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从而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他们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盲目模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市场万能模式。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在提升，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帮助。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邻近的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中国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这些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高速公路，洲际铁路联运，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

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该港的吞吐量翻倍，随即开始配合兴建铁路并向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向当地农民卖高价种子赚钱，那是孟山都公司干的事。当然这动了孟山都的奶酪，它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产品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2015年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上合组织体现的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

2018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合组织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2017年，我在台北曾和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去驾驭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上，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适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鸿沟。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销售平台、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操弄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要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为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改。纸币可能很快会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

伴随透明社会而来的将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部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中国的全球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有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可能达到几百倍、几千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信息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必须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中，应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产业生态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聚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

（编辑  季节）

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冷战结束后30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过去30年的每个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3%、0.3%和0.7%，可谓“贴着地皮增长”，堪称“零增长”。GDP增长率的低下与物价、利率的长期低下，并称为日本经济的“三低”，也构成了“日本化”的三个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将长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锁定为0%），导致预期投资收益率长期低下。企业不投资，抑制设备投资、抑制研发投入，潜在生产率低下，潜在GDP增长率长期处于1%以下（目前为0.7%），在物价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通缩化”现象。

摆脱通缩是日本政府的长期任务。“安倍经济学”使用了大胆的金融政策，辅之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国家债务；央行无限购买国债及企业股票基金，导致央行资产膨胀、日元长期贬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日元贬值加剧进口物价上升。出口物价则因企业面临全球竞争难以轻易提升，导致日本交易条件恶化（出口物价高于进口物价）。

鉴于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达30%，日元贬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刺激效果减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现更强的负面效果。由此，面对国际物价上升、美欧央行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化倾向，日本央行如何调整金融政策关乎其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具有稳定深度发展的基础

从贸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以来，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间轮动，中美不分伯仲，堪称日本的两大出口要地。在进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地位，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在日本总进口中的占比约达23%左右，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逐渐增强，对美国制成品的依赖逐渐减弱。

中日产业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入世之初，日本对华出口的九成为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今，这种跨国产业链关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强。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看，有色金属、半导体制造装置、集成电路、电子零部件，及电子计数仪器等对华出口逐年扩大，并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关系大致为13：100，即每进口13个单位的日本生产要素，可产出100个单位的中国出口产值。

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结构日渐表现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类别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趋接近，如“一般机械”，互占23%左右；“电气机械”接近27%，中国出口占比更多一些。这意味着中日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紧密产业链关系。

这与日本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对华直接投资有关。中国入世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掀起新的高潮，这个潮流持续到2012年中期，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度预期，也反映了对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高度期待，同时也与日本“3•11”地震后企业分散投资，转移产能，规避风险有关。之后，日本企业投资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增速上呈现超过对华投资的势头。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日贸易结构并未发生大规模改变，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在华产业链布局也未发生显著改变。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可谓仍保持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中国市场的投资魅力、投资收益仍可抵消所谓的“经济安全”考虑。中日产业关系仍具有稳定深化发展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具有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

（编辑  季节）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和内战后消亡了，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故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尼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编辑  季节）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是如何开始的？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为什么会衰落？

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历史命运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意见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这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长期统治着世界，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无所适从。

西方流行历史观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吗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时期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如果把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法制看作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那么作为衡量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最佳标准，应该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都比当时的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在欧洲，煤炭替代木材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然而，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用于炼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很少染色，甚至是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是由纤细光滑的蚕丝织成，经过染色和裁缝制成绸缎。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必须经过冶炼、锻打和成型制造。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丝绸产业涉及原材料、纺织、染色、成衣制作以及原始的市场营销等等专门行业，这样精细的分工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运河体系，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以及最早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欧洲国家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在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除了黄金没有任何商品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古罗马-秦汉时期，中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与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地中海海域以及中东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开贸易。这些地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横贯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丝绸之路。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指出，在当时，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每年有大量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入东方贸易市场。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1800年工业革命前后，全球最大商品交换中心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中国购买商品。“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布罗代尔）

相比之下，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简陋，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吃饭用的叉子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中国与西方在生产力的差异十分突出，到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流行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的法律结局，从而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这正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包含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且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从而提供了法律实施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这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影响了几代西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学者。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无不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文艺复兴以来到工业革命之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

因此，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要是没有强大的美国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反过来，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直到目前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及其治理能力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了执行法律的政府力量，即使它的民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贪腐违法，也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

其次，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不公时指出：“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伏尔泰说，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

安克蒂尔-杜伯龙在1778年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指出当时因西方全球殖民扩张出现了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问题，都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这个240年前的评论，对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适用。

科学是推动国家力量的生产力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中国朝野普遍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其实，古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同样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后期专制国君路易十四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之后才感兴趣；俄国人直到18世纪，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才感兴趣；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演绎数学感兴趣。同理，当中国人一旦意识到国家间军事-科技实力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开始对科学发展感兴趣了。

启蒙时代的欧洲，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但是，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对科技人才和科学研究给予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达·芬奇在年轻时曾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写过一封求职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火炮及其运用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等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中国历朝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两者道理是相同的。

通过对欧洲近代史的剖析可知：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这是其后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起源于各个欧洲王室延续几百年相互征战的压力，生存竞争压力导致军备竞赛，以及各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制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煤炭等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战争创造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

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型城邦战争中，高速飞行的炮弹和精确计算炮弹落点的高要求，迫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腊文献学习平面几何与代数知识，以便透彻理解变速运动物体的轨迹和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只有对进一步提高火药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化学理论，以便超越传统炼金术知识水平的限制，帮助系统地提炼硝石、硫磺并解释物质的燃烧和爆炸现象。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不懈追求，极大地刺激了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木材加工、炼铁、冶金和采矿业）的高速发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的大力开采，刺激了深井挖煤技术以及煤矿铁轨和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广泛使用。同时，通过对海外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需要建设一支拥有强大火力的远洋海军，并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导致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线工厂体制（包括大型兵工厂）和珍妮纺织机与蒸汽机的诞生和普及。

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此展开的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并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

所以，离开了中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之间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这个时代条件，离开了欧洲几百年的“战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模式，离开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赢得这种竞争的长期知识投资，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

欧洲历代君主为了赢得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出台过很多政策与制度建设试验。创新改革能力强的王室则生存，创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则灭亡。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争霸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此后法国才在科学方面崭露头角。法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18世纪，路易十五为培育军队将领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日后强大的法国军队提供了杰出人才。

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竞争-战争体系下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如果日本19世纪不摆脱中国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果断采纳欧洲列强的战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日本必然无法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弱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而发动殖民主义战争和对全国实行军国主义管理，则是保障日本大规模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政治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部分日本学者对当年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狡辩，另一方面也间接地揭示韦伯主义者对欧洲当年依靠战争资本主义崛起这个历史“主脉络”的掩盖和文过饰非。

因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与流行历史观所强调的“英国大宪章”和“英国光荣革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与韦伯的所谓“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没有必然关系。

欧洲国家力量对科学与数学的长期重视，并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也并非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制习惯”，更不是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需求，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远处行驶中的战舰时，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他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包括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频率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各场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16世纪以后战争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吸收东方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的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整合成了二三十个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战略的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上千倍，但缺乏战争意志、战争经验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刺激下，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数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寻求历史正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方面处于“艺术与商业齐飞”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无法无天、道德堕落、黑帮当道、官商勾结、寡头垄断，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时期。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如果人们承认欧洲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必经阶段，那么将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显然就是一种套套逻辑。它掩盖的其实是西方通过最野蛮的战争、掠夺、奴役、殖民才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秘密。

我们要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编辑  季节）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全球重大问题提出独到看法

中国在前一轮的全球化中，还是处于边缘地位，是后加入全球化的国家。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进程更多的是一种追随，而很少进行主动的引领或者创新。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刚改革开放时更多是从参考西方人对于全球化的论述中，提出自己对于全球化的观察角度和观点，很少有自己主体性的看法。我们作为后来者，如果要对于全球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评论，人家往往不屑一顾：你也配吗？

朱云汉先生在他的近作《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对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在做相同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天下观”来看待全球化，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研究视角。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使很多学者在这样的时代基础上，有条件做出有益的理论创新，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开拓者。朱云汉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尝试。

    对朱云汉的著作，我是有很大共鸣的。从方法论角度讲，他是从问题出发，从时代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现成的原理、或是从哪一位西方名家说过的某一句话出发，也不是局限于引述西方哪个大学者说过什么，而是从问题出发，是基于对于时代的观察、分析和思考。

    在这个基础上，云汉先生首先提出了五大不确定性：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国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前景不确定，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潜力充满不确定。可以这样认为，现有的全球秩序框架及其基础，以及未来的前景，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第一，从对问题的观察出发。以此为出发点，朱云汉不是从西方人的视角，而是从全球视角，以及一定程度上从中国的立场、中华文明的立场去观察，提出了五个不确定以及四重历史趋势的判断。他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个判断具有比较大的批判性，因为现在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于世界问题的观察，几乎还没有得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一判断。他们或者提出美国开始式微，或者说欧洲开始式微，但要他们作出“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式微”的判断就不太容易。这是需要站在一种全球的、时代的、也是中华文明的立场上去观察的。

    第二，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崛起。这个判断也是很难被理论界、思想界那些现在持西方中心论的人所接受的。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潜力依然存在。全球化的融合能量正在超出裂解的能量，就是说全球化还要继续延续。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面临竞争，全球治理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亚洲国家有可能构建形成新的经济共同体。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未来世界有可能走向“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朱云汉提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孔夫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回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再追溯中国革命史、1840年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乃至再往前推溯到5000年中华文明史，都可以追寻到“天下为公”这一思想脉络。

在分析这一次全球化的裂解和再融合时，朱云汉强调当前世界出现了四重历史趋势：一是美式单极霸权开始式微；二是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人类政治文明走向多元并举的常态；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包容性增长为动力的新兴全球化蓄势待发；四是人类历史走向后西方时代。这些都构成了对于当下全球历史进程的重大研判，这就充分体现了关于全球化的思想内核和价值。

两个重要的创新性结论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终结”这一命题，表达了对今后世界趋势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从那时以来，西方学者对全球化发表过不少新的意见，包括近两年新冠疫情以来也有许多议论，但很少有全景式的、真正把全球当作“天下”出发的观察。从这个意义来讲，朱云汉先生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在书名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第一，全球化正在裂解。具体而言，就是由欧洲人开启的、美国继承的、由西方文明主导的、镶嵌式的全球化正在裂解。

    关于对“全球化的开启”从何起步，是有过争论的。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长。但是现在各国具有共识性的意见是，全球化是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期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缺少一种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打破了地理隔绝的各个文明密切互动的情况出现。

    现在的全球化，正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它具有经济的掠夺性、政治的垄断性、精神的排他性等特征。许倬云在朱云汉这本书的序言中专门讲到了关于西方文明的一神论的排他性问题。

    就是这些特性，构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在此之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现在全球化出现的裂变和分裂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不同国家之间，即包括大约十几亿人的发达国家群，和六七十亿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是一个大的分裂，是从国家主体的角度发生的分野。另一种分裂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分配也是边缘化的，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99：1的分裂。比如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十亿人口中间，真正的富人只有百分之几，其余多数也是相对贫困人口。

    正是这两个分裂，导致了现有的全球化模式很难延续。这就是朱云汉先生所说的“镶嵌式”全球化。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体化，因为在财富的分配和再生产中，不同人群是有鲜明界限的，所以这种全球化走到了今天，也就走到了尽头。

第二，新的全球化的再融合进程开始启动，包含了多种文明、多种模式的融合型的全球化正在萌生。

纵观500多年的全球化历史过程，可以把西班牙主导的时代看作1.0，荷兰主导的时代看作2.0，英国主导的时代看作3.0，而美国则是全球化4.0。在此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是由欧洲推动、美国继承、以西方阵营主导的全球化。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有性质上的不同：如果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按照朱云汉所说是“镶嵌式”的，那么现在全球化具有一种新的趋势，具有融合性的特征。

之所以出现这种融合性的特征，就在于有中国这样继承了中华文明、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国家，开始加入全球化的进程，甚至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如果以前的全球化进程是机械式的权力中心的转移，目前这一次变化则有迭代式的特征，是生命体的进化，是新生力量替代之前充满缺点的传统势力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形成多元并存共生的模式。

倡导多元并行的全球化

从目前中美博弈态势看，包括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态度的某种调整，似乎他们也看到绝对性的排斥、不给中国留活路的全球化是走不下去的，中美共存是必然的。当然，拜登政府所设想的“共存”，是希望以不损害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前提的共存，他们主张的全球化是自己要尽可能地占最大利益的全球化。

当然，这是一种政治让步。但是至少应看到这种趋势：未来的全球化不会是由美国一家主导，甚至也不会由西方来主导。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会更多地介入，作为多元化世界中间的一元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希望能够教化融合，天下一家。

1840年之后的109年中，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形势下，强制性地进入全球体系，那时的中国是被帝国主义打击和蚕食的对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历30年节衣缩食的工业化建设，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再次进入全球体系之中。中国作为建设者、追赶者，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多的经济体，因此成为具有某种引领性的主体。我认为这是当今全球化内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具有“再融合”的特点——它不是强迫性的、排他性的、替代性的、意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在战略上也不是所谓自我收敛，而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文明在全球化中间应该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想侵占别人的一席之地，但是也不允许霸权主义侵袭我们的一席之地。要维护中国人的权利，要维护中国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未来在全球化中间的定位。朱云汉很好地阐释了这些看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和拜登的一次电话会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他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习总书记强调了三个原则：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中国不是在美国这艘全球化轮船上烧锅炉、在甲板之下卖苦力的。中国和美国是两条船，这两条船是迎着风浪共同前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并行的。当然全球化也不会排斥欧洲这条船、不会排斥俄罗斯这条船，也不会排斥非洲这条船，大家都是多元并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体现出未来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发展的重要方向。

    朱云汉全景式地分析了世界现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重大问题，也展现出中国的视野、中国的襟怀，汲取了中国的使命和担当的答案。

（编辑  季节）

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中的瓶颈，而且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

我们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看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然后一步步发展成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70多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其他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未来中国还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信息量很大的历史地图，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在前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东边与南边，有中国和印度两大古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从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重心往西北移动，1820年后更加速往西走，体现了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接近19世纪末，北美大陆崛起。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顶峰。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东亚也开始加快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从1960年开始缓慢往东移动，出现了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1980年之后，全球经济重心快速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2010年，重心继续快速东移，这时印度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显然中国是最大的牵引力量。这张图预告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所以《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感叹，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趋势的各种指标变化。

图2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根据过去200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图中显示，从1820年（清嘉庆末年）到1950年，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的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图中最上面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后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接下来就是荷兰等中小型西欧国家，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上的“西方”。所以将近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西方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比重一路下滑。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日本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的40多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全面崛起的大趋势已形成，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后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这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交易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积极把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它们从不依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依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和西方崛起的历史轨迹非常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16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崛起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避而不谈，也对战争对激发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例如，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作品，就是通过扭曲历史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哈佛大学的阿西莫格鲁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像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他们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等。

人类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有大约1.45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有90%以上（约1.3亿）因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进行种族屠杀；美国还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又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多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45万亿美元；期间累计有18亿印度人因受严重剥削、生活极度困乏而死。所以，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直到二战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结束。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1987-2017年3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

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了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117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而中国在建设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速度早已让美国瞠乎其后：到2018年，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现在中国已经有近13亿人用上4G通信，4G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远远超过美国。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辽阔的版图上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7亿多人脱贫（按照国际极端贫困标准衡量），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制定的新千禧年发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1990--2015年之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能达成，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

图3说明了过去百年来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是多么不容易。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也不断在增加，这一趋势到二战之后还在继续，这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趋势。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折点慢慢出现了。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和总数都在不断快速下降。1990年中国还有7.5亿多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为帮助它们消灭贫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义

中国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盛，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尚能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

第三，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及路径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及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多年来，很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难以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联系也比较薄弱。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它们有机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建立互补关系，中国也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五，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了积极与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已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或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这使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在预料之中。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越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做一个榜样，同时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重组。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

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8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近1/3，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在18%左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短短十几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11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此外，中国也扮演着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中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合作需求，建立了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区域加一”模式）。例如，中国与非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建立了合作论坛，同时建立各类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展现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构建者。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或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易的。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主要由两个集团主导。一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二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因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已成为“金砖+”，中国计划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吸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和西欧，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E7）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根据购买力平价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量只是G7的一半，但2015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持平。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会是G7的两倍。未来20年，我们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兰德公司描绘了205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轮廓（见图4）。届时，以购买力平价GDP为比较基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非中国莫属，经济总量将达到58万亿美元；印度的经济规模将可超过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屈居第三。传统的七大工业国，只有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还会进入前十大经济体。日本将下降为第八大经济体，而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与墨西哥在经济体量的排名上都会超越日本。东亚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贸易的最重要源头，而中国必然成为亚洲的龙头。在这个大趋势下，亚洲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福祉最关键的五个方面着手，协同其他国家追求普遍安全、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境界。

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

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愿意学习与引进其他国家最佳的实践经验，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

最后，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科技自主创新生态体系，在许多新兴科技领域开始走向世界前沿，可为14亿人开创全新的知识型经济与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科学知识群体中做出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持有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他们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建设性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国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协商，承担应负的责任。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的机制。中国通过“多加一”多边政策协商平台，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并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全球IPv6根域名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格局。

（编辑  季节）

一

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进入动荡不定时期，国际格局、全球体系、世界秩序发生相应的改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在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前，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积极有为，趋利避害，破浪向前，按照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充满着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演进，推动着事物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不同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且长久挥之不去，美国执政当局对中俄疯狂地进行“双遏制”，政权安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结算工具、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等问题无不缠绕着各国政府。这些都是促使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特别载体。但是国际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要按照这个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等等重大问题，以求主动谋划和因势利导。

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矛盾？哪些矛盾推动着国际格局发生演变？目前看，至少有以下几类最为活跃和重要。

第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资本天生为增殖而来，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增殖。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它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依据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各种经济活动规则，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各种名义、各种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并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市场份额，进而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和财富的无偿占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都是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陆续成为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由于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其经济发展往往不得不具有对外依附的性质。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反恐一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加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兴起，使得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出现了群体性崛起。它们反剥削、反干涉、反控制、反“布局”的意愿与能力日渐增强，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增多，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恐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愈演愈烈。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各自拥有的政治经济力量是不平衡的。由于近现代历史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对其他发达国家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美国历届执政当局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面前，对待盟国历来同样不手软。日本、德国、法国等等，都曾因为某些大宗产品的市场份额问题遭到美国的整治与扼杀。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在主导世界经济走向、在全球各地区发挥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在所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等方面，始终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利益争夺，最终多以美国取胜。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欧洲一再提出要实现战略自主、建立欧洲防务，甚至明确地一再说美国不靠谱，即是明证。美西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今后还会进一步加深。

第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美国执政当局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长久统治的目的，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不充满敌视，一心一意要摧毁他们眼中的“另类”。由共产党执政的古巴、朝鲜、越南、老挝都曾经并正在受到美国的肆意打压、颠覆和制裁。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我采取“柔和”政策，希冀通过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办法，将中国逐步“同化”，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感到事与愿违并发现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还在上扬之后，便公开叫嚣要规制中国。拜登政府大搞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安全、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我进行围堵、打压，不断在涉我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制造各种问题和障碍，阻遏我发展。中美关系恶化、结构性矛盾加深，非短期内能得到缓解。

第四，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罢工运动，明确反对能源涨价、社会不公，要求增加工资、更换政府、提前选举议会和总统的呼声（如美国的“华尔街运动”、 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不绝于耳，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民粹主义”一词再度横空出世。所谓民粹主义者，不过是相对于那些建制派即当权派及社会精英而言的“草民”，即普罗大众。但“民粹主义”被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鱼龙混杂。有包括白领和蓝领在内的工人阶级，也有外来移民阶层，还有本国的民族排他势力，甚至恐怖极端分子也在其中。我们要注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汇是有意识的，目的就是掩盖和模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质，其间充满了政客和精英对人民群众的厌恶和鄙视。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至于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同广大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同样是十分激烈的。大多数国家政权掌握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代理人）的手中。受“金钱政治”的局限，没有强大资本的支持，真正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永远“打不进”政权。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手”倒“右手”的游戏罢了。而且这里面还往往掺杂着民族、宗教、部落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阶级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上述四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联系，推动着国际格局以至世界秩序发生演变。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依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说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使其手中的资本能在国际循环的全部过程中实现源源不断的增殖，比如说在能源矿产的开发与挖掘上，在其他各类大宗产品的生产与贸易链条上，亦或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研发与运用上，再或是通过金融资本、通过股市、通过所谓货币宽松政策无底限地印钞洗钱上。这一完整的过程，也都一一体现在上述四大类的矛盾与冲突之中。

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从两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或者说是“一超多强”格局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仍然是“西强东弱”，即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矛盾尽管在增加，但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对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进行抗争的整体力量还十分弱小，面对各种无端指责和刁难，常常毫无争辩之力。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更谈不上满足，顶多是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发牢骚。现在，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宣布愿同世界各国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呼吁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在20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盟、非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全球和地区组织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情况下，在多国更多实行本币结算并尝试建立独立于 SWIFT 系统的新结算机制的情况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显。

有几个重要表现。一是全球经济版图在重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4％增加到超过40％；而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日益缩小。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美欧向亚洲加快转移。2020年，亚洲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约为38％，世界500强企业中亚洲企业占了227家，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全球可持续竞争力前10名城市中有5个来自亚洲。国际垄断资本在向亚洲作新的投资布局。

三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恶斗、社会撕裂、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制度失灵、政府失信、民众失望困局难解。所谓“自由民主”光环不再，海外“民主移植”行不通。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正在破除。

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平台和机会，较之过去更加强烈地要求实现国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是要求联合国能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他们赞赏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愿在美国逼迫下跟着走下去。

五是中国和俄罗斯从世界上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跃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中俄组合”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这方面，中俄领导人已经有多次表述。世界舆论对中俄两国在世界上发挥的正能量作用，客观地讲，也在更多地给予肯定和支持。

四

国际格局演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对它的研究和宣传，要注意不能落入西方国家设立的陷阱。比如，有些美国人几年前鼓吹中美“G2”，即打造中美两极格局。也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我们对此不能同意。中美两极格局，将过去的苏联换成中国，表面看很恭维我们，实则有其险恶用心。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的接班者。苏联后期在对外关系方面有霸权主义行为，注重谋求势力范围，在世界多地拥有军事基地。中国自始至终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犯他国领土，更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他国。中国不是苏联，从来不搞霸权主义。世界各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记忆犹新，把苏联换成中国，实际是往中国身上抹黑。

那么，可以认同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吗？同样不能。因为这样就等于否定了世界多极化，否定了经济全球化。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也不是中俄两家说了算，而是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说了算。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世界多极化。脱离开多极讲三极讲两极，都是上了圈套，毫无疑问是战略选择上的误判，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在国际上继续坚定捍卫国际公正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任务是很艰巨的。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敢于斗争精神是关键；有理有利有节，是把握分寸的主要原则；加强谋划、多做预案，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认真对待中美斗争持久战。中美力量消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看到并且坚信，无论美国怎么制裁、打压中国，也挡不住我们“往上走”，挡不住美国“往下掉”。要把握住“时与势在我们这边”这个道理，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2、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友好交往。牢固树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抓住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东亚峰会等周边组织和机制，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优先在周边取得更多成果，推动周边国家更多融入以本币结算的产业链供应链。

3、构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国际上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一切变种行为。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俄两家最有力量，也最有号召力。我们要强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扩大战略腾挪空间，共同抗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遏制打压。充分发展和欧洲国家的多边合作关系，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追求。总之，要尽一切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求稳定、争合作、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4、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处理好我国利益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碰撞增多问题。着眼长远，更多关注中小国家和弱势群体，切实实施国别政策，让发展中国家更多体会到中国发展强大带来的总体利益。

5、营造好多边舞台。面对现存的多边体系在较长一个时期难以根本改变的现实，我们要充分用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重要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增强运作多边机制的能力和本领，加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法律、民间等等资源手段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作用，注重分析矛盾、调动矛盾、转化矛盾，丰富解决全球性热点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编辑  季节）

西方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会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思想家对“李约瑟之谜”的经典解释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言下之意是“科学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一场以牛顿力学和拉瓦锡化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

西方传统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寻找西方文明独特的“自由、民主”制度基因。但无论是韦伯强调的法治精神还是诺斯强调的产权与契约精神，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非原因。

正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所说：“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那么为什么这个胚芽没有在东方破土而出？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气候条件”让资本主义胚芽在欧洲茁壮成长呢？

当我们了解到欧洲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都毫无例外是一部遵循丛林法则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所指出：“战争制造资本主义。”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书中也揭露：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即用战争攫取商业利润，再以商业利润支持战争这样一种循环扩张模式。而服务于这一扩张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金融、财政、司法制度，也都是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所刺激和倒逼的产物。

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今天不等于它的昨天。不能把它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比如法治、民主、大工业与福利社会）当成它萌芽的原因和先决条件。  

我最近的一本新著[1] 提出需要思考以下相关问题：（1）如果资本主义的昨天十分邪恶和丑陋，今天的西方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2）如果发展资本主义的代价十分巨大，西方是否还有理由和底气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3）如果发展中国家只有用西方当年的战争与掠夺模式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今天的西方国家有权阻拦吗？（4）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开启和完成自己的科技与工业革命？

         近代西方文明vs古地中海文明

人们通常提及的“西方文明”，其实是一个很不准确的地理和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西方文明”是“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的集合。这两个文明在时空关系上极为不同，却被流行历史观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古地中海文明”泛指最早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类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文明（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古地中海文明”体系是由肤色较深、头发偏黑、个子较矮的南高加索人种创造的（古希腊人并非今天的白种人）。而“近代欧洲文明”是由北高加索人（以阿尔匹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发展出来的，北高加索人（白人）代表的“近代欧洲文明”，也可以统称为“基督教文明”，虽然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地区，之后才传入欧洲。

接受了基督教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北欧人并不能自喻为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继承者。阿拉伯文明对古地中海文明的继承关系先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人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覆盖过整个地中海区域，其后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代表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才覆盖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拥有过的地域。况且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西方文明，在其萌芽过程中从东方文明（阿拉伯、中国、印度）所直接吸收的养料，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它从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吸收的养料。

我在书中讨论的“西方文明”，是指近代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的“基督教欧洲文明”。西方崛起之谜，是指以西欧白人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基督教世界崛起之谜”，而非古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谜。

          欧洲的军备竞赛和科学革命

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后造成经常性大规模国破家亡的最大原因，就是绵延500年的热兵器战争。其历史主线是，延续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11-13世纪），在破坏了丝绸之路的阿拉伯贸易网络、扫清了欧洲通往东地中海贸易枢纽的“路障”以后，由于火药的传入和基于火器的热兵器战争，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的野火，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它最初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然后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和全球殖民竞赛，扩展到西欧和北欧。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之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包括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同理，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内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引爆了工业革命。

这是一条社会动力学演化之路，其历史视角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一条历史的因果链，即火药传入欧洲以后引发的热兵器战争，最终导致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和规模化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延续几百年的激烈军备竞赛，又导致了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的长期投资并形成强大的“战争需求”拉动力量，不仅促成了伐木、采煤、炼铁、冶金等工业的迅猛发展，更为关键的是促成了“弹道力学”与“火药化学”这两场科学革命的爆发——就像20世纪的计算机、互联网与航天科学的突飞猛进，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太空与核武”军备竞赛与地缘政治争霸的产物。

20世纪冷战期间的激励军备竞赛模式，其雏形早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诞生和萌芽了。而爆发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不过是欧洲这场延续发育好几百年的跨国军备竞赛的自然产物与硕果。

          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解释有数种相互关联的流行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出现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另一种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那样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和吸收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论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论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由于新教是排斥科学的，都是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目前为止“西方中心论”解释科学革命较为客观公正的“非西方中心论”视角。不过爱因斯坦这个观点所提供的理由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虽然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但与古希腊数学无关。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发的，而且比牛顿的经典力学革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铁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而且，虽然培根提出了系统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论，但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和他的前辈（比如塔塔格利亚）这些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伽利略们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企图用数学与实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再次，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好好的，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为科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

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尤其是拜占庭的希腊人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文献。答案也不在于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工作和研究。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的观点需要回答，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气候变化、繁衍生息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以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往那里去？”诸如此类的人生哲学问题。当面对如此多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与伦理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关注两个不同大小的铁球如何在斜面滚动，从高空下落时的加速度等运动力学问题。即便是矿物学家和炼金术士，也只关注岩石的性质、成色和纹路。

伽利略这位卓越的自然哲学家和天主教徒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从中突破对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为什么？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文艺复兴时代。

事实上，伽利略在其经典名著《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第一页就开宗明义昭示了“科学革命”的“战争密码”：“……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厂里进行的经常性活动，特别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对好学的人提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伽利略创立的这两门“新科学”，一门是材料力学——它是基于威尼斯兵工厂军舰设计上对几十门重炮对船体结构、材料的受力情况所进行的静力学几何原理分析，另一门是铁球的运动力学——它是基于炮弹飞行的抛物线轨迹在惯性作用下的匀速运动和重力作用下的匀加速运动所进行的数学分析。通过在威尼斯兵工厂大量实验，伽利略为这两门新科学奠定了数学基础。他成为经典力学革命之父，最早把严格的数学分析与物理学结合的第一人。他不仅系统地借鉴了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古希腊数学知识去解决战争中遇到的物理学问题，并发现和论证了新的物理学定律，即炮弹飞行的惯性定律和炮弹自由落体的匀加速定律，从而打开了通向现代精密物理科学和变量数学分析的大门。这本经典名著是伽利略专门题献给他科研活动的赞助人——陆军元帅、总司令、鲁埃格地方长官诺阿耶伯爵的。

可见，如果没有火药传入并点燃战火纷飞的欧洲，伽利略不会去思考装载几十门沉重火炮的战舰受力（静力学）问题，更别说炮弹飞行的弹道学与动力学问题，拉瓦锡也不会去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从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

国家力量和近代科学革命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爆发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在打仗，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发明了“数、理、化”？

答案并不单单是古希腊数学知识的缺乏——因为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不需要古希腊数学；也并不是实验归纳方法的缺乏——因为中医理论、中药配方、针灸原理、《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都体现了实验归纳法在古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系统应用；何况，实验方法论鼻祖培根通过采用系统性罗列现象来找出背后原因的归纳法，不仅自己在科学发现上毫无建树，而且这种方法论的哲学表述也是由阿拉伯传入的。

问题的根本答案，是中国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和围绕这种使用热兵器的新型战争而展开的“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只有处在这样一种高烈度、高强度、高频率的热兵器战争和国家竞争体系中，才能激发出社会精英和国家力量对数学、物理、炼金术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巨大渴望、需求、扶持和投入：因为精确描述炮弹的变速轨迹，需要代数和平面几何；全面理解火药爆炸和物质燃烧的机理，需要非常丰富的炼金术知识和大量耗时、耗钱、耗人工的化学实验，需要国家扶持的专门实验室（与今天见到的大规模化学实验室没有本质的不同）。因而企图统一欧洲的法国路易十四在17世纪初斥巨资成立法国科学院，路易十五斥巨资成立“法国火药局”“拉瓦锡国家实验室”和巴黎高等军事学院。而中国明朝和清朝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在科技上落后了；然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这样做了，因此赶上了欧洲列强。

任何文明都具有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的能力，一旦社会需要，就会向别的文明学习和借鉴。正如中国古人不怕千难万险前往“西天”取经，也正如意大利人不怕千辛万苦将阿拉伯数学翻译成拉丁文一样。既然所有文明都具备向别的文明学习的精神，中华文明也就不需要自己独立发明佛教或古希腊数学——当年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通过丝绸之路向阿拉伯文明学习、引进更加先进的数学。可中国早期历史上向西方学习和从事文化交流的社会精英，比如张骞、玄奘、班超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大师们，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出产《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对“变速运动中的炮弹轨迹”进行精确数学描述的社会需求，没有产生对火药及其化学成分集中研发和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而近代中国经受了鸦片战争的屈辱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终于激发出了这种意识和需求，提出用精密科学“赛先生”拯救中国的口号。中国的国家力量才开始筹建兵工厂、理工科大学、军事学院、科学院，并公派大批留学生赴日、赴欧、赴美学习数学和科学，与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派学生去意大利拜访伽利略一样。这反映了当下中国对科学与数学的巨大社会需求——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密切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也是在尝够了炮弹的滋味以后才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否则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便不会强烈呼吁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达•芬奇和伽利略也不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工程技术和数学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先发明了欧氏几何，而是谁先产生了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社会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发明火药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

其实，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热兵器时代已经过时，近代火药-火炮与古代弓箭的差别，相当于当代的核弹-反导技术与当年的火炮-城堡技术的差别。

火药与火炮技术是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传入欧洲的。而火器的传入，使得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和文艺复兴以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变革，把与火药和火炮相关的制造技术和物理化学原理推向极致，从而爆发一场“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为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欧洲国家赢得一场远比“春秋战国”时代还要惨烈百倍的国家暴力竞赛和军备竞赛，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激励与推力。

基础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性质，需要国家力量有意识地投入并为其创造平台——包括类似科举制度和科学院体制在内的科学人才吸纳机制，以及政府采购、军工产业政策和一系列崇尚征服大自然的意识形态的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是这种“政府赞助”活动刺激的产物；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威尼斯兵工厂这个试验基地和酷爱战争的罗马教皇、意大利宫廷和欧洲贵族的长期赞助。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苏联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所谓“民主、自由、法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言，但是因为有斯大林国家意志的投入，苏联时期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不仅超越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期，而且超越同时代的自由欧洲，与同时代的超级大国美国并驾齐驱。

国家竞争体系和“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频繁的战争和欧洲国家竞争体系朝着科学革命的方向演化？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和拉瓦锡的化学理论与火药和炮弹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逻辑联系？琼斯、蒂利、肯尼迪、帕克、霍夫曼、欧阳泰和“军事革命”理论的支持者们，包括主张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莫基尔（Joel Mokyr）都没有给出解释，或者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在新著中将沿着琼斯、蒂利、肯尼迪和“军事革命”理论家们开创的思路，拓展他们的理论。首先通过对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重新剖析，揭示它们的战争资本主义属性，以及欧洲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生；然后通过“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下的军备竞赛，在“国家竞争体系”这个框架内解释科学革命的爆发，解释它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私有产权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也是受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推动和倒逼出来的。

同理，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的，欧洲自古以来就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四分五裂，和中国自古以来就因为有利的地理条件高度统一的观点，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崛起和它对中华文明的超越，只是近代500年才发生的事情，而不是2 000多年前或更久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欧洲和中国的地理条件在过去几万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化过。

采纳“国家竞争体系”这个概念框架，而不是韦伯和诺斯的文化与制度决定论，也可以帮助一大批“反西方中心论”学者解脱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即如何在充分承认东方文明对近代西方崛起不可或缺的贡献，以及中国的商品生产与交换能力直到19世纪初仍然大大领先于欧洲这一历史事实时，同时解释近代欧洲为什么有能力实现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反超和碾压，尤其是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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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不断地找寻新的敌人。服务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找出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政客喜欢找出敌对目标，因为打击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国防工业喜欢敌人，这可以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政论家与媒体喜欢敌人，因为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畅销书，吸引更多的观众锁定他们的新闻频道。

一山不容二虎

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推进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政策，中间相隔了17年，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历史机遇期，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并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态体系。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也为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市场扩张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让美国许多跨国企业可以专营附加值最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而把利润微薄的制造环节转给境外供应商代工。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源源不断地铺满美国零售商的货架，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用它们赚到的美元外汇大笔地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经济可以长期在低通胀与低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也让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与中产阶级群体可以维持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

维护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符合美国跨国企业与金融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奥巴马时代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体系、裂解中美经济依存关系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作为战略围堵的招数。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会的30多位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西湖畔，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亚洲行。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击，就是推动全球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了美国的预想。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议题引领者角色的里程碑，在这场设定全球议题的重要峰会上美国反而成为配角。

奥巴马任内在中国周边部署战略围堵，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奥巴马的团队在幕后挑起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并一手导演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场。2016年，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美国的劝阻置之脑后，主动与中国修补关系并重启双边谈判，搁置南海领土争端。2015年，尽管华盛顿竭力阻止传统盟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却让自己落得个灰头土脸。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不顾华盛顿反对，坚定不移地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请。所有美国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亚投行门外。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叹，这是美国失去国际经济体最后责任承担人地位的开始。

四重矛盾的叠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排名，2014年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历史性跨越，让美国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的挑战者出现。这是激发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向的最根本原因。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战略对抗迅速升级的通道。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全面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各种潜在矛盾，在媒体上大肆妖魔化中国，包括对美国的“科技窃取”与“政治渗透”，甚至启动情报与司法机构，对美籍华人以及与中国有合作往来的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盘查，刻意制造一种麦卡锡时代的肃杀之气。

在很短时间内，四重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部被启动与激化，构成强大的疑惧与敌视中国的政治能量，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升级的轨道，双方要在短期内妥协，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来要重新回到建设性交往的轨道，必须克服以下障碍。

第一层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国国内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分配矛盾已经累积到沸腾点，要找到外来威胁作为宣泄口。特朗普把受损者的挫折与不满导向两大替罪羊：中国与非法移民。

第二层是全球产业价值链龙头地位之争。如果中国甘于长期屈居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附处于顶端的美国，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可以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红利，谈不上威胁。但现在中国在所有核心技术及新兴科技领域寻求追赶与超越，这对仍想独占全球产业分工鳌头的美国自然构成威胁。

第三层是国际领导地位之争。中国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在地缘政治上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心态是“一山不容二虎”，决不容许自己失去对全球安全、科技、贸易、金融、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美国深信强者必霸，当中国综合国力正快速逼近美国时，美国自然难以容忍。

第四层是社会体制优胜劣败之争。过去主张“建设性交往”的美国外交精英，曾假设美国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导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这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破灭了。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笃信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优越性与普世性的西方精英来说，如芒刺在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国际合作模式，并与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而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正面临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所以对中国带来的体制层面的竞争坐立不安。美国的国家机器铆足劲儿阻挠中国正常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的安全、贸易、科技和金融体系。美国不仅有强烈遏制中国之冲动，还有很大概率会不时采取不理性的做法。

这场战略对峙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一场经济韧性、政治耐力与整体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长期较量，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或政党轮替而在短期内消退。美国政治精英需要折腾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当的学费之后，开始调适基本心态与重新判断形势，接受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兴大国，也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与区域问题上寻求合作与妥协是唯一的务实选项。

这场战略较量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对抗。美国两党统治精英的底气是不足的，他们长期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忽视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数美国民众的信任。随着与中国战略冲突的战线拉长，他们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何需要对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对美国不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且代价高昂的冲突。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就客观而言，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或历史仇恨，中国对美国不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美国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何况中美都具有保证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力量，也有保证经济相互重创的金融威慑。中美之间即使爆发仅动用传统武器的局部军事冲突，也将触发全球性金融灾难，这是阻止中美走向全面军事摊牌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中美关系长期陷入“修昔底德难题”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就是说，双方可能陷入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让世界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板块，让所有国家都难以适从。这场21世纪的“冷战”，将不再以两大集团军备竞赛与代理人战争为主轴，而是在贸易、产业、科技、金融、通信网络与数字资产等领域争夺龙头地位，并在发展模式话语权、国际经济规则、产业与技术标准、全球与区域多边体制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争夺领导权。它与过去冷战的相似之处就是“零和”思维，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对方“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两败俱伤，只要能杀敌一万，宁可自损八千。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启动极限施压政策，扩大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为遏制与围堵中国，美国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市场严重受损，把中美关系推上“新冷战”的不归路。特朗普不断抬高贸易谈判要价，意在让谈判受挫。他们所营造的“反中”与“防中”氛围，在短时间内席卷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压制了各种基于务实或理性的意见，更让国会两党要角与媒体评论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们的主张。

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美国社会三种深层的恐惧情绪，因此这场经济战夹带了极高的不理性成分。

一是害怕美国百年帝国基业的崩塌。国内制造业空洞化、政府与民间过度消费、不断以债养债，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树敌与积怨太多，全球军事部署无法收敛，国力早已透支。这些结构性脆弱问题长期被掩盖，主要是因为其霸权地位赋予它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龙头）。支撑这些特权的基础一旦松动，所有危机都会爆发。

二是源于自己的阴暗霸凌历史、害怕冤冤相报。自从美国登上国际体系权力顶峰，不论是对其邻国、盟邦，还是其他涉及利害关系的国家，美国经常利用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欺负其交往对手。

三是基于种族偏见。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许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倾向，都与他们对黄皮肤人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见有关。不能排除西方人对“黄祸”的深层恐惧再次启动，从而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理性因素。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与美国政界重量级人物的互动中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一种新的思潮正弥漫美国政策圈，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认为，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他刻意用《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就是想唤醒美国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维，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继续以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战争。

客观来说，美国社会内部对于与中国进行一场漫长的全面冲突，缺乏共识与思想准备。美国社会各个群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来阻止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经济与推进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国防升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思考、评估与辩论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来进行长期抗战，他们只是成功地鼓动了“反中”情绪。他们试图让美国选民相信，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会让中国臣服或损失惨重，而自己可以毫发无损。然而很多企业则要求立刻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关税是由美国公司支付，而不是中国。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一厢情愿地打算设下一道“铁幕”，把中国隔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但美国各界很快发现，这道“铁幕”最后会罩在自己身上，却无法阻挡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

事实证明，发动贸易战没有让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赛中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导致许多群体遭受了实质性损失，尤其是仰赖中国廉价消费品的中低收入家庭；仰赖中国生产的设备或零部件的美国厂商，也是叫苦连天。2018-2021年，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减反增，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减反增。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彰显了超强的韧性，迅速成为抗疫物资的全球最大供应来源。

202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的拜登，在是否应该主动结束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的经济智囊都认识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失败的，尤其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发作，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各类原材料、商品以及运输价格节节升高，取消对华额外关税有助于舒缓通胀压力。但是拜登的政治基础相对脆弱，民主党担忧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被共和党夺回多数席位。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仍将陷入僵局。

美国的有识之士迟早会领会到马丁·沃尔夫的警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达利欧看得比较清楚，他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要运用手边的筹码使中国让步妥协，“宜早不宜迟，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战线拉长，这种暂时被压制的务实意见将逐一涌现。所以，只要中国沉得住气，见招拆招、适度反击，但不主动升级这场冲突，不主动与美国经济剥离，这场冲突肯定不会延续百年。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刻意掩饰其霸凌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而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以及基于文明种族优越感的等级秩序。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长期被排斥在外。

例如当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苏对战后欧洲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时，杜鲁门总统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战后重建所需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随即放弃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国是“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第三层非西方国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亲疏关系不同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而非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国际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跨国银行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案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之晦涩，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美国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应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与生态危机等问题不予关心，也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美国只对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攸关自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而放纵自己选择性适用。它不时滥用霸权地位，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以其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在国际关系领域喜欢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以规则为基础”。美国常将自身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时抛出“美国例外”论，肆意曲解国际规则，“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

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国家，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约下的最大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强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

自CRS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这样，它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西方主流学者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

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而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1）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不安全。其最明显的公共之恶之一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任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模式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洗了脑，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金融资产。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2）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并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3）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

（4）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如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IMF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特朗普抛弃国际领导责任，甚至主动削弱与拆解现有多边体制。现有的多边体制面临严重冲击，WTO首当其冲，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分崩离析。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不过，危机也可能变为转机，美国的“退位”也可能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特朗普的“超级流氓大国”行径，迫使现有多边体制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必须挺身而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开放、互惠、非歧视原则的国际规约。新兴经济体也被迫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与建设性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

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它。

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已经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继续搭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并着手修正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果实能创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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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寿命也在提高，老年人口规模在继续扩大，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也在逐年提高，老龄化日趋严重。2014年启动的“单独二孩”，2016年推行的“全面二孩”，以及2021年5月底推出的“三胎政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本为了应对本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带来的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探索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日本实施的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具有法制化、逐渐推进的特点，从2000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且在2021年4月正式宣布提高退休年龄到70岁。

日本经过反复探索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给缓解劳动力不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带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些学者就日本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以及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分析日本退休年龄调整、制度改革，认为缓解老龄化需要延迟退休，且日本经验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提高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情况影响不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需要政府、社区、用人单位的共同配合。

日本退休制度的改革举措

日本在众多老龄化国家中位居世界第一，且已经进入少子化和超老龄社会后，老年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养老金财政压力，加之平均劳动年龄的提高、预期寿命的延长、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推进了退休制度的改革步伐。

调整退休年龄

1971年，日本颁布《关于稳定老年人就业的法案》，明确将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1986年，日本《老年劳动法修订案》正式确定60岁的退休标准，并明确规定到1998年禁止60岁之前的退休行为。1990年，再次修改了法案，目的是鼓励用人单位继续雇佣员工到65岁。2004年修改的法案则是按性别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男性职工，2000到2013年之间是每三年延迟一年，2006年提高到62岁，2010年提高到64岁，最终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职工，2000到2018年之间是每五年延迟一年，和男性一样退休年龄也是提高到65岁。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70岁。

改革养老金制度

除了调整退休年龄，日本还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二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

日本养老金的形式主要分为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共济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国民养老金自设立起就规定领取年龄是65岁。因为它属于基础性养老金，政府未曾推迟领取年龄。而厚生养老金和个人收入有关，主要讲的是提高厚生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改革。设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厚生养老金制度，当时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是从55岁起。20世纪50年代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推迟到60岁，然后每四年推迟一岁。80年代则规定时间从60岁延迟到65岁。90年代初又设立了特别的养老金制度。其中，定额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01年到2013年，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薪酬比例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13年到2025年，也是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女性皆比男性晚五年实施。2020年将推迟领取的上限年龄从70岁提高到了75岁，换句话说，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政府分层次、分性别逐步延迟了厚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同时，还规定提高养老金的缴费，和下调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除此之外，政府对推迟领取养老金有一个激励措施，越晚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得到的金额反而越多。

配套的再就业措施

提高退休年龄和延迟养老金的领取意味着有更多的高龄劳动者流入社会，为了给这些高龄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环境和待遇，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高龄劳动者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一是政府修订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新法明令禁止用人单位在雇佣时出现年龄歧视，并且用人单位有义务继续雇佣高龄劳动者。二是依靠非营利组织（NPO ）的帮助。在福利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三个机构，银发人才中心、东京工作中心和公共职业安定所，目的是为了协助老年人就业。银发人才中心按照老年人身体素质、工作经验及意愿等，为他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工作机会。东京工作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帮助解决老年人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公共职业安定所设置了专门的老年人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的服务窗口。三是给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相应的资金贴补。这不仅有利于稳定老年人的再就业，还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四是对积极创业就业的老年人资助奖励。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在经济上看，首先是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充分利用了老年人人力资源，增加了税收，弥补了财政养老金的不足。其次是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企业通过雇佣熟练的劳动人员，可以对新手进行工作培训，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从社会层面上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问题，年轻人要承担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这样就加大了他们的收入压力。延迟退休后，老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本领增加收入，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实现“老有所为”，还能够缓解代际之间的矛盾，提升老年人的尊严，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合法权利，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

延迟退休制度在日本之所以能够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第一，政府的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制定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且在国家颁布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第二，虽然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国家十分重视保障退休老年人的生活，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社会积极性，共同负担起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责任。第三，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包容性。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工作的理念，大家都很重视工作，认为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非营利组织的支援帮助老年人提高职业素养，拓宽就业渠道。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退休制度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老年人口递增，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潜在发展速度降低等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21年伊始，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这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是一个符合国情的政策。

我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老龄化程度严重、生育率降低、劳动力不足等情况和日本相似。而日本比我国早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在改革退休制度方面研究得早且实践的时间长，有较丰富的经验。

建立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并且立法程度高、时间早，有效地维护了本国公民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实行渐进式且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

日本在提高退休年龄时不是一步就完成的，而是逐步进行的。我国也应该采取逐步进行的方式，也就是要分阶段、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对人民来说，可以有效缓解对延迟退休的抵触心理；对企业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段缓冲期，可以更好地适应和配合制度的调整；对国家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发现这一制度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

针对个人工作情况不同，退休制度需要做具体分析。一些低收入、就业环境较差的劳动者，大部分不愿意延迟退休甚至想要提前退休。而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由于身体条件好，工作环境不错，且由于岗位需要，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迟退休。因此退休政策不能再一刀切，而是要以劳动者自愿的原则为基础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

从日本延迟退休的经验可以看出，年龄调整并不是难度最大的环节，最主要难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保障老年人生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日本退休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当延迟退休年龄时，养老金制度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一种弹性的养老金制度，退休人员要根据实际退休年龄、不同退休情况领取养老金。例如，在分性别推迟领取养老金上，日本是男先女后，给了女性更多时间调整和适应。而我国，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早退休，所以可以考虑先女性后男性。为了增进老年人的工作热情，日本政府还规定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迟，金额反倒更多。养老金制度既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通过严格执行法规、设立老年人职业介绍所以及补贴资助来解决。首先，政府应制定法规，明确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义务和责任，保证高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落实到位。其次，对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助，以此调动企业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提供老年人职业介绍的专门机构还很少。老年人职业介绍所可以根据老年就业者的求职意向、掌握的技术、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经过分门别类，再推荐适合他们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应当对老年求职者进行职业培训，加强职业素养，提高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

转变传统老龄化观念和养老观念

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认可度比日本低。首先是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需要照顾”“养老”的群体。其次，很多人认为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新的需求岗位减少，从而会影响年轻人就业。但实际上，工作岗位并不是按退休老年人的数量来对应的。高龄劳动者一般从事的工作层面，是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刚踏出校园的年轻人，由于经验不足，一般是从技术含量低的底层做起。在日本虽然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就业，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就业压力主要体现在一些年轻人就业意愿高的“高端产业”上，也就是说某些行业给了年轻人压力。第三，老年人本身再就业的意愿不够强烈。这是因为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和服务家庭的现实需要，老年人的家庭观念更重，大部分退休后还需要在家帮忙照顾幼儿或者是在家坐等儿女赡养，不愿意出去工作。

顺利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政府还要通过舆论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努力转变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看法，宣传延迟退休的好处和意义，在社会上营造积极的氛围。还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老年的职业培训，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对老年人自身而言，要转变以前的养老观念，树立“自助”意识，发挥自身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去参与社会建设，实现“老有所为”，有自信、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

（编辑  杨利红）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监测数据，截至2021年9月29日，美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3230197人，死亡693055人。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美国均高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最早遭受新冠病毒袭击的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了疫情，将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成为全球对外输出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超级大国，对比两国抗疫成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美两国何以出现截然不同的抗疫结果？其背后因素值得深思。

“执政为民”与“表演为民”

迅速席卷全球的疫情无疑是对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2019年12月底疫情暴发后，中国领导人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当时疫情形势不明、科学界对病毒认识有限、医疗物资短缺等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抗疫措施。对外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分享有关疫情和病毒的最新信息；对内迅速采取措施阻止疫情传播，全力救治疫情地区的民众。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果断地在2020年1月23日封闭了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市。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抗疫工作开始转入以防止输入性病例为主的新阶段。

反观美国，抗疫更像是围绕选举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秀。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在两党政治立场趋于对立的情况下，核酸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重要抗疫措施都“政治化”了。尽管2020年1月初中方已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但一心想着选举的特朗普先是对公共卫生官员们的警告充耳不闻，放任疫情失控。疫情恶化后，一些政客迁怒于世卫组织和中国，试图通过“甩锅”来为自己开脱。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些官员应对疫情的勇气和担当，反而目睹了各种推诿、冷酷与自私的政治丑态背后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漠视。整个抗疫工作不是围绕着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是政客们围绕选票而进行的政治算计和做秀。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有形的“天灾”，那么政治机制失能则是无形的“人祸”。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将西方政治体制吹捧为“终结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政治制度对造成近70万民众死亡的疫情无动于衷，其所谓的优越性又从何说起？

 “生命至上”与“金钱至上”

生命只有一次，抗疫的根本在于抢救生命。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地区曾一度出现“医疗挤兑”现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里就建成了2座分别拥有上千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还通过各种方式建成了16家方舱医院。从2020年1月底武汉封城到3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防治方针。医疗管理部门也及时调整医保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律实行“先救治，后结算”。这些措施无不以救人为宗旨，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检测和救治。

在美国，医疗资源远远优于中国。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4.44%，ICU床位占医疗机构总床位的18%；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比例仅为7%和5-6%。然而，在“金钱至上”原则支配下，这些资源并不能在抗疫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紧缺的医疗资源在疫情暴发后沦为有钱人才能享用的“特权”。2020年3月，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曾牵头发起了从海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空桥计划”，但这些物资很快都被转卖给私人企业，优先供应VIP客户。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机制作用下，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开展互助合作的动力。面对疫情扩散后出现的“医疗挤兑”现象，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无力调度高度商业化的医疗系统。大量私立医院既无意也无力支持医疗短缺地区，个别医院甚至出现了更改新冠病人检测结果的丑闻。在高昂的医疗费面前，大量穷人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弃儿”。美国凯撒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治疗一名住院新冠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大约为3万美元。即便拥有医疗保险，通常也需要支付免赔额内的费用，再加上可能出现的救护车、CT、看诊、护理等开支，高额诊疗费让不少穷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超过2700万美国人并无任何医疗保险，只能在疫情来临之时望医兴叹。

在“金钱至上”原则下，医疗系统服务的最终对象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而非有血有肉的生命。一旦生命成为金钱的附庸，患者也就成了贴有价格标签的“特殊商品”。于是，一边是富人们的医疗资源过剩和各种优先特权，另一边却是无数游离在医疗体系之外得不到救治的穷人，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别样人生”。无论多么发达的医疗系统，如果不能遵循“生命至上”原则，就难以在大规模抗疫中全面发挥作用。

“守望相助”与“唯我独尊”

再好的抗疫政策，如果没有民众支持与配合，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疫情暴发后，中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执行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在许多民众看来，无论是遵守防疫要求，还是直接参与抗疫工作，都是一种值得称颂的个人美德和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也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共克时艰的表现。除了4万多名奋斗在第一线的援鄂医务人员外，截至2020年5月，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在抗疫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泪目的感人事迹，守望相助、舍小家顾大家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在美国，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长期推崇极端个人主义所滋生的种种怪象。首先，大量政客基于个人政治私利不断操纵防疫措施，互相推诿指责，极尽政治表演之能事。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早就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但特朗普和不少共和党人却置若罔闻。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执政的地区，防疫举措更是判若水火、泾渭分明。其次，部分利益集团在抗疫中投机取巧，或是借“抗疫”名义中饱私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和黛安娜·范斯坦等人在提前获知疫情信息后不是忙于推动防疫，而是抢先抛售持有的股票。国会通过的巨额救助法案更是让众多富人从中获利不菲。最后，一些民众以所谓“个人自由”为借口，拒不遵守防疫规定。2020年秋季开学仅一周时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就发生了4起聚集性疫情，造成130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得克萨斯州一名30岁的男性甚至特意参加“新冠聚会”，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命。

这种自上而下“唯我独尊”、罔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或许满足了某些个人的“自由”和“偏好”，但却让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面对疫情危机，许多美国民众在抢购生活用品的同时，还大量购置自卫用的枪支弹药。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宁可相信危机时个人盲目“自救”，也不相信政府和社会在危机时可以提供基本秩序与最终救助。

“尊重科学”与“藐视科学”

在未知的病毒和疫情面前，科学是人类最终获胜的有力武器和希望之光。在疫情中，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重。这既体现为对医学专业人士防疫建议的尊重，还体现在对防疫科研的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关注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不仅较早地分离了毒株、研发出了检测用试剂盒，还筛选出了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救治方案，启动了5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并在这些领域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设立医疗方舱的设想，并率先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人群识别，为疫情迅速结束和有序复工创造了可能。

医疗科技和医疗资源领先全球的美国却并未发挥出其科技优势。其一，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们的专业性意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疫情暴发后，白宫当局无视世卫组织和国内专家们的警告，既不愿建立国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也不愿放开权限让各地实验室和医院进行自主检测。直到2020年3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解除有关限制，但检测能力却迟迟难以提升，一再错失遏制病毒扩散的良机。其二，用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研发经费等持续被削减。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大幅削减用于医疗科研领域的开支。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度预算就被直接削减58亿美元，降幅超过了18%。无论是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计划，还是对科研人员士气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其三，白宫决策层为了政治需要，屡屡打压敢于直言的公共卫生专家。在2020年2月25日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南希·梅森尼尔曾发出公开警告，希望美国公民做好应对疫情暴发的准备。但是这一表态却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梅森尼尔也不再被允许出席疫情发布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曾撰文指出：“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次抗疫中既看不到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敬重，更看不到对民众生命的敬畏和关心，而是藐视生命和科学之后的惨痛代价。

 “命运与共”与“美国优先”

大疫面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通报了疫情信息，分享了疫情进展和防控经验。中国科学家也在第一时间与国际同行分享关于病毒和抗疫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自身疫情略有缓解后，中国便开始全力支持国际社会的抗疫工作。截至2021年9月上旬，中国已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和商采便利，初步统计总量约为3200多亿只口罩、39亿件防护服、56亿人份检测试剂。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超过11亿剂疫苗和原液，并计划年内提供疫苗总数达到20亿剂，是迄今全球对外供应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向高唱“人道主义”、“国际道义”并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坚持“美国优先”，不仅没有承担起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反而屡屡干扰国际社会的抗疫努力。在疫情发生之初，特朗普政府就放弃了对全球抗疫的“领导”，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起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责任，反而在抗疫关键时刻主动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先是罔顾事实地指责中国，别有用心地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试图将其防疫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继而把中国和俄罗斯向国际社会输出疫苗的努力污蔑为“疫苗外交”。在“美国优先”名义下，美国通过《国防生产法》严格限制各种医疗物资出口，包括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即便是在印度疫情严重失控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愿提供囤积的富余疫苗，或是放开疫苗原材料出口，以至于一些印度媒体痛骂美国是“疫苗黑手党行为”。

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操弄恶果、党派恶斗闹剧、草菅人命的政策，以及各种极端个人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等行为，直接导致了美国自我宣扬的“人设”、“话语”及其国际道义形象的崩塌，也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期以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说辞。

中美两国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后，既反映了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政治魄力和人文情怀，也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医疗机制、社会文化和国际担当等密切相关。但最为根本的因素，则是双方执政动机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对任何制度与个体而言，只有执政者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做到“生命至上”。古人云：“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这场疫情让我们彻底认清了谁才是真正“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利益代表，谁才是言行不一、自私自利的政治秀客。疫情终将过去，但我们却不能不思索：人类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权、道义和秩序。

（编辑  杨利红）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

      全球经济与社会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剧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许多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患。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关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正处于革命性突破和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对文化多样性包容的文明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

       对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五个基本判断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我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处于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

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新冠病毒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竞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

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构建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资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是源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与智慧之积累。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特朗普刮起的政治旋风完全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冲撞了美国社会所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也搅乱了传统划分左右政治版图的坐标。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美国过去70年来所构建的自由化国际秩序，他并不信奉这个秩序的两大主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他反对根据民主、人权、多元这些价值标准来区分敌友与亲疏；他的广大支持者更深信，过去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自由化与开放贸易体系是导致美国产业空洞化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元凶。

特朗普要重新设定美国的国际角色，而且相信这样做就像把计算机关机后重新启动一样容易。在他眼里，所有美国过去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长期信守的政策承诺以及一手创建的多边合作体制，都可以推翻重来，一切都要重新评估是否符合当前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需要。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居然底线飘移、框架模糊，没有信念准则，而且还向世界摆明：从此美国要给得更少却拿得更多。他还把自己随时可以重新设定游戏规则的这种任性与霸道，当作吓唬对手、买空卖空的筹码来运用。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莱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7年，他在政治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特别针对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要重振其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先从修补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社会支持开始，而处方就是重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又称“内嵌自由主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有将近40年时间，西方政治精英都牢牢记取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强烈感受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必须设法维持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和谐，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高累进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与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结果。政府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制定严格的劳动标准与受雇者权利，并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国家设置了各种市场监管机制，保护消费大众，节制托拉斯与不公平交易，并对公共事业普遍采取国营政策。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运行在西方国家受到层层节制，经济自由主义被镶嵌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层层框架里，所以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时，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增长的多边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俗称美元本位制)扬弃了缺乏弹性的黄金本位货币秩序，而实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率为锚定。各国货币则对美元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同时实施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严格控制汇率的波动，更不允许外汇的投机性交易。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国带头逐步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实施有序的贸易自由化。当时，GATT框架下国际贸易规范允许各国保留足够的防卫措施与调节工具，以缓冲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对本国的冲击。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有共识，必须将敏感的产业(例如农业)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目标之外。战后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仅仅是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内推行自由化目标。所有国家都在实施某种程度的外汇管制，根本不允许热钱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限制并大幅削弱资本家操纵资本的自由移动，增强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从而奠定了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体制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过去30多年，从撒切尔与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成为主流经济思潮。各国政府都在解除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全盘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把许多战后实行的保护与平衡措施进行逐一拆解。国有资本全面退场，并逐一取消各种税制的累进原则，也取消了对资本跨境移动的限制，让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追逐最大回报的最大自由。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普遍失去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政府的财政基础普遍恶化，社会福利体制不断被削弱，社会弱势群体被迫裸露在市场力量无情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金融波动，最终导致跨国资本的支配力量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凌驾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超级巨型跨国企业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制定新的经济游戏规则，“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逐渐花果凋零，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还勉强维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莱克提倡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诚可谓知易行难，因为资本家早已没有祖国，并将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动、支配政策的权力、低税环境与避税机会，以及各种投资优惠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除非经历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与更劲爆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重新启动“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一路调降，从70%降到50%，克林顿时期又降到40%。企业所得税也是一路调降，从50%降到35%，特朗普上台后，又大幅降到21%。经过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收都已经远低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基础。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社会晋升体系的公平，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教育与基础科研投资，没有能力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协助经济弱势群体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资本可以快速自由移动，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更可以把利润、所得或利得，通过会计手法在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或把大量现金与财富隐藏在“避税天堂”，所有国家都被迫竞相减税。只要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很低的边际税率，就会让那些想要维持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为它们很难阻止资本外逃，因此，北欧国家也不得不将最高边际税率调降到50%左右。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只要跨国企业与全球富豪阶层可以继续支配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维持过去30多年所实施的对资本高度友善的财税政策，他们就可以迫使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会让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遇到不少险阻。美国女议员科特兹想要推行税制改革，就等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太岁头上动土。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镶嵌式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年代，也是历史记忆所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年代，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因出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一夕成名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皮凯蒂所领导的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联邦政府的税务档案以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构建了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富分配数据库，有些数据可以回溯一百多年，统计数值序列几乎横跨一百年，从一战结束后一直到2010年。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桑德斯几乎可以阻断希拉里通往总统之路，特朗普可以半路杀出截断希拉里的总统美梦。

皮凯蒂的研究呈现三个重要历史性事实：

第一，在经济大萧条前夕，出现了急剧的所得的分配两极化，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基础，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而富豪阶层累积大量财富就会推升资产价格，最后因股市泡沫破裂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改为采用激进的所得再分配政策，二战期间，又实施全面经济管制，还有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得以重新洗牌；二战后，各国都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10%的最高所得者分配到接近1/3的总所得，而其余90%的人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且这种分配比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稳定的所得分配比例代表着劳工与中产阶级可以等比例地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第三，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各种保障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体制逐步被削弱，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开始重演。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有的分配收入不断上升，而其余的90%则不断下降，到201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所得分配悬殊的程度甚至超过“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西方国家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这10年在欧洲被称为“疯狂年月”。这是金融财富快速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经济规模明显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并迈向顶峰的年代；这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再度盛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走向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这个时代也因华尔街股市一夕崩盘而刹那画上句号。

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有高度雷同之处。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急速萎缩，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是迅速点燃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战，世界贸易规模急速萎缩，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蔓延，在经济全面崩溃与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权趁势而起。

如今，世界经济尚未完全摆脱2008—200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霾，排外民粹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拆解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把WTO贸易规则踩在脚下，不惜挑起贸易大战，让人不由得担心20世纪30年代世界动荡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在战后头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制，是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并吸取惨痛教训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其次，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都迫使资本家与劳工和中产阶级进行妥协。漫长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损毁，资本家所拥有的投资、定价和雇佣等自主权都被经济管制、物价控制、资源征用和实物配给等战争动员体制替代。在战后复原与重建过程中，资本家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管制权力，所以，“镶嵌式自由主义”继承了这些既存的历史条件。

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还面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资本家必须与劳动阶级达成政治妥协。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主义、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距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抑大幅削弱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利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和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普及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扬弃加诸各国桎梏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这套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曰“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构建全新多边合作体制，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难关；同时，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让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垂直分工和经济交换关系，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在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积极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的优势地位和对SWIFT系统的实际控制权，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同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权国家进行金融制裁威胁。为了应对这一越来越紧迫和严峻的金融安全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地域性跨境结算系统，以降低对SWIFT及美元的依赖程度。如俄罗斯、塞尔维亚、阿曼、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国家，欲借助非美西跨境支付系统，建立辐射本地区的国际结算网络，接入周边国家的商业银行，支持以本币及人民币、欧元等多币种作结算货币，最终实现本地区跨境支付的自主可控。

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跨境结算的新进展

中国的时代愿景结算技术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内资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国际商业结算控股公司”的运营主体，相当于香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愿景”）长期专注于跨境结算技术/系统研发，现已参与了多国建立新型跨界结算系统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1.与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合作建设的跨境结算系统已通过系统测试。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简称“俄气银行”）是俄罗斯第三大国有银行，是俄罗斯天然气贸易及融资的主要银行。为了应付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俄最高当局决定在俄罗斯建设面向欧亚地区、不依赖SWIFT的跨境结算系统。系统建成后，俄罗斯将利用其影响力吸纳大欧亚地区广泛的商业银行成为其参与者，目标是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支持卢布及人民币、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与SWIFT平行的第二大国际收支汇路，实现本地区跨境结算自主可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示，指派俄气银行实施该项目。该行已与中国时代愿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国时代愿景公司提供系统所需技术；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系统运营。目前该系统已经通过测试，系统在技术和安全上完全满足俄方需求。俄方有信心快速吸纳欧亚国家的银行加入系统。同时，俄方提出诉求，希望中国的商业银行能积极加入成为参与者，以实现中俄之间巨大贸易体量的非美元结算。

2.为塞尔维亚提供结算系统进入协议阶段。中国时代愿景公司与塞尔维亚财政部进行了一年多的共同建设“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项目交流。今年4月，时代愿景公司负责人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接见，总统明确表示支持时代愿景在塞尔维亚兴建“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塞尔维亚产业升级，也能为提升中国-中东欧贸易水准及结算安全提供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董事会也表示,将在该项目牌照、周边国家银行接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

3.获得尼日利亚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2020年5月，时代愿景公司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时代愿景为尼日利亚提供新一代国际结算系统及数字货币系统，支持尼日利亚成为非洲跨境结算中心及数字经济中心。根据协议安排，双方已成立合资公司（中方控股），并获得了尼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系统建成后，尼日利亚央行将通过其影响力接入非洲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跨境支付将不再依赖SWIFT，也不需要绕道美国，在非洲大陆内就可以完成。结算币种不限，不再局限于美元，这将大幅降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缩短到账周期。

4.在阿曼成立跨境支付系统合资公司。在阿曼苏丹的支持下，时代愿景公司与其指定机构在阿曼成立合资公司，双方股份50：50，建设辐射中东海湾区域的跨境结算系统，并希望籍此系统连接中国及时代愿景在其他区域的网络，为中东对外往来贸易提供不限币种的跨境支付服务。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合同谈判阶段。

5.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申请相关金融牌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指定机构与时代愿景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采用时代愿景技术，建设连通中亚五国到中国及其他时代愿景可覆盖区域的跨境支付系统，乌兹别克斯坦还将授予合资公司数字银行牌照，借鉴中国经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保障跨境结算自主可控的新目标

除上述这些地区外，时代愿景公司还与阿根廷央行、泰国中央银行展开了实质性的交流，项目正在推进中。时代愿景公司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中发现，许多国家担心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尤其担心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被美西抓住把柄，受到金融制裁，因而普遍存在金融通道方面的“避险”需求。他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合资的方式，共建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跨境结算系统，通过共同结算行关系来实现跨区域互通，逐步从区域化连成全球网格化、体系化，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第二汇路，最大程度规避西方国家的过度反应和金融制裁。根据对这些地区银行的摸底调研，时代愿景公司认为,其跨境结算系统有望用3-5年的时间，接入5000家银行，达到SWIFT一半的规模，从而建立由我国主导，能够保证国际结算自主可控的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成为跨境结算领域的“北斗”系统。

构建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银行对参与建设第二汇路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积极。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占比很高，因此迫切希望本区域结算系统建成后，中国商业银行能作为参与者加入，实现与我国的跨境互联互通，可以为该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结算便利；而中国的银行对此态度并不积极。

二是部分国家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建立新的跨境结算系统需要有一定的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中国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或欧亚基金、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银行、基金的融资支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1.协调中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以中国企业主导的跨境结算系统。协调商业银行为时代愿景公司的海外拓展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合，使之作为参与者加入中国企业海外建设的结算网络。

2.将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国际结算系统，纳入发改委等部委重点项目清单，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能够对中国公司海外网络部署提供专项资金予以扶持。

3.在条件成熟时，支持中国公司将以上欧亚、中东欧、中东、非洲等跨区域结算金融数据交互中心建在国内，人行给予中国公司研发的结算系统与SWIFT同等的支付清算系统地位，并鼓励国内银行集中接入，通过“桥接”的方式实现与海外各地区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这样做有利于打破美西对全球金融业务的垄断，规避其利用SWIFT系统对我及友好国家进行金融制裁的风险，同时可掌控国际贸易大量新生的金融数据资产。

（编辑  宋斌斌）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s）是当今热门话题，全球众多国家中央银行正在努力开展数字货币的研发。比如，巴哈马中央银行最近推出了“Sand Dollar”，中国人民银行早前进行了“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试点，美联储也正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机构合作，对数字货币进行广泛研究。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正在通过全球多个城市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该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关工作，开展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这个平台进行对话合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也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被广泛提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货币有什么不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用户、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个宏大的想法付诸实践等等。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其他支付方式的差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中央银行货币，设计得当，可以为数字经济提供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解决方式。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其他支付工具，但实际上，中央数字货币、零售快速支付系统和全天候批发支付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支付体系。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相比，均具有显著不同。

首先，作为一种数字支付工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国家记账单位计价，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它提供了新的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货币——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结算媒介，可以快速消除交易中的所有债权。而当前的支付系统包含两个层次的公私合作关系：一是中央银行拥有现金和商业银行储备，二是商业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货币，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票、信用卡和借记卡以及自动柜员机(ATM)从商业银行获取这些资金。

中央银行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最终性。提供最终结算手段，消除支付过程中的残余风险；二是流动性。形成日内结算流动性，为支付系统运转提供动力；三是特殊时期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三个特征确保了货币体系的安全、可靠和运行效率。中央银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中立性，作为一个非商业机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信用中心。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支付系统的现有元素进行比较发现，银行准备金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专用的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形式，用于支付系统中的银行间结算。商业银行使用中央银行货币作为最终结算资产，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既可以直接供商业银行用于批发用途，也可以供社会大众用于零售场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可以通过中央账户提供，或者通过类似现金的电子代币提供，这取决于用户是否“持有”电子代币。

由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已经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今，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探索基于代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作为金融机构直接获取和支付的新方式，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开展的Helvetia①项目表明，将代币化资产和中央银行货币整合在一起是可行的。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现金形式——“数字现金”，作为实物现金的补充，为普通公众提供获取资金的新手段。以一个购物者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为例：在现有的支付体系下，由于技术和操作上的原因，即使立即清算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银行之间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结算通常也不是即时的。在延期结算的零售快速支付系统中，收款人承担信用风险，只有当所有转账净额在中央银行账簿上结算后，所有债权才被清偿，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将消失。

第三，相同交易在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中更加简单，货币支付只涉及将中央银行的债权从一个用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用户，不存在信用风险。货币并不体现在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直接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安全、中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实时结算。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在运营设置、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无缝支付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以中央银行货币直接结算的方式是相同的，这是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典型特征。从用户的角度看，零售快速支付系统（RFPS）与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非常相似(见表1),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是由提供独特中央银行货币功能的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表1 RFPS与CBDCs的对比

资料来源：BIS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中央银行直接负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非常重要。用户在选择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商业银行资金时，主要考虑商业银行在整体服务方面的增值，以及用户对商业银行特有的安全感。在极端情况下，商业银行仍然有可能发生挤兑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时，银行间市场冻结，最终需要由中央银行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来解决。

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需要在减少银行挤兑风险敞口、加强竞争以及提高用户的支付清算体验方面取得平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并没有获得中央银行支付基础设施的背书支持，这正是它们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区别。

用户视角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实践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体验和当前的数字支付非常类似。银行或支付服务提供商对用户进行合规审查，确保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后,为客户开设一个账户或“钱包”，并及时处理支付欺诈案件。资金可以通过近乎不可见的后端安排，从银行账户、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服务转移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同时，用户也能够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转换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例如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数字钱包或现金。

其次，可以使用各种支付设备交易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使用预付费设备、具有离线功能的信用卡、智能手机钱包以及其他科技应用集成式设备。为此，实现CBDCs的完全可兑换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大量努力和合作，这也是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研究各种中央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旨在解决支付方面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支付存在两大痛点：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的高额费用、缺乏普及的数字支付工具。最近，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支付交易提供商在使用交易数据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创建更高效的支付系统，并提高公众的福利。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应有之义

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营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经营部门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紧密相连，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建立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应遵循无伤害原则。中央银行供应的新型货币应继续对公共政策起到支持作用，不应干涉或损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能力。需要明确的是，遵循无伤害原则不是为了保护现有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更高效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央银行高质量完成货币供给、维护金融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新的基础设施。随着更多非银行机构进入支付市场，激烈的竞争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推动金融创新。私人提供商在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收取小额交易费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明确的规则下分担交易成本。虽然新参与者大量涌入有可能扰乱市场，但这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必然产生的过程。

第三，支付领域已经出现数字化颠覆的趋势。大型科技公司的支付服务正在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包括金融包容性在内的许多好处，而且在一些市场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创造出“有围墙的花园”。然而，这些“有围墙的花园”不利于形成闭环的数据保护体系，有可能破坏竞争给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好处，对大型科技公司支持的稳定币来说，上述风险尤其明显。

第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不应将商业银行排除在外。只要商业银行继续在储户和投资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挤兑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为防止在压力时期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数字挤兑”，各国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流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资金，这些限制的具体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否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非常关键。这是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终规模的重要因素。由于现金并不支付利息，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流通中的现金价值与即期存款相比很小。因此，与整个金融体系相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主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而不是价值储存手段。尽管如此，由于向用户提供普遍访问、低成本、注重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的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对其他支付方式施加竞争压力。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影响的研究。各国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出于货币政策需求而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改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影响其储备、货币基础和交易性货币需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应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无需像全球稳定币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账户单位，尤其是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mCBDCs)安排，有望改善跨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联系，通过改善兼容性、互联或整合国家支付系统，增强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可操作性。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一种主权货币与另一种主权货币之间无缝兑换的便捷程度.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协议可以从源头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各国支付系统开放时间的差异、不同的通信标准以及汇率或费用方面的不透明等等。

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技术路径：1.增强支付清算系统的兼容性；2.不同的支付清算系统通过共享的技术接口相互连接；3.支付清算集成到统一的单个系统中。

这三种技术路径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全球46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表明，每种模型都有中央银行在考虑应用,尽管应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正因其独特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所属创新中心正在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开展mCBDCs“桥梁”项目，测试新的跨境支付清算技术，并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哪些改变。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可能带来货币替代风险。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将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使用除本币以外的外国数字货币，这可能带来“数字货币的美元化”趋势。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风险。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方案都基于账户，即与一个明确的身份识别挂钩，这使得交易尤其是大型交易能够追踪到个人或实体。这种以账户为基础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将保留跨境使用的控制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限制非居民的进入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货币替代风险；而基于令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通常应用于金额较小的交易，并具有明确的限制和保障；此外，强有力的法定货币条款也将促进在国内支付中使用本国货币，防止货币替代风险。关键点在于，各国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币稳定。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具有先发优势，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竞争者或地缘政治工具的说法言过其实。各国中央银行受本国委托运作，只有在适合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会决定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一种货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包括使用该货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开放性，国际社会对其长期价值的信任，以及对其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基础设施的信心等。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其具有数字性质而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第四，国际合作是当前存在问题的关键。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推广应是全球合作的成果，而不是竞争的结果。目前，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内的G20协调机制将持续改善跨境支付效率，同时，国际清算银行也正通过全球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各国合作项目付诸实践。与此同时，全球协调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工作和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安排，将为私人发行的稳定币或未考虑到社会目标的加密货币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各国中央银行在与本国社会密切磋商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公开对话，以利于更好地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成果。

未来展望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特征，即安全、中立和最终性。但它不一定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各国中央银行都将依据本国的独特环境和目标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效率并促进支付领域的创新竞争，但它不应该颠覆当今的双层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等部门仍将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使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跨境合作，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继续相互学习，并且抓住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跨境支付带来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项全球性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国际清算银行将为支持这项建立在集体利益上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普利策与赫斯特同为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传奇报亨。两人办报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却天差地别。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众多学者都表现出了崇敬普利策、排斥赫斯特的态度。

普利策与赫斯特学术界评价的差异

学术界对普利策的评价

在国外学术界，许多学者对普利策赞美有加。如埃默里父子认为普利策是“最能干、最值得尊敬的美国主编”（埃默里，2001：199）。詹姆斯·莫瑞斯在为普利策作传时，写到普利策“创新的能力犹似特德·特纳，改变历史的能力堪比西奥多·罗斯福”，其“传奇故事影响深远，打动人心”，肯定他为报纸注入活力的大胆尝试，以及坚持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的新闻理想。

国内学者对普利策的评价也是以正面为主，称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诸如“他具有一整套系统的思想——关于报刊的作用，新闻的意义，评论的价值等……富有浓烈的民主进步色彩。”（韩亚辉，2006）；“倡导和高扬的新闻职业理想精神和理念是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薛亚利，2019）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普遍对普利策怀有赞美之情。而这份赞美往往源自对普利策的新闻理想的认同。

学术界对赫斯特的评价

相比之下，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对赫斯特进行正面评价的文献。一些学者往往从赫斯特对黄色新闻的滥用这一角度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认为赫斯特并没有普利策那般崇高的新闻理想，其进入新闻业纯粹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有关他煽动美西战争、教唆他人刺杀麦金莱总统的传闻，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

国内新闻学界对赫斯特的评论也不甚高。有人称赫斯特为“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对黄色新闻的狂热导致了对新闻事业声誉、新闻人职业道德、读者欣赏趣味的损害（蔡全胜，2000）。有人认为，赫斯特对于煽情手法的滥用造成了严重后患，并批评其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其报业生涯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原动力, 他是商人而不是报人。”（韩亚辉，2006）

总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中，相当于普利策像是被众星捧月的行业标杆，赫斯特则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面教材。

差异的反常之处：经历相似却风评迥异

然而，普利策与赫斯特经历的实际差异，却绝非他们所获得的评价那般悬殊。

两人均是使用黄色新闻的代表人物

普利策与赫斯特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非常善于运用黄色新闻吸引读者的眼球。

实际上，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是普利策。在由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第一期，其头版文章便对当地的自杀事件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而赫斯特此时还未进入报纸行业。事实上，赫斯特正是受到普利策的影响才开始采用煽情报道，他有意让《纽约新闻报》追寻《世界报》的风格：同样在头条采用粗大的字体，内容采用引人入胜的都市故事，使用大量罪犯及美女的插图等等（莫瑞斯，2015：314-315）。

“黄色新闻”一词的诞生，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普利策与赫斯特为争夺报纸销量而大量刊登的一系列煽情新闻。在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关于美西战争的报道。两人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次爆炸事件描述成西班牙的一场阴谋，将美西间的矛盾夸张化以吸引“义愤填膺”的读者们。两人的行为煽动了战争情绪，间接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

可见，黄色新闻并非赫斯特的独创，普利策也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同样是运用低俗、煽情类新闻谋取发行量，普利策的行为被誉为是对新闻行业的大胆改革，赫斯特却被要求承担“黄色新闻损害新闻事业声誉、职业道德与民众品味”的责任。

两人都曾尝试用报纸推动社会变革

通过新闻报道保护底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变革，一直是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例如普利策曾在《圣路易斯快邮报》上公开反对圣路易斯市煤气照明公司的垄断，批评其劣质的服务与昂贵的定价，也曾以题为《偷税：批发伪证的艺术》的报道揭露当地富豪偷税漏税的丑态等等（莫瑞斯，2015：155-156）。这些行为保障了民众的福祉，促进了社会公平。

然而，有学者指出，赫斯特也曾利用报纸为底层人民的利益发声，1899-1922年，赫斯特致力于推进反垄断、反童工、保障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改革（樊亚平，丁丽琼：2014）。他曾坚定地支持遭到武装人员迫害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坚持要向施暴者追责；他还曾发表社论，提倡公用事业实行公共所有制，消灭垄断；他甚至要求全国、州与地方进一步完善公立学校制度等等（埃默里，2001：250-251）。

可见，赫斯特与普利策一样，曾借报纸为底层人民发声、推进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两人都曾滥用黄色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败坏社会风气。然而学者们更多地称赞普利策的新闻理想，却往往选择性地忽视赫斯特借报纸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这种双重标准何以产生？

差异的产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需求

回答这一问题，可从同时期的美国学术界入手，他们早期的一些定论会对两人后世的评价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新闻史角度出发，其实普利策与赫斯特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时期，了解这一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19世纪末，美国报纸正处于由政党报纸到大众报纸的转变。这导致当时的报纸，要么完全充当政党的喉舌，为取得竞选胜利无所不用其极；要么为了生存和盈利，大量刊登“黄色”“花边”新闻以吸引公众眼球，正如普利策与赫斯特做的那般。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工作在大众眼中不算正经行业，社会地位也很低。为此，一批新闻从业者迫切想为自己正名。

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的奥克斯首次提出了新闻行业的三大目标，即“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材料”。在办报宣言中，他指出，报纸应“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由此拉开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序幕。新闻从业者力图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促进行业专业化，使新闻事业自由独立、客观公正、以公共服务为终极目的，从而维护新闻业的权威，使新闻从业者受到尊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既需要正面的倡导和正面形象的引领，也需要对背道而驰者明确而激烈的批判和反面典型的陪衬”（樊亚平、丁丽琼，2017）。有趣的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身后事业处理上的差异，使他们分别被构建者选为正面与负面的典型人物。

首先，普利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清除了自己报纸内的煽情主义，重新追求报道的准确性。黄色新闻大战的终止，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对黄色新闻进行了猛烈批评，而是因为普利策主动退出了战争。其次，他留下了25万美元用于创立普利策奖和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如今普利策奖的地位犹如新闻界的诺贝尔奖，其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奖这一分支，仍然奖励着通过新闻资源，为社会做出有价值服务的新闻机构。他还捐出了200万美元，用于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以及职业道德。

而在赫斯特的人生暮年，他为了在大萧条时代维持报刊的发行量，仍然滥用黄色新闻。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与经济利益，赫斯特甚至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狂热，而没有做出任何能挽回其口碑的事。

也就是说，普利策对自己身后事业的安排，基本顺应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潮流。他拒绝继续使用黄色新闻，重新追求新闻准确度的行为，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追求；并且通过创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大力促进了新闻业的专业化。而赫斯特的做法，则是与新闻专业主义背道而驰的。

两人新闻生涯后期的差异，以及两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们被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者选中。为推行其主张，构建者需要将普利策光辉化，赫斯特污名化。于是两人的形象差异变得更加显著，而两人经历中相似的部分，则被用双重标准的方法掩盖过去。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的信仰被传承至今，对两人评价的差异也因此在西方得到延续。

差异的迁移：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对两人评价的天差地别，并非是只发生于西方学术界的现象，国内的许多研究也延续了这种评价。虽然我国并未参与上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过程，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两人的评价，仍与西方的评价具有高度相似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的确存在相关研究资料缺乏、学者考证精神缺失等问题，使得部分学者对国外的评价不加甄别地全盘接收。国内有人批评一些学者对赫斯特身上“丑诋其形象的历史迷误，缺乏应有的考辩，导致以讹传讹，伪证成为实证，偏见与不合乎实际的认识与评价成为历史的‘定论’”。（樊亚平、丁丽琼，2015）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国内学术界会完全认同国外学术界的结论这一现象。在对普利策与赫斯特评价的问题上，国内之所以能全盘接受国外学者的结论，必定意味着前者不自觉地多少认同了后者的某种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便是新闻专业主义。

   为了方便后文的阐述，笔者在此需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在我国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辨析，两者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差异表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新闻事业独立于政治，更看重公共服务，通过客观报道事实建立自身权威。这一理念成为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图腾，使得新闻工作者获得了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有了以上认识，便可发现许多国内对普利策、赫斯特的评价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价值体系的。例如有学者在评价赫斯特时，批评其“败坏了新闻事业声誉，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蔡全胜，2000）从中可看到，作者对新闻事业声誉的重视，及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的认同。另一学者对普利策进行评价时，对其新闻理念给予了认可，即新闻媒体拥有“‘环境预警功能’‘社会守望角色’‘揭露腐败渎职’等作用”，称赞其为“坚守新闻的守望角色”（薛亚利，2019）。也有学者对普利策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闻理念给予认可，并批评赫斯特缺乏对于报刊的作用和新闻的意义的思考（韩亚辉，2006）。这些研究，都是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对两人进行评判。而事实上，若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对两人进行审视，或许会得出更新颖的结论。例如普利策虽然试图追求政治独立，但其主管的报纸却具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从报纸是政党喉舌这一角度出发来分析普利策办报策略对于政党形象树立及舆论引领的利与弊，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许更有利于我国的新闻实践。

   为什么新闻专业主义会对国内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客观上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的提出，便是我国早期新闻专业主义渗入的样例。其中，不党、不卖指报纸不应依附于某个政党，应做到经济独立；不私则代表了报纸应为公众服务；不盲则含不盲从、不盲信之意。“四不”原则可谓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政治独立、为公众服务的内核。同时代许多新闻业的前辈在提出自己的理念时，也借鉴了这一主义。

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大力提倡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也未曾消失。例如编写《全球新闻传播史》的著者，曾反思自己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编写教材时“自觉不自觉地以貌似价值中立、去政治化以及专业主义等”消解了看待外国新闻史的中国立场。（李彬、张珂：2015）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国内教科书对普利策的介绍较为正面，而对于赫斯特，则扣上一顶“黄色新闻大王”的帽子。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制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尤其是在我国传媒行业市场化后，一些记者追名逐利、弄虚作假的行为败坏了职业道德，引起了一些新闻人对专业主义的呼唤。在这一背景下，赫斯特成为负面的代表性人物，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考辩。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虽为舶来品，却在我国拥有较强的生命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这两位新闻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国内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以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为价值标杆，而鲜见结合中国语境，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出发，对两人进行较为客观的解读。其后果是：对两人的研究难以转化为具有实践性的指导建议。例如，让我国的报刊效仿普利策追求所谓政治独立与新闻业自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