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秩序、全球产业分工、全球贸易均衡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问题的思考；迫使各个国家重新检讨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安全战略。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认为，这场不幸的疫情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人们摆脱思维定势和思想惰性，重新思考和反省已经习以为常、感觉理所当然的现状、规则与秩序。这就是“危”中之“机”。在这场危机面前，我们一要全面反思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全面梳理检查国家安全防线漏洞，特别是要高度关注非传统、非典型的国家安全防线；二要区分轻重缓急，既要有堵漏、止损、输血、上呼吸机的短期紧急救助措施，又要考虑标本兼治，着眼长远战略，着手重大制度政策改革，为长治久安谋篇布局。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性质来看，它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它又是作为生产目的——消费实现的充分条件。实现共同富裕，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进一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等初心的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新中国创业时期，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是为了发展；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发展。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所确定的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适时、适度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不断推进。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力日渐雄厚，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之这次新冠疫情危机的严重影响，需要我们审时度势，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改变发展方式，把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流血流汗播下的种子，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拼搏耕耘，已经开花结果、获得丰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所有中国人带来的受益程度并不平衡。东部和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诸如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演艺明星和普通工薪群众之间的收入水平都出现了较大差别。资本资产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差距更是悬殊，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公益领域的产业化、市场化，也加重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压力。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数亿农民为了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分享了他们当年创造的红利，但给他们的分红却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农民工兄弟背井离乡，和我们一起为国家建设拼搏奋斗，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工作条件差，汗水流的更多，收入报酬并不高，又缺乏社会福利保障。这种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形成的历史欠账，现在已经具备逐步解决的条件，是启动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元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对于这种快速且越来越严重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应该允许和保护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一定的适度范围内就是合理的、积极的，跨越一定的度，就会发生质变。社会主义反对平均主义、鼓励竞争，承认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贫富差距的无节制扩大，就会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泥潭，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初心，不仅人民群众难以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因此，我们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应该把解决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作为从现在开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首要任务。通盘考虑，通过初次分配、财政再分配、税收调节和建立城乡人民群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分配领域的综合制度改革，优先安排民生，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农民工和社会低收入群体充分分享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果，实现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

共同富裕，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支柱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的逐步实现，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使经济发展回归本原，也会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应该辩证认识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问题。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存在大量收入较低、缺乏社会保障的贫困人口的社会里，需求不足将会持续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选择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应转向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让消费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主要支柱。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十分重视经济结构中消费份额的增长，促销费也颇有成效。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还没有抓住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即抑制贫富差距，大幅改善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生活，建立覆盖城乡全社会的公益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灾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对外贸易，也影响了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面对上述双重打击，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基建作为关注重点。毫无疑义，启动“新基建”进行5G、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对维持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十分必要。但也应把控好度，不可用力过猛。防止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设施闲置、资产泡沫，为未来造成负资产。

应对疫灾，维护经济，我们应该标本兼治，短长兼顾。我们可以把“新基建”等作为“急诊”处方，对症施治，救急止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革新传统危机应对战略，开辟“第二战场”，在社会分配领域开展全面改革，打一场抑制贫富差距扩大、为社会主义事业扶正固本的伟大战役，以促进消费保证抗疫斗争的胜利，同时以抗疫斗争为契机，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可以预期，经此一役，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成社会分配领域的伟大进步，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消费这根经济结构中最伟大的支柱将在中国稳稳擎起，中国经济从此将会步入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编辑 宋斌斌）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党中央对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次提出要求，警示全党，并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屡纠不绝，形成痼疾，成为侵蚀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政治生态危害。近年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身上的作风问题，更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及形成

形式主义是指只看事物现象而忽略事物本质、只注重外在形式而不顾实际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片面夸大形式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否认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把形式片面地夸大成一种脱离实际内容的绝对的东西。其思想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1]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观念和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是官本位思想和权力观扭曲的典型表现。在设“官”而治、权力为上的社会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种以官本位思想为基础，以人们愿意做官的社会心理为支撑，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为庇护，造成权力异化、导致主客观关系扭曲为核心的腐朽社会现象。[2]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形式主义依靠官僚主义求得生存，官僚主义依靠形式主义装饰门面。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说到底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贪图名利的功利主义。[3]

形式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滋生和蔓延由来已久。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内部各派系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顾着表面形式上的争论而忽视思想内容上的理解。对此，马克思发出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4]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并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风。[5]

官僚主义中的“官僚”，指的是脱离实际和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员。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局部乃至全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官僚主义逐渐“露头”。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6]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敷衍塞责和命令主义，后一种表现比前一种表现的后果更严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旧官场恶习与市场经济固有的利益交换原则之间产生勾连，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浮”“假”“贪”“满”“骄”“空”“懒”等现象，成为官僚主义的新形态。[7]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征和危害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特征：[8] [9]

（一）脱离实际。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好摆门面，说大话、空话、套话，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违背客观规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二）脱离群众。不关心基层，不深入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制定制度搞“上面严一寸，下面严一尺”。漠视群众疾苦，对群众呼声麻木不仁，甚至损害群众利益。

（三）命令主义。搞“一言堂”、家长制，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会说狠话、使蛮力。

    （四）事务主义。缺乏大局观，开展工作抓不住重点，陷于鸡零狗碎，繁文缛节，热衷于填表格、做台账、报材料，过度留痕。

（五）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宗旨，追求“权力空间”，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特权意识浓厚，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摆“官威”，讲排场，外出前呼后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

（六）弄虚作假。对党和人民不老实、不诚实、不忠实，不但自己说假话，虚报浮夸、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甚至要求下级说假话。落实中央要求打折扣、搞变通，阳奉阴违。

（七）不负责任。工作中不思进取、消极应付、敷衍塞责，不想事、不干事、不成事，不担当、假担当，不作为、乱作为。事无巨细向上请示汇报，看似守规矩讲程序，实则逃避责任。

（八）好人主义。从个人私利出发，丧失原则性，不愿得罪人，遇事避重就轻，隔靴搔痒，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做好好先生。

    （九）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超编严重，因人设事，“吃空饷”问题长期存在而成顽症，工作效率低下，内耗不断，形成懒政怠政。

    （十）文牍主义。喜欢搞文山会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开会上；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总结材料代替工作实绩；文件层层转发，会议缺少实际内容。

（十一）争名夺利。个人利益至上，私心膨胀，伸手要名誉、要地位，跑官要官，把权力当成私有；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假公济私，多吃多占。

（十二）宗派主义。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搞亲疏远近；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任人唯亲，形成组织内部的小团伙、小圈子。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防控新冠肺炎工作中，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要求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执行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干工作疲疲沓沓、拖拖拉拉，遇到问题推诿扯皮，报喜不报忧，甚至欺上瞒下；发文件红头改白头，正式改便笺，同一议题会议层层重复开，要求基层频繁填表，提供视频图片作为工作佐证，调研扎堆干扰基层工作，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甩锅”，等等。

种种表现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极大危害[10] [11]：

一是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在工作层面上使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盲目和失聪状态，造成信息失灵、决策失误，影响中央政令畅通，而且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从根子上与党性和党的宗旨背道而驰，必然对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极大破坏，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贻害党的事业。

二是败坏社会风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之风和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不仅影响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势必侵害社会肌体，助推一些地方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是危害社会以及国家的稳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必然会降低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损害社会整体上的公平性，妨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增加不安定因素，进而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破坏国家安全，甚至丧失政权。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迷惑性，在高压态势下可以一时收敛，但稍不留神就会反弹回潮。究其原因，是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体制庇护、社会价值观支撑、社会心理基础和穿上了行政权力运作方式合理的外衣。[12]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原因：[13] [14] [15] [16]

社会历史原因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肃清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能够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任务。[17]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以及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社会上渗透到党内，不仅使得官僚主义、家长制、官本位难以根除，而且助长了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等不良风气。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18]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那些滞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很大抑制，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依然严重影响着人们。由于诸多原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有顽强表现。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原因，均与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思想认识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与党员干部队伍思想认识方面的严重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贯穿党的全部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不懂得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会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造成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工作中的脱离实际。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但一些党员干部由于人民立场出现偏差，不了解、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很自然地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潭。由此带来政绩观的错位，要么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要么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违背科学瞎指挥，贻害一方群众。

体制机制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十分重视从体制机制方面寻找原因，认为官僚主义的长期广泛的存在，同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是“一个总病根”。[19] 不难看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庇护场所。在体制上，权力至上有余而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逐级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不足，迎合上级有余而尊重下级不足。在机制上，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等，尚未真正形成科学量化、客观平衡的体系，上级主观因素较大，不利于对“只唯上、不唯实”风气的遏制。在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上，我说你听、我命你行、我管你从更具有合法的外衣。由此助长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级观念和不良的用人导向，使一些人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俘虏。一方面，对上唯唯诺诺、察言观色，想方设法揣摩领导心理和意图，挖空心思迎合上级喜好；另一方面，高高在上，武断专横，习惯于发号施令。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顶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具有极强的迷惑性，监督处罚难以到位，久而久之，更蔚为风气。

能力素质原因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暴露出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常常集中反映在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差距和不足上。应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接连出现，不少党员干部缺乏准备，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作内容，自身能力与形势的要求形成极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成为省心省力、简单易行的办法。执行上级决定囫囵吞枣、照本宣科，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用“一刀切”、命令主义等方式推进工作，最容易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到工作中，也最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科学研判党内存在突出矛盾的发展变化，为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把脉”“开方”。[20] [21] [22]

(一）提高思想认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往往源自思想上的错误观念。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从清理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入手，使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民情，才能避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了解民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反对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今天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紧紧依靠群众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23]

（三）完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离不开制度化、常态化的体制机制保障。要走出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要靠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在深化治理改革中放权赋能。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根据实践的变化和新的经验，在体制机制上做进一步探索，研究制定新的制度、健全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提高科学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以体制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的行为。

（四）净化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24]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党员干部抓起，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只有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在党的肌体上抑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灶。

（五）完善监督体系。严格监督是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既要发挥巡视巡察等纪检监察手段的监督利剑作用，也要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监督评价体系，切实改进督查检查考核的方式方法，赋予广大群众对党政干部履职尽责更大的评价权和监督权。

（六）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惩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通过几次集中治理就一劳永逸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25]为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既要严抓深抓，也要常抓，持续形成清正的党风政风。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     

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说明，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地理政治考虑也成为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在新的一波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同时承接中高端升级产业落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出的“双向转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

国际产业转移也要求我们在供应链技术、管理理念、合作方式等方面具备化解风险的能力。本文基于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产业转移   比较优势   供应链   效益评估

战后三波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已经发生过三波比较清晰的产业转移过程。第一波是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推动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起飞；第二波是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典型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增长期。

回顾战后以来的历史，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对于产业转出国家和产业承接国家都是多赢的过程。无论从转出国还是承接国，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经济和市场因素，但是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

 从宏观经济因素来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前提，企业必然向具备获利空间的潜在市场转移。生产成本差异则是影响产业转移的直接因素。成本具体包括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租金、劳动工资等，也包括运输成本。从市场角度看，包括地理区位优势、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研发能力等。同时，制度因素（软性因素）也与成本和市场这样的经济因素（硬环境）同样重要。制度因素包括一个国家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国有化程度、国际贸易便利、国内市场准入、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外资企业运行便利性等。

从承接国的角度看，产业转移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机遇，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吸收新技术的过程。在这方面，第一波产业转移中，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企业管理方法，为自身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乃至下一步的产业向外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特定的情况下，产业转移也有政治和战略性考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向西德和日本进行产业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有美国自身的产业转移需求，也有当时美国支持盟国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影响的地缘政治考虑。

中国目前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所处的位置

在持续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产业承接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

作为技术承接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以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在低技术产品（包括纺织、鞋类、家居等基本民生用品）。2018年，中国出口额是进口额的7.8倍，净出口额高达6677.4亿美元。2018年中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的28.4%。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制造业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加大，但是潜力也很大。

在中技术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方面，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全球同类产品的10.9%，在三类产品中占全球比例最低，甚至低于德国（12.9%），略高于美国（9.2%）。在中技术产业中，特别是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性、实用性、质量管理、自主品牌以及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的中技术产品进口量比较大，2018年达到4302.3亿美元。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发展迅速，2000-2018年间，每年增长35%。2018年的出口额达到8017.6亿美元，在当年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21.3%，大大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但是，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也高达6153.8亿美元。可见中国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说明了对于国外高技术的上游产品有较高的依赖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只是高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者，仍旧处于同一类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自有技术含量并不高。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本报告认为，评估产业转移效益的宗旨应基于“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国际产业转移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气候保障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

在评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效益时，不仅要看表面上的“产业升级”，更要看产业结构是否优化、产业链是否完整。在高技术产业中，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对外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大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向高技术产业的高端环节移动。同时，坚持中技术产品的制造是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避免“中空”，始终保持“中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并提高技术含量，这也是“德国制造”整体上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技术产业中也要避免“空心化”，在转出部分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的同时，确保国家的“低技术产品”的全天候供应能力，民生领域的基本产品和物资不能依赖进口。

从环境影响的角度看，评估国际产业转移效益必须考虑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而避免环境污染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设立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标准。以严格的环境、气候标准的实施，形成产业转移的环保“准入”机制，有效地避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对外产业转移也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和减排要求，形成可以量化的产业转移的“转出”标准，杜绝污染当地环境的生产项目。对于高碳排放项目也应辅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项目、绿化植树等生态补偿措施。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直接效益包括对GDP的贡献、对税收的贡献、出口创汇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2356万人，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比例5.4%。虽然外企就业人数比例有限，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达到1.04万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1.9%，可见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表1所示，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环境气候、宏观经济三个层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标（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同时，在衡量国际产业转移效益的同时，必须对于相应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控。

表1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政策建议

全球供应链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新冠疫情前国际产业转移已呈 “回流”、“分散”趋势。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类结构性问题突显并尖锐化。发达国家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通用电气、福特、松下、夏普等制造业巨头纷纷着手将海外制造基地迁回本土，而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如苹果、Home Deport和亚马逊等则表示将组装企业迁往东南亚国家，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回归”和“分散”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企业面临高关税风险，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以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目前国内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势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中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全球化”，而是以兼顾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推动与中国“产业脱钩”，印度力图渔翁得利。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近年来政治因素再度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以印度为例，新冠疫情前期我国供应链暂时断供，曾导致印度电子、汽车、制药等支柱产业大范围停产停工，加强了印度修补本国供应链的决心。与此同时，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也在大力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但是，印度自身的各种条件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在低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是顺差（421.5亿美元），但出口仅占中国相同产品的9.2%；印度中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428.0亿美元），出口仅占中国同类的8.8%；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也是逆差（高达791.6亿美元）。也就是说，印度承接国际产业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替代中国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需要将现有的中技术、高技术产能增加16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竞争者，在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地处亚洲的印度的新依赖。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和印度联手大力推动在华美企撤离赴印度，其实无需过多担忧。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封城后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制造业的韧性和管理能力。而且，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移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中国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新版全球化将演变为“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

疫情加速了已经出现的供应链的重组，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北美的区域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制造业基础的美国为主导，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墨西哥为核心成员，并将吸收南美国家进入供应链。欧洲区域供应链以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和出口国德国为主导，同属七国集团的法国、意大利等国为核心成员，扩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北亚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庞大市场的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为主导，拥有高科技实力的日本、韩国为核心成员，并延伸到东南亚、南亚国家。

这样的 “三极化” 供应链体系是新版的全球化趋势，兼顾新形势下降低生产成本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双重要求，对于未来突发的事件将具有韧性和抵御能力。三大供应链并非闭环运行，将会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医药用品和器材等产品的生产将出现本地区化和多元化，不会依赖单一或几个国家。

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建议

根据对于产业转移历史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优化产业结构，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当为低技术产业特别是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进口。

鉴于我国中技术产品制造业大而不强，建议大力鼓励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推动东北亚区域链的形成，扩大东南亚、南亚朋友圈。

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动向愈发明显，将形成北美、欧盟和东北亚三个主要的区域性供应链体系，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疫情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互信、经贸联系，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如三国商务人士互免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

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印度），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保持与北美、欧洲产业链的密切互动和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维，重点扶持非洲国家。

疫情后全球化面临重整和供应链区域化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行工业化的潜力将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借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建立出口基地、规避双反以进入欧美国际市场的固有思路难以持续，同时在这些国家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性也没有保障。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光伏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鉴于新版全球化的亚洲、欧洲、北美的三大产业区域可能将非洲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进而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建议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目标是达到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全部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编辑  季节）

高强度奋战60小时完成火神山医院设计、超过1亿元抗疫捐款、4000+好书免费畅听畅读服务430万读者，近两万名医护人员，提供给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免费餐食超过6万份……这一连串数字彰显的是中信火速驰援的速度、多措并举的力度，和多方合力的广度，汇聚在一起，就是中信特有的温度。

速度

速度，在即刻承担的责任里，在与疫情拼争的赛跑里。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应急项目组在接到火神山医院设计任务当晚，5小时完成场地平整设计图，24小时完成方案设计图，连续奋战60小时顺利交付全部施工图，为疫情防控争得宝贵时间。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公司专门组成“防疫消毒机器人”小组，不到10天时间，就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可自由回转的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可以在医院、车站、广场、超商等人员密集场所代替人进行防疫。

疫情期间，某企业主急需建设口罩生产线支援抗疫，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从接到企业主电话和制定应急方案，到将260万优惠利率贷款资金划转到账，仅用6小时。某企业配合当地疫情防控急需进口100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加班加点，并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特事特办，仅仅两个小时便完成300万元的全部跨境人民币结算手续。

中信海直承担了为“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运输血样样本进行检测的海上救援任务，从凌晨2点确定应急方案到上午11时取回血样标本再到最终排除疫情，仅用时24小时。

中信泰富特钢旗下大冶特钢收到客户的抗疫应急物质生产配套需求，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克服重重困难，保质保量快速完成医用 CT机主轴承用特殊钢材料的生产并运抵客户。

力度

力度，在聚力齐心的捐款与精准发力的施策里，在接连不断的举措和马不停蹄的奔忙里。

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捐款，总计超过一亿元，各家公司发挥专业优势，为北京、河南、福建、浙江、山东等多地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且多为当地首单。中信银行还在前期捐款、加大手续费减免力度等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主动帮扶防疫企业和困难企业、专项政策支持重点疫区、提供绿色通道和各项优惠等“十一条”举措。

安徽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的董事长手撕员工“减薪”联名信，让很多网民感动。之后，中信银行为其第一时间提供了一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此外，中信银行还携手旗下百信银行为积极支援抗疫的海底捞提供21亿元授信额度。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不仅火速完成火神山医院的设计，之后又驰援了武汉多家方舱医院的设计改造。此外，他们还将火神山医院的设计成果全部无偿共享，目前已共享单位包括20个省市自治区的44家单位，以及境外阿联酋1家单位。

中信医疗下属多家医院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病人救治。其中，五四一医院的10名优秀医务人员加入了当地第五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为“最美逆行者”。

中信湘雅辅助生殖专科医院为湖北病友开设互联网门诊，已81岁高龄的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春节期间多次义务出诊。

广度

广度，从物质食粮的供应到精神食粮的滋养，从境内的协同战“疫”到境外加油支持，从抗疫一线奋战到后方强力保障。

中信出版免费提供4000+好书畅听畅读服务，并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提供全年的“好书快听”权益卡，至今已经累计服务430万读者，近2万名医务工作者领取了权益卡。

麦当劳中国为湖北、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一线抗疫工作者送出的免费餐食已超六万份，并在全国持续营运近3000家餐厅，外送服务正常提供，全国近1500医院可正常点餐。

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一边通过各种措施保春耕，一边为湖北抗击疫情捐赠240万元的大米物资。

春节假期及疫情防控期间，中信环境技术下属共47个水务运营企业一直运营无间断，包括湖北地区8个水务子公司，确保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中信国际电讯下属中企通信为企业复工复产免费提供高效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服务。

此外，还有两支特殊的啦啦队，在为中国抗击疫情呐喊加油。中信欧洲旗下捷克足球联赛冠军斯拉维亚队在2020年第一场主场比赛中，打出“武汉加油”标语，并向一线战斗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北京中赫国安队身着“武汉加油”球衣征战在泰国清迈进行的亚冠联赛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并以1:0力克对手。

当代中国，以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蓬勃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日趋重要的影响。思考媒介与当代传播、社会发展时，有如下几个突出特征值得关注。

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尤其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封闭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如今已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思考当今任何社会问题、学术问题，都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都需要具有全球视野。

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无疑希望继续发挥更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30%，远高于美国。2019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的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该杂志CEO称：中国企业数量超越美国，是一次世界权力的历史性转移。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形象与企业形象都面临着一个突出挑战：美誉度和贡献度不匹配。换言之，好事情做了很多，好名声却很少。这一点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尤为明显。最近，比利时一所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该校前副校长在写给孔子学院总部的邮件中提到，“现在新闻界似乎很流行写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负面文章”。

个人化。依托自媒体、社交媒体的个人传播行为，已经与依托大众传媒的机构传播成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传播力量。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与美国主流媒体抗衡，甚至称这些媒体是“人民的敌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超级个人媒体”。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粉丝量超过6000万，相比之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粉丝数量不过4000多万，华盛顿邮报不过1000多万，前者超过后两者之和。2019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特朗普就发了271条推特，而在12月12日，他更是历史性地在一天内发推特115次，创下了他个人单日发推的数量纪录。

技术化。5G、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媒介发展与新闻传播的核心力量。在目前的媒体行业中，机器人主播已经上岗，机器人记者也已开始写作新闻稿件，媒体机构大量招聘相应技术人员。例如，面向2020年应届毕业生，新华社公开招考的报考要求中，具有“通信技术、计算机、新媒体制作等专业优秀的毕业生英语条件可适当放宽”的内容。

武器化。这是当代传播的一个隐性特征，有国外学者也关注到此现象。当代新闻传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带来传播动机的多样性，许多行为主体的动机远远超越了“新闻初心”，即报道事实。从微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个人工具重于社会公器，速度追求重于事实核查，情绪传播重于事实传播。《纽约时报》在今年11月的一篇报道分析了特朗普上任以来在推特发布的11000条推文，其中近6000条是攻击其他人或机构的。从宏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企业间、国家间的舆论较量愈发重要，利用传播行为打击对手成为隐性的手段。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而话语权的不足已经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软肋。

复杂化。这是对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形象成为重要驱动力的当代社会，“颜值即正义”，传播即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在传播力量日益彰显的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悖论：

在今天的社会里，已是高度互联，虽然人们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在今天的社会里，信息过载，人们获得的新闻越来越多，但是获得的真相越来越少。

在今天的社会里，技术发达，人们享有的便利性越来越大，但是享有的从容感越来越小。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算法精准推送和自主选择信息的条件下，人们获取的信息内容与倾向越来越固化。信息固化带来认识固化乃至观念极化，进而导致“再部落化”的社会分化。全球范围内社会分化现象愈演愈烈，其背后当代传播的作用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以假乱真”的数字技术越来越强，眼见不一定为实，“做新闻”可以比“采新闻”更具“真实感”，信息技术依赖性在提升信息系统效率的同时，也会相应增加系统运行的风险。“后真相”成为当代传播的突出问题和全球难题。

面对媒介化社会与社会化媒介，高校新闻与新媒体的研究、教学机构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新闻学科不能再拘囿于书斋做理论推演，也不能仅仅沿袭传统课程体系培养人才，而要以更突出的全球视野、实践敏感、技术友好和理论自信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变革。

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要关注全球新闻业界的新动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关注世界的多样性，特别是认识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重大使命。

要“讲好”而不能“讲坏”，要求我们有新观念，展现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在选择报道对象时，要注意事实的多样性、概率性和引导性。既不要盯住“5%”的负面内容，也不要只讲“95%”的正面内容。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要与新闻传播实践紧密互动。国外新闻院校的师资力量大多具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与资源，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院校还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纯学术化”倾向。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传播理论只有源于实践才有说服力和指导性，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的平行运行是应该回避的。事实上，现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精英对大众引导力下降现象，很值得我们从中反思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的传播体系来看，学术给传媒赋能，传媒给大众赋能，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传播状态。

在现有课程设置中，还要进一步加大技术内容。我国新闻传播院校的师生多是文科背景，为适应数字传播、智能传播的技术化传播新形势，人员学科结构亟需调整。没有内容的技术是乏味的，没有技术的内容则是边缘的。

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来说，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这是甘惜分先生的名言。理论要有说服力，就要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批判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理论工具，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丰富性、独特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础。

在大变动的时代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做出更具主体性、原创性与引领性的研究。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化主导的数字替代经济[1]和产业数字化主导的数字创造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添加了增量，逐渐孕育成形，并抓住了结构转型难得的机遇期：第一，数字经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创造效应可以有效补偿传统产业结构中产能过剩带来的增速损失。第二，数字经济正如“罗斯托起飞”[2]所预示的那样通过稳健的基础设施投入，在未来7-10年顺利走完成长初级阶段，并向二次成长过渡，必须要在现有制造业经济中八大基础设施（“公-铁-高（速路）-高（铁）-港-桥-涵-隧”）之上，再叠加十一大类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单元。由此，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内涵和标准体系的制定具有异常重要的时代挑战和前沿创新意义。

技术拼图揭示各国正在竞赛数字经济制高点

技术拼图已经形成，数字革命正在到来。过去十年，全球数字技术爆发的内在动因是绵密通信，室内外流程场景控制、第三方计算及叠加形成的人工智能泛化正在涌现。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哲学基础在70年前就已经形成。第三方计算及叠加过程使得通信技术趋向大通量，人工智能导向柔性智造，配套数据云向算力第三方平台共享，区块链中央顶层账户系统根向价值分级，5G及以上低延时通道树枝状漫向边缘微末计算等数字技术集束状大爆发，一张国民经济体系全覆盖式的数字智能联网向智慧组网升级的拼图，已经清晰无误地摆在了管理、经济及企业战略家面前。

数字操作范式变革 影响遍及世界各国。数字化关联技术集中爆发推动了多科融合发展：科研体系从理念创新、文献出版、专利授权到实验室产品进行垂直整合，两两整合达到行业链条闭洽的技术部门跨界碰撞，多部门技术形成了以场景为单元的操作范式变革，新范式产品的规模人群的应用催生了爆发性产业的涌现，开始向经济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并通过供应链从引领性国家向外围国家扩散，大国之间出现了由数量集成向业态提升趋势，同时出现由技术封闭向产品开放，由数字物联网络向价值网络升级的趋势。

各国正在竞赛数字经济制高点。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两种崭新的经济成分：一是数字技术将传统流程升级，形成数字替代，涌现数字替代经济成分（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substitution）大幅度节约生产成本。比如，早年数码照相技术出现后，传统照相过程中的胶卷实物材料就被数码电磁单元所替代，照相、成像、修像、复制及获取图形等环节均形成节约性替代，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二是数字创造经济成分（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creation）出现。当数字成相技术应用范围扩大时，巨量的电磁数码图形图像传输、编辑、制作引发厂商间数码传输通道高速化需求，促成地下光线互联网和地表蜂窝移动互联网，通过地面关口站的“超网”联结，引发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单元传递通量代际升级。

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二合一的意义上，数字经济成分已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大车间制造经济中如影随形般的数字替代孪生子（the digital twin of real economy），而是基于替代积累形成的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较高智慧^[3]导引下，生成的动态数字“干-支”线区块，使工业物联网络向价值网链接，再向智能智慧网互联等超大智慧网联体迈进。

广义上，数字经济是继传统农业经济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和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生产之后，又继工业经济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复杂批量生产之后，转向第三次经济革命依靠人和联网资源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人观-微观”绵密空间内进行智能智慧化生产。

数字经济的定义是：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基础上，（1）厂商用数码作为原料并用对应处理技术来生产；（2）厂商通过中间品市场集成和复合数码化产品；（3）消费者运用社交行为及粘性俱乐部平台(club goods)消费；（4）上述三个过程加起来，形成的综合性均衡收敛过程及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活动总和。

由于数字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业态，大国之间竞争数字经济制高点的格局正在形成。例如印度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正形成追赶美国、欧洲和中国等区域大国的趋势。

获得制高点的关键在于率先建成数字基础设施二群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快速升级，“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八大基础设施单元构成的基础性标准共享网格成为现代化经济的标配。1990年以来，中国的“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四大基础设施网格单元在港口、桥梁、涵洞和隧道等枢纽设施强化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织成了“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的基础设施网格。“一日同城”化让沿海和内地，都市和远郊在资源配置和交易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了，运行于其上的国民经济规模乘数式地放大。

近十年来，与数字经济成分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展现出单元成群及标准化配套的清晰画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清晰画面的实现，正是得益于建国七十年来多代人艰苦奋斗建成的“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我们称其为现今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一群。

启发我们的是，数字经济的高速成长，简单依赖之前形成的基础设施一群的网格资源还远远不够，还需再添上“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星际互联）-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星宿）-导（导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遥（遥感星城）-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游空及滞空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和危机站）”11个新骨干基础设施单元群。

一个更为诱人的前景是，数字经济正在由主导向主流趋势演化，经济活动中处理的数通量将会由现在的海量数据向天量规模升级，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互联网和天空卫星互联网在“空-天-地”的意义上使三网合一成为必须。

当对应数字高速通道网生成传输天量数据并与核心企业、核心市场和核心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的“前-中-后”台运营之后，数据的赋值、确权、授权、存储及循价交易的基础设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亚单元序列，以次根和枝蔓的方式在整个经济体汇总绵密延展。例如，在地面陆港、河港、海港和空港处理货运单元及编组的“港务-航道-集装箱-疏浚-运营”，在空中传输的卫星群落也有对应的“星座-通信-导航-定位-遥感”处理功能。加上浮空、游空和滞空飞行器设施单元及组合，有价数字资源的生产、传输、交易、消费和资本化积累，将使新经济更为节约和繁荣。在一次和二次两个基础设施群的托举之下，数字经济使人类生产从车间制造向数字智慧生产迈进变得理性可期。

数字基础设施承载的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等融汇发展，这将使得资源配置、中间服务、个性化消费与对应的“通用大数据-商业根服务器后台-人工智能超级处理中台-机构及个人边缘计算前台”能够实时集合并进行平台智能决策、大车间时代的物理联网升级为“（政）府-产-学-研-资-商-媒”一体化互动和智能智慧处理超级平台。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拓扑功能块垒变了：

一是能够泛在感知、泛在智能保证实时处理和决策。比如：智能摄像头、自主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网联车、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及装备的智能化、边缘计算、时间敏感网络等成为主要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二是需要数据“流动”。数据以不同的接入方式进入存储设备，数据经过处理后在不同的人、组织、设备之间流动，数据流动依赖包括有线和无线传输方式，尤其5G的发展，在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上进一步解决了数据传输的时延要求高、连接数超大、带宽成本高的问题，光纤、以5G为代表的移动接入、卫星传输为代表的空间网络等成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三是大数据处理及人工智能成为主要的生产力。未来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将依赖大数据实时辅助以及人工智能助理等服务，在家庭、各种组织以及组织之间构建物联平台、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平台，保证数据的处理、分析、计算，并形成协同设计、协同生产、资源智慧管理分配等能力。海量、分布式的大数据存储、云平台、人工智能平台及区块链应用等成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四是要求设备、网络、平台之间以及系统间实现互联互通与安全调用。在大数据智能、网络化协同及平台化支持下，企业、社会和各行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动能，要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如设备、网络、平台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与安全调用，保证各层级生产系统、监控系统、管理系统之间以及跨组织、跨行业、跨区域平台基础设施之间的安全互通，保证数据及服务的开放共享和协作。数字经济成型及起飞亟待与之对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先行一步配套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建设内涵的画卷式展开

目前，5G、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处于大发展阶段，需要我们将它们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中的关联位置绘制成一张在逻辑功能上易于理解的图解画面。

（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功能完形图解

如前所述，数字经济场景下的数字基础设施一群是铺垫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八大基础单元 “公-铁-高-高-港-桥-涵-隧”，在依托数字技术升级后成为“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基础设施网格，则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就是建立在其运营之上存在的数字功能网格搭垒的。

图1中，实体经济八大基础设施单元网格被压缩。数字基础设施二群以一个群落，也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骨干三网群落，（1）光纤互联网（中间视平线下线上入户网）、移动互联网（蜂窝状和基站辐射示意）和卫星互联网（星-通-导-定-遥分层卫星）标示地面段、深空段网格节点（图中间蓝色示意部分）；第二个群落（2）卫星之下无人机之上的平流层中各种近空段飞行器，游空、浮空和滞空飞行器组合（图中间位置蓝色区域对应飞行器示意）；第三个群落（3）无人机及以下各种类别信号发生收集器及地面枢纽关口站和微站（图中间区域和下边一朵云彩区域部分），其十一大类基础设施单元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空间段、临空段和地面段网格基础设施的全景画面。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与一群二者互为补充，新基础设施网格因数字化高通量反馈机理，网格的传输不仅是吨位性物理流量的，更是电磁性绵密流量的，原来的纵横棋盘格式的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类物理网格空间变为“中心-外围”逻辑功能超欧拓扑空间。经济活动呈现泛在感知、万物互联、瞬时计算和高效管理的全景式画面。

图1.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拓扑功能图解

图1上方的黑色模块是连通与数字基础设施并运营于其上的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地方网格，“公共服务枢纽-核心企业-核心市场-核心金融机构-社区中枢”。

图中的三个区域合起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一二两群的“8 + 11”大类单元融合后的逻辑拓扑功功能途径趋于完善：不仅中枢网络有智能，而且边缘终端——有第三只眼睛（超越人的智能）——有超人智能。当智能双向互动的时候，高阶正负反馈带来的智慧形态出现了。这是数字经济孕育成形后起飞迈向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前提。

数字基础设施逻二群的建设内涵

将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拓扑功能图解到数字基础设施的解剖空间上，一个施工意义上可理解的横截面俯瞰图（图2）标出了实体基础设施八大单元内11个亚类施工单元（公路-隧道-油田-桥梁-油田-港口-地铁-铁路-机场-电厂-水厂-水库），处在俯瞰图的最低端（浅蓝色外环部分）。派生并叠加于其上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再建设的10个亚类单元（区块链-人工智能-基础信息库-灾备-存储-CPU-GPU/NPU-云平台-大数据-共享交换）叠加于其上（向心第二个环状部分），构成数字基础设施二群建设的一个核心板块。

作为亚类单元，这十个亚类基础设施单元存在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的十一个大类单元当中的每一大类中，就好像大脑中有神经纤维束交汇的突触（节点枢纽）和躯干及四肢有神经中枢通道（脊椎脊髓大通道）及运动纤维束联结点（运动神经连接点）一样。正是这些核心枢纽和中枢通道的联结，形成了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绵密网格网络。它们与国家层面11大类数字基础设施单元（向心第三个内环部分）相融汇，由于地方中心枢纽及核心节点枢纽及平台节点枢纽向融汇（对接施工）。显然，这一部分有国家建设，有区域和基层公共部门建设，也有与核心骨干企业共建的内容。没有这些基础设施亚类单元的合理布局，数字“中枢-外围”传输非常困难。没有理想态的布局，核心企业很难在数字经济时代有国际领先的竞争力，大量的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还要停留在现时非良性竞争状态，出现网上企业因降低了运营成本而击垮线下实体门店业务，但又因服务体验不如线下实体商店而回吐市场份额的拉锯现象，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由此形成宏观经济的财政歉收和社会成本的净损失。

由外向内的第三个环状部分直接是国家干线和地方大区中心数字基础设施的枢纽关口站和微关口站点。这一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数字公共品，应该由公共部门建设，由公共实体和骨干企业来运营，他们与“铁公基”的建设和运营关联“投资-建设-运营”（EPC + BOT + TOD）的国家基础建设的逻辑相同。第四、第五环状部分是近地城市，小区和园区边缘端，这部分基础设施由地方公共部门与厂商单位联合承建，形成边缘智能数据单元。形成与“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不一样的“网-云-算”智能基础设施功能。

图2. 数字基础设施横截面俯瞰内涵要求解剖示意

                                         （编辑 季节）

日前，2019“全球重大挑战峰会”在伦敦举办，由中、英、美工程院各派3名代表参会。峰会主题正好是当前世界上最时髦的词语——“不可预测”，如何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预测我们的明天？

世界发展规律可以预测吗 

世界的发展有规律吗？有规律。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工程院，作为该院院士，我参加了2019年举办的100周年庆祝大典。与会人士认为，从1800年至1900年，随着工业革命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人类寿命从25岁提高到45岁；然后又用了一百年，到2000年，人类寿命达到75岁；到2100年，人类寿命仍然是可以预测的。

从1800年开始，全世界使用的能源全部来自于煤炭，而今天煤炭的使用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8%。可以预测，到2060年，人类将要消耗的能源是现在的五倍，能源主要增长部分是可持续能源、清洁能源。未来我们将主要使用自然能源、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一部分核能。伴随着人类能源消耗量迅速增长，煤炭将从现在28%的占比降到最小比例，今后人类基本不会再用煤、石油作为能源原料。

图1  世界能源使用趋势

    从1800年到今天，共有7波技术浪潮带动了传统工业变革，第一波是出现机器，第二波是出现钢铁，第三波是出现电气，第四波是计算机，第五波是生态技术，第六波是可持续、绿色，第七波是刚刚开始的人工智能AI技术。现在我们正处于第7波技术革命中。

自1960年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不断上升，但人均产值的发展趋势与此不同。全世界90%的国家和地区、80%的人口人均产值不超过1.8万美元，中国人均产值现在超过了1万美元。当城镇化率达到66%的时候开始分裂，20%的国家变成“创造型”国家，人均产值可达6万～7万美元，但仅占人类总数的20%，其余80%人口的人均产值达到2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留给一个国家的时间是15年。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如果从2025年开始转型，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的准备时间只有6年，而中国的转型期需要15年。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预测，只要有大数据样本，世界的发展规律将呈现出来。

    全世界所有国家城镇化的年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人口进城多少、出去多少，是有规律的，并且相关曲线每年都会波动。1970年，全世界的城镇化率突然波动了一次，1981年、1990年、1992年、2000年，每间隔11年所有人拥入城市或者跑出城市一次，曲线摆动一次。下一次人口流动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是每隔11年人口流动一次，这个周期的原因是什么？经研究发现，这个周期和粮食有关系。每11年人类粮食产量将波动一次，城市化被粮食产量控制，而粮食产量被太阳黑子活动控制。在1970年、1981年、1990年、1991年、2000年发生太阳黑子活动，粮食产量随之波动，从而影响人口流动。俗话说“小灾进城，大灾逃出城”。我们可以预测，2023～2025年或将出现一个大波动。

城市与建筑未来超级技术预测，是国家科技预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6年第一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来，我国已持续开展了5次国家技术预测。1956以来每一次科技发展预测工作，对制定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五年科研立项，都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2002~2003年，我有幸跟随邹德慈院士开展了城市技术领域的技术调研，预测 2020年世界城市技术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提出了2020年城市与建筑的5个优先主题，并通过确立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增列了第九领域（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我们认为，2020年的城市，不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片居住区、一片工业区的划分，将成为交融复合，类似中国传统的小街小巷，相互交叉粘合。2020年将会是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会出现城市信息平台。现在来看，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2018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来到中国，了解到我在2003年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时，组织全体学院教师主攻的四大方向是城市生态、绿色建筑、遗产保护、数字设计。他说道，“今天在哈佛大学研究这些方向也是最前卫的，没想到同济大学早在2002年已经开始进攻这四大方向。”在3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翻了3倍，再过3年又翻了三倍，现在在全世界排到第18位，这就是我们长期坚持技术预测的结果。因此，做好技术预测，理清未来发展方向，责任重大！

中国未来城市的六大趋势 

  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下，试问，2035年中国城市的技术是什么？世界城市的技术由谁制定？主流地位的技术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明将融入未来发展建设中，成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理念，到2035年，绿色生态文明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共识。

  第二，城镇化建设将从“量的增长”转变成“质的提高”，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未来经济发展将拉动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我的团队每周收集人工智能在全世界城市发展的应用数据，近期报告显示，对于基础层，美国人比我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应用层，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展。

  第四，人类在2060年将加速向大都市圈快速集聚。世界只有十大城市群，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第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北京京津冀城市群；美国东海岸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印度有两大群，一个在恒河流域，另一个在西部海岸；日本大阪-东京城市群；欧洲大伦敦和南欧“金香蕉”城市群。经济、文化、创新、财富会快速向这十大群集聚，不在群里的城市将出现衰落。中国有600多个城市，衰落的城市将有170多个，这些城市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可以说，是否在城市群内，会影响世界城市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

  第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过去老人没有财富。但是在欧洲，老人却是有财富的，而青年人必须从头开始拼搏。

第六，6G技术一定会在2035年对城市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大智移云”技术、区块链技术，将对整个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影响。

新一代城市与建筑超级技术 

目前, 国家有关“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正加快推进，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开展第6次国家技术预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也在酝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与建筑将会出现什么超级技术？我们认为主要有六个判断。

第一，国家被数字库覆盖，将诞生大规模、全覆盖的国域数据库。我在2012年研发的世博会整体控制系统中，覆盖了1000万人的数据量，可以即时看到所有数据。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目前的技术已实现把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世界城市全部纳入统计，结果发现有937个城市。近来，我们缩小了世界城市的统计标准，将城市面积从50平方公里逐渐缩小到1平方公里，到2018年1月18日，已将世界上所有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城市进行统计。2019年，数据统计发现，世界上又增长了42个比较精确的城市，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共计13852个城市。

图2 世界人口汇聚圈层图

如图2，这是第一张全世界所有城市的图片，每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去，一层层点击进去，过去看到黑底黄图的一张照片，从卫星上拍地球的灯光，而我们显示的是数据，印度的两条城市带可以从图中非常清晰地看到，恒河流域城市带是印度人最多、最集聚的城市群，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的城市群都清晰可见。

  第二，2035年，城市发展理论规律、模型与方法将会大规模涌现。届时就像经济学，从凭感觉到突然之间变成显科学，每个人似乎都懂一点。2023年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城市规律分析热议，用数据说话就像经济学一样普及，从古典经济学之前朦胧的愿望状态变成可以清楚地表述城市规划、建筑都按照城市规律完成。在实际规划中，我们已经开始运转。例如，在做北京副中心水岸边规划设计中，我和团队用一周时间收集分析了世界上所有大都会的河流岸线数据，包括商业办公、休闲、娱乐、生活、设施、价格、停留时间、集聚人数、租金等。分析发现，凹岸的价值是凸岸的三倍，外滩凸岸几乎没有人走过，但是在凹岸，人流多、商业发达。

  第三，城市精准诊断、更新和智慧运营管理。2016年，我们研发了北京副中心城市信息模拟平台，所有建筑构建、甚至每一根管道管线建筑内部都有清楚的数据，只要在平台上点击任一地块，可即时获取包括人口、15分钟距离内的教育和服务设施等信息。只有这样做，每一个建筑、每一个设施、每一块土地才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虚设。上海世博会同时可容纳103万人入园参观，每平方米聚集达9万人之多，却没有发生任何突发事情，如果没有精准诊断和智慧运营管理，就可能出现类似2014年上海外滩人员聚集拥挤踩踏事件。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对大规模数据的精准预测，这方面的探索成果还有青岛世园会的未来城市中枢，目前数据已经全部可以即时获取。

  第四，建筑设计进入精密部件修正修复阶段。比如，今后对破旧的建筑进行修建改造时，每一块都是3D打印的，像镶牙工程技术，建筑里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抽出来、移植进去，可以实现精密移植、精密测算。

  第五，绿色建筑和健康社区。节能、无碳建筑大量出现，将会出现无碳社区，最重要的是将出现健康社区。在这样规划设计的社区生活，可以增加人们的寿命。

  第六，智能创作与人工智能的推演。未来15年我们会经历规划设计的重大变化。

一是设计对象变得智化和情感化。我们过去设计完成以后作品要交付给别人，就像自己的姑娘出嫁一样。今后完全不一样，建筑交付那一天就像是孩子刚刚诞生的那一天，可以感知人群、感知活动、感知人的情感，然后不断学习迭代，拥有学习能力，智慧迭代能力使得建筑从过去的句号变成生命的开始。这种建筑天天会从中学习，判断什么样的灯光舒服，我们设计的对象将变得智化和情感化。

  二是工作支撑的智化。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设计，有大量的辅助工具在支撑我们做建筑设计，人工智能3.0提供自我创新创作的技术可能。如下十项时空智能推演技术是世界上全自主产品，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推演。

1.人口推演。可以推演老、中、青、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在城市哪里出现。

2.城市用地推演。推演不同的用地有不同的人工智能，同样一块土地，不同人工智能的推演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为雄安新区做的推演，什么时候投什么，投在哪里，什么规模，什么时候建设，不再是过去一张蓝图。可按15分钟步行范围配置日常生活中的六大要素，职、住、学、商、医、休，使其符合不同类型居民的宜居要求。

   3.城市密度推演。低层、中层、高层，配置建筑高度和密度。

4.产业空间推演，包括空间布局、产城融合。

5.城市资源推演。不同的人工智能推演，比较哪一种模式更好，消耗能源资源最少，对地球环境更环保。

6.城市交通推演。老中青少在不同的时间点出行，最后按键归结到空间上，道路资源投入正好的时候是最好的。

  7.城市形象推演。不同风格的建筑如何相互融合，如何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视野里进行人工智能。

  8.城镇群落推演。不同的城市、多个项目之间如何配合。

  9.建设时序推演。城市的建筑，不再是终极蓝图，而是过程。城市是天天生活的地方，每个阶段都是好的。

  10.方案比较推演。推演比较不同方案的效果，为方案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工作环境的智化。相信未来15年里，工作对象智化、工作主体智化、工作环境智化这三大智化是革命性的。谁在这三方面领先，谁就能在建筑、规划、园林、环境设计领域领衔世界最前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技术领域，美国信息技术变成AI技术，中国变成AI领域的领头羊。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实现智能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人类第一代人工智能组合的城市。2017年11月15日，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进入全面启动实施阶段，会上宣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目前我们正在全国各地做大量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研究把人放在首位，人的需求是什么，人的渴望是什么，把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共享，把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过程进行不同的智化。我们正在做人类第一批人工智能小城，预计将在2020年初推出，架构了城市大脑系统、小脑系统、神经系统、自组织系统，这是这两年攻关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广场，过去广场建成后，你知道这个广场但广场不可能知道你，现在通过智能化广场可以感知，老人来了有老人的音乐和老人的画面，孩子上来有孩子的音乐，谈恋爱有谈恋爱的音乐，广场在不断进行感知。

智能公园正在大规模向前推进，人工智能大师湾、人工智能创业街、人工智能孵化器增值服务、人工智能餐饮街，这些内容都可以集成放到网站上，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全世界的智慧城市网站，这个网站由我们团队进行架构。这个网站包含世界上所有得奖的1500多个作品，课程全部可以共享，城市数据一部分可以共享，这个网站2020年将开放三千个城市数据，最优的状态是将13500个城市数据全部开放，包含每个城市的即时数据，如PM2.5、人流数据、财富数据等等。网站还包含3000多门课程，无论英文中文，可通过人工智能即时翻译。网站同时提供最佳推荐，只要输入海边最好的城市，可以全部推荐出来。网站全部利用人工智能排版，每周自动读取和分析10万篇文献，对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城市活动进行人工智能排名，并包含城市的相关性分析，对设计师、规划师、教授之间的分析，每周都会更新内容。

我们的城市正在走向伟大时代，过去城市是建筑师、规划师的终端产品，以后城市是生命的开始，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

                                      （编辑  宋斌斌）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象征和标志。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除了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还必须有文化内涵和底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打造人文城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建设人文城市必须治疗“城市病”

人文城市不是海市蜃楼，不能搭建在沙滩上，它首先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因此要通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来实现。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治理“城市病”。

“城市病”有哪些呢？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等都是典型“症状”。具体来讲，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交通拥堵、住宅紧张、土地紧张；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以及色情、毒品、偷盗、抢窃等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使城市建设与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的因素，阻碍了“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所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给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阻碍了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人文城市，无法避开现代化治理。治疗阻碍人文城市建设的“城市病”，必须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治理的基础是什么？集中起来，可概括为八个字：改革、开放、创新、共享。

改革——推动人文城市建设发生“化学反应”

2019年11月26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和“主线”。强调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抓住“守正”与“革新”两个“牛鼻子”，深入推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的全流程治理。所谓“化学反应”就是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守正”即坚持与巩固，不动并加固四梁八柱、“承重墙”。“革新”即完善发展，不破坏、不影响主体结构的革旧鼎新。能破则破、能改则改、能“加建”则建。打造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要注重效率、协调、集约。

人文城市必须是效率之城。效率城市就是充满创造力、竞争力、推动力的城市。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上，包括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发明和成果利用效率、资本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交通通勤效率、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社区管理效率和历史文化品牌开发与保护效率等。效率城市才是有活力的、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协调之城。人文城市建设无疑要以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城市治理要理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发展，合理设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使这几方面能够实现相互协调。让城市有规则、按规则运行，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置。要厘清人文城市建设的规则、职责边界，力求实现管理方式科学，执法行为文明，服务意识浓厚等，使人文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各环节、各方面有条不紊运行。

人文城市必须是集约之城。城市治理十分棘手的难题，是解决城市扩张“摊大饼”、无序蔓延问题。必须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使城市成为“肌肉型”紧凑城市，而不是“虚胖型”粗放城市。

开放——增强人文城市建设“联动效应”

人文城市必须是开放的城市。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要通过城市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文城市建设所必须的各项开放举措产生“联动效应”，即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通过“联动效应”使人文城市成为包容、国际、畅通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包容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包容的城市。城市的外来人口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城市的包容性，既反映了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群的接纳程度，也反映了城市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更反映了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国际之城。国际化是人文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城市的历史文化要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互相交流，互学互鉴。国际化不仅是指那些有国际化因素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或特大城市，而且还包括建设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面向国际开放的中小城市。要强化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金、信息、技术、人才、数据、物流等要素资源，以积极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快提高国际化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畅通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畅通”的城市。所谓“畅通”不仅是指交通畅通，更是指体制机制运行的畅通，文化艺术交流及人员交往的畅通，信息、物流传输的畅通等等。要大刀阔斧破除影响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阻碍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行政壁垒。

创新——激发人文城市建设“传导呼应”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22日在北京会见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指出的。他还强调，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而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首要的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人文城市建设也是如此。所谓“传导呼应”，就是城市治理的各项要素通过创新相互呼应、传导互动，从而实现创新驱动。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城市发展和人文城市建设的科技含量，推动城市发展为数字、智慧、低碳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数字之城。建设数字城市，不仅会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发展水平，也会大大增强人文城市建设的质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文城市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不能没有数字技术。因此，人文城市必然也是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的基础是信息化建设，包括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全民的信息化水平，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力度，推进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发展信息产业等。通过信息化，提高“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降低“数字鸿沟差异率”。数字城市需要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充分采集城市发展包括历史文化艺术、自然山川地貌等各类信息。发挥电子政府、数字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设全方位、多等级和虚拟化的电子人文系统。数字城市会使人文城市建设的各类资源得到更加优化配置。

人文城市应该是智慧之城。智慧城市包括通过物联网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综合集成法、网动全媒体融合通信终端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在人文城市建设方面，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通过价值创造，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人文城市应该是低碳之城。建设低碳城市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先进理念之一，也成为体现城市品质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追求目标，很多国际大都市都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低碳城市已开始成为人文城市建设的新高标，包括开发低碳新能源，清洁生产，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循环利用等等，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享——形成人文城市建设成效“连锁感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所谓“连锁感应”就是综合的、整体的、相互之间有感应的治理成果的有机共享。通过“连锁感应”形成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的平安、绿色、和谐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平安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解决好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城市治理形成一个特大型、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系统，涉及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而且还应涉及灾难事故预警处置、安全生产监控处置等诸多方面。概括来讲，就是通过“三防系统”（技防系统、物防系统、人防系统）建设，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全。

人文城市应该是绿色城市。绿色发展是一种城市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绿色城市主要包括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两方面内容。

从生态城市角度看，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结构合理”是指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人文环境，充足的绿地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功能高效”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关系协调”是指人与自然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物质丰富与文化建设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

从健康城市角度看，充分满足居民对健康的基本需求，保障广大居民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能够健康地生活和工作，包括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垃圾分类处理、空气质量、疾病预防诊疗等。建设健康城市的主要任务有：创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等。

人文城市应该是和谐城市。人文城市必定是和谐的城市。构建和谐城市，就是解决城市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问题：一是推动空间或区域和谐，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理和服务等方面体现和谐。二是推动社会经济和谐，要解决城市内部不平等的问题，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平等以及其他本应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公开透明，依法办事，廉洁奉公。三是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解决居民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等问题。让城市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之，人文城市建设事关城市治理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旅游、卫生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无不体现着人文城市建设的水平和城市治理的质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治理机制现代化、治理手段智慧化、治理方式法治化，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营造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文化环境。不但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形成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品牌，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编辑  杨利红）

我在基层工作了50年。我想从行业角度和企业角度，就健康中国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如何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9年6月2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文件，提出到了2030年主要指标数据的目标值，以及具体五个方面的重大行动和保障措施。这五个重大行动是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康行动、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得也比较精准。

我想提两点宏观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国家已经成立了健康委员会，应该有一个权力机构支配相应的资源，开展行动。就像现在国务院扶贫攻坚战那样去落实各项工作，将健康行动计划纳入到社区、单位、企业、政府各部门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当中。

第二个建议，落实健康中国计划，应当将健康中国指标当作社会责任诚信、信用指标抓实抓到位，具体落实到各省各市的主要负责人。美国、欧洲、日本都有国家级的人口健康计划，中国抓这件事方向是正确的。

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将“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战略之一。

第二，将以预防为主的具体措施落实到健康管理的宣传活动。健康管理没有宣传力度不行，现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宣传得不够系统。政府要挖掘潜在的健康管理需求。

第三，健康管理的人才战略。我们在健康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还做得很不够。

第四，建立成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我国的疫苗注射到14岁以后就没有硬性要求和管理了，成年人的疫苗注射都是自愿的。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成人注射疫苗都是强制要求的，从而实现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我认为，疫苗注射管理非常重要，未来的疾病普遍化将会非常复杂。现在孩子都有一个蓝本的疫苗记录，作为成年人也应该有一个本子记录，出国回来都要做体检，如果到非洲国家那就要求必须体检，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是不可以的。我认为要把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纳入健康保障体系。

第五，大力推广健康用餐模式。现在我们的用餐模式不够健康。健康的用餐模式要有宣传，还要有一个标准，我们要把相应的标准做出来。

第六，建立社区的健康驿站，开展家庭药箱活动。家庭药箱非常重要，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家庭药箱、急救药箱。

第七，发展中国的健康慈善基金会或健康基金会，开展普惠广大群众的健康事业。

第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有社会责任担当，要做出表率，将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公示。企业给公众提供的服务产品，包括生产的健康产品都要让大家知道。现在企业有些什么新的健康产品或者技术，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

第九，充分发挥社会药店在专业药房领域的作用。在社区、药房、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预防为主的健康科普活动。目前，中国药商协会整个的药品流通行业都在转型，协会初步统计的19万家药店，其中已经关门了2万多家，这些药店都是传统药房。传统药房已经不适应现在“三医联动”改革的需求，也不适应老百姓健康的需求。现在的转型涉及两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设立专业药房。全世界都有专业药房，但中国却没有。大家都知道，计划经济时期有过新特药商店，现在叫DTP药房（Direct to Patient，“直接面向病人”）。DTP药房和慢病药房这两种专业药店，中国医药商业协会都在做标准评估，现在已经通过了150多家。专业药店的药师必须要经过培训，MTM（药物治疗管理）培训、药学服务、药学资讯，都在药店进行。这和原来的传统药房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社区药房，企事业单位可以全面开展预防为主的，无所不包的、无所不有的统一的教材健康科普活动。而且这个统一是全国统一，全国采用一个标准，开展标准化行动，向公众传播健康的理念。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当前的宣传力度不够，全民健康必须要有全民健康意识。

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建议

如何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我也提八方面建议。

第一，全面释放促进全民健康的消费资源。前几年，工信部提出促进信息消费的建议，我认为国家还应该提出促进健康消费，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着力汇集全社会医疗、医药资源和创新资源，实现汇聚医疗大数据链。药品流通行业的数据链也需要居安思危，整合政策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集聚产业链，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标准化推动系统化，形成整体的系统思维。管理本身就是系统思维，要以系统化思维推进社会化的健康行动。

第二，国家要建立健康智库。面向健康重大需求，面向预防疾病这一潜在需求，围绕食品健康、生活方式健康，带动全新型的企业研发和生产，深度融合全民健康行动计划。

现在我们企业研发只注重药物创新，并没有注重围绕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研发活动，包括食品研发。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健康食品研发速度很快，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吃不同的食品。比如心血管病人应该吃什么样的食品，糖尿病人吃什么样的食品，都能体现在餐厅的菜单上。食品商店的品种也非常多样化。而中国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几乎是千篇一律，消费者没有什么选择，几乎全是甜的。很多儿童生下来就是糖尿病，大部分因为父母的遗传。所以，我们的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都需要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我们要调结构、补短板，全民健康行动计划就是我们的短板之一。现在还没有形成全民的健康行动计划，释放健康红利。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健康生活新模式，这种健康生活的新模式，一定是贴近健康需求的、贴近生活的新的研发模式。

根据社科院老龄委蓝皮书上的一组数据，截止到2018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2.49亿人，其中城镇老年人口占52%，女性老年人占56.1%，中国老年人未上过学的占29.6%，小学文化占40%，初中、高中教育水平占到25.8%，大专以上占3.1%，其中城镇受教育大专水平以上的仅占5.9%。在这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基本情况下，怎么能谈得上健康生活理念呢？老年人本身知识水平就不高，很难建立起健康生活的理念，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宣传教育，我认为这很重要，一定要让老年人知道怎样才能有一个健康生活的模式。

第三，成立家政服务学校或学院。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培训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招收不同年龄层次的学员，从事家政服务，培养各类护理服务的专业人才，使社会上的老年人、残疾人、重大疾病患者，能够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生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分享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第四，将健康基础知识纳入教育大纲。日本的小学一年级就有健康理念教育课程，但我们的学校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很随意，教也行，不教也行。健康教育课程应该有课本、有标准，比如洗手是有规定的，必须30秒时间，刷牙每天必须三次，规定饭后必须刷牙，这就是标准。我认为必须要将健康知识纳入教学大纲，使学生从小就关注、建立健康理念，促进身心健康。例如小学就教护理知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卫生常识等。

第五，将社会的专业药房（慢病药房、DPT药房）纳入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人才和资源都很好，不能浪费。

首先政策要放开，我们正在和卫健委沟通，如果能把整个药师的管理纳入卫健委医疗机构的药师管理序列，进行统一培训就比较好了。社会上专业药房的药师不能成为促销员，一定要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第二是“小病进药店，大病上医院”。现在不发展，药店就要就失去这个功能了。第三是药店诊所模式。在国际上药店诊所模式都是很成功的，像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模式，方便老百姓在社区里就医拿药。第四是药店药师培训持证上岗。持的证就是国家卫健委发的证书，不是国家卫健委发的证书就不允许上岗，没有证书说明药师没有专业技能。第五是将药店药师纳入医疗机构药师统一培训管理。

第六，出台支持有关大健康领域的创新型、研发型企业的扶持政策，扶持连锁药店重组收购，促进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税收政策。扶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向康复型医院转型的配套政策。现在全国有几万个乡镇卫生院，其中一部分可以考虑改成康复医院。现在农村老年人比较多，老年人的康复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可以让老年人进入这样的乡镇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还能对老年人最后生命阶段的居家护理发挥重要作用。医疗机构也需要转型，也需要调结构，向康复型的医院转型，需要配套政策给予支持。

第七，政策链的衔接。现在国家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商务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都在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医改政策都在出台，但这些政策之间衔接性、协同性较差。政策链应该怎么衔接？首先需要顶层设计，调控政策一定要接地气，否则公布后大家无法操作，说明我们在信息化和标准化方面还没有做到位。

第八，要特别关注健康行动计划。现在我们讨论2030年的计划，“十四五”规划也要开始制定了，信息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要特别关注以患者利益、全民健康为宗旨的发展理念，从而落实2030年的全民健康计划。

    （编辑 杨利红）

今天的中国可能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人的突变”成为决定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来势凶猛且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们除了考虑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之外，更要特别关注人本身的变化，并把这种社会转型纳入健康中国战略。

人口老龄化难以逆转

老龄化的趋势是全球性现象，由来已久，很难逆转，它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可能超出预期。2019年全球老龄(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9.1%，2050年预计将达到15.9%。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自反性现象之一。形成老龄化的三大动因——长寿、少子与人口迁移，既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2018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为11.9%，出生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60岁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9亿以下，就业人员总量首次下降。种种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逆转。

我们正在面临人类有史以来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之前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医疗卫生制度，可能都建立在年轻人口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些制度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老龄社会到来的重大挑战是全局的、长期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老龄社会五大趋势

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分析，我们认为，老龄化社会主要呈现如下五种趋势：

超级老龄化来势凶猛

与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和地区极为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堪称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定结构的“超级老龄化”。

一是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我国老龄人口峰值将达4.87亿人，预计到2070年前，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二是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我国老龄化速度是英、法等国的一倍以上，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到14%所花的时间，法国为130年、瑞典为85年，而中国只用了25年；目前北京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四分之一，而上海占到三分之一。三是超早进入老龄化阶段。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边富边老。四是超稳定的老龄化结构。根据测算，我国老龄化水平在2054年前将持续增长，2054年将达到峰值34.9%，此后仍将长期稳定在33%左右。一直到本世纪末，我国将一直处于超级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

新的生命形态涌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水平、医疗条件的提升，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很多。从人的个体变化趋势看，在老龄社会与信息社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生命长度、生命结构、生命呈现等多个方面都涌现出新的形态。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健康老龄期，结合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等新的技术支撑，使得老龄群体在经历了未成年期“第一人生”和中青年期“第二人生”之后，更有条件开启和投入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第三人生”。

一是新长度——更长生命。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从1949年的35岁到2000年的71.4岁，再到2018年的77岁，人们拥有了更长的老龄期。

二是新结构——第三人生。随着健康老龄期不断延长，致使未成年期“第一人生”阶段和中青年期“第二人生”阶段之后，出现新的人生阶段——健康老龄期“第三人生”阶段。“第三人生”带来了很多挑战，也催生了一些社会创新，比如一些积极的养老方式。如何把这种劳动力资源变成国家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和探讨的事情。

三是新呈现——人机融合。各类智能化软件和硬件正在成为人的身体和思维的延伸，人与机器特别是智能机器相互融合。纯粹自然和原始意义上的“人”正在消失，我们可能将要迎接“后人类时代”的到来。

社群形态多元化

在我国，与家庭相关的数据呈现“两高两低”的趋势：离婚率、空巢率持续升高，结婚率、出生率屡创新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以家庭为最终聚合单位，离散重组为多元化社群形式；从近代大家族式紧密联系，转变到“4-2-1”式小家庭。多元化的社群构建出许多新的社交关系和连接。同一社群中的参与者具有相似需求，多元化社群平行形成了新的经济社会生态，并弥补了家庭离散化后缺失的部分社会属性。

老龄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共振

我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与经济崛起几乎同时到来，因而老龄化与信息化、城镇化的同步共振不可避免，并成为我国老龄化区别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老龄化的重要特征。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稀缺程度加剧，一方面倒逼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信息化在改善和解决养老需求增多等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放大了代际群体间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的差异，乃至形成代际“鸿沟”。

政府、产业和社会协同应对

政府层面，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更加成熟健全，政策涉及领域持续拓展，政策内容也更加精细化。产业层面，养老产业正在向老龄产业扩大和升级，除了传统养老机构、养老设施和养老床位快速增长外，对应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衍生出更多的行业。社会层面，时间银行、共享平台、结伴养老和数字遗产等等创新概念、模式和应用不断涌现。以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在积极参与老龄社会的运行和治理。

2050：向老龄社会的转型及展望

2050年，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

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老龄社会

面向2050年，我们提出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老龄社会。

“四层生态”，是指适老基础、创新平台、全面服务、多元主体四个层级。

其中，最底层是老龄社会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一是适老化基础设施，包括居家适老化、社区适老化、公共交通设施适老化、城市基础设施适老化和乡村基础设施适老化等，以及服务、网络平台和信息界面等的适老化。二是适老化制度环境，包括适应老龄社会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运行与保障机制。

第三层是建立在适老化基础设施之上的创新型政务、经济、社会支撑平台。创新型政务平台以适应全龄需求的公共服务普惠化为主要内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办事流程的优化重组，构建集约、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与运行模式、创新型经济平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的互联和应用为核心，使构成社会运行基石的传统产业实现多维高效智能连接，变革传统产业运行方式和价值输出模式，比如数字货币、柔性生产等等。创新型社会平台则通过互联网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分工与合作，更多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种问题。

第二层是面向多元化主体和社群的全面完善的创新型服务体系。包括生产、交易、生活、养老、健康、公益、信息、娱乐等等，为对象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支持，并达到线上线下多维度深层联合。

最上层是各种形态的多元化主体和社群。包括家庭、单身、群友、结伴、同龄、同乡等，以及与创新型服务体系结合产生的新型主体，如蜂巢式养老、结伴养老等线上线下的多元化社群。

“两化贯通”，是指以智能化（技术）和共享化（文化）贯通全局。

当前世界很多国家把智能化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信息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组织与生产关系、服务体系等社会形态都将重新构建，社会运行和发展将更加智慧高效。

共享化是信息时代的核心，从共享平台、共享经济到共享社会，共享发展也是我国新的发展理念之一。在2050年，共享化将深刻影响和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向老龄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从2018年到2050年，我国将经历加速老龄化、急速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对应，从2018年到2050年，我国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转型将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共识启动期、基础建设期和社会转型期。

1.共识启动期（2018年-2022年）。2018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大转折，老龄社会转型战略机遇期窗口开启。从2022年起，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第二个增长高峰将到来，年龄结构出现倒置。

在此期间，要形成老龄社会发展四大共识：一是目标共识，即实现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二是原则共识，即树立参与、包容、整合、精准、可持续五项原则。三是方向共识，即明确差异性、公平性、全面性、创新性四个方向。四是领域共识，即从局限于养老，扩展到民生、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全领域转型。

2.基础建设期（2023年-2035年）。2035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期。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较高水平，老龄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一倍左右，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减少到不足8亿人。据有关研究机构精算预测，若继续现行养老金体系不变，到2035年养老金或将耗尽累计结余。

在此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四五”后半期（2023年-2025年），适老化制度环境基本成型；“十五五”时期（2026年-2030年），适老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十六五”时期（2031年-2035年），政务、经济和社会三部门创新型平台基本形成，并开始发挥显著作用。

3.社会转型期（2036年-2050年）。2050年，全球范围面临深度老龄化，超过3/4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率将高于15%。我国在2050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数量接近峰值4.87亿人，劳动力人口将跌破7亿人，老龄产业市场容量将达到GDP的三成。

在此期间，我国将全面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基本完成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转型。

老龄社会的挑战与相应对策

在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型的共识启动期和基础建设期，我国将面临短期紧迫、长期严峻的八大挑战，对此，我们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八项对策：

第一，针对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的挑战，启动大规模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老龄社会的发展进程。建议尽快启动大规模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这直接影响和决定老龄群体生活的便利程度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深度。适老化基础设施涵盖广泛：一是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建筑硬件、家具家装和康复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二是公共场所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安全扶手、临时休息点、助老通道、轮椅空间和电梯等方面。据统计，仅对现有的400亿平方米现有建筑进行适老化改造，市场规模就可能达到15万亿元。据住建部任务指标，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直接市场份额达到3万亿元。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不仅是补民生短板、拉动投资的重要领域，而且最终形成的方便、安全、健康的居家和公共环境也间接缓解了医疗保险支出压力。

在信息社会，公共场所不仅包括物理空间内的场所，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同样存在需要改造的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界面。采用最小化交互步骤、直接的按键反馈、高对比度和简洁的界面，以及可调节的大声响反馈等技术和设计理念，可以更好地为老龄群体赋能。

第二，针对劳动力稀缺程度提高及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释放3亿老龄劳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挑战，一是通过制度创新、社会创新扩大劳动力规模；二是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和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议适当调整有关政策以释放未来的3亿健康老龄劳动力，使得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老人发挥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以及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退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趋势和人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应从现行退休制度向弹性退休和延迟退休制度过渡，区分工作类别和劳动强度，分区分批逐步推进实施。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的工资水平上升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变革；同时也将刺激社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发展角度看，积极挖掘新的发展机遇才能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加大投入，全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弥合城乡教育水平，深挖新时期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励技术创新应用和优化体制机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针对养老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状况，实施全要素、多支柱、阶梯式养老金制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未来30年我国的制度赡养率将翻倍，2019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2027年有望达到峰值6.99万亿元，但随后将迅速下降，到2035年养老金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性。

长期来看，破解养老金增长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短期内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机制增加社保养老基金收入，即按一定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收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作为社保养老基金的收入，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显然不会增加个人与企业的负担。二是建立养老金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数的关联机制，即将老年人养老金增长幅度的调整同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收入平均增长率以及有关价格指数增长率进行关联，由此建立适时动态调整老年人养老金增长的机制。此外，要建立完善养老金融、企业年金等多支柱、阶梯式养老体系。

第四，针对少子化趋势日益严峻局面，建议实行生育放开和生育福利政策。

老龄社会的少子化趋势是我国全民热议的焦点之一。有效提升生育率，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改善与生、养、育相关的各类政策与配套措施，包括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职场性别平等、非婚生子女平权，健全公共托幼托育体系，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细化的儿童成长、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减少税收、提高福利、增加住房保障等财政手段和方式减轻家庭生养子女的经济压力。

第五，针对老龄化冲击下的乡村及部分区域衰落，促进多极城市群视角下的区域与城乡均衡。

老龄化冲击下的区域和乡村等区域性衰落，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可能引发局部经济、社会风险。在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下，应促进多极城市群视角下的区域与城乡均衡发展，通过理性分析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根据区域经济水平和潜在增长可能做出相应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要高度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虹吸”效应，尽可能延长不同地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最后的传统红利，并且补民生短板，更多地投入教育和健康事业，以使人口红利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型。

第六，针对社会服务严重不足，鼓励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互助型社会创新。

以互助养老为切入点，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势，通过时间互换或积分互换的形式，建立全国性的时间银行网络平台，推动大规模时间银行互助服务。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创新型互助服务，可以更好地响应国家提出的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同时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有效解决我国现存的志愿服务碎片化、孤岛化和不可交易化等问题。

时间银行的设立，需要社会、产业和政府的共同参与。为此，可以由信誉卓著的基金会为发起人，联合注重社会责任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以社会企业为基本架构推动实施。

第七，针对老龄化下的新数字鸿沟，倡导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

老龄需求不等于老年需求。社区规划、房屋居家、产品工业设计等很多物理或网络空间界面仅以面向年轻人的理念设计，或是单独区分出面向老龄群体的设计、评估和服务体系，这样不仅割裂了代际联系，也难以满足全龄需求。

从设计者的角度看，物理或网络空间界面或数字化应用产品的设计中，应充分注重面向老龄人群的设计、评估和服务理念，应充分考虑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及行动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等。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应鼓励并帮助老年人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老年人能力评估是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和服务体系的基础环节，是老龄社会评估体系的核心，也是实现养老服务精准化、推进老龄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老龄社会服务水平的重要工作，要进一步优化和统一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体系，多渠道培养老年人能力评估员、评估师，建立健全老年人能力评估工具、设施和体系，并将老年人能力评估推向全社会。

第八，针对生命、权利与医疗资源悖论凸显，推动面向未来的生命教育、生前预嘱①与缓和医疗[②]。

推动面向未来的生命教育、生前预嘱与缓和医疗是老龄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在我国传统社会观念和生死观面前，在生命最终阶段通过医疗手段进行生命维持仍是很多家庭和个人的选择。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发现，医疗手段的生命维持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痛苦、伤害患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目前，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倡导舍弃无意义的过度治疗、减少患者痛苦的缓和医疗方式在国内逐渐兴起。

像生命关怀、生前预嘱或者缓和医疗这样的方式，既是一种生命的权利，又涉及到整个资源的统筹安排问题，我们未来都应将其纳入整体健康中国战略范畴。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结构性失衡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供需关系总体呈供大于求状况，同时，结构性失衡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国际平均住院率是0.1%，去年我国有2.5亿人住院，住院率0.18%。我们把0.1%以上的部分用大数据来分析，以全球平均水平作为标准，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住院视为过度医疗，属于非刚性的住院服务需求。由此得出结论，中国非刚需住院需求占总住院量的44.44%。

出现这个问题与收入水平、人口老龄化结构没有关系，它和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床位数有关。，因为统计数据表明，医疗机构人均床位数每增加一张，职工居民的住院率增加5.7%。医疗是一个非竞争性市场，它的很多导向是由供给而不是以需求驱动，我们这些年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实际上造成了供给能力过剩，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去年我国门诊量达83亿人次，按照国际标准比较也是偏高的。可见，我们医疗服务市场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偏低。

供给能力过剩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我们三级医院每年庞大的医疗费用，对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贡献并不大。我们许多产业要高质量发展，都面临着去产能过剩、转型升级，今天医疗服务市场同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医疗服务市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呢？

我们知道，现在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公立医院占据的资源太大，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有限。在保证了基本医疗服务以后，我们应该更充分利用市场，让市场来激活总体供需，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

我们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三级医院，对医疗资源的梯度利用不够。现在大病小病都涌到三级医院就诊，而很少去社区医院，没有形成梯度就意味着利用资源的效率偏低，要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另外，现在我们医院的产出单一、同质化严重，对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健康服务业贡献力不足，没有利用好自己市场巨大的优势。同样，我们的医疗科研、学术体量较大，但深度不够，缺少自己相应的知识产权，我们的许多手术、医疗方法缺乏创新。我们要从国家治理和制度再造层面来考虑医疗服务市场当前的问题。

加强医疗服务体系要素整合

从国际经验看，成熟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几个特点：基本与高端医疗资源在人才、管理、技术等优质资源方面形成共用机制；通过增加优质资源（如人才等非物化资源等）的流动性，来提高优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成为趋势。

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与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国家40年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再把责任全部放在政府身上，很多事情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医疗服务要在实现保证基础、保证公益、保证全民健康水平的基本要求之后，利用市场化来促进其发展。

什么是医疗服务市场的根本？是现在的公立医院吗？理论上，公立医院是由政府举办，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体现“保基本”的定位。但现在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以盈利为主体，它没有充分确保公益性、履行基本责任。比如，现在公立医院里有特需服务业务，我们限制不超过10%，但是10%到底是床位还是收入或者服务量？不清楚。反过来说，现在我们把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全部放在公立医院里，这也不合适。因为特需属于基本以上，它不是公立医院的职责。公立医院应该确保公平，如果在一个医院里，有钱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没钱就只能享受基本的服务，这种情况如超过一定的范围，肯定会伤害公平。所以，公立医院目前承担的基本以外的特需等服务，与其功能定位相冲突，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公共资源。

公立医院将定位不符的服务剥离到市场，有利于公立医院改革，有助于政府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有利于满足社会不同层次需求，进而反哺公立医院，减轻财政资金的压力，促进医务人员可以多元价值实现，加快健康服务产业发展。

公立医院的基本标准

公立医院要调整结构、建立多层次的服务体系，首先要从标准入手，建立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符合“公益性”的定性和带量标准，明确其“量化、可衡量”的公益性任务标准，建立对公立医院和医生完成公益性指标的审计考评机制。对于完成指标考核要求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以发挥其优质医疗资源的外溢效应，参与和支持高端医疗和健康产业的发展，形成正向叠加效应。

标准主要包括：

公立医院公益性服务标准。根据公立医院规模，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量指标，包括年住院病人数、年门急诊量、年手术量等。我们现实中遇到很多的问题是，政府给公立医院规划1000张病床，但公立医院实际上开放的病床都在1500-1600张，到底是有这个市场需求，还是出于自身营利的需求？我们在制定公立医院的规划时，应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市场有一个客观的定位，进而形成一个标准。

病种指数标准。应用健康大数据方法，建立基于病种“疾病诊断与诊疗技术组合”的相关标准，通过体现资源消耗和疾病治疗的疑难复杂程度，客观反映医院能力水平。按照公立医院定位，对比本市同级同类医疗机构的平均水平，并作为医院能力指标。指标包括医院平均病种指数（CMI）、均衡指数（BI）等。

费用标准，包括费用指数单价、药费指数单价、耗材费指数单价、诊断费指数单价和偏离度等。同样一个诊断，从医疗特征来说，医生可以选择复杂的方法，也可以选择简单的方法。复杂的方法对医院的利润贡献就高，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利用均衡性公式来判断它。

此外还有质量标准、科研任务的标准、公益性的标准、患者满意度标准等等。

目前上海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把每一种疾病、每一个治疗方法都设定标准，基于标准都可以比较。广州去年所有的医院和病种也用这套体系进行医保支付。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行政强制治理过渡到基于标准治理。标准建立后，社会形成对标准的统一认识，进而形成标准的对话机制和透明管理机制，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应该要考虑的事情。

医生公益性服务标准

现在医生业余时间能不能多点执业？对此业界多有争论。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医生与医院建立合同关系后，合同对医生约束的内容要明确，比如工作时间、业务量、质量和费用指标（包括医生个人平均病种指数、个人费用指数单价、药费指数单价、耗材费指数单价、诊断费指数单价等）、个人发展指标（包括个人承担和参与的临床研究项目数量，发表的论文数量，授课带教数量，及成果转化情况等）、交办的公益性任务指标、患者满意度等等，这实际上是给医生个人建立了标准。通过大数据分析，医生完成了这些任务后就可以外出执业。所以，很多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怎么来管理，怎么来约束。

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高端医疗是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高端医疗有市场需求，还能和基本医疗形成互补。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巨大的高端医疗需求。泰国的高端医疗做得比较好，很多欧美人到那里看病、做手术。我们国家政治稳定，又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可以也应该发展高端医疗产业。

发展高端医疗最大的瓶颈不是资本，也不是资产，而是优质医务人员，他们是高端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核心竞争力，当前关键是要建立优质人才资源社会共有、共用、共享机制。如果我们在建立基本及公益的前提下建立标准，并基于这个标准增加优质资源的流动，就可以促进我国高端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

医疗资源流动整合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符合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比如，上海的全球卓越城市定位，要求上海的高端医疗要和国际接轨，建立起高质量、多层次的健康服务体系，进而助力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与能级。上海具备这个实力，北京也一样，不能因为原有制度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第二，符合卫生发展的改革方向。公立医院的发展已经遇到了资源限制瓶颈，公立医院不能扩张，本身的薪酬待遇提高的空间也不大，医保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要发展健康医疗产业，就面临一个问题：高端医疗究竟是在公立医院体制下，还是要形成另外的体制做为补充？这需要探讨。我认为，现阶段高端医疗人群和高端医疗服务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有限资源最大化满足社会需求，这有助于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全系统服务效率。

第三，符合公立医院自身发展需要，使公立医院回归其功能定位。获得合理回报，反哺公立医院，扩大公立医院优质资源的辐射效应，激发公立医院活力。

我们现在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需要有不同层次的服务，就像交通，现在的城市公交比较拥挤，但老百姓能接受，因为大家可以选择私家车、专车等多种形式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们都放在一个渠道里解决问题，政府财政负担会很重。国家早就提出，社会办医的量应该在30%，但现在还没实现，应该考虑合理整合医疗资源、聚集社会资本来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医院层面资源流动整合

公立医院今后发展特需医疗服务，应优先与社会资源开展合作，向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流动，在社会办医的平台上，建立面向居民基本之上医疗服务需求的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同时，引导公立医院优质专科，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比如，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以科室为单位，参与集聚区内高端专科、专科医院或健康管理机构发展；公立医院向社会办医疗机构输出医院管理要素，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进行委托管理；公立医院或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与医药研发机构合作，参与集聚区内研发中心、药品临床试验中心发展；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及专家，参与健康服务业集聚区内多学科会诊中心发展；等等。最近，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基于学科考虑，和科研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了4个研究机构。这些方式都是今后我们可以考虑做的。

医生层面资源流动整合

公立医院医生按照与公立医院签订的合同，在规范履行合同规定、不违反合同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可以个人名义、通过多点执业的方式参与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可以开办医生的工作室，打造一些医生的经纪人公司，等等。

改革机制是发展健康产业的牛鼻子。公立医院参加到社会办医中来，公立医院输出品牌、技术、管理，做好基本以后输出一些超劳务，资产方、资本方、资源方、管理方等各方职责利益如何均衡，管理形式、组织架构如何设计等等，这些机制都需要认真探讨。

我们希望国有企业的资本能进入健康产业，比如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模式。这样能确保政府对资本的控制，确保整合后企业实行五个统一（统一行政管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绩效管理、统一医疗业务管理、统一信息系统）、五个贯通（专家资源贯通、医疗技术贯通、药械保障贯通、双向转诊贯通、信息数据贯通）管理，也有利于相关企业的发展。

家庭医生体系的建设也是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的要求。我们要摒弃家庭医生都应由政府购买的想法。发展家庭医生市场可以开阔思路，可以引入国际先进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与优质资源，大力发展社会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允许注册全科医生自主执业开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鼓励组建家庭医生集团，以多种方式充实社会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资源。

（编辑  三友）

我曾经参与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规划工作。我们非常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最近的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实现人均76岁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2010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4.8岁，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估算，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6.2岁。现在的问题不是活多长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不好。如果长寿是坐轮椅的长寿，是瘫在床上的长寿，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健康长寿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一直在下降的，农村和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的情况，也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目前的基本数字已经接近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我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的主要指标未来一定会实现。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此情况下，医改应该设立怎样的目标？我们要解决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要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这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新一轮医改最重要的目标。

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到今天已经10年了。怎样评价这轮新医改？我认为可以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医改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在改革的路上。

比方说新农合。2002年开始，中央财政第一次拨款给农民报销医疗费，是按人均10元的标准。到今年这个数字全国平均起来已经接近人均700元。另外像大病统筹，住院治疗的报销额度，今年有可能达到11万元，比过去大幅度提高，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14亿人口当中，约96%已经不同程度地享有医疗保障。但还不能说中国卫生的公平问题已经解决，只能说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不可否认，我国的卫生公平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96%的国民享受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但是这中间仍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近期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职工平均医疗费每年已经达到6000元以上，上海职工接近9000元，贵州不到4000元；北京的农民可以达到1600元以上，上海的农民接近2800元，而贵州的农民只有570元。

同是中国国民，真正实现卫生公平的标志，应该是所有的基本医疗都采用一样的保障标准。基本医疗，特别是在基层，最终目标应该是免费的。这个政策一旦实施，社会办医、私人诊所、企业办医等等环节应该彻底放开，既满足绝大多数的国民基本医疗能够都享受免费，同时要向不同社会基层开放。这样的话，整个的医药卫生体系，包括医药产业，反而会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医疗的可及性这些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来自国际著名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的排名显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2017年我国的卫生可及性排在61位，2018年我们晋升到48位。相比之下，2000年中国的卫生可及性被排在144位，由此显示中国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很快，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卫生的总支出占GDP的5.6%，在国际上排名117位，我们正是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投入，得到了世界上认可的卫生可及性排名的快步提升。

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多重要因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医药卫生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医药卫生人员的特点是“经久耐用”，并且非常“低廉”，但是效果良好。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医药卫生系统的人员非常值得敬重。放眼全世界，像中国这么劳累的医务人员并不多，像中国大夫挣钱这么少的也不多。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这些年我们国家医学专业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以前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比日本还差一些，这几年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日本，但是还没有赶上美国。但我们要看到，从2001年到2019年，日本一共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而我们医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还需加大，医学研究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际医学界有几个最重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这些年中国学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学术文章发表数量增多，文章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个是心血管的治疗水平，美国最近10年来心血管——特别是冠心病的死亡率下降了38%，而我国这10年不但没有下降，还在上升，说明我们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和美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第二，根据我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去年发表的文章，目前我们癌症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40%，全国的平均数字是37%，但在日本，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0%（67.7%）。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心血管、癌症的临床治疗水平方面，还需要大幅提高。

另外，中国的大医院在世界上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我估计，目前中国的三甲医院大概有2500多家。而规模最大的医院已经拥有1万张病床，全国60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可能已经有十几家了。而美国最好的医院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在美国三个州都有医院，加起来才2700多张床，而我们仅河南一个省就有1万张床。现在我们的床位指数已经达到6.5，德国和法国是8，中国的病床床位不是说供给过剩，关键问题是往哪里放，是继续让这些大医院增加床位，还是把增加的床位放到县医院或者更下一级的基层，让老百姓就地可以医疗。难道阑尾炎这样的病，还需要到三级甲等医院去治疗吗？所以我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加强研究，特别是在宏观监管上加强治理。

在我国10 年医改中，三甲医院的发展速度很快。十年间，三甲医院的数量从1000 多家增长到2500 多家；床位从90 多万已经变成了现在的256 万。三甲医院的收入，2017 年达到17000 多亿元。而三甲医院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全国医疗费支出，三甲医院占了其中的68.2%，也就是说医疗的钱主要都花在三甲医院上面。因而卫生部现在正在重点研究分级医疗，要面向基层，这种资源整合和布局方向都是对的。

我对教育非常重视。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院原来是卫生部管，后来就划归到教育部了。现在每年大约有20多万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有资格考医生的约有十多万，而最后能考上的只有五六万。这些毕业生将来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只有一半左右的医学院毕业生才能拿到医生执照，那么浪费就太大了。我在各种场合、包括两会上都反复呼吁，医学院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论文，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杰出的医生。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未来医生的培养质量。在10年、20年以后，他们是给我们看病的主力。

医药卫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医药卫生领域给人民提供什么东西？当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机构，比如三级甲等医院。现在地方政府办高级医院的积极性很高，但是要想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就要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看病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医药卫生的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实现全民参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再办多少三级甲等医院，老百姓仍然会感觉看病贵、看病难。这需要整个社会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评价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改革？可以肯定地说，医改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距离成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另外，有人说每个人健康问题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是本人，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健康是整个民族的健康，是全体国民的健康，那么健康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应该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所管辖的人民负有重要的责任，要确保健康中国的指标能够完成。在老百姓能否公平、可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应该尽职尽责。

2020年是我们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我曾经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人口与健康委员会”，现在这个机构被称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但是现在的医保问题归医保局，医药归市场经济监管局。习主席曾经强调要实现“三医联动”，我当时提出建议，医保、医药、医疗要实行联动，就应该建立统筹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对此负有责任，最好是一起管理。

另外，就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应该争取尽早通过相关法律。医疗战线的工作者都希望，所有中国人在基本医疗问题上都能得到普遍的、公平的医疗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同样水准的医疗保障。医保卡最好能够像身份证一样，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张“一卡通”。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开始设计全民免费基本医疗的方案和实施办法，现在就着手开展这个工作。

作为医药卫生战线的一个老兵，我对健康中国和国民健康充满信心。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科研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这些年的安定团结，党的坚强领导和老百姓十足的干劲，使我国有基础和条件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借助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把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好。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解决人口和健康问题。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习惯于把美国或西方的现行制度当作“理想模式”，以此衡量中国各方面体制的不足，甚至把“全盘西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需要检讨的。

首先，美国和西方，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是否与它们所宣传的这套制度相一致？它们做的和说的是否一致？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以西方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为模本的全盘西化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怎样产生的？工业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到底与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是什么关系？如果西方现存制度和工业化之间并没有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系，那么西方这套理论从根子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深刻审视，考察人类历史的趋势，人类的未来之路到底在哪里？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能够终结人类历史吗？如果不是，那么全盘西化就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认识，它更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错误指引，甚至可能把人类引向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西方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500年来，西方在传播文明的光环下对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史不是可以轻易抹掉的。

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之问；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之问；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之问。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新现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西方理论提出的质疑

中国的主流学者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但是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人一度宣称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认为这是生产力不发达和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参考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部分，但并没有全盘照搬，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生产力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前沿，追赶的步伐日益加快。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来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竞争优势的国家。

同时要看到，中国学界受自由派学者的误导，严重歪曲了向西方学习的内涵。他们不研究西方经济体系的实质，不研究那些形成西方经济结构的基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不研究西方经济的现实运行及其发展轨迹，仅凭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经院派理论，就在一些领域力推连西方都没有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这给中国经济一些领域的改革进行误导，产生了很大麻烦。例如在房地产、医疗、教育以及环境、资源、食品等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或基本生活条件的领域，由于向“完全”市场化转型，致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中国发展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经验颠覆、或至少质疑了西方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引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仍然被国内外很多学者看不顺眼。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主流学者的教条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

这一现状反映出国内思想界长期的混乱。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突出表现，也使西方学者一时无所适从。

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认识美国经济的

美国的经济现实，和美国的媒体所宣传、并被中国某些学者奉为圭皋的制度特征，两者一致吗？美国人做的和说的相一致吗？

198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堪称自由资本主义纲领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实际上，关于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汉森、加尔布雷斯和萨缪尔森就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指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种100%的市场经济。”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及经济运行的特征都表明，美国经济的实质是社会资本主义，虽然美国所有学者都不愿意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用“现代资本主义”来定义。

2019年去世的安德鲁·马歇尔曾担任六任美国总统的高参。他在2018年6月发表的《以苏联为例：评估计划经济与集权政体的可持续力》一文中指出：“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经济制度至少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像此后那样坚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上世纪30年代的记忆尤为深刻，特别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过去创造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美国人一边在做着社会主义的事，一边又极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彻底污名化，声称自己的经济制度是绝对自由主义的。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文化的强烈的双重性、虚伪性。这种双重性源于其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根源。

社会主义在欧洲是名正言顺的主流价值观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在《论不平等》一书中抨击了私有财产权。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论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假设是荒谬的。他说：“法律总是于有产者有用，于无产者有害，由此，只有人人都有而谁也不多有时，社会状态于人类才是有利的。”他指出“社会秩序乃是构成所有其他权利之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为了实现一个良序社会，必须使“正义取代本能，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与此前所没有的道德含义。”也就是说，是良序社会的要求而非个人的欲求，才是各种经济政治权力的基础。卢梭就此建立了集体主义或称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可以说，以卢梭为代表，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只有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自由民主等价值。因此，卢梭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父”。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与合法化。

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它以赤裸裸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主义而著名。自由主义的这种二元性，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左右摇摆的基本来源。当自由主义向左摆时，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就占上风，由此推动了持续近百年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当自由主义向右摆时，强盗资本主义就会复苏，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延续至今。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存在有相当显著的美国特色，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五次大革命中，只有美国革命是纯粹自由主义的，它根本就不是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掺杂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成分，下层民众被资产阶级动员参与革命，但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

20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俄国革命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量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已深深扎下了根，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想。

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

极端利己主义偏见、种族偏见、新教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主义偏见，这些偏见是美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1980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的里根总统尽管其新自由主义调门很高，但只是进行了一些小改小革，主要是减税政策；在金融监管方面主要是放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小布什总统则在里根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这就大大增加了贫富差距。

从1978年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到2018年的40年中，美国的GDP增长不到两倍，标准普尔指数增长不到6倍，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却增长了10倍多，而工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2%。大公司的成长远高于整体经济成长，大公司的投资者获利将近6倍。这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被泡沫化、空心化；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他们的职工。这同时也说明，美国的CEO们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下，美国产生了两类影响深远的贫富分化：一是大资本集团和中小企业的分化；二是经济掌权者和经济无权者的分化，经济权力更为集中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基金的数据，美国CEO与工人的收入比值，1956年约20倍，1978年上升到约30倍，而从1978-2000年的22年间，比值上升到368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比值有所下降，现在仍达到278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挽救经济危机，实际上挽救的是富人，而穷人什么也没得到。

                表1： 美国历史不同阶段GDP增长率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统计局数据分析

表1是对美国不同历史阶段GDP年复合增长率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1934-1941年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GDP 增长的最快时期。

1948-1980年为新政延续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为3.7%。1980-2018年是新自由主义统治时期，总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7%，比新政延续期低1个百分点。其间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绩，而共和党总统在位时则要差的多。

表1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经济成长率负相关。新政时期贫富差距低而成长率高，新自由主义时期则正好相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比较，优劣立见。第二，站在富人资本家一边的共和党不是经济能手，相反倾向于大政府、严监管、高补贴、高税收的民主党才是真正的经济能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不断提出这样的结论，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不断指出这样的事实。但在美国，上层精英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

伯尼·桑德斯在其所著《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利用媒体的覆盖面和宣传数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的’范围，什么是‘可能的’范围。”

这真是一针见血。桑德斯告诉我们，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过是统治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已。美国内部也对所谓西方制度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争论不休，共和党主张弱肉强食的富人自由主义，民主党则主张政府对经济强干预和高税收的穷人自由主义，两派已经势不两立。

永远不要忘掉这句话：学术的背后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美国政府的各种经济监管机构中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凯恩斯学派的；而大公司雇用或赞助的经济学家主要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

公平发展：社会主义新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美国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各国学术界为此讨论了100多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诉求，只要满足这些诉求，社会主义就是存在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中系统地列出了社会主义诉求和自由资本主义诉求的分界线。而美国政治学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其标志是群众运动、夺取政权、剥夺私产、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政治学界的这种认识成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主要表述，并在媒体和民众中固型化。

社会主义思想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要求是有安全而稳定的环境，能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一个政体如果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得到这些要求，这种政治就是良政。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实现这种良政，或有没有实现这种良政的趋势和前景。

有一派意见认为，人应该遵从物竞天择的规律，“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意味着生存竞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失败者只能说明自身的低劣、理应被淘汰。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主张之上的。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皆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与合作。不同的人，其财富、知识和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们应该致力于消弭部分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人的待遇；不同的人种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间应该平等，不应该自相残杀。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社会主义。

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性本体，前者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约束部分，后者则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放纵部分。而民族主义正如汤因比所说，来源于原始时代人的生活实践，在内部有所约束，在外部扩张放纵。在现代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崇尚某种单一价值观的。关键是有没有绝对化？有没有虚伪成分？人类的未来更依赖于哪种倾向？

一个公平的经济获得和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所有人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就是所谓“人道”、“人性”、“人本”的基本内容。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类诉求的明确提出至少有2000年了——孔子孟子的主张，世界三大宗教的主张，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社会诉求。在人类历史上这些诉求却始终难以达到，相反，工业革命使更多的人陷入了贫困。

20世纪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形成了三类模式：一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二是欧洲模式；三是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模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被证明不成功，而欧美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即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同时也引入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要素，并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包括私有产权要素。之所以引入了部分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

         表2：中国不同阶段GDP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表2是新中国70年四个发展阶段的GDP复合增长率。其中前9年的增长率特别抢眼，内含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美国的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弱小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底盘上，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大跃进、三年困难及调整恢复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既有对经济造成破坏，也有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基本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底盘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

第一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可以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经济造成破坏的因素，是极端片面的教条盛行，但是它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只是由于西方经营和理论的引入，那是对中国领导人智力的侮辱，是对他们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侮辱，是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无知。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所有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都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因素。官方的表述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它区别于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程序正义即“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是对第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限定。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剥削”，如何定义“两极分化”。

“剥削”是个古老的概念，马克思第一次将剥削与剩余价值挂起钩来，赋予了“剥削”以科学的含义。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都是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基本是从事重复性劳动。那时还没有“创新型企业”、“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在计算劳动的回报之后，剩下的也只是资本的回报，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实在而明显的。但在当今时代，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创新型企业家的回报，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去规范。

合理的贫富差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其合理性在于人的体力和智力是有差别的。不问贡献、一味要求拉平收入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的“劳”不仅指体力劳动，也应该体现智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所以在给定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什么是两极分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两极分化。中国在目前阶段由于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因素，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毋庸讳言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的腐败，以及偷税漏税等。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矿业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领域，其中也包括演艺界。所以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制度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结果正义。我们可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公平与平等、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核心价值观，但这个概念的涵义容易模糊，许多人用“平均”来定义“平等”。公平则是指公正的平等，即承认能力差别带来结果差别的合理的平等，这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定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可以理解为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路去发展生产力，同时用政策、法律、制度来匡正这种发展，使发展符合公正原则，最终实现公平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横行了40年，美国中下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公共产品提供也几乎没有增长。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很难解决。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给中下阶层带来沉重打击，他们在选举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选择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并不是资本家和华尔街的错，而是因为中国和移民的低工资竞争抢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特朗普把国内中下阶层的愤怒引向国外，在美国政客看来，这是调和美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而一旦对外霸凌政策失败，国内必然陷入混乱。

截止2019年2月底，在六名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有五位有社会主义倾向。他们的竞选主张主要是实行全民医保、免除大学学费和向富人征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提名战中败给了希拉里，评论认为，如果不是民主党上层动用党的工具进行干预，桑德斯将获得民主党提名，并可能在与特朗普的对决中胜出而成为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 连美国之音和福克斯这样的极右媒体都在公开谈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说明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说明美国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可宣判死刑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一文中指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个问题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实验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几十年的停滞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必须被宣判死刑。”他将未来的方向称为“进步资本主义”。他主张：

第一，重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政府有责任通过环境、卫生、职业安全和其他类型的监管来限制和塑造市场，有责任积极投资于基础研究、技术、教育和卫生等市场不会做的事情。第二，承认“国家财富”来自科学探索，市场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仍起关键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国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第三，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集中力问题。政府要发挥比新自由主义更积极的作用，否则由于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糟。第四，断绝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必须从减少货币对政治的影响和减少财富不平等开始。

概括起来说，斯蒂格里茨的主张就是通过市场来发展生产力，通过政府来消灭两极分化，通过完善法律来消除权贵勾结。

美国主要企业的经营者团体——商业圆桌会议8月19日发表标题为“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经济”的声明，改变了此前认为最重视股东利益将拉动经济整体这一美国式经营理念，认为广泛顾及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地区社会等利害相关方，才能长期地提升企业价值。摩根大通、亚马逊和通用汽车等有代表性的美国企业的181名经营领头人签署了声明。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这本书采集了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上百年的数据，证明在不加干预（即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资本的膨胀将会加速进行，而在经济增长中绝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与极少数拥有资本的人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解决之道就是要用累进的办法，对收入、遗产和资本利得等收税，也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调整。皮凯蒂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至少要包括对市场行为严格的前端监管，以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食品有毒、药品缺陷、职场危险、过劳致死等等危害。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行或曾经实行。它只是美国经济学某一学派的构想，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检验，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已被实践检验的理论，其原因就是由于它的反人道性质。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政党，将在西方的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做的”，而只是“西方说的”，用“西方说的”替代“西方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扭曲。更何况，“西方说的”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种思路。用新自由主义取代“西方说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扭曲。然而最严重的扭曲在于，在将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致使中国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失败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居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没有全盘西化”，这就不仅仅是学术认识问题，而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这些经济学家缺乏用事实和勇气来检验他们大半生都陷入其中的理论的谬误，相反却更积极地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扭曲现实，并且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教导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或将会掌握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权力，他们所形成的精英认知基础，正在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困惑，即精英的理论和广大群众所感知的理论实际严重脱节。

自由资本主义被中国主流学者搬到中国，不但致使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所谓改革遭到失败，而且给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它给极端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和无政府主义披上了合法外衣，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沦丧。这导致中国社会曾面临长时间的思想混乱局面；目前中国面临艰巨的道德重建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持有和鼓吹的那些理论，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中某些人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无耻地恐吓中国人民，主张向美国投降，向美国投递投名状，实际上成为美国谋利益的工具。

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有异见，这本属正常，理应得到社会的宽容。但是如果他公然站在外国的立场、敌视自己的国家，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张分裂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敌人来教导年轻一代。最近香港暴乱，已经充分展示了某些以教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什么学者名义出现的思想敌人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深刻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搬用西方教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再一次竖起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深刻总结4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客观认识，西方今天的发展历程也有其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只有经过一个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才能提炼出对我们真正有用的“营养”。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在总结了欧洲式社会主义和中国7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高度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显然社会主义在发展道路上，通过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正在重新出发。

                             （编辑  季节）

科学知识的内涵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概念界定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支撑着我们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阐释大概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是分格之学，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对事物进行研究。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当中不变的部分。第三，科学发现的目标是从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变的部分当中寻找事物的普遍性，也就是共性。第四，科学研究的工具是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语言，特别是概念化的语言；二是基本的逻辑规则，后来人们很精确地称之为理性。

    从科学的规律可以看出，普遍性与普通是科学知识的两项基本内容。这里所说的普遍性，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学关注事物的共性而非个性，二是强调科学知识能够被人们所共享。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而不是私人性的经验或者体验。  

    这种着眼于事物的普遍性和不变性、通过逻各斯加以把握和表达的科学知识，是否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其实非常清楚，科学既非人类知识的起点，亦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更非人类知识的全部。所谓科学并非人类知识的起点，是指科学并不能为自身提供基础，特别是科学基础知识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并非科学的产物。产生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断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直观。他特别指出，直观不是知识而是感觉，是对事物整体而非对个体事物的感觉。总之，科学需要直观地提供基础或者出发点。

同时，科学也并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知识的终点应该是记忆或者实践，记忆和实践针对的不是抽象和普遍的人和事，而是具体的人和事。在与具体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抽象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实践的智慧，并且超越其自身。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科学是整个人类的认识，在实践过程的中间阶段有一个入口，即与人类的实践生活相连接；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实践的智慧或者叫做明智。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区别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我国，人文的概念也有着十分古老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简单的话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文化。人文，与天文及天象相对，是指人类的文明之道、文德之教，也就是诗书礼乐等人类文明的成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文明、文德化成天下，通过这些文明成果来教育人、说服人、感化人，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人文可以化人，即改变人，这就是中文语境下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

    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身不发生变化的事物和事物中不变的部分，而人是可以“化”的，所以严格地讲，对人的研究和理解不应该是科学的功能，至少对人的可变部分的认识超越了科学的能力。那么对于人这个对象，能否用某种知识加以把握，或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知识来加以把握？

这就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考察那些不变的存在物，另一个部分则用于考察那些可变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将前者称为认知的知识或者科学性的知识，将后者称为规范的知识或者深思熟虑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可变的事物分成两大类：具有普遍性变化的知识叫做记忆，具有特殊变化的知识叫做经验。和记忆相比，与经验相关的明智，就是实践的智慧，是人类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明智则让行动者明了行为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可能性，意味着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下针对具体的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亚里士多德特别注重实践。他认为，实践与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对其他事物的制作与改造，而后者主要涉及人本身，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发生改变的除了行为者之外，还包括行为对象。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人们实践的目标就是实现良善的生活。因此，希腊人把关于不变论的知识叫做智慧，“索菲亚”就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而把关于智慧的结论叫做哲学。

对于那些可变物，特别是关于人的实践的结论或者关于明智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它创造一个特别的称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传统对人文概念的理解，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的知识称为“人文”。

政治学的人文学性质

    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建的一种科学，按照他对科学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政治现象当中那些不变性和普遍性的因素。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解释遵循了他对科学的要求，他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政治学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并且据此对现实中城邦的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变化的规律进行考察，这使政治学表现出一些与研究物体运动变化规律的物理学相似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反复强调，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那些可变的、个体性的因素，因为政治是与人相关的实践，而非与物相关的记忆，有关可变性和个体性的知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只看到普遍和不变的因素，可能远远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丰富生动的内容，也不足以养成公民们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智慧。如果缺乏针对个体性的、可变性的因素的认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变得十分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总之，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理论的智慧，更需要理解与实践相关的明智。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人们通过对政治的参与，不仅希望改变别人，而且也会被别人所改变。如果政治学不能容纳这些极富个性的变化，它就不仅难以揭示政治活动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而且会大幅限制政治行动的空间，从而对政治实践而言就变得有害无益了。

    政治学的实践特征源于人的可塑性，也就是可改变性和可完善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人文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据。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的可变性与这种变化的个体性是高度兼容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变化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产生“性相近、习相远”的结果，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不同的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表现出高下之别，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方向和动力，而这一切成果又丰富了原有的人文。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以讲述历史的方式传授关于政治的知识，就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学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样一种通过讲述历史传递政治智慧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古人以人文的精神理解政治，同时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种方法论。

呼唤全新的政治学

我们深知，历史知识不可能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那些真正需要政治资本的重大抉择也没有成例可循，所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以史为鉴只是希望为政者通过了解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对人和社会的一些理解，形成自己审时度势、慎思明断的能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识，养成明智的德性。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全新的政治学。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当下的政治学教导的那些知识即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而且需要通过钻研历史、深入社会，养成进行政治判断和政治决断的智慧与能力，尽可能做到在政治上知自、自知，知中、中知，看破自己，知进退存亡，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普通的公民而言，则需要养成政治品性和公民责任，培养自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其他公民良性互动的能力，进而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编辑   宋斌斌）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及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上，必须要有三个领域的视角，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三个视角

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从结构、体制、行政机构纵向关系的三个领域的视角去探讨问题。

第一是结构性问题。即如何调整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当时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就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现在政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多，好像把这个问题拱手让给社会学界了。实际上，社会结构问题是个基础问题。比如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由这两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引出的，而不是说国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决定中美关系。

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基本面的问题。

第二是体制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党政关系、民主集中制等。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十分重要，但其中有大量的差别性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政府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在国家机构的运行中，怎么让民主集中制更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充分体现其国家机构的特点？再比如，我们经常讲领导班子、班子建设。党委叫班子，行政领导机关也叫班子，党委是委员会制，行政是首长负责制，都要当好班长、带好一班人，而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应该有所区别。没区别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第三是行政机构的纵向间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包括一些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所谓难点还难。为什么我称之为纵向间属地关系而不是央地关系呢？因为现在一般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大都是指中央和省的关系，但省以下还有三级行政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普遍认为两者关系就是集权和分权的事情，权力上收，一会儿下放，还没有真正把思路调整好。

结合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我谈谈对央地职责关系和构建简约高效地方管理体制的几点初步认识。

理顺体制，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机构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的整体性。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中国的行政政治体制结构的一大特点就是“上下一般粗”，政治学者们对此早有批评，但领导很少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决定》还是第一次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要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我的理解是工作不能都推给领导，大家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得做工作。还有“职责同构”问题，等等。

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县长都想管银行。现在还有些同志批评若干年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说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只对天津，还对山西、内蒙古、河北负责，银行体制不顺，地方上更觉得不顺。但我们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仔细想想，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就为地方干预、阻扰国家宏观调控打开方便之门了吗？诸如此类我们过去的习惯，想清除非一日之功。

赋予省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决定，有的专家把它概括成说是二十字职能，是将原来十六字职能加上“环境保护”4个字。我觉得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决定》在全面阐述“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之后，还专门论述了“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它第一次分开讲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职责，这是《决定》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当然，中央什么职责、地方什么职责还得具体化，这是我们政府的任务。地方还有很多级，还得具体分析。中国地域之间差别很大，不同特点的省份，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责怎么安排，也需要认真研究。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比如，我们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有没有可能调整？中国的乡镇管理范围往往很大，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合理安排乡镇办事机构，也有很多具体的事要做。

还有城市的整体结构调整。比如，把北京中心的四个区整合成两个区，怎样分析其利弊？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市区和县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一些城市把区的地位摆的越来越高，区长和市长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区长又管不了市长那么多的事，这样的城市调整就没有可持续性。城市应该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市辖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而是行政分治区，这些事情都需要明确。改革首先要有科学的布局，精准的施策，这样才能使我们提高政府的效率，让改革更有实效。   

                             （编辑  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