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给予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做出部署要求。同时，牢牢守住资本市场风险底线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特别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和持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资本市场肩负着较之以往更为重大的改革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既迫切需要加快高质量发展，又需要守住初心和本源，不能“脱轨搞出事”，给国家添乱。资本市场要保持高质量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平衡，这不是抽象的目标任务，而是要具体体现在资本市场每一个细分业务领域，特别是那些业务机制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复杂性，同时又对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大影响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就是典型的代表，发展的好，能够满足投资者融资交易需求，改善证券基金等行业经营格局，为市场带来流动性和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市场活力与韧性；发展不好，则放大市场波动、造成机构经营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近十年来，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结构化资管、场外衍生品、互联网配资等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几乎都经历了潮起潮落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双刃剑”的特点。

我国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展情况

杠杆资金业务，主要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简称“两融业务”或“两融”）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出借资金或证券，供其在二级市场开展买空或卖空证券的业务。自2010年3月启动试点以来，2015年6月余额最高达到2.27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最高接近4.7%。随后股市发生异常波动。2016年5月底时降至8300亿元以下。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两融业务对行情的影响远小于当时杠杆更高、规模更大、缺少监管约束的场外配资业务，总体维持担保比例始终保持在200%以上，风险始终可控。截至2021年2月底，两融业务余额达到1.67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2.56%。注册制改革期间，配套实行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和实时成交，扩大了融券券源供给，提升了融券效率，融券余额从不足400亿元增至1400亿元以上。总的来看，核心是两融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容忍度和市场接受度不断上升。多年来，融券业务发展大幅滞后于融资业务的局面出现改观，注册制股票的多空力量更加平衡。

两融业务发展已11年，尽管存在一些局部和个体性风险，但总的来说，业务运行相对平稳，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究其根本，两融业务从起步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风控要求和监测监控机制，形成了覆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监测监控等各个层面、完整链条的规则体系；具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监管，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监测监控等完整的监管架构；具有业务牌照管理、限制业务总规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最低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管理、严格禁止“裸卖空”、融券卖出提价等健全的风控机制；监管部门和行业逐步形成了市场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股票质押业务

指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客户提交的上市公司股票为质押物，以自有资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等向投资者提供融资，供其用于实体经营的业务。按照Wind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的大股东质押数据，2005年以来，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先后成为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2013年以来，证券公司开展的场内股票质押业务快速扩张，经济金融改革深化，市场流动性充裕，股价恢复性上涨提升了股票质押空间；证券公司质押机制灵活，接受标的范围宽，同时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加剧，迎合了市场需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余额大幅下降，资本中介业务需要寻找新出路；2017年是并购元年，大股东融资需求集中爆发；大资管市场崛起，供应了大量通道资金。由于场内质押规模增长过于迅速，积累不少风险隐患，证监会进行规范，2018年和2019年，上市公司大股东场内质押股份减少。根据东方财富数据，截至2021年2月5日，股票质押总市值为4.16万亿元，较高峰期超过6万亿元的规模已大幅下降。股票质押业务的出发点是为经济主体扩充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际上，部分股票质押资金没有用于实体业务经营，而是被用于股权收购和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或者直接进入二级市场，放大了股市杠杆。经过多年发展，A股已几乎“无股不押”，质押规模巨大。

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

主要发展情况如下：一是分级基金。指公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带有上述份额分级特征的基金品种。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明确规定“公募基金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截至2020年年底，分级基金已全部终止运作，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结构化私募资管产品。指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及其从事私募资管业务的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2016年7月以来，从严监管大幅压缩了这类产品规模，至2019年6月底，这类产品总规模缩减89%。三是结构化信托。指由信托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估计伞形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的规模不少于1万亿元，股市异常波动后基本销声匿迹。2020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结构化资金信托不得再投资其他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要求。四是分级理财。指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8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禁止商业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将发行此类产品的权利授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五是结构化保险资管产品。指保险及其资管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20年5月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明确规定保险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负债比例上限等要求应符合《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结构化资管产品以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为界，几乎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监管规范——规模收缩”的过程。股市异常波动后，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成为主旋律，《指导意见》出台使结构化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逐步趋于一致。结构化资管产品快速增长背后的优先级资金大多以银行理财为主，尤其是结构化私募资管和结构化信托产品。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指证券公司在柜台市场、中证报价系统等开展的场外衍生类业务，主要包括具有杠杆融资性质的权益类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这两种业务原本都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实践中都曾在一段时期间接成为杠杆融资工具。经过清理规范，两项业务逐步向风险管理的本源属性回归。

互联网配资业务

指配资公司通过P2P网络借贷等线上途径为投资者提供配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的业务。截至2020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在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全部清零。同时，约束场外配资的法律法规和司法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19年11月，最高法明确场外配资合同无效。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7月，最高法、发改委提出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场外配资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

辩证看待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发展与严格监管

杠杆资金既是市场活力之源，也可能成为动荡之源

杠杆资金交易是成熟资本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础交易机制，市场低迷时期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合理定价。2010年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业务，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重赋市场动能。但一旦处理不好，杠杆资金就可能引发市场动荡。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2005年证券公司挪用投资者结算资金，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事件，都与机构或个人杠杆融资失控有关。

杠杆资金业务引导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也可能形成跨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基本特点是以银行为主导，杠杆资金的来源绕不开银行体系。我国一方面严格禁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另一方面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的渠道正在不断拓宽。持续稳定的流动性供应是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银行体系资金的背后是居民储蓄，不能盲目无序流向资本市场，必须管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改善金融机构业务格局，也可能导致机构经营风险

目前，杠杆资金业务逐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2016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每年为证券行业贡献超过650亿元的利息收入，占行业总营收的比重超过18%，2018年最高达到25%，对改善证券行业经营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要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机构，资金融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也要看到，杠杆资金业务往往占用金融机构大量净资本，经营不慎可能引发机构经营风险。截至2020年9月底，证券公司开展的杠杆资金类业务余额超过行业净资本总额。同时，一些金融机构短借长贷，形成期限错配，要防止引发流动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也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杠杆资金业务在满足投资者信用交易、策略交易、套利交易等方面是很好的金融工具，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杠杆资金业务会放大盈亏，容易吸引高风险偏好、逐利性强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在股价出现下行趋势之际又不及时减仓，承受亏损的风险很高。如果不对杠杆施加限制，纵容人性贪婪，会引发道德风险和社会问题。同时，杠杆资金业务与市场走势关联性高，易形成负面舆情影响市场和个股走势，进一步放大投资者损失。

杠杆资金业务发展与监管的主要问题

业务发展总体定位和路径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

杠杆资金业务横跨证券、基金、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多个金融行业，是否符合各自行业定位、发展本源，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缺乏系统性梳理、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造成监管套利。银行、信托、证券是否都适宜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融资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涉及面广、市场影响复杂，应当如何发展，由谁审批和监管，这些都需要顶层设计。

缺乏市场化做空机制对冲杠杆资金带来的单边市场影响

与各类杠杆资金不断进入股市的趋势相比，用于对冲杠杆资金的空方力量始终有限。场内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相比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截至2020年6月底，融券余额为323亿元，与融资余额的比例不足3%。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时，配套推出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使融券与融资业务更趋平衡。但从总体结构上看，融券业务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杠杆资金监管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不强

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我国对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杠杆资金业务依然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协调。对于场外配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缺少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手段。杠杆资金与市场走势共振的特点尤为明显，自上而下的逆周期调节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监管部门对全行业实施统一的逆周期调节缺少政策协调机制和调节标准，同时对行业逆周期调节不力的督促检查和监管措施也不足。

境外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经验

始终坚持规范发展杠杆资金业务

从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市场看，其维护、保持和促进杠杆资金业务发展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立法层面均将股票融资业务纳入正式监管范围，要求经营股票融资业务的机构具备业务牌照；执行层面均保持对违法地下融资业务的持续打击。美国、日本对保证金比例都有严格明确、相对统一的监管底线要求；对客户从事杠杆交易有一定门槛限制。美国金融业监管局规定，投资者在杠杆交易前，账户内至少要存入2000美元或相当于买入证券价值的现金数额（孰低者），很多证券公司要求存入超过2000美元的数额，而且部分证券不能进行杠杆交易。日本则要求客户参与证券公司融资交易，最低委托保证金不得少于30万日元。

市场化做空机制健全，与杠杆资金形成有效制衡

美国具有发达的证券借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做空工具多样，形成了以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揭黑+做空”模式，对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化约束。日本证券借贷和“融券-转融券”业务较为发达，截至2020年10月底，融券余额接近480亿元人民币，与融资业务余额的比例近30%，较我国更为均衡。香港股市除担保卖空机制较为发达外，还有灵活便捷的场外互换、期权、涡轮（Warrants，一种认股权证）等产品，投资者可供选择的做空工具较多，做空交易已经成为港股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及时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有利于杠杆资金业务平稳运行

从美国市场来看，美联储负责统一调控股市杠杆水平。1934年至1974年间，美联储通过统一改变初始保证金要求来对场内外杠杆资金进行调控，从25%到100%不等，1974年该要求固定为50%。日本财务省通过对融资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从1970年到1980年调整过37次，1987年股灾时曾达到70%，1991年后降到30%。

政策建议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持市场杠杆水平合理与我国市场发展实际相适应，提升市场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杠杆资金业务运作规范适度，推动投资者理性参与杠杆资金交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政策，及时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机制作用。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规范发展，可测可控。始终坚持规范有序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挥积极作用。坚持纳入法律法规规制、全面纳入监管，确保业务发展机制与风险防控机制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坚持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杠杆资金业务均“持照经营”，纳入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坚持持续加强集中监测监控机制建设和穿透式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杠杆适度，标准一致。始终坚持将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的最大杠杆倍数统一控制在一定范围，坚持不同杠杆资金业务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都有所要求，且标准相对一致。

三是严格准入，引导需求。始终坚持杠杆资金业务对中小投资者的严格准入，坚定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坚决防止高杠杆、无监管、不透明的杠杆资金业务对接中小投资者，防止金融机构间接或变相为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业务或产品服务。坚持引导投资者通过规范的场内融资业务合理参与杠杆资金交易，远离非法场外配资。

四是依托市场，监管有为。始终坚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始终坚定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做到监管有为，从根子上解决杠杆资金业务种类五花八门、监管标准不一、非法配资频出、统一监测缺失等问题，促进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协调。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加强对金融机构开展杠杆资金业务的统一规划和政策设计，确保符合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投资者主要通过场内融资融券业务参与二级市场杠杆资金交易，逐步减少乃至取消通过结构化资管产品直接投资二级市场的方式。规范推动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继续严格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健全完善银行体系资金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积极发挥证券金融公司连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各类金融机构新增开展具有跨市场、跨监管部门等复杂业务属性的杠杆资金业务，如在已有杠杆资金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设计，金融监管部门应认真评估、审慎对待，加强事前监管协调，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2.健全完善融券业务风险对冲机制。推进证券公司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均衡发展，通过市场化约束机制制衡杠杆资金业务的单边市场影响。在科创板、创业板转融券市场化改革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推动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推广至主板市场，进一步扩大证券出借人范围和可供融券的标的证券范围，拓宽融券业务用途，持续促进融券业务健康发展和稳步壮大。充分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成熟市场因实行分散融券模式，监管部门不掌握做空准确情况、无法有效控制做空风险而不得不实行禁止做空的教训，以及2021年以来，美国华尔街部分股票因做空规模过大而发生散户报团“逼空”事件的教训，在发展壮大融券业务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融券风险防范，牢牢坚持我国对融券业务实行较境外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风控机制的做法，坚持集中式的券源融通机制，以利于风险集中监控和必要时发挥“断路器”作用；坚持禁止裸卖空；坚持对融券规模实行合理的总量控制等等。

3.逐步对杠杆资金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探索建立统一的监测体系和协作监管机制。可以考虑在央行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实行专项统计，全面准确掌握杠杆率、进入资本市场的杠杆规模、平仓要求等。进一步探索通过第三方集中监测监控资本市场杠杆资金类业务，把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场内融资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已有统计机制的杠杆资金业务进行集中统计，再研究统一的风控标准。可以考虑逐步将投资者参与杠杆资金业务这一块负债情况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4.加强对杠杆资金业务的宏微观逆周期调节。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统一逆周期调节机制，逐步明确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市场条件、措施工具和实施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协调，统一调节行动，确保政策导向一致；结合杠杆资金业务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必要时从更高的宏观经济风险层面出发采取统一逆周期调节措施。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逆周期调节工作机制不健全、流程不清晰、人员不到位的，以及未能及时有效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造成重大风险的，要采取必要监管措施。

5.优化杠杆资金信息披露，引导稳定市场预期。研究优化完善日常信息披露内容，对一些市场关注的、相对敏感的数据指标，平时以适当方式予以披露，引导市场形成理性认知和合理预期；市场大幅波动时，主动及时加大披露范围和频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抚平市场恐慌情绪。对于监管披露的数据信息，比如场内融资规模数据，加大统计解读分析，加强前瞻性舆论沟通引导，采用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方式，发出理性客观专业的声音，稳定市场预期。

6.优化严厉打击非法杠杆资金业务的法律环境。出台规制场外配资活动的司法解释，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立法层级，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将场外配资活动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和追责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营造舆论声势，形成有力震慑。坚决严厉打击非法地下信用交易，持续对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整顿，打击违法为投资者提供融资、加大股市杠杆的行为，推动股票市场及信用交易业务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新疆自治区的绿色能源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战略性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能源经济地缘战略格局的大问题。

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面临的内外压力

工业化越早的国家，温室气体累积的时间越长，历史负债就越重。但欧美先进国家多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入后工业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它们把大规模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也进入工业化进程。

相对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比重越高，单位GDP碳排放的数值相对越大。各国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各异，单位GDP碳排放值也存在差距。在解决事关人类生存命运的减排问题时，发达国家的态度一方面是尽量推卸责任包括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碳减排问题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历史上人均碳排放的人权问题，也隐藏着国家和地区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就是从生态环境问题演变为国际责任承担的问题。随着20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各项共识和国际性协定逐渐达成，许多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碳排放规划逐步落地。

21世纪以来，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迅速，200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球碳排放量保持持续增长，至2019年已达343.6亿吨，创历史新高。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普遍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下降至322.8亿吨，同比下降6.3%。

从世界主要国家碳达峰情况看我国外部压力

目前，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规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0%。

对中国最具参考意义的碳达峰经济体是美国和欧盟。

（1）美国。1949年-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稳步增长，2007年是其碳达峰年，2007年之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美国GDP增速与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已脱钩，经济驱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其单位GDP排放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2）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面，欧盟是国际上的有力倡导者。欧盟的27个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这得益于气候政策严规和地区经济发展成熟。

从各地区排放情况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较大。据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2020年，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2%，其中中国占比30.7%，远超其他地区；北美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6.6%；欧洲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1.1%。近十年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美国2020年大幅下降。

具体到各个国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排放量远超其他国家，但两国碳排放走势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大量的煤炭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仍在增长；而美国逐渐调整能源结构，2007年便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已进入下降通道。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高碳工业发展或长或短有所停滞。我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经济复苏较快，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112.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在此期间，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中，除了中国，所有国家地区均出现下滑，只有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持续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二大国，碳排放量在最近几年呈整体显著下降趋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碳排放占全球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的13.8%。

可见，我国面临全球碳减排的巨大国际压力。

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碳减排内部压力

从近年结构数据看，我国煤炭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之比呈下降趋势，2018年已降至60%以下；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3%上升到2020年的24.3%，几近翻番。总体看，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处于主体性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持续提升。

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将长期面临能源消费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内部压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布局与关键突破口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统筹谋划，配套改革，久久为功

第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各不相同，能源消费结构都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减排任务指标分解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碳减排不能搞运动，一哄而上。

第二，能源市场化改革要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推进。在传统电力体制下，中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多以“计划”方式实现，从电源到电量再到电价，均受政府的管制，以保障市场供需平衡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内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以上网电价购买，超计划的发电部分，电网企业则可能采取降价收购。由于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各发电机组的收益具有明确的预期，然而市场机制的缺乏制约了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高效机组发电空间，也无法实现优胜劣汰，不利于节能减排；同时，当前的计划体制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不协调、清洁能源消纳受限、发电设备成本回收困难等问题；此外，电力规划的无序还体现在未能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保要求和改革政策，部门间缺乏协同、行业间无法统一。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已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将以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抓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解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目标是：（1）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能源资源具有种类多样但分布不均、电源与需求逆向分布的特点，如东北、西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而东南沿海地区在负荷高峰时又拉闸限电。应通过顶层设计形成统一市场规划和科学布局，破除省间壁垒，解决能源消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范围。（2）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模式和规范管理方式，实现省间与省内市场的交互、中长期和现货的协同、系统运行与市场交易的融合，进而支撑中国电力市场有序运作。（3）在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市场的建设要兼容系统运行的传统方式并响应市场化需求，向包含分布式电源、储能、电动汽车等各类新型市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转型，推动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促进多方协调运作，确保电力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要把碳配额交易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汇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市场都建立起来，完全打通。我国已经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的总体方略，市场化手段需要尽快建立。2021年7月碳交易期货市场已经开通，但仅仅开通了火电领域，尚待全面铺开。碳汇补偿机制与确权交易市场要尽快建设。绿证市场要重新规范，尽快开市。后两个市场需要尽快对接打通欧盟市场和国际大市场，争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补偿。

第四，把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布局重心调整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升级，重塑我国能源经济和产业经济；把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把新疆建设成世界绿色能源“海湾地区”，作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突破口

第一，新疆的自然禀赋具备大规模发展绿色能源的条件。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多为石漠化荒废的平地，具有世界级的日照强度与时间，风能资源充裕，具备超低成本建设规模化光伏发电厂的天然条件。

第二，新疆处于欧亚大陆桥的偏中心位置，位于世界两大电力市场——东亚经济带和欧洲经济带的中间。

第三，我国具备成熟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技术和光伏发电材料的产能与低成本光伏发电站建设能力等优势。

第四，新疆有能力发展成为我国西北绿色能源基地内输外送的领头羊。

第五，新疆地区光伏发电对欧洲光伏发电具备时差优势。

绿色能源外部（欧洲）需求分析

（1）欧洲已经形成统一开放的电力市场大格局。欧洲跨国电力市场已实现了从多个国家/区域市场到统一运行的发展历程。其市场融合自1996年开始，先后发布了3次电力改革法案，并提出了容量分配法规（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CACM），确定了市场改革的路径和办法。欧洲每两年制定一次电网10年发展规划（TYNDP），该规划包含了对发电充裕性的评估，并确定了未来5-15年的输电网络项目。输电项目若想取得欧洲基础设施基金“连通欧洲设施”（CEF）的支持，就必须包含在10年发展规划中。

（2）欧洲能源绿色电力市场空间巨大。欧盟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每年新增44GW光伏发电能力，到2050年，光电将占欧洲总供电量的60%。

（3）欧盟绿色能源投资资金充裕，投资积极性高。2019年，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三大重要愿景：一是尽快拟定发布《欧洲气候法》，将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正式载入欧盟法律。二是拟定《欧洲气候公约》，旨在吸引公民和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三是更新《2030年气候目标规划》，将此前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提升至5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预计未来每年需增加2600亿欧元的投资。

（4）未来中东欧电力需求增长强劲。预计2030年该地区能源需求总量接近3.5亿吨标油，电力需求总量超过6500亿千瓦时；届时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30%。预计该地区2020-203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6000万千瓦。

（5）欧盟碳交易系统鼓励国际合作。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e System，下文简称欧盟ETS）主要交易能源、工业和航空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这类气体主要通过交易实现其减排目标。欧盟ETS在交易过程中可与国际接轨，这一机制主要与《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挂钩。一方面是清洁发展机制，如果加入协定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就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碳排放配额；另一方面是联合实施机制，如果工业化国家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支付运营费用，也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排放配额。

（6）中国和欧盟能源的合作意向。2019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批准启动实施新成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旨在加强中欧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能源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为清洁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绿色能源的内部需求分析

（1）新能源建设是今后我国电力发展的主要选择。《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0》聚焦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力图从电力需求、电源发展、电网建设、电力体制机制等方面，回答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十四五”时期，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箭在弦上。

（2）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促使各省能源消费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为新能源绿色电力提供了庞大的消纳空间。

（3）过去10年，我国西电东输的电力大通道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在全国的能源基地地位。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发电量从679亿千瓦时上升至4032亿千瓦时，增长至5.94倍，年均发电增长率达到19.5%，其中本区用电消费增长至4.53倍，年均增长率16.3%。最近5年区内自用电量增长率逐步放缓，平均增长率只有2.4%；但外输电量增长了近60倍，年增长率达50.6%。2020年，外输比例占新疆发电量的25.6%，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2.56%。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疆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基本确立；另一方面则说明，近10年电力通道建设为新疆电力发展和疆电外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欧亚电力大通道，战略上有利于我国经略欧亚大陆，密切绑紧欧盟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集聚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开发欧洲电力市场，把新疆建成世界绿色能源基地的先决条件。

（1）中欧电网企业牵头，发动欧亚沿线国家出资参股，利用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工程管理，共建共管共享欧亚电力大通道。

（2）我国和欧洲相互对等开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东欧新能源发电准入市场，鼓励共同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新能源发电企业和市场。

（3）鼓励我国企业进军欧洲配售电电力市场，建立绿色疆电在欧洲市场的分销网络。

（4）建立输欧绿色发电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的补偿机制和变现交易通道。欧洲碳价在2021年12月15日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突破32欧元/吨。

（5）以欧亚电力大通道建设和沿线新能源电力开发为纽带，充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经济合作内容，形成共建共享利益同盟，加大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和新能源电力制造业产能输出力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

（6）未来可以考虑中欧氢能源合作，规划建设欧亚绿色低碳能源大通道，充分发挥新疆绿色煤化工制气制氢的优势。为达到2050年欧洲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承诺提供超过20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资金，各成员国也纷纷提出氢气发展路线，并承诺出资发展氢能产业。欧洲计划到2040年将建立起4万公里的氢气运输管道。

通过新能源基地建设实现富民稳疆

发挥新疆绿色能源基地对我国西北各省的头部带动作用，创新体制机制与运营管理模式，把光伏发电作为西部脱贫致富、稳疆富民的民生政治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

（1）把光伏发电建设到新疆千村万户，吸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建立投资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共享互助机制，全面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实现富民稳疆。

（2）发展多产业共生共荣的循环经济，实行“绿色发电+生态修复+畜牧业”同园多业协同发展模式，养殖更多“光伏羊”，把绿色发电降到全世界平均最低成本，全面提高新疆光伏发电绿色能源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

（3）大力加强东西双向电力通道建设，对内作为国家绿色能源基地支持国家内陆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对欧洲开展绿色能源电力出口赚取外汇，减轻国家援疆财政压力。

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

（1）把能源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放到国家科技政策扶持的头等重要位置，努力抢占世界绿色能源技术知识产权高地。大力扶持吸引国内外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机构在新疆建设产学研平台。

（2）积极迎接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和产业革命，在新一轮的绿色电气化（电器化、燃气化、氢气化、能源化工绿色化）和能源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规模集约化、小型分布化、循环经济化）中抢占先机，积极探索在新疆建设世界第一个能源互联网（这将成为世界绿色能源产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成果）。

（3）大力扶持西部地区世界级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聚发展。鼓励新疆和西北各省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产业，鼓励国内外企业落地大西北新能源基地形成产业集聚。

（编辑  苏歌）

编辑按：

被称为“金融核武器”的制裁靴子，2022年2月26日终于落到俄罗斯头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欧盟委员会已同意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严厉金融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这个制裁将破坏俄罗斯整个国际结算体系的完整性，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国内结算机制。SWIFT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组织，不能发布自己的制裁命令。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系统。一旦被切断与SWIFT的联结，将使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交易外，无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但断开SWIFT系统，俄罗斯并不是就无法生存，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就将崩溃，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虽然国际结算效率面临较为严重的影响。但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

2022年2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其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决定确保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信息系统删除（注意，这里还不是将所有在SWIFT注册的俄罗斯银行全部删除）。这被很多人解释为：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启用“金融核弹”“金融杀手锏”，将全面封杀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此外，西方合作伙伴相继表态，“决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央行通过国际金融交易支付卢布汇率的能力”。这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俄罗斯有办法绕过SWIFT禁令吗？对此还需要仔细推敲。

SWIFT只是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一部分

SWIFT成立于1973年，它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渠道，是一个安全的通信系统，允许全球约1.1万家金融机构相互交流并授权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非国际支付体系的全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清算资金账户体系、支付清算实际处理等组成部分。下述是SWIFT全部清算体系功能。

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往来，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往来的计价与清算货币。这可能是经济往来中话语权更强一方的货币，也可能是更具国际化的他国货币。在全球广泛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或地位。这种选择的背后，则是不同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比较，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硬通货）。目前，美元是头号国际货币，其国际支付份额在40%上下，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60%上下；欧元排名第二，其在国际支付份额接近40%，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5%左右。其他国家货币则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

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之间要进行实际的支付清算，需要由付款方向其清算机构（开户银行）发出支付指令，清算机构据以扣减其支付的款项，同时转入收款方开户银行的账户或减少自己在收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向收款方开户银行发出支付通知；收款方开户银行收到指令后，登记增加自己在付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或扣减付款方在本银行的存款，同时转入收款方的账户，并向收款方发出收妥款项的通知。所以，要实现跨国支付清算，就需要连接各国的支付指令报文规范和处理体系。由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法律体系不同、时间标准不同等等，如果每个国家都分别与其他国家建立独立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是非常麻烦和不经济的，其高成本、低效率甚至会阻碍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开展，能够搭建全球标准统一、安全共享、便捷高效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才是最佳选择。目前，SWIFT就是全球用户最为广泛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

支付资金账户体系：国际支付清算，涉及清算机构资金账户的开立并拥有足够的资金余额（包括透支限额）以保证支付清算的资金需要。由于国际支付清算可能涉及多种国际货币，需要清算机构在很多国家的银行开立很多的清算账户，并加强清算账户资金（头寸）管理。由于国际支付清算涉及不同的币种、文字等，远比国内单一的货币、文字更复杂，为规避国际支付清算对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际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形成风险隔离墙，并与国内支付清算体系保持一定的资金联系。比如，美国境内是美元体系Fedwire，跨境的是Chips。中国境内人民币大额实时支付清算体系是HVPS，跨境清算的是CIPS。各国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具有很强的主权特征，需要接受所在国家的严密监管。世界范围内，各国货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都在其本国（美元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HIPS；人民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IPS；如此等等），因为货币的供应，最终是由货币发行国管控的。

需要明确的是，CHIPS、CIPS等主要是资金账户体系，并且主要是其本国货币资金账户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资金流”，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替代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它们基本上还需要与SWIFT连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清算业务。而SWIFT属于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本身并不涉及成员单位的资金账户，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信息流”。

支付清算实际处理：对一笔跨国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需要确定具体的清算机构和清算账户，由此确定清算指令发送和处理的具体路径，清算机构相应进行清算账户处理，扣减付款方存款，并最终转入收款方账户后才算完成。如果出现问题，还要进行差错查找和处理。

由上可知，SWIFT作为支付指令报文标准制定和指令传送与处理的基础设施，在国际支付清算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国际支付清算的全部。同时，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不是离开SWIFT，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实际上，1973年SWIFT才宣告成立，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成为覆盖全球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在没有SWIFT之前，跨国经济往来同样存在，SWIFT出现后，只是更好地促进和提升了跨国经济的国际结算效率。20世纪冷战时期，在苏联和美国尖锐对立、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难以得到SWIFT 服务的情况下，其内部跨国间的经济往来依然存在，当时可以选择本阵营最强大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清算货币，并通过加密电报、邮件等进行支付清算，甚至无需逐笔进行支付清算，而是采取“记账清算”方式，即在协议范围内，对发生的经济往来采取双方先记账，定期（如每年）再进行汇总轧差，只对余额进行清算等。

俄罗斯被断开与SWIFT系统的联结会把俄罗斯排除在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之外，届时俄罗斯将无法与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并将对俄企业的支付进口原材料订单、收取出口商品贷款等造成严重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俄罗斯银行可以选择将其中的成本增加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给俄罗斯民众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企业将损失数以十亿计的欧元收入。这些欧美企业不仅面临结算问题，甚至还不得不在欧美与俄罗斯市场“选边站”。

俄罗斯被剔除后，仍然可以按照SWIFT报文规则，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进行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同时，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这些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只是效率和运行成本问题。所以，把SWIFT说成是“金融核弹”或“金融杀手锏”，其实是有点夸张。

支付清算与经济往来、切断SWIFT与实施经济制裁的关系

支付清算是为经济往来服务的，若没有跨国经济往来，也就不需要国际支付清算。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支付清算，会积极促进跨国经济往来的发展；阻断SWIFT的使用，会对一国发展对外经济往来产生很大影响。但阻断SWIFT的使用，只是经济制裁的一种手段，对一国切断SWIFT的信息系统，前提是美欧对该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没有经济制裁，美欧单方面阻断SWIFT对俄的连接，也会使其对该国的经济往来受阻。美欧阵营对俄的经济制裁才是主角，切断SWIFT服务只是配角，不能将主次颠倒。制裁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损害全球经济，达不到制裁的目的。

由此，那种广泛流传的“2012年美国推动SWIFT切断对伊朗的连接，导致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大量的对外贸易”的说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大幅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美欧等对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进行的严厉封锁，包括其自身断绝进口伊朗石油，而不是单纯的因为SWIFT切断了对伊朗的对外贸易的连接。

目前，SWIFT注册在比利时，主要受欧盟的控制，同时因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对其影响也很大。由此，欧盟与美国联合，对SWIFT具有决定性控制力。美欧宣布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剔除，甚至有可能完全切断俄罗斯所有银行与SWIFT的连接，意味着这些俄罗斯银行将不能使用SWIFT这一基础设施。而美欧英加等一旦宣布将俄罗斯银行彻底剔除出SWIFT，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全面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而且也使得其他国家难以通过SWIFT办理与俄罗斯的支付清算。其他国家要与俄罗斯发生经济往来，只能另外建立与俄罗斯的支付指令传送体系，但也面临被美欧阵营制裁的风险。美欧阵营已宣布，将对那些为俄国进行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政府提供便利的人和实体采取行动，要求其他国家控制或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这就会逼迫其他国家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阵营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很多与美欧及俄罗斯都存在较大经济往来的国家产生重大的利益权衡问题。如果选择俄罗斯，就可能得罪甚至脱离美欧阵营，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断绝经济往来、封锁先进技术、阻断人员交流等，给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如果选择与美欧发达国家阵营为伍，就会因此而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粮食、矿产等出口大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以及美国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

制裁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破坏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迫使一些国家试图取代美元交易。如果由此引发SWIFT切断对很多与俄罗斯保持交易与资金往来国家的服务，也会催生这些国家对SWIFT的替代品，加快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对SWIFT的业务开拓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流通与国际地位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因此形成世界严重分裂，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所以，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SWIFT将俄罗斯剔除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对俄罗斯的影响，更要看到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广泛影响。

（编辑  尚鸣）

最近一期《陆家嘴》杂志提出了关于元宇宙的十本小说。第一本带有元宇宙元素的科幻小说是雪莱夫人在1818年所写的《弗兰肯斯坦》，中文译名是《科学怪人》。该书讲述，一位科学家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或者生物和机器结合的人），引发了这位科学家和他制造的科学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不了解这本小说，基本上就不能理解科幻文学的历史。204年过去了，人们讨论的机器人伦理等问题，并没有超越雪莱夫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框架。所以，讲元宇宙文学，要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另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大家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 ? 1992），在科幻小说领域，没有人能超越他。他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被称为“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科幻小说历史几乎是理解元宇宙的钥匙所在。

在世界范围，中国是思考、讨论、卷入和实践元宇宙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元宇宙概念最为普及的国家。所以，我们身在其中，是有历史责任的。

什么原因使元宇宙得以产生

总体而言，目前相关讨论还缺乏认知元宇宙演变的思想和理论的方法。社会主流对于元宇宙的关注重点则是元宇宙的经济特征，以及元宇宙和产业、经济、资本和投资的关系。这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强大惯性，更注重将元宇宙和经济活动，特别是潜在的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偏好，会误导对于元宇宙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为了深入理解元宇宙的由来和发展，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位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位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位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他的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又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他们是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者。李斯特在工业发展阶段，就国家干预和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研究。罗雪尔则在国民经济与自然、劳动和资本关系方面的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根据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的观点，任何经济现象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不可完全用经济活动本身来解释，而要超越经济体系本身，从历史实际出发。

元宇宙绝非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包含了技术、科学、社会、人文，甚至政治意义。如果吸纳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从大历史角度诠释元宇宙的发生和演变，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知元宇宙发生的一系列原因，包括：科技革命和主导经济增长、传统经济结构的解构、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经济周期率和增长模式的困境、全球化分工和市场竞争机制、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口膨胀和余暇增长，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国“丰裕社会”模式终结。

所要强调的是：经过两百多年工业革命，以工业技术支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基本走到极限，工业产品供给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例如，衣食住行的供给大体可以满足需求，相应的生产能力都趋于饱和。人类不再需要一如既往地投入那么多人力资源、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物质性生产活动。市场制度危机和传统经济结构解构形成了交叉影响，改变了当今社会和经济的深层结构。现在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构成了元宇宙发生的系统性背景。

元宇宙是具有复杂科学“涌现”特征的历史事件

如果仔细观察从2021年上半年到现在元宇宙的演进轨迹，不难领悟到，元宇宙是一个符合复杂科学“涌现”的历史事件。

“涌现”的核心特征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现实世界，普遍存在整体大于个别的现象。很多现象和事件在发生时，其实已经具有整体性。元宇宙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因为元宇宙具有太多的层面，人们对于元宇宙的认知，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大象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盲人没有能力建立对大象构成整体的认知系统。我们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人类正处于“涌现”叠加的时代，需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进而，元宇宙也是一个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是若干事件集合的多维度事件，而不是单一性质的事件。例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 11事件”，属于单一性质的恐怖主义事件。

元宇宙是避免现实世界进一步内卷化的选择

现在世界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和危机的过程，大概率将是内卷的过程。但是，有了具有巨大张力的元宇宙，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试验空间，可以扭转内卷的关系，即：凡是在人类真实社会无法进行很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以在元宇宙先做模拟性试验；凡是现实世界解决不了的，可以在元宇宙中实践。

元宇宙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千万不能过于急功近利。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而元宇宙还处于早期。元宇宙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为人类在此时此刻提供了一个all in 的选择。

元宇宙真正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余暇扩张需求

下面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排行”：德国：日5.2小时，周26小时；法国：日5.8小时，周29小时；瑞士：日6.0小时，周30小时；英国：日6.6小时，周32小时；日本：日6.6小时，周33小时；美国：日6.8小时，周34小时；韩国：日7.8小时，周39小时；中国：日9.2小时，周49小时。[1]

这些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的排行展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人类生存的时间分配模式正在改变，越发达的国家工作时间越短。总体来说，人类的工作余暇呈现扩大的趋势。

工作时间减少，意味余暇增加。也就是说，不管是碎片的，还是整体的，人们因为不需要“上班”的“无所事事”时间增加，导致所谓的虚拟时间消费增加，构成元宇宙的基础性推动力。其实，人们刷手机已经属于元宇宙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人们沉浸于手机，这就是世界的改变。当然，刷手机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元宇宙，还是最初始的。将民众碎片的时间吸纳到抖音和微信的平台，是早期元宇宙的“王者”。未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还会继续改变，且与元宇宙结合；至于其多大程度上被赋予元宇宙这样的含义和意义，不过是时间问题。

自发的元宇宙和“设计”的元宇宙

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两个元宇宙：一个是自发的元宇宙。例如，手机属于原始的和自发的元宇宙载体；具有元宇宙元素的电子游戏，也是自发的元宇宙。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元宇宙，这是说人们所要创造的元宇宙，这样的元宇宙，包含不同人群对于元宇宙的想法和希望。换一种说法，自发的元宇宙，属于“非理性”元宇宙的范畴；人们主动和自觉创造的元宇宙，属于“理性”元宇宙。至于元宇宙现在是否处于所谓的“低水平繁荣”，是否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都属于“理性”元宇宙的课题。

元宇宙、理性人和“规范经济学”

既然存在“理性”元宇宙，就存在元宇宙和“理性人”的关系。因为，理性的元宇宙是通过“理性人”实现的。

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理性人”已经进入到原始的元宇宙。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主人公具有理性，甚至他所创造的“科学怪人”也逐渐具备了“理性人”特征。后来的科幻小说，不论其中的人物是否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属于“理性人”。

问题是，一旦理性的因素进入元宇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人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约束”，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未来的世界。虽然元宇宙尚处于发展的早期，现实世界的分歧已经开始折射到了元宇宙。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希望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关联，以影响未来的元宇宙。

构建元宇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第一种理性：准备将现实世界的各种概念平移到元宇宙，例如资本、投资、资产等概念，进而在元宇宙中再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太多无解的缺陷，这条路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走得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剥削，难道元宇宙还要有剥削吗？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难道在元宇宙中妇女地位依然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严重内卷，有相当的人群已经躺平，难道元宇宙会继续内卷和躺平？在现实世界中有华尔街，难道在元宇宙中再建一个华尔街吗？当然不是。第二种理性：既然元宇宙的未来需要理性选择，那么，不应将现实世界中不好的东西移到元宇宙。例如，元宇宙不拒绝资本，但是，反对资本崇拜，拒绝资本控制。否则，元宇宙将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元宇宙。

元宇宙具有经济内涵，但元宇宙所需要的是要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不是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规范经济学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其前提不是要什么，而是论证为什么要什么，是价值观和标准。人们现在需要根据规范经济学的原则，基于正确价值观和期望参与元宇宙。规范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支就是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和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元宇宙和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以经济资源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主张收入均等化，将均等的分配与社会福利挂钩。世界上的经济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都是福利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关于福利经济学，需要提及四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第一位，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边沁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而且快乐和幸福是唯一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凡是违背幸福的，都是违背经济规律。[2] 第二位，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 ? 1959）。庇古提出了福利命题。国民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增加，但是福利的增加必须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公平。所以，仅仅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不够的，一个福利社会必须解决分配问题。第三位，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 ? 1910）。瓦尔拉斯提出了“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上说的福利目标、幸福目标问题需要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是一种平衡，社会供给或者社会的超额供给和社会需求，以及超额需求之间必须相等，这样的社会将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第四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 ? 1923）。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资源的最优分配，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分配变化中，不仅不会损坏已经获得的人群的福利总量，而且至少将导致一个人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以上四位福利经济学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关注的是福利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政府作用作为补充。北欧的福利社会证明福利经济学模式确实是成立的。

通常从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归纳了三个基本规律。定律1：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定律2：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定律3：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3]

现在设计元宇宙时，福利经济学应为设计元宇宙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说，福利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做到的，很可能在元宇宙中做到。例如，帕累托最优思路逻辑符合未来元宇宙期望的制度。只有元宇宙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元宇宙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也有代表人物。第一位，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1857 ? 1929）。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经典中的经典。根据凡勃伦的思想，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有闲阶级。有闲一定是有钱，钱和闲是一体化的。凡勃伦提出了“凡勃伦定理”：世界上不是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而“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的规律只是适应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适应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最大特征是越贵越去买，通过消费高价格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势。至今有闲阶级仍然维持着购买奢侈品的冲动，证明凡勃伦定理的生命力。第二位，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 ? 1945）。他关注集体行动，市场失灵需要法律和政府，以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第三位，科斯（R·H·Coase，1910?2013）。他提出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四位，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他提出了美国代表的丰裕社会的系统性制度缺陷：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物质至上和物质产品增加等于幸福、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的下述基本理论框架，对于元宇宙的制度具有价值和意义：

其一，元宇宙和理性人。理性是一个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前提，假定人都处于有限理性状态，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以最小经济资源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比经济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受到相当多条件的约束和改变。新制度学派的诺斯（Douglass C North， u，192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元宇宙的主体，“人”除了以碳基生命为基础的人类之外，还有AI控制的机器人、数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虚拟人，他们理所当然的要超越传统经济学所抽象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和定义，他们会追求实现个体利益的协调，因为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的映射。

其二，元宇宙和产权。元宇宙的产权体系是基于公共所有制，还是基于私有制，这将关乎元宇宙的前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试图建立基于私有制的产权体系，例如，在元宇宙中，开启圈地活动，发展房地产，植入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产权结构，甚至贫富差别，甚至比现实世界更为不合理。所以，元宇宙的产权主体应该是公共资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超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念。例如，在美国的波士顿中心公园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有财产”（common good），任何动用和改变这块土地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全体波士顿公民投票。所以，这块土地的产权是超稳定的。元宇宙应该学习波士顿的经验，其未来发展应是以坚实的公共资产为基础的。

其三，元宇宙和企业。未来元宇宙的经济组织，不再可能是传统经济中的公司（corporation），或者所谓的现代企业形态。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讨论和论证的企业存在的环境，决定在元宇宙中，企业规模的因素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主导元宇宙的经济活动组织应该是在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原则下的社会企业、合作社以及自由人联合体。

其四，元宇宙和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既得利益结构的固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社会、企业和个人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实中交易成本高于受益的情况普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未来元宇宙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引入区块链和各种算力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对称，加之不存在私人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对立。所以，元宇宙可以实现交易成本和受益的均衡，形成全新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自然，不再存在“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

其五，元宇宙和制度变迁。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未来元宇宙制度演变是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变迁和技术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现在可以预见到：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元宇宙，对技术创新会更加敏感，形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元宇宙和合作经济

如果具象元宇宙经济形态，那就是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2001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合作社和合作经济作了如下定义：“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组成联合所有的企业来满足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人们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所需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合作经济的核心特征是“自愿联合”体，超脱资本约束。其成员通过平等合作模式，分享所有的劳动成果。

人类在合作经济方面，从乌托邦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已经做过很多探讨和实验。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实验者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1771 ? 1858）。他是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从英国到美国，进行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合作经济实践，期望实现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融合，屡战屡败，至死没有放弃。此外，还需要肯定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 ? 1825）、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 ? 1837），以及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 ? 1865）在合作经济、互助经济领域的思想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否定所有权的思想，需要重新评价。

在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更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实验，有经验和教训。现在看，20世纪的合作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有很多因素，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不成熟。近些年来，人们在试验的“时间银行”，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时间的合作经济模式。

目前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应用合作经济的平台和空间。笔者一直在推动“时空合作社”的观念和试验。“时空合作社”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人们的跨越时间和空间劳动交换和互助。元宇宙与时空合作社有互通之处。

元宇宙和共生社会

建立元宇宙基础的社会，应该成为共生社会。共生的本质是相互依存、利益分享。北欧国家是共生社会的成功案例，因而很少发生社会动荡和危机。

元宇宙具有构建共生社会体的天然优势。共生社会强调人们之间的公正、契约和法律，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就是元宇宙的基本契约形式，元宇宙可以实施“代码即是法律”（code is law）。 总之，元宇宙可以依靠非中心化的自助组织制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消除所谓现实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形成和平、共生、共享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理想，过去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4]

进一步说，元宇宙被垄断，或者被少数人控制，几乎是不可能事件。元宇宙的容量可大可小，可能是3个人、30个人、3万人，甚至3亿人。但是，3个人和3亿人的元宇宙是平等的，这就是元宇宙。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以后就有200多个元宇宙，元宇宙最终超越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元宇宙。在未来元宇宙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给元宇宙设计边界，进而可以强制任何人参加特定的元宇宙。人们对于不喜欢的元宇宙，最大的武器是用脚投票，不喜欢就走。这是元宇宙最大的特征，这就是元宇宙最大的希望所在。元宇宙具备天生的自由基因，这不正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吗？

元宇宙可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

20世纪80年代，在《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是阿罗（Kenneth J．Arrow，1921 ? 2017）撰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今天民主制度发生危机就是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存在，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的顺序。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似乎无解。但是，如果引入元宇宙的思想，引入DAO的观念和方法，很可能破解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元宇宙框架下，可以基于利益差别，以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目标为标准，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状态下，分解成为无限多的社群和无限多的群体，再引入基于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不仅可能对不同偏好加以排序，而且可能推导出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逻辑成立，在未来的元宇宙是可以试验的。

我并非是宣传乌托邦主义，或者乌托邦技术主义。乌托邦理念的创始人、人文主义学者和著名政治家莫尔（Thomas More，1478— 1535），因为撰写了《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属于空想。

现在人们关注元宇宙，未来的元宇宙不应该再重蹈世界中的苦难，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继续现实世界的诸如投资、资本、回报之类的发展思维。那将是非常可悲的。恰恰相反，元宇宙的制度设计将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建立合乎理性的元宇宙社会、元宇宙特色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元宇宙最大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享受元宇宙，实现自己，将自己所爱加进去，在地球上实现不了的一些美好愿望，可以通过元宇宙得以试验和实现。为什么希望寄托在Y代、Z代、Alpha代，他们卷入元宇宙，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之前的世代存在显著差别。元宇宙和all in是何关系。All in的意思是包罗万象，我希望让更多的理想主义融合到元宇宙未来演变的每一个阶段。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为更好地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激励和启迪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国企改革、金融、绿色发展、香港工作继续开创新局面；改变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的局面，加强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11月2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围绕“充分学习、阐释、用好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座谈研讨。

关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认为，《决议》明确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范畴分开使用，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红线，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贡献。“两个确立”体现了党重要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时的党还是不成熟的。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逐步走向成熟。党中央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党的历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决议》对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了衔接，明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这样表述是准确中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出发点。当前一些青年人对党的历史缺乏正确认识，敌对势力也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我们要持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且下功夫解决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序扩张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决议》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抓住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放大党的错误，把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我们要吸取苏联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导致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引导青年人理性思考，分清主流和支流。

关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李大钊1920年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是石破天惊之作。经过百年奋斗，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向世界前沿。近两年全民战疫更充分说明，党百年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有机融合，每个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构筑了人民至上的制度和道路。她指出，当前的信息化、数字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文明的重大机遇。中华民族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数字经济具有获取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以及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特点。我国有党的领导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数字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而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数字经济这一先进生产力相匹配，避免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整合、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科学评估良性互动的智能化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宏观效率优先、系统整体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兼容、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守成表现在：一是守住了基本制度和党的初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关键领域扭转了一度走偏的方向。二是守住了党的前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既作了否定的结论，又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有些人声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六中全会《决议》守住了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了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守住党的基本经验。“十个坚持”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共同经验，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经验，避免了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江宇强调，“开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旧立新”。《决议》首次比较系统地归纳了改革开放之后若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体现了党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新时代是在解决这些新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开辟的。二是提出了划时代的新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前半程”进入“后半程”、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任务，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系统地回答了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如何完成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结中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问题，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弯路，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要发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自成立起就是斗争的政党。党不是俱乐部、同盟会，而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为理想勇于牺牲的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近年来，美西方强化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国家集中攻击中国和党的领导人。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一方面和病毒进行艰苦斗争，另一方面和西方反华势力斗争。我们不仅成为世界上少数没有在病毒面前“躺平”的国家，同时也打退了西方的政治攻势。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是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既是建党百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天需要继续坚持的精神武器。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形势从“黑色恐怖”到今天“换了人间”，充分体现了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几年前，香港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暴徒公然围攻中央驻港机构，爱国爱党人士受到威胁或袭击，反中乱港势力肆无忌惮地制造黑色恐怖，本质上是要夺取政权。香港局势动荡令美国对我施压更多的筹码和工具。黑暴势力喊出了“揽炒”的政治口号威胁中央，和美方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涉港法案”遥相呼应。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出了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的伟大转折。中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委曲求全，针锋相对对美展开对等制裁。未来涉港工作必须以《决议》的“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者、发展者和维护者，下一步应该从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党对香港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香港治理转型的根本，提升治理效能，实施行政主导，达到良政善治。三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四是坚持敢于斗争。充分认识到涉港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攻坚克难中做好香港工作。五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两地之间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香港民心回归。一国两制事业必定行稳致远，必定赢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传播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是当前统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短板。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高质量提炼和概括的新概念、新话语非常欠缺。理论研究和传播急于求成、质量不高，缺乏有标识性、鲜明性、贯通性，有穿透力、感染力、传播力的概括；对“中国式”的鲜明内涵挖掘不够，对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可借鉴性阐述不够；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应对能力不够强；对重大提法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学理基础挖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研究人员脚踏实地研究现实问题，如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具体案例总结经验。二要转变文风，摈弃“党八股”“讲课体”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文风，防止简单地把经典作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排列组合后充当“理论创新”，而不是从学理和实践上分析阐释。三要转变学风，反对“急、空、虚”，倡导“稳、专、实”。

中国驻俄罗斯原国防武官王海运认为，按照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方针，密切跟踪研究重大国际事态，及时为有关部门外交运筹提供情况准确、判断精准、建议可行的研究报告。还要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发出维护党的外交方针，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各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研究，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客观上同霸权主义一唱一和，或者迎合所谓“国际标准”，这一学风在一些研究中还相当严重。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历史经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决议》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在十三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或遇到的重大挑战，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提供了严密的依据。党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党的领导是创新中国经济学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原则，必须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和理论当中去。第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第三，要发扬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第五，要坚持中国道路，深入研究实践上的中国道路，努力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要夺取新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权。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舆论操纵，影响、干预、引导甚至塑造全球舆论。一是主体多元，政府、大学、智库、媒体、科研机构、NGO、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都参与其中；二是产品样态多样，包括学术成果、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舆论操纵，形成一个表面上很嘈杂，但是意图高度一致的战略协作，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攻。我们要重视夺取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话语主导权。一要坚持理论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变局的机遇，加快新的理论建构，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发展与治理。二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更加中立科学客观的标准，重塑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准则。三要坚持开拓创新。要学习和超越西方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各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四要构建争夺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主导话语权的大格局，从国际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

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团结合作共赢，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超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重大的创新。

武力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美元，2049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届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超过乾隆时期（约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阶段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如：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地创新。

中信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高梁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进行结构调整有其必要性。但这一时期国企大量垮台也有不少人为因素，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主管部门放松监管，甚至包庇国有企业领导渎职，国企“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普遍。甚至允许和鼓励“MBO”，等于变相监守自盗、化公为私。一时形成“搞好企业无功、搞垮企业有赏、维护公共利益受打击”的反常氛围。理论界也出现了“国企失败论”“腐败有利论”等极端错误的意见。新世纪之初，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抓手，导致很多装备工业的排头兵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严重影响工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规定，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声音，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抹黑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主导化”的主张，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我们要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历史责任。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国企主导地位为前提，以增强国企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这是和全面私有化主张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要保护、鼓励、规范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更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让最大多数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点上，正确贯彻开放政策，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始终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当前我国综合能源自给率80%，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不是简单买卖贸易，而是建立生产基地、战略通道、合作项目，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关键生产能力自主可控；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安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翻了一番，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都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内，稳定生产能力和保底供应，这是我们端牢能源饭碗的基本保证；同时要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要按照《决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推动“双碳”落实。当前“双碳”工作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我国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大量使用新能源成本较高。二是认识还不统一，考核不健全。三是数据基础不扎实，同一个主体报给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数字都有出入。四是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不健全，项目审批、管理、运营、环境治理绩效及评价多头负责，执行进退失据。建议：(1)细化目标，明确碳减排和达峰的路径，营造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2)加强信息披露，做到透明公开。(3)加强执法考核，做到公平执法。(4)加强数据和统计工作，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构建横向和纵向有可比性的统计体系。(5)优化执行路径，避免政策变化带来波动。(6)加强对“双碳”工作的金融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聂庆平认为，《决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原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南。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全面深化注册制改革，这是解决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制度、保荐人责任制度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扭转当前在高市盈率条件下资本拥有极大套利空间的局面。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刘育梅认为，要以党的领导引领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严守职业底线，不忘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初心，是确保金融行业在开拓创新当中不走歪路的基本原则。要践行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严防各种金融欺诈行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通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避免陷入金融的自循环。

（编辑 尚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打破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正确党史观是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党史、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学习和理解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百年党史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

中共百年党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成功实践证明，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而且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唯物史观思潮

《决议》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暴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张目。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密那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唯物史观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其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伟大实践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党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败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由此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资本主义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些论调都有意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它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

当年支撑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那段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灶表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树立正确党史观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议》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阶段，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种种挑战和诸多压力，面对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党员干部要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唯物史观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视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确保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程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

（编辑  宋斌斌）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是全球化的产物，一般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起来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销售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20世纪90年代之前，产业链条往往依据比较优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在这之后，跨国公司依赖强大的资源控制与整合能力、高技术实力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逐步演进成为全球公司，形成了组织全球资源提供巨量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化价值链。

世界步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新阶段

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高效的供应链，支持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生产得以顺畅运行；而创新链则是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条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企业主要依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决定其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

以全球化水平很高的波音公司为例。上世纪50年代，波音707只有大约2%的零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波音公司决定走全球化道路。经过长达40年的奋斗，如今的波音尽收全球产业链之利。按照波音787初期生产价值计算，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生产大约10%——尾翼以及最后组装，其余的生产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40个合作伙伴来完成：飞机机翼是在日本生产，碳复合材料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方生产，起落架是在法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则由韩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完成。波音公司通过牢牢把控产业链高端的设计、供应链、营销和品牌的管理环节，获取了整机产品90%的利润。

中国企业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强劲的制造能力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日趋巩固。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基本处于产业链中下游，需要通过创新链迈向高端。

面对新冠疫情，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主导全球核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从需求端看，超过全球65%的终端需求是由价值链上游国家贡献的。从供给端看，超过全球50%的航空航天设备、光学医疗以及机械设备等出口，超过全球40%的电气设备、车辆以及塑料制品等出口，均是由美、德、中、日、韩等供应链上中游国家贡献的。中国由于成功抵御了疫情冲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深陷疫情影响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工业产品。而其他供应链上中游国家，无不因供应链紊乱而深受其害。

目前，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际影响尚难以定论，但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声音不绝于耳。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企业家们不得不思考，面对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重构，企业将如何在变化调整中求得生存。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新形势

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的20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巩固拓展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企业成长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市场力量。

2021年适逢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企业榜单20年，对照世界500强企业，可以从中国大企业的特点看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

一是入围门槛提高，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营业收入）由上年的360亿元提高到392亿元；营业收入合计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43%；同期世界500强营业收入下降4.81%。面对疫情影响，一个增长，一个下降，表明中国大企业供应链产业链的韧性更强。 

二是利润实现正增长，发展质量持续提高。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万亿元、净利润4.1万亿元，盈利水平整体好于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同比分别增长7.8%、4.6%，同期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净利润分别大幅下降29.8%和20.0%。

三是“千亿俱乐部”扩容，影响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222家，其中，有8家企业营业收入逾万亿元。

四是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加、利润占比上升。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达到249家，比上年增加11家，逆转了前两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的态势；服务业176家，比上年减少5家；其他行业75家，比上年减少6家。同时，制造业利润占比上升、银行业利润占比有所下降。

五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上榜企业数量增加。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涉及75个行业，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上榜企业数量分别增加8家和6家，房屋建筑业和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分别减少10家和6家。

六是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创新链持续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费用投入共计1.3万亿元，增长21.5%，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3.5%；研发强度为1.77%，创历史新高，也是研发强度20年来提高最快的一年。

企业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若干举措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夯实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微观基础。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已经积累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制造业企业群体，特别是还有一支宝贵的企业家队伍。要在新形势下，打通我国产业链条的断点堵点，补齐短板，锻造长板，争得发展先机。

一是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困难精准施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二是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战略。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协同创新网络，协力解决共性技术问题，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联动效应，催生一批掌握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立足新产业的创新型企业。

三是进一步营造良好企业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让“顶天立地”的领军企业与“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四是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作为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核心要素。建立一套孵化、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更好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五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企业作用，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地坚持全球化进程，把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让更多产业部门和企业加入全球市场体系。

（编辑  季节）

低碳转型发展是中国未来40年绿色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美绿色基金主要是做绿色低碳投资的，绿色低碳投资的选择标准是投资项目要能够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是确定绿色低碳投资标准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强化碳减排的全球共识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概有6种，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导致海平面可能上升16.5-53.8厘米。如果真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对人类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些灾害性自然气候的影响。抑制气候变暖和强化碳减排已形成全球共识。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灾害性气候现象，给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认为与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2021年观测到的现象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强化，全球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共识越来越强烈。在英国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中美围绕碳减排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都在采取行动。

中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过去的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过去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碳排放大国。2020年年底评估测算出的碳排放总量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这在全球大概占了26%左右，也有测算说占了27%、28%。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无论是人均还是单位GDP的排放量，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碳排放的总量还呈现增长的势头，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年碳排放的增速大约为1.25%。从碳排放的强度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围绕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做了持续的努力。

中国的五年规划把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并认真加以实施，每个五年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目前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收入水平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排得比较靠后，所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比较大。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总量都还处在增长的状态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人均排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算上历史排放量的累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起来累积的排放量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结构性的规律或者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一般是这些国家都会在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实现碳达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并没有完成。服务业约占整个GDP的产值的55%左右，城市化率按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是65%左右，我们离发达国家碳达峰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向城市地区或者是向非农产业聚集，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7:1这样一个水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点。如果再加上城市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总体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城乡差距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从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能源的消费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来看，在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里面，煤炭占80%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15%和5%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非常高，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以电力行业为例，现在煤电的比例高达60%以上，虽然有所下降，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煤电的替代、煤炭的替代，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碳达峰和能源的关系密切，是由能源的结构决定的。从中国能源消费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还会呈现一个继续上升趋势。中国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2.35吨标准煤。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11吨标准煤；节能或者是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6吨。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消费行为的趋同，最终导致用能水平也会趋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用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有可能要向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水平靠拢，人均的能源消费也应该由目前的3.6吨提高到6吨左右。但是，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和日本和德国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

所以，未来随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不断增加，除非能源的结构调整以绿能替代形成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否则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既来自于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因为老百姓越来越期待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这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层次的一种提高；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期盼。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到2060年的“双碳”目标，反响强烈。对我们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非常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虽然必须用更短的时间达到碳中和，但是我们拥有的技术条件比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要好，比如说我们在绿色能源——像风能、光能这些领域，现在的技术条件比他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随着绿色能源领域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推广利用，我们在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历程上，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碳排放的大户第一是能源，主要是电力部门，大概占了51%；第二是工业，大概占了28%左右；第三是交通运输。因为中国能源的自然禀赋高度依赖煤炭，能源部门在碳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城市建筑相关的碳排放占了整个全国碳排放的49%左右，农业碳排放比例并不高。全球400亿吨的碳排放，农业大概是排放70亿吨左右，中国占比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农业排放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不是直接的二氧化碳，它主要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1吨甲烷相当于8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效应，1吨一氧化二氮相当于大概256吨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浓度非常高。所以农业里的畜牧业是不能忽视的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碳减排的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碳排放里城市占了接近80%，而且城市的经济、城市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城市的碳减排或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第一就是加大节能的力度，如果我们的能效水平提高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碳减排也可以达到相应的水平。在节能方面重点是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居民生活领域，都要开展广泛深入的节能活动。因为节能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第一，以建筑节能为例，如果我们拿同样的建筑空间和日本相比，中国同样面积的建筑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日本高一倍。如果我们把建筑节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主要建筑物都在城市地区，它带来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第二，加大加快绿能的替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先进储能，特别是化学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包括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真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我们过去的电力系统是以煤电为主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这些绿色低碳的电，就要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这是能源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风光电发电能力已经达到了3亿千瓦，名列全球第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将超过12亿千瓦，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在绿电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进程。过去我们很多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比例的绿电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电动化，使过去高度依赖的靠化石燃料燃烧形成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高比例的绿电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电动化，中国可能就改变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期以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动力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特征，可能就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动力特征和能源结构。

我们要构建城市的低碳产业体系，因为中国的工业占整个碳排放的28%左右。在工业体系内部，比如建材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是以化石燃料做原料的，今后这样一些产业都面临脱碳、减碳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未来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美绿色基金非常关注合成生物学领域，通过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原有的化工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的电动车如果不是建立在绿电机组上，还不能叫新能源车，只是电动车，因为可能它用的电都是用煤或者天然气发的电，其实都是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汽车，必须是绿电的电动车。日常生活相关的智能的家居体系改造，也将有利于节能和降碳。

第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要广泛推广碳中和理念，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包括零碳建筑。在未来建筑的能源配置方面，可能形成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储能设施加智能微电网这样一种能源供应的体系。随着光伏发电的能源转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建筑特别是城市社区通过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智能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全新的建筑能源供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要强化城市的生态空间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不断地强化生态空间的密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森林碳汇的建设。

第五，要加大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的步伐，包括强化城市生态和绿色空间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2%左右提高到23.2%这样一个水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到24.1%，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大概0.9个百分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衡量，这差不多就是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小一点。我们国家全部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要实现这样的森林生态建设，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价值的市场化的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不会自动成为金山银山的，它需要有一个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来实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建设生态恢复，今后需要不断强化。

城市要完善非步道、步行道和非机动车车道的体系。现在城市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在有些城市开始侵占步行道或自行车道的空间，这是不对的。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角度来看，未来必须更多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未来交通体系的建设要考虑对非机动车道空间的保护，对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是有效的，今后要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出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超级计算融为一体的智能技术，会越来越广泛深入融进城市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融进城市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大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的能效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碳减排的力度。城市的智慧能源系统，例如分布式的能源系统（见图1），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城市的能源，可以用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个低碳的系统，它完全基于自然能转化为主的新的能源体系，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储能加智能微电网的运行体系，是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的服务网络，是一个多能互补的智能化的体系。

图1  分布式城市智慧能源系统

终端电动车在这里既是一个能源的终端，又是一个储能的设施。它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能够互相调节的非常智慧化的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而且可以使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包括氢能来完全替代过去那种化石能源的供应体系。一旦实现，可以减少50%左右的碳排放，是非常具有减碳空间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后智慧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运高效出行系统和物流系统，可以减少单位交通工具的里程，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可以减少交通工具的能耗，起到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智能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包括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和消费服务体系。如果用智能技术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其实花的投资并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节能效率会达到30%左右，而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估计用3-4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我们现在享受的一些配送、快递服务，其实背后都是有云平台、大数据支撑，因为这样一种配送不是乱配送的，它是有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还会不断提高，因为智能化的水平还在进一步提高。

再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建设。过去的城市治理都是分部门进行的，缺乏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综合治理的概念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智慧化的水平还不够，各个部门都是自搞一套数字化的体系或智能化、信息化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如果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来进行智慧化智能化的架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综合治理的效率，也可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碳中合要采取有效的管理，今后围绕企业个人的碳足迹的计量，包括碳中合的治理、未来碳排放权的交易，一定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基于存储、基于计算、基于相互协调基础上的非常高效的智能系统。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建立个人的碳账户，把碳账户形成的碳减排的积分和消费的终端结合起来，这样的积分实际上可以形成购买能力，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减排。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未来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所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融进城市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对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影响。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推广技术、研发更好的技术。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就是其中之一。长江经济带所涉空间极为广阔，它跨越了11个省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了全国的40%。可以说，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长江这条巨龙的腾飞。

尽管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和成果，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约束。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不仅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还要优化发展思路、创新方式。

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特点不仅是地域广阔、地位重要，还在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尖锐。长江流域11个省份，分属东中西三个发展地带，涵盖了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都面对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但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诉求迥然有别；生态环境问题多年积累、欠账较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既关系到与加快发展的权衡，又涉及到与相关地区的协调。

无论是强化环境保护，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都需要各个地方的积极主动工作，发挥自觉能动性。同时也要看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一些深层问题，各地区很难独善其身地得到解决。如何照顾不同地区的发展诉求，使地区的发展能量不至于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难以发挥？如何形成开放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适宜配置？如何实现标本兼治，全面形成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解决这些决定发展、保护的深层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各个地区的合作联动，只有合作联动才能推进长江经济带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省份的合作联动也涉及方方面面，但推进合作联动需要突出重点，且应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推进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

长江经济带是一个战略叠加的区域，除涉及沪苏浙皖四省份的长江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涉及川渝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之外，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长江经济带许多省份的发展战略。过去一段时期，中央曾颁布了一些重大区域发展文件和规划，也涉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的部署安排，例如2020年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1年7月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等。这些战略所涉及的重点地区不同，发展定位与要求也有差别，它们是各个地区行动的基本纲领和重要指南，影响重大。它们之间不能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各个地方也不能仅从实施单一的战略出发而各吹各调，否则就会因为战略差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为战略分割加剧长江经济带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应当在推进全流域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对接联通、协调实施。

在操作路径上，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统筹各项重大战略的基本要求，并结合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面对的重大任务，协调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年度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打通战略实施区域间的隔阻，实现各重大战略操作思路在地区间因地制宜地自主运用和相互借鉴，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三是鼓励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到其他地区联合设立功能平台，依此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同时带动合作地区加快发展。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联动

城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既有利于城镇化加快发展，也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和城市病的滋生蔓延等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长江经济带拥有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及一批都市圈，各自实力雄厚，辐射功能强大，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带动力量与坚实支撑。但要发挥其特殊功效，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必须协同联动。如果各自唯我独尊、各行其是，则无益于全局发展，还会带来恶性竞争和资源的争夺，正所谓其利也显、其害也烈。城市群、都市圈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把推动其协同联动放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

在操作层面，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推进制度性相互开放，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促进各城市群、都市圈的全面开放，实现规划、规则、规制的有机衔接；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配置、金融资本聚集等瓶颈环节和核心资源的合作与协调，合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三是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合作建设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物流中心和战略试验平台，多点多面支撑区域流域协调发展。此外，为加强城市群、都市圈协同联动，有必要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建立起适宜的组织协调机制。

推动沿带各地区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

推进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既是尊重现实基础、基于各自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分工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应当从实际出发，视不同领域的性质或特点，进行一体、双边和多边分类推进，形成联动。

从全带一体建设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间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体确立行为标准、一体开展实质性建设。

一是推进新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无论是6300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是20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空间，都应按照畅通、便捷、立体、智能、坚固的要求协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未来发展，无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应该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二是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应以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为导向，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规则，推动资源要素自主流动、优化配置，并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三是生态环境联保联治。长江经济带是一个依水域相连的大生态系统，左右岸、干支流、上下游、陆水空紧密相接、无缝毗连，对其进行保护与治理必须联动开展、联手进行。近几年，各相关区域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主要还是单打独斗，全线的联动还比较少。地区各自为战不仅影响治理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劳而无功、劳民伤财，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统一监管。

四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涉及长江经济带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体现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可以分领域分步骤进行，循序渐进，可以实行两两合作或多方合作推进；应该统一建立标准，并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进行，特别是合力推进基础制度的建设。

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实行产业体系的统筹构建和产业发展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前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的重复建设。产业发展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而地区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产业的竞争，导致产业的同构或重复建设。不过，产业结构与各地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相关，很难实行全带一体化建设，要按照上述四个方面搞产业体系的统筹和一体化建设是有难度的。但这绝不是说对此难有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为了避免产业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可以基于全局需要、考虑各地的发展实际，实行联动协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实施路径，是立足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进一步增强各地产业发展与自身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匹配度；同时通过区域联动，以园区、产业集群等为载体，一道发展那些共同需要的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绩显著，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就业优先战略来解决三大人群就业问题，“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到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性，完善就业政策可以为劳动力创造符合价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四五”规划强调提升就业质量的必要性，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与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相关举措。

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为55.40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54.53%，在GDP比重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长达9年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同时202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达51%。数据表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带动就业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下，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点着眼于服务业的发展，尤其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产业，成为推动新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高端服务业由于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优势在服务业中脱颖而出。各地更是扎实落地各项政策，例如成都市、上海市、北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都出台了发展高端服务业政策，加强品牌建设，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管理改革要求，实现核心城市促进就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从政策上可以看出，我国已逐步认识到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

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词，本文基于2020年GDP和现代化基建化城市指标维度考虑，选取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长沙、重庆、苏州、深圳、郑州、青岛、杭州、成都共12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厘清现阶段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与自身就业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自身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继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改善我国高端服务业就业现状。

高端服务业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现状

高端服务业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高端服务业的界定与分类

高端服务业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如雨后春笋般在工业化阶段应运而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以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和公共服务为主，具备“五高四化三密集两低”（“五高”是指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四化”是指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三密集”是指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本密集；“两低”是指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特征，处于高端部分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作为新常态经济的火车头和经济引擎，近几年诸多学者从投入产出、功能、产业链、空间效应和服务高端性等多维角度对其界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是处在价值链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最显著的行业。它通过生产与投入产品、服务之间的桥梁作用转化，对提升生产效率增加附加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端服务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在经济水平变动背景下也在不断变化。高端特性的服务存在于现代、传统或生产、消费各个服务环节或各个服务领域，而不局限于“现代”和“传统”、“生产型”和“消费型”等已有概念的禁锢，应当将其划分为一个新分类。本文考虑到中间需求率的变动性以及分类方式的持久性需求，结合分类标准，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后文统称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科学技术服务业）这四大类均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济高速发展下，高端服务业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高端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因此分析我国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用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揭示其发展现状。

随着生产总值不断创新高，城市高端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总值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2004年至2020年间，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6337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73937亿元，增长10.6倍，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从2004年的597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72亿元，增长15.2倍，产业规模从2004年的16.1%增长为2020年的29.1%，提升了13个百分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高端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和产业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并且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趋势高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反映出高端服务业拉动市场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占较高的地位；其次，高端服务业的资金产值率呈波浪式发展，在值10上下波动，反映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具体从2009年起呈下降趋势，对比发现该波动是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波动导致。至今为止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0%，反映出当前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基础规模较小，这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的缘故。

表1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2020年这17年期间，从高端服务业分行业生产总值占GDP比值结构上看（表2）：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26%起伏至2020年的27%，金融业在39%~49%间起伏变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19%到2020年的17%，科学技术服务业在12%~14%间平稳波动。分行业下从大到小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与科学技术服务业，并且金融业产业规模远大于其余三个行业。同时，将17年间分行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结构分布画出趋势图，发现四个行业在17年间的占比保持相对的稳定，说明各行业下结构分布保持稳定，发展比较协调，影响机制基本一致。

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波动上来看：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56%下跌至2020年的24%，金融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0%以内上下波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0年的51%，科学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7%至20%之间上下波动。若分行业从大到小排名为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商业服务业，其占比17年间上升了28%，呈下降趋势的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突破。

各行业下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最为显著的为金融业。金融业作为产业规模占比最高的产业，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是占比最小的，说明金融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行业，处于发达阶段，对基建需求较少。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商业服务业代表朝气蓬勃的新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表2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发展分行业占比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中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大吸纳就业规模并且提升就业标准，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因为人力的涌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与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在此，主要针对12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关于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中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质量中的人均工资、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展开讨论。

1.整体就业现状。由表3可以看出，近17年来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是稳步增长的，从2004年的253万人增长为2020年的1022万人，总人数增长了3倍。对比城镇单位的总就业人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其增长幅度对比表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需求空间很大，增长势头猛，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尤其是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达到高峰。就业结构从2004年的13.7%到2020年的2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表明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速度快于全行业平均速度，吸纳就业效应显著。除2011年外就业结构的占比稳步上升，加快资源配置优化的步伐。人均年工资从2004年的42886元到2020年的188784元，从总数上增长了3.4倍，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增长趋势从2013年起表现稳定，但人均工资与全行业人均工资比值随着时间的波动表现不明显。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人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城镇单位就业平均工资的1.5倍，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的人均工资涨幅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自然趋势。高端服务业就业弹性在0.7上下波动，因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过快，其值在2013年达到高点，其余时间比较稳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站在绝对发展的角度观察，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站在相对发展的角度，反映出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表现一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表3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具体行业发展现状。从就业规模占比上，高端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商业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是最多的（表4），占比一直保持着第一，均为30%以上，而其余三个行业在近几年占比差不多。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占比上升幅度最多，从2004年的14%上升到2020年的25%，共上升了11%，而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波动不大。拉长时段看，发现2010年前（含2010年）各行业占比划分明显，存在高占比和低占比行业，随后低占比行业缓慢上升，在2019年时各行业占比几乎一致。表明在这17年中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齐头并进，尤其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以绝对的发展优势吸纳就业。从人均工资上，细分行业按工资平均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人均工资远高于其他三个产业；按人均工资增长幅度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增幅倍数分别为3.72、2.64、3.55和3.36。最显著的就业质量效应是各行业在2004-2020年这17年间的人均工资都是逐年上升的，增长速度比较稳定，反映出当前的工资涨幅不容易受外界干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高端服务业所细分的4个行业的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以良好稳定的趋势发展，其规模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商业服务业，就业规模最大但人均工资最低，不难得知商业服务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拉低了人均工资平均值。与其相对的是金融业，就业门槛最高，劳动者报酬居高不下，间接导致金融业就业规模占比相对较少。

表4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分行业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此外，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基于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维度研究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联系经济效应与外包效应两个方向研究就业数量情况，并结合关联效应、竞争效应、激励效应，有效分析就业质量水平。高端服务业通过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给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同时，吸纳就业和提高从业者熟练度和专业性。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金融支持等生产要素通过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对就业产生间接效应。

尽管目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依然存在消极效应，但两者之间严峻的态势处于逐年改善状态，这种改善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能力综合水平提高。其中对严峻态势改善起关键阻碍的因素来自于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与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其阻碍度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表明高端服务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进一步拆解得知，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是由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驱动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所致。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12座新一线和一线城市2004-2020年面板数据定量分析高端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下的发展和就业现状，分析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运用协调模型分析相对水平下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方向，进一步利用阻碍模型找出影响高端服务业正确发挥就业带动作用的主要阻碍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倾向值匹配模型分析阻碍因子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度和影响路径。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就业效应的演进过程是遵循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高端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规模为28.6%，分行业下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有强大的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和高质量的就业质量，其吸纳就业能力与经济发展速度持平，2019年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1.44，2020年降至0.8。就业结构为23.8%，人均年工资上涨3倍，稳定在就业人均工资的1.5倍，分行业下金融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呈现负向作用，但负向作用正在弱化，弱化原因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阻碍度分析结果指出，影响改善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紧张趋势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其产业能力的阻碍能力是由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主导。影响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子系统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表明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说明高端服务业应以稳定的势头发展其产业规模，并注重基础设施的搭建，以更加积极的就业应急措施去巩固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率。

总之，在稳中求进的经济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是提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相比于工资水平更显得紧促和重要，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发挥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带动作用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产业规模和提高固定资金产值率，而促进两者共同进步的因素是金融支持和交通运输条件。基于上述现象，应先促进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打好市场基础，再对吸纳就业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发挥其较强的就业吸纳作用。引领金融支持，拓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成长氛围。重视培育与引进高素质人才，提升高端服务业高级人才的投入量和吸引力，从经济开放、市场调控、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集聚效应构建行业内竞争氛围，加快实现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百花齐放的局面。

（编辑  杨利红）

1994年，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虽然后续的法律修订陆续废止了许多管制规则，但有关公司资本的诸多根深蒂固且似是而非的观点仍需进一步反思。

大量实例分析表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进行比较彻底的更新，相关法律制度也会从中获得营养、寻求改良。

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社会，人们很早就学会区分“本金”和“收益”，进而又学会区分债权投资（如借贷）和权益投资（如合伙），将“本金”进一步区分为借贷本金和股本，将“收益”区分为利息和股利。但是，这些区分并未自然而然地导致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航程制到固定资本制的变化说明：企业保有稳定的资本是持续经营的前提条件；而区分资本与利润，仅向股东分配利润，是当时人们所构想的维持资本稳固的基本策略。

? 19世纪，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法的资本规范，基本上是沿着区分资本与利润，约束利润分配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因此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资本规范；英国资本制度是在议会制定法和法院判例法两股力量的互动下逐步演进的；德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总体上偏向管制，尤其偏重对资本筹集过程的管制。德国学者发明了“资本固定”和“资本不变”两项原则，它们后来被引入日本，进而传至中国。

? 20世纪前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引进中国，但这并非朝野上下所有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共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规划彻底结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根基。

?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中，人们对“市场”和“公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公司发展又不能没有“资本”。于是，人们将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资本”和会计、管理及法律意义的“资本”区分开。

? 公司资本制度的变迁，最终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走向。公司资本制度的演进脱离不了它所处的大的政治经济环境。

公司资本制度分析框架

“资本”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含义：它有时指向实在、具体的经济资源，有时则是抽象的概念。《公司法》和企业会计上的“资本”即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产物。根据现行《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是指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这意味着股东的“出资承诺”就可以构成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资本具有“吸收”损失和风险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能在资本的金额范围内，在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上发挥出来。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资产金额不是必然等同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的两种基本融资方式决定了与公司资本相关的两类利益冲突：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资本形成规范

自1994年以来，《公司法》的资本形成规范既有放松管制的变化，也有加强约束的一面。放松管制的重要措施是资本“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此外，可出资财产的范围有所放宽，可发行的股份类型有小幅扩展。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扩展了股东的出资义务。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要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补足出资责任，而且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还须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加强股东出资责任约束主要是基于“资本真实”的理念，为公司债权人提供保护和救济；而放松管制则是为了鼓励投资、扩大生产。

公司筹资机动性

资本形成规则迄今为止的多次修订，增加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降低了公司设立成本（诸如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取消出资构成限制、一般性取消强制验资等），对鼓励投资设企产生积极效果。但是，从鼓励投资、促进资产资本化的目的分析，法律对股东出资仍有诸多不合理限制，股份规则也较为僵硬。

公司债权人保护

资本认缴制的实行扩大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由此引发与债权人保护相关的新问题。理论界提出了扩张股东出资责任的约束范围（即一定条件下强制股东提前缴资或称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主张。但是在不修改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各种主张强制股东提前缴资的理论和法律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资本报偿规范

本文从分析国际上两种资本报偿规制模式入手，逐一检讨了我国《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结构和各个关键环节。

两种规制模式

?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报偿规范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始自19世纪的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当前以1976年欧盟公司资本指令为代表；二是以美国1984年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6.40条为代表的“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

? 资本维持模式的特点是：以“巩固股本”为宗旨，对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适用统一的财务约束标准，也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检测法”。资本维持其实并不是维持“资本”，而是试图通过“股本”这一会计指标，约束公司的资产总额（主要是约束公司对股东的各种支付的金额），从而达到保持公司偿付能力的目标。

? 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彻底背离了传统资本维持规范的规则和逻辑：通过“广义分配”概念把利润分配、回购或回赎股份、股本返还等统合起来。要求董事会在决定任何资本报偿事项前，均须对公司偿付能力做“双层检测”：一是“实际偿付能力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无力偿还其已到期和按正常营业进程应到期之债务；二是“资产负债表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资产总额低于负债总额。

“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是一种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的事前检测标准；而后者依靠董事对公司未来偿付能力作出测试和预判，是一套事后约束机制，须依赖董事行为准则、反欺诈性资产移转法以及破产法规则才能有效实行。前者的优势是规则客观、明确，易于操作，但缺点在于：固守资产账面价值，忽视资产结构，为债权人提供的保护是脆弱的。不过，各国立法和监管当局并未放弃改进资本维持模式的努力。

无论是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它们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传统资源，因此都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脱离一国的法律体系、传统和实践而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不仅是困难的，更是无意义的。

我国规则的特点与弊端

从表面看，我国《公司法》的“资本维持”规则与欧盟、德国的“资本维持”模式基本对应。不同之处在于，欧盟资本指令和德国建立了债权人保护的一致性或可协调的标准，而我国的各项资本规则缺少这种一致性标准。具体而言：认定抽逃出资须遵循司法解释的“损害权益标准”；股份回购规则没有以股本为标尺设定回购限制，也没有提供其他保护债权人措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通过允许债权人主张清偿或担保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保护，不依靠股本标准；只有利润分配规则将分配对象限于“税后利润”，体现了以股本为标准限制分配的思想。

抽逃出资规则源自上世纪80-90年代“清理整顿公司”时期形成的政策性规范。由于文义笼统、循环定义，且孤立于其他资本回报与减返规范，抽逃出资规则无法开展体系化解释。因此，适用对象和适用标准均有极大不确定性。从比较法和我国资本制度的体系结构看，抽逃出资规则并非必要规范。

我国《公司法》的盈余分配规则遵循的是“资本维持”模式，即将公司支付给股东的股利总额限制在“税后利润”提列法定公积金后的余额范围内。这是一种维持资产数额而不控制资产构成的模式。但是，通过“税后利润”控制分红总额的思路无法维持公司偿付能力。我国《公司法》的分配规则关注公司“账面上的偿付能力”，而不问实际偿付能力；关注分配决议作出前公司是否符合分配条件，而不管支付股利前公司是否仍具备分配基础，也不管支付股利后公司是否还具有实际偿付能力。分配规则与公司实际清偿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极弱，需要强化相对脆弱的保护机制得到充分地执行。

我国《公司法》的减资规则将减资事项完全交给公司自行办理，并无外部机构事前或事中介入监管。《公司法》也不区分减资目的和方式，一律适用统一的规则。减资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可以概括为：公司发布减资通知和公告；债权人闻讯主张清偿或要求担保。但由于作为约束机制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这套机制很难“自行运转”。减资规则对债权人保护薄弱的关键原因，一是债权人常常没有机会及时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请求；二是债权人即便提出清偿或担保请求，也无法阻止减资继续推进。此外，现行减资程序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非解散的清算”，成本巨大。

我国《公司法》的股份回购规则没有像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立法那样，设置单独的股份回购财务标准。无论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它们回购本公司股份都无须遵循某种财务限制规则或者偿付能力标准。股份回购规则自身没有独立的债权人保护措施，无论是法院的审判规则，还是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目前都没有提供有效率的、可靠的保护机制。

总体而言，我国《公司法》的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利润分配规则和减资规则实际上各自为政，并未在一致的偿付能力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基础上，形成内部逻辑一致的规范体系。在此意义上看，我国《公司法》实际上至今仍未搭建起“资本维持”规范体系的架构和主体规则。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设想

我国当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形成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的《公司法》。限于当时的发展阶段、立法背景和经验积累，1994年《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实践表明，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因此，为鼓励投资设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国家渐次放宽公司资本形成规范：从1994年的“资本全额实缴制”，修订为“二年分期认缴制”（2006年公司法），进而修改为现在的“自由认缴制”（2014年公司法）。但是，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减资、禁止抽逃出资等资本报偿规范变化甚微。

回顾我国公司法的某些典型个案可见：偏重管制的资本形成规范为投资和交易设置了层层法律壁垒（诸如：转投资限制、最低资本限制、出资财产类型限制、出资财产类型比例限制、强制验资等），制造大量交易成本，催生无数避法行为，公司参与人面临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要有所进展，首先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资本的概念、功能、资本制度的内在逻辑有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更新。现有理论只有在不断接受和回应批判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活力、持续更新和有所长进。而法律制度也会从这种批判性的理论发展中获得营养、发现弊端、寻求改良。

思想观念亟待更新

“资本”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它本身是抽象的、观念性的和静态的。公司偿债能力的评估需要结合资产结构和流动性进行复杂的计量和估计。理论界对“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有所反思，但仍须进一步深化。要从资产结构和流动性的角度推进对“资产信用”概念的检讨，防止在抽象的“资产”概念上构建出新的“资产信用神话”。

资本的抽象性决定了资本“真实”、“充实”、“维持”等一系列观念的脆弱和空虚。

资本“真实”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理论界，主张加重或者更加扩大股东出资责任的观点，都反映了在资本形成环节“充实”“巩固”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的观念。但资本“真实性”本身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真实、可靠，它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模糊的。

“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是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也是带有误导性至少是简单化、不确切的表述。实际上，资本维持规范“维持”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借助资产负债表的股本（或股本附加一定范围公积金）金额，对公司可处分的资产金额施以限制。但是，一个公司的资产金额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公司的实际清偿能力。资本维持机制对公司债务清偿能力的维护作用是薄弱的。

打破“资本真实”“资本维持”的神话，我们才能对资本形成和资本报偿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业人士、公司参与者方面，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更为切实有效的改进方案。

    资本形成规范的改进设想

2013年年底的资本认缴制改革，扩大了股东的实缴出资期限自由，但公司的筹资机动性和灵活性并无显著改善。本项研究的设想是，《公司法》可以通过“授权资本制”，将公司增资扩股的一部分决定权分配给公司董事会，以此扩大公司的筹资机动性。

在股份基本制度方面，许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不同类别的普通股和优先股。本项研究同时认为，刻意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筹资手段、筹资方式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股份的类别、面值、形式等适用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样的规则。

资本报偿规范的改进设想

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虽有深刻差异，但它们都承认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因而两种行为在各自的规范体系内都适用相同的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我国《公司法》重建资本报偿规范，无论借鉴何种模式，都应当着手解决利润分配规则和股份回购规则的检测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理顺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和减资规则的关系，消除内部逻辑矛盾。具体来说，为此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抽逃出资规则是否保留？无论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规范体系，还是效仿“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我国《公司法》都不需要继续保留抽逃出资规则，而去除抽逃出资规则不会造成规范空白，反而有利于理顺资本规范体系，降低“找法”和解释法律的成本，避免抽逃出资规则适用上的不确定性阻碍正常的公司资本活动。

第二，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规则是否应当适用同一约束标准？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应当适用同样的约束标准。股份回购与利润分配适用一致规则，不仅可以理顺规范逻辑，而且可以实现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的脱钩，从而避免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捆绑所造成的各种滞碍。

第三，减资规则如何安排？这取决于《公司法》采用何种规范模式。如果我们选择资本维持模式，《公司法》有必要为不同目的的减资设定繁简不同的减资程序，并改进信息披露和责任承担规则，增加债权人的话语权。如果采取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由于采用统一的资本报偿（或“广义分配”）概念，整合了资本规范体系，故不需要单独的减资规则。

第四，重建资本报偿规范，选择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这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判断问题。在此分“转轨方案”和“改良方案”两种思路进行预测性分析。

1.转轨方案：如果我们选择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那将意味着启动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转轨。首先，《公司法》要构建合理的规范框架，对“实际清偿能力”及其检测标准应当有合理且清晰的规则。其次，公司参与人和各类专业人士必须抛弃一些原来熟悉的法律概念、规则和技能，学习新的概念、规则和技能。再次，《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改变还将迫使企业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等作出系统性的修改。

2.改良方案：如果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模式，即避免结构性修改，仅对现有规则加以补充和改进，那么制度改变的幅度会比较小。相比转型为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改良现有规范不会给立法机构、行政和审判机关、公司参与人以及各类专业人士增加过多的学习成本。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弱点已经比较明显，原封不动地效仿欧盟资本指令是不可取的。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区公司法）的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引进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标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我国的行之有效的规则，是比较稳健的办法。例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活动中尝试“实际偿付能力”检测的做法，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研究的样本。

第五，资本报偿规范与其他债权人救济措施如何协调？资本规范并非债权人保护的唯一机制，债权人保护也不是资本制度的唯一目标。《合同法》（或民法典合同编）的债权人保全规则、企业破产法的债权人撤销权等规则都为债权人提供了救济手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债权人基于资本规范发起的债权诉讼中（例如与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相关的诉讼），存在大量“个别清偿”挤压破产清算程序的“集体清偿”的现象，造成对个别债权人的不公平清偿。立法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审判管理措施，应当在债务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协调上建立更有一致性的政策目标。

（编辑   宋斌斌）

   高铁是我国自主创新成功的一个典范，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多次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

目前中国中车是全球规模领先、品种齐全、技术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是以研制“复兴号”动车组为核心产品的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唯一一家产业化集团。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400亿元，利润总额155亿元，稳居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是国资委确定的10家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   

装备报国  打造中国高铁亮丽名片

中国中车始终以“产业报国、装备强国”为己任，实现了轨道交通装备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飞跃，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发挥了大国重器、产业引擎的作用。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中国中车视察，并多次点赞中国高铁，称赞高铁动车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20212年6月25日，“复兴号”动车组开进西藏拉萨，标志着“复兴号”对我国31个省区市实现了全覆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面向“十四五”，中国中车确定了建设受人尊敬世界一流中车的“两步走”战略，明确了“一核两商一流”的战略定位，即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商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确定了“一核三极多点”的业务结构，“一核”即轨道交通装备核心业务，“三极”即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三大支柱业务，“多点”即环保、氢能、工业电驱等培育业务。

聚焦卡点  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轨道交通装备涵盖机车车辆、工程及养路机械、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种机电设备，其中机车车辆产品主要包括高速列车、城际市域列车、城轨地铁、机车、客车、货车等。围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构成要素，中国中车从上游、中游、下游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分析，进而确定下一步产业链建设的重点。

其中，产业链上游包括原材料、轨道基础建设施工机械、轨道工程建设基础配套设备等；中游包括20大基础器件、9大关键系统、10大配套产品、20大基础系统、轨道交通装备整机；下游包括试验检测与安全监测控制、机电总包、轨道交通维保运营、工业设计、工业物流等。

    根据公司发展思路，中国中车将坚持以供应链升级来促进产业链做强做优，以产业链需求推动供应链做精做深，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从创新链、供应链、服务链的维度来梳理轨道交通装备的“卡点”，实施专项突破。

    在创新链突破方面，为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型产品发展平台化、系列化、谱系化、模块化目标，中国中车将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卡点、突破重点，注重在固本培元、自立自强上下工夫，多次系统梳理“卡点”、短板，并形成了专项研究报告。“十三五”以来，中国中车先后承担并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部“先进轨道交通”专项、国家发改委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国资委“1025专项”、中国中车“85专项”等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坚持内外结合，攻克了一批以芯片、轴承为典型代表的关键核心零器件“卡脖子”技术。

以芯片为例，轨道交通、高速列车的芯片重点包括两类，一类是业界经常提到的FPCA、CTU这类共性的芯片，还有一类是大功率的半导体器械。目前中国中车已经提前完成了国家项目IGBT的阶段性目标，并开始在高速列车上批量装车和试用。通过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既解决了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又促进了相关人力资源、制造资源、实验资源、产业资源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发展生态。

    在供应链突破方面，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最大程度地降低进口件短供应、断供、独家供应风险，中国中车先后组织了动车组零部件放开市场、GCT攻关（国产化替代项目）等项目，逐步搭建了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供应及时、服务周到的产品配套服务体系，为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服务链突破方面，为构建中国工业现代供应链新生态，中国中车承担并组织实施了交通运输部的交通强国试点工作中的智慧物流专项，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将工业智慧物流列入中国中车“十四五”科技重大专项，依托中国中车龙头主机企业，对全产业链供应环节的物流业务进行智能化升级，优化作业准确率、管理效率、资源使用效率和决策科学性，支撑精益制造，提升绿色包装周转率、仓库使用率、车辆重载率等资源利用率，致力于实现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工业智慧物流领域高质量发展标杆。   

补短锻长  注入产业链发展新动力

中国中车坚持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相结合、发展与安全相结合、深化改革与创新驱动相结合，为轨道交通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满足产业链在链条化、区域化、协同化、共享化方面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中车重点围绕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以期形成更具创新性、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确保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深入研究产业链。深入开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供应链研究，绘制产业链图谱，进一步厘清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密切关注产业链安全稳定风险,制订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策略。

2.厚植核心业务。聚焦主责主业，按照“数字化、高端化、国际化、协同化”的要求，持续完善自主、完备、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整机和核心系统制造体系，引领全球行业发展。

3.建设产业集群。持续完善株洲、青岛、大连、长春四大产业集群建设。瞄准“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等建设需要，主动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共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集聚地。

4.提升创新能力。聚焦“四个面向”，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交通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为牵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任务，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重点项目，攻克“卡脖子”技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5.实现业务拓展。聚焦产品+服务，加快由高端装备制造商向“高端装备制造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增强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搭建产品全生命周期技术和成本框架体系，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大数据平台，加快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

6.健全供应链管理。加强与战略供应商全方位协同与合作，加大战略供应商、优选供应商的培育和潜在供应商的开发力度，实现由竞争关系模式向双赢关系模式转变，打造利于产业链建设的“朋友圈”。

7.实现数字化转型。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搭建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轨道交通装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逐步形成基于中国中车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的新生态。

8.保障产业链安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原材料、技术和产品，推动实施断链断供替代行动，健全关键产品多元供应商体系。将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替代有机衔接，形成分类管理、规范有序、保障有力、符合国情的战略储备工作机制，着力提升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   

守正创新  持续推动产业链做强做优

面向未来，中国中车将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巩固提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领先领跑地位，精耕细作，守正创新，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做好重点专项的推进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揭榜挂帅，压实责任，以最严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落实科研攻关任务，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第二，夯实原始创新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一是深入实施国铁集团提出的“十四五”铁路重大科技创新工程——CR450科技创新工程，重点开发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通过进一步提升运营速度，极大地提高我国的铁路装备水平。

二是持续推进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通过地铁列车的示范运营和推广应用，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化、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

三是加快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工程化应用。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产业链，掌握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先发优势。

四是推进川藏铁路项目，组织开展川藏铁路运输装备重大科技攻关和一体化技术研究，研制川藏铁路成套运输装备，推动我国高原等复杂环境下铁路运输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动协同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推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相关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轨道交通、移动装备业务与通讯信号业务协同发展，提升制动系统技术水平，全面提升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竞争力。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急剧调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检验。

冷战后世界之变的政治学分析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既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一个多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当今世界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信任缺失，国际间出现了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政治对立、价值纷争、经济制裁等取代了原来的对话与合作。“混乱、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主题词，大国间的政治关系正演变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一直奉若神明的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理念与逻辑已经无法解释“西方之乱”，更无力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等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百年来，正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在不同道路、不同理论、不同制度竞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反思西方各国传播普世价值背后的政治玄机，如何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各项实践做好梳理总结，如何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及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提炼，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辨识西方政治模式的基因缺陷和“政治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