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将迸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机遇。一是将为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电网、旅游文化等重点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融资合作机会；二是加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为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推动商业银行从传统的“融资”向“融智”与“融资”相结合转变，带动商业银行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战略国际化、产业协同化、项目复杂化、需求多元化等诸多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寻求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国内国际战略的统筹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金融资本及产业资本的紧密协同，要求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具备发挥资本中介作用、协调产业资本的能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地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商业银行将面临行业、汇率、国别等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具备较强风险控制和投资管理能力；最后，“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是横跨境内外、多层次、多维度的，无法通过简单的产品组合满足，而需要金融机构具备提供一揽子、全流程、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的能力。

国内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荒”

中国过去是以制造业、加工工业、中低端的产业发展，带动了中国金融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今后，让中国的资金和资本走出去的桥梁之一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往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包括银行业更多的业务是跟国外借钱，以往我们是缺存款、缺资金，而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银行业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资产。

“资产荒”是2015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经营难题。“资产荒”的问题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增长减慢，以及产业结构处在调整的状态，导致中国银行出现惜贷现象。同时中国银行业资金目前的存贷比正在放松，央行取消了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的一个紧箍咒——存贷比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的比例来决定资产的配置和贷款的配置，但这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一个难题，银行资产在国内配置在什么行业、什么产业，同时如何支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重点的发达地区以及发展地区，商业银行能够使用国内的资金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需要。因而，资金的出口和资本的出口，要跟制造业的出口相匹配。

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出口国。2014年商业银行从事贸易清算的业务，中信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做到了第一位。2014年实现业务额4500亿美元，而10年前中信银行一年国际业务的结算量仅200亿美元左右。结算量背后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水平，也代表着相应的企业进口能力。

这三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非常需要汇率的避险，以及资金的稳定。“一带一路”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风险之一就是汇率的不稳定，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现在全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外资投资中，中国排在第一位，包括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基础行业，可以说中国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到哈萨克斯坦去开展业务。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几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对中国都是全开放的，但是我们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也面临很多困惑，比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卡巴赞巴斯油田的开发中占了40%的股份，中信集团也占了20%的股份，现在油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我们碰到了汇率不稳定的大问题，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哈萨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目前在40%左右，由此带来货币的不稳定。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是怎么样把石油从当地打出来，然后再卖出去，同时又获得美元的收入，这是中国企业最终的追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落袋为安，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对人民币国际化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能跟进，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有20%左右的比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就可以用本币“走出去”。

建立跨国金融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业务需求。跨国的金融服务需要匹配相应的服务体系、服务平台、服务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专业的人员。跨国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设立分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的银行都在大量设立分行。以往中国的银行没有底气，不敢到外面去设分行。过去只有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了以服务华侨为主、零售业为主的中国银行服务体系，大家都根本没想过要服务于对公客户、机构客户。但是这几年“工农中建”都已经走出去了，做得最好的是建行和工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分行。对于中信银行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来说，我们也在海外设置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新加坡、悉尼、伦敦、纽约、洛杉矶等等这些地区和城市都设立了分行。我们即将在哈萨克斯坦收购一家当地的银行，否则很难用中信自身的资源去服务于当地的油田业务。如果通过哈萨克斯坦当地的银行去进行交易和做生意，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本身不适应西方的经济体系，它是以东欧或者说以前独联体的整个经营体系作为基本结构。我们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人民银行，目前急需国内的俄语人才，而现在国内懂俄语、懂国际金融、懂经济的人才凤毛麟角。国内的银行业要大力培养国际金融人才。

中信银行的实践经验与优势

中信银行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作为中信集团的最大核心子公司，目前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净利润在400亿元以上，境内外网点突破1200家，在世界1000家银行中一级资本排名第33位。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随便拿出去一个都可以跻身于世界前一百家大银行之列。中信银行这样的规模在国内算中等银行，但都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在33位，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商业银行每年都是爆炸式的发展，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最后都体现在银行业资金的存款和资金、资产的配置方面。

中信银行对“一带一路”重点考虑的是“一带一路”整个资金的融通，它需要资本的投入，还需要股权的投入，不是传统信贷业务能解决的。2015年6月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为200亿元，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首期注资200个亿，目前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功。目前融资主要考虑债权加股权的形式，债权主要是银团的贷款、联合贷款以及其他一些融资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用基金股权的方式在当地设立相应的融资平台，吸引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优质的金融投资基金需要有出口，能够走出去并带来相应的投融资机会。目前我们基金已经有200个项目，已经开展了的项目有27个，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900多亿。从中可以看出来，业务需求或市场要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企业特别希望中国的银行业能提供多元化的融资，而不仅仅是以前的双边贷款——我给你放一笔贷款，你给我担保就行了。实际上“走出去”本身就需要股权和债权的结合，这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中国企业进一步的“走出去”都带来很好的机会。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当地化、本地化，本地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融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当地有资信的评值，也就是所谓的“有品牌”，其他的中国企业在当地都是没办法融资的。

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当年的发展经验，企业走到哪儿，银行就跟到哪儿。银行开到哪儿很难做到，跟到哪儿是能做到的。比如中信重工到澳大利亚开展业务，中信银行的分行就要跟上，不仅要提供对公的服务，还要开展对私的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员工，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高等的技工，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要几千人，银行连代发工资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要帮着做。中国人一般出去要在当地办信用卡都非常困难，中国的农民工“走出去”更加艰难，中国的银行要提供代发工资、个人金融服务等，帮助他们把挣到的钱汇出来。这就需要中国的企业树立服务的意识，能够为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带来相应的便利，让他们像在国内一样能够享受融资便利和金融服务的便利。

 

（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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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上下双重挤压，多重约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便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2015年中央1号文件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提出了对我国农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趋缓的形势下，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宏观调控方针，农业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板”不断抬升。 遭遇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两板挤压”。

“地板”指的是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一是劳动力价格不断抬升；二是土地租金不断抬升；三是农药化肥种子价格居高不下，而使用量却在不断提高；四是农技服务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农产品的成本价格越来越高。

同时，价格“天花板”已被顶破。农产品价格全面飘红，国内部分农产品已冲开“天花板”，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外到岸完税价，目前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已不同程度低于我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而我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状况愈演愈烈，持续蔓延，将成为常态，这种现象将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阻碍农业的发展。“地板”抬升，“天花板”下压使得农业生产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农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严重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愈加凸显。

中国农业资源最吃紧的首先是耕地。18亿亩耕地不足世界200亿亩耕地的十分之一，但是需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国人均耕地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是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甚至连印度人均耕地都是我们的1.2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粮食。但是，我国的土地质量越来越差，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有机质含量12％，日本土地有机质含量10％，中国是0.7％。秸秆及人畜粪便还田被弃之不用，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导致土地质量严重下降。

第三，地下水开采过度。

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人均淡水占有量是世界的27％，而且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占中国淡水资源的81％，而耕地面积只占36％。北方广大地区属干旱地区，而且降雨量时空分布十分不均。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十二年增长，农业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是粮食丰收本应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产粮区，但是十多年来南方种粮面积却越来越少，广东粮食自给率不到30％，福建、浙江不到40％，大量粮食从北方运往南方，但是北方水资源短缺，农业设施不完善，北方粮食丰收主要靠大量开采地下水，过度开采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

第四，农业现代化人才缺失。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越来越紧张，离农、厌农、弃农现象在全社会蔓延。只要有一点可能，农村劳动力都会逃离农业，更不要说高端人才了。据有关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考各省份出现1000多位状元，没有一位从事农业研究，60％以上学的是金融专业。中国现在的农业还是粗放式经营，农业现代化主要还是缺少现代化农业人才。

 

新打法：结合“互联网+”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链接全球

借助丝绸之路，推动农业发展。2014年年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西安，农业产业基金与陕西省政府及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出资4.3亿元组建陕西苹果产业集团。作为集团组建发起人，陕西海升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浓缩苹果汁制造企业，其产品已远销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通过投资组建产业集团，利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广应用矮砧苹果等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推动陕西省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带动全国果业发展，把更多更好的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往全球输送。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发展海洋经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全球农业产业链上优质资源加速流动，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全面落实和“走出去”战略的快速推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农业合作势在必行。2015年，延续聚焦农业龙头企业的投资战略，在项目选择上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地域选择东中西部相结合、项目规模大中小相结合、投资拉动点面相结合，寻找亮点、寻求创新和突破、谨慎投放，进一步扩大了基金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以4亿元投资我国最大的民营远洋捕捞企业——福建省平潭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带动近10亿美元的社会资本投资。

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中国农业基金支持投资的企业通过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现代化水平。基金投资的天津雷沃重工集团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后者通过在意大利、日本等地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境并购，缩小了与国外竞争者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差距。中国农业基金通过投资重点支持雷沃重工进行基础研发，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能力，从而带动了我国农机装备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此外，中国农业基金通过支持山东金正大集团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以色列展开全方位合作，积极推动我国水肥一体化进程，开拓新型节水农业市场，这对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互联网+”：农业电商产业升级全覆盖

实现投资企业电商模式的全覆盖。2014年以来，阿里、京东、顺丰等纷纷启动农村战略，撬开尘封已久的市场。为适应农村市场新趋势，中国农业基金对投资的每一家企业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或者构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或者搭载成熟企业的电商平台，实现线下销售与线上销售的结合。目前，所投资的企业均有完善的网上销售系统，实现了电商模式的全覆盖。

帮助投资企业搭建物联网平台。早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便批准了一批物联网试点项目，如何让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得以深耕，又是摆在基金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农业基金也有所突破。基金所投资的科尔沁牛业就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起全程追溯体系，每一块牛肉从饲养、屠宰、排酸、牛肉部位、分割、储存程序和检疫程序全部输入微机编入条形码，顾客可以在企业的质量监控网站上查到所购买的带有“身份证”的牛肉产品信息，真正实现了追溯到源头的全程监控。

构建“互联网+产业链”协作新模式。中国农业基金还与企业携手构建“互联网+产业链”的协作新模式，打通传统农业中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在农产品生产、营销、云端服务方面最终让传统隔离的农业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这种产业链已经在五六家基金投资企业中逐步培育。2015年7月，对“农商1号”投资3亿元，并联合一批投资机构，协同全球最大缓释肥生产企业——金正大集团对“农商1号”进行投资，一期投放资金20多亿元。“农商1号”集结了国内外农资行业一批冠军品牌，能成功破解“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的难题，借助落实“互联网+”国家战略的大好机遇，建立农业电商国家队。

公私合作：以点带面共致富

农业发展基金本身就是农业投资领域公私合作的一次全新探索。目前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公共财政以“引子”资金、“种子”资金的方式，以点带面，促进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投入，让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源进入农业领域，实现政策目标。中国农业发展基金投资的科尔沁牛业在行业内率先实践“大种植带动大养殖”的模式，探索我国牛肉行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企业通过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饲草料种植，降低种植成本及养殖成本，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我国肉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金对科尔沁牛业的投资彰显了对这一发展方向的支持，带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增加对企业的信任，以及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对企业的注资。基金通过发挥价值发现功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源协同完成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公共目标。

以产业和企业为支点，通过公私合作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在农业领域，为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以产业作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合点。通过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投资，直接提升了被投资企业的资金实力，向企业传送了现代管理理念，通过企业股权价值的提升为企业及基金本身均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间接支持了企业所连接的农户，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基金投资的吉林省金塔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辣椒龙头企业，长期签约椒农达4.25万户、15万余人，种苗辐射种植面积30万亩，涵盖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多省区。据吉林洮南市统计数据，通过辣椒种植，全市椒农累计增收2.13亿元，人均增收1416元。基金所投资的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地处安徽省霍山县，是大别山区最大的竹制品加工企业，公司的发展带动了霍山当地及周边整个毛竹产业的发展，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霍山县每年1000万根10寸以上毛竹净增农民收入1.65亿元，带动全县10万竹农致富。基金通过龙头企业为支点撬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发展，带动一个区域、一个领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

新未来：开拓“第六产业”

“第六产业”是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把第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最近国务院已发文，明确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鼓励农业多元化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和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1+2+3”等于6，“1×2×3”也等于6。这就是“第六产业”的内涵。

发展“第六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振兴农业农村，改变农业发展前景，所以要坚持以农业为主体。基本做法是通过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基本趋势是让第二、第三产业附着其上，逐步使原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可以说，“第六产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真谛。正如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的名字，农业基金便是致力于投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企业优势打通上中下游，一二三产形成完整的产业闭环的全产业链农业经营模式，而这也正是农业投资的新未来。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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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把去库存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起来。

去库存与城乡一体化相结合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化过剩的产能、去库存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抓住消化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机遇，把去库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一部分产能和产品与农村的需求对接起来，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四个方面可以考虑。

第一，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并且采取多种途径让农民工进城落户，扩大农民工就业。

第二，大力推进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消化过剩产能和产品。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很大的。比如说，加强水利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互联网建设、农村的仓储设施建设、环境设施建设和村庄的整治，都需要这些建筑材料。怎样把积压的产品和农村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在城镇化当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可以大力加快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步伐，来消化各钢材、水泥和玻璃等过剩产能和产品。

第三，大力扶持粮食加工转化和畜牧业转化，消化积压的粮食库存。我们库存积压的粮食主要是玉米，我今年到玉米主产区也做过调研，确实积压很多。在东北粮食主产区，其中有一个省库存积压的玉米是1048亿斤，相当于这个省两年的玉米产量，两年粮食产量的3/4。怎么样来消化？我认为要发展两个转化，一个是扶持粮食加工业的转化；再一个是大力扶持畜牧业的转化。通过粮食加工业的转化来发展加工业，通过畜牧业的转化生产肉奶蛋，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必须培育大型的龙头企业，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特别要进入农村的加工和流通领域，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以产代农，以产代乡。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是产业集聚的过程，没有龙头企业和大企业来帮助农业搞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我们城镇化的发展就没有物质基础，县域经济就很难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消化剩余的劳动力。通过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来消化剩余的劳动力的潜力巨大。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第三产业服务业占的比重都很大。现在真正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年岁都比较大，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比较多。怎么样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建设新农村？我觉得应该有社会化服务业。过去美国真正搞农业的人占2%，但是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人占13%，社会化服务业非常发达，现在我国农业建设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农业，目前只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完成新农业的现代化远远不够。

围绕这几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制订政策和措施，来支持发展：

产粮大县应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点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应该把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作为重点。我们国家有800个产粮大县，占全国的30%。这800个产粮大县的产量占全国的74%，比重是相当大的。800个产粮大县综合城镇化率只有24%，已经远远低于我国常住人口53.7%的城镇化率。能不能解决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目前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产粮大县的城镇化率很低，而且贫困人口的比重比较大，特别是产粮大县的产业收入水平极其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把800个产粮大县作为一个重点，这主要应该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普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习总书记在考察农村的时候讲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还是薄弱环节。

第二，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调结构，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一二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都需要支持产粮大县向前发展。

第三，要大力支持产粮大县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五化”，这应该加快步伐。

第四，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农村改革的综合方案，都对农村的改革作出了部署。

       

郑新立点评：尹部长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把去库存、去产能与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金点子。城乡一体化搞起来以后，能产生巨大的需求，把过剩产能用到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来，多好的事，可以避免把工厂砍掉，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

农业现代化可以对农业基建化，农田水利建设产生巨大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的房地产，城市的卫生服务将产生巨大的需求。这三件事干好了，过剩产能就可以进行消化。

同时，要把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放在产粮大县，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区，或者是重点推广区，先把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搞好，因为这些产粮大县为粮食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我们现在搞了粮食，但国内价格比进口价格还高。一个家庭种了十亩八亩地，种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这个事情要改变，要通过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让产粮大县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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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工作进行已经好几年了，成绩是不少。可最近我到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和黑龙江进行了调研，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在内蒙调研时，有的县，村里45岁以下、20岁以上的男性一半以上是光棍，这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农民工夫妇是分居的，全国大概有4千万人。夫妻分居小孩没人管，老人没人照顾，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而且夫妻长期分居，造成了家庭的隔阂，家庭的不和，这个情况很严重。一定要让农民在城里头有房子住，家庭团聚，这才是以人为本。

    很多农民工在城里只能住地下室，所以目前农村流行“两个老鼠不死”之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老鼠在农村的家里盖了新房不住，全家出去打工，农村新房变成老鼠窝了。到了城里，夫妻分开，还不在一起住，男的没地方住，女的也是住人家的地下室。北京市以前有一个调查，最密集的居住区域，地下室一间房16个床位。地下室到处都是老鼠乱窜。所以一定要加快城镇的民间住房建设，不要高档，中低档都行，只要有房子住。有房子住，家庭团聚符合了伦理，而且不会产生社会纠纷。

农民进城后土地应正常流转

    农民进城以后很多地方农村的土地就处于流转状态。土地的流转一点都不奇怪，是正常的。我在浙江调查，浙江的地是谁种的？安徽人来种。我在苏南考察，苏南的地谁种了？苏北的人来种。土地总要有人种，才不会荒废在那里。但是人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去做。

“城归”开辟就业新天地

    我到农村调查第一次听到，海外回来的叫“海归”，城里打工的回来就叫“城归”。我们也走访了几个打工者，其中一个在外面工作了十年以上，不仅学会了某种专门技术，而且积累了一点钱。回来以后，他不干种田，而是干了其他的，比如养鱼，或者养牛羊、养猪。就是种地，他们也不再照传统的方式去做，而是搞现代农业，种草莓、种水果等经济农作物。另外更多的人学习了新的技能，在县城里自己开小微企业，很多是通过网络，自己开出一个新天地出来，这是可喜的现象。所以，城镇化中的就业问题是自己解决的。

解决两种户口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应当加快进行。这对地方来说，财政的负担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只要经济情况好就没问题。这是真正解决两种户口必须面对的问题。两种户口问题现在采取什么做法？有些城市户口问题用积分制。例如，苏州实行了落户积分制，就是农民工通过积分就可以加入城市户口，全家落入城市户口。这个政策正在各地试点开展，这是个好现象，社会保障能够促进城镇化。为什么？在内蒙，牧民放牧，地很远，面积很大，小孩上不了学，太远了。在内蒙通辽市，我们看到山区人民送孩子进城上学。这样就办理了教育特区。所谓的教育特区，就是在农村把孩子送进城，住校全部免费。这样就发生一个新现象，学校周围的商品房，从原来的不到2000元一平米，现在涨到3000多元一平米，全卖光了，谁买了？牧区的农民家长买的，他们陪读进城读书的子女。

新的就业模式不断涌现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中就业怎么解决？新的就业怎么展开？主要是靠第三产业，服务业。我们在几个地方看到正在扩建和新建的工程，我就问当地投资人，这个厂建成以后，能够增加多少人就业？投资人回答说，告诉你实话，一个都不增加还减员呢，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年轻人还在学习，年纪大了就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就业问题不能靠制造业来解决，制造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管理成本，这样才有竞争力。但是劳动力要换成高素质的，也包括换成机器人。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一些新的工业模式正在出现，在几个地方我都遇到这种变化。第一个新模式就是不提供办公室，不提供桌椅板凳。你要到我公司来，签合同，就按任务来领。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长期的计件工资制，完成一个项目就给员工计一次。

    还有一种正在开辟的新模式。在农业生产中，一种新的生产服务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你别撒种子了，我来给你撒种子；你不要去灌水了，到时候每个星期有专门浇灌服务业来为你定期定点服务，几次定点、灌多少水，我来给你灌；种子你别买了，我来替你买，保证为良种，不然我赔，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这个产业正处在培育期。

生活方面的服务也在发展新模式。生活方面的服务种类很多，比如说叫出租车，电话一打就行了，你路远也不怕，保证你准时上班，因为出租车随时在等你，何必每家都买个车呢。新服务模式的就业者与公司订的是定制服务，因而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定制产品服务关系，他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他雇的人，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所有的变化都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我们社会正在变化。

新的人口红利即将涌现

城镇化的前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不久的将来，也许到不了203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就可能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到60%-70%。

另外我们可以想到，新的人口红利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我们常说，旧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新的将产生。那么，新的人口红利来自何处？大量的年轻人正在创业、创新，这就是未来能够创业，能够成功的新一代，

另外，大量的“城归”已成未来发展趋势。再过几年，从城市归来自己准备创业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农民坚守在农村的，愿意搞农业的就成了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主重在第二代学习。有些地方正在办农业学习班，它是那些农场主培训第二代，你应该懂什么样的技术？你这个技术应该多懂一点。如何撒农药、施化肥，选种子，如果你做不了，就包出去，租出去。这种情况以前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而现在农村正在推广开来。

大力发展农垦区城镇化

    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城镇化进程将会加快。到黑龙江考察时，黑龙江农垦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内地吃不饱饭的人到那里去，这才聚集了新的城镇。应该有计划的在农垦事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农垦地区的城镇化。这样对巩固边防，对充分利用土地，对当地经济的活跃都是非常有益的。

   

    郑新立*点评：厉以宁老师80多岁了，仍然经常到农村的边远地区，到犄角旮旯的地区去调研，他的演讲非常接地气。厉老师开了一个问题的清单，都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城市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摆了16张床，而在他们家乡，可能他们盖一个四层楼高的房子在那里闲置，这就是资源严重的错配。如果我们制度好一点，有宅基地等土地流转制度，他可以把农村盖的房子退出去，在城里租一个房或买一个房，城里再帮助一下，纳入到保障房体系，他就可以避免目前尴尬的局面。江西一些地方农民比着盖楼房，都是三四层高的，80%-90%空着，没人住，放那儿养老鼠；而农民到城里来，住地下室，当老鼠。两头跟老鼠打交道，这么扭曲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体制上解决呢。

    如果给农民工盖房子，让他们能租得起房子，解决2.8亿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问题，城市的房价现在有多少房子卖不出去，我说这些房子，农民工一伸手，马上一抢而光，城市的房地产就可以进入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

    好多问题是体制在绊腿，使我们好多扭曲的事情难以理顺。

    厉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归”。现在农民工进城干了好多年，学了本事，回家创业。我们要鼓励他们，给他提供融资条件，欢迎他们回乡创业。回乡干什么？厉老师也指明了好的出路，主要是搞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的服务业，搞旅游等等。我们要为“城归”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厉老还提出了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办？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这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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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特点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首先，它是出口导向型的地区，对外贸易的需求非常之强烈；第二，这个地区是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区，对外资的依赖度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地区还有其特殊的问题，在金融安排上存在“金融的原罪”，具体表现为三个错配：

第一，货币错配。这个地区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是很高的，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需要采用第三国货币结算，如果所需要的货币出了问题，这个地区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法进行了。其实，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错配，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元出了问题，所以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货币错配就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期限错配。“一带一路”区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目前流入“一带一路”地区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时进时出，很不稳定，导致资本不能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如何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地区长期资本的错配问题。这个区域的项目基本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更需要长期的资本来支持，相应地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安排。而这种资本安排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模式。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产生的背景之一。

第三，结构错配。这个地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即缺乏有深度的市场。“一带一路”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但是当地的储蓄基本被海外所控制，这些储蓄流到海外再反过来投到这个地区，形成本地储蓄不能被本地使用，反而被海外吸走再反投到这个区域来，这就形成了结构错配。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由中国推动的，而是国际上的需求，是由“错配”所造成的需求。中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意义就是纠正货币的错配。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化，必须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由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提速，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都快得多。

国际国币有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贸易结算、计价；第二是投融资；第三是储备货币。从贸易结算来看，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是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现在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在投融资方面，特别是对华投资，2014年有78%是用人民币安排的。第三作为储备货币，现在很多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2009年7月2日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当时参与者、设计者的想象。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把“双边”使用进行到了一定规模。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各国银行都要被动配置人民币做储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人民币，但是大部分还是周边化阶段。比如，中国人现在跟泰国做生意是用人民币结算，什么时候泰国人跟韩国做生意也用人民币，这才叫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实现多边安排，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实现。

在人民币国际业务的推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要对世界发展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担负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责任，换言之，它不仅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负起责任，还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负责。届时人民币一定会面临跟美元一样的困境。目前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就要承担起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美联储还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然而国内宏观政策往往与国际宏观政策有矛盾的地方。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面临同样的境地，也就是承担国际义务的问题。货币国际化就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公共产品，所以承担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目前全球经济秩序都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还在沿用“基本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类格局。而如果单纯从GDP的含义上来看，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分类格局上所建立的所有治理体系都失灵了，那么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产生新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就可以被视为新的治理理念，它跟西方的治理理念不一致。虽然经常有人把“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做一个类比，其实“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通过给对方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从而提供支付。马歇尔计划最后是形成一个“欧洲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原则是利益共同体，是“和为贵”。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海外做这么多事情人家都可以接受呢？正是因为“丝路”，也就是通商、友好，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谈，形成共赢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个真理，这跟中国农村的农贸市场是一样的，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这个鸡屁股就是他的银行，可以拿两个鸡蛋去换针头线脑。“一带一路”的生意怎么做呢？有钱固然就好，没钱咱们就借贷，现在没钱将来再还，这是促进交易，市场经济所有的原则不就是“交易为上”吗？

第三，“一带一路”对于金融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高铁项目。泰国的高铁项目，假如说金融机构给泰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泰国政府的还款是实物大米，银行必须把大米卖掉才是还款来源，这就是“金融创新”，这跟过去我们用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一带一路”上很可能是钱换物资，金融机构能不能消化这些物资就是新问题。比如泰国的高铁换大米，卖大米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大米能不能卖掉？这就跟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牵扯到很多政策利益的协调方式，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需要有多渠道、多元化、混合型的融资安排。这种融资安排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多币种的问题，还将涉及到多种物资的安排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推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金融是很大的挑战，就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面临三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可不可以实现可兑换。因为可兑换货币尽管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作为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的，否则无法通用。

第二，人民币的利差问题，也就是中国逆差稳定的形成机制。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收益，其他国家就没法使用人民币。

第三，中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是人民币稳定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未来即便中国人民银行愿意承担起国际责任，也要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否则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执行就要依赖美国的国债市场，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也就相应地影响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向全世界。而目前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固定收益非常薄，如果央行想推进自己的货币政策去影响国际市场，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用。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本币化竞争。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合作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本币化的策略。如果以各种货币对比来看，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强劲，于是人民币成为本币化的首选，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用的地区就是“一带一路”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项目上，人民币国际化在纠正货币错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纠正货币错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投资活动，它也需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跨国的金融合作，而且是本币国际化的跨境金融合作，这就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出现的互联互通的大项目，在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都需要有特殊融资机制进行长期的资金安排，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随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构错配可以得到调整，也就是未来本地区储蓄能够为本地区所用，不断扩大投资，要求本币要有金融中心。其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就与此高度相关——如果本地区的自有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就成为人民币的本币中心，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民币业务就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这是中国金融今后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治理结构中包括金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个安排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新框架。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要关注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双边的金融安排。过去在东盟与中国的“10+1”合作机制中所制定的“清迈机制”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安排。我们建议把清迈机制扩大化、合理化，在上合组织之间建立央行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流动性方面做出更多考虑，比如用本币来控制，从而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二，如果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一带一路”、特别在投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发行的债券时间可以跨越二、三十年，而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都是短期资金，因此支持长期项目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深度资本市场，只有出现长期债务，特别是债权的出现才能获得长期资本支持，短期资本顶多能开展一些信贷或者流动资金的安排，提供长期支持是有困难的。

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比如在上海市场、境外市场鼓励各国发行“熊猫债”、发行人民币债权，并把人民币债权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中。金融机构可以由此获得长期资金来支持各类建设的长期项目。金融市场深度化过程中，或者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安排。由此可见，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向而行的，金融的改革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金融的改革开放其实无外乎三件事：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实现市场化，基于货币与利率的平价关系，货币应该自由化；而当如果货币真正自由化以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应该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上海自贸区就是连接境外和境内金融市场的一种安排。2015年10月，《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简称上海“金改40条”）正式出台。上海自贸区是在建设一座桥梁，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就是在支持“一带一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尤其关注人民币市场在境外，也就是离岸市场和境内的开放之间的关系。我预计，中国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上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国内企业在投融资安排上，不能仅考虑一个负债问题，要全方位考虑筹措资本，不只是占用资本，还有股本资本；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中国的货币，还要学习利用多国的货币；不仅要利用中国的资金，还要利用海外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所谓“银行联合”的重要性。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定要考虑银团的安排，也就是国际银团的组织，而不是单靠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来解决全部问题，一定要考虑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银团。

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活动，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原则跟一般国家的银行原则是有区别的，业内称之为“伊斯兰国家银行原则”。比如伊斯兰国家的银行是不能收利息的，它的理念是大家一起投资、合伙做生意，但是还没赚到钱就要收利息，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做到心心相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这样企业的融资活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编辑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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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的应用是这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特别是2015年7-8月，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另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大数据的应用更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关注、重视，许多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数据可以应用于银行业务的很多方面，例如金融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网点建立、员工绩效考评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用于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与银行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最初是由10个发达国家发起的。实际上对全世界各国的银行来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决定、颁布的协议，应该说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银行不理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银行要到某一个国家去开分支机构，人家马上就问，你这银行风险大不大？信用风险有多大？市场风险有多大？操作风险有多大？你们国家现在有没有执行《巴塞尔协议》？如果执行了双方就有了统一的对话基础。比如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多少，双方所讨论的数据概念是统一的，否则就无法讨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普遍实施的是巴塞尔的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执行这个标准的银行，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

巴塞尔委员会明确要求，银行能够基于自己的数据，运用自己的模型，对各项业务的风险参数进行逐笔的测算，用以计量业务的资本占用，并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要求银行建立切合自己实际的风险识别和计量的体系，风险不仅要能够识别，而且还要能够计量，不计量就没有办法管理，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所谓“内部评级法”的概念。

所以，中国工商银行对本行内外的各种数据进行积累、清洗、筛选和加工，根据数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模型，分析并且预测风险，成为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一个合乎国际监管标准的银行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或者说是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从2003年开始，工商银行启动内部评级法的工程，历时十多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中国银监会历时4年的四轮评估，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组织的国际同行的评估，于2014年4月，正式成为实施资本高级管理方法的银行。因为资本管理有很多办法，高级法、初级法等等，3种风险有3种不同的方法。工行正式成为实施高级法的一个银行，标志着其数据建设在风险管理方面获得应用。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确实不是一日之功。

    银行主要有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控制信用风险必须有客户的数据、债项的数据、交易的数据、外部的数据等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客户评级、债项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国别评级、零售业务评级、组合管理、贷款自动化审批、抵押品的自动化估值、风险的监测预警、压力测试等等。控制市场风险要有市场数据，头寸的数据，还要有各种参数的数据，用来开发市场风险的计量模型，决定市场交易的限额，对市场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对每个产品进行控制等等。控制操作风险必须要有本行内外的损失数据、行为数据，用于反欺诈、反洗钱、运营风险的内部控制等等。

 

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大数据”和“小数据”

大数据在银行风险管理应用中的条件及特点

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否则就无从谈起。第一，要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工商银行现在有5亿个人客户，有400万户法人客户，有长达近20年的海量业务数据的积累。第二，要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如果管理不统一，不是统一评级的客户、统一的授权、以及对客户统一的授信，如果不能实现集中的监控，大数据就搞不起来。第三，必须有刚性的系统控制。统一的管理模式必须体现在系统的刚性控制上，个人即使想改也不能奏效。要实行评级控制、授权控制、审批控制、限额控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控制、规模控制等等。第四，要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清洗的流程。数据的标准要统一，数据的更新要有规则，数据要能够验证，要有数据质量控制平台等等。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才能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应用。

银行风险数据管理的应用特点，在于它必须是多维度的，一是静态和动态的数据要相结合，不能只看资产负债情况，还要注意它实际的变化情况；二是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数据要结合，不能只看企业的情况，还要注意行业情况，以及注意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三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要结合，银行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如存贷款、交易结算等，此外还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产品信息，企业管理层的情况，抵押品变化，抵押地点等等，这些非结构化数据要和结构化数据结合起来。四是行内行外的数据要结合起来，行内数据包括我们本行的业务数据、存款、贷款、结算、代发工资等等；行外数据包括公积金、征信情况、水电表的情况、公检法的数据、工商税务的情况、海关统计等等。这些数据都要结合起来。

大、小数据的融合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关键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要和“小数据”相结合。实际上，大数据有大数据的长处，也有大数据的不足；小数据有小数据的不足，但是也有小数据不可忽略的优势和必须应用的理由。比如，传统的小数据有经典的数理模型，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分析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方法论是解决了的，技术上也没什么问题，数据挖掘的方法早就成形了。但是大数据到今天为止，管理理论、分析方法都还在摸索的阶段，并没有完全的成形。另外，和小数据相比，大数据数量越大，噪音相应地也就越大。甚至往往是数据大幅增加的时候，它的噪音的增长幅度要快于数据量的增长幅度。大数据的挖掘成本是比较高的。再者，大数据反映的是一些相关关系，而小数据通过分析比较更容易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因果关系。

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区别需要明确。不要把大数据和小数据误解为数据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它数据少，所以才叫它小数据。过去一些数据并不小，为什么不叫它大数据呢？主要是小数据的数据形态比较单一，是传统的二维表方式所反映出来的结构化的数据。应该说，它抽取了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与大数据相比，小数据具有单位信息容量比较大的显著特点，因而具有更多的价值。

    比如银行的结构化数据，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小数据。一个客户到银行来买了一个产品，肯定在银行业务系统中有记载，这个购买行为记载下来的就形成一个小数据，它反映了这个业务的最终结果。但是客户购买行为的路径，特别是客户之所以要购买这个产品的决策过程，甚至客户的心理活动过程，是结构化数据或者说小数据是无法反映的。但是，大数据有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这种行为的路径，反映出这个行为的决策过程。尽管银行和客户发生了交易的事情是最实质的，也是银行最需要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客户的决策过程，了解他们行为路径，那不是更好吗？无论是从提升银行的服务水准，还是防范银行的风险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想要把客户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整个路径都反映出来，离开大数据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大数据和小数据确实各有特点，各有长处、短处。简单地以此来取代彼，并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只有把它们两者融合起来，把小数据分析方法的完备性、准确性和大数据的多维性、及时性融合起来，可能就会给银行的管理带来质的升华。

银行三大风险管理

    下面就银行业务的三大风险，即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分别阐述一下数据管理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信用风险管理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工商银行基于自己掌握的数据和模型，建立了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在内的二维评级体系。这个体系评级完成以后，可以用于政策的制订、贷款审批、授信额度的确定，以及贷后的管理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定价，利率市场化实现之后，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就可以成为贷款的价格。

客户评级。工商银行的客户评级模型有34个。我们把法人客户分成7大类。比如要分开大型企业、小型企业，新办的企业和老客户。通过34个法人客户的评级模型，工商银行实现了对所有法人客户违约概率的计量。这些数据的积累已经长达10年以上。

债项评级。（黑体）客户一旦违约，就要对每一笔债项的损失大小进行预测。因为客户违约以后，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债项都会遭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每个债项是等比例损失。设定了优先受偿权的——比如有抵押的贷款，它的损失率和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就不一样，所以要逐笔对债项违约的损失率进行测算。因此对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计量，只有对客户进行了评级，同时对债项进行了评级，并且把这两个评级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对信用风险进行完整的计量。现在工行的债项评级就是搞违约损失率的评级，工行积累的是2001年到2014年长达14个年度的数据，覆盖了全行175个信贷产品。工商银行把信贷管理系统、押品估值的评估系统和不良贷款清收管理系统这三个系统数据形成损失数据集，然后用来搞债项评级。现在工行有几百万户法人客户基本信息，1700万条财务数据，717万条合同债项数据，730万条风险缓释的信息，3200万条回收的记录。为什么说数据将来就是资产，数据就是资源，就是这个道理。不经过一段的积累、沉淀，不可能有这么多有效的数据。

    组合风险管理。除了客户评级、债项评级以外，对法人客户还有一个组合风险管理。就是除了看这个法人本身以外，还要看其所处的行业、产业和地域。如果是上市公司，还要关注其市值波动。最近中央提出，要高度关注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过剩产能的淘汰或者压缩。过剩产能的压缩讨论了很多年，一直很难推进，其实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判断信用风险的时候，除了风险信息、损益信息、资本市场信息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它的属性信息。比如说，过剩产能有绝对过剩的行业，还有相对过剩的行业；在相对过剩或绝对过剩的行业里，都会有龙头企业和非龙头企业，也就是说，有先进的产能和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里有先进的工艺，也有落后的工艺。而作为银行来说，则要管好自己的信用风险。银行贷款能贷给谁？不贷给谁？在压缩过剩产能的时候，银行还能不能给这些行业里的某些企业提供贷款？过去有说法称之为“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等等，实际上大体就是说，要关注一个客户的属性信息，然后来科学地判断这个企业本身的风险。

我们过去的说法，要么“一刀切”，要么就统统放开。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必须“一刀切”下去，但是这“一刀”下去要有点“豁口”，但是“豁口”不能多，一多就不是“刀”了，成了“锯条”了。现在提到要“精准调控”，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利用数据，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关注，全面的分析、把握客户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指的是银行由于面临市场因素，比如说汇率、利率、股票指数、商品、大宗商品价格等等的波动，银行用于交易资产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而由这个变化所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银行面临的各种交易产品、交易工具的市场波动和价格变化所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称之为市场风险。

现在工商银行在海外的42个国家都有营业机构，再加上工行是南非标准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南非标准银行又在近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这样加在一起，实际上工行在将近60个国家设有机构。国内、国外每天都在发生着海量的市场交易行为。如何控制这个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工行现在已经建立了基于集团层面的、全口径的、覆盖全市场的、大数据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时区，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还有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市场风险的管理又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复杂情况。通过几年的部署，市场风险的管控机制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现在工行每天从外部采集11650多个产品或者风险因子，包括汇率、利率、商品、各类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市场数据库每天接收的实时数据量达到210万条，通过比较先进的数据清洗、筛选功能。现在有超过1亿4000万条的数据，存储在市场数据库里面，每天供我们的中后台来分析、运用。数据分析应用覆盖了工行的交易管理系统、风险计量系统、产品控制系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财会公允价值计量系统等等。

   2015年前三季度，工商银行交易账户的交易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日均交易量是800多亿人民币；境外机构2014年一年的交易量是7000多亿美元，日均交易量超过2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交易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想要控制住交易风险，算出每天各类产品的估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庞大的交易量形成了几万个投资的组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交易员，都能造成组合的差异。比如，同样在总行市场部，A交易员和B交易员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A的组合和B的组合。而工行全行每天大概有近万个投资组合，1万多个风险因子，覆盖了外汇、利率、大宗商品、信用等等交易系统。工行现在有100多个风险的计量参数， 700多个压力测试的情景，这一切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管住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的风险。

    建立市场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后，通过市场数据库、交易数据库、计量参数库，现在可以做到7个“每日必做”，即：1.每日对交易头寸和敞口进行定价的估值和损益的计算；2.每日计量各个层级的VaR值，就是风险值，也就是当天最大的损失值；3.每天对交易组合进行限额监控，就是看有没有超限额的；4.每天对各层级进行压力测试；5.每天用市场损益对VaR值进行返回检验，要看这个压力测试是不是准确，要返回检验；6.每天实时的自动计量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资本占用；7.每天生成各种数据报告。只要能做到这种7个“每天”，就能确保市场交易的各个行为能够符合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符合事先确定的限额要求。

工行每天用这个系统进行海量的运算，比如说我们用最近一年250个交易日的市场波动情况和过去10年进行对比，按照现在的投资组合分析对工商银行最不利的市场情况，预测在一定的置信区间，比如99%的置信区间下，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还设定了700多个场景，比如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都是700个产品所设定的场景之一。有了这一办法后，我们对每一个流程、每一个产品都可以通过业务预测、通过组合、通过定量测算，来算出它的VaR值，然后再确定权限，就是限额。某个交易员有多大限额、海外分行有多大限额，然后通知各交易岗位，按照这个阈值来实施。多少个交易组合、多少个分行、多少个交易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这个限额的管控之下，如果个人要超出限额来操作是不可能的。

   除了限额管理，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压力测试。我们挖掘了1987年以来所有的市场数据，提炼成700多个符合工商银行自身情况的情景，这些情景设定包括了美国股市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等。然后设计模型，测算极端情况下工商银行将承担多大的损失，每天会承担多少等等。这个系统能估算3000多个产品，频率是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后形成报告，每天要反映给交易人员和管理者，每个季度要向董事会报告压力测试情况。这套系统可以把所谓的“黑天鹅”关起来。

市场风险看上去似乎比信用风险要虚一点，实际上风险损失也是很大的。以巴林银行为例，巴林银行历史很悠久，信用很好，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财产品本来也是交给它做的。1995年，一个号称“天才”的交易员里森，买日经指货亏损了，其实一开始就是2亿英镑，还不至于把这个银行搞垮，但是由于银行的限额管理、交易行为管理出了问题，里森顾及自己的面子，加之交易人员想翻本的这种心理，大量的再投入、再买进，最后一败涂地。最终里森不仅自己坐牢了，拖累整个巴林银行也破产了。前几年，法国兴业银行业损失72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超限额交易、虚假交易。瑞银集团也是遭受20多亿美元的损失，最后CEO辞职，交易员判刑。这些都是市场风险的惨痛案例。所以市场风险的管理必须分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

    事前管理就是通过数据、信息系统实现“12个防止”，禁止非交易人员违规开展交易，防止单笔交易超权限，防止累计交易超权限，，防止价格明显的偏离市场，防控与交易对手过度密集交易，防止与反洗钱的黑名单机构误做交易，防止涉及卖出和借出的债券等资产的交易出现透支，禁止交易对手无授信和超授信的交易，防止交易出现超出国别风险的限额等等。这“12个防止”不仅是自己认识，不只是制度，而都是系统里设定的。比如说，交易员的限额是设定好的，想超出限额系统自动就不能过去。不仅订单过不去，风险防控部门还会马上就知道，就会来核查是误操作，还是交易员想故意闯关。

事中管理是指交易过程中必须要有复核。这个复核不是指过去银行那种人工复核，你做了我再做一遍，或者单据上我必须盖个章，这种复核完全是流于形式。现在的交易复核完全是系统操作的，监督人员和交易员是隔离的，坐都不在一起。在物理上就隔离开来了，以防止各种舞弊现象的发生。工商银行每年的复核比数大概超过40万笔。

事后管理也要有检查，产品控制、对账、市值验证，比如昨天这笔交易价格为什么和市场差那么多，到底是什么问题，损益的计算和分析，有没有利益输送，交易价格的监测等等。

总之，市场风险管理就是把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因素都关联起来，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里森、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操作风险管理

总体来说，按照国际上的统一定义，操作风险就是由于不完善的具有问题的内部操作程序、人员、系统，或者由于外部事件所造成的银行的风险，称其为操作风险。比如说洗钱问题、欺诈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的防控、计量是比较难的，每年工商银行的损失可能并不大，但是操作风险如果按照巴塞尔规定计量下来要占用资本高达几百亿。现实中这样的计量方式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国际上就这套实行办法来操作，也行处于审慎原则。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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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联通重塑亚洲新气象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拓荒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只有疏通经络、畅通血脉，“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符合沿线各国发展的需求和合作大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并且互补性很强，是世界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基础设施却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常来讲，基础设施联通主要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人常讲：路通了、信息通了，然后就可以盖房子，发展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就可以推动民心相通。

交通联通只是第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进速度和成效。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首先要有路，这样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但修路只是一个开始，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著名的坦赞铁路项目为例，这条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贯通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交通动脉，在该铁路建成后，该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专家参与管理。

与坦赞铁路类似，香港地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香港地铁项目给我们三大启示：

第一，香港地铁是一个财务上特别成功的项目。无论是建造、运营还是管理地铁，不但没有让政府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给政府上缴两千亿。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成为财政包袱且盈利条件良好的地铁项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地铁能够保证75%的港岛老百姓的乘坐，地铁站离家不超过500米。

第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法定机构来运行。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立法，有执法，有专业人员操盘，有社会监督，每年向政府述职，并向全社会公告。当法定机构依法完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它就从公共事业变成纯商业机构，这种模式非常成功。

第三，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满足较高的国际劳工标准、生态环境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香港地铁项目没有对生态产生损害，没有对沿线老百姓产生损害，也没有损害劳工关系，它有客观、专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审计，同时发布第三方报告。

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修建铁路或者地铁只是一个开始，项目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更加关键，否则它很难称作是一次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中国也将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

 

打造能源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增长潜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未来能源和电力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为“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提供“营养”。可以说，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能源企业是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联通的主体。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已建成境外各类电站累计总装机容量近2亿千瓦，运营10余条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输电线路，打通中俄、中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能源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华能、中国石油等“国家队”成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智勇指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能源企业，随着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的全面推进，华能集团将在沿线各国“一揽子”电力项目解决方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集团战略规划，华能主要选择“一带一路”周边近30个国家，在主要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海外电力项目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海外拓展油气业务也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是我国陆海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原油进口的80%、天然气进口的86%，都要途经沿线国家运输回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功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市场、通道和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为中石油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油气合作升级版提供了难得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油气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是中石油对外油气合作的“战略核心区”，中石油四大油气通道主要部署在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中石油作为我国对外油气合作的先行者，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已达20多年，在19个沿线国家运营着49个项目，权益产量近5000万吨，占中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工程技术等合同额超过100亿元，并且拥有一支优秀的本土化员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按照规划，中国石油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先行优势、技术资金优势、能源市场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推进以油气合作为核心的能源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

 

构建信息化“高铁”

通讯设施的联通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通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敏感神经系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相应地陆地光缆只能连接，而维护和服务水平很难保证，并且价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和网络延伸拓展国际业务，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电信海外运营非常少。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电信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信海外运营，对于今天中国三大运营商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锋表示，公司将在新的起点上扬帆海外，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中国概念，辐射中国的电信网络，构建通往全球的信息化“高铁”。按照集团战略，中国电信将以网络为纽带、以运营为载体、共建智慧丝路，把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建设、运营、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传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地跨越数字鸿沟，造福当地人民。

为此，中国电信提出了新欧亚战略、新非洲战略等一系列行动计划，拟帮助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打造一些次区域的流量中心，进而在全球形成五大流量交换中心，大幅改善这些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带宽需求。中国电信不仅要联通基础网络，连接某个国家，还要在相应区域内形成一定的环路，在推动当地经济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促使中国电信形成全球战略布局，输出中国经验，辐射中国影响，打造国际市场信息行业新格局。

 

形成亚洲新气象

“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应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然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资金问题突出等等。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做不到的，只有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成沿线各国人民心中“我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这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不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联通，它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仅仅是第一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还要做到以此为圆心、推动三小时经济圈，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唯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形成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新气象。

 

共商互联互通大计

关于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业界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局限于路、电、信息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将通向中国的法制、中国的现代、中国的规范有序和透明的制度。”。

资金不足是“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解决资金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此外，资金成本也非常关键，中国能够在印尼高铁项目中最终胜出，资金成本功不可没。邓小锋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广邀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包括丝路基金、其他国家基金以及海内外私人基金，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行投资、并购。

谈及能源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吕功训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引，从国家层面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的研究，强化政府指导协调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序竞争；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加快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平台建设，推动国内银行为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更好的指导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等。

孙智勇建议，要加强规划引导和对接，明确能源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积极性，以及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公众的投资热情。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企业联盟，加强全方位沟通合作，遵循互信、友谊、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促进世界电力能源企业合作，开辟世界电力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国家队”“走出去”率先垂范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海外投资新机遇，国内企业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社会责任。一大批率先“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尊重，实现了共赢。

 

战略选择：组联合舰队 抱团“出海”

独行快、众行远。纵观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践，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已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取胜方式。

近年来，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海外业务比重达到公司整体业务的95%，公司明确制定了差异化经营战略，即以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以投资融资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谈及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土木建设，。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表示，中信建设采用的商业战略或者组织战略，是联合舰队战略。

中信建设一个典型性案例，是2006年联合中国铁建在阿尔巴尼亚中标欧洲标准的高速公路项目，当时项目总标的达到62.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积极探索成功的一种海外联合模式。此后，依托联合舰队的优势，中信建设持续征战海外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大规模 “走出去”。

与中信建设的联合舰队战略类似，中国五矿集团在“走出去”时也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五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周巍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真正的抱团，这种协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尽量落到实处。五矿集团在这方面实践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秘鲁是五矿最大的海外市场，五矿在那里与很多中国央企“抱团”合作，并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种“抱团”不一定要有资金、项目上的合作，而是一种协作。抱团还能够真正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走出去”。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通过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举世无双的运营经验，无可挑剔的服务精神和不可比拟的综合性价比优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1.7万公里，占全球的60%以上；目前正以每天8.2公里的速度向前延伸。

 “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像中国这样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形成共同体，实现抱团‘出海’。”徐宗祥表示，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表示，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要争取以技术和标准为手段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要与金融相结合，采取基金合作、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互相配合“走出去”。2015年7月31日，中信重工宣布与国内外高端客户签订6大合作项目，与15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方就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共同致力于国内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达成共识。中信重工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合作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行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种信息服务；依托大客户服务、用户服务和备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运行、备件、改造升级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技术服务。

 

风险防范：互利共赢 践行正确义利观

通常来讲，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三大挑战。

以中信建设为例，近十年来的海外业务全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治更迭不断，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未间断。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尝试了多种风险规避方式，如中国信保[1]政治保险、合同谈判、交朋友、与政府联络感情等。除此以外，中信建设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化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另外，从项目选择源头入手也是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条有益经验。洪波说，“中信建设在国别和项目选择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主要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百姓拥护的建设项目，如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农业、矿业、制造业等，以此尽可能规避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了16.5万套社会住房建设项目，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建立了一个20万人居住的城市。只要做了得道多助的事，对当地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就会得民心，从而有效避免政治风险。

社会风险也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这些年，由于“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唯利是图、不规范经营，做了很多有损中国企业形象的事情，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中信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变这种现状的法宝，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这也是中信集团一直积极倡导的原则。中国企业每到一个国家，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观。洪波说，中信建设在阿尔及利亚投标项目的时候，标书中明确，如果中标，公司将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沿途农业发展引进技术，开展培训等等。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资金风险、项目组织风险和商务风险。为降低这类风险，中信建设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对冲基金、产业投资回报等等；并且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各界资源的整合，创新发展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包括3个标段，分别由3个主体承担，但现在结算下来，只有中信建设挣钱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顶层设计开始，公司就本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配套的原则，力争造福社会，回报社会。” 洪波说。

 

战术选择：属地化  主动落地扎根

实践证明，避免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土不服的关键，是“走进去”，即实现属地化。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是短期行为，要带着善意和平等的心态，热爱、欣赏进入的国家，充分尊重所在国文化和习俗，不能抱着“赚钱就走”的心态，而要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学习融入，真正把东道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祖国”。

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民心和心意的相通是中国企业在当地能够落得下、落得好的一条重要原则。周巍说，五矿集团在秘鲁的搬迁项目只涉及四百多户人家，但考虑到当地有3种宗教信仰，五矿集团在新社区共建设了3座教堂。实践表明，只有尊重当地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中国企业才能够在当地落地扎根。

企业的包容性同样不可缺少。要怀着包容心融入当地，利用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五矿集团在秘鲁铜矿建设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项目前期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工期拖延7~10天，五矿集团一些人认为，7~10天的延误对于总投资105亿美元的建设周期来说微不足道，但是项目前方管理团队却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工期影响最终降低到1天。

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属地化，互利共赢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唯有互利共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赵晋华表示，要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兼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与国内外政府、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的关系，务实高效地共同推进重大项目。

俞章法也认为，国际化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走出去”不是赚一笔钱就走，而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加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惠及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商业模式：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的商业模式，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企业进行EPC[2]承包。但这种模式实际运行起来存在诸多矛盾，包括地方政府会有各种想法，最终将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债。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找到其他一些有效的替代模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庆禹说，公司正在尝试经营财团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聚焦金融和资源领域做大文章。还有一种模式也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比如阿尔及利亚想要建设港口，如果中国企业单纯做工程，那么当地政府可能不欢迎；但如果中国金融企业和建设单位联合起来，其效果将大不一样。无独有偶，中信建设也将逐渐改变过去主要以融资带动工程承包、单纯从事出口服务的固有商业模式，抢抓“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机遇，主要通过投资带动“走出去”。

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资源优势，中信重工“走出去”采用了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国内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服务，为中国装备“走出去”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战略布局：延伸产业链  制定“中国标准”

没有“标准话语权”是制约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大瓶颈。作为矿山重型装备的龙头企业，中信重工持续高投入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全面贯彻国际化标准。目前中信重工共有11种主导产品取得了国际标准，拥有36项高端矿山重型装备的核心技术和11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产品。

俞章法说，进入海外市场，装备不仅要在质量、技术、价格等方面谋取竞争优势，还要符合当地生产运营的一系列标准，与上下游环节相衔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规定本国工业标准的能力和条件，它们往往采用西方的工业标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欧标认证，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而且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定，让中国标准国际化，进而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全方位“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以自主创新、快速超越的技术实力为支撑，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赵晋华认为，发挥专业优势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中国企业应该结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在勘察、设计、规划、施工、投融资、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和优质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高层建筑占有量达到世界高层建筑总量的32%，在建量是世界的64%；中国建筑一家公司的高层建筑量就占到全世界的50%。依托自身在高层建筑领域的专业优势，中国建筑计划在“一带一路”建设前期以基建为主，房建为辅，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回到以房建为主的模式。

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拓展产业价值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按照战略部署，中国建筑将从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总包集成能力，最终变成产融紧密结合的新型建筑承包商，努力向前端的规划设计和后端的运营维护方向发展，提升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竞争能力。

 

建言献策：企业为主体  加强国家统筹

企业是海外运营的主体，但要实现更加高效地“走出去”，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参会的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化、法制化和重实效，让企业更放心。

周巍建议，除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外，国家政府的统筹作用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协同配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将面临不小的难度。最近五矿的秘鲁铜矿项目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一些社区事件，它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本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

“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间、区域组织间、企业和社会团体间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公共合作平台，以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徐宗祥坦言。

站在企业的角度，俞章法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有效支持。

二是在“走出去”面临难得机遇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服务职能，整合资源，建立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

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加强对标准“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力度，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对成功采用中国标准“走出去”、获取海外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五是成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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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下跌，欧洲布伦特原油（Brent）价格从6月13日的113.41美元/桶跌至目前的40-45美元/桶，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价格从106.91美元跌至目前40美元/桶以下，预计还将继续走低，短期内难以大幅反弹。受低油价的影响，国际油气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中国石油石化行业要应对低油价的新挑战，抓住机遇，推动改革，实现持续发展。

低油价时代来临

石油需求增速放缓，国际油价低位徘徊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深度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各大经济体至今没有摆脱困境，先后进入“弱增长”阶段，正处在产业调整和组织变革的过程中。能源消费持续疲软，石油需求增长的速度连年放缓（见表1）。

表1：世界石油需求变化统计表

年份	石油消费量 （亿吨/年）	同比增长量 （亿吨/年）	同比增长幅度 （%）
2010	40.42	1.32（超07年）	3.4
2011	40.85	0.43	1.2
2012	41.33	0.48	1.2
2013	41.79	0.46	1.1
2014	42.11	0.32	0.8
2015（预测）	42.40	0.25-0.29	0.7 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BP能源统计》综合计算

 

市场需求增量放缓，使高油价时期因高回报刺激高投入形成的产能一时难以消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区相继发现一批新的油气田，加强了市场供应端的资源基础；。油气供应增长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长的速度，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导致原油价格连连下跌。

影响国际油价下跌还有其它因素：近十年来，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发达国家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降低了市场对石油的需求量。美国是当今世界使用石油最多的国家，2014年一次能源消费增长1.2%，石油消费只增长0.5%；德国、法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2014年一次能源消费负增长3—6%；发展中国家也在转变发展方式，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明显降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改过去“限产保价”的做法，采取“弃价保市场”策略；美元2015年开始升值，对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构成打压；此外，国际局势的动荡也从不同角度对国际油价下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国际油价低位徘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种种迹象反映，世界石油供需在变动中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从市场发展的趋势看，本轮油价很难恢复到下跌前的高位，油气企业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大，天然气发展进入成长期

未来3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新能源还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之前，石油、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天然气，随着液化天然气（LNG）技术日臻成熟，作为优质过渡性清洁能源，近二三十年将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页岩革命”不只增加了美国的油气产量，还延长了油气使用的生命期，为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至少又赢得了50年的时间，使得非常规天然气，在世界范围内倍受青睐。中国2014年生产页岩气15亿立方米，2015年产能建设可以达到50亿~60亿立方米，继美国、加拿大之后成为世界第三个大力开发页岩气的国家。

全球油气供需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石油总产量从2.56亿吨上升到5.199亿吨，排世界第三位。2014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7283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产量占三分之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低油价迫使一批中小公司退出页岩油（气）领域，2015年页岩油（气）产量比2014略有减少，2016年之后，如果国际油价能恢复到每桶60美元，美国页岩油（气）重新上马，原油产量可能超过俄罗斯，甚至赶上和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2025年之前，美国油气产量还会呈上升趋势，以美国为主力的北美地区已经不单是世界油气的消费中心，同时也已成为全球新的油气生产中心。

全球油气消费量增长已由欧美转移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印、日、韩等能源消费大国，以及非经合组织（OEDC）国家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2014年亚太地区消费石油14.29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33.9%，中国消费石油5.2026亿吨，占亚太地区总消费量的36.4%。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中国能源产量在2015年的基础上将增加47%，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60%，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随着生产中心与消费增长重心的变化，国际油气供需关系朝区域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市场格局大致已经形成三大“供应—需求”区域：以北美为消费中心，南北美、西非、中东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以欧洲国家为消费中心，中东、北非、俄罗斯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东亚、亚太国家为消费中心，中东、中亚、俄罗斯、非洲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确保供应安全，加强区域合作，搞好地缘关系，是各能源生产国、输出国、消费国、过境国共同关切的问题，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国际性能源组织机构主动转型，对原来的功能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新格局。国际能源治理的机制、内容和方法正在发生新变化。

研发新技术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21世纪人类社会大进步、大发展，必将迎来一场科技大革命。科技创新，研发新技术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低油价形势下，油气企业唯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才能生存发展。降本增效，一靠技术，二靠管理，技术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没有新技术，也就没有新手段，无法解决新问题。纵观国际油气市场，凡是能够驾驭市场，抵御风险，抓住机遇，借势发展的大、小石油公司，都有独到的技术，有自己的诀窍，他们不断研发新技术，总是技高一筹，用新技术化解新风险。

千方百计降成本，保持稳定发展

油价下跌后，各大石油公司迅速作出反应，2014年下半年以来，采取合并重组，出售资产，裁减人员等办法降低营运成本，维持企业生产，大多数公司延期新项目建设，减轻筹措资金的压力。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4年预计：2035年前，全球能源领域投资约需48万亿美元。其中，油气领域投资至少2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1万亿美元，2015年预计实际投入最多4390亿美元，2016年还会减少。

这么大的资金需求量从哪里来？2015年全球平均油价预计每桶52美元，比年初预计的57美元低5美元，2016年有可能更低。低油价令国际各大石油公司现金流量大幅降少，不得不压缩资本性支出，估计2015年上游投资将比2014年降低20%。行业投入不足，新增产能建设受限制，对未来市场影响很大。而过度收缩勘探开发投资，无异于在为下一轮危机掩埋种子。

资源管理趋于严格，国际合作门坎提高

国际油价走低，不能简单理解为油气已经不值钱。油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资源国更加重视它的潜在价值，对油气资源管理已从“全球化”走向“ 再国家化”，以资源为主导的国家行为，动摇了以政治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外交手段、军事行动为经济服务、为能源服务的趋势愈加明显。为了保护油气资源，资源国不断出台新的管理办法，政策变化频繁，法律、法规趋于严格，投资者进入市场的附加条件增多，国际合作难度加大。

资源配置的新格局，促使国家石油公司强势崛起。国家石油公司加速国际化步伐，完全市场化运作，打破国际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本国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国家石油公司事实上成为本国资源的管理者，对外合作政策的制定者，石油合同的执行者，国际市场变化的主导者。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国不断研究新的合作模式，频繁修订合同文本。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资源国强调全方位合作，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将产业链向下游倾斜，注重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和长远利益。高、新技术服务越来越受资源国的欢迎，为技术服务公司参与资源国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资源国强调作业人员本土化，对技术服务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国选择合作伙伴（投资者、服务商）的基本条件是拥有先进技术，有较高管理水平，综合实力强；基本标准是对资源国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地缘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地缘政治关系对油价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中东政局动荡、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等，对国际油气市场的供销格局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日本搅局南海，增加了南海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全球油气运输安全普遍引起重视。无论供应量还是消费量，亚洲地区都占世界主导地位，可谓供销两旺，因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区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构建亚洲油气市场新格局，是夯实能源安全基础，确保中国油气供应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油气产业链面临新挑战

我国是油气生产大国，也是油气消费大国，消费量在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低油价降低了消费成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对我国油气企业来说，下游利大于弊，上游弊大于利。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原料成本降低，我国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行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石油化工产品竞争力提高，普遍扭亏为盈。中石油前三季度工加工原油74170万桶，生产汽、柴、煤油6880万吨，同比增长1.2%；中石化炼油加工量同比增长1.4%，成品油增长2.9%，经营效益149.05亿元，同比增长4.3%。

原油进口费用减少。油价降低，我国原油进口花费明显减少。2015年前8个月，全国进口原油22067万吨，同比增长9.8%，花费金额946.3亿美元，同比下降39.8%，实际减少支付616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049万吨，同比上升4.1%，花费金额102.8亿美元，同比下降35.5%。2015年前9个月进口原油平均价格每吨为368美元，比2014年平均价每吨744美元降低了50.6%.

天然气与管道企业近期有喜，远期有忧。2015年以来，我国提高了天然气价格，天然气和管道企业前三季度实现利润253.84亿元，同比增长174.9%。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应提高天然气的比重。我国天然气供应主要来自三个渠道：陆海自采天然气（含常规、非常规气）；进口管道气；进口液化气（LNG）。这三类气源的产能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均处在资源结构矛盾突出，需要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开发市场，发挥产业价值链作用的关键阶段。受低油价影响，全球天然气市场低迷，LNG价格大幅下跌，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天然气消费国，本应受益，但由于国内价格机制不完善，消费结构不合理，却出现消费增速与市场价格同步减缓。200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245亿立方米，2013年上升到1705亿立方米，年均增速达16.1%，2014年增速下降到8.6%，2015年前9个月累计增速仅为2.5%，中国天然气市场已开始由供应驱动型向需求推动型转化，对天然气上游供应端已经造成巨大压力，2015年我国消费天然气预计1920亿立方米，上半年消费乏力，估计全年供应过剩可能达100亿立方米，进入四季度，却又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导致已建成的产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何做好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价格，提高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是我国发展天然气产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重创油气生产企业，拖累关联服务产业。2014年以来，为应对低油价的挑战，我国油气产量保持弱增长的态势，但产量的增速，抵不过油价的减速，加之桶油成本高，油气生产企业现金流量急剧减少，经营效益指标大幅下滑。2015年上半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率同比分别下降62%、22%、56.1%。进入下半年以来，形势更为严峻，三季度石油产业主营业务销售收入9707.5亿元，同比下降19.3%；利润总额385.6亿元，同比下降60.2%，降幅比二季度增加了34个百分点；石油行业销售利润增长4.0%，比二季度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低于全部工业销售平均利润率。企业亏损面有所扩大，三季度行业亏损114.4亿元；亏损面达32.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季度进出口总额480亿美元，同比下降30.3%。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降，三季度石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61.2亿元，同比下降13.9个百分点。勘探开发新投入减少，拖累油气工程技术服务业务急剧萎缩，40%的钻井队被闲置，石油装备制造产能严重过剩，其他与油气工程技术服务的相关企业也受到拖累，整个行业步入“寒冬”。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我国油气企业各项经营指标不同程度下滑，产业发展方式、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病随之暴露出来，鉴于国际原油市场持续疲软的趋势还将延续，如果不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深化改革，加速转型升级，油气企业整体增长乏力的局面难以改变。我国油气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水平低，经营理念落后，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风云变化的市场，企业抗风险能力差；总资产规模大、投资增量快，结构性产能过剩短期内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资本增值能力弱；管理粗放，浪费严重，综合成本高，企业经营利润低；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动力不足，缺少特色技术，新技术的比较优势不明显，核心竞争力不强；企业文化建设滞后，软实力不足，品牌形象与国际一流大石油公司比，还有较大差距，企业知名度高，社会美誉度低。

海外投资遇到新困难

第一，“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步伐加快。

1993年我国油气企业开始海外投资，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起步晚、起点高、发展快，现已具有较大规模。截止2015年6月，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为主力，全国海外油气投资总额近1800亿美元。拥有油气勘探开发项目168个，分布在51个国家，油气作业年产量2.9亿吨，权益产量1.4亿吨，每天为国际市场增加600万桶原油供应能力。海外共有炼油化工项目10个（含自建与并购），原油加工能力5360万吨。海外共建油气管道1.5万公里，输油能力7800万吨，输气能力604亿立方米。三大石油公司海外工程技术服务队伍近1500个分布在63个国家。

 20多年来，我国油气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摔打，成长较快，2015年《财富》英文网发布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中国企业共有106家。中石化、中石油进入前10名。我国企业在世界《财富》500强中排名数量增多，但分布不均，500强涉及50个行业，美国46个行业榜上有名，中国23个行业空白。品牌500强中国企业仅有5.8%，品牌100强以内没有中国的石油石化企业。说明我国油气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还不高。

第二，缺少核心竞争力是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差距。

我国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是在高油价时期并购的，现在油价一路走低，项目执行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项目经济效益变差，投资回收期延长，有的项目因局势动荡、政策变化、技术障碍、融资困难等原因无法继续投入，甚至停止作业，造成经济损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如何优选合作项目，确保投资安全，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国油气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最主要的差距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跟不上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我国油气企业综合实力还比较薄弱，在管理观念、管理机制、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它们不懂得怎样与国际能源组织打交道，能源外交能力还比较差；不善于融入当地文化，“走出去”易，“走进去”难，“走上去”更难。只有融入国际市场，才能打造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石油公司。

第三，缺乏人才是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劣势。

我国油气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给市场的总体形象是“大而不强”。主要表现是技术不强，产品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三不强”，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根本原因是缺乏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呈“短胖型”金字塔结构，人才队伍庞大，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总体水平不高，这个现象在油气企业尤为突出。国际一流能源公司创新型人才的比例通常占公司总人数10%以上，按经营管理、技术骨干、操作人员分类，大致为2 : 4 : 4 ，而我国油气企业的人才结构比例远低于这个水平。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低油价给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同时，也为石油石化企业调结构、转方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展望“十三五”，我们要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抓改革，促创新，加速企业转型升级；开放油气市场，激发内生动力，提速增效，提高经营质量；淘汰落后产能，生产高端产品，提高投资效率；完善创新机制，大力研发新技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实现持续发展。

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结构、控规模、更新技术、降本增效。

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企业：全面深化改革。

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将企业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上来；将企业的经营管理从以油气产量为中心转变到注重现金流量变化上来；从注重扩大生产规模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从资产管理转移到资本管理上来，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布局。按可持续发展原则，重新审视原有的发展战略，调整战略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战略性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控。规范投资决策，对既往的投资项目，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把握资本运作的规律。低油价形势下，资本性支出要精打细算。认真筛选海外投资项目，改进评价方法，健全监管机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创新商业模式，扩大国际合作。面对新形势，中国油气企业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良好机遇，及时调整海外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树立新的义利观，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创新合作模式，经营好周边国家，就近建立利益共同体，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

大力开发新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我国油气企业不是没有创新能力，主要是创新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保证。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创新研发机制，把企业建设成为新技术开发的主力军，打通油气行业科技发展的快车道，用技术革命推动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消费革命。

重视石油金融，发展石油贸易。把资源开发和商品贸易结合起来，开辟多种渠道，谋求合理的价格，建立稳定的市场，确保我国油气供应安全。应尽快启动我国石油期货市场。

炼油企业：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十三五”期间主要任务是调结构，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

本世纪初，由于国际油价高企，加之技术进步，促进了美国页岩油气革命。2000－2014年，美国页岩油增产1.4亿吨，使其炼油与石化产业重获生机，石油产品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对全球油气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石油石化市场格局悄然改变。

2000－2014年，全球年炼油能力从42.1亿吨增长到47.3亿吨，年平均增长率0.8%，每年净增长2650万吨。预计2025年达到50.4亿吨，2014－2025年平均增长率为0.6％。中国炼油企业将面临出口空间限制，必须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炼油技术工艺革新朝着节能、高效，绿色、环保，低碳、健康的方向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集约型，推进炼厂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我国炼油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石化企业：积极应对产能过剩要积极应对产能过剩的挑战。

2014年以来，国际经济艰难复苏，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石化产品市场的需求增速进一步萎缩，产品价格下降，利润水平大幅下滑。国家重点监测的188种产品中，价格同比下降的有144种，占76.6％。2014年全国石化行业利润7911亿元，同比下降8.1％ ，是近年来降幅最大的一年。2015年行业经营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传统石化产品需求增速继续降低，投资增长放缓。 

化学工业企业：推进集约化经营。

要积极推进集约化经营，加快技术进步，加速转型升级。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与石油石化企业关联度很大。我国传统化工企业的现状是：生产规模小、技术门槛低、区域分布广、环境污染大、产品质量差、综合能耗高，是我国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行业。全国石化和化工耗能总量大约占全国总量的18%－20％。2014年，全国排放废水43.9亿吨，化学需氧量58.1万吨，二氧化硫231.1万吨，氨氮11.5万吨，氮氧化物98.3万吨，均居全国工业部门前列。   

“十三五”期间我国化工企业要把化工产业（包括石油化工）节能减排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推进企业区域组合，推动集约化经营，加快技术进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化工全行业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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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国，其出发点在于减轻政府负担和平衡投资风险。三十多年来，英国已经成为全球PPP项目规模最大、应用领域最广的国家，PPP的适用领域涵盖了一切公共领域，涉及国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环境治理、文教娱乐、监狱管理等。

1984年，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的启动，标志着PPP投资模式在中国落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PPP模式已成为由政府大力提倡的投资模式，通过PPP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政府财政与举债压力，为企业参与政府公共设施项目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据中信信托金融实验室测算，202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将超过30万亿元，一半由政府解决，另一半缺口将引入社会资本，这将为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提供机会，而未来合作方式将在PPP模式下探寻。本文以信托公司为例，在总结我国PPP发展历程，解析PPP项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可行性路径。

PPP遭遇“水土不服”

截止2015年7月，全国PPP项目总投资达到1.97万亿元。其中，安徽省的PPP投资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达127个。然而社会资本参与PPP的热情远不及政府，已签约的PPP项目约2100亿元，签约率不足两成。这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法规效力较低，体系尚待完善。

我国当前缺乏一套针对PPP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现有规定法律效力不高，发改委颁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发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均局限在部委的层面。而且当前制度层面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发改委与财政部对项目操作的流程也有差异。

PPP不仅是一种投融资模式，更是一项涉及政府、社会资本、第三方咨询机构、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社会资本有时需与政府签订长达20-30年的合同。政府公益性的出发点与资本的逐利性存在天生冲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各方利益将很难得到有力保障，社会资本也会望而却步。

第二，国家负责部门有待明确。

财政部一直积极推动PPP理论的推广和实践的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多次PPP培训，成立了PPP中心，并于2014年12月4日公布了《PPP操作指南》和30个PPP示范项目。国家发改委是起草《特许经营法》的牵头部门和由国务院指定的“政府投资支持社会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等多个政策措施牵头部门。国家部委在履行职责方面有待协调行动，统一规划。

第三，契约精神至关重要。

PPP模式是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所签订的合同开展的。参与各方都必须有契约精神，严格按照合同行事，才能保证项目顺利推进。PPP模式从根本上要求政府改变自身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然而，我国政府在公用和基建等领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此前几轮PPP也多以BT项目为主，政府是投资主体，在项目中属强势一方，政府信用较社会资本而言更容易产生风险。

PPP项目失败的案例中，很多是由于政府违背承诺导致合作方利益受损而造成的。例如，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项目中，政府废止了当初指定的管理办法，实施机构拖欠合作公司污水处理费最终导致项目失败；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供水量和水价都未达到当初合同规定的标准。

信托公司试水PPP项目

自2014年9月起，中央多部委陆续发文激励PPP模式开展，彰显了国家推行PPP的决心。在此背景下，多家金融机构积极试水PPP项目。2014年12月，中信银行为贵阳市南明河综合治理项目提供融资，获得国内银行PPP业务首单。2015年5月，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标重庆钓鱼嘴南部片区PPP项目。同月，由中国建设银行、绿地集团、上海建工、建信信托共同发起国内首只千亿规模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产业基金诞生。2015年6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标国内首单高铁PPP项目。2015年7月，中信信托参与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标志国内首单信托公司参与的PPP项目正式落地。

如何选取PPP项目

进入2015年后，政府对PPP模式的推广热度明显提升，截至2015年5月，发改委公布我国PPP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如何从众多的PPP项目中选取合适的项目，要从四个方面考虑：

第一、选取什么类型的PPP项目

    目前我国的PPP项目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使用者付费，即经营型的项目；二是政府付费，即公益型的项目；三是可行性缺口补助，即准经营型项目，这类项目是在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社会资本回报的时候，由政府补贴来完成。现阶段金融机构更适合选取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PPP项目，使用者付费属于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型模式。

第二、考量政府的财政实力与信用等级

对于可行性缺口补助和政府付费项目，在特许经营期内，政府要履行代募预算和按时支付补贴的义务。财政实力的强弱将会影响政府按时合规履行该义务。信用等级的考评不仅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信用等级低的政府对PPP认识程度相对较弱，推行PPP项目的效率相对较低。

第三、考察合作伙伴的推行力度与执行能力

信托公司在决定参与一项PPP项目之前，对合作伙伴推动项目的力度与执行力高低需做考察，这将影响项目完成的时间预期。

第四、明确评审和实施程序是否规范

在参与PPP项目前，还需要评价合作政府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善、程序是否公开透明、交易方案是否完善。规范的评审与实施程序有利于PPP项目的顺利开展。

参与PPP项目的流程

    社会资本成为PPP项目的参与者需要经过若干环节，以信托公司为例，其参与PPP项目的流程如下：

图1：信托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流程图

 

 

 

 

 

 

 

 

 

 

 

  

PPP项目的收益保障和风险防范

2014年底，国家财政部通过评审确定30个PPP示范项目；半年后，财政部针对这些示范项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用BT项目（建设-转让）做PPP，同时对保底承诺和补偿回购等变相融资进行限制。在这些限制条款下，信托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证收益：

第一，股权回购。财政部限定了用股权方式进行的变相融资，只要股权回购没有确定收益就不能被认为是融资。因此以股权回购作为退出方式是可行的。第二，按等额本金支付。用等额本金的方式支付投资收益，最终资产和股权都能够作为商品来交易。

依据PPP项目领域，分解风险关键点

由于信托介入PPP存在一些风险，大多数信托公司仍在观望。从风险防范方面分析，信托公司在参与PPP项目前，要深入分析项目本身的优劣，重点关注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项目；慎重判断当地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契约精神，密切关注有关PPP的政策法规，以及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改革。

城市供水、供暖、供气、供电等公用事业的盈利微薄，但需求和运营稳定，经营可持续性强，一般属于“使用者付费”的项目。相应的PPP项目应重点关注协议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的责任义务约定是否明确，成本核算是否清晰，价格调整机制是否合理。

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公共环保工程，其收入来源于政府的垃圾处理费或污水处理费，政府在此类项目中一般承担“最低需求风险。垃圾处理项目优先选择以相关专业上市公司为社会资本的项目，而污水处理项目的部分收入来自于自来水费的捆绑销售，应选择同时经营污水处理项目和供水项目的公司。

保障性安居工程一般采用和商业开发捆绑进行，商业收入部分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开发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轨道交通、公路、机场、地下综合管廊等交通设施具有区域独占性和垄断性，但一般投资金额比较大，期限很长；存在没有收入、全靠政府付费和有部分收入但仍需政府补贴两种模式。

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前景广阔，但行业尚不成熟，其前期需求难以准确测算。

城镇和新区开发的投资金额较大，回收期较长，土地出让和升值前景不确定，存在招商引资风险和相关的政策风险。

信托介入PPP的模式

一是产业基金+PPP模式。产业基金有地方政府发起、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发起、实业资本发起三种形式。例如，中建投信托主动发起产业基金参与PPP项目，与十九冶集团成立PPP产业基金，与地方政府合作投资项目，在项目开工后分期设立集合信托计划，同时进行“股权+债权”投资。

二是债权投资模式，通过信托贷款为PPP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

三是参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由于PPP项目均投向基础设施，建成后具有稳定现金流及必要的政府补贴，因此较为适合做资产证券化产品。

推广PPP依旧任重道远

在现阶段经济下行、公共服务缺口扩张和投融资比例逐渐下降的经济环境中，政府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法规助推PPP发展。虽然PPP 的设想很美好，但在现实中阻力重重，要深入推广PPP 模式仍需在制度建设、政府角色转变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市场化程度要更加深入，逐步转变政府参与的角色。从早期的PPP 来看，政府不仅作为项目发起人和监管人，而且直接参与到项目的运营中。政府的双重角色导致项目在经营过程中参与各方风险和收益难以有效衔接，社会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针对这一缺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简称42号文）着重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要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在平等互利中分配收益。未来PPP 的政策将逐步向引入竞争机制靠拢。

二是公开化和透明化任重道远。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品建设领域，本质上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手段甄别项目好坏和社会资本优劣。42 号文也正式将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原则引入PPP 项目建设，市场化原则在PPP 中的配置效率将逐步提升。

?  结合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PPP 大规模的开展有相当难度，也难以化解地方债务的重要措施，PPP 模式对债券市场的冲击相当有限。

 

 

链接：PPP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

改革开放至今，PPP在我国已经历了5个阶段和3波高潮。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1984-1993）。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一部分外资尝试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地方政府开始与投资者签订协议，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在本质上就是PPP。但当时地方政府与投资者都是在探索中前进。这一阶段代表性的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项目和北京国际饭店项目等，其中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BOT项目。

第二阶段：小规模试点阶段（1994-2002）。该阶段试点工作由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有组织地推进，也掀起了第一波PPP高潮。国家计委选取了5个BOT试点项目：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

第三阶段：推广试点阶段（2003-2008）。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让民营资本进入公共领域，2004年建设部（现住建部）出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PPP项目开展确立了法律法规依据。在政策东风下，各地推出大批PPP试点项目，掀起了PPP第二波高潮。该阶段外企、民企、国企等社会资本均积极参与，污水处理项目较多，也有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

第四阶段：短暂停滞阶段（2009-2012）。随着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速增长，城镇化程度大幅提高，但PPP模式在此阶段却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壮大，平台贷款等规模激增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PPP发展进入短暂的停滞阶段。

第五阶段：政府大力提倡（2013年至今）。2013年财政部肯定PPP模式在改善国家治理、促进城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1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推出大量PPP项目，PPP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并掀起第三波高潮。以前的PPP更多以BT、BOT等为主，政府仍是主要的投资者和风险收益主体，目前则强调社会资本与政府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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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而生长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丝路基金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多种方式，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的投融资合作，促进繁荣和发展，并实现积极合理的投资回报，这是丝路基金运作的总体模式。”在“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丝路论坛上，丝路基金副总经理司欣波开宗明义。

丝路基金的运作原则

丝路基金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基金运作要遵循对接、效益、合作和开放四个基本原则。

对接原则。“对接原则是核心原则，内涵是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原则是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的总原则，是有效推进融合与转型的重点所在。”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示。丝路基金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首先会关注在投资过程中与各国规划对接，比如和欧洲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国民之路计划、印尼海上振兴计划以及俄罗斯欧亚发展等计划对接，致力于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其次是产业的对接。“这主要有三个层次：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如高铁装备、工程机械装备‘走出去’；中国的比较优势产能如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平板玻璃行业等‘走出去’，这些产能在国内相对过剩，但对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这是它们优质紧缺的产能；高新技术合作，包括把海外的高新技术引进来、把我们的高新技术送出去。”司欣波说。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为了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资本与产业的对接，支持优质企业，提升其跨国运营经营、自主创新和资源整合的能力，支持企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型，带动国内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直接或间接“走出去”，进而实现产业再造，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比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具备比较优势的大企业如核电、高铁产业，他们“走出去”必然要对接、输出国际标准。通过核心技术提升、强化运营管理，巩固他们的领军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把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相关的需求和技术标准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促使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合作原则。“丝路基金跟各个机构之间不是对立竞争的关系，是合作共赢的关系，这一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也是吻合的。”司欣波认为。

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虽然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世行等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这几年对亚洲有一定的政策调整，但实际情况是，亚洲资金缺口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扩大。巨大的资金需求使丝路基金与亚投行这些新的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但这依然满足不了亚洲发展所需的巨大需求。所以，这些机构之间不是竞争关系，相反，这更要求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

以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为例。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而丝路基金的性质是基金，更倾向于投资。丝路基金涉及的成员会比亚投行更广，国家层面的合作会更多，运作的灵活度更高。另外，丝路基金要发挥长期作用，成为一种长效合作机制的基金，从本身的发展运作考虑，投向上一定会趋于多元，丝路基金的使用会是全方位、多元化的。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业务有很大的互补性。　

丝路基金对合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丝路基金对外金融合作大致有三个方向。”司欣波说。一是丝路基金愿意和国际上的投资机构，国际上的多边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不管是投资、银团贷款都可以；二是丝路基金支持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购海外金融机构，并购银行、保险、信托这些金融机构；三是丝路基金今后可以发起设立子基金，比如在中亚设立一个中亚子基金，在电力行业设立一个电力子基金，目前已经设立一个中哈产能合作基金，还有其它产业也是丝路基金支持的方向，比如现代农业，开发区建设等等。

开放原则。丝路基金目前的4家股东中，外汇储备占65%，中投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各占15%，国开行占5%，丝路基金对志同道合的投资者持开放态度。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中国不谋求绝对的主导权，而是希望多方参与，大家共同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一种协商的模式开展合作。

基金与银行不同，银行有大股东、董事会等限制，基金则更加灵活，民营资本的商机也就来了。“丝路基金刚刚成立9个月，对各种资本一视同仁。”司欣波表示。首先在支持方向上，合作伙伴不分国有和民营；其次，丝路基金在项目层面上对民营资本合作持欢迎态度。

当然，丝路基金项目的长期性决定了大型战略投资者才是重点。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强调，丝路基金是长期投资，基本不可能吸引国内的中小投资者，肯定是长期出资的投资人，比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效益原则。风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始终要高度关注的事情。商务部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披露了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盈利情况，13％的企业盈利可观，39％的企业基本盈利，24％的企业基本持平，24％的企业目前暂时处于亏损状态，这就说明仅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在海外经营当中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盈利。效益是丝路基金在投资中必须考量的。

充分发挥杠杆作用

       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不是一个固态的资金池，而是一个发挥多种作用的巨大杠杆。“丝路基金将会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发挥杠杆作用，比如发行债券等方式，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司欣波说。

2015年12月17日，丝路基金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签署协议，丝路基金将从诺瓦泰克公司购买亚马尔项目9.9%的股权，双方还签署了贷款协议，由丝路基金提供为期15年、总额约7.3亿欧元的贷款，支持亚马尔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丝路基金先后宣布了三项实质性的投资项目。第一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南亚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第二支持中国化工并购意大利倍耐力高端橡胶公司，第三收购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部分股权。”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介绍说。丝路基金上述几笔投资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股权＋债权的模式，支持行业领军的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这3个项目比较充分体现了丝路基金的投资理念，分别代表了丝路基金在绿地项目开发、国际市场并购、支持能源合作等重点领域的积极尝试。

“丝路基金扮演财务投资人的角色，对投资企业带来投资杠杆和增信的作用，有利于增强这个项目筹资能力，使它成熟。”司欣波说。对一个项目来讲，其总投资分成资本金和贷款两部分。丝路基金在资本金里虽然占比不大，但它除了可以充实资本金外，还可使投资项目达到融资的条件，获得贷款。同时，丝路基金投资背后体现国家的支持，起到增信的作用，能够提高项目的影响力，使项目在投资所在国能够更加易于落地。

丝路基金就像一个杠杆支点，可以撬动万亿的投资规模。另外，丝路基金能够灵活组合多品种投资工具，促进各方利益最大化。丝路基金是全牌照的投资基金，除了股权之外，还有债权、地方贷款，另外做夹层投资，还可以做类股的债和类债的股，互相搭配融合，寻找企业最佳的投资方案，促使各方利益最大化。

三点建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体系如何发挥作用？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要搞“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更好地提供资源？对此，司欣波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要充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技术优势和跨国协调优势。国际上有许多双边、多边金融机构，世行、亚行，亚投行、金砖新银行，还有世行下面的国际金融公司等等，它们能够提供低成本、长期的资金。首先要用好这些资金，而且这些机构进来之后，能够提供融智的作用，帮助策划融资，甚至协调投资所在国各方面关系。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还要利用好现有的多边、双边机制等政府间协议。上合组织有对投资保护的机制，中国和东盟10+1的机制，和中东欧16+1的机制等等，都是全球化治理的一部分。我们投资的时候，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政府间合作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主权、类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在投资合作中的主力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中投、中信集团等在前面起着支撑作用。这些大型机构的加入，可以对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起到一个引领作用，还能够推动信用建设、市场建设等等。一定要发挥大型机构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在前面引领，很多融资方案很难达成，其他跟随者会观望，不会进来。

第三，应当鼓励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规模很大，最具市场活力和效率，其逐利性决定有机会不会放过，要很好地引领它们。欧洲推出的容克计划，是吸纳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非常好的机制。容克计划中欧盟拿出210亿美元作为种子基金，根据优先劣后的安排，民间资本最后进去最先出来，引领民间资本特别活跃的进入，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  张三友）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国际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弱肉强食，后来又有了均势理论，但是不管怎么论说都是强国、大国说了算。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建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国际关系，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它既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符合亚欧非国家在后危机时代持续发展的诉求，更是打破冷战思维、推动国际秩序重构的具体实践。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之所以能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得益于我们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融入了世界经济。毋庸置疑，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保持世界化的方向。尤其目前，世界经济总需求严重不足，而发展中国家有五六十亿的人口，占70%以上的世界领土，巨大市场潜力尚未释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发展方式转型、动力机制转换，还是实现资源和财富更加高效、合理的配置，中国都必须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去谋划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可帮助中国打破内外部多重制约、寻求更深更广的经贸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双赢”。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亚欧非国家与中国合作的需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相对低迷期，全球资金流动、产业转移、国际贸易格局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由过去更多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转向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亚欧非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需要。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概去过非洲40多个国家，亲眼目睹了很多国家在社会、民生、投资各方面，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我们在苏丹帮助建设了两个电厂，总发电量达40万千瓦。此前，苏丹首都喀土穆几乎天天停电，两个电厂建设后，极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还帮助苏丹建设了产能500万吨的炼油厂，当地人民去加油站再也不用排队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深化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关系，我们将加强与亚欧非国家共同谋求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一带一路”构想是打破冷战思维的具体实践。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世界一直笼罩在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之中，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大国崛起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对抗和战争。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曾经出现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从根源上消除冷战思维遗患，必须用行动昭示天下，中国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发展是有益的。为此，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是要促进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确保国际关系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推动国际秩序向互利共赢、融合受益发展；就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告诉世界人民，冷战思维、零和游戏在新的时代已经不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凭中国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必须调动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关键是找准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我们的规划设想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蓝图结合起来，着眼于互补互利互惠合作。

基础设施合作是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限制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而中国在这方面建设经验丰富、工程造价合理、技术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双方合作可谓互利互惠。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领域中，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重要方向和突破口。全方位、多层次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投资机会的基础。只有互联互通实现了，经济才能得到有效融合，才能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我们所得到的每一份也可能更大。因此，基础设施合作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最根本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产业合作是关键。如果没有产业的合作，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的附加值也不可能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就会成为没有活力的“空架子”。我们必须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深入挖掘沿线沿路各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和市场供需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有利于区域内整合行业资源、延长生产线、实现上下游配套协同发展的项目，以我们富余的优势产能，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增加就业，改变其过度依靠资源发展的局面。

融资问题是最突出难题。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并且国内还有很多银行、机构积极参与，但是融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瓶颈。据估计，在亚太地区，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区内仅铁路建设规划就已达到1万公里左右，按照目前每公里建设3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额估算，预计总投资在3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若分3-5年建成，每年投入资金规模将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不解决这个巨额资金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就无从谈起。

市场化条件不成熟是难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市场发育程度不一，观念、制度与法律环境各不相同，加大了商业合作的难度。尤其涉及公私合作、对外合作的项目在运行中面临的法律盲区多、限制多。如PPP模式下，许多国家对特许权协议形式、项目中的风险管理没有明确说明，项目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在TOT模式中，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资产转让无法在公、私、外三种体制中顺利操作。加之企业对东道国缺乏深入了解，各国设计、施工、验收、评估等各环节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导致很多项目落地困难。

系统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工程，必须拿出魄力，从规划、资金、政策、机制等各方面加以推进和落实。

第一，破解资金难题是首要任务。要发挥好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先导作用，带动各国政府、机构、企业和民间资金积极投入具体项目；同时协调好政策性资金与商业性资金的投入。“一带一路”要达到的目标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不是中国一方获利。这就决定了一些项目难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现阶段不宜用完全商业化方式进行合作。对一些资金投入大、风险高、运作周期长，但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社会效益的项目和领域，要秉持“亲诚惠融”的理念加大优惠资金投入。

第二，推动企业参与是重要支撑。企业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大政方针的最终执行者。“一带一路”建设能不能顺利实施，归根结底要靠企业的积极参与。要把沿线、沿带、沿路的国家及其企业都动员起来，将“一带一路”的规划设想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让这些构想融合到实际工作当中去；还要引导企业增强自身实力，以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基础，打造标准、技术、品牌、管理等多方面优势，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同时要注意加强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研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对流程长、节点多、风险大的涉外项目建立高效的风险识别机制和应急措施体系，确保一旦出现风险，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

第三，注重促进当地发展是根本保障。过去那种掠夺式的跨国经营在当今世界已不可能施行，注重履行环保和社会责任已是国际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企业也必须以国际化视野和心态参与国际投资合作，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东道国社会、企业、民众友好互动。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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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共同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资金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长期的、巨额的投融资需求，据估计未来10年中，“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超过1.6万亿美元，一些项目将长达15年到30年进入回报期，而且区域内金融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较多，这些国家仅依靠国内的资金实力恐难以完全满足其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需要综合运用各国自身的力量以及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和丝路基金的先导作用，发挥商业银行的全球市场融资功能，同时利用好区域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支持作用，才能有效地解决。

    其次，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是合作共赢的过程，也是遵行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化原则的运作过程。要通过发挥资金价格和回报率的引导作用，保证金融资本根据商业原则选择合作对象，利用市场规律确定项目建设的合理顺序。例如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先前已经宣布将采用市场化的机制运作，利用PE、债券、夹层融资等多种方式，投资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项目，将采取开放、灵活的方式对接投资人与融资方，利用中长期的合理回报吸引更广泛的参与主体。这些做法将有效地促进和保证投资和建设效率的提高。

    第三，金融的制度规范和创新的作用，可以营造“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环境，通过区域内金融进一步开放协作，有利于建立区域的诚信系统，有利于整合跨境的风险管理能力，从而也有利于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较好的金融秩序。这将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内的系统性的波动，增加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定的金融与社会环境。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各种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跨境金融的创新，承担新型的货币清算行等方式，可以在区域内创造一个更稳定便捷的结算支付和融资的环境。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时代的机遇。从历史上看，全球市场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的浪潮，它们分别是由英国、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三个国家产业的影响力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金融业的全球网络也得到了快速扩张。“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带来区域内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产业走出去，将产生大量的跨境和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金融业的本土业务将有可能更多的转向为面向全球客户的全球性业务。

    从现状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的金融格局出现了深度的调整，这些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14年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资银行就占了四席。而且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良好互动搭建起了一个金融的桥梁。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国的金融业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不断地加深，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也将不断地扩大。

    从未来发展看，“一带一路”的建设启动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将实现质和量的双重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断地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将快速的发展，这既有利于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的进程，也将为我国金融业带来大量的业务创新的机遇，它既会催生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也会拓展我们国际化经营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应该积极地支持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要努力地通过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走出去的资金的支持体系。目前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项目很多，资金需求的规模也很大。例如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内，储备跟踪的项目就达到了15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了2200亿美元。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约为15亿美元左右，一些高铁、核电等领域的投资往往更是需要上百亿美元。对这些项目，我们认为可以区分不同的性质，采用不同渠道的融资方式。除了商业银行之外，对于政府合作性和援建性的项目，可以主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作用。对于商业性有待培育的基础性项目，也可以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机构的引导作用。对资金需求规模大，商业回报好的项目，也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对于回收期限长，风险较低的项目，也可以结合保险资金的期限偏好来进行对接等等。

    其次，金融机构要通过信息资源引领、支持、帮助企业找准走出去的方向。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一般来说早于一些企业。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也深于一般的企业。比如工商银行目前设立的境外的营业分支机构已经进入了42个国家，加之我们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覆盖了近20个国家，我们机构的覆盖面达到了60来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的总资产目前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它的网络的建设、市场的拓展、本地化经营的经验以及客户关系，对于我们中资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资金融机构在长期的海外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以及国别市场行业风险管理的经验，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好信息中介作用，对接需求和供给，通过投资顾问、供应链设计等服务，高效地撮合各种交易。此外，中资的金融机构在这些年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不少外国政府互动比较密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既可以为对方政府提供一些经济、产业和金融的建议，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营造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要通过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帮助提高企业走去的经营效率。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以商品和劳务输出为主，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走出去突出表现为资本引领、装备出口和产能合作，更多的体现为链条式的转移，集群式的发展，和园区化的经营等新型的模式。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也将从贸易融资，出口信贷等传统的信贷业务扩展到现代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中资金融机构要以跨境金融为支柱，配套高端的财务顾问、股权融资等投行服务，满足企业投融资的结构设计，市场信息咨询等多元化的需求，要以交易金融为基础，通过远期的结售汇，货币互换等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对汇率和利率等风险的管理需求。要以资产金融为平台，通过全球的现金管理，境外的资产管理等服务，满足企业全球资金的安全、便捷的调配，境外资产保值增值等需求，以租赁金融为桥梁，帮助境外业主以租代购，满足企业节约成本和降低经营资本占用的需求。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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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是要走欧洲“福利国家”道路，还是要保持市场竞争活力、避免落入福利国家陷阱的争论。

展望未来，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福利国家与所谓自由竞争的新路，笔者将其定义为“民生国家”道路，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质、现实国情以及历史传统所决定的。

“十三五”时期完成民生国家的基本框架构建，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国家构建将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并为2030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目标奠定重要基础。

民生国家VS福利国家

民生自古就是中国良治的标准。《礼记》中“大同世界”的重要标志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特别是贫弱群体的基本生计问题、婚姻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民生主义，主张将解决国民的生计作为施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1]

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生存于世、与自身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在贫困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就是吃饭穿衣的问题；而当我国进入总体小康之后，人民对于生活水平的需求也相应提高。从这个意义看，民生问题包括了收入与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以及环境质量与食品安全等问题。其内容更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尚未根本缓解。

民生国家是社会主义特征的重要方面，不同于西方意义的福利国家。民生国家是福利国家和所谓自由竞争的中间道路，它使得社会保护和市场竞争两者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中间道路，追求“有效率的公平”，而不仅仅是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

民生国家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进行托底，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二是经济效率促进功能，即通过人力资源的普及性开发，促进人民大众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福利国家最大的陷阱是随着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预期持续升高，财政不堪重负。我国通过民生政策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避免陷入养懒人的“福利国家陷阱”。“民生”的本意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很好地反映了民生国家是个“劝勤”而不是“养懒”的制度安排。同时，我国具有体量庞大的公有资本，为民生国家提供了第二财政来源。

民生国家要让人民与国家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民生国家构建，人民与国家能够成为最直接的利益共同体。人民爱国是很具体的，就是国家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解决民生问题，爱国家就等于爱自己。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

民生问题带来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搞经济建设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粮食统征和统配制度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一份口粮，而通过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初级教育、推广群众文化活动等方式，能够在收入比较低的条件下，以较低的投入，解决几亿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发展新路，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物质文化空前繁荣。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3年后的十年间，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在社会政策方面进行了宏大布局，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广大农村的农村医保体系、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了一个社会基本保障的安全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人民的教育普及和健康水平快速提高，民生领域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2006年起彻底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和各种收费。^[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民生问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从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确实已经不能算一个低福利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显著改善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成本上升，人民的预期同样上升。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仍然处于为了基本生存而劳碌终身的境地，面临种种生存压力与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贫富差距加大。我国居民收入虽然高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仍然巨大。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从财富差距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最富的10%家庭拥有的财富在64%左右。^[3]反映在民生问题上就是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这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重要原因。

住房难。城市居民住房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特大型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住房价格畸高，住房价格大大超出了劳动者阶层的购买能力。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辛辛苦苦一辈子，仅仅攒下一套房。

看病难。我国目前的慢性病确诊患者达到2.6亿人。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后20年发病人数会增长2-3倍。^[4]如何有效预防、诊断、治疗慢性病，是关系万家亿户的重大民生问题，也对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提出巨大挑战。

养老难。中国的未富先老问题异常突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据测算，到2020年平均6个劳动年龄人口要供养一个老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情况突出，社会保障长期资金平衡和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巨大。二三十年后，中国的“老无所依”问题会进一步凸显。

教育公平问题突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难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推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均衡分布，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成为突出的挑战。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是实现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目前已经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质量问题成为突出矛盾，PM2.5污染、^[5]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污染^[6]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如何保证人民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食用无污染的食物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不但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在台湾、香港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深层次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青年群体丧失了向上流动的空间。繁荣并不一定带来稳定，只有人民直接受益、公平受益的繁荣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

以建设“民生国家”为主线，作为中长期发展规划

民生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将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规划发展和改革的着眼点。我们有必要以民生国家建设统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从经济建设看，以经济适度增长为目标，以满足就业需求、人民生活改善需求、社会保障财力需求为标准，确定经济增长的底线。把民生建设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领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要和GDP的增长率相适应。

从社会建设看，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全面均衡推进社会建设，继续改善就业、医疗、住房、健康、教育等民生问题，加快推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通过更为灵活、多元的机制来保障民生。

从生态建设看，要以民生环境为重点，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水、气、声、土壤等环境问题，重点解决农村的面源污染、饮用水安全、生态贫困等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

从文化建设看，要以推进人民文化建设为重点，人民不但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创作、参与文化的主体，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政治建设看，民生国家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亚洲人理解的政府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持这一看法的亚洲人比例达到了54.7%，而中国的比例更是达到了67.1%。^[7]远高于将选举、批评的自由等作为民主的属性。

“十三五”期间，我国进行前瞻性的民生国家构建，将为我国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实现属于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奠定基础，并为我国长治久安奠定基础。民生国家构建根本上是要改变普通人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终生劳碌的状况，初步将劳动者从“物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促使所有人都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人与人的自由联合。

（编辑  蔡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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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10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2015汉诺威/米兰欧洲国际机床展览会（简称EMO），是机床工具制造领域著名国际大展。欧洲作为拥有诸多一流跨国公司的世界机床工业重镇，这一展览的规模和水平是很可观的。

世界先进正在做什么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正经历着错综复杂的变化，经济复苏乏力且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全球机床工具行业处于深度调整和洗牌当中。

EMO一直是全球机床工具技术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从这里可以集中了解最前沿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而且可以看到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新的制造理念和交叉科技应用也逐渐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重要源头。

    第一，未来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加工效率、加强共享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优化是总前提

    目前欧洲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资源紧张和经济发展低迷，基于此，欧洲选择了集约型发展战略，通过再工业化恢复欧洲在制造领域的传统优势和地位，以实体经济的复苏解决就业压力，提振欧洲经济。

    高成本是欧洲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瓶颈，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形成相对优势。在这个总前提下，欧洲大力发展智能化、集成化制造系统来替代传统的离散型制造系统，以及利用以“工业4.0”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来提升传统制造业。

2、提高效率是主要目标  

欧洲再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层面。（软硬件），欧洲机床制造商大力研究高效、复合、绿色的智能化、自动化机床和制造系统，进而研制上述要求的数控系统、功能部件、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和上下料装置）、工具系统、测量仪器和工程软件等。通过对软硬件的研究，在满足多品种、大批量、个性定制需求的前提下，形成高效、集约、低能耗、高自动化、操作维护简便的制造系统，进而实现欧洲制造业升级目标中构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贴近城市的制造工厂的设想。同时，高自动化和操作简便降低了对劳动力要求的门槛，有利于促进就业。

    在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层面（控制层），基于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果，实现对基础软硬件层的实时控制和资源优化管理，为更高层次共享硬件资源和交换信息提供后台处理和支撑。该层技术和软件向下可延伸到基础层的控制、测量和反馈环节，向上与信息共享层交接。这部分目前属于工业4.0概念中基础控制部分涉及的范畴。

在信息共享层面（价值实现层），实现各环节参与者共享各自专有信息，并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获得各自需要的资源，在产业链中不断形成价值。例如，消费者提出的汽车个性化定制需求可以第一时间被设计者接受形成设计方案，相应制造商可在投资方得到融资支持，并寻找合适的制造资源完成汽车制造，交给流通环节的经销商交付用户，之后有专业的服务商为用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售后服务。由于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制造商可以以轻资产的模式完成传统制造体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定制汽车的价格并不会高于传统大批量制造的汽车。

3、加强共享是主要模式

    目前欧洲机床制造业已基本具备未来制造系统中基础硬件软件支撑的条件，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如何优化控制层并实现信息共享的最大化，这也是工业4.0研究的主要内容。欧洲人力资源短缺，制造资源相对分散，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信息共享，可以使技术人才从所属的单位、地区和时间上解放出来，这将极大提升欧洲在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第二，技术发展途径特点。

1、必备基础条件

    在主要展商重点展示其加强专有技术、工艺和产品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作为未来欧洲机床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石，由先进的单元技术、机床主机、控制系统软件和配套零部件等组成性能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和节能环保的现代制造系统。

    2、交叉技术应用

    新模式、新业态对制造业和机床工业提出了新需求，目前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业界普遍认同的一条可行的升级路径。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增材制造技术与数控切削技术融合形成的新型复合加工机床，工业机器人、加工机床和测量仪器组成无人化制造单元。

    3、人力资源配置

    在构建未来发展的框架中，企业发展要素凝聚在技术、制度和人才上，尤其是核心人才，这是企业创新和创造价值的根本。这是实现如此庞大和艰巨的欧洲工业复兴战略的最重要保障。因此，对人力资源要素的关注被体现在企业经营、技术和产品研发的各个环节。同时，通过高效、自动化加工技术研究和应用，降低使用者门槛，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成本竞争优势。

    第三，世界先进水平的坐标。

1、从一台机床替代一条生产线，到一台机床等于一个加工厂。德国、瑞士、意大利的一些小公司展出的专业化全自动加工制造单元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其特点是加工对象专业化强，机床结构复杂，加工工序、工艺复杂，效率极高，从原料到成品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例如意大利的BTB TRANSFER公司展出的“液压多通道接头”自动化加工单元，集车、铣、钻、拉削、磨于一体，结构紧凑，20多个功能刀架和工件夹持机构都布置在框架中。并有全自动工具和刀具测量系统，激光打标，工件可终身追溯，每小时可生产530个成品，产品不合格率在千分之二以下。用户买一台机床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工厂——可实现无人化运行。

2、从通用加工领域，转型到专机加工领域。专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某种类型零件的加工机床展示比例很高，体现出从通用向专机的发展趋势。比如奥地利的WFL公司展出的M50MILLTURN卧式车铣加工中心，专门用于内燃机曲轴、燃气轮机涡轮轴、飞机起落架等材料特殊结构复杂的轴类零件加工，在刀架功能和加工程序上有较大的提升和优化。欧洲原来一些生产通用产品的企业也在向专机类转型，例如捷克的Fermat公司原本是一家较知名的生产通用落地镗和刨台镗的企业，这次展出了一台铁路车轴专用成形磨床，带自动测量，自动砂轮修整。

    3、对用户领域的极致研究，成就了高端机床制造的“专”和“精”。 对高端产品的性能和加工质量专到比用户还要了解他要加工的零件性能，其精要精到加工质量和效率让用户都感到吃惊，在“专”和“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动化和智能化，这是欧洲和日本一些优秀企业一直坚守的理念，也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MAZAK（马扎克）和DMG MORI（德玛吉森精机）这样的大集团，看起来什么都做，却离不开“专”和“精”的路子。他们的各类产品大部分是由几个系列的功能模块组成，根据用户要求的功能和工件特点，可以很快组成相对“专”而“精”的主机产品。

    4、智能制造目标的实现愈加清晰可感。德国西门子公司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实践先导者，围绕“工业4.0”除西门子进行全面的展示，欧美日一批机床制造厂家也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方案。从产品到概念，从理论到实践，从软件到硬件，技术发展趋势日渐明朗，未来产品性能初露端倪，关键核心技术一再突破。智能制造，虽然现在还是前方的目标，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中国机床缺席一流制造阵营

    EMO是全球机床市场需求与走向的重要晴雨表之一。相比国际同行的活跃与高调，大陆机床企业的身影在参展者中明显稀疏。国内著名整机企业几乎没有露面，偶尔在展馆的边角上见到某个国内重型机床企业的身影，也是局促地守着最小的单元，冷清地挂几张宣传画而已。   

    近年来在汉诺威和美国芝加哥都曾高调出展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北一机床等国内大型重点企业此次都没有出展，参展企业多为中小规模企业和私营企业。主机企业参展较少，带来机床展品的更少，出展面积较2013年汉诺威展大幅下降。

    尽管近几年的需求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和最大的机床进口国。背靠这样的大市场，中国机床业却被“高端失守，低端混战”的梦魇困扰20余年，至今在机床出口市场上未能有较大建树。经历了新世纪头十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的黄金发展期，在中央政府大力振兴装备工业、积极推动高端数控机床科技重大专项的政策环境中，我国机床工业在规模和品种上已是国际领先。但在基于核心基础技术研发的高端机床领域，仍无法跻身国际高端制造阵营。市场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中国机床制造企业，缺席本届米兰EMO展，给国际业界留下消极印象。

这几年需求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低档同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多为中国本土企业制造。是没有市场需求吗？为什么在国内企业收缩时，跨国公司近两年在中国的经营却得到拓展？进口机床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增强。可见中国机床市场升级调整严重制约了市场需求，这倒逼国内机床制造业为求生存而拼升级。

    机床工业属于传统制造业，同时技术与性能又在不断地进步，其内在发展规律是重实践、重积累。人家用十步走完的路程，你想三两步跨过去是要跌跤的。现在能在米兰EMO展上亮相的整机企业，以及近来仍有上好表现的国内企业，如普什宁江、北京精雕、济二机床等，都是一直专注于机床产品研制，没有过多地分散精力于资本、土地或其他运作。即便是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此次在米兰EMO展上仍然深深地感到了一种与世界先进再次拉大距离的隐忧。

 

中国机床靠什么赶超？

    机床工具工业的国际竞争格局正在明显变化，体现出强者愈强的特征。从两届展会参展企业地区分布看，全球机床工具及其相关产业的地域分布正在呈现不断集中的趋势。

    东欧、北美一些知名机床企业，近年来深陷兼并和被迫转行甚至倒闭的困境，情况未有根本好转。美国这次参展企业像辛辛那提这样的老牌知名公司已经看不到了。偌大一个俄罗斯也就只有两家企业参展。像机床工具这种基础性装备，其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效率，不仅使众多用户行业变革，丛林法则使其在不断改变自身的格局。

    机床工业格局变化的另一特征是轻重型需求的转换，全球重型机床需求下降。其实，上世纪90年代欧洲的一些知名重型机床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幸运的是，2000年后中国市场对重型机床的大量需求救活了这些企业。但随着中国大规模基本建设及工业增速的放缓，国内外多数重型机床企业同样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危机，这种状况在展会上反映得尤其明显。世界老牌知名重型机床企业也多有未参展。

    中国机床产业能否在市场需求转换之际有应变能力和举措，保持发展速度与质量，并在一定意义上完成赶超，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首先，尽管大家都遭遇了经济下滑需求不振的困难，但中国机床工业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欧美日等同行是不同的。我们在核心关键基础技术与工艺方面，在配套关键功能部件领域，在高端成套产品研发及解决方案设计提供上，整体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与世界先进尚存较大差距，我们处于迭代竞争状态。所以，工业4.0战略是人家的药方，我们不能吃错药；否则将“越追越远，越赶越慢”。

什么是中国机床工业的优势？我们几十年发展起来产品品种最为齐全的机床工具生产体系，以及近年来经过快速建设和大规模技改形成的巨大制造产能。当然，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及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背靠中国市场的整个产业升级，我们要寻找利用优势，差异化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编辑  王生升）

 

 

    为配合中央正在进行的学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1月14日召开了学习《指导意见》第三次专题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和企业领导有：邵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资委原副主任）、周渝波（国资委副秘书长）、楚序平（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蒲坚（中国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邵宁同志作了长篇主题发言。到会专家对此进行了研讨。

周渝波：进一步理顺国资监管机构和企业的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脉络和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由国家出资和党的领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核心问题或者说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不断调整、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指导意见》公布后，我和党校里来自企业的同学讨论，他们认为现在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放不活、管不住。“放不活”就是活力不够，因为干预多。但同时企业出了不少案件，感觉不到有力、有效的监督，多头监督，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指导意见》提出的下一轮改革举措，是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我体会，这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在国资体制方面，第一是“拉开出资距离”，第二是“拉近监督距离”。

拉开政府层出资人与企业之间的距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管企业的出资人职能逐步整合到国资委，但国资委一定不能管得太多、太细，以至于对企业的具体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预。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十六大的方向，进一步拉开国资委与监管企业的距离。《指导意见》提出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强调按照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特别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在国资委和大部分实体企业之间明确一个隔离带，把政府特设机构承担的对企业管理的事项，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的经营事项，进一步探索界定清晰。

当然，“明确一个隔离带”主要是指，现有一些企业集团可直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而不是另外去叠床架屋式地搞两类公司。我个人理解，进一步改革探索的关键可能还在于国资委职能怎么转变，要继续授予企业股东权利。现在有些说法存在糊涂概念，比如说两类公司对子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其实这个权不需要授，因为按照《公司法》规定它本身就是两类公司的权利。所以最主要的，应该是研究国资委层面履行出资人职责方面的一些股东权利，哪些可以授权两类公司行使，应该在这方面深入探索、加快突破。

拉近监督距离，就是怎样整合监督资源，实现监督全覆盖、不留死角；同时，努力避免多头监督，防止一方面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另一方面监督责任又不落实。现在企业出了一些资产流失和腐败案件，但找不到监督责任主体，这是不应该的。这次改革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专门出台加强监督的文件，都是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拉近监督距离，落实监督责任。

从目前地方情况看，在体制模式上有两种典型做法：一种是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国资委自身职能转变，现在很多省份都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现在经常讲的制订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一般是对政府而言的，列入清单的权力政府可以行使，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主要是对政府行权的对象而言的，除了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以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去做，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从社会上的企业到个人，不存在要一个自己的权力清单问题。这次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我听到的最大的反映是企业感觉不解渴，国资委系统内部也有一些反映，主要是说含金量不高，对企业管得依然过多过细，所以还要下更大决心和更大功夫。

第二种做法是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动体制完善，促进国资委的职能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在把国资委承担的一些股东职权授给两类公司方面采取了不少实质性措施，力度很大，应该说这方面的探索本身是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个问题是，政府层面对两类公司的出资人代表又多元化了，除国资委外，社保基金以及一些相关政府部门，都可以按照一定出资比例派自己的人进入董事会。这是对十六大以来的国资体制的重大调整。十几年来，政府层面在管企业职能上一直是按照政资分开的原则，往“合”的方向走，一直在纠正“多龙治水”，政府层面出资人代表不应该多元化。

另一个问题是，出资人的职责有分散化的趋势。如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利，以前一大半交给了国资委，现在一些地方又收回去了；又如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权利，国资委参与的越来越少，这与十六大以来反复强调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要求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感到，在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进国资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出现“选择了正道、跑偏了方向”的情况。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将出资人职能放回到有关部门去行使，另一些放给两类公司行使，下一步国资委的工作是什么？也许包括：基础管理（负责产权登记等）、考核评价、监督，等等。如果这样，今后国资委的考核监督等工作，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中的关系。

深入理解《指导意见》需要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家都认同：改革30多年，国企改革80%的任务已经完成，国企竞争力大幅度提高。据统计，2013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3.8万亿元，占全国税收11.1万亿元的34.2%，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9.5%。南北车合并形成世界高铁领头企业；“9·3”阅兵展现了我国国防科技的强大实力；我国几乎有一百个国有大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成绩单摆在那里，下一步改革是在这个起点上再上一层楼。很多人不清楚我们国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走过来，克服了多少困难。现在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要真正落实到正确的改革出发点。

蒲坚副总经理根据自己长期在国企工作的经验提出：对国企改革的目标要有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明确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次要服从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事业；最后是实现企业利益目标。要兼顾这三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目标就会“翻车”。要力戒把自身利益作为唯一目标的倾向，企业经营要追求利益，但不能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中信不仅完成了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而且承担一些国家战略任务，如投资海外资源和基础设施，这绝不仅仅是为盈利目标。商业性公司如果没有前面讲的三个目标，很可能变成为一小部分人服务，就会走偏方向。

关于“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以及对其操作意义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做到管资本，就包含了出资人的各项权利，不必再在企业层面做文章。多数意见认为，不同的人，对“管资本”的概念和操作意义的理解不可能一样。要注意“管资本”的提法，不是忽视国有企业出资人应有的责任。要避免出资人职责分离，再现多头管理弊病，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恰恰是国际上最具有技术优势的西方企业。在“管资本”这个大概念下，还要把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的国民经济中坚骨干作用发挥出来，特别在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在调整政资关系、政企关系方面要积极稳妥、谋定而后动。

国资委是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成立的国家特设机构，应该按照《指导意见》要求，执行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职能。国资委不仅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要承担国家战略目标。

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概念和实际运作。大家指出，现有很多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就不必在上面再加一层机构。现有中小型企业可以加入大集团，这样做比较稳妥。到会中信集团领导指出，从中信的业务看，它本身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它根据商业原则运作，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持续性的价值，可以增持或减持所属公司的股份或者其他资产，或者前瞻性地设立具有创新性产品的企业。同时，作为资本运营公司也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关于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邵宁指出，通过前一段的探索，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制度和程序，党的领导可以很好地和改革的实践结合。党管干部管的是政治要求，人才具体放在什么岗位，应该属于董事会层的选人用人范围。

来自国有大企业的专家认为，国资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保产生能胜任的董事会和党委书记，应该注重从一线人员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培养出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觉悟，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利润作为最大目标。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国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机构多重，各监督系统互不协调，信息不共享，真正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整合外部监督系统，建立会商机制非常重要。应以外部监事会为主，审计和纪检工作的面比国企宽得多，可以成为二线的抽查主体，作为一线监督工作的补充。

也有人建议：对国企的监管要向全体人民负责，仅仅是组织监管或部门监管还不够，甚至可能出现黑箱操作、利益的交换。国有企业应该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一个经营情况报告，因为它代表着全体老百姓。

    经济下行时期国企要担当行业整合的责任

    朱安东认为：《指导意见》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社会上一些人总是希望把国企改革推向私有化的错误方向，对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掉以轻心。

    要警惕跨国公司乘国企产权改革收购股权、控制我国产业的企图。1990年代，东欧国家搞“休克疗法”，在两三年内，这些国家的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中，外资所占比重迅速从10%左右上升到80%-90%。当今国际资本在世界上胡作非为，渗透到后进国家的基础工业甚至公益性领域。近两年我国一些城市水务行业被外资控制，我国水务行业中国企比重只有60％左右（美国是92％），导致水务领域不断出现纠纷甚至丑闻，地方政府和群众起来抗议。现在水务行业再国有化已形成潮流，政府不得不向这些垄断性跨国公司付出高价。

估计全球可能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国内实体经济的困难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在多轮经济危机中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最后形成寡头或垄断，这是一般的规律。我们也可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各个行业在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谁来充当行业整合者就是个大问题。现在外资事实上正在布局、做准备。最坏的可能是，国企股权先由少数民营大资本收购，然后转卖给外资。我们不能让外资主导这一过程，应该做好准备，由国有经济的力量出面，担当产业整合者，改善整个产业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有前瞻的眼光和未雨绸缪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