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医药在国际上已从追随者转向创新者，但创新者并不天然拥有全球地位。所有创新，最终都要通过在全球临床体系、全球监管体系、全球支付体系、全球资本体系中来完成自己的“价值确认”。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力量必须走出去，也必然要在“走出去”与“留住价值”这对矛盾之间不断寻找平衡。
技术为何必须出海：创新需要世界做见证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通过“引进来”吸收世界先进技术，那么如今的创新则需要“走出去”才能被世界承认。技术出海的逻辑从来不是为了“更赚钱”，而是“完整创新链的必然延伸”。
中国的市场再大，也不足以独自消化所有创新药物的临床需求与商业验证。何况许多适应症在国内缺乏充分的患者样本，许多疗法在本土的临床路径难以真正获得国际认可，它就无法进入世界的标准体系，这也意味着创新无法真正完成闭环。
科学的验证从不以国界为限。医学同样是全球性知识体系，一个国家的创新产品，如果无法被世界体系了解、评价、使用，那么它的意义将被大幅削弱。生物药出海，是其创新从“国内成果”迈向“全球认可”唯一可行的途径。
但技术一旦出海，就要接受全球主流规范市场的审视、资本的判断，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技术出海的隐忧：价值外流与结构性风险积累
当中国创新技术进入全球市场时，一个新的悖论也随之出现：创新成果被世界承认的过程，就是创新价值可能被世界吸纳的过程。
最典型的风险来自“技术外溢”。中国医药企业为了快速获得国际临床与商业化机会，往往将核心技术以一次性授权的方式交出，以换取短期资金与获得海外认可。看似双赢，实则可能导致长期价值的不可逆损失。可能的直接后果是，创新源头在中国，但产业果实却在海外。
第二类风险来自“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出海不仅是商业活动，也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环境中进行的跨境交流。任何监管变化、政策调整、国家关系动荡，都可能影响合作、冻结交易，甚至让技术处于不安全的外部管辖之下。技术本来是全球性的，但当全球化进入断裂状态，技术就可能成为政治工具。
第三类风险来自“体系依赖”。如果创新的关键验证、关键市场、关键合作伙伴都集中在外部体系，那么中国自己的创新生态将无法形成完整循环。久而久之，中国可能只能承担创新的早期风险，而无法真正拥有产业的长期收益。
换言之，技术出海不是把技术送出去，而是可能把自主权送出去。最危险的不是技术被别人掌握，而是技术从此“与己无关”。
如何利益最大化：出海不是转移，而是延伸
技术出海不应该是“让渡价值”，而应是一种“放大价值”的过程。要做到利益最大化，最核心的原则是：创新的源头在中国，验证可以在世界，价值必须回到中国。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出海时要争取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所有外部合作都必须以“不失去核心”为底线。任何授权、合作、共研、商业化都必须确保创新源头仍在中国，决策权保留在中国，知识产权的最终解释权不丢失，产品价值的主要收益能够回流。换言之，技术可以合作，但主权必须保留。
第二，出海路径必须以“可逆性”为前提。当今世界，没有任何跨境合作是绝对无风险的。因此所有技术出海的结构，都必须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时可以快速收缩、调整、回撤。可逆性不是退路，而是保障创新长期安全的前提。
第三，价值链的关键节点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技术可以在海外完成临床验证，产品可以在海外上市，合作伙伴可以在海外扩张市场，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必须保留，包括：产业决策、知识产权、供应链、关键材料、长期收益路径。只有这样，当外部环境变动时，中国创新体系才能继续保持独立生存和持续发展能力。
如何促使风险最小化：大国时代的技术安全原则
促使风险最小化的关键，不是减少出海，而是减少对外部体系的“单点依赖”。减少风险需要重建一种新的技术治理哲学：技术必须走出去，但不能依赖走出去；出海可以提升价值，但产业链必须具备独立闭环；外部体系可以提供验证，但不能取代中国自己的创新生态。这才是未来十年中国生物医药重要战略的底层思维逻辑。
中国的创新体系不可能在全球化裂解中保持观望，也不可能在冲突不断的地缘政治中保持自闭。技术出海是开放国家的必经之路，更是创新国家的成熟标志。
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出不出去”，而在于如何出去，“能否带着主权与价值出去”。
生物医药创新技术的出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复杂的议题之一。它不是市场的选择，也不是监管的推动，而是时代变化的要求。一个正在崛起的创新力量，必须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一个真正成熟的创新国家，必须确保在全球体系的博弈中保留属于自己的“根”。
未来的中国生物医药，不是“在国内发展”或“走向世界”中的二选一，而是要以中国为根基，以世界为舞台，以自主为底线，以长期为方向。
在世界与自身之间，中国创新必须找到新的平衡。
（编辑 季节）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2025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对外许可交易总规模已突破 1200 亿美元，这不仅刷新了历史纪录，更标志着中国医药创新已迈入全球化的新阶段。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处于战略转折期
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是生物医药领域特有的商业化与融资融合模式，区别于传统融资渠道，其核心是创新药企将自有主导的部分或全部权益授权给海外企业，以此获取融资预付款及销售分成。当前，对外许可交易对中国创新药企业现金流的贡献已超越传统风险投资。
从对外许可交易总额屡创新高、交易数量/首付款规模/平均交易规模的大幅提升、销售分成率的发展分析比较，表明中国生物医药都站在一个极为重要的爆发点和战略转折点，体现中国创新药在临床数据、技术平台、市场潜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的提升，也说明国际制药巨头对中国创新药价值的认可。
首先，对外许可交易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格局。创新药企通过对外许可交易将产品管线出售给跨国制药公司，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产权出口行为，为中国创新药企带来了多重战略机遇，且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格局：
1.实现高附加值创汇。相比原料药等低附加值出口，创新药授权单笔交易可达数十亿美元，单位经济效益显著更高。2025年的多笔百亿美元级交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推动技术定价权提升。很多中国创新药已从“跟跑”转向“并跑”，在ADC（抗体偶联药物，用于抗癌）、细胞治疗等领域甚至出现“领跑”的局面，全球认可度的提高推动了交易溢价。技术领先地位使得中国药企在交易谈判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
3.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对外许可交易不再是企业商业化的终点，而是被定位为融资工具与能力建设平台。通过与海外药企合作，企业不仅能提升产品的市场价值与行业影响力，获得的资金还能反哺后续研发。
4.加速国际化能力建设。通过与跨国药企的深度合作，中国药企能够学习他们的研发管理经验、临床试验标准、商业化运作模式等，为未来的自主国际化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外许可交易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1.风险与收益结构性失衡。受资本约束和议价弱势影响，企业被迫接受“低首付比例（通常占交易额<15%）+低分成率+高不确定性里程碑付款”条件（虽然部分优质项目可实现较高的首付比例），里程碑付款实现的不确定性较高。以恒瑞医药与 GSK的125亿美元交易为例，首付款仅5亿美元，其余为里程碑付款，只有当项目顺利完成全部开发、注册和销售环节后，才能获得全部收益。
2.核心权益丢失风险。国内一些药企对授权药品关键决策权和开发控制权的让渡，导致“前端研发在中国、后端变现在欧美”的价值链分裂模式出现。长期依赖价值主导权让渡的模式，使中国药企始终停留在单点技术输出阶段，难以积累后端能力，进而使整个创新生态陷入“只输出候选分子、不沉淀体系能力”的结构性困境。这种状态如长期延续，国内创新药产业可能面临“断档”风险，新一代药物研发将后继乏力。
3.技术外溢与“退货”风险。在授权过程中，中方企业被迫深度共享大量未公开的创新要素，存在核心技术外输风险。据统计，2020年已完成的62起对外许可交易中，目前有25起已明确终止合作，“退货率”达40%。对于依赖 BD （商务拓展）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而言，现金流断裂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此外，里程碑款项的实际达成率也是一个问题。据统计，2023年我国创新药里程碑达成率仅为22%，并且阶段越往后，达成率越低。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产创新药最后只能拿到首付款。当对外许可交易长期遵循“高总金额、低首付”的叙事逻辑，首付款往往只占到总交易额的 2%～5% 左右。这提醒我们，对外许可交易并非一帆风顺，需要更加理性和专业的运作。也就是说，中国药企需要优化对外许可交易的交易结构，实现从“交易对价博弈”向“合作价值共创”的机制升级：
1.提升首付比例和前期保障。增加无条件、可即期确认的付款比例，有助于覆盖原研方在IND（研究性新药）前/临床早期的沉没成本。
2.探索创新合作模式。面对传统 对外许可交易 模式的挑战，NewCo 模式正成为中国创新药企的新选择。NewCo需要成立一家新公司，由买卖双方共同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2024年中国创新药企通过NewCo 模式达成的交易金额已突破 600亿元，较上年增长54%。这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拿到了实际首付款，又通过股权锁定了后期收益。从全球趋势看，跨境生命科学合作正在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变，例如在美国或欧洲成立NewCo，从中国创新企业引进资产，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
3.强化权益保护机制。在合同设计中明确保留原研方对特定适应症拓展、联合用药路径或区域权益的开发权，设定回收条款与最低开发义务。随着交易经验的积累，中国创新药企在条款设计上变得更加专业和精细，包括里程碑跳过保护机制的采用率显著提升、差异化里程碑设计等 。
从更深层次看，对外交易许可其实是基于现实条件的选择。处于早期研发的生物科技企业选择在管线早期（即尚未进入后期临床或商业化阶段）就授权出海，以“割青苗”方式出让高潜力资产，主要源于两大现实痛点：
1.现金流持续承压。新药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生物科技企业在研发前期需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化合物筛选、临床试验、合规申报等环节，收入端往往还是空白。企业通过早期授权交易获得预付款及里程碑付款，以形成“研发投入－价值变现－再投入研发”的资金周转闭环，避免资金链断裂。
2.全球化能力不足。全球化布局与商业化落地需要强大的资源支撑，包括海外合规团队、成熟的销售渠道、本地化的市场运营能力及充足的资金储备。多数生物科技企业规模有限、资源集中于研发环节，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商业化体系，难以实现海外市场的盈利正循环。因此，借助跨国药企的成熟生态实现“轻量化”出海，加速创新成果的国际化转化，是基于自身资源约束与行业规律的理性选择。
香港的优势正在转化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基于生物科技企业的核心需求，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生态与资源禀赋，可在助力企业解决上述两大短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面围绕这两个维度，讨论香港可扮演的核心角色。
香港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和融资的首选平台。
由于受土地、人力等成本居高不下的约束，若期望香港全面承担生物医药体系的全链条支持与孵化职能，是难以行得通的。香港须找准自身定位，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目标。要加快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创科整体竞争力，香港可有效发挥连通内地和世界科技交流的桥梁作用；作为内外循环的交汇点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和融资的首选平台。
“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定位，这是基于香港独特优势的精准考量。香港的核心所长集中在：（1）以金融为核心的完善现代服务体系，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专业咨询等全链条配套，能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高效的金融支撑；（2）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拥有与全球接轨的规则体系、人才网络和交流渠道，可无缝链接全球生物医药资源。这两方面优势正契合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需求，更是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迫切需要的核心支撑 。
如何使香港的优势真正转化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效？
1.监管体系的持续优化。这是关键突破口，也是香港当前重点推进的工作方向。
香港生物医药审批体系不断迭代升级：此前推出“1+”机制，用以治疗严重或罕见疾病的新药注册申请。自2024年11月该机制扩展至所有新药，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新药来港注册。目前已成功完成十余个新药的审批落地。
香港将于2026年底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CMPR），将分阶段推行第一层审批新药注册机制，至2030年全面推行。该中心的成立将全方位提升现行制度，成为药械监管方面的国际权威监管机构。这些举措将带来显著优势：企业在香港开展临床试验、申报药品审批，审批结果具备更高的国际认可度，可以比美国FDA更高效的流程和更高的性价比完成注册。
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药品注册是出海征程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环节。打通这一环节，让注册审批更具国际公信力，才能为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后续拓展全球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筑牢根基。
2.资本市场的全方位赋能。这是香港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出海的优势所在。
从一级市场看，香港近年来加速构建精准赋能创科产业的资本生态。特区政府已推出初始规模达620 亿港元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HKIC），作为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投资平台，持续聚焦生物医药、硬科技等核心领域。创科局的100 亿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已落地，更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核心目标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具有潜质的成长期创科企业。两大资金体系互为补充，构建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一级市场资本供给体系。通过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级大基金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资金流动效率，为生物医药企业从早期研发到成长期扩张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撑。
政策性引导基金之外，亟须构建层次丰富的基金集群，精准匹配不同发展周期、不同赛道企业的资金需求：（1）分别为处于研发初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团队）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天使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支持其不同阶段业务推进的资金需求；（2）覆盖创新药研发、医疗器械、数字医疗、精准医疗等垂直赛道，对接产业发展痛点，激活整个产业生态的创新活力。
一级市场的资金赋能为企业成长筑牢根基，香港二级市场的蓬勃活力，包括完善的监管环境、多元的投资者结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退出渠道、持续的融资平台。2025年香港资本市场以2721亿港元的新股融资额重登全球IPO榜首，较2024年增幅高达210%，彰显了其资本市场的强大韧性。
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香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更源于其前瞻性制度创新。2018年联交所推出的18A 上市制度，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为处于研发投入期的生物科技 企业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
香港资本市场不仅吸引内地生物医药企业集聚，更成为东南亚、欧美生物科技企业的融资优选地，进一步丰富了香港生物医药资本生态的全球化底色。
3.国际总部的落脚点。除了服务中小创新企业与海外企业，香港更成为中国头部药企布局国际化的核心枢纽。成熟大企业无需在香港布局产能，只需将其作为国际业务的财资中心，即可依托香港实现现金流的安全自由运转——相较于其他区域，香港的资本安全性更具保障；相较于内地，其资本流动更具灵活性。生物医药两大龙头企业极具代表性：
恒瑞医药2025年在港完成IPO，募资金额达114亿港元。恒瑞上市后提出将香港作为其国际总部，依托香港的资本与渠道优势，加速全球业务拓展。
迈瑞医疗作为“医疗器械一哥”，于2025年11月向港交所递表，赴港上市是其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该公司董事长李西廷表示，在港股上市的目标，一是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股权激励计划创造便利，二是提升在全球医疗器械行业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4.人才优势和科技基础。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研发高地与国际化人才聚集地的深厚积淀，是支撑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香港拥有5 所QS 世界排名前100 的顶尖高校；在生物医药领域，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实力享誉全球。港大李嘉诚医学院研发的“双重免疫”肝癌药、光敏混合型免疫疗法等成果已获国际许可使用，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鼻咽癌预警、手术机器人研发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香港拥有生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与内地高校、中国科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肥胖、糖尿病、感染性疾病等重大领域开展前沿研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转化—临床验证”的完整链条。
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与科技的交汇点，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通过“高才通”等引才计划，2025 年上半年已有 7 名生物科技领域高端人才落户香港，或通过多边合作深度参与香港癌症研究项目；同时紧密衔接内地产业与人才资源，与上海等城市联合培养生物医学领域博士后，推动“香港研发+内地制造”的协同创新模式落地。
未来香港将充分释放这一优势潜力，以北部都会区生命健康科技发展带、河套园区为载体，打造全球性生物医药人才交流枢纽；既借鉴西方在科研管理、临床试验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又衔接内地庞大的临床数据资源、产业配套能力与市场需求，让香港成为东西方医药创新理念、技术成果、人才团队碰撞融合的核心区域，全球人才的“引力场”，为创新药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打造国际化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
除政策监管、资本与人才外，打造一个汇聚全球资源的国际化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更是推动中国创新药产业升级、掌握行业话语权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从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标杆会议——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MHC，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的影响力获得启示。
MHC 每年1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为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风向标与交易枢纽。全球顶尖跨国药企、生物科技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人士悉数到场，会议前后集中出现大量BD交易，甚至有二级市场投资人到场搜集信号，提前布局。美国生物医药研发核心枢纽在波士顿，但顶级行业会议落地旧金山湾区，原因在于湾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资本生态，广泛链接研发、资本、产业等资源，为BD交易提供最优土壤。
MHC 采用严格的邀请制，准入门槛极高，中国众多优质企业很难入场，无法参与到全球顶层竞争与资源分配中。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可汇聚全球资源的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香港凭借其背靠内地、链接全球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配套，无疑是打造中国版生物医药国际平台的不二之选。
我们主动邀请全球顶尖药企、投资机构、科研力量齐聚中国，聚焦 BD 交易开展深度对接——不仅可破解当前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与跨国药企对外许可交易合作中的分散化困境与信息壁垒，精准对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能让中国企业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引领”，真正融入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生态。目前，大量欧洲生物医药企业迫切希望与中国市场开展合作，中国企业通过这一平台可高效对接欧洲优质资源，借助License-in（引进许可）、产业并购等模式，吸收先进技术与运营经验；同时进一步拓宽中国创新药的出海路径，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赋能。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每年9月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BIOHK），正是要打造一个服务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出海、链接全球产业资源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BIOHK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兼容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共同体，共享共赢。现BIOHK 每年吸引超1万名参与者，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药企、投资机构、科研院校、行业协会等，初步形成了“全球资源集聚、产业信息互通、合作机会对接”的平台雏形。我们希望撬动更强的全球资源参与其中，进一步提升平台的资源调度能力与产业影响力，让BIOHK真正成为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交流枢纽之一。
因此，香港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资本的“超级连接器”，而是实现从融资枢纽向战略高地转型。随着 CMPR 审评路线图的明晰、18A 制度红利的持续释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深度融合，香港正系统性地从“融资枢纽”向兼具资本活力与创新动能的“战略高地”加速转型，从“超级连接器”到“创新加速器”。香港正在生物医药领域构建“融资”与“创新”双轮驱动的新模式：通过制度松绑与市场优化，持续巩固其全球融资中心的地位；借助 CMPR建设、大湾区协同与科技园集群，逐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生态。对于手握核心管线的生物科技 而言，香港的价值已超越单一的上市目的地。它正成为一个兼具资本效率、监管前瞻性与区域协同效应的战略枢纽。
中国创新力量正加速突破边界，从生物医药领域延伸至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赛道，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与创新潜力。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国创新全球化的关键临界点，生物医药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背景下，依托香港的独特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以香港为枢纽，高效链接全球市场、资本与技术资源，为国内创新成果出海搭建桥梁，是大有可为的。
（编辑 碣石）
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年，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中国学派”的真正鼻祖。1945年“七大”前后，毛泽东同志在各种文稿中相当充分地表达了他的“中国学派”思想色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明确要求。
我对“自主知识体系”没有特别深刻的思考，仅在此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我国的政治思想体系来自三部分渊源，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西方政治哲学，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是儒法道三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通过赢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加速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暨共产主义社会，让人类获得彻底的自由解放。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也认为历史进步是由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推动的，但是他们不承认历史的“目的论”，不赞同由少数人推动改造社会的“工程”，无论是所有制还是思想上的彻底革命。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里几乎没提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的是民生，是官民矛盾，即拥有好官与坏官决定民众的生活状态。而今我们希望“通三统”，调和三种思想为我所用，而“民主与法治”成为我国治国理念的“新正统”。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三者间有巨大的逻辑张力。不承认和解决三种理论间的张力，我们就很难在政策上避免忽左忽右，也很难建构出能与世界对话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我们需要令人信服地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五百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近千万党政领导干部，同一亿多党员，同十四亿百姓，彼此是什么关系？党和人民大众是如何在思想上统一起来的？这就要求解释我们的官员队伍中何以出现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以至于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强调从严治党、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
第三，在对未来的理想上，我们如何贯通党的“理想信念”与大众在市场上获得日常“美好生活”？“市场机制”与“有为政府”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分“有为”与“胡作非为”？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关系？而今大众中流行的各种思潮，甚至极端的思想，如何给以客观评价和疏解，等等。换言之，独立自主的思想体系是我们尚待“构建”的。
第四，谈“中国独立自主”，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如果说，中国是国土和国民及其政权的政治共同体，是相对他国而言的庞大领土和庞大人口的“大一统”，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独立了，变为我们庞大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一切其他皆为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的手段。如果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本质特征”，这个中国的历史还不足百年，这表明，独立自主的社科体系就是独特的历史观。如果中国是文化的，归根结底是独特文字的，中国则来自3600 年前建立的、创造了象形甲骨文的商朝。世界上第一个字母体系是腓尼基字母书写体系，是用埃及象形字偏旁创造的，那也创始于3600年前。腓尼基字母演化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派生出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希腊和罗马的字母文字至今也在世界上被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如同我们中国的孩子学习“文言文”。文化的世界是以彼此交流以至融合为动力的。随着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越来越少，而今减少到不足两百个（1500年的欧洲有两千个），能生存至今的语言文化种类也越来越少。文化的中国是迅速变迁的中国，而今的“代沟”仅以十年计。
概言之，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观。历史演化观不是历史本身，是主观构建的知识体系。由此，这里提出一个终极的疑问：谁是中国独立史观的消费者？对此，我没有答案。然而我相信，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解释没有终结，有很大开创性思维的空间。我还相信，中国学界可以贡献独特的人类社会演化史观。
（编辑 苏歌）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呈现区域化、短链化的深刻重构趋势。中国作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核心枢纽，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仍未摆脱对上游的技术依赖，同时还承受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带来的风险，叠加地缘政治博弈与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中间品贸易的稳定发展遭遇结构性压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对外投资与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是我国产能全球布局的载体，更是支撑中间品出口、保障产业链韧性与安全的重要战略抓手。通过优化对外投资布局与创新合作区模式，有效带动中间品出口、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的可行路径与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产供链格局重构下的现实挑战
（一）我国中间品贸易的地位及外部挑战
当前全球产供链格局正经历四个维度的根本性转变：在战略逻辑上，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在空间格局上，向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三大区域中心收敛；在要素结构上，传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让位于研发、数字化运营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能力；在竞争态势上，数字化与智能化正重塑比较优势的基础。未来，产供链将进一步呈现区域化、短链化特征，价值分配因数字技术融合而趋于扁平化，产业组织形态将向网络化、生态化演进。
中国已从全球制造中心跃升为中间品贸易网络的关键枢纽。但这一地位目前面临重构的压力，突出表现为三重风险：一是上游脆弱性风险。我国在关键领域如集成电路仍严重依赖进口；二是下游转移性风险。劳动密集型环节外迁形成依赖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组装的“三角贸易”模式，其稳定性受制于原产地规则与地缘政治；三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天花板风险。面临技术壁垒与知识产权封锁。与此同时，国内产业升级压力、产能消化需求与中小企业转型困境构成内部约束，而中美战略竞争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则构成严峻的外部挑战。
对外投资带动中间品出口的路径与模式选择
以对外投资带动中间品出口，是我国顺应全球产业链转移新趋势，规避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精准对接新兴市场的需求，维系中国产业链影响力以及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一）目标区域与行业布局策略
在国别与行业布局上，我国对外投资实施差异化战略是关键。首先，越南、墨西哥等战略支点型国家，其核心价值在于充当应对大国博弈、维系传统市场的跳板。这些国家通常拥有相对低廉的要素成本、年轻化的劳动力人口，并且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高水平自贸协定深度嵌入欧美市场网络。因而我国投资布局应高度聚焦于家电、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终端消费品的组装与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等模块化程度高、物流要求敏捷的产业环节。其战略目标是通过“中国组件、当地组装、出口目标市场”的贸易模式，有效规避针对中国原产地的直接贸易壁垒，在维持我国中间品出口份额的同时，保住在欧美市场的终端产品存在感。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效率与成本的精确平衡，并需警惕对当地供应链过度依赖可能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战略纵深型区域，其战略意义在于构建多元化、高韧性的区域生产网络，以化解对单一国家或市场的过度依赖。这些国家产业基础较好，各自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因此，投资应侧重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升级。例如，在泰国，可以依托其作为东南亚汽车制造中心的产业基础，重点投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以此带动国内更高价值的锂电材料、功率半导体、车规级芯片等中间品出口。在马来西亚，可以利用其半导体封测的全球领先地位，投资布局前端制造、高端封装以及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配套，带动国产硅片、特种气体、溅射靶材等上游产品的出口与技术合作。在印度尼西亚，则应围绕其丰富的镍、钴等战略性矿产资源，投资建设从冶炼到电池正极材料的一体化项目，推动产业链从资源开采向精深加工跃升，带动国内先进的湿法冶金技术、高压反应釜等专用设备与技术服务的出口。这一路径的核心是将“嵌入”与“引领”相结合，通过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巩固中国在其中的技术主导与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对于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投资逻辑应从单纯的贸易替代转向长远的市场培育与生态构建。这些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本地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但产业配套极度薄弱。因此，初期投资应优先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和本土化初级制造业展开。在拉美的巴西、智利等国，可投资于矿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及配套的物流体系，带动国产大型矿山机械、农业装备、工程车辆及配套零部件的出口。在非洲，可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建设建材、日用化工、农产品加工等进口替代型工厂，并同步带动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工业生产线、机床模具及基础原材料的出口。这一路径着眼于未来，旨在通过帮助东道国建立工业基础，培育其消费市场，从而为中国中间品创造长期、稳定的增量需求，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产能合作与市场共创的转变。
（二）多元化投资方式与风险防范
在对外投资方式上，我国企业需综合运用多元模式并建立相应风险防范机制。绿地投资是构建长期、稳定海外生产基地的基石。它赋予投资者从零开始设计生产流程、植入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的完全自主权，尤其适用于技术保密要求高、需与国内母公司生产体系紧密协同的复杂型制造业项目。例如，在泰国投资建设全新的电动汽车电池超级工厂，可以最有效地将中国先进的电池制造工艺、智能工厂标准和供应链管理经验完整复制，并持续从中国进口电极材料、隔膜和生产设备。其风险在于建设周期长、资本投入巨大以及完全陌生的运营环境。因此，必须配套建立严格的核心技术出口分级审核清单，对涉及核心工艺参数的设备、软件和材料实行定向出口管制，并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保护条款。
跨国并购是实现技术跃升、品牌获取和市场渠道快速接入的捷径。通过收购东道国的成熟企业，可以迅速弥补自身在特定技术领域或区域市场的短板。并购后，通过供应链整合，用性价比更优的中国制造的中间品替换目标公司原有的采购体系，可以直接带动出口。然而，这一方式风险极高，主要体现为在投资并购中技术逆向扩散、文化整合失败以及潜藏的法律与财务陷阱。防范的关键在于并购前的审慎尽调：必须对目标公司的核心技术进行评估，在法律上设立严密的防火墙，确保核心研发团队和数据的隔离；并购后的整合应循序渐进，优先进行财务与供应链整合，而非急于进行技术团队的深度融合。
对于政治风险较高、文化差异显著或市场准入壁垒森严的地区，合资合作是降低投资风险的理性选择。通过与当地有实力的政府背景企业或家族财团成立合资公司，可以借助合作伙伴的本土资源，有效应对政策变动、获得项目许可、并深入理解本地商业规则。中方可以技术、设备或关键中间品作价入股，从而锁定中国产品的供应渠道。此模式的最大挑战在于公司治理与控制权之争，以及知识产权泄漏风险。须通过公司章程、合资协议等法律文件明确界定决策权限、技术使用范围和知识产权归属，对核心技术采用模块化封装提供，仅输出应用界面而非底层代码。
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代表了中国特色的集成式“抱团出海”。它通过政府间协议保障、园区统一规划建设和配套服务，为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便利投资。区内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能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降低中间品采购和物流成本。然而，合作区也可能成为技术、资本和产能外溢的通道，存在产业链整体迁移的风险。因此，需要合作区主导方建立园区级的监管与服务协调机制，对入园企业的技术合作、设备出口和中间品流向进行备案与引导，确保国内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安全。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以项目融资模式参与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中心、智慧城市、5G网络），成为带动服务器、储能设备、光通信模块等数字中间品出口的新路径。这类项目往往涉及大量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因此必须将数据主权与网络安全审查作为投资的前置条件，严格遵守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法规，并与东道国建立清晰的数据治理与合作框架。
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中间品出口的实践与经验
（一）成本导向型中转路径
以越南龙江工业园为典型代表，该路径的核心逻辑在于充分利用东道国在劳动力、土地及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关税优惠等综合成本优势。企业将最终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组装环节转移至合作区，同时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的核心组件、原材料和精密元器件保留在国内生产并出口至合作区，从而构建起“中国组件—东道国组装—出口目标市场”的贸易链条。这一模式的价值在于，它有效规避了针对中国原产地产品的直接贸易壁垒，在维持中国中间品出口基本盘的同时，维持终端市场份额。
然而该路径也面临挑战：一是对母国供应链存在较高依赖，供应链安全易受国际物流与双边关系波动影响；二是产业活动集中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组装环节，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三是其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于东道国成本优势的存续以及与主要市场贸易协定的稳定性。
（二）产业链协同型嵌入路径
与成本导向型不同，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范例，此路径的出发点并非单纯的成本套利，而是旨在构建以中国链主企业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生态。在汽摩配、新能源等中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龙头企业率先在合作区投资设立生产基地，随之吸引大批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跟进集聚，从而在合作区内形成较为完整的本地化供应链网络。这种模式的精髓在于系统化嵌入。它不仅能实现关键中间品的规模化、稳定化出口，更能通过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和产业协同的溢出，增强中国企业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主导力与不可替代性。该路径成功的关键在于链主企业的带动效应与产业配套的完整性，其挑战在于对东道国本地产业基础和人才供给有较高要求，且需防范核心技术在外围扩散的风险。
（三）资源绑定型开发路径
资源绑定型开发路径多见于赞比亚合作区等资源丰富的地区，核心是围绕东道国拥有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推动合作从初级的资源开采向中高端的冶炼、加工和制造延伸。中国企业不仅出口矿山机械、选冶设备等重型中间品，更通过投资建设冶炼厂、加工厂，将技术、标准和运营体系整体输出。这种“以资源换产业、以投资带出口”的模式，实现了资源获取、产能合作与中间品出口的三重目标。它将中国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进行深度绑定，创造了更为稳固的双边经济纽带。其面临的挑战包括前期资本投入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并且需要高度关注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合规议题。
（四）战略区位型集成路径
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该路径的基石是合作区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紧邻全球航运要道苏伊士运河。凭借这一枢纽优势，合作区的发展定位超越了单一的生产加工基地，升级为集高端制造、保税物流、贸易服务和研发创新于一体的区域综合运营中心。其目标市场不仅限于东道国本身，而且辐射欧盟、中东、非洲等广阔区域。在此路径下，吸引和集聚的产业往往是附加值更高的装备制造、精密仪器、新型建材和电子信息等。合作区通过提供优越的物流解决方案、保税服务和金融配套，极大增强了中国制造的区域辐射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带动了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中间品与服务出口。该路径的挑战主要在于初始投资门槛高、对综合运营管理能力要求极高，且其效益与全球贸易流和地缘政治稳定状况密切相关。
对策建议
（一）以对外投资带动中间品出口
为充分发挥对外投资对中间品出口的带动作用，需要构建体系化的政策支持框架。一是实施差异化的国别战略引导。依托“一带一路”与RCEP合作框架，针对越南、墨西哥等“战略支点型国家”，重点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巩固传统贸易渠道；在东盟等“战略纵深型区域”，聚焦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高端制造，构建以我国对外投资为主的产业链生态；在拉美、非洲等“战略新兴市场”，围绕基础设施与资源开发，带动工程机械、建材等中间品出口。二是创新金融支持工具。构建覆盖“走出去”企业与海外深加工项目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推动中资银行设立境外专项贷款，并创新针对供应链中断、设备采购等风险的保险与担保产品，为产业链协同投资提供信用增信。三是深化技术合作与标准对接。鼓励在海外设立联合研发机构，支持中国检测认证机构“走出去”参与东道国认证体系建设，推动标准互认，缩短中国中间品的市场准入周期，从规则层面降低贸易壁垒。
（二）充分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作用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需从功能载体升级为制度型开放平台与产业链协同枢纽。一方面，要强化规则先行与产业协同。积极在双边协定中设立合作区投资专项条款，使其成为数据跨境流动、投资便利化等高标准规则的“压力测试区”。同时，推动国内成熟产业带（如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珠三角电子）与境外合作区集群对接，构建“国内研发+海外制造”的垂直协同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数字化支撑与综合服务体系。支持合作区建设智慧物流枢纽与区块链追溯平台，并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与数字人民币结算，提升中间品流通效率。整合政策性与商业资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强化合作区运营机构在国别法律、ESG合规等方面的全周期服务能力。此外，应以合作区为支点，完善海外售后网络，通过维修服务带动中间品持续出口，并优化备件通关流程，形成“制造—出口—服务—反馈”的价值闭环。
（编辑 季节）
什么是战略性产业
我们所说的战略产业，可大致归纳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对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必须抢占的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第二，以技术驱动的产业，该类产业知识密集，进入门槛高，对相关产业具有明显的带动性；第三是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生物医药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战略产业的定位，在保障国民健康、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助力健康中国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中央刚刚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要把生物制造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并列为七大未来产业。生物制造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生物医药，此外还有生物材料、生物能源和生物农业。目前最受国际关注，发展势头最快的也是生物医药。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重大突破
20年前，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药创制专项，当时我国的创新药物几乎是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很大。这个专项能不能取得成果，不少人是抱有高度怀疑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2024年，我国首次批准93种创新药，创10年新高，其中42%是国产，居美国之后，全球占比达到39%。2015—2024年，我国启动了4000多项首次人体试验，年增长率为20%。大量资本涌入生物医药的一级市场，过去10年达到4000多亿元。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出海和对外授权，最新数据已达1200多亿美元，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在创新药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
生物医药产业的差距和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与市场潜力不匹配。我们的创新药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8.6%，而美国达到了81.8%，欧盟为74.8%，日本为7%；我国创新药的人均支出只有美国的1/124.9，是日本的1/24.4。我国14亿人口的基因测序市场只占到全球10%左右，而3亿多人口的美国占到全球的50%，欧美国家加起来占到80%。如果按人均推算，我们只有美国的1/20，差距之大令人震惊。新技术尚不能尽快为国民所用，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二是标准与生态问题。我们现在原创药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我从来不以为技术问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创新和产业生态。跨国公司不仅提供产品，还提供一整套经过全球长期市场验证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服务，因而形成了强大的生态壁垒。目前全球排名前30名的处方药销售公司均为欧美日的西方企业。我们的产业是追踪型的，从一开始就缺乏体系建构，很多产业领域尽管规模很大，但由于体系不完备，很容易被“卡脖子”。中央四中全会着重强调产业体系建设，这是抓住了根本问题。
三是政策问题。这些年来，为了限制药品价格虚高，减少消费者的医药支出，相关部门通过集采方式大幅度降低医药价格。所谓“灵魂砍价”，有的几乎到了让生产企业赔钱的程度，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前我国创新药的价格大约只有美国的1/50-1/30。对于创新药来说，生产成本从来不是主要的，主要成本是研发支出。过去常提到“两个10”，即10年研发周期、10亿美元研发费用，现在早已大大突破了。如果我们一味降低药价，导致企业无法在付出高投入、高风险之后获得高回报，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不敢再投入研发。
四是资本问题。这几年大量新药管线被提前授权或出让，这种现象被业界称之为“割青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市场趋冷，研发企业资金链断了，只能“卖儿求生”。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我国将失去造就巨大新药产业的机会，大批有潜力的企业只能沦为跨国药企的帮办；第二，新药创新将趋于停滞，或者只能被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创新链。
五点建议
对于大国来说，生物医药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而是与国家战略利益和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更是前所未有。为此我提出五点建议，也是五个关键词。
一是报备制度。对生物医药的重大对外交易行为实行报备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从来不是国门洞开，而是要有报备审批制度，这与对外开放并不是矛盾的。我国公司到美国去进行并购，很小的一个交易都要上国会辩论，报备若未获批准，大量的交易活动即被中止。我国目前在重大和战略性产业领域仍未建立起有效的报备制度，存在许多漏洞，需要尽快弥补。
二是统筹协调机制。现在一些项目的研发、生产和应用环节是割裂的，研发环节只管研发，生产环节只管生产，医保管医保，医院管医院，基本上都是各行其是。这些环节本来是有共同利益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现在都是各自为政，形成了很多政策悖论。当务之急是要形成统筹机制，小目标服从大目标，小利益服从大利益。
三是战略母基金。从目前资本市场情况来看，许多融资短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完善。建议设立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战略母基金，并与地方政府基金、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千亿级投资规模。
四是AI+BT产业生态。美国最近推出来的“创世纪使命”战略，很可能彻底改变科研范式，也包括生物医药研发范式。一个数据推动、AI推动的时代即将到来，整个赛道将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我们对这个趋势存在多少质疑，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选择与否，而是如何拥抱，在生物医药领域尤为重要。
五是中国版FDA（医药监管）。目前我国在这个领域的行政审批总体上比较保守，新药、新仪器设备报批困难重重。跟美国相比，我们在技术、资本方面尚没有优势可言，如果在政策上卡得太严，我们凭什么去追赶别人？我们过去做很多事情都强调试验、示范，试点先行，改革开放就是从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开始的，生物医药完全可以借鉴这样的模式，进行先行试验试点。
最后要强调，中国医疗模式如果走美国式道路，我认为是走不通的。美国是3.4亿人口，医疗支出将近5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7%，这样一个投入强度没有任何大国可以担得起。如果按照美国的人均医疗投入水平，我国有14亿人口，即使把全部GDP投入到医疗领域都不够。那么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呢？我认为就是要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康优先”的原则，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健康保障体系，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必将造福亿万人民。华大基因这几年在河北省做了无创产前基因筛查民生工程，国家卫健委卫生经济中心评估费效比是1:17，也就是用一元钱的投入能够产生（节省）17元钱的效用，有哪个公共支出能够有这么大的回报？
对我国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换技术，而是改变赛道。
（编辑 季节）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其政策逻辑延续并深化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年）提出的“2522”框架，即夯实两大基础、推进五大任务、强化两大能力、优化两大环境。
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
1.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已形成坚实基础。截至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超8000万台（套），培育出15家“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数据总量达8.1Z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8%，算力总规模达197EFLOPS，位居全球第二。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设立24个数据交易所，累计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数据要素×典型案例汇编》（2024年）收录了40个行业的数据创新应用案例，涵盖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但数据孤岛、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等问题仍制约着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亟须通过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破题。
2.全球数字竞争格局与数据主权博弈。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占比已突破45%，数据要素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欧美国家通过《数据法案》《联邦数据战略》等政策加速全球数据规则重构，我国需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打破数据壁垒，应对全球产业链数字化竞争。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产业规模已达1.3万亿元，但数据流通率不足30%，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数据价值。
3.产业升级。《“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传统产业面临效率瓶颈，需通过数字化转型突破增长天花板。《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3年工作计划》等政策为数据流通、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为14.7%，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仍需深化 。通过数据市场化配置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86.8%，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新型服务消费加快培育壮大。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内容解读
《“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整个中国社会从“动力时代”全面升级到“算力时代”。紧扣数字化的“计算”本质，让数据、算力和人工智能像水和电一样，成为驱动所有行业发展的新基础，并与物质、能量要素融合，形成社会发展的“信息、物质、能量”三类基础动力要素的均衡融合发展。
（一）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把“数据”变成新的“石油”，其目标是要让数据成为可以交易和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数据市场建设强调“开放共享安全”，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前提下的有序流通与开发利用。其前提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包括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
一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完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制度框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界定不同参与方在数据流通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参与活力。二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规范数据流通交易行为，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提高流通交易效率。探索建立数据市场治理体系，构建涵盖数据供给、产权登记、评估定价、流通交易、合规治理等环节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形成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收益的分配机制。三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围绕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基础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为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的汇聚和治理，深入推进“数据要素×”行动，推动建立企业行业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流通。
建立健全数字治理法律制度，探索数据资产化、数字信用等制度创新。深化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促进数字领域标准统一，完善基础通用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标准、数据开放利用标准、数字化融合应用标准等标准体系。
根据OECD测算，数据自由流动可使全球GDP增长1.1%—1.5%，我国若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预计可带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年新增经济价值2.5万亿元。
目前，各地的政务数据、企业的经营数据就像一个个孤立的“油井”，无法连通。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就好比建设一个“国家数据交易所”。比如，从组织上成立国家数据局，实体上成立上海数据交易所，企业可以在这里像买卖商品一样，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合法地购买“脱敏后”的交通数据来分析物流路线，或购买消费数据来洞察市场趋势。这能把沉睡的数据激活，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二）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防止“脱实向虚”，其目标是让数字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和AI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工业互联网是产业生态级的创新发展工程，应逐步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
一是深入实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重点产业链“链式”转型，推动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协同改造。培育推广规模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和提质增效。二是培育国际一流数字产业集群。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国际一流数字标杆企业，促进相关企业“串珠成链”，形成全方位协同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群品牌。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设数字技术产业创新平台，构建高效链接、多方协同、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三是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A、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对典型应用场景的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四是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业务的融合，促进商业模式、服务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创新发展。支持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数据优势，赋能生产制造环节，加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监管，营造鼓励创新、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海尔集团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大量工厂，可以获取生产数据。当一个工厂的某台设备出现故障征兆时，平台能提前预警，并远程调度工程师维修，避免了停产损失。这就像是给整个制造业装上了“预警系统和神经中枢”。
让AI渗透到每个角落，实现AI+产业、AI+民生、AI+治理。宁德时代的电池工厂利用AI视觉检测系统，替代人眼在微秒级别内检测电池产品的极微小缺陷，质量和效率远超人工。北京许多医院开始引入AI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分析CT影像，可以快速、精准地帮助医生发现早期肺癌的迹象。杭州的城市大脑通过AI实时分析全城交通流量，自动调整红绿灯时长，有效缓解了高峰期交通拥堵。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确保数字技术安全、可信、向善。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如大数据杀熟）、虚假信息（AI换脸）等风险。必须同步完善监管，强化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治理，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三）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供给
一是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智技术创新体系；二是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三是强化人工智能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抢占大模型产业应用制高点，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定需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围绕重点行业，分批构建高质量训练数据集，提升数据质量。
（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一是强化示范引领，支持人工智能落地；二是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水平，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发展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智能普惠。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构筑数字中国建设安全屏障
一是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二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三是加强安全技术供给。培育壮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相关思考
（一）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破解“数据孤岛”（我国企业数据共享率不足20%），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
空间一体：建立“国家－区域－城市”三级数据中心体系；
行业一体：打通制造业、金融业、医疗业数据壁垒；
规则一体：统一数据交易标准（如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交易合同范本），实现“一次认证、全国通用”。
这种一体化要求对数据平台要求极高，一是要具备国家级算力底座；二是要具有包含重点行业工业数据在内的国家级数据平台；三是跨行业整合的中立性定位。
（二）强化工业对象数字定义数据源头的建设
从数据要素生命周期和管理角度看，包含了数据产生、收集、存储、交易、分析加工、应用等环节，工业互联网在数据收集、交易、应用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在数据产生环节，主要的路径包括工业机器设备数据（IoT物联网）、用户行为数据、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当前的状况是在数据产生与获取环节中，设备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的产生与获取相对容易，数据量也大。但是在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方面的产生与获取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工业对象定义数据通常是高质量机器设备数据的基础。目前这类数据通常离散在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数据系统、不同工具中，打通难度大，一体化整合和获取困难。这就要求构建一种跨行业组织、跨工具、异构形态、能够根据不同权限和权属特性、贯通生命周期的工业对象定义数字底座。
（三）设计并优化与特定领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路径
工业领域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在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早期，必须选择合适的领域，同时针对特定领域设计并优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一是在融合领域对象选择上，由浅入深，首先从相对容易的典型垂直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入手，与行业头部企业合作开展纵向“链式”应用，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横向“面”应用；二是在路径与模式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参与各方的获利路径、短期价值或变现能力，获利周期与频率，以及持续获利模式。针对不同参与方设计不同的收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有形和无形的收益），用“真实收益驱动”代替“钱景驱动”。三是强化“多维体系性应用”，不管何种路径和模式，都必须进行多维体系性设计与应用。一方面要确保工业软件（含工业APP和领域知识）、硬件、存储、算力成体系；另一方面，确保工业软件应用（含工业APP）的成体系完整性，用户在工业设计、生产、维修保障等过程中需要用到或者可以用到的工业软件（含工业APP）能够一键式获取与应用；第三，确保价值链的完整闭环，围绕工业领域的数据产生（含设备、用户行为、对象定义三类数据）、交易（数据买入卖出）、数据加工服务，以及应用等全周期衍生应用的闭环应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2025年1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七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强调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更多稳定性”。能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业血液”，不仅维系着经济运转，更与全球安全、政治、外交、军事等息息相关，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挥着核心纽带和关键变量作用。“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需要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加快推进能源强国建设。
一、能源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枢纽和关键变量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对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而能源治理因其覆盖领域的广泛性、影响范围的全局性，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枢神经”。
从理论层面看，能源治理遵循“公共产品理论”，其稳定供应（即资源可获取性）、价格调控（即价格可承受性）、低碳转型（即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需要各国超越单边主义实现协同共治。从实践维度看，能源治理的影响力早已突破能源领域本身，深度渗透到安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核心领域，使各领域的治理体系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治理陆续形成了以传统产销方协调机制和多边专业机构为主的治理网络。
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据2024年的数据，OPEC有13个成员国，其石油剩余储量、年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约70%、33%、50%，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9年，我国开始建立与OPEC的定期双边对话机制，旨在深化能源政策协调与市场稳定合作。截至2024年，共举办了七届对话会，主要聚焦全球石油市场动态、OPEC机制运行、能源安全保障、消除“亚洲溢价”以及油气产业转型等核心议题。双方在数据共享、技术交流、原油贸易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探讨能源转型挑战应对方案。
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辅助机构，拥有31个成员国，覆盖了全球75%的能源需求，主要任务是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赖度、实施紧急石油分享机制、推动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合作及能源技术发展，成员国需履行保持不低于90天石油进口量的战略储备义务等，已成为世界消费国阵营的核心协调机构。根据2015年11月的部长级会议决定，中国正式与IEA建立了联盟关系（Alliance Relationship），以加强双方在能源安全、能源数据统计、能源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合作，主要采取定期举行双边高级别会议、中方派专家参与IEA工作、开展联合研究和成果发布等方式。
再者是2009年成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简称IRENA）。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现有约170个成员国及欧盟。主要是支持各国推进能源转型，提供涵盖技术、创新、政策、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尖端数据与分析，并推动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广泛采用与可持续利用，通过发布《全球地图集》《可再生能源容量统计》等报告，提供技术支撑平台、项目导航仪、可再生能源就业年度审查及成本研究等工具，支持成员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2013年1月，中国宣布加入IRENA。2023年4月，成立中国—IRENA合作办公室并建立“1+1+N”合作框架。2025年10月，双方签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关于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次月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与宁德时代联合发布首份储能领域专项研究报告《光伏与储能助力能源转型》。
另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国际能源组织，比如，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世界石油理事会（WPC）、世界煤炭协会（WCA）、国际燃气联盟（IGU）等。特别是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简称IEF），作为政府间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为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提升油气市场透明度，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IEF拥有70个成员国，覆盖全球90%的石油和天然气供需，其中既有IEA成员国，又有OPEC成员国，还有阿根廷、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
除此之外，一些新兴多边平台也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是由中国发起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于2016年3月2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宗旨是“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即构建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能源生产清洁化、消费电气化、配置广域化和业态数智化，为实现能源与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方案。GEIDCO拥有会员1346家，覆盖142个国家，涵盖能源、电力、交通、信息、金融、科技、气象、环保等多个领域。“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也已扩展至 34 个国家，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载体。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中亚推动油气管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强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平台正式成立。
透过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分析，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携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近年来，俄乌冲突、中东乱局等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地区性、阶段性能源供应中断风险陡增，能源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因此，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始终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多边外交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全球能源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连锁反应。谁能主导能源治理规则的制定，谁就能在全球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我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具有的“三重身份”（最大生产国、最大消费国、最大进口国），决定了必须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2024年数据显示，当年我国进口原油5.5亿吨、天然气1.3亿吨，煤炭进口量达5.4亿吨，分别占到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贸易量的约25%、15%和33%，庞大的能源贸易规模使我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波动高度敏感，同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二、建设能源强国需要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实践证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能源安全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能源孤岛，建设能源强国离不开全球能源治理的支持和保障。对我国来说，建设能源强国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坚力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关于能源强国的理解和认识
能源强国是指在能源供应保障、能源技术创新、能源产业竞争力、能源治理能力、能源绿色转型等核心维度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能够通过能源领域的优势支撑本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其核心定义可以拆解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1.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拥有多元化、韧性强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又能有效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
2.领先的能源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能力。在能源勘探开发、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电、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领域掌握核心知识产权，具备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转化能力。
3. 高水平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率先实现能源结构的清洁化、低碳化升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发电装机比重持续提升，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合理控制并逐步下降，碳排放强度和总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能源生产、消费、运输全链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与“双碳”目标相适配的能源发展模式。
4. 强大的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能源产品、技术、服务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国际能源贸易、能源技术合作、能源标准制定等方面拥有重要话语权。可以通过能源投资、技术输出等方式影响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同时具备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5. 完善的能源治理与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能源治理机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监管体系成熟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突出。能够统筹传统能源安全与新能源发展安全，兼顾能源供应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
（二）建设能源强国是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前提
能源强国不仅是“能源大国”，更要实现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治理优势的跨越，既是本国发展的“能源压舱石”，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
建设能源强国，首先要具备雄厚的能源产业硬实力，要在能源的生产、消费、技术、装备、储运等全产业链环节具备领先优势。其次要拥有稳定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够实现自身能源供应的多元化、韧性化，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也能在全球能源供需波动时发挥“稳定器”作用。
最后，具备践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引领力。在“双碳”目标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上走在前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储能技术应用、氢能产业发展、碳市场建设等领域积累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这种示范效应能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治理中的影响力。
（三）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争取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规则话语权。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存在规则失衡、话语权分配不均等问题。作为中坚力量参与治理，能够推动构建多元共治、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比如，在能源贸易定价机制、碳边境调节机制、可再生能源补贴规则等方面，发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避免被既有规则“卡脖子”，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拓展能源技术与产业的国际合作空间。全球能源转型是共同目标，技术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核心路径。发挥中坚作用，可牵头或参与国际能源技术研发合作（如新能源并网、先进核电、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共建跨境能源基础设施（如跨国输电通道、油气管道）、推动能源装备与服务的出口，带动国内能源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塑造能源强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以中坚力量身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落实能源援助、分享减贫与能源普及经验、推动南南合作等举措，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能源领域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这种软实力也是能源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视全球化退潮下的能源治理困境与风险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全球能源治理也遭遇到“去全球化、阵营化、政治化、工具化”的多重冲击，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不断加剧，导致相互交织的复杂治理困境。特别是，部分国家出现能源气候政策“回摆”，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受阻。
第一，能源地缘政治深度渗透。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供应链重构，欧盟对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依赖度从 2022 年的 45% 降至 2024 年的 19%，转而加大与美国的能源贸易。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地缘博弈焦点。能源出口国分化加剧，中东国家在维持石油收入的同时，加速布局氢能等新兴领域；俄罗斯则通过 “向东转” 战略深化与中国、印度的能源合作。
第二，能源“政治化”趋势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能源输出国和消费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逆全球化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国际能源的“政治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危机后，随着美欧对俄能源制裁的升级，近半个世纪的能源自由贸易面临“终结”，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能源秩序日趋割裂。
第三，能源“工具化、武器化”现象频发。一些国家将能源作为施压手段，动辄实施能源禁运、技术封锁，导致能源安全从“市场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渲染“能源安全威胁”重塑区域能源合作格局，严重阻碍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推进。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还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融资赤字”，各国对绿色能源的投入意愿下降，进一步延缓了转型进程。
第四，能源“阵营化”格局凸显。“阵营化”撕裂了多边治理框架，个别国家试图构建“小圈子”式的能源联盟，将能源合作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破坏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包容性，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传统治理机构的协调效能被削弱。
第五，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带来新的冲击。2025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向本土及西半球收缩、侧重能源主导与资源控制等特征，其能源相关的战略导向将从市场、规则、技术等多维度冲击全球能源治理。一是强调美国能源主导，此前美国能源部已调整架构重点扶持石油等传统能源，还计划扩大联邦煤炭开采用地、削减油气开采特许权使用费。二是清洁能源市场将出现分化。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对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支持，撤销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等，会导致美国4500个清洁能源项目停滞。三是能源治理规则将进一步呈现阵营化。美国试图构建“价值观导向”的能源治理体系，将能源贸易与相关议题绑定。四是单边规则冲击国际共识。美国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由放松油气监管，还通过次级制裁等手段，迫使企业在市场准入和特定商业利益之间抉择。五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严重受阻。美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战略转向对全球减排影响重大。
四、统筹推动能源强国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
（一）筑牢国内能源安全保障根基
1. 强化国内能源生产供应能力，夯实自给基础。要稳定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持续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进一步壮大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实力，有序推进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加快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完善能源储运和互联互通网络，提升调配韧性。要建设多元化、智能化的能源储运设施，增强能源的调峰、应急和缓冲能力。推进全国能源管网互联互通，打破区域壁垒，提升能源在不同区域、不同季节的灵活调配能力。
3. 推动能源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瓶颈。要攻关能源勘探开发技术，提高资源开发效率和利用率。突破能源转化与储能技术，解决新能源消纳和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技术难题。发展智慧能源技术，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协调运行，提升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4.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拓展多元供应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海外能源供应体系，拓展油气进口来源地，避免对单一地区的过度依赖，同时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合作。建设安全畅通的能源运输通道，保障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稳定。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积极推动能源贸易、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国际协作，参与国际能源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5.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制度支撑。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体系，建立能源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健全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完善能源生产、储运、消费等环节的法律法规，健全能源安全保障的制度保障。
（二）以能源治理为突破口，提升全球安全与发展影响力
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针对现有治理机构的不足，应采取“深耕多边机制+拓展新兴平台”的双线策略，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首先，在传统能源领域，发挥最大进口国的规模优势，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和价格话语权。加强与OPEC+核心成员国的战略沟通，通过与主要能源出口国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优化进口结构；依托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提升人民币在能源定价中的影响力。在新能源领域，放大出口国的产业优势，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优质产能出海。同时，借助与IEA、IRENA的技术合作，提升在国际能源标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守负责任大国定位，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帮助OPEC成员国等传统产油国实现能源转型，扩大治理共识，彰显引领力。依托我国在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填补美国清洁能源退潮留下的缺口，同时指导企业多元拓展国际市场，规避单一市场风险。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共建，依托《巴黎协定》框架，联合欧盟、东盟等推进气候治理效能提升。
再者，在传统机构层面，深化与IEA的务实合作，推动其规则制定更多兼顾新兴市场需求；与OPEC及OPEC+保持常态化沟通，建立“产消对话”机制，将我国进口需求预测、储备调整等信息及时共享，参与产量协调的前期磋商，避免单边政策冲击市场。在新兴平台层面，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升级，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设立能源转型工作组，形成传统机构与新兴平台相互补充的治理格局。
（三）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从 “西方主导” 向 “多元共治” 转型
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着多元角色，既是新兴市场的引领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国际规则的重塑者。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们需要努力成为技术标准与产业输出的主导者、国际合作网络的构建者、国内转型与全球责任的平衡者、地缘博弈与供应链安全的应对者、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为此，我国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出更多 “中国方案”，比如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互认机制。在氢能、储能、碳捕集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争夺中，我们需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突破 “卡脖子” 技术（如高端储氢材料），并通过国际合作避免技术孤岛。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天然的合作伙伴。要深化与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能源合作，通过 “南南合作 + 商业投资” 模式，建立南南能源合作基金、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可及性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形成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的合力。
中美欧在能源领域既有竞争更有共同利益，特别是气候变化议题仍是合作的重要抓手，而IEA正是这一合作的关键平台。我们应坚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原则，以IEA的能源技术合作计划为切入点，在碳减排技术研发、新能源标准对接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壁垒，既要通过双边谈判积极沟通，也要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提升应对能力。同时，利用中欧绿色合作平台，推动将我国新能源技术标准与IEA的技术指南对接，参与制定公平合理的碳核算规则，避免形成“阵营化”的治理格局。对美国，可在页岩油技术减排、储能技术研发等领域寻找合作点，推动治理规则更具包容性。
（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能源治理人才队伍
推进制度型开放将为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核心是要进一步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推动电网、油气管网设施向各类主体公平开放，通过推进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健全完善监管制度等措施，优化能源领域管理体制，提升治理效能，为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完善生产要素获取机制、规范能源市场秩序，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能源市场公平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全国优化配置。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比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电绿证体系，推动绿证国际互认，参与国际电力标准制定等，更好地融入全球能源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
人才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面对全球能源格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围绕规则制定、技术标准、气候治理等问题的激烈竞争，强化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需要加快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支撑体系。要在高等教育中深化跨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要完善选拔机制，主动发现并推荐具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到国际治理机构实习任职，积累实战经验；要完善派驻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智库网络、提供智力支持；鼓励能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参与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并将我国在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最终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十五五”时期核心任务。“十五五”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亦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战略窗口期。当前，人工智能已从技术热点上升为重塑国际格局的战略性力量，竞争维度正由单点技术能力比拼转向体系化、生态化竞争。在此趋势下，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结构完备、可持续演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已成为维护国家科技主权、保障数字经济安全的战略必然。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焦点正从算力转向数据与基础软件
算法、算力、数据构成AI时代的三大支柱。当前，中美算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算法路线趋于收敛，真正决定智能能力上限的，正从算力规模转向数据和基础软件体系这一AI价值链的“底座能力”。
随着《“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落地，我国“举国数据”战略加速推进，形成全球独有的全产业链场景数据资源，为大模型训练和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数据要素价值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是否具备强大的数据承载、治理、流通与安全能力，尤其是以数据库系统为代表的基础软件体系。麦肯锡2025年报告指出：88%的企业已部署AI，但能真正实现价值提升的仅占6%。问题根源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数据底座薄弱、系统能力不足，导致数据无法形成可用、可控、可持续的技术供给体系。如果说大模型是国家智能化发展的“发动机”，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则是托举AI的“地基”与“命脉”，没有安全、自主、先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将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形成长期性限制。
二、我国基础软件短板突出，亟须通过“十五五”战略工程实现跨越式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软件产业总体规模偏小、企业竞争力不足，与微软、甲骨文等国际巨头在体量上存在数量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底层核心技术掌握不足、自主内核缺失、原创能力薄弱。尤其在数据库系统领域，基于国外开源套壳的“国产替代”缺乏核心突破，难以实现金融级场景的1:1平替，更无法支撑AI时代数据规模、智能推理与多模态场景的高并发、低延迟、高可靠需求。也应看到，少数真正坚持自主研发的系统已展现能力，例如深圳计算科学研究院的崖山数据库系统，已在金融核心业务场景实现对 Oracle 的 1:1 平替，但在推广落地过程中，仍受到市场结构和机制性因素制约。若不能从基础软件层面实现从“跟跑模仿”向“自主原生”转型，我国在未来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将继续受到基础设施能力的掣肘。
因此，“十五五”时期，必须依托国家战略资源与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推动基础软件体系实现原生创新、结构性突破、系统化升级与生态级跃迁。
三、全面推进基础软件创新的六大关键实施路径
（一）坚持原创驱动，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内核体系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拿来主义”和“开源套壳式创新”，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生基础软件体系。以数据库系统为例，“十五五”期间应重点推动：
攻坚自主的数据处理架构与核心机制，突破数据库关键内核技术，形成能够支撑智能时代的新型底层架构；
组建国产数据库关键技术攻关联合体，建立贯通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与行业应用的“国家队+生态链”联合创新模式；
构建以性能、安全、可验证性为核心指标的评测体系，推动原创新技术在关键行业率先验证与规模化部署。
自主原创能力将在未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中决定我国技术主动性的高度，并深刻影响我国在标准体系、生态构建和产业链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
（二）抢占前沿赛道，推动基础软件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国际科技巨头正加速构建面向AI的下一代基础软件体系。例如，Oracle全速推进DB4AI（数据库为AI服务）与AI4DB（AI优化数据库）的双循环架构，通过数据库内核与智能算法的深度融合，重塑大模型训练、推理与数据管理的底层范式。面对这一全球性技术跃迁，中国必须抢抓战略窗口期，率先布局面向AI的自主基础软件体系。建议启动国家级“DB4AI重大专项”，聚焦突破制约我国AI和数据库产业长期发展的关键瓶颈，锚定未来10年的技术主航道，重点在以下方面形成突破：
面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数据库内核适配技术，解决参数规模爆炸下的数据存取与一致性瓶颈；
面向多模态数据的统一管理与查询引擎，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一体化治理；
具备自优化、自诊断、可解释能力的新一代智能数据库系统，构建与模型协同演化的“智能基础设施”；
行业模型数据基础平台建设，推动数据库能力与行业知识、行业模型深度融合，为金融、制造、能源、医疗等领域提供安全、可控、可扩展的数据底座。
通过上述布局，实现从“补短板”向“建优势”、从“点突破”向“体系引领”的战略跃迁。
（三）打破“重硬轻软”结构性壁垒，以关键场景推动基础软件成熟
脱离真实场景验证的软件永远走不出实验室。建议在“十五五”时期，以国家重大行业为牵引，推动基础软件在以下领域率先验证：
金融核心交易系统；
能源与工业互联网；
医疗健康与民生服务；
智慧城市与政务数据融合共享。
通过场景反哺技术，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从“能用”迈向“好用”与“强用”。
（四）优化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支撑基础软件发展的长期保障体系
基础软件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国家战略价值突出的特性，要推动原创基础软件形成持续竞争力，“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协同机制，为其工程化与产业化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撑：
完善国家层面的长期投入机制，保障关键研发持续推进。将基础软件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目录，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支持；
强化科技金融协同，引导长期性资本参与基础软件创新。通过政策性资金、产业基金和长期资本的共同参与，支持基础软件的中试验证、生态构建和规模化部署，缓解“好技术难落地”的普遍瓶颈；
健全验证与首用机制，加速原创软件的工程化应用。在金融、电信、能源等关键行业建立权威的测试验证和首版次应用机制，降低早期采用风险。
引导资本精准赋能基础软件赛道，将为国产基础软件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五）夯实数据底座，打通AI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真正制约AI产业化的瓶颈不是“缺乏模型”，而是“数据无法用、场景难落地”，亟需面向国家重点行业构建AI就绪的数据底座。建议重点推进：
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
构建多模融合数据管理技术体系，实现不同形态数据的统一查询，打破数据融合壁垒，为大模型迭代与AI深度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构建多模态数据安全防护架构，深化隐私计算与数据加密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护航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只有当数据可管理、可共享、可安全流通，AI才可能规模化落地并创造价值。
（六）加强底层理论攻关，构筑未来十年战略科技储备
基础软件与AI深度融合最终要回到底层基础原理创新。目前我国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结构性短板，“十五五”时期应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支撑国家中长期竞争力的战略科技储备。建议重点加强以下方向的系统性探索：
AI计算与数据库系统内核融合理论体系；
大模型语义与数据一致性理论体系；
智能计算体系结构与范式演进；
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可靠性与可验证性理论。
这些研究虽难以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却将决定10—20年后我国在全球智能基础软件领域的“底层话语权”，实现从“体系追赶”向“范式引领”的跨越。
四、结语：以“十五五”为战略窗口期，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体系化跃迁
“十五五”是我国AI产业跨越式发展与基础软件突围的关键五年。唯有锚定自主创新核心路线，聚焦前沿赛道突破，夯实数据与软件协同底座，构建长效稳定的资本支持与科研攻关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从“补短板”到“建优势”、从“点突破”到“体系领先”的战略跃迁。
基础软件绝非产业链上的普通环节，而是支撑大模型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数字底座”“技术命脉”与“国家安全屏障”。抓住“十五五”战略窗口期，中国完全有机会在全球AI竞争格局中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人工智能：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建议》中被多次提及，成为“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支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于人工智能的讲话精神以及《建议》内容，我国人工智能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路径。要筑牢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基础，全力布局抢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人工智能+”行动深入推进数智化、智能化，推进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构筑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新质生产力。
每一次生产力变革的背后都是科技革命。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全球科技创新指标排名从第35位跃升至第10位，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蓝”“AlphaGO”，到ChatGPT、Deepseek的现象级突破背后，都有超级算力能力创新跃升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超级计算创新发展，先后多次视察和批示银河天河团队，2013年视察时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2019年视察现场时把研制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任务交给了天河团队。2021年“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批示指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正是总书记的关心和指导，中国超算从千万亿次迈向亿亿次、十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不断挑战世界速度的极限，连续12次登顶国际Graph500大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同时正在通过算力赋能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撑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正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清醒认识：“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生成式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等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智能化真正开启。我们刚经历互联网阶段，代表信息化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的突破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迎来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而AI智能化开启的则弥合了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鸿沟，使专业岗位的能力转移到智能工具上，也就是学习记忆知识、加工处理知识、反馈运用知识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知行能力，正在变成智力能力的生产工具，一种机器智能的全新生产力正在形成。
数智化：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三层面驱动
数智化的核心在于构筑新质生产力三个层面驱动。一是对存量产业的千行百业赋能，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金融、医疗、文化、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以语义大模型、智能计算等重构科技与工程研发新范式，由此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场景与数智化产业链；三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医疗健康、教育就业、城市全域管理等场景中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与效能。
具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将体现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在制造业中，智能化的生产线将实现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减少人力成本和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在服务业中，智能客服、智能推荐等应用将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存量产业的全面重塑则意味着传统产业将借助AI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焕发新的生机。例如，医疗行业可以通过AI辅助诊断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效率，教育行业可以利用智能教学系统实现个性化教学，金融行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同时，AI智能化还将广泛性引育新兴产业，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这些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为应对机器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以及大国博弈中的科技竞争，我们要主动作为，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强化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提升技术链自主可控能力。
作为科技工作者，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更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关于中美战略博弈、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人口结构变化等国内外形势判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也要积极在五个方面谋篇布局：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AI领域芯片、算法、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关键技术，支持研制新一代世界领先的超算智算融合计算机；二是营造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支持AI领域通过开源开放构建协同生态，未来基础大模型有望成为类似操作系统级的核心平台和关键交互入口，必须将自主可控作为其发展的核心要义；三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算力－数据－算法－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场景的产业链；四是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相比AI领域的快速迭代，AI应用与“行业+AI”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五是推进AI领域科教人一体化发展，加强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和安全伦理教育。
国家超算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以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团队为支撑，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超“千亿亿级”超算智算数据能力，突破工业软件、生成式智能、生物医药与新材料等重大领域关键技术。通过“创新+创业”双轮驱动，加速算力、数据、智能等创新成果转化，“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算力主权、数据主权、模型主权。
一是，争取国家新一代超算智算融合计算系统研制任务，开展世界领先超智融合计算芯片设计研发及支撑生态建设，保持中国算力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联合布局天地协同太空算力设施，形成全球算力投送能力，构筑算力数据主权国地位。
三是，持续开展量超融合的关键技术探索与工程化实践，加快量超融合布局，研发量子和超算资源“智能调度台”系统，推动量子计算应用“落地见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超算领域以“自主可控”为根、以“融合创新”为翼、以“安全治理”为盾，构建“算力—数据—智能”网状协同生态，构筑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编辑 杨利红）
在讨论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创新能力时，人们往往聚焦于制度设计、资本规模或技术水平，却很少正面讨论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市场是否具备足够的空间结构，使原创能够在时间中存活并演化。
主流经济模型通常默认市场是同质的，增长与衰退同步发生，创新必须在有限窗口内完成验证。但这一假设，只适用于少数高度成熟、空间被压缩的经济体，并不能解释那些真正完成工业跃升与技术积累的社会。
市场梯度的本质
所谓市场梯度，并不是简单的发展不平衡，而是指在统一政治、货币与制度框架下，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层级长期并存，并且这些层级之间能够通过人口流动、产业迁移与基础设施网络形成接力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市场梯度承担不同的功能。高复杂度的市场承担了验证功能，中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放大功能，低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普及与长期运行功能。市场梯度的本质是，在一定时间段内为增长提供可腾挪空间。增长不再被迫在同一时间尺度内完成，风险也不再集中于单一节点爆发。
这一结构对原创动力的影响，远比通常讨论的“研发投入”或“人才数量”更为根本。围绕“原创不足”的一些争论，往往混淆了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一个是原创的第一性问题，即谁第一个发明或发现；原创的第二性问题是，谁能让此类发明或发现在现实场景中长期存活。前者决定知识史的起源，后者决定文明史的归属。
在同质化、成熟且高度金融化的市场中，原创往往被迫承担“一次性证明价值”的压力。新思想、新技术要在最严苛的环境中迅速成功，否则就会被资本、组织与制度同时放弃。但这种结构并不会最大化原创产出，反而会系统性压缩技术周期，使创新活动向少数高风险性的前沿集中冲刺，而大量需要时间沉淀的原创则可能在尚未成熟之前便被淘汰。所谓“原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生存条件问题。
市场梯度改变的正是原创的生存逻辑。它并不要求原创一开始就达到“终极形态”，而是允许原创在不同的复杂度层级中逐步演化。比如在高梯度区域承受应力测试，在中梯度区域完成工程成熟，在更广阔的基础市场中获得长期运行与真实价值反馈。因此原创不再是一场单点豪赌，而是成为一条可以被修正、被延续的时间曲线。梯度市场解决的不是“有没有原创”，而是“原创能不能落地生存”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看，这一机制并非抽象推演。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具备类似的内部梯度结构：东北部率先完成工业化与金融化，中西部承接制造扩散，西部作为人口吸纳与基础设施扩展的增量空间。正是这种结构，使技术能够在美国国内完成从概念到工程、再到普及的完整路径，从而使美国在1895年前后超越了英国。然而，当美国将制造体系外移、区域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主导一切之后，这种梯度结构迅速坍缩，美国市场重新变得高度同质，原创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高风险、短周期的前沿领域。
日本的经验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战后至泡沫破裂前，日本通过高度集中的产业政策与企业体系，在有限国土内强行压缩时间，完成工业升级。日本并不缺乏技术能力，缺乏的是一个能让原创在不成熟状态下继续生存的合理空间。由于缺乏足够的内部梯度来承接产业与需求的再配置，一旦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只能进入长期停滞。
而欧洲无论是在单一国家还是整体层面，其市场要么规模有限、要么制度碎片化，即便在统一框架下，也难以形成真正连续承接的产业梯度。由此，高端原创难以放大，原创更多停留在概念与实验阶段，而非长期在工程实践中实现运行，产业升级高度依赖外部市场。
这些对照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市场梯度并不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就能简单复制的制度工具，而是一种由人口规模、空间纵深、产业完整度与制度统一性长期叠加形成的综合效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梯度要么无法形成，要么只能停留在割裂状态。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真正的梯度市场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足够大的人口规模，使需求自然分层；足够广阔的国土纵深，使产业与城市能够在空间上迁移与接续；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技术不依赖外部即可完成从研发到放大的闭环体系。以及高度统一的制度、货币与基础设施网络，使这些差异被整合进同一个可调度系统。正是这些条件的叠加，使时间可以被“存入空间”，原创得以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存在。
原创动力呈现出的新形态
在这样的结构中，原创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形态。它不一定以“世界第一”的标签出现，却通过长期运行和随机调整不断累积优势；它不追求一次性颠覆，而更擅长通过连续演化完成系统替代。这并不是对原创性的削弱，而是一种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原创观。在这里，原创不属于瞬间的灵感，而是能够为不成熟思想提供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结构。
资本市场之所以频繁误判这种经济体，并非因为其分析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它的估值语言天然偏好单峰、同步与快速兑现的增长路径。梯度市场呈现出的却是多段接力、节奏错位与风险分散。这些特征在短期报表中显得“不够纯粹”，但在长期竞争与外部冲击中却展现出了罕见的韧性。原创的第二性价值，往往无法被即时定价，却决定最终胜负。
从一般意义上看，市场梯度并不是效率的对立面，而是复杂社会避免走向“高风险创新+高泡沫依赖”的关键空间机制。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能否在不持续透支未来的情况下，完成技术升级、产业迁移与原创积累。缺乏梯度的社会，只能依赖少数窗口期完成跃升；而拥有梯度的社会，则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一场被拉长的演进过程。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的真正独特性，并不体现在某个行业、某项技术或某次突破上，而体现在一种当代世界极为罕见的结构条件之中：一个仍然允许原创在时间中慢慢生长、不必一次性证明自己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短期优势，而是一种深层、长期且难以复制的文明现象。
（编辑 季节）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天津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传递出全球治理新思维与新理念。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四大倡议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导航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是扭转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文明赤字和治理赤字的“规则学”，凸显了大国情怀和国家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从整个世界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办事情，坚持正义，秉持公道，先义后理，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形成了多要素驱动与加速度向公正化、公平化、平衡化发展的局面。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指出：“在当今这个‘零国集团’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和能够制定全球规则”，“但中国是唯一拥有足够规模和政治凝聚力，能够在美国变得不可靠的情况下为对冲战略提供支撑的行为体”。
日本按下军国主义复辟“快捷键”
2025年恰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二战凯歌高奏，国际秩序定鼎，中苏美英四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文件，塑造了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联合国宪章》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总章程或者全球治理的总规矩。它对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国际政治待遇、军力的性质规模、占领地归属赔款等强制性立规矩做安排，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规定得明明白白。因此，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对日本军国主义构成了严格的约束，守护了80年的总体和平。
然而，80年后或更早，日本再次出现类似二战前夜军部势力跋扈，把国家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局面。日本自毁和平主义国家品格，战后恪守的“专守防卫”的日本不复存在，“穷兵黩武”的日本蠢蠢欲动。
日本曾在1967年和2022年分别为吉田茂和安倍晋三这两位前首相举行了国葬。两场国葬折射出战后日本的两条发展路线之变线或转轨。吉田茂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对美结盟的外交依附策略以及轻武装、小军备的军事策略的路线。“吉田茂路线”引领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2012年12月至2020年，安倍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政权在安全、外交、防卫、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全面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构建起作为政治大国标配的“四梁八柱”，推动日本国家航向全面右转。2025年10月21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政治媾和，联合执政，更是按下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快进键”。如果将这五届政权的强军黩武路线放在始于2012年的日本国家航向“右满舵”背景下作定性分析看：安倍政权起了突破宪法束缚、另起炉灶的“踹门”作用；菅义伟、岸田、石破茂这三届政府是以安倍路线为圭臬，对深化强军黩武路线起了“夯实”的作用；高市政权全面加快复活军国主义，起到了“冲刺”作用。自民党已经计划从2027年1月起，要新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将现有的所得税上调1%，可见日本扩军步伐之大。
10年前的2015年9月，我曾经针对安倍政权强行出笼《新安保法案》发文评论，“‘永不再战’的日本或不复存在”。从这十年五届日本政府强军黩武的步伐看，应该说“永不再战”的日本不是“或”不存在，而是“已”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不是“会”而是“必”；长着政府动物和军事怪物的双头“灰犀牛”正朝中国快速奔来。在日本政界，由于公民党对于决策的“温和制衡”机制不再存在，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得以“大干快上”。
回头看1990年，日本以海湾战争爆发为契机，实现了把军旗打向海外的目标。初尝甜头的自卫队为了拓展海外行动空间而不断地生事、肇事、搞事、挑事，所谓的周边有事、半岛有事、海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等不一而足。正所谓愈加之“事”何患无辞。俄乌军事冲突更是被日本视之为找事、搞事的良机，拼命鼓吹“今日之乌克兰或是明天之东亚”，日本应视之为“自己的事”。不得不说，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自民党政权，生乱“生事”或者“搞事”的诡计层出不穷。此类言行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包藏祸心；插手南海，搅局东海，祸乱台海，兴风黄海，四海联动，困龙浅滩的遏华战略可窥一斑。右翼和鹰派“生事”“挑事”之目的就是要借高市还军国主义之魂。
为了配合“搞事”，日本对《联合国宪章》为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辟而创设的“集体自卫权”概念断章取义，为己所用。对《联合国宪章》为德意日轴心国量身打造的“敌国条款”（其中任何一国，若有发动侵略者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可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装聋装哑、置若罔闻，从而致使这条特殊的法律机制成为无牙老虎。更有甚者，日本还以“戴罪”之身竞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从安倍二次执政至今，日本更是破坏军火禁销的规矩，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允许向他国出口及美国授权在日生产的导弹等军火。由此可见，日本从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日本也从未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战败国日本之所以能在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漂白包装、蒙混过关，其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导致全球治理赤字累累。其原因在以下几点：一是联合国权威被强权政治架空，联合国创立的初心使命屡屡遭到蔑视以及践踏。二是国际规则基石被一块块抽走，破窗效应明显，有些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牛栏关猫。三是美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搞零和游戏、阵营划分，包揽国际事务，搞例外主义，退群成瘾，毁约多发，行“双标”“耍流氓”“带节奏”，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甚至不惜以邻为壑，祸水东引，放虎归山。四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持俯视、藐视及斜视立场；将家规帮规强加于他国；推行贸易高关税、技术高围墙、防务高投资及美债高持有。
究其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地履行”，“《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场对日外交斗争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这场外交斗争即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实战检验，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正本清源、对“敌国条款”走深走实恰逢其时。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12月4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SS），全面阐述了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框架。
这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调整。我认为，美国这一战略报告表现了美国战略态势改变的一个基本走向，就是美国的力量在下降，它的全球攻势在削弱。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变
首先，我将此报告比作1946年国共内战的走向，类似当时国民党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全面防守再到重点防守这样的过程。蒋介石几乎一年就要换一个目标，美国大概5年换一个目标。现在它正在重点进攻，下一步是否要转入全面防守。这个态势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表现出来，以前都没有这样明显。
第二，美国霸权和实力下降的趋势和原因。这个报告表明它的霸权地位正逐步下降。首先是财力不足，高额的联邦债务不能长期支撑霸权侵犯，甚至连联邦政府运转都不能支撑，要扩大军费更是困难，由此它在全球战略中就很难全面遏制对手，“美国第一”的目标也更感力不从心。战略退缩，以退为进成为它的主要战略选择，这是报告最关键一点。
第三就是它在和中国以及它的伙伴国家讨价还价。美国《外交事务》的文章说，美国进入了讨价还价的阶段。
首先，这个报告是一个长期的报告还是一个短期的报告？特朗普在位的时间并不能保证这个报告一直得到执行，美国国内有很多因素影响特朗普的长期执政。所以，美国战略态势的改变是长期性的，但这个报告的执行有它的短期性。
其次，这个报告表面上好像要对中国做一些退让，“战略竞争对手”这个词不用了，但是实质上要与中国继续进行战略竞争。
第三，这个报告的一致性和两面性。一致性就是要把美国的力量和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而两面性，就是有很多重要内容在报告里没有写，还有一个更完整的内部版，明显表露出对中国更加强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实际上，美国国内因素并不能让报告得到顺利执行。MAGA和白左之间严重不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可能重新拿到国会（众议院）多数，还有财政金融危机将更加限制美国的能力。这些因素都明显存在，所以，这个报告准确地说，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战略试探。
这个报告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可以归纳为五个特点：
（1）全球域前沿部署的重心向西半球转移。印太战略重心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军事力量配置从海外向国内和边境转移，反毒品、反移民、压制州权。美军从来都是以海外任务为主，而现在要到国内部署军力了。以前以欧洲和中东为主，近年来以印太战略为主，现在要重点放到西半球去了。这一套整体调整就是美国全部前沿部署的明显变化。
（2）经济竞争成为安全战略中心。军事力量一直是安全战略的中心，现在把经济力量的竞争变成安全战略的中心。而且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虽然表面上不再提中国是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经济战略竞争却始终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其中最主要的是巩固其科技创新优势，并补齐供应链短板、产业链短板和战略矿藏短板，这些短板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充分暴露，也是贸易战打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以经济竞争为中心，补齐短板为主要任务，这将是美国与我国激烈对抗的领域。
（3）调整盟国体系，降低欧洲盟友。报告充满了对欧洲的贬低甚至歧视，在价值观上站在对立面。将减少美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提升同俄罗斯的战略磋商，这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已有明显表现；美国在乌克兰战场背离原来的目标，与欧盟、北约志不同道不合。这个变化是二战结束以来、北约和欧盟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变化能有多久、多长、多大，有待继续观察。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急剧上升，特朗普公开支持欧洲民粹派。如果德国和法国的民粹派执政，欧盟政策和北约结构将大幅改变。
（4）对华的对抗基调降低，但是有两个方面要强化。对台湾控制的两个部分，一是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二是遏制中国统一的进程。不能太快，不能用武，这是两个基本点。把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第一冲锋队，也是美国确定无疑的战略安排。2025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在硫磺岛的演说，就说硫磺岛的美日两军是共同作战的英勇军队，完全颠倒了历史是非。不能因为报告中对中国的对抗基调降低，就认为中美没有战略对抗了。
（5）另立全球治理体系。对G7已不当回事，另立C5，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组成核心国家，然后从C5里头又拉出G2，就是中美合治，这是美国全球治理的方向，但它未必能做到，关键是欧盟的态度。特朗普认为G7甚至整个欧洲都不值得一提。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出去，而且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对“一带一路”要进行对冲，要控制全球南方的战略资源，非洲、拉丁美洲、中东，都是中国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
对策与建议
（1）要充分使用我们的传统战略策略，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调整你的，我调整我的。包括游击战的四句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正在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为今后的战略反攻做准备。
（2）中美博弈的主战场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我国在“十五五”规划和“十六五”规划中将同美国在主战场展开博弈，要在大范围内突破，力争2035年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取得主导权。
（3）塑造以西太平洋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后撤就是我们的机会，你退我进。印度洋是我们的缺口，印度洋的能源和贸易航线和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安全力量配置完全不相称。如果美国在印度洋切断我们的通道，我们将陷入被动。
（4）美国要在西半球建立其完全控制的美洲堡垒，我们要在西半球确立战略支点。全面提升拉美和中国的贸易水平。2018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是1000亿美元，到2024年已经是5000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上万亿美元都是可能的。东盟现在是1万亿美元，欧盟是8000亿美元，美国是7000亿美元。中拉贸易额达到1万亿元，美国就不可能完全控制西半球。
（5）欧洲和美国的裂痕加深，北约、欧盟内部出现裂痕，我们要把中欧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现在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到了极限，我们要给欧洲网开一面，让欧洲感觉到中国市场对它有利。同时，中俄战略协同要继续加强。
（6）为统一做准备。渐进的和平统一美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和平统一说法已经出现，只是没有正式的官方文字。我们要做全面准备，既要做武统准备，也要做和统准备。
（7）我们来不及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就是金融摊牌。现在美国没有使用。如果美元体系失灵，或者SWIFT崩溃，美国就要跟我们摊牌。人民币升值过快，造成美国在全球价值系统里的位次变化，人民币如果升值10%，我们的GDP就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这个金融摊牌不是一些小的惩罚，需要把金融领域和安全领域绑在一起，做一个金融战略摊牌的预案。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倡议”，这是面对世界上最重要又都还没解决好的四大领域，提出的中国主张。
四大倡议的价值
“四大倡议”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吁，而且有理念、有目标、有路径，还有中国正在与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进行的实践作为支撑。此前，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响应和参与都是自愿的、积极的。“四大倡议”是在更宏观、更全局、更长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既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四个主要领域，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绕不开的四大难题。通过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既包括发展方向、国际关系、世界秩序，还包括在实践中，通过艰苦努力，最终走出西方统治规则下实质通行的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陷阱和死局。
在国际关系领域，过去似乎有个公认的“事实”，那就是：国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奉行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赢者通吃，弱国“别无选择”。近代欧洲历经几百年互相残杀，才成立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维也纳体系。但西方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遵守这些规则， 到了20世纪更是自相残杀，甚至导致两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形成了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准则的联合国秩序，所以说联合国秩序是打出来的，是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才形成的。
即使有了联合国及相应的规则体系，但很多时候大国、强国、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能无视就无视，能不遵守就不遵守，特别是当《联合国宪章》和相关规则不符合他们自身狭隘利益的时候。当中美关系以正常交流为主时，美国有些人就说过：美国在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中，常常是能用单边就不走多边，能用军事（或者强力）手段就不依靠外交途径。
与之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首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当时很多与会亚非国家对新中国不理解甚至抱敌视态度；而在万隆会议上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时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远非今天可比。但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大会上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纠纷的基本准则，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同意，并将此写进了《万隆会议宣言》。经过70年的建设，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在全球提出了这四大倡议，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今天的世界再也不能按照西方那一套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丛林法则去处理国际关系；全球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再也不能由少数霸权国家随意操弄。
中国人民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今天我们已经站起来、富起来。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歪路，不但我们自己不能走，而且在国际上要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安全、文明的理念，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治理秩序。这应是今天和今后全球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四大倡议的践行
四大倡议从提出到践行，直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倡议的目标、方向、路径去实践，在践行中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充满斗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联合国的体系和秩序，本质上不是谈出来的，而是经过斗争得到的。我们是为了世界的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是为了世界和平。但在践行中一定会充满曲折、矛盾和斗争；风高浪急在所难免，惊涛骇浪也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主席在其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中就深刻阐述过其中的道理。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不是纸面上写了人家就会自动遵守的。尤其是西方大国、强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奉行多年、过去通行且至今仍以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丛林法则。今天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的。世界的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提出这四大倡议，以有效回应全球层面的几大“赤字”。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之所以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因为多边主义的背后不仅有单边主义，还有一种假多边、单多边。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也自认为它是一超独霸，所以搞单边主义，以为历史已“终结”，世界成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单边、多边或双边，类似的还有单极、多极或两极；文化上还有一元或多元。这些带些学究气的概念，其实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区别。
就拿“多元”来说。特朗普现在极力反对被西方“白左”搞得无比荒唐的“多元主义”，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可能导致价值无支撑、精神无依托的局面。而在文明互鉴这个理念之下，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新的参考与理解，更可以在全球善治与文明互鉴中，在为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重构和国际规则重写中，提供一个中国的文明和思想层面的贡献和方案。
再看单边和多边。以前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搞单边、单极、独霸，而欧洲“天然”是多边、多极或多元。“冷战”结束以后，欧洲特别是欧盟在跟我国交往、对话中提出过多边外交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更重视中英、中德、中法等双边关系，而他们欧盟才是搞多边。这恰恰反映出他们所说的“多边”是只能与一个机构（欧盟）交往才是“多边”，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单边。
为什么我国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并不是多国代表从形式上坐在一起开个会就是多边。如果大家一起来开会，而会议的程序、议题、规则却只是由大国或霸权国家或者极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那仍然不是真正的多边。我们现在强调真正的多边就是针对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伪多边”“假多边”。在实践中，多边不等于每一次会议全体都到。比如我们跟欧洲合作中，有一个次区域的合作，叫作“中国—中东欧合作”（又称“16+1合作”）。欧洲当然不止16国，有些欧洲国家就对“16+1”提出质疑。其实我们跟西欧、北欧、南欧合作一直都不少，反而与中东欧，也就是我们以前称的“东欧”，合作少，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但他们除了政治上站队之外，在经济方面仍有与中国合作的需求，比如在经贸、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带动的人文交流等方面，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如果中国不是真正实行多边主义，那就只能与欧盟（自称是代表了“多边”的这个“单边”）去合作了。
多边主义的两个重要理念
多边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念支撑。
第一是平等原则。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中国挣脱百年屈辱站起来之后一直坚持的。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正的平等，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做到的。其实国际规则绝大多数是打出来的，而打出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包括联合国秩序，既有霸权国家经常不遵守或者绕开，但它也有一个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真正的平等”有难度就放弃对它的追求。世界走到今天的确面对新的十字路口，是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还是蜕化到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选择就在各国人民。实现平等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斗争，一点一点去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争取来的。我们在四大倡议中提出，要提高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既是主张或倡议，也是实际争取国家之间实现真正平等的斗争步骤、斗争过程。
第二是互利原则。有些欧洲国家尽管加入了欧盟或北约，但是如果他们坐在会场上，却不能参与政治决策、参与设置议程、参与制定规则，那就不是真正的多边。互利是通过多边的合作，大家都能获益、获利，各自的诉求和关切都能得到不同程度地实现，或起码得到尊重与考虑，最终实现我们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讲话中说，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怎么办，一个地区的事情地区内的各国商量着办，而世界上的事就要由世界各国来商量着办。
第一是共商。首先是这件事要不要做、怎么做；其次是怎么做、如何做，即议题、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定要大家共同商量；最后是结果，怎样做到互利互惠，而不是原来那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方式和零和游戏结果。
第二是共建。共商后相关方一起去做，是参与式、合作式。现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与所在国和地区共同建设，而不是像有些人刻意攻击我们的那样，将我们在非洲的实践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在当地是建学校还是建医院，是建桥梁还是建公路，是农业发展还是卫生事业，都是共商共建的。西方那种援助方式虽然雇了当地的人，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就业，但是从议题设置到程序，从规则到话语，当地人都不能参与，背后还是摆脱不了旧式的殖民主义方式。
第三是共享。我们一直讲在经贸活动中要互利共赢，过去在对美经贸关系中，我们把饮料市场开放给可口可乐、胶卷市场开放给柯达、运动鞋让耐克进来等等，都经过仔细地研究、调查、统计，还要对普通消费者访谈，看看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如果是有利的，我们就开放相关的行业与市场。今天我们强大多了、自信多了，开放的自主性也强多了，同时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开放、合作。我们在开放合作中的成果，建设的成果，共商共建的成果，都要互利共赢，成果共享。这个共享不可能每次都一定是半斤八两，对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我们还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如果算上服务和技术类，我们并没有占大头，更没有走他们那种掠夺发展的殖民道路。所以，在共享过程中，也有一个在实践中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不断完善新的国际秩序
回顾历史，我们在建国初期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国际交往的大门，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国一贯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四大倡议就更加明确，尽管我们在践行中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并不是平坦大道。
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这背后有一整套新的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理念和体现这些理念的做法。而有些国家对此不理会、不相信，不讲平等和互利，更做不到真正的多边，他们还是信奉丛林规则那一套。“特朗普2.0”似乎更多看重的是经济上直接能够用钱去衡量的利益，尤其是2025年12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突出强调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它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不能输，利益不能少，美国要优先。在这种战略思路下，我们现在去向他们讲共商共建共享，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实践路径方面，仍然应该重点和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周边和其他地区的中等发达经济体加强合作，先做起来，一起努力走出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我们强调联合国秩序是最重要的世界秩序框架，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对战后秩序的维护和完善，另一方面，经过80年的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在新形势下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完善，使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也更加民主化，并且，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一切愿意和平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起，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编辑 季节）
“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