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全世界可能面临长期增长乏力问题的正面回答。在陷入老龄化陷阱之前，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尽早解决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

“长期经济停滞理论”的探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2010年是一个拯救的过程，直至现在。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在2013年底IMF年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从2007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GDP实际增长率都跌到了零甚至负数（如意大利），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全部在零左右挣扎。

    拉里•萨默斯认为，目前西方出现了潜在GDP实际产出水平低于预期的严重问题，这个GDP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另外两个经济学家从微观角度提出，西方正进入一个增长终结的时代。一位叫泰勒•考恩，写了《大停滞》一书。另外一个是戈登，他认为未来70-100年西方的GDP经济增长率，会从1840-2007年的年均2%，降低到年均0.2%。前者意味着每35年经济水平会增加一倍，后者意味着350年之后，也就是10代至15代人之后，经济水平才可能增长一倍。

    对于经济增长的停滞，乐观派萨默斯认为，停滞主要是指2007年以后。他的解释是，现在像谷歌、脸书这样的代表性企业，与上世纪60年代的公司不一样，它不需要很多的物理资本，所以不需要投资。而西方是从借贷的角度解释社会投资驱动力，这导致利率长期低迷，经济增长停滞。他的解决方案是，如果私有部门不需要大规模投资，就应以国有部门投入，将财政纳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悲观派考恩和戈登认为，西方进入停滞不是这几年的事情，经济的驱动力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减弱。他们认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现代科技创新最密集的时期，这个百年里很多有利因素已经消耗完毕，又出现很多阻碍因素难以解决，包括人口增长变慢、生育率降低、非全职工作、教育发生异化等等。

    一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包括IMF和一些国际性咨询公司，吸收了萨默斯的观点。这两年IMF有一个新的看法，叫U形大转弯，也就是它开始积极鼓吹通过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和它过去30年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萨默斯和戈登对于停滞原因的归结是表面的，他们归结的很多东西，恰恰是这20年西方引导的全球化模式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社会运动，不允许继续投资于某些需要重型资本的行业，只主张发展纯信息行业，例如通信、信息、互联网行业。现在这个行业开始快速收敛，转向媒体化的互联网模式。它的财富创造不是通过实体经济，而是主要通过股市，通过市场创造来进行。

    其结果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到80年代事实上是以另外一种滞胀的形态存在。这种“胀”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衍生产品的池子不断扩大。二是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大之下，个别资产包括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最后成为一个自我循环。

    滞胀的结果导致经济停滞。在消费端，因为贫富分化，大众很难产生新的需求，只能负债消费，而负债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企业端，社会偏好于爆发性增长的明星企业，但这种企业很难带动一个产业链，其带动的就业比较少，也不会产生大规模的资本性投入。

综上所述，事实上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过去20多年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

研究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目的在于分析中国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危险。我认为是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陷阱”。

    与西方类似，中国的潜在危险可以概括为“脱实向虚”。但西方的“脱实向虚”是一个复杂的虚拟金融盘子的自循环。我们的“脱实向虚”比较简单，就是变相高利贷的资本，这直接导致全社会流动性过剩。其后果，一是最近两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超越了与正常城镇化进程匹配的上涨幅度。二是接受国外的流行概念，试图在A股套利。更有甚者，把两者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如果任其发展，社会发展将出现技术的停滞，没有新产品，但产品价格却不断上涨，这也是一种长期经济停滞现象，可以与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现象相类比。

    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可能导致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是蜕变出的高利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贷款利率高具有相对合理性。2009-2011年国家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2011-2013年出现以互联网金融名义、用过桥贷款的方式“吃企业”的现象，导致2013年后很多企业关门倒闭，此后就开始出现股市热。事实上，这是投机资本用高利贷的形式进入纯金融流通领域。2015年下半年后，股市热度降下来，但又出现了新的现象，比如“中概股私有化”概念，它衍生出一堆贷款性理财产品，这是蜕变出来的高利贷试图寻找利润的种种形态。

    第二是围绕一些虚拟类的行业，进行市值“生造”。2013-2015年，移动互联网热催生了创业热，2015年下半年后又开始搞网络经济。从中期来看，这些新事物都有很多问题。它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而2016年的“网红”模式，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

在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中国如果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而寻求捷径致富，将出现经济长期停滞，资产价格虚高。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对于全世界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可能面临的长期增长乏力问题的一个有力而自信的正面回答，它的思路应当是奖勤罚懒。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去杠杆。“去杠杆”要区别对待，继续保持对引领性项目的投资；同时对于涉及过剩产能和所谓“僵尸企业”的部分债务杠杆进行出清。

第二，在新兴产业方向上，应该打破一夜暴富和坐享其成的预期，通过税收方式进行调节，倡导长期奋斗的理念。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中国在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停滞的时候，对其某个技术部门进行并购，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应当注意不应由纯资本型公司进行，必须是所属行业的企业和基金联手进行并购。

第三，在金融监管上，应当注意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这是2016年初央行提出的一个概念，要限制投机性题材的资产结构上市。

城镇化是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压力，现在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关口，部分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优化，进而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教育因素可能会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要调整人口政策，鼓励、宣传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的传统美德，尽可能减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西方有自己的方案，但我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也是一个重要方案，而且是比较乐观、积极的方案。对于中国来说，要在可能陷入老龄化陷阱之前，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尽早解决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

（编辑  宋斌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是由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布局所决定的，同时要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性作用。

工业类国企占主导地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截止至2013年年末，全国各级国有法人企业(不含金融)共15.5万户，其中，中央企业5.2万户，地方国有企业10.4万户。2013年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3698.4万人，其中，中央企业1762.9万人，地方国有企业1935.5万人(不含金融)。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今年1到5月份的国有经济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5月末，我国工商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24.8万亿元，负债总额82.76亿元，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合计42.06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66.0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合计21.1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58.74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合计20.89万亿元。

国资委发布了《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把工商类企业分为三大类：基础性行业、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商贸服务及其它行业。从国有资产总量看，其中54%在基础性行业，11.85%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商贸服务及其它行业占34.17%（见表1）。

表1  2013年按产业作用分类的全国国有企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表2  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细分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从工商类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来看，工业占36.85%；社会服务业占17.32%；交通运输业占16.05%；其他一些行业的比例非常小，比如仓储业只占0.45%，建筑业占5.24%，地质勘察和水利业0.52%，等等（见表2）。

国有资产的三分之一强集中在工业。按照国有资产总数2013年底的基数23.4万亿计算，其中第一大行业是石油石化行业，占工业国有资产的26.49%；第二是电力工业，占19.93%；第三是冶金工业，11.54%；第四是机械工业，占9.3%；第五是煤炭，占8.7%，然后烟草是5.43%（见表3）。

表3  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细分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在我国工业中，在石油、煤炭等行业，国有企业仍然是主力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在全部37.8万家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1.88万家，企业数占比5.0%，总资产占38.8%，净资产占34.8%，主营业务收入占23.7%，利润占比21.3%（见表4）。

资料来源：贾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整理。

    以煤炭行业为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总企业数是6850家，其中国企955家，占总户数13.9%，但总资产占70.9%，净资产占69.5%，主营业务收入占58.5%，也就是说，接近60%的收入是国有企业创造的，尽管其利润占比只有29.4%。

    石油行业。石油行业是三大油为主，放开程度更低，国企数量占比为55.6%，但总资产占94.1%，净资产占97.7%，收入占87.3%。

    烟草是更加垄断的，几项主要指标基本在99%左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只有3.8%，但总资产占51.7%，净资产占比48%，收入占比31.3%。在上述几大行业中，产能大多数在国有企业中。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计算出30多个细分工业子行业^[1]的国有企业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占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的比重，从而观察各个行业在不同年份的比重变化，进而可以了解工业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布局调整（见表5）。

             表5  工业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布局调整

资料来源：贾涛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从表5可看出，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其资本在十年间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了比较明显的流动调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重化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例如，在煤炭开采、石油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冶炼、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等等重工业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的比重上升或显著上升，说明在这些行业，国有资本在整体工业国资布局中有所加强；而在纺织、服装、家具、造纸、化纤等轻工行业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的比重显著下降或下降，说明在这些行业布局中，国有资本有所减弱。

从钢铁行业看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

根据广发证券的一份研究[2]，从上市钢企的股东结构来看，目前申万一级分类下的34家钢铁上市公司中，中央国有企业有7家、地方国有企业有20家，其中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或财政部。

其中，宝钢股份、鞍钢股份、武钢股份、*ST韶钢、*ST八钢、新兴铸管和大冶特钢为中央国有企业（前六家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其中前五家央企大股东控股比例均超过50%。地方国资委管理的柳钢、首钢、本钢板材、新钢、三钢闽光、太钢不锈、安阳钢铁、华菱钢铁、酒钢宏兴和包钢十家地方国企的大股东控股比例超50%）。

在顺周期的时候，有的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而有的国企领导人担心被别人兼并，不考虑市场经济的产品原则，而更多是考虑地方利益或其它一些因素。

从钢铁产能利用率看，2008年约76%，在推出4万亿刺激之后，2010年达到82%的高点。但2011年之后迅速下降，2015年只有66.99%。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我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远远低于其他大国。

其中，韩国的CR4（前四大钢铁企业的集中度）是90.91%，日本是83.44%，俄罗斯、印度、美国都是60%以上，我国的CR4只有19.46%。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太低，叠加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行业竞争很容易变成恶性竞争，就是流传的“我卖一吨钢就只够买一根冰棍”的说法，这个时候钢铁行业很难实施行业自律，压低产能非常难。这一轮国资委要求宝钢、武钢整合，如果两者能够整合成功，就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提高产业集中度。

从企业角度看，整合的首要目标就是减少恶性竞争。宝钢的优势是汽车板，武钢是硅钢和家电钢，但两家企业都拥有全产品线，在很多地方重合。其次，整合完成之后，有助于对上下游的议价方面提高话语权。第三是优势资源互补。第四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湛江和防城港这两个新建的基地，比较符合国际趋势。钢铁行业的铁矿石和钢材出口大进大出，比较容易发挥沿海港口的优势。

从行业角度来看，如果宝钢和武钢能够成功合并，将对其他央企、国企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提高集中度，也能够对一些落后的产能形成排挤效应，加速改革和行业洗牌。

在整合的操作层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第一要注意整而不合。比如，河北早年通过行政命令整合出来的河北钢铁产能达到1亿吨，其中邯钢效益比较好，但是好的坏的互相拖，有时候把好的也拖死了。再如河南能化，在煤炭形势好的时候，旗下永城煤矿非常好，但是并来并去加上一些包袱，它也被拖垮了。企业整合成功的关键在于切实改善管理，调整内部机制，包括减员增效等等，并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理解国企改革的复杂性

社会各界需要理解和支持国企改革。首先是历史包袱，大家都说国企效率低下，但是它在历史上对社会做了许多贡献，也确实背了很多历史包袱，包括离退休人员等等，有的企业每年在这方面的额外支出达到十几亿。

    其次是“三供一业”。“三供一业”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年国有企业是厂城一体、厂政一体的，比如在荒野建一个厂矿，几十万人来了，必然要有生活设施配套，职工小孩要上学、要入托、要有医院等等，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天还有很多城市依然是厂政一体的，比如鞍钢、大庆。这时“三供一业”怎么交，交给谁？我们调研发现，某央企说一旦我们想在某个地方裁员，哪怕减产，市委书记马上就坐飞机过来了，因为地方经济全靠这个企业。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很难的，千万不能低估它的复杂性。

    还有就是冗员问题。客观地说，国企确实有很多冗员，国企一旦裁员，社会压力太大，下岗分流也会出现问题。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就像1998年国企“抓大放小”所面临的分流职工安置问题，当年成立了再就业办公室，现在仍然需要类似的机构加强员工就业培训与指导。同时我们也要理解国企职工和地方政府，要换位思考。北大的一个学生曾写了一篇关于攀钢的文章——《那座工厂那座城》，当时阅读量很大，转发率也很高。文章中说：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层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老国企去看看，到工人家去坐坐，就能够理解国企改革的复杂性，以及那些面临去产能、将被压缩的行业或企业职工的感受，相应的社会政策就能够更多地体谅他们。

国企改革的资金从哪里来？我想可能主要有四个来源。

第一，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来。按照7月1日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汇报的决算情况：201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613.06亿元。加上2014年结转收入143.98亿元，收入总量为1757.04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362.57亿元，完成预算的80.4%，主要是厂办大集体改革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进展低于预期。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235.36亿元，包括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支出230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27.21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下年支出394.47亿元。与执行数相比，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与执行数基本一致，支出决算数增加2.9亿元。

第二，目前对于煤炭和钢铁的1000亿专项资金。但这1000亿是远远不够的，后续中央还要拿钱出来。

第三，在经济下滑过程中，能不能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讲，国有企业都是全民所有财产，而且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中，实际上要发挥第二财政的功能，包括把部分国有企业股权划给社保。换句话说，真正开始体现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财产的特点，在支持它渡过难关的时候能不能发行特别国债，成本全民分摊，暂时度过难关。

第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部分收益。去年中信集团引入两家国外战略投资者，部分股权变现了几百亿资金，中信将这些资金都交给了财政部，这也是一个思路。

理直气壮做强国企

今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对于前一段时间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习总书记的批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习总书记批示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我们要注意这个顺序，是做强做优做大，不是盲目求大。同时，要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这些提法为今后在一些企业实行薪酬激励，包括科技类企业的股权激励等措施指出了方向。

此外，还要按照五个发展的理念，推进结构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性作用。为什么供给侧改革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在这些相对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区域，国有企业也是重点区域。同时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前一段时期开始倡导工匠精神。日本和德国的产品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他们肯定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他们也是想把更好、更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客户。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要做出好的产品，市场就一定会回报，赚钱是第二位的。如果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一切只为赚钱，社会风气就会下滑，黑心食品等各种问题就会出现。因此，在理念和宣传上，我们都要树立一些典型。虽然从所有制上看华为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它实行了利益分享机制，任正非个人只占很少的股份，而且有产业报国的理念。最近我们在中信重工调研，才知道焦裕禄也在那里工作过。为什么中信重工没有进行所谓的私有化改造，也能够做到行业领先，还是因为有追求。这个时代不是不要信仰，不要追求，从生产目的来讲，企业还是要产业报国，并且怀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环境需要这样一个根本目的。

（编辑  宋斌斌）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1]——习近平对2016年7月4日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的批示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工业企业界普遍面临困难。在2002年之后的10年高速增长期工业投资活跃，同时大力鼓励非公经济，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至40%左右，私企在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领域也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其中不乏低端技术产能。但是很多经济学者，习惯于把民企理想化，把问题困难都推到国有经济头上，“去产能”也习惯性地首先拿国企开刀。

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用什么标准指导去产能，只能以国家工业竞争力为依据。

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非国有企业户数占绝对优势（二级标题）

从工业领域和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基础数据支持的观点是：这轮下岗的行业和地区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它们也是就业主体。对此，建议有关方面组织有关专项研究。

     第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352546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8197户，占比仅为5.2%。其中在产能过剩明显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975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12.5%；在钢铁业中，有规模以上企业1103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3.7%。就企业数量而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要对象是大概率判断。

第二，面临“去库存”严重挑战的房地产业，国家数据显示，在不同性质企业的投资构成中（不含农户），私企等非国有单位占比为74%，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26%。而91444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仅为1.9%。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去库存”的主体也绝不是国企，而是私企等非国有企业。”[2]

第三，从地区数据看，被普遍认为“国企多是其落后主因”的东三省，经过几轮国企改制后，国企户数已很少了，在按控股情况分类的企业法人单位构成中，辽宁省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3.1%，吉林省占比为4.2%，黑龙江省为5.4%。2014年末，东三省仅个体私营部门，就业人数达1912.2万，远远超过三地国企就业人数，民营经济已占东三省的50%以上。[3]相比之下，2014年浙江省的占比为65%，江苏省民营经济占54.5%，均低于2015年的辽宁省。[4]

显然，东三省的根本问题应该并非所谓的“民营经济不发达”，应该另寻主因和对策。实际上，从东三省工业领域产业组织的阶层结构看，振兴东北的一大关键，应该就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由此带动其他配套性中小微型企业等的发展，当然也要发挥少数非公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2016年5月，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时就落实“振兴东北”重大战略曾指出，“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 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和原则问题。

另外一些地方，如钢铁、煤炭行业较发达的河北、湖北、山西等省，2014年的企业构成情况与东三省也差不多。这些地方的就业结构也是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而在这三地的GDP构成中， “民营经济”在河北省占67.9%（2016年一季度），在湖北省占54.5%（2014年），在山西省占54%（2016年预测数）。[6]其中，河北省GDP构成中“民营经济”的比重已明显地超过了2014年的浙江省。

第五，东三省、河北省等重化工地区与“长三角”GDP构成的比较也说明，一个地区“民营经济”比重的大小，并不是其增长状况如何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市作为“国有经济重镇”，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一直较好，但“民营经济”比重非常低的事例（2014年该市民营经济仅占GDP的26.6%），更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至今仍然在探索。如果有人站在“惟产权论”的立场上，将一个地方非公经济（即所谓“民营经济”）的多少归结为促进、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不专业，也不符合国际经验的。

就全国而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3/4以上。[7]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亿人。[8]其是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6000万左右就业人员的约4.7倍，是国企就业人数的约9.3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足2000万。可见，在全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改革中，把“产能过剩”全推到国有企业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按照这一判断指导去产能、去库存，可能导致战略性失误。

工业亏损企业构成：非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二级标题）

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构成看，亏损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个数，是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7.3倍。纳入国家工商总局有关私营工业企业等数据后，说亏损、停业的非公企业有上百万个也是可能的。建议有关方面利用数据优势进一步组织研究该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政策性判断。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亏损企业数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企业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34055个，增长5.2%。这些亏损企业是同期国有亏损企业数（1308个）的26倍，是国有+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3.6倍。同期，外商及港澳台亏损企业为17501个，是国有亏损企业数的13.4倍，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的1.8倍。[9]

同期，全部非国有企业亏损企业数也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2016年2月份，全部非国有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69046个，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7.3倍。[10]

更重要的是：切莫忽视200万个左右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中的亏损、停业情况。在国家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2016年2月私营企业才21.7万个。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3年末，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为320.3万个。[11]假设其中建筑业类私营企业有100万个并被扣除，再加上2013年以来的发展，我国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不少于220万个应是成立的。

此时，如果再看这些大量规模以下的工业类私营企业，估计其中的亏损、停业企业要更多。因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亏损企业都已经增加不少了。按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的经验估计（当时上千万个私营企业中，有“有营业执照”却“无经营活动”企业占比高达55.3%），[12]说其中有上百万家私营企业亏损、停业应该是误差不会太大。与之相比，2016年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两万余个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或其中的亏损、停业的部分）只能是这些巨量私营企业的九牛一毛。另外，2016年3月份非公企业集中的中、小企业PMI位于收缩区间。四月份小企业PMI继续下降，持续低于临界点。同期，私营企业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大幅回落。五月份世界银行又下调全球增长率。由此推测，2016年下半年私营工业企业等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数量可能还会增加。

    以上数据和分析意味着，在工业结构调整或“去产能过剩”中，非公（或非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可能更多。目前，没有见到各类型亏损、停业工业企业裁员的统计数据发表。估计统计城、乡非公企业“下岗工人”或单位裁员人数比较困难。但是，很可能 “下岗工人”、单位裁员就是会集中在亏损企业多得多，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中。这类型企业也是工业领域就业的主体。当然，这种估计还有待相关直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目前，如果有关方面还缺乏这类数据，建议想办法尽快补上、分析并发布。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流转。全国2.3亿户承包土地的农民中，6600万户或多或少地流转了土地”。[13]其中由中、外私人资本集中经营的一部分还很不规范。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农村缓和经济下行时失业冲击力的功能已今不如昔。此时，如果放任市场自发调节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待遇和就业，可能在城乡激化更为普遍的社会矛盾或冲突。近日，唐山市非公钢铁企业被裁职工组织维权的活动，就是一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行业政策问题（二级标题）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要科学地、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重化工内部及相关地区“产能过剩”、“企业亏损”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差异化评估标准和政策。切忌“一刀切”。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等因素的严重影响，现在重化工领域“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在其集中的一些地区可能整体经济困难较大，恢复较慢；一些有关大中型企业，及不少从事配套生产、服务的小微企业（含国有和非公有成分）也会是困难较大，亏损较多，且恢复、重组、转移起来成本较高、时间较慢。这些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斩钉截铁”式改革在这里行不通。[14]在这方面不仅有国内的现成经验，即使是G7国家也不例外。英国的国有煤矿，及私营部门主导的德国鲁尔工业区、美国“铁锈地带”等经过长期调整，还效果各异，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15]日本的多数所谓“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也是以多年的调整、忍耐和等待经济形势好转为背景的。[16]所以，如果简单地拿国内这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情况，与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经济调整，效果较显著、企业效益恢复较快做比较，对其求全责备、横加指责，那是非常不专业和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方面要不要制定差别化的评估标准和政策，警惕有人借题发挥，攻击和瓦解国企，搞乱国家的重化工体系。

另外，全面、客观地看问题，还应该承认，（1）虽然东三省有一批困难国企，但也有一批先进的优势大国企在逆境中奋力支撑着地区经济，乃至国家竞争力的进步。如除当地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明显提高外，也有一批生产民品的大中型国企表现不错。如老牌东北国企——沈阳机床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i5智能数控机床已打开销路，“当国内许多工业企业为订单发愁时，沈机上上下下却在为‘爆炸性的市场需求’提升产能而奋斗。”国外垄断企业在华高价销售的智能数控机床也被逼大幅降价。[17]（2）这些年来，东三省的“民营经济”亦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对其不可抱过高期望。中华全国工商联2015年版的《民营经济蓝皮书》就客观地指出，东三省“民营经济”的 “自身素质不高，转型困难”、“创新能力不高”、许多企业主“顾虑重重”。[18]如有人指望其能大规模代替东三省的国企，或依靠其来进行国企混改，从而提高国企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竞争力等，将严重脱离实际，事与愿违。（3）所以，综合东三省国企和非公企业的情况看“振兴东北”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很重要，即必须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19]

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含“去产能过剩”）等，是拥有一些独特优势，但其问题并不少，也在艰苦奋斗中。如果有人希望这些地方的非公经济能够驰援东三省，发挥重大作用，不仅存在产业、企业难对口、水土不服等问题，从其当前的财务状况评估也可能是缺乏现实性的。例如，2016年上半年央行的有关调查显示，这些地区私营部门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拖欠贷款的问题不可轻视。如央行在浙江省的一课题组“以民营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浙江台州为例，对辖内银行开展调查”的报告就披露：“在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大背景下，‘僵尸企业’（指‘民营僵尸’——引者注）长期占用资金等资源却难以产生效益，对银行‘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及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产生较大障碍。”[20]个体私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估计是会更差一些了。其中潜伏的局部性金融风险和可能的“共振效应”，不可不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张承惠研究员也曾指出，“近两年新增不良贷款中80%来自中小企业。” [21]相应的，工信部的信息显示，这些“中小企业中的90%是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当中99%也还是中小企业。”[22]有些教授不断地说“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23]这是需要决策部门和金融机构注意的误导性观点。

要重视私营部门亏损、破产、停产、裁员问题（二级标题）

一些人对国企还报有“就业刚性”这一陈旧观感，实际上，国企“铁饭碗”体制已经有了实质的改变。

一分为二地看，中国国企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最高值1.1亿人，已经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5000万人，并给其不少后代人的健康、学业和人生道路带来负面影响。就是在近几年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企从业人员数据也一直在波动不已，有时甚至减少百万人以上。如2014比2010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就减少了204万。[24] 2016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今天的国企改革，是要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25]而非从零或ABC的初级阶段去开始“实质性突破”。

另外，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国企数量大幅减少，被重组、转产、出售、破产、停业的企业并不少。如1998年至2014年，仅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就减少了45929个，剩余的企业为18808个。[26]

简言之，仅从邓小平提倡的改革以来看，国企“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进程就没有中断过，且在不断增强，并不“僵”呢。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而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企也有过公司化改革、重组和裁员等等，并承受着全球国家竞争力比较下的巨大压力，有着“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竞争动力，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l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5％, 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27]

当然，现实中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各类型企业职工被裁减的现象可能只是结构性改革“初战”的结果，以后情况会更严重一些。与此同时，关于私营企业和外企等破产、停产、裁员、降薪、降社保缴费，及“老板跑路”，并违法抛弃成百上千职工的信息也是不断 。对此，决策部门及所属研究机构应有足够的重视，不可对在结构调整中，作为就业主体的私营部门不断产生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

有人认为，现在私营部门增长非常快，2016年初私营企业已突破两千万个，对就业增长贡献很大。但是，如前引用的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所以，对于国家工商总局的有关数据也要科学评估，不能盲从。过去的改革中，职工下岗数千万，社保体系建设没跟上，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在经济下行的今天，职工就业问题再度尖锐化，需要慎重对待，适当增加流动性，但一定要保骨干企业，骨干员工。

建议取消“僵尸”这一提法（二级标题）

由1980年代某美国人发明的“僵尸企业”概念，其客观性、科学性，及对中国经济政策体系的适用性等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在相当多的场合，这一提法成为攻击国企、并以此曲解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贬义词。[28]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僵尸企业”在政府系统中还是难以形成统一定义。各部门、各地方都各执一词地去说某些亏损企业。如河北省的“发改委、工信厅、国资委、财政厅等多个部门对‘僵尸企业’的调查范围不同、口径标准不一致，造成各部门统计的困难企业各项指标不一。”[29]

2016年2月3日，国家发改委综合各方面情况提出，“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它的范围，采取具体措施”，[30]并不要求各有关方面搞个全国统一标准来“一刀切”。

2016年2月25日，工信部称，“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31]按照工信部的这种定义，可能中国的所谓“僵尸企业”会非常少。虽然它将集中针对国企，但却可能“无伤大雅”，其清理任务也容易完成。因为，国企本来就很少，其亏损企业相对各类非公企业也少很多倍，而这些亏损国企中能够满足工信部定义，如能同时获得“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就更少了。但是，这和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标准、名单有矛盾。如山东省的“僵尸”名单中，国企就明显少于非国企。在浙江省、河北省、广东省等的考虑中，“僵尸”也包括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且这些地方政府划分的“僵尸企业”中，很可能十分缺乏“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的国企或私企。

   财新传媒某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国务院提出的“识别僵尸企业方法”的具体表述是“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32]这种误读为私营媒体和网站大量传播。其实，他引的这段话来自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央企增效升级的决定。其有关原文是：“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33]在这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亏损”企业及“僵尸企业”三个概念是并列使用的。从逻辑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但却并不存在前者释义后者，或后者概括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明显的不同，差异比较大，谁也不能全覆盖对方。

当然，也有专家和个别地方官员认为，私营企业经营不善，市场就会自动出清。因此，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主要事涉国企，且是其改革的“重头戏”。但这种教科书式的判断既不符合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也不能够在事实上成立。

   目前，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方面学者指出，中国的语言非常丰富，何必非采用“僵尸企业”这种极强贬义性的外来语充当政策性用语呢？在中国的语言中，“僵尸”是一种龌龊、恐怖的形象，会令人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心理感受，没有一点中国式“幽默”的情趣。公权部门人员用这种话去定义市场中某些丧失了正常经营活动能力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等，且在客观上涉及贬低其中经营者和工人群众的人格，是不妥的。此风一开，也难免辱及其他各种主体，污染本来已不干净的语言环境。“为政者正”，有关部门的政策用语中还是弃用内容含糊不清、背景杂乱、意识形态偏向性强、口气粗暴的“僵尸企业”这一外来语为上策。

简言之，我们一是要警惕所谓“僵尸企业”成为体制内外某些自由派人士抹黑、清除国有企业，及搅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具，真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够忽视私营部门（或非国有部门）内部可能存在更多亏损、停业企业或所谓“僵尸企业”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去产能过剩行业中这类部门可能发生的更严重失业问题和波及效应；三是建议政策上弃用“僵尸企业”一词。就使用政府部门早就驾轻就熟的“亏损企业”一词，划分一下亏损企业的严重程度和不同原因，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可能更为简单易行。

结语（二级标题）

综上所述，在国家基础数据和相关事实等构成的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从方法论视角再次强调习近平说的“搞好基础数据测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命线，毫无疑问是很有必要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34]防止本末倒置甚至南辕北辙。

少数人借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抹黑国企，鼓动所谓“国退民进”是一厢情愿，故伎重演。但有关方面仍需对其于政策日程可能的渗透保持警惕。“僵尸企业”一词，摒弃为好。

（编辑  迟晨光）

最近，人民币出海问题成为热议话题，它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要解决这一课题，不能脱离对国内要素商品市场诸多矛盾的认识，比如国际原油价格变动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管理的矛盾。我们认为，让人民币的信用锚定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成品油和国内特色资源市场，是一举多得的解决之道。

顺势而为，加大人民币对石油的话语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信用锚定于石油，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有“石油美元”之称。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石油价格大跌而美元指数坚挺，石油与美元走势出现分化。背后的原因，是美元锚定石油对石油形成的特殊的溢价，有助于俄罗斯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而这对美元资本形成了巨大威胁。现在美元锚定的商品，更多的与美国的粮食强项相关，石油农业下的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的比重变化巨大。这也给油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带来了真空，欧元结算石油比重增加。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对石油的话语权应当更大。

中国现行的根据美元石油期货调整油价的政策，是有待改进的。这个政策意味着国内石油消费间接用美元结算，这等于是拿中国六亿吨的石油消费市场给石油美元背书。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石油价格与人民币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现有的油价政策使得国内市场的信用变成美元的信用，这对中美之间的汇率、金融博弈是不利的。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美国的石油期货价格并不是中国购买石油的实际价格，中间还有欧佩克配额、俄罗斯巨额预付款等因素，影响巨大。这个差别也是国内舆论压力和矛盾的根源之一。

中国的大市场，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来源。在石油相关领域，中国本身就消费了6亿吨，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体量是足够大的。不仅如此，中国庞大的炼油加工能力及相应的富裕产能，是我们有利的产能储备，以国内成品油市场作为人民币信用的锚，是足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信用背书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可以让海外的石油供应商参与，完全以人民币进行结算，海外人民币也可以参与。

用国内成品油取代原油期货具备以下几个优势：中国的成品油市场直接连接终端消费市场；成品油市场背后还有中国巨大的炼油能力和储备充裕的产能；与国际资本控制的原油期货有距离，不易产生不同市场间的价格和外汇套利；国内油价调整可以直接根据此价格和固定加价率来定价终端市场，巨大的现货交易可以避免国际金融炒家价格操纵。

做强中国现货市场，从美元结算变成人民币结算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行业和国内市场需求巨大的其他商品，如中国占据优势的稀贵金属和使用量巨大的铁矿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建立大市场，以争夺全球定价权。尽管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世界进口量的70%，但中国也同时是铁矿石第一大生产国。像铁矿石这样的庞大现货市场，比金融期货市场更不易被外来资本操作。在价格发现的功能上，制造业大国比金融业大国更具有优势。和虚拟的金融期货市场相比，中国在实体现货市场更具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做强中国的现货市场，比在别人操控下的虚拟金融期货市场，更具有中国优势。

把国际市场变成国内市场，建立中国核心和必需的要素大市场，从美元结算变成人民币结算，保障国内供给，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供给侧改革。如此，制约中国发展的要素价格瓶颈就可以突破。在当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资源国害怕失去市场份额，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的形势下，中国作为制造大国所具有的庞大需求和消费能力增强了我们的市场话语权，这为中国建立面向全球的、以人民币结算的资源市场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这些市场的建立，有助于改善国内市场经济结构，拓展全球竞争力。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人民币的信用之锚，需要以中国优势商品生产、消费的现货大市场为基础，发展实体现货市场和物流中心，这将使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更具竞争优势。

（编辑  王生升）

上海福喜（简称“福喜”）隶属于美国福喜（OSI）集团公司，为美国独资，为世界级肉类及蔬菜加工企业， 1996年在上海注册成立。福喜主要从事为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提供肉类、海鲜、米面制作以及蔬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年生产能力为25000吨左右。除麦当劳外，福喜方面自2008年起亦向百胜中国旗下的肯德基和必胜客门店提供食品，今年还曾被评为“嘉定区食品生产安全先进单位”。据监测，从2014年7月20日福喜事件曝光，截至7月27日，共有涉及上海“福喜”被曝使用劣质原料的媒体报道22474篇（含媒体转载），论坛主帖12603则，博客文章3142篇，微博主帖226460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参与讨论网民125.6万/人次。

舆情概述

7月20日晚，上海卫视播发新闻《过期重回锅 次品再加工 上海福喜食品向知名快餐企业供应劣质原料》，曝光了此通过使用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的肉制品销售给肯德基、麦当劳等大部分快餐连锁。

福喜客户有近150家企业，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必胜客等知名快餐连锁企业，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20多个省市。

7月21日，上海市食药监局继20日晚在其官方微博@上海食药监发布微博、表示已对相关企业进行查处后，又发布通告《上海福喜食品已被查封 监管部门责令下游企业立即封存相关食品原料》。

同日，国家食药总局发文表示，部署各地彻查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问题食品，并要求各地食药监管部门对上海福喜的投资方——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在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地投资设立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立即开展全面彻查。

同日下午，福喜集团官网发布声明向消费者道歉，并表示本次事件为个体事件，愿为整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福喜下游供应企业，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等也纷纷回应，称已立即停用并封存福喜提供的所有肉类食品，并将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调查。

由于此事涉及多家知名快餐连锁企业，加之福喜产品覆盖多个省市，波及范围广，致使该话题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相关政府部门采取紧急举措

媒体曝光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后，国家食药总局迅速反应，于次日权威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各地立即彻查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问题食品》，安排部署各地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处理，协调各地方局一致发声。同时该局还协调中央媒体，通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节目，深入执法一线，报道上海方面执法检查的最新进展。

福喜问题肉事件曝光后，上海市政府、上海市食药监局通过官网发文、官方微博、新闻发布会、专访等渠道多管齐下，回应舆论关注热点。

首先，上海药监局持续发声，通报事件最新进展。20日晚事件曝光后，上海市食药监局于一周内连续发布6篇新闻通稿，联合公安等部门，采取查封、约谈、下架相关产品、刑拘相关负责人多种举措，并及时通报事件最新进展和处置结果。26日上午，上海市食药监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海市食药监局、公安局查处福喜事件最新进展。该局副局长顾振华确认了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其次，官方微博快速果断，第一时间回应媒体曝光问题。7月20日晚22:38时，在媒体曝光福喜问题肉事件后的四小时内，该局官方微博@上海食药监，发布首条微博，表示已“会同公安部门连夜查处上视曝光的上海福喜有限公司涉嫌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

此外，该局还通过上海市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公布事件最新进展。

第三，高层重视，部署彻查，主动反思政府监管责任。7月21日晚，@上海发布发微博表示，市委书记韩正对福喜事件高度重视，批示要求食药监等部门共同彻查，查处情况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布。在7月22日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福喜事件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上海食药监局已对22家下游企业紧急约谈。

7月23日，市食药监局局长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表示在调查此事件的同时，将认真反思政府监管责任。

7月26日，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事件查处情况汇报，指出“在上海，不管什么企业，只要违法，都必须依法严惩”。

其他各地方局积极配合，口径一致。在国家食药总局发布通告之后，各地方局积极响应配合，发布各省对事件的处置情况，回应媒体和公众对福喜问题食品流向的关注，24个相关省、市、自治区通过官网发文，通报查处、处置结果。

舆情分析

媒体议题分析

7月20日至27日，媒体和网络对此事件的关注主要包括两大类：消息类、评论类，且以消息类为主，占八成以上报道。

图1  媒体新闻议题分析

在消息类舆情中，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曝光上海福喜使用变质过期肉，多家快餐企业卷入其中。此类议题在报道总量中占15%。事件早期，报道福喜将过期肉、原料混入生产线。媒体关注点为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曝光、涉及到麦当劳和肯德基。如人民网消息《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臭肉当原料 过期原料随意添加》。再如央广网文章《上海福喜食品同样为星巴克711等多店供应肉类》等等。

第二类，上海方面相关回应报道。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10%，贯穿整个事件。媒体关注点为上海市食药监局的措施、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约谈欧喜投资中国区深加工部总经理、上海警方对福喜事件立案调查等。如新华网文章《上海食药监：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上海福喜已被查封》；再如中国广播报道《上海警方对福喜事件立案调查 ５名涉案人员被刑拘》等。

第三类，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彻查福喜问题肉事件的信息发布。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8%。出现时间段为媒体曝光福喜事件的第二天。媒体开始关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应对之举。如@中国之声称：“针对媒体披露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刚刚通报，已停止福喜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对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全面彻查。”

第四类，其他地方食药监局的相关回应、所采取举措，超过报道总量的22%，该事件的中后期，媒体开始关注全国多地涉及福喜问题肉，广东、福建为“重灾区”。如@广州日报称：“前日多家洋快餐的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出加工劣质过期肉。省食药监局21日称，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旗下的必胜客餐厅使用了该公司生产的猪肉比萨粒、意大利风味猪肉粒、牛肉比萨粒和调味牛肉排，目前已在广州封存13吨。”

第五类，受此次事件影响的下游食品企业的报道。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15%。该事件的早期和中期，媒体追踪麦当劳、百胜集团的官方回应。如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麦当劳CEO：被上海福喜公司骗了 将不再使用其原料》称，麦当劳首席执行官最近表示，他们被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的质检报告骗了，今后将不再使用这家公司的原料。再如中国新闻网文章《百胜终止与福喜合作关系 麦当劳选择续约》称，麦当劳维持与肉类供应商福喜集团在中国的合作关系，表示将改用福喜河南工厂。而其快餐业竞争对手百胜则终止了与福喜的合作关系。

在评论类舆情中，媒体对此事件评论的典型观点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讨论。如《新快报》文章《专家:应加强食品回溯机制建设》称，过期肉事件折射出国内在冷冻食品监管上的漏洞,各个洋快餐品牌商在产品验收和监管环节的把关不够严格,应当加强食品原料的定期抽检和食品回溯机制的建设。

第二，对消费者利益受损的声援。人民网发布文章《人民网评：谁是舌尖上“福喜过期肉”的最大输家？》，有人说福喜公司这回彻底栽了，也有人说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受波及了。其实最大的输家不是他们，而是食用了过期肉的消费者。

第三，认为通过福喜事件，全社会应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如中国食品网文章《福喜事件应当引发全社会对食品安全意识提高》认为，目前我国还有很大部分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的意识，也是对制假售假的放任。

第四，建议应对福喜事件中的相关监管部门追责。如《新京报》评论《上海福喜7次被查，为何都安然过关》指出，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失守的监管。上海福喜胆敢疯狂“作案”，说明在其眼中，当地食品监管部门毫无震慑力。上海方面能否查处食品监管环节的失职渎职，令人拭目以待。对此，红网文章也持相同观点，认为《福喜事件中失职的监管部门不该逍遥法外》，指出在我们指责唾弃无良商家的同时，更要对监管体系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上海市有关方面来说，同样应该严肃追究食药监管部门的责任。

第五，对涉事过期肉的肯德基、麦当劳等下游企业态度的质疑。如人民网发文《“福喜腐肉事件” 麦当劳肯德基为何不公开道歉？》称，这些企业至今无一家因为使用福喜腐肉公开道歉。麦当劳、肯德基是否也以为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而没有道歉的必要？还是他们摸准了中国消费者的“贱脾气”——就算出现腐肉事件，前来消费的顾客照样络绎不绝？

网络议题分析

网络议题方面，论坛和微博以转载政府部门回应、媒体报道及涉事方官方微博居多，占讨论总量的五成以上。转载内容多与媒体议题相似。评价类舆情中，网络较媒体议题方面情绪更加激烈，讨论主要集中于论坛和微博两大平台。下面就将网络评价类舆情进行分类：

图2 网络议题分布

第一类，指责地方食药监管部门失职的相关评论。占总讨论量的20%。

出现时间段：从该事件曝光后一直持续。

网友关注点：需要记者暗访才将事件曝光、食药监局7次都没检出问题。

如网民@无鱼无晴转发央视新闻微博并评论：“这些现象应该不止一年吧，食品监管部门早干什么去了？上海福喜黑，这些官员更黑。鲁迅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心冷啊。”如网民@青岛晚报在【上海福喜事件:食药监局7次都没检出问题】微博后评论：“问神码责？不有员工说就差夹道欢迎质检部门，都是打了招呼的，两本账。不是问责，是建议局长引咎辞职，而且是快快地。”

第二类，要求严惩此次事件中的涉事企业。此类讨论占总讨论量的20%。

出现时间段：从该事件曝光后一直持续。

网友关注点：对上海福喜集团的处罚。

网友@上溪口人评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性质恶劣至极。再不用重典，民将不民国将不国，政府由此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影响执政。建议杀掉一批，以抚民安”。如网民@投石车发表博客文章《让违反食品安全的企业倾家荡产》，文章指出，“从洋快餐被媒体曝光使用过期肉，再到洋快餐们集体变成一个泪奔的受害者形象，把责任推给上海一家食品公司，于是大家把矛头一致指向国内某食品厂，后来才擦亮眼睛，原来现在曝光出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地道的美国独资企业，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洋企业跟洋快餐引发的一场闹剧”。

第三类，对我国食品安全处罚机制的讨论。占总讨论量的5%。

出现时间段：出现在该事件中期。

网友关注点：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赔偿机制。

如网友@法神认为，“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是十倍赔偿机制，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在事前监管上花了大力气，但因事后处罚的不善和过轻，导致事前监管反而事倍功半。劣质食品驱逐优良食品；违法成本过低，导致大量劣质品流入市场。中国的食品产业从土壤就呈现出怪异的味道，洋快餐为何敢把过期肉优先供应中国也就不足为怪”。

再如网民@pwt-浦雯婷认为，“为了降低成本二次销售，福喜不会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如果每家做食品的公司都有潜伏记者去曝光的话，食品安全天天是头条。如果中国出台食品安全处罚相关条例力度大到一经查获就会罚得倾家荡产，把罚款金额捐给需要的人，相关人员都关进去”。

第三类，对受此次事件影响的下游食品企业的讨论，这类评价可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情绪。占总讨论量的两成以上。

出现时间段：该事件中期。

网友关注点：同情被牵连的洋快餐企业、炮轰所有洋快餐企业。

正面情绪占二成，认为下游企业如肯德基、麦当劳也是受害者，予以同情。如网友@撸啊撸在无锡论坛发表网贴《关于昨天央视曝光福喜过期肉事件我想说》认为：“我看完报道，觉得麦当劳、肯德基也是受害者啊。报道中说麦当劳经常去福喜检查原料，但每次都被假账目欺骗。这些快餐店没有检验每一批原料的能力，只能选择‘信得过’的大的供货商。而是否‘信得过’，应该是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吧？福喜给其他国家的快餐店也供应过期劣质肉吗？”

负面情绪占八成，表现为对下游食品企业的指责和不再信任。如网民@勒易友在分享搜狐新闻微博【差别待遇 中国人吞不下的“特供”】时评论道“垃圾食品还是不吃的好”。再如网民@阿义-AYI同时也评论“不吃也不会饿死”。

福喜事件引发的思考

综上所述，福喜事件之所以引发较大关注，主要在于以下原因：第一，涉及知名企业，范围由上海波及全国，社会影响恶劣。第二，事件由媒体曝光引出，而非食药监管部门查处，引发不满。第三，过期食品问题在3·15晚会曝光后二度上演，伤及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应以此为鉴。

跟踪事件后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对跨国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越是知名企业、全国设厂或连锁经营的企业，越是要重点监管、不容出错；第二，食品餐饮行业的下游企业如何对食材安全进行管控，应对其现状进行摸底调研，明确薄弱环节，出台针对性的行业管理意见，明确企业应为类似事件的第一责任者。

一位典型中国农民生产生活的理想模式

张中农是中国北方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专门种地，村里务农的人老中青都有，种地基本和城里打工收入差不多。

张中农承包了村里的三十亩地，他种的田是完整的一块。村里对全村土地进行了整理，把原来的小块土地调整为600个方田，这样增加了不少土地面积。村民会议上根据每块土地的大小、肥瘠、远近，议定了承包费，承包户的承包费要交给村里，扣除一些必要的公共费用后，再按村民人头发放。村里还组织修缮了多年失修的水利设施。

张中农参加了农民合作协会办的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现在，除了化肥外，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都不能使用了。每亩化肥使用量大概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张中农不仅要种一茬小麦和玉米，还养了10头牛。养牛的饲料主要是青贮秸秆。牛粪用来生产沼气，沼液则是控制蚜虫和红蜘蛛的 “农药”，还有叶面肥的作用，沼渣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张中农还养了一些鸡和鹅，因为地里除虫是用物理方法，使用诱虫灯和粘虫板，虫喂鸡。牛粪还养蚯蚓，蚯蚓也喂鸡，喂完蚯蚓的牛粪是更好的肥料。养鹅的一个作用则是到地里除草。地里套种了大豆，用来固氮。

农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一回事。农协每乡或每两个乡必有一家，且只能有一家，县里省里都成立了农协。张中农生产的粮食、肉禽蛋等都是卖到农协。县农协办了肉牛和柴鸡加工厂，县农协在好几家城市都开了农产品超市。农协里的技术指导员经常来村里，种养殖过程中一些问题可以找他请教。现在张中农只用农协提供的化肥，便宜还好使。张中农买牛犊和建设秸秆青贮池时，到乡农协的资金部贷了款。贷款手续简单，利息也低。另外，农协在每个乡都有农资店，农资店还出售一些日常用品，原来假冒伪劣的情况少多了。农协从供销、加工和金融方面赚得的利润，大部分都要返还给农户，按照每户的交易量计算，这块占了张中农收入的四成左右。张中农的孩子都在村里的幼儿园和学校接受教育。他还可以方便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张中农的村庄是有经济活力、完善公共服务与文化生活的功能完整的宜居社区。

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直观地表达了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合理发展模式，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农户、农协、村社、村庄。这虽然不是现实的，却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模式。

上文的叙述中涉及到若干重要问题：为什么农业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小规模农户多种经营？传统与现实中，中国小农经济面临的真实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村社土地制度？为什么要建设综合农协？为什么已有的专业合作社法框架下的合作社不解决问题？中国农民是纯粹的农民吗？中国的村庄的特点和前景何在？

中国小农经济的优势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多种经营。小农“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中共建国后一系列政策，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相反，如不管是集体农庄还是农业公司，追求的是农业的集体生产而非家庭经营；如鼓励扩大单位土地经营规模而非小规模精耕细作；如强调走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而非多种经营。

为什么农业生产宜于家庭经营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做了三件事：集体生产；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或村社土地制度；成立公社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载体。但是，在农业集体化理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那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却主要是第一件事。他们认为发展组织化经营的大农业，理应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更加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不能不说当时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有不同规律，不能简单地套到农业上面。由手工作坊到工业生产线的大批量生产，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现在可能只需要原来几十分之一的人工和时间。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效益很弱。农业的产品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农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不同种类的农业劳动可由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段上完成。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农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协作的必要性不大，同时，农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中国农业美国化行不通

扩大单位土地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小农改造为美国大农，被一些人视为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法门。

黄宗智的研究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置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30亩。而美国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其“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1]

就实物产出而言，中国土地利用效率远远高于美国。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迄今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上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地势崎岖的耕地多，18亿亩耕地实际上大约只有6亿亩是大片平坦的耕地，可以进行单位大规模经营。南方一些高低不平的耕地，一千亩可以分为两千块。如贵州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耕地多为坡地和梯田。贵州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7亩，但是，近年来贵州的粮食自给率在90%左右，肉类、蔬菜、茶叶则能够大宗输出。如果按照美国方式经营农业，那么贵州还能有多少农业存在？

如果中国农业美国化了，勤劳、智慧的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的许多独特的种植技术和地力培肥技术将消失，农产品总产量将大幅降低。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与生态循环农业传统

美国农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其专业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也就是一个地区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一个农场也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则是以粮食为主，多种经营。传统上，中国小农经济还包括农产品的加工甚至流通。严格来说，传统上中国就没有美国农场主那样纯粹的农民，只有住在村庄里的人，从事多种行当。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又和所谓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H． King)著有《四千年农夫》一书。[2]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金观察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为此不惜投入劳动力；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粪尿、落叶等等都不浪费，而是当作肥料归之于土，循环利用。在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3]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农业理念。这种低输入的、在小范围内自我循环的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开来。

生态农业和小型多样化经营紧密相关。只有多样化经营，才能实现充分利用资源。现代生态农业奠基者之一阿尔铁里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 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 决不要单一种植。”[4]由于不同作物都有适合自已的生长条件，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将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等植物性产品，而且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多样化生产彼此结合，建立起连锁关系，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污染。某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枯桑叶）可作为另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循环利用，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相比一般“大农业”，生态农业在土地产出率、农户家庭收入方面要优胜。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计算，在不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产量也可以增加，不过总的劳动投入也相应增加，所谓农闲不闲，老少皆忙。

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因地制宜的生态循环农业。中国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多种经营，达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效果，充分利用了资源，保持了地力，对环境友好。这种农业是勤劳农业，劳动投入总量大；但多种经营导致每种产品数量有限，使得小农对接市场产生更多困难。

中国农业文明的优势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适合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其他条件。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农业经营模式，这是一个严峻的政策问题。如果要坚持粮食的自给，在源头上保障中国人的食品安全，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坚持家庭小规模多种经营农业模式，因为这是精耕细作高土地产出率农业的前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农业面源污染是现在我国最大的污染源，导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问题。只有精耕细作生态循环农业，才能在源头上治理污染、保障食品安全，保持现有土地产出量。另外，考虑到我国石油消费与生产的巨大缺口，只有减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才是粮食的实质自给。所谓粮食的实质自给，是指粮食生产过程是在国土内部的封闭循环，关键投入物不是来自外部。朝鲜的经验表明，需要进口化石能源的国家搞了美式农业，一旦石油进口断绝，粮食将出现崩溃性减产。

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视为落后，美国农业模式称为先进，是误导性观念。美国的农业成就，仅是使用工业方法开发土地和利用化石能源而已，前提是不能离开丰富的资源。此种农业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而非德国的工业化成就，只是低端的工业技术应用，称不上先进。传统中国农业倒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就普遍意义而言，中国农业模式，才是全球先进或普适的模式。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英美曾经的工业化成就，不能证明其农业模式也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有其限度，农业文明有其优势。对中国来说，建设大工业不是要消灭小农业，城市化也不是要消灭村庄。继承传统农业的优势应该是农业领域的产业战略，如同工业领域建设的自主创新大型国企，相反而实相成。

中国小农经济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地租竞逐，地租不均，土地细碎，基础生产条件没有保障，社会化服务不健全，工业时代特有的弱势等。

地租竞逐和地租享有不均

中国小农经济并不是和特定的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封建土地制度或井田制，国家授地土地制度或均田制，自由土地制度或私人地主制，还是集体所有土地制度或村社制，都可以发展小农经济。中国古代土地兼并最厉害的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这是针对佃户的生产形态而言的。秦朝之后中国主流的土地制度是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租可以被私人竞逐性无限占有。这种制度造成地租享有不均。

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还造成内需不振。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工业化，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现在有些人以“地主勤俭持家”来翻土改的案。实际上，解放前中国农民极端勤俭“攒钱买地”的普遍行为，提供了更深刻更充分的土改正当性的理由，尤其是日后土地集体化的正当性。中国土地革命开始和历朝开国一样，实现了均地小农，直到农业集体化了，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彻底打破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这才是历史性的、深刻的制度创新。

私人地主制破坏农业基础生产条件

    中国的私人地主自由土地制度，形成了剧烈的地租竞逐，并且产生地租占有严重不均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主能够占有完整大块土地，土地不均是地租占有或地权的不均，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则呈现出极端支离破碎的情况。最小的土地出租者，每年的地租竟然只有几斤粮食。土地的细碎化导致耕作的困难，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发生纠纷，纠纷的原因主要是争水与界线争端。

胡靖的研究认为，中国以前主流的土地制度导致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被破坏。农业生产条件，如山地、耕地和水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如果这种整体性、系统性被破坏，则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将会被大大削弱，甚至消失掉。[5]中国恰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季风性气候地区，同时出现水灾与旱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要最大限度的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对于各种范围的水利建设的需求很大。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也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他们面对的是剥农、坑农的社会与商业环境。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将小农的困境展现得活灵活现：高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谷贱伤农等等。因为农业耕种同时、收获同时，极易受到粮商和农资供应商的盘剥，所谓农民卖什么什么就贱，买什么什么就贵。

中国小农经济是相当商品化的经济。农户需要不断和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打交道：农产品的销售、农资和生活用品的购买、再生产和生活急需导致的借贷等等。农产品集中入市、鲜活不待时、交易半径的狭小、农户只能提供多种少量产品（因此没有销售层面的规模效应）、零散购买农资等因素，使得中国小农对接市场有很严重的困难，同时深受高利贷的剥削。

历代政治家也关注到此问题，历史上曾有过多种改革尝试，如均输平准策，王莽的“五均六管”，百姓生产需要可向官府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王安石的青苗法，规定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以低息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等等，但是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

工业化时代农业产业的天然弱势问题

前文提到了农业生产的生物学基础带来的产业缺陷（分工协作的效益弱）。杨松林详尽分析了农业产业的特点：核心观点是相比二三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特殊难题，[6]即技术进步率的空间；产业链扩张的可能性空间；产业可利用资源的空间；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等。从几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会发现农业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农业的这一劣势并未显现。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就都出来了。因此，仅就农业本身而言，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只能是高资本密集型，如像美国那样使得劳均耕地达到1000亩以上，方能使农业劳动者收入与其他产业持平。美国的农业补贴思路，也根本无法推行于中国。

 另外一种办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农业与涉农二三产业合并为同一批人经营，以后者之利补前者之不足，这是解决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城市化后必然衰败之问题的有可能性的思路，有希望抵消甚至扭转农村经济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城镇经济的趋势。根据杨松林的计算，以2006年为例，如果使涉农二三产业，如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农资和县以下消费品零售、农业信贷和农村保险都由农户的合作经济组织来经营的话，那么整个农村经济规模将增加三倍。中国农民从来不是纯粹的农业经营者，只是兼业的村庄居民。当年不是，现在也不应该是。

 “农户、农协和村社三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

所以，我国小农经济的问题并不需要改变小农生产模式，而是应该通过组织建设来解决，组织建设最主要的是村社和农协两种组织。本文主张建设“农户、农协和村社三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以发挥出中国小农经济的潜力。

坚持适度规模农户和小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生产只能是家庭经营为主，而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与专业化问题，则需要非常细致地分辨。“规模经营”是扩大经营单位的土地规模，其含义是追求“规模经营”带来“规模经济”，扩大劳均耕种面积而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我国需要追求农业土地的最大生产率，尽可能提高单产，在较少耕地条件下保障粮食安全。而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化农业的单产率要低于精耕细作的农户农业，已是定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保障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和粮食的实质自给，也需要适度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则是指农户在合作组织帮助前提下，能够达到城市劳动者家庭平均收入所需要的土地规模。

我国的工业化无疑应该有最宏伟的目标，即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同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因为中国巨大的体量，必然对全球体系产生着决定的影响，其工业产能受制于全球的资源约束与市场规模约束。因此，无论怎么城市化，中国长期都不得不保持较大比例的农业就业人口，这是我国的体量和人多地少的国情所决定的。反过来看，正是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更应该也有条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慢工出细活地保证国民食品安全，有效保护国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农业领域，仅为局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规模经营的目标，是否值得追求？这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我国合理的农业产业政策，应该严厉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其下乡流转土地。甚至对租地者也要有资格限制，只限于农户。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本身也要根据各地条件设定上限限制，而不是像目前搞什么“家庭农场”那样设定下限限制。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不是什么家庭农场，更遑论农业公司。

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优势

集体土地所有制与生产的集体化是两个问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并行不悖。前者实质为保障地租均享，避免地租竞逐，保障土地整体性利用效率的一种机制。

私有加限田的自耕农体制，避免了地权或地租的集中，但是土地也不可避免地细碎化。台湾土改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当局严格执行私人拥有耕地的限额，并多方限制雇人佃耕。随着农民的世代接替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碎。中国传统的私人地主自由土地制度，则是地租不均与土地的极度细碎化并存。

村社从事土地整理和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村社成员均享地租收益，增人必增份，减人必减份。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任何人种地都是向村社租地种。在这个模式下，土地整理、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和土地经营的主体分别为村社和农户，一方面没有土地细碎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的适度规模、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成员均租形式的村社土地制度比土地承包权流转更具有优势。这与现有的承包免费且长久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形式上的不同。

我国现有的土地细碎化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承包户水平上进行土地流转，根本不能解决土地的细碎化问题，也无法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村集体作为“统分结合”的“统”的主体之一，对中国农业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可能由个体家庭承担，而需要村庄集体的统一经营。实际上，尽管得不到鼓励，一些村集体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有的村将分散、零碎的地块适当整合，把原来的小块土地调整为若干块个方田，人口较少的户可以只占一块方田；同时还可以相对地增加土地的可利用面积。

农协的性质与作用

我们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此法的立法宗旨，同日、韩、台农协模式却大相径庭。该法框架下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只是企业私法人性质，局限性明显。我国已经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性质和作用的评估一定要实事求是。虽然全国已经有近百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从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情况来看，每个合作社的平均成员也就是十几个农民。即使按照农业部统计的入社人数来计算，每个合作社也就是七八十户。如此小规模的经济组织，试图要解决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问题，不具有实质意义。目前的专业合作社，或者是工商企业的翻牌经营，或者是空挂一块牌子，根本起不到原来所期望的作用。

农民合作协会和专业合作社是性质根本不同的组织。农协是依法设立的公法人或特别法人，不是在工商或民政登记成立的私法人，一个地方只可能成立一个农协而可以有无数专业合作社；农协提供的是综合性的供销、生产技术、金融和公共服务；是政府扶持的包括从事政府委托的行政功能的组织，在中国甚至应当在党委领导下组织起来。农协可以部分代行政府的行政职能，甚至有在政治层面为农民代言的功能。中国的农协组织具体怎么建设，本文有一个建议：以“人民团体”形式建设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我国有特有的“人民团体”，政协有八大人民团体，共青妇都在内，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农民界的人民团体出现。工青妇之外，还当有个“农”。但是，农协一旦建立，它可能最有活力，因为它的工作是将农民在经济上、公共服务事业上组织起来，这方面有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关乎国家治理和国家的根本前途。

农民合作协会要实现其经济功能，即将涉农产业链的利润归于农户所有，必须到达一定的规模，现有的村并不合适，规模太小。基层农协都需要跨越一个或数个乡镇的范围，要建立的是规模基层农协，上层还有县级、省级和中央农协。像农产品加工，乡镇范围的基层农协规模可能都不够，需要县级或省级农协办理；农业金融，要向千万小农户放贷，既需要基层社区网络，也需要全国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各级农协从事涉农二三产业，要适应当前产业规律和地区特点。涉农二三产业既不同于农业，也不同于汽车制造、炼钢、出口代工等需要高度聚集的产业，要有规模效应，需要广泛分布，因此适宜不同层级（乡、县、省、全国）的农户合作组织举办。

华西村、南街村模式，并不适合广大农村效仿，也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它们是集体所有制或共同体型工商企业模式，因此是城市工商企业学习的榜样，是解决城市贫富分化、工人异化问题的出路之一，却与三农问题基本无关。每家农户，都能享受农协提供的供销、技术、金融、公共服务并分享涉农二三产业的利润，同每个村集体都搞工商业不是一回事，这一模式对广大农村不具有普遍意义。

 “三主体”农业模式建设宜居村庄

村庄居住是东亚南亚社会特有的、且传统上主流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澳洲和美洲没有村庄，欧洲也不典型。美国没有村民，只有市民。我国无论怎么城市化或城镇化，农村人口或居住在村庄里的人口，绝对数量都是数亿规模，这些人口往往又是弱势群体占了很大比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成为对最弱势群体的抛弃，将他们“遗忘”在农村。

城市化必须注意我国目前经社文环（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文化生活、环境质量）宜居区面积增减这个问题。我国城市化不是一味追求集中或集聚，如果导致经社文环宜居区面积的缩小，那么，城市住房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一线城市人口在既定格局下，人口必然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城市病，出现大片贫民窟，东亚还因此产生超低出生率问题，出现低于1甚至低至0.5的人口出生率。

对我国来说， “三主体”农业模式与高端的工业化、村庄的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前者有助于后者发展。我国必须建设农村，使农村成为容纳相当人口的经社文环宜居区。村庄仅意味着与城市不同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但城市与村庄并不对应于非农产业与农业。城乡差距如果体现在村庄居民与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水平与收入上面，通过“三主体”农业模式建设宜居村庄则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三主体”农业模式的其他意义

上述农业经营模式，优点是多方面的：一能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我国粮食实质安全；二能保障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和减少农业环境污染；三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吸纳就业；四能实现农地地租的公平分配，保障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优化；五能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宜居村庄，促进健康的城市化；除此之外，还有以下重要意义。

农协在县、省、中央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帮助广大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服务上组织起来。这项举措将大大巩固党在农村和农民中的执政基础，也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党组织有志青年下乡工作，这样，农协的干事队伍也可以成为党员干部的人才储备，为党注入新鲜血液。农协事业的性质，利于吸引认同党的原初宗旨和历史成就的青年。本文认为，目前条件下，建设农协应该是一项在党建方面极有力的措施。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其意义还不仅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在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从事农业的农户数量依然是个很大的数字，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决定了他们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支持力量。而且，农户子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优兵源，就此而言，保持数量较大的安居乐业的农户，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

上半年非公经济的增长与结构

2014年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非国有部门投资同比增长17.8%，比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比1～3月份下降0.4个百分点，下行趋势没有变（见图1）。其中，私企投资增幅下降，个体投资呈现负增长，外商投资增长0.1%。“民间投资”在铁路运输业等行业的投资减缓。

按非国有单位分类比较，1～6月份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居前3位的依次是：私营企业（27.6%）；其他企业（23.4%）；有限责任公司（15.4%）。同期，个体经济投资负增长，外商企业投资增长0.1%，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4.8%。其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速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港澳台企业、外商企业分别下降2.7和3.8个百分点。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3860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比上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5.1%，与1～5月份持平。同期，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3.1%，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在铁路运输业增长34.2%，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在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30.4%，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

2014年1～6月份，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增长较平稳（见图2）。

1～6月份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7.4%，与上年同期持平；股份制企业增长10.2%，下降0.7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增长3.2%，下降1.8个百分点；股份合作制企业增长10.8%，上升3.2个百分点。

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28.2%；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71.8%。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83.7%。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6.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23.6%，集体企业为2.3%，股份合作企业为1.1%。

2014年1～6月份，非国有部门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8%，比上年同期下降11.6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同比增长0.5%，比上年同期下降11.1个百分点（见图3）。

按海关新的分类统计口径，1～6月份出口情况为：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0.6%，下降0.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0.8%，下降31.5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增长6.2%。进口分类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增长5%；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增速大幅下降，分别为增长1.3%和负增长。

在出口、进口总值构成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分别是88.6%和73.7%。按细类分，在出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6.8%，私营企业为39.2%，其他企业为2.5%；在进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5.1%，私营企业为23.1%，其他企业为5.5%。

2014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平稳，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提高。

上半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5.6 个和2.3 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7 个百分点。上半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3%，比上季末高0.2 个百分点；上半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1.0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6 亿元，新增贷款占同期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32.5%，比一季度末占比高2 个百分点。

农户贷款快速增长，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和农业贷款增长放缓。

2014年二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下降。

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2.8%， 较上季下降0.6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0.4 个百分点。其中，36.1%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62.2%认为“正常”，1.7%认为“偏热”。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4.9%，较上季下降2.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另外，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53.7%，亦较上季下降13.9个百分点。

工商局数据表明个体私营企业快速增长，但这与统计局数据有矛盾。

 据国家工商局信息，2014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主体稳步发展，特别是3月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截至6月底，个体工商户4648.73万户，同比增长12.43%。3～6月，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120万户，同比增长70.14%，注册资本（金）5.09万亿元，同比增长91.20%。外商投资企业1.18万户，同比增长5.51%。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截至6月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32亿人，比2013年底增加1303.46万人，增加数量与去年1-6月相比增长3.88倍。　但如上所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私营企业投资下降，个体工商户投资负增长。显然，两个部门的数据存在矛盾之处。

二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首先，对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开放基础产业等领域。

 国务院负责人在阐释“如何有效扩大基础设施”时，总结中英全球经济圆桌会议上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建议：一是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二是要开放更多领域，鼓励更多私营部门扩大投资，促进投资质量进一步提高。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于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会议还确定了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提出要加快推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而对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各类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为此，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布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的通知》做出了详细安排，以激发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积极性。

经国务院同意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指出，抓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要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和投资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外，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资本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经营。要推动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和进入特许经营领域。放开包括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内的所有竞争性领域，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资本形成和股权流转。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指出，棚户区改造现在面临难度最大的是资金压力。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投入棚户区改造。

其次，医药卫生领域市场化改革，优先支持社会（私人）资本，着力在公立医院引入私人资本改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积极推动社会办医。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努力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该文件还要求推进政府办医院改制试点和国有企业医院改制试点，着力在调整存量、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一位副主任，目前公立医院占据90%的市场份额，民营医院成气候的还不多。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既可以稳妥地产生一大批由原公立医院转型的有品牌的民营医院，又有利于公立医院的人才流动和优秀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大医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制探索，如合作、托管、兼并、医院集团等。如果能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让社会资本进入对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改性的市场化改革，可迅速扩大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的发展，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也能使广大医务人员真正发挥医改主力军的作用。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

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利用外资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相结合。要建立健全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体制。加快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

第四，促进外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支持各类外贸企业发展。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为小微企业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民营、中小外贸企业发展。

第五，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在经批准的地区开展试点。慎重稳妥地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健全完善林权抵押登记系统，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土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

预计下半年仍“缓中趋稳”

 2014年上半年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外资“大显身手”的改革政策继续加紧出台，但非国有部门投资仍延续了下行趋势，体现了“新常态”。这种状况与政府对“民间投资”的高预期形成了反差。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速下行趋缓。虽然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局面在3～6月份扭转了负增长，但同比下降明显。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继续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二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下降。

预计下半年最好的情况仍是“缓中趋稳”。

——外贸日益趋紧。下半年外贸形势可能比上半年更为趋紧。这将进一步削弱外企、私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严峻，下行压力较大，中长期看外贸形势趋紧。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

——投资有硬约束，是慢变量。试图以加快“简政放权”引导私人投资保增长，实际上面临着大型私人资本集团对基础产业等的投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赢利预期等因素的约束。他们可以制造新闻噱头，却难以在稳增长、促发展上发挥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今年1～6月份累计同比，“民间投资”在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增幅都下降了。铁路运输业的私人投资增幅甚至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另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今年1～6月，国家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51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同期“民间投资”铁路运输业才112亿元，仅相当于铁路总公司投资总额的4.8%。

这些现象提醒政策咨询界，要区分愿望和实际情况。民间资本是否愿意投向实体经济，并非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良好愿望，也并非取决于投资体制一个因素。其实，今年下半年“民间投资”如果能够在大体上维护现状，波动小一些，就不容易了。个案说明不了全局。而外企在这方面的进入情况也不令人乐观，其上半年的投资下降就非常明显。目前，有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招商引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规模已经累计超过10万亿元，其后还会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4月下旬，80个引民资项目清单中“很多项目并没有明确确认下来”。这种投资肯定是“慢变量”，在下半年的影响力有限。

在全球性经济低增长的形势下，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估、预测私人部门（含外资）的投资能力和增长趋势，在“新常态”下实现科学发展，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消费仍然“平稳”，难有明显变化。而政府力主发展的服务业，实际上对于改变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提升消费的作用并不大。因为，除少数中高端岗位外，发展服务业主要增加的是分散的、不稳定的、低收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条件差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城镇中类似的事例不少。美国也是前车之鉴：服务业的广泛发展与主要由制造业支撑的中产阶级萎缩是一致的。斯蒂格利茨等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宏观调控的差别性政策不能高估。从本质上说，这种差别化的定向方式原来也存在，如强调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微企业上实行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实行差别化的行业、地区政策等等。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抓一些大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和税负问题，其他如汽车、房地产和家电促销等等，无一不是差别化的定向方式。而在更早期的政府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宏观调控与科学发展的结合定向调控方式。评估一项政策，要实事求是，有长期眼光。不过，目前这种调控偏重于供给端，尤其是向非公有制经济明显倾斜的政策设计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评判的。

简政放权中出现的问题

科技与管理的自主创新者

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进步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新概念、新型企业家层出不穷，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但“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2]。放眼全球，以投机赌博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和以及愈加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根本支撑不了大国崛起；也不会刺激科技进步，使企业形成获取利润并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性格的激进、好虚荣与攀比、赌性思维重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一旦挂钩难逃厄运。一些人靠赌博性思维经商多年，却不能进行产业化升级，只是在经济回暖的时候，采用各种名目进行银行融资，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就开始躲债甚至破产。美国媒体的话虽然肤浅刻薄，但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部分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在于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 [3]是的，每个企业应对挑战总会以自己的实际为出发点，存在多种可能和办法，但企业家必须摆脱“赌徒困境”。要从容应对本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能否提供“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这个主要矛盾。

研究全球产业史就会发现，企业生存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产品能否满足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而这样的产品只能来源和转化于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和管理。两者对产品及企业的重要性，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看，科技和管理恰恰是制约其产品全球竞争力的瓶颈，当然，也就适时地成了企业家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抓手，从而也是企业主们回归到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本来意义的捷径。

发展高新科技不能靠买卖和交换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早在1991年，钱学森同志就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贷款才是第一，卖不出去才是第一。他们想不到，抓科技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4]但是，世界竞争史告诉我们：高新科技、尤其是核心技术是不能买卖和交换的，必须自主研发。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认为：“技术不能自立的企业在21世纪将没有立足之地”。[5]西方各国和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自觉”，因为高科技不仅能带来巨额垄断利润（如：全球有超过90%的计算机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傻到去武装竞争对手呢？你寄希望于拿市场换或拿金钱买别人的先进科技，在他眼里，不是无知就是可笑。“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6]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走“自主创新”之路别无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7]这其中就饱含着对民营企业家们的殷切希望！

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基于业务，文化和人的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管理文化，每个企业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照抄。“鞍钢宪法”生搬到西方会水土不服，美日管理硬套到中国会成邯郸学步。创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找到适合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争夺经济学、管理学话语权的需要。作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主体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海尔集团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张瑞敏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必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真正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企业还是等在那儿，结局难以想象。”[8]德鲁克也曾寄语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9] 企业家们只有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这个基础上，群策群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的原则，探索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共享机制，不搞欺骗国家和消费者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才能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坚定地走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华为是民企以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榜样。2013年，它以395亿美元销售收入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商。华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额的10%以上用于研发，现已是其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华为立足实践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对管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和“洋为中用”上，更体现在不搞盲目多元化、虚拟化，专注于实业上。华为目前也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从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及争夺话语权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家的榜样是张瑞敏、任正非，而不是李嘉诚、胡雪岩。要学习他们走专注于实业，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正道”。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美德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崛起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0]经济史表明，西方国家和企业正是凭着自主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完成工业化和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害怕其他后进国家和企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正路”，动摇其全球垄断地位，于是就“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通过媒体或代理人忽悠中国走比较优势、产权改革、钱生钱会理财、投机赌博新经济的“邪路”。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

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

    西方工商文化的主流是“经济人”，个人至上、唯利是图，以赚钱为德，以不赚钱为无德。现已引起内部人士的忧虑和反思。“‘极右’的索罗斯一贯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写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主流经济学戴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深揭狠批，全盘否定”。[11]其实，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一针见血点明“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12]而西方于今才多有反思，经济和企业伦理遂成显学，即是一例。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源于《易经》“利者，义之和”思想。先贤主张的“义利观”并不是宋代后的“以义抑利”，而是“义利并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一己之私。这种个人在追求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的“义利并举观”，也是国人自古以来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原则。因此，中国商人有诚信无欺、义利并举、奉献社会的传统。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先驱，哪一个不是践行这些优秀传统的爱国先辈？！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光存在于企业之外，也存在于企业之内。柳传志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13]

有人说：民企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公益慈善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但是，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14]

维护国家和企业安全是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应有之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实际上，对内“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15]对外“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16]据学者披露：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和谷歌公司则有推行种族灭绝、主张和参与分裂中国活动和作为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7]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严峻，作为比普通人多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更应该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搞好企业安全就是间接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笔者以为，可创立“企业安全学”，以达预防犯罪和确保安全的目的。企业安全至少包括资产（资金）和信息，生产经营，产品质量，个人财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安全。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做假帐、不行贿，企业家个人及员工的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不粉饰财报，不盲目引入外资、风险投资和咨询机构，重视保密工作，不乱投资、乱担保，不抽逃资金、不碰高利贷、不热衷炒房炒股炒期货，资产（资金）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企业合理布局供应链和营销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以质量取胜、不欺诈消费者，建立符合要求的内控体系、绩效体系、信息安全体系、安全生产和环保体系，企业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信息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主走共富之路，不碰黄赌毒黑、不乱参加或资助NGO（非政府组织），就不会出现员工闹事，老板“跑路”，社会关系安全自然顺理成章；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是个人和企业安全的基石。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千万不要忘记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企业安全和人生归宿何在；当我们在全球布局和合作时，也一定要记住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重要性，记住组成“全球私人权力联盟”、“公司帝国”的人及其“经济杀手”是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作飞蛾投火之举！

民营企业家要作“事业家”不要作“资本家”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在活着的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就是人生的价值。”[18]“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本就是错误。”[19]要做事业，就要像荣德生先生那样作一个“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20]就要立“常志”抓住“牛鼻子”驱动发展——抓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抓品牌、特别是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抓人才、特别是接班人和经理人队伍培养；抓个人修养，特别是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如此，“富不过三代”就不是噩梦，“基业常青”也不是做梦。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决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必是在——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融合中实践而成。

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无愧于时代

陈锦江正确地指出：古代中国并非惟一具有强烈的反对商人阶级偏见的社会。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的欧洲及17到18世纪的英法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而且因为他们威胁到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支撑该权威的价值体系，商被猜疑。”中国的“商”字比英语中对应的词要宽泛得多。“讲到‘经商’，基本上就是讲非农业的经济。”把中国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归咎于反商意识只能是给了一个简单化的回答”。[21]“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22]明清300年间就“出现了驰骋商界的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3]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舜是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商人的“黄金时代”。[24]齐桓公起用商贾管仲以商富国而成霸主；范蠡辅佐勾践称霸，功成身退商以致富，遂成财神陶朱公；弦高犒师，机智爱国；商人助郑开国，郑国立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子贡经商纵横诸侯之间，支持老师孔子完成理想；白圭曾为魏相后仕秦国，经商成巨贾。及至卫国“国际大商人”吕不韦拿政治当期货，操纵政治，物极必反，遂使秦皇刻石抑商。汉初商人又“交通王侯”，诸侯经商做大酿成“七国之乱”，终使汉武帝严厉抑商，独尊儒术，奠定了延续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本商末”的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私人资本干预乃至操纵政治，政商“旋转门”已是欧美日普遍现象且深受其害。我国历史上早知此弊并加以抑制。无非汉代及以后矫枉过正，遂使我工商落后于500年来之欧美，实是国情和历史演化使然！如今许多人“碎片”历史，虚无历史、不辨真伪，一味责难我自古就“重农抑商”，片面极端，误国害民。

笔者之所以讲以上历史，并非复古或肯定汉朝以后抑商政策的绝对正确性，只是想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有其特点和优点。如今某些人对自己的“祖宗”缺少起码的自尊与自信，妄自尊大已没有，妄自菲薄已太甚，一定要拆了故宫建白宫，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的媚外式教条主义盛行，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连西方人都感到惊讶和可笑！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期”，衷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

                                       （编辑：东源）

在城镇化背景下，三农政策的方向如何，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有意无意争论的焦点。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的国情与农情，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城镇化战略和三农政策措施，在当前中国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已形成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两条路线是基于对当前国情、农情的不同判断，并有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城镇化和三农政策的建议。一种路线可称为“四化同步派”，这是当前的主流意见，也是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实践的主流。另一种路线可称为“小农经济派”，在政策实践中也占有一定位置，也是当前中国不应忽视的声音与主张。

“四化同步派”的两个预设、八种说法

四化同步派的一个典型说法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后来又加上“信息化”，从而形成“四化”同步。无论是“三化同步”还是“四化同步”，其核心含义都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要在“四化”过程中，消灭传统农业和构成传统农业基础的“小农经济”，重新构造农业基本组织方式，将小农经济转变为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同步”的视野中，城镇化与传统农业是对立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与传统农业快速消失、小农经济快速退场的同步进展的关系。

“四化同步”的预设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农民进城了，城市化率高了，农业人口自然减少。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田就成为大问题；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搞“四化同步”，也就成为三农政策题中应有之意。二是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无效率，农民也不可能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致富；只有扩大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种田才能发财，农民才能小康。

基于“四化同步”的以上两个预设，政策上就一定要让农民进城后能在城市居留，将当前“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变成能在城市安家的真正城市人口，因此要在户籍、住房、社会保障，乃至农村土地制度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农民进城安居的问题。同时，在农业领域，一定要推动资本下乡，“确权确地”，推动并规范土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鼓励农民进城，将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变成财产权，让耕地“三权分立”，让耕地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等等。

“四化同步”舆论中，有几个比较普遍的说法。一是攻击城乡二元结构，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当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而有意忽略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已变成保护型社会结构的事实，也不去理解当前土地对于农民实际上是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事实，而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不能交易的；二是认为传统农业无效率；三是小农不能致富论；四是小农无法组织起来无效率论；五是农民权利论；六是谁来种田论，最典型的是现在进城的农村年轻人都不愿回去种田；七是土地抛荒论；八是农业失血论，等等。

小农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秘密武器”

与四化同步派相对立的是小农经济派。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中国还有七亿农村人口，其中包括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此外，到目前为止，进城务工经商的大约2.6亿农民工的大多数还没有获得真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年轻时进城镇务工经商，年龄大了还可能返回农村务农。而且，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父母子女仍然留守农村。通过代际分工，由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获得务工收入。而村庄生活成本低，自给自足经济可减少农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这样一种收入比较多、支出比较少的结构，才让农民家庭可有经济节余，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针对四化同步派担忧将来农村无人种田的问题，小农经济派认为，虽然年轻人不愿务农，希望真正在城市体面安居，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下，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体面安居所需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与政策和制度没有关系，只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这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城人口中正规就业比例不高且都存在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原因。这种情况意味着，年轻时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在城市奋斗二、三十年，却仍然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若不能返回农村，只能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相对于城市贫民窟这样既不体面、又不安全、还无保障的城市生活，返回农村是理性选择。返回农村是一个过程，即进城农民超过一定年龄阶段，比如40岁或45岁，他们还没有能够获得体面融入城市的就业与收入条件时，就要考虑返乡。经过大约5年甚至10年时间的返乡，农民工终将返回农村。而经过10年，他们早已熟悉农村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也就成了务农的主力。

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将极其庞大，谁来种田当然不是问题。

小农经济派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以百年来计的。中国自改革开放加速城市化以来，才有30多年时间，真正完成城市化还要30年甚至50年。加快推进城市化，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他们就不可能体面地城市化，城市中必然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庞大的、难以治理的贫民窟。在当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框架下，进城农民可以返乡，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人口依然庞大，进城农民还可返乡的情况下，推动农村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推进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或可能让大多数依然要依托土地生存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家乡。这不仅对农民不人道，而且使中国丧失农村这个现代化的缓冲空间和稳定器，发展必出现不稳，国家丧失调整能力，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有巨大的发挥作用空间。正是仍然发挥基础作用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这又是中国未来30年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小农经济派反对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农业本来就是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指望农业致富不可能。小农经济派还从熟人社会、社会价值、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网络与资本、中坚农民等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认识。

在小农经济派看来，城镇化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关系，而非相互替代更非相互对立的关系。正是中国式小农经济为中国快速现代化，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秘密武器。

为资本服务还是为小农服务

因为对当前国情、农情的认识不同，四化同步派与小农经济派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政策以及三农政策上的主张，差异极大。

基础意义上，两派都对当前三农政策不满意，核心都是认识到目前分散小农经济存在一定问题，关键是农民组织程度太低，甚至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资金都难以在农村落地、与小农对接。提高农民或农业的组织程度是两派共同的主张。

但在如何提高农民或农业组织程度上，两派意见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四化同步派认为，提高农业组织程度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派主张，应该围绕农业现代化来进行农业投资，配套农业服务，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当然，四化同步派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搞农业规模经营上，内部意见略有差异。其中比较稳健的一派认为，还是要坚持家庭经营为主体，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这种比较稳健的四化同步派与小农经济派之间时有相通之处。“四化同步”的激进派则主张，由资本来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只有搞资本农业，中国农业才能现代化，三农问题才可解决，中国现代化才能实现。

四化同步派中，即使按稳健的家庭经营主体派的观点，大力发展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一个家庭农场按100亩计算，全国2亿亩耕地，只能容纳2000万个家庭农场；而目前中国大约有2.3亿农户，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就要用家庭农场替代小农户，若真能替代，还有大约2亿户小农到哪里去？

四化同步派期待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搞适度规模经营，来改变当前三农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组织化程度上讲，就是让国家不是与数量极大、十分分散而又剩余很少的小农对接，而是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甚至农业企业对接。这样，国家的农业政策和转移资源较易落地实施，粮食就安全，农业就有希望，三农问题就可缓解，甚至可有效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因为小农都进城买房，不仅为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而且拉动了城市需求，为中国经济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就是不知道农民消费的收入从哪里来！

因为以规模经营或适度规模经营为理想型，四化同步派在政策上一定要推动国家财政转移重点支持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资本下乡；确权确地，让农民签定规范、长期的土地流转协议，推动农民进城不可逆的政策设计；以规模经营为基础，重组乡村基层组织与服务体系，比如乡镇事业单位的“以钱养事”改革，和村庄社区化管理；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围绕项目投入资源，搞城乡一体化。

小农经济派立足小农经济将在未来一个时期长期存在的判断，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必须以小农为基础目标和主体。如何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历来有三种主要主张。一是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二是发展综合农协。在小农经济派看来，这两种主张都存在问题。专业合作社只可能在十分有限的领域有所发展，而综合农协，尤其是纵向的高度组织的日韩台式综合农协，在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仍然众多、小农经济仍是汪洋大海的情况下，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

小农经济派最重要的主张是，既然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约30年）小农经济仍将存在并有活力，并有重要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功能，政策就应站在小农立场上进行考虑。比如当前小农种田，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地分离，农户土地规模狭小、田块分散，确权确地必使耕者更加难以耕种土地。所以农民有两盼，一盼扩大经营面积，二盼土地连片经营。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二个问题则是不难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国家始终没有真正面对，反而莫名其妙地推进土地确权。

在小农经济仍然普遍存在且为主流的情况下，各种三农政策必须以小农的所盼所需来制定，比如给村社一定权力使村社可以为小农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以小农经济作为基础的乡村组织建设，应加强乡镇事业单位为小农服务的能力，而非推进所谓“以钱养事”改革。国家财政、政策、各级政府，究竟是为资本服务还是为小农服务，是一个大问题。

四化同步派和小农经济派分歧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是当下的激进还是未来30年的渐进？谁应当是农业经营主体？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为谁服务？农业领域是要搞更多资本主义还是保留部分社会主义？是更多运用市场还是保留一定计划及保留部分自给自足经济？是只从农业考虑还是要多从农民角度考虑？是更多从城市人食品安全考虑还是更多从农民生存保障考虑？是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考虑，还是从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保险和农村退路角度考虑，等等。

这两派的路线之争，也反映了形而上学和实事求是两种方法上的分歧。

正是两派对基本国情、农情判断的差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设计，这是两条路线之争。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参与讨论。

（编辑 萧枫）

我国与欧美在PPP模式运作上的差异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一种有效的项目运作创新模式，旨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引导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资源在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并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投资和建设运营失败。通过对社会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的结构化协作和综合利用，PPP模式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领域有效地平衡了市场的过度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克服了公共管理部门由于脱离市场而带来的效率和效益上的缺失。

PPP模式的缘起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欧洲的收费公路建设计划。1992年，约翰·梅杰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引入了私人投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成为第一个具有现代PPP意义的公私合作项目计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在城市和区域重大设施的项目运作上陆续尝试实施，由此PPP模式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实施多主体合作的一种重要项目运作模式。

1984年，香港合和实业公司在深圳投资建设沙角B电厂项目。1995年，法国电力国际和通用电气阿尔斯通中标投资的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是中国PPP模式下第一个国家级批准的规范化BOT投资试点项目。

一般而言，PPP模式可以具体包括设计-建造（DB）、设计-建造-融资-经营（DBFO）、建造-拥有-运营（BOO）、建造-拥有-运营-移交（BOOT）、购买-建造-营运（BBO）、建造-租赁-营运-移交（BLOT）、经营许可证、运营与维护合同等多种交易和运作模式。

PPP本义上是指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契约伙伴关系的市场化合作方式。从表面上看，欧美与中国国内的PPP结构上相似，但在实际运作目的和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PPP在欧美国家主要是为了校正市场的过度运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低效而造成的市场失灵；（2）中国国内初期的PPP是被引导的非自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引进外资、弥补政府财力的“被PPP”行为；（3）大量隐性PPP存在于建筑工程和土地开发领域，但合作各方未能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仅靠一定程度的承诺和信用维持；（4）PPP在中国被广泛误解为项目的融资模式，但实质上，PPP是一种资源整合的项目综合运作和交易模式，其中包含了多种融资路径。总体而言，国际上的PPP已经进入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创新实践，而我国的PPP目前仍处在国家引导、市场自发摸索的初级状态。

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与市场机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型城镇化”作为内需拉动的国家战略。中央的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明确了六大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2014年3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新型城镇化在以下若干方面区别于“传统城镇化”：

发展目标转变。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野蛮生长和粗放扩张的过程，不少地方政府盲目以招商引资、GDP、城市新区开发等政绩目标为导向推动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城市综合运营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以人为本实现城市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最终实现人文关怀。

主导力量转变。中国过去基本走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道路，市场充当了配角，参与的力度和深度远远不足。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更加强调发挥市场主导的功能和作用来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规划模式转变。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仍然处在相对分散和割裂的状态，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市总规，土地规划，区域控规和修正详细规定编制权分散、规划层级不一，规划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目前，以广州等为代表的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城市规划的“多规合一”，力图解决上述规划问题，以科学的城市规划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融资模式转变。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断清理，房地产调控下土地财政的逐步萎缩，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逐步被压缩，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所需要的高额资金投入正面临日趋严重的融资瓶颈，新型城镇化呼唤城市融资模式的创新。以公私合作（PPP）模式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的公共设施和土地整合领域，市场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是确保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

总而言之，区别于以往“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有必要引入和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创新型的公私合作（PPP）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让市场充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决策，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通过城市规划统筹指导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运用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资金需求，从而达到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国家战略所带来的市场井喷效应，我们也可以预见，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实施将为中国带来一个黄金市场机会，而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以下简称城市运营）模式将是把握这一市场机会的最有效方式和途径。

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3.7%，从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一般规律来看，我国已经从以城市开发为特征的阶段，逐步过渡到以城市运营为特征的阶段。城市运营是一种超越单纯住宅二级开发或商业二级开发的房地产概念、规模和运作模式，强调人文价值、产业发展和城市资源的均匀配置与城镇总体功能的平衡发展，以复合业态为主要特征，涵盖了居住新城开发、城市商务办公、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商业贸易等不同主题的房地产业态以及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提供等城市级公共设施的投资和运营。

因此，城市运营模式要求对多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需要具有多种背景且资源互补、能力互补、机制互补的机构共同合作推动，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城市资源重新配置以及城市价值再创造，从而达到满足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共同要求。

中信积极探索城市运营的模式与优势

从2011年开始，中信地产结合项目的实际拓展情况，探索城市运营模式；2012年年底，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进行了理念创新，提出城市运营应该顺应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以土地运营为基础，以产业运作为保障，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产业、生态、交通、文化和人居“五位一体”为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2013年以来，中信地产“调结构、转方式”战略转型的探索，基本确立了中信城市运营的创新PPP商业模式——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契约伙伴关系，以前瞻性的策划和城市规划、土地整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产业投资等一系列的资源整合运作，提升目标城市的功能规模和资源价值，从而获取土地溢价和投资增值收益。

中信城市运营是与政府建立起来的新型公私合作（PPP）关系，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图1）。这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法律途径，充分授权项目主体，负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城市运营的政策支持；城市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是城市运营战略资源的提供者和运营主体；政府和企业共同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城市资产获得增值，城市的竞争力得到提升。市场化机构可以在效率和融资方面与各地方城市政府形成互补，通过资本要素的更合理组合运作，实现土地、产业的价值再造和效率提升更大的价值。

图 1 城市运营理念的交易模式

中信城市运营的PPP模式不仅可以为中信地产带来新的业务创新机会，也将为中信集团内部的金融与非金融产业的协同公司带来巨大商业机会。中信城市运营以城市的整体功能营造为着眼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带动30多个城镇化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大规模金融资本进入城市相关产业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从而为集团内兄弟公司分享新一轮的城镇化红利带来巨大的市场拓展空间和机会。

通过积极探索中信特色的城镇化PPP模式，在未来二至三年时间内，中信城市运营有望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的差异化发展优势，成为中信集团业务协同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平台。

                                                 （编辑  季节）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业增长的推动因素和发展基石。作为城镇化推进的主要载体，房地产业的转型创新又为新型城镇化注入了持续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中信地产2014年度论坛“协同带来增长——中国城市之路”，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关注城镇化规划、城市形态、政策差异、产业布局、金融助力新型城镇化，以及“社会地产”的角色等多个维度。对于新型城镇化给地产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房地产企业应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转变经营方式、创新业务模式，以谋求改变与突破，探寻出助力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有质量推进的房地产企业综合服务的典范。

王炯*：中信地产探索差异化发展方式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来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推进，中信地产通过强化资源整合、转方式、调结构，发挥协同战略优势，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并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房地产市场，与十年前的市场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以土地升值为核心的经营方式，造成了城市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和产能过剩。而今，我们相信，房地产行业正在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从近期房地产行业发生的许多变化，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目前，中信集团正在有序推进整体上市、进入香港资本市场，中信地产作为中信集团非金融板块的一个重要子公司，抓住中信集团进入资本市场的契机，正在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清晰公司的战略定位，创新公司的商业模式。中信地产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行业背景、资源以及整体影响力，发挥业务协同战略优势，尤其是利用好中信金融平台的协同资源，探索自己的差异化优势，以客户为导向、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加快发展，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依托中信集团的金融板块全牌照经营的优势，以及非金融板块在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环保节能、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的综合实力，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积极参与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同时，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作为央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当前的形势，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将为企业长期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国有企业要以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那些主动顺应形势变化，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企业，才会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宋春华*：新城市化背景下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

中国的城镇化整体呈现正态效应，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多年的城镇化积累了大量问题，迫使新型城镇化必须转型发展，核心是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1979年，美国一个城市地理学家提出一个所谓S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出城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正弦波曲线上升的过程，其中有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就是城镇化到30%之前，经济的发展通常比较缓慢，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而过了30%，这条曲线开始变陡，国家一般是处在工业化社会。到了70%以后，又继续变缓，进入到后工业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城市化也经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2013年，我们已经达到了53.7%的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36%。到2020年，常住人口要达到60%，户籍人口达到45%。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政府的强势调控，这使得我们没有走日本和韩国那样的道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我们也避免了像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出现过快过度超前的城镇化和低收入者的贫民窟化，过分的分散布局，低密布的扩张，过度依赖私人汽车的出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等观念。

    中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呈现出正态的效应，吸纳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力，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改善人民生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型的城镇必须转型发展，我们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我们城镇化的“升级版”。对此，我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化”劳动力不“化”家庭。人口的载体是家庭。要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2013年年底，中国大陆的人口达13.6亿人，13.6亿人组成了4.3亿户家庭。7.3亿的所谓的城镇常住人口，其总户籍人口4.9亿，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农民工2.4亿，户籍人口中就业人口3.8亿，非就业人口为1.1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这部分劳动力，跟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抚养人口共同组成农村的家庭。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是他的家还在农村，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他的家庭被解构，出现了留守老人和儿童，其次，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益，这是不公平的；再次，大量的季节性的人口流动，为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出行的成本很高，而且这种瞬间的巨大压力是不利于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的；还有留守老人留在了农村，打工出去的年长者到时候要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农村的养老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些问题必须要认真对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有序的转移农村人口市民化，不但劳动力的家庭要进城，让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我觉得核心就是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第一就是大概一亿的农村转移人口，要落户城镇；第二要改造一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还要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这三个一亿人，对我们城市规划和房地产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必将影响到城镇的规模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任务非常繁重，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二，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造空城，没有人气，我们要有准确的定位和产业支撑。城镇化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生产力布局的调整。首先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起需要输入补充就业人员，所以农村人口转移的动力源是产业的升级转移和集聚。如果没有产业支撑，不能提供就业，不管你造出多么好的新城，不管你的马路多宽，广场多大，你的楼堂馆所多么漂亮，不会吸引人也留不住人，只能是空城。所谓拉美陷阱的教训就是大量涌入到城里的人群没有就业，这种没有收入的人群造就了贫民窟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安居和乐业是相辅相成的，安居才能乐业，同时乐业方可安居。我们必须要摒弃那种没有产业支撑，只靠房地产开发的城镇化。我想我们对所谓的造城运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论新城的开发还是旧区的改造和扩容，首要的就是要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确定好城市的定位。

    第三，要选择好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要在一定的区域内研究专业化定位和分工协作的关系。我们的城市规划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紧密的结合，城镇规划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做空间规划，要研究生产力布局，与产业规划衔接。

    第四，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铺摊子，拼资源，要坚持集约紧凑和低碳，也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没有产业支撑的盲目造城，往往是铺摊子、拉架子，显示气派，然后搞标志性建筑，要一个广告效应，紧接着就是大搞房地产开发，以物业的增值预期来吸引资金，实际上是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少见最终消费，所以物业晚上缺少灯火，而被称之为“鬼城”，高企的房价让楼市转入低迷，脆弱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只会留下大量的闲置土地和积压物业，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土地资源和能源的极大的浪费。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在空间的布局，我觉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手大脚，过度的占用土地甚至农田，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难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大打折扣。我这里有三个数据，到2010年我们城市建设用地扩大83%，而人口只增长45%，这种增长的比率是1.85，国际公认的标准是1到1.12，显然我们的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本世纪以来，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长了26%，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土地增长太快。2001年到2008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55%，建成区增长6.2%，城市建设用地增长7.4%，所以我们的建设用地比并不高，只有日本的1/10。还有资料显示，深圳建设用地每平方米的产出不足香港的1/3，不足新加坡的1/4。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贯穿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坚持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我们需要做的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城市的范围和界面问题。界面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那种扩张性的、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发展的做法不能继续，要根据区位自然条件、城市的性质，界定发展范围，要有限制，合理的确定界面。人均综合用地要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我们很多城市都超过了100甚至超过了120平方米。这里边还要有严格的划定三区四线，哪些地方不能建设，哪些地方可以建设。

第二，合理确定规模和强度的问题。需要开发的地方要搞好市场调查，合理确定规模和开发强度，避免那种强冲击性的开发模式。要有一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依托自然、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第三，绿色运行的问题。城市的运行需要外部输入资源能源，要输入，还要输出，就是污染物，因而留下碳足迹。交通建设不在于路修多少，关键布局要紧凑集中，减少出行量。另外，在布局上要适度混合，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实践这样一种规划理念。而我们过多的强调分区分工，所以出现了不少的“碎城”，形成钟摆式的大交通，这是非常糟糕的。必要的出行中，非机动出行和步行出行要优先，尽可能骑自行车，哥本哈根就主张骑自行车，主张公交出行。在公交出行里，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优先，我们还可以采取一种TOD的开发模式，就是以公共交通的快速公交的节点为引导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第四，新型城镇化如何传承文脉。不能只有物化没有文化，我们要塑造有特色和美丽的城市，现在我们很注重物质方面，注重硬实力，但对软实力关注不够，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有很多不良倾向：第一，高物质化。我们追求效率，追求财富，但是忽视了人文精神的认同和培育；第二，去历史化。漠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有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大拆大建中消逝；第三，奢靡化。审美价值扭曲，追求奇特怪异，光鲜亮丽甚至于戴面具装洋相；第四，同质化。我们规划的设计缺乏创新，跟风模仿，先跟“欧陆风”、“拉斯维加斯风”，到处是LED霓红灯，又跟“迪斯尼风”，住宅上搞一个“灰姑娘城堡”，现在有两个风又在跟，第一叫“非线性风”，还有一个就是“超高层风”，不管需不需要，千城一面，特色殆尽。我们要挖掘我们自身资源，强化我们的传承，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魅力空间。还要促进传统、现代本土和外来的融合，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式的现代城市文化。在旧城改造中，要传承和保护优秀的文化基因。在新区开发中，要融入传统的元素，和自然的人文特征进行衔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第五，新型城镇化不能只偏大不爱小，只顾城不爱巷，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大城镇格局。我觉得城镇体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规模结构，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合作以大代小。首先起支撑作用的主体还是城市群，所以要发展集聚效率高、体系优势互补强的城市群。东部的城市群加快发展、优化，同时要参与国际竞争；中西部的城市群要加快培育，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各个中心城市要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第四要重点的发展小城镇，我认为大概将以这样一个排序来研究我们城市发展的布局。另外，乡村是统筹规划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要实现一体化，特别是农村的规划和管理，现在这方面非常落后，要提高规划水平，建设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

巴曙松*：金融如何支持城镇化的转型

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镇规划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直接相关。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的定位与角色至关重要。通过完善土地金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与财政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体系，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城镇化的推进广受关注。现在的资本市场上，银行股的估值都不是太高，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前几年以地方平台形式推进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有多少可能会出现风险和不良资产。以城镇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是直接相关的。

从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逐步的放缓，通过城镇化来为增长找到一个新的动力，这是当前讨论城镇化问题很重要的大背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工业化的速度正在放缓，如何通过城镇化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方面的考虑。在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之间差异非常大。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展中，城市财富的积累比较集中在少数的城市和少数的区域。要考虑如何通过兼顾差异化的城镇化，来使不同区域的增长更加协调。

总体上来看，城镇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比较分散，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率和专业分工（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不充分，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可能已经不再是摊子铺得有多大，而更多的是人口密度的适当提升，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形成产业的集聚和分工，我们要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的动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通过城镇化来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果得不到相同的公共服务的支持，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力差异就非常大，这不仅限制了消费增长及消费动力的释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民工在城里要住一个地方，而农村的这块宅基地他还不敢放弃。

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进展是非常快的，这也是今天城镇化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环境——进展快、规模大。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为过去的30年新增的城镇人口的5倍，保持了正相关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大量人口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流动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因此成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也被我们地产开发机构视为所谓的一线城市，人口流动重塑了中国的城市格局。我们在分布的过程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其实城市常住人口中有差不多40%是居住在县区和镇区，这些地方实际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如果按照正常标准来看，很难说是城市化，而且因为受种种户籍制度的限制，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推动的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和消费结构推不下去，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

 土地的快速扩张，在使用效率方面是一个大的挑战。很多城市其实人口在流出，在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出，恰恰这些地方的城市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非常快，比沿海地区速度还要快。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的此类现象更突出，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其实比东部那些发达地区的扩张速度还要快，而且从土地使用结构看，工业用地的占比过高，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占比偏低，这个在全国是非常普遍的。

跟国际的大都市比，中国城市的居住交通绿地占比过低，这也是导致房价上涨很现实的压力。我最近正好在哥伦比亚访问，它的居住占比42%，绿地15%，交通18%，这三个就占到了差不多85%。而以中国上海为例，居住占比20%，绿地6.7%，交通18.6%。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城市自然就显得比较拥挤。按照目前的速度，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70%，大约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这是中国继续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提高已有的居住面积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我们的一些城市人口的占比，尤其是大城市占比密度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还要研究如何以城市群作为载体，促进不同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实现适当的产业分工、提升效率。

在社会政策方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其实过去30年城镇化的成功，充其量有100个或者50个城市是成功的，跟基本量相比是很少的。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前50个城市，而前10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整个外来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前50个城市里边有32个城市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只有沿海广东江苏福建等18个地级市，而且是需求最活跃的地方，这是房地产行业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产业的内迁和增长重心的转移，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化，不仅仅只是向城市向沿海流动。目前又出现中老年外出打工者回流的意愿在迅速上升的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把他们吸纳在城市，到一定年龄之后，他们可能就回去了，导致农村找工作很难，城里找工人也很难。同时，我们可持续发展要更加关注环境，所以这就自然而然提出一个挑战，下一步怎么来负担这样一个新型的城镇化。

 通过适当的改革财政金融的调整，城镇化融资的成本也是可以持续下降的。如果城市建成区面积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相应的增加，这就会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运营维护成本。今后城镇化重点建设的领域和支出的领域，跟过去30年相比，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个计算，中国只要将财政和金融做适当的调整，是可以负担起下一步的成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我想在如何实现和释放这个集聚效应，改变资本利用的低效力，改变人口在效力驱动下的迁移，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这些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动员能力上很强，从基础设施资金的来源看，融资来源是用户付费比较多，土地出让收入或者土地财政，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目前这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存在，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角色？未来怎么进一步地持续发展？还能不能再加杠杆？潜在风险是什么？土地资源之后在哪里再找资金来源？公共服务需求上升特别快，钱从哪里来？教育和医疗90%以上的支出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性的政府开支占到中国一般性财政开支的80%，还没有包括政府基金和其他的来源。支出责任正在下沉，基层的税收比较集中，因而要做财税体制的调整。没有财政体制的调整，可能下一步城镇化转型也有难度。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业是市场很简单，政策却很复杂；现在是政策很简单，市场却很复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融资下一步如何同时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住房成本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给需求方提供补贴，保障性住房也很难持续。所以，下一步城镇化改革必将伴随财政的结构调整，公共财政的改革，重新划分支出和投资的责任。有些地方领导、特别是市长很委屈，说现在各个方面的专家领导都批评我们的土地财政，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好的吗？我们是在现有的金融财政体制下，用错误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融资不对，但是这种方式能支持我们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再靠卖地扩大规模，支撑基础设施融资，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而且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随着拆迁难度的加大，成本在上升，每一个拆迁过程中可用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其实越来越少，所以这条路线也终将走到尽头，需要土地财政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如何构建持续稳定的债务融资的机制，地方政府融资怎么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哪些环节政府可以进入市场，哪些可以进入银行的融资，哪些可以进入债券市场。我们要对现有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进行清理分类：哪些是公共性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从改革的情况来看，我们预期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支持城镇化继续推进的金融体系。靠它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加公平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以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

秦虹*：新型城镇化中房地产的发展机会与政策差异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正在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也将面临从趋势性机会转为结构性机会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企业，必须坚持多元化与创新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到2020年，城镇化要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转型发展主要是以提升质量为主，其中本身包含了城镇化未来发展的诸多新内容：

第一，改变过去只能务工不能定居的城镇化格局。转变成既能够在城镇就业，又能在城镇务工，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开放过去所有的排他性的城市公共服务，促使外来的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实现真正的定居，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单纯以卖地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方式，转变粗放式的城市发展土地使用格局,挖潜土地使用效率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发展来说，要改变过去那种独立、分散的，各自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转变成未来的城市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城市群内的各城市协同发展的这种格局；要改变过去那种城市建设主要靠银行贷款负债，或者是土地出让来支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模式，以扩大社会投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要改变过去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的建设方式，转变为发展城市特色，保护地方风貌，以及绿色节能新型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模式；将简单、粗放的城市管理方式，转变成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城市管理的发展格局。

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城市化包含了很多新的领域。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来都是依托于城市的发展，那么未来的房地产业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实现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因为房地产业经过了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曾经把这个发展阶段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机会即将过去，我们未来迎接的主要是结构性机会。但是未来专业化能力强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房地产行业中找到新的结构性机会。房地产投资人必须要做好正确的趋势判断，否则你们未来的投资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我们认为和过去相比，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第一，房地产行业和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一样，它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房地产业的增长将从过去的低基数高增长，变成了高基数低增长。行业高增长现象不可再现，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一个很大的投资建设的基数，并已经迈入一个低增长时代。

第二，过去以新建房交易为主的时期即将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包括住房市场、非住房市场，一定会转化为今天发达国家的市场格局。我们与国外的房地产市场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以新建住房交易为主的市场，满足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而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全部进入以二手房存量交易为主，美国一年房屋成交量达到接近500万套，但是91%都是二手房交易，新房交易只占10%都不到。我们过去在福利分房的住房制度下，不能够自由的以市场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再加上过去十几年城镇化发展的增长趋势，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来满足，一方面要弥补欠账，一方面要解决新增住房需求。但是我们到了今天，住房建设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积累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所提供的住房总量已经非常大了，二手房市场正在兴起。四个一线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已经全部超过了新房。2013年全国4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60%，二手房的交易量占到整个房屋交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0%。随着现在三四线城市房屋供给的大规模增长，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力度最大的将体现在以新房为主的交易市场发生变化，这种格局将会变成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并存的格局，整个房屋交易以二手房交易为主，这对我们房地产行业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即使未来我们的总需求量仍然保持很大的规模，但是变化的是对新房需求有可能降低，这个行业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行业的调整和企业的整合已经在所难免，由此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我们认为，过去以住宅开发为绝对主体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的阶段将会过去，随着我们人均GDP的提高，以及城镇化率超过51%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意味着以城市所承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为主体的，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为主体的产业调整，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非住宅物业的需求。我们认为，当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当人们的住房、消费水平全面实现小康，不再为温饱、吃穿住行这种基本需要所困扰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就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会大幅度上升，那个时候对非住宅物业的需求就会上升。展望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发生变化。

房地产业进入新阶段需要创新发展，要把握好结构性机会，以下六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发传统住宅，未来这些企业的盈利空间和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的减少。传统住宅未来还有没有需求呢？我认为是有需求的，但是怎么开发传统住宅，必须要企业实行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体现在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有足够能力来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和产品的创新，这样的企业才有优势。目前，中国传统住宅的供应量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节点。从2000年以来，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保持在1.2平方米左右的水平，但是从2011年开始的近三年来，城镇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大幅度上升，到2013年上升到1.64平方米，意味着过去中国住房绝对的供求关系偏紧的格局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逆转。我们现在住房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要解决短缺的问题了。我们的总量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问题，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常住人口人均35平方米的目标，这些都需要新建住房来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的供应能力是足够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住宅的开发和竞争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如果开发企业不改变模式，按照传统过去的做法来做未来的这种住宅，我认为盈利的空间非常小。所以产品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别人卖不出去，你能卖出去；或者你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别人不赚钱你能赚钱；或者你有足够强的资金周转能力，别的企业两年赚一千你一年赚两千，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必须面临新的转型。

    第二，要关注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办公楼的开发，这是我们未来所要关注的结构性机会之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从现在的53.7%，提高到未来的60%，甚至65%。城镇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之一，一定要以房地产作为物质基础来承载。以办公商务写字楼为主体的承载第三产业，商业物业本身就是城市持续性带来盈利的一些物业，它和住宅有很大的差别。住宅主要是考虑民生，而商业物业主要是长期盈利的投资性产品，是能够带来城市繁荣并给予投资人长期稳定回报的非常好的一种资产。我们过去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按照开发住宅的方式来开发商务楼宇，造成开发品质同质化程度高，经营管理的水平低下，拿地盖房销售，这种模式不能够真正为城市长期提供带来收益的物业产品，这和我们开发模式不匹配有关系。我们未来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而下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的增长。我们的服务业所依托的商业办公写字楼的开发，整体上看未来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开发的模式是按照住宅的方式开发，不能够形成整体的经营物业的水平，无法到达盈利的水平；其次，不分地区、不分产业结构盲目的投资，出现大量的办公写字楼过剩的情况。在伴随着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我们应选择升级快的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也快。如果按照新型的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开发模式来开发，我认为未来是大有前途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积极的探索，这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关注以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为核心的存量开发。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极快，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建成区进程很快，地租发生了多次变化。城市里的地租已经变了，城市里优质地段的地租价格已经很高了，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设计水平和建造水平进行建设，就不能够满足现代商务需求对这些办公经营场所的一些需求。在优质地段的旧楼，它面临着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以及物业价值再升值的新的开发机会。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企业，围绕着存量改造升级做一些投资，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投资回报，这也说明市场是有需求的。我们曾经专门做了一个课题，叫做“存量方式在助推楼宇经济发展”。随着未来二手房市场的发展，以及存量方市场的发展，这种存量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拿地开发卖房这种经营思维的企业，能否有这种能力来做好这样的存量开发以及提升物业品质。

    第四，需要关注的是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产业地产开发。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要避免过去所形成的一些弊端。比如单纯建楼房的城镇化，就是以建筑为中心，不是以人和产业为中心。下一步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产城融合。未来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在哪里？过去我们大量的建住房，配套一点商业，配套一点医院商场等等来解决居住需求。现在我们的住房总量已经不缺了，城镇化还在加快发展，我们要结合消费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力发展以服务性的、文化的、休闲的、养生的产业为中心的配套住宅。过去是建住宅配套商业服务业，今后可能是以新型的产业为主体，配套住宅。这种开发模式，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发展，恐怕是最健康的模式。在未来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总供应量已经不短缺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需要把握机会，当然这也是在考验我们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五，要把握住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服务的开发。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未来我们的养老模式跟居住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养老产业、养老服务社区的建设还准备不足，刚刚起步。下一步不是养老院模式，不是高端的养老居住模式，而是大众化的养老居住模式。如何开发养老服务社区，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巨大，而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相应的模式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第六，我们要加速转型发展。开发企业还要把握以直接融资为核心的多元化资本结构的构建。过去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非常快，房地产企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需要资金支持。我们过去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就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而完全靠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模式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开发企业要实现多元化，其中一个多元化就是要实现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只有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主动转型和风险防范。而未来完全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也不可能再现，目前来看，我们发展直接融资的空间还很大，不仅仅有传统的企业上市模式，还有一些新的直接融资的品种设计，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房地产行业一定要和新型城镇化一样，实现转型发展。未来我们的开发企业只有实现了多元化，实现了真正的转型创新发展，才能够把握好结构性机会。未来行业之间的整合调整已经在所难免，房地产企业中大者更大，强者恒强，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有的人已经唱衰中国房地产十年，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行业内的企业家也对行业未来的发展也产生极大的分歧。有的企业家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但是迎来的是白银十年；有些企业说，这个行业已经没法干了，太困难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能否实现转型和创新。未来有创新发展模式的企业才有前途。希望房地产行业能够和城镇化一样真正实现转型，实现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