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传承性。这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史和法律制度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带有很强的国情特色，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文化史中一门具有特殊性的学问。

监察的对象是官，谈起监察就要谈官的起源。中国古代的官产生在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都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所以都是从平民中考察选拔有才能之士做官，官僚制度就这样产生，并逐渐取代原有的世卿制度，也就是贵族世代做官的制度。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官僚制度产生后，国君要用官，信任官，当然也要考察官，这样查官之官，也就是御史，就产生了。

秦代监察律法史料

 

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御史的资料。《史记》里的列传中，有一部《滑稽列传》（“滑”字念“古”），其中记载齐威王和他的一个近臣淳于髡的对话。齐威王问他，你能喝多少酒？回答说能喝一斗酒，也能喝一石酒。齐威王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淳于髡说，我在春和景明的日子和朋友相聚，大家兴高采烈，喝一石酒也不觉得醉，可是大王赐酒在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臣服服帖帖，不胜一斗。这个故事说明，有御史在后，官吏也感觉到震慑。

1975年，我们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很多法律方面的文本，这是很珍贵的史料记录。其中有两条很有意思，一条叫《尉杂》，也就是杂律。里面有一段话：“岁讎辟律于御史”，意思是每到年终的时候，就要核对（“讎”）辟律，也就是刑律。中央的最高执法官廷尉，要到御史那里去了解，这一年颁布了哪些新的法律，哪些不适用，要进行核对。这说明御史是掌管国家律令的。

还有一段记载，是秦律里的《传食律》，其中有不少具体规定。比方说御史派属下巡视地方时，所到之处的驿站具体规定了伙食标准，哪些人给半斗粮食，哪些人给葱，给酒，给多少酱，等等。

这两段是很可靠的历史记载，一个说明御史掌管国家的律令，国家最高的司法官要到他那里去核对；一个规定御史的属官出巡时地方接待的具体标准。这说明在战国时已经有了查官之官的御史，而且御史还有相应的职能。这可以说是御史制度的最初的形态。

两汉时期的御史制度

 

两汉时期，中国的御史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御史在中央分为三个系统：一个是由御史台所属的监察系统，长官叫御史中丞；另一个是丞相掌握的行政监察系统，长官就是丞相，其手下具体负责的行政监察叫丞相使；第三个是掌管京城和周围六郡的监察官，长官叫司隶校尉，曹操做丞相之前就担任过司隶校尉。这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长官，互不统属。御史系统的长官本来是御史大夫，但御史大夫在汉代的时候担任副丞相，所以主管监察的就是御史中丞。这三个监察系统的长官，在朝会的时候各有专门的座位，当时史书上说这是“三独座”，这是表示他们地位的重要。

汉代从汉武帝时期起，由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但是这个时期的儒学和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相互交融，成为一个新的儒学。这个时候，汉代的皇帝就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学说来为监察制度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每当天相出现异常，比如说出现日食了，那么皇帝就借这个机会下诏，说这一定是百官没有尽到责任，司法有不公平的地方，就要监察御史加紧进行监察。利用天相来论证监察的必要性，这是汉代的监察思想的特点。东汉尤其厉害，这里有很多例子说到了。

汉代监察制度的另一个发展，就是在地方上设定了十三部监察区，每一部都又专设一个监察官，叫侍御史。为了给十三部的侍御史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汉代最早的一部地方监察法规就叫《六条问事》，又叫《侍察六条》、《侍史六条》。这六条反映了汉代的时代特点，因为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分封他的子弟做王国的王和侯国的侯，所以地方上王侯势力很强大，豪强势力也很强大。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七王之乱”。“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武帝继位时感觉到要加强中央集权，彻底改变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怎么办？就要加强地方的监察，于是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这《六条问事》。

这六条里的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势力的。豪强势力不法要归《六条问事》来处理，以下五条全是针对郡的地方长官，就是“二千石郡的太守”。《六条问事》是目前看到最早的中国通行于地方的有条理性的法律，对后世很有影响。

 

唐代一台三院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的盛世。当时国家制度、文化、法治都处于兴盛时代。那么唐代的监察法和监察系统，总结了汉的教训，有很大的改动。改动之一，就是唐代的统治者深深感觉到汉代的相权和皇权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相权也有很大的势力，常常和皇权冲突。举例来说，汉武帝在位54年，任用了13位丞相，这13位丞相里只有4位得善终，其余的不是被赐死就是被处刑，或者谥令自尽。唐朝的统治者采取的办法是，在它的中枢体制实行三省制度，把丞相的一个职权分为三个权力。三省之一是中书省，是发政令的；其次门下省，是管复核的；再其次是尚书省，是管执行的。三省长官统一称丞相，但权力一分为三，避免干扰、侵夺皇权。同时在中枢门下建立一个政事堂，是宰相联合办公的地方。皇帝有时候还派一些大臣到政事堂参加政务的讨论和执行一些工作。凡是参加政事堂议事的官都有丞相的称号，都可以行使宰相的一些职权。所以唐代实行的中枢政治制度是群相制度，这是吸取了汉代的教训。

这样一个中枢政治制度，也决定了监察制度要作重大改变。唐朝的监察制度是一台三院制。一台是御史台，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也把统一的监察权分为三。三院中，台院是管宫廷的司法监察任务，台院有侍御史。殿院是管维持朝廷礼仪的。重要的是察院，察院设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上的官吏。监察御史的人数根据当时的监察区而定。唐代的监察区叫做“道”，最初是十道，后来增加到十五道。这样就有十五位监察御史，按照各自分配的道来进行监察工作。监察御史是位卑权重，它的品级只有七品或八品官，但是权力很重，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

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御史监察的作用。唐朝初期的唐睿宗讲了一段话：“赞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皆是由此。”“政之理乱”，国家政事能否得到治理，就在御史能不能尽到责任。

后面的唐玄宗也讲了一句话：“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御史是干什么的？是执掌国家大法的。国家的纲纪就靠着御史来维持。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待御史，对监察官、对监察制度的设计，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唐代有个著名的监察御史，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做监察御史时，有一年五原地区大旱不雨，皇帝派颜真卿到那里去监察，颜真卿到了以后，把那里多年的积案一下子就解决了，于是天降大雨，当地老百姓都称之为“御史雨”。

唐代皇帝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地方，每次派史的时候，皇帝都要下诏或者下令，布置机宜，下去重点要查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查地方风俗，处置贪官那是理中之事了。

唐代也发布过一个重要法，叫《监察六法》。《监察六法》和汉代的《六条问事》不一样，《六条问事》重点打击地方豪强和监察地方长官，而《监察六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全国所有地方官全在监察之列。这一点和汉代完全不同。其次很重要的一条，提到了经济监察，比如农桑情况如何，仓库保管如何，水旱情况怎样等等。再有就是对地方上的司法状况进行监察，有没有冤狱，老百姓有没有冤屈。还有一条就是不仅查贪官，还要举贤良，要发现地方上有茂才等文学之士，要举荐给国家。

所以，唐代的《监察六法》比起汉代前进一大步，而且内容更宽泛。史书上说，由于监察官出巡地方，使得皇帝得到一个明四目、达四聪的作用。“四目四聪”是《尚书·舜典》里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广他的耳目，四方之远都能听到和看到。

唐朝的御史台制度，一台三院制度，这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成熟形态，此后影响了中国将近700年的时间。

 

宋朝监察思想更适应中央集权

 

宋朝也是实行唐朝的一台三院制，但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宋朝开国皇帝是被下面的官吏拥戴上来的，带兵打仗刚离开首都，到了陈桥驿就称帝了。由于这个原因，宋太祖赵匡胤就定了一道家法，叫“曲为之制，事为之防”。他特别防范的就是官吏结党，“曲为之制”就是要特别监察防止官吏结党营私；“事为之防”就是国家各机关之间的权力要制衡，便于皇帝操控。继任的宋太宗就说，这是太祖留下来的话。所以宋朝皇室的监察思想，很重要的就是重纲纪之事，要维持国家的纲纪。御史很重要的职责也是维持国家的纲纪。

宋朝在御史制度上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适应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特点。地方的兵权、地方的财权都收归朝廷，地方的很多权力都收归中央了，地方上没有应变能力，所以一打仗地方就失陷。

宋朝的中央集权，在监察制度上的体现有这样几点：

首先，它把宰相所掌握的一部分监察权收归皇帝掌握。按照唐代的宰相三省制度，设有门下省，门下省掌管的是谏官组织，也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皇帝在发令之前，门下省要复核，看政策上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门下省的官吏就是谏官，掌握着谏议权。而宋朝因为加强中央集权，门下省的谏诤权就移给皇帝，由皇帝掌握，门下省没有了对皇帝的谏诤权，其它的权力都并归到监察那边了。这就开了“科道合一”的先例，也就是谏官和监察官合一，都管监察了。这是一个变化。

其次，在地方上的监察制度也有变化。宋朝行政体制，最高一层是“路”（相当于省级），路设有安抚使、廉访使和按察使，分别是行政长官、财政长官、司法长官。同时路级设有“监司”，是省这一级的监察长官，具有最高监察权。那就是由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官掌握了监察权，共同行使监察的任务。但还有一条，就是实行“监司互监法”，路级的三个监司之间要互相监督。名义上是避免漏监、失监，实际上也是便于皇帝掌握。这是地方上的变化。

还有，宋代要求御史台任命的监察官，在一个月内一定要奏弹一个官吏，奏弹一件事情。如果你上任一个月还没有任何作为，有事情你看到了也没有提出来奏弹，也没有奏弹一个官，这样就要罚钱，罚钱的名义叫“辱台钱”。就是你侮辱了御史台，御史台要你做的事没有做。也就是强制监察官每个月要进行监察。但这样又开了一个先例，就是说宋朝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你听到的事不一定要有确证，同样可以向皇帝奏报，即使没有实据也不给处分。通过这种办法，皇帝希望能够广视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从宋史上来看，这样风闻言事闹出了很多笑话，明明是很小的事情，却提上了很高的高度，但如果不讲他就要被罚钱了。比如有一个御史跟皇帝讲，现在市场上卖的糕饼个儿小了，恐怕是有损如何如何的，显然真是没话可说了。

 

元朝形成了成熟的《监察法》

 

元朝是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政权。元朝国家的中书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元世祖以大汗皇帝的身份讲了一段话，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中书是丞相，是左手；枢密是军事最高机关，是朕的右手。如果我这两手有病的话，就由御史台来医治。这就把御史台的地位提得很高了。也就是说，御史台的御史大夫有权力弹劾宰相，弹劾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元世祖讲的这段话，被他的后代子孙奉为“重台之旨”，就是说要重视御史台。

元朝统治期间大量使用汉官。为了要监督、监视汉官，特别是提防当时各地的反元势力和反元斗争，元朝的统治者在监察制度上，除中央御史台之外，又设立了两个行御史台，一个设在陕西，一个设在南京。行御史台的执掌和中央御史台相似，他的级别和中央御史台一样，要重点监察地方，而且也很重视地方监察御史对地方的监察。元朝不叫监察御史，叫肃政廉访司。元代有个著名的戏《窦娥冤》，是关汉卿编的剧本。窦娥这个冤案是谁给纠正过来的？就是肃政廉访司到这来纠正的。元朝的肃政廉访司也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

元朝本来并不是一个重视法治的朝代，但是元朝的《监察法》却相当成熟，内容相当之丰富。它的《监察法》也是地方具体利用监察制度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最后一条讲的是，这个法律有“该载未尽”——应该记载但没有写全，在事理上又是应该监察的，那么监察官可以便宜处理。这等于给了监察和地方肃政廉访司一个法律内和法律外的权力，权限是很大的。

总之，从唐朝到宋、元，最基本的监察制度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一台三院制，但是具体制度还是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是和中枢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

 

明清两朝监察制度的法典化

 

明朝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也是中国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曾经面对御史讲了一段话。他说中书是管政令的，都督是管军旅和打仗的，御史是管监察的。他又加了一句：“御史之任尤清要。”御史是管监察的，你的职务既清且要。这个话唐高祖也说过。御史不像其他的官，为官必须清正；御史要是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情是要加倍处刑的。中书、都督、御史是国家最重要的三个机关，明朝初期对御史尤其重视。

明朝的中书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左丞相胡惟庸谋反，皇帝把他杀了。洪武十五年就废除了丞相制度。到了这个时候，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以皇权的胜利了结，皇权集中了。所以明朝的皇帝是极端专制、专权的，难有和它抗衡的力量。丞相废除以后，对监察制度的影响，就是由“一台三院制”变成了“一院制”，就是改御史台为督察院，监察权也集中了。

明朝很重视地方巡按制度，就是“八府巡按”。明朝一个著名的清官海瑞曾经是“十府巡按”。他在巡按期间纠察了退居的宰相徐阶一家非法妄图的事情。巡按在地方也有很大的监察权，叫做“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为什么他有这么大权力？因为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士。我们看京戏《玉堂春》，那王金龙就是八府巡按，就是在处理这个案件。明朝的监察法已经逐渐趋向于法典化了。洪武朱元璋时代制订的《宪纲》，到英宗时代就有《宪纲条例》。就是不仅是应用于地方，也应用于中央，而且条文很细腻，逐渐向法典化趋向发展。

由明朝实行的督察院制度也影响了此后的五百多年。清朝也是实行一院制度，也很重视监察。清朝在地方上设置了十三清吏司，作为监察地方的机构。明朝就设置了十三清吏司，由监察官、监察御史按照分配的司来进行监察，清朝实际上是继承了明朝的办法。

清朝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监察法已经达到了法典化的地步。从乾隆年起制订的《钦定台规》，以后经过陆续几次修改。《钦定台规》由八个部分组成，开头第一部分是训典，就是皇帝对监察工作的一些训示，训典就是总则。以下分六科、五层等等，一共是八个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汉朝的《刺史六条》以来监察制度的发展，最初是地方的，由地方逐渐到中央，最后到全国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行法规最后到法典化。可以说这本《钦定台规》是集大成之作。

我们谈中华法系也好，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也好，监察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确实反映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法系所达到的高度。像这样一部监察法，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法治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五千年的中华历史，监察法制史也是发展很早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能和局限性

 

从汉唐以来，特别是唐以来，御史主要监察什么？御史监察范围包括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涉及到国家的许多方面。

到了清朝，御史的职权更扩大了：巡仓御史，仓库有巡仓的御史；巡漕御史，清代南粮北运主要靠漕运，有巡漕御史；科举考试要在考场设监场御史；在会审案件的时候还专门派一个御史，看看九卿会审有没有无故缺席的、有没有打瞌睡的、有没有讨论时不发言的，监察御史都要记录下来。可以说，清代的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布国家的各个部门。

而且在北京右安门专设一个接待站，接待上告人员。清朝有刑事案件可以逐级上告，一直到京控，接受京控案件的一个御史专门在右安门设点接受京控案件的状子。甚至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还在军机处旁边设了一个点，有个御史在那里监视，普通官员要走到这里，他就要劝你回去，这是军机要地。所以清代监察网络遍及全国，遍及国家的各个部门。

那么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主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主要是维持了国家的纲纪。所以提到了御史说“纲纪是司”，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维持国家的大纲大法。其次，它保持了官僚队伍基本的素质，比如肃贪，更重要是通过监察的方方面面，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比如说行政监察，唐代有一个制度叫勾检制度，行政监察要监察官员的行政效率，而不仅仅监察你是否违法。大事应该几日完结，中事几日完结，小事几日完结，到时候监察官来勾检，事情完结了划个勾，要没完结就纠弹你。这样对提高行政效率就起了一些作用。

监察官还在官僚队伍中张扬了一种正气。明朝严嵩党掌权的时候，有一个执掌监察权的谏议官叫杨继盛，严嵩那时炙手可热，他出头弹劾严嵩，结果被下狱。死前他写了一首绝命诗，对当时的官场很有影响：“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凌烟阁是唐朝李世民给他的功臣二十八将供奉画像的地方。这首诗的意思是要做监察官，最重要的是不爱钱。

有时候皇帝也被御史的正气所震慑。明朝有一个著名的荒唐皇帝正德帝，一次他要到山西去玩，有一个御史按剑坐在北门那个地方，皇帝居然没敢走。后来他想个办法把这个御史调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才跑到山西去玩了。

有些御史还有骨鲠的正气，这和选什么样人做御史有很大的关系。御史人才第一选叫做骨骼清奇，敢于纠弹贵族豪门显宦。就是政治品格要高尚。其次要有文化，科举出身的。再有，从唐朝起就规定了，选拔监察官一定要有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做两任县官的才可以做御史。唐代有时在审查御史新官的时候，没有科举、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都辞退。选御史的标准比一般的官员要严格得多。但御史特别是监察御史，实际上官品位并不高，最高的监察官品级也就是元朝的从一品。

监察官位卑而权重，权力很大。唐朝的时候有俗语说，御史出巡，地动山摇。有时候御史出巡时和皇太子的车马相遇，皇太子的车马都要稍退，让御史车先过去。为什么权重？因为它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晚清时候的1906年，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大的官制改革，把封建的官制基本都改掉了，像吏部改成人事部等等，但把督察院保留了下来，只是人员名额缩小了一些。为什么保留督察院？当时监察御史干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汉官叫段芝贵，想做黑龙江省巡抚，他走了载振的门路。载振是贵族，当时是农工商部大臣。段芝贵在天津买了一个名妓叫杨翠喜，把她送给了载振，于是通过载振的运作，把他派到黑龙江省做巡抚。这个事情被监察御史知道后提出弹劾，结果段芝贵在上任途中，还没到黑龙江就被革职拿问了。这个杨翠喜案当时轰动一时，所以就把督察院保留下来了。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也是非常尊重监察权的。

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密切相关。每一个时代，从最高统治者皇帝、最重要的大臣到著名文人，对监察制度都有一些见解和评论，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监察制度时非常值得研究的监察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监察制度的建设起了一个导向的作用，对我们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历代的监察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和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有，我们在考察监察制度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和它的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无论是“一台三院”，还是“一院制”，都是和中枢政治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它受中枢制度的决定影响。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还必须明确，那个时代的监察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监察官员之所以能够位卑权重，就在于他是皇帝的耳目，所以古代的监察权是附着于皇权的。所以遇有明君，这个监察制度就能发挥它的作用，监察官也能够展其所长。遇有昏君，监察官不仅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而且他的官位、甚至他的性命都有可能不保。像正德皇帝要下江南，有些御史、谏官劝谏他不要去，结果就在午门外廷杖，打死了若干官员，其中也包括谏官。

所以我们一定要批判其封建的糟粕，吸取其合理的因子，为我们今天深入改革、深入建设监察委员会、健康法制提供历史借鉴。

 

链接：

  编者按：8月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民建中央调研部、民建中信支部、民建北京市国企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信基金会“中国道路”系列第四十四期暨民建中信支部“名家讲坛”第一讲。

    主讲嘉宾是年近九旬的张晋藩先生。张晋藩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治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主编10卷本《中国法治通史》，主持了国务院重点文化项目中华大典、法律典，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本。曾多次为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   

孔丹理事长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听取了张晋藩教授的发言。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张教授的讲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知古鉴今，加强监察制度建设（一级标题）文/陈昌智*

 

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对于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的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国家的治理，对官员的制衡，对官员的监督，特别是如何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我们现在监察制度的一些具体办法，和古代的监察制度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监察制度主要是对国家的治理起到支撑作用。当然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维护皇权的，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反腐力度不断在加强。怎么才能让腐败不发生？我体会反腐倡廉需要综合治理，找不出一个绝招。首先是要加强教育，对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加强教育，为什么要做官，做官应该干什么。可以用优秀典型来引入，也可以从反面的典型案例来吸取教训等等。

我们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违反给予什么样的处分或者追究法律责任，这方面的制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是不是每个干部都会按照制度去做？不一定。这就需要监督，就是我们的监察制度的建设。要有机构、监察官员，对我们的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要随时随地检查，听取民众的反映，要查处案件。所以，监督制度在任何一个朝代，对任何国家，要保证国家良好的治理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了监督是不是绝对管用？显然不是。法律和纪律写得清清楚楚，这些年每年国家处分的人可能在一万左右。所以监督也不是万能的。怎么办？就要惩处。只要发现并查处确实以后，就要严惩不贷。这样形成一定的威慑。但有的人还是不怕这个威慑力，因为他总觉得没人知道。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强综合治理，不论是教育、制度建设、监察，还是惩处，都要加大力度，不能放松，持之以恒。这样腐败高发的势头就会得到遏制。

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共产党内有纪委的监督，行政的监督是监委，现在这两者合署办公。这种监察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前没有的，是适合国情的制度。我们这个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合署办公基本上集中在纪委，处理重大事件。监察主要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情，比如说监察主要就负责安全生产、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等监察。

犯了法就要查处，相对简单。安全事故、土地和环保出问题要处分省长、市长，但这些事故不是他自己干的，是他领导治下干的事，他有责任，这种处分起来难度比较大，被处分者不容易服气。尽管他们很辛苦、很认真，但出了这么大问题，说明工作不到家，还是有责任。要负责任就要接受处分。但这个处分和经济上、政治上受到的处分不一样，到了一定的时限解除处分以后，还可以正常任用。

我们的监察工作，第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责任，有同志说：共产党要有雅量，民主党派要有胆量。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民主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谈到民主监督，并把它专门拿出来作为一个问题来讲。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更应该有责任来加强民主监督。

                                            （编辑  杨利红）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九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1962年12月，党组织派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积劳成疾患上肝癌，于1964年5月14日不幸病逝，时年42岁。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其中，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艰苦奋斗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科学求实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积累和锻炼形成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14个月，“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焦裕禄同志在党的教导下，在多年的革命工作锻炼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9年间孕育形成的。

2009年5月21日，河南省焦裕禄事迹宣讲团成员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参观、追寻焦裕禄足迹。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动情地说：“父亲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了9年，他的精神正是这9年积累和锻炼形成的。”

回顾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从1946年参加工作到1964年因病去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18年，其中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占据了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型成为一个建设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批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在这里,善于钻研、迎难而上的焦裕禄,从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新中国知识型的工业管理人才，带领职工制造出了国内首台直径2.5米的双筒卷扬机,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后来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

2014年5月17日，大型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导演海涛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在兰考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打开了改变兰考的‘窗户’；二是绘制了兰考发展的蓝图。这种宏观的战略、科学管理的方法、综合治理的理念、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他在洛矿从事9年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在洛矿的这些年，焦裕禄积累了知识、经验和才能，随后将知识、经验和才能带到了兰考，有了他对兰考更全面、理智的认识和兰考面貌的迅速改变。”

 

现代工业管理涵养了科学求实的作风

1953年，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在内的156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满怀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任上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焦裕禄先后任工程管理科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厂党委委员等职，期间被洛矿厂党委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农速成班学习深造。9年的工业建设与工厂管理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大工业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涵养了他科学求实的作风和精神。

扑下身子解决问题。1963年6月,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召开各公社书记和各局委负责人会议。焦裕禄提出,要自己动手写文件:“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做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他说：“我的体会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生动地体现了我党“实践出真知”的工作作风，这句话在兰考大地上闪耀着恒久的光芒，它诞生于洛矿的机床边。在车间做实习副主任时，焦裕禄每天从早到晚泡在一线，在各个关键位置跟班。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和计划员在一起，一起到计划科领计划任务，一起编制车间计划，一起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一个时期他又和调度员在一起，一起到小组调度领零件，一起到别的车间催材料；一个时期，他就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地方几天不出来。有一次车间任务突然增加，有些人就叫喊完成任务有困难。什么人力不足、设备不够等等，焦裕禄听说后，二话没说，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工段——减速器工段。他详细了解每个零件、每道工序、设备台数、工人数目、每月定额等情况，并和工人一起算了细账，发现完成计划的潜力还很大。之后，焦裕禄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生产会议，把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大家心服口服，计划很快就落实了。焦裕禄无论是在一金工车间当主任还是任厂调度科长，人们很难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找他要到车间机床边的工人中去。

依靠群众战胜困难。焦裕禄经常说: “没有办法时，要到群众中找办法。”轴瓦浇注难题解决不了，焦裕禄组织干部、技术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小组”，分析研究攻关，决定用离心浇注的办法进行试验，轴瓦终于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搬运机器零件的电瓶车没电了，为解决充电难题他找到电工周学才，一起苦战了三天两夜，经过反复试验，自制了一台土充电机，不但解决了一金工车间电瓶车充电问题，而且使全厂十几辆电瓶车全部开动起来。还有一次，由于3.2米立式车床上的车刀质量有问题，提升机大齿圈加工时卡了壳。这车刀是驻厂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设计的。焦裕禄先去和他商量，希望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可专家说这个工艺已经载入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刀具不会有问题。焦裕禄找到了两个有经验的车工师傅和技术员，改进了断屑槽，加宽了负切削刃，加工一个大齿圈只用6个小时就完成了。试验成功后，焦裕禄在车间组织了一个“刀具表演”，请茹拉鲁廖夫到现场观看。这其实就是一场新旧刀具的比赛，工人们设计的车刀钢屑流畅、全工序一气呵成，茹拉鲁廖夫设计的刀具连坏了好几把。

“在洛矿的9年，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财富和智慧。这个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集合群众的力量，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大型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中这样解说。

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当设备安装进入紧张阶段。为解决5米立车的安装问题，焦裕禄召开业务骨干座谈会集思广益，组织带领职工绕道一金工车间铁路专用线，采用千斤顶升高、轨道平车两头抬、进入车间再换圆木滚等作业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安装了巨大的5米立车。卷扬机的整铸齿轮加工过不了关，他两天两夜守在滚齿机旁，细心观察、计算装卡方法、滚齿周期、吃刀数量、辅助时间，和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高产，他将不同型号的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的通用零件组织在一起，批量生产，工效成倍提高。在担任车间实习副主任期间，焦裕禄还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一要依靠群众；二要发扬民主；三要经常总结工作；四要学习政治；五要依靠积极分子做工作；六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七要依靠党的领导；八要搞好团结；九要学习党的政策；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

焦裕禄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改变兰考面貌，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说，从洛矿到兰考工作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有了在洛矿9年时间的“充电”，使他能够在兰考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红色熔炉淬炼出担当作为的脊梁骨

1953年焦裕禄到洛矿时，洛阳西郊一片辽阔的田野已经搭起了席棚，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艰难地迈开了脚步。新来的焦裕禄为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倍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这个担子也只有我们才能挑得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积极投身到新中国“长子”工厂的创业实践中。

担当体现在组织临时公路的修筑。当时，工厂建设所需的物资要从洛阳火车站运送到建设工地，交通成为突出瓶颈。焦裕禄主动向洛矿筹建处请战，担任修筑临时公路的指挥部总指挥。接到任务，他卷起铺盖就到了建设工地，就像一颗铺路的石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遇到雨天席棚里到处漏水，焦裕禄和大家一样，赤着脚在工地上往返奔波。碰到施工难题时，他就召开由技术人员、老工人、民工队长参加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关键时刻更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大家。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不仅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而且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筑路队伍，打响了建厂的第一炮。

担当体现在“为革命决心学会搞工业”。焦裕禄说：“党叫我们搞工业，我们就得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学会搞工业。”到哈工大学习深造，他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钻研数学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为了摸透产品和性能上的问题，他把许多产品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以便随时学习；为了辨别各种钢材的化学成分，他收集了不同型号的钢材碎块在砂轮上打出火花熟悉鉴别方法；为了弄清一个零部件的工艺线路，他都要跟着工序走过几十台不同的机床；为了弄清一个不懂的问题，他会深更半夜敲开老工人的房门请教。当一金工车间主任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车间近百台机床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都能如数家珍，在车间走一圈就知道当天任务完成的情况。工人和技术人员说他是一部“活工艺”，同志们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调度科工作时，他对全厂各车间的生产进度、毛坯供应、质量和安全等情况了如指掌，谁也唬不了他。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向他提出了一些工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当时这个专家惊讶地赞叹说：“中国人有办法，这个人真了不起！”

担当体现在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成功制造。1958年4月，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决定在一金工车间试生产。刚刚担任车间主任的焦裕禄，带领职工经过3个月的奋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制造出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交工时，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围着卷扬机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奥秦哈拉绍，奥秦哈拉绍（很好，很好）！”他还说要向苏联报告这个奇迹。

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焦裕禄精神说到底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焦裕禄同志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锤炼与升华的映像。他的先进形象集中聚焦于共产党干部的担当作为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焦裕禄提供了大舞台，大工业熔炉的淬炼练就了焦裕禄的真本领，创业时期的艰苦工作磨砺出焦裕禄的铁肩膀，这一切为焦裕禄在兰考带领人民群众谱写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工业造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洛矿的9年，焦裕禄以“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带领职工攻坚克难，书写了那一代共产党干部平凡而不朽的传奇。

为保住临时公路和浮桥，他带头跳进洪水抢险。1954年的炎夏，焦裕禄带领民工正在抢修从火车站通往工地的临时公路，横跨涧河的临时浮桥刚铺完最后一块木板，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倾盆而下。两端路基的排水沟还没有挖好，公路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新建起的浮桥在洪水猛烈的冲击下左右摆动。焦裕禄挺身而出，拿起铁锹带头跳进洪水中，带领大家一起顺流挖沟，并下到涧河，将上游冲下的木材、树枝、杂草一一捞上岸来。经过两小时的抢险战斗，使新建的公路和浮桥免遭冲毁。

为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他连续50多天没回家。1958年，设备安装进入最后阶段，厂党委把焦裕禄派到了全厂最大的车间——一金工车间当车间主任，并要求在“五一”节前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他以革命战士冲锋陷阵的精神，不分昼夜地奋力工作。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术人员、老工人，对整台机器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外协作件准备，一一熟悉，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他经常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看资料，将卷扬机上的关键零件草图以及加工方法、所用工具，一一记在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说明，打了很多记号。在制造2.5米卷扬机的日子里，车间的干部、工人们都是晚上12点下班，而焦裕禄则每天在工人下班后，主持召开30分钟的生产例会，总结当天的情况，部署次日的生产任务。焦裕禄用车间装箱板钉成的长条板凳当床，盖上棉衣眯一觉，连续50多天没回过家。他经常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就算吃了一顿饭。那时，焦裕禄有严重的胃病，疼得扛不住了，就顺手从兜里掏一片苏打片放到嘴里。大伙儿心疼他，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焦裕禄幽默地说：“我扛得住。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人就会懒，就会和工人疏远了。”那段时间焦裕禄熬得双眼血红，两腮深陷，整个人又黄又瘦，老战友周锡禄见到他，怜惜地说：“老焦呀，几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焦裕禄风趣地说：“瘦好嘛！走起路来方便。”

为突破800吨铸钢件，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翻阅了600多张图纸。1959年初，焦裕禄被任命为总厂生产调度科科长，主管全厂生产。正当生产大步前进的时候，胃病、肝炎、神经官能症，像毒蛇似的一齐向他袭来。就在那时，铸钢备件任务突然增加了800吨。时间短，任务急。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熬了十几个深夜，喝了三瓶500CC的胃痛药水，翻阅了600多张图纸。有时痛得头上直冒汗，他就用大腿使劲顶住。他经常一边吃着药，按着胃，一边主持生产会议，落实增产任务，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累、一个难、一个痛字。1960年底，焦裕禄住进了医院。医生为焦裕禄作了第一次全面检查。当焦裕禄解开衣服纽扣后，露出的是一根缠在腰间和胸部像筷子一样粗的绳子。焦裕禄笑着说：“我经常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像锅滚了一样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绳子勒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受一些。这也算是我发明的一种器械疗法吧！”医生知道，这是肝病恶化的前兆。但是，看着焦裕禄爽朗乐观的面容，他沉默很久说了一句话：“焦科长呀，真是一条铁汉子！”

迎难而上，是工业创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洛矿“一五”建设，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那样一批人不怕苦不怕累，战胜困难，最终造就了中国重工业的一个基地、一个摇篮。焦裕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焦裕禄迎难而上的精神在这里孕育形成。

 

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

焦裕禄在洛矿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总结他的“政治”，可概括为“三高”。

高度的政治敏感。洛矿把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一金工车间，车间主任焦裕禄在动员会上对工人们讲：“我们生产的不仅是卷扬机，而是六亿人民的志气，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气概！”工人们听了精神振奋，摩拳擦掌，能为新中国生产自己的卷扬机贡献力量，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1958年，厂党委为了贯彻一个重要会议精神，确定召开全厂范围的群众大会，当时一金工车间团总支书记问焦裕禄，车间生产任务很忙，是不是少去一些人。焦裕禄说：“这次会议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生产再忙一个都不能少！”1960年，全厂任务大幅度增加，在生产主任的调度会上，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一不讲计划，二不讲零件，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他说：“同志们，今天的生产会，先来个考试，题目是党委今年的方针、任务和行动口号是什么?”有的人交了白卷。焦裕禄语重心长地说：“今天不是给大家出难题，我想通过考试，让大家更明确一个问题，一个生产管理干部，首先要吃透上级党委的指示，如果心中不了解全厂的中心任务，不了解党委的意图，那是很难带好队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高远的政治站位。家居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技术员小张，由于受不了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借出差的机会回到上海，不愿回洛阳了。围绕小张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团组织开会讨论，有的说把他开除算了，有的则主张争取教育，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参加会议的焦裕禄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他说，第一，我们要正视现实。我们现在是比较困难，像小张这样的青年，由于长期在大都市里生活，对艰苦的环境还不习惯。第二，要对他予以信任，耐心等待。小张在校时是一位高材生，而且是自愿报名来洛阳的，来时怀里还揣着一份决心书。现在思想有了反复，要等他醒悟过来。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会议最后决定先发信，后去人，耐心地说服动员他回来。小张接到团组织的信，在父母的支持下，扛着行李回来了。回来后，他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非常热烈的欢迎会。会上，焦裕禄亲自致欢迎词，他首先欢迎小张归来，肯定了小张前一段的进步表现和这一次的实际行动，接着帮他分析了当初不愿再回到洛阳的思想根源，最后对他寄予期望。小张听后放声痛哭，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工作。后来小张确实变了，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很有威望的工程师。焦裕禄对知识分子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照。技术人员中有一些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食，焦裕禄回家跟爱人商量，把家里仅有的几斤大米拿出来给技术人员。这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了他很高的政治站位。

高明的领导艺术。焦裕禄同志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不了解人，不首先做人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他当修路总指挥的时候，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厂的职工暂时挤在草席棚里，工作环境艰苦，职工思想波动较大。焦裕禄一面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他们，席棚不够，自己就和干部带头睡在露天，让工人睡在席棚里，给他们烧水、洗衣、盖被，一面以自己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老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大家。在洛矿9年，他经常讲：“一个好的调度员，首先必须学会调思想。只抓零件不抓政治，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零件，是一本万利。”他初到调度科时，发现不少人有思想包袱，有的认为干调度两头受气，出力不落好，有的认为干调度整天跑腿学不到技术。一连几个晚上，他到党、团员家走访，到有病的和生活困难的同志家里走访、做思想工作，并召开了党员会、团员青年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启发调度员要当好政治宣传员、联络员、技术员和调度员。他像一团火，把全科同志的心熔化在一起。大家说：在焦科长领导下，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个人杂念消除得快，废铁也能变成钢。

新中国工业建设孕育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政治修为，化作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英雄壮歌，在他最终栖息的兰考、在他曾经工作过9年的洛矿、在祖国大地亿万人民心中耸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骨肉深情彰显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

在焦裕禄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无产阶级感情深不深的问题。他视职工为亲骨肉，在党心民心交融中，团结带领职工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最朴素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公仆情怀。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老工人吴永富家里生活出现困难，他立即送去10元钱。老工人刘辅臣的爱人生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他知道后，把自己家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刘辅臣手里。老工人窦月发爱人要生孩子，因缺木柴屋里冷，他派人送了一大堆木柴。邻居张泉生的爱人不会针线活，孩子衣服没人做，他动员爱人和岳母连夜做出了五件小孩衣服。一金工车间四名单身职工春节没回家，焦裕禄和车间书记一起来到单身职工宿舍，和他们共度除夕，初一又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厂里分给焦裕禄一套50平方的新房子，但他听说一对新分来的夫妇没有房子住，就找到厂长，让出了房子。他说：“他们比我更需要。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本来是分给我的，就说是厂里安排支援新职工的。这份情谊记到党的账上，记到厂的帐上，与我焦裕禄无关。”

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得了胃病、肝炎和神经官能症，他对自己丝毫没有在意，但他对有病的阶级兄弟却念念不忘。调度科副科长周连壁患了肝炎，他三番五次催他去检查，并送他去住疗养院。工人刘耀宗有病不能下床，他从三楼背他下来去看病。徐魁礼昏倒在路上住进医院，他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没有危险了才离开。劳资科张天资因患肝硬化住了医院，他听说后一早五点钟便赶去看望，并给他带去了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的剪报，说：“老张呀，好好读读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这封信吧，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病魔。”二金工车间老工人陈好富和焦裕禄并不相识，在一次偶然接触中，听说他有心脏病，思想压力很大，焦裕禄就处处留心给他找个好医生。在涧西医院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焦裕禄便立即找到陈好富，带他一块去看病。陈好富感动地说：“焦主任啊，你为我们工人把心都掏出来了。”

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在思想上赤诚帮助。周学才从上海调来洛阳，刚来生活不习惯，工作不安心，焦裕禄知道后便鼓励他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像松柏一样永不变色，要像杨柳那样，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周学才在党组织和焦裕禄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后来入了党，成了工程师。曾在地方工作时犯过错误的调度员何卓林，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焦裕禄到他家跟他促膝长谈了三个小时。1962年5月，焦裕禄调离工厂前又专门到何卓林家里，给他留下了两句话：第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党，听党的话，有什么事多向党说；第二要积极工作，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只有思想上没有包袱，才能真正做好工作。焦裕禄病逝后，何卓林流着泪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回忆——《终生难忘的教诲》。

亲民者民亦亲,爱民者民亦爱,为民者民亦赞。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洛矿职工万分悲痛。当时调度科正在召开组长会议，得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同志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大家难过得会也开不下去了。老工人于荣和一连跑到党委要求了三次，要到郑州去吊唁，他含着眼泪说：“焦裕禄是俺们工人的亲骨肉，让我最后去见他一面吧!我要给他擦擦脸，洗洗手，给他扣好扣子，让他安静休息。”曾经和焦裕禄一起工作四年的初玉玺和他的爱人几天都吃不下饭，老初的爱人说：“老焦和老初活象兄弟俩，那时老焦一件黑棉大衣，老初一件破皮袄，两个人在厂里不知度过多少夜晚，老焦来到俺家，碰见啥吃啥，现在我一端起碗来就想起了老焦。”一金工车间职工心情更加难过，车间在“继遣志干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接红旗为人民不怕吃苦受累”的誓言面前，举行了追悼焦裕禄同志的大会。老工人赵玉龙一走上台就说不出话了，哭着说：“我刚从抚顺调来时正逢春节，人生地不熟，他在年三十深夜冒着大雪到我家来，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还缺什么东西。自他调走后，每次过年我就想起了他。”五好工人李治邦泣不成声地说：“那时我在大连，不想来洛阳，焦科长和我谈话，什么也没有说，从兜里掏出来一本《关于重庆谈判》叫我看，是他在我迷路的时候给我指明了方向，是他从错误的边沿帮助了我。”

正是焦裕禄时刻保持着为民爱民亲民的优良作风，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共产党人与百姓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正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公仆情怀，才使得共产党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百姓的爱戴。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薪火相传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9年，足以载入史册。大工业熔炉的淬炼，使焦裕禄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优秀党员干部；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事迹，无不折射出焦裕禄的崇高精神。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成为鼓舞新中国一代人忘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河南视察，他第一站就到了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室，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长达9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强调指出：“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随即又专程奔赴兰考拜谒了焦裕禄纪念园，深情回顾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并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也正是这次视察，把焦裕禄同志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根据地——洛矿和兰考联系了起来，也让焦裕禄这个光辉形象更加充实、丰盈、生动。

2014年3月17日到18日，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视察兰考。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接见焦裕禄同志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焦裕禄铜像有没有拍”。

孕育并形成于洛矿的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洛矿走向兰考，在兰考战天斗地的宏图伟业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地，昔日的洛矿、今日的中信重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焦裕禄精神的追慕传承。中信重工把焦裕禄精神确定为企业精神，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一书，把厂区中央干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改扩建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把焦裕禄带领工友研制的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隆重迎回，安放在焦裕禄大道上。协助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微电影《焦裕禄在洛矿》和大型纪录电影《永远的焦裕禄》，再现了焦裕禄在洛矿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其崇高精神背后的人格魅力和人性情怀。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洛矿、中信重工涌现出一大批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标杆：取得3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创造了当时国内外领先的“煤气平焰烧嘴”技术的全国劳动模范孙富熙；带领21名女工搞技术革新，成倍提高生产效率的姑娘组组长刘玉华；十年如一日，从旧砂中拣回再利用十万斤钉子的曲绍惠；身患肝癌仍不离岗位，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工作的“焦裕禄式好干部”杨奎烈；创造了“刘新安工作法”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模刘新安……

焦裕禄精神正像焦裕禄大道上枝繁叶茂的梧桐，已深深扎根于洛矿、扎根于中信重工这片沃土，融入到企业的血脉，薪火相传，成为一代又一代洛矿人、中信重工人推进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信重工这家“共和国长子”企业，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家级首批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于实践，它的生命力也正是基于实践，基于不断的传承和弘扬光大。

作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等一样，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编辑  宋斌斌）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改;共产党人的信仰，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恩情，永远不忘。这就是习仲勋。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其间两次下放洛阳，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度过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四年。

让我们满怀敬仰地走进习仲勋特殊的工厂岁月，感受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感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赤子情怀。

 

永远不改的初心

 

已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磨砺成长的共和国长子，珍藏着许多光荣的记忆。

据洛矿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他到洛矿工作，用他的话说叫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

进厂后，习仲勋就向厂党委提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领导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二金工车间电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此处作为他的“联系点”。

当时，二金工电控组负责的是专门安装大型起重机、矿山设备等工作，赵发劳是当时的组长。赵发劳说，虽然厂里给习老配了办公室，但他一直没待过，每天总是提前到车间上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们，师傅们一说他就会了。组里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松的、干净的工作，但只要习仲勋发现自己和其他工人干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非要和工人一样站队，每天准时参加早班前会。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也主动参加。

1965年，闻名全国的“洛矿二金工刘玉华姑娘组”的组长刘玉华，就在习仲勋所在车间西跨的中部机床上工作。问及习仲勋在二金工的情况，操着东北口音的刘玉华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的爽朗，“记得，记得，咋会不记得！去食堂吃饭时，我和工友们都要经过习老工作的地方。习老总爱叫我小刘，看我整天满身油乎乎、脏兮兮的，还问我累不累？有一次单位搞联欢，习老鼓励我出个节目，演出时他坐在第三排，还给我鼓掌，回来说你演的挺好，谁说你不会演。”刘玉华还回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习老是国家副总理，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不敢跟习老多说话。后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也就慢慢都熟悉了，说话也就多起来。让刘玉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情：习仲勋第一天来上班时，穿着呢子大衣，后来他看厂里工人们整天都穿着工作服干活，以后就不再穿那件大衣了。

“感觉这个人，很朴素、很实在、很踏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群众。”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在回忆习仲勋时这样说到。原二金工装配组张振起回忆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领导要走访、慰问工人，习仲勋主动到班组里几个工人家里走访。在厂里，工人们都不叫他“习总理”，而是称他为“老革命”。

当工人们知道习仲勋来洛矿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便好奇地问他在国务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习老告诉大家，他有很多秘书，有负责工业的、有负责计划的、有负责财务的，每一名分管秘书都要向他报告工作。他这样的通俗描述，化解了工人们心头的一个大疑惑。

平时与习仲勋一起工作，大家都很随意。他家有香烟，大家也都不客气，他也让大家随便抽。但有一次，他拿着一包香烟对大家说，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每人分一根了，这是印度总理送给周总理的烟，总理又托人带给我，只有一盒，你们几个合伙抽一根吧。当时香烟是什么牌子，我们也记不得了，就觉得抽完烟后，满屋子都是香味。张振起现在回忆起来脸上还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感。

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问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习老在和赵发劳谈心时了解到，赵发劳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不宽裕，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习老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多次掏出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清楚地记得，有一年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习仲勋宿舍串门，习仲勋突然对他说：“杜道杰，我去你家吧。”杜道杰家在老城北的乡下，习仲勋和他一起步行15华里土路来到他家。“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习厂长和我父亲很亲切地聊家常。”杜道杰说，前年他回吕祖庙的时候还听到村里的人在谈论往事，说习仲勋副总理就从这条路走过，大家提起此事都很自豪。

王文良是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一天，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并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着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提及此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习老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1975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被解除监护,虽然人“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于是他再次来到洛阳“疗养休息”。这次，习仲勋是和爱人齐心、女儿桥桥一起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不久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洛耐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长达8年家人不能团聚的生活从此结束。让习仲勋舒心的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在洛阳他能够和工人朋友以及群众在一起。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记述：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改善伙食，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家庭，还有国家的事。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当年曾与习仲勋交往的洛耐厂老职工、老邻居谈到，冬天，洛耐厂煤气站出现供气量减小的情况，习仲勋记在心上，他急切地建议厂领导：“既要解决好生产上的问题，也要把群众生活搞好。” 

1975年驻马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洛耐厂很多职工的老家都在这一地区，习仲勋提醒工厂的负责人，这个时候组织上应该到灾区慰问一下职工老家的亲人们，看看他们的房屋倒塌没有，家里有没有吃的，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要考虑得多一些。于是，洛耐厂领导带着面粉、帐篷和钱，及时前往灾区进行慰问。看到厂里这么关心自己的老家，来自受灾地区的职工个个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习老带领中央工作组(中南组)到长葛县搞调查时，结识了洛耐厂的一位职工。时隔14年后，这位职工在长葛农村的母亲生病，因买不到庆大霉素，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习仲勋听说后，经多方打听，很快通过熟人买到了庆大霉素，亲自把药交给了这位职工，并且分文不收，让这位职工非常感动。

 

永远不变的信仰

 

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文中写到，1975年习仲勋解除监护后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6月15日，是习近平23岁生日，习仲勋当晚拉着杨屏泣不成声：“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身陷磨难，习仲勋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展现出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仲勋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仲勋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齐心的回忆文章《我与习仲勋》中这样记录：1966年冬天的一天，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就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1972年，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平反。再次回到洛阳的习仲勋特意到刘健先家探望，他握住刘健先的手说：“健先，你受苦了！”提及这段往事，已是满头银发的刘健先遗孀郑淑萍热泪盈眶。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这一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衷心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噩耗传来，习仲勋极度悲痛。给习仲勋理发的上海理发店理发师傅丁宏如说，周总理逝世后，习老边哭边打腿，腿都打肿了。

习仲勋的邻居们都说，那些日子，习仲勋仍天天在洛阳郊区南村水库散步，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思考。邻居们发现习仲勋抽烟抽得很厉害。习仲勋笑着说，我现在混大了，在北京天天有人管，每天只能抽几支，现在没人管，想抽多少是多少。人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洛矿厂二金工原装配跨团支部书记张庭琛回忆，自己负了工伤，坐在轮椅上，一次在南山桃园碰见习仲勋。“当时我很激动，习老离开洛矿到耐火厂都好多年了，还依然认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还年轻，以后能看到国家的兴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习仲勋当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回忆说。

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心头的阴霾，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决心养好身体”、“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洛耐厂志等文献资料记载，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1978年2月22日晚，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

1978年4月5日，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 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委书记，写下了改革开放的壮阔篇章。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永远不忘的恩情

 

杜道杰家里珍藏着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说起缝纫机的来历，杜道杰满怀深情。

那是1966年9月份，他爱人给女儿看病，住在厂招待所，习仲勋经常过来看他女儿，说跟她很有缘。一天晚上，习仲勋拿了一条叠好的秋裤过来，让他爱人帮忙缝补一下。他爱人抻开裤子一看，那是一条针织棉的白色秋裤，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烂了好几个大窟窿。他们没想到，这么大个领导生活竟如此简朴。随后他爱人就用老家的粗棉布按照原来的尺寸又做了一条新秋裤。习仲勋见到新秋裤，既意外又感激，笑着说：“你这缝纫活儿做的真好啊！”杜道杰爱人说：“这是我手缝的，我家没有缝纫机。” 

“没曾想几个月后，有人通知我到洛阳站提货。原来是习老让家人把他家的缝纫机从北京寄来了。收到这台缝纫机，我和爱人感动得都哭了。那时候全洛阳市也没几家有缝纫机，太贵重了。”杜道杰说。如今，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已在杜道杰家度过了近半个世纪，却依然光洁如新。

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对特殊时期来自工农朋友们的关爱是这样描述的：“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他们所敬仰的“老师傅”、“老革命”所做的一切，在这些工人们看来都是应该的，况且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采访的老师傅们都不愿多提起。但正是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习仲勋及家人念念不忘。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说，父亲曾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让历史、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表示“什么也不写”的习仲勋，对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工厂则很“慷慨”。

1986年洛矿建厂30年之际，习仲勋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同时，他还写下了回忆文章——《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1985年12月10日，习仲勋为洛耐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同一天，他还牵挂着老邻居李金海的子女——李冬、李莉、李明小朋友，为他们写下寄语：“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2011年，习远平来到洛阳，见到当年帮助父亲的洛耐老人，他用最原始、最热烈的方式，双手合十向老师傅表达敬意，他紧紧抱着李金海不放。

习仲勋曾多次邀请老职工到家里做客。仅李金海就曾四次到北京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李金海拿着齐心用铅笔写的清单说，1985年12月中旬，他到北京看望习老的第二天，习老交代他，走时给捎点挂历。名单上面的人，有村民，有医生，有理发师，有工人，有习老昔日的邻居，由习老口述，齐心写下名字和份数。这份发黄的名单上写着：“李金海2、丁根喜2、理发师傅1、小曹1、郭永泰1、王老1（季家河村）、赵郁仁1、朱少敏1、韩宗斌1”。一幅幅珍贵的挂历，凝结着习仲勋及家人感恩的情愫，凝结着一代共产党人对百姓的一片深情。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历经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昔日的洛矿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公司，国家级企业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视察了公司的技术中心、重装厂和“新重机”工程重型锻造工部及矿山厂装配现场，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纪念室，并特意和曾经帮助过习仲勋的老人见面座谈。对于去世的老人，则请家人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习近平与习仲勋的对门邻居原代厂长夫人郑淑萍、原习老所在车间二金工“姑娘组”组长刘玉华、习老下车间劳动时所拜师傅宋福堂的女儿宋金香、习老所在二金工装配跨组长张振起、与习老相识多年的杜道杰合影留念。

陪同习近平见面座谈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告诉大家，习主席这次来河南考察工作，从一开始就想着一件事情，一定要到习老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来看一看，特别是要看看企业现在的变化，再一个也要看看习老当年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特别是工人师傅。今天来洛矿，是对习老当年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朋友们和师傅们的一种感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党怎样依靠工人阶级，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习主席对我们的关心。

提起那次见面座谈，刘玉华拿出座谈后补记的详细记录，习主席跟大家讲话就像拉家常似的：“老人是特殊时期来的，来了以后你们关心他，与工人朋友在一起是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他经常回忆这一段，津津乐道，对我产生的印象深刻。他经常讲到，要联系群众，要从工人阶级身上吸取最宝贵的品质，来影响我们、改造我们，这些思想至今对我都很有启发很有教育。厂子到今天这一步，我看了以后，我也看了很多企业，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才是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不容易。我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欣慰。大家现在身体这么好，生活的也还好，他也会很高兴。”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同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受习仲勋家人特邀，赴京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O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座谈会，深切缅怀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永远不改的初心，永远不变的信仰，永远不忘的恩情，烙印在每个洛矿人、每个洛耐人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干部员工勇往直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而不懈奋斗。

 

为拓展教研干部实践经历，国防大学积极开展“五个走出去”活动：走向兄弟院校，走向军兵种部队，走向演训场，走向社会，走向国外。这些举措使教研队伍优化了知识结构，激发了创造活力，提升了能力水平。这次来延安，就是“五个走出去”的一项活动。在短短一周的学习中，我们宣誓宝塔山，走进抗大校址，登临凤凰山，拉练梁家河，考察杨家岭，冒雨缅怀英烈……达到了思想“提纯”，灵魂“回炉”的预期效果。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找寻那种穿越时空的惊人力量，那种震撼心灵的精神血脉，那种圣地延安的独有味道。它，到底是什么？

 

信仰的味道

有研究统计，目前地球上一共存在过约200亿人口，在这200亿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浩瀚的历史中留下了痕迹。我想，当年来到延安的这批共产党人就在这“为数不多”之列，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出的汗、所受的苦、所流的血，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无疑，他们是一批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宝塔山、在杨家岭、在凤凰山、在抗大校……许多红色延安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比如，“四八”烈士中的王若飞，五年多的牢狱生活见证了他“铁一般的信仰”。其间，他自创了一套室内体操，积极锻炼身体。狱友见此，不解地问他：“干嘛还锻炼身体？是不是还想多坐几年牢？”王若飞回答：“锻炼身体，是为了增加革命的本钱，为了出去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北伐名将”叶挺，同样经历五年多的牢狱磨难，1946年3月4日终于重获自由，但谁又能想到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除了王若飞、叶挺等高级干部，还有那些无数“不到抗大誓不休”“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爱国青年，这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味道”。

一个人得到一样东西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生活的态度、人生的宽度、事业的高度。当年在梁家河的山沟沟，习近平主席8次申请入团，10次申请入党，“过五关”，砥砺人生修为；“破万卷”，积蓄事业潜力，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习主席这段在人生低谷的煎熬之路、逆袭之路、重生之路，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不论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而来，从院校锐意创新而来，还是从机关呕心沥血而来，大家今天能坐在这里，想必都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我想，今后我们在大学的工作中，一定还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拦路虎”，到那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起今天我们在延安感受到的这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方法的味道

方法与困难，永远都是邻居。换言之，方法都是困难逼出来的。在延安，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共产党人想到了用“大生产运动”的方法解决吃饭问题。在梁家河，面对初来乍到的各种不适，习主席想到了用“融入群众”的方法解决立足问题。具体灵活的做法，大家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及《梁家河》等书籍自然会心一笑。

关于方法问题，毛主席也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并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那到底怎么解决方法问题呢？这当然涉及诸多方面。比如鲁迅先生就讲 “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动”，说的就很深刻。意思就是，做事情能否找到好方法，关键就看对局势的洞察力如何。这段时间，我们党小组主要研讨了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我们认为，三流的人才，“有事没事”；二流的人才，“有事做事”；一流的人才，“没事找事”。当然，这里的“没事找事”是指创造需求，主动作为。我们看到，习主席在梁家河办铁业社也好、搞代销店也好，抑或到四川学办沼气也罢，都属于“没事找事”“自讨苦吃”。但是，由于是自己主动干的事，是“顺着人心，逆着人性”在埋头做事，工作就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也不愁找不到好方法，最终带领乡亲们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是研究人工智能与未来智能化战争的，常常想，如果你的工作敷衍了事或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算法，对不起，机器人会直奔你的工作而来。但如果你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这就是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的。在延安，我们感受到了这股 “方法的味道”。我想，在未来的大学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当“老黄牛”，乐于埋头苦干，还要当“孙悟空”，善于想方设法。只要充分发挥人区别于机器的主观能动性，假以时日，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出让自己鼓掌的非凡业绩。

 

泥土的味道

当年，毛主席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对方问起养生之道，毛主席想了想，说了四条：一、遇事不怒；二、劳逸适度；三、基本吃素；四、经常走路。这次来延安，我们前前后后走了很多路，充分感受到了泥土的味道，让我们更加接地气。

其实，泥土的味道，就是人民群众的味道，就是艰苦朴素的味道，就是实事求是的味道。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种田地、抓生产、搞整风、重实践，整天和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中国革命的大道理。后来，习主席在梁家河，修茅厕、打堤坝、砍山柴、建沼气，也是整天与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梁家河的大学问。

在延安13年，毛主席共撰写革命理论、军事论著等1435篇，留下了丰厚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大智慧。他曾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2]这次学习期间，几位同志专门买全了《毛泽东选集》，大家受启发也纷纷阅读、一起研讨《毛泽东选集》，表示“提神补钙”，受益匪浅。

未来，我们是国防大学的新鲜血液，无论是钻研军事理论，还是培养军事人才，都特别需要这种“泥土的味道”。毕竟，血与火交织的战争，最排斥空洞无物的理论、僵化保守的理论、虚无飘渺的理论。如何扑下身子从科技前沿找灵感，从外军实践找参照，从部队实际找问题，真正原创具有中国特色、泥土味道、实战管用的一流军事理论，真正锻造精武厚文、道器并重、骁勇善战的一流军事人才。这是延安“泥土的味道”启迪我们想到的，也是“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我们做到的。我想，大家是有信心的。

 

 “健康在于运动，关系在于走动，感情在于互动，思想在于流动。”一周的延安之行，在食堂饭桌间，在幽静校园中，在乡间小道上，大家交流了思想，启迪了智慧，结下了友情。

有一天晚上下课后，几位战友聊天，大家都表示，国防大学这次活动组织得好，希望以后在培训机会、业务帮扶及政策设计等方面，进一步扶持我们这批新调入干部茁壮成长。

我想，若干年后，不管我们中间走出的是名师、将军，抑或学者、专家，那些曾经真心托举过我们成长的人，我们一定铭记在心。今天，圣地延安留给我们的味道，一定会成为战友们日后甜蜜的回忆。

（编辑  杨利红）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万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南怀瑾老师诞辰百年之际，回忆多年来与南老师的交往，有着无尽的感念、感怀和感恩。

大食堂

1984年我到香港的光大集团工作，90年代初在香港初次认识了南老师。有一次我应约到南老师家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参加他的聚餐，与他畅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跟南老师有了频密的交往，多次聆听他的教诲。

南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嘉勉有加，说我这个人平生有豪气，遇事沉得住气，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做事认真，做不好的事宁可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

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多年。在这过程中，时时都会有很多困惑，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这些疑惑不仅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生一些大方向上的思考。

每次见到南老师，都如沐春风。南老师以他精深的学养、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精神志向感染了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我得到多次的点拨，很受教益。

 “保护费”

1999年1月，我到南老师在香港半山坚尼地道的寓所拜访南老师。握手寒暄后，南老师还给大家递烟、点烟。不知怎么说起太极拳，南老师说，打太极拳就像搞政治，推、拖、拉而已。一起手的作辑，乃“天下第一拳”，意思是说对方：“你什么都对。”

南老师之前一直以为我是山东孔子后裔，问是第几代，我告诉他：我是假“孔”，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我的父亲孔原的原名为陈开远，曾化名为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南老师听后大笑，并称要收“保护费”。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孔夫子辩护，一直在为他平反。

南老师极力提倡小朋友背诵。背诵不须都理解，到一定时候会无师自通，一通百通。他戏称，以前老师坐、学生站，现在反过来了，老师站、学生坐，将来老师怕要跪下了。他觉得看书还是线装的好，可捧着看，字又大。南老师说，没有多少人配作父母，很多人就知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南老师还笑称，毛泽东自己背了很多好东西，自己也作诗，却叫别人不要去背。

南老师说，自信能讲好近百年之历史，既清楚共产党，又清楚国民党，以客观论之，一定精彩。还称历史只有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事是假的，小说则反然。

《破阵子》

1999年9月，我与几位朋友去看南老师。晚上11点多，送南老师回到住处时，南老师见我晚上有些焦躁，于是说要给我题一幅字，警醒我不要太急。后来，他断改了辛稼轩那首广为流传的《破阵子》而得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 他断写并改了一字，“身后”改为“死后”，让我除却那种烦恼悲切的心态，为国效力，要发扬那种家国情怀。

 

夹生饭

2011年6月26日下午，我到苏州太湖大学堂拜访南老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南老师。

南老师一见面就拥抱我，然后调侃说，“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说我退下来要心境平和，没有不平之气；退了则少俗务，正好修身学道，不妨小住几日，可以对生命科学方面做一些探索。

谈起有些人过于崇尚西方那一套，南老师笑道：那是对西方的东西没弄懂，中国的东西也没弄懂，弄成了“夹生饭”，就会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近百年来很多事都坏在照搬西方的人手上。

南老师说，推翻满清已百年，明年全世界都会变，关乎体制。南老师还提到，80年代他在美华盛顿曾开讲中国之未来，共43讲，曾预言美之衰败，而不通汉语则会失去更多的机会。美国因华人黑人而繁荣，现在要还账。

饭后，宏忍师教客人打坐，不拘形式，不一定非要盘腿。后再回到饭桌，南老师请宏忍师教念阿弥陀佛，再唱诵，客人及老同学跟唱，氛围气场极佳。南老师总结念佛三昧，凝定功夫，儒释道同，目标都是至善，将来要除去宗教外衣，定了才有智慧。

没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去，跟南老师学道的愿望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守望者

南老师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践行者，集大成者，传承者，发扬者，光大者！

南老师在195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禅海蠡测》，书的封底印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南老师的一生，是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的一生，是为中国文化勤恳耕耘的一生。

南老师一直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这一点大家能够从他的著作和交谈中强烈地感受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在中国文化被摧残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人民缺乏自信的时候，南老师犹如严冬的梅花，凌寒绽放。

南老师从不夜郎自大，从不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先进的东西，兼收并蓄，始终都是轻松活泼，通达无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免疫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蓬勃的生机。

南老师的奋斗、守望，没有白费！几经辗转，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太湖大学堂，南老师用他的足迹诠释着中国文化的顽强，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活力，诠释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未来。

 

新时代

南老师离开我们的那年，正是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砥砺前行、在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南老师多次提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迎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国运昌隆时期。我认为，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和领袖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依据的，十九大就是国运昌隆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湖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1]。

我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时谈过一个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习总书记在今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2]他还说，邓小平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他自问自答，那是多少年？1000年。这是何等的历史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是毛泽东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模式。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一代一代地把光荣梦想变为伟大现实。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留下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儒家和士子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南老师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文化的精神。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所体现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张载的理想，正是南老师的主张，正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情怀，正是人类美好的愿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我深信，在新时代里，南老师的精神和学问一定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一定能够助力我们中国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南老师。

                                               （编辑  杨利红）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熊向晖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争时期地下情报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背景，同时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本文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连载。1月8日，《人民日报》选登了部分片断，题为《周总理的魅力》。此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后来，作者又作了若干修改。为纪念熊向晖同志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信集团的贡献，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晖家人的同意，将在他诞辰100周年之前，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本刊进行了摘编整理。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月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月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编辑   季节）

 

美国每年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作一茬接一茬。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领会林肯的深层含义，你们只了解林肯的字面意义，而不了解他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通过十多年研究美国宪法，我觉得其中有微言大义。

要理解林肯，我们不能只看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回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层历史背景。我2016年翻译了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教授写的一本极简版的《林肯传》，他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内战史学家之一。这本《林肯传》全书只有不到4万字，我又从林肯历年的演讲中选出了我认为最能代表林肯政法思想的六篇，我称之为“林肯六篇”，翻译出来作为传记的附录。这样做所体现的就是把“字面意义”和“历史背景”相结合。不光是研究美国法，研究任何一种外国法都应该秉承这种路径。

 

把握林肯时代的历史背景

 

1861年3月4日，林肯就职美国总统。1865年4月15日遇刺身亡，当时他的第二任期才开始一个多月，距离美国内战结束只有4天。这场“烈火般考验”的内战，在1861年4月12日打响第一枪，一直到1865年4月11日结束。林肯的总统任期绝大部分都是在内战中度过的，所以人们通常将林肯理解为“内战总统”。

以前我们解读林肯，通常关注的是他在内战中身为总统做了什么，但必须要看林肯前52年还没有当总统时的人生经验，才能了解1861年的林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林肯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西部边疆渡过的。在这一点上，林肯和美国第一代国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美国建国最初的13个州，也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自学成才、喜欢读书的孩子。还有一种很“心灵鸡汤”式的讲法，说林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靠个人奋斗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实际上，林肯从30多岁就已经是很成功的律师了，1840年代末还担任过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伊利诺斯州。所以他的人生绝不是屡败屡战“屌丝逆袭”的类型。《林肯选集》中有一篇演讲是任何版本都会收录的，就是1861年2月11日林肯告别生活了接近30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赶赴华盛顿就职时的演讲。这篇演讲篇幅很短，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每次读到都很感慨：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青年进入了老年……我现在要走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不是还能回来，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

而第二天就是林肯52岁的生日。他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对手，都是有着非常深厚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比如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论人生经验和政治资历在当时都远远高于林肯。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林肯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民已经决定了，要他来做这个总统。

可以说，林肯总统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美国早期宪法史。按照美国历史的分期，这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内战前”。林肯就任总统后，南北双方爆发了内战，北方从军事上战胜了南方，林肯也因此维系了合众国的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增修了建国宪法。而这一历史时期登场的政治人物都在千方百计求妥协，以避免发生内部战争。在如何解释1787年的建国宪法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政治路线和宪法学说的斗争。只是到了林肯奔赴首都华盛顿那一刻，这个斗争才从“文斗”最终激化到“武斗”。

 

贯穿林肯一生的宪法斗争

 

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大陆出现的是一个由13个主权邦结盟而成的邦联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体制完全无力解决很多迫切的政治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邦联可能连个政府都算不上。各个邦仍保留着各自的主权，邦联就是一个北美大陆上的“联合国”。所以才有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宪法会议，制宪者在当年9月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788年得到9个邦的批准后生效。这次制宪可以说是一个旧邦新造的过程，原本北美大陆13个邦国组成了一个合众国。

回溯这次通过立宪而建国的过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不彻底是因为这个过程从源头上就存在着多种妥协，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源自建国时刻的分歧就造成了解释建国宪法的两条政治路线。

一种是国家主义，主张既然有了宪法，那么合众国的主权者就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在联邦与州发生权限争议的时候，应当由代表全体的联邦最高法院担当起这部宪法最终的权威解释者。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州权主义”。从一开始，州权主义就同国家主义如影随形，而到了1830年之后，州权主义就主要和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南方的政治学说。州权主义者认为，各州并没有因为1787年宪法的批准生效，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而这部宪法也不过是各个邦之间的契约而已。各个州作为宪法契约的缔约方，保留着对宪法最终的解释权。

如果将这种州权主义的路线推演到极致，就可以说，既然每个州在解释联邦宪法时是权威的声音，就意味着州可以判断联邦政府的法律或决策是不是符合宪法，也就意味着州可以主张那些它们认定违宪的联邦立法在本州辖区内是无效的，甚至可以主张本州的民众或者民兵组织暴力抗法，把本州境内的联邦执法官员驱逐出去。州权主义一旦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宪法学说。在1830年前后的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关税危机中，南卡州就和杰克逊总统发生了剑拔弩张的宪法斗争。

在构成林肯人生背景的“内战前”时期，上述的两条宪法路线，一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们基本上是在建国宪法框架内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两者是基于宪法搞抗争，而不是抛开宪法闹革命或独立。整个早期宪法史阶段，斗争双方即使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也都能保持着最后那一点克制，这恐怕就是80多年“相爱又相杀”的历史延续。

一直到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南部诸州才觉得“退出”共同体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林肯在离开斯普菲尔德时会说，自己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那时候，美国南方诸州已经开始宣布退出联邦共同体，组建了南部邦联，如果说华盛顿以及那代人的任务是建国，那么林肯的任务就是护国。

80年来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文化。每一方都不停主张自己才是建国宪法精神的真正传人，主张自己才真正抓住了制宪者原初的意志。在林肯的中青年时代，美国就存在着这么一种不断回到宪法文本来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论证的文化。

《林肯传》中收入的“林肯六篇”，第一篇是林肯在1838年的一次演讲，还不到30岁，未及而立之年。余下五篇都是他担任总统之后的演讲。第二篇是1861年3月4日的第一次就职演说。

我之所以对林肯产生兴趣，最初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法学院上课时读了林肯这篇1838年演讲的英文原版，放回到美国早期宪法史的脉络中读，我们不难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林肯注定是要做美国总统的，他抓住了美国宪法政治在当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这篇演讲题目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贯穿全篇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在革命者已经离开人世间之后，作为美利坚政治民族的新一代人，应该怎么对待革命者留下的革命遗产——1787年确立的宪法。从逻辑上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不断革命，新一代人可以制定本代人自己的宪法。要知道当时费城会议所立下的这部宪法还谈不上什么因时间流逝所形成的尊严和权威。既然上一代人可以用1787年宪法取代1781年的《邦联条款》，那么新一代人可以依葫芦画瓢。另一种可能就是守护这部宪法，让这部写入革命者意志的建国宪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传承和守护。

我们看看30岁的林肯是怎么说的：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我们现在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当建国者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林肯是如何讲述法治的。对他来说，违反法律——当然也包括宪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撕裂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林肯把宪法视为一个跨越代际的对话过程，革命者深知他们有一天终会离开政治舞台，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写进宪法，守护宪法也就是守护革命者在建国时的意志。

所以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第二代人要以守法者的姿态进入美国历史，要把由建国宪法建构的政治大厦传承下去。这是时代的命题，林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这就是林肯生活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存在着的一种宪法文化。这种宪法文化在美国早期历史可以概括为“以斗争求团结”。

 

“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

 

喜欢读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麦迪逊在费城宪法会议上所留下的笔记，中文版是由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文化。无论是州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大家都会不断地返回建国宪法的文本，尝试通过某种原旨主义的解释方式，求得当下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林肯所处的历史时代，美国宪法文化以及宪制发展走上了这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麦迪逊是在1817年离开首都华盛顿的，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返回家乡弗吉尼亚。他一直活到1836年，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制宪者。在这漫长的19年中，只要美国政治发生什么需要援引宪法来解释的重大政治争议，就会有人来向麦迪逊讨教应该怎么理解宪法。

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国务卿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就多次致信咨询麦迪逊，向他请教有关“内陆基建”的合宪性问题。因为麦迪逊是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制定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他手里握有制宪会议期间最完整的记录笔记。而他又迟迟不肯公开自己的笔记，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才把制宪会议的笔记卖给了国会。林肯生活的时代距离建国并不遥远，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可以理解和把握制宪者的原意。上至华盛顿的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他们都在这一时期养成了一种通过历史原意来理解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政争的政治心理。将宪法规范设定为一种共同的纲领，援引它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

这种宪法文化形成之后，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文化具有笼罩性，不管任何人主张的政治立场或者宪法路线是什么，都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进行自我论证和表达。林肯可以说是美国第三代政治家中国家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第一份就职演说时，就参考了安德鲁•杰克逊、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这些第二代政治家的国家主义文献。如果说林肯是“建国者之子”，那么林肯的政治对手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相对来讲就是“国之贼”了，但他同样是利用这种方式论证退出之正当性的。因为在南部邦联的领导者看来，他们从这个已经腐朽的联邦共同体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南部邦联，自己才是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传人。

二是“信则灵”，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整套“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就是要求每一代美国人要相信这部宪法是当下所有人共有的一部根本法，要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建国制宪者的原意，通过确定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解决政治冲突。

那么，宪法信仰由何而来呢？美国宪法的序言一开始就讲，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制定了这部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美国人有哪个参与了1787年的制宪？能从血缘上追溯至1787年至1788年的美国人的，恐怕也只是极少数。所以说这种宪法信仰能够得到培养和延续，只能依靠一套关于“什么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要让美国人相信，存在着一个从建国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前后贯通、跨越代际的“我们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和建国者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内。否则，现在的美国人就无法理解建国，没法把建国者的原意从他们的历史语境翻译到我们的政治世界。这是美国宪法文化最关键的地方，面对着这部古老的宪法，首先要相信这部宪法。

 

美国宪法当前面临的危机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法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信则灵”，反过来说，“不信”则整套运转机制就会瘫痪。信的话，一部宪法越是古老就越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会给一部宪法带来权威和尊严。但如果不信，一部古老的宪法反过来就是一种负资产。

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部起草于马车和油灯世界的宪法，能够解决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比如2008年的持枪权判决，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以原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第二修正案，但方法相同，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解释历史，归根到底取决于谁人掌握当下。

那么，美国现在所遭遇的大麻烦就是，某些社会群体显然失去了（或者从来没有形成过）对建国宪法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这个宪法是属于自己的宪法，并且开始对宪法追根溯源，认为这部宪法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白人有产者男性制定的一个文件而已，是一部有奴隶主参与起草并且最终也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既然如此，现代的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政治认同建立在对这部宪法的信仰上？

前不久，林肯纪念堂无端受到侵扰，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林肯在宪法史上的地位，原本是不可撼动的，但现在显然也遭受到了挑战。

这就是原本行之有效的立宪政治在遭遇文化内战之后发生的故事。原本，整个宪法信仰的系统都建立在这一套关于“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上。而对于这种历史叙事，万万不要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追问“我们是谁”，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共同体大都经不起这种追问。我时常认为，现代社会要承认多元性这个基本前提，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黑人和白人，非法移民和公民。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但一个政治共同体，还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政治秩序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林肯的时代和当下做一个对比。林肯的难题是什么？当两条宪法路线的斗争逐渐定型为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地域分裂后，南方就是在“用脚投票”，要退出宪法构成的共同体，分裂出来另组新共同体。而美国现在的多元社会已经裂变为一种复杂多样、混乱的文化政治局面。某些边缘团体即便丧失了对宪法的认同，但“用脚投票”的空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认为美国真的会分裂。林肯通过内战中的血与火确立了美国政治最根本的规矩：在美国的立宪政治框架中，任何地方政治单位都没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却是不成文宪法中最具基石性的规范。

现今美国的文化内战提出了不一样的挑战。林肯当年的时代，美国地分南北，但都是白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考察美国近年的人口构成，正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所担忧的，整个美国出现拉美化或墨西哥化的趋势。研究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尊重既有的多元性上，而放任身份自治。美国宪法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私人自治权（right to privacy），就是说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表达自己的存在方式，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这种“私人自治”的权利听起来美妙，但推演到逻辑上的极端也会导致出现我们不愿见到的情况，尤其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宪法学说应当更关注众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以及如何建构起一个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对美国宪法研究的反思

 

我简单说一下三个方面的个人反思。

第一，美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观察一个民族是如何以宪法作为自己的根本构成和延续方式的。怎么理解美国？过去40年，这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一直是个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美国，很多时候这和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曾经一度，我们对美国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把美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更年轻的一代看美国，则显得矫枉过正。其实，我们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无端的膜拜不行，无缘由的恨也不至于。

研究美国宪法，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美利坚民族政治从创建到现在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中间有个宪法故事。更特别的是，除了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大国，可以观察到一批政治家是如何起草一部宪法的，如何通过起草宪法来创设政治框架，又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试、改造以至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立场，像托克维尔一样去观察美国法律和政治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进程。

第二，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不要让美国成为中国当下政治意见分歧的源头。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还不是特别理解美国，有一个例子能够反应出我们对理解美国的偏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刚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撒花”庆祝，将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理解为人类争取自由、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但是过了半年，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时，朋友圈又全是蜡烛。而斯卡利亚在同性婚姻案中是持反对意见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为同性婚姻判决鼓与呼的中国人，在听到斯卡利亚去世的消息时，至少应觉得暗自庆幸。我们的反应，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也能看出，是自我分裂却不自知的。

第三，放宽历史的视角，不要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不能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现在的信息传播技术快得可怕，我刚开始研究美国宪法时，很多最基本的材料都很难找。现在材料极其丰富，看都看不完。斯卡利亚去世的三、五个小时内，我们在美国法学院留学的学生，就可以写出来比较深入的介绍斯卡利亚生平和法理的公号推文。但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反思一个问题，研究美国宪法、美国政治，我们自己的研究议程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在美国文化内战中选边站，也不要比美国一些法律博客跑得还快，要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但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些国家却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具备。

 

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苏东国家不同

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长达28年。即使是从武装斗争开始的1927年算起，到1949年漫长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因为革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而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导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农村土地革命与农村社会革命的重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是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

农村土地革命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

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首先是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等社会经济文化精英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结构，兑现了让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其次，通过分配土地，将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组织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宗教机构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农村社会革命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了最基层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到最基层村庄的一套完备的党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且管理成本相对低廉。在这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有了物质保证。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全国人民的温饱。因此，历史地看，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队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独特条件

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死后，军阀林立、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名义上是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到1920年之后，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没有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服从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从而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

在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同样常常被人忽视，并不认为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贯彻到一定级别的行政单位，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

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起码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力，无论什么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还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1930年代，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始终对苏联干预我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传统上，中国的国家政权名义上是中立的，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名义上，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而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看上去人们得到了民主，但因为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经常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新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在局部地区性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相对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生产，必须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总产值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度融合，但却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并不容易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竞争地位。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能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方式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1970年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恰好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努力，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行业，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

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

经济学家们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尼、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就是因为，中国不仅人口比这些国家更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更适合现代工业生产。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

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电力工业初具规模，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基础设施短板无法吸引投资的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能够做到那些虽然人口规模不如中国、但也相当多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有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让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接轨，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金融业虽然并不发达，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完备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提供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品，但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

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起码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从此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剪常备军规模，使国家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198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和裁军之后，在经历了苏东巨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条件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理念，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这些创新既根源于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学习、借鉴、融合和创新”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果。

 

创新理论与借鉴吸收世界文明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多彩”、“平等”、“包容”和“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他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不要看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一文明观与“西方中心论”、“普世论”是迥然不同的，是我们在对待不同文明必须掌握和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境内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以及与世界各国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产物。中国历史一再表明，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和巨大的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根本保障，也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于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为了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真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把握创新理论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应该遵循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 “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 “中国人不做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地，而是要做西方外来文化的主人。”[4]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对国外引进的理念和理论，必须加以“利用、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对于一些敌对的、腐朽的和极端错误的理念和理论，要进行分析和批判，不应任其在人民中间传播泛滥。

利用与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了西方国家创造的许多新概念、新理念，革新丰富其内涵。例如“全球治理”概念，最早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其后“斯德哥尔摩全球安全和治理倡议书”的问世和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推动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基本议题之一。我国不但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而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革新并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理念，使之为我所用。习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

吸收、融合和本土化

根植于广袤中华沃土的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有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五千年来吸收了许多民族和各国的优秀文化，具有强大的消融能力，在不断消化和融合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本土化、中国化。例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本土化实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6]

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的政策原则应是“学习、吸收和超越。”例如，我国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就是这样做的。

引进、吸收与创新

为了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引进后必须予以吸收和消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的高铁在已有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经过我国科技人员充分消化再创新，形成了拥有系统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现在已成为我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据德国媒体报道，我国的高铁已在全球高铁市场上占据了69%的份额，而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只占到9%、8%和3%，余下的11%分别由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公司分得。[7]

但总体上看，我们许多部门企业仍热衷于引进，而不重视以我为主，在吸收消化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如果只引进不创新，不但要支付大笔专利费，而且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被动跟进。由此导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被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实质提高技术竞争力。引进是手段，自主创新才是最终目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8]

引进与保护本国经济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经济，但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损害我国的经济。以种子业为例，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种子业的龙头企业大多已被外资并购,我国中小种子企业在国外种业大公司的围追堵截下生存空间极小。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多数还是“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真正原创性的技术品种还不多，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要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当然，我们说要保护民族经济不是要保护那些落后企业和他们的落后产品，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引进国外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来促进本国产品的升级改造，提高国际竞争力。

原创与革新

原创与革新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创新。革新就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再创造，而原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就没有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一项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但造福本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世界人民，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国家若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它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很难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失利。而且，一个国家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它对基础理论的贡献，美国政府历来都是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美国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他号召我国的科学家们“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9]

循序渐进式发展与非对称性赶超发展

循序渐进式发展是指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或仿造研制什么，故又被称为“跟跑式”发展。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10] 什么是“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11]

 “非对称性”赶超战略是指，瞄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中某些最前沿的领域，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关键领域和我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现有的优势和特长进行跨越式研发突破，创造出一批“非对称性‘杀手锏’”，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12]，尽快使我国从“跟跑者”转变为“并行者”和“领跑者”。[13]

 

把握继承优秀传统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指引，为我们治国理政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智慧和启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养分。

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5]。“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6]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7]

当然，继承不是不分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我们必须摒弃其中的消极、落后、腐朽的东西，弘扬其中的精华，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阶级都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传统文化找出符合本国或本阶级利益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鉴别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和弘扬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要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和拓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对内继承发扬与对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强有力的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因此，我们不但要在国内将它继承好、弘扬好，而且还应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要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确立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考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1] 如此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质意义的新认识。

第二，要把对外传播的重点放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中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方面。这些年来，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偏重于中文、武术、国画、戏剧、剪纸等，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却重视很不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精髓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只有把这些精髓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感召力、渗透力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2]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每次出国讲话，不论走到哪里，或在接见外宾和外国记者是时都要引经据典，既生动地阐明了我国的内外政策，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尤其十分重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和传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主张。这些思想观念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赏，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编辑 迟晨光）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得最多的经济学话题之一。按照一般经济学者的看法，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让市场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投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资本”包括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私人资本，而不包括国家资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国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似乎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次是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放开土地兼并，允许以资本为核心来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林张之争”背后的核心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16年10月，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进行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分歧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产业政策，却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从而让西方的国际霸权维持了四、五百年。而林毅夫则认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才刚开始，它们面对的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扶持政策，不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经济的发展，就会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原料和资源出口国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外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由国家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扶持，才能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改革之初，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控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形式上似乎与欧美的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发展水平也全面倒退，甚至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治理能力。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基础的产业积累，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无力改变这一状况。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些国家虽然极少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它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接近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所言，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它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企业高速成长

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能免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也没能做到，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升级同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已不能继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从而从2008年起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投资“铁公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通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工程机械都依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大力支持，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久陷困境、甚至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像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也莫不如此。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挤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相互合作的案例。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中国经验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时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级地方领导出于对“唯GDP”政绩的考虑，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如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代会和政协占据过多席位、党政干部通过各种民间沙龙、同学会等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下降到20%左右，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50%以上。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无视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体制，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私人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利用种种话题，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越来越受推崇的局面。

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的功能做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调控遏制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一轮幅度更大的上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国家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并非如中央所愿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商业机构，银行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优势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在扩张，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优势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它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编辑  杨利红）

 

 

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编辑  季节）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 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