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续）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2024年底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09万个，万吨及以上泊位2659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1.6万公里。由此，我国已经形成沿海运输通道、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等水运主要通道。我国是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已与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和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已成为世界班轮指数最大的国家。2020年，全球前十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为上海港、新加坡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釜山港、天津港、杰贝阿里港、巴生港，中国有6个。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运输强国。

我国输油（气）管道里程从2012年的9.85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16.00万公里，天然气生产量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提高到2464亿立方米。

我国成功构建了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交通强国。我国旨在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各类要素的流动，极大地推动和有力支撑了中国式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公里。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大发展，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加速了国内经济与市场一体化，与此同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国货柜码头吞吐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8.2%上升至2022年的32.0%，相当于世界第二位美国占世界比重（7.4%）的4.3倍，已接近OECD国家总和占世界比重的32.5%，这就大大加速中国与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创造了世界最大现代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电力公司——国家电网。2005年我国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40年。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到目前国家电网已经建设了29项特高压工程，包括15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和14个特高压直流工程，总线路长度已达了4.6万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大一统”超大规模电网。2024年，国家电网经营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9.85万亿千瓦时、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33.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火电，达到14.5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经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31万公里；在运行及在建31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特高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均居世界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1.8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1.2%；已建成10条联通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跨国输电线路，累计实现电量交易超过310亿千瓦时。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信息，中国发电量于2007年超过了欧盟，2011年又超过了美国，2021年，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21.9%上升至2023年31.6%，相当于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15.0%）的2.1倍； 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 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定量评价了2000—2024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科技追赶型行列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政治优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实践就是：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已经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

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和增速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88%提高至2024年的2.68%（其中北京市连续6年在6.0%以上），已高于OECD国家排在第12位冰岛的2.60%（2020年数据），但仍低于美国的3.59%；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名义年均增速为16.7%，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3.2%，是世界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GDP增长弹性系数高达1.630。《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实际上中国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24426亿元增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年均增速为10.3%，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的7.0%的增长弹性系数为1.471。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强度将从2024年的2.68%提高至3.0%左右；到2035年力争达到3.3%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构成看，2023年，企业等市场主体研发资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8.3%，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仅为 17.1%。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20年的28252亿元上升至2024年6147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9.6%。这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型特征，即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通过市场交易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投资基础研究。预计基础研究投资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将从2024年的6.91%提高至2030年达到10%左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的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比重达26.9%，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3.7%）的1.96倍，相当于OECD总数占世界比重（48.2%）的55.9%。 2013—2023年，我国各学科被引国际论文数据量达5.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30.8%，仅次于美国的7.7万篇，居世界第2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9月20日发布）显示，中国热点论文数量达2071篇，占全球总量48.4%，连续保持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首次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7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建成若干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23年我国创新投入居世界第25位，创新产出居世界第8位，2023年，我国在全球前5强科技集群中占据3个席位，百强集群数量达24个，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指数已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38个OECD国家）的前列。中国创新产出位次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显示了在中国任何一项创新，如公共科技知识、科技专利等都会产生巨国（高于OECD国家总人口）规模效益，并形成了由北方（OECD）国家、中国、南方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构成的“世界三元科技创新格局”。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创新在我国全局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创新体系更加完备，长期稳定支持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这有助于我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我国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项目为7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项。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技团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重大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建立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别是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我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09.5万人，仅2020—2024年累计毕业生达到373.4万人，均居世界首位。充分发挥研究型、应用型等各类高校所长，加强培养规模宏大、创新力与竞争力强的研究型（学术型）、应用型（专业学位）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将适时制定到2035年第二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为建成世界人才强国提供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们要在主要战略新兴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在重大领域实施强国战略，将我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

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商标注册量、专利拥有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25%左右。其中，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6.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1.97%提高至13.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预计到203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5%以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衡量专利水平已开始采用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此指标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上升到2024年的14件，提前达到2025年12件的预期目标，高价值专利总数从2020年的88.9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197.8万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突破400万件。我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国，2024年，中国PCT申请量为70160件，占世界总数（27.39万件）比重的25.6%，相当于美国（54087件）的1.30倍、相当于日本（48397件）的1.45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提供的信息，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47.2%，商标申请量占世界的47.2%，工业设计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54.2%。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不断提供原创性的中国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也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贡献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速构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5G网络，5G网络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425.1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数比重达33.6%，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10.14亿户，达到全球平均水平2.3倍。2024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7288万公里；宽带用户普及率明显提高，千兆用户占比已超三成。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4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6.56亿户，同比增长13.9%，本年净增3.24亿户；占移动终端连接数比重达到59.7%。5G应用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千兆光网应用案例近4万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重点行业加快融合步伐，“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上升至2023年的9.9%，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5.5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6.7%，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4年的32.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7.21万亿元上升到2024年的46.4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5%。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数字经济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数字企业、数字社会、数字学校、数字政府、数字家庭、数字消费者获得长足健康发展，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之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技术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是我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2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82万亿元增长至3.68万亿元，增长30.5%，年均增速为13.2%，高于同期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2%）；技术市场交易额相当于GDP比重由2.8%提高至5.1%，后者已高于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68%），由于技术市场产出增速超过了研发投入增速，我国形成了研发投入与技术市场产出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产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技术市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

科技创新将对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挥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为此需要：一是重提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以其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现代化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作用，以科技现代化引领经济现代化。二是明确提出10年（2026—2035年）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科技现代化，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着手制定第二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到2030年和2035年总体目标、具体指标和总体部署、重大创新工程和重点项目，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科技成为国家第一实力，推动中国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一方阵。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城市

  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城镇总人口从2012年的7.22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亿人，增加了2.21亿人，相当于同期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数8.54亿人的25.9%，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发动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提高至2024年的67.0%，高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8%）9个百分点，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2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5%以上的预期目标。我国加快推进“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65%，承载了约三分之二的总人口，产出了90%以上的GDP总量和国内外贸易总量，并通过现代化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全面辐射，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住房总套数约为3.9亿套，按全国城镇9.44亿人口计算，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6400万套。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成建制镇、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86.0%。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5.5%。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上述服务设施均达到全覆盖，这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开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2024年期间，全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了41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

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规模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幅度增强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自身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实施全面开放进口促进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尽早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也是世界贸易强国的重大标志，与此同时积极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福利和市场主体生产福利。我国能够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中国市场”，实现货物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差额与GDP之比小于1.0%），有助于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2024年高达3.2万亿美元）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进口总额，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大幅度提高对外服务出口能力，实现服务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大幅度增强对外投资实力和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投资”，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基本平衡；加快贸易投资服务自由化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效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大力支持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达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我国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建设开放型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构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共同体；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稳定器以及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国作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面对“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研究者，我试图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视角，学习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建议，聚焦“供需良性互动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结合”两大关键方向，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实践路径进行学习领会与解读。

新需求引领与新供给创造形成良性循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

全会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从中国学者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创新成果来看，可以明确：“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表述，是对经济循环规律的高度凝练，精准把握了供需双方的动态互动关系。需求是人类社会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需求侧的持续升级会不断衍生新的诉求，而这些诉求需要得到供给侧，即生产经营主体的有效响应。有人类存在，就有其需求，由个体需求汇合为社会需求：从生存到温饱、小康、富裕，从发展、享受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都是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必将促使供给侧给出其响应。

供给的核心功能是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只有形成“有效供给”，才能真正匹配需求、激活循环、促成繁荣。应当强调，实际生活中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的关键，始终在供给侧。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开展的对需求的响应，将形成有效供给的创新活动，成为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内生的核心力量。这种跃迁是区分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并成为新质生产力在每一轮“上台阶”式的跃迁中得到培育和发展的典型表征。

以历史维度为鉴，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让人类脱离了漫长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第一次有效供给的“上台阶”；约300年前的工业革命，相较于农业时代生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再度推动社会出现新一轮跨越式“上台阶”的跃迁；当下的信息革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再上一个大台阶，其中可以细分：比如，互联网时代从有线互联发展升级为无线互联、移动互联，同样是新质生产力跃迁式发展的具体体现。

供给侧得到需求引领而反过来又以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智能手机创新。这种产品绝非需求侧任何主体所预先设想的，而是由供给侧的天才创新形成有效供给，激发和创造了全球不断涌现的海量需求，甚至重塑经济社会生活模式，完美诠释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由此可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更高水平地把握这种供需互动规律，促成更为生机勃勃的良性循环。

党中央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进现代化的主线，当下在“十五五”即将开局时，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是要从制度供给入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牵引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让供需互动形成长期的正向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注入加速度和充沛的能量。

有效市场破除卡点需统一制度规则，有为政府要防“内卷”、优化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原则，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

从制度创新角度领会中央的指导精神，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重要文件中所表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系统集成思维框架，我们要深刻领会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要义，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卡点堵点”，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确结合，使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关键重在“统一制度和规则”，而并非“统一微观行动齐步走”。

在实际运行中，有不少人误认为统一大市场是“齐步走”或“集中发号施令”，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表现。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政府行为、监管执法、要素资源市场五个方面的统一要求。统一大市场的真谛，是在制度创新和优化的牵引下，形成规则一体化的统一，是要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层面形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的统一，让生产要素可以最大限度顺畅流动，以此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这涉及的正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监管调控的统一尺度。

当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有多方面其他维度的统一，但无论是度量衡统一，还是技术标准统一等直观技术性统一，并非称得上是现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求。中国历史上早在秦始皇时便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技术性统一，工业革命以来更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而当下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最关键的创新之处，是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所有市场主体在公平的制度规则下展开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依据这样的认识框架，统一大市场建设，应重点破除不正当的地方保护、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化解要素流动中的堵点卡点和种种不合理的阻碍因素，优化资源配置。

比如我国“东数西算”工程，正是利用西南西北电力成本、运维成本较低等优势，引导数据中心在贵州、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布局；原则是承认区域差异、引导和推动要素合理流动，以最终实现统一大市场内综合绩效升级为标准。又如，要破除局部利益壁垒，各地区可以从外部引入优质市场主体来引领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提升统一大市场的综合绩效。

招商引资应聚焦引入优质主体，带动本地形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通过兼并重组和供应链优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促进中小微企业与优质主体共荣共赢。对于“内卷式”竞争，需通过破除软预算约束、不正当保护等，加以理性引导、综合治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与平衡，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避免“市场紊乱”与“政府乱作为”，正确推进机制创新。这方面的改革颇具挑战性。比如，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人们曾强调“政府与市场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这是认知的进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创新机制的出现，两者关系正在从“划清边界”的认知升级为“法治化契约下的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优势互补，可实现“1+1+1>3”的绩效提升，打开新局面。2014年后，在中央层面指导之下，我国把PPP作为一大创新重点的开拓探索。十年之后，亟应积极总结经验，优化其由新一轮文件指导定义的“新机制”，开创其生机勃勃的新发展阶段。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结合与平衡中的处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操作方案，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答案，需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案例做定制化分析和设计，将改革要领与政策优化落到实处，使市场发展既有效又有序，政府监管既有为又不乱为，既防范‘内卷’又激发活力，才能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

有为政府面对的试错与权衡：政策如何支持创新、稳定与数字化前沿突破

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处于政策密集赋能、技术快速突破、产业加速转型三重叠加阶段。面对“十五五”，如何尽力避免供给侧创新的行为陷入“错配需求”？经验表明，“试错是必然路径”。

科技成果需经历“基础理论—科技过渡—应用技术—产业开发”的全链条试错，仅应用技术成果的中试环节，就可能成功或失败。即便进入市场，仍需继续接受商业化后市场评价的考验。

有些技术看似先进，却无法与应用的场景衔接，长期下来只能放弃；还有些技术成果虽通过中试，到市场上却因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与国际上多个经济体总结的经验类似，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领域不同阶段的试错与失败均不可避免。而在选择性赛道上，适应性的政府政策与合理的资金支持，都是使创业创新衔接商业化可持续走向成功的重大关键要素。

不同市场主体的试错逻辑也各有侧重。小微企业是试错的重要载体：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中又有90%以上是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平均寿命仅3—5年，虽不断有新生伴随淘汰，但在动态中支撑着就业基本面与社会稳定，从中发展出一部分引领创新的中、大型市场主体。在信息革命时代，数字化前沿创新中，做好、做大的少数“修成正果”的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则是凭借赛道上可能获得的特定资金实力，冲过痛苦的“烧钱”阶段，让技术成果商业化过程得以展开和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两大重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必然要求我们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因此，政府政策支持的“有为”，亟须在企业信心与居民预期修复仍需发力的当下，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后劲”的关系，特别是在微观主体“试错”过程中，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应该在支持基础研究与引导市场转化之间，在关注全局与突出重点之间，在维系当下和衔接长远之间，把握好权衡关系以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以宏观政策而言，需在现阶段“更加积极”扩大内需的总量扩张，在注重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中，从“数量主导”转向“绩效主导”，核心要领是让资金投向既解当下之急，又为未来蓄力，以高度的政策理性作出合理统筹兼顾、区别对待。

具体而言，对一些关系国家全局的基础研究和与其对接的战略项目，如当年的“两弹一星”、前些年世界屋脊高寒区域的青藏铁路等，在直接效益角度难以量化衡量和无法清楚地期待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运作和回报，应纳入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新型举国体制框架给予支持。

对于常被诟病“撒胡椒面”的政府支持政策，其中也包含某种“必然选择”。面对市场，政府难以准确预判哪些企业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乃至成长壮大为“小巨人”和“头部”，只能适当地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覆盖更多主体，以求实现以公共资源维护基本盘和撬动市场活力的正向循环。如疫情发生后，在特别国债资金中，2000亿元直达基层以财政贴息方式支持众多小微企业的纾困、生存与发展。

至于成功率甚低（即失败率和风险度甚高）的数字化前沿创新项目，政府虽可积极探索以“孵化器”和产业引导资金予以扶助和加力，但关键性的资金支持力量，仍将主要来自非政府主体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最为前沿的是“敢赌服输”的“天使投资”。

政府在期待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方面的“有为”，主要不是直接上阵方式，而是打造高水平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吸引国际国内直接融资主体来“有效”地承担风险、开拓进取而获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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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强大的国内需求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这对于有效发挥中国特有的大国规模效应，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在迈向高收入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进程中，国内超大消费规模及消费结构升级驱动经济增长将是该阶段发展的显著特征，并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拥有14.1亿消费者、近5亿家庭户， 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优势。为此，我国要始终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基本国策，增强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是一个基本趋势，该比重从2020年的55.4%上升至2024年的56.6%，2030年将达到58.0%（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达41%），2035年进一步上升至58.8%，其中，2035年政府消费占比和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达到17.9%和40.9%。

打造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占世界的比重为14.1%，仅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9.4%）的72.7%，且明显低于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17.7%），即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水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9.7%。这表明，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到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将至少比2024年增长53%，占世界比重至少达到20%以上。

因此，实施扩大国内需求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14亿多消费者潜在的巨大且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为此，全面促进居民、家庭、社会以及政府消费，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加快构建世界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群体。扩大国内需求核心目标是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预计到2030年，全国家庭总户数达到6.5亿户以上，中国仍具有巨大的人口与家庭总数规模优势，人均消费将持续增长，略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全面开放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提高货物与服务进口能力，为世界创造最大货物和服务进口市场优势，在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政策推动下，预计到203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从2024年53.86万亿元上升至73万亿元左右，相当于从2024年的14.72万亿国际元（按2021年价格计算）上升至2030年的18.09万亿国际元；到203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提高至45%，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上升至77.6万亿元以上，相当于22.2万亿国际元以上。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国家之一。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3.141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年均增速达9.9%，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3%）。同期，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世界总数比重2024年为17.7%，但仍低于美国占世界比重20.9%。 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6.59万亿国际元。到2030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将提高至17.8%，到2035年将提高至20%以上。作为最大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政府将直接为14亿多人提供更可及、更公平、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并带动加大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一般公共预算是国内服务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与居民私人消费形成了互补、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之一。

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这是我国扩大内需最重要的长期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26%），更高于OECD的23%和美国的22%。我国也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2024年达到40.6%，比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27%）高出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至39.2%。我国还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最大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能力投资于生产性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城市和乡村设施，成为我国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资本资源基础，这是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有助于我国加速城乡建设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资本积累，更好构建世界上最先进的覆盖全国的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进而构建世界最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市场。

建成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形成结构优化、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升级、不断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通过吸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劳动力等，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就业主渠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会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从2024年56.7%提高至2030年的58.5%，相当于2023年韩国比重（58.4%），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至60%左右，相当于2023年爱尔兰比重（60.9%）。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对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之基础，同时又是我国现代化最大的短板。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更少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从发展趋势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年均增速在4.0%左右，基本满足14亿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持续渐进式下降，从2024年的6.8%到2035年下降至5%以下。到2035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将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一是确保粮食安全，粮食总产量保持在7亿吨左右（2024年为7.0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为504公斤），同时为14亿多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高质量的农副产品。二是农业劳动力总数持续下降，预计从2024年1.6亿人到2035年农业就业人数将降至1亿人左右，其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2024年的22.2%到2035年将下降至15%左右；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年均增速可达到4.5%左右，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四是我国农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更加巩固，占世界比重保持在3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人均农产品消费支出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五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将从2020年的60%提高至2025年的64%，力争到2035年将达到70%左右。六是农业机械化取得更大进展。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到2035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将实现全过程机械化，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格局基本形成。未来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将达到更高水平，即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从而确保高质量满足供养14亿多消费者的高品质、高质量、多样化农产品需求。

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将大幅提升，2024年达到56.7%，2035年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2024年达到35866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8.8%，但是仍低于世界平均比重（2020年为50%），也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0年为72.6%），预计到2035年，中国这一比重将超过55%。该产业不仅吸收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主要是研究生、普通职业本专科、中等职业毕业生，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超过15年），还能够吸纳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2024年全国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国劳动生产率的116%，服务业平均劳动报酬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未来时期，我国服务业将更加凸显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数字密集等重要特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领域。

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时代”。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这不意味着要“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为此，一方面需要稳住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并联式工业化革命”。预计到2035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程度将更高，体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延伸，特别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直接为二、三产业融合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将更广泛、更深入、更专业化。其中，第二产业为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水平装备，而第三产业将对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支撑、市场服务支撑和生产服务支撑，助力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世界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按现价美元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6.8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6.6%。我国工业占GDP比重从2006年高峰的41.4%降至2024年30.1%，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比重的26.0%，更高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的21.2%。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工业占GDP比重将持续缓慢下降，预计2030年降至1/4强，2035年将降至1/5左右。中国将加强对外工业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逐渐在海外形成若干“中国制造”基地。

基本建成世界制造业强国。未来10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了一批制造业集群，创造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公认品牌。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从制造业最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也是我国建成世界经济强国最重要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加速“走出去”，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合作，并带动当地工业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或区域布局，海外制造，海外销售，海外出口，将“中国品牌”转变为“世界品牌”。

未来时期，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将大幅提升。此外，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正在成为未来时期我国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三新”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竞争格局，提升了国内产业生态的总体质量。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创新实践，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三新经济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三新经济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16.7%，提高至2023年17.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三新”经济比重的3.9%、第二产业占41.8%、第三产业占54.3%。预计到2035年“三新”经济比重将达到20%以上。

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我们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24年的67.0%上升至2035年的78%～80%，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为82%），这也标志着我国将基本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到2035年4/5的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OECD国家水平，不足1/5的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能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底线水平。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加速重塑我国经济地理，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大格局，城市品质将明显提升，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新水平，公共服务范围将基本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公共安全将覆盖包括国内外游客在内的实际人口。我国海岸线总长度超过3.26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2024年海洋经济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5438亿元，占GDP比重为7.8%。到2035年，我国的沿海、沿江港口体系将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与其他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更高，海陆统筹水平更高，海洋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将基本实现海洋强国目标。

构建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我国市场主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9万户，增加到2024年底1.89亿户，我国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充分发挥也为我国经济的微观活力注入动能。此外，数量巨大的市场主体也必然催生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以世界一流企业为标准，不断自我提升。该标准包括：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成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效率领先、效益领先、品质领先；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我国一批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进入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的中央企业打造了高铁、核电、特高压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名片，培育了一批具有行业话语权和美誉度的企业品牌。预计到2035年，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企业数量会继续增加。历史和现实已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企业兴，国家兴；企业强，国家强。

到2035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等将更加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标志。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水平已达到OECD国家水平，许多主要指标总规模超过OECD国家总和，成为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点领域与“先行官”。

建成全球先进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24年，我国移动电话总数已达到17.9亿户，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2024年达到11.08亿户，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1.5%提升到2024年的78.7%。我国宽带互联网普及率于2008年超过世界普及率（6.1%），2021年超过美国普及率（37.0%），2023年普及率达到44.7%，中国宽带用户数占世界总比重从2012年的27.0%上升至2023年的42.5%；2024年底，我国固定宽带5.73亿户，家庭宽带普及率已达到115.9部/百户。其中，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提前超过了《中国制造2025》原定的2025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82%的预期目标。我国正从世界网络大国向世界网络强国阔步迈进，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到100%，IPv6（第6版互联网协议）规模部署成效显著，拥有地址数量居世界第二。固定网络逐步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跃升，移动网络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世界引领”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5G宽带网络，2024年底全国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0.1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的56.7%。

我国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5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3万亿元）的32.1%。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4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1.8%，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2.76万亿元，占GDP比重的9.9%。这标志着中国在当代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快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实现由世界交通大国向世界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76万公里增加至2024年的16.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356公里增加至 2024年的4.8万公里，铁路覆盖了全国81%的县，高铁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全国公路里程从2012年的424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54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62万公里提高至19.07万公里，相当于美国2025年10.6万公里的1.8倍，连接了全国95%的人口，覆盖了约99%的城镇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其中，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5%，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王国。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从2012年的1.09亿辆上升至2024年的3.53亿辆，年均增速高达10.3%，无论是总规模还是年均增速均创下世界纪录，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2024年达3.10亿辆，已超过美国2024年的2.9亿辆；2024年乘用车的家用普及率达51.2%，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为57.3%，农村居民家庭为41.7%。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王国，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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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2%，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顺差扩大至2750.6亿元，中国服务贸易从规模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影响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将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中不断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在此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衡量着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对中国而言，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充与延伸，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时代方位：深刻认识服务贸易在新征程中的战略价值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置于国家现代化全局和全球坐标中进行审视。其战略价值凸显在三个层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贸易恰恰是连接内外循环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一方面，通过扩大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品牌管理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赋能国内农业、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文化创意、数字服务等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可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全球市场中获取更高附加值，从而畅通国际循环。内外循环在服务领域的交互增强，将形成良性互促的强大动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高级形态，其高质量发展对整体经济意义重大。首先，它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本质是技术、知识、人才和数据的竞争，将倒逼国内服务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其次，它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节能环保服务、环境咨询服务等绿色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最后，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服务贸易领域多为高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其扩张将带动就业结构优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

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抓手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正面临深刻重构，特别是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环境产品等领域，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主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必然要求。通过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进口博览会、服贸会等平台，中国既展示了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中国市场”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数字贸易等新兴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也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现实基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速推进，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新征程上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规模持续扩大，地位稳步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服务进出口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国家名片更加多元。二是结构逐步优化，新动能加速孕育。传统旅行、运输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占比下降，而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增长新引擎。三是开放格局深化，制度环境优化。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服务开放压力测试稳步推进，服务业准入大幅放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为服务贸易创造了更优越的区域合作环境。四是平台效应凸显，创新活力迸发。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与进博会、广交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示范区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服务贸易发展成就虽然显著，但挑战犹存。一是逆差结构与竞争力短板。长期存在的服务贸易逆差虽有所收窄，但依然突出，尤其在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领域。这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特别是在高端生产性服务和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加强。二是制度型开放压力。在数据跨境流动、职业资格互认、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边境后”规则领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仍面临压力，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有待提升。三是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挑战。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基于传统模式的监管体系构成挑战。如何平衡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数字主权与开放合作、创新激励与有效监管，是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必须解决的难题。四是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贸环境日趋复杂，给服务贸易，特别是人员流动和跨境交付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路径选择：现代化新征程上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举措

面向未来，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聚焦关键领域，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

强化创新驱动，锻造核心竞争力

　　竞争力是根本。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历史机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支持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跨境贸易与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咨询评估、国际结算、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走出去”。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出海，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联动的“系统出海”模式。培育特色服务品牌。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文化创意、中医药、中文教育、休闲娱乐、餐饮等特色生活性服务贸易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推动制度型开放，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开放是必由之路。要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率先进行压力测试，持续缩减清单条目，破除隐性壁垒，推动“既准入又准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和安全评估认证制度，积极参与数据流通、数字隐私、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深化“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推动与共建国家在跨境电商、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技术标准、资格互认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促进内外联动，释放产业协同效应

　　协同是关键支撑。要打破服务与货物、内贸与外贸的界限，实现融合发展。推动“服务+制造”深度融合。鼓励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服务能力，成立独立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等服务公司，实现服务化转型和服务外包。通过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反向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能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在数据跨境、外汇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形成“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的高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统计方法，特别是对数字贸易、在岸外包、商业存在等模式的统计，为政策制定和形势研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夯实人才基础，筑牢发展根基

　　人才是第一资源。服务贸易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培养实战型技能人才。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为国际顶尖的数字经济专家、金融分析师、创意设计师等来华工作提供签证、居留、子女教育等便利，打造全球高端服务人才的“引力场”。健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打破学历、资历等传统限制，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站在现代化新征程的起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壮阔，任重道远。它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质量革命”和“结构进化”。我们必须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创新的魄力，向“新”求进，以“质”图强，不断破除发展藩篱，激活增长动能。唯有如此，才能让服务贸易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战略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磅礴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球服务经济的星空中，点亮更加璀璨的“中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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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全球竞争格局与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我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历史性机遇，面对结构性困境，适时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通过坚持多边主义、推进标准共建、深化南南合作、强化数据生态安全与推动伦理共识，为构建开放、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人工智能+”正当其时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议题。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已超越纯粹的技术范畴，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跨域性、渗透性与战略性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超越单一国家主权边界，成为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性治理议题。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背景下，通过规则、机制与制度安排应对跨国挑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旨在为其研发、应用与扩散建立具有广泛包容性与有效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理想的愿景正遭遇严峻的现实。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安全化”与“阵营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意见》明确提出，重点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国处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方阵，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更为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引领未来主导权的全球竞争和迈向人工智能强国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唯有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斗争，争取广泛国际合作，才能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多重博弈与结构挑战：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传统治理机制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治理赤字”亟待弥补。此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受到“规则—技术—联盟”的复杂性挑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因素。

第一，法律与行政的系统性封堵。2024年2月，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命令，以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受关注国家为由，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六国发起数据跨境审查，将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高度“安全化”，借助政治话语将其上升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超越常规法律限制的非常措施。同日，美国司法部牵头发布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NPRM），意图切断向中国传输敏感数据。这种“不设门槛”的审查机制，赋予了行政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任何涉及数据的对美商业活动都可能被随时叫停，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合规不确定性与法律风险。

第二，联盟化与标准化的排他策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明确将“制定关键技术规则与中国竞争，促进美欧共同价值观以及合作”作为目标，其近景目标是“在6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和太阳能供应链等先进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华依赖”，远景目标则是“在下一代宽带网络技术方面取代中国的主导地位”。欧盟陆续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数字市场法案》（DMA）等监管框架，以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倒逼，迫使中国企业陷入适应高成本规则或退出欧洲市场的“两难困境”。这些“规则壁垒”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市场保护主义。

第三，认知战与舆论战的相互配合。2021年4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牵头提出《第四修正案不出售法案》，禁止数据经纪人向美国情报、执法机关出售位置数据等个人数据。2023年6月，怀登牵头提出《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监视法案》，要求对特定类型、特定国家数据出口进行管制。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要求TikTok在美国出售或禁用。

一系列法案加剧了我国相关业务在美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难度。同时，法案放大了对我国智能产品的偏见，向公众传递一个简单化的逻辑错误叙事：中国技术=中国政府=安全威胁。这种叙事促使公众形成对中国错误认知，将技术合规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对抗。

强化构建“中国倡议”：人工智能时代机遇

  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仍具备显著优势和历史性机遇。

第一，丰富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海量治理实践样本。这些基于超大市场规模和复杂社会需求的“压力测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方案来源。

第二，初步构建“中国倡议”话语体系。中国已相继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倡议秉持多边主义、强调发展导向、注重安全可控、倡导开放包容，为摆脱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零和思维的新范式、新理念，正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积极共鸣。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的广阔发展空间。“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数字鸿沟、治理赤字和发展焦虑，不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再次掉队，也不愿被动接受规则。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能力培养、可负担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东盟数字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能够与南方国家构建“发展共同体”，探索一条符合多数国家利益的治理道路，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

开放创新与深化合作：中国方案路径选择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思路，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推进标准共建与互认，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鼓励中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更深入地参与ISO、IEC、ITU、IEEE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积极贡献中国技术方案，推动基于共识的技术标准国际化。主动发起参与并主导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数据安全标准、跨境流动认证等领域，推动建立与我国技术实力和治理理念相匹配的国际规则，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霸权。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框架，推动各方共商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国与各国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共同探讨解决AI全球治理难题的路径，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享成果。反对将技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对任何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限制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要让发展中国家说了算”，倡导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和代表权，确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构建数字时代的发展共同体。《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中国要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协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愿与世界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经验，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开源社区等务实举措，提升其他国家获取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中国将“一以贯之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将以务实行动诠释何谓“注重行动导向”，以自身变革推动世界共同变革。

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是零和博弈的修罗场，而应是“合作共赢”的新边疆。《意见》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国际环境固然有严峻挑战，但也促使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在人工智能重塑世界的今天，中国的选择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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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问题。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既有长期实践依据，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调整总目标，是有长期实践依据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依据

1.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战略。

1987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做了分析：“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2.两阶段战略国情国力依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部分分析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情依据。

  第一，“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我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90年的3.7%上升至2024年的31.6%， 呈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

  第二，已改变我国“底子薄”的基本国情。197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为3.5%，美国该比重是中国的7.1倍；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13.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5.50万亿国际元）的2.39倍。我国国内资本实力日益强大，正在从“底子薄”向“底子厚”转变。这就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

  第三，我国“八亿人口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农村人口从1995年高峰的85947万人降至2024年46478万人，同期我国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上升至9435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29.04%提高至2024年的67.0%，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比重（57%）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70.96%降至2024年的33.00%。 我国用了20年时间实现了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预计到2035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至20%～22%，形成城乡“二八开”新格局，这更有助于国家直接向农村人口转移支付，也更有利于各种现代化因素向农村迅速扩散普及。

  第四，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人口文盲率2020年降至2.67%，基本消除文盲人口（指文盲率小于3%），同期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从620万人上升至2.18亿人，增长了3516倍，年均增速高达9.8%，创下世界纪录，高中（含中专）学历人口从6834万人上升至2.13亿人，年均增速为3.0%，2020年两者合计达到4.31亿人， 中国实现了向世界最大的现代教育之国、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的历史性转变与跨越，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丰富、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优势。

  第五，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 到202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人数达到48075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5479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136424万人。

  第六，中国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是靠建立殖民地附属国（如英国、法国）、对外发动战争（如日本、美国）强大起来，而是靠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强大起来的；不是靠霸权， 而是靠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世界广泛认同的。2013年以来，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际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盖我国18个省区市69个城市138个站点，通达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3个港口，这标志着中国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以及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陆海新通道公共产品，倡导“互利共赢”，必然是“得道多助”。

  第七，我国已从世界最贫穷的大国之一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升级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25年）、并将发展为最大的中等发达国家（2035年）、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2049年）。与此同时，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工业增长、国际贸易增长、科技创新的最大发动机和贡献者。

  第八，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看，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正处在新的过渡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等发达阶段（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可以预期的是，经过国家“十四五”（即将完成）、“十五五”“十六五”规划，中国将如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

  我国在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必然从高速增长（7.0%以上）转到中高速增长（5%左右）阶段，进而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对2035年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发展趋势与关键指标作出中长期预测和趋势特点分析。

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并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一增速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2020—2035年）实现GDP翻一番（按2020年不变价计算），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2024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OECD人均GDP的41.5%，仍具有长期的追赶速度效应（见表1）。届时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

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3.6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 中国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也均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指2020—2035年）实现GDP（2020年不变价计算）翻一番，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6.9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4.3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见表1），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表1  中国GDP、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指标及国际比较（2020—2035年）

注：（1）本表是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价格计算得出的。

  （2）2020—2024年GDP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其余系笔者预测数据。

  我国具有实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综合要素来源。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我国具有诸多明显发展优势。

  第一，资本要素最为丰富，居世界首位，增长速度最快。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18%和OECD国家的21%； 其次，我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1%，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22%和OECD国家的23%； 最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居世界首位，2024年达到7.2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年5.00万亿美元的1.45倍。 2010－2024年期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美元价格计算）增长率高达5.6%，资本要素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资本基础，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比重的50%左右， 与国有资本共同发挥了极大增量作用。

  第二，我国劳动力资源始终居世界首位。2024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比重为20.9%。尽管我国劳动力数量达峰（2021年）后有所下降，人口红利有所减少，但是我国总人口就业率仍保持在50%以上。 2024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明显高于OECD国家的53%和世界平均的49%，居世界前列。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主导产业，2024年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6.7%，占总就业比重的48.8%，且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2023年中国女性预期寿命达到81岁，今后逐步实现男女就业人员退休年龄趋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会更高。我国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并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既有助于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更有助于持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私人收入水平。从人力资本要素看，我国拥有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9亿户；我国创业主体占全国就业总数（73439万人）比重的25.7%，新生劳动者形成了先就业、后创业的发展模式，是我国解决全球性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劳动技能人数比例明显上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信息，2024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7%以上（超过美国劳动力总数1.74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30%。

  我国还具有新生高素质劳动力优势，2024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就超过1167.8万人，中等职业毕业生415.6万人，两者合计超过1583.4万人。各类人才规模迅速扩大，我国正从人口红利下降转向人才红利、人力资本水平持续上升，将长期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第三，我国具有创新驱动发展优势。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决定着经济内涵型发展程度和潜在增长率的高低，本质上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 预计未来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将保持在1%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从2024年的60%以上提高至2035年65%以上。

  第四，我国具有两类经济追赶优势。一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追赶。2010—2024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1%，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仍具有极大国际追赶空间， 成为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二是国内各地区的经济追赶。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甚大，仍具有极大国内追赶空间。此外， 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等地区均已提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或高收入水平阶段，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可有效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从而到203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均GDP进一步走向趋同。今后十几年，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可能超过上述预期指标。

  第五，我国将加速发展第三产业。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26.1%，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的61.4%。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行业，此后这一比重持续提高，到2024年这一比重达到56.7%，但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3年为69.1%）。第三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到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4.4%和3.5%，两者合计达到7.9%。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为48.8%，接近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50%），但仍低于OECD国家最末尾的土耳其（2023年为58%）。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在创造就业方面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大量吸收大中专以上毕业生等新生劳动力，而且可以大量吸收第一、第二产业的转移劳动力。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10年—2024年已减少了11633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2012年以后持续大幅度下降，到2024年已减少了1951万人；第三产业在2012年—2024年增加了95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95万人，成为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主渠道。为此，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的服务贸易。中专等专业技术教育更将主动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新需求、新趋势，更好地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培养宏大的各类专业人才。

  第六，我国将保持世界较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2010－202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年均增速达到6.4%，明显高于同期1.9%的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于美国同期的1.2%增速。这是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对美国经济追赶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2021—2035年，我国总就业人数将呈负增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5.2%左右，高于GDP年均增速的5.0%左右。到2035年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计算）在2021年基础上翻一番以上。因为：

  一是我国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持续增长，伴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发展阶段，其在校生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2024年的60.8%持续上升至2035年的75%以上，力争在80%以上（2023年OECD国家平均为78%），确保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助于加速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结构效应，从而带动劳动力从低劳动报酬岗位向较高劳动报酬岗位转移，从非熟练技能向熟练技能、从非专业向专业化方向持续提升，这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也是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二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门类齐全的科技创新队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达到7840万人， 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到774.5万人年， 2020—2024年全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简称“STEM”）毕业生数累计高达近2000万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专业专职人才队伍及后备人才队伍，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略高于经济增速。

  我国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可以预期：到2035年将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的目标等量化指标（简称四个“翻一番”），这成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编辑  季节）

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指导我国步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引领性文件，勾勒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蓝图。若我们仅将《意见》视为“互联网+”行动的延续，按图索骥式地布局算力、算法、数据等传统要素，则极有可能错失其背后蕴含的更宏大、更深刻的发展机遇。《意见》作为一份高屋建瓴的行动总纲，其字里行间揭示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根本性逻辑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深刻领会文件的战略意图，是我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赶超的关键。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生”：深刻理解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行动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从解决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连接”问题，全面转向激发和培育数字世界的“原生智能”问题。 “互联网+”的核心功绩是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人、物、数据、服务的高效连接与海量汇聚，本质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催生了平台经济核心业态。然而，“人工智能+”在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下，赋予数字系统前所未有的“主动思考、主动执行、主动创造”的能力，其本质是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致力于构建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未来十年，核心任务则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行无数具备自主决策与协同能力的“智能体”车队。

从“建平台、汇数据”的连接思维，彻底转向“育智能、创价值”的主动思维。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关注数据资源的“量”，转向关注模型能力的“质”与智能应用的“效”；从热衷于建设物理性的数据中心，转向致力于构建能够催生智能体、孵化“智能原生”新物种的创新雨林生态。过去的政绩或许体现在接入平台的企业数量、汇聚数据的TB量级；未来的政绩将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内涌现了多少能够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体，培育了多少商业模式完全构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原生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多大的价值增量。地方决策者必须摆脱对物理基建的路径依赖，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规则制定、场景开放、生态培育、人才吸引等“软环境”的建设。

范式转变将重塑区域经济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从“平台为中心”走向“智能为网络”的新格局。 在“互联网+”模式下，价值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平台企业。而在“人工智能+”驱动下，随着“模型即服务”和开源生态的繁荣，创新的门槛被大幅降低，大量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开发者，都能基于强大的基础模型，开发出面向特定场景、高度定制化的智能体。无数智能体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重塑产业分工。地方政府的机遇在于：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和场景开放，可以吸引和培育一批专注于本地优势产业（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的智能体开发者和服务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根植于本地的智能产业集群，从而改变过去在平台经济中本地产业往往沦为外部平台“流量入口”或“数据供应方”的被动局面。

超越“三要素”同质化竞争：构建以用促研促产的新范式

《意见》的章节编排和政策导向，蕴含着高超的战略智慧，其核心在于巧妙地引导地方避免陷入算力、算法、数据“三要素”的同质化、高成本“军备竞赛”，转而倡导一条因地制宜、以丰富应用场景为核心牵引的差异化、非对称创新路径。文件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应用层面的行动置于“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之前，看似不合常规的结构安排，实则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是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法论。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与京、粤、沪等头部地区竞争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的建设规模，或是在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上投入巨资，既不现实，也非最优策略。“正面战场”的竞争，极易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

深度挖掘并系统性地开放自身独特的产业场景与社会治理需求，将自身打造为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技术“首试区”“验证场”和“价值创造地”。各个区域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场景资产”盘点，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无论是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东北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需求，还是西北的现代农业与能源基地，都蕴藏着独一无二、数据丰富、亟待AI赋能的“富矿”。核心任务不再是“我们能建多大的算力中心”，而是“我们能开放哪些高质量的场景，提出哪些有价值的真问题”。通过设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场景机会清单”等方式，将“真问题”打包成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技术团队“发榜”，吸引他们前来“解题”。

“以用促研”的模式，能够在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实现技术、数据、人才和产业的内生性集聚，形成一个“场景定义需求—需求驱动创新—创新回馈场景—场景沉淀数据—数据优化模型”的良性闭环。 在闭环中，为解决本地制造业的良品率问题而训练出的行业模型，其价值远超一个通用模型；为本地复杂城市交通治理而积累的动态数据集，是任何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宝贵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地方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发展痛点，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育了本地的AI服务商，吸引了AI人才落地，沉淀了具有产权的行业数据和专用模型，最终构筑起他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此为一种更高维度的“筑巢引凤”，是从单纯的政策洼地、成本洼地，升级为价值创造高地和创新策源地。

激活“新消费”与“新治理”双引擎：找准地方政府的破局之道与行动抓手

面对“人工智能+”，区域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切入点，在于紧紧抓住“消费提质”和“治理能力”两大板块，将其作为撬动全局、体现作为的战略支点。这两大领域不仅直接关系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政府最能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前瞻性布局的领域。《意见》将消费和治理置于突出位置，其背后是对以内需特别是高阶智能驱动的新兴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能的战略考量，以及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求。

在激活“新消费”引擎方面，核心在于推动消费模式从“人适应物”向“物理解人”的根本性转变，核心载体为“智能体”。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消费”，其想象力远不止于现有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的渐进式升级，其关键在于创造全新的、以智能体为入口的服务形态与消费体验。一个能够深度理解用户个性化需求、主动完成全网比价、优惠券使用、下单支付、物流跟踪乃至售后服务的个人购物智能助理，将彻底颠覆现有电商模式，将人们从繁琐的决策和操作中解放出来。地方政府应勇于担当“首席体验官”和“场景开放官”，主动规划建设一批智能消费先行示范区，在智慧商圈、智慧文旅、智慧康养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专注于服务本地市民的本土化智能体服务企业。目标是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将潜在的、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通过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式充分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

在激活“新治理”引擎方面，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治理”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区域核心吸引力的“关键一招”，推动政府职能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深刻转型。《意见》所倡导的人机共生社会治理新图景，绝非简单的“一网通办”智能化升级，而是指向一种预测性、主动性、个性化的服务型政府新形态。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城市管理，通过对交通、人流、气象等多源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从“拥堵后疏导”到“拥堵前预警”的转变；可以赋能政务服务，通过对企业经营数据的合规分析，为企业精准推送“免申即享”的政策红利，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飞跃。地方政府应以更大的魄力，大胆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分级分类、有序开放交通、气象、市政、医疗等高价值的公共数据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标杆应用。这不仅能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和民众满意度，更能向外界释放出开放、创新、高效的强烈信号，成为比土地、税收优惠更具吸引力的、吸引高端人才和前沿产业的“梧桐树”。

（编辑 宋斌斌）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历史交汇期，世界格局“南升北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根本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北方国家（OECD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全球化格局以及世界现代化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OECD国家GDP（2021年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61.5%下降至2024年的43.0%，其中美国从19.8%下降到14.8%。而南方国家（非OECD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5.5%上升至2024年的57.0%，其中中国从6.6%上升至19.4%，从南北“四六开”演变为新的“五五开”，未来将演变为“六四开”新格局，从而改变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经济的局面。

世界工业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7.7%下降至2024年的50.0%，而南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则从22.3%上升至50.0%，中国则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这表明南方国家工业化在加速发展，中国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未来时期，南北国家制造业将形成“六四开”制造业新格局，其中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将达到1/4以上，加速改变和重塑世界工业化格局。

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2.3%，到2024年已下降至59.1%。同期南方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7.4%提高至40.9%，其中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2%提高至2024年的11.6%。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是其余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底，中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当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1/3左右。 2012—2023年，以美元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6.2%，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中国同期货物贸易增速。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世界现代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采用发电量指标，该指标比各种价值量指标更好地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大变迁。南方国家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36.3%上升至2023年的62.6%，超过了OECD国家的比重（37.4%），从南北“一二开”格局形成了新的“六四开”格局。其中中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7%上升至2023年的31.6%，相当于美国的2.11倍（美国占15.0%）。 这反映了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已经改变由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格局，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必然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始终倡导走和平共处共赢之路，进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均衡，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疫情防控、全球与地区和平共处，积极推动2030年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目标的实现，促进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兴产业快速兴起，世界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按本国专利申请数计算， 中国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9%上升至2021年的59.8%，而北方九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3.1%下降至2021年的31.6%[1]。按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17.4%上升至2022年的51.8%，其中中国占世界比重从5.0%上升至27.0%；而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2.6%下降至2022年的48.2%，美国占世界比重从28.6%下降至13.7%；而中国相对于美国从2000年的0.15倍上升至2022年的1.97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从综合国力视角来看（见表1），21世纪头二十多年，中国加速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特别是实现了对美国经济、产业、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全面加速赶超。在中国的21个主要经济科技总量指标中，2000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4项，到201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5项，到2024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5项， 居世界第二的指标有6项（汇率法GDP、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航空运输客运量、军事支出）。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表1 中国主要指标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注：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数据库。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战略博弈竞争中，综合国力更是硬道理。从2025年到2035年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中国越发展、越强大就越安全；越安全就越有利于发展，从而形成发展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及时提出了对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之三大“中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3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占47.30%。 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24年，中国对外全行业（18个大类）直接投资1627.8亿美元。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对外承包工程国，“十三五”时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8259亿美元， 202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6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9%。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贸易总指数由2013年基期的100提高至2022年的165.4。2023年，我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1亿元，与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6万亿元，完成营业额9305亿元。 “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是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再出发。

“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的四项主张。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共赢主义。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政治体制，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反对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反对把经济科技贸易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和军事干涉。

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在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相互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全球安全就不会有全球发展，没有全球发展也不会有持续的安全。只有全球共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

未来中国发展仍有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判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国更有综合实力发展能力应对各种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挑战。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创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和三大发展内涵，也是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依据，包括战略目标依据、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依据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宏伟蓝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总体设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八个方面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1.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系统性、创新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及实践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无限延长的，从低水平阶段到中水平阶段，从较高水平阶段再到高水平的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与渐进性。关键是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个“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其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当时设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指2030年）到五十年（指20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党100周年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为中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首次将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前了15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两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目标，并强调：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这里“更高阶段”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不仅比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战略设想（2050年）提前了15年时间，也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宏大。

到202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2.4%降至22.2%，非农业就业比重从37.6%上升至77.8%，城镇人口比重从25.7%提高至64.5%，农村人口比重从74.3%降至35.5%，社会商品零售额从4305亿元上升至483345亿元，名义增长112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696亿美元上升至61623亿美元，名义增长88.5倍，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不仅具有理论的继承性，也是与时俱进的。

1987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2000年），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用50年（2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预期用70年的时间，即从1981—2050年，人均GDP增长16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纪录超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按198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到2024年就达到了1980年的30.0倍，年均增速为8.0%。这标志着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比预想时间要早得多，届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80年的50倍左右，即75年GDP均增速高达7.4%，仍是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发展过程设想：一是从2021年起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渡时期；二是从2036年起再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逐步向全面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渡，这就是今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战略目标和基本依据。不变中有变，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方向、总目标不变，但是实施战略指标是变中有变的。

2.中国式现代化新趋势新特征。

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国将出现八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它客观反映了我国基本国情重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的重大飞跃，也是科技、教育、民生、文化、生态建设的巨大飞跃。

第一，这一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是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间、城乡间等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难度大；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已基本覆盖全体人口，但真正实现均等化难度较大。二是发展不充分，存在多方面短板。如我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劳动生产力相对低下、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少、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等等。

第二，我国基本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人口多与资源禀赋有限的矛盾突出，但是经济上“底子薄、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的国情已根本改变。按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人均GDP（2021年国际元）数据，1990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234个国家和地区倒数第15位，2024年上升至第82位。“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经迈入高收入阶段[2]，未来时期将进入中等发达阶段。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过渡，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21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第四，实现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主线，但不是以某种先验的模式和道路去实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垄断资本集团受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危机、国际政治危机与国内社会矛盾，特别是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军事干涉与武装冲突等。中国式现代化从来就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模仿版，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2017年，习近平强调：“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并借鉴了苏联和西方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十几亿人民既是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也是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主体。

第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从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从而形成“六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国防建设是安全保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支撑，是一个有机整体，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动中国全面发展进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集成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依据。

第六，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核心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稳定系统，两者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全面从严治党则处于领导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纳入战略布局，统筹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是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总战略。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战略。

第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盛期。我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科技实力、贸易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更高的台阶，进入世界前列。

决定并长期影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动因在于国家能否持续地创新。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大规模创新、加速创新、全党全民全军创新的时代。由此，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中国创新集成”得以形成，决定了现代中国发展生命周期的演变及进程：从世界人口最大国到世界农业增加值最大国（1997年），从世界制造业最大国（2010年）到世界进出口贸易最大国（2015年），进而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国（按2021年国际元，2016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集成创新及发展轨迹。

第八，从“先富”阶段到“共同富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是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宏大目标，由此标志着从“先富”主题开始转为“共同富裕”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举全国之力消除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标志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成功的根本原因和目的。这就是中国式共同富裕现代化。（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和加快发展

  （1）最早发行的稳定币是Tether 于2015年发行的USDT。现正在加快发展，市值已超过1600亿美元。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是为适应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不是货币）的发展需要。因为加密资产是线上全球化7×24交易和清算，而各国法定货币兑换业务交易时间和交易速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加密资产线上交易发展成为撇开银行和SWIFT的全新支付清算体系。

   2009年1月，比特币正式推出。当时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知。2013年推出以太坊，把比特币的区块链做了改进（把全节点参与的工作量证明法，变为少数节点参与的全域证明法，提高效率），推出智能合约。在此基础上，推出ERC20的通用发币协议标准（谁下载此协议后就可领到一个币）。但如果发币直接募集法定货币涉及非法集资，它就发“新币”募集比特币和以太币（ICO）。 在比特币、以太币等纯区块链链生资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衍生的加密货币，给区块链、ICO带来了应用场景。此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推动比特币价格从最初的200$+/枚，涨到1200$+/枚。互联网支持的区块链和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颠覆了传统主权货币。

2015年，USDT正式投入运营。USDT与美元这个全球中心货币挂钩，率先推出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它也称为去中心、去监管的加密货币。Tether 的注册地说法很多（主要经营地点是中国香港，注册地有马鞍岛、维京群岛等说法）。

2014年，中国央行也起步抓紧研究数字人民币CBDC技术，并于2020年开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进行试点。可以说数字人民币是紧跟USDT起步的。

   2017年后，中国政府主管机构叫停持牌金融机构参与加密资产的交易。

   往后加密资产交易在全球愈益频繁。它们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无国界的特点，其交易可以在线上全球7×24不间断交易。与之相比，中国的线下交易（股票、债券、大宗商品）一天为4小时，其余大量时间做线下的交易处理。国外很多交易所尽管都在延长交易时间，也需要留出几小时做线下清算工作。而USDT抓住了这个机会，以自己快捷低收费的优势，服务于加密资产交易。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交易互相促进，此后稳定币的应用场景（NFT、RWA、跨境汇款等）不断拓展。大家发现：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因为其价值剧烈波动，不符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币值须稳定的要求。比特币总量只有2100万枚，每10分钟一个broke，第一个4年50个币，之后每4年砍一半，现在还剩12.75个币，到2140年将结束，只有0.9999%。其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由系统锁定、无法人为调控，同时无法随全球可交易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这样，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就不可避免。例如，2010年5月12日，有人拿1万比特币买了价值25美元的两张披萨饼（一个比特币值0.0025美元），这是比特币第一次跟法定货币兑换。2013年初，比特币突破了200美元。比特币是加密资产，而非加密货币（今天“币”字已经用滥）。

   现在比特币区块链是完全封闭的，解决不了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人们一直在探讨打开比特币，比如NFT（非同质化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真实世界资产的通证化（也译作币），就是数字化、证券化、可交易化，可在线上交易。

   因为USDT是去中心、去监管的，一度在交易中随比特币的价格而剧烈波动（尽管名义上它与美元比价是1:1），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所以，2018年出现了一个号称公开、透明、接受监管的稳定币，就是USDC（Circle和Combat两家合作、在美国注册）。期间又催生出其他种类和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现通称为法币稳定币。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稳定币。比如，以比特币或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物来稳定币值的，或用算法来稳定币值的，或者用黄金做抵押品稳定币值的。但这些方法从法理上、从理论上都无法稳定。

   今天的稳定币，占交易量95%以上的是美元稳定币；而法币稳定币里边99%也是美元稳定币，这是其发展的过程。

   （2）2020年疫情以来，各国加大了货币投放。社会上产生了法定货币可能贬值的预期，很多人希望把法定货币的资产变成加密资产（包括稳定币资产），所以稳定币一度发展较快。但2022、2023年加密资产价格大跌，FTH的一个交易所和他们发的稳定币（包括USDT）都出了问题，2023年之后基本停滞了。

   （3）2024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表示，支持加密资产的发展。特朗普在美国第一次任期时对加密资产并不友好，但特朗普在竞选中得到了币圈的大力支持。特朗普上台后，加密资产和美元稳定币加快了发展，2023年稳定币值为1700亿美元，今年6月份突破了2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的新变化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一审通过《稳定币创新法案》（《天才法案》），6月17日参议院终审通过，交众议院再审。特朗普又催促众议院通过，在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8月1日正式生效前，美国的法案能够生效。

   5月21日，香港立法会三审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并发布公告，8月1日正式生效。

   由此，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监管立法成为全球趋势。新加坡6月30日发布公告：所有非持牌的数字资产服务商一律清场，此前他们并没有严格监管。

   目前美国与中国香港等地的监管规定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

  1.法币稳定币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要求。

   其他种类稳定币未纳入监管，是因为它们不跟法定货币兑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但稳定币如跟法定货币可兑换，将把虚拟（加密）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如果交易规模快速增长而不加监管，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监管要求包括：对KFIC的要求；对客户认知的要求；IMF反洗钱要求；CTF反恐怖融资的要求；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等等。美国法案规定：列入黑名单的发币机构及参与其运营的机构，须按政府要求冻结有关账户，并帮助追溯资产。

   这样，USDT 标注的“去中心”属性将被架空。接受当局监管就会强化其中心化属性，如拒绝监管就会被禁止与其他持牌机构交易，影响力就会大减。

  2.严格限制稳定币超发，不得替代美联储和银行体系自造货币。

   法案要求：法币稳定币储备率不得低于100%，储备物须由第三方托管、须接受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审计、至少每月审计和披露结果；发行人不得给持币人支付利息或相关的好处。

   按此要求可知：稳定币的发行不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它其实是挂钩货币的代币。

   有人说，特朗普支持稳定币是要搞一个他能控制的货币替代美联储，这是不可能的，稳定币是挂钩货币的代理（通证），如果作为发行根据的货币没有了，它同样不能存在。今天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之挂钩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上。跟其他货币挂钩的稳定币，目前很难与美元稳定币竞争。

   该法案强化了法币稳定币的代币属性和支付功能，所以被称为支付稳定币，它不再具备投资和收益的功能。原来很多人买USDT不仅用于支付，而且炒它的价值；但如果监管到位，买稳定币将没有升值空间，跟美元1:1比值偏离的概率将大大缩小。

   3.稳定币的监管将带动相关方面的配套监管和全球协调。

   第一，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一定会加强。欧洲已经出台了一个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的条例，相信很多国家将会在这方面加强监管。

   第二，对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也将会跟上，主要针对交易平台和法定货币兑换的环节，以防法币－加密资产的兑换阻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措施的执行。目前，美国在这方面不予监管是不规范的，本来20国集团关于反洗钱已有若干协议，但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若不配合其他国家对美元进出的合法性进行足够的审查监管，国际监管就会落空。

   第三，除美元之外，现在其他一些国家都要推出本币的稳定币，这样就会出现不同国家法定币-稳定币的竞争，将带来全球如何协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银行和SWIFT的清算体系。而通过公共区块链和互联网，只要大家在一个平台上注册，就可以实现点对点支付，省去很多中间环节，几秒钟就可到账，清算成本大大降低。但如果兑换环节的监管增强后，可能比没有监管时结算成本大大提高，并使整个加密资产领域的规范性大大提高。

  4.美国声明大力推动加密资产和稳定币发展，可能有重要的战略考量。

   第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加密技术带来的数字世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凭空捏造的东西；通过数字世界可分得现实世界的资产。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弱，但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美国如果率先占领加密世界的制高点，对其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美国国债已超过37万亿美元且继续增长，“大而美”法案还要增加开支，大家对此很担心。

   第二，美国频繁使用美元清算体系作为武器，打压制裁使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和个人，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减弱。如果抓住加密（虚拟）资产发展的机会，可带动美元的广泛应用，甚至带动美债需求的增加，这对它非常重要。

   第三，如果美国政府对加密资产不加以监管，即使美元稳定币也无法控制；如纳入监管，一方面可继续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实现可控。所以稳定币纳入监管，不是货币（金融）去中心化的胜利，而是国家主权的宣示，是对去中心化模式的“招安”。这也不是加密资产的胜利，而是新的支付工具（体系、模式）的成功，是效率提升、成本降低、风险被监控的体现。

法定稳定币发展带来的一些思考

   法定稳定币的出现，对货币理论、货币的管理，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法币稳定币与其挂钩货币的关系。如前所述，纳入监管后的法币稳定币，实质上就是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替代所挂钩的法币。

   一些大机构预测，“2028年稳定币突破2万亿美元、2030年达3.7万亿美元”。随着监管的加强，稳定币发展的空间不会如这些机构想象得那么好。USDT号称仅150人、年利润140亿-150亿美元，一些人（机构）也动心要去挖币。我认为，纳入监管后和纳入监管前不一样，原来就USDT 一家占领加密领域空间，未来会产生更多空间；如果你没有一个大的应用场景，你的引流成本降不下来，你的技术和运行效率不能与前面的稳定币相比，几乎就没有生存空间。

   （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跟美国USDT几乎同步起步，为什么CBDC 至今没有成功进入实际应用，其影响力和USDT 拉开如此大差距？

   我认为，美国USDT的目标很清晰，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加密资产交易、满足线上7×24全球交易的需求。它根据这一目标改进技术，把加密资产的一些技术照搬过来，很快就能起步。再加上它是去中心化且私有化的，利益驱动强烈，所以很快就起来了。但在我们央行，怎么把中心化的央行数字货币跟区块链、加密技术结合起来，情况比较复杂。其次，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应对加密资产、打压加密资产的交易，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准备不足。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数字人民币定为M0以替代现金（零售型），这个定义明晰吗？现在一些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所以需要借鉴美元稳定币的做法，看看我们的数字人民币有没有改造的余地。

   （3）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币稳定币，甚至功能赶超稳定币的数字法定货币出现，相互竞争必然加强，也会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这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作，推动相关监管制度的国际标准建设与执行，值得关注。

   （4）对货币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应有重新的认知。现在很多研究还停留在金属本位制纸币阶段。今天货币已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基本要求是货币总量和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额要对应、随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有可能起到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可流通的价值通证的作用。

   货币发展史从自然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金属本位制纸币，到不与实物挂钩的纯信用货币，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突破原有货币供应不足带来的困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把国际货币制度拉回到金本位，注定要崩盘，这跟特里芬难题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纯信用货币可能出现另一方面问题，即货币超发。

   货币发展的方向，将是无形化、数字化、智能化，最终表现为一串字符代表的智能账户或钱包。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最大量的是以信贷方式投给商业银行，打到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上，银行将资金贷出，打到借款人的存款账户里。人类使用过的贝壳币、铸币、纸币都是货币的载体。今天货币大量的表现形态是存款，货币运行的主要方式是存款的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而非现金支付。现金早晚也会像铸币一样退出货币舞台，变成以字符表现的智能账户或钱包，它在本质上都是存款。

   今天的纸币上有很多加密的东西，未来就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对账户及转账支付的全流程进行加密。这样它才可以用公共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广泛的互联，或者跨境支付。现在银行间往来都是走专线，要用局域网，因为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这也是运营成本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认知问题就是管理问题。一些人把很多金融问题归结为信用货币不好，要为信用货币寻锚，要回归金本位制等等；甚至主张比照SDR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新的货币，包括所谓“一带一路”货币、金砖国家货币等等。我认为，信用货币跟黄金挂钩是倒退、不可能成功，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也不可能落实。

建议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进程

   我国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传统银行不断改进运行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移动支付）、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以及数字人民币mBridge（跨境桥）等。

   （1）我们现在面临美元稳定币带来的效率成本优势的挑战。如果人民币在支付效率、清算成本等方面不能跟上美元稳定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很大束缚。稳定币与加密资产领域已成大国必争之地。

（2）稳定币从起步到现在，最重要的应用场合是支持加密资产交易，正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我国要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必须解决加密资产的问题，否则稳定币就难有生存空间。

建议国家调整对加密资产和稳定币的有关政策，至少应面向境外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加快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应鼓励我们的大电商平台、科技公司参与这方面的交易活动。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香港先行先试，参与海外加密资产交易。

   （3）人民币稳定币可以先行先试。中国的重点应是加快数字人民币，特别是其海外版的改造与推出，抢占国际数字法币的先机。数字人民币在技术方面已经是国际领先了。不能因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就把前者停下来。

  （4）将数字货币与数字身份相结合，形成新的国际优势。这方面我国已经起步。今年5月底，公安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平台发布公告，我国的数字身份通过网号和网证双机制，马上要推出。如果把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身份相结合，可使其在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尽快实现对美元稳定币的赶超、在境内外的广泛使用，这样就可形成领先的国际优势。

最近特朗普公开表态，不允许美联储推出数字美元，用美元稳定币就可以了。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监管方式会面临一个挑战：不同的机构发行的美元稳定币，而不是统一的稳定币。有人提出，港币不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吗？但港币三家发钞行的背后有金管局统一监管、财政司兜底。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是不同的稳定币，根本监管不过来。

（编辑  季节）

我将从一张图片开启有关民主的话题。这张图片是2025年5月《民主学刊》的封面，标题为“民主不运作了”。《民主学刊》创办于1990年，长期以来是美国政府兜售民主的伪学术平台。如今，它也不得不承认西式民主已深陷危机。

西式民主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回答这一问题，说难也难，毕竟民主话题宽泛；说简单也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了解两个方面：其一，民主的来龙去脉，包括其兴起与衰落；其二，当下所说的西式民主究竟是什么性质？推动者是谁？体系如何构建？又有哪些内在弊端致使如今陷入严重危机？

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西方民主制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剖析其固有弊端，第三部分探讨它的危机；而且并非一次危机。实际上，自西式民主形成之初，危机便如影随形，并非今日才出现，当下的危机已是第三次。是否会有第四次，难以预知，若有，于西方而言是幸运；若无，那便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民主的来龙去脉

西方政治传统的流变

先勾勒一下民主来龙去脉的大致路径。从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末，近2400年中，民主在西方一直被视作“坏东西”，这与许多人所听闻的西方有民主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20世纪的前90年（即1990年以前），西方人在思索民主到底为何物，试图对这个“坏东西”进行改造，如同做一场“变性手术”。对民主进行改造、阉割，最后衍生出“自由民主”。

1990年至2010年前后，自由民主摇身一变，成为“好东西”。很多人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即便年龄稍长，也基本是在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因此普遍认为民主是“好东西”。十多年前，中国学者俞可平著有《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然而，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历史实则短暂，需梳理方能知晓。

由此，什么是民主？为证明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必要追溯文献。

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他著有《历史》一书；第二位使用“民主”一词的人，真名不详，通常被称为伪色诺芬（约公元前5世纪中至5世纪末），也有人称其为“老寡头”，因其对民主制度进行激烈批判。

“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在西文中由“demos”（人民）和“cracy”（权力）两部分组成。“demos”意味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即人民自我统治，无需他人代劳（精英统治），这是民主原本的含义。

民主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当时，民主的实现方式是抽选，即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公职的人员。有人称2000多年前雅典就有公平自由的选举，实则不然，选举在雅典民主中作用极小。

古希腊有众多城邦，大的如雅典，总人口约15万 - 25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镇；小的城邦仅有几百人或几千人，如同一个村庄。如今常有人将雅典与中国相提并论，实难具有可比性。

在民主城邦中，官员大多通过抽签产生。雅典的立法机构为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出席。例如，雅典民主重要机构之一的500人议事会，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公民大会的相关事宜，其成员由抽签选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样通过抽签产生；每日会议的主题也是抽签决定。此外，雅典的“法庭”每年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并非陪审员），由抽选产生，公职人员大约350～700人，绝大部分也由抽签产生。  

可见，民主最初与抽签紧密相连，与选举并无关联。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几乎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选举则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用抽签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视为是民主，用选举方式产生官员则被视为寡头政治”。选举并非近代产物，只是当时人们认为选举是不公平的体制，与民主无关。

这种民主与抽签的紧密联系，不仅在古希腊妇孺皆知，而是从公元前500年往后，人们谈及民主时，依旧将其与抽签相联系。例如，1680年法国第一本法文辞典对民主的定义为：大众政府、大众国家——一种由抽签分配职务的政府形式。直至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人视为民主政体的精神。孟德斯鸠（1689—1755年）和卢梭（1712—1778年）谈及民主时，仍强调民主的特点是抽签。

在这2000多年间，抽签这一方式被当时的思想家普遍视为是个“坏东西”。古代史学家琼斯（1904～1970）在《雅典民主》中提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鲜明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并热情支持，而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寡头制，反对抽选，即反对民主。

不仅在古希腊，从公元前2500年到19世纪末，民主一直被看作是坏东西。众多权威人物都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1871-1929）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民主心怀恐惧，他们用“群众”“群氓”“乌合之众”“畜生”“怪异的野兽”等负面词汇来形容普通老百姓，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如弥尔顿用“暴裂”来形容民主。

从谷歌工具展示的过去四五百年里的3500万种出版物的数据来看，1900年以前，“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与描述人民的负面词汇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当时对民主的恐惧高涨，热情低落。20世纪初的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法国学者法盖表示，在19世纪，难以找到支持民主的人；法国思想家勒庞称，从柏拉图到20世纪初，从未有伟大思想家为大众民主辩护。 

好东西？坏东西？西方民主的转变

当代研究民主的重要学者、丹麦人汉森形象地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如同沉睡了2000年（实际应是2400年）的睡美人，当她苏醒时，却遭众人厌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认为其不可行。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直至大约一个世纪后，民主才在经过“变性手术”后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民主”如何从坏东西变为坏东西？这一转变分三步完成：破、替、立。

破，即对民主原本含义进行污名化，与此同时，与民主紧密相连2400年的抽签在19世纪神秘消失。例如，美国的汉密尔顿、潘恩，英国的老穆勒、边沁等，在著作中将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或使用抽签的民主称为“古代民主”“纯粹民主”等，给民主加上负面形容词，引导人们认为原本的民主不可取。

替，是将原本与民主无关的概念与民主捆绑在一起。例如，原本与民主无关的选举取代抽签，成为实现民主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人民主权”“代议”“宪政”“自由”等概念与民主挂钩。人民主权虽听起来美好，但实际上只强调人民拥有主权，却将治权交给精英。此时，民主被重新定义为“代议民主”“间接民主”等，选举替代了抽签，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遗忘了抽签在民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韦伯、帕累托等人的著作都推动了民主的转型。

立，是用精英统治理论对民主进行“五马分尸”后的“民主”理论。20世纪，西方先后出现了“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代议民主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为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它告诉人们只能通过代议实现民主；多元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投票权基本普及之后，旨在让人们接受被统治的现实，只保留在不同统治集团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兴起之时，包含了代议民主论和多元民主论。

经过破、替、立三部曲，民主成功“变性”，从被视为“坏东西”变成“好东西”。

民主的固有弊端

经过改造的西式民主存在诸多固有弊端。研究古典民主学的权威学者汉森认为，现代自由代议制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多种政治制度的混合，其中只有部分具有民主成分，更多的是贵族制或君主制，甚至可被描述为暴政、寡头政治或暴民统治的混合体。另一位学者著名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也指出，现代民主对于古典民主主义者而言，可算作寡头政治，选举系统性地偏袒少数富有公民，现代民主已失去反映和实现民意的作用。

西式民主名为民主，实为“选主”，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存在名不副实、以偏概全的问题。西方教科书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代议政治、多元民主、自由民主，这本身就存在矛盾。而且，现在西方实行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的最低限度民主，但兜售给老百姓时却宣称是真正的民主。

西式民主通过授权论和问责论来论证其体制的合理性。授权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认为老百姓可通过选举授权给符合自己心意的政党或政客；问责论强调选举的惩罚功能，认为政客若不为民就会下台。这两论暗含选举是实现民主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一套理论若要成立，需满足11个假设，其中授权论需满足4个假设，问责论需满足3个假设，选举需满足4个假设。

授权论的4个假设均不成立。

第一个假设：选项充分。但实际上，选民的选择极为有限。以美国为例，选举选项往往如同“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实质并无改变。即便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虽有大量人表示支持，但由于美国选举制度不允许第三党崛起，选民依然缺乏选择。

第二个假设：授权充分。但在任何一个选区，至少有20%的人因年龄、移民身份等原因不具备选举资格；有选举资格但不参加选举的人数也在增加，美国和欧洲的选举投票率大幅下降，总统选举投票率约60%，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在40% - 50%之间，州议员选举投票率约30% - 40%，地方选举投票率仅20% - 30%。而且，即使当选者获得的选票超过50%，也意味着至少有49%的人未授权给他，此外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以及选区外的人也未授权。因此，当选者认为自己获得选区所有人授权的想法是虚妄的。

第三个假设：选民理性。但美国大量研究表明，选民并不理性。例如，很多选民对美国政府结构、民选官员身份以及外交政策基本事实了解甚少，甚至连伊拉克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错，却认为总统有权力轰炸伊拉克。

第四个假设：政客实诚。但在美国，竞选承诺往往如同氢气球，又大、又好看，但选举结束后便弃之不用。以特朗普为例，他曾承诺开放爱泼斯坦档案，如今却认为开不开放无所谓。对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恪守承诺情况的打分显示，他们的得分都不理想。

再来看看问责论的三个假设。问责论指的是，当民众对政客或政党不满意时，可通过选举将其替换。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确责易行。即当察觉到某个政党表现不佳时，能够轻易判定这究竟是该政党自身的责任，还是其他方面因素所致。也就是说，能够轻松确定责任主体。

第二个假设：追责严厉。问责论中所提及的最严厉惩罚，就是相关政党或政客在选举中失去当选机会。然而，这样的选举方式往往是追责严厉，却名不副实的惩罚。

第三个假设：替补更好。但实际上，这三个假设都难以成立。

确责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在现代社会，确责真的不容易。政客最大的本事就是卸责，出了问题就互相推诿，“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国会的责任”，国会又讲是另外一个党的责任，然后推给州政府，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民众确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罗斯·佩罗，也是马斯克之前要组一个第三党参与竞选的人，既是企业家，也在华盛顿工作过，还竞选过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的门道。他说在企业里边，人们会对责任进行问责，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真正负责任。例如，追责严厉，即做得不好就会被选下去，好像选下去是一个严重的惩罚。但选下去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呢？

先看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选下去以后，找工作的最大出路是当说客，将近50%。也就是说，离开了国会，他们就去找以前来游说自己选举的公司，自身也变成这些公司的游说人员。国会议员的收入与游说公司付给他们的钱相比，简直是毛毛雨。到游说公司赚的钱竟然是当国会议员时的好几倍，这能算惩罚吗？

再看总统。以奥巴马为例，2009 - 2017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上任时净资产有人估计约500万美元，在美国称得上富豪。卸任后，他的净资产达到了7000万美元。赚的钱越来越多，这样的“惩罚”，大家愿意接受吗？美国卸任的政客没有一个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所谓的问责又从何谈起呢？

问责论的第三个假设是替补更好，这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无奈。即问了一个人的责，企求新上来一个会比他更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两张漫画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情况，要么选豺狼，要么选虎豹，哪一个更好呢？还有一幅漫画说，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进入政治体系后就像进入了屠宰场，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把一个人问了责，选上来的人几乎一样，问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问责论、授权论的基本使用机制是选举，很多人认为，选举是公平、透明、公正、公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赢得选举，往往要使用见不得人的阴招。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如何赢得选举，里面全是阴招。最近还有人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西塞罗弟弟写的《怎么赢得选举》翻译成英文出版，由此可看出，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和今天并无太大变化，所谓的公开不过是公开地搞鬼。

选举操作是不可能透明的。恰恰相反，它是迷雾重重。大量研究表明选举操作并不透明。

选举更不公平，很容易被操纵。归纳起来，操纵手段为各种方式就是买票、抢票、骗票、诱票。

·买票：贿选从古罗马到现在一直存在。

·抢票：从古罗马到现在都有抢票现象。2020年，美国仍存在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抢票事件，这一类信息一般人往往不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骗票：美国人在这方面玩得炉火纯青。1812年，美国麻省州长为了赢得选举，他重新划分了选区，确保自己能够当选。如今美国两党仍在玩这种选区划分的游戏，尽管弊端明显，却无法立法禁止，因为这是两党生存的关键。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选区要么共和党躺赢，要么民主党躺赢，毫无竞争性可言。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没有开打，81%的席位现在就已确定了赢家。

·诱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票。通过花大价钱找公关公司宣传，影响民众认知，引导其投票，导致选举变成天价选举，花费巨大。 

如果关于西式民主的11个假设都不成立，那么它到底能不能为民做主？到底代表什么人呢？

有一项研究对1981 - 2002年不同群体对1779个问题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是否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反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老百姓只有5%的诉求得到满足，一般的利益集团有24%，而代表收入最顶尖10%的顶级富豪利益集团，其诉求有78%得到满足。可见，选出来的人并不代表一般老百姓。

民主的危机

西式民主名不副实，存在严重的固有弊端，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造，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概念已被彻底转化，所谓“民主”变为“代议民主”“多元民主”，实际上就是“选主”，民主变为争取选举权、民权运动，人民的作用是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20世纪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自由民主论三种民主理论，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代议民主的困境（20世纪初）

代议民主出现在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声称是人民选出代表来代表自己。但在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普及投票权，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普及。代议民主一方面声称代表民众，另一方面大量民众却没有选举权利，这必然导致危机。

当时出现了很多批判代议民主的书籍。1912年美国学者威尔确斯写的《全民政治论》，批判当时的代议民主，主张用新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本书经孙中山推荐，最终由廖仲恺翻译完成。一战前后，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关于民主危机的书，其中拉斯基的书对中国有间接影响，中国早期一批政治家是他的学生。

1908年，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认为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由于人口众多，选出的议员很可能是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选举法实施后会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国会势必沦为奸府。1917 - 1924年，中国报刊发表抨击代议民主的文章。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批评代议制“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控”。可见，代议制的危机不仅在欧美，也波及了中国。

第二次危机：多元民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

多元民主出现在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从熊彼特四十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一些人开始宣扬民主，但大家觉得效果不佳。多元民主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麻烦。

外部方面，当时美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民主世界，而把自己叫作自由世界。1947年，杜鲁门提出“自由世界”概念，同年苏联共产党代表日丹诺夫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社会主义阵营高举民主大旗，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处于守势，于是推出多元民主的说辞为自己辩护。1990年以前，美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很少，也不敢大张旗鼓对外推广。

内部方面，多元民主受到很多批评。罗伯特·达尔的《谁统治》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多元政治，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影响。但很快有人出版《谁统治美国》，指出是一小撮精英统治。六七十年代，批评多元主义的书籍明显增多，越战与民权运动激起美国内部抗议运动，戳穿了多元民主的面纱。

此外，福利国家的危机也加剧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二战后，欧洲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逐步出台福利政策，成为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成本高昂，民众既想要福利又不想多交税，导致财政危机。1973年《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指出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也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造成了正当性危机。1975年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指出，政治参与的民主扩张给政府造成严重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趋势。亨廷顿提出两条出路：一是把很多事情划到民主决策以外；二是让老百姓尽量不参与政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采取了这些策略，引发了新自由主义风暴。  

第三次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2010年以后）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新自由主义扩张，自由民主出现。1990年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广民主，出现了“民主化”等关键词，当时西方有不少人极为自信，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定制。但好景不长，2013年以后，关于民主的研究急剧下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很多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体制是为顶尖1%的人设计的，随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对美国体制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用寡头政治、富豪统治等词形容西式民主。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主危机的书籍，认为自由民主陷入危机的根源是名不副实，它声称民主，实际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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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战略设想和基本路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力争用10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2024年增长了1052倍，年均增速高达10.8%，创下200多年来世界工业化历史纪录。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2010年超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0倍；2023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两者合计比重为49.3%。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91年的2.1%上升至2024年的23.6%，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当于欧洲联盟的1.59倍。根据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全球22个制造业门类中，中国有16种门类产业份额占世界第一位，在纺织品、服装和皮革行业，中国占世界份额比重超过50%，在电气设备、基本金属和计算机等行业所占世界比重超过40%。而美国仅有6种制造业门类产业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开拓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还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社会，世界移动电话、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占世界比重2024年达19.9%，相当于世界第2位的印度和世界第3位的美国之和的1.18倍，中国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比重2023年达42.2%。

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数字经济之国，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1.8%。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国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加速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40%以上，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1%。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9%，成为我国进入数字经济社会的重大标志。

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五化”并联式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六）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实现城镇化和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

首先，加速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至2024年的67.0%。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城镇总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10.6%上升至2024年的19.7%，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社会。

其次，大力促进中国式“三农”现代化。中国农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居世界首位，到2024年上升至28.4%，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61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世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1991年的65.9%，到2023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92%，但是明显低于OECD国家，仅相当于其的40.1%，只高于OECD国家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提供的信息，2020—2022年中国主要农业生产指数和食品消费指数均与世界人均水平增长同步。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亿吨，到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年均增速为1.8%，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速0.8%。202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03公斤，明显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年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在耕地面积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主要是持续提高了谷物单产，从1995年4659公斤/公顷提高至2023年6419公斤/公顷，年均增速为1.15%，有效实现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反映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指数大幅度提高，从作物生产指数、食品生产指数，到畜牧业生产指数都已达到世界前列；水产品总产量从1978年的465.4万吨上升至2024年的7366.5万吨，年均增速达到6.2%；全国农机总动力从1978年1.16亿千瓦提高至2024年的11.60亿千瓦，年均增速高达5.1%；2021年，我国主粮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2%上升至2024年的63.2%，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是该产业具有较大的关联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销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保险等经济活动的产业，约占GDP比重的8.6%。乡村旅游已纳入“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之中，2024年，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和农村居民出游总花费分别为12.45亿人次、8250.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