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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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交生涯

熊向晖

2018-05-11 09:20:50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9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7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221日至28日。

1972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221日上午1时至228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2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2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7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12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4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625日,朝鲜战争爆发。6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8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9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1949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7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5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9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1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编辑  季节)



[1] 本文所引《访华》,均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8489页。

[2] 译自199452日美国《时代》周刊,尼克松遗著《超越和平》摘要,第18页。

[3]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77页。

[4]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16页。

[5]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17页。

[6]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页。

[7] 参见《白宫岁月》第三册,第5页。

[8] 黄华 新中国外交风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22-32

[9] 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8-209

[10]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3页。

[11] 参见《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7页。

我的情报生涯

熊向晖

2018-04-08 13:22:17

 

编者按: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熊向晖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争时期地下情报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背景,同时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本文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1991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连载。18日,《人民日报》选登了部分片断,题为《周总理的魅力》。此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后来,作者又作了若干修改。为纪念熊向晖同志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信集团的贡献,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晖家人的同意,将在他诞辰100周年之前,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本刊进行了摘编整理。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7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5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9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4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4日发起进攻,5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22日去杭州游览。3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编辑   季节)

 

美国每年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作一茬接一茬。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领会林肯的深层含义,你们只了解林肯的字面意义,而不了解他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通过十多年研究美国宪法,我觉得其中有微言大义。

要理解林肯,我们不能只看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回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层历史背景。我2016年翻译了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教授写的一本极简版的《林肯传》,他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内战史学家之一。这本《林肯传》全书只有不到4万字,我又从林肯历年的演讲中选出了我认为最能代表林肯政法思想的六篇,我称之为“林肯六篇”,翻译出来作为传记的附录。这样做所体现的就是把“字面意义”和“历史背景”相结合。不光是研究美国法,研究任何一种外国法都应该秉承这种路径。

 

把握林肯时代的历史背景

 

186134日,林肯就职美国总统。1865415日遇刺身亡,当时他的第二任期才开始一个多月,距离美国内战结束只有4天。这场“烈火般考验”的内战,在1861412日打响第一枪,一直到1865411日结束。林肯的总统任期绝大部分都是在内战中度过的,所以人们通常将林肯理解为“内战总统”。

以前我们解读林肯,通常关注的是他在内战中身为总统做了什么,但必须要看林肯前52年还没有当总统时的人生经验,才能了解1861年的林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林肯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西部边疆渡过的。在这一点上,林肯和美国第一代国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美国建国最初的13个州,也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自学成才、喜欢读书的孩子。还有一种很“心灵鸡汤”式的讲法,说林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靠个人奋斗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实际上,林肯从30多岁就已经是很成功的律师了,1840年代末还担任过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伊利诺斯州。所以他的人生绝不是屡败屡战“屌丝逆袭”的类型。《林肯选集》中有一篇演讲是任何版本都会收录的,就是1861211日林肯告别生活了接近30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赶赴华盛顿就职时的演讲。这篇演讲篇幅很短,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每次读到都很感慨: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青年进入了老年……我现在要走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不是还能回来,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

而第二天就是林肯52岁的生日。他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对手,都是有着非常深厚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比如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论人生经验和政治资历在当时都远远高于林肯。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林肯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民已经决定了,要他来做这个总统。

可以说,林肯总统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美国早期宪法史。按照美国历史的分期,这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内战前”。林肯就任总统后,南北双方爆发了内战,北方从军事上战胜了南方,林肯也因此维系了合众国的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增修了建国宪法。而这一历史时期登场的政治人物都在千方百计求妥协,以避免发生内部战争。在如何解释1787年的建国宪法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政治路线和宪法学说的斗争。只是到了林肯奔赴首都华盛顿那一刻,这个斗争才从“文斗”最终激化到“武斗”。

 

贯穿林肯一生的宪法斗争

 

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大陆出现的是一个由13个主权邦结盟而成的邦联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体制完全无力解决很多迫切的政治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邦联可能连个政府都算不上。各个邦仍保留着各自的主权,邦联就是一个北美大陆上的“联合国”。所以才有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宪法会议,制宪者在当年9月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788年得到9个邦的批准后生效。这次制宪可以说是一个旧邦新造的过程,原本北美大陆13个邦国组成了一个合众国。

回溯这次通过立宪而建国的过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不彻底是因为这个过程从源头上就存在着多种妥协,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源自建国时刻的分歧就造成了解释建国宪法的两条政治路线。

一种是国家主义,主张既然有了宪法,那么合众国的主权者就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在联邦与州发生权限争议的时候,应当由代表全体的联邦最高法院担当起这部宪法最终的权威解释者。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州权主义”。从一开始,州权主义就同国家主义如影随形,而到了1830年之后,州权主义就主要和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南方的政治学说。州权主义者认为,各州并没有因为1787年宪法的批准生效,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而这部宪法也不过是各个邦之间的契约而已。各个州作为宪法契约的缔约方,保留着对宪法最终的解释权。

如果将这种州权主义的路线推演到极致,就可以说,既然每个州在解释联邦宪法时是权威的声音,就意味着州可以判断联邦政府的法律或决策是不是符合宪法,也就意味着州可以主张那些它们认定违宪的联邦立法在本州辖区内是无效的,甚至可以主张本州的民众或者民兵组织暴力抗法,把本州境内的联邦执法官员驱逐出去。州权主义一旦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宪法学说。在1830年前后的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关税危机中,南卡州就和杰克逊总统发生了剑拔弩张的宪法斗争。

在构成林肯人生背景的“内战前”时期,上述的两条宪法路线,一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们基本上是在建国宪法框架内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两者是基于宪法搞抗争,而不是抛开宪法闹革命或独立。整个早期宪法史阶段,斗争双方即使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也都能保持着最后那一点克制,这恐怕就是80多年“相爱又相杀”的历史延续。

一直到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南部诸州才觉得“退出”共同体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林肯在离开斯普菲尔德时会说,自己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那时候,美国南方诸州已经开始宣布退出联邦共同体,组建了南部邦联,如果说华盛顿以及那代人的任务是建国,那么林肯的任务就是护国。

80年来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文化。每一方都不停主张自己才是建国宪法精神的真正传人,主张自己才真正抓住了制宪者原初的意志。在林肯的中青年时代,美国就存在着这么一种不断回到宪法文本来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论证的文化。

《林肯传》中收入的“林肯六篇”,第一篇是林肯在1838年的一次演讲,还不到30岁,未及而立之年。余下五篇都是他担任总统之后的演讲。第二篇是186134日的第一次就职演说。

我之所以对林肯产生兴趣,最初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法学院上课时读了林肯这篇1838年演讲的英文原版,放回到美国早期宪法史的脉络中读,我们不难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林肯注定是要做美国总统的,他抓住了美国宪法政治在当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这篇演讲题目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贯穿全篇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在革命者已经离开人世间之后,作为美利坚政治民族的新一代人,应该怎么对待革命者留下的革命遗产——1787年确立的宪法。从逻辑上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不断革命,新一代人可以制定本代人自己的宪法。要知道当时费城会议所立下的这部宪法还谈不上什么因时间流逝所形成的尊严和权威。既然上一代人可以用1787年宪法取代1781年的《邦联条款》,那么新一代人可以依葫芦画瓢。另一种可能就是守护这部宪法,让这部写入革命者意志的建国宪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传承和守护。

我们看看30岁的林肯是怎么说的: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我们现在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当建国者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林肯是如何讲述法治的。对他来说,违反法律——当然也包括宪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撕裂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林肯把宪法视为一个跨越代际的对话过程,革命者深知他们有一天终会离开政治舞台,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写进宪法,守护宪法也就是守护革命者在建国时的意志。

所以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第二代人要以守法者的姿态进入美国历史,要把由建国宪法建构的政治大厦传承下去。这是时代的命题,林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这就是林肯生活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存在着的一种宪法文化。这种宪法文化在美国早期历史可以概括为“以斗争求团结”。

 

“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

 

喜欢读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麦迪逊在费城宪法会议上所留下的笔记,中文版是由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文化。无论是州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大家都会不断地返回建国宪法的文本,尝试通过某种原旨主义的解释方式,求得当下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林肯所处的历史时代,美国宪法文化以及宪制发展走上了这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麦迪逊是在1817年离开首都华盛顿的,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返回家乡弗吉尼亚。他一直活到1836年,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制宪者。在这漫长的19年中,只要美国政治发生什么需要援引宪法来解释的重大政治争议,就会有人来向麦迪逊讨教应该怎么理解宪法。

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国务卿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就多次致信咨询麦迪逊,向他请教有关“内陆基建”的合宪性问题。因为麦迪逊是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制定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他手里握有制宪会议期间最完整的记录笔记。而他又迟迟不肯公开自己的笔记,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才把制宪会议的笔记卖给了国会。林肯生活的时代距离建国并不遥远,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可以理解和把握制宪者的原意。上至华盛顿的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他们都在这一时期养成了一种通过历史原意来理解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政争的政治心理。将宪法规范设定为一种共同的纲领,援引它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

这种宪法文化形成之后,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文化具有笼罩性,不管任何人主张的政治立场或者宪法路线是什么,都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进行自我论证和表达。林肯可以说是美国第三代政治家中国家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第一份就职演说时,就参考了安德鲁•杰克逊、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这些第二代政治家的国家主义文献。如果说林肯是“建国者之子”,那么林肯的政治对手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相对来讲就是“国之贼”了,但他同样是利用这种方式论证退出之正当性的。因为在南部邦联的领导者看来,他们从这个已经腐朽的联邦共同体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南部邦联,自己才是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传人。

二是“信则灵”,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整套“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就是要求每一代美国人要相信这部宪法是当下所有人共有的一部根本法,要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建国制宪者的原意,通过确定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解决政治冲突。

那么,宪法信仰由何而来呢?美国宪法的序言一开始就讲,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制定了这部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美国人有哪个参与了1787年的制宪?能从血缘上追溯至1787年至1788年的美国人的,恐怕也只是极少数。所以说这种宪法信仰能够得到培养和延续,只能依靠一套关于“什么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要让美国人相信,存在着一个从建国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前后贯通、跨越代际的“我们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和建国者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内。否则,现在的美国人就无法理解建国,没法把建国者的原意从他们的历史语境翻译到我们的政治世界。这是美国宪法文化最关键的地方,面对着这部古老的宪法,首先要相信这部宪法。

 

美国宪法当前面临的危机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法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信则灵”,反过来说,“不信”则整套运转机制就会瘫痪。信的话,一部宪法越是古老就越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会给一部宪法带来权威和尊严。但如果不信,一部古老的宪法反过来就是一种负资产。

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部起草于马车和油灯世界的宪法,能够解决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比如2008年的持枪权判决,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以原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第二修正案,但方法相同,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解释历史,归根到底取决于谁人掌握当下。

那么,美国现在所遭遇的大麻烦就是,某些社会群体显然失去了(或者从来没有形成过)对建国宪法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这个宪法是属于自己的宪法,并且开始对宪法追根溯源,认为这部宪法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白人有产者男性制定的一个文件而已,是一部有奴隶主参与起草并且最终也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既然如此,现代的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政治认同建立在对这部宪法的信仰上?

前不久,林肯纪念堂无端受到侵扰,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林肯在宪法史上的地位,原本是不可撼动的,但现在显然也遭受到了挑战。

这就是原本行之有效的立宪政治在遭遇文化内战之后发生的故事。原本,整个宪法信仰的系统都建立在这一套关于“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上。而对于这种历史叙事,万万不要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追问“我们是谁”,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共同体大都经不起这种追问。我时常认为,现代社会要承认多元性这个基本前提,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黑人和白人,非法移民和公民。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但一个政治共同体,还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政治秩序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林肯的时代和当下做一个对比。林肯的难题是什么?当两条宪法路线的斗争逐渐定型为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地域分裂后,南方就是在“用脚投票”,要退出宪法构成的共同体,分裂出来另组新共同体。而美国现在的多元社会已经裂变为一种复杂多样、混乱的文化政治局面。某些边缘团体即便丧失了对宪法的认同,但“用脚投票”的空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认为美国真的会分裂。林肯通过内战中的血与火确立了美国政治最根本的规矩:在美国的立宪政治框架中,任何地方政治单位都没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却是不成文宪法中最具基石性的规范。

现今美国的文化内战提出了不一样的挑战。林肯当年的时代,美国地分南北,但都是白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考察美国近年的人口构成,正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所担忧的,整个美国出现拉美化或墨西哥化的趋势。研究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尊重既有的多元性上,而放任身份自治。美国宪法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私人自治权(right to privacy),就是说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表达自己的存在方式,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这种“私人自治”的权利听起来美妙,但推演到逻辑上的极端也会导致出现我们不愿见到的情况,尤其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宪法学说应当更关注众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以及如何建构起一个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对美国宪法研究的反思

 

我简单说一下三个方面的个人反思。

第一,美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观察一个民族是如何以宪法作为自己的根本构成和延续方式的。怎么理解美国?过去40年,这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一直是个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美国,很多时候这和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曾经一度,我们对美国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把美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更年轻的一代看美国,则显得矫枉过正。其实,我们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无端的膜拜不行,无缘由的恨也不至于。

研究美国宪法,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美利坚民族政治从创建到现在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中间有个宪法故事。更特别的是,除了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大国,可以观察到一批政治家是如何起草一部宪法的,如何通过起草宪法来创设政治框架,又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试、改造以至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立场,像托克维尔一样去观察美国法律和政治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进程。

第二,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不要让美国成为中国当下政治意见分歧的源头。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还不是特别理解美国,有一个例子能够反应出我们对理解美国的偏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刚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撒花”庆祝,将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理解为人类争取自由、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但是过了半年,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时,朋友圈又全是蜡烛。而斯卡利亚在同性婚姻案中是持反对意见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为同性婚姻判决鼓与呼的中国人,在听到斯卡利亚去世的消息时,至少应觉得暗自庆幸。我们的反应,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也能看出,是自我分裂却不自知的。

第三,放宽历史的视角,不要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不能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现在的信息传播技术快得可怕,我刚开始研究美国宪法时,很多最基本的材料都很难找。现在材料极其丰富,看都看不完。斯卡利亚去世的三、五个小时内,我们在美国法学院留学的学生,就可以写出来比较深入的介绍斯卡利亚生平和法理的公号推文。但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反思一个问题,研究美国宪法、美国政治,我们自己的研究议程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在美国文化内战中选边站,也不要比美国一些法律博客跑得还快,要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

                                           (编辑  杨利红)



*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基于“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第12期)”所做演讲整理而成的讲稿,这里刊发的是演讲的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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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源于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的报告,谨向盛情相邀的蒋晓丽教授、赵毅衡教授致谢。

*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461页。

[2]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3]同上,第44页。

[4]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载《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2期。

[5]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载《人民日报》2016517日。

[6]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新中国辉煌三十年》,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7]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8]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韩少功“序言”,第8页。

[9] 甘惜分,1916年生人,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201618日,甘惜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些国家却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具备。

 

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苏东国家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长达28年。即使是从武装斗争开始的1927年算起,到1949年漫长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因为革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而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导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农村土地革命与农村社会革命的重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是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

农村土地革命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

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首先是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等社会经济文化精英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结构,兑现了让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其次,通过分配土地,将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组织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宗教机构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农村社会革命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了最基层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到最基层村庄的一套完备的党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且管理成本相对低廉。在这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有了物质保证。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全国人民的温饱。因此,历史地看,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队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独特条件

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死后,军阀林立、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名义上是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到1920年之后,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没有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服从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从而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

在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同样常常被人忽视,并不认为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贯彻到一定级别的行政单位,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

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起码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力,无论什么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还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1930年代,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始终对苏联干预我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传统上,中国的国家政权名义上是中立的,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名义上,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而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看上去人们得到了民主,但因为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经常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新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在局部地区性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相对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生产,必须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总产值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度融合,但却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并不容易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竞争地位。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能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方式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1970年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恰好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努力,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行业,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

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

经济学家们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尼、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就是因为,中国不仅人口比这些国家更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更适合现代工业生产。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

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电力工业初具规模,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基础设施短板无法吸引投资的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能够做到那些虽然人口规模不如中国、但也相当多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有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让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接轨,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金融业虽然并不发达,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完备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提供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品,但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

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起码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从此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剪常备军规模,使国家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198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和裁军之后,在经历了苏东巨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条件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观察者网新闻总监,《经略》网刊编委。

 

 

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理念,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这些创新既根源于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学习、借鉴、融合和创新”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果。

 

创新理论与借鉴吸收世界文明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20143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多彩”、“平等”、“包容”和“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他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不要看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一文明观与“西方中心论”、“普世论”是迥然不同的,是我们在对待不同文明必须掌握和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境内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以及与世界各国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产物。中国历史一再表明,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和巨大的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根本保障,也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于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为了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真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把握创新理论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应该遵循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 “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 “中国人不做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地,而是要做西方外来文化的主人。”[4]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对国外引进的理念和理论,必须加以“利用、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对于一些敌对的、腐朽的和极端错误的理念和理论,要进行分析和批判,不应任其在人民中间传播泛滥。

利用与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了西方国家创造的许多新概念、新理念,革新丰富其内涵。例如“全球治理”概念,最早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0年提出,其后“斯德哥尔摩全球安全和治理倡议书”的问世和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推动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基本议题之一。我国不但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而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革新并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理念,使之为我所用。习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

吸收、融合和本土化

根植于广袤中华沃土的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有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五千年来吸收了许多民族和各国的优秀文化,具有强大的消融能力,在不断消化和融合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本土化、中国化。例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本土化实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6]

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的政策原则应是“学习、吸收和超越。”例如,我国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就是这样做的。

引进、吸收与创新

为了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引进后必须予以吸收和消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的高铁在已有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经过我国科技人员充分消化再创新,形成了拥有系统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现在已成为我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据德国媒体报道,我国的高铁已在全球高铁市场上占据了69%的份额,而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只占到9%8%3%,余下的11%分别由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公司分得。[7]

但总体上看,我们许多部门企业仍热衷于引进,而不重视以我为主,在吸收消化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如果只引进不创新,不但要支付大笔专利费,而且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被动跟进。由此导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被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实质提高技术竞争力。引进是手段,自主创新才是最终目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8]

引进与保护本国经济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经济,但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损害我国的经济。以种子业为例,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种子业的龙头企业大多已被外资并购,我国中小种子企业在国外种业大公司的围追堵截下生存空间极小。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多数还是“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真正原创性的技术品种还不多,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要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当然,我们说要保护民族经济不是要保护那些落后企业和他们的落后产品,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引进国外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来促进本国产品的升级改造,提高国际竞争力。

原创与革新

原创与革新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创新。革新就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再创造,而原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就没有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一项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但造福本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世界人民,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国家若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它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很难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失利。而且,一个国家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它对基础理论的贡献,美国政府历来都是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美国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他号召我国的科学家们“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9]

循序渐进式发展与非对称性赶超发展

循序渐进式发展是指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或仿造研制什么,故又被称为“跟跑式”发展。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10] 什么是“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11]

 “非对称性”赶超战略是指,瞄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中某些最前沿的领域,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关键领域和我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现有的优势和特长进行跨越式研发突破,创造出一批“非对称性‘杀手锏’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12],尽快使我国从“跟跑者”转变为“并行者”和“领跑者”。[13]

 

把握继承优秀传统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指引,为我们治国理政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智慧和启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养分。

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5]。“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6]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7]

当然,继承不是不分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我们必须摒弃其中的消极、落后、腐朽的东西,弘扬其中的精华,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阶级都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传统文化找出符合本国或本阶级利益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鉴别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和弘扬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要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和拓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对内继承发扬与对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强有力的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因此,我们不但要在国内将它继承好、弘扬好,而且还应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要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确立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考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1] 如此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质意义的新认识。

第二,要把对外传播的重点放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中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方面。这些年来,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偏重于中文、武术、国画、戏剧、剪纸等,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却重视很不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精髓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只有把这些精髓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感召力、渗透力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2]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每次出国讲话,不论走到哪里,或在接见外宾和外国记者是时都要引经据典,既生动地阐明了我国的内外政策,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尤其十分重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和传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主张。这些思想观念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赏,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编辑 迟晨光)



* 钱文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1]  习近平201310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3-10-21.

[2]  习近平2013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3-08-20.

[3]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4] 引自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魏萼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出版, 第40页。

 

[5] 习近平20143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新华社,2014-03-27.

[6]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7] 德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铁威胁德法高铁”,201688日。

[8]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6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页。

[9] 习近平在2016530日科技创新大会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30.

[10] 习近平20133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03-04.

[11] 习近平2013821日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08-21.

[12]  习近平20161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1-18.

[13]  引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 164页。

[15]  习近平201410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4-10-15.

[16]  习近平20142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4-02-24.

[17]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18]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4 页。

[19] 习近平在2014年春天两会期间参加贵州省代表小组讨论会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4-03-07.

[20] 习近平201312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12-30.

[21] 习近平20149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4-09-24.

[22]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得最多的经济学话题之一。按照一般经济学者的看法,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让市场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投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资本”包括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私人资本,而不包括国家资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国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似乎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次是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放开土地兼并,允许以资本为核心来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林张之争”背后的核心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1610月,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进行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分歧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产业政策,却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从而让西方的国际霸权维持了四、五百年。而林毅夫则认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才刚开始,它们面对的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扶持政策,不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经济的发展,就会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原料和资源出口国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外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由国家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扶持,才能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改革之初,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控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形式上似乎与欧美的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发展水平也全面倒退,甚至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治理能力。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基础的产业积累,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无力改变这一状况。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些国家虽然极少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它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接近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所言,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它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企业高速成长

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能免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也没能做到,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升级同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已不能继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从而从2008年起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投资“铁公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通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工程机械都依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大力支持,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久陷困境、甚至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像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也莫不如此。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挤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相互合作的案例。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中国经验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时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级地方领导出于对“唯GDP”政绩的考虑,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如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代会和政协占据过多席位、党政干部通过各种民间沙龙、同学会等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下降到20%左右,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50%以上。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无视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体制,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私人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利用种种话题,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越来越受推崇的局面。

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的功能做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调控遏制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一轮幅度更大的上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国家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并非如中央所愿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商业机构,银行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优势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在扩张,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优势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它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经略》网刊编委,观察者网新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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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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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正是以之与封邑相区别。

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 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它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获得了后人很多的赞赏,包括毛泽东也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呢?

1973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就是郭沫若先生,他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那么,《封建论》这篇文章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的呢?

“封建”问题源

“封建”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这是指自先秦时期,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顾颉刚先生说:“封建”实际上就是指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分给他的子弟或者是姻戚。封,就是把土地分划开来;建,就是建立国家。[①] 古人称封土建侯。所以它和我们近现代史上,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所指的社会形态的名词——封建社会的这个“封建”,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虽然在汉语里是同一个词,但词义不一样,是名同而实异。我们探讨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主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一般史书上都说,分封制是从西周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初显形态的封建,在西周时封建制得以确立。当时,较为落后的周人从西而来,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殷商及东方诸国。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人的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它是刚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周时期的封建,一般认为是两次,就是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其实是三次。在周朝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文王已经把他的王畿内的土地,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封建。[②] 第二次封建是武王克商之后,把商纣的儿子禄父(武庚)封在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又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东方围绕着殷商的故地,监视殷人,史书称为“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武庚带着原来的殷商旧民以及“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然后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一带,在更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分封诸侯,把土地分给姬姓宗亲姻戚和功臣,史称周公封建。在这三次封建中,以最后一次制度最为完备,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③]。但封建制的开端是文王,毛泽东那首诗里“莫从子厚返文王”一句,说的就是文王的第一次封建。

西周的封建也是有多个层级的,可分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然后下面是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就是说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裂土,享用地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西周自周穆王以后,统治秩序趋于松弛,周天子的权力渐被削弱。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夷王时“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就是说边远地区的诸侯国不再朝觐朝拜了。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出现了比较早的郡县制。

郡县制,大家多认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晋国。春秋末年,封建制逐渐衰亡,战国时则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时代。当时诸侯列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建立君主集权制,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

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秦统一后所设的三十六郡,实际上是以战国七雄原来已经设置的郡为基础再行划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来取代世袭贵族的分封制。所以,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上》)就是说秦代的郡县制很完备,推行得特别彻底。秦代的郡县制分天下为数十郡,每郡之下再分为若干县,县下面再设乡,乡下面再设亭。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做过“亭”这个基层组织的长官。亭的下面是里,里有里长。所以,郡县制分为五级单位,郡、县、乡、亭、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朝廷可以统辖的、由上到下很有秩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历代关于“封建制”的讨论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辩论的焦点: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和郡县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秦始皇在建国伊始讨论治国方略,主持评议的时候,守旧派和革新派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屏障帝位。 “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众大臣宴饮,有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主张恢复古封建制。丞相李斯起来反对,指其不足为法;紧接着,李斯又提出要焚毁《诗》《书》、百家之语,消灭私学,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取舍问题。秦始皇欣然采纳李斯的奏议,下令烧毁了《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杀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司马迁在总结李斯的历史功劳的时候,说他“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历史功绩作了肯定。这是秦时对分封制的争论。

秦末楚汉之争时,郦食其曾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而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史记·留侯世家》)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部下,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功高震主,为刘邦所忌惮。他们政治野心膨胀,相继反叛,最后身诛国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接受教训,以为同姓王可靠,于是又封了“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后来形成诸王国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时,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这些同姓诸侯国国土太广,有的竟一连数郡,太危险。但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汉景帝即位之后,重用晁错。晁错建议,山东诸国(齐、楚、吴)强大,危及国家安定,须着手削藩,以尊王安民。晁错的建议立即引来了反对者,他们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最后景帝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景帝力陈削藩,晁错之策最终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实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乏有人为封建制辩护。曹魏时期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实封。像大家都了解的曹植,就曾经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有监国监视着,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正是因为他后期的这种抑郁、苦闷、愁怨,才使他的文学作品蕴涵着哀怨动人的情感力量。所以,政治与文学这两个评价标准,有时候是难以统一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要处理好的一个矛盾。我们在读曹植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符合历史,才能从政治大局、历史大势出发,对一个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做出中肯评价。

到西晋时,司马氏认为,曹魏迅速灭亡的教训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于是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利,实行封建贵族统治。相应地,朝廷和社会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著名文学家陆机的祖国吴国被灭的时候,曾经率军抵抗。他喜谈历代兴亡、治乱、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撰写了《五等诸侯论》,探讨封建制的等级(公、侯、伯、子、男),强调了“五等”制的好处。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到隋唐再次统一。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政策徘徊不定,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时期。

唐太宗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在众多明臣、忠臣、直臣的谏止下,唐太宗虽然想恢复封建制,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这也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很难得的兼听则明、从谏如流的美好品德。

初唐时期评议封建的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这两篇文章持论都比较平允,大体上倾向于抑制封建,主张虚封而不赞成实封。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曾经问计于邺侯李泌,说在平乱过程中有两个大臣的功劳特别大,一个是郭子仪,另一个是李光弼。这两人虽然已经当了宰相,但是对于他们攻克两京、平定四海的勋业,不知道再给什么奖赏才合适。李泌以汉魏周隋初唐的历史经验相告,认为对功臣只可虚封,不可实封。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这实际上也是功臣不实封只虚封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到中唐,元和年间就出现了一篇讨论封建制的杰作——柳宗元的《封建论》。

“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唐代比较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优劣短长的最具盛名的文章。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当时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

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均田制的瓦解,自北周直至初唐一直实行的府兵制渐遭破坏。府兵是由各地方的军府管辖的职业军人,平时轮番守卫,战时出征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均需自备。[④] 我们大家熟悉的《木兰辞》,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兵制。战事发生时,朝廷一声令下,编在军籍的府兵就得自备武器、自带干粮,出征作战。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后来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为了拒止周边各族的侵犯,玄宗朝大量扩充边防军政,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天宝年间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尤其是在北方诸道,有的节度使经常兼任两三个镇的节度使。如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一人曾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十年不调。他有这么多军队、这么广的地盘、这么大的权力,又有雄厚的财力,所以才能发动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则设立了防御使或者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塞。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之上又出现了军事行政单位,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就构成了唐代后期所谓的藩镇,又称方镇。

安史乱后,叛军的党羽纷纷投降唐朝,但是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予节度使的称号,由他们分统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

从唐代宗朝到唐德宗朝,这些强藩大镇互相兼并,竞相叛乱,严重祸害百姓,危及国家存亡。建中二年(781年),一起规模很大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这起战乱的直接起因,是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擅自遵循“河朔旧事”,自请为留后,且得到了河北另外二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初即位,颇想重振朝纲,不允其请。于是四镇一起反叛。朝廷历经四年,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藩镇叛乱。但是,最终安定局面的形成,依然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

这次藩镇叛乱是柳宗元童年时期(“建中之乱”发生时柳宗元九岁)发生的大事,而且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战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⑤]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

“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和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柳宗元入朝为官之后,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新进朝士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对于此场运动,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⑥]

唐顺宗李适早在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二王集团推行的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是下令改革积弊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是要为朝廷收回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不久先后死于贬所;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远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但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革新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宪宗虽然贬谪了“二王八司马”,但在反对藩镇割据、重树中央权威方面,则与之一脉相承。

 

元和年间,柳宗元先是被贬永州司马,后来又再贬柳州刺史。但他在任所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⑦]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⑧]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出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的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其《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集中表明他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的重要论文,他在此文中是借批判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树立朝廷的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把当时的制度看作是圣人意志的体现。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他在文中首先描述了人类早期是怎么由原始状态发展到阶级、国家的产生这个过程。在《封建论》的开头,他说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原始人类处于十分落后的野蛮状态,无法对抗外来的侵害,人类在维护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不存在什么天命或圣人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圣人”、“圣王”,他们首先是作为“智而明”的“有德”的人,而被一层层推举出来的。而人类社会中这个自下而上的推举过程,遵循的又是历史的发展大势。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什么 “圣人”凭主观意愿创造了礼乐刑政等制度。就连“圣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主张封建者的观点的有力批判。以前主张封建者,多认为封建乃“圣人”、“圣王”之意,在他们看来,封建制不是古代历史客观条件所使然,而是先代圣主明君意愿的产物。针对历史上不绝如缕的这一类观点,柳宗元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他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即“势”,使之然也。

柳宗元此处所用的“势”,是从法家思想那里借来的。战国时期,慎到、韩非子等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抱法处势”的主张。法家所用的“势”,虽然主要想说明君主的威信和权势,但也有承认“势”的客观性的意味。柳宗元借用法家的“势”这个概念,但更加侧重于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并将之与主观性的“圣人之意”对立起来。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对社会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相通之处。所以,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的立论,就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探求封建诸侯的历史起源问题,极独到又具深度。他深探封建制起源问题所采取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自然观基础上的历史观。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能够比历史上其他论者更为辩证深入地阐述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

柳宗元在文中细说史实,具体阐述了封建制产生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历史原因。

他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说明实行“封建”制者并不一定都好,推行“郡县”制者也不一定不好,周之“封建”制之所以被秦之“郡县”制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的意志。

历代赞扬封建制、批评郡县制者,经常会拿历史兴亡说事。他们把周之封建制美化成天下大公的理想制度,而指责秦所推行的郡县制是“家天下”,并进而把郡县制下的帝王专制和暴虐统治,都归罪于这一制度本身;而将封建制与享国长久联系在一起,并举出一些偶然相合的史实做例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使得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驳。

但柳宗元则不然,他指出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而是 “势”使然,所以封建制未必一直就好。接下来他就将实行封建与否和享国长短之间的联系拆分开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用史实说明实行封建制的朝代未必就享国长久。如,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消解,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之没落及周之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了。然后,他又辩证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汉得天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却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惠、文、景三朝。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疆域,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本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方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如西晋刘颂认为,郡县治理只能“理小政”而无远虑,不如诸侯;(《晋书》卷四六《刘颂传》)陆机也说,郡县长官“为利图物”侵害百姓;诸侯治理“为己思治”,明大义、守规矩。(《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对此,唐初李百药据具体的史实加以反驳。(《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对于那种将封建、郡县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柳宗元首先指出,在实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诸侯叛乱更容易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西汉建国初年也是这样。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期,反而是容易长治久安的,像汉朝的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都是能够治理一方的贤良守宰。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治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好,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行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封建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郡县制),而在于“政”(暴政)。因此,柳宗元就比此前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思路更为清晰,分析得也更为辩证透辟。

另外,柳宗元还联系唐朝的社会现实提出施政方略。他说,现在国家全部实行的是郡县制,在郡县始终都设置了守宰,这种制度是被历史沿用并证明了的好制度,当然不能改变了。那么,在现有的郡县制下,怎样才能做到国泰民安呢?办法有两个:“善制兵”,“谨择守”。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同时又能很谨慎地挑选出地方官吏,那么国家的政治就能清明太平,不会发生叛乱了。其中,“善制兵”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因为柳宗元在前文已经讲过,当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如果朝廷能够控制好兵权,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多的藩镇叛乱。柳宗元又对几种将封建、郡县制度之争与国家治乱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柳宗元认为,那些持“实行封建制延祚长久、实行郡县制政权短促”的观点的,不是什么懂得治国之理的人。试看一下史实:魏晋两朝实行封爵制度,与汉初之封建制差不多,但魏晋的国运并不长久。当今唐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已经享国二百年,国家基业仍很稳固,这与封建制又有何关系呢?柳宗元还反驳了“不应改变殷周圣明天子制定的古制(封建制)”的意见,认为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是从秦代开始的。

柳宗元在此对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孰为“公”,孰为“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也优于封建制。当然,他又辩证地看到,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也是有其私心的,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他在分析封建、郡县孰优孰劣这一问题时,不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发现了历史运动(政治变革)的客观意义与实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改革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在郡县制度下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他认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论封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宋祁在《新唐书·宗室传赞》中转述柳宗元此文大意之后,也认为文中所论“诚然”,并且认为“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明确指出柳宗元此文所论之封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发的,而且他也同意柳宗元提出的建议,希望朝廷善制兵,平定藩镇叛乱。

毛泽东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熟读唐人《封建论》”,说明毛泽东是很认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体现出的历史进化论;“莫同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自然也包括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孟之儒观点的批判。毛泽东奉劝郭老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在废封建、立郡县这一点上退回到搞分封诸侯的周文王时代去。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高度评价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和历史背景,但是不可否认,柳宗元的《封建论》确实具有思想上的特异之处和历史先进性。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对封建制,认识到封建制本非“圣人意”,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然。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郡县孰公孰私问题,对封建、郡县的治政孰难孰易,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还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了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而且,《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以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对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权不能下放。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还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编辑  季节)



¨本文是根据作者2016年10月12日在北京市高教工委于北京大学举办的“名家领读经典”讲座讲演摘编。

* 杜晓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 顾颉刚:《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集,第329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 杨宽:《西周史》,第373-3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4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 本人对府兵制的理解,主要参酌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书中之研究成果,而与陈寅恪、唐长孺、谷霁光诸人之观点并不相侔。

[]当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还写过一篇《夏口破虏颂》,歌颂鄂州刺史李兼在建中四五年间奋力死战,多次击退李希烈叛军的壮烈事迹。后来,柳宗元在为其二姐崔氏所写《亡姊崔君夫人墓志盖文》文中也对其一家在战乱中所受的苦难有所追述。

[] 所谓“永贞革新”,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某些学者对唐顺宗在位期间王伾、王叔文集团新政的指称,实际上名不副实。顺宗在位总共只有六个月零十天,且未改元,用的依然是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的年号。到了顺宗传位给唐宪宗的当天,才下令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的。而王伾、王叔文等人的新政,主要也是在顺宗在位的这六个月中推行的,到宪宗继位,改元永贞之时,二王集团已经失势,所以不能称之为“永贞革新”。(参柳思言《评所谓“永贞革新”》,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刊《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但是考虑到此称已经在学界通行多年,本文姑且沿用之。

[] 柳宗元的许多文章的写作时间不可确考,但学界大多认为,系统性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应写于被贬永州期间,而相对较短、涉及具体问题的政论文则可能写于在京为官时期。本文对柳宗元诸多文章作年的判断,参考了尹占华、韩文奇校注的《柳宗元集校注》附录《柳宗元年表》,中华书局201310月版。

[] 下面对柳宗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诸观点的缕述,参考了廖钟闻的《中唐爱国主义者柳宗元的反分裂斗争——兼论柳宗元和韩愈在国家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论战》(《辽宁大学学报》1974年第6期)一文。但是我认为,韩愈和柳宗元虽然在对藩镇问题上的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二人之间更不存在所谓的论战。因为韩愈对藩镇割据也是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的,他曾随裴度平淮西,并撰《平淮西碑》,后来还只身驰入割据自立的深州,在叛军刀戟之中,正气凜然,以大义相责。最终以其忠勇与胆识说服了王廷湊及其部下,使深州守将牛元翼得以溃围而出。

 

 

惊悉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先生于327日去世,享年104岁。我深感悲恸,以此文纪念马宾先生,回忆我在30多年前与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人怎么会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马宾先生,他成为我走上国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5月,当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父亲胡兆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工作,由于他在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宾是1932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鞍钢的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由于我父亲曾与他共过事,读博期间我就去看他,到钢院家属宿舍马宾先生家做客。当时马老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马老向我推荐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包括他当时翻译并正式出版的劳埃德·雷诺兹(L G Reynolds)《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成为我的入门教科书。

我还记得,马老曾将周小川的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借给我看,当时周小川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量化研究国民经济,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很有示范效应。

在马宾先生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转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后转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由多位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其中包括马老,他特别希望我能够从事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要对农村人口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达到了2.6,农村又高于上述水平,远高于妇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将持续高增长,人口生育政策出现了摇摆不定的严峻形势,为此马宾、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否则我们将错过历史给出的最后机会。

1986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国农村国情特别是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与粮食供需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负责,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学科地对我国中长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了综合研究、定量分析、长期预测,其中我负责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与王毅代表小组执笔撰写了《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3-2.4)趋势发展,中国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6.3-17亿。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基本国情仍然应该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我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犯“急性病”,头脑易于过热的“速胜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持久战论”。我们的报告与批评得到了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与生育对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内容。马老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对我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分析进行了综合评价。他特别指出,现在看来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动员,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提高我们的人口意识,增强我们的危机感,提高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自觉性。我们提出对人口问题要有危机感。同时,一旦有危机情况后,我们还要“临危不惧”,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两会”之后,中央都将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重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妇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曾出现过大的辩论,伴随着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老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搞通货膨胀的主张。直到19889月底,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重新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花两年时间转向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

19896月,我与赵涛博士(经济学)、姚增起博士(系统分析)完成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报告》,在肯定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针对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国民经济明显出现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大问题,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对此,我们还首次提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数量指标和重大比例关系,供决策部门参考。[]马老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针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评,认为既客观又尖锐。

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

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曾总结了这一段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历和体会。我研究国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刚考上博士生,怎样选择论文题目?我根据社会需要作出了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我是从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问题入手,从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国情的。我有幸得到众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的指导。其中就包括马老,我博士毕业之后的几项重要国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时,我更加坚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由此不仅走上了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重大选择,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涉及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此世界上没有可供参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错就是百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政策争论。

1993年王绍光和我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对我们所提出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议,给予了首肯。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取得共识。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有待于作者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后来,我和王绍光、康晓光撰写并出版了第二个报告,即《中国地区差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项关于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马老的好评。

马老104岁的人生之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有他的一份贡献。我这里只是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国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与马老有关,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题目,如人口与发展,使我能够较快进入国情研究这一新的领域;有的是我及合作者完成的国情报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不断创新。至今我仍然坚持国情研究要涉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定位,还要持续研究、跟踪研究、系统研究,例如人口与发展、地区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才能不断地积累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信息、知识、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地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目标。

我真挚地怀念那些智慧之人,他们启发人、引导人、鼓励人,使我走上国情研究之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马老就是其中之一,仅以此文表达悼念马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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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中国科学报社编:《国情与决策》,第87-90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1989119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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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4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825日到1966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12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4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4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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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是“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在1991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后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十五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俩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起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送行人中的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炼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促使这些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他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待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间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7日,胡先生交待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待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诺,父亲安排得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815914,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请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讲胡先生跟他相处的随意,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既然如此说,胡先生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都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这样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编辑  季节)



*熊蕾,熊向晖的女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1969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采访组:1969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1966届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19691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了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工农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年我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用现在的话讲都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受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的。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采访组:从您自己角度看,知青生活是什么样的?

孔丹:这些年一直有影视作品讲那个时候知青的故事。有一种“伤痕文学”,表达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还有一些理想主义作品,把当年知青的生活表现得很浪漫。记得反映北京知青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播出之后,我们中信有的年轻人就说:“孔总,我们真羡慕你们啊,你们那时的生活多么浪漫呀!”我说:“这有点扯淡吧,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少数人可能有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到农村去,马上适应农村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既没有某些文艺作品描绘得那么苦不堪言,也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浪漫,我觉得这才是大多数知青的真实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19692月,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坐在卡车上,经过延安,一直开到延长县城,然后就有农民带我们翻山越岭到各个大队。其实我们刚到农村时,并不能给当地作贡献,反而给当地人带来负担——社员不仅要关照我们,还要教我们学习劳动技能,带着我们参加农业劳动的各个环节。春天要开始种秋庄稼,种玉米,种谷子,种糜子,种荞麦。播种前,我们要用?头翻地。?头是陕北农民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半月形的,面积比较大,吃土更多。刨了土块,再把它打散。下籽不久,庄稼就长出来了。庄稼生长过程中,还要定时锄草。到了盛夏牛白天不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陕北种麦子的办法很特别,我们把羊粪在口袋里装满,用驴驮到山上的地头,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袋粪。然后我们在笸箩里面把麦种和粪均匀地用手搅拌好,前面一个人拿一个?头刨坑,后面一个人把粪和麦籽一起撒在坑里,再用脚把土掩好。播种完成后,麦苗就慢慢长起来了。

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时间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如果不回北京,有时间好好看点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一些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觉他当时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1978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大学,而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之后,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之后,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拆洗被子,刚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烟,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仅仅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又赢了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么小,在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愁眉苦脸是过日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采访组:习近平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您怎么理解他这些收获和体会?

孔丹:我认为他这些收获和体会是符合逻辑的,是他长期历练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我们不少知青也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感受。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经历。有一种理解,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历练,是对人性格的锻炼。日本人曾经把聂卫平的棋风称为“文革棋”。你照规矩来,他不照规矩走,不按常规出牌。他就是有这种能力,逼得整个日本的超一流棋手碰到聂卫平就头疼,畏惧他坚韧顽强的棋风,出其不意的怪招。这种风格是不是和聂卫平的“文革”经历、六年上山下乡经历有关呢?我看多多少少是有的。

就我自己来说,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人家也没法和你沟通。我们这些人后来形成的这种沟通能力,应该说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民疾苦的直接感受。特别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财富,甚至成为从政的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意志、品质、性格、立场、情操、境界,包括接触人民、跟群众的沟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了地气了。由此来看,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出来的为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他的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

习近平和我们这样的干部子弟,虽然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越的生活,但客观地讲,和一般干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相比,生活环境毕竟还是好一些的。比如,即使在“文革”中,我的家人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元生活费,还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的。从一生下来到今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还是在陕北农村。我想习近平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经年累月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能够很直接地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由此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那时候,陕北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个吃饱饭,盼着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因为环境艰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们表达的生活理念就是,受苦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

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3个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在我的脑子里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婆姨,长得很俊秀,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这里来?所以说要跟农民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今天虽然身处另外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所以说,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这对我们后来的生活经历都是起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

我认为,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让他深刻地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与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系吗?

孔丹:肯定是有关系的。习总书记在延川插队七年,他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像陕北、甘肃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坡,地里产粮低,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农民吃饭都成问题。可以说,在农村的七年时间,他了解了人民实际的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他讲为人民脱困,讲得非常具体,可见他对这件事情了解得多么细致深刻。七千万贫困人口、六千万留守儿童、四千万留守妇女、两亿六七千万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都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这些问题,就对不起人民,就不叫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走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收入分配失调、贫富分化严重,这些问题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环境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资本家的本质——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资本论》中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如果资本的使用不受到约束,就会破坏性地使用资源。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治国理政举措,充分说明了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地把握住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方向盘。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陕北七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他的心一直连着人民。

我觉得,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疾苦,滋生了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狠刹“四风”,就是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民,不要脱离人民。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其中一个源泉就是他跟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是靠书本,不是靠间接知识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体会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人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离不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基础。习总书记志存高远,中国梦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文革”带来的冲击,共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然,新的一代人会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是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献。你可以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能离开社会进步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是用我们的经历去要求年轻人,不是要求他们必须重复我们走过的路,而是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采访组:您很喜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请具体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孔丹:习总书记经常讲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和特色,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根源、现实环境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中国有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我们能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就好像中医把脉,同样是病人发烧,针对不同的病人却要开出不同的药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

习总书记对中国道路有着坚定的方向和坚定的认识,这就是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会迎来100年诞辰。第一个百年即将来临,我此生有幸,能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不是一般的小康,而是全面小康;也不是一般的富强,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

我正在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书分为三本,九十年的时间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止到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战略部署上展现出伟大的志向和抱负。从“中国梦”到“两个一百年”,从推动发展到深化改革,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四个自信”,从外交布局到军队改革,从反腐到扶贫,无不体现出他的宏韬伟略。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肩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任重道远,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对此,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编辑 季节)   

胡鞍钢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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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一企研共同创始人,经济、产业、金融观察家,曾在中信证券等国内外金融机构从事研究、投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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