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洲展开战略合作，已成为全球东西方和北部区域的优先事项。曾经把非洲大陆视为主要原材料来源国的国家，现在则通过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的带领，转为更加关注“伙伴关系”和“发展”，强调与之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和贸易。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与非洲大陆的关系迅猛发展。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已成为中国参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事务的主要机构（Pigato & Tang，2015）。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约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0亿美元，并在2015年接近3000亿美元（《中国日报》，2015）。Steven Kuo（2015）的报告指出，由于非洲市场的价格敏感度高，电信和基础设施建设已对中国技术产生依赖性。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技术更具价格竞争力，而且后续服务更完备。据统计，中国的小投资者们在非洲大陆大多开设食品店、零售店，做纺织生意。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进口产品结构主要以矿产为主，还有少量的石油和农产品。据估计，在过去10年中，超过100万的中国人来到了非洲，大多数人为劳工和贸易商（Lu，2013）。

    与西方的贸易投资相似，中国在非洲日益重要的地位也引来了批评。这包括指责中国只是想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企图买断非洲的土地，在项目中主要雇佣中国人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Esposito&Tse，2015），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指控都是“谬论”（Brautigam，2015）。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许多中国公司提供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削价出售进而伤害当地的竞争对手。中国还因与一些国家的独裁者或专制政体合作而遭到强烈谴责，比如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民间独立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本轮调查采访涉及非洲大陆的36个国家、近54000名公民，代表了非洲大陆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观点。在调查对象国的全国范围内，调查机构采用了被访者所使用的语言进行面对面访谈，在95%的置信水平上，产生的结果误差范围为± 2%（2400样本量）或±3%（1200样本量）。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普遍持积极态度。在为自己的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调查中，非洲人将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名为第一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个非洲地区中的三个区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受欢迎程度上，与美国模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美国。就当前的影响力而言，只有那些曾经在非洲殖民的国家超过了美国和中国。

此次调查的非洲公众的观点，不仅证实了中国在非洲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并且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在大体上是积极的。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投资上的贡献，被认为是其在非洲获得正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些劣质的产品也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重要发现

    平均来看，36个非洲国家中，美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受认可的（30%的受访者），中国的模式受认可程度紧随其后（24%）。大约每10名受访者中有一名更偏好本国的前殖民宗主国（13%），或认可南非（11%）作为本国的发展模型。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各种发展模式的反馈差别很大。在非洲的南部和北部，中国和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持平；而在非洲中部，中国领先于美国（35%，相比美国的27%)。在南部非洲五国（莱索托、斯威士兰、纳米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南非是评价最高的发展模式。

多数非洲人认为，前殖民宗主国对本国产生的影响最大（28%），紧随其后的是中国（23%）和美国（22%）。法国在其前殖民地普遍被认为特别具有影响力，包括科特迪瓦（89%的市民认为法国对本国的影响最大）、加蓬（80%）、马里（73%）。中国的影响力在下列国家中被认为是最高的：津巴布韦（55%）、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和坦桑尼亚（40%）。

近三分之二（63%）的非洲人评价中国的影响力是“比较”或者“非常”积极的，而只有15%的人持有比较消极或很消极的观点。马里持有积极观点的人最多（92%），其次是尼日尔（84%）和利比里亚（81%）。

大多数非洲人（56%）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比较”或“非常”好地满足了本国的需求。

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构成中国在非洲正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基础设施/开发和商业投资领域的贡献，及其产品的成本优势，而其产品的质量则影响了其形象。在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形象中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中，政治和社会因素排位比较靠后。

非洲人偏好的国家发展模式

当问及哪个国家为本国的未来提供了最优的发展模式时，近三分之一（30%）的受访者认为是美国，中国以24%紧跟其后。[1]八分之一的非洲公民（13%）说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模式。南非作为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则得到11%的非洲公民的支持（图1）。

    虽然部分国家主要看向西方，其他人更关注“看向东方”的战略，认为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发展路径。在利比里亚（67%）和佛得角（52%），大多数人认为美国能提供最好的发展模式。在肯尼亚、布隆迪、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每10名受访者中超过4人也持相同观点。与之相反的是，在莱索托、莫桑比克、埃及、贝宁、马里，每10名公民中则不到2人认为美国模式最好。

    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优发展模式的国家有：喀麦隆（48%）、苏丹（36%)）、莫桑比克（36%）、马里（36%）、坦桑尼亚（35%）和赞比亚（32%）。但在摩洛哥（10%）、毛里求斯（13%）、加纳（15%）、马拉维（17%）和布隆迪（17%），不到六分之一的公民希望向中国学习。

    南非的发展模式在以下这些国家获得高度好评：莱索托（38%）、斯威士兰（32%）、纳米比亚（31%）、马拉维（31%）和津巴布韦（27%）。作为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的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位列第一：突尼斯（30%）、尼日利亚（27%）、贝宁（27%）和毛里求斯（25%）；并在以下国家表现突出，马里（33%）、马达加斯加（29%）和布基纳法索（27%）。前英国殖民国家却不太认同把它们的前统治国作为本国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从较低的莱索托的4%和埃及的5%，到较高的纳米比亚的14%和塞拉利昂的13%。印度发展模式在毛里求斯（13%）和阿尔及利亚（10%）获得的认可较高。

    按地区划分[2]，美国在东非（41%）和西非（36%）均被强烈支持为最理想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非洲南部和北部，与美国的评分基本持平（两国均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中一国），并在非洲中部地区超过了美国的评分（35% 相较于27%）（图2）。前殖民宗主国在西非的评分最高（17%），而南非在本国所在地区得到最多的支持（20%)。

    全部36个国家中，不同社会人口群体的看法存在差异，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受访者相比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受访者，更偏向选择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高7-9%），而后者更有可能支持前殖民宗主国作为优选的发展模式。贫穷的受访者更容易接受南非是最好的发展模式（13%，相比最富有的受访者的8%)[3]。多数男性（27%）比女性（22%）更喜欢中国的发展模式。

城乡差异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很小，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选择美国和中国，而农村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前殖民宗主国或南非。与年轻的受访者相比，56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不太关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更有可能说“不知道”。

最重要的外界影响力

尽管前殖民宗主国不是最被普遍推崇的发展模式，但在36个受访国家中，平均28%的市民认为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最具影响力。中国（23%）和美国（22%）排名第二和第三，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和国际组织（6%）（图3)。

    各国在外部影响力方面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别。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直到今天仍认为法国是对本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殖民宗主国，包括科特迪瓦89%的受访人口，加蓬80%和马里73%的受访者。事实上，视其前殖民统治者为最大外部影响来源的受访国中，前14个国家都曾是法国殖民地。

    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往往不太认同英国是对本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大多是在美国和中国两者中选择一个做出评估（非洲南部地区的国家更认同南非）。

    意料之中的是，利比里亚压倒性地认为美国是最具有影响力国家（87%）。美国在以下这些国家也获得榜首位置：乌干达（40%）、尼日利亚（39%）、肯尼亚（39%）、布隆迪（35%）、摩洛哥（35%）、加纳（33%）、马拉维（32%）、佛得角（31%）、埃及（29%）和博茨瓦纳（27%）。

    中国的影响力在津巴布韦（55%）获得广泛认可，反映出该国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看向东方”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影响力在以下国家也是位列榜首：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和坦桑尼亚（40%）。在毛里求斯，印度（33%）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国家。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2%）和布隆迪（23%）被视为特别有影响力。

    36个受访国家中，每10名受访人中有一人（11%）表示，他们“不知道”在本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国家是哪个，以及10名受访者中有两名以上的乌干达人、塞拉利昂人、加纳人和埃及人也这样表示。

    不同地区对最具影响力国家的反馈存在显著差异。前殖民宗主国在非洲中部（55%）和西非（45%）被普遍认为影响力最大。美国则被东非人（36%）和北非人列为最具影响力国家（29%），而中国在非洲南部（35%）获得最高程度认可（图4）。

    对外国影响力的判断并不太受城乡地域、教育水平、年龄或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前殖民宗主国更可能被那些贫穷、居住在城市、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男性受访者视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富裕、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年长女性公民则最不认可前殖民宗主国。一般来说，年长的受访者（19%）比年轻人（11%）更有可能回答“不知道”。

    尽管“非洲晴雨表”的早期调查并没有问到这些关于影响力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但在20个国家展开的第四轮（2008 – 2009年）调查中，的确曾经问到公民对提供给本国的外国援助的看法。大多数市民表示，他们的国家得到的美国援助（54%）“比较”或“非常”有用，而绝大比例的受访者欢迎中国（47%）和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45%）前来提供援助（图5）。在20个受访国家[4]中，大约每10名受访者中有两名认为这种援助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帮助，每10名受访者中还有3名表示，他们“不知道”这种援助对他们国家有多少帮助。

聚焦中国

    中国作为非洲发展伙伴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非洲晴雨表”此次的第6轮调查包括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问题，用于调查公民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活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中国在受访者国家形成积极或消极形象的原因。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程度

    非洲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他们的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性：35个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二（69%）的受访者[5]认为，这些活动有“一些影响”（27%）或“很大影响”（42%）。国家层面上，在马里（90%）、加蓬（87%）、喀麦隆（81%）和尼日尔（80%），10名公民中有至少8名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他们的国家有“一些”或“很大”的影响，而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43%）和摩洛哥（49%），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这样认为。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有影响力的国家（73% 的男性相比66%的女性，认为中国有“一些”或“很大”影响）。同样，城市居民（73%）相比农村受访者（67%），以及青年和成年人（71%和70%）相比年长的受访者（63%）更倾向于此说法。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大体上，非洲认可中国在他们国家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近三分之二（63%）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影响是 “比较积极的”（35%）或“非常积极的”（28%），而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此影响是“比较”或“非常”负面。很大一部分受访者（22%）认为，中国带来的影响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或他们表示“不知道”。

    不同国家在评估中国经济影响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积极反馈，如阿尔及利亚（33%）、加纳（34%）和摩洛哥（35%），到超过五分之四的积极反馈，如马里（92%）、尼日利亚（84%）和利比里亚（81%）。给出最高比例负面评价的反馈是马达加斯加（39%）、突尼斯（39%）、加纳（36%）和阿尔及利亚（35%）。

按地区划分，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在西非（72%）、中非（70%）和东非（68%）被绝大多数受访者视为是积极的。不那么积极的反馈则出现在非洲南部（59%的正面评价相较于21%的负面评价）和北非（42%的正面评价相较于29%的负面评价）（图6）。

    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看法方面，男性（66%比较/很积极）比女性（60%）比例更高，受过教育的受访者（65% - 66%）比那些只接受过初等教育（60%）或没有正规教育（61%）的受访者比例更高，年轻受访者（65%的年龄在18到35岁）比年长受访者（57%的年龄在56岁及以上）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更高。分析显示，不同贫困水平的受访者在这个问题的结论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经济发展援助

    中国的经济活动，包括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当公民被要求评估这些援助的效果时，多数人评价“比较好”（34%）或“很好”（22%）。1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援助发挥的作用“比较”或“非常”不好，而8%的受访者形容“既不好也不坏”，2%的人认为中国没有提供发展援助，16%的人回答“不知道”。

    尤其欣赏中国援助的国家是：马里（88%的人认为发展援助“有些”或“非常”有用），科特迪瓦（81%）、布基纳法索（78%）、尼日尔（77%）、几内亚（76%）和加蓬（76%）。但一些国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如摩洛哥（21%）、埃及（24%）、加纳（30%）和阿尔及利亚（32%）。马达加斯加再次在负面评价中领先，53%的受访者说中国援助在满足该国需求方面“有些”或者“非常”糟糕。

    与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一致，大约三分之二的西非人（65%）和中非人（64%）赞扬中国的发展援助，而只有36%的北非人这样认为。接受了更多教育和年轻的男性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援助对本国有帮助。

    构成中国积极形象的主要因素

除了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之外，调查还请受访者指出，构成中国在当地的正面或负面形象的因素。反馈表明，经济因素在塑造中国正面和负面的形象中权重最大，而政治和社会因素排名则低得多。

    受访者被要求指出有助于中国在当地塑造正面形象的六个主要因素。最常提到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其它开发项目的投资（32%的受访者），其产品的低成本优势（23%）和商业投资（16%）。一些受访者指出，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本国（6%），保持不干涉本国内政（5%），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和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认同（2%）。

    在其积极形象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商业开发方面获得最广泛的认可（47%的受访者），最赞同这种看法的是非洲中部（56%）和东非（52%），并在北非最弱（36%）（图8）。一般来说，公民重视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其它开发项目的程度要甚于商业投资。

    在国家层面，毛里求斯人（60%）、肯尼亚人（69%）、加蓬人（73%）和赞比亚人（73%）的每10名受访者中至少6名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及开发和商业因素是构成其正面形象的最主要因素。在不太重视中国在基础设施或商业投资方面的国家，公民普遍认为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是构成中国正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如马达加斯加（50%）、布基纳法索（40%）、塞内加尔（40%）、科特迪瓦（34%）和摩洛哥（33%）。

    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非洲公民普遍认为，中国为他们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调查中也问到，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得到的答案仍然主要是经济的原因。超过三分之一（35%）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低劣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还有人担心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会夺走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或商业机会（14%），中国攫取非洲的资源（10%）和中国占有土地方面的行为（7%），导致其出现负面形象。

    虽然一些评论者谴责中国与当地“专制”政府达成合作的意愿（非洲研究所，2012年），但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的一个因素。

    在35个受访国家中的26个国家中，产品质量问题都是最常提到的负面因素。而对资源开采的看法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的结论，在加纳（43%）和马达加斯加（37%）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因素，在加蓬（22%）和塞拉利昂（20%），这一因素的权重也很高——是35国平均水平10%的两倍。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51%）、塞拉利昂（42%）、布隆迪（37%）、贝宁（28%）和多哥（26%），“不知道”是最常见的回答。

北非地区最倾向于把当地就业或商业上的损失看作是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平均21%，其中包括27%的阿尔及利亚人和26%的埃及人)。

调查结论

    对非洲人来说，在影响力和其发展模式的受欢迎程度方面，中国与美国势均力敌。媒体有相当多针对中国在非洲获利和运营方面的批评，认为非洲人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经济竞技场上的新对手。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和商业发展，及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有助于其打造在非洲地区的正面形象。多数受访者比较重视中国的发展援助，认为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力对本国的发展有价值，而并非不利因素。（翻译宜楷）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既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产业技术政策），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

历史视角的美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不应局限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将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在201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即使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35%-50%，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从应对大萧条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到1932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为阻止大萧条的蔓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加，国家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展了。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FDIC）、美国重组融资公司（RFC）、美国农业调整法（AAA）、美国产业复苏法(NIRA)、劳工进步管理法（WPA）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和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美国国防生产公司（DPC）、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OPM）、美国战争生产局（WPB）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哈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当下的美国产业政策

在21世纪，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实施。产业组织政策，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等来实施。此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或推动经济发展或用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分别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不同部门来实施。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美国州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或机会，并彼此互动。

就产业技术政策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最好例证。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研发支出就高达1323亿美元,分别由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管理支配。从1953年到2012年的6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累计达到了42790亿美元（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这些研发支出项目涵盖了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包括了计算机、数学、工程、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备等多个环节，动员了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非盈利机构、FFDRC（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等参与其中，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振兴作用。

图1:美国联邦政府的R&D支出（1953-2012年）   单位：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研究开发》杂志关于美国创新项目的评奖统计，从1971年到2006年，在美国“R&D100”的100家获奖项目中，来自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呈现总体上升的势头；从1988年到2006年的评奖活动中，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评奖项目中超过了50家，占比超过50%；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R&D100”的高获奖比例，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高水平研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例如，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在美国创新活动中仍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对本国企业或明或暗的研发补助、其它形式的科技支持，是当下美国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之一。

除了产业技术类政策，美国还有很多重在优化市场结构和改善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产业政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围绕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导美国产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始终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一方面，对并购重组放行的“胡萝卜”政策始终存在、而且对美国的并购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并未能切实削弱企业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有些时候甚至是那些“大棒”政策适得其反地推动了企业的并购重组。受益于反垄断政策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横向并购指南》、《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与《竞争者之间合作的反垄断指南》等的数次修订，无论是HHI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究、营销、采购环节的合作的允许，或是在特定领域的豁免，都使得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受益于这些政策变化，美国企业开展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合作，也变得相对容易。

美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产业政策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产业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政府自觉实施产业政策与非政府（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来实施产业政策，是二者的唯一区别。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重要的是，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一个被动的“守夜人”角色，而且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良性互动。简而言之，政府不能仅仅充当市场的“修理者”角色，而应当发挥市场的“塑造者”角色，尽管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失败的风险，面临巨大的改善空间。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

（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的共同存在，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仅能扮演市场失灵的“修理者”角色，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盲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则表明，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填补了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不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制定涉及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介入美国经济中的并购重组，为美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了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实施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发挥产业技术政策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并购重组、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政府产业政策与企业能动性的良好对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同时，要对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进行科学评估和改革创新，对不合时宜、不经济、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形式进行及时调整，对能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产业政策形式要大胆实验，对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和成熟经验要进行总结提炼，实现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编辑  宋斌斌）

美国不得不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从1980年代起大力推行的。当时拉美国家因为石油涨价，拼命借债。石油生产过剩之后油价大跌，拉美产油国家还不了债。于是美国人以减免债务为诱饵，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导致拉美国家汇率动荡，被迫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霸权再次得到巩固。

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同盟的诱饵，是对同盟国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让北约和其他同盟国家在军事上和美国站在一起，让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其后果是扶持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竞争者，它们对美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从服装、家电到汽车等等，美国竞争不过了。于是美国就打“安全牌”，拿“苏联和中国威胁”逼迫德日妥协，要它们自愿限制对美国贸易顺差。

德国同意补贴驻欧美军的费用，自己专心搞经济。而日本对国内市场严格保护，用高关税挡住美国的廉价粮食和牛肉，国内农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两三倍。本国大企业互相参股，使美国想搞金融并购也很困难。1985年，美国逼日本签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开始出走，同时产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进入迷失的二十年。

日本和德国在金融上都是崇拜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吃了很大亏，因为买了很多美国的金融衍生品。

问题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最终结果，是美国走向了自己预料不到的另一面，即美国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和大规模减税政策，出现了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没有印钞票制造通胀，而是大量发债。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受损，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

这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政治是美国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比如通用电气集团，既造导弹和核反应堆，也搞民用家电，后来发现不如搞金融赚钱，通用汽车也是如此，于是大企业纷纷输出制造业。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因为美国的政府负担大，税率比新兴国家高，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搞金融投资兼并赚的钱不愿回美国了。于是美国不但产业空心化，金融投资也出现空心化了。最富的美国成为负债最高的国家，反转过来向外国政府借钱，还能保持全球化的主导权吗？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企业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享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另外，美国低利率借债，海外兼并高回报收益，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的研发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于是美国就业问题、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国内几万座桥老旧不堪。

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积累的外汇世界第一。

美国原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和金融贸易，低端在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流，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

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从微观层次看，自由竞争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宏观全局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对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就不干了，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和扩张。

奥巴马还搞了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和中国制衡。但如果TPP成功执行，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则会打击美国。中国其实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日本国内对TPP是抵制的，但是安倍很支持TPP，他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真实目的都是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更倾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除了就业和社保负担问题外，还因为他看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代价过于高昂。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搞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于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

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金融及军火集团输了这是前所未有的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很大分歧的。希拉里要搞民权、搞医保、提高最低工资，这都要钱。钱哪儿来？就是要向富人加税。

特朗普批评说，钱都在海外，几万亿资本不愿回来，加税只能让美国经济死得更快，应该减税。问题是减税之后，资本回得来吗？

特朗普和里根都相信，只要减税，就会刺激经济增长，收的税会更多。但实践结果表明，里根时期资本仍然出走，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财政窟窿反而越来越大。所以不管加税还是减税，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都很有限，这只是竞选的宣传手段。

有一点特朗普看得清楚：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一是军备竞赛，三分之二是医疗和社保。医保福利削减很难，老百姓拿了不会吐出来，要减这部分，选票就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军费。

所以，特朗普真正要搞的是军事收缩：为什么美国要和俄罗斯、中国作对，我要和你们搞交易。朝鲜、乌克兰的事你们自己管，在中东跟俄罗斯合作打ISIS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

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地产商，学中国用4万亿搞基础设施，这样地产商可就发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曾繁荣过一阵，但后来房地产泡沫还是崩溃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金融、军火工业在美国全球化和军事扩张中赚了大钱，地产商是靠边站的。

这次美国大选结果，反映的是美国中下阶层的不满情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纽约地区的几个州，比如纽约洲、新泽西州等等。这几个州都是传统的“冷战州”，反共产主义的，为什么特朗普在这里受欢迎？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心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部，转移到70年代的西部，90年代又向南部转移。

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加上好莱坞带动新媒体发展，纽约的传媒业也衰落了。纽约州这些地方经济每况愈下，恢复制造业成本太高。他们该怎么办？有人就想到发展房地产。

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几个制造业大州——俄亥俄州、密歇根等等，因为企业出走，失业严重。这里原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因为可以提高福利。但现在发现失业风险更大，蓝领工人就转头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特朗普说，全球化、搞北美自由贸易区、WTO我们输了，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

所以这次大选，就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制造业大州，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媒体、军火集团、高科技领域发达州的对决。结果竟然是后者输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因很简单，资本获利的是少数，劳工受损的是多数。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多数人对美国梦的自信。

美国的制度，总统的权力不大，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是参众两院控制的。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总统，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开始还控制参议院。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建制派的众议院议长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即使当上总统，能否推行他的政策，关键在于能否整合竞选中分裂的共和党。特朗普上台是冷战政治的松动，但还要看美国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的阻力有多大。

特朗普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加难

看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包括改革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游说制度，这将引发国内政治的大调整，能推行到什么程度，将考验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整合能力。他承诺大笔投资基础设施、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来增加国内就业、放松金融监管等，这些政策又涉及国内利益集团的调整，能否获得两党的支持有待观察。

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整之难，远超中国人的想象。比如我所在的德州，想在平原上修一条轻轨，比修四川省内多山的铁路容易得多。但是公民投票了二十多年也没修起来。因为航空公司反对，旅馆业反对。沿线居民也反对，因为有噪音。距离铁路线稍远的居民可能支持，因为他出行更方便，房子也能升值。然而，距离铁路线再远点居民也反对，因为跟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不想纳税出钱。

所以，特朗普想学中国搞基础建设，就算加州极需高铁也未必能修成，因为在议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冲突使整体利益平衡不了局部利益。其他国家修高铁可能比美国的问题更多。例如印度如果搞高铁，土地就很难征收。俄罗斯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太低，高铁运营可能赔钱。中国的高铁能做起来有非常多的特殊因素。当然，美国要维修公路、桥梁、地铁还是大有可为。问题在于差钱。

特朗普想遏制全球化，马上金融集团的市值就跌下来了。他们怎么肯干？早晚特朗普和金融集团要妥协。因为做房地产也要贷款。否则就给你找麻烦，房地产也会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当选后要做成事也难。

所以特朗普唯一能实现的短平快政策是外交。奥巴马做成几件事：比如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怕右派攻击就同时在阿富汗增兵。阿富汗要撤军了，就在乌克兰闹事、叙利亚闹事，总要来平衡一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要等等，看特朗普要做什么事。如果美国想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就要跟中国缓和，同时可能在别的地方闹事。总是要选一个软柿子来捏，才能显得他是个能人，不会全面让步的。

减税如果执行，赤字一定会上升，如果发债，谁来买？原来美国国债是靠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买。最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闹摩擦。现在中国和沙特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国外没人买，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上去了，效果和加税差不多。现在是零利率。如果利率上去，但是投资前景没有改善，企业会出逃得更厉害，美国经济马上会放缓，想重振美国经济犹如走钢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以往竞选，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都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助阵。这次两位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都没有有名的经济学家做顾问，大家都不吱声。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问题太严重，看不到出路。光是宣传的竞选经济纲领，特朗普没戏，希拉里也没戏。

怎样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国内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实行保护性关税、跟中国打贸易战，担心因此失去美国市场。如果他真的认为拯救美国经济只有放弃自由贸易这一条路，以吸引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回流的话，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国内消费品价格大涨，大众生活质量降低。中国也有不少办法绕过贸易壁垒，例如最近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的家电部分，可以继续在美国生产部分家电，但是从中国进口核心部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保护法？

对中国来说，即使美国打贸易战，也是利大于弊。原因是：中国市场的成长空间比美国大。美国搞贸易保护，欧洲会跟进，但他们保护的是中低端落后产业。中国如果对等报复，保护的是中国的高端产业，这只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夺回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国内高端市场，这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服装、鞋子等低技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会减少，但亚非拉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合作前景还很广阔，不但在消费品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产品市场也不小。

其实美国很难搞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这会损害美国高科技的海外市场。中国部分失去美欧市场，可以在其他市场扩张，总的会得大于失。

第二，特朗普如果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货币战就不可避免。中国金融没有理由在美国的指责面前退让。中国可以反戈一击，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操纵汇率的是有军事霸权的美国。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向，要么流向高回报的地区，要么流向安全的地区。美国的高消费、高负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凭什么美元还能保持储备货币的霸权？因为美国可以在竞争对手周围发动战争，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打击的就是欧元。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争端，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打击人民币。美国在1971年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依然保持美元霸权，靠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随时随地发动战争的能力。历史上，英国当年拥有海军霸权的时候，也是无可置疑的汇率操纵国，才得以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如今就不行了。中国要取得国际金融的话语权，就必须和特朗普的汇率操纵说针锋相对，不能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说法消极防御。

我们可以和美国搞务实外交。中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很多，比如在南欧、拉美修铁路，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衡美国的霸权。打贸易战、汇率战表面上对中国短期不利，其实长远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贸易不对中国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不对美国开放，加州的高科技企业想到中国搞投资垄断，中国就可以有效地管制跨国公司。

美国一直游说中国金融开放。如果特朗普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有名无实了，但我们可以搞继续推行双边和多边谈判，没什么了不起。投机的热钱想走请便，中国不缺钱，只缺国际一流的人才。美国的经济收缩必然促使中国改变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中国有好处。

美国拉上11国搞的TPP，对中国最苛刻的条件，一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有利的；二是要压制中国降低国企比例。如果我们进去这个TPP，就要被迫搞国企私有化。这次TPP一废除，等于“美国虎”掉了两颗牙齿。

当年尼克松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要撤出越战泥潭，想和中国和解，就先扩大越战规模，打到柬埔寨，证明扩大战争也无法收拾局面，再和中国走近。这时美国人才会说，尼克松干得好。

特朗普大骂中国，在南海虚张声势。他越是做出强硬姿态，就越是可能会给私下交易做掩护。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软，不能让他得寸进尺。美国的老话说：“打不赢，就入伙。”毛泽东说得好：“往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可以说，历史的潮流在中国这一边。

（编辑  迟晨光）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形象是：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依然存在着来自其自身的各种问题。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其问题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迷思、迷恋和迷信，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三农问题   现代化   粮食供应   进口依赖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观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

粮食供应：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自给自足的“小农圈”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1]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难以实现“大量生产”，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普遍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1946-1952年间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在1960年前后，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2]，台湾地区在1952-1960年间的农业“黄金时代”变成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3]

市场经济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区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

表1:东亚的粮食自给率（单位：%）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韩国农林部《农林统计年报》，台湾“农业委员会”《台湾地区粮食平衡表》。日、韩均为重量口径，台湾为热量（kcal）口径，若以重量口径计算，台湾的自给率在2007年只有16.1％。

    三地粮食自给率在60年代出现大幅度下降（见表1）。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37和47个百分点，韩国在6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则进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1965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的2000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年代保持在2500万吨左右。[4]韩国的进口量从196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年，其国内粮食需求2098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只有554万吨。台湾地区的粮食绝对进口量虽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年的进口量为793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6.7倍。[5]

    三地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包括，较高的人口增加率，人均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导致如下后果：第一，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第二，市场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第三，美国的“外压”导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经济支配下，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不断被削弱，其对外依赖度，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适应美国粮食战略的饮食结构转型

众所周知，三地在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粮食保护伞”之下。战后三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迫在眉睫。对美国而言，提供粮食援助既能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又能解决国内谷物过剩的问题。在提供粮食援助时，美国注重推广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摄取量来评价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这都加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谷物的依赖度，有利于美国农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以日本为例，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要求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免费午餐要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同时，由美国资助的“流动厨房”在日本巡回宣传新的消费理念。由此形成的饮食结构“现代化”，即大量摄取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等食物，实际上是饮食结构的西化。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6]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饮食结构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转型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间的消费指数为100，则1970年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436。[7]此后人均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并在90年代中期达到饱和阶段。将1995年与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5.7倍（见表2)。台湾地区的人均肉类消费从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间翻了两番，90年代末接近80公斤。[8]

表2:日本畜产品消费量的演变（单位：万吨，公斤）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各相关年度数据。

新的消费模式催生新的农业形态

    肉、蛋、奶的大量消费当然以大量生产为前提，这意味着对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人们直接食用的“口粮”减少了，而间接消耗的饲料粮大幅度增加了。相对于以稻谷为主的传统消费模式，新的消费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新的农业形态。三地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标志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基本法》（分别制订于1961年和1967年），以及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所代表的农业政策转变。相关法规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农业经营从以粮食作物栽培为主，转向以蔬菜、果树种植和养殖业为主，以此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于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韩国和台湾地区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特别是作为主食的大米生产的收缩。而养殖业所需要的玉米、大豆、小麦等谷物饲料，尽管新的饮食消费模式对其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或岛内生产几乎被完全放弃，基本上都要依赖于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进口。

粮食依赖进口的格局已然固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美国的“外压”和境内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内压”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大量消费这一新消费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贸易自由化而仅靠国内生产和供给（量少而且价格昂贵），是无法满足大量消费需要的。正是面对这种困境，日本在60年10月对121种农产品实行了自由化，按种类测定的农产品自由化率从1959年的43％增加到1963年的92.1％。[9]在70年代初的数年间，台湾地区进口农产品年均增加23%，[10]其对内部市场的保护主要限定在关系“粮食安全”和文化象征的大米、牛肉等少数农产品。即便不少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强烈抵制农产品市场开放，韩国农民甚至采取了割腕、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但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已成定局。台湾地区在1995年开始调整粮食战略，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这种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固化，它们都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粮食依赖中。

从过密到过疏：“小农圈”的转变

如前所述，东亚小农圈原本以小规模的土地和过密的农业、农村人口为前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吸收过剩农村人口，是三地的重要任务。

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过疏化”

    在日本宣告“战后结束”的1956年，通向城市和工业地带的“就职列车”已经开行，每年带走数十万的乡村青年。1965年以后，原本负有家业继承义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到1985年，长子流出型已占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农家子弟中选择农业就业的人数，则从1955年的26万人减少到1965年的6.8万人，1975年以后进一步降到一万人以下。[11]

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韩国和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也出现了离农、离村趋势。韩国的工业聚集于北部少数城市地区，因此韩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较日本更多地表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征。据统计，1965-1995年间，韩国农村人口的流失数量达到1096万人，其中单身流出者611万人，举家迁居者485万人（包括一百万个家庭）。

在1950年的台湾地区，农村人口达57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76%，其中剩余劳动力达到一百万人左右。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约有10-15万人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在1969-1973年间年均达5%，在1973-1985年间仍达1.7％。[12]在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四个农业县嘉义、台南、云林和彰化，1959-1978年间迁出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13]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过去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迅速消解。从就业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45.1％下降到1970年的17.8%，[14]台湾地区和韩国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降到20％以下。[15]到90年代，三地农业就业比例都降到10％以下，2008年则都不到6%，农业就业人员合计不足500万人。与此并行的是农家人口的减少，日本到1990年农家人口数量较1960年减少了一半，韩国1990年比1965年高峰时的1581万人减少近六成，台湾地区1990年较1972年的623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16]至20世纪末，日韩两国农家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均不足10％。总之，经过大致20-30年的时间，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

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经过密的农村迅速出现“空洞化”现象，农业劳动力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和1975年左右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7]，日本一些山区早在60年代初就出现了“过疏化”。日本政府曾经先后于1965年和1970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予以应对，但到了1974年，全国市町村的三分之一仍属于“过疏”地区。[18]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空洞化和老龄化使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

    在“过疏化”问题不断严重的同时，标志着农村活力丧失的老龄化也逐渐明显。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口径，日本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在1970年为11.7％，根据日本国土省2006年的调查，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已超过30％，老年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的数量达到7878个，占过疏化地区村落总数的12.7％。[19]而当年韩国农村的老龄化非常惊人，2007年达32.1％，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农村。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如表-4所示，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超过了40%，日本则超过了60%。2010年日本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6岁，[20]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

表3: 21世纪东亚农村的老龄化　　（单位：％）

注：*为2006年的数据；**日本为“基干农业从事者”，韩国和台湾地区均为“农场主”。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日本的统计2010》，韩国农林部《农林业主要统计2008》；台湾“农业委员会”《农林渔牧业普查调查报告》。

农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龄化意味着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农村家庭走向崩溃，老年人孤独的过度劳作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抛荒问题。台湾地区的统计资料表明，其耕地复种指数从1965年的189％跌至 2000年的106%，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均不到80％。当年台湾地区全岛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万公顷，仅及高峰时期的54％。[21]日本的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2005年全国耕地的9.4％ (38.5万公顷）处于弃耕状态，部分地区更是高达18％左右。与此相关，那些实现了职业或地理空间转移的农村非农户持有的耕地在2005年占耕地总面积29.7%，[22]这些耕地大多处于抛荒状态。

“新娘”不足成为社会问题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农业的衰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农村“新娘”的短缺。在197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村，“新娘不足”都成为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据农林省年调查，在农村家业继承人的诸多“烦恼”中，有32.9％的男性选择了“婚姻问题”，列在所有烦恼事项的首位。到80年代后期，在5000人以下的“过疏化”地区，婚龄期男女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有报告显示，2000年前后农家继承人中单身男性较为多见，其中31-34岁年龄段单身比例占四成，36-40岁年龄段单身比例近三成，而超过40岁的男性中单身比例也达到20％。[23]

农村的“新娘”同时承担着食物再生产和人口、家庭再生产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为背景的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不仅仅是当事者或农家的“烦恼”，更关涉到农村家庭和家庭经营后继者缺失、乃至村落社会存续的问题。反过来，它进一步促使农村男性青年外迁，加速农村社会活力的丧失，加剧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困境。90年代以后三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显然与此有较大关系。

“东亚模式”的悖论及其历史意蕴

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急速的城市化为支撑，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大致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农业和农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这被统称为“东亚奇迹”。

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大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困境，也属于“东亚奇迹”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来融入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导致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在日本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集中，尤其向东京“一极集中”；在韩国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集中，尤其向“汉城（首尔）共和国”过度集中；在台湾地区向“大台北”集中。推动这种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24]

由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两亿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这使得其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多问题没有根本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2003-2007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19％增加到40％。这种变化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1200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640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25]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2.5倍，后者超过了中国黄河的年均径流量。近年来为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粮食危机，韩国和日本等竞相开展海外圈地运动。[26]然而，这并不总是带来“双赢”的结局，它在给当地资源和环境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侵害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权利。

（编辑  迟晨光）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直至今日，家庭经营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也被称为小农经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非现代的小生产，终将被资本主义式的大生产或者集体经济所击败。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部分人所提出。这部分人依据当时德国国内中小规模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增加、而大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下降这一现实情况，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农业领域适不适用的质疑。在土地问题上回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场争论，对今天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有所启示。

争论的背景

这场争论从1894年一直持续到1914年，整整20年。这段时间恰好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迅速发展，尤其是在1905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开始被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依然占据了很大的人口比例。例如，德国在1890年农村人口占到53%，到1910年也有40%的农业人口。不仅如此，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占地5公顷以下的中小农，这类农民在1882-1907年间一直占到农户总数的76%以上。[1]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土地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争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19世纪的最后20年，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大量印度和美洲的廉价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欧洲。欧洲国家因此粮食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危机就此爆发，英、法、德的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广大农村地区都被卷入到市场关系中，农业危机的冲击使得广大中小农民深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及考茨基的反驳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出于政治上争取农民的需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民的反资本斗争具有浓厚的反现代化倾向，其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所以，当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是否应提出一个旨在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

1894年，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小农反资本，即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拉法格是这一纲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福尔马尔等人的观点在这次大会没有遭到反驳，由他和舍恩兰克共同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得到通过。

但这个土地纲领遭到了以恩格斯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要努力把农民争取过来，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不能永远保存小私有制。

如果说拉法格主张维护小农制还仅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话，那么福尔马尔则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即所谓的“农业特殊论”。在福尔马尔看来，农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工业，小生产并不是迅速地被大生产吞并，而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仍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现实中中小地产的破产，是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大生产在今天农业的竞争中，除非在具备特殊条件的地方，并不显得如何优越……，谷物生产中是如此，在畜牧业中尤其如此。”[2]他甚至引述了当时一些农业问题专家的观点：“大生产在农业中只有当实行粗放耕作时才具有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营的集约性日益加强，经营规模趋向于缩小了。”[3]福尔马尔认为，尽管这一观点正确性尚无定论，但这至少表明农业领域的规律是复杂的，小生产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提出维护小农制土地纲领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一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业领域的小生产也像工业一样，将很快被大生产吞没，广大中小农民将迅速地无产阶级化，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冒着违反无产阶级原则的风险去提出什么土地纲领了。

就在福尔马尔提出“农业特殊论”的第二年，德国人口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占地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数量下降，而中小规模的经营者数量则增长了。有趣的是，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反对者考茨基的承认。而且，考茨基比福尔马尔更进一步，指出了小生产优势的微观基础。考茨基认为，农业领域小生产的优势，主要建立在农民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基础上。因为贫困，小农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但随后，考茨基深刻地指出，建立在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基础上的小生产，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任何先进性。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一度出现在工业领域。家庭手工业依靠过度劳动，一度得以在机器大工业的环境中生存；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终将普遍地战胜家庭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尔马尔支持小生产的理由，其实就是后来被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自我剥削”理论。主要依据俄国的经验，恰亚诺夫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态。资本主义雇佣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劳动投入一般以劳动收入等于劳动成本为界。而小农家庭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收入最大化。由于小农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因而即使进一步的劳动投入带来的收入低于劳动成本，他也依然会追加劳动投入，直到土地边际产出为零。这就意味着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更加密集，因而也就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这一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将普遍存在。[4]

除了指出福尔马尔“农业特殊论”的微观基础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化理论。考茨基指出，实际上极大多数小农家庭并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场中出卖劳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另一方面则是多数小农家庭占有的土地面积有限。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实际上要以周边无数的小农经营为基础，否则它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雇佣劳动力。小农经济最主要的产品不是粮食，而是劳动力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数目的增加无非是无产阶级化的另一种形式。考茨基的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除此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详细论述了大生产在节省劳力和物资、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分工、商业和信贷等方面的优势，并谈及了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考茨基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列宁也高度评价《土地问题》一书，称其为“继《资本论》第三卷之后的最新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尽管如此，考茨基的理论分析却无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考茨基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在农业领域，大生产吞没小生产的规律即使不像福尔马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适用，但至少较工业领域要缓慢得多。虽然考茨基强调，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巩固小农制是民主革命的内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接受这种土地纲领；但由于他无法提出具体的争取农民的策略，因而机会主义者在争论后期重新取得了党内主导权。

考茨基和福尔马尔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有几个概念是有必要澄清的。第一，在考茨基的论述中，大生产基本上等同于雇佣农场，小生产则等同于家庭经营。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因为雇佣首先是因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以致超出家庭劳动所能涉及的范围而引起的。但考茨基在论述大生产优势时，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生产合作社也是一种大生产。考茨基认为，合作社使广大小农也具有了分享大生产优势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他引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当时的多数合作社实际上把持在富农、大农阶层手中。第二，大生产和小生产指的是经营规模，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小生产可以是小自耕农也可以是小租佃农，大生产可以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农场主，也可以是德国式容克地主自营。

争论的启示

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家庭经营而不是雇佣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的主流经营方式，。国内学者文礼朋曾对这一点做过比较完整的归纳。

第一，内燃机发明后，农业机械小型化，且往往只需单人操作，完全可以适应家庭农场的需要。

第二，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农业劳动季节性强，且空间上散布于田野间，不像工业劳动那般可以进行流水线作业，因而不易对劳动进行监督。同时，农业劳动的专业性不强，其分工优势没有工业领域那么明显。

第三，雇佣农场的大规模经营要求大片连接的平整土地，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满足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农场面积的扩大有赖于对小地产的购买与合并，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国家难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一度盛行的国家，均是一些地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如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东部，以及现在的南美洲地区。

第四，正如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指出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所需要的雇佣劳动力往往要求该劳动力隶属于一定的家庭经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周边一般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小农经济越来越少，这就阻碍了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发展。

第五，在现代农业经济中，家庭农场并不等于小农经济。依托于现代农业机械化与服务体系，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几百甚至上千公顷的土地，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不可能是小农经济。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种农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不存在恰亚诺夫“自我剥削”的现象。在当下中国，我们应特别注意“家庭农场”的具体含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对当时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影响。农业危机使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农场破产，土地经营规模会趋于小型化。实际上，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在1870年之后就走向衰弱。工业危机也会造成失业增加，易形成农村小租佃制的复兴。

（编辑  迟晨光）

在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全球经济重要领导国家的引领作用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出现了衰退。中国在南海方面与美国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政治交锋，特别是围绕钓鱼岛的经济和政治冲突，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角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一个时期。如何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要从以往发生的事情当中学会一些经验。我们希望利用“协同的单边主义”这一概念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更重要的领导力作用。而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处在步履蹒跚的时期，特别是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和增进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可以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很多长期的挑战，其中有一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其他还有一些是源自中国过去所取得的很多成功。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这里也可以反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从所谓的人口红利当中获益非常多，这个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面临着人口的巨大负担，由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要回归到平均上来。此前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描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甩掉的，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什么？就是很多事件同时发生了，而且每一个事件的概率都是极低的。但是中国确实很幸运，这些事件同时发生了，从定义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大卫·万斯教授呼吁，中国应该在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做轮值主席后，发挥某种领导力。正如万斯教授所言，G20峰会在2009年4月初创时，是为了刺激全球经济增长而建立的，但在2010年G20多伦多的会议上，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说要撤回他们的财政支持，转而支持在全球实施紧缩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零边界的利率，这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政府的赤字，另外一个就是活动的水平。现在只剩下财政政策这一个工具了，因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了。从2000年开始，我们又开始减少政府的债务，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这个总需求会自己恢复。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很适合中国现有的国情。

发达国家已别无选择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不需要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我们要走向自由化，因为经济自己会恢复——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货币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我觉得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认为再增加利率是很失败的做法，我们需要用其它的方式刺激经济。两周前我们跟日本银行的官员有过一次交流，虽然他们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从我的观点来说，负利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使用非常少量的财政政策会如何？比如日本的总负债在GDP中的比率已经高达200%，是非常高的。此时如果通过再增加任何的财政刺激手段，就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

    对于德国来说，他们非常反对采用任何的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财政刺激手段是非常新的手段。在美国，也很难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因为美国共和党就非常反对这一手段。不管美国未来几年内政治体制如何变化，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一直以来就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到政治和选举的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当然，现在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使财政政策制定得更加协同，以使更多的国家能够充分地享受一些共同的优惠，在中国也是这样。

另外，如果没有一个历史观点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难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都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对中国来说，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国也希望向其它经济体学习，并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能够更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实现“协同自治”这一目标。

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总结

实际上，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慢速的经济增长。跟过去的20年相比，过往迅猛的经济增长势头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在全力增长，还是以低于我们应具备的效率在增长呢？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力，官方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保证7%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在上一个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所以7%的增长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需要为实现一个可扩张性的宏观目标去进行调控了。

    我们看一下比较传统的测量手段。在通货膨胀方面，我们都是用CPI，或者是CORE CPI观测，但有时候中国的CPI是非常高的，但是也没有高过2%。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PPI指数。我们观察了53个月的数据，中国的PPI指数是每年-3%左右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经历着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国的失业率数据有时候并不很可靠。我们的生产力是很低的——企业的设施利用率整体来说是67.8%，而中国目前这个比例数值比2014年低了4%。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对数据。在2015年，中国的进口出现了巨大的下滑，下滑了13.2%。万斯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够自动实现平衡型的增长。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产能过剩、通货紧缩，PPI下降，生产率就会下降，导致盈利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就会出现削减。与此同时，因为企业的表现不佳，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他们，所以投资就减少了。这会导致我们有更严重的产能过剩，PPI进一步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的真实债务比率在增加。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非常高的，企业债务和GDP的比例大概是145%，这是IMF提出的，实际情况可能更高。PPI下降，实际的债务在上升。企业面临着压力，他们必须要削减投资，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产能过剩，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应该采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中国可以增加财政债务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尽管经济面临严重的问题，但是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财政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的债务和GDP之比只有1.6。正如万斯教授所说的，中国是可以承担一定的领导力责任。我们如果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会对全球经济有很好的影响。但短期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财务的约束，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估算，“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需要超过1.2万亿美元，但是现在的资金来源还很有限。我们需要让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财务的约束会阻止“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也还面临着很多的风险。比如安全的风险，政治的不稳定性，还有地缘的问题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必须要发挥一个作用。这尽管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中国还没有承担过这样一个领导力的角色。中国要从过去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而全世界也需要给中国一个机会。

（编辑  杨利红）

近30年来世界政治变局

近期在北约召开华沙峰会之际，俄罗斯媒体称“北约已经将枪口瞄准俄罗斯”。20多年前，象征着东西方对抗的柏林墙倒了，可如今美国率领北约军队又修建了新的“华沙墙”，把冷战之墙向东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诱导和施压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高调宣布制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叙利亚，俄罗斯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两名俄罗斯教官丧生。俄罗斯媒体称，直升机是被美式武器击落的，并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间接对俄罗斯开战；众所周知，近年来叙利亚战场上反对派得到了大量的西式武器装备。在欧洲，类似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惨案渐次在德国出现，半个月内德国发生了三起案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国际政治合作变少，对话变弱，对立、对抗却在增加。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世界正在走向失序，走向分裂，人们似乎隐隐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冷战结束时期。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为标志，二战后西方与东方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之间的对抗从此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然而令世人失望的是，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政治对立格局消失已经快30年了，人类社会并没有“天下太平”。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新干涉主义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剑拔弩张，世界政治生态反而更加混乱而失序。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造成贫富对立，社会矛盾加剧，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思潮蔓延。在国际领域，西方大国拉帮结伙、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

经历了美国9 .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世界反恐形势却“越反越恐”，几乎陷入跳不出来的怪圈。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民主，挑起政治对抗和宗教冲突。但却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带来民主与繁荣，却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衰败：政局动荡不安，治理失败，无法无天，冲突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失去家园，难民问题严重困扰西方。

是谁制造了一个非西方世界

2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大国自认为在东西方较量的大棋局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完胜。在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的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们鼓吹，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此终结，光鲜靓丽的“西式民主”永远站在人类历史的尽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西方政要和精英们弹冠相庆，自以为掌握了“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制高点，从此就可以高歌猛进，无往而不胜。

冷战结束后，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提出，要寻找新的对手和新的敌人，借以拉紧盟友、一致对外。西方中心主义者借机夸大国际上不同民族、文明、宗教之间的差异，激化民族宗教矛盾，挑起种族和教派冲突，鼓动民族分离主义，刺激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上述势力借助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形成世界政治的暗流。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的长期对抗又一次被引爆，进而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点燃了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导火索。由此，世界进入了又一轮恐怖与反恐的动荡周期。而恐怖主义爆发、种族冲突蔓延，西方政界难辞其咎。近几年，国际社会是在惊恐和不安中度过的。连续升级的叙利亚内战、巴黎的恐怖袭击、欧洲应接不暇的难民潮，更使得各国民众茫然不知所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美国大选出现谜局，世界政治犹如坠入迷雾，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贸易争端增加，全球经济发展低迷。面对严峻挑战，世界各国领导人理应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西方政治家们热衷的却是对外输出民主，通过制造“可控混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拉帮结伙，煽风点火，挑起地区冲突，以维护自身霸权；以意识形态划线，视中俄为敌，不时将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的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学者称，现在世界又一次被西方政客划分为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阵营与其他非西方世界。

是西方自己将民主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认为“西式民主”无往不胜，西方将高举民主旗帜，按照他们的标准一统天下。于是西方大国：

    1．在理论和概念上，将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推向极致，将其泛化、模式化、神话，认为西方模式是普世的、超民族的、横贯人类历史的。

    2．在实践上将推广西式民主外交政策化，大肆对外输出民主，策动“颜色革命”，造成国际上新一轮地缘政治争夺和恐怖动荡周期。

    3．在思想和舆论上将民主意识形态化，鼓吹和煽动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冲突。认为民主既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所特有，又是普遍适用的。为掩盖地缘政治私利，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极力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国家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政治家们在高举反恐大旗的同时，念念不忘推广西式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有两种手段：武力强行输出和策动他国内部改弦易辙，或者外部暴力推翻和内部和平演变两种手段并用。随着美军攻打伊拉克和利比亚，开启了美国绕过联合国，公然纠结其“民主随从国家”用武力推翻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俄罗斯学者称之为“炸弹下的民主”。

而黎巴嫩“雪松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花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街头政治，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兵不血刃地推动政权更迭，从而达到西方扩大政治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的目的。这使得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界人士和谋士们如获至宝：无需导弹和航空母舰，通过外部策动“颜色革命”，操纵他国政权，这样既扩大了战略空间，又传播了西方的价值理念。

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正可谓是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这些年正是由于西方极力对外输出民主，造就了“民主异化、民主变质、民主赤字、劣质民主”等政治乱象，导致了民族分裂不断、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严重受阻，国际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以说，正是西方政客将民主这个一定意义上的“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西方政治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近两年世界上爆发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3000多万难民形成的难民潮汹涌澎湃，西方国家自食其果，西方政客罪责难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整个西方世界难以独善其身，深陷政治困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详细地考察了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理论研究都清楚地说明：经济上出了问题，往往是由于政治上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则是它们的综合后遗症。2013年5月，普林斯顿三位政治学教授合写了《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指出每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有相对的政治泡沫，政治泡沫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导致的信仰、制度、利益偏见，政治泡沫的形成会不断地增加市场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2008年，乔治·索罗斯也在美国《新闻周刊》预测，世界历史可能进入一个邪恶时期，并预测欧洲可能陷入混乱和冲突。面对美国的政治困境，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而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难以自拔。2015年11月，英国的马丁·雅克在上海指出，未来十年，欧洲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俄罗斯学者则认为，美苏主导的冷战实际上是以信息战、心理战为标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如今第四次世界大战箭在弦上。对此，西方有识之士指出，西方政治已经被少数人绑架，政治运行遭遇政治红灯，政治激进主义，民粹思朝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从世界政治乱局中汲取教训

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精英认为，他们在冷战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西方阵营拥有了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又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占据了世界政治和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环顾全球，世界政治版图上只剩下中国等几个社会主义孤岛，况且“中国崩溃”即在眼前。西方国家完全可以蔑视乃至无视俄罗斯的存在，独步天下，在国际事务上肆意妄为，甚至可以避开联合国，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然而，不足30年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正是西方的政治偏见、政治傲慢和政治私利导致了世界政治乱象。首先是西方社会自食其果，经济走下坡路，民主变质，陷入政治困局；其次是对外输出民主，结果输出的是动乱，给世界带来不幸；再次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深受其害，或者为了搭便车失去主权，或者分崩离析，不得不重新探寻政治重建之路。

要充分认清“西式民主”，汲取政治教训：一是不能将西式民主视为无所不能的“软件程序”，只要安装就能顺利运行；二是不能肆意对外输出民主，这往往导致混乱；三是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假借“民主”名义，在国际事务中拉帮结伙，干涉他国内政；四是警惕民粹排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法西斯主义搭借民主舞台登场亮相；五是要弘扬法治，认清“假民主”，防止出现少数人绑架要挟的劣质民主；六是中国要勇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超越西式民主；七是将民主放于正确的位置，掌握民主的时与度，有效地驾驭民主；八是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当今世界治理陷入泥潭，国际政治生态再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近些年来，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西方政策的失败才是世界政治的乱源，单靠西方政治已无力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在当今世界，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与正义，遵守国际法，主张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中到处煽风点火，炫耀武力。

为迎接外部挑战，需要进一步密切中俄战略合作。首先，积极开展思想和战略对话，争夺国际话语权，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中俄两国都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致力于全面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然，面对300多年来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舆论强势，中俄思想界和学术界“占领思想制高点”的道路还很漫长。

其次，要进一步密切中俄思想学术交流，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思想基础。中俄两国的复兴已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这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幸事，也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中俄两国振兴所分别彰显的理论价值是两个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的基础上艰苦探索的结果。

第三，针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走向，中俄两国应有新的思想和动议。“经济帝国主义、自由霸权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国际金融寡头统治”是当今世界危机之源。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则是国际上要求重塑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健康力量。因此，两国学者应准确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描绘好国际政治版图变动，谋划好中俄共同发展的“国际路线图”，特别是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协同发展等等。两国应在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两国应加强传媒和智库合作，为中俄人民友好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俄两国山水相连，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学者应关注中俄双方在能源、交通、投资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方面的合作；注重两国经济界的资本合作和企业重组；呼吁两国贸易实现规范化和便利化；强化两国司法协作；加强地区交流特别是毗邻地区的合作、促进产业联动与发展。

最后，丰富文化交流和培养人才队伍。要努力克服语言、人才瓶颈，培养各方面专业人才。

（编辑  杨利红）

英国脱欧成功，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它对英国和欧盟的未来发展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哪些实质性影响？聚焦这些热点话题，2016年8月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来自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分别从不同视角深度解读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世界影响和战略意义。

黄平①：欧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5+1”挑战

世界秩序的失序重组

目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个失序、重组、重构的阶段。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持续失灵，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呈现出失序、无序、乱序。与之相对应，西方世界也处于撕裂、断裂、分裂过程。英国脱欧公投是世界无序中的一个事件，至少表明英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整个世界进入一个不确定性的重组、重构、重建过程中，并且带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究其深层原因是在经济方面。在大资本获利的同时，广大民众、企业员工，包括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却没有增加。

“5+1”挑战并存

欧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5+1”挑战。欧洲人在设计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从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到现在的欧盟，是有战略眼光、战略定力和耐心的，希望最终出现像欧罗巴合众国这样的存在。

欧洲目前处于五个挑战并存状态。第一是老龄化。其实制造业衰落或者外移的问题早就存在，直到金融风暴才突显出来，其背后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第二，移民问题。移民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欧盟内部的自由移动，另一种是从北非、中东偷渡的非法移民。

第三，难民问题。在移民问题汹涌澎湃的同时，难民潮也涌过来。难民问题美国是始作俑者，让欧洲背包袱。

第四，恐怖主义。与美国不一样，欧洲可以说是整体不设防的。现在的恐怖主义改变了战略，不是在基地培训恐怖分子派到欧洲去，而是在本地培养，从而使得欧洲人时刻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就连旅游业也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第五，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欧元区也好，申根区也好，原来欧洲各种野心勃勃的一体化进程和设想，因英国脱欧而受阻。

另外一个“1”，就是制度失灵，或者治理体系失灵。整个治理能力的架构，这些欧洲国家自己难以解决，寄希望欧盟来解决，但实际上在要害和关键问题上，各国的决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主，欧盟退居次位。

审慎应对当下乱局

英国公投之后，将重新寻找它的战略定位。中国这个时候应加强与英国的关系。包括中英关系，中英合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开启自贸区谈判等等。

在目前局势中，我们一是要稳，需要有战略定力，要看准、看稳、走稳。二是缓，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也要顾及国际形势的因素。改革开放有一条经验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形势复杂蕴含着机会，需要加强战略谋划和调研。

马振岗①：英国脱欧主要影响直接相关方

英国脱欧的影响有多大，说大也确实不小，说小也不算太大。英国脱欧事件中受到最关注或者最直接影响的是两方——英国本方和欧盟本方。其中，对英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而英国脱欧将使得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更加困难。

主要影响英国和欧盟

脱欧对英国的经济和金融都会有影响，但不会特别大。英国和欧盟之间，特别和欧盟一些成员国之间，相互还有需要，而欧盟内部很多合作实际是通过成员之间达成的。

从金融领域来看，英国脱欧不能说没有影响，英镑已经贬值了，但关键是英国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会不会被取代或者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加入欧盟才形成和扩大的，它是历史形成的，虽然脱欧之后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讲，它是世界性的，还要继续发挥作用。

从经济来看，脱欧带来的冲击如何,现在还不好说。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经济基础比较雄厚。近20年虽然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英国经济的表现比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好，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低速增长。英国是自由市场经济，采取大开大放的政策，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使英国在经济上有更多的灵活性。

脱欧对英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从社会影响看，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社会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两派，恐怕这种割裂情绪短期之内不会消失。英国脱欧与整个西方世界涌起的反全球化浪潮有关，这种思潮与传统的精英和体制发生种种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不会因为这次公投变得缓和，反而可能还会激化。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消失。

从英国政局看，目前英国政局总体稳定，但也碰到了新问题。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四年多，受到很大钳制。现在保守党好不容易在去年选举中实现了一党执政，这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但这次公投把这个机会暂时抹掉了。

最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会不会因为英国的脱离而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将使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推进更加困难。这是英国脱欧对欧盟最大的冲击。

目前欧盟和英国双方在情绪上都有些收敛，准备坐下来谈。两方还要保持朋友关系，在某些地方还要合作，因为这符合欧盟和英国的利益。

对中国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黄金时期是否有冲击，还要观察。至少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就是中国参加招标欣克利角核电站问题，在距离签字几个小时前，英国突然宣布暂停，要重新审理。对于未来的中英关系，我们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因为事情都是多面性的。

至于英国脱欧是不是会影响人民币在伦敦的运作，我认为暂时不会，这也要有一个过程。

英美关系不会大变

美国和欧洲以及英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欧盟真的出现了大的变故，对美国影响比较大。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搞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对付中国。如果欧洲出现混乱，将会牵扯美国很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不希望欧洲太散，但也不希望欧洲太强。

英美间的“特殊关系”，是二战期间形成的。目前英国在世界各种主要组织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在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尽管英国脱欧了，美国还是需要英国的，所以英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不会影响主要大国关系

目前来看，大国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英国脱欧对于世界大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美国人炒作得比较厉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担心，一是担心中国崛起，进而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二是现在兴起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思潮，社会的碎片化，政党的极端化等等，而这些将打乱美国和西方的整个内部结构。

其中，中美关系是大国地缘博弈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关系，这可能是当今国际格局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总体上说，中美关系不太受欧洲的影响，而往往是中欧关系受美国的影响。

刘军红①：英国保守政治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从英国角度看，脱欧是英国保守政治对自身边界的触碰，并且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欧盟角度看，则可视为区域共同体模式的危机。从发达国家整体看，可能是资本主义对立的一种激化。

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

英国脱欧是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力量分布决定力量的结构，这将直接改变国际格局甚至国际秩序。从这一点上看，英国脱欧导致的国际力量重新分布的影响便不能低估，当然这还要看今后的实际发展趋势。

如果从资产价格所反映的资本利益角度看，今后国际力量的表现可能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软实力；也可能是包括规则制定权在内的新实力。因此，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察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或者内涵的变化，这才能便于发现国际格局的真实变化。

英国保守政治触碰边界

2010年卡梅伦政府上台，英国13年来首次出现了保守党政府,即保守政党为核心组织的政权结构。这种保守势力在经济方面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运营方式。它可能引起当前欧洲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阶层分化问题。

阶层分化是社会的结构性扭曲或者不平衡。调整这种不平衡通常采用财政政策为指导的政府调控机制。但保守政治追求小政府，其结果可能在财政健全化方向上倾注更多精力和资源。

今年年初，英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4.1%，与2010年以前的两位数相比，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这也反映了社会扭曲下政策调整能力的不足，也就是在社会再分配问题上，保守党政治无法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方面，保守党政府取得了较有利的结果。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表现得不错，呈现一种积极的动向，特别是企业的收益得到提升。但同时又暴露出另外的问题，就是企业收益上升的同时，员工的工资并没有同步增长，从而拉大了社会的差距。《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深度分析了这种社会差距带来的严重的发展问题。在英国金融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条件下，资本收益和工资收益两相比较所形成的反差巨大。事实上这种反差形成了英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特别是在欧盟的框架中，尽管英国没有加入申根协议，也没有加入欧元货币制度，但是对来自东欧的劳动力需求相当旺盛。这些劳动力享受的是英国的福利。英国对东欧劳动力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这就造成“事实上的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矛盾，这也是社会分化的一个触因，而“保守新政”并没有能够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在“脱欧”还是“留欧”的问题上，它是否仅仅表现为底层社会的一种要求？实际上，英国上层政治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已经出现了脱欧的倾向。2011年所谓“后座议员”已有81人投票支持脱欧，2013年提出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去留问题。在卡梅伦政府赢得大选后，英国女王在新的议会演讲中明确给出了公投的时间表，并且敦促议会尽早拟定脱欧公投计划法案。

如此来看，这次脱欧公投并不是简单的底层的呼声，而是上层政治的反映，是英国的保守政治在触碰自己的边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重夺贸易谈判权

简单地说，欧盟的问题在于区域一体化走得过急。一是欧盟扩张过快，二是欧盟深化太深，还有一个是成员国关系过于紧密。它已经超出了区域共同体所能给成员国带来的好处，而更多的表现为负面影响，即主导区域共同体的一方获利，而其他成员国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回顾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德国是核心力量。作为曾经的贸易帝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对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持有怀疑态度，因此加入欧盟比较晚，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欧洲向一个快步的、紧密的、约束的方向迈进的时候，英国迟疑了。如果说英国脱欧的本质是拿回主权，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

英国最想拿回的主权是贸易谈判权。加入欧盟首先让渡的主权就是贸易谈判权，但对英国来讲，它实际上让渡的是规则制定权。但是这样的规则制定权恰恰被锁在了欧盟的贸易权和贸易谈判权里，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贸易谈判权。拿回这个主权，放弃一种被约束的义务，应该说是英国追求的一个新方向。由此看来，这次脱欧应该是英国面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一种选择。

主要股指全线下跌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全球六大市场股票指数全面下跌，但跌幅不同。跌幅最深的是德国、法国和日本，三大指数跌幅最深，特别是日经指数下跌幅度超过雷曼冲击后的下跌幅度。而纽约、伦敦和香港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跌幅大约在2.4%左右。

    从过去一个月的市场反映看，美国道指出现了九连阳，一个月内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英国的FT指数也回到了冲击前的水平，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镑出现了稳健贬值的动向。如果能够稳健地推升英国的通胀率，英国央行应该是乐见的。从短期来看，至少从市场反映来看，这次脱欧的冲击对英国是有利的。

从日元情况来看，在英国脱欧的过程中，连续的市场波动使得曾经达到预期目标或者取得了相当收益的资产收益被打回去了；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所实现的资产价格回升重新归零。

乔良①：英国脱欧可能“两败俱伤”

英国脱欧的短期效应正在过去，人们原来的很多担心现在看有些多余，反而对英国脱欧的中长期效应有些估计不足。

实际上，英国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来讲，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过程，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实力都会同时被削弱，而这种削弱中期来看对于中国是有利的。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英国和欧盟同床异梦多年。英国在欧盟经济体中起码贡献了17%的GDP，但它的地位一直被法德两家联起手来压制。英国人的打算，与其让法德轴心主导下的欧盟将其边缘化，不如赌一把找回点儿权利，结果弄假成真。

英国脱欧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好事，美国起码少了一个抓手，对欧盟的控制力可能减弱。相对于短期的美元升值，美国对欧盟控制力减弱的损失实际上更大一些。

同时，虽然捍卫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脱欧将使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下降。如果下一步苏格兰选择公投脱英，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北爱尔兰也脱英的话，英伦三岛只剩下英格兰本岛和威尔士，英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将就此结束，而且重振英联邦的梦想也就此消失，甚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会背叛它。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前景，这才是英国脱欧真正的不幸。英国人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过去对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略有歧视性的政策，使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不至于脱英。当然，英国脱欧以后也可能会产生一个反效果，就是英伦三岛加上威尔士四家抱团取暖。

中长期对中国有利

英国脱欧，使得英国和欧洲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实力都被削弱。

当两股力量同时被削弱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接近第三方。他们也可以向美国示好，但与中国接近的可能性较大。

今年初，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虽然最近它还在提条件，但实际上欧盟的态度已经有所软化。因为欧洲已经意识到英国退出后，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减退，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继续跟中国那样叫板。

近期内英国脱欧没有带来多少好处，连我们在英国的战略布局包括离岸中心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长期来看是有利的，起码可能使人民币的分量加重。

英国脱欧将使英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都处在各自的收缩状态，这实际上就会加剧已经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的萎缩甚至终结，从而导致美元的衰落。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机会。我们不要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想办法提出一个构想，参加由原来美国人推动的美元全球化，实际上所有的大国在兴起过程中都有围绕自己的全球化。恰恰是随着美国人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的逐渐势微，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即将开始，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

中美关系或重新调整

英国脱欧将给俄罗斯带来机会，使欧俄走近重新燃起希望，再加上中俄关系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热的时期，这就使俄罗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状态。

中俄已经走得很近，如果欧俄能够走近，就会迫使美国找到新的办法，离间俄罗斯和欧洲走近的进程。现在更加弱势的欧洲，完全有可能重新接近俄罗斯。美国如果不能再次找到像乌克兰危机那样离间欧洲和俄罗斯的办法，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前景——迫使美国和中国重新走近。中国人未必要全心地去拥抱美国，但是可以试探性地更接近一些。

申根协定面临后退

英国脱欧当然有各方面考虑，除了不愿意按GDP比率缴纳会费等等之外，英国人其实对于欧盟的移民政策有一种很深的恐惧。

这项移民政策要求所有的欧盟会员全都接受移民和难民。英国人退出之后，可能很快就会制定严格的反难民政策，而且由于英国一直没有加入申根协定，因此英国对于移民和难民的严格政策制定，将会对欧盟产生非常强烈的效应，使得欧盟迫于民众的压力与英国的相应政策呼应，这就意味着整个欧洲将从他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申根协定向后退行。申根协定的后退，意味着整个欧美特别是欧洲，不得不从他们认为是道义制高点的普世价值上向后退，进而使得西方民主制势微。

王湘穗①：英国脱欧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英国脱欧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关于实质性影响。由于英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分量，此事对世界具有实质性影响。虽然它已经不是大英帝国了，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英国脱欧的实质性影响现在正在展开，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第二个层面，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整个世界从失序开始重构、重组，而新的秩序却还没有建立。这是许多事件中间的一个，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两个直接原因

导致英国脱欧的原因肯定有很多，概括起来直接的原因有两条：

    一是全球性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英国对危机更为敏感，因为它没有更深地介入欧元区，不能与欧洲抱团取暖，又不像美国或者中国这样有广阔的市场和幅员。英国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容易受到冲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更直接一点的原因，就是欧盟面对的难民、移民问题冲击英国的安全与就业市场，英国在欧盟中间得到的好处很少，面对的问题却很大。

关于英国脱欧是脱困还是转进，应该说既有脱困的考虑，也有转进的设计，一部分政治家对此有所设计和考虑。比如卡梅伦一开始想利用脱欧这件事去跟欧盟讨价还价，还讨到一些利益，但脱欧之后，讨价还价得来的东西也没拿到。此外也有对民意的迎合，现在这种政治的组织方式是很粗糙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形成正确、理性的意见非常困难。

五点判断

对于英国脱欧的影响，现在可以有如下几个判断。

    第一，英国脱欧是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的反映。欧盟成立是大西洋体系的分化，英国脱离欧盟，可以说反映了大西洋体系进一步瓦解的趋势，至少是西方体系弱化的一个动向。

    第二，欧盟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导致了欧洲的分裂。而这次欧洲的分裂和以往不同的是，欧陆和像英国这样的欧陆旁边海洋国家的分裂，可能使欧洲更加大陆化，更接近俄罗斯，这可能使欧盟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三，这对于美式全球体系是一个很大的破坏。美式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元体系。虽然伦敦金融城的地位不会因为脱欧而很快被法兰克福或者巴黎所替代，但是伦敦作为欧洲美元市场的核心地位，可能会受到英国脱欧的明显影响。现在亚洲美元市场还没有成型，全球美元体系可能会由于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而导致危机。

    第四，对于英国的影响会比较大。有人提出英国可能走向恢复英联邦，然而问题是恢复得了吗？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有政治意图，还需要有能力，外部支持也不可少。恢复英联邦不仅涉及英国的意愿，也涉及英国的能力，包括英国内部的能力，还要防止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分离倾向。

第五，脱欧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大。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就是英国本想充当中国进入西方世界包括欧洲的中介，在这个当口上英国脱欧，如新首相的一些动作，对我们近期肯定有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脱欧也给英国留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余地，比如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跟中国签订自贸区协议等，更多地从自己的利益考量，而不受欧盟的影响。

由于英国的欧洲美元市场出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香港建立亚洲美元市场？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在香港成立亚洲美元市场有很多好处，不仅可以改变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提高我们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而且能够解决香港的长期发展问题。

曹和平①：近25年来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

从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来看，英国脱欧是近25年来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

英国脱欧的显性效应

如果英国脱欧成功，它可能会演化出种种故事来。如果不成功，它会在欧洲、英国和美国的三边关系中形成一个长期的、弱化美国影响的某种长期互动的趋势。

英国脱欧公投，使美国在欧盟中丢掉了一个能够把欧洲人的想法传递给美国、同时把美国人的想法传递给欧盟的中介，而且在大多数时候，英国人能够把二者的利益捏合起来，形成欧美对外是一致行动的印象。

英国脱欧以后，没有了英国这个既懂美国、又懂欧洲的国家人在中间斡旋，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影响欧盟的力量，以及心理上的信任度陡然下降。这对美国的整合力量来说具有弱化作用。

同时，欧洲的力量也会下降。一旦英国离去，欧盟影响美国的力度就会下降，进而影响世界的力量也会下降。因此，英国脱欧对世界格局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欧盟和美国的地位在弱化。

    英国人脱欧之后，它要向东方寻找战略平衡，就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脱美举动。从英国参加亚投行，以及对香港问题的取舍（和美国人比）来看，其实英国人有一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倾向。美国人是站在太平洋的东岸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英国人是站在大西洋的东岸穿过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看亚太再平衡。此外，再想想中东、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取舍，这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重新思考的空间。

英国脱欧的隐性影响

首先，脱欧选举让许多人，尤其是理性研究人员，对一人一票的制度打上了一个问号。国别之间的关系，要以一国为单位形成一个行动单元体，对一个整体性、跨国性命题，或者世界性区域组织的命题，通过公投进行决策。

针对这种民主制的漏洞，理性的思考者会问，民主选举还行吗？这种心理的影响不仅是中长期的，而且是隐性的，看不见的。我认为，美国的智库，英国的智库和欧洲的智库，恐怕和我们一样，都在思考这种体制的漏洞。

过去我们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好，一些精英会说，这种权利分立恰好是制度稳定的因素。美国历史上也不断对其选举制度进行圆融。通过这次脱欧公投，欧美的精英阶层会问，我们的民主选举真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对吗？面对现实，他们心里边也会咯噔一下。英国公投，对欧美精英阶层的集体心理是个沉重的打击。换句话说，英国脱欧的隐性效应比显性效应还要可怕，显性效应是缺胳膊断腿，而隐性效应直接要走的是灵魂。

    同时，精英们还会问，我们在向世界各地推行自由民主的时候，还能站在道德高地上吗？美国人和英国人会问，也许中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中国人组织自己民族的历史比我们长得多。如果把这种观点放到英国和欧洲，我相信他们能找出自身的问题，也有纠正问题的潜力，但是收益最大的是我们，这让我们无形中对自己的历史和制度增加了自豪和自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英国脱欧是近25年来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也许是未来50年更伟大问题的导火索。

张捷①：英国脱欧是世界变局的起点

觊觎“英国梦”

我认为英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图谋，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偶然。这种图谋主要是指英国人看到了英联邦复活的可能性。

英联邦解体之后，英国的很多小兄弟都被美国所控制，而现在美国衰落了，需要跟别人签订TPP协议了。以前美国强大的时候，不用签TPP，你要违反了游戏规则，我直接打你，但签订协议是一个双方义务。

英联邦本身存在的时候，其内部就存在一个TPP，就做英联邦特惠制，而英联邦特惠制在1973年的时候，英国加入英联邦的时候，英国被迫放弃了。如果把它放到更广的背景上，我认为二战后，说是美苏对抗，但美苏关系前期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点，就是要抑制英国、肢解英国，而且英法不能联合。

我觉得有些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脱欧公投的时间是2013年的1月23日，而英联邦宪章是2013年的3月11日签订的。然后就是苏格兰公投也在3月份。把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我们不太相信这种政治有如此大的巧合。而且苏格兰公投被有意识地放到了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很多人把英国脱欧说成是难民的影响，但是脱欧被提出来的时候，其实难民还没有发生。

在此之前，丘吉尔提出过一个英国的外交战略，叫做“三环外交”，就是英国处在欧洲、英联邦和美国三者的中心结点。后来英国加入欧盟，英联邦就变成了一个虚无缥渺的组织，这也是英国传统的一种制衡战略的体现。

相对于其他的英联邦成员国，英国起码是文化领袖，精神领袖。而英联邦的复活是英国的一个梦想，我们叫它英国梦。

中英关系的战略机会

英国脱欧对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如何发展中国与英联邦的关系。英国既然想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中国的支持。

我认为英国做的很多事情是深思熟虑和具有一致性的。亚投行的成立英国最先表态，英国把LME卖给中国香港，而LME在世界上拥有很多金属的定价权，而这些金属最大的需求在中国。在西方文明世界里，中英关系可能会成为中国最先突破的一组关系。

因此，英国脱欧不能比较短视地看。把这些历史关系和脉络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世界变局的起点。也就是世界从原来的双极到后来的美国一极，而现在走向多极化，走向区域合作，而英国处在世界岛的另外一极，并且和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有交集。综上所述，我觉得中英关系还拥有很多战略机会。

人民币的信用支撑

在这个世界上，信用体系是最重要的，它实际上决定于你的货币支撑。

美国印了那么多钞票，它为什么能够稳定？以前总说美国最早是金本位，后来锚定了石油。现在美国又制造了一个舆论，说是无锚货币。实际上，现在美元最大的锚不在别的，就在中国制造。中国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品，而且中国的出口贸易量远超过石油，并且比石油更包罗万象，但这些都是美元结算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很多牌可以打。你的货币到底能买到谁的商品，这个关系很大。现在中国欧债要买，美债也要买，英债也要买，我们的货币全部以这些外汇为基础来发行，实际上这些外汇的货币信用锚定了我们的人民币，自然就有了良好的信用。

在中美和中欧的货币对弈和对抗中，如果中国不买哪个国家的货币，实际上对于那个国家都是致命的。而欧洲这种历史性的衰落基本上不可避免，其背后更多的是货币的信用体系问题。

对于人民币，实际上我们也要想想汇率为什么不稳，当初的分析和外面流行的分析其实差别很大。华尔街说中国的汇率不稳，是中国国内经济不好，但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世界最快；我们的出口创世界新高，我们的外汇储备如此之多。从表面上看，人民币是根本不能做空的，但是从里子上看就会发现，这其中的机会很大。

（编辑  宋斌斌）

当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时，美国把香港视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其在对华战略中担当一定的制衡中国的角色。当英国在不得已情况下决定将香港交还中国后，美国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肯定“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价值，给予回归后的香港近乎“国家级”的待遇，其目的不单是要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利益，也包括取代英国在香港的地位。美国更期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能够继续发挥促使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的作用。

总体而言，香港回归以来在中美关系上不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也没有为中美关系带来麻烦。尽管中国政府偶尔对美国政府发表的有关香港的意见和批评做出反击，但香港问题并没有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影响。来自中国或美国的专家和学者在论述中美关系时，一般都不会谈及香港。

然而，过去几年来事态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可能带来了一些复杂因素。虽然目前还未能充分、准确和具体地预测日后的发展，但从“预为之谋”的态度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应该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2010年美国总统宣告“重返亚洲”(“return to Asia”)战略，目的是要把美国的地缘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亚洲。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又被称为“亚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ing”)和“支点”（“the Pivot”）战略。“重返亚洲”当然并非表示美国过去在亚洲没有“存在”（“presence”），只不过是高姿态强调美国要大幅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而已。从美国的角度看，过去过度重视欧洲和中东的地缘战略需要调整，这就势必对崛起中的亚洲特别是中国给予高度重视。显然，亚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欧洲和中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

一直以来，各方面对于“重返亚洲”战略的论述虽多，但颇为零碎，且臆猜成分不少。即使是“重返亚洲”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R·克林顿对此也是语焉不详。① 今年出版的由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撰写的新书《支点：美国在亚洲的未来治策》）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详尽和权威的论述。①坎贝尔在2009-2013期间是奥巴马总统的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深得国务卿希拉里赏识，也是“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师和推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明年入主白宫，则坎贝尔重返美国政府的可能性不低。以此之故，他对“重返亚洲”战略的阐述不容忽视。

     简单来说，按照坎贝尔的分析，“重返亚洲”战略有如下的重要内容：

l  制定全面和灵活的亚洲战略，有效地运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其他手段来达到美国的重大战略目标。经济手段和其背后的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尤应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②

l  鉴于亚洲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国际地位和核心利益息息相关。亚洲应该是美国的国际战略重点，过去美国过度重视欧洲和中东的战略应该改变。亚洲的战略重要性应该不亚于欧洲和中东，甚至应该尤有过之。

l  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亚洲以至世界的局势与大国势力对比格局。必须防范中国成为亚洲的“霸主”，因为那将损害美国在亚洲以至全球的利益，动摇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将改变战后由美国缔建和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及其运作规则。

l  亚洲各国虽然与中国在经济上有不少的共同利益，但在安全问题上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是在维护他们的主权和安全方面。

l  向美国在亚洲的新旧盟友或朋友保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存在，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被迫撤离亚洲。同时，也向中国表明美国决心维持其在亚洲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l  不容许中国在亚洲“成就霸业”。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会让亚洲走向不光明的前景。

l  尽管美国充其量只能拖延中国的崛起，却不可能阻挡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的战略意图是要促使中国在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框架下崛起而不是另搞一套，从而减少中国崛起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避免大国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鉴于中美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对中国并非采取“围堵”(“containment”)战略，反而是一种混合了合作、对话、竞争和冲突的战略。

l  扬弃过去“中国优先”的方针，不再突出中美双边关系和中美联合领导在亚洲事务上的关键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应该把对华政策纳入一个更全面、广阔和包容的、由美国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政策框架之内。所以，应该建立和强化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贸易和军事合作。

l  保卫亚洲的由美国塑造的“亚洲运作系统”(Asia’s operating system)并引领该系统进行革新以符合二十一世纪的需要。该系统的主要原则包括自由航行、自由贸易、区域事务高度透明、和平解决纠纷、遵守国际法和规则等。

l  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性合作机构和组织，创建新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并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为新的、重中之重的区域性经贸合作组织。

l  建构更高层次和水平的自由贸易体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减少各类保护主义措施。

l  致力推动民主发展和宣扬西方价值观。

l  强化美国与亚洲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l  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在2020年前把60%的美国海空军力量投放在亚洲。

l  确保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

l  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而进行军事装备和战略革新，破解中国针对美国的“反进入/区域禁止”（“anti-access/area denial”）的战略。

l  联合亚洲各国一起制约中国，并支持那些与中国有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与中国周旋。

l  争取欧洲国家对“重返亚洲”战略的支持、参与和配合。这个意图部分反映在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之中。

当然，现阶段很难断定美国在日后有多大决心和能力去贯彻其“重返亚洲”战略，而欧洲和中东的混乱局面是否会使美国再次分心，但无论如何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可等闲视之。

中美在亚洲的战略较量与香港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中美两国无可避免会在亚洲进行全面的战略较量或博弈，其结果对亚洲以至世界格局将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针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已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如中俄的战略互动、增强国防实力、致力捍卫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强化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合作、构建新的区域合作组织、签署双多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和经济协定、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组织和事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国内企业和人才“走出去”等。“一带一路”战略可谓各种应对策略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一整套深谋远虑、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西进”国际战略，其重要内容包括减少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开拓更广阔和纵深的战略腹地、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减低对海路运输的过度倚赖和强化能源、资源和国家安全等。

当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无以为继、各类保护主义抬头、国家与民族意识兴起和全球经济停滞不前之际，崛起中的亚洲的经济和战略价值更为突出。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美在亚洲的战略角逐不可避免。

在未来一段颇长的日子里，香港会处于中国和美国战略较量的夹缝之中，处境会愈趋困难。过去香港在中西方之间“左右逢源”的状况将难以延续。因此，如何应对新局面，对香港特区的领导人和中央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对美国来说，香港回归中国，特区管理权已属中国内政，故此香港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明显下降。随着中国坚定不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并在发展模式上与美国竞争话语权，在促使中国重复西方发展道路方面，香港的作用也已非常有限。当然，美国在香港仍然拥有相当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反共、反华力量和各种反对势力仍然可被美国利用为中国制造麻烦，并为“一国两制”的实施增添障碍，因此在某程度上，香港可以“继续”发挥牵制中国崛起的作用。

过去几年，香港各类反对力量利用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和特区政府施政失效等议题发动政治斗争，其巅峰之作为2014爆发的、为时达79天的“占领中环”行动。随后各种极端主张蜂起，尤以本土分离主义、自决倡议和“香港独立”为最。香港的反对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来自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①他们的行径不但为香港带来政治混乱和管治困难、阻挠了“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也损害了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形象。

最近几年，美国对香港的关注程度有所上升，但往往从负面角度出发。自1993年开始，美国政府按照“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香港情况的报告。由于美国政府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情况没有违背“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的期望和要求，因此在2006年后便停止向国会提交报告。然而，最近美国政府认为，香港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对美港关系不利的情况，因此在2015年4月恢复向国会提交报告。在2015年的报告中，美国政府表达了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人权状况和媒体自由的不满。该报告对香港政府没有顺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将泄露美国情报机密的美国人斯诺登移交美国，反而容许他逃到俄罗斯特别恼火，并警告这会损害美港关系。①

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将为美国日后进一步“关注”甚至“介入”香港事务提供理据和基础，也为美国政客“干预”香港和中国内政提供弹药。这一举措亦有可能使香港在某程度上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哪怕是不算很重要的“棋子”。

近年来，个别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注意到香港在中美关系中的存在，并断言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乱源”或“麻烦”之一。例如，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在未来十年，中国政府所要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为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这几个越来越不稳定的边陲地区。新疆和西藏极为不稳定，而香港和台湾的不稳定程度较低，但它们却有与北京发生重大对抗的真正风险。”② 他接着断言：“……在香港和台湾，明显的和长期性的趋势并不是走向靠近中国大陆和中央政府，而是离开它们。这个趋势在日后会愈趋强化，并（在两地与中国大陆之间）产生连绵不断的摩擦。如果大陆方面试图以武力手段镇压香港或台湾的‘分离行动’，则不可预计但却又具有爆炸性的局面将会出现。”①

坎贝尔对香港的情况也做出评论：“北京对2014年在香港发生的抗争行动的打压、它在同年发表的那份旨在修改香港的自治地位的白皮书……已经引发了中国是否遵守‘一国两制’的严重关切。”②

可以说，香港的各种反共、反华和反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力量，以至香港出现政治动荡和部分港人与中央对抗的情况，都会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香港兴风作浪有可乘之机。除了扶植那些力量外，美国还可能采取一些“搅局”的手段，用以削弱香港的经济活力。举例来说，美国可以以“美国-香港政策法”为由，借香港的人权状况欠佳，或借口中央政府没有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而撤回部分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比如输入先进技术）、对香港施加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阻挠香港加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扰乱香港的金融状况并借此在内地引发金融风波等。不过，这样也会损害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损害与美国人有共同价值观的香港人，进一步降低香港对中国的“示范”作用。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美国很可能不会积极做一些有利于香港发展或提升香港对中国发展的作用的事，毕竟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中美战略较量激化过程中不一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举例说，尽管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和与西方规则和标准接轨的经济体，但从来没有美国的官员、专家或学者公开建议邀请香港加入那个目前旨在排拒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①

     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民主观是美国立国以来的国策。“美国-香港政策法”开宗明义地说明：“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项原则自然地应用在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上。1997年6月30日之后这个情况不变。”①此外，美国认为香港人的人权状况与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关系密切。②可以想象，在日后的中美战略交锋的过程中，香港的民主改革和人权问题将会愈益成为中美的摩擦点，而美国各方势力与香港的反对势力更会加强协作。

中央对港政策

作为一项关系到国家和香港的长远和核心利益的重要国策，“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而改变。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却将无可避免地使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需要面对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一国两制”诞生之际，正值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时刻。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一国两制”正面对中美战略较量之局。①故此，我们要以更小心、认真和警惕的态度来处理香港的事务。

一方面，保存香港与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密切联系对国家至为重要，因为香港在新一轮的国家“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仍要担当重要和难以替代的角色。举例说，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难以遵循TPP的苛刻要求而加入该组织，但香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TPP的“桥梁”，发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作用。又比如，香港可以充当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的融资、管理、服务和法律仲裁中心，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和实施服务。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在中央对港政策的显著性和重要性也会与日俱增。特别是香港在回归十九年后仍然没有完成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而香港与内地仍然没有相互移交逃犯的协议。近年来香港出现的各类本土分离主义和对中央与内地同胞的逆反情绪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预期，中央会加强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与香港特区政府的联系和合作。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尽管保存香港的国际联系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对国家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要，香港的国际活动空间有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而外部势力在香港的运作空间也有可能需要受到若干约束。举例说，虽然香港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在香港以外成立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

     考虑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困顿和对香港的重视程度下降，香港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而崛起中的亚洲正好是香港日后的依托。香港可以通过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来推动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会发挥香港在亚洲的影响力协助香港“走进”亚洲，从而减少一直以来对西方的过度“倾慕”和依赖。

“一国两制”虽然在香港已经实施了十九年，但不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解、行为和要求的东西仍颇多。中央为了准确和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在坚持基本原则和立场的前提下，中央需要扩大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社会支持基础，为此需要在特区管治方式、政治作风和施政方针上尽量回应港人的要求，减少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并推行各项不可再延宕的社会、经济和民生政策的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和公义。

总的来说，在愈益复杂的中美战略较量局面下，为防止香港为外部势力利用为“颠覆基地”，保存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对国家的价值，需要在坚持“一国两制”大原则下采取坚定而灵活的政策和措施。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虽然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带来复杂性，但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可以将部分“坏事”化为好事。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