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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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任能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成功的。其实,毛泽东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停止在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他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捍卫革命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发现,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并出现腐败苗头,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政权变质。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在批判官僚主义。可以说,从建国后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少数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不让他们这些有革命斗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国家?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科层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科层体系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强。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受到质疑与批评,尤其国外势力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在政治制度上要仿效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除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即便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超出一般人所意料的结果。正是本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值得欧美学习的。

中国干部选拔体系的优势

    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科层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度。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

     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言辞和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候选人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利用新媒体则更容易迎合大众情绪化的或缺乏深思熟虑的诉求,民主政治则转化为缺乏责任感的、竞相抬高价码争取选票的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表面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自身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竞争者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经常被人指责,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不必去刻意讨好选民,但是他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胁迫,做出一些缺乏长远考虑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的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种解释就真正有效。而且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政党革命性的衰退造成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来自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应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成员应当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最符合全人类的长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虽然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尽管需要按照官僚科层体系的逻辑,政治问题的决定要遵从党内规章制度,但自身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政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科层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失去了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使其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健康运转的重大威胁,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

新儒家按照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主张: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任能”。考虑到上述转变,这种主张存在重大缺陷。

官僚主义的自我循环体系

    当新儒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科层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可能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层换届,新班子都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还是按照官僚主义的套路,其结果就是走过场,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是,官僚主义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利益,就会被不作为的氛围排斥。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除了最高层领导人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提出的工作任务。干部体系“去政治化”成为官僚科层体系的一个特征。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第三,在工作方式上,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责任。但今天官僚科层体系内部常见的情况是,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差错,就无人负责;甚至推诿责任、争政绩形成风气。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往往是那些平时做具体工作少、得罪人少的干部容易晋升,挫伤了积极有为的干部的积极性。更荒唐的是为少得罪人,出现按照年龄和资历排队的现象。

     在新儒家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科层体系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那就是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如果每十年视为一代人,每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他们成长的时期尚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平民子女中的优秀分子也有大量的机会展露他们的才能。但在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更多地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出生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越来越难以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的成长,主要的不是因为“选贤任能”传统,其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则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占有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所说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当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谓的“选贤任能”政治体制,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即普遍平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所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如何让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也得到平等的机会?随着官僚科层体系的日益成熟,它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如何防止这一趋势,则是现代儒家没有回答的。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打个比喻,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由此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

读经热现象的背后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在社会上也呈稳步扩大之势。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子女早日成才。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精神上感到空虚,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事实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而且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还在恢复过时的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环节。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他转发了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现代正规教育,不仅在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也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上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内人士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先富人群追求“精神贵族”

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按照所谓“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来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多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土豪”水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培育自己孩子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高人一等”的贵族。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项目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噱头。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固化自己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拥有的那些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物质财富,只不过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真正让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而这些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各种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总之,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贫富分化扩大导致社会等级固化风险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主要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和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几乎绝迹的情况,以致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举例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社会财富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贫富阶级的存在是常态。但要再次强调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基本的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经过革命胜利之后,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要体现在权利上和程序上,而且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很多都是在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加持。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有可能变成今天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

 

(编辑  碣石)

编者按:胡兆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长期在冶金部、国家科委从事我国科技事业领导管理工...

19549月,新中国成立5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我有幸在60年前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普选,6月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基层选举,七八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规定: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我是在当选了辽宁省鞍山市人大代表之后,在鞍山市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建设。20世纪50年代我国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像钢铁、机械、煤炭和造船等都集中在东北。所以选举全国一届人大代表的时候,东北地区选送代表的城市最多,辽宁省有24名代表,鞍山市是以钢铁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共有6个代表名额,这6名代表分别是:孟泰、邵象华、张明山、沈策、韩天石和我。

孟泰曾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把行李扛到高炉上,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称为“老英雄”孟泰。邵象华是鞍钢的总工程师,我国钢铁冶金专家。我们国家1954年年底发行了第一套有中国先进工人形象的邮票——《技术革新》特种邮票,共两枚,其中一枚就是反围盘自动传送钢条的情景及反围盘的创造者张明山的画面。另一画面是万能工具胎的发明人王崇伦正在刨床前向工人们介绍万能工具胎的构造和功能。王崇伦凭着万能工具胎,1954年一年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鞍山市选举的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除了市委书记韩天石,市总工会副主席沈策以外,鞍钢有4名代表。但实际上鞍钢共有5位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王崇伦是由抚顺市选举的,他们都是来自鞍钢一线的人大代表。

1953年对我来讲,有一件大事和两件喜事。所谓大事就是我有幸参与了鞍钢建设的三大工程。1023日无缝钢管厂投产,1130日大型轧钢厂投产,只有炼铁厂第7号高炉因重大技术难题迟迟未能投产。我在关键的时候破解了技术难题,1219日炼铁厂第7号高炉正式投入,仅用了一年时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投产,按照苏联的设计则需要3-5年才能完成。

5天之后的1224日,毛泽东主席专门给鞍钢全体职工发来贺信,称:“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并指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为“三大工程”的题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我的第一件喜事就是我的大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为“胡鞍钢”,代表了中国的钢都,也代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出发点。

第二件喜事是19531220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唯一的技术员代表。

我见到了毛主席

我于195494日与部分辽宁代表抵京,被分配住在新建的东四牌楼六条的东四旅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备会议阶段,从95日开始至914日;第二个阶段是正式会议阶段,从915日开始至928日,历时14

95日上午,我们到政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召开党员人大代表会议,由副总理邓小平同志作报告。下午又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代表第一次预备会议,由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做报告,内容主要是会议日程和编组等事宜。

96日到13日,辽宁省代表团的代表在一起学习、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部法律草案,并组织小组讨论和发言。

912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及上述5部法律的草案,[②]这就为正式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915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

下午,在大会开幕之前的三点零五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来到会场,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也拼命鼓掌,心中兴奋到了极点。我高兴得眼泪掉下来,竟有些不相信自己,原来与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朝夕相处的领袖现在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毛主席身体真好,红光满面,身体也非常魁梧和健康,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全场都激动极了。

下午三点一刻,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紧张地拿出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还一边想多看毛主席一眼,他的每一句话多有力!多沉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心中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刻而又亲切地感到幸福。

毛泽东介绍了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最后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③]这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而欢呼

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④],并在四天内完成讨论和修改。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当时我还写在了日记里。记得在1954915日开幕当天,我们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长达3多小时,代表们对报告不断报以热烈掌声。

920日,当大会宣读了修正过的宪法草案全文后,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会场上每个人都非常激动,都兴奋不已,场面非常热烈。全场的代表都站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代表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大会通过宪法后,在回驻地的车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欢呼不止。《宪法》的诞生,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拥护,老百姓都自发地上大街游行,高呼着拥护宪法的口号。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驻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

全体代表与毛泽东合影

921日下午3点,我们在怀仁堂后花园里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沈君儒等人合拍全体照。照片刚照好,我就抢先一个箭步,在葡萄架下等着,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走过来了,大家正在鼓掌,突然有一两位代表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开例,可不打紧,我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着:“毛主席,毛主席您好!”他慈祥地注视着我,微笑着。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放,感到从他的手上传来了一股无比的、巨大的动力,使我进步的动力。当时周围的代表挤得真厉害,都抢着握手,我不愿意侵占别人的机会,退出了圈子。当时我忽然灵机一动,走到走廊入口处等着,果然毛主席随着人群挤过来了,我立刻站在他的身旁,大家高声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在向大家招手!事后许多代表都非常羡慕地向我说:“你太幸福了,你就站在他的身边,当时我们羡慕极了!”

周总理首次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923日,我们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他还特别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总理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⑤]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也说明白了重工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这里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冶金工业,并作为重工业的首位,我也感到在鞍钢工作的重要意义。

92425日,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听取并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

927日下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下午535分,刘少奇同志向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毛主席和朱德都以1210票全票当选,还没有等刘少奇同志说完,大家就站起来,欢呼鼓掌,我们特别兴奋。手臂举酸了,手掌鼓痛了,喉咙喊哑了,但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毛主席几次要大家平静下来,可是他要求大家平静下来的手势,反而引来全场一次次更长时间、更热烈的欢呼声。

同日,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当日晚,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天安门前,几十万大中学生、部队的同志和老百姓们已经在欢呼了。在回到旅馆的途中,我们看到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和人山人海,以至于短短的一段路程我们的面包车差不多走了45分钟,我们在车上和狂欢的队伍握手,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宾馆时,我的嗓子早已哑了,手臂更是酸得像要掉下来一样。

928日下午,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等10人为副总理。会议还通过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提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当日,大会圆满闭幕。由于临近国庆5周年,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我们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的观礼台上。游行的人们走过观礼台时都向观礼台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热烈欢呼。游行队伍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进入广场时,保卫着“宪法”的工人和农民徐徐地将“宪法”打开,出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全场立刻欢腾起来,热烈欢呼和鼓掌。

结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60年过去了,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全过程,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实践是检验一个制度的标准,经过长达60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世界193个国家竞争中最具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它是真正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八个大字。

 

(编辑  季节)



[] 《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9月。

[]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7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刘少奇选集》(下),第132-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下),第132-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发展的速度更加瞩目。许多人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会在2025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在此背景下,欧美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不仅关注中国正在做什么,也开始关心中国人想什么。同时,也有一些欧美人士认为,几百年来主导全世界的欧美民主自由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寻找新的道路和可能性。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都与欧美不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型模式。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传统,而且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同于国际霸权在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而是带给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道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被许多人寄予厚望。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就是儒家。一些人确定无疑地相信,中国重新崛起,就意味着儒家的复兴,儒家未来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普世价值”。在此背景下,新儒家成为广受关注的思想潮流。然而,儒家真的能担负起如此沉重的期望吗?

新儒家与旧儒家

       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庞大的帝国沦落为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儒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被批判和否定。不过,在“激进主义传统”处于压倒性地位的20世纪,仍然有人坚信,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迟早都会重新崛起,儒家本身不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只是需要进行现代转化,使之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这些人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延续儒家的文化生命,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学者。此后,国民党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在历史转折之际,老一辈儒家学者大多选择留在大陆,而他们的学生辈则随国民党转向海外,从而形成了海外新儒家群体,包括唐君毅、徐复观等,更年轻一代则以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为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一方面是产生新一轮的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化高潮,主张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化本身也随着海外学者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重新浮出水面,成为热闹一时的文化现象。

        本文要谈到的新儒家是在上述学者的启发下崛起的大陆新儒家群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蒋庆、陈明、曾亦等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蒋庆。

儒家的政治传统

        蒋庆与以往儒家学者不同,他重构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将儒家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他宣称,自孔子以降,尤其是在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儒家,其实都不是儒家正统,而是由子思、孟子一脉传承而来的儒学,其思想重点在于人的心性。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沿着子思、孟子一路继续深化,使心性儒学成为儒学主流,遮蔽了儒家真正的主流。那么,儒家正统是什么呢?蒋庆认为,这就是在汉朝曾经兴盛一时的以公羊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儒学。

传统高校体制内的儒家学者们,将儒学研究与传承集中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哲学研究传统,更强调儒家的学术性与规范性,刻意地与现实政治尽量保持距离,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其研究和言行即变得与儒家完全无关;而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则明显地强调了儒学要讲政治,而且必须讲政治,甚至认为,只有讲政治的儒家才是真儒家,只有讲政治的儒学才是真儒学。

        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的。儒家从开创者孔子开始,关注的重点就从来不是心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从事实际政治做准备。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心性儒学代表的宋明理学,实际上最终指向的也是政治,而不是心性和学术本身。因此,在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之下,心性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将直接决定政治上的成败,而决断往往取决于他们内心的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修养才能养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到了清代,儒家学者已经将主要精力用在辞章、考据上,并形成了乾嘉学派,他们始终都不认为是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比如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中,双方都有大量学者进行皓首穷经的学术考据,但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也始终都是问题先行的。甚至包括一些清朝著名的政治人物,他们本身虽然也进行一些学术研究,但这些研究始终与现实政治关怀密切相关。而那些后来以学术贡献留名青史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事实际政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进入实际政治领域。相比之下,曾国藩本人也是理学名家,但风云际会,他成为了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为不少人所欣羡。

        在现代新儒家中,熊、梁等第一代新儒家,也对政治始终保持着高度热情。尤其是梁漱溟,不仅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亲身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以期重新恢复基层乡村秩序,还曾参加民主党派,实际参与政治,建国后仍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度关注。读过熊十力的书和文章也不难看出,研究儒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熊十力认为,自己承担着中国文化在历史转折之际的传承使命。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当然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高度关怀的基础上。

       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离政治也很近。徐复观本人曾是国民党少将,余英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参与反共活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破坏。因此,在海外进行儒学研究,他们自认为就是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保留火种,以待将来。不过,作为第一代新儒家学者的学生辈,第二代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第一代截然相反。第一代大多选择留在大陆,目睹新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而第二代却选择了与国民党共进退,随国民党一起逃亡海外。在这个集体性的差异上,也能看出,第一代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得更多,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怀超越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关怀,只要国家进步,儒家并非不能妥协。而第二代则更愿意相信,只有信仰儒家的中国才是中国,不信仰儒家的中国就不值得他们留恋。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让儒家在大陆重新浮出水面,并开始得到重视。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儒家更强调文化层面,反对政治过多地干预学术研究,从而看上去有一种纯学术的气质。但这种取向出现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本身就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现实的。强调所谓的纯学术,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性原则的拒绝和排斥。这一点,儒家其实与其它领域相同,表面上的去政治化和反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而非他们本身真的拒绝介入政治领域。比如在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排斥政治的纯文学概念,他们宣称,文学就是人学,不应该被政治笼罩。然而,他们所反对的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恰恰是在颠覆几千年来帝王将相和各路精英主导的文化传统,建立劳动者的文化主体性,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故事。纯文学所反对的政治干预,就是在反对这种建立工农劳动者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艺,恢复传统的帝王将相精英传统。这之后,文学离现实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导致人们根本不再关心文学,对文学失去了兴趣。文学圈对此的反应却是,“人文精神失落了”。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看上去都在以纯学术的态度研究儒学的人,在2000年后纷纷公开宣称,他们就是儒家信徒,并且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从政治层面承认儒学,甚至有人干脆公开鼓吹,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突兀,其实不然,他们从来如此。要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再试图为自己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叙述,来要求官方接纳,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也就是说,儒家实际上从来不曾远离过政治,始终都讲政治,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关怀。但蒋庆的出现依然与这些儒家有着重要的区别。

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的政治儒学与那些将政治意图隐藏起来的心性儒学有何区别呢?

        首先,蒋庆之前新儒家的政治意图始终是隐藏着的,或者说是通过文化来介入政治。蒋庆则以简单直接,以毫不掩饰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自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以来,专业知识分子与官僚体系分途,知识分子往往以独立于政治为自豪。蒋庆却宣称,儒家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回避政治关怀,那种回避现实政治的新儒家是心性儒学,不是儒学正宗,儒学本来就是为政治而生,儒家就是要以政治为业,而非以学术为业。即使以学术为业,也是退而求其次,并不是首选。

        其次,自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上被确立下来,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普世价值,传统的新儒家都在努力阐释:儒家思想本身并不反对这些原则,儒家可以和这些政治原则相兼容。但蒋庆却公然否认这一原则,明确主张精英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人一票。蒋庆质问说,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让一个普通的贩夫走卒与熟谙政治操作的政治家拥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他认为,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也参加选举,别人如果每个人只有一票,那么像孔子这样的人,应该一个人有一万票的投票权,这样才合理。

        再次,蒋庆明确提出,现代政治只有民意一重合法性,也是错误的,合法性应该有三重,即天、地、人三重合法性。中国虽然没有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国家宗教,但中国人仍然有朴素的神圣信仰,即对“天”的敬畏。那么,政治上的合法性就必须拥有超越性的一面,即顺应天意。所谓“地”,是指政治合法性要考虑到历史文化合法性,尤其是指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化潮流。在蒋庆看来,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其根本性的特征即在于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自然是其主要代表。因此,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蒋庆及其他新儒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是西化的结果,在中国无权充当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论证理论。与其他新儒家一样,蒋庆要求官方承认儒家的历史地位,将儒家重新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人”,则是指近代以来已经确立为基本政治原则的民意合法性。

        第四,在提出上述“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蒋庆提出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整治方案。他认为应该设立三个机构,分别代表三重合法性。第一个是庶民院,大致相当于英国的下议院,即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民意代表,代表民意合法性。第二个是贵族院,相当于西方历史上的贵族院,或者今日英国的上议院,代表历史文化传统合法性。第三个则是通儒院,主要由儒家代表性人物组成,代表天,即神圣合法性。而实现这一政治方案的基础是将儒教确立为国教。他认为,儒教在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为社会秩序提供规范,第三是为普通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生命信仰。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将儒教确立为国教,儒教就可以继续发挥这三大功能。

        在蒋庆提出的这套理论和政治方案的基础上,有人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应当是王道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要恢复君主制,设立一个世袭的但并不赋予实际政治权利的君主,搞君主立宪制。而在蒋庆及其追随者看来,今天的中国,最有资格充当这一体制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就是孔子后裔。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多个王朝,都曾经兴起,最终又衰落。唯一万世一系的延续下来的,只有孔子家族。孔子本人虽然终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只是后世儒家眼中的“素王”,但在今天,他的后裔则完全有资格成为重新恢复君主制的中国的君主。

        蒋庆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几乎就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君主制设想,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在论证方式上回应了一些当代政治的问题。蒋庆和那些鼓吹宪政的自由派一样,断定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根本不能适应中国,无论是自己主动改革,还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崩溃,最终都将重新建立一套政治模式。那么,他提出的这套方案就是一个备选方案。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在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激情压倒了理性,更多的时候只是诉诸于道德激情。

蒋庆“三重合法性”理论的重大缺陷

        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对“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反复论证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在考虑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对最关键的问题予以忽视,即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且,这里的中国革命还不止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是汪晖所说的“革命的二十世纪”,是“漫长的中国革命”。

        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是他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由题词可以看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不只是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还有三十年来人民革命中牺牲的烈士,还有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了的烈士。毛泽东将新中国视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果,而不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三年以来”意味着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三十年来”意味着新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840年以来”则意味着新中国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这同样是三重合法性,分别代表着民意、发展道路选择和民族。

        类似的合法性论述,还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序言里。其中明确说,新中国成立后,“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就是说,新中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也是新中国的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恢复精英政治,重建王权,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全盘背叛,也意味着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全盘否定。这是在今天讨论中国一切政治问题都必须牢记的出发点。

        曹锦清教授曾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为什么是胜利过的,而且是唯一的?在苏联或东欧地区,革命几乎是从天而降的,社会动员并不充分,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并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参与者。而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不同,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独特的革命斗争道路,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人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革命的过程。也正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通过社会结构改造和政治动员,让普通民众从原来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革命完全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了一套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让中国人民从此能够站着做人。中国人民革命的遗产,尤其是思想上的遗产,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成为今天中国公共政策与政治事务讨论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

        而蒋庆和新儒家的主张完全无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进而完全无视中国革命带给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同时也忽视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的基础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天意,也不是历史文化,更不是西方政治思想意义上的民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国人民对任何复活等级制和精英政治的动向都极为敏感。平等作为中国革命的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任何等级、特权和精英政治都会被视为对社会平等的威胁,从而遭到广泛的反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公开恢复世袭王权、贵族特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必然遭到失败。蒋庆所提出的一系列所谓儒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恰恰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中国革命政治遗产的否定。

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1978年以来,持续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围绕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和讨论,虽然歧见纷呈,但大体上都同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中国道路。

        甘阳曾经提出,当代中国同时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传统,分别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同时存在,但又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三种传统同时存在,又保持一定张力,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甘阳称之为“通三统”。他还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解释说,所谓“通三统”,并不是要打通三个传统,将三个传统融合为一个传统,而是继续保持着这种同时共存却又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张力的现状。而且,在甘阳看来,正是这三种传统之间的张力,使中国社会保持着特殊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应仅归功于市场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应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日渐减少,国有经济逐步从各个领域收缩和退出,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此看来,政府只需减少干预,让市场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转,就能够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据此认为,应当更多地承认市场的作用,减少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把经济交给市场,把社会交给社会,国家只作为守夜人发挥自己的管理功能。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首先,二战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并未对经济运行采取过多干预措施,除了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并未获得成功。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采用了欧美提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几乎一夜之间将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国家完全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但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处在衰退之中。

        中国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完全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国企关停并转,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完整,并未完全被摧毁。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加工出口等低端产业,但并未完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就开始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重工业到服务业的完整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这个体系。

        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选择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根本无从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只能被动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一方面提供资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当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一旦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国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崩溃,社会矛盾加剧,甚至政治动荡、陷入分裂和战乱。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府一方面不具备进行干预和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干预政策工具极其有限,只能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进行间接干预。而中国政府则可以通过现有的国有金融体系和非金融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减缓经济衰退的速度,缓解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儒家的“文化决定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

        儒家对中国的经济腾飞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恰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东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释,东亚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儒家的支持下获得的成功。他们认为,东亚资本主义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正如新教曾经被认为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一样,儒家也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撑点。部分欧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加勤劳,更注重教育,更遵守秩序,更愿意储蓄,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具包容性。正是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特征,让东亚地区更加适合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能够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迅速实现经济腾飞。

        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和清理。不能否认,东亚地区民众确实不同程度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存在上述的那些文化习惯上的特征。但是用儒家文化来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显得太过牵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首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部的,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韩国和中国台湾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转移,得以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新加坡则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抓住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而实现经济腾飞。香港一方面作为自由港,承担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与中国内地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从而扮演着当时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欧美进行经贸往来的中转站。

中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反证,儒家并非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按照早期海外新儒家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新儒家都认同的观点,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和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导致整个传统文化在大陆地区基本上被摧毁,反而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及日本、韩国较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家是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它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优势并未长期保持,反而迅速被中国大陆地区超越?可见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非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地区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及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却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地带开始出现动摇。

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新中国建立在取得长期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又在建国初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始终主权独立,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上始终不用仰人鼻息,而保持着完全自主,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上对外贸依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仍保持基本控制权力,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上仍然保持着完全的自主,而非受制于人;第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改变了原来的权力结构,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平等,建立了完整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保障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一点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第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资源吸取和分配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始终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使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过程中,仍然能看得出来;第四,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自主建设,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步骤有选择地改革和开放某些部门和领域可以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协调,而不用被特定的利益集团绑架,各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仍然比较强。

中国崛起促成了儒家的复兴

        中国革命的遗产促成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促成了儒家的复兴。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欧美学界和政界也并未对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些自以为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火种”的人,在欧美学术体系中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和重视。相反,中国的强势崛起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构成了强烈冲击,从而迫使欧美学术思想界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也包括他们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儒家。也就是说,并非当代新儒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支撑了中国的崛起,奠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格,恰恰相反,使儒家重新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并且承认这一点,当代新儒家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儒家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新儒家经常宣称,让儒家对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挨打负责,这是不公平的。

新儒家与自由派的异同与论战

        儒家与自由派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毕竟是西方的,而中国必须回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来;自由派则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全面接轨。

在过去20多年,新儒家与自由派经历过多次论战。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曾经批判过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反对用儒家传统解释东亚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次是2004年,以关于读经的辩论为核心,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大陆新儒家正式粉墨登场,形成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霸权的挑战,引发国内自由派的不满。自由派利用其在传统媒体上的话语权优势,批判了新老儒家,同时也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让中国变得更中国”的主张,强调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还是要继续向西方看齐,进行更深入的全面西化改革,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走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

        此外,在新儒家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自由派倒向了儒家,加入了新儒家阵营。不过,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已经有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可资借鉴,说明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可以兼容,并不冲突。

新儒家也越来越试图从形式上造成儒家复兴的事实,但儒家内部也有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对儒家而言,真正的复兴是理念的复兴。

在一些人看来,儒家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一种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道路,本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是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总结而已。不过,中国道路本质上更多的还是中国革命的遗产和市场化的结合,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建设成就,支撑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儒家关系并不大。(未完待续)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经略》编委、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1942年初,造访延安的作家萧军问毛泽东: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呢?他认为:应当有个文艺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先后找了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收集、了解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而艾青也对毛泽东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似乎有些吃惊:我讲,会有人听吗?

艾青肯定地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晚,毛泽东致信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信很短,但极为周到。

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毛泽东听到后不但没有不快,更在这位“鲁迅的学生”面前,坦陈了自己在党内被整和遭受委屈的历史。萧军闻之大为不平,毛泽东反而劝萧军说:“一个人没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没受够教育啊!我们干革命,就要受得了委屈,方才能安身立命啊!”事后,萧军写出《论同志之间的“爱”与“耐”》,送《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特意打电话给舒群,建议文章照发,但要删掉自己的名字,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与作家是以心换心的,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向一百多名作家发出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他比规定的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他与到会的各位作家逐一握手寒暄,然后落座,大家注意到:毛泽东穿的棉袄破了,一抬手,胳膊肘上就露出了棉花。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这样召开的,而这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期间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毛泽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部三次会议讨论,期间,他偶尔幽默地插话,但更多的时间是听会、思考,并埋头记录。5月23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应作家们的要求,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讲话。谦虚低调的毛泽东讲出了一篇经典。

毛泽东一开始讲话,就抓住了作家们的心,全场鸦雀无声,偶尔听众中爆发出会心的笑声。他讲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人们久久不愿散去。诗人何其芳回到鲁艺,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着,与大家讨论到天亮。

毛泽东对讲稿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一年后,他才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了《解放日报》,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最为独特的地方是:全文五个部分,统统都是从“我们”开头的,而其中的三个部分开头的第一句话,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处处以“我们”开头,这表明,毛泽东这是在向自己人交心,他把延安的作家们,看作是自己人。而既然有“我们”,就必然有“他们”,“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成立。

在讲述“我们的文艺”之前,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什么是“他们的文艺”。正像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开头一样,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则是从什么是“他们的文艺”,什么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与“他们的文艺”的不同说起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毛泽东说: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文艺家们所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就是要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它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由于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简而言之,所谓内心的秘密法则,如今一点也不神秘了,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产业。正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看穿这种骗局,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毛泽东说: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本上是走不通的。《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这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而“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

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因此,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更在情感。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精神上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更是情感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那么,为什么延安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毛泽东说: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段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时刻念着人民群众

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枣园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喊着:毛主席不能走,毛主席不能离开延安。当毛泽东从重庆归来时,延安万人空巷,父老乡亲在机场翘首以盼,他们奔走相告:菩萨保佑,咱们的毛主席好好地回来哩!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着的竟然是他的画像。毛主席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鲁艺的师生排出了大歌剧《白毛女》。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当天晚上,《白毛女》在此首演。泪水合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国家视百姓如草民、草芥,而百姓视国家如无物、如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根源。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唯有毛泽东这样告诉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又告诉他们说,你不仅是人,你是新中国的主人——平头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知道,跟着毛主席走,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闸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赶考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剧烈的沧桑巨变,就发生在1947年3月—1949年3月之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旧中国的统治结构,如坍塌般地轰然倒下,而在旧世界的废墟中,新中国如光芒万丈的太阳,喷薄而出,跃出了东方。“其兴也忽矣,其亡也孛矣。”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没有想到这巨变来得如此迅疾,如迅雷不及掩耳。

向北京进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当时,他若有所思地对卫士闫长林说:又是3月啦,好像一到3月,我们就要有行动呢!闫长林则欢天喜地地说:是啊!主席,前年3月,我们离开了延安,去年3月,我们离开了陕北,今年3月,我们要去北京啦!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啊!毛泽东幽默地说:连你都没想到,那蒋介石就更没想到喽!的确,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失败到来得如此迅疾而彻底。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中直机关食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中央被打掉一个,还有两个,留下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从4月12日至6月7日,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这里。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中央前委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蒋介石闻讯大喜。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活捉最好。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共产党必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重回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崩溃指日可待,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毛泽东料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心一意地惦记着他的人,其实就是蒋介石。而为了抓到或者消灭他本人,蒋介石会把什么都置之于九霄云外的。知蒋者,毛也。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2万6千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则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4个连。蒋介石断言:只要毛泽东留在陕北,他就插翅难飞。那时的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朝陕北传来捷报:生擒或者打死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心思全在陕北的毛泽东身上,他确实把什么都忘了。当他全力以赴注视着中国的西部的时候,东部战场却率先传来了消息:1947年7月,他的爱将张灵甫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餐必吃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的,在皖南事变中,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在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游击队员而已。蒋介石藐视陈毅,更藐视粟裕。他不思悔改,而是更加全心全意地盯着那带着四个连在陕北“散步”的毛泽东。

这年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进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大门洞开,而蒋介石的心思还在陕北,依旧还在毛泽东那里。而孟良崮战役爆发同时,毛泽东便指示林彪向南满发起攻击,并命令陈谢、刘邓、陈粟三大野战军会师中原。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而蒋介石却只顾盯着毛泽东,竟然忘记了全中国。

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冲昏了蒋委员长的头脑。固执己见,害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蒋介石甚至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理解为他个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而毛泽东要推翻的却是整个旧世界。这是胸怀的博弈,也是意志的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人胸怀与气度的差距,如宵壤之别。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自己率领的四个连,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战略规划。双方开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在靖边县王家湾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他预言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1947年3月——8月,这短短5个月里,全中国的战局发生了倾斜式的变化。而当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变化时,他觉悟得已经太晚了。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六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1947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是土地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地被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6亿人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最后1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1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1947年 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标志着中央工委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又一项任务:“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石家庄解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体;二,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经验,三,使石家庄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实验田。

到1947年底,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当时的刘少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人瘦得不成样子,而他却总是通宵工作。而中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拼命的。毛泽东说:我们靠的就是坚忍。陕北我们只剩下一个县,蒋介石说我们只能吃树叶。吃树叶就吃树叶,我们就是吃树叶,也要打倒旧社会。

1948年3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佳县。《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热土陕北。蒋介石终于没有抓住毛泽东,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却丢掉了华北和东北的绝大部分。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听取任弼时讲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个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铁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为即将创办的《光明日报》题词:“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原则。所谓“群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就是“胡来”。如果是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什么是共产党的政策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那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于是,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194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而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的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信念组织起来的。一支没有意志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没有信念的党,必将灭亡。蒋介石面对一支正义之师兵败如山倒。毛泽东用3个月10天,308封电报,便横扫了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全盘失去了中国的基层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20年——当年衣衫褴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信念、是革命的意志。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建设一个新中国

在1949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如同那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上,它使重显得更重:“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诗一样的文字,是铁一般的规划。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胜利,还不如说是考试,是空前的大考。

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任务比革命更为艰巨而繁重。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不熟悉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既成的样本,供我们照抄照搬。

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考试,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而顺利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鲁迅曾经感慨说:我们的前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事情总拣容易的做,而把难题留给了后人。而毛泽东则是这样的人——面对空前大考,他的性格却是题目先捡最难的做。搞现代化,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就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是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有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行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直到1933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联系,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明确的财政预算根本无法做出,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靠借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而更沦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法币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题为《党委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目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这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了。而这就是毛泽东交待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收支和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

1948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这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建立了独立自主、得到人民充分信任的货币体系,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组织现代社会的根本手段。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考卷,那么,在进城之前,在西柏坡这个地方,共产党就已经率先拿下了60分。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他说,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壮烈的,当人民已经给共产党打了100分,乃至120分的时候,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有60分,要获得那未来的40分,势必将更加困难。伟大的胜利到来了,但是,毛泽东的脸上,却写满了严峻,他的目光里,从此更加充满了忧患。

此时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泽东这样感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中共进城前,上海的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打天下100分,搞经济不及格。而毛泽东闻之十分不屑,他说:打天下没那么容易,搞经济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关好过,过现代化的关也不难,但是,最难过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究竟什么是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呢?在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被敌人的暴力所击溃,而是被貌似公平的商品和金钱交换关系所瓦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武力上打败反动派,发展中国的经济,这都不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不能以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那么,不但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其成果最终也会被葬送。

今天看来,对于革命家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论者毛泽东,反对的人很少,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理解的人则恐怕不多。所谓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点,无非就在这里。

1948年3月5 -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36岁的习仲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是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的名字是云泽。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此后,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便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1973年11月2日夜,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惠特拉姆问:主席是怎样把一个弱小的中国迅速地改变为世界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而用钞票和GDP的标志去衡量毛泽东的成就,这是对这个拒绝把自己的形象印在钞票上的伟人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关心的从来就不是蝇头小利,他始终忧思如海地凝视着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用资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那则是一个笑话,更是一种亵渎。没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正如没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这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此之上,毛泽东更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49年的春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春天。从那时起,人类的四分之一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

1949年初春三月,在一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毛泽东以这样的话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整整40年前,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远行,离开韶山冲,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当时,他的担子上一头是书和简单的行囊,另一头是供几天吃的口粮。

40年天翻地覆,40年弹指一挥间。而这一次,两辆卡车就装下了中共中央的全部的家当。这些历经磨难的革命者,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世界上最朴素的国家领导人。遥望北京,毛泽东说:我们要赶考去了。当时他还这样说:李大钊同志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好人啊!没有李大钊同志引路,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北京大学,他遇到了李大钊,也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三十二年还旧国”,遥望远方,毛泽东这样自言自语: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存者。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

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里,当年的毛委员向四野的装甲部队挥手敬礼——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一军团。冒着硝烟炮火,红一军团一路高举红旗,前赴后继地走来了——“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

那一年,毛泽东56岁。

 

(编辑  季节)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苏德战争相持不下,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就此开始。

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而绵延的中华文明,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

那时的蒋介石也在思考这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率先给出了答案。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崖山之后无中华”,也就是说,南宋被蒙古所灭后,中华文明就衰落了。在蒋介石看来,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能重蹈明亡之覆辙,故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明亡的原因。

蒋介石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一败于外寇,二败于流寇”,即一败于满清,再败于李自成。他指出,当今之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当今之“外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所谓“流寇”究竟是谁,则不言自明。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明朝怎样才能不亡呢?1940年,钱穆在《国学大纲》中这样说:“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傅斯年也认为,明朝要避免灭亡,那就必须采取“先和满,再剿寇”的政策。这就是中国当时“大儒”们的意见,它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这无疑就是说:国民党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阐释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主张。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共识”,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1944年,是明亡三百周年,自1942年以来,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以寻求人类的出路,这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大儒”们公开唱反调的,只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认为,明既非亡于“外寇”,也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他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仅从其货币政策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

1942年,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于是,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随后基于形势严峻,美国于194222日,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国民党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来华生利,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此即所谓“发国难财”一说的由来。

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要对这笔“国难财”征税,此论一出,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他感慨地说: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宗旨,实际执行的是“地上为私”四个大字。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的名言是: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必亡。文章发表之后,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陶希圣等在《中央日报》撰文,予以高调鞭挞,1946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在校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1936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您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平心而论,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他的秘书中,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则是徐复观。

193810月至1946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六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之军政。19435月,徐复观以18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回到重庆后,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整风运动”,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恰就在于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他认为,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因为“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已经完全是传统的、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要以广大的农民为民主的基础,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

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因此得到了“延安精神”的真传。徐复观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

其实,蒋介石知道国民党腐败,他也知道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他知道共产党廉洁,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不仅仅是廉洁。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5月到延安,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不禁发自肺腑地说:我一向以为,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50多岁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对比国民党统治区,陈嘉庚先生感慨地说,延安有“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基本没有菜。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圣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这就是使延安成为“圣地”的原因吗?在毛泽东看来,这还远远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延安的朴素不仅是物质上的朴素,而是精神上的朴素。延安代表了朴素的文明,朴素的政治,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要避免中国和中国文明陷入周期性腐败,那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历史上,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的问题。第二,是中国社会领导力量在精神和思想作风上的贫乏、无能、懈怠和麻痹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物质生活上的腐败,那只是“看得见的”腐败与堕落,而更加危险的腐败,却是思想方式的腐败、行为作风的腐败、乃至于说话方式——文风的腐败。中华民族若要真正地在灭顶之灾中警醒,那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样的腐败。

“往事越千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总结了中国天下兴亡的周期律,而他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朴素战胜腐败的历史,实干战胜虚文的历史,艰苦奋斗战胜贪图享乐的历史。

中国开化最早,文明领先,但是,这样的文明古国,却反复地被那些“蛮夷”们打败了,而这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说,这里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

文者,纹也。在中国历史上,文明被理解为雕饰,正是对于这种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追求,束缚了“文明化”的中国人,使他们对于“文明”的追求,脱离了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呢?毛泽东说,这就是战斗与生产,就是“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儒家之所以不能代表中国文明,就是因为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文明就是“礼仪”,而在当时,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造成了中国的分裂。

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而墨法两家,追求的则是文明的实质。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而舍本逐末的结果,必然是求荣取辱。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意思毋宁是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靠文采、靠风骚,靠舞文弄墨得天下的。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英勇杀敌,而不是文采和风骚。

中国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就是文明的异化。

而毛泽东青年时代《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知识,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在毛泽东看来,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而北方的夷狄,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那个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重建中华文明 重建中华政治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忘记了四个字——实事求是。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演讲的历史,也就是“文明的实质”——战斗与生产,战胜“文明的形式”的历史,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战斗与生产中去寻求文明的实质。这个逻辑,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196423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害了中国文明,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而这种学风、作风和文风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抗战开始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甘宁边区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延安处处有学校,成为了著名的“文化城”。

然而,要复兴中华文明,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因为那就必须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生产与战斗)中的朴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的杠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毛泽东指出,要重建中华文明,要重建中国政治,就必须从三个部分入手。

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知识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学风问题”。

而“学风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

毛泽东的话,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所谓“主观主义”,其在学风上的表现,也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首先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主观主义”这种学风。其次,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朋党”或者“党争”。

所谓“朋党”大盛于北宋。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周礼》,于是,这就使得熙宁以降,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欧阳修做《朋党论》,他便以为“君子”们争的是“大义”,而“小人”争的是利禄,故“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然而,正是“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党争”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故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朋党”就是结党营私,其名曰追求“大义”,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于官员而言,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法之上,置于道义之上,党争是大私,是官场痼疾,党争一日不去,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而第三个要反对的,就是“党八股”。所谓“八股”,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两个八股,一个是旧八股,一个是新八股或者“洋八股”,而“新八股”、新教条是“五四的产物,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即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这在文风上,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明”的错误理解,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不仅害了中国文明,不仅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害了中国共产党,害了中国人民。它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党内的错误思想,既是中国历史糟粕在党内的反映,也是这种糟粕在“五四”传统中的反映。当然,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批判地总结“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是为了批判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了批判长期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

1939年,刘少奇为马列学员做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他认为:诸如王明这些人虽然读了点书,但他们的问题是修养不够,他们在精神境界上不但不能望马克思、列宁之项背,而且离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也相差千里。在毛泽东看来,王明等人之所以修养不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养。他们自以为读了几本苏联的书就可以号称有马列主义修养,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一个人的修养,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来,离开了这个实质,就无所谓共产党人的修养。

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那就是通过妆扮成某种学说、思想和“真理”的合法继承人,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意识形态霸权”以施行统治——毛泽东和安托尼·葛兰西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统治。

年青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此人记忆力甚好,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能够倒背如流。

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戴震的名言是:今之儒者,“以理杀人”,而王明就是这样的“今之儒者”,王明的肃反,就是“以理杀人”。

对于王明的“厉害”,对于王明的肃反,中共党内是记忆犹新的。

19371120日,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而毛泽东说,这是“喜从天降”。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什么喜从天降,是祸从天降!”

“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王明的再次“自天而降”,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空降”下来一个党中央。而这一次,王明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陈云、曾山、孟庆树(王明的夫人)。

1937129日至1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康生、陈云立即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与张闻天、毛泽东组成“五大书记”,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总书记”,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王明那时的气势,甚至超过了初出茅庐时的六届四中全会。

12月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1936127日,毛泽东当选中革军委主席,193861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传达会议决定。行前,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然而,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王明请他主持公道,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

这就是要算历史帐。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王明要算历史帐,那就算历史帐。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你倒是有了理了?

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难道是书本吗?难道离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空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可能标榜自己代表马克思主义了吗?

于是,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即他后来所说的“党书”,他把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编订成册,而这就是《六大以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问题。”

1941910日至12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9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鉴于惨痛的教训,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那次会议上,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与王明不同,洛甫是明智的,洛甫明白:王明要算账,这完全是自取其辱,1942126日,张闻天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下乡去了。

延安整风确实是从“算账”开始的。但“整风”不是算个人的小账,“整风”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帐。1940年以来,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帐,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帐,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帐,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王明。

那时的毛泽东,在思索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那时的毛泽东,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毛泽东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而文明的实质就是“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也就是说,所谓文明绝非形式主义的文辞,文明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正是基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这种理解,毛泽东更为分别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敏”与“讷”。

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就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很长时期以来,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了圣旨,从大革命时代的依靠资产阶级,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种忽左忽右,使中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秧歌政权”,更使党经历了极为惨痛的失败,而其根源就在于,党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信,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自主性。近代中国丧失独立性,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反映在党内,这就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于党的统治。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实状况在党内精神生活上的反映,它集中表现为党内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把中国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毛泽东说: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还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切缺点。而在毛泽东看来,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八股文风,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中华民族欲求自新,欲求真正之解放,就必须批判地总结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总结自己的文明。

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绝非局限于明代一隅,更不是局限于儒家一门。而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也非一切“大儒”的学术所能涵盖。毛泽东的思索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上下五千年,包纳华夏与四夷。

毛泽东说,我们的历史上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有腐败,但也有朴素;有黑暗,但更有光明。历史虚无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真正问题在于能够正确区分,究竟哪是糟粕、腐败和黑暗,哪是精华、朴素与光明。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最后这样总结说: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1942年,面对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面对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危亡,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出了再造文明,重整乾坤的道路,他的出发点,就是造就一支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先锋队,而造就这样一支先锋队,那就必须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入手。

只有懂得了中国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整风。只有懂得什么是文明,才能真正明白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意义。

只有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那首最著名的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33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那一年,他50岁。

78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夺取了全中国。(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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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其性质、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导致地租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单位土地的产出率。

从历史上看,对地租的研究及其调控最早出现于中国,公元前700多年管子相齐时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政策——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率。优等土地征收高税率,劣等土地征收低税率乃至不征税,这就是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4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者配第才提出级差地租的概念。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发展,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级差地租理论体系。

级差地租理论及其政策在今天并未过时,相反,它一直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对级差地租的研究,是调整我国央地关系及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要思路。

管子论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I,是指投入不同地块上等量资本,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或土地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有差额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I是天然形成的。依据级差地租I,管子提出了分级征税原则:“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管子具体解释道:“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管子·乘马数》)

现代文为:“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调控市场的收放,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办法。”

《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现代文为:“一般十仞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涝;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仞减十分之三,四仞减十分之四,五仞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依据级差地租II,管子提出了增加对劣等土地的投入的政策主张。

管子论述道:“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民之无本者,贷之圃报。”(《管子·揆度》)“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管子·山国轨》) 

可见,管子重视发挥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重点资助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重视增加对劣等土地上的投入,并不追求增加级差地租。这种做法对于国家整体是有利的,这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不平衡,提高土地边际产出。

透过级差地租看我国土地税收制度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级差地租I。根据这一理论,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等土地比劣等土地的产出更高,差额构成了级差地租I。如果政府以赋税的方式征收这个级差地租I,那么对于种植者而言,在优劣两种土地上的相等投入会获得相等的收入。这样做不会降低优等土地的产量,因为种植者同样获得了社会平均收入。

       目前,中国的土地转让金制度对房产价格影响很大,而它正是建立在级差地租I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土地转让金制度,政府将城市土地拍卖,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收入。一般来说,投在繁华地区土地上的资本,其利润率要高于投资于落后地区土地的资本,因此前者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于后者的土地出让金。这事实上等价于征收级差赋税。根据级差赋税理论,对级差赋税的征收是不会影响土地产出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不会影响土地效率。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方式很简单,所以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15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32547亿元,约占当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21%

与土地出让金相关,中国构建了一套央地赋税体系,即国税和地税体系。目前,中央政府的国税主要是征收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交易税等收益类赋税(所得税、增值税由中央地方分享),地方税主要是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租金类赋税。1994年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城市土地进行追加投资已是普遍现象,级差地租II已成为城市地租更重要的来源,这导致土地出让环节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城市地租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而级差地租II又是其中更重要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城市土地追加投资,以不断提高可能征收的级差地租水平。事实上,各地政府都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得自己的土地收入超过其它区域的土地收入而获得增值,并从土地增值中获得财政收入,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会努力调整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结构,通过加大本行政区域内经济不平衡的方式,来提高级差地租的规模。例如,地方政府将资源在本行政区域的A区集中投放,降低对本行政区域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投放,则A区公共基础建设、产业配套等都远优于其它地区,其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将远高于其它地区,由此形成本行政区域内的级差地租,而A区的超额收益又会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同时,当大量人口向A区集中时,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还可能反过来拉动土地价格的提高,这也会导致级差地租的增加。与A区相比,其它区域的土地收益随着人口的外迁而进一步降低,这又进一步提高A区的级差地租。

       所以,在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拉大地区经济差距,吹胀租金、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税额。在这种条件下,实体经济的正常利润往往被轻视,泡沫经济自然容易发生。此外,我国资源税归地方政府,这也助长了滥采资源的现象。按现行汇率测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

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对我国土地税收制度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问题积重难返,房价节节攀升而实业发展艰难。其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分享租金类赋税比例太大、收益类赋税比例太小的结果。在租金类赋税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动力就是抬高土地等资源的租金价格,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忽视实业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管子指出:“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管子·立政》)

       现代文为:“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

       可以看出,管子主张设立司空和司田的分职体系:司空的职责就是改善劣等土地,使干旱的土地不受旱灾困扰,沼泽的土地不受水灾淹没。这恰好就降低了级差地租。而司田的职责是,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以确定各块土地的赋税基准。两者的职权是分开的。换言之,司空不会对级差地租的数额负责,而只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而司田只对级差地租负责,不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由此实现对土地改良、生产和赋税的全方位优化。

       可以想象,如果将司空与司田的职能赋予同一个机构,其后果极可能是司田为了获得更高的级差赋税,利用司空的职权进一步降低劣等土地的资源投放,而提高优等土地的资源投放。

       以司空、司田职能分工来对照今天的央地分税体系,可知司空应注重实业发展质量,而不能关注地租收益,地租的确定及收取应由司田负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谁应当承担司空的职能,谁又应当承担司田的职能?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同,前者会促使地方政府扩大地区差异,后者会促使地方政府缩小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在微观上级差税额比收益税额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小,但它在宏观角度上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央政府对级差税额的征收也应负有责任。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在利益诉求上的区别,正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之一。中央政府重视宏观财政平衡,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实物财富生产,是实物财富生产的实际操控者。

地方政府的赋税应主要来源于收益税额,例如营业税、部分所得税等。地方经济效率高,收益税额就多,反之就少。由此形成对地方政府发展实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将失去炒土地、炒房地产、炒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因为租金税额并不归地方所有。地方政府只有发展实业才能获更多收益税额。

中央政府的赋税应包括级差税额,例如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由于中央政府扩大级差地租的动机不足,级差税额不会直接降低实业平均收益率,也不会降低相应资产供给,可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大限度。还有一个优势在于,级差地租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动,因此中央政府的级差税额相当于对地方经济征收的累进税,有利于实现公平赋税。

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有本质不同,不可用地方管理的经验来套在中央管理上,也不可将中央管理的经验想当然地推广到地方。

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赋税体系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其实际操作暗含了级差地租赋税原则。以资源税为例,美、日、澳等国均由中央和地方共享,其中中央拿了资源税的大头,地方征收的是小头,英国则在中央独享资源税后对地方给予财政补偿。以房产税为例,美国地税中的私有房屋税的征收对象是占全国土地58%的私人土地,其他42%的土地归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所有,其对应的税费也分属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

 

(编辑  王生升)




*程碧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济改革与发展。[]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富民观[]

先秦诸子中,几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 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舆,则君子不安;庶人骇政,则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贵贱,此之谓民无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

金耀基认为[],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虽随民本思想起有所涨落,但从来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所谓富国者非日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



* 卢周来,国防大学教授。

[] 建国以来,研究与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甚多,对传统富民思想研究的著述也不少。此文是在考虑各家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再整理,应属文献综述性质。

[]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台湾)1990年版,第2页。

[③] 春秋左传·僖公五年

[④] 孟子.尽心章句下

[⑤] 荀子·大略

[⑥] 荀子·王制

[⑦] 新书·大政上

[⑧]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台湾)1990年版,第23

[⑨] 周易程氏传•损

[⑩] 大学衍义补•固本之道

[11] 明夷待访录·原君

[12] 潜书·明鉴

[13] 管子·治国

[14] 论语·颜渊

[15] 孟子-滕文公上

[16] 孟子·梁惠王上

[17] 新书·大政下

[18] 淮南子·诠言训

[19] 晋书·列传第十七

[20] 大学衍义补·固本之道

[21] 潜书·考功

[22] 论语?颜渊

[23] 荀子· 富国

[24] 荀子 王制

[25]商君书·壹言

[26] 商君书·去强

[27] 韩非子·五蠹

[28] 临川先生集·与马运判书

[29] 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30] 逊志斋集·送陈达庄序

[31] 大学衍义补•理财之道上

[32]大学衍义补•理财之道下

[33] 潜书·存言

[34]《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35] 《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

[36]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

[37] 《致全国农工商通电》,《孙中山全集》第l0 59

 

[38] 管子·治国

[39] 管子·立政第四

[40] 孟子·梁惠王上

[41] 商君书·农战第三

[42] 傅子·群书治要

[43] 晋书 列传第十七

[44] 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45] 汉书?食货志上

[46] 盐铁论•力耕

[47]  吕氏春秋•上农 

[48] 读通鉴论·卷十四

[49]  汉书•贡禹传

[50] 荀子?富国

[51] 新书?大政

[52] 潜夫论?浮侈 

[53] 汉书?食货志上

[54] 管子·禁藏

[55] 管子·八观

[56] 论语 学而

[57] 论语·佾

[58] 墨子·七患

[59] 墨子·节用上

[61] 荀子·富国

[62]  荀子·天论

[63] 宋史·曾巩传

[64] 宋史·曾巩传

[65] 潜书·尚治

[66] 论语·颜渊第十二

[67] 论语·先进

[68] 孟子 尽心上

[69] 孟子·告子下

[70] 傅子· 安民

[71] 《古微堂内集》卷三《治篇》十四

[7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73] 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0页。

红军长征的意义

张文木

2016-10-28 11:23:46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R...

    红军长征的意义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40周年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的加速器

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为什么说了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并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这次会议作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认清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革命党人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

    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了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2]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往往可以将错误认识和观念迅速地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1934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就有1人牺牲。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在一次次、特别是经历了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3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长征检验出一种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实行了巧妙的战略迂回,北渡金沙江。19355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又胜利抢占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有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康,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和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4]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设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在长征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5]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而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长征中的毛泽东:坚守党性,始终与党在一起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7]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以身作则,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真理。19644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8]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起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长征的启示和意义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有两条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要事实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9],打阵地战[10],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1],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的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走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长征的意义是永恒的。

 

(编辑  宋斌斌)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 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4]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6]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7]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9] 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10] 1934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1]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血的哲学

19374-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刚刚结束了25千里的长跑,便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在陕北炽热而明亮的太阳下大谈哲学。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讲授和思考,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是在创造一种“新哲学”。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6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都授课,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3个多月从未间断。他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3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哲学课上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好老师。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他居住的窑洞炕上有一个放文件用的白铁皮箱子,每到晚上,毛泽东就趴在这个铁皮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讲稿,往往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加上烟熏火燎,毛泽东看上去成了一个黑脸的包公。

毛泽东的授课成果,凝聚为两篇划时代的文献——《实践论》与《矛盾论》。1936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还说,几乎算得上是衣衫褴褛的毛泽东,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哲学王。斯诺是极其敏锐的,他说,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中国,尽管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斯诺凭借着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就断定这个人便是中国的“林肯”。

此前,西方的“中国学”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都是在原地循环,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思想停滞不前,中国不但不能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而且,在学习西方思想方面,中国也并不是日本那样的“好学生”。

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如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了有思想的民族。毛泽东的革命惊醒了沉睡的、无声的中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改变了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积贫积弱的形象。

  也就是在那一次,他为毛拍了一张著名的照片。1937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海伦·斯诺第一次把这张照片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她后来回忆说:“我把照片交给毛泽东,他看后大吃一惊,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不过,他随即站起来说:‘我不晓得我看起来会像这个样子!’毛泽东之所以喜欢埃德加·斯诺,这是原因之一。”

   西方人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自信,这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美国人尊敬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尊敬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至于他是不是一位主席,一位政治领袖,则是另一个问题。

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叙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当谈到《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巨大反响时,斯诺对毛泽东这样说: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

《实践论》言简意赅,它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论,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毛泽东通过讲述这两个问题,对旧的认识论做了一个总结。《实践论》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毛泽东所谓的“新哲学”、新认识论。第四个问题,才是毛泽东的独创,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也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认识是发现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为因应人类此前从未经验过的世界而生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践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实践论》篇幅极短,但容量极大。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经验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这就是感性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大卫·休谟的经验论代表了人类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他认为,认识来自感觉,由于每个人所处的角度、环境和地位均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于事物和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所谓“认识”无非是“意见”,而“意见”是从特定立场出发对自己经验的总结,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人们围绕着不同“意见”进行的争执,因而也是不可能停止的。

《实践论》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是以康德的思想为代表的。康德认为,人类先天有认识能力,这就是指逻辑推理、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论理”能力。康德说:所谓“启蒙”、所谓人类思想的“觉醒”,也就在于发现这种能力,而人类思想的进步,也就在不断锻造和发挥这种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对纯粹的经验进行批判。

毛泽东则批评党内和红军中的“经验主义者”们——只能认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不能“用脑子去想一想”,即通过理性思考,去认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而不会思考“战略问题”,而当毛泽东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与康德批判那些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是一样的。那么,认识究竟是来自“感觉”还是来自“理性”呢?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各执一端,长期不能化解。而《实践论》则认为:认识来自感觉,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进步,则取决于理性。取决于理性对于经验的批判。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只是用一个故事,就清楚地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讲的是“外面来的人”是怎样认识延安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概念同感觉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毛泽东讲哲学,是希望刚刚结束了25千里长跑的红军,立即开始一次思想的长跑,他把这种思想上的锻炼和长跑,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哲学,方才是“新哲学”。

《实践论》的第三个方面,说明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指出,认识活动不仅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活动,认识是实践活动。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活动,更是改造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等同于实践,也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论,超越了休谟和康德那种单纯的“解释世界”的认识论,从而也超越了此前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这种新认识论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实践论。实践论的实质,是把人类活动理解为生产活动,认识,即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简洁而深刻的概括,在此前,的确还没有谁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这样的概括。

《实践论》的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或原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此前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之不同,这也就是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既成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实践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处理变局、危机、革命的学说。实践所面对的对象,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世界,毛泽东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著作便是《矛盾论》,他甚至认为,《矛盾论》推翻和颠覆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矛盾是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学说的集大成者便是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他自己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就是矛盾和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全盘颠覆了西方的矛盾论和辩证法,因为毛泽东所说的“矛盾”,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中所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是人们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则是指人类社会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讨论的“矛盾”,确实都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毛泽东所说的矛盾,首先就是指事物本身的差异性。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所谓事物的差异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构成了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才是世界的本质。

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分析,离开了“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式来解决”的态度,空谈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这不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就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他认为,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矛盾,教条主义者们当然也承认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他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这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不懂得这些矛盾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认为西方的那种“矛盾论”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它也构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从教条主义的“矛盾论”的终点上开始思考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决定革命战争胜败的六个矛盾,他指出:这六个矛盾构成了彼此制约的网络,忽视其中哪一个,都会造成全局的失败。由于我们处在多重矛盾互相决定的局面中,所以,没有哪个矛盾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具体哪一种矛盾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做出选择与判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毛泽东说: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教条主义者们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也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毛泽东说:空谈矛盾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这就是说差异是事物的本质,当我们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时,要注意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注意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当我们说矛盾就是斗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元的矛盾可以共居、可以转化。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对抗性只是矛盾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矛盾的一切形式。

在《漫长的革命》中,斯诺写到,他曾经问毛泽东说:“在1937年之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毛泽东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是完全不可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著作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我的书哪里是我写的,那是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中得来的,那是血写的。毛泽东的著作,是从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那是鲜血铸成的经典和丰碑。

《论持久战》

19378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一年,除了在抗大上课和写哲学讲稿之外,还有一件令毛泽东高兴的事,这就是925日,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19384月,国民党军则在台儿庄与日军会战中取得胜利,此役歼敌1万余人。

但噩耗却随即源源不断地传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就是武汉保卫战失败。

中国国内的舆论,对于抗战的前途,急剧地从“速胜论”跌入了“亡国论”。

1938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编辑  季节)

踏上长征路

19341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十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193410月,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在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南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1934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2014年,福建省武平县大余乡一位农民,用进城打工的钱翻造了新屋,但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居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因为每到夜里,他都会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屋前列队,向遥远的地方敬礼。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出了白骨累累。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各个根据地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体部分,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是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言中的地说:“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银元,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

长征的目的是不明确的,目的地的选择甚至是错误的。红军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毛泽东看来,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毛泽东认为,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完全主动,而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的情形下之浪战,以致于铸成大错。年青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是在敌人步步紧缩的堡垒圈中被动防御,最后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但又不知向何处去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在第四道封锁线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这便是湘江战役。

当时指挥红军的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是一个曾参加过巴伐利亚城市暴动的德国人。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毛泽东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毛泽东的主张被拒绝之后,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拖延时间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机完全丧失了,当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两岸的敌军分别从两翼向渡河的红军发起猛攻,红军主力则被迫死守两翼阵地掩护中央机关通过,红军战士的鲜血把湘江染成了一条红河。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千人,减员到了3万人。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2万将士大部牺牲。

中央红军的主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过半。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新败之师冲向湘西,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毛泽东愤怒而坚定地对李德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后调头向西,进入了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而毛泽东在党内的“流放生涯”,正是在遵义告一段落。

19351月,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形成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这期间用了漫长的3年。付出的代价是:红军损失了90%,苏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组织上变动不大,博古依然还是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只有军事建议权。而遵义会议最为“破格”的地方,就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伺机摆脱敌人,力争在贵州北部渡过长江入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洛甫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洛甫知道,在山穷水尽之际,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的人,实际上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鏖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率领红军继续奔向川滇交界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的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激烈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3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政委。3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泽东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战胜了教条主义,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全面掌握了枪杆子。随后的长征,由无目的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便是抢渡金沙江和夺取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金沙水拍云崖暖”。当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路西行,接近人烟稀少的藏区时,部队中的动摇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毛泽东将把红军带入绝境。当红军到达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时,恐惧的声音占了主流,连洛甫也担忧地提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湘军消灭的,红军看起来正在步石达开的后尘。事实证明,金沙江并没有那么令人恐惧。刘伯承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带着扮成“中央军”的红军先遣队昼夜兼程直趋江边,抢得唯一一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从对岸的川军那里缴获了几条大船。全军没费一枪一弹,安然渡过了金沙江。

“大渡桥横铁锁寒”。红军的绝境虽然没有出现在金沙江,但却出现在了大渡河。大渡河水深流急,无论是从云南入川,还是从四川入滇,大渡河都是古来的天险,深入到了这样的绝境——红军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当红军赶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对岸川军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岸。十七勇士乘一条小船强渡成功,但再没有更的多的渡船可用,只够渡过一个团。而蒋介石的追兵离此已经不远。这一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毛泽东此时说:就在安顺场上游二百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座铁锁桥,叫做泸定桥,此桥是康熙时代所建,而很少题字的康熙,还特意为这座桥题了“泸定桥”三个字。

红军队伍中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座桥的存在,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座桥,红军能否赶到那里,当部队经过彻夜行军到达泸定桥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座铁索桥依然坚固地存在在那里。随后从左岸赶来的刘伯承不禁感叹说:天不亡红军啊!泸定桥挽救了红军,而在最后一刻,是毛泽东丰富的历史地理学识挽救了中国革命。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青年时酷爱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这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罗章龙回忆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金沙江上铁桥的来历,指出: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这是清代在吐蕃“铁桥镇”的基础上修造的,并且还说:先有泸定桥,后有泸定县,泸定县在,铁索桥便在。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到此,红军终于冲出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劫难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随即就面临着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1897年出生,小毛泽东四岁,他的故乡萍乡,离毛泽东参与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五四游行那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几个人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的都是些滥竽充数的。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这一要求没有被满足,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张国焘本来并不完全反对北上陕甘宁的计划,他原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此时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央政治局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张国焘。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党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此时周恩来病倒了,而张国焘虎视眈眈——到了这样的境地,党和红军也只能靠毛泽东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的这句话,放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那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固然是被选出来的,人们常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被选出来,是为了挽救中共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那不是选出一个什么天之骄子,而是选一个赴汤蹈火的带头人。毛泽东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宁都会议走到此时,而不被彻底打倒,如今想来,这也是有必然性的。

其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从而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其二,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正确的军事战略,是红军以弱胜强,不断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既然党的历届总书记都不能制约张国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也只能选择躲的办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率先北上,张国焘则率大部红军南下,并宣告另立中央。

南下的红军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被迫退入西康。西康地广人稀,非但不能成为战略屏障,更使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空袭之下。一年后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被迫北上。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随即陷入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苦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1年,中国共产党曾拥有近30万红军,拥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等红色根据地,而到了1935年,中共却只剩下陕北一个根据地,其余的根据地全部丧失了。

陕甘苏区是共产党经营得最长的根据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五届中央派刘志丹、谢子长赴陕北创立根据地,他们在陕北创建了红26军,1933年,刘志丹在陕北照金与习仲勋会师,1934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的眼里,陕北的“习、刘”,就等于中央苏区的“朱、毛”。阎锡山说:“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红军进入哈达铺的时候,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搜集到一批《大公报》,随后,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也从墙上揭下了一张81日的《大公报》,并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方才知道陕北原来有一块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知道陕北也有“朱毛”,也就是“习刘”。毛泽东当时感叹说:梁兴初有大功啊,你这个侦查连长,一下子就抓回了两个军(指红25军和红26军),还给我抓回来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吗!

与中央红军一样,陕北红军也经历了会师、反围剿、肃反。1935915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率先完成长征,但是,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却立即开始进行肃反,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并严刑拷打。当毛泽东得知高岗、刘志丹和习仲勋被当作反革命逮捕的消息后,他下令立即放人,毛泽东当时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做了敌人想做而不能的事情。

习仲勋后来这样回忆说: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的吴起。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我们这100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红军,而陕北红色根据地则为走投无路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51018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这标志着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只有六千人,而这还不及他从井冈山带到闽西苏区的人数。

1936127日,中革军委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毛主席”,那一年,他43岁。19371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毛泽东当时幽默地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长征:意志的赞歌

毛泽东在1935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这样讲到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然而,长征不仅仅是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胜利,长征也是战胜党内错误路线的一次胜利。

不仅是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还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和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所谓意志,也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抵抗力。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200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地锯下。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长征。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消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圣经》故事,那么,长征就是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编辑 季节)

 

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崭新的经济学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们经常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不仅仅是经济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衰落。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这无疑是人间奇迹。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那么,经济是从根本上发展不起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今天,有人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是,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让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保护了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庶民的财富。

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总体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如何组织起来,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毛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但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毛主席与“毛派”

1931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1933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这才是他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他搞的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则便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他说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这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政绩”,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第二国际和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4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伤,不得不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因口音不对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而释放。然后艰难辗转到上海找党,却被人出卖,被指认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但因坚不承认是“罗明”,被关押了五年后获释,回到闽西当了个中学教员。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5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19931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领导层,及随后执行的王明博古(秦邦宪)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形象。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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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坚守

傅洋

2016-07-13 15:02:18

 

编者按:本文根据傅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话摘编刊载。文中标题为编者添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伟大影响和意义。

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

我们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彭真同志1 1982年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什么叫做政治基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虚词,这可不是虚词或者学理解释问题。看一看当今的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没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对于其宪法各执己见,国家陷入常年战乱,成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让整个欧洲乱成一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历经三十多年,已经把我们国家带入了让国人骄傲、世界瞩目的辉煌大国前列。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绝大多数共同认可的政治基础,这是不可设想的。

在蹉跎中选择方向和道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出生于1949年,今年67岁了。我在17岁上高一时,还达不到规定的入党年龄,就提出了入党申请。那时,还谈不上对党有多深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与熏陶。

紧接着,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我的父亲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批判、打倒,母亲也被株连。父母被打成“黑帮”、残酷批斗,关押数年,我成了“黑帮子弟”,当时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陷入了瘫痪,我的入党愿望当然也谈不上了。

关押了9年多,1975年,父亲母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被直接押送流放到陕西商洛。我也从插队的呼伦贝尔转到那里照顾他们。1976年年初,我到商洛氮肥厂当学徒工。那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还在被监督和审查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毛泽东去世时,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居住的商洛地区干休所院子里设灵堂悼念毛主席,北京的专案组还亲临当地,批判斥责父亲是叛徒,没有资格和老干部们一起悼念毛主席。

就是在当时那种境遇下,父亲却问我,你考虑过入党吗?我说我在中学时就申请过,不是赶上“文化革命”了吗?他说,你现在就不考虑再提出申请吗?我说,您现在还在审查中,我申请有什么用?父亲说,我是我,不在于人家怎么看,也不在于你申请了人家让不让你入党,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想入党,对党有没有信仰。经过认真思考,我向氮肥厂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表现、群众关系和对党的认识没的说,我那时还被评为了先进生产者。提出申请之初,组织也认真安排了联系人,听我的思想汇报等等。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处境,发展我入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1978年春,我的母亲张洁清被“解放”了。当年10月份,我们氮肥厂机修车间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到厂党委批准,又是一段没有音讯。那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任重同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把我父母先接去西安。1225日,又通知我和姐姐收拾东西先去西安,再随父母回京。1226,氮肥厂党委找我谈话,通知已经批准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厂党委一位副书记对我说,其实党委早已决定批准我入党,只是选了毛主席生日这个好日子通知我,大家都笑了。

当时,父亲在还背着“黑帮”、“叛徒”等等一堆政治上诬陷的不实之词、尚未得到平反,却鼓励我提出申请,向党表明心迹,这本身就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坐过国民党六年半监狱。自19665月“文化革命”开始,到要我考虑入党时,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1年,其中9年是关押在监狱中,其他时间实际是被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鼓励自己的儿子加入共产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于党的信仰啊!

代代相传的信仰教育

在我看来,父亲的信仰不难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视其为生命。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无数战友和同志在他们的身边牺牲了,像大家熟知的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杨开慧、黄公略、陈潭秋、毛泽民、刘志丹、关向应、左权、叶挺、博古、王若飞等等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数不胜数。而父亲他们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走过来的幸存者,决不能背叛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必须坚持他们共同的信仰。他们坚定地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们也曾亲身经历党在前进途中的许多错误、失误,他们也要为其中许多失误分担责任,并也曾深受其害,进行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也会经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他们确信,一定、而且只能靠着我们党自己肌体的健康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克服党由于自己的错误、失误造成的困难甚至灾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行!这是父辈对于党的坚贞不渝的坚定信仰。

有人会问:老一辈革命家亲身创造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他们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你傅洋并没有那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产生坚定的信仰呢?可以说,信仰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实践体验,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反复验证的思辨结果。

每个人都有信仰,哪怕是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一个人要直面人生,就必须要严肃考虑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要过脑子、要走心。

1962722日,父亲彭真曾经对北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作过一次《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他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尽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同样聪明,同样条件的人,由于奋斗的方向、道路不同,最后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方向和道路怎么选择?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来选择是不行的。那样,可能选得对,也可能选得不对,是有危险的。选择方向和道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现在可以预见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第二条道路。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这是当时中国人口)的要求和利益。”

彭真的讲话传达到了所有高校和中学学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和中国共产党较量过了,现在和今后还会有人来较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历史的结论。”不论是在“文化革命”中还是“文化革命”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曾和我提起,彭真的这个讲话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把自己和家人的苦难放在一边,在思索和寻求真理中度过了这场浩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父亲彭真曾和我谈起:有人问我“文化革命”被批斗、关押,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和未来吗?我是只管一万、不管万一!我被关起来,万一他们想害死我,我再担心又管什么用?所以我被批斗、被关押时,担忧的还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

共产党人信仰的精神核心

我是如何形成对党的信仰。首先当然是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与熏陶。但仅仅凭借这些,还远远不能形成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对于党的坚定信仰的形成,我实在是得益于不断地在直接(自己亲历)社会实践和间接实践(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对古今中外的了解)中,对于历史必由之路的反思、求索。

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时的亲身经历,大约1970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插队。那是“文化革命”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上一片混乱,多少党政干部、知名学者、文化泰斗乃至平民百姓惨遭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我个人而言,父母被关押多年生死不明。我在插队时不敢奢望还能够上大学,连能不能离开农村都不知道。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日常看不到报纸,打个电话要跑几十里路,信息极其匮乏。信息来源主要靠知青们串村玩、到街里(相当于县城)溜达、偶然见到的几张《参考消息》等报纸、以及回北京探亲。我那个知青点还有一笔额外之财,和我一起的文怀沙老先生之子文斯,把文老的上千册书弄到了知青点,劳动之余我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于是茅草屋中、煤油灯下,几个不知未来身在何方的知青开始议论国家大事:世事到了如此地步,在这种状态下,对于党和国家这棵大树,是该把它拔掉重栽呢,还是给它除虫、祛病、施肥、培土?当时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非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

结论呢?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不能倒,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带领国家走出“文化革命”的泥沼,踏上新的征程。当时我们中间还没有共产党员,我们却有了这样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坚定了对党的信仰。

理由呢?

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何谓“灾难深重”?我们这代人能够清晰感受,而像我的孩子这样的青年人就不一定了。旧中国的苦难对他们毕竟相隔太远,也许只当作像孟姜女哭长城一样的故事。那么,看一看当今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人民的处境、遭遇和命运,兴许他们比旧中国人民还要好一点呢。大家就可以明白何谓旧中国的灾难深重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锐意革命、复兴中华的英雄也有之,比如孙中山。他的历史功绩,已经载入了我们的“82宪法”序言,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他创建的国民党,当时也蜕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中华民族靠谁来带领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人民的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中华民族才开始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真正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是理论、不是宣传、不是鼓动,这里没有假如,这是无可辩驳、千真万确、不可虚无的历史事实。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真正具备了发展现代生产力、进入现代社会的条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迅速地发展现代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只把当时旧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作他们砧板上的肥肉,绝不希望这些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全面发展现代生产力。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己不能造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一架飞机。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而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现代生产力创造条件。到“文化革命”前的1966年,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拥有了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内乱中,还拥有了氢弹、人造卫星。这同样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广大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文章之一。党中央所在的中南海新华门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影壁,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宗旨所在。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执政党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集团。

第四,在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组织曾经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组织抛开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搞大联合组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试验建立一种派别林立的政权制度。结果呢?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无休止的武斗内战、动荡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大学造反派组织,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等等,曾几何时一概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下乡插队时实实在在讨论和为国家担忧的问题,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很快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一两年后,1971年,我们亲眼见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76年,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彻底拨乱反正,党带领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变成了老年。但是我觉得,历史继续证明着我们对党的信仰。认真读一读党章的总纲,那不是糊弄人的虚话套话,而是庄严郑重的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总纲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何等的荡气回肠啊!它不仅申明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把我们的党毫无掩饰地置于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

回顾当年我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在社会混乱、家庭离散、前途渺茫的境况下,仍然衷心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建立起对党不灭的信仰。当时我们建立这种信仰的那些理念,40多年过去了,到如今,我觉得不仅没有消失、没有弱化,而且是更加鲜明、充实、丰满了。

我想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社会大多数最积极的人才和政治能量。我们看不到任何产生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可能,也不能设想一种脱离或者取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政治制度。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面临的将是政治动荡和无政府局面。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会有稳定,人民就不会安居乐业,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那样的长期动荡。

坚守信仰的纯洁性

我们说建立对于党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说党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党章所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宪法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忘记了这些,就会出现周永康这种败类,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于一些抛弃党的根本宗旨、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滥用权力者,感到愤怒焦虑至极!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定果断地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犯罪,取得重大成就,使广大干部群众重新树立信心。

如何看待反腐败这样一种曲折过程?我从一个党员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贪污、受贿等等腐败犯罪,作为《刑法》的惩治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法在一个能够预见的时期内彻底根除,没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需要树立持之以恒地依法与腐败犯罪作斗争的坚韧信念,而决不能因为看到某个时期腐败犯罪形势恶劣、或者见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腐败犯罪,就对党和国家与腐败犯罪斗争的根本方针产生怀疑,丧失对于反对腐败的信心与决心。这就如同我们法律工作者,在遇到恐怖、杀人等等恶劣犯罪形势时,决不能丧失同这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腐败的本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担任着把握重要公权力的职务,在行使这些公权力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是为着人民的,绝不可以滥用!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这些身居高位的腐败犯罪分子,他们曾经担负过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的一些资格和地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把手中掌握的由人民授予的公权力,异化为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时,腐败就开始了。

第三,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坚定打击腐败犯罪,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公权力的滥用”。是否被定义为滥用,不能从公权力持有者的主观动机或者愿望去判断。比如我们常常遇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执法者出现刑讯逼供,往往是从追究犯罪的真诚动机出发。但刑讯逼供仍然是典型的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作为党员其行为是否符合党章党纪,来判断是否滥用了公权力。也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党章党纪治党,这是我们遏制腐败的真正希望和根本保障所在。这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党的领导,首先是对政策的领导。我们必须把党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人民群众商议,取得人民群众认同,按照宪法规定的制度,使之上升为法律,成为包括党自己在内的我国所有组织和公民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

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八大以及各种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始终反复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也是我真诚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 作者傅洋,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彭真之子。

1 彭真(1902-199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

 

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193612月,古田会议整整过了7年,毛泽东才有可能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即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1929-1933年,也就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湘赣、赣东北等十多块苏区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了“毛主席”。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有数次曾经几乎倒在“战友乱发的流弹”之下。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战友乱发的流弹

1928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两年之后,共产国际竟听信了谣传,发布了“毛泽东病死”的消息并致哀。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领导人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这些新的中央领导人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随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时年27岁的王明和26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做过实际的革命工作。26岁的顾作霖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从未经历过打仗是怎么回事。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唐代中期以前,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但仍无法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废除了科举,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身,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中国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照。这种巨大的反照,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毛泽东是深邃的思想家,他从李大钊那里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部过程。但是,在党内的留学生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却只有苏联一家,毛泽东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属于异端邪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统治中共的苏式“国际路线”

自中共六大起,苏式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开始了。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他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他自然地成为毛泽东的上级。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也没有见过真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颁发的那些“军”的番号,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他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随后,毛泽东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这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毛泽东的战略卓有成效,到1930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它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19307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汇合,不得不再攻长沙。红一、三军团对长沙的围攻进行了20天未果,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13日被迫撤围。毛泽东本人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恶果的最大受害者,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同年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苏联的策略,其实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对日绥靖政策,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便全力以赴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等于把苏联陷入到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去训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1930年,在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革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为书记。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进入苏区中革军委,接替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1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

令人鼓舞的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中学术职称最高的,他们是一对书呆子,也是党内著名的老实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而到任后,领导“二七罢工”起家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于是,19311011日,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请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这个电报,而又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中央还认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来(1931年底)。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了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19311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几天之后,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同样一天也没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狄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当时是米夫的翻译,是“二十八个半”的首脑。米夫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完全被苏联留学生所把持。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24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李求实也就是李伟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和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的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其中柔石身中十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而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当这24人被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鲁迅。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先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4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鲁迅说,“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是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这样说: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4年。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是怎样的心情。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像鲁迅一样,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宗派主义与党争。

经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主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声望日隆,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1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即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赣州是赣南重镇,自古易守难攻。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赣州战役于19322月初发起。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参与指挥。毛泽东赶到前线后,指挥红四军和预备队红五军团,将处于险境的红三军团接应出来。随后,毛泽东向林彪和聂荣臻提议,红一军团回师闽西、向闽东发展,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又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毛泽东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闵,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中央局接到一军团放弃“向北发展”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汇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选择的大城市是漳州。漳州工商业发达,更是南中国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红军一旦占领漳州,不但跳出了蒋介石的围剿,而且还遏制了南中国联系世界的出海口——泉州与厦门。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后来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

19324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这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曽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又一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排斥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1932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的顾作霖只有24岁,他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犊加一个曾经领导“二七罢工”的项英,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越左越革命。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更发展到擅自更改苏区中央局的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次会议上却被几个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娃娃公开、反复羞辱,他们不但无视他的功绩,更加藐视他的出身与学历,甚至他的知识背景,对毛泽东的这种侮辱,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侮辱。最终毛泽东自己无奈地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到此,毛泽东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一次,他是在打了大胜仗之后,反而遭到了撤职处分。毛泽东再次病倒了。他又发了疟疾。

1932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江西苏区即使保不住了,闽西能保得住,天就塌不下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瞕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胜利来之不易,但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就是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当时,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如果说,中国崛起的目标包含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首先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

 

如何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涉及如何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古典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中国大学在文明复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前,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文科领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国际化的英文教学,强调高端精英化的世界领袖培养,强调能向西方解释中国、又能掌握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中国学”,强调为大学改革要承担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强调既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又能实现 “中国梦”等等。特别是一些以改革名义提出的院系建设项目,实际上涉及中国大学的根本办学方针。这些操作举措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准备接续旧时代的教会大学传统?这无疑涉及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人进一步质疑,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应该以英文为平台,还是以中文为平台?中国学生在中国课堂上听中国老师用英文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与其说是荒谬,不如说是香港大学等殖民地大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殖民地大学的一个佐证就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物的所谓“中国学”。西方在将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为普遍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国学术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纳入其普遍关照下的区域研究。当中国的大学在所谓“中国学”的范畴下研究和讲述中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法律,无疑是在自我强化中国作为西方普遍主义关照下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质疑都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这意味着,哈佛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哈佛大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复制外国大学的罗德斯项目,而“更要尊重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之争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就是要确立中国大学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分歧

 1998年教育部启动 “985工程”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理想。当时,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而高校依然在计划体制下,教育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985工程”对高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盖了一批楼,增设了一些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分等级增加岗位津贴。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开始兴起,高校纷纷通过创办公司、社会募捐、科研项目、扩招生源,办各种商业培训项目增加收入。在教育经费和教师收入的构成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系列改变也自发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大学越来越像公司,高校领导的重要任务是筹款搞项目,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成为与教师职称和收入挂钩的“计件活”,也成为高校业绩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逻辑自发地推动大学功能的转型。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对大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定位无疑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一步阐释。但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尽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分歧。

然而,在后冷战历史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现代化也随之带有了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含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入WTO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地发展。面对互联网科技引发的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正如江泽民在北大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促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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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思

双石

2016-06-12 16:48:48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9,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16]双石,军史学者。本文摘自华夏网,征得作者同意,节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