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续）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2024年底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09万个，万吨及以上泊位2659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1.6万公里。由此，我国已经形成沿海运输通道、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等水运主要通道。我国是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已与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和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已成为世界班轮指数最大的国家。2020年，全球前十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为上海港、新加坡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釜山港、天津港、杰贝阿里港、巴生港，中国有6个。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运输强国。
我国输油（气）管道里程从2012年的9.85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16.00万公里，天然气生产量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提高到2464亿立方米。
我国成功构建了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交通强国。我国旨在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各类要素的流动，极大地推动和有力支撑了中国式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公里。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大发展，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加速了国内经济与市场一体化，与此同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国货柜码头吞吐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8.2%上升至2022年的32.0%，相当于世界第二位美国占世界比重（7.4%）的4.3倍，已接近OECD国家总和占世界比重的32.5%，这就大大加速中国与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创造了世界最大现代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电力公司——国家电网。2005年我国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40年。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到目前国家电网已经建设了29项特高压工程，包括15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和14个特高压直流工程，总线路长度已达了4.6万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大一统”超大规模电网。2024年，国家电网经营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9.85万亿千瓦时、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33.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火电，达到14.5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经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31万公里；在运行及在建31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特高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均居世界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1.8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1.2%；已建成10条联通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跨国输电线路，累计实现电量交易超过310亿千瓦时。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信息，中国发电量于2007年超过了欧盟，2011年又超过了美国，2021年，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21.9%上升至2023年31.6%，相当于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15.0%）的2.1倍； 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 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定量评价了2000—2024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科技追赶型行列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政治优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实践就是：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已经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
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和增速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88%提高至2024年的2.68%（其中北京市连续6年在6.0%以上），已高于OECD国家排在第12位冰岛的2.60%（2020年数据），但仍低于美国的3.59%；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名义年均增速为16.7%，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3.2%，是世界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GDP增长弹性系数高达1.630。《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实际上中国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24426亿元增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年均增速为10.3%，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的7.0%的增长弹性系数为1.471。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强度将从2024年的2.68%提高至3.0%左右；到2035年力争达到3.3%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构成看，2023年，企业等市场主体研发资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8.3%，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仅为 17.1%。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20年的28252亿元上升至2024年6147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9.6%。这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型特征，即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通过市场交易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投资基础研究。预计基础研究投资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将从2024年的6.91%提高至2030年达到10%左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的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比重达26.9%，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3.7%）的1.96倍，相当于OECD总数占世界比重（48.2%）的55.9%。 2013—2023年，我国各学科被引国际论文数据量达5.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30.8%，仅次于美国的7.7万篇，居世界第2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9月20日发布）显示，中国热点论文数量达2071篇，占全球总量48.4%，连续保持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首次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7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建成若干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23年我国创新投入居世界第25位，创新产出居世界第8位，2023年，我国在全球前5强科技集群中占据3个席位，百强集群数量达24个，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指数已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38个OECD国家）的前列。中国创新产出位次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显示了在中国任何一项创新，如公共科技知识、科技专利等都会产生巨国（高于OECD国家总人口）规模效益，并形成了由北方（OECD）国家、中国、南方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构成的“世界三元科技创新格局”。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创新在我国全局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创新体系更加完备，长期稳定支持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这有助于我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我国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项目为7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项。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技团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重大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建立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别是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我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09.5万人，仅2020—2024年累计毕业生达到373.4万人，均居世界首位。充分发挥研究型、应用型等各类高校所长，加强培养规模宏大、创新力与竞争力强的研究型（学术型）、应用型（专业学位）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将适时制定到2035年第二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为建成世界人才强国提供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们要在主要战略新兴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在重大领域实施强国战略，将我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
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商标注册量、专利拥有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25%左右。其中，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6.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1.97%提高至13.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预计到203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5%以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衡量专利水平已开始采用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此指标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上升到2024年的14件，提前达到2025年12件的预期目标，高价值专利总数从2020年的88.9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197.8万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突破400万件。我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国，2024年，中国PCT申请量为70160件，占世界总数（27.39万件）比重的25.6%，相当于美国（54087件）的1.30倍、相当于日本（48397件）的1.45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提供的信息，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47.2%，商标申请量占世界的47.2%，工业设计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54.2%。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不断提供原创性的中国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也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贡献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速构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5G网络，5G网络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425.1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数比重达33.6%，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10.14亿户，达到全球平均水平2.3倍。2024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7288万公里；宽带用户普及率明显提高，千兆用户占比已超三成。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4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6.56亿户，同比增长13.9%，本年净增3.24亿户；占移动终端连接数比重达到59.7%。5G应用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千兆光网应用案例近4万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重点行业加快融合步伐，“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上升至2023年的9.9%，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5.5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6.7%，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4年的32.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7.21万亿元上升到2024年的46.4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5%。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数字经济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数字企业、数字社会、数字学校、数字政府、数字家庭、数字消费者获得长足健康发展，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之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技术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是我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2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82万亿元增长至3.68万亿元，增长30.5%，年均增速为13.2%，高于同期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2%）；技术市场交易额相当于GDP比重由2.8%提高至5.1%，后者已高于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68%），由于技术市场产出增速超过了研发投入增速，我国形成了研发投入与技术市场产出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产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技术市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
科技创新将对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挥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为此需要：一是重提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以其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现代化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作用，以科技现代化引领经济现代化。二是明确提出10年（2026—2035年）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科技现代化，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着手制定第二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到2030年和2035年总体目标、具体指标和总体部署、重大创新工程和重点项目，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科技成为国家第一实力，推动中国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一方阵。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城市
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城镇总人口从2012年的7.22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亿人，增加了2.21亿人，相当于同期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数8.54亿人的25.9%，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发动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提高至2024年的67.0%，高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8%）9个百分点，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2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5%以上的预期目标。我国加快推进“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65%，承载了约三分之二的总人口，产出了90%以上的GDP总量和国内外贸易总量，并通过现代化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全面辐射，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住房总套数约为3.9亿套，按全国城镇9.44亿人口计算，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6400万套。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成建制镇、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86.0%。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5.5%。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上述服务设施均达到全覆盖，这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开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2024年期间，全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了41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
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规模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幅度增强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自身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实施全面开放进口促进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尽早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也是世界贸易强国的重大标志，与此同时积极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福利和市场主体生产福利。我国能够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中国市场”，实现货物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差额与GDP之比小于1.0%），有助于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2024年高达3.2万亿美元）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进口总额，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大幅度提高对外服务出口能力，实现服务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大幅度增强对外投资实力和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投资”，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基本平衡；加快贸易投资服务自由化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效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大力支持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达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我国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建设开放型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构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共同体；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稳定器以及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国作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面对“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研究者，我试图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视角，学习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建议，聚焦“供需良性互动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结合”两大关键方向，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实践路径进行学习领会与解读。
新需求引领与新供给创造形成良性循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
全会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从中国学者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创新成果来看，可以明确：“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表述，是对经济循环规律的高度凝练，精准把握了供需双方的动态互动关系。需求是人类社会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需求侧的持续升级会不断衍生新的诉求，而这些诉求需要得到供给侧，即生产经营主体的有效响应。有人类存在，就有其需求，由个体需求汇合为社会需求：从生存到温饱、小康、富裕，从发展、享受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都是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必将促使供给侧给出其响应。
供给的核心功能是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只有形成“有效供给”，才能真正匹配需求、激活循环、促成繁荣。应当强调，实际生活中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的关键，始终在供给侧。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开展的对需求的响应，将形成有效供给的创新活动，成为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内生的核心力量。这种跃迁是区分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并成为新质生产力在每一轮“上台阶”式的跃迁中得到培育和发展的典型表征。
以历史维度为鉴，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让人类脱离了漫长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第一次有效供给的“上台阶”；约300年前的工业革命，相较于农业时代生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再度推动社会出现新一轮跨越式“上台阶”的跃迁；当下的信息革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再上一个大台阶，其中可以细分：比如，互联网时代从有线互联发展升级为无线互联、移动互联，同样是新质生产力跃迁式发展的具体体现。
供给侧得到需求引领而反过来又以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智能手机创新。这种产品绝非需求侧任何主体所预先设想的，而是由供给侧的天才创新形成有效供给，激发和创造了全球不断涌现的海量需求，甚至重塑经济社会生活模式，完美诠释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由此可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更高水平地把握这种供需互动规律，促成更为生机勃勃的良性循环。
党中央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进现代化的主线，当下在“十五五”即将开局时，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是要从制度供给入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牵引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让供需互动形成长期的正向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注入加速度和充沛的能量。
有效市场破除卡点需统一制度规则，有为政府要防“内卷”、优化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原则，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
从制度创新角度领会中央的指导精神，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重要文件中所表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系统集成思维框架，我们要深刻领会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要义，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卡点堵点”，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确结合，使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关键重在“统一制度和规则”，而并非“统一微观行动齐步走”。
在实际运行中，有不少人误认为统一大市场是“齐步走”或“集中发号施令”，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表现。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政府行为、监管执法、要素资源市场五个方面的统一要求。统一大市场的真谛，是在制度创新和优化的牵引下，形成规则一体化的统一，是要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层面形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的统一，让生产要素可以最大限度顺畅流动，以此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这涉及的正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监管调控的统一尺度。
当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有多方面其他维度的统一，但无论是度量衡统一，还是技术标准统一等直观技术性统一，并非称得上是现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求。中国历史上早在秦始皇时便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技术性统一，工业革命以来更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而当下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最关键的创新之处，是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所有市场主体在公平的制度规则下展开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依据这样的认识框架，统一大市场建设，应重点破除不正当的地方保护、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化解要素流动中的堵点卡点和种种不合理的阻碍因素，优化资源配置。
比如我国“东数西算”工程，正是利用西南西北电力成本、运维成本较低等优势，引导数据中心在贵州、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布局；原则是承认区域差异、引导和推动要素合理流动，以最终实现统一大市场内综合绩效升级为标准。又如，要破除局部利益壁垒，各地区可以从外部引入优质市场主体来引领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提升统一大市场的综合绩效。
招商引资应聚焦引入优质主体，带动本地形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通过兼并重组和供应链优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促进中小微企业与优质主体共荣共赢。对于“内卷式”竞争，需通过破除软预算约束、不正当保护等，加以理性引导、综合治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与平衡，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避免“市场紊乱”与“政府乱作为”，正确推进机制创新。这方面的改革颇具挑战性。比如，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人们曾强调“政府与市场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这是认知的进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创新机制的出现，两者关系正在从“划清边界”的认知升级为“法治化契约下的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优势互补，可实现“1+1+1>3”的绩效提升，打开新局面。2014年后，在中央层面指导之下，我国把PPP作为一大创新重点的开拓探索。十年之后，亟应积极总结经验，优化其由新一轮文件指导定义的“新机制”，开创其生机勃勃的新发展阶段。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结合与平衡中的处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操作方案，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答案，需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案例做定制化分析和设计，将改革要领与政策优化落到实处，使市场发展既有效又有序，政府监管既有为又不乱为，既防范‘内卷’又激发活力，才能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
有为政府面对的试错与权衡：政策如何支持创新、稳定与数字化前沿突破
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处于政策密集赋能、技术快速突破、产业加速转型三重叠加阶段。面对“十五五”，如何尽力避免供给侧创新的行为陷入“错配需求”？经验表明，“试错是必然路径”。
科技成果需经历“基础理论—科技过渡—应用技术—产业开发”的全链条试错，仅应用技术成果的中试环节，就可能成功或失败。即便进入市场，仍需继续接受商业化后市场评价的考验。
有些技术看似先进，却无法与应用的场景衔接，长期下来只能放弃；还有些技术成果虽通过中试，到市场上却因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与国际上多个经济体总结的经验类似，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领域不同阶段的试错与失败均不可避免。而在选择性赛道上，适应性的政府政策与合理的资金支持，都是使创业创新衔接商业化可持续走向成功的重大关键要素。
不同市场主体的试错逻辑也各有侧重。小微企业是试错的重要载体：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中又有90%以上是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平均寿命仅3—5年，虽不断有新生伴随淘汰，但在动态中支撑着就业基本面与社会稳定，从中发展出一部分引领创新的中、大型市场主体。在信息革命时代，数字化前沿创新中，做好、做大的少数“修成正果”的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则是凭借赛道上可能获得的特定资金实力，冲过痛苦的“烧钱”阶段，让技术成果商业化过程得以展开和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两大重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必然要求我们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因此，政府政策支持的“有为”，亟须在企业信心与居民预期修复仍需发力的当下，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后劲”的关系，特别是在微观主体“试错”过程中，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应该在支持基础研究与引导市场转化之间，在关注全局与突出重点之间，在维系当下和衔接长远之间，把握好权衡关系以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以宏观政策而言，需在现阶段“更加积极”扩大内需的总量扩张，在注重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中，从“数量主导”转向“绩效主导”，核心要领是让资金投向既解当下之急，又为未来蓄力，以高度的政策理性作出合理统筹兼顾、区别对待。
具体而言，对一些关系国家全局的基础研究和与其对接的战略项目，如当年的“两弹一星”、前些年世界屋脊高寒区域的青藏铁路等，在直接效益角度难以量化衡量和无法清楚地期待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运作和回报，应纳入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新型举国体制框架给予支持。
对于常被诟病“撒胡椒面”的政府支持政策，其中也包含某种“必然选择”。面对市场，政府难以准确预判哪些企业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乃至成长壮大为“小巨人”和“头部”，只能适当地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覆盖更多主体，以求实现以公共资源维护基本盘和撬动市场活力的正向循环。如疫情发生后，在特别国债资金中，2000亿元直达基层以财政贴息方式支持众多小微企业的纾困、生存与发展。
至于成功率甚低（即失败率和风险度甚高）的数字化前沿创新项目，政府虽可积极探索以“孵化器”和产业引导资金予以扶助和加力，但关键性的资金支持力量，仍将主要来自非政府主体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最为前沿的是“敢赌服输”的“天使投资”。
政府在期待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方面的“有为”，主要不是直接上阵方式，而是打造高水平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吸引国际国内直接融资主体来“有效”地承担风险、开拓进取而获取成功。
（编辑 季节）
建成强大的国内需求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这对于有效发挥中国特有的大国规模效应，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在迈向高收入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进程中，国内超大消费规模及消费结构升级驱动经济增长将是该阶段发展的显著特征，并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拥有14.1亿消费者、近5亿家庭户， 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优势。为此，我国要始终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基本国策，增强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是一个基本趋势，该比重从2020年的55.4%上升至2024年的56.6%，2030年将达到58.0%（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达41%），2035年进一步上升至58.8%，其中，2035年政府消费占比和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达到17.9%和40.9%。
打造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占世界的比重为14.1%，仅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9.4%）的72.7%，且明显低于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17.7%），即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水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9.7%。这表明，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到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将至少比2024年增长53%，占世界比重至少达到20%以上。
因此，实施扩大国内需求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14亿多消费者潜在的巨大且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为此，全面促进居民、家庭、社会以及政府消费，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加快构建世界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群体。扩大国内需求核心目标是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预计到2030年，全国家庭总户数达到6.5亿户以上，中国仍具有巨大的人口与家庭总数规模优势，人均消费将持续增长，略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全面开放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提高货物与服务进口能力，为世界创造最大货物和服务进口市场优势，在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政策推动下，预计到203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从2024年53.86万亿元上升至73万亿元左右，相当于从2024年的14.72万亿国际元（按2021年价格计算）上升至2030年的18.09万亿国际元；到203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提高至45%，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上升至77.6万亿元以上，相当于22.2万亿国际元以上。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国家之一。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3.141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年均增速达9.9%，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3%）。同期，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世界总数比重2024年为17.7%，但仍低于美国占世界比重20.9%。 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6.59万亿国际元。到2030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将提高至17.8%，到2035年将提高至20%以上。作为最大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政府将直接为14亿多人提供更可及、更公平、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并带动加大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一般公共预算是国内服务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与居民私人消费形成了互补、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之一。
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这是我国扩大内需最重要的长期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26%），更高于OECD的23%和美国的22%。我国也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2024年达到40.6%，比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27%）高出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至39.2%。我国还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最大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能力投资于生产性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城市和乡村设施，成为我国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资本资源基础，这是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有助于我国加速城乡建设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资本积累，更好构建世界上最先进的覆盖全国的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进而构建世界最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市场。
建成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形成结构优化、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升级、不断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通过吸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劳动力等，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就业主渠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会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从2024年56.7%提高至2030年的58.5%，相当于2023年韩国比重（58.4%），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至60%左右，相当于2023年爱尔兰比重（60.9%）。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对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之基础，同时又是我国现代化最大的短板。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更少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从发展趋势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年均增速在4.0%左右，基本满足14亿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持续渐进式下降，从2024年的6.8%到2035年下降至5%以下。到2035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将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一是确保粮食安全，粮食总产量保持在7亿吨左右（2024年为7.0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为504公斤），同时为14亿多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高质量的农副产品。二是农业劳动力总数持续下降，预计从2024年1.6亿人到2035年农业就业人数将降至1亿人左右，其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2024年的22.2%到2035年将下降至15%左右；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年均增速可达到4.5%左右，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四是我国农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更加巩固，占世界比重保持在3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人均农产品消费支出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五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将从2020年的60%提高至2025年的64%，力争到2035年将达到70%左右。六是农业机械化取得更大进展。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到2035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将实现全过程机械化，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格局基本形成。未来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将达到更高水平，即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从而确保高质量满足供养14亿多消费者的高品质、高质量、多样化农产品需求。
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将大幅提升，2024年达到56.7%，2035年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2024年达到35866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8.8%，但是仍低于世界平均比重（2020年为50%），也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0年为72.6%），预计到2035年，中国这一比重将超过55%。该产业不仅吸收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主要是研究生、普通职业本专科、中等职业毕业生，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超过15年），还能够吸纳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2024年全国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国劳动生产率的116%，服务业平均劳动报酬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未来时期，我国服务业将更加凸显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数字密集等重要特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领域。
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时代”。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这不意味着要“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为此，一方面需要稳住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并联式工业化革命”。预计到2035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程度将更高，体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延伸，特别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直接为二、三产业融合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将更广泛、更深入、更专业化。其中，第二产业为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水平装备，而第三产业将对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支撑、市场服务支撑和生产服务支撑，助力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世界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按现价美元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6.8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6.6%。我国工业占GDP比重从2006年高峰的41.4%降至2024年30.1%，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比重的26.0%，更高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的21.2%。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工业占GDP比重将持续缓慢下降，预计2030年降至1/4强，2035年将降至1/5左右。中国将加强对外工业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逐渐在海外形成若干“中国制造”基地。
基本建成世界制造业强国。未来10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了一批制造业集群，创造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公认品牌。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从制造业最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也是我国建成世界经济强国最重要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加速“走出去”，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合作，并带动当地工业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或区域布局，海外制造，海外销售，海外出口，将“中国品牌”转变为“世界品牌”。
未来时期，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将大幅提升。此外，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正在成为未来时期我国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三新”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竞争格局，提升了国内产业生态的总体质量。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创新实践，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三新经济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三新经济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16.7%，提高至2023年17.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三新”经济比重的3.9%、第二产业占41.8%、第三产业占54.3%。预计到2035年“三新”经济比重将达到20%以上。
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我们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24年的67.0%上升至2035年的78%～80%，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为82%），这也标志着我国将基本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到2035年4/5的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OECD国家水平，不足1/5的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能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底线水平。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加速重塑我国经济地理，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大格局，城市品质将明显提升，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新水平，公共服务范围将基本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公共安全将覆盖包括国内外游客在内的实际人口。我国海岸线总长度超过3.26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2024年海洋经济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5438亿元，占GDP比重为7.8%。到2035年，我国的沿海、沿江港口体系将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与其他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更高，海陆统筹水平更高，海洋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将基本实现海洋强国目标。
构建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我国市场主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9万户，增加到2024年底1.89亿户，我国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充分发挥也为我国经济的微观活力注入动能。此外，数量巨大的市场主体也必然催生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以世界一流企业为标准，不断自我提升。该标准包括：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成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效率领先、效益领先、品质领先；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我国一批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进入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的中央企业打造了高铁、核电、特高压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名片，培育了一批具有行业话语权和美誉度的企业品牌。预计到2035年，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企业数量会继续增加。历史和现实已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企业兴，国家兴；企业强，国家强。
到2035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等将更加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标志。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水平已达到OECD国家水平，许多主要指标总规模超过OECD国家总和，成为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点领域与“先行官”。
建成全球先进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24年，我国移动电话总数已达到17.9亿户，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2024年达到11.08亿户，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1.5%提升到2024年的78.7%。我国宽带互联网普及率于2008年超过世界普及率（6.1%），2021年超过美国普及率（37.0%），2023年普及率达到44.7%，中国宽带用户数占世界总比重从2012年的27.0%上升至2023年的42.5%；2024年底，我国固定宽带5.73亿户，家庭宽带普及率已达到115.9部/百户。其中，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提前超过了《中国制造2025》原定的2025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82%的预期目标。我国正从世界网络大国向世界网络强国阔步迈进，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到100%，IPv6（第6版互联网协议）规模部署成效显著，拥有地址数量居世界第二。固定网络逐步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跃升，移动网络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世界引领”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5G宽带网络，2024年底全国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0.1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的56.7%。
我国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5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3万亿元）的32.1%。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4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1.8%，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2.76万亿元，占GDP比重的9.9%。这标志着中国在当代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快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实现由世界交通大国向世界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76万公里增加至2024年的16.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356公里增加至 2024年的4.8万公里，铁路覆盖了全国81%的县，高铁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全国公路里程从2012年的424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54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62万公里提高至19.07万公里，相当于美国2025年10.6万公里的1.8倍，连接了全国95%的人口，覆盖了约99%的城镇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其中，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5%，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王国。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从2012年的1.09亿辆上升至2024年的3.53亿辆，年均增速高达10.3%，无论是总规模还是年均增速均创下世界纪录，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2024年达3.10亿辆，已超过美国2024年的2.9亿辆；2024年乘用车的家用普及率达51.2%，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为57.3%，农村居民家庭为41.7%。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王国，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8.90%。
（编辑 季节）
2025年1—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2%，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顺差扩大至2750.6亿元，中国服务贸易从规模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影响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将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中不断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在此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衡量着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对中国而言，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充与延伸，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时代方位：深刻认识服务贸易在新征程中的战略价值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置于国家现代化全局和全球坐标中进行审视。其战略价值凸显在三个层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贸易恰恰是连接内外循环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一方面，通过扩大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品牌管理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赋能国内农业、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文化创意、数字服务等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可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全球市场中获取更高附加值，从而畅通国际循环。内外循环在服务领域的交互增强，将形成良性互促的强大动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高级形态，其高质量发展对整体经济意义重大。首先，它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本质是技术、知识、人才和数据的竞争，将倒逼国内服务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其次，它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节能环保服务、环境咨询服务等绿色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最后，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服务贸易领域多为高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其扩张将带动就业结构优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
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抓手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正面临深刻重构，特别是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环境产品等领域，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主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必然要求。通过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进口博览会、服贸会等平台，中国既展示了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中国市场”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数字贸易等新兴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也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现实基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速推进，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新征程上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规模持续扩大，地位稳步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服务进出口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国家名片更加多元。二是结构逐步优化，新动能加速孕育。传统旅行、运输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占比下降，而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增长新引擎。三是开放格局深化，制度环境优化。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服务开放压力测试稳步推进，服务业准入大幅放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为服务贸易创造了更优越的区域合作环境。四是平台效应凸显，创新活力迸发。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与进博会、广交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示范区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服务贸易发展成就虽然显著，但挑战犹存。一是逆差结构与竞争力短板。长期存在的服务贸易逆差虽有所收窄，但依然突出，尤其在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领域。这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特别是在高端生产性服务和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加强。二是制度型开放压力。在数据跨境流动、职业资格互认、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边境后”规则领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仍面临压力，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有待提升。三是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挑战。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基于传统模式的监管体系构成挑战。如何平衡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数字主权与开放合作、创新激励与有效监管，是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必须解决的难题。四是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贸环境日趋复杂，给服务贸易，特别是人员流动和跨境交付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路径选择：现代化新征程上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举措
面向未来，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聚焦关键领域，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
强化创新驱动，锻造核心竞争力
竞争力是根本。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历史机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支持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跨境贸易与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咨询评估、国际结算、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走出去”。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出海，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联动的“系统出海”模式。培育特色服务品牌。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文化创意、中医药、中文教育、休闲娱乐、餐饮等特色生活性服务贸易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推动制度型开放，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开放是必由之路。要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率先进行压力测试，持续缩减清单条目，破除隐性壁垒，推动“既准入又准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和安全评估认证制度，积极参与数据流通、数字隐私、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深化“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推动与共建国家在跨境电商、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技术标准、资格互认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促进内外联动，释放产业协同效应
协同是关键支撑。要打破服务与货物、内贸与外贸的界限，实现融合发展。推动“服务+制造”深度融合。鼓励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服务能力，成立独立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等服务公司，实现服务化转型和服务外包。通过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反向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能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在数据跨境、外汇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形成“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的高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统计方法，特别是对数字贸易、在岸外包、商业存在等模式的统计，为政策制定和形势研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夯实人才基础，筑牢发展根基
人才是第一资源。服务贸易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培养实战型技能人才。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为国际顶尖的数字经济专家、金融分析师、创意设计师等来华工作提供签证、居留、子女教育等便利，打造全球高端服务人才的“引力场”。健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打破学历、资历等传统限制，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站在现代化新征程的起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壮阔，任重道远。它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质量革命”和“结构进化”。我们必须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创新的魄力，向“新”求进，以“质”图强，不断破除发展藩篱，激活增长动能。唯有如此，才能让服务贸易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战略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磅礴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球服务经济的星空中，点亮更加璀璨的“中国之光”。
（编辑 季节）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全球竞争格局与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我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历史性机遇，面对结构性困境，适时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通过坚持多边主义、推进标准共建、深化南南合作、强化数据生态安全与推动伦理共识，为构建开放、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人工智能+”正当其时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议题。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已超越纯粹的技术范畴，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跨域性、渗透性与战略性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超越单一国家主权边界，成为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性治理议题。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背景下，通过规则、机制与制度安排应对跨国挑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旨在为其研发、应用与扩散建立具有广泛包容性与有效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理想的愿景正遭遇严峻的现实。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安全化”与“阵营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意见》明确提出，重点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国处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方阵，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更为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引领未来主导权的全球竞争和迈向人工智能强国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唯有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斗争，争取广泛国际合作，才能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多重博弈与结构挑战：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传统治理机制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治理赤字”亟待弥补。此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受到“规则—技术—联盟”的复杂性挑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因素。
第一，法律与行政的系统性封堵。2024年2月，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命令，以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受关注国家为由，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六国发起数据跨境审查，将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高度“安全化”，借助政治话语将其上升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超越常规法律限制的非常措施。同日，美国司法部牵头发布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NPRM），意图切断向中国传输敏感数据。这种“不设门槛”的审查机制，赋予了行政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任何涉及数据的对美商业活动都可能被随时叫停，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合规不确定性与法律风险。
第二，联盟化与标准化的排他策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明确将“制定关键技术规则与中国竞争，促进美欧共同价值观以及合作”作为目标，其近景目标是“在6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和太阳能供应链等先进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华依赖”，远景目标则是“在下一代宽带网络技术方面取代中国的主导地位”。欧盟陆续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数字市场法案》（DMA）等监管框架，以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倒逼，迫使中国企业陷入适应高成本规则或退出欧洲市场的“两难困境”。这些“规则壁垒”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市场保护主义。
第三，认知战与舆论战的相互配合。2021年4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牵头提出《第四修正案不出售法案》，禁止数据经纪人向美国情报、执法机关出售位置数据等个人数据。2023年6月，怀登牵头提出《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监视法案》，要求对特定类型、特定国家数据出口进行管制。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要求TikTok在美国出售或禁用。
一系列法案加剧了我国相关业务在美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难度。同时，法案放大了对我国智能产品的偏见，向公众传递一个简单化的逻辑错误叙事：中国技术=中国政府=安全威胁。这种叙事促使公众形成对中国错误认知，将技术合规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对抗。
强化构建“中国倡议”：人工智能时代机遇
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仍具备显著优势和历史性机遇。
第一，丰富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海量治理实践样本。这些基于超大市场规模和复杂社会需求的“压力测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方案来源。
第二，初步构建“中国倡议”话语体系。中国已相继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倡议秉持多边主义、强调发展导向、注重安全可控、倡导开放包容，为摆脱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零和思维的新范式、新理念，正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积极共鸣。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的广阔发展空间。“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数字鸿沟、治理赤字和发展焦虑，不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再次掉队，也不愿被动接受规则。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能力培养、可负担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东盟数字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能够与南方国家构建“发展共同体”，探索一条符合多数国家利益的治理道路，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
开放创新与深化合作：中国方案路径选择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