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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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4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825日到1966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12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4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4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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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是“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在1991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后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十五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俩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起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送行人中的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炼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促使这些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他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待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间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7日,胡先生交待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待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诺,父亲安排得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815914,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请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讲胡先生跟他相处的随意,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既然如此说,胡先生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都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这样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编辑  季节)



*熊蕾,熊向晖的女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1969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采访组:1969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1966届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19691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了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工农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年我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用现在的话讲都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受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的。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采访组:从您自己角度看,知青生活是什么样的?

孔丹:这些年一直有影视作品讲那个时候知青的故事。有一种“伤痕文学”,表达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还有一些理想主义作品,把当年知青的生活表现得很浪漫。记得反映北京知青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播出之后,我们中信有的年轻人就说:“孔总,我们真羡慕你们啊,你们那时的生活多么浪漫呀!”我说:“这有点扯淡吧,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少数人可能有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到农村去,马上适应农村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既没有某些文艺作品描绘得那么苦不堪言,也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浪漫,我觉得这才是大多数知青的真实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19692月,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坐在卡车上,经过延安,一直开到延长县城,然后就有农民带我们翻山越岭到各个大队。其实我们刚到农村时,并不能给当地作贡献,反而给当地人带来负担——社员不仅要关照我们,还要教我们学习劳动技能,带着我们参加农业劳动的各个环节。春天要开始种秋庄稼,种玉米,种谷子,种糜子,种荞麦。播种前,我们要用?头翻地。?头是陕北农民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半月形的,面积比较大,吃土更多。刨了土块,再把它打散。下籽不久,庄稼就长出来了。庄稼生长过程中,还要定时锄草。到了盛夏牛白天不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陕北种麦子的办法很特别,我们把羊粪在口袋里装满,用驴驮到山上的地头,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袋粪。然后我们在笸箩里面把麦种和粪均匀地用手搅拌好,前面一个人拿一个?头刨坑,后面一个人把粪和麦籽一起撒在坑里,再用脚把土掩好。播种完成后,麦苗就慢慢长起来了。

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时间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如果不回北京,有时间好好看点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一些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觉他当时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1978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大学,而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之后,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之后,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拆洗被子,刚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烟,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仅仅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又赢了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么小,在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愁眉苦脸是过日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采访组:习近平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您怎么理解他这些收获和体会?

孔丹:我认为他这些收获和体会是符合逻辑的,是他长期历练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我们不少知青也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感受。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经历。有一种理解,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历练,是对人性格的锻炼。日本人曾经把聂卫平的棋风称为“文革棋”。你照规矩来,他不照规矩走,不按常规出牌。他就是有这种能力,逼得整个日本的超一流棋手碰到聂卫平就头疼,畏惧他坚韧顽强的棋风,出其不意的怪招。这种风格是不是和聂卫平的“文革”经历、六年上山下乡经历有关呢?我看多多少少是有的。

就我自己来说,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人家也没法和你沟通。我们这些人后来形成的这种沟通能力,应该说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民疾苦的直接感受。特别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财富,甚至成为从政的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意志、品质、性格、立场、情操、境界,包括接触人民、跟群众的沟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了地气了。由此来看,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出来的为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他的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

习近平和我们这样的干部子弟,虽然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越的生活,但客观地讲,和一般干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相比,生活环境毕竟还是好一些的。比如,即使在“文革”中,我的家人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元生活费,还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的。从一生下来到今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还是在陕北农村。我想习近平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经年累月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能够很直接地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由此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那时候,陕北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个吃饱饭,盼着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因为环境艰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们表达的生活理念就是,受苦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

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3个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在我的脑子里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婆姨,长得很俊秀,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这里来?所以说要跟农民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今天虽然身处另外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所以说,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这对我们后来的生活经历都是起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

我认为,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让他深刻地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与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系吗?

孔丹:肯定是有关系的。习总书记在延川插队七年,他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像陕北、甘肃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坡,地里产粮低,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农民吃饭都成问题。可以说,在农村的七年时间,他了解了人民实际的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他讲为人民脱困,讲得非常具体,可见他对这件事情了解得多么细致深刻。七千万贫困人口、六千万留守儿童、四千万留守妇女、两亿六七千万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都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这些问题,就对不起人民,就不叫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走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收入分配失调、贫富分化严重,这些问题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环境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资本家的本质——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资本论》中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如果资本的使用不受到约束,就会破坏性地使用资源。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治国理政举措,充分说明了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地把握住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方向盘。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陕北七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他的心一直连着人民。

我觉得,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疾苦,滋生了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狠刹“四风”,就是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民,不要脱离人民。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其中一个源泉就是他跟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是靠书本,不是靠间接知识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体会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人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离不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基础。习总书记志存高远,中国梦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文革”带来的冲击,共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然,新的一代人会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是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献。你可以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能离开社会进步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是用我们的经历去要求年轻人,不是要求他们必须重复我们走过的路,而是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采访组:您很喜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请具体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孔丹:习总书记经常讲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和特色,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根源、现实环境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中国有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我们能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就好像中医把脉,同样是病人发烧,针对不同的病人却要开出不同的药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

习总书记对中国道路有着坚定的方向和坚定的认识,这就是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会迎来100年诞辰。第一个百年即将来临,我此生有幸,能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不是一般的小康,而是全面小康;也不是一般的富强,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

我正在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书分为三本,九十年的时间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止到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战略部署上展现出伟大的志向和抱负。从“中国梦”到“两个一百年”,从推动发展到深化改革,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四个自信”,从外交布局到军队改革,从反腐到扶贫,无不体现出他的宏韬伟略。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肩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任重道远,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对此,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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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任能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成功的。其实,毛泽东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停止在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他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捍卫革命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发现,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并出现腐败苗头,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政权变质。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在批判官僚主义。可以说,从建国后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少数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不让他们这些有革命斗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国家?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科层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科层体系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强。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受到质疑与批评,尤其国外势力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在政治制度上要仿效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除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即便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超出一般人所意料的结果。正是本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值得欧美学习的。

中国干部选拔体系的优势

    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科层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度。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

     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言辞和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候选人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利用新媒体则更容易迎合大众情绪化的或缺乏深思熟虑的诉求,民主政治则转化为缺乏责任感的、竞相抬高价码争取选票的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表面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自身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竞争者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经常被人指责,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不必去刻意讨好选民,但是他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胁迫,做出一些缺乏长远考虑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的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种解释就真正有效。而且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政党革命性的衰退造成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来自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应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成员应当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最符合全人类的长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虽然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尽管需要按照官僚科层体系的逻辑,政治问题的决定要遵从党内规章制度,但自身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政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科层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失去了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使其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健康运转的重大威胁,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

新儒家按照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主张: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任能”。考虑到上述转变,这种主张存在重大缺陷。

官僚主义的自我循环体系

    当新儒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科层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可能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层换届,新班子都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还是按照官僚主义的套路,其结果就是走过场,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是,官僚主义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利益,就会被不作为的氛围排斥。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除了最高层领导人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提出的工作任务。干部体系“去政治化”成为官僚科层体系的一个特征。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第三,在工作方式上,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责任。但今天官僚科层体系内部常见的情况是,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差错,就无人负责;甚至推诿责任、争政绩形成风气。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往往是那些平时做具体工作少、得罪人少的干部容易晋升,挫伤了积极有为的干部的积极性。更荒唐的是为少得罪人,出现按照年龄和资历排队的现象。

     在新儒家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科层体系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那就是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如果每十年视为一代人,每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他们成长的时期尚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平民子女中的优秀分子也有大量的机会展露他们的才能。但在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更多地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出生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越来越难以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的成长,主要的不是因为“选贤任能”传统,其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则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占有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所说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当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谓的“选贤任能”政治体制,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即普遍平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所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如何让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也得到平等的机会?随着官僚科层体系的日益成熟,它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如何防止这一趋势,则是现代儒家没有回答的。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打个比喻,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由此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

读经热现象的背后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在社会上也呈稳步扩大之势。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子女早日成才。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精神上感到空虚,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事实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而且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还在恢复过时的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环节。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他转发了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现代正规教育,不仅在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也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上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内人士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先富人群追求“精神贵族”

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按照所谓“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来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多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土豪”水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培育自己孩子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高人一等”的贵族。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项目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噱头。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固化自己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拥有的那些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物质财富,只不过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真正让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而这些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各种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总之,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贫富分化扩大导致社会等级固化风险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主要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和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几乎绝迹的情况,以致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举例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社会财富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贫富阶级的存在是常态。但要再次强调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基本的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经过革命胜利之后,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要体现在权利上和程序上,而且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很多都是在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加持。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有可能变成今天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

 

(编辑  碣石)

编者按:胡兆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长期在冶金部、国家科委从事我国科技事业领导管理工...

19549月,新中国成立5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我有幸在60年前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普选,6月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基层选举,七八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规定: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我是在当选了辽宁省鞍山市人大代表之后,在鞍山市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建设。20世纪50年代我国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像钢铁、机械、煤炭和造船等都集中在东北。所以选举全国一届人大代表的时候,东北地区选送代表的城市最多,辽宁省有24名代表,鞍山市是以钢铁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共有6个代表名额,这6名代表分别是:孟泰、邵象华、张明山、沈策、韩天石和我。

孟泰曾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把行李扛到高炉上,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称为“老英雄”孟泰。邵象华是鞍钢的总工程师,我国钢铁冶金专家。我们国家1954年年底发行了第一套有中国先进工人形象的邮票——《技术革新》特种邮票,共两枚,其中一枚就是反围盘自动传送钢条的情景及反围盘的创造者张明山的画面。另一画面是万能工具胎的发明人王崇伦正在刨床前向工人们介绍万能工具胎的构造和功能。王崇伦凭着万能工具胎,1954年一年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鞍山市选举的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除了市委书记韩天石,市总工会副主席沈策以外,鞍钢有4名代表。但实际上鞍钢共有5位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王崇伦是由抚顺市选举的,他们都是来自鞍钢一线的人大代表。

1953年对我来讲,有一件大事和两件喜事。所谓大事就是我有幸参与了鞍钢建设的三大工程。1023日无缝钢管厂投产,1130日大型轧钢厂投产,只有炼铁厂第7号高炉因重大技术难题迟迟未能投产。我在关键的时候破解了技术难题,1219日炼铁厂第7号高炉正式投入,仅用了一年时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投产,按照苏联的设计则需要3-5年才能完成。

5天之后的1224日,毛泽东主席专门给鞍钢全体职工发来贺信,称:“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并指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为“三大工程”的题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我的第一件喜事就是我的大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为“胡鞍钢”,代表了中国的钢都,也代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出发点。

第二件喜事是19531220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唯一的技术员代表。

我见到了毛主席

我于195494日与部分辽宁代表抵京,被分配住在新建的东四牌楼六条的东四旅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备会议阶段,从95日开始至914日;第二个阶段是正式会议阶段,从915日开始至928日,历时14

95日上午,我们到政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召开党员人大代表会议,由副总理邓小平同志作报告。下午又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代表第一次预备会议,由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做报告,内容主要是会议日程和编组等事宜。

96日到13日,辽宁省代表团的代表在一起学习、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部法律草案,并组织小组讨论和发言。

912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及上述5部法律的草案,[②]这就为正式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915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

下午,在大会开幕之前的三点零五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来到会场,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也拼命鼓掌,心中兴奋到了极点。我高兴得眼泪掉下来,竟有些不相信自己,原来与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朝夕相处的领袖现在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毛主席身体真好,红光满面,身体也非常魁梧和健康,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全场都激动极了。

下午三点一刻,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紧张地拿出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还一边想多看毛主席一眼,他的每一句话多有力!多沉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心中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刻而又亲切地感到幸福。

毛泽东介绍了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最后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③]这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而欢呼

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④],并在四天内完成讨论和修改。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当时我还写在了日记里。记得在1954915日开幕当天,我们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长达3多小时,代表们对报告不断报以热烈掌声。

920日,当大会宣读了修正过的宪法草案全文后,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会场上每个人都非常激动,都兴奋不已,场面非常热烈。全场的代表都站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代表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大会通过宪法后,在回驻地的车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欢呼不止。《宪法》的诞生,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拥护,老百姓都自发地上大街游行,高呼着拥护宪法的口号。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驻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

全体代表与毛泽东合影

921日下午3点,我们在怀仁堂后花园里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沈君儒等人合拍全体照。照片刚照好,我就抢先一个箭步,在葡萄架下等着,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走过来了,大家正在鼓掌,突然有一两位代表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开例,可不打紧,我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着:“毛主席,毛主席您好!”他慈祥地注视着我,微笑着。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放,感到从他的手上传来了一股无比的、巨大的动力,使我进步的动力。当时周围的代表挤得真厉害,都抢着握手,我不愿意侵占别人的机会,退出了圈子。当时我忽然灵机一动,走到走廊入口处等着,果然毛主席随着人群挤过来了,我立刻站在他的身旁,大家高声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在向大家招手!事后许多代表都非常羡慕地向我说:“你太幸福了,你就站在他的身边,当时我们羡慕极了!”

周总理首次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923日,我们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他还特别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总理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⑤]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也说明白了重工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这里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冶金工业,并作为重工业的首位,我也感到在鞍钢工作的重要意义。

92425日,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听取并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

927日下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下午535分,刘少奇同志向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毛主席和朱德都以1210票全票当选,还没有等刘少奇同志说完,大家就站起来,欢呼鼓掌,我们特别兴奋。手臂举酸了,手掌鼓痛了,喉咙喊哑了,但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毛主席几次要大家平静下来,可是他要求大家平静下来的手势,反而引来全场一次次更长时间、更热烈的欢呼声。

同日,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当日晚,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天安门前,几十万大中学生、部队的同志和老百姓们已经在欢呼了。在回到旅馆的途中,我们看到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和人山人海,以至于短短的一段路程我们的面包车差不多走了45分钟,我们在车上和狂欢的队伍握手,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宾馆时,我的嗓子早已哑了,手臂更是酸得像要掉下来一样。

928日下午,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等10人为副总理。会议还通过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提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当日,大会圆满闭幕。由于临近国庆5周年,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我们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的观礼台上。游行的人们走过观礼台时都向观礼台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热烈欢呼。游行队伍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进入广场时,保卫着“宪法”的工人和农民徐徐地将“宪法”打开,出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全场立刻欢腾起来,热烈欢呼和鼓掌。

结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60年过去了,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全过程,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实践是检验一个制度的标准,经过长达60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世界193个国家竞争中最具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它是真正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八个大字。

 

(编辑  季节)



[] 《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9月。

[]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7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刘少奇选集》(下),第132-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下),第132-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发展的速度更加瞩目。许多人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会在2025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在此背景下,欧美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不仅关注中国正在做什么,也开始关心中国人想什么。同时,也有一些欧美人士认为,几百年来主导全世界的欧美民主自由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寻找新的道路和可能性。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都与欧美不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型模式。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传统,而且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同于国际霸权在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而是带给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道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被许多人寄予厚望。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就是儒家。一些人确定无疑地相信,中国重新崛起,就意味着儒家的复兴,儒家未来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普世价值”。在此背景下,新儒家成为广受关注的思想潮流。然而,儒家真的能担负起如此沉重的期望吗?

新儒家与旧儒家

       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庞大的帝国沦落为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儒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被批判和否定。不过,在“激进主义传统”处于压倒性地位的20世纪,仍然有人坚信,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迟早都会重新崛起,儒家本身不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只是需要进行现代转化,使之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这些人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延续儒家的文化生命,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学者。此后,国民党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在历史转折之际,老一辈儒家学者大多选择留在大陆,而他们的学生辈则随国民党转向海外,从而形成了海外新儒家群体,包括唐君毅、徐复观等,更年轻一代则以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为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一方面是产生新一轮的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化高潮,主张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化本身也随着海外学者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重新浮出水面,成为热闹一时的文化现象。

        本文要谈到的新儒家是在上述学者的启发下崛起的大陆新儒家群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蒋庆、陈明、曾亦等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蒋庆。

儒家的政治传统

        蒋庆与以往儒家学者不同,他重构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将儒家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他宣称,自孔子以降,尤其是在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儒家,其实都不是儒家正统,而是由子思、孟子一脉传承而来的儒学,其思想重点在于人的心性。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沿着子思、孟子一路继续深化,使心性儒学成为儒学主流,遮蔽了儒家真正的主流。那么,儒家正统是什么呢?蒋庆认为,这就是在汉朝曾经兴盛一时的以公羊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儒学。

传统高校体制内的儒家学者们,将儒学研究与传承集中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哲学研究传统,更强调儒家的学术性与规范性,刻意地与现实政治尽量保持距离,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其研究和言行即变得与儒家完全无关;而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则明显地强调了儒学要讲政治,而且必须讲政治,甚至认为,只有讲政治的儒家才是真儒家,只有讲政治的儒学才是真儒学。

        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的。儒家从开创者孔子开始,关注的重点就从来不是心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从事实际政治做准备。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心性儒学代表的宋明理学,实际上最终指向的也是政治,而不是心性和学术本身。因此,在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之下,心性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将直接决定政治上的成败,而决断往往取决于他们内心的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修养才能养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到了清代,儒家学者已经将主要精力用在辞章、考据上,并形成了乾嘉学派,他们始终都不认为是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比如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中,双方都有大量学者进行皓首穷经的学术考据,但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也始终都是问题先行的。甚至包括一些清朝著名的政治人物,他们本身虽然也进行一些学术研究,但这些研究始终与现实政治关怀密切相关。而那些后来以学术贡献留名青史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事实际政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进入实际政治领域。相比之下,曾国藩本人也是理学名家,但风云际会,他成为了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为不少人所欣羡。

        在现代新儒家中,熊、梁等第一代新儒家,也对政治始终保持着高度热情。尤其是梁漱溟,不仅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亲身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以期重新恢复基层乡村秩序,还曾参加民主党派,实际参与政治,建国后仍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度关注。读过熊十力的书和文章也不难看出,研究儒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熊十力认为,自己承担着中国文化在历史转折之际的传承使命。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当然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高度关怀的基础上。

       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离政治也很近。徐复观本人曾是国民党少将,余英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参与反共活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破坏。因此,在海外进行儒学研究,他们自认为就是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保留火种,以待将来。不过,作为第一代新儒家学者的学生辈,第二代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第一代截然相反。第一代大多选择留在大陆,目睹新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而第二代却选择了与国民党共进退,随国民党一起逃亡海外。在这个集体性的差异上,也能看出,第一代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得更多,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怀超越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关怀,只要国家进步,儒家并非不能妥协。而第二代则更愿意相信,只有信仰儒家的中国才是中国,不信仰儒家的中国就不值得他们留恋。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让儒家在大陆重新浮出水面,并开始得到重视。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儒家更强调文化层面,反对政治过多地干预学术研究,从而看上去有一种纯学术的气质。但这种取向出现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本身就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现实的。强调所谓的纯学术,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性原则的拒绝和排斥。这一点,儒家其实与其它领域相同,表面上的去政治化和反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而非他们本身真的拒绝介入政治领域。比如在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排斥政治的纯文学概念,他们宣称,文学就是人学,不应该被政治笼罩。然而,他们所反对的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恰恰是在颠覆几千年来帝王将相和各路精英主导的文化传统,建立劳动者的文化主体性,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故事。纯文学所反对的政治干预,就是在反对这种建立工农劳动者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艺,恢复传统的帝王将相精英传统。这之后,文学离现实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导致人们根本不再关心文学,对文学失去了兴趣。文学圈对此的反应却是,“人文精神失落了”。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看上去都在以纯学术的态度研究儒学的人,在2000年后纷纷公开宣称,他们就是儒家信徒,并且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从政治层面承认儒学,甚至有人干脆公开鼓吹,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突兀,其实不然,他们从来如此。要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再试图为自己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叙述,来要求官方接纳,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也就是说,儒家实际上从来不曾远离过政治,始终都讲政治,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关怀。但蒋庆的出现依然与这些儒家有着重要的区别。

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的政治儒学与那些将政治意图隐藏起来的心性儒学有何区别呢?

        首先,蒋庆之前新儒家的政治意图始终是隐藏着的,或者说是通过文化来介入政治。蒋庆则以简单直接,以毫不掩饰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自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以来,专业知识分子与官僚体系分途,知识分子往往以独立于政治为自豪。蒋庆却宣称,儒家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回避政治关怀,那种回避现实政治的新儒家是心性儒学,不是儒学正宗,儒学本来就是为政治而生,儒家就是要以政治为业,而非以学术为业。即使以学术为业,也是退而求其次,并不是首选。

        其次,自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上被确立下来,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普世价值,传统的新儒家都在努力阐释:儒家思想本身并不反对这些原则,儒家可以和这些政治原则相兼容。但蒋庆却公然否认这一原则,明确主张精英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人一票。蒋庆质问说,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让一个普通的贩夫走卒与熟谙政治操作的政治家拥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他认为,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也参加选举,别人如果每个人只有一票,那么像孔子这样的人,应该一个人有一万票的投票权,这样才合理。

        再次,蒋庆明确提出,现代政治只有民意一重合法性,也是错误的,合法性应该有三重,即天、地、人三重合法性。中国虽然没有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国家宗教,但中国人仍然有朴素的神圣信仰,即对“天”的敬畏。那么,政治上的合法性就必须拥有超越性的一面,即顺应天意。所谓“地”,是指政治合法性要考虑到历史文化合法性,尤其是指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化潮流。在蒋庆看来,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其根本性的特征即在于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自然是其主要代表。因此,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蒋庆及其他新儒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是西化的结果,在中国无权充当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论证理论。与其他新儒家一样,蒋庆要求官方承认儒家的历史地位,将儒家重新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人”,则是指近代以来已经确立为基本政治原则的民意合法性。

        第四,在提出上述“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蒋庆提出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整治方案。他认为应该设立三个机构,分别代表三重合法性。第一个是庶民院,大致相当于英国的下议院,即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民意代表,代表民意合法性。第二个是贵族院,相当于西方历史上的贵族院,或者今日英国的上议院,代表历史文化传统合法性。第三个则是通儒院,主要由儒家代表性人物组成,代表天,即神圣合法性。而实现这一政治方案的基础是将儒教确立为国教。他认为,儒教在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为社会秩序提供规范,第三是为普通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生命信仰。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将儒教确立为国教,儒教就可以继续发挥这三大功能。

        在蒋庆提出的这套理论和政治方案的基础上,有人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应当是王道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要恢复君主制,设立一个世袭的但并不赋予实际政治权利的君主,搞君主立宪制。而在蒋庆及其追随者看来,今天的中国,最有资格充当这一体制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就是孔子后裔。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多个王朝,都曾经兴起,最终又衰落。唯一万世一系的延续下来的,只有孔子家族。孔子本人虽然终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只是后世儒家眼中的“素王”,但在今天,他的后裔则完全有资格成为重新恢复君主制的中国的君主。

        蒋庆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几乎就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君主制设想,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在论证方式上回应了一些当代政治的问题。蒋庆和那些鼓吹宪政的自由派一样,断定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根本不能适应中国,无论是自己主动改革,还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崩溃,最终都将重新建立一套政治模式。那么,他提出的这套方案就是一个备选方案。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在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激情压倒了理性,更多的时候只是诉诸于道德激情。

蒋庆“三重合法性”理论的重大缺陷

        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对“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反复论证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在考虑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对最关键的问题予以忽视,即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且,这里的中国革命还不止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是汪晖所说的“革命的二十世纪”,是“漫长的中国革命”。

        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是他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由题词可以看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不只是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还有三十年来人民革命中牺牲的烈士,还有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了的烈士。毛泽东将新中国视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果,而不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三年以来”意味着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三十年来”意味着新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840年以来”则意味着新中国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这同样是三重合法性,分别代表着民意、发展道路选择和民族。

        类似的合法性论述,还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序言里。其中明确说,新中国成立后,“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就是说,新中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也是新中国的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恢复精英政治,重建王权,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全盘背叛,也意味着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全盘否定。这是在今天讨论中国一切政治问题都必须牢记的出发点。

        曹锦清教授曾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为什么是胜利过的,而且是唯一的?在苏联或东欧地区,革命几乎是从天而降的,社会动员并不充分,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并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参与者。而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不同,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独特的革命斗争道路,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人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革命的过程。也正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通过社会结构改造和政治动员,让普通民众从原来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革命完全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了一套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让中国人民从此能够站着做人。中国人民革命的遗产,尤其是思想上的遗产,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成为今天中国公共政策与政治事务讨论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

        而蒋庆和新儒家的主张完全无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进而完全无视中国革命带给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同时也忽视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的基础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天意,也不是历史文化,更不是西方政治思想意义上的民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国人民对任何复活等级制和精英政治的动向都极为敏感。平等作为中国革命的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任何等级、特权和精英政治都会被视为对社会平等的威胁,从而遭到广泛的反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公开恢复世袭王权、贵族特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必然遭到失败。蒋庆所提出的一系列所谓儒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恰恰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中国革命政治遗产的否定。

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1978年以来,持续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围绕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和讨论,虽然歧见纷呈,但大体上都同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中国道路。

        甘阳曾经提出,当代中国同时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传统,分别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同时存在,但又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三种传统同时存在,又保持一定张力,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甘阳称之为“通三统”。他还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解释说,所谓“通三统”,并不是要打通三个传统,将三个传统融合为一个传统,而是继续保持着这种同时共存却又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张力的现状。而且,在甘阳看来,正是这三种传统之间的张力,使中国社会保持着特殊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应仅归功于市场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应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日渐减少,国有经济逐步从各个领域收缩和退出,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此看来,政府只需减少干预,让市场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转,就能够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据此认为,应当更多地承认市场的作用,减少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把经济交给市场,把社会交给社会,国家只作为守夜人发挥自己的管理功能。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首先,二战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并未对经济运行采取过多干预措施,除了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并未获得成功。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采用了欧美提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几乎一夜之间将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国家完全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但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处在衰退之中。

        中国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完全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国企关停并转,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完整,并未完全被摧毁。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加工出口等低端产业,但并未完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就开始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重工业到服务业的完整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这个体系。

        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选择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根本无从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只能被动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一方面提供资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当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一旦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国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崩溃,社会矛盾加剧,甚至政治动荡、陷入分裂和战乱。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府一方面不具备进行干预和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干预政策工具极其有限,只能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进行间接干预。而中国政府则可以通过现有的国有金融体系和非金融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减缓经济衰退的速度,缓解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儒家的“文化决定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

        儒家对中国的经济腾飞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恰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东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释,东亚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儒家的支持下获得的成功。他们认为,东亚资本主义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正如新教曾经被认为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一样,儒家也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撑点。部分欧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加勤劳,更注重教育,更遵守秩序,更愿意储蓄,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具包容性。正是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特征,让东亚地区更加适合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能够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迅速实现经济腾飞。

        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和清理。不能否认,东亚地区民众确实不同程度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存在上述的那些文化习惯上的特征。但是用儒家文化来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显得太过牵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首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部的,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韩国和中国台湾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转移,得以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新加坡则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抓住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而实现经济腾飞。香港一方面作为自由港,承担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与中国内地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从而扮演着当时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欧美进行经贸往来的中转站。

中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反证,儒家并非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按照早期海外新儒家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新儒家都认同的观点,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和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导致整个传统文化在大陆地区基本上被摧毁,反而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及日本、韩国较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家是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它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优势并未长期保持,反而迅速被中国大陆地区超越?可见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非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地区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及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却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地带开始出现动摇。

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新中国建立在取得长期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又在建国初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始终主权独立,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上始终不用仰人鼻息,而保持着完全自主,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上对外贸依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仍保持基本控制权力,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上仍然保持着完全的自主,而非受制于人;第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改变了原来的权力结构,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平等,建立了完整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保障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一点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第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资源吸取和分配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始终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使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过程中,仍然能看得出来;第四,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自主建设,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步骤有选择地改革和开放某些部门和领域可以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协调,而不用被特定的利益集团绑架,各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仍然比较强。

中国崛起促成了儒家的复兴

        中国革命的遗产促成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促成了儒家的复兴。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欧美学界和政界也并未对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些自以为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火种”的人,在欧美学术体系中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和重视。相反,中国的强势崛起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构成了强烈冲击,从而迫使欧美学术思想界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也包括他们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儒家。也就是说,并非当代新儒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支撑了中国的崛起,奠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格,恰恰相反,使儒家重新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并且承认这一点,当代新儒家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儒家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新儒家经常宣称,让儒家对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挨打负责,这是不公平的。

新儒家与自由派的异同与论战

        儒家与自由派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毕竟是西方的,而中国必须回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来;自由派则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全面接轨。

在过去20多年,新儒家与自由派经历过多次论战。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曾经批判过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反对用儒家传统解释东亚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次是2004年,以关于读经的辩论为核心,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大陆新儒家正式粉墨登场,形成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霸权的挑战,引发国内自由派的不满。自由派利用其在传统媒体上的话语权优势,批判了新老儒家,同时也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让中国变得更中国”的主张,强调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还是要继续向西方看齐,进行更深入的全面西化改革,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走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

        此外,在新儒家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自由派倒向了儒家,加入了新儒家阵营。不过,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已经有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可资借鉴,说明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可以兼容,并不冲突。

新儒家也越来越试图从形式上造成儒家复兴的事实,但儒家内部也有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对儒家而言,真正的复兴是理念的复兴。

在一些人看来,儒家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一种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道路,本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是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总结而已。不过,中国道路本质上更多的还是中国革命的遗产和市场化的结合,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建设成就,支撑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儒家关系并不大。(未完待续)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经略》编委、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1942年初,造访延安的作家萧军问毛泽东: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呢?他认为:应当有个文艺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先后找了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收集、了解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而艾青也对毛泽东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似乎有些吃惊:我讲,会有人听吗?

艾青肯定地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晚,毛泽东致信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信很短,但极为周到。

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毛泽东听到后不但没有不快,更在这位“鲁迅的学生”面前,坦陈了自己在党内被整和遭受委屈的历史。萧军闻之大为不平,毛泽东反而劝萧军说:“一个人没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没受够教育啊!我们干革命,就要受得了委屈,方才能安身立命啊!”事后,萧军写出《论同志之间的“爱”与“耐”》,送《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特意打电话给舒群,建议文章照发,但要删掉自己的名字,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与作家是以心换心的,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向一百多名作家发出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他比规定的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他与到会的各位作家逐一握手寒暄,然后落座,大家注意到:毛泽东穿的棉袄破了,一抬手,胳膊肘上就露出了棉花。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这样召开的,而这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期间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毛泽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部三次会议讨论,期间,他偶尔幽默地插话,但更多的时间是听会、思考,并埋头记录。5月23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应作家们的要求,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讲话。谦虚低调的毛泽东讲出了一篇经典。

毛泽东一开始讲话,就抓住了作家们的心,全场鸦雀无声,偶尔听众中爆发出会心的笑声。他讲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人们久久不愿散去。诗人何其芳回到鲁艺,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着,与大家讨论到天亮。

毛泽东对讲稿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一年后,他才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了《解放日报》,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最为独特的地方是:全文五个部分,统统都是从“我们”开头的,而其中的三个部分开头的第一句话,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处处以“我们”开头,这表明,毛泽东这是在向自己人交心,他把延安的作家们,看作是自己人。而既然有“我们”,就必然有“他们”,“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成立。

在讲述“我们的文艺”之前,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什么是“他们的文艺”。正像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开头一样,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则是从什么是“他们的文艺”,什么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与“他们的文艺”的不同说起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毛泽东说: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文艺家们所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就是要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它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由于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简而言之,所谓内心的秘密法则,如今一点也不神秘了,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产业。正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看穿这种骗局,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毛泽东说: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本上是走不通的。《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这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而“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

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因此,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更在情感。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精神上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更是情感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那么,为什么延安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毛泽东说: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段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时刻念着人民群众

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枣园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喊着:毛主席不能走,毛主席不能离开延安。当毛泽东从重庆归来时,延安万人空巷,父老乡亲在机场翘首以盼,他们奔走相告:菩萨保佑,咱们的毛主席好好地回来哩!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着的竟然是他的画像。毛主席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鲁艺的师生排出了大歌剧《白毛女》。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当天晚上,《白毛女》在此首演。泪水合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国家视百姓如草民、草芥,而百姓视国家如无物、如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根源。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唯有毛泽东这样告诉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又告诉他们说,你不仅是人,你是新中国的主人——平头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知道,跟着毛主席走,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闸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赶考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剧烈的沧桑巨变,就发生在1947年3月—1949年3月之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旧中国的统治结构,如坍塌般地轰然倒下,而在旧世界的废墟中,新中国如光芒万丈的太阳,喷薄而出,跃出了东方。“其兴也忽矣,其亡也孛矣。”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没有想到这巨变来得如此迅疾,如迅雷不及掩耳。

向北京进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当时,他若有所思地对卫士闫长林说:又是3月啦,好像一到3月,我们就要有行动呢!闫长林则欢天喜地地说:是啊!主席,前年3月,我们离开了延安,去年3月,我们离开了陕北,今年3月,我们要去北京啦!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啊!毛泽东幽默地说:连你都没想到,那蒋介石就更没想到喽!的确,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失败到来得如此迅疾而彻底。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中直机关食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中央被打掉一个,还有两个,留下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从4月12日至6月7日,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这里。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中央前委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蒋介石闻讯大喜。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活捉最好。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共产党必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重回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崩溃指日可待,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毛泽东料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心一意地惦记着他的人,其实就是蒋介石。而为了抓到或者消灭他本人,蒋介石会把什么都置之于九霄云外的。知蒋者,毛也。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2万6千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则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4个连。蒋介石断言:只要毛泽东留在陕北,他就插翅难飞。那时的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朝陕北传来捷报:生擒或者打死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心思全在陕北的毛泽东身上,他确实把什么都忘了。当他全力以赴注视着中国的西部的时候,东部战场却率先传来了消息:1947年7月,他的爱将张灵甫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餐必吃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的,在皖南事变中,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在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游击队员而已。蒋介石藐视陈毅,更藐视粟裕。他不思悔改,而是更加全心全意地盯着那带着四个连在陕北“散步”的毛泽东。

这年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进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大门洞开,而蒋介石的心思还在陕北,依旧还在毛泽东那里。而孟良崮战役爆发同时,毛泽东便指示林彪向南满发起攻击,并命令陈谢、刘邓、陈粟三大野战军会师中原。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而蒋介石却只顾盯着毛泽东,竟然忘记了全中国。

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冲昏了蒋委员长的头脑。固执己见,害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蒋介石甚至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理解为他个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而毛泽东要推翻的却是整个旧世界。这是胸怀的博弈,也是意志的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人胸怀与气度的差距,如宵壤之别。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自己率领的四个连,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战略规划。双方开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在靖边县王家湾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他预言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1947年3月——8月,这短短5个月里,全中国的战局发生了倾斜式的变化。而当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变化时,他觉悟得已经太晚了。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六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1947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是土地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地被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6亿人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最后1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1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1947年 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标志着中央工委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又一项任务:“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石家庄解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体;二,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经验,三,使石家庄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实验田。

到1947年底,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当时的刘少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人瘦得不成样子,而他却总是通宵工作。而中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拼命的。毛泽东说:我们靠的就是坚忍。陕北我们只剩下一个县,蒋介石说我们只能吃树叶。吃树叶就吃树叶,我们就是吃树叶,也要打倒旧社会。

1948年3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佳县。《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热土陕北。蒋介石终于没有抓住毛泽东,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却丢掉了华北和东北的绝大部分。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听取任弼时讲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个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铁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为即将创办的《光明日报》题词:“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原则。所谓“群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就是“胡来”。如果是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什么是共产党的政策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那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于是,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194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而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的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信念组织起来的。一支没有意志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没有信念的党,必将灭亡。蒋介石面对一支正义之师兵败如山倒。毛泽东用3个月10天,308封电报,便横扫了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全盘失去了中国的基层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20年——当年衣衫褴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信念、是革命的意志。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建设一个新中国

在1949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如同那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上,它使重显得更重:“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诗一样的文字,是铁一般的规划。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胜利,还不如说是考试,是空前的大考。

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任务比革命更为艰巨而繁重。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不熟悉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既成的样本,供我们照抄照搬。

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考试,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而顺利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鲁迅曾经感慨说:我们的前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事情总拣容易的做,而把难题留给了后人。而毛泽东则是这样的人——面对空前大考,他的性格却是题目先捡最难的做。搞现代化,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就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是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有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行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直到1933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联系,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明确的财政预算根本无法做出,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靠借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而更沦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法币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题为《党委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目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这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了。而这就是毛泽东交待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收支和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

1948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这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建立了独立自主、得到人民充分信任的货币体系,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组织现代社会的根本手段。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考卷,那么,在进城之前,在西柏坡这个地方,共产党就已经率先拿下了60分。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他说,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壮烈的,当人民已经给共产党打了100分,乃至120分的时候,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有60分,要获得那未来的40分,势必将更加困难。伟大的胜利到来了,但是,毛泽东的脸上,却写满了严峻,他的目光里,从此更加充满了忧患。

此时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泽东这样感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中共进城前,上海的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打天下100分,搞经济不及格。而毛泽东闻之十分不屑,他说:打天下没那么容易,搞经济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关好过,过现代化的关也不难,但是,最难过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究竟什么是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呢?在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被敌人的暴力所击溃,而是被貌似公平的商品和金钱交换关系所瓦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武力上打败反动派,发展中国的经济,这都不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不能以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那么,不但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其成果最终也会被葬送。

今天看来,对于革命家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论者毛泽东,反对的人很少,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理解的人则恐怕不多。所谓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点,无非就在这里。

1948年3月5 -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36岁的习仲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是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的名字是云泽。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此后,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便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1973年11月2日夜,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惠特拉姆问:主席是怎样把一个弱小的中国迅速地改变为世界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而用钞票和GDP的标志去衡量毛泽东的成就,这是对这个拒绝把自己的形象印在钞票上的伟人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关心的从来就不是蝇头小利,他始终忧思如海地凝视着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用资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那则是一个笑话,更是一种亵渎。没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正如没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这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此之上,毛泽东更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49年的春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春天。从那时起,人类的四分之一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

1949年初春三月,在一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毛泽东以这样的话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整整40年前,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远行,离开韶山冲,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当时,他的担子上一头是书和简单的行囊,另一头是供几天吃的口粮。

40年天翻地覆,40年弹指一挥间。而这一次,两辆卡车就装下了中共中央的全部的家当。这些历经磨难的革命者,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世界上最朴素的国家领导人。遥望北京,毛泽东说:我们要赶考去了。当时他还这样说:李大钊同志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好人啊!没有李大钊同志引路,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北京大学,他遇到了李大钊,也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三十二年还旧国”,遥望远方,毛泽东这样自言自语: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存者。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

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里,当年的毛委员向四野的装甲部队挥手敬礼——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一军团。冒着硝烟炮火,红一军团一路高举红旗,前赴后继地走来了——“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

那一年,毛泽东56岁。

 

(编辑  季节)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苏德战争相持不下,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就此开始。

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而绵延的中华文明,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

那时的蒋介石也在思考这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率先给出了答案。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崖山之后无中华”,也就是说,南宋被蒙古所灭后,中华文明就衰落了。在蒋介石看来,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能重蹈明亡之覆辙,故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明亡的原因。

蒋介石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一败于外寇,二败于流寇”,即一败于满清,再败于李自成。他指出,当今之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当今之“外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所谓“流寇”究竟是谁,则不言自明。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明朝怎样才能不亡呢?1940年,钱穆在《国学大纲》中这样说:“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傅斯年也认为,明朝要避免灭亡,那就必须采取“先和满,再剿寇”的政策。这就是中国当时“大儒”们的意见,它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这无疑就是说:国民党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阐释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主张。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共识”,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1944年,是明亡三百周年,自1942年以来,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以寻求人类的出路,这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大儒”们公开唱反调的,只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认为,明既非亡于“外寇”,也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他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仅从其货币政策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

1942年,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于是,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随后基于形势严峻,美国于194222日,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国民党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来华生利,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此即所谓“发国难财”一说的由来。

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要对这笔“国难财”征税,此论一出,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他感慨地说: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宗旨,实际执行的是“地上为私”四个大字。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的名言是: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必亡。文章发表之后,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陶希圣等在《中央日报》撰文,予以高调鞭挞,1946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在校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1936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您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平心而论,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他的秘书中,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则是徐复观。

193810月至1946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六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之军政。19435月,徐复观以18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回到重庆后,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整风运动”,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恰就在于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他认为,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因为“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已经完全是传统的、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要以广大的农民为民主的基础,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

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因此得到了“延安精神”的真传。徐复观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

其实,蒋介石知道国民党腐败,他也知道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他知道共产党廉洁,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不仅仅是廉洁。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5月到延安,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不禁发自肺腑地说:我一向以为,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50多岁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对比国民党统治区,陈嘉庚先生感慨地说,延安有“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基本没有菜。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圣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这就是使延安成为“圣地”的原因吗?在毛泽东看来,这还远远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延安的朴素不仅是物质上的朴素,而是精神上的朴素。延安代表了朴素的文明,朴素的政治,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要避免中国和中国文明陷入周期性腐败,那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历史上,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的问题。第二,是中国社会领导力量在精神和思想作风上的贫乏、无能、懈怠和麻痹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物质生活上的腐败,那只是“看得见的”腐败与堕落,而更加危险的腐败,却是思想方式的腐败、行为作风的腐败、乃至于说话方式——文风的腐败。中华民族若要真正地在灭顶之灾中警醒,那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样的腐败。

“往事越千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总结了中国天下兴亡的周期律,而他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朴素战胜腐败的历史,实干战胜虚文的历史,艰苦奋斗战胜贪图享乐的历史。

中国开化最早,文明领先,但是,这样的文明古国,却反复地被那些“蛮夷”们打败了,而这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说,这里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

文者,纹也。在中国历史上,文明被理解为雕饰,正是对于这种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追求,束缚了“文明化”的中国人,使他们对于“文明”的追求,脱离了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呢?毛泽东说,这就是战斗与生产,就是“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儒家之所以不能代表中国文明,就是因为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文明就是“礼仪”,而在当时,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造成了中国的分裂。

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而墨法两家,追求的则是文明的实质。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而舍本逐末的结果,必然是求荣取辱。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意思毋宁是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靠文采、靠风骚,靠舞文弄墨得天下的。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英勇杀敌,而不是文采和风骚。

中国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就是文明的异化。

而毛泽东青年时代《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知识,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在毛泽东看来,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而北方的夷狄,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那个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重建中华文明 重建中华政治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忘记了四个字——实事求是。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演讲的历史,也就是“文明的实质”——战斗与生产,战胜“文明的形式”的历史,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战斗与生产中去寻求文明的实质。这个逻辑,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196423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害了中国文明,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而这种学风、作风和文风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抗战开始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甘宁边区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延安处处有学校,成为了著名的“文化城”。

然而,要复兴中华文明,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因为那就必须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生产与战斗)中的朴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的杠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毛泽东指出,要重建中华文明,要重建中国政治,就必须从三个部分入手。

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知识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学风问题”。

而“学风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

毛泽东的话,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所谓“主观主义”,其在学风上的表现,也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首先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主观主义”这种学风。其次,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朋党”或者“党争”。

所谓“朋党”大盛于北宋。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周礼》,于是,这就使得熙宁以降,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欧阳修做《朋党论》,他便以为“君子”们争的是“大义”,而“小人”争的是利禄,故“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然而,正是“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党争”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故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朋党”就是结党营私,其名曰追求“大义”,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于官员而言,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法之上,置于道义之上,党争是大私,是官场痼疾,党争一日不去,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而第三个要反对的,就是“党八股”。所谓“八股”,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两个八股,一个是旧八股,一个是新八股或者“洋八股”,而“新八股”、新教条是“五四的产物,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即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这在文风上,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明”的错误理解,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不仅害了中国文明,不仅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害了中国共产党,害了中国人民。它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党内的错误思想,既是中国历史糟粕在党内的反映,也是这种糟粕在“五四”传统中的反映。当然,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批判地总结“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是为了批判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了批判长期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

1939年,刘少奇为马列学员做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他认为:诸如王明这些人虽然读了点书,但他们的问题是修养不够,他们在精神境界上不但不能望马克思、列宁之项背,而且离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也相差千里。在毛泽东看来,王明等人之所以修养不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养。他们自以为读了几本苏联的书就可以号称有马列主义修养,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一个人的修养,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来,离开了这个实质,就无所谓共产党人的修养。

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那就是通过妆扮成某种学说、思想和“真理”的合法继承人,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意识形态霸权”以施行统治——毛泽东和安托尼·葛兰西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统治。

年青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此人记忆力甚好,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能够倒背如流。

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戴震的名言是:今之儒者,“以理杀人”,而王明就是这样的“今之儒者”,王明的肃反,就是“以理杀人”。

对于王明的“厉害”,对于王明的肃反,中共党内是记忆犹新的。

19371120日,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而毛泽东说,这是“喜从天降”。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什么喜从天降,是祸从天降!”

“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王明的再次“自天而降”,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空降”下来一个党中央。而这一次,王明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陈云、曾山、孟庆树(王明的夫人)。

1937129日至1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康生、陈云立即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与张闻天、毛泽东组成“五大书记”,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总书记”,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王明那时的气势,甚至超过了初出茅庐时的六届四中全会。

12月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1936127日,毛泽东当选中革军委主席,193861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传达会议决定。行前,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然而,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王明请他主持公道,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

这就是要算历史帐。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王明要算历史帐,那就算历史帐。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你倒是有了理了?

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难道是书本吗?难道离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空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可能标榜自己代表马克思主义了吗?

于是,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即他后来所说的“党书”,他把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编订成册,而这就是《六大以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问题。”

1941910日至12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9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鉴于惨痛的教训,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那次会议上,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与王明不同,洛甫是明智的,洛甫明白:王明要算账,这完全是自取其辱,1942126日,张闻天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下乡去了。

延安整风确实是从“算账”开始的。但“整风”不是算个人的小账,“整风”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帐。1940年以来,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帐,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帐,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帐,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王明。

那时的毛泽东,在思索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那时的毛泽东,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毛泽东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而文明的实质就是“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也就是说,所谓文明绝非形式主义的文辞,文明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正是基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这种理解,毛泽东更为分别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敏”与“讷”。

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就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很长时期以来,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了圣旨,从大革命时代的依靠资产阶级,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种忽左忽右,使中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秧歌政权”,更使党经历了极为惨痛的失败,而其根源就在于,党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信,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自主性。近代中国丧失独立性,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反映在党内,这就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于党的统治。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实状况在党内精神生活上的反映,它集中表现为党内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把中国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毛泽东说: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还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切缺点。而在毛泽东看来,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八股文风,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中华民族欲求自新,欲求真正之解放,就必须批判地总结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总结自己的文明。

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绝非局限于明代一隅,更不是局限于儒家一门。而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也非一切“大儒”的学术所能涵盖。毛泽东的思索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上下五千年,包纳华夏与四夷。

毛泽东说,我们的历史上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有腐败,但也有朴素;有黑暗,但更有光明。历史虚无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真正问题在于能够正确区分,究竟哪是糟粕、腐败和黑暗,哪是精华、朴素与光明。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最后这样总结说: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1942年,面对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面对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危亡,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出了再造文明,重整乾坤的道路,他的出发点,就是造就一支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先锋队,而造就这样一支先锋队,那就必须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入手。

只有懂得了中国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整风。只有懂得什么是文明,才能真正明白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意义。

只有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那首最著名的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33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那一年,他50岁。

78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夺取了全中国。(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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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其性质、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导致地租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单位土地的产出率。

从历史上看,对地租的研究及其调控最早出现于中国,公元前700多年管子相齐时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政策——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率。优等土地征收高税率,劣等土地征收低税率乃至不征税,这就是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4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者配第才提出级差地租的概念。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发展,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级差地租理论体系。

级差地租理论及其政策在今天并未过时,相反,它一直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对级差地租的研究,是调整我国央地关系及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要思路。

管子论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I,是指投入不同地块上等量资本,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或土地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有差额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I是天然形成的。依据级差地租I,管子提出了分级征税原则:“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管子具体解释道:“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管子·乘马数》)

现代文为:“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调控市场的收放,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办法。”

《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现代文为:“一般十仞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涝;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仞减十分之三,四仞减十分之四,五仞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依据级差地租II,管子提出了增加对劣等土地的投入的政策主张。

管子论述道:“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民之无本者,贷之圃报。”(《管子·揆度》)“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管子·山国轨》) 

可见,管子重视发挥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重点资助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重视增加对劣等土地上的投入,并不追求增加级差地租。这种做法对于国家整体是有利的,这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不平衡,提高土地边际产出。

透过级差地租看我国土地税收制度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级差地租I。根据这一理论,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等土地比劣等土地的产出更高,差额构成了级差地租I。如果政府以赋税的方式征收这个级差地租I,那么对于种植者而言,在优劣两种土地上的相等投入会获得相等的收入。这样做不会降低优等土地的产量,因为种植者同样获得了社会平均收入。

       目前,中国的土地转让金制度对房产价格影响很大,而它正是建立在级差地租I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土地转让金制度,政府将城市土地拍卖,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收入。一般来说,投在繁华地区土地上的资本,其利润率要高于投资于落后地区土地的资本,因此前者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于后者的土地出让金。这事实上等价于征收级差赋税。根据级差赋税理论,对级差赋税的征收是不会影响土地产出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不会影响土地效率。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方式很简单,所以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15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32547亿元,约占当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21%

与土地出让金相关,中国构建了一套央地赋税体系,即国税和地税体系。目前,中央政府的国税主要是征收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交易税等收益类赋税(所得税、增值税由中央地方分享),地方税主要是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租金类赋税。1994年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城市土地进行追加投资已是普遍现象,级差地租II已成为城市地租更重要的来源,这导致土地出让环节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城市地租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而级差地租II又是其中更重要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城市土地追加投资,以不断提高可能征收的级差地租水平。事实上,各地政府都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得自己的土地收入超过其它区域的土地收入而获得增值,并从土地增值中获得财政收入,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会努力调整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结构,通过加大本行政区域内经济不平衡的方式,来提高级差地租的规模。例如,地方政府将资源在本行政区域的A区集中投放,降低对本行政区域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投放,则A区公共基础建设、产业配套等都远优于其它地区,其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将远高于其它地区,由此形成本行政区域内的级差地租,而A区的超额收益又会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同时,当大量人口向A区集中时,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还可能反过来拉动土地价格的提高,这也会导致级差地租的增加。与A区相比,其它区域的土地收益随着人口的外迁而进一步降低,这又进一步提高A区的级差地租。

       所以,在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拉大地区经济差距,吹胀租金、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税额。在这种条件下,实体经济的正常利润往往被轻视,泡沫经济自然容易发生。此外,我国资源税归地方政府,这也助长了滥采资源的现象。按现行汇率测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

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对我国土地税收制度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问题积重难返,房价节节攀升而实业发展艰难。其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分享租金类赋税比例太大、收益类赋税比例太小的结果。在租金类赋税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动力就是抬高土地等资源的租金价格,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忽视实业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管子指出:“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管子·立政》)

       现代文为:“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

       可以看出,管子主张设立司空和司田的分职体系:司空的职责就是改善劣等土地,使干旱的土地不受旱灾困扰,沼泽的土地不受水灾淹没。这恰好就降低了级差地租。而司田的职责是,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以确定各块土地的赋税基准。两者的职权是分开的。换言之,司空不会对级差地租的数额负责,而只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而司田只对级差地租负责,不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由此实现对土地改良、生产和赋税的全方位优化。

       可以想象,如果将司空与司田的职能赋予同一个机构,其后果极可能是司田为了获得更高的级差赋税,利用司空的职权进一步降低劣等土地的资源投放,而提高优等土地的资源投放。

       以司空、司田职能分工来对照今天的央地分税体系,可知司空应注重实业发展质量,而不能关注地租收益,地租的确定及收取应由司田负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谁应当承担司空的职能,谁又应当承担司田的职能?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同,前者会促使地方政府扩大地区差异,后者会促使地方政府缩小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在微观上级差税额比收益税额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小,但它在宏观角度上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央政府对级差税额的征收也应负有责任。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在利益诉求上的区别,正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之一。中央政府重视宏观财政平衡,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实物财富生产,是实物财富生产的实际操控者。

地方政府的赋税应主要来源于收益税额,例如营业税、部分所得税等。地方经济效率高,收益税额就多,反之就少。由此形成对地方政府发展实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将失去炒土地、炒房地产、炒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因为租金税额并不归地方所有。地方政府只有发展实业才能获更多收益税额。

中央政府的赋税应包括级差税额,例如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由于中央政府扩大级差地租的动机不足,级差税额不会直接降低实业平均收益率,也不会降低相应资产供给,可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大限度。还有一个优势在于,级差地租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动,因此中央政府的级差税额相当于对地方经济征收的累进税,有利于实现公平赋税。

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有本质不同,不可用地方管理的经验来套在中央管理上,也不可将中央管理的经验想当然地推广到地方。

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赋税体系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其实际操作暗含了级差地租赋税原则。以资源税为例,美、日、澳等国均由中央和地方共享,其中中央拿了资源税的大头,地方征收的是小头,英国则在中央独享资源税后对地方给予财政补偿。以房产税为例,美国地税中的私有房屋税的征收对象是占全国土地58%的私人土地,其他42%的土地归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所有,其对应的税费也分属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

 

(编辑  王生升)




*程碧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济改革与发展。[]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富民观[]

先秦诸子中,几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 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舆,则君子不安;庶人骇政,则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贵贱,此之谓民无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

金耀基认为[],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虽随民本思想起有所涨落,但从来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所谓富国者非日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



* 卢周来,国防大学教授。

[] 建国以来,研究与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甚多,对传统富民思想研究的著述也不少。此文是在考虑各家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再整理,应属文献综述性质。

[]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台湾)1990年版,第2页。

[③] 春秋左传·僖公五年

[④] 孟子.尽心章句下

[⑤] 荀子·大略

[⑥] 荀子·王制

[⑦] 新书·大政上

[⑧]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台湾)1990年版,第23

[⑨] 周易程氏传•损

[⑩] 大学衍义补•固本之道

[11] 明夷待访录·原君

[12] 潜书·明鉴

[13] 管子·治国

[14] 论语·颜渊

[15] 孟子-滕文公上

[16] 孟子·梁惠王上

[17] 新书·大政下

[18] 淮南子·诠言训

[19] 晋书·列传第十七

[20] 大学衍义补·固本之道

[21] 潜书·考功

[22] 论语?颜渊

[23] 荀子· 富国

[24] 荀子 王制

[25]商君书·壹言

[26] 商君书·去强

[27] 韩非子·五蠹

[28] 临川先生集·与马运判书

[29] 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30] 逊志斋集·送陈达庄序

[31] 大学衍义补•理财之道上

[32]大学衍义补•理财之道下

[33] 潜书·存言

[34]《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35] 《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

[36]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

[37] 《致全国农工商通电》,《孙中山全集》第l0 59

 

[38] 管子·治国

[39] 管子·立政第四

[40] 孟子·梁惠王上

[41] 商君书·农战第三

[42] 傅子·群书治要

[43] 晋书 列传第十七

[44] 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45] 汉书?食货志上

[46] 盐铁论•力耕

[47]  吕氏春秋•上农 

[48] 读通鉴论·卷十四

[49]  汉书•贡禹传

[50] 荀子?富国

[51] 新书?大政

[52] 潜夫论?浮侈 

[53] 汉书?食货志上

[54] 管子·禁藏

[55] 管子·八观

[56] 论语 学而

[57] 论语·佾

[58] 墨子·七患

[59] 墨子·节用上

[61] 荀子·富国

[62]  荀子·天论

[63] 宋史·曾巩传

[64] 宋史·曾巩传

[65] 潜书·尚治

[66] 论语·颜渊第十二

[67] 论语·先进

[68] 孟子 尽心上

[69] 孟子·告子下

[70] 傅子· 安民

[71] 《古微堂内集》卷三《治篇》十四

[7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73] 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0页。

红军长征的意义

张文木

2016-10-28 11:23:46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R...

    红军长征的意义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40周年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的加速器

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为什么说了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并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这次会议作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认清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革命党人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

    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了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2]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往往可以将错误认识和观念迅速地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1934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就有1人牺牲。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在一次次、特别是经历了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3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长征检验出一种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实行了巧妙的战略迂回,北渡金沙江。19355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又胜利抢占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有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康,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和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4]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设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在长征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5]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而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长征中的毛泽东:坚守党性,始终与党在一起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7]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以身作则,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真理。19644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8]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起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长征的启示和意义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有两条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要事实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9],打阵地战[10],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1],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的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走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长征的意义是永恒的。

 

(编辑  宋斌斌)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 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4]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6]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7]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9] 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10] 1934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1]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血的哲学

19374-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刚刚结束了25千里的长跑,便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在陕北炽热而明亮的太阳下大谈哲学。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讲授和思考,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是在创造一种“新哲学”。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6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都授课,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3个多月从未间断。他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3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哲学课上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好老师。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他居住的窑洞炕上有一个放文件用的白铁皮箱子,每到晚上,毛泽东就趴在这个铁皮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讲稿,往往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加上烟熏火燎,毛泽东看上去成了一个黑脸的包公。

毛泽东的授课成果,凝聚为两篇划时代的文献——《实践论》与《矛盾论》。1936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还说,几乎算得上是衣衫褴褛的毛泽东,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哲学王。斯诺是极其敏锐的,他说,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中国,尽管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斯诺凭借着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就断定这个人便是中国的“林肯”。

此前,西方的“中国学”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都是在原地循环,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思想停滞不前,中国不但不能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而且,在学习西方思想方面,中国也并不是日本那样的“好学生”。

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如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了有思想的民族。毛泽东的革命惊醒了沉睡的、无声的中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改变了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积贫积弱的形象。

  也就是在那一次,他为毛拍了一张著名的照片。1937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海伦·斯诺第一次把这张照片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她后来回忆说:“我把照片交给毛泽东,他看后大吃一惊,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不过,他随即站起来说:‘我不晓得我看起来会像这个样子!’毛泽东之所以喜欢埃德加·斯诺,这是原因之一。”

   西方人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自信,这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美国人尊敬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尊敬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至于他是不是一位主席,一位政治领袖,则是另一个问题。

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叙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当谈到《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巨大反响时,斯诺对毛泽东这样说: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

《实践论》言简意赅,它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论,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毛泽东通过讲述这两个问题,对旧的认识论做了一个总结。《实践论》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毛泽东所谓的“新哲学”、新认识论。第四个问题,才是毛泽东的独创,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也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认识是发现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为因应人类此前从未经验过的世界而生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践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实践论》篇幅极短,但容量极大。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经验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这就是感性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大卫·休谟的经验论代表了人类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他认为,认识来自感觉,由于每个人所处的角度、环境和地位均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于事物和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所谓“认识”无非是“意见”,而“意见”是从特定立场出发对自己经验的总结,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人们围绕着不同“意见”进行的争执,因而也是不可能停止的。

《实践论》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是以康德的思想为代表的。康德认为,人类先天有认识能力,这就是指逻辑推理、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论理”能力。康德说:所谓“启蒙”、所谓人类思想的“觉醒”,也就在于发现这种能力,而人类思想的进步,也就在不断锻造和发挥这种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对纯粹的经验进行批判。

毛泽东则批评党内和红军中的“经验主义者”们——只能认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不能“用脑子去想一想”,即通过理性思考,去认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而不会思考“战略问题”,而当毛泽东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与康德批判那些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是一样的。那么,认识究竟是来自“感觉”还是来自“理性”呢?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各执一端,长期不能化解。而《实践论》则认为:认识来自感觉,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进步,则取决于理性。取决于理性对于经验的批判。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只是用一个故事,就清楚地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讲的是“外面来的人”是怎样认识延安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概念同感觉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毛泽东讲哲学,是希望刚刚结束了25千里长跑的红军,立即开始一次思想的长跑,他把这种思想上的锻炼和长跑,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哲学,方才是“新哲学”。

《实践论》的第三个方面,说明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指出,认识活动不仅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活动,认识是实践活动。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活动,更是改造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等同于实践,也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论,超越了休谟和康德那种单纯的“解释世界”的认识论,从而也超越了此前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这种新认识论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实践论。实践论的实质,是把人类活动理解为生产活动,认识,即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简洁而深刻的概括,在此前,的确还没有谁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这样的概括。

《实践论》的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或原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此前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之不同,这也就是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既成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实践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处理变局、危机、革命的学说。实践所面对的对象,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世界,毛泽东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著作便是《矛盾论》,他甚至认为,《矛盾论》推翻和颠覆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矛盾是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学说的集大成者便是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他自己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就是矛盾和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全盘颠覆了西方的矛盾论和辩证法,因为毛泽东所说的“矛盾”,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中所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是人们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则是指人类社会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讨论的“矛盾”,确实都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毛泽东所说的矛盾,首先就是指事物本身的差异性。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所谓事物的差异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构成了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才是世界的本质。

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分析,离开了“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式来解决”的态度,空谈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这不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就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他认为,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矛盾,教条主义者们当然也承认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他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这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不懂得这些矛盾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认为西方的那种“矛盾论”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它也构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从教条主义的“矛盾论”的终点上开始思考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决定革命战争胜败的六个矛盾,他指出:这六个矛盾构成了彼此制约的网络,忽视其中哪一个,都会造成全局的失败。由于我们处在多重矛盾互相决定的局面中,所以,没有哪个矛盾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具体哪一种矛盾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做出选择与判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毛泽东说: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教条主义者们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也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毛泽东说:空谈矛盾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这就是说差异是事物的本质,当我们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时,要注意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注意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当我们说矛盾就是斗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元的矛盾可以共居、可以转化。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对抗性只是矛盾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矛盾的一切形式。

在《漫长的革命》中,斯诺写到,他曾经问毛泽东说:“在1937年之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毛泽东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是完全不可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著作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我的书哪里是我写的,那是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中得来的,那是血写的。毛泽东的著作,是从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那是鲜血铸成的经典和丰碑。

《论持久战》

19378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一年,除了在抗大上课和写哲学讲稿之外,还有一件令毛泽东高兴的事,这就是925日,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19384月,国民党军则在台儿庄与日军会战中取得胜利,此役歼敌1万余人。

但噩耗却随即源源不断地传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就是武汉保卫战失败。

中国国内的舆论,对于抗战的前途,急剧地从“速胜论”跌入了“亡国论”。

1938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编辑  季节)

踏上长征路

19341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十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193410月,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在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南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1934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2014年,福建省武平县大余乡一位农民,用进城打工的钱翻造了新屋,但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居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因为每到夜里,他都会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屋前列队,向遥远的地方敬礼。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出了白骨累累。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各个根据地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体部分,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是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言中的地说:“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银元,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

长征的目的是不明确的,目的地的选择甚至是错误的。红军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毛泽东看来,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毛泽东认为,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完全主动,而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的情形下之浪战,以致于铸成大错。年青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是在敌人步步紧缩的堡垒圈中被动防御,最后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但又不知向何处去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在第四道封锁线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这便是湘江战役。

当时指挥红军的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是一个曾参加过巴伐利亚城市暴动的德国人。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毛泽东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毛泽东的主张被拒绝之后,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拖延时间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机完全丧失了,当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两岸的敌军分别从两翼向渡河的红军发起猛攻,红军主力则被迫死守两翼阵地掩护中央机关通过,红军战士的鲜血把湘江染成了一条红河。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千人,减员到了3万人。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2万将士大部牺牲。

中央红军的主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过半。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新败之师冲向湘西,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毛泽东愤怒而坚定地对李德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后调头向西,进入了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而毛泽东在党内的“流放生涯”,正是在遵义告一段落。

19351月,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形成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这期间用了漫长的3年。付出的代价是:红军损失了90%,苏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组织上变动不大,博古依然还是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只有军事建议权。而遵义会议最为“破格”的地方,就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伺机摆脱敌人,力争在贵州北部渡过长江入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洛甫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洛甫知道,在山穷水尽之际,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的人,实际上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鏖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率领红军继续奔向川滇交界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的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激烈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3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政委。3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泽东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战胜了教条主义,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全面掌握了枪杆子。随后的长征,由无目的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便是抢渡金沙江和夺取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金沙水拍云崖暖”。当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路西行,接近人烟稀少的藏区时,部队中的动摇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毛泽东将把红军带入绝境。当红军到达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时,恐惧的声音占了主流,连洛甫也担忧地提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湘军消灭的,红军看起来正在步石达开的后尘。事实证明,金沙江并没有那么令人恐惧。刘伯承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带着扮成“中央军”的红军先遣队昼夜兼程直趋江边,抢得唯一一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从对岸的川军那里缴获了几条大船。全军没费一枪一弹,安然渡过了金沙江。

“大渡桥横铁锁寒”。红军的绝境虽然没有出现在金沙江,但却出现在了大渡河。大渡河水深流急,无论是从云南入川,还是从四川入滇,大渡河都是古来的天险,深入到了这样的绝境——红军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当红军赶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对岸川军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岸。十七勇士乘一条小船强渡成功,但再没有更的多的渡船可用,只够渡过一个团。而蒋介石的追兵离此已经不远。这一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毛泽东此时说:就在安顺场上游二百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座铁锁桥,叫做泸定桥,此桥是康熙时代所建,而很少题字的康熙,还特意为这座桥题了“泸定桥”三个字。

红军队伍中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座桥的存在,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座桥,红军能否赶到那里,当部队经过彻夜行军到达泸定桥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座铁索桥依然坚固地存在在那里。随后从左岸赶来的刘伯承不禁感叹说:天不亡红军啊!泸定桥挽救了红军,而在最后一刻,是毛泽东丰富的历史地理学识挽救了中国革命。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青年时酷爱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这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罗章龙回忆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金沙江上铁桥的来历,指出: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这是清代在吐蕃“铁桥镇”的基础上修造的,并且还说:先有泸定桥,后有泸定县,泸定县在,铁索桥便在。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到此,红军终于冲出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劫难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随即就面临着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1897年出生,小毛泽东四岁,他的故乡萍乡,离毛泽东参与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五四游行那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几个人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的都是些滥竽充数的。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这一要求没有被满足,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张国焘本来并不完全反对北上陕甘宁的计划,他原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此时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央政治局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张国焘。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党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此时周恩来病倒了,而张国焘虎视眈眈——到了这样的境地,党和红军也只能靠毛泽东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的这句话,放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那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固然是被选出来的,人们常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被选出来,是为了挽救中共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那不是选出一个什么天之骄子,而是选一个赴汤蹈火的带头人。毛泽东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宁都会议走到此时,而不被彻底打倒,如今想来,这也是有必然性的。

其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从而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其二,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正确的军事战略,是红军以弱胜强,不断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既然党的历届总书记都不能制约张国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也只能选择躲的办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率先北上,张国焘则率大部红军南下,并宣告另立中央。

南下的红军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被迫退入西康。西康地广人稀,非但不能成为战略屏障,更使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空袭之下。一年后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被迫北上。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随即陷入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苦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1年,中国共产党曾拥有近30万红军,拥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等红色根据地,而到了1935年,中共却只剩下陕北一个根据地,其余的根据地全部丧失了。

陕甘苏区是共产党经营得最长的根据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五届中央派刘志丹、谢子长赴陕北创立根据地,他们在陕北创建了红26军,1933年,刘志丹在陕北照金与习仲勋会师,1934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的眼里,陕北的“习、刘”,就等于中央苏区的“朱、毛”。阎锡山说:“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红军进入哈达铺的时候,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搜集到一批《大公报》,随后,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也从墙上揭下了一张81日的《大公报》,并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方才知道陕北原来有一块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知道陕北也有“朱毛”,也就是“习刘”。毛泽东当时感叹说:梁兴初有大功啊,你这个侦查连长,一下子就抓回了两个军(指红25军和红26军),还给我抓回来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吗!

与中央红军一样,陕北红军也经历了会师、反围剿、肃反。1935915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率先完成长征,但是,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却立即开始进行肃反,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并严刑拷打。当毛泽东得知高岗、刘志丹和习仲勋被当作反革命逮捕的消息后,他下令立即放人,毛泽东当时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做了敌人想做而不能的事情。

习仲勋后来这样回忆说: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的吴起。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我们这100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红军,而陕北红色根据地则为走投无路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51018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这标志着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只有六千人,而这还不及他从井冈山带到闽西苏区的人数。

1936127日,中革军委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毛主席”,那一年,他43岁。19371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毛泽东当时幽默地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长征:意志的赞歌

毛泽东在1935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这样讲到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然而,长征不仅仅是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胜利,长征也是战胜党内错误路线的一次胜利。

不仅是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还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和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所谓意志,也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抵抗力。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200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地锯下。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长征。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消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圣经》故事,那么,长征就是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编辑 季节)

 

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崭新的经济学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们经常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不仅仅是经济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衰落。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这无疑是人间奇迹。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那么,经济是从根本上发展不起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今天,有人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是,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让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保护了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庶民的财富。

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总体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如何组织起来,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毛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但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毛主席与“毛派”

1931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1933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这才是他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他搞的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则便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他说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这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政绩”,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第二国际和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4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伤,不得不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因口音不对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而释放。然后艰难辗转到上海找党,却被人出卖,被指认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但因坚不承认是“罗明”,被关押了五年后获释,回到闽西当了个中学教员。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5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19931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领导层,及随后执行的王明博古(秦邦宪)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形象。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