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但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些国家却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具备。

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苏东国家不同

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长达28年。即使是从武装斗争开始的1927年算起，到1949年漫长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因为革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而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导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农村土地革命与农村社会革命的重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是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

农村土地革命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

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首先是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等社会经济文化精英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结构，兑现了让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其次，通过分配土地，将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组织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宗教机构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农村社会革命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了最基层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到最基层村庄的一套完备的党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且管理成本相对低廉。在这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有了物质保证。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全国人民的温饱。因此，历史地看，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队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独特条件

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死后，军阀林立、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名义上是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到1920年之后，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没有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服从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从而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

在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同样常常被人忽视，并不认为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贯彻到一定级别的行政单位，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

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起码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力，无论什么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还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1930年代，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始终对苏联干预我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传统上，中国的国家政权名义上是中立的，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名义上，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而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看上去人们得到了民主，但因为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经常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新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在局部地区性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相对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生产，必须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总产值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度融合，但却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并不容易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竞争地位。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能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方式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1970年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恰好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努力，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行业，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

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

经济学家们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尼、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就是因为，中国不仅人口比这些国家更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更适合现代工业生产。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

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电力工业初具规模，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基础设施短板无法吸引投资的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能够做到那些虽然人口规模不如中国、但也相当多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有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让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接轨，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金融业虽然并不发达，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完备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提供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品，但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

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起码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从此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剪常备军规模，使国家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198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和裁军之后，在经历了苏东巨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条件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理念，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这些创新既根源于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学习、借鉴、融合和创新”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果。

创新理论与借鉴吸收世界文明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多彩”、“平等”、“包容”和“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他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不要看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一文明观与“西方中心论”、“普世论”是迥然不同的，是我们在对待不同文明必须掌握和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境内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以及与世界各国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产物。中国历史一再表明，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和巨大的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根本保障，也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于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为了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真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把握创新理论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应该遵循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 “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 “中国人不做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地，而是要做西方外来文化的主人。”[4]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对国外引进的理念和理论，必须加以“利用、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对于一些敌对的、腐朽的和极端错误的理念和理论，要进行分析和批判，不应任其在人民中间传播泛滥。

利用与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了西方国家创造的许多新概念、新理念，革新丰富其内涵。例如“全球治理”概念，最早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其后“斯德哥尔摩全球安全和治理倡议书”的问世和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推动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基本议题之一。我国不但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而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革新并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理念，使之为我所用。习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

吸收、融合和本土化

根植于广袤中华沃土的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有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五千年来吸收了许多民族和各国的优秀文化，具有强大的消融能力，在不断消化和融合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本土化、中国化。例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本土化实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6]

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的政策原则应是“学习、吸收和超越。”例如，我国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就是这样做的。

引进、吸收与创新

为了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引进后必须予以吸收和消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的高铁在已有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经过我国科技人员充分消化再创新，形成了拥有系统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现在已成为我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据德国媒体报道，我国的高铁已在全球高铁市场上占据了69%的份额，而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只占到9%、8%和3%，余下的11%分别由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公司分得。[7]

但总体上看，我们许多部门企业仍热衷于引进，而不重视以我为主，在吸收消化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如果只引进不创新，不但要支付大笔专利费，而且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被动跟进。由此导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被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实质提高技术竞争力。引进是手段，自主创新才是最终目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8]

引进与保护本国经济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经济，但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损害我国的经济。以种子业为例，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种子业的龙头企业大多已被外资并购,我国中小种子企业在国外种业大公司的围追堵截下生存空间极小。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多数还是“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真正原创性的技术品种还不多，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要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当然，我们说要保护民族经济不是要保护那些落后企业和他们的落后产品，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引进国外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来促进本国产品的升级改造，提高国际竞争力。

原创与革新

原创与革新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创新。革新就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再创造，而原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就没有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一项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但造福本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世界人民，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国家若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它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很难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失利。而且，一个国家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它对基础理论的贡献，美国政府历来都是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美国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他号召我国的科学家们“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9]

循序渐进式发展与非对称性赶超发展

循序渐进式发展是指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或仿造研制什么，故又被称为“跟跑式”发展。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10] 什么是“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11]

 “非对称性”赶超战略是指，瞄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中某些最前沿的领域，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关键领域和我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现有的优势和特长进行跨越式研发突破，创造出一批“非对称性‘杀手锏’”，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12]，尽快使我国从“跟跑者”转变为“并行者”和“领跑者”。[13]

把握继承优秀传统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指引，为我们治国理政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智慧和启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养分。

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5]。“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6]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7]

当然，继承不是不分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我们必须摒弃其中的消极、落后、腐朽的东西，弘扬其中的精华，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阶级都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传统文化找出符合本国或本阶级利益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鉴别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和弘扬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要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和拓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对内继承发扬与对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强有力的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因此，我们不但要在国内将它继承好、弘扬好，而且还应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要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确立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考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1] 如此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质意义的新认识。

第二，要把对外传播的重点放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中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方面。这些年来，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偏重于中文、武术、国画、戏剧、剪纸等，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却重视很不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精髓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只有把这些精髓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感召力、渗透力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2]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每次出国讲话，不论走到哪里，或在接见外宾和外国记者是时都要引经据典，既生动地阐明了我国的内外政策，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尤其十分重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和传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主张。这些思想观念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赏，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编辑 迟晨光）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得最多的经济学话题之一。按照一般经济学者的看法，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让市场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投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资本”包括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私人资本，而不包括国家资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国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似乎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次是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放开土地兼并，允许以资本为核心来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林张之争”背后的核心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16年10月，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进行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分歧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产业政策，却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从而让西方的国际霸权维持了四、五百年。而林毅夫则认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才刚开始，它们面对的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扶持政策，不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经济的发展，就会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原料和资源出口国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外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由国家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扶持，才能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改革之初，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控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形式上似乎与欧美的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发展水平也全面倒退，甚至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治理能力。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基础的产业积累，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无力改变这一状况。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些国家虽然极少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它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接近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所言，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它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企业高速成长

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能免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也没能做到，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升级同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已不能继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从而从2008年起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投资“铁公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通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工程机械都依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大力支持，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久陷困境、甚至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像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也莫不如此。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挤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相互合作的案例。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中国经验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时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级地方领导出于对“唯GDP”政绩的考虑，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如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代会和政协占据过多席位、党政干部通过各种民间沙龙、同学会等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下降到20%左右，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50%以上。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无视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体制，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私人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利用种种话题，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越来越受推崇的局面。

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的功能做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调控遏制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一轮幅度更大的上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国家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并非如中央所愿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商业机构，银行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优势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在扩张，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优势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它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编辑  杨利红）

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编辑  季节）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 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编辑  季节）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它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获得了后人很多的赞赏，包括毛泽东也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呢？

1973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就是郭沫若先生，他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那么，《封建论》这篇文章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的呢？

“封建”问题源

“封建”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这是指自先秦时期，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顾颉刚先生说：“封建”实际上就是指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分给他的子弟或者是姻戚。封，就是把土地分划开来；建，就是建立国家。[①] 古人称封土建侯。所以它和我们近现代史上，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所指的社会形态的名词——封建社会的这个“封建”，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虽然在汉语里是同一个词，但词义不一样，是名同而实异。我们探讨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主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一般史书上都说，分封制是从西周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初显形态的封建，在西周时封建制得以确立。当时，较为落后的周人从西而来，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殷商及东方诸国。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人的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它是刚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周时期的封建，一般认为是两次，就是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其实是三次。在周朝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文王已经把他的王畿内的土地，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封建。[②] 第二次封建是武王克商之后，把商纣的儿子禄父（武庚）封在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又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东方围绕着殷商的故地，监视殷人，史书称为“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武庚带着原来的殷商旧民以及“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然后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一带，在更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分封诸侯，把土地分给姬姓宗亲姻戚和功臣，史称周公封建。在这三次封建中，以最后一次制度最为完备，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③]。但封建制的开端是文王，毛泽东那首诗里“莫从子厚返文王”一句，说的就是文王的第一次封建。

西周的封建也是有多个层级的，可分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然后下面是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就是说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裂土，享用地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西周自周穆王以后，统治秩序趋于松弛，周天子的权力渐被削弱。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夷王时“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就是说边远地区的诸侯国不再朝觐朝拜了。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出现了比较早的郡县制。

郡县制，大家多认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晋国。春秋末年，封建制逐渐衰亡，战国时则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时代。当时诸侯列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建立君主集权制，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

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秦统一后所设的三十六郡，实际上是以战国七雄原来已经设置的郡为基础再行划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来取代世袭贵族的分封制。所以，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上》）就是说秦代的郡县制很完备，推行得特别彻底。秦代的郡县制分天下为数十郡，每郡之下再分为若干县，县下面再设乡，乡下面再设亭。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做过“亭”这个基层组织的长官。亭的下面是里，里有里长。所以，郡县制分为五级单位，郡、县、乡、亭、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朝廷可以统辖的、由上到下很有秩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历代关于“封建制”的讨论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辩论的焦点：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和郡县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秦始皇在建国伊始讨论治国方略，主持评议的时候，守旧派和革新派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屏障帝位。 “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众大臣宴饮，有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主张恢复古封建制。丞相李斯起来反对，指其不足为法；紧接着，李斯又提出要焚毁《诗》《书》、百家之语，消灭私学，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取舍问题。秦始皇欣然采纳李斯的奏议，下令烧毁了《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杀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司马迁在总结李斯的历史功劳的时候，说他“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历史功绩作了肯定。这是秦时对分封制的争论。

秦末楚汉之争时，郦食其曾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而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史记·留侯世家》）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部下，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功高震主，为刘邦所忌惮。他们政治野心膨胀，相继反叛，最后身诛国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接受教训，以为同姓王可靠，于是又封了“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后来形成诸王国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时，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这些同姓诸侯国国土太广，有的竟一连数郡，太危险。但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汉景帝即位之后，重用晁错。晁错建议，山东诸国（齐、楚、吴）强大，危及国家安定，须着手削藩，以尊王安民。晁错的建议立即引来了反对者，他们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最后景帝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景帝力陈削藩，晁错之策最终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实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乏有人为封建制辩护。曹魏时期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实封。像大家都了解的曹植，就曾经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有监国监视着，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正是因为他后期的这种抑郁、苦闷、愁怨，才使他的文学作品蕴涵着哀怨动人的情感力量。所以，政治与文学这两个评价标准，有时候是难以统一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要处理好的一个矛盾。我们在读曹植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符合历史，才能从政治大局、历史大势出发，对一个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做出中肯评价。

到西晋时，司马氏认为，曹魏迅速灭亡的教训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于是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利，实行封建贵族统治。相应地，朝廷和社会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著名文学家陆机的祖国吴国被灭的时候，曾经率军抵抗。他喜谈历代兴亡、治乱、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撰写了《五等诸侯论》，探讨封建制的等级（公、侯、伯、子、男），强调了“五等”制的好处。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到隋唐再次统一。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政策徘徊不定，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时期。

唐太宗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在众多明臣、忠臣、直臣的谏止下，唐太宗虽然想恢复封建制，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这也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很难得的兼听则明、从谏如流的美好品德。

初唐时期评议封建的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这两篇文章持论都比较平允，大体上倾向于抑制封建，主张虚封而不赞成实封。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曾经问计于邺侯李泌，说在平乱过程中有两个大臣的功劳特别大，一个是郭子仪，另一个是李光弼。这两人虽然已经当了宰相，但是对于他们攻克两京、平定四海的勋业，不知道再给什么奖赏才合适。李泌以汉魏周隋初唐的历史经验相告，认为对功臣只可虚封，不可实封。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这实际上也是功臣不实封只虚封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到中唐，元和年间就出现了一篇讨论封建制的杰作——柳宗元的《封建论》。

“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唐代比较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优劣短长的最具盛名的文章。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当时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

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均田制的瓦解，自北周直至初唐一直实行的府兵制渐遭破坏。府兵是由各地方的军府管辖的职业军人，平时轮番守卫，战时出征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均需自备。[④] 我们大家熟悉的《木兰辞》，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兵制。战事发生时，朝廷一声令下，编在军籍的府兵就得自备武器、自带干粮，出征作战。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后来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为了拒止周边各族的侵犯，玄宗朝大量扩充边防军政，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天宝年间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尤其是在北方诸道，有的节度使经常兼任两三个镇的节度使。如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一人曾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十年不调。他有这么多军队、这么广的地盘、这么大的权力，又有雄厚的财力，所以才能发动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则设立了防御使或者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塞。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之上又出现了军事行政单位，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就构成了唐代后期所谓的藩镇，又称方镇。

安史乱后，叛军的党羽纷纷投降唐朝，但是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予节度使的称号，由他们分统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

从唐代宗朝到唐德宗朝，这些强藩大镇互相兼并，竞相叛乱，严重祸害百姓，危及国家存亡。建中二年（781年），一起规模很大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这起战乱的直接起因，是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擅自遵循“河朔旧事”，自请为留后，且得到了河北另外二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初即位，颇想重振朝纲，不允其请。于是四镇一起反叛。朝廷历经四年，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藩镇叛乱。但是，最终安定局面的形成，依然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

这次藩镇叛乱是柳宗元童年时期（“建中之乱”发生时柳宗元九岁）发生的大事，而且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战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⑤]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

“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和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柳宗元入朝为官之后，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新进朝士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对于此场运动，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⑥]。

唐顺宗李适早在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二王集团推行的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是下令改革积弊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是要为朝廷收回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不久先后死于贬所；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远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但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革新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宪宗虽然贬谪了“二王八司马”，但在反对藩镇割据、重树中央权威方面，则与之一脉相承。

元和年间，柳宗元先是被贬永州司马，后来又再贬柳州刺史。但他在任所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⑦]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⑧]。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出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的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其《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集中表明他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的重要论文，他在此文中是借批判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树立朝廷的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把当时的制度看作是圣人意志的体现。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他在文中首先描述了人类早期是怎么由原始状态发展到阶级、国家的产生这个过程。在《封建论》的开头，他说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原始人类处于十分落后的野蛮状态，无法对抗外来的侵害，人类在维护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不存在什么天命或圣人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圣人”、“圣王”，他们首先是作为“智而明”的“有德”的人，而被一层层推举出来的。而人类社会中这个自下而上的推举过程，遵循的又是历史的发展大势。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什么 “圣人”凭主观意愿创造了礼乐刑政等制度。就连“圣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主张封建者的观点的有力批判。以前主张封建者，多认为封建乃“圣人”、“圣王”之意，在他们看来，封建制不是古代历史客观条件所使然，而是先代圣主明君意愿的产物。针对历史上不绝如缕的这一类观点，柳宗元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他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即“势”，使之然也。

柳宗元此处所用的“势”，是从法家思想那里借来的。战国时期，慎到、韩非子等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抱法处势”的主张。法家所用的“势”，虽然主要想说明君主的威信和权势，但也有承认“势”的客观性的意味。柳宗元借用法家的“势”这个概念，但更加侧重于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并将之与主观性的“圣人之意”对立起来。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对社会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相通之处。所以，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的立论，就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探求封建诸侯的历史起源问题，极独到又具深度。他深探封建制起源问题所采取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自然观基础上的历史观。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能够比历史上其他论者更为辩证深入地阐述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

柳宗元在文中细说史实，具体阐述了封建制产生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历史原因。

他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说明实行“封建”制者并不一定都好，推行“郡县”制者也不一定不好，周之“封建”制之所以被秦之“郡县”制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的意志。

历代赞扬封建制、批评郡县制者，经常会拿历史兴亡说事。他们把周之封建制美化成天下大公的理想制度，而指责秦所推行的郡县制是“家天下”，并进而把郡县制下的帝王专制和暴虐统治，都归罪于这一制度本身；而将封建制与享国长久联系在一起，并举出一些偶然相合的史实做例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使得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驳。

但柳宗元则不然，他指出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而是 “势”使然，所以封建制未必一直就好。接下来他就将实行封建与否和享国长短之间的联系拆分开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用史实说明实行封建制的朝代未必就享国长久。如，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消解，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之没落及周之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了。然后，他又辩证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汉得天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却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惠、文、景三朝。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疆域，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本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方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如西晋刘颂认为，郡县治理只能“理小政”而无远虑，不如诸侯；（《晋书》卷四六《刘颂传》）陆机也说，郡县长官“为利图物”侵害百姓；诸侯治理“为己思治”，明大义、守规矩。（《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对此，唐初李百药据具体的史实加以反驳。（《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对于那种将封建、郡县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柳宗元首先指出，在实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诸侯叛乱更容易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西汉建国初年也是这样。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期，反而是容易长治久安的，像汉朝的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都是能够治理一方的贤良守宰。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治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好，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行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封建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郡县制），而在于“政”（暴政）。因此，柳宗元就比此前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思路更为清晰，分析得也更为辩证透辟。

另外，柳宗元还联系唐朝的社会现实提出施政方略。他说，现在国家全部实行的是郡县制，在郡县始终都设置了守宰，这种制度是被历史沿用并证明了的好制度，当然不能改变了。那么，在现有的郡县制下，怎样才能做到国泰民安呢？办法有两个：“善制兵”，“谨择守”。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同时又能很谨慎地挑选出地方官吏，那么国家的政治就能清明太平，不会发生叛乱了。其中，“善制兵”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因为柳宗元在前文已经讲过，当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如果朝廷能够控制好兵权，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多的藩镇叛乱。柳宗元又对几种将封建、郡县制度之争与国家治乱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柳宗元认为，那些持“实行封建制延祚长久、实行郡县制政权短促”的观点的，不是什么懂得治国之理的人。试看一下史实：魏晋两朝实行封爵制度，与汉初之封建制差不多，但魏晋的国运并不长久。当今唐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已经享国二百年，国家基业仍很稳固，这与封建制又有何关系呢？柳宗元还反驳了“不应改变殷周圣明天子制定的古制（封建制）”的意见，认为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是从秦代开始的。

柳宗元在此对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孰为“公”，孰为“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也优于封建制。当然，他又辩证地看到，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也是有其私心的，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他在分析封建、郡县孰优孰劣这一问题时，不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发现了历史运动（政治变革）的客观意义与实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改革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在郡县制度下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他认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论封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宋祁在《新唐书·宗室传赞》中转述柳宗元此文大意之后，也认为文中所论“诚然”，并且认为“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明确指出柳宗元此文所论之封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发的，而且他也同意柳宗元提出的建议，希望朝廷善制兵，平定藩镇叛乱。

毛泽东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熟读唐人《封建论》”，说明毛泽东是很认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体现出的历史进化论；“莫同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自然也包括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孟之儒观点的批判。毛泽东奉劝郭老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在废封建、立郡县这一点上退回到搞分封诸侯的周文王时代去。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高度评价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和历史背景，但是不可否认，柳宗元的《封建论》确实具有思想上的特异之处和历史先进性。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对封建制，认识到封建制本非“圣人意”，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然。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郡县孰公孰私问题，对封建、郡县的治政孰难孰易，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还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了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而且，《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以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对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权不能下放。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还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编辑  季节）

惊悉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先生于3月27日去世，享年104岁。我深感悲恸，以此文纪念马宾先生，回忆我在30多年前与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人怎么会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马宾先生，他成为我走上国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年5月，当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父亲胡兆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工作，由于他在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宾是1932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鞍钢的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由于我父亲曾与他共过事，读博期间我就去看他，到钢院家属宿舍马宾先生家做客。当时马老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马老向我推荐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包括他当时翻译并正式出版的劳埃德·雷诺兹（L G Reynolds）《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成为我的入门教科书。

我还记得，马老曾将周小川的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借给我看，当时周小川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量化研究国民经济，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很有示范效应。

在马宾先生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转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后转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由多位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其中包括马老，他特别希望我能够从事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要对农村人口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达到了2.6，农村又高于上述水平，远高于妇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将持续高增长，人口生育政策出现了摇摆不定的严峻形势，为此马宾、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否则我们将错过历史给出的最后机会。

1986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国农村国情特别是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与粮食供需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负责，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学科地对我国中长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了综合研究、定量分析、长期预测，其中我负责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与王毅代表小组执笔撰写了《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3-2.4）趋势发展，中国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6.3-17亿。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基本国情仍然应该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我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犯“急性病”，头脑易于过热的“速胜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持久战论”。我们的报告与批评得到了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与生育对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内容。马老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对我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分析进行了综合评价。他特别指出，现在看来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动员，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提高我们的人口意识，增强我们的危机感，提高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自觉性。我们提出对人口问题要有危机感。同时，一旦有危机情况后，我们还要“临危不惧”，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两会”之后，中央都将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重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妇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曾出现过大的辩论，伴随着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老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搞通货膨胀的主张。直到1988年9月底，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重新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花两年时间转向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

1989年6月，我与赵涛博士（经济学）、姚增起博士（系统分析）完成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报告》，在肯定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针对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国民经济明显出现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大问题，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对此，我们还首次提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数量指标和重大比例关系，供决策部门参考。[①]马老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针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评，认为既客观又尖锐。

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②]

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曾总结了这一段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历和体会。我研究国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刚考上博士生，怎样选择论文题目？我根据社会需要作出了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我是从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问题入手，从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国情的。我有幸得到众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的指导。其中就包括马老，我博士毕业之后的几项重要国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时，我更加坚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由此不仅走上了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重大选择，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涉及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此世界上没有可供参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错就是百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政策争论。

1993年王绍光和我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对我们所提出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议，给予了首肯。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取得共识。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有待于作者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后来，我和王绍光、康晓光撰写并出版了第二个报告，即《中国地区差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项关于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马老的好评。

马老104岁的人生之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有他的一份贡献。我这里只是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国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与马老有关，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题目，如人口与发展，使我能够较快进入国情研究这一新的领域；有的是我及合作者完成的国情报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不断创新。至今我仍然坚持国情研究要涉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定位，还要持续研究、跟踪研究、系统研究，例如人口与发展、地区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才能不断地积累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信息、知识、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地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目标。

我真挚地怀念那些智慧之人，他们启发人、引导人、鼓励人，使我走上国情研究之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马老就是其中之一，仅以此文表达悼念马宾先生。

                                               （编辑  季节）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年4月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年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是“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后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十五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俩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起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送行人中的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炼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促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年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他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年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之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待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他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间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月7日，胡先生交待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待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诺，父亲安排得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他，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回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讲胡先生跟他相处的随意，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既然如此说，胡先生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都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这样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编辑  季节）

1954年9月，新中国成立5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我有幸在60年前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普选，6月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基层选举，七八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规定：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我是在当选了辽宁省鞍山市人大代表之后，在鞍山市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建设。20世纪50年代我国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像钢铁、机械、煤炭和造船等都集中在东北。所以选举全国一届人大代表的时候，东北地区选送代表的城市最多，辽宁省有24名代表，鞍山市是以钢铁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共有6个代表名额，这6名代表分别是：孟泰、邵象华、张明山、沈策、韩天石和我。

孟泰曾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把行李扛到高炉上，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称为“老英雄”孟泰。邵象华是鞍钢的总工程师，我国钢铁冶金专家。我们国家1954年年底发行了第一套有中国先进工人形象的邮票——《技术革新》特种邮票，共两枚，其中一枚就是反围盘自动传送钢条的情景及反围盘的创造者张明山的画面。另一画面是万能工具胎的发明人王崇伦正在刨床前向工人们介绍万能工具胎的构造和功能。王崇伦凭着万能工具胎，1954年一年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鞍山市选举的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除了市委书记韩天石，市总工会副主席沈策以外，鞍钢有4名代表。但实际上鞍钢共有5位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王崇伦是由抚顺市选举的，他们都是来自鞍钢一线的人大代表。

1953年对我来讲，有一件大事和两件喜事。所谓大事就是我有幸参与了鞍钢建设的三大工程。10月23日无缝钢管厂投产，11月30日大型轧钢厂投产，只有炼铁厂第7号高炉因重大技术难题迟迟未能投产。我在关键的时候破解了技术难题，12月19日炼铁厂第7号高炉正式投入，仅用了一年时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投产，按照苏联的设计则需要3-5年才能完成。

5天之后的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专门给鞍钢全体职工发来贺信，称：“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并指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①]周恩来总理为“三大工程”的题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我的第一件喜事就是我的大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为“胡鞍钢”，代表了中国的钢都，也代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出发点。

第二件喜事是1953年12月20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唯一的技术员代表。

我见到了毛主席

我于1954年9月4日与部分辽宁代表抵京，被分配住在新建的东四牌楼六条的东四旅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备会议阶段，从9月5日开始至9月14日；第二个阶段是正式会议阶段，从9月15日开始至9月28日，历时14天。

9月5日上午，我们到政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召开党员人大代表会议，由副总理邓小平同志作报告。下午又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代表第一次预备会议，由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做报告，内容主要是会议日程和编组等事宜。

9月6日到13日，辽宁省代表团的代表在一起学习、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部法律草案，并组织小组讨论和发言。

9月12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及上述5部法律的草案，[②]这就为正式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9月15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

下午，在大会开幕之前的三点零五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来到会场，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也拼命鼓掌，心中兴奋到了极点。我高兴得眼泪掉下来，竟有些不相信自己，原来与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朝夕相处的领袖现在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毛主席身体真好，红光满面，身体也非常魁梧和健康，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全场都激动极了。

下午三点一刻，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紧张地拿出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还一边想多看毛主席一眼，他的每一句话多有力！多沉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心中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刻而又亲切地感到幸福。

毛泽东介绍了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最后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③]这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而欢呼

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④]，并在四天内完成讨论和修改。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当时我还写在了日记里。记得在1954年9月15日开幕当天，我们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长达3个多小时，代表们对报告不断报以热烈掌声。

9月20日，当大会宣读了修正过的宪法草案全文后，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会场上每个人都非常激动，都兴奋不已，场面非常热烈。全场的代表都站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代表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大会通过宪法后，在回驻地的车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欢呼不止。《宪法》的诞生，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拥护，老百姓都自发地上大街游行，高呼着拥护宪法的口号。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驻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

全体代表与毛泽东合影

9月21日下午3点，我们在怀仁堂后花园里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沈君儒等人合拍全体照。照片刚照好，我就抢先一个箭步，在葡萄架下等着，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走过来了，大家正在鼓掌，突然有一两位代表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开例，可不打紧，我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着：“毛主席，毛主席您好！”他慈祥地注视着我，微笑着。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放，感到从他的手上传来了一股无比的、巨大的动力，使我进步的动力。当时周围的代表挤得真厉害，都抢着握手，我不愿意侵占别人的机会，退出了圈子。当时我忽然灵机一动，走到走廊入口处等着，果然毛主席随着人群挤过来了，我立刻站在他的身旁，大家高声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在向大家招手！事后许多代表都非常羡慕地向我说：“你太幸福了，你就站在他的身边，当时我们羡慕极了！”

周总理首次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9月23日，我们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他还特别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总理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⑤]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也说明白了重工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这里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冶金工业，并作为重工业的首位，我也感到在鞍钢工作的重要意义。

9月24、25日，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听取并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

9月27日下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下午5点35分，刘少奇同志向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毛主席和朱德都以1210票全票当选，还没有等刘少奇同志说完，大家就站起来，欢呼鼓掌，我们特别兴奋。手臂举酸了，手掌鼓痛了，喉咙喊哑了，但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毛主席几次要大家平静下来，可是他要求大家平静下来的手势，反而引来全场一次次更长时间、更热烈的欢呼声。

同日，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当日晚，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天安门前，几十万大中学生、部队的同志和老百姓们已经在欢呼了。在回到旅馆的途中，我们看到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和人山人海，以至于短短的一段路程我们的面包车差不多走了45分钟，我们在车上和狂欢的队伍握手，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宾馆时，我的嗓子早已哑了，手臂更是酸得像要掉下来一样。

9月28日下午，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等10人为副总理。会议还通过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提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当日，大会圆满闭幕。由于临近国庆5周年，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我们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的观礼台上。游行的人们走过观礼台时都向观礼台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热烈欢呼。游行队伍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进入广场时，保卫着“宪法”的工人和农民徐徐地将“宪法”打开，出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全场立刻欢腾起来，热烈欢呼和鼓掌。

结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60年过去了，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全过程，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实践是检验一个制度的标准，经过长达60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世界193个国家竞争中最具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它是真正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八个大字。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