合声明，认定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是非市场经济制度；[7]2022年5月启动的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8]等等。

第二，以完善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制度为由，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激化中国和美西方国家的发展利益矛盾，进一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并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施加各种不合理的制裁、脱钩措施，意在从国际供应链中排斥中国，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这种错误判断可能严重激化矛盾，其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的做法，是制度型开放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内制度层面：我国经济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差异带来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深入，中国诸多开放领域都与国内制度密切相连，例如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投资的国民待遇，数字经济的国家安全，绿色发展中碳中和的国家责任等。只有使这些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相关规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再形成制度障碍，全方位开放才能得到制度保障并顺利实现。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有所不同的，制度差异导致的矛盾，既需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又需要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相关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厘清应该坚持什么、改革什么，也会使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面临新的挑战。

应对挑战，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措施：对内改革与对外融合并举

坚持合作发展，是应对制度型开放所面临挑战的基本策略。中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在认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矛盾冲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中国方案；以最大的诚意避免或减缓矛盾和冲突，促使相关国家逐步重新回到合作发展的道路上，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制度利益矛盾在我国入世时就存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规则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有必要以解决制度利益矛盾为基础，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同时激化产生共振。与此同时，将各国在新形势、新特点背景下产生的新需求，通过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体系性地融和在一起，两大举措并举。

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法律移植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国内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使得我国制度在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中更加通畅；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将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有益于其他国家借鉴的成果经验和有益于缓解或解决各国矛盾的成功方法形成法律输出。只有这种双向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结合起来，使我国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起来。

对内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国内经济改革

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分歧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仍然属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项原则[9]，这三项原则是实现我国经济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保证。现有多边经贸规则既没有规定国家只能按什么比例设立多少国有企业，也没有规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起什么作用，更没有规范各国的分配制度。实践中有不少国家，比如新加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制度。因此，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多边经贸规则并不是矛盾的，也是中国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对立和冲突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项原则的实现路径是否与多边经贸规则相一致。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在企业市场竞争微观层面，政府应该促使和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参与竞争，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换言之，政府不应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适用不同的行政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这与我国反对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中专门加入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则有着同样的道理和逻辑。

因此，我国可以输入上述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借鉴对标、深化改革：

第一，改革不符合商业考量原则的公有制企业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专门针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实行的国有企业分类、国有企业经营指标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商业考虑原则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竞争中性的法治环境中充满同样的竞争活力。

第二，改革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专门针对如何整体性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实行的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指定垄断、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能够在促进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发展。

第三，改革非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政府管理经济模式。改革政府部门某些通过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管理经济的方法，使得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更公开透明、更具全局性和更可预见的法治管理模式。

上述三项国内制度改革，既可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资量增质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经济所必需的。

对外融合：通过法律输出针对各国新需求，提出国际通行规则改革新方案

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过程中，我国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也要适时推动国际通行规则进行相应改革，完善和丰富关于缓和或解决矛盾方面的规则，使各国国内规则更易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国际经贸规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缓和或解决矛盾，形成了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的差异性规则体系：为了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形成了以特殊和不同待遇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制度利益矛盾，形成了以替代国价格、反补贴等调整不公平价格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安全利益矛盾，形成了以国家安全例外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这些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在过去比较有效地缓和或解决了三大矛盾，防止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和新特点下出现了新问题，面对美国提出的以“选边站”的区域性规则替代包容性的多边规则的解决办法，挑起矛盾更加对立和冲突，是“逆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能够继续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法，将在坚持多边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础上，以前述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关联性、体系性地解决三大矛盾中产生的新问题（三大矛盾分别适用各自对应的规则解决），避免矛盾各方发生对立和冲突。

在三大矛盾中，制度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首先通过制度型开放的方式加以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第一，反对美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在有效市场基础上，对市场失效的领域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这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摸索出来的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同时，我国更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矛盾方面，提出国际经贸规则应当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包括：第一，反对不合理地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但争取在发展中国家资格认定、特别待遇给予和取消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产业转移可能引起的国家产业利益保护问题等方面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发展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反对美国任意将制度利益矛盾转变为安全利益矛盾，在国际范围滥用其国内法长臂管辖，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脱钩的行为。在推动限制一国依据其国内法实施制裁、脱钩以及有效适用阻断法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缓和或避免政治冲突的新的差异性规则；争取在国家安全制度包括事项中加入制度安全，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顺利发展，防止被恶意诋毁和不合理侵害。

综上所述，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2001年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发展，围绕着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仍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待遇，是否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制度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三大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在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已形成了调整矛盾的三类差异性规则，并且比较好地避免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但是面对三大矛盾，美国不是在现有差异性规则框架下调整矛盾，而是提出投资、结盟、竞争的策略，企图以拉帮结派排斥中国的区域性规则调整矛盾，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贯彻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应该以调整制度利益矛盾为抓手，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中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深化改革国内规则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尽可能缩小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应该将各国对规则的不同诉求相互融合起来，特别需要针对美国滥用安全例外行为，研究制度安全诉求，坚持以体系性改革和完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调整矛盾，循序渐进地缓和或解决三大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发生共振。

（编辑  季节）

2022年7月25日至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委会、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在丽水市缙云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位新闻传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开班仪式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一波，中共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出席并致辞。

围绕“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这一主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从新闻与新闻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新闻传播学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叩响中国新闻学时代之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列举了11门“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目标提升至国家层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17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创办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基于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建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与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尝试，希望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这一核心目标和主旨思想也是贯穿本届研讨班的主线，即“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孔丹表示，我们希望直面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业界的真问题、大问题，走出书斋，深入乡土，感受新时代的脉搏。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举措之一。

占领传播制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国际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在话语权方面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深入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认清新闻学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新闻工作者承担的时代使命。

开班仪式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美国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力量的发展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给中国造成了传播压力，使中国处在“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亟待解决的是增强传播力，在国际舆论交锋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问题，这是目前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在讲述“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介绍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话语转型背景，以及当前我国面对的严峻形势。她表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导话语权，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成功，使得美西方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十分焦虑，此后他们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竞争的话语体系。一旦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对方讲资产阶级人权，我们可以讲社会主义人权、马克思主义人权，只有在主导话语逻辑上树立自己的立场定位，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至关重要。孔丹理事长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成为关系到国家治理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从业者也亟需凝聚共识，共同参与到这一研究体系的构建中来。 

一直以来，西方新闻学话语对中国新闻学建设产生了广泛、持久、深刻的影响，而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而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在“新闻传播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思考”课程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表示，过去4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断地把西方的工具放进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看起来是饱满的，但是很多理论却是分散、凌乱、无秩序、不成体系的。

张涛甫指出，我们拥有充满矛盾的知识，一方面，我们没法给这些知识一个秩序，这种逻辑的不自洽使得我们出现了认知失调，经常在知识界的内部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所以需要给新闻传播学整理一个自洽的秩序。

另一方面是知识的无序，知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脱节。过去中国努力把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但这种趋于进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在西方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我们称作在内核里面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新闻传播革命相匹配的理论。张涛甫指出，这不仅导致话语体系的懒散，也难以形成大逻辑上的有机建构，更谈不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理论。我们要从知识、价值、规则三个层面去努力，建立中国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新闻学如何建设，孔丹理事长也给出了建议。中国特色新闻学首先要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视角，在全球视野下对人类新闻活动规律展开学理性探讨。   

孔丹表示，与西方新闻学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开辟了“另一种道路”。它表现出的特有内涵包括：人民性的新闻立场，有机性的新闻参与，正向性的新闻效果，伦理性的新闻技术，人文性的新闻文化。这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也来源于建立更加公正、民主、自由以及更加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需求。对于当代世界而言，要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林从新闻传播学学风建设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内涵与要求。立足中国土，要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走进新闻一线的火热实践；回到马克思，要读原著悟原理，克服形式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既要讲清专业层面的理论、原则，也要把整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传授给年轻一代。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诞生完全从实践中来，要立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教授指出，国际传播目前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尤其是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非常薄弱。他由全球史的视野出发，从“世界的连接方式”的角度重新理解传播。王维佳认为，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构成网络，涉及技术、标准、创新、资本、文化想象、国家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重要问题。网络跨越了各种流动性边界，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全球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就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是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是传播学研究的蓝海。观念之网、制度之网、物流之网、信息之网和文化之网，是打开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切口。

破除西方新闻观迷思，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研讨班上，多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意义、内涵，以及当前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赵月枝表示，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难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拉锯式的博弈。长期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当前要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对这样的理念思想进行清理。这需要我们从理论逻辑上破除“三个半”迷思，建立起对中国特色新闻制度“看山还是山”的制度自信。一是从经济逻辑破除资本主义的媒体自由市场迷思，二是从政治逻辑破除美国新闻自由和国家角色迷思，三是从专业逻辑破除新闻专业主义和“看门狗”迷思，“半”是从抗争逻辑破除“白左”的反权力迷思。

赵月枝表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因而要警惕市场自由主义甚至市场民粹主义把“受众商品”转换为政治含义上的“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闻与新闻观”为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当前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表示，目前存在几种比较典型的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观。第一是信息时代要信息共享、不讲政治的信息论；第二是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论；第三是社会公器论和无冕之王；第四是等级的自由论等。李彬认为，当前流行的种种新闻观让人担心，需要予以纠正。

     李彬指出，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新闻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是否实事求是则是区分两者的重要依据。唯物史观是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不做任何曲解和增减，而唯心史观则是根据希望、想象和设想来描写事实。美国部分新闻记者根据个人感知来描写事实的特点就比较鲜明且由来已久，例如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跟着宣传鼓噪，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构陷出来的。

李彬认为，中华文化本身特别注重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契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实事求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于1925年12月主持创办《政治周报》时就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周恩来有一句话也很精辟：“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

李彬指出，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而不能孤立地、随意挑选地看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一以贯之地，从总体上、本质上、发展趋势上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表象上。只有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相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俊忠教授以《何谓“人民”——历史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授课。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

徐俊忠认为，“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产物。关于何谓人民的问题，大致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从实际性存在而言，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其中国家主权参与者的资格体现，一般以公民资格的获得为标志。国家主权认同者则体现在国民行为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价值取向上的正向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人民”的本质性内容。

    李彬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分析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新闻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对一、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没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政党的党性，就没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的主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伟大真理，才召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才有了人民。

李彬认为，新闻观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理念从延安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并一以贯之。不同于旧中国或美西方的文人办报和资本办报，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土壤上，报纸绝不会成为独立的、自行其是的存在，必须是整个社会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文献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党和人民的两个百年大业就像有机高效运转的大机器，而新闻工作者只是中间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所以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重申这一点，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王润泽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坚持人民性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重点，有着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我们的新闻工作也要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表达和语言，反映群众的问题。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是沟通，我们的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社会结构的特点，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编辑  杨利红）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作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刺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能源形势恶化，能源安全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迅速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军事能源领域也将迎来长期和深刻的变革。

军事能源领域影响分析 

军事能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军队全域取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机动能力、持久作战能力，扩展军队作战范围，同时还消耗大量资源、影响部队结构并加大被敌袭击风险。

在先进武器快速发展、新型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供给的脆弱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严峻性，美军、俄军、英军在21世纪以来均发布了军事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军事能源领域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一是燃油消耗成为国防开支的沉重负担。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单一消费者，从2010年到2017年，美军平均每年燃料开支约137亿美元，其中55%依赖美国本土以外地区的供给，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军事能源供给构成不利影响。据测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美军作战成本将增加13亿美元。

二是传统能源供给线的脆弱性制约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人类社会进入第四代“非对称性战争阶段”，参战人员与平民之间界限趋于模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军队作战后勤保障的环境愈加复杂与多变。同时随着装备水平的提升，保障和维护能源攻击线的负担逐步放大。2007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有3000多名军人与供应商员工在为美军输送油料和水的过程中伤亡。

三是战争形态变化和先进装备需要高效能源供给，对能源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战争形态，武器系统也在不断演化，需要消耗更多高品质的作战能源，也需要新的能源装备提高作战效能。外媒称，美军涡轮发动机驱动的M1型第三代主战坦克油耗是上一代的4倍，德军212A、214型燃料电池潜艇在演习中创造了常规潜艇潜航记录，某外军营级部队配备的无线设备数量较10年前增长250%，计算机数量增长500%，这类设备普遍需要长寿命电池、高效储能装备和无线充电等新型军事能源装备。

近年来，世界各国面向未来战场制定的军事能源战略表现出三个发展趋势：高效利用、多元化供应、一体化管理。

一是从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个角度推进能源的高效利用。组织文化上加强军队节约用能的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上加强用能规划，技术上引入节能技术与数字化管理手段。

二是以多元化供应为目标优化军事行动的能源供给。从燃料来源上，加强与多种渠道供应链的结合；从能源种类上，发展燃油之外的多种作战能源供给方式，如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等，发展民用电网之外的独立设施能源体系，如利用新能源与储能设备构建微电网、研发微型核反应堆等。

三是构建一体化的军事能源管理体系。以制度化建设为牵引，将能源因素融入军事规划、战略决策、作战训练、武器研发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数字化设备构建智能一体化能源管理体系，使对军事能源进行端到端的精细化管理。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形势与军事能源的影响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等能源，在世界能源市场拥有无可或缺的地位。乌克兰危机及随后的对俄制裁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上涨与恐慌情绪蔓延，各国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版图在重构中。

一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石油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冲突爆发伊始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一度达到每桶139.13美元，恐慌情绪平复后，价格依然在每桶100美元到110美元区间高位震荡。天然气方面，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从2月28日的每百万英热4.667美元持续攀升至5月11日的7.742美元，上涨约65%。

二是世界能源供给版图与各国能源政策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能源安全是各国首要目标。能源进口国方面，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短期内虽对俄进行多达5000项制裁，但仍在以每天1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俄气”，对停止购买俄气的承诺始终放在“未来”实施，并开始恢复核电、煤炭等短期可见效的能源供给方式。中期看，欧洲国家将通过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逐渐摆脱对俄气的依赖，但是天然气供应依赖的基础设施有5到10年的建设周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看，欧洲各国将制定政策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出口国方面，美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石油市场一体化程度高，汽油价格随全球市场大涨，并导致40年来最高的单月CPI涨幅（3月CPI涨幅8.5%），在经济承压的状况下，拜登政府屈从于自身及欧洲盟友的能源中短期供给需求，主动改善与OPEC国家甚至与伊朗、委内瑞拉的关系，以促进其扩产；而沙特、阿联酋为首的OPEC组织国家始终维持产能，并不积极响应欧美的要求，旨在享受石油价格上涨期的经济利益，并且以扩产为条件交换伊核问题、西方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支持等政治利益。

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其军事能源能力的实战表现受到全球关注。在无法就地获取后勤物资、后勤通道被乌克兰战术小组袭扰、作战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等挑战下，俄军以传统油料为主要燃料支撑合成装甲部队为主的军事能源体系遇到了较大困难，是俄军久战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分析，约20万参与作战的俄军每天需要800吨给养，其中每天需要的燃料达400万公升，营级战斗群仅能携带5天用量的燃料，所以每3天就要进行补给，后勤保障压力很大。而乌克兰境内战线半径大、天气情况恶劣；乌军在西方支持下，单兵武器先进、情报支持及时等情况更增加了俄军后勤的风险。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发达的社交媒体上，俄军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车辆在道路上因缺少燃料被抛弃在路边的图片和影像片段向全球直播了俄军能源保障的困境，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研究机构的重视与关注。

通过乌克兰危机展望军事能源领域的政策发展

军事能源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危机对能源市场的巨大影响与俄军的战场表现给世界各国以警示，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制定首要考量因素，发展创新军事能源技术、摆脱传统能源依赖，是提高军队在未来战场作战能力的必要手段。

一是我军正处于以传统石化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历史阶段，在未来5到10年内仍需要通过多元化供应体系的建立和石油储备机制来保障传统油料的能源安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43%，在不可避免须依赖国际能源市场进口能源资源的同时，要吸取欧洲各国的教训，高度多样和分散进口来源，不对任何单一的国家形成过高的依赖；要保证在急需和紧急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规模上，石油、天然气、新型能源技术可以相互补充，从而保证军队的能源供应，避免因燃料供给不足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建设并保有一定规模的能源储备是应对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过乌克兰危机的实际观察，已经建设一定规模储备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以及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进口国或能源进口国，肯定会继续加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应急储备规模，作为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或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我国需逐步融合军事能源和民用能源储备的壁垒，优势互补，发挥军队油库安全、防护能力强和地方油库容量大、分布范围广的特色优势，结合国家储备需求和各个战略方向的不同威胁，合理区分储备任务，构建起结构均衡、布局合理、储备配套的军事能源储备体系。

二是新军事能源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能源独立的最终路径，应大力投入在军事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占领军事能源技术制高点。在传统能源体系下，国际地位、资源禀赋、军事力量、金融主导权等因素客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状况。如果仅以传统能源安全观指导未来能源安全战略，其政策逻辑仍将是在美国等主要国家主导的世界能源格局中，通过对外投资、能源外交等手段去争取有利于本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事实证明，中国尽管是能源消费、进口大国，但是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影响能源格局的能力，也不具备原油价格国际市场控制力。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能源体系的束缚，通过自主可控的新型能源装备研发与应用，充分利用我国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集中力量研发微型反应堆等战略性技术，才能打破我国油气资源禀赋的天然限制，占领技术制高点，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军事能源的安全保障。

三是战争形态的变化导致传统作战能源保障失效，需以新型能源保障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作战任务开展。在俄乌战争中，俄军以合成营为主力战斗单元、以坦克、运输车辆、大型舰艇为主要战力实施作战任务。而部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平台支持下，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取情报、发布信息、部署作战任务，以战术小队袭击俄军补给线及后方单位的方式屡屡奏效，凸显了以长距离补给输送油料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的弱点。通过观察本次战争的情况，能源保障对象从有人装备向无人装备拓展，例如高空无人机需要长期执行侦察警戒任务，对能源持久性要求较高；能源保障储备向零散分布、柔性调整转变，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作战力量高度分散，传统的以油料为主的集中统一储备方式将逐步向多种能源并存的零散分布储备方式转变，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智能算法对每种能源在不同地理位置所需的储备数量进行科学计算，是满足军队柔性用能、保障时效性的重要手段；能源保障供应向就地取能、远程供能调整，随着作战面积的扩大，俄军油料运输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后勤需求。未来智能化军事能源保障将更多利用战场周边的能量进行转化，通过高效利用太阳能、生物能源、垃圾发电等方式，增大前方作战部队从周边主动获取能源的能力。

四是在军事能源领域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选择与技术领先的新能源企业合作，建立科学高效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我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与人才积累，加快新型军事能源保障装备的研发。

近年来，美军借助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独立或联合开展能源技术、装备研究，积极推动军事能源技术创新应用，吸纳民用新能源技术在军事能源领域率先尝试和不断完善，形成了军民融合开放的军事能源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了军事能源在短短十几年间得以迅猛发展。我国应该加强能源技术的军民深度融合，结合国家能源创新战略确立军事能源重点技术创新领域，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推进军事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优先安排新能源技术在军事领域先行先试；建立军事能源科研力量，完善能源军地联合开发、成果转化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军地力量统筹、技术联研、设施共建、信息互通的融合式发展格局。

军事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展望 

从军事能源技术视角看，国际上通常将军事能源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设施能源(Facility Energy)，即维系军事设施日常运转所消耗的能源，比如供暖、制冷、照明，以及用于非作战用途的交通工具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智能微电网的广泛应用和军用小微堆的研发。二是作战能源(Operational Energy)，即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所消费的能源，其使用主体为战士、武器系统、机动装置以及作战平台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燃料电池、锂电池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应研究军事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于有较为成熟技术的领域，如新能源、锂电池、智能微电网等，应加大力度，通过“民参军”转化和应用民用技术，使其满足军事应用的需要；对于技术在成熟过程中、产业尚不发达的领域，如氢燃料电池，应与技术积累的科研单位合作，以军促民，推动技术在军事环境下应用；对于战略价值重大但还是发展初期的技术，如微型反应堆，应集中科研力量突破，尽早推动示范工程的设计、验证和技术落地。具体展望如下：

智能微电网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已经在我军广泛试点，据《解放军报》报道，目前已有80个以光伏、储能为主的智能微电网在边防海防落地，并针对高原地区、高寒地区、海岛地区、台风地区等无法接入大电网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局域网。未来随着绿色能源的要求，在大电网可以接入的地区也需要逐渐利用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构建智能微电网，为军营提供绿色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微型反应堆是近十年来美俄能源部、军方持续研究的战略方向，其能量密度高，可长期不换料，模块化便于维修维护，能够满足在海岛、岸基、战时营地等多种需求。为国防战略需求研发的可移动式微型反应堆被视为战略性的军事能源解决方案，具有“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战略价值。

一是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科技战场电力需求，支持激光武器、电磁炮、电子脉冲武器、高性能雷达等高能装备的使用，并保障战场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机的运行。

二是大幅减轻燃料后勤补给压力，降低战时补给线伤亡率，例如一台电功率为5兆瓦的反应堆替代柴油发电机后，一年可节省260辆油罐车的柴油运输。

三是降低前线阵地电力供应的成本，根据美国伊拉克战场数据，战区柴油的补给成本折合人民币18元/升至90元/升，如果通过空运，最高可达710元/升；而微型反应堆一次装料运行数年，燃料价格稳定，经济性好。

四是体积较小、可灵活部署，相比太阳能、风电等供电形式，极大地提升了阵地的隐蔽性。

五是增强基地的后勤保障能力，如利用反应堆实现供暖、饮用水再生、氢燃料生产等用途，降低后勤补给压力。

目前，美国国防部选定支持的军用堆型为气冷堆及热管堆。2020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授予BWX、西屋及X-Energy三家公司研发合同，分别提供1350万美元、1190万美元和1430万美元的资助，开展为期两年的工程设计，形成可移动堆原型方案，最终将选定一家开启示范堆的建设，最迟在2027年投入运行。西屋公司公布的eVinci设计方案为热管堆；X-Energy、BWX两家公司未公开堆型方案，根据公司业务情况等资料判断，X-Energy公司采用气冷堆技术，而BWX公司同时具备热管堆与气冷堆的设计经验，两条路线都有可能采用。

微堆研发的技术难点在于颠覆性创新设计、新型核燃料的研发和耐高温合金结构材料的研发，相较于美俄两国在冷战的深厚技术储备，我国核技术储备较为薄弱，需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突破，抓住历史机遇，掌握能源领域“两弹一星”级别的战略技术。

锂离子电池应用场景广泛、能量密度高、与民用产业结合紧密，被世界各国军方视为未来主要的军事能源选项之一，已经大量应用于各式装备中。美国、德国、英国都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单兵作战系统的首选能源，英国国防部研制的单兵系统、美国“陆地勇士”单兵作战系统、德国“未来士兵”系统都使用超高能量比的锂离子电池；德国和法国的微型潜艇、鱼雷尝试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水下续航时间翻倍；小型微型无人机已广泛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美军龙眼、俄罗斯无人机Altius-U已经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我国民用新能源产业拥有丰富的锂资源和完善的锂电池产业链，以及庞大的基础人才储备，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材料和电池加工基地。

在满足军事能源领域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和高环境适应性要求的前提下，利用我国民用锂电池产业链的技术储备缩短军事能源产品研发周期、利用规模优势降低军品量产成本，是我国军事能源领域向新能源、电子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氢燃料电池是单兵装备、车辆和小型飞机、舰艇的动力选项之一，除电池通用优点外，氢燃料电池还具备重量轻、清洁安全、续航时间长等特点，在单兵作战系统应用场景中优势突出。

美国陆军同通用汽车公司合作，已经推出了一款用于单兵可穿戴设备的新型氢燃料电池系统，其尺寸与传统的一次性小型电池相同，电流量提高了1倍。韩国三星公司研发的单兵燃料电池系统，一次产生的电量高达1.8千瓦时，可满足士兵连续执行72小时任务需求。氢燃料电池也将替代石化燃料成为军用车辆的动力来源，美国陆军与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研制出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的轻型作战卡车，噪声明显降低，热能排放也非常少，极大地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在我国，氢燃料电池主要在公共交通客车与重卡领域应用，目前总量已超过6000辆，为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车辆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目前，阻碍氢燃料电池军事实用化的主要实际问题在于其环境适用性、使用寿命和经济成本，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氢能产业链相较于燃油和锂电还在发展初期，整体产业成熟度还不高，还未形成氢能制、储、运、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我国军用能源应大力支持氢燃料电池各项技术的研发，以军事需求牵引科技研发，促进氢能产业的发展，推动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能源场景的应用。

（编辑  季节）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自3月份以来，受上海、北京等地多点频发的新一轮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国内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显著下行，我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的困难还大。当前，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大、韧性强、耐力足的特点，聚焦市场主体定向发力，出台标本兼治的宏观调控政策，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

需求收缩主要指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内需的扩张缓慢。在经济模型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消费＋储蓄＋政府税收＋进口C + I + G + X ＝ C + S + T + M。而当S +T + M > I + G + X 时，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收缩。

当前，“需求收缩”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是消费需求收缩，即居民在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因素的冲击下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断崖式下跌，导致消费者购买明显衰退。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明显回落。同时，2021年以来，前10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去年“双12”以及今年“618”平淡的市场反响，也从侧面说明消费需求的收缩态势。

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是指可能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成本变化的事件。就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前一时期新冠疫情反弹持续蔓延，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阻断或不畅。2021年5—8月之间出现了煤荒、电荒和部分原材料短缺问题，形成供给的冲击并引起价格上涨。今年二季度一些城市疫情较重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列车出现不正常，甚至短期内开行情况比过去正常情况下减少了70%。国内航空、旅游业务量也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受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影响，国际原油、天然气、粮食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供给下降、价格飙升，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稳妥应对。

预期转弱

预期转弱在于前期低基数效应正在演变为高基数效应。此外，由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即部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更需要特别关注。人民银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持续大幅增长。除了居民被迫削减开支、增加储蓄这一因素之外，用于防疫的巨额财政支出可能挤占政府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同时，疫情防控使跨境出行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部分地方“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和生活秩序，抑制了交通、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房地产和汽车销售等服务行业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增长恢复的预期下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是国民对经济增长预期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

面对三重压力的一般性经济措施

政府如何迎战三重压力？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部分组成。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购买力明显下降，要解决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首先要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来提升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其次要针对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出台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对于供给冲击，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当供给冲击对总供给不利时，总供给曲线左移，会引发滞胀，如1974年和1979年OPEC两次运用其市场地位限制石油出口；若供给冲击对于总供给有利，则可以带来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新经济”，就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对于总供给的有利影响。那么，政府如何在政策调控中将不利转换为有利？从短期来看，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降低和抵消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自然合理增长水平之内。从长期来看，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供给的结构适配性。为使国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提高，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尤其在地方财政杠杆率水平偏高的背景下，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拉投资、惠民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促进，创造一个宽信用的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增长的预期，提升消费意愿。

以上是按照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的一般性经济措施，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仅仅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手段，或者仅是机械地使用单打一的经济政策或工具，难以做到药到病除，无法实现稳定经济大盘的目标。当前的重点和中心工作是面对我国经济形势和主要矛盾，找到符合实际、标本兼治的宏观经济手段。

稳住市场主体就能稳住大盘

站在掌控全年经济走势乃至后续发展的关键节点，面对“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变化”的复杂局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科学分析研判经济形势，用好用足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工具，全力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稳住经济大盘有多种政策选择，也有不少存量、增量政策工具可运用，当前要确保政策配置、政策操作的精准聚焦，把发力点放在稳住市场主体上，进而实现“纲举目张”，稳住经济大盘。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国民经济的根基

市场主体囊括了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涵盖创造GDP的所有经济单元。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稳住经济大盘主要目标。把市场主体稳住，就等于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当前稳住经济大盘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就业最为重要。数据表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绝大多数由市场主体提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是治本之策。

经验表明，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一定要守住市场主体的系统性风险底线，这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基本前提。在冲击、压力面前，市场主体挺住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纾困帮扶渡过眼前的难关，带动就业、创造财富，就能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政府数据以及我们的直观感受表明，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叠加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影响和冲击尤其大，迫切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稳住市场主体需要“精准滴灌”

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让宏观经济运行更为稳健，不断发展生产力。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疫情防控背景下，我们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合力——打好动态清零硬仗，通过精准施策稳住市场主体，推动经济快速恢复重振。

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作出了“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着力点正在加速向市场主体层面转移和集聚。我们主攻方向明确，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出台政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市场主体的基础。

近期，为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国务院5月底出台了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和应享尽享。这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集中精力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滴灌”的具体体现，势必会取得预期成效。

建设统一大市场，激发主体活力

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在我国，区域分割、地方保护和不当竞争等问题还时有发生，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对经济活动高效循环造成制约。为此，要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提升市场主体活力，迫切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早日建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市场主体的更快更好更高效的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高质量地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动力。

（编辑 尚鸣）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遇到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然而，在商业银行内部，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这两大业务板块的数字化发展并不均衡，公司银行业务由于自身客户、产品、渠道以及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数字化进程普遍滞后于零售银行。本文试图结合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践，就商业银行如何做好公司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问题

目前我国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并不多，银行的成功案例更少。《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仅约11%，精通数字技术的行业（如电信、高科技）成功概率不超过26%，传统行业（石化、基础设施、金融等）成功概率只有4-11%。究其原因，大多数企业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是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统一，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因此，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需厘清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企业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是指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对银行经营管理各个层面带来变革，为客户交付价值、为银行提升业绩的持续性过程。其内涵有三点：一是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数字化思维比单纯运用数字化技术更重要，这要求银行上下崇尚数学、尊重数字、关注数据，培育数字文化。二是以业务经营管理变革为突破。数字化转型目的是带动银行经营管理各层面，尤其是在客户经营、产品供给、渠道服务和风险内控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三是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交付价值为落脚点，最终提升银行自身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设立和业务成功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主要分两类：一是业务绩效指标，包括营收和盈利指标、增长水平指标、ROA/RAROC等发展质量指标。二是核心能力指标，包括获客能力指标、客户粘性指标、产品运用指标、运营效率指标、数据应用指标等。

（三）强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不仅仅是IT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银行的事情，必须要进行完整的顶层设计。要以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为牵引，带动并实现银行的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这五大变革。一是业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任务，是牵引力，离开业务谈数字驱动或科技赋能没有意义。二是银行高层要通过顶层设计，使各部门、各条线、总分支行协调一致，在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五个方面发生变革，以此塑造全行的数字化能力。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特殊性和挑战

（一）客户的差异性

零售客户都是自然人，分类较简单（普通、高净值、私行），客户行为和需求特征具有较强共性，金融服务相对标准化。而对公客户的差异性更大，行为特征更复杂，决策链条更长，金融服务影响因素更多（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从客户属性分，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从行业类型看，不同行业客户在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结算方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等方面差异巨大；从客户规模看，小微客户、中型客户、大型、特大型客户的内部管理方式、决策链条、服务要求方面差异也明显。总体而言，对公客户的分层分类管理要求更高。

（二）产品和服务差异性

客户属性和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公司业务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数量级大、复杂度高、标准化低、个性化强等特点。为满足不同类型对公客户的金融需求，一般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对公产品数量有上百个，若算上不同场景、不同应用的子产品，数量级还要大。同时，由于对公客户的决策链条长、操作环节多，对公产品在功能、流程上的复杂程度很高。此外，行业和场景的差异化以及战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决定了对公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个性化、定制化要求更高。

（三）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性

从总行组织模式看，公司业务特征决定管理相对分散，一般由风险、审批、法保、运营、财会、资负、合规多个中后台部门共同管理，很难像零售业务（如个人信贷）那样统一进行条线管理，对公条线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弱。从分支行的管理模式看，公司业务的经验营销和关系营销仍占主导，按零售模式进行条线化、专业化管理难度很大，各银行分支行对公业务仍主要以“块”为单位进行管理。

正是由于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商业银行要在遵循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对公业务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找到适合自身的对公数字化转型之路。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四大任务

客户经营数字化

客户经营是银行业务的源头，客户经营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的引擎。同时，公司客户特殊性也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客户的类型、规模、行业差异进行分类施策。一是对于政府客户、企业客户、金融同业客户应该由相关部门分别研究制定具体措施。二是企业客户要“抓两端带中间”，战略客户及其集团内客户、供应链关联客户（一般为大中型客户）应按行业类型进行数字化的分类营销、深度经营，并提供定制化服务；小微型客户应根据区域聚集性、功能聚集性、平台聚集性、生态聚集性进行线上化的批量营销获客，并提供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运用数字手段提升客户选择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通过数据加经验相结合方式探索优化对公客户选择模型，在做大对公客群的基础上提升优质客户的获取率和营销成功率。四是打造数字化客户评价和深度经营体系。要以建设升级对公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系统为抓手，建立精准的客户分层分类评价体系，准确分析不同客户的经营现状和营销计划，并配合组织机制、工作模式、产品体系、系统工具、考核模式的优化，提升对公客户的深度经营能力。

例如，中信银行运用大数据建模技术，建立了“五等七星”的对公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并配合多维度过程指标考核，指导营销一线使用多种产品覆盖提升客户粘性和综合回报，深度经营客户。

产品供给数字化

金融产品是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向客户交付价值的主要载体和供给形式，实现产品供给的数字化建设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核心。从目前领先商业银行的实践看，要实现产品的数字化，主要是打造一个支点，做到四个实现。

打造交易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点。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是公司业务产品和服务的两个核心板块。与投资银行服务于企业战略性金融需求不同，交易银行是指服务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而提供的银行产品和业务的总称，主要包括账户管理、收付款与结算管理、财资管理、短期投融管理、集团司库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国际业务八大类产品体系。从产品类型上看，交易银行产品具备高频化、线上化、数字化三大特征；从产品价值上看，交易银行业务具备“易获客、高粘性、低风险、轻消耗”四大价值。交易银行的业务特征和业务价值完全契合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把交易银行作为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支点和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成立了交易银行部，专门建设交易银行数字化体系。

在打造交易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产品数字化建设还要实现四个变化。一是实现产品维度的核算与分析。目前大多数银行财会科目维度的核算强于客户维度的核算，客户维度的核算要强于产品维度的核算。而产品为维度的精细核算是产品数字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能准确核算出各产品线及单个产品的规模、质量、成本、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对产品的评价和考核，从而更精准地指导产品研发、迭代和运维。二是实现端到端的产品研发全周期管理。产品作为一种金融供给形式，必须来源于客户端，用于客户端。银行应建立专用IT系统实现产品端到端的研发及生命周期管理，从多渠道跟踪市场趋势、政策变化，通过系统平台向营销一线及时、准确采集客户需求，量化评估产品创设风险和价值，并打通IT部门开发管理系统，实现需求分析、开发、测试、上线、迭代升级、退出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实现产品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数字化的前提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是结构化，要确保业务信息源头的结构化标准化，首先要实现产品线上化。在线上化的基础上，还要打通征信、工商、法院、税务等多方数据，实现银行在客户准入、放款核查、贷后检查的自动化处理，最终运用AI技术实现产品办理的智能化。四是实现公司产品供给体系从“产品提供者”、“方案提供者”到“系统/平台提供者”的升级。对公客户的差异性和对公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仅提供标准化产品越来越无法满足对公客户复杂多变的需求，需要银行根据行业、产业、场景提供多产品组合甚至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近两年，随着对公客户自身数字化转型加速，业财资一体化发展，头部对公客户已经不满足于银行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方案提供者”，而更希望银行是有形的“系统/平台提供者”，即根据客户业务经营管理的发展需要，直接为其提供集业务、财务和资金金融服务为一体的IT系统平台。例如，司库数字化建设提速后，央国企要求银行提供一套面向集团各部门、各条线、各成员单位使用的司库管理系统。目前工行、建行、招行、中信等都在打造企业级的司库系统。

渠道服务数字化

渠道是银行产品及服务的传递通道，也是和客户价值交互的纽带，银行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渠道向客户交付金融产品、服务，甚至是非金融服务。因此，渠道服务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桥梁。

一是“统筹管理、分类建设”，丰富对公线上渠道。目前很多银行对公业务的线上渠道建设滞后于零售业务。近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提速，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客户使用金融服务的习惯也在加速向线上化渠道转移，这给对公业务线上渠道建设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银行IT部门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加快建设对公线上用户中心、产品中心、服务中心、风控中心等技术中台，为对公线上渠道建设提供平台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对公客户的差异性，丰富前端渠道类型。从各银行的实践看，要根据不同规模客户、不同行业客户、不同场景客户分类建设多种线上服务渠道和客户端系统，包括面向普适客户的企业网银、面向大型客户的多银行财资系统、面向特大型客户的银企直连、面向供应链集群客户的供应链平台、面向企业客户内部不同用户的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二是实现线上渠道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的开放化、平台化发展。从服务对象看，对公客户的产业链特征和集群特征要求线上渠道的服务对象进一步开放，不仅要支持本行已开户、已签约客户，更要通过API、STK、SaaS等技术，建设开放用户体系，支持产业集群客户、第三方合作伙伴等生态圈客户。从服务内容看，企业内部业财一体化和管理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对银行线上服务需求进一步向业务端、管理端延伸，从传统“结算+融资”服务向集采购、销售、供应链管理、费控、商旅、发票、福利等为一体的综合化“金融+非金融”服务转变。三是促进物理网点向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随着线上渠道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需要临柜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少，这将促使银行物理渠道的对公服务模式转型。银行要加快运用IOT、VR等技术手段，推动实体网点从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向产品和系统展示、沉浸体验、业务及技术咨询辅导等的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同时，要加强线上渠道和物理网点互联互通，实现线上线下服务的一体化，实现高效、快捷的全渠道服务能力提升。

风控合规数字化

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银行业务的本质，风险防控仍是业务发展和数字化经营的底线，风控合规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一是建设风控规则引擎，实现业务风控前移。通过将风控政策、合规制度和内控要求进行规则化处理，并内嵌到银行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中，将目前大量的事后风险监测和处置前移，实现事前禁入、事中联控。例如，将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规则前置嵌入企业网银开户签约环节，可以大量减少合规风险。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度和效率，减少风控成本。要充分运用NLP、OCR、RPA、图计算、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公业务的各流程、各环节进行机器自动处理和智能风险识别，减少人工检查失误风险，并提升业务检查效率。例如，在对公贷款“三查”中，可以运用RPA、IOT等技术提升贷款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运用NLP、OCR技术可以在放款、贷后环节自动、快速地实现贸易背景审查、融资用途审查等。三是运用大数据风控建模，使数据融资在公司业务中成为可能。目前在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业务领域中，社会各界都在呼吁银行改变传统上基于信用的风控逻辑，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融资。笔者认为，基于“场景+数据”风控逻辑的融资方式才是未来方向，要结合对公客户的行业特征和场景特征，依托有条件的数据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核定客户融资额度，实现自动化的放款及贷后管理。

公司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三大保障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系统和人才保障。

（一）数据驱动

一是建设契合公司业务的数据架构和数据基础。银行数据部门不仅要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湖建设解决数据量级存储问题，更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深入分析数据结构，选择建设适应对公业务数据特征的数据架构。同时，应根据数据类型、数据来源、数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设计对公业务数据分类分层的管理机制，夯实数据管理的基础。

二是业技联动，强化公司业务数据治理。首先，银行应充分重视数据治理工作，组建融合团队长期持续治理；其次，要梳理建立契合公司业务的数字字典、数据标签、数据指标和数据清单，形成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模型；最后，要建立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应用全流程的数字管理体系，在数据循环应用中提升数据质量。

三是完善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的数据应用。数据价值的发挥要通过数据应用体现。目前很多银行公司业务数据应用的主要问题是“结果性数据强，过程性数据弱”；“中后台数据强，前台数据弱”；“总行数据强，分支行数据弱”；“客户类数据强，产品类数据弱”。公司业务板块要深挖数据潜能，通过一个个数据应用专题，将产品、营销、风险、运营的数据联通，丰富客户、业务和环境洞察模型，最终提升前台数据、分支行数据、过程性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力。

（二）科技赋能

一是提升技术架构的弹性和延展性，支撑对公业务的个性化需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对银行系统的技术架构形成巨大挑战，不同行业与场景的金融产品创新频繁，大型和超大型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层出不穷。要打造兼容异构，平台化、模块化、组建化的数字底座，推进技术架构向多节点并行、分布存储、负载动态均衡升级，实现IT系统资源的弹性部署和灵活调度。二是建立业技融合团队和机制，支撑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要加强业技融合，制定考核、激励等管理制度，并实施真正的敏捷开发机制，提升技术的快速响应能力。三是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形成体系内和体系外双线科技赋能。公司业务受政策性影响大、专业能力要求高，后续运维服务工作量巨大，很多银行即使采用了业技融合和敏捷开发等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快速开发、持续迭代和高效运维等问题。为此很多银行通过在体系外建立科技子公司或者创新中心，提供和母行相对独立的商业化服务，使对公科技服务更专注、实施更灵活、响应更迅速、成本更可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12家大中型银行成立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例如，建设银行成立了建信融通科技子公司，配置超千人的团队，服务供应链客户超过5万户，由公司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服务的供应链融资量每年达到7000-8000亿元。

（三）人才升级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最终还要依靠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升级。一是提升对公业务管理队伍的数字化能力。通过招聘一批、培养一批、转型一批，加快人才质量的升级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培养对公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思维，锻炼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提升公司板块各层级管理人员数字化决策和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公产品经理队伍建设。对公产品经理是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应加快产品经理队伍的储备和培养，并建立一套产品经理准入、培养、考核、激励的制度机制，持续投入资源，在总、分行两级打造一支懂客户、懂产品、懂技术的复合型产品经理队伍。三是优化分支行对公营销人员的队伍结构。要优化营销人员结构，既要在分行班子、支行班子成员中增加数字化、技术型领导干部，还要在一线客户经理中培养善于学产品学技术、用产品用技术的营销人才，实现营销一线的数字化转型。

（编辑 宋斌斌）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国的出口表现亮眼。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产业链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的疑虑——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从当前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看，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突出，但从中长期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挑战，应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中国制造业只要做好自身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产业外迁经历的四个阶段

现在在华企业的外移有很多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总体来看，在华企业外迁大体上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轮是2013年到2015年。这是因为纯经济的一些原因，比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民工荒、用工难，以及资金成本较高，房地产价格、用地成本不断上升。

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一些过载产能包括有环保压力的部分产能转移出去；还有一些稀土的加工处理也转移到邻国。

第三轮是2018年以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扬言和中国全面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并且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治、投资环境的变化，使企业陆续外迁。

第四轮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拜登继续将中国作为遏制打击对象。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的同时，要求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占有主导权，这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是一致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短期、在传统领域和中国再挂钩，而在中长期、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美国财长耶伦最近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以期传统的产业链能够掌握在与美国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等国手里。

综上所述，企业外迁的前两个阶段以经济因素为主，后两个阶段以政治因素为主。

以某国商会的情况为例，它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该国外资企业撤出比例一直不超过2%，外迁高峰主要出现在2015-2016年，此后开始逐渐下降。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外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维持观望、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而扩大生产的意愿明显减少，生产规模出现收缩。

新一轮产业外迁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目前经历的第四轮在华企业外迁主要面临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竞争中性、ESG（关注企业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绩效Governance，而非单纯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绿色低碳等；非经济因素包括国家安全边界泛化、民主人权、“友岸外包”等。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以绿色产业为例，目前中国企业在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在全球的产能比例都比较高。

哈佛大学3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动车在全世界的生产份额超过40%，而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车占到全球生产量的53%，纯电动车占比超过60%。我国太阳能组件产能的全球份额达到75%以上。我们在绿色产业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也与行业企业的技术追求、环境适应性等有关。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不是把国际竞争对手逼到墙角，而是要实现共赢。目前我国企业仍多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还需要继续努力。

纯经济因素还包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自然发生一些产业外移。从某国商会的调查来看，这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对低端产能的扩张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越南、印度。但是在高附加值产能方面，在中国的扩张比例相对较高，明显高于越南、印度。

综上所述，国内市场规模、体量对于吸引外资很重要。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于低附加值外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但在高附加值投资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非经济领域的竞争因素，以国家安全边界为例，这就涉及到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背景。第一阶段是跨境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跨境资本流动，第三阶段是跨境信息流动。

特别是2010年以来，移动终端、手机互联网发展迅速，跨境信息流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新的全球化体现为跨境信息的流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边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美国要出口飞机的机身材料，选择T-300强度还是T-800强度？从技术标准看，T-300用于民用航空，T-800用于军用，美国使用不同管制手段进行审查，T-300是民用、不要审批就可以卖，但是T-800，每年只能卖出一定数量，而且要提供使用用途证明。

但是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信息流动包括每个人的信息、每台终端的信息，这些海量数据汇总以后，可以是民用的，也有军用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不仅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考虑的风险。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WTO的问题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即跨境商品流动时期出现的关税冲突，以及部分第二阶段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贸易相关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WTO的功能相对较弱。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跨境信息流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治理，它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全球化本身的进展。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国家安全边界模糊的问题带来的冲击较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会比较大，一些新兴科技产业面临一定的脱钩风险，产业链外移的动力进一步上升。

当前产业链外迁的两大阻力

我们给产业“外移”的界定是中性的，不是说外移就一定是坏的，当然坏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的过度更新化，好的结果是一个产业链自然升级的过程，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

我们以前经常讲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是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生产。一台苹果手机，美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现在我们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服装企业以前是代工、贴牌，利润很低，现在请了国际设计师，自己搞设计，利润占比高起来了，企业就把生产环节外包了。比如：有一家企业生产LED灯，以前利润很低，现在只做研发设计，利润上升了，污染也少了。目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

在华外资企业外移的阻力，一是外资企业外移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从某国商会的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如果让这些企业突然迁移到东盟，就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每年要减少6个百分点。如果让它迁移到北美、欧洲地区，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下降9个百分点。

但是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只有9%，还不如一些中小型经济体的比重。为什么中国投资收益率这么高，但是只投了9%？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民间情绪的影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投资，虽然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有政治上的互信和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有时候非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们从乌克兰危机中看到，很多跨国企业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产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俄罗斯，其中主要是政治环境和投资安全性因素的影响。

            图1 外资企业的内销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出口外销

第二，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即市场规模也在上升。在华外资企业有两项业务，一个是打入国际市场，进行外销出口；一个是发展中国市场，产品扩大内销。

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不到800亿美元，而出口金额有5600亿美元，出口是内销的7倍。两项数据于2016年出现持平，到了2020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出口只有9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它影响的只是出口的一部分，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内需，就是需要发挥我们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切入点。越南能否替代中国成为外资的主要迁入国，中越经贸关系的定位如何？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只有8亿美元，2021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日韩。越南经济体量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体现出中越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图2  中国出口和越南出口竞争指数

从中越出口贸易的竞争指数看，2019年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0.85，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是0.093。即越南出口100块，中国就有85块钱跟它重叠且有竞争关系。而中国出口100块钱，越南只有9.3元跟中国是重叠的。

所以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主导性的。而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总体可控。总体上，我们认为中越经贸关系是以互补关系为主，在竞争关系方面，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美国打压中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一直在稳健上升。以华为公司为例，即使遭到美国的打压，但是华为的营收能力、利润情况相当可观，去年华为的盈利同比增长75%。

可以看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今年年初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压缩自己的增长空间。

（编辑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①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升国家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民族地区青少年使用微信增强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社会个体对国家的内心情感与归属意识，涉及对所处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的集体认同。国家认同，既关乎个体情感表达又涉及集体身份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并维系的重要心理基础。有研究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大众媒体通过信息传播与内容生产，进而在民众之间促进信息共享，制造共同体验，进而塑造民族认同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这种媒介使用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效应在边疆民族地区青少年群体之中是否显著，如何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媒介环境，促进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本文将通过一系列深度调查，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和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提升国家认同过程中的社交媒体实践。研究对象——新疆轮台县阳霞镇，是一个不到14000人的小镇，有3000多户人家，生活着2380户农民，这里一直以来以粮棉种植为主，以小白杏为支柱副业。据了解，该镇青少年共3800余人，70%以上的青少年都使用微信。农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少有机会行万里路，可能会对世界的认识有所局限和束缚。如今，除了读万卷书，该地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互联网，基于社交媒体去看这个世界。若能让青少年以正确的动机，有意识地去使用社交媒体，将会取得非常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在培养其国家认同意识方面。近年来，杨霞镇政府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建立微信群、公众号和视频号，使当地青少年通过微信结识朋友、探索世界，通过彼此的学习和交流增进共同性，在认知上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田野调查中，调查组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笔者参加了一些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了提升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实践活动。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笔者发现，微信使用已经深入阳霞镇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他们通过微信与朋友们聊天，交流所见所闻，畅谈家乡的新变化；他们还通过微信看新闻，了解镇子以外发生的事情，获取国家建设发展的信息以及对边疆地区的支持与帮扶；通过这些信息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的内心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认同感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意识逐渐萌芽、长大……

阳霞镇青少年日益普及的“微信生活”

镇子里青少年都有微信账号，这款社交软件把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邀请到了一个共同的网络空间。在访谈中，一个几年前失去父亲的小姑娘，她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家里经济条件困难。当笔者去探访这对母女时，她们正在炕上看手机交谈。我问道：“什么事情啊这么热闹？”小姑娘高兴地说：“姐姐，我正在看记者采访外交部部长王毅，他真的很优秀，是我的偶像，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出一份力，让国际友人们看到一个自信大气的中国人！我在给妈妈翻译外长讲的话，我是她的汉语小小翻译官。”

当小女儿去外面拿东西时，笔者问这位母亲，怎样看待孩子使用微信这类社交软件。她说道：“不瞒你说，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没念过书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便希望女儿能够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飞出去，多看看这个广阔的世界。社交媒体可能会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但我从不干涉孩子的人生课题。”

这位母亲还坦言：“女儿很喜欢结交不同民族的朋友，有时候还会说一点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她的汉语水平也很强，在家常常看着镜子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说话，还会把稿子打印出来大声朗读。”社交媒体为这些偏居祖国一隅的民族小镇的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找到了希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

正在念高一的女孩小娜（化名），性格开朗活泼，读完“内初班”后考上了“内高班”，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小姑娘。笔者在与她的交流中发现，她十分善用社交媒体，她和笔者分享了一个群，里面有汉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族人和藏族人。她给这个群取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她说：“学校有个活动，就是举办一场关于民族团结主题的大串烧，希望同学们都来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令人惋惜的是，因为疫情原因，同学们没有办法去学校排练，于是学校的艺术团团长把大家拉到一个微信群里，方便通知和交流。

后来，小娜和小伙伴们又建立了一个“大串烧”小群，在群里联系并商量表演的事情。“我在这个群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不同民族的艺术，觉得很是震撼。”她情不自禁地说着，随即哼起了《乌兰巴托的夜》，说这是群里的蒙古族小伙伴唱的，现在大家基本都会唱了。一首歌就能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笔者从小娜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了这些少年的单纯可爱。这种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彼此欣赏的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优秀传统美德。

笔者采访了一个男孩小山（化名），当时他在广州念高二。小山平日里少言寡语，笔者去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他对我说：“这个聊天的人是我最好的兄弟，是个香港人，曾经一起做了一年的同桌，我们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去悉尼大学读书了，我们会用微信保持联系，他会给我发很多悉尼的照片，分享在那边的生活。”

小山还兴奋地说，最近他的同桌在澳门旅游，并给他发了照片，看着照片有种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感觉。“虽然自己没有机会亲自去祖国的大好河山游玩，但看到微信朋友圈，也有种开阔视野、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每天都会聊几句，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见面。”

微信使用如何让国家观念入脑入心

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才能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微信群的使用，可以起到向青少年进行积极正面宣传的作用。

阳霞镇镇长艾力曼向笔者介绍说，镇里每个村都有一个青少年的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可以更好地关心这些孩子。副镇长如思兰补充说：“我们每个村还有自己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会分享并传播很多正能量的视频和文字，宣传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也会分享中华文化以及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让青少年受到教育、健康成长，自觉地与国家、与各族人民紧紧站在一起。”

其盖布拉克村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在微信群里分享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群里一名正在读三年级的维吾尔族小男孩提问说，维吾尔族和汉族属于不同的民族，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历史呢？”后来，一名高年级的学生耐心地解释说，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说实话，刚开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担心这个孩子有着错误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还在想怎样才能让他更好的理解。但微信群解答了这个小朋友的疑惑，他也在积极地与群里的哥哥姐姐们交流，在这种讨论氛围里，大家也逐渐树立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是社交媒体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该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

微信群里一名今年参加高考的“大朋友”小缇（化名）正在备考。她说：“为了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我不太玩手机，但对这个微信群会十分关注。”小缇坦言，随着自己学业的进步，渐渐地有了广阔的视野，不再以井底之蛙的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也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崛起并不是一步登天，而是几代人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能够在微信群里引导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阳霞镇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部门和村委会，还有孩子们，大家一起学习，让村子充满中华文化的氛围，社交媒体能够把大家联结起来，可以整合内外资源，把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带进村子。”

利用微信，让中华文化走进乡村，在维吾尔族青少年的心里埋下一颗中华民族的种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作用。中华文化包罗万象，根深叶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微信作为媒介平台，如果运用得当，开设寓教于乐的优质课程，将会让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微信使用中逐渐形成的家国之情

在访谈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或许，媒介就是有这样一种能量，在“润物细无声”之中，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让一颗颗对于国家的依恋之心，对于中国民族的认同之情悄悄地生根发芽。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小迪（化名）的小学五年级学生，他在姥姥家长大。由于他的父亲受了宗教极端势力的蛊惑，不得不来到“教化中心”接受培训教育。

因为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家庭的几个孩子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比较晚。但是可喜的是，父亲从“教化中心”学成毕业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们全部送到了学校接受教育。他还让已经结婚又离婚的女儿积极备考，去念大学。他充满歉意地说：“我真的对不起这些孩子们，几年前我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用微信联系自己的朋友时，我会干涉，不让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其他民族，也对汉族有很大的偏见。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除了维吾尔族，其他人都不是自己人，更别提中华民族了。”

“从教化中心毕业后，我内心越来越清晰，我不仅没有做好自己人生的课题，还很霸道地干涉了孩子们的人生课题，他们不应该为我的错误买单。”这位父亲表示：“我希望他们可以自由地成长，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微信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交流渠道，我会鼓励他们多交不同民族的朋友，告诉他们中华民族是一家人。希望整个家庭可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小迪的父亲在努力地学习汉语，有时候还会主动用汉语同他人交流。共同的语言使他隐隐地产生同其他民族一家人的感觉。

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家认同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爱国也要从娃娃抓起，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耳濡目染中培育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当青少年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交往中感受到温暖，满足了情感需求并产生情感依恋，会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笔者相信，这些人、这些故事只是缩影，一定会有更多青少年的爱国故事！

提升民族地区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基本策略

通过访谈，笔者认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微信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诸如微信、微博、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时空距离，增进祖国各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增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在认知层面：通过社交媒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认知层面，要引导青少年树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对国家有认同感。

国家认同究竟从何而来？这就必须要谈到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这份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感情来自何处。在笔者看来，当一个人意识到身边的人是自己的伙伴而不是敌人时，就会产生某种关爱，在这种有温度的环境里，彼此的距离会拉近，共同性会增多，差异性会减少，在不同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彼此是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而上述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存在一种各民族可以友好交往和沟通的媒介平台。毫无疑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当仁不让是最佳沟通渠道之一。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对政治秩序的强调和对社会稳定的重视，依然是国家力量的重要表现形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是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境把我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更是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光明前途把我们亲密无间地凝聚在一起。社交媒体为民众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也给了不同民族倾听彼此声音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不同，可能不敢主动迈出第一步，但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让人感到轻松自在，消除这种社交距离与交往压力，从而有效促进各民族间理解与交往的深度，开启一种爱的循环。

在情感层面：通过社交媒体培育青少年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①从总体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内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越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在捍卫祖国统一、推进历史进步，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正如列宁所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中国台湾学者赖岳谦教授提出，文化是社会和历史的沉淀，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都是建构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认同中国的中国人，当然应该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华民族，爱中国。事实上，有效利用微信，可以让民族地区青少年融入国家认同感的培育过程，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力量，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交往方面：充分运用社交媒体促进各民族沟通互动

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促进各民族交融，同心同行，才能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做好了地基，各民族间的互动与交往会少几分刻意、多几分自然。不同民族的朋友们使用微信进行文字或者视频聊天，能够在打破时空限制的条件下，互动互嵌。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对彼此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民族地区青少年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在各民族交往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和意义。各民族交往互动，在尊重和分享不同民族文化的同时，可以感受到56个民族的魅力，进而增强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和底气，追求各民族交融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种格局，更是一种情怀。

总结和反思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社交媒体方式不断创新，改善了边疆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在阳霞镇，笔者看到，没念过书的父母对孩子尽心尽力的关切和无尽的担忧；也看到了政府部门和村委会对于孩子们的付出，以及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关爱。

尽管民族地区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还存着一些问题，但是笔者坚信，通过善用社交媒体，民族地区青少年一定会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的包容博爱，进而在这份美好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在未来的广阔天地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编辑  宋斌斌）

新疆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媒体呈现的新疆形象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声誉、政治和经济利益。研究两者对新疆的叙述和话语框架、信息传播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做好涉疆对外传播工作。为此，本文选取国内外20家媒体，对其2008年至2021年的涉疆报道进行分析，以发现其中规律性和启发性的特征。

数据统计

1.报道总体趋势。统计显示，20家媒体的涉疆报道共有30822篇，其中国外媒体10606篇，国内媒体20216篇，分别占34.4%和65.6%。

图1 2008-2020年媒体涉疆报道总体情况（篇）

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基本保持同步的时升时降趋势。同时，国内媒体逐步加大对新疆的关注和报道，其涉疆报道占比不断增加。例如，2008年国内媒体的涉疆报道只占国内外报道总量的17.1%，2018年已达到64%。2018年以来，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国内媒体积极参与涉疆舆论斗争和国际形象传播，积极报道新疆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大好局面，报道数量和国内覆盖面都取得较好效果。同时，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对外传播策略，通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白皮书和系列纪录片等方式，及时主动公开信息，转被动为主动。例如，2019年国内外的报道量是上年度的2倍、高达6312条，其中国内媒体的报道为3895条，占61.7%；2020年国内媒体的报道量达5821条，占89%。

2.报道议题。根据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的内容，我们将其议题分为时政、宗教、文旅、自然灾害和其他五类，其中时政议题占81.2%，宗教议题占2.6%，文旅、自然灾害和其他议题分别为4.2%、3.1%、8.9%。很明显，新疆的时政议题是近些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围绕我国治疆方略、反恐维稳的具体措施，以及人权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寄宿制学校等话题。同时，国内媒体对新疆宗教议题基本回避，关于文旅、民生和科技方面的报道占比处于较低水平。而国外媒体对新疆宗教议题的关注仅次于时政议题。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人权保障理念存在差异，保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和正常宗教活动的措施各异，媒体偏向性的议题不利于客观全面呈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3.报道字数和体裁。研究发现，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体裁存在差异，国外媒体的报道中，通讯占64.9%，消息占21.9%，调查报道、评论和其他体裁分别占5.6%、3.1%和4.5%。国内媒体的报道中，消息占82.1%，通讯占10.8%，评论、调查报道和其他体裁分别占6.8%、0.2%和0.1%。总体上看，媒体的涉疆报道以500-1000字内的消息和通讯为主，占总数的76.2%。同时，国外媒体报道中，1001字以上的比例46.7%，国内为23.9%。消息和通讯的篇幅较短，媒体和记者一般喜欢采用此类体裁。此外，除了语言、文字书写和文化差异，国外媒体通过篇幅较长的通讯、调查报道向受众输出观念。国内媒体则多用较短的篇幅反映事实并以评论的形式，侧重表达我国政府的治疆方略，阐明事实和驳斥反华势力的不实言论。

4.发稿地。发稿地区指媒体和记者发出稿件的地域。统计显示，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96.6%。其中，国外媒体占其总数的71.3%，国内媒体占其总数的99.3%。这表明，国外媒体的多数涉疆报道远离事发现场和信息源，缺乏对事实的直接了解，掌握的材料和信息有限。相比而言，国内媒体和记者在事发区域发稿，有更直接的调查，对党和政府的治疆方略有更深的认识，了解当地生产生活状况，报道内容贴近事实并具有客观性。

5.报道倾向。新闻标题的使用、稿件词语的运用，均含有媒体和记者的价值判断和倾向。因此，本文从新闻标题和正文2个维度对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进行分析。

在总报道量中，正面报道为25675篇，负面报道为5147篇，分别占83.3%和16.7%。其中，国内媒体的报道均为正面或中性报道。国外媒体报道中，负面报道占48.5%，正面或中性报道占51.5%。相比而言，2018年以后，国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大幅度上升。

同时，我们分别选取国内媒体1000篇涉疆报道和国外媒体937篇涉疆报道对其标题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媒体均采用正面和中立的标题，反映客观事实。在国外媒体涉疆报道标题中，使用“镇压”“监视”“迫害”“虐待”等负面词汇并持有负面态度的共有437篇，占总数的46.6%。在437篇文章中，西方媒体为78.7%，发展中国家为21.3%且多为西方媒体的转载稿。2019年以后，西方媒体的标题更具有攻击性特征，并与报道趋势相吻合。

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信息流通特征

1.存在“从西到东”的国际信息流动趋势。我们对国内外媒体的转载稿及其来源进行统计发现，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的其他媒体稿件共有3034篇，其中国外媒体采用36个信源的2564篇报道，在这2564篇中，仅采用我国2家信源的42篇报道，其余均为国外信源尤其是西方国家信源。我国媒体采用国外信源的740篇报道，占国内媒体发稿量的3.66%。这表明，西方媒体对我国媒体的议题设置存在潜在影响。我国媒体虽以国内信源为主，但对国外信源的采用率高于西方媒体采用我国媒体信息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媒体涉疆报道中，西方媒体控制了信息来源从而控制了国际话语权，在发展中国家媒体涉疆报道中，西方媒体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

2.间接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大于直接信息。在国外舆论场涉疆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所谓“受害者家属”“集中营幸存者”“目击证人”，实际上是他们将虚假信息向媒体和“东突”组织提供，后者将信息转交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并通过西方媒体进行传递，再由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这些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和组织论证其观点的佐证材料被转引，这是一种循环模式。并且在报道中往往引用所谓匿名信源的言论。在国内舆论场，媒体和记者直接与当地党政部门、群众接触并获取第一手资料，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力图使用可验证的信源。相比而言，国内媒体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直接，信息的全面性、可验证性和客观性较强，贴近新闻现场并具真实性。但从传播范围和影响来看，国外媒体传播的间接信息往往主导国际舆论场。 

国内外媒体建构的新疆形象比较

国内外媒体呈现的新疆形象可谓相对对立，本文从4个层面进行归纳和概括。

1.中国与新疆。我们分别对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国内媒体涉疆报道突出的重点和主体首先是新疆，此后依次是中国、维吾尔族、人民、新冠肺炎、援助、发展、国外、国际、政治、安全。国外媒体涉疆报道突出的重点和主体首先是中国，此后依次是新闻、政府、中国人、人权、国外、总统、新疆、人民、新冠肺炎、国际、安全。可见，西方媒体攻击的实际目标是中国，新疆只是攻击的组成因素，抹黑新疆旨在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同时表明，国内媒体在传播新疆形象和批驳西方不实言论时较易陷入话语陷阱。  

图2 国外媒体涉疆报道热词统计  

图3 国内媒体涉疆报道热词统计

2.统一与分裂。我国媒体的涉疆报道始终秉持和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始终坚持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往往宣称新疆是维吾尔族的“故土”，曾经存在独立的政权，并将上个世纪 30-40年代分裂势力炮制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称为独立国家，否定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历史管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企图塑造殖民和反殖民话语体系。事实上，“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就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①

3.维吾尔族与突厥语穆斯林。国内媒体的涉疆报道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突厥语系进行清楚的划分，将三者视为不同的概念。国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往往采用“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维吾尔突厥人”“维吾尔穆斯林”等表述，将维吾尔族与穆斯林、突厥等同或联系起来，试图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与中国文化隔离开来。事实上，民族、宗教和语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伊斯兰教并不是维吾尔族人信仰过的唯一宗教，也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例如湖南翦氏维吾尔族人就信仰佛教，根据管理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目前“全疆共有少数民族中共党员62.25万名”，②其中维吾尔族占较大比例。同理，“‘突厥语族’不过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是近代语言学家构建的语言分类谱系”。③民族与语族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④

4.稳定与动荡。我们分别选取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中常见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其中国内15个、国外25个），其指向对象分为四种类型，即新疆局势、党的治疆方略、民族关系和维吾尔族群体。我们发现，国内媒体将新疆描述为在全国兄弟省市的帮助下，稳定发展和欣欣向荣的稳定和谐地区。西方媒体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并将新疆描述为少数民族文化和人权受到压制的动荡地区。统计发现，2009年以后，国外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贬义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加。2019年以后，国外媒体涉疆报道完全脱离新闻属性，成为攻击中国的舆论战工具。

实际上，目前新疆存在56个民族成分，他们和谐相处并平等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实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22年第一季度，全疆实现生产总值(GDP)39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前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44元，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0元，增长7.4%，增速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①这是稳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带来的社会效应。

         图4国内媒体关键词统计（个） 

      图5 国外媒体关键词统计（个）

讨论和思考

在比较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当前新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一场以舆论战为手段的国际政治博弈。从制造新闻和舆论到美、英、法等国通过所谓涉疆法案、决议并采取制裁措施，均表明国际涉疆舆论以舆论战为手段进行的政治博弈，旨在遏制中国发展。这些行径不仅抹黑我国和新疆形象，还影响新疆各族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是名副其实的侵犯人权。期间，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主导和设置议程，我国媒体处在应对状态。为此，我们应当建立和完善应对机制，从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等角度做好涉疆对外传播，推动国内主流媒体对边疆和周边国家整体性知识的把握，提高议程设置能力，表达党的治疆方略成功经验，及其对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和消除贫困工作提供的中国智慧；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通过讲述事物背后的“人”的故事，由人物切入历史、现实与未来，增强报道的共情力，讲好新疆故事，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2.把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作为涉疆对外宣传工作的重点。由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利益，西方媒体的涉疆报道基调难以改变。当下，发展中国家占国际社会200多个国家的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有重要位置。部分伊斯兰国家与中国新疆接壤，由于宗教和民族因素，它们较为关注涉疆议题。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众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名致信等方式多次支持我国治疆方略。因此，应将它们作为涉疆外宣工作的重点，通过推动媒体合作、学术访问和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当地社会对新疆事务的了解，进一步改善国际涉疆舆论环境。

3.做好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并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在这场舆论斗争中，海外华文媒体和华人华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冲作用，减少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对当地的影响。由于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较高，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因此要注重对其联系和引导，帮助他们围绕涉疆议题主动发声，推动当地群众和舆论正确认识新疆。

4．注重全方位呈现新疆的面貌。在涉疆报道过程中，国内媒体关注时政以外的议题较少，容易陷入西方的议程设置和话语陷阱。近年来，新疆社会大局平稳，经济快速发展，民生大幅度改善，各民族更加团结和谐。国内媒体应注重报道新疆的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和个人的奋斗历程，通过数据和事实全方位展示新疆面貌。

涉疆国际传播的任务艰巨，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需要认真地思考与努力，才能有所建树，被动局面才能得到改变。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由衰落转向复兴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的出路，尝试各种富国强兵的药方。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立宪改良等措施并没能挽救清政府灭亡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并引入西方议会制政体，其后国家却陷入政治纷乱堕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种种救国药方宣告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能解决如何组织动员中国人民的问题。只有能够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组织动员民众，才能焕发数亿人民的伟力，让他们掌握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才能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应对中华民族深陷的全局性危机。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落转向复兴的关键所在。正是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成功地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悲惨境地，把中国引向光明和复兴的康庄大道。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持续下降，沦落到亚洲最穷国家的行列，工业规模甚至不如一个欧洲小国。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建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到2014年，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可望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2万美元，很快就会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1820年时法国还要低；202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预计“十四五”期末将再提高1岁。这意味着虽然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美国五分之一，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美国（2019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78.8岁，2020年因新冠疫情下降了1.8岁）。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体下的政党有根本的区别

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带领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历史使命，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党。要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打破西方政治学关于政党理论的迷思，需要构建新的政党理论与政党类型学分类。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同于西方选举型政党，根本不同于所谓“一党独大制”中的一党。

例如，美国的两党可称为“三无政党”：没有正式的纲领，有的只是竞选纲领；没有严密组织纪律，有的只是松散的协调；没有正式党员，只有选举时登记的党人，党的所有资源和行动都围绕着赢得选举这一目标而展开。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具有高度使命感的政治纲领、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高度忠诚的党员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领导、组织、动员人民来共同应对挑战，不断与时俱进，共同为实现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兼具人民性、先进性、使命性、整体性、先锋性、组织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新型政党。

人民性。不同于那些脱离人民或者代表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血肉相连。理解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客辩证关系是理解百年中国道路的关键，一方面，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党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党是历史进程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改变了“一盘散沙”状态，变成具有集体意志、集体目标、集体行动能力的历史能动主体。中国人民是创造中国现代历史的真正英雄，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最高组织形式与意志表达。中国人民作为集体英雄的伟大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竭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得人民掌握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执政党与人民之间密切的、全过程的互动，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最生动实践。

先进性。不同于那些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愈发显示其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正是有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既避免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也避免了盲人摸象的经验主义，而是始终能够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武装自己，始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方向。

使命性。不同于那些缺乏明确一贯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使命性，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特点制定奋斗目标与纲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奋斗的主题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党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更为远大的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理想信念与务实的行动方案，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得实、走得久、走得远；能够在长远的政治纲领指导下，通过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变动的形势调整或更新行动目标与纲领，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沿着预定的目标持续努力，一代接着一代奋斗，不断改变中国的面貌。

整体性。不同于西方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人民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有了现实的代表者与行动者。而美国政治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难以整合碎片化的利益与观点，“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与主张，但是缺乏有效的力量协调众多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形成共同行动。例如，美国差不多和中国一起开始规划高铁建设，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多次谈到美国的高铁梦，2011年曾说“在未来25年里，我们的目标是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11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铁网，高铁总里程达到3.7万公里，而美国的高铁只有645公里，高铁梦依然遥不可及。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说：“为了让美国政治人物、利益集团、游说者、工会及官僚们认识到他们最好应当整合国家目标——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继续存在——他们都该去乘坐一次中国高铁。”

先锋性。不同于所谓的“精英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先锋作用的政党。精英党高据人民之上，而先锋党在人民之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抗疫期间广大党员的表现是突出的范例，他们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命运与共，吃苦在前，牺牲在前，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14日，我国战疫牺牲517人，其中党员占70.6%，80.7%是因为过劳去世的。正是基于高度的先锋性精神，才赋予中国共产党道德权威来领导、组织、动员人民共同奋斗。

组织性。不同于那些松散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与全社会高度同构的组织体系，内嵌到不同类型的机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中国共产党现有486.4万个基层组织，全国8942个城市街道、29693个乡镇、113268个社区（居委会）、491748个行政村都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9%。各级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非公企业、社会组织，都有党的基层组织，总体上实现了应建尽建。[1]同时“支部建到连上，党小组建在班上”，实现了社会组织化细胞单元与党组织细胞单元的结合。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奥秘在于，既依照现代社会多元分工的特征，设立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嵌入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贯穿其中，从而实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有机团结，既能够在全国层面进行部署与动员，又能够深入社会的细胞进行组织动员。

革命性。不同于那些陷入僵化固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革命性精神的政党。唯有创业才能守成，唯有变易才能不易。历史表明，许多政党、组织、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陷入观念僵化、利益固化、体制老化，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对内勇于打破僵化观念的束缚，能够与时俱进调整或更新方针路线，能够刀刃向内、清理自身肌体上的腐败因素。正是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够避免党自身的异化与蜕变，才使得党永葆青春，永葆生机活力。对外则勇于推进社会革命或改革。中国共产党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面对社会上滋生的垄断势力、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党有勇气、有担当、有能力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打破既定利益结构，打破固化利益格局，拒绝腐蚀，不断推进社会进步。

实践性。不同于那些脱离实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实践精神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大学校，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战争中学会战争，从建设中学会建设，实事求是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能够尽可能地符合实际，即便犯了错误也能够及时调整和改正。中国共产党是脚踏实地，务实进取的政党，牢记“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始终不忘“看脚下”，提出的目标不超越发展阶段，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坎迈什么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前进。

世界上许多政治家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学习到有益的经验。巴西前总统卢拉曾经表示，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抗击新冠病毒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巴西没有这些，其他国家也没有。[2]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从中国共产党学习到的经验，是要将人民、政党、国家机构联接在一起。[3]历史已经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性使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政党，中国政党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对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政治难题的答案。

（编辑 碣石）

在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和制度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制度通过影响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空间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于其自身衍生的计算、连通、规划等能力，有利于深化实体经济生产协同和产业分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培育，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与经济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界发展，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数字经济作为无国界的全球经济，正在各国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缓解全球经济压力、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吸纳就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等都有显著推动作用。随着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全面提升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效率，数字经济将作为新引擎驱动经济增长，作为新动能助推经济效益提升，作为新业态稳定经济大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示了数字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数字经济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基石。随着全球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采集、处理和积累的数据量迅猛增长，未来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大数据将成为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新引擎；数据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正与劳动力、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并行，共同起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作用。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更加透明、开放的市场氛围，进入壁垒降低，参与机会更加均等和便捷；另一方面，规模巨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使国内数字产业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的双重优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拥有市场规模优势、弯道超车优势和政策制度优势，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回旋余地。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技术方法，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为消费者实时提出需求并全程参与研发生产提供了可能、带来了便利；数字经济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大数据和平台经济帮助供求双方实现点对点的沟通，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信息公开，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

对于数字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考，深刻诠释了正在发展着的鲜活的数字经济实践和趋势：数字化向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领域拓展，生产过程与供应链、消费链的智能化配置方式对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取代，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在全面发力、加速发展，数字消费和数字生产并行、共荣的格局正在显现，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融合日趋深化。但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技术发展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既有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带来了挑战。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基础研究投入、公民信息保护、资源分配均等方面，有很多问题要平衡。同时，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些制度性挑战，数据要素产权及其交易制度亟待完善。在文化产业领域，内容的商业权属于内容创作者还是内容运营者，难有明确的判定依据，导致创作者和运营者的矛盾冲突较大。工业软件产业面临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困境，业内人才流失严重，基础研发投入不足，技术成果商业转化效率不高，市场难以突破欧美的软件生态圈，与制造强国战略不相适应等被动局面亟待改变。随着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发展，垄断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复杂，争议更多，影响范围更广，对反垄断立法、执法过程的评判标准甚至传统概念形成一定挑战，导致部分现有法律法规、治理方式及监管手段难以适用。

由此可见，必须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进行有效治理和监管，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调控经济、监管市场。

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引入激励和约束相容机制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面向未来，怎样加强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怎样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持续优化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需要同时发挥制度体系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恰当的激励是制度持续运行的动力和基础，严格的约束将确保数字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和有序。

近年来，数据权属、数据交易成为数字经济治理的重点领域，是当前研究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决定了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产权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把握技术变革新机遇，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努力掌握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以互联网思维重构生产要素，促进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实现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良性竞争，形成密切的协作分工体系，构建集群、协同、高端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基于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相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企业规模大、数据交易量大，易于产生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平台企业模糊了传统行业的边界，引致权力重构和资源重组，增强了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为了扩大其领域优势，平台企业要积极探索与传统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投资、收购潜在竞争对手，以此进入互补产品和服务领域。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促进数字经济相关的公平竞争制度完备有效,创新反垄断分析工具和执法思路，推进包容审慎的适度监管、开放透明的协作监管和灵活有序的高效监管。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要各归其位，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在政府能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要努力完善测度考核制度，为分析研判数字经济新动能成长和质量效益情况，提供更加全面、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推动构建紧扣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简洁精炼、兼具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突出指标数值的区分度、有客观数据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数字经济治理要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在安全保障制度上要加快数字经济安全制度供给,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打造责权清晰、激励相容的协同治理格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规律。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具有十个基本特征：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人口加速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吸引高素质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提升人口质量。对照这些趋势可以发现，我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为应对人口低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影响，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总人口数增长速度延续放缓势头，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总数开始减少。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生育率不断走低，人口结构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些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人口危机”。我们基于战后全球30个主要经济体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人口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的大趋势，人口低速增长并非特例。未来我国应对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要更加重视总结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的基本特征

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库，我们选取了30个具有全球或区域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①]归纳出这些国家（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的十个基本特征。

人口规模增速放缓，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在欧洲，以西班牙为例，2013年出现人口规模拐点，当年人口增速为-0.33%，由4677万人下降至4662万人。德国、英国和奥地利等国于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波兰及乌克兰等国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之后人口增长虽然有波动，但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曾出现“婴儿潮”。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出生率下降至14.6‰。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人口约为3亿人，至2020年增加到3.3亿人，人口年增长率下降到0.5%。亚洲国家中，日本于战后十年出现人口较快增长，之后开始低速增长，2009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人口增长率从3%左右下降到1%以下，人口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

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上升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增长的关系看，人均GDP水平高的国家人口增长慢；反之，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选取2017年各国人口增长与人均GDP增长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速呈现反向关系。发达国家人口增速或规模下降的同时，人均GDP并没有下降，表明人口数量并不是一国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口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一国可以凭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竞争力。

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较快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前后的降幅放缓，近二十年再次经历较快下降的三个阶段。目前，上述国家人口出生率仅维持在15‰以下。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生育率下降，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至1990年降至3.3‰，由此进入“少子化”时代。东欧国家中，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人口出生率呈现梯次下降特征。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人口出生率处于高位，但在随后的5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一路下跌，目前已下降到20‰以下。拉美国家中，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高位迅速下滑，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如此。亚洲国家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除中国外，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进入出生率下降的人口周期。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老龄化率（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算）已接近或超过12%。同时，除埃及、伊朗等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近二十年来人口急速老化，目前老龄化率已达到28%。与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应的是各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社会保障负担成本增加，也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超过27.54%，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有所下降，美国的老年抚养比仍居高位。2020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年抚养比略有下降，但欧洲主要国家的老年抚养比整体攀升。

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降低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人口趋势变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世界总体的劳动参与率由2010年的66.53%下降到2019年的65.03%，欧洲国家在过去长期低劳动参与率的基础上有所回升，美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劳动参与率相对平稳。东亚国家劳动参与率出现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71.26%下降到2019年的68.24%。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很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部分群体就业意愿下降等，成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长期看，随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快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未来这些国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仍会延续。

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

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有些国家还能保持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果。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和“东亚奇迹”，根本上源于这些经济体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提升人口素质，在教育、培训、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持续投资，极大提升了人口质量，成为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关键。

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

二战后，典型国家人口城乡和区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突出特征是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大都市圈转移，集中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升。以阿根廷为例，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73.61%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92.11%，巴西由46.14%上升到87.07%，俄罗斯由53.73%上升至74.75%，韩国由27.71%上升至81.41%。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加速向城市集聚。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1.2%，战后几十年，美国城市化率迅速上升到77.2%。美国的人口分布重心不断向经济中心移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在东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格局基本形成。东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中部和中部东北三个地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1.8%，却集聚了全国55.6%的人口。

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近二十年的情况看，中高收入国家人口的就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就业人口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业就业人口由战前的651万增加至1960年代的2488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1101万增加至4133万。20世纪8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最高时的34.5%下降至20世纪初的20.8%，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57.3%上升至76.5%。战后，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越发明显，多数国家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力量。

发达国家通过吸引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有益补充，是短期内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重要力量。一些国家具有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特点，为发展经济长期实行鼓励移民政策。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人口达到9200万，移民成为美国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1921年，美国通过《移民法》限制移民。但从1930年至1965年，美国仍吸纳了全球约550万人，战后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快速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流动过程是发达国家“攫取”各类人才，发展中国家不断“人才流失”（Brian Drain）的过程。埃及、波兰、墨西哥和伊朗是移民净流出国家，而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日本作为移民净流入国家，是全球移民浪潮的主要获益者。

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提升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入。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良好的社会建设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将直接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以部分拉美国家为例，由于长期忽视社会民生建设，造成贫困人口规模居高不下，人口结构失衡，经济活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严重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变化趋势特征对我国的启示

从全球角度看，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出生率下降等人口现象并非特例，而是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具体反映。综合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一是中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长期看，世界人口经历了“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到“人口红利”阶段 ，再到“人口低速增长”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转变。目前，多数高收入国家处于人口低速增长阶段。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尾声阶段，即将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就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二是人口低速增长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有喜有忧”。其中，人口低增长的积极影响包括减轻了资源承载压力，生态环境得到更多改善条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提高，人口质量得到提升等。消极影响体现在导致劳动供给不足，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负担加重，消费、投资和社会创新活力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对我国而言，过早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弊大于利，短期内应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及时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三是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低增长的经济社会政策。应对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在鼓励生育、移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升人力资本和应对老龄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政府在促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方面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在人口调查、规划、预测和预警，劳动力市场立法以及扩大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投资等方面，一些政策已经取得实效。我国应加强政府在人口立法、规划、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四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重视平衡三方面关系。一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口政策与各项政策相衔接。二要在推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人口质量，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三要处理好人口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关系，由于人口政策具有惯性和滞后性，人口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要更加重视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最新思路，体现在《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中。这是一个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具有高度共识的法案，2021年6月参议院通过，2022年2月众议院通过，2022年3月28日参议院又通过法案修订版。目前该《法案》正在统一两院文本，之后经美国总统签字生效。《法案》原名《无尽前沿法案》，立法目的直指中国, 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对《法案》中涉及“一带一路”的内容，笔者提出几点初步感想。

第一，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思路是联合西方盟友，制衡方式是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公共产品，制衡手段是推广环境、人权等高标准，在标准上一争高下，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是拥抱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例如对接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与西方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比美国应对“一带一路”的思路，更具包容性，道义上更高一筹。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高标准建设，近年来在绿色丝路、廉洁丝路、债务可持续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近日颁布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第一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使得美国法案中提出的联合盟友逼迫“一带一路”去煤化的企图无的放矢。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给亚投行的寄语，也适用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即“把遵循国际通行标准、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员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国际发展合作最佳实践”。

第二，美国选择欧盟作为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伙伴。《法案》表明，美国希望在制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强化跨大西洋合作，把欧盟作为制衡“一带一路”的主要依托，体现“联欧制华”思路。从我国的角度讲，发展国际关系的政治依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进多边主义的关键在于与欧盟合作。从欧盟的角度讲，意识形态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在经贸发展、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等方面与中国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尽管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欧盟有“向东看”的强大利益驱动。特别是这次俄乌危机，将使欧盟进一步反思对美的依赖，进一步走向战略自主。

第三，美国联合盟友的路径是，整合西方社会关于国际基建合作的现有主要倡议或机制，包括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蓝点网络、三海倡议以及欧盟和日本共同提出的650亿美元的合作倡议。近十年来，我国推出不少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亚投行到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在此过程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项国际倡议能否成功，处理好与现行同类国际倡议或机制的关系至关重要。例如，“一带一路”强调与参与国的政策沟通，包括西方国家的政策；亚投行的基础制度来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与世行广泛开展项目合作；MCDF在建章立制之初就注意向同类机构取经。对传统同类机制释放善意并主动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和敌意，并借鉴传统机制的合理因素完善自己。美国整合现有机制来制衡“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与此具有相似之处。

第四，作为美国制衡战略的组成部分，《法案》资助抹黑“一带一路”的行动。《法案》授权成立“应对中国影响力基金”，从2022至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其中明确资助公民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发布“一带一路”负面影响报告。众议院版本还要求美国国务院领衔各联邦机构，针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编制国别报告，反映“一带一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一带一路”给参与国造成的长期资金负担；给中国国有企业带来的好处；中国向参与国施加的政治影响；其他有利于打击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积极性的信息等。《法案》再次证明，美国为了抹黑“一带一路”是舍得下血本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新阶段，有必要采取更有力手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更有效反击美方抹黑“一带一路”的做法。

第五，警惕美国利用在国际机构“去俄罗斯”的现成经验，推动国际机构“去‘一带一路’”。俄乌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友在国际机构发起一系列“去俄罗斯”的隐形战争，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羞辱、孤立甚至驱逐俄罗斯的目标。《法案》要求联合欧洲国家，应对“中国利用联合国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合法化并作为全球产品的做法”。《法案》提及，国际机构纷纷签订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其中就有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几乎所有的主要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应警惕美国采取“去‘一带一路’”的做法，一方面坚持高标准建设“一带一路”，让国际机构感到支持“一带一路”处于道义制高点，“我做对了”；另一方面，秉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指出“去‘一带一路’”违反国际机构章程，“美国，你错了”，从而引导国际机构主动抵制“去‘一带一路’”。虽然对于“去‘一带一路’”不必过度担心，但须有思想准备。国际机构是维护东西方关系的最后一块缓冲地带，用得好可以避免国家关系滑向更深深渊，甚至拯救全球化。

第六，关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协调国家情报机构，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报告应涵盖《法案》列明的40个主要国际组织，内容分为四个方面：一、过去10年中国提升其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做法，例如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组织协调投票权模式、担任D1以上领导职位的中国籍人数、中国在国际组织投入资金的变化、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组织的推广、中国在国际组织推进“一带一路”合法化的活动、中资背景的技术公司为国际组织提供设备服务的情况，等等；二、研究中国的战略文件，搞清楚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终极目的；三、研究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具体举措，例如鼓励中国人申请国际组织高级职位的激励政策、中国在国际组织对其他成员实施经济胁迫行为、以捐赠等经济或其他手段影响国际组织；四、在人权、网络主权、人工智能规范、劳工、国际标准制定、航海自由领域，中国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的成败案例。

《法案》要求调研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充分表明：一、美国法律的政策化、工具化，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的。只不过手段举措的重心是制衡中国，而非自强，虽不高明，但很实用。二、把对策措施建立在实际调研基础上，以调研支撑决策的做法具有机制化、系统性、累积性的特点。重视部际协同、信息共享，而不是各家“敝帚自珍”。有迹象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成功做法引起了美国关注，美国效仿中国抄“一带一路”作业，2019年提出“蓝点网络”，继而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

综上所述，美国应对“一带一路”倡议采用的是多层次战略，有联合盟友的策略，有标准之争的内容，也有攻击抹黑的行动，却不存在“接触”或“合作”的一丝迹象。对于来自美国的正面竞争，我们欢迎；对于抹黑攻击，我们坚决反对。

（编辑  宋斌斌）

科研项目实行“揭榜挂帅”，是党中央面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形势，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他就指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问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健全奖补结合的资金支持机制。”作为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揭榜挂帅”的核心是针对制约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把攻关任务张榜公布，公开遴选具有相应能力的科学家承担，具有目标清晰、需求明确、导向鲜明、开放参与等特点。

当前，全国各地、各部门在组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前沿技术开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任务时，积极探索“揭榜挂帅”的实施方式。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围绕“揭榜挂帅”制度的相关指导政策，在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尝试。

“揭榜挂帅”是推进自主科技创新的战略举措

纵观近几十年国际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创新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宰性力量。掌握核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与游戏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未来的国际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仍比较薄弱。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是一个“跟跑者”，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是引进吸收再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科技创新基础不断积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正从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向“并跑者”转变，甚至在一些领域已成为“领跑者”。与此同时，美国频繁利用各种借口打压中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技术封锁、贸易摩擦也随之不断增强，打压的措施越来越细化和体系化。至2021年年底，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把611家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纳入实体清单，频繁地打压中国核心顶尖的科技企业，维护其在全球的科技霸权，遏制阻挡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揭榜挂帅”是我国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及方式的产物，是全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它把根据论证需要攻关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张榜，让有本事的科研人员来揭榜。这种体制和做法，不仅对突破一些重大科研难题和“卡脖子”技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也有重大的影响。近年来，科技部、地方政府陆续发布的深化该机制的相关管理办法，引导企业主动作为，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积极融入科技创新。

“揭榜挂帅”是针对目标明确的科技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设立项目或给定研发经费，向社会公开张榜征集科技攻关团队或创新性科技成果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是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通过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的一种科研任务分派机制和激励机制。“揭榜挂帅”给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和相应科研条件，以鼓励更多能挑科技大梁的领军人才、更多优秀研发团队脱颖而出。“揭榜挂帅”不仅可直接应用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卡脖子”重大科技攻关，而且直接从需求入手，是对传统科技项目“申报制”的一种补充。“揭榜挂帅”是开放的创新机制，所谓“榜”，就是企业或社会的客观需求，通过张榜，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针对性、精确性和时效性，实现了通过需求倒逼科技创新；所谓“帅”，就是组织内外能够解决问题或者突破核心技术的关键人才，体现了新的选才思想。

“揭榜挂帅”制的历史来源

“揭榜挂帅”，也被称为“揭榜制”“科技悬赏制”“任务导向型研究”“需求导向性研究”等。从历史上看, “揭榜挂帅”方式在数学领域已经有过非常成功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希尔伯特23个问题等公开的数学问题，就是一种“揭榜挂帅”，这些问题激励了无数专家投身研究，推动了数学领域的发展，也使得以陈景润、尤里·马季亚谢维奇为代表的人才脱颖而出。

悬赏制古已有之。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官府通过物质奖励使民间百姓为其达成某种目标，即为“悬赏”。如立木为信，商鞅承诺并赏赐兑现给搬运木头的人十金。楚汉争霸时，刘邦悬赏项羽，开出“千金邑万户”的天价，引发汉将吕马童、杨喜等人争先恐后争夺其尸体。袁绍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提出：“其得操首尔，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近代，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以专利制度来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鼓励私人投资与资本积累。1898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时期颁布了中国第一个鼓励技术、工艺发明创造的科技奖励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国外，“揭榜挂帅”被称为“科技悬赏”。早在1567年，西班牙王室为寻求测度海上经度的方法而尝试设置奖项；1714年，英国政府设立“经度奖”，英国为找到海上定位经度的精确方法，政府公开悬赏，出资2万英镑设立了“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英国人John Harison设计出航海钟得以解决。1809年，法国设立“法国食物储存技术奖”，政府专门出资1.2万法郎，悬赏一种既简单又高效的方法来保存大量食物。之后300多年间，科技悬赏奖作为政府主要的科研资助方式，在多个国家中被大量使用，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涉及的领域囊括航空、航海、生物、医药、机械、化学和农业等多个科学技术领域。其因突出问题导向、不设门槛、机会均等、唯成果兑奖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所认可并采纳，成为政府科研管理和资助的重要手段。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设立百余项影响重大的“揭榜挂帅”奖，推动科技创新，有效提升政府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英国将“揭榜挂帅”作为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的悬赏机制，2014年，英国政府再次启动“经度奖”，预计2022年结束。“经度奖”以解决国家战略关键技术难题为目标，其特点是：战略性强、奖金高、周期长，是非常态化的科研悬赏单项奖。美国将“揭榜挂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的项目管理机制，其国防科技组织管理的两个代表性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都采取“揭榜挂帅”模式管理科技项目，吸引国防体系外的创新资源，保持技术优势。

“揭榜挂帅”以独特优势助力科技创新攻关

我国科研课题立项和管理长期采用申报制，对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申报过程、中期汇报检查和评审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容易造成习惯性选人，能否拿到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人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影响力；从结果上看，只需完成所申报项目的“规定作业”即可。而“揭榜挂帅”具有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效率更高等优势。相比较传统的项目申报制，“揭榜挂帅”以突破核心技术为目的，做到引才用才来完成重大任务，更加体现契约精神，先有目标、有责任，再有奋斗、有担当，继而完成成果、兑现奖励。不仅是创新的一种科研管理制度，也是与激励密切联系融合的一种良好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不设门槛、公开公平。传统模式下，由于对项目有非常具体甚至是限定的要求，导致科技项目在一定范围内优选，甚至是向具备特定资质的单位定向发布信息。“揭榜挂帅”制的核心是“谁能干让谁干”，不设门槛。科技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公布，竞争者可获取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以市场“赛马机制”选取或整合最好的标的及方案，交由不同的团队独立或联合攻关，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

2.结果导向、目标明确。“揭榜挂帅”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重点对结果考核。一方面，揭榜方可以根据研究情况修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适应了科技创新的不可预测性特点并给予支持，给了揭榜者充分的自主权，减少束缚，为科技创新解绑。另一方面，其评议过程不以申报人、前期成果为重，而是当期工作方法、科研成果为重，充分体现了“英雄不论出处”。

3.契约管理、激励联动。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下，申报项目和评奖分属不同环节。先申报项目，再研究通过立项，如能获得成果再报奖。而“揭榜挂帅”是两个阶段合二为一，承接项目与项目对应的奖励都固化到任务书（“军令状”）中，以成果兑奖。

4.宽进严出、效率提高。从竞争拿项目到竞争出成果，“揭榜挂帅”唯成果兑奖，重点激励成果最快最好的科研团队。关注重点从立项“入口”竞争移到产出“出口”竞争。不是“广种薄收”，而是“竞相涌现”，减少了人为干预的因素，成果兑现奖励，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揭榜挂帅”

“揭榜挂帅”需要更完善的机制保障。“揭榜挂帅”在技术项目和科研领域的应用仍在持续探索，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和运行机制。完善“揭榜挂帅”项目管理机制，“揭榜挂帅”基础在“榜”，核心在“帅”，关键在“机制”。

目标设定考验顶层设计水平

榜单设计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领域和重大应急攻关项目，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和技术战略发展重大需求。现实中“榜单设置”有可能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规律、贪大喜功的倾向，特别是在目标设定时会出现任务模糊不清、技术指标不明、目标过大等问题。在目标设定过程中，应在充分调研、研讨论证的基础上，经过几上几下的方式，明确任务目标边界，使技术指标进一步量化可考核。

门槛降低导致管理成本加大

“揭榜挂帅”打破了用人桎梏，拓宽了选择渠道和范围，也导致了各类人员都来参与竞争。一方面，较多的参与者对同一个项目进行预研，不可避免会做重复性劳动，无形中增加了项目运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要筛查出胜任者，避免干扰，评选时是比拼方案还是成果，揭榜项目与揭榜方之间如何配置，前期选拔与后期监管应用的关系处理也需要高度重视。

容错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尚待探索

揭榜者获得任务后，有较强的项目自主权，同时又有较大的管理责任。应建立高效的监督考核机制，在给揭榜者更大自主权的同时，又使其更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最大程度地保证科研实施效果。此外，科技创新相较于其他工作来说，更具有方式随意性、研究复杂性和结果难预测等特点，对于揭榜者应该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需要科学设定揭榜失败的利益补偿机制，为创新保驾护航。

人才激励方式还需进一步丰富

科研管理对象往往是复杂群体，其目标和诉求常常多元，系统性激励才能激发最大效能。单纯给予科研人员合理奖励，有时并不能完全调动起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还需要满足他们强烈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应充分把握好“挂帅”的作用，以项目锻炼人，以项目培养人，提供科研人员充分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只有将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科研人员的需求得到全面满足，才能持久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