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美国为何要谋求在中国推行它所谓的“民主”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并不一贯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

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机构中一些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的团结稳定。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反之,美国是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境,美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领导方式。他年轻时曾经吃过很多苦,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最终会承继前几代共产党领导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最好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美国例外论”的说法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值得全世界钦佩的。这些说法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19802010年的3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社会公正的测试:美国如果想评判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需要研究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当于美国90%贫穷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里,财富差距增加了不止3倍。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从而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一裁决影响甚大,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或影响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得以在其中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持有强大的信念。这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但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

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而实际上,正是美国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虽然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抉择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

其他国家地区会如何抉择

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在2020年达成,它包括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成功地推动了美中经济“脱钩”的进程。但是美国不光要与中国“脱钩”,还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形容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副警长”;澳大利亚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740亿澳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成为留在亚洲的仅存的西方式实体。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欧盟

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对美国来讲,向欧洲施加这种压力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和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

日本

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又强加给中国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吞并中国的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野蛮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南京陷落后短短几天内杀死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

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库。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18941945)。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在历史上,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很多人常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而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

印度

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实行对外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197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的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20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而印度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贸协定中、或与自贸协定挂钩,由此判陷入僵局。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为何印度人会认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这令印度人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印度建立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并在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机构揭露。印度人认为,贸易不应被欧洲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美国对印度并不尊重。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西方有两句谚语:“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祼泳”;“退潮之后,礁石将露出水面”。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同时伴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金融战”,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俄罗斯也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行了有效的反制。美俄之间的金融博弈,让我们看到了国际金融体系及货币体系运行的诸多“真相”,而这些“真相”在平时往往被遮蔽或被忽略了。

谁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信用破坏者

答案是美国,而非俄罗斯。

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在国家间信用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全依赖一个“信”字。过去我们常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威,两国交恶,更不能随意破坏这个体系的“信”字。而在俄美金融对弈中,二者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先说美盟这方。乌克兰危机以来,在金融对弈过程中,美盟违反信用的事可谓已经干尽了,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德国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表示,美国没有法律权利扣押因乌克兰危机而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这表明,美国人很清楚这是违法的。美国及其盟友还没收或冻结俄罗斯国家及富豪的海外实物资产约1000亿美元,更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完全违反了自己所标榜的“保护财产权”价值观,这是一种赤祼祼的海盗行为。

再看俄罗斯一方。此次乌克兰危机以来,尽管美盟单方面冻结甚至没收俄罗斯海外资金与资产,但俄迄今除了警告之外,并没有采取对等措施。而且,尽管俄主要银行被踢出SWIFT结算系统,使其资金的跨境流动变得复杂,但俄罗斯一直在继续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仍然在履行债务协议。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一直被美国及西方世界打压与排斥,但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自1917年以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国际债务违约事件。20世纪80年代初,在华约集团内部,前苏联曾为波兰在欧洲借贷提供巨额担保,后波兰出现债务危机,苏联认下了连带责任,用自己本不多且无比珍贵的外汇储备还账。

其实,美国人很清楚“国家信用”的重要性,所以千方百计想尽办法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信用。20世纪80年代,波兰违约连带前苏联承担巨额损失,后来解密档案显示,这其实是里根政府对苏金融战计划的一部分。后来解密的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计划》披露,美国政府曾派出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使波兰很快陷入内乱,使波兰外汇收入急剧下降导致还贷能力丧失,目的就是使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失去信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的各种金融制裁措施效果被证明有限之后,524日,美国财政部决定,不再延长允许俄罗斯央行通过美国和国际银行逐案处理向美国机构及投资者以美元偿付主权债务的制裁豁免许可。西方媒体认为,这是想通过关闭俄偿债通道、把俄罗斯推向历史性债务违约的边缘。因为俄罗斯今年有大量的债务已到偿还期限。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援引专业人士称,我们(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经济体做过这样的事情。俄方高官梅德韦杰夫则表示,这是政治性违约而非金融性违约,不会影响俄罗斯的金融声誉。即便是这样,俄罗斯仍然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还在想办法规避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先把6月底要支付4亿美元的利息还上,以维护自己的信用。

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不讲信用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元资产不安全,放在美国的资产更不安全,所以出现了抛售美元债务与美元资产的风潮。5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全球买家在3月总计抛售高达97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持有额由7.7109万亿美元降至7.6136万亿美元。这是至少自1978年美国财政部开始跟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大流出量。

是什么在支撑货币信用

答案是硬通货与实物资产。

货币的形式早已从当年的贵金属发展到后来的纸币,再发展到现在的电子货币和当代的数字货币。表面上看,货币的形式一直在脱实向虚,但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金融对弈尤其是俄罗斯反制的有效性表明,货币信用是建立在有抵押物上的,是要有对应标的。或者说,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的。这一基本的事实和道理并没有随货币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乌克兰危机刚开始时,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一度使美元兑卢布从开战前的73,跌到开战后不到一周的132。美国政要发表言论认为,卢布将可能贬到500,并最终成为“垃圾货币”。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卢布摆脱最初的颓势,一路升值。截至525日,美元对卢布汇率跌破56,为自20182月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对卢布汇率自20156月以来首次跌破58。卢布汇率为什么不仅能稳住并且上升?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有足够黄金储备,有足够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作为支撑或抵押物。俄罗斯反制的底气与硬气就在这里。这也再次表明,尽管对某种主权货币本身的需求,会影响到这种主权货币的价值与信用,但最终决定某种主权货币有无信用,还是要看这种主权货币是否有足够的抵押物、有足够的对应标的。

在国际上美元信用为什么那么强大,这种强大是靠什么在支撑?背后自然也是美国强大的硬通货和资产供给能力。但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美国的这种强大供给能力不是美国自己一家所能提供的,而由国际社会来为它共同提供。这其中,沙特的石油以及中国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及出口,其实都为美元提供了信用支撑。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愿意共同去支撑美元信用?那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支撑下的规则制定权,且这种权力在此前和当前的世界秩序下得到了各国认可。但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在透支其合法性,一直为了维护霸权胡作非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的种种作法,更是在侵蚀美元的国际信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下世界,俄罗斯在将天然气与卢布绑定,沙特在推石油去美元化,中国也不再把向美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优先手段。其后果都是让美元一点点失去抵押物与对应标的。

关于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清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红色苏区组建“东固平民银行”,发行过纸币。当时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发行的纸币最终买不来东西,那就是废纸一张。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共筹集银圆3000余元。有了硬通货作为基础,平民银行发行了6000余元纸币;到1929年春,平民银行共筹集银圆8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由于有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这个红色小银行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苏区,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纸币信用好,还特地带银圆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东固兑换平民银行的“红币”。而从外地来的生意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可靠,为了携带方便,也干脆将银圆兑换成纸币跑买卖。可以说,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就深谙货币信用之道。

会不会出现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答案是一定会。

乌克兰危机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将重塑世界秩序。这种重塑本身,就包括了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因为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金融战作为混合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得如此激烈,无疑将极大加速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变化。

世界苦美元久已。美元霸权通过收取铸币税,通过反复“割”全世界的“韭菜”,早已令国际社会不满。此次俄罗斯在金融战中对美国的有效反击,至少使两类国家看到,离开美元体系并不可怕。一类是作为大宗初级产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提供者的国家,如俄罗斯、中东诸石油生产国及美洲农产品生产国;另一类是作为主要初级产品需求者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及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清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认清了美元合法性地位更多来源于“霸权支撑”,甚至是一种“幻觉”,因此,“去美元中心化进程”已经在开启。

不少国家心中有数:我只要不认美元,美元就是一张绿纸。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乌克兰危机也就三个多月,但从黑海到巽他海峡,初步呈现出一条弧形的“美元断层线”,主要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印尼等多国构成的贸易货币体系,愈加倾向于本币结算或类本币结算。可以预期,如果乌克兰危机扩大,世界政治一旦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权力体系,一定会出现相应的两个或三个金融货币体系。比如,美盟一家,反美盟一家,还有中间状态国家。这其中,美盟一家构成的金融货币体系其实很难维系,不仅仅因为内部有美元与欧元之争,而且虽然其处于国际产业链上端,但却缺乏足够硬通货(尤其是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基础性支撑。当然,这一体系一定会竭力拉住中间状态国家,但必须付出代价。

更要看到,在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进入瘟疫、天灾及战争越来越频繁的“坏时代”之后,美元强势将进一步丧失;而如卢布这样有硬通货及初级产品支撑,或像人民币这样有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作支撑,会越来越走向强势。这个时候,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以“黄金+战略资源”作为锚定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或者出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的讨论真不是虚妄之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不懂西美尔关于货币哲学的观点。

俄罗斯金融战水平到底如何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如果说军事战场上还有迷雾看不清楚,那么,金融战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经济弱国,它的金融战打得水平很高。世人都记得,乌克兰危机之初,美国政要宣布将俄踢出国际结算系统时那句话,“要让卢布成为瓦砾,让俄罗斯变成国际社会的贱民。”而现在看来,俄罗斯金融体系基本稳住了。

这得益于俄罗斯的有效应对。首先,俄罗斯对金融战的准备非常充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受到西方金融制裁并蒙受重大损失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为今后可能再遭受金融制裁进行反制准备。至乌克兰危机前,俄央行积累了高达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列全球第四;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达2271.2(7300万盎司),约占俄外汇储备的20%。此外,俄罗斯还在大幅抛售美国国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几乎完全清空了美国长期国债。

其次,俄罗斯反制是以奇取胜。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发动大规模金融战之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大幅提高卢布基准利率、加强结售汇管制、限制不友好国家出售在俄资产、卢布与黄金挂钩、要求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出口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等等。这其中,一般的资本管制手段不足为奇,人人都想得到,且因本身是一个派生不良预期的手段,不可持久,只可以在战争初期发挥作用。而强制卢布结算,又把卢布与黄金及资源类产品挂钩,这是出奇制胜之招,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

最后,俄罗斯是后发制人,留有余地。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单方面举措,俄罗斯至今未违约、未冻结、未没收,有理有利有节。525日,俄罗斯又宣布在黑海水域开通人道主义走廊,用于滞留在乌克兰港口大约16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安全撤离,而这些船只装载的是粮食和能源。

随着乌克兰危机深化,未来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不少风险,但目前已是最不坏的状态了。俄方卢布结算令的落地实施很顺利,大多数欧洲国家被迫接受。因开战以来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3月份能源收入近350亿美元,4月份超过280亿美元。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统计,俄罗斯4月份的财政预算盈余2.7万亿卢布,比上个月的2.4万亿又增加了3000亿。以此估计,到今年年底,俄罗斯能源收入可能比去年多出近500亿美元,将有力支撑其经济与金融体系。

俄美金融对弈对我们有何启示

答案是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进入大动荡与不确定性时期,瘟疫、战争与饥荒阴影正向全球覆盖;中国民族复兴正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国际环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竟然公然挑衅性讨论对中国施加金融制裁之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在金融发展战略上,亦要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在和平时期,发展型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时候,金融管制少一些,金融泡沫有一些,金融扩张快一些,金融开放多一些,都是需要且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预置好安全阀门,在特定时期要能够迅速转向动员型金融甚至战时金融。如果说发展型金融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是考虑优中选优,是允许概率存在,是一种积极进取型金融,那么安全型金融是一种保底型金融,是考虑如何避免最坏结果。在国家与民族生存的问题上不能允许概率存在。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进入特殊状态时,可以保证国家和全体民众在打持久战背景下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今天这样的应对,就是自克里米亚危机遭受西方金融制裁受到重创之后,基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筹划金融发展战略,预置金融反制工具。

这里举一个例子:出口退税与进口关税。如果追求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肯定是积极性金融政策工具。尤其是当下,外向型企业也因疫情影响出现困难,仅考虑经济增长,我们肯定要维持甚至扩大出口退税这一工具。但是,从安全型金融角度,我们需要考虑取消初级资源型产品、战略性物资的出口退税,取消重要的中间型产品出口退税,以保障战时供应链的安全,走“深挖洞、广积粮”的路线。在进口关税方面,从安全型金融角度,为了储备更多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降低甚至取消能源与粮食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能更有利。当然,一旦选择安全型金融发展战略,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到民众生活水平。这里面有个权衡问题。

俄美金融对弈为我们进行了一场预演,让我们看到美元霸权的本质,看到了美国随时可能不讲信用;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根本的保障就是要有足够的能源与粮食,而非花花绿绿的纸币,看到了金融反制工具的多样化与有效性;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战略必须兼顾发展与安全,必须要有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 卢周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对“美国必胜的”五个假设 

美国人对“美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基于五个关键假设。第一,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胜。认为美国会输掉这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必将崩溃,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最终都会失败。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第四,美国已建立起一个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社会无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第五,要在“自由灯塔”和“山巅闪光之城”(美国),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间做出合作选择时,大多数国家会本能地倾向与美国合作。事实上,这五种假设都有可能被证明不成立。让我们逐一拆解。

第一,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轻松地打败中国。这种信心建立在挑战对手规模相同的假设上。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地球上绵延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强大而有韧性的文明在恢复元气时,会爆发出巨大的文明能量和力量。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专注于复兴和振兴中华文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着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按人均水平计算,美国拥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然而,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再由物质资源决定,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尤其是研发投资所产生的资源。美国的研发预算已经见顶,接下来会下降。中国的研发预算将继续攀升。如果美国想让研发预算跟上中国的步伐,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削减一些预算项目。然而,在美国政治中,逻辑和常识无法战胜金钱的力量。

第四,美国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社会。事实上,美国统治精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第五,20 世纪5080年代,美国社会似乎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丧失了战略素质,也失去了激励全人类的物质和道德能力。

简言之,美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二的信心建立在满是缺陷的假设上。

中国的民主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存在着这样的假设:将美国的价值观渗入中国,中国将逐步开放其政治制度,加入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这一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即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可以轻松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期望的样子。

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习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事件。自 1776年建国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尚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发展近乎美国政治历史的十倍之久。一个更小、更年轻的共和国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口是其4倍,历史比其长许多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吗?

中国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历史。中国过去两千年遭遇分裂破碎无数次,每一次中央政治控制崩溃后,混乱就会滋生,中国人民会遭受一系列苦难,从饥荒到内战和暴力猖獗。中国经历过许多处于混乱状态的历史时期,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地消除党内和政府部门内的腐败、官僚主义和离心倾向等挑战,从而保持其政治合法性和感召力、向心力。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乔治·马格努斯这般评述习近平主席:“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必须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毋庸置疑,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中国政府有能力吸引最好的人才在党内服务。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的大多数邻国更希望看到中国由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冷静理性的领导人领导。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联合国规则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这与近代史上的做法恰恰相反。20 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大的全球强国是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意识形态定位不同,但都亮出了“帝国主义”的肌肉。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越强大,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就越少。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展示过实力。它展示出大国的正常行为。当它感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做出回应。例如,2016年韩国政府同意美国在韩安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时,中国政府通过对韩实施非官方制裁来予以回击。中国是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攻击,才做出直接回应的。这并非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无端干涉。

近来,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学者、学生,甚至海外华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一群美国学者在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提出了最强烈的指控,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在广泛地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来推进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宣扬认同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拉拢美国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此外,“由于政治力量无孔不入,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公民团体、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惠于政府,并经常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一直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去捍卫正常的战略利益。将大量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只会夸大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的这个时刻,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将引起人们的过度反应,让人想起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以及反中版本的“红色恐慌”——这会把所有华人都置于怀疑的阴云之下。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自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境外战争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显然都参加过境外战争。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14亿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去影响国外60亿人民的生活。它这么做,是在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有过战略失误。1997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70%的目标……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8.5万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这些大亨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如果当初听取董建华的建议,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170万套公共住房,那么香港的公众示威活动就不会发生。西方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的斗争是自由斗士和专制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但真正的斗争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和一些房地产大亨之间的斗争。

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假设:美国人充满活力,生活欣欣向荣,中国人则不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美国人对这一说法的明显驳斥是:中国人还没有享有美国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更加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对中国人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们丰富悠久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好的治理通常持续两三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18761879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1300万人),1907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2500万人),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认为中国人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是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1.3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几个国家的信任度,发现在国内民众信任政府方面,中国排名第一,美国却排名第十五,中国的得分(84%)也是美国(33%)的两倍多。

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这两个目标都在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实现了。1981年,即邓小平于1978 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超过50%的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今天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有不到5%2020年底中国全部农村人口已实现脱贫——编者注)。很少有人预料到中国的脱贫进展如此之快。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18年,这一数字是1.5倍。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每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都有政治野心。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在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了,中产阶级却在减少。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对此,西方社会的例行回答是:镇压阻止了这种情形。但是几千年来,每一个中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反抗,再多的镇压也压制不了。

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王国的体系。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借鉴了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早期的“天命”思想,主张“天为民立君”。统治者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拥有天命,因为天意是通过“民心”来传达的。反之,人民也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统治者担起责任。只要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调查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满意度最高、最乐观的群体之一。根据皮尤2015年的一项调查,88%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面临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一代更好,相形之下,其他新兴国家的比例为51%,美国为32%。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遭受着“镇压”,那么民意调查会显示出这种信心吗?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

总之,以各种社会公正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自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就越大。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面,即喜欢秩序,他们也喜欢采取能更好维护秩序的措施。2014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对这一体系的构想,指出它包含四个不同的方面:政府信任体系、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信任体系。这个庞大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信任文化。这样中国民众就能知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谁可以信任。许多人对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新尝试感到高兴。

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14亿人口却享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应该促使西方进行深刻反省:如果所有社会想要发展和进步,就只能走西方道路,这样的想法是否明智?我们正在转向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角落,在那里,涌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印度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提醒我,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中国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

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美国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时,心态尤其封闭。美国的分析人士在分析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持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开放或封闭的社会,民主或集权的社会,自由或专制的社会。然而,我们已经远离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200年异常时期,我们也在远离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将在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控制、纷争与和谐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过去30年里,最大的事实就是,世界上许多尝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它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制度会引发灾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以做一项研究:对西方发起的所有“颜色革命”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有多少“颜色革命”取得了成功?又有多少失败了?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干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也许,对近期所有“颜色革命”做过最深入研究的国家当属中国。因为任何潜在对手,包括美国,要想动摇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显然都会想方设法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场自发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这种信仰听起来既天真又“合乎道德”。但是,正因为有这种信仰,美国才会非常危险,中国人认为这种信仰既具破坏性又不道德。要理解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人可以回想当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并杀死近3000名美国人时,他们自己的感受。“9·11”事件的结果是美国入侵了阿富汗。回忆起被深刻铭记的“9·11”事件,如果有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中国人在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的混乱中丧生,中国人会有何感想?支持“颜色革命”的美国人也许坚信自己的意图既高尚又道德,然而,如果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近期的“颜色革命”一样,中国人的愤怒和凌厉反应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美国想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推进“道德”议程,那么践行道德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危险的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一成不变。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不过,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弹性,并不脆弱。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治理的“大秘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与昔日苏联僵化、缺乏弹性的官僚体制相比,中国的体制反应灵敏且能担起责任。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洪源远如此描述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 1978年开放市场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未以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没有正式保护个人权利,也没有放开言论自由,而是在不放弃一党制的同时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制和对权力的部分限制。

这些改革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具有民主特征的集中型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公共行政部门对规则和激励措施进行了调整。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同,在中国,人们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灵活且富有洞察力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领导人,都涉猎中国思想经典著作。熟读经典又使他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充满兴趣——中华文化是有思想的。他们从中明白: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思想僵化、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此,许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在实践中必须灵活地加以调整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得以延续。

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完全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

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每年,中国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初创企业。中国也从其他现代化城市,如新加坡那里学到了最好的做法,这使人们在上海和深圳——世界上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两座城市——开展新业务非常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监测了北京和上海的营商便利程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位列本年度营商环境改善全球前十名。……中国(在过去一年里) 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首。”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取消了三项程序,如今在中国开办企业只需要九天,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相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出现世界上规模最大,也许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群体将逐渐要求在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需求将会出现。

意识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应对它。并非所有过渡都是一样的。东亚的民主制度跟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在西方政治环境中,同一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东亚,长期执政已成为常态。日本的自民党虽然在 19931994年和 20092012年短暂失势,但实际上已经统治了日本50多年。同样,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显然,东亚社会的文化更适应政治连续性和政治稳定性。改变本身并不受欢迎。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段时间,美西方对俄制裁不断扩大。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双方在制裁反制裁中的路径、手段、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西方已联合37个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近100多轮制裁,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2022224日以来,美西方发起多轮密集制裁,涉及金融、能源、贸易、科技、资产、交通、网络、文化、人员等多个领域,截至429日,已攀升至10128项,是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最大规模和最严厉的制裁。对俄新制裁具有措施出台速度迅猛、实施力度密度强烈、制裁对象覆盖面广泛、制裁目标精准等特点。美西方在经济、金融、科技和国际规则上与俄罗斯的深度脱钩,目的是将俄与国际金融和经济隔绝,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和国际弃儿。

 制裁影响及俄罗斯的应对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冲突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也使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持续恶化。

    金融领域制裁的影响及应对

西方制裁的第一波打击是在金融领域,包括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行贸易结算,冻结俄主要银行资产,使其无法在美国及欧洲市场进行借贷筹资,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信息系统中剔除,以确保这些银行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半的外汇储备等。制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及金融市场稳定、对外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开展等带来了重大冲击,卢布和股市经历了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崩盘。

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稳定卢布,俄罗斯央行重新入场干预,228日一次性加息1050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从9.5%上调至20%;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要求国内出口商强制售汇80%禁止外国客户出售俄罗斯证券、限制企业和居民从银行账户提取外币的额度、禁止向非居民提供外币贷款等。

俄罗斯宣布,自41日起,对俄“非友好国家和地区”改用卢布结算俄天然气,之后又扩大以卢布结算的俄出口货物清单,将谷物、化肥、石油、金属和木材纳入其中。328日,俄央行宣布,卢布与黄金挂钩,交易以每克黄金5000卢布固定价格进行。随着上述措施的出台,俄金融形势得以快速稳定,普京称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

一般认为,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打出的金融组合拳效果明显。这首先得益于俄金融监管当局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了长期准备。在过去8年里,俄当局做好了脱钩准备:建立起独立的国家支付系统(NPS)和金融报文传送系统(SPFS);为抵御经济制裁,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流动性需求;不断推进去美元化,灵活实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规模等措施,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同时,俄央行还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20179月开始,进行了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定期从宏观角度、逆周期角度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对相关金融信息进行动态评估与预警,关闭有问题的银行,并对应对极端情况做出推演。俄金融界认为,金融制裁清单中唯一的意外是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该做法不仅超出了预判,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势必加剧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去美元化进程。

天然气以卢布结算和卢布与黄金绑定是金融组合拳中的最重要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安全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动摇的议论。组合拳更多体现的是短期措施,象征意义更强,而天然气及大宗商品卢布结算是否被完全接受并具有可持续性,更需要观察和评估。

欧洲对俄能源高度依赖是俄提出卢布结算天然气的基础和筹码,围绕卢布结算在欧洲内部已经形成不同的国家派别。由于德国在能源政策上立场的变化,欧盟已形成第六轮对俄制裁草案,包括欧盟计划在6个月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进口精炼石油产品。在不同的场合,德国还表示到2027年停止进口俄天然气,表明其“能源依赖去俄化”的决心已定。该决定具有风向标意义。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供给都可能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俄欧之间将出现经济大逆转。同样,在美西方的制裁压力下,也不排除将卢布锚定粮食、金属、化肥、木材等大宗商品实施产生困难的前景。以粮食为例,俄罗斯农业短板是种子对西方进口依存度较高,如果种子断供,就可能对农业造成影响,卢布锚定粮食的政策也将难以实施。 

随着汇率和金融稳定风险不再上升,俄央行货币政策重点已从化解风险转向支持经济。俄央行在4月份连续两次降息,将关键利率从20%降至17%后再降至14%。俄央行认为,全年关键利率平均值将维持在12.5%-14%

对实体经济部门制裁的影响及应对

西方制裁的重点目标是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科技制裁、贸易限制和能源禁运,以及对俄关闭领空和港口引起的物流链中断,美西方力图通过多方位制裁全面孤立俄罗斯,将其与世界高科技产业隔离,最终将俄逐出国际经济贸易体系。

2022224日,拜登宣布对俄实施全面出口限制,禁止向俄罗斯出售、供应、转移和出口两用产品(如某些合金、加密技术和特征材料等)。欧盟还对可能用于军事、石油加工和航空工业的产品实行禁运,列入限制名单的产品包括通用电子产品、电子组装产品、电信设备、信息安全设备、传感器、激光设备、导航设备、航空控制系统、海洋和海洋技术等。

38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英国则分阶段减少俄国石油进口,到年底停止一切俄国石油进口。

311日,拜登宣布,取消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美国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实行新的壁垒。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联盟还呼吁暂停俄罗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资格。

制裁引发了在俄西方企业的大规模集体撤俄潮。在高科技领域、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银行、金融和运输行业、消费品快消品牌、食品和饮料以及快餐连锁行业,近700家外国公司已经或正在离开俄罗斯。

目前,制裁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几乎波及俄所有经济部门,按俄政府救助清单包括70多个行业。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设备、零部件等进口依存度高的部门,包括纺织产品、制药工业、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半导体芯片、机动车辆等,这些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均超过50%,在金属制品、纸制品和化工产品的最终消费中,进口依存度从30%-50%不等。与此同时,俄经济对外依存度在地域上高度集中,进口产品和技术一半来自欧盟和北美,另一半主要来自中国。这种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和对有限供应商的高度依赖对俄经济的长期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1 俄罗斯工业产品的进口依存度

主要部门进口依存度(%

对欧盟-28+美国+加拿大(%

对其他国家(%

整体经济           21.1

9.9

11.2

加工制造业         45.9

18.1

27.8

食品饮料烟草       26.9

9.8

17.1

纺织品纺织制品皮毛

和鞋类74.8

14.3

60.5

木材及其制品,软木 25.1

13.6

11.5

纸制品和印刷       30.5

18.1

12.4

焦炭和石油产品     11.2

4.6

6.6

化学品             41.1

22.1

19.0

药品               53.0

34.5

18.5

橡胶和塑料制品     48.1

24.6

23.5

其他非金属类矿产品 22.6

10.9

11.7

贱金属             10.0

7.4

2.6

金属产品           31.5

14.8

16.7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68.9

17.6

51.3

电子设备           57.6

23.7

33.9

其他机器设备       72.0

40.0

32.0

汽车、拖车和半拖车 56.3

28.3

28.0

其他运输设备       45.5

26.6

18.9

其他生产;维修和机

械安装47.6

20.1

27.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高级经济学校报告数据制表

 

俄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指出,俄经济已出现萎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流的限制和经济中流动性不足。截至3月底,工业和贸易增速下降了11%,其他部门下降9%-10%。其中汽车制造、航空制造和运输、芯片活动半导体、能源勘探设备保证均受到严重冲击。

俄民用航空中有55%的飞机为国际租赁,主要来自欧洲,国产SSJ-100客机从发动机到航天大量核心部件来自欧洲、MC-21苏霍伊超级喷气机的国外零部件占比也达到70%-90%。欧盟对俄关闭领空,禁止对俄联邦境内飞机及零部件的供应、租赁、维修和保险对其民航运输造成双重打击。

美国禁止向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出售高科技产品的措施,目标直指国防、航空航天和海事行业使用的半导体和电信系统,使俄高科技产品进口减少50%。随着时间推移,将导致其军工基础恶化,同时间接影响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以及所有以任何方式使用生产自动化控制的行业。

俄油气开发技术和大陆架能源开采、炼油和液化天然气加工仍主要依靠国外设备和软件,主要由国际油服公司进行。随着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在内的国际九大石油巨头及六大国际油服公司剥离在俄业务股份或停止在俄的生产活动,对俄油气业造成除能源禁运外的二次打击。预计2022年俄石油开采量将下降17%甚至更多,这将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石油产量下滑。

农业是俄实施进口替代取得成绩最大的部门,但由于种子、种畜、兽用疫苗和饲料酶等对进口的高度依赖,大型农业机械及其零部件、国际运输和保险的中断、农产品贸易结算困难,使其中期发展仍面对不确定性而被列入风险区。

从地区看,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为俄制造业集中的工业中心区。随着欧盟对俄煤炭和石油禁运措施的落地,预计燃料动力综合体和石化工业集中的地区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为应对制裁,在实体经济领域,俄政府已经连续出台四套200多项救助措施,打算动用一半的储备基金来支持企业和扶持经济。目前俄罗斯已转入动员经济,主要任务是稳住经济基本盘,重建经济联系,加快进口替代,重建独立工业体系。

第一,为稳定经济基本盘,俄政府通过一项优先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五个跨领域的短期优先事项,具体为:确保企业顺利运营;扩大国内企业的自由度;支持特别困难的人群;确保商品市场供应;提供必要的部门支持措施。对不同商品和市场分类施策,尽可能为企业创造条件,使其重构产业链条,积极进口零部件和终端产品,并在俄进行生产等。

第二,根据新变化的市场格局重新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物流,经俄工业贸易部评估,创建自身的进口和供货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为满足国内对受贸易限制的国外商品的需求,俄政府已将平行进口货物合法化。俄工贸部已经批准允许平行进口的商品清单,共包括50类约200个品牌。俄专家认为,平行进口将有助于解决消费领域电子产品短缺问题,但在专业领域仍会面对服务器和数据存储系统设备短缺问题。

第三,强化进口替代加快结构转型。当前进口替代的重点:

一是加快发展国内IT业,为此出台了IT业从业人员缓服兵役、提供优惠房贷、企业税收优惠、通过国家订单和各种项目扶持等措施,为确保行业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二是加快各种配套零部件的国内生产。俄工业贸易部与数字化发展、通信和大众传播部为在俄罗斯的生产制造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互动创建了“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加入该平台的公司可发布工业产品、零配件的采购申请,供应商可提交报价,无需中介费。俄央行研究和预测司认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将经过“打破既定链条、初步调整、逆向工业化、调整完成”四个阶段。部分产品在没有办法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情况下,将允许生产前几代产品,如汽车从欧5标准退回到欧0标准。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走势

从短期看,2022年俄经济增长会踩刹车。日前,俄经济发展部提交的最新预测认为,2022年俄GDP将下降8.8%-12.4%通胀率或超过20%。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将出现在2022年第四季度,GDP的季度降幅将达到12.5%-16.5.%。在GDP大幅下降的条件下,失业率将翻一番,人均收入下降19%,贫困人口反弹至占国内总人口的21%。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指出,西方制裁给俄经济造成的损失堪比苏联解体,俄总理米舒斯京认为,俄现在处于最近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苏联解体30年来,俄罗斯为融入欧洲和世界经济体系所付出的努力及发展成果将损失殆尽。总体看,俄罗斯资源丰富,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经济有依靠内循环独立运行的经验,被经济金融制裁压垮的可能性不大。俄经济会逐步适应制裁环境并恢复发展。但目前在美西方的集体打压下,俄会被进一步孤立和边缘化,无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将陷入一个新的低谷。标普的观点最为悲观,认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需要10年时间才能将国内经济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变局使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将面临美国在政治、贸易、金融、科技等多领域的长期施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撞和“硬脱钩”,同时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强化国家安全意识,迎接可能的挑战。

努力保证自身金融安全

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金融博弈的手段颠覆了以往对金融安全的认知,破坏了迄今为止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透支了美元信誉。美国频繁把货币武器化的做法将促使各国央行开始寻求美元之外的储备多元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首先要维护自身海外资产的安全。一是加快储备资产多元化,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配置;二是对美西方可能禁止使用SWIFT和美元清算系统、关闭账户,冻结资金带来的安全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快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多渠道并行工作机制,防止金融“核武”造成的冲击;三是设计选择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稳中求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谨防美西方的二级制裁

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前形势下,美国采取有倾向性的将中俄绑定的做法,滥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中俄经贸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二级制裁的高风险区,自俄原油进口、对俄车辆、集成电路及含有芯片的相关机电产品出口、对俄投资、结算等,都有可能落入二级制裁的范围,这意味着未来中俄合作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政府职能部门和国内企业均需要重新设计对俄合作的方式。为此,有必要加强安全和风险意识,采取黑名单筛查、出口产品物项筛查、物流运输筛查等措施,系统研究审慎应对制裁带来的不确定性,保证中俄经贸能安全稳定运行。

提高重要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

加紧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格局,通过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在关键的生产环节和技术环节做到自主可控。在中美竞争对峙长期化,美西方对我实施出口限制和强化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卡脖子”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为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应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发展中,通过基础再造,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提高重要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加大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验证、生产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推动其在中高端领域取得进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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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在扩张吗

2015 9 25 日,在与美国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南海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会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实中国在 2002 年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呼吁尽早完成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而奥巴马错失了利用这个合理提议的机会。相反,美国海军加强了巡逻力度。

有关“中国的谎言”是如何产生并被广泛接受的,在经过数十年的仔细观察后,我得出结论,这是由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制造出来的,世界上顶级的情报机构和主要媒体都在这个系统中。这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生态系统,涉及“五眼联盟”,该联盟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这五个国家高度地共享情报,还时不时地与西方主要媒体分享信息。西方主要媒体的一些报道必须依赖政府的消息源,包括“五眼联盟”这类情报网络,此为事实。

一直以来,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发言人,能够以幽默的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观点。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是个令人惊讶的例外。他曾与许多主要的西方媒体直接对话,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彭博电视台、《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他说话权威而清晰,语言直接且引人注目。

中国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自己本质上并非军国主义,比如可以谈谈历史事实。如果中华文明天生就是黩武的,那么这种军国主义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国领土的倾向,早就暴露了。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大部分时期是亚欧大陆上最强大的文明,而它并没有像西方列强那样去征服海外的领土。15世纪初,中国就曾派出传奇人物郑和七次远下西洋。郑和当时乘坐的船只远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最远抵达非洲。然而,中国并没有征服或占领任何海外或遥远的领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认为,汉族本质上是农耕民族。汉族人遍布中华大地上能找到优良农耕土壤的所有地区,一旦遇到贫瘠的草原或山区,他们就会折返。同样,他们也不主张去海外。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并非扩张主义者,哪怕他们打过许多仗——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本土。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面临战略挑战时, 第一选择总是使用军事手段。亨利·基辛格阐述道,中国人总是避免采用军事手段:中国在动荡时期奠定了(独特的军事理论的)基础,当时,与敌国间的残酷战争使中国人口大量减少。面对这种屠杀,中国的思想家发展出一种战略思想,即宣扬避免与敌军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心理优势来取胜。历史上,中国的领土版图不断变化,在此期间,中国也学会了与许多曾经多次交战的邻国和平相处,包括缅甸、日本、朝鲜以及越南。随着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它将像所有大国一样去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是,中国不会将诉诸武力作为实力的第一展现。

自秦朝统一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与美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中国不愿意第一时间诉诸武力。还有一点不同,中国不认为自己肩负着弘扬中华文明并推动全人类效仿的普世使命。而美国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代表一种普世价值,全世界都应践行它的价值观;当美国不能领导这个世界时,它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要么会引发混乱,要么会被其他国家或势力介入并填补。美国文化的这种“普世化”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它会卷入如此多的军事冲突中。

中国人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我长期生活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社会中,但我的中国朋友没有一个想让我变得同他们一样,哪怕我会说流利的中文,也习惯了中国的习俗。中国 40年来没参与过一场大的战争,30 年来没有发射过一颗越境子弹,这并非偶然。不诉诸武力既折射出一种强大的文明推动力,又反映出一种高度务实的权力观。

40多年来,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诉诸武力,却被美国人描绘成一个天生具备侵略性且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2019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几项引人注目的指控,声称中国的军事行动在过去一年里变得“越来越挑衅”,认为中国在南海“经常威胁”东盟邻国,同时在东海挑衅日本,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港口建立据点,表面上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最终可能服务于军事目的”。这种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警告越来越尖锐。2019年初,在华盛顿两极分化严重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就任何议题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安全和学术机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却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激进的军事竞争对手。

然而,当代中国军事政策的重点是防御——旨在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中国在 2019 7 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防御性”国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明显地透露出这种防御性思维。中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单纯采取防御性措施并不总是奏效;例如中国的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未能有效提供抵抗外敌入侵的安全保障。基于这些原因,现代中国战略思想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方法。首先,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中国希望与所有邻国建立起一种积极、包容以及尽可能友善的关系。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例,中国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中国将加强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从而巩固其在周边大陆的地位。

此外,历史上,中国虽然与日本、朝鲜、缅甸和越南有过多次战争,但在未来几十年里,爆发此类战争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几千年来,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为邻,对于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它们早已培养出精细又微妙的直觉。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将会有很多往来反复或摩擦,但不会爆发战争。

台湾是使中国卷入战争的一个特殊导火索。虽然多数时候,中国领导人对很多事情会给出很大的政策灵活性,但他们无法屈服和妥协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软弱。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从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如今这百年屈辱的历史痕迹都已解决(包括香港和澳门问题),剩下的只有一个——台湾。在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中国对西方列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数度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曾从美国和英国那里得到保证:将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把山东归还中国,而山东却被列强转让给了日本。事实证明,西方盟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以便把两者都拉到盟国这一边。中国真实的感觉是自己已被西方国家深深欺骗了。1919 54日,因巴黎和会上有关归还山东问题的争议,中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五四运动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段历史教会中国人不要轻易相信西方国家的保证。

今天,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任何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让人联想起这段历史。它会激起一种有力的、激烈的全国性反应。美国无法说它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与中国修好之际,台湾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和中国达成了多项明确的谅解,其中最明确的一项就是台湾和大陆属于同一个国家。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是这样表述的:“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既然台湾和大陆都认为它们同属一个国家,那么任何美国人声称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侵略性的国家,都是错误的。大陆希望与台湾实现统一,这是恢复原状,而不是在扩张。

美国必须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与中国正式就台湾问题签署的明确协议的法律约束?然而,美国已经摒弃了它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只有一个原因导致如此: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摒弃任何法律协议或条约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美国遵守法律。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自我约束大都消失了。在无视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所有法律义务方面,特朗普政府做得最极端。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明确地表示:“对美国来说,承认国际法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哪怕这么做短期内似乎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看,那些信奉国际法的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制约美国。”

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对中国来说,有两大制约因素。其一,美国国会于 1979 11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压手段,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以及“美国将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 其二,允许一个社会和政治实验室继续存在,以显示中国社会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如何运作,这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中美利益的交汇点。

近年来,中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增加和推动大陆与台湾的接触。2008 年,约有 18.9 万名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约有 32.9 万名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20082016 年,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2015 年大陆赴台湾的游客数量达到峰值 418 万。2008 年发生了重大突破,当时中国大陆允许两岸旅客直接通航。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会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孕育出一种战略文化,告诫人们切忌穷兵黩武。当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长时,它并不会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好战的军事大国。

美国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冷战时期,美国经常做出灵活、随机应变且理性的决策。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两国都将被完全摧毁),甚至中美之间爆发一场小规模冲突也不可行(这会导致双方滑向全面战争)。所有理性的战略思想家都会明白,这两个大国之间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会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海军拥有 13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便美国将其中一个甚至三个战斗群封存起来,其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这将节省大量的资金。诚如美国海军上校亨利·J. 亨德里克斯所言:“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非常高。把相关航空母舰空军联队、五支水面战舰和一艘快速攻击潜艇在总生命周期的成本算进来,再加上近 6700 名舰组人员,每个战斗群每日的运营成本约为650 万美元。”五角大楼的预算连续13年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目前美国的国防开支比在冷战时期的平均数高出2500亿美元,那时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军队都在跟美国及其盟友对抗。而在过去 10 年里,美国没有强劲的对手,国防开支占全球国防总开支的比重却从 1/3 上升到了1/2。国防花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不能削减国防开支呢?因为它并不是由一个全面合理的国家战略决定的——该战略会评估美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需要哪些武器系统。相反,美国的武器系统采购是国防承包商进行一系列复杂游说的结果。目前,美国已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非理性决策流程中。

相形之下,中国会做出理性的长期防御决策来保证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僵化、机械地思考,可能就会照抄美国,也建造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这么做绝对是愚蠢至极的。因此,中国把重点放在一个较弱军事力量在非对称战争中会采用的战略上。中国把预算花在先进的陆基导弹上,这可能会使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可能要花费130亿美元。中国媒体声称,中国的东风-26弹道导弹,有能力击沉一艘航空母舰,而它只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新技术也在助力中国防御航空母舰。中国高度的国防理性体现在不增加核武器储备的决定上。美国有6450枚核弹,而中国仅有280枚。

对美国来说,尽量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痛苦且不必要的冲突是明智之举。今天美国的做法正相反,它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国累计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阿富汗的干预正在彻底失败。2003年,美国又入侵伊拉克。从国际法角度,或者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来看,这都是完全不正当的。美国又一次花掉了数万亿美元。

如果管理美国的是一群敏锐且富有洞察力的战略思考者,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应该尽可能减少参与外部冲突,这才合乎逻辑。过去美国介入的许多冲突,是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对抗造成的。随着1991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体面地赢得了胜利,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本应抓住这场非凡胜利,从对外国冲突的干预中撤出。然而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奉行“自由主义霸权”;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一政策贯穿始终。毫不奇怪,美国在此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在几乎所有这些冲突中却都未取得成功。

美国在破坏中东更大范围地区的稳定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给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忠实的伙伴——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也要为美国造成的麻烦承担部分责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危机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场危机迄今毫无缓和的迹象,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别提乌克兰的利益了。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是一个独立机构,它编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17982018 年美国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实例》,研究报告显示:在冷战结束前的190年里,美国总共在海外部署军队216次,平均每年1.1次;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美国大幅增加军事干预,动用武装力量152次,平均每年6.1次。美国的许多行动并未在法律上被定义为战争,并且美国国会对部署军队决定的监督已经减弱,总统让国会辩论只是走走形式。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众多资金充足的战略智库,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智库上的花费能与美国相比。这些战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应该是保持战略警惕。在美国,从事战略思维产业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在智库工作的人,还有许多人在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当华盛顿特区政府换届时,他们经常走进或离开政府。显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维产业。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试图探究这种群体思维的深层根源。他说:若夸大外国威胁的个人和团体数量更多,资金也就更充足,而且往往享有更高的政治威望。整个军工联合体有明显的动机去夸大外国危险,以说服政府给予它更多的资源。鹰派智囊团从国防承包商和个人那里得到了慷慨的支持。

在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焦头烂额之后,如果美国足够灵活、理性,它合乎逻辑的反应将是避免卷入伊斯兰世界的不必要冲突。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府内外的重要战略思考者仍支持对不同的伊斯兰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等。由于卷入伊斯兰世界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已经在国内外饱受伤害。

实际上,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是在地理上远离伊斯兰世界。在 21 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将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为适应新的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不朽斗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从伊斯兰世界的生存斗争中脱离出来的大国,然而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干预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冲突,这是不明智的。把手指头戳到马蜂窝里是傻瓜的行为。对美国而言,从伊斯兰世界完全抽身会更明智。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没有哪个主要人物倡导这种符合常识的行动。

过去,美国持续介入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一个战略理由是,它需要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石油。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因此,美国每天花费数百万美元在海湾地区驻军,唯一的受益者是中国,因为此举保护了对中国的石油供应。

尽管美国拥有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想产业,但相反的事情却在发生。2013 8月,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奥巴马决定不对叙利亚实施轰炸,这几乎遭到美国战略思维阶层的一致谴责,因为奥巴马曾表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是越过了“红线”。战略思维阶层的主要成员是否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赞成单方面的轰炸行动。

同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也记录了世界如何变得更加文明。他写道:“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丛林好像又迅猛地生长起来了。这个地区就是东南亚。”这也是地球上检验“美国停止轰炸后世界变得不文明”这一命题的最佳之地。英国广播公司描述道:“奥巴马总统说老挝是历史上被轰炸得最严重的国家。1964-1973 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平均每分钟投掷 8 枚炸弹——投掷量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掷的都要多。美国在老挝上空执行了 580344次轰炸任务,投放了 2.6 亿枚炸弹——相当于 200 万吨弹药,一次又一次地命中了南越和北越的许多目标地点,这正是孤立北越共产党军队的部分行动。”

在美国这次壮观的撤军和全面停止轰炸之后,东南亚本应陷入混乱。相反,正如我与孙合记合著的《东盟奇迹》所记录的,自1975 年以来东南亚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东南亚人觉醒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由自身的决策来决定。这个地区成了和平与繁荣的灯塔。

如果现任美国政府能够学会倾听的艺术,听取美国外交官的意见,制定出与全球人民的观点和情绪相协调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取得长足进展。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专家的建议不值一提。很多时候,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明智的外交建议。

美国不存在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危险。因为美国比苏联强大得多,然而,即便美国不会完全崩溃,它也可能大大衰落,变得羸弱不堪。比较现实的分析师可以描绘出美国国力将如何变得衰微。但许多美国人无视这种情形。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为失败未雨绸缪,失败就会来临。

可悲的现实是,许多美国人虽然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新挑战, 但却无法采取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并预想美国可能以何种方式失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管情况怎样,美国都会赢,因为美国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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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冷战与美国的霸权

鲍盛刚

2022-04-25 10:14:06



已故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伦斯坦认为,对美国而言,前苏联解体是个灾难!伊曼纽尔分析到:“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我的论点正好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他说:“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认为,而目前种种迹象是否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正在把世界推向新冷战?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对于冷战的认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治·凯南的版本,一个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版本。前者可以称之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后者可以称之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前者认为冷战源于前苏联的扩张本性,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对前苏联的反制,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博弈。后者则认为冷战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显然,两者比较,后者更能说明冷战,也更能够说明目前美国的行为与战略意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再一次的战略选择,是选择“孤立”还是“干预”?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这两种政策不仅代表了为保护美国安全与利益而推行的两种不同计划,而且也代表了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同情方面的深刻差异。他认为,如果美国选择再次退回到“孤立”的防御政策,认为浩瀚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提供了“一道抵御来自欧洲或亚洲侵略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那么这种观点是一种危险的错觉。美国应该选择“干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将此看作是确保普遍和平与美国自身安全的手段。因为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是判断好政策的标准。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概括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而要控制边缘地带,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两端,不能允许在欧亚边缘地带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国家处于对立与相互牵制的状态。所以,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斯皮克曼将此战略称之为“和平地理学”。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没有冷战,就没有美国的霸权。首先,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打造了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在欧洲,让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美国自己则以平衡者、和平自由的维护者自居,并制造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与专权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假象。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让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相互对峙、抗衡,其逻辑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目的也是为了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亚太体系。

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经济框架,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冷战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信心十足,趾高气扬。他被告知,美国的好时光因为冷战可以维持到1952年甚至以后更久的时间。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几乎没有穷尽。

冷战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建立和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对内则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写到: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的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陷或者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变成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玩弄民众的把戏。重要的是保持民众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发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保持战争状态。此时的战争从根本上讲,已经改变了性质,战争即和平。

美国企图再建一个分裂的欧亚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将20世纪称之为“美国世纪”。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弥漫在大洋彼岸,将美国与西方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凯恩斯主义,40年后却成为通胀与失业的罪魁祸首。前苏联的尖端科技似乎开始领先美国。越战的“沼泽”不仅埋葬了财富和生命,也让美国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日本与德国经济崛起,最关键的是“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让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成为时髦的话语。

1981年,70岁的里根入主白宫,开创了“里根经济学”,以全盘新自由化代替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真的是新自由主义拯救了美国吗?现在看来与其说是,不如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再次导致了目前美国的衰退与危机。由此,特朗普曾经评论到,新自由主义是傻瓜经济学。事实证明,让美国走出困境的是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无异于发动了一次新冷战,因为它重新团结了盟友,拖垮了前苏联,压制了日本。更为关键的是,美国重建了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地缘经济框架,从而使美国“再次伟大”。1991年前苏联解体,世界合二为一,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讲到,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但是,目前在美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灾难。

现在美国有媒体认为,二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德国与日本,而不是美国,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与崛起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基础。而冷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又一次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事实上,关键就在于冷战结束后,“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此种情况人们并不陌生,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正在试图把世界重新推回到冷战。

当下美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挑起欧亚大陆两端的冲突,再建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美国得以繁荣的地缘经济框架。那么,事态发展果真会如此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俾斯麦所讲,上帝会只偏爱美国吗?

(编辑  杨利红)



* 鲍盛刚,原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2020年,乔·拜登当选总统。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原因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一定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我在此阐释了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乔·拜登在20213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

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较量时,并未事先制定经过全面深思熟虑的对华长期战略。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的。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已告失败。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是住在同一艘船上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此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必须一起来照看这整艘船。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是再愚蠢不过的,应该集中精力先灭火。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拜登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为他欢呼。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在美国政体中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

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20183月,我同基辛格博士共进午餐,他在午餐会谈话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

问题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GDP规模也只达到美国GDP规模鼎盛时期的40%。未来30年美国的GDP规模会变得比中国小吗?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必须做出何种战略改变?

问题2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改善3.3亿公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

问题3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中国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要重点发展经济。美国是否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经济?

问题4冷战时期,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方伙伴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为了维持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慷慨地提供援助。美国政府宣布了美国优先政策,还威胁要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盟友加征关税。如果美国连关键盟友都疏远了,它还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联盟来制衡中国吗?

问题5美元——而非美国军队,才是美国用来凝聚盟友和对手并使之遵从自身意愿的最强大武器。美元已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服务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直以来,外国银行和机构无法回避使用美元,因此,美国可以将其国内法律应用至域外,并对违犯美国国内法律,以及对伊朗和其他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的外国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在严厉的金融制裁下,美国得到多边机构的支持和认可时制裁效果最佳,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多边制裁转向单边制裁,并将美元作为武器对付对手国家。将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武器化,用以实现单边目标,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吗?

问题620世纪60-8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飙升的时期。“9·11”事件以后,美国违犯了国际法,未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成为第一个重新引入酷刑的西方国家。如今,美国的软实力大幅下降。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吗?

问题7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代表了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都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世界上较大的三个民主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民主政体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欧洲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犯下一个典型战略失误,以对抗苏联的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恰似用昨天的策略来打明天的战争。美国是否有能力制定新的战略分析框架,抓住与中国竞争的本质?

问题8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比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在华盛顿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有哪位战略思想家可以提出真实的观点,而不会受到政治攻击?

问题9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曾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美国了解它的中国对手吗?在许多亚洲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着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的角色,其灵魂不仅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意识形态,也根植于中华文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了解对手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丰富的文明史的专注程度有多深?答案也许会让许多美国人惊讶不已。

问题10在《论中国》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强调,中国的战略是以中国围棋思维而非西方的国际象棋思维为指导的。下国际象棋时,重点是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而下围棋时,则要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得有利,围棋更强调长期战略。美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努力阻止中国获取优势,但这两项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第一项是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中国于2014—2015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项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耐力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

我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剖析和理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10年将出现的许多复杂层面,促使我们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且变化的主题进行理性思考。在卷入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前,美国战略思想家应该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这场竞争究竟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风险?简言之,美国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吗?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这也可以解释美国近年来越发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把中国描绘得越邪恶,美国人就越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中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已经严重背离了一些在当代社会中被定义为社会正义的关键原则。同样,鲜有美国人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7.3%,中国GDP只占4.5%;到2018年,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5%,中国为18.6%。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位居第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更关键的是,中美对抗的全球背景将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当西方文明的许多部分(尤其是欧洲)显得疲惫、缺乏动力和能量时,其他文明已开始蓬勃兴起,人类文明是有生命周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现在它强势振兴也不足为奇。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但只有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四次衰微又重新崛起。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具有非凡的韧性,中国人也极富才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也就是中华文明经历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发展最好的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裔心理学研究员范琼,在2019年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发生迅速变化。中国的文化、自我观念和士气正在迅速地转变——大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与美国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的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是在美国国家实力鼎盛时期创立的。但近年来美国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向它们靠拢。一言以蔽之,断言美国能赢得这场竞赛还为时尚早。中国同美国一样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然而,中国如果认定自己会赢,也将出现同样重大的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我能够建言献策,我会强烈建议中国要高估美国的实力。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在做出政策决定时可以综观战略全局。当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倡导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17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就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理性的论述。语言很重要,行动更具说服力。中国如果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这样做,中国也会强化那股推动其经济惊人崛起的力量。

中国如果成为全球化新的倡导者,那么美国终将落后,中国则将稳步前进。美国或许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但毫无疑问,中国已赢得了第一轮。

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出可行的对华战略。从1972年美国对中国开放直到近期,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战略,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世界。但近年来,这一战略产生了复杂的问题——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不符合西方的预期。当意识到这种转变时,美国简直措手不及,它未能构想出新的全面对华战略。凯南在其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美国是否强大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一个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成功地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责任,它具备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在旁观者看来,今天的美国仿佛缺少了凯南所说的“精神活力”。

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此外,特朗普还因在推特上发布不假思索的随意攻击,疏远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和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印度和越南。

在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正在带头建设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反对这两项举措,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许多重要朋友和盟友加入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得更好的机构。它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组织管理标准。

当中国在全球多边秩序中展现出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形象时,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日益被视为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角色。特朗普说过一句名言:“贸易对抗是好事,很容易赢。”然而他在这一领域的过往记录表明,贸易对抗实际上很难赢。多项数据表明,美国并没有赢得这场贸易对抗。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加征)关税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比给中国的更大。特朗普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目前的做法正在危及美国经济,威胁着国际贸易体系,并且无益于减少他所厌恶的贸易逆差。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混乱不堪的举措,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201876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第一项反华措施——对中国征收25%的关税。显然,对中间产品征税只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不是明智之举。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重新加征关税——并且禁止中国有报复条款。

2019823日,当中国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时,特朗普勃然大怒,并在推特上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辞。特朗普未考虑后果就宣布: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特朗普和他的推特言论所引发的混乱在意料之中。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

在这方面,即便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们仍然能拿出对待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中国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美国再次成功实施曾经对抗苏联的遏制政策,然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拜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对任何美国人来说,低估全球对美国信任的弱化,都将是非常不明智的。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撰文称,“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造成了贸易逆差。美国如何为这两项赤字买单?它可以通过印国库券来弥补双重赤字,并为它的超额开支买单。美国财政部只需要支付纸张成本。美国分发的是一张张纸,而世界其他国家可是用实实在在的钱来购买美国国债。例如,中国必须努力生产低成本的产品,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产品换回来之不易的美元,中国政府拿出其中许多来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财政部使用这些来自中国的美元支付政府的超额开支。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清楚,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20196月,鲁奇尔·夏尔马写道:长期以来,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以及经济上的灵丹妙药。通过培育想持有该货币——通常是政府债券——的稳定的客户流,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可以用低廉的成本从国外借款,并有能力负担远远超过其收入的生活水平。他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一直使美国保持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买汽车、买房子。

世界各国之所以一直使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就美元问题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仅仅考虑3.3亿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美国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国际贸易的72亿人的经济利益。这种信任是维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支柱。最近几十年来,这种信任已经开始弱化,因为美国时不时地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作为它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这显然会使大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最终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下降。

特朗普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强烈刺激其他国家停止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尤其是,特朗普选择退出伊朗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六个国家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美国在违犯国际法。这就让其他五个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国家陷入了法律困境。根据国际法,这些国家的公司被允许与伊朗进行贸易。但是,如果在贸易中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些公司将不得不在美国法庭上被处以巨额罚款。为了摆脱这一法律困境,法国、德国和英国决定设立“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机制),这是避开美国制裁,与伊朗从事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它代表着国际体系的一个巨大转变。有史以来,美国的三大主要盟友(法国、德国和英国)第一次抛开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创造了一种替代性支付工具。有朝一日,它可能为美国未来的两个潜在对手,或许为中国和俄罗斯将建立一个绕开美元并削弱其全球地位的替代性全球支付渠道充当榜样。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已经宣布,它们“也在努力向第三方国家的经济运营商开放INSTEX机制

20198月,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予以批评。他断言,世界对美元的依赖靠不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配得上正在兴起的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且,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必然会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利益,这无疑相当于往自己的跑鞋里放入石子。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刺激各国放弃美元,加速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终结?还是鼓励各国尽可能长期地使用美元,因为这样能使美国人过上超出收入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刺激其他国家放弃美元。

我预计,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将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储备货币,削弱而非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如果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始丧失对美元的信任,那么它们就会去找其他替代品。

运用现代技术,人们有可能创造出昔日无法想象的新的替代品。

这就是技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创建替代性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币和门罗币。20196月,脸书也宣布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加密货币普及率的急剧攀升,以及脸书等大公司在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货币方面的投资力度均表明,加密货币最终可能会提供一种可靠、实用且相当稳固的衡量相对价值的方法。

这是中国可以涉足的领域。它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创建一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替代性单位,即某种替代性货币。当许多国家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时,它们就会信任这一替代工具。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这清楚地表明,当中国最终为一种新的区块链技术货币背书时,大多数国家也将信任它。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领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布自己的加密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一样,它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不同,将使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2019102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发展区块链技术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

同月,中国通过了一部密码法,旨在“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路透社报道称,这部法律是在中国“准备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之际通过的。如果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具有替代性的区块链技术货币,那么印度这类美国的朋友,若想从伊朗进口石油,就可以使用这种区块链技术货币,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制裁。简言之,美元的武器化催生了一种强大的全球动力,去创造一种替代性货币,为全球贸易服务。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全球支付基础设施。在技术层面,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这些系统实现国际联通。

特朗普说,多年来中国在贸易方面比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真是错得离谱。他还说,中国人民一直在从美国人民身上赚取巨额的贸易顺差。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人无法再通过印钞票购买中国产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预计会有所下降。此外,超过90%的全球金融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而交易费大多流向了美国的银行,这也解释了虽然美国的商品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顺差。

明智的战略家不会为了惩罚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伊朗——而拿巨大的利益冒险,但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做的。美国随意地将美元作为武器,恰恰说明了美国缺乏全面的长期战略,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长期竞争优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自律且专注地坚持长期战略。

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特朗普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确实表现得狂野而鲁莽。然而这反映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显然,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事实上,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时,美国依然一直利用自动驾驶仪在直线前进。

纵观历史,大国最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自认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当它们处于权力巅峰时。毋庸置疑,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持此种假设,这导致极少有人建议要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的失败也可以解释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4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位于丹佛市联合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就歇业了。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等不到顾客上门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印度总理莫迪于2020324日突然公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实施为期21天的封锁抗疫措施。在孟买行医的海尔马斯(Dr Jagadish J. Hiremath)在推特上写下一段文字:“能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免洗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

这两则新闻凸显了一个共同点: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给全球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等空运枢纽机场门可罗雀,它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面临断链危机,它让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至少连续好几个月基本处于休克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4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的。

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世界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否能在短期内问世,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也试图解读这场突发疫情对人类历史发展各方面的长期影响。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是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里宣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今后跨国公司都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

二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的“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评论,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够扮演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美国政府所显露的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能力彻底崩解。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榜样的美国,这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民主体制的衰败。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是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资本拥有者为了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与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生产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产业空洞化,并创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作为公共产品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陷入贫困边缘。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急遽、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许多濒临倒闭的欧美大企业最后都有可能走上国有化一途。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说,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一个社会既存的物质生活状态及这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大流行病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更鲜明地暴露已经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蓄势待发的冲突与矛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撰文提醒读者,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历史转折点,“后新冠病毒世界”不会是一个无法辨识的世界,这场大流行病更多地将加快世界历史的前进速度,而不太可能改变其方向。他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崩解、大国关系失和,所有这些原本存在的国际环境特征与趋势,在这场疫情之后只会更凸显。

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移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和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多年前。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环境下。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放大效果。

多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都没有余裕,没有储备,没有闲置资源,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社会,处在社会悬崖边缘的人口就越庞大。多数美国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拿不出500美元的应急现金,只要失业就可能失去医疗保险、汽车与房子;美国提供的失业保险给付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单薄。专家估计在美国有高达40%的劳动参与者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论件或按时计酬,经常朝不保夕,而且他们多数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也必须自费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

最后,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病毒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动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笼罩而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其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根本来不及火化的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局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远超非西方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体制与文化的自信感与优越感遭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在对抗新冠病毒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病毒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贫富日趋两极化。

第二,美国对华强硬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中美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西方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控制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开始产生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做出悲观预测,他们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促使各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福祸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导致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的牢固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明白,本国经济社会常态运作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抱有很高的期待。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凸显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跨国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有比较优势。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是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技术工人。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支付美国企业所有搬迁费用,把在中国大陆(或亚洲)的生产线迁回美国,未必会有很多企业响应。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有竞争力。如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少数激进的反华鹰派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要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都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

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当中国不能成为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因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其实,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并设法在美国退出或阻挠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延续奥巴马路线。他试图重新团结西方盟友来维护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重新确立美国在多边体制内的主导地位,发挥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软实力,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把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移到亚洲,以全力对抗中国崛起与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但拜登在某些领域必然会做出调整,因为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社会全面挑起对“中国威胁”的同仇敌忾,所以拜登的团队必须证明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带来的挑战;

再者,拜登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身影。他的团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潮流,并持续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在某些领域不排除模仿中国的做法。例如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联邦政府预算来更新美国陈旧的桥梁、道路、铁路、通信以及电网;拜登还推出了美国版产业政策,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与电信设备产业供应链,以及补助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瞻科技研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世代的高度支持。

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务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第二,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导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资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会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人们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中国从未排除西方国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对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开放。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启示,并非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与巨量跨国流动带给各国空前的健康、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体人类命运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

(编辑  季节)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收获无数来自国际的点赞与喝彩。无论是精彩绝伦的开闭幕式,世界一流的专业比赛场地,还是安全严格的闭环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国际领先的技术加持和绿色可持续的环保理念,都赢得了国际媒体和各国运动员的称赞。

传递中国人的浪漫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美轮美奂,彰显大国气度与自信,导演张艺谋用一朵雪花的故事将开幕式缓缓铺开,被称赞懂得中国人的浪漫,传递中国人的浪漫。韩国首尔新闻评论,雨水开始,按二十四节气顺序倒数,最后宣告立春,这个手法向因疫情疲惫不堪的世界人民传达了希望的信息,非常巧妙。美联社则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今日俄罗斯赞叹称,中国以一场引人入胜的开幕式,令世界眼花缭乱,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信心和影响力。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称,运动员们从中国之门中国之窗的入口进入体育场,象征着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世界。英国《卫报》留意到开幕式选取世界著名古典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的细节,认为这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各地文化的尊重。英国体育门户网站Inside the Games 刊登了一篇题为《2022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唤起了属于2008年的时代记忆》的文章。文章称赞整个闭幕式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与开幕式不相上下。此次冬奥闭幕式致敬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雪花飞起、星星汇聚,重现了14年前的梦幻五环

本届冬奥会共设25个赛事场地,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其中有13个为新建场馆,还对多座曾用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原有场馆进行改造。比如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制出4条冬奥标准的冰壶赛道。国家速滑馆以其丝带飞扬的独特造型被称为冰丝带,是本届赛事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西班牙《阿斯报》称新场馆体现了中国工程师的奇思妙想,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提到了这里的冰面采用了一种全新且环保制冰方式,也是全球首个采用此种二氧化碳制冷新型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被称为“雪飞天”,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结合的比赛场馆,造型设计的灵感来自完成动作所需跳台剖面形态曲线与敦煌“飞天”形象的契合。《纽约时报》称其为本届冬奥会最引人注目的比赛场地,“用于空中滑雪比赛的高耸大跳台以470米高的冷却塔为背景

领先世界技术的大显神通

作为疫情下举办的国际盛事,疫情防控自然是本届北京冬奥会必然的挑战与任务。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北京冬奥会采取比东京奥运会更加严格的‘气泡式’闭环管理,阻断奥运相关人员与外界的接触”。闭环由一系列体育场馆、会议中心和70多家酒店组成,并拥有专属交通服务,运动员、随队官员抵离及往返于三个赛区只能搭乘赛事专用车辆。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也引发外媒和外国网友关注,机器人取代人工服务员,从天花板上送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餐厅场景就像一部科幻电影,该无人餐厅也被韩国、日本等多国媒体关注报道。西班牙广播电视台网站报道指出,冬奥闭环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中国的防疫举措十分有效。

倍受国际媒体关注的,还有北京冬奥会上各类领先世界的技术应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届冬奥会上,除了在赛场和相关设施内设置用于测温、保洁的机器人外,还启用了专门给空气消毒的机器人。此外,由于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模式,物资搬运工作便分派给自动搬运机器人。报道认为5G技术在本届奥运会中也大显神通,三个赛区的赛场以及连接赛场的道路、高铁在内的整片区域均被5G信号覆盖。路透社发表发表题为《中国为绿色冬奥展示低碳技术》的文章称,本届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了绿色电网全覆盖,同时中国还为冬奥会部署了800多辆氢燃料汽车。英国《自然》杂志专题介绍了北京冬奥会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并称赞北京为大幅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努力。本届冬奥会全部新建场馆达到最高等级的国家绿色三星标准,全部25个场馆均使用清洁电力,此次冬奥会首次使用天然二氧化碳而非HFC制冷剂用于滑冰场制冰,能减少多达2.6吨碳排放。文章称,北京冬奥会还致力于绿色采购,配备氢动力和电动车辆。为抵消碳排放,中国新种植树木约6000万棵,这将抵消大约119万吨碳排放。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上说:“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他说,本届冬奥会的组织工作“非凡卓越”,并称赞中国人及其组委会“以如此出色和安全的方式”呈现冬奥会。

(编辑  三友)


 

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宗教在塑造欧洲文化中继续发挥着最强大作用。几乎每个普通人都相信上帝和来世。当时人们不可能理解无神论的概念,因为欧洲远没有中华文明发达和先进。宗教为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提供解答,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宗教信仰为指南。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人的出生、青春期、婚姻和死亡,宗教代表着欧洲的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溯源

宗教改革,是由于教廷在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政治秩序的衰落下欧洲政治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由于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或者维护)。

16世纪发生在北欧地区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路德和加尔文领衔。当时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传统历史观鼓吹的、让欧洲人获得宗教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是要重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被道德堕落所彻底摧毁的基督教信仰,使其重新成为统一北欧思想界的新的“精神鸦片”。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对路德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欺骗性加以揭示:“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信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信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尼采更为直截了当。在尼采看来,“宗教改革”不过是“世俗本能的最具欺骗性的爆发之一”:“一些强大的、变得不可遏制的、彻底庸俗的欲望想要爆发出来;所急需的无非是一些托词,尤其是要虚构一些大话,有了此类大话,这些野蛮动物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如果说南欧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所展开的一场“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和人性的极度奢华、腐败、堕落、凶残的体现,那么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保守和贫困潦倒的北方地区的一种扭曲的折射。

一方面,重建宗教对人的思想统治权威以拾回人民对上帝的虔诚,另一方面与天主教会争夺对世俗财富的控制权,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满足了北欧地区君主统治者们的需要,因而新教很快成为北欧重商主义国家的国教。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革是为了谋求独立,指望从教会创立者那里获取丰厚的猎获品。”

欧洲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源于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利用这个分裂展开的对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教会权力的争夺,尤其是附属于宗教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争夺。在一个只有宗教才能掌握民心的年代,谁掌握了宗教,谁就掌握了真正的政治统治权。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任何宗教或者宗教流派都很难长期流行开来。

16世纪,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十字军东征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皇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人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获得对巨额教会财产和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控制权。

2)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3)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经济繁荣必然导致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是军队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首先,文艺复兴末期在北欧地区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不是流行历史观所粉饰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由于罗马教廷的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必然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产生一种独立抗衡力量,要求重建宗教的道德权威,以重树基督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从“思想解放”和冲破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即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以至于尼采还需要公开站出来呼吁:上帝已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个时候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300多年。

其次,方兴未艾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给南欧国家带来的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使得北欧国家强烈要求改革罗马教皇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赋予南欧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秩序。它们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教改革,不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例如同情新教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毫无道德可言,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专制暴君),而是出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新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线的开通,为富有十字军强盗精神的所有北欧野蛮国家,注入了参与这场“打砸抢掠”游戏的强心针,推动了北欧国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独立的政治诉求。如果不能参与全球殖民并形成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北欧国家将无法与南欧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需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独立自主的税收体制和职业军队,需要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也就是说,北欧的国家力量借机于民间的宗教改革呼声,发动了一场对罗马天主教统治和财富垄断势力的反叛。在英国,引发宗教改革的不是路德,而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表面上是出于反抗罗马教廷对他重婚的阻拦而宣布脱离天主教和接受新教,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出于天主教道德堕落这个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和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失序,给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几点教训。第一,以宗教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搞了政教合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二,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控制下独立出来,获得管理自己国家宗教的主权,才能实现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的袒护下,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巧取豪夺获得的天量财富,使得北欧国家垂涎欲滴。北欧王室的经济利益诉求,就是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动的全球殖民征服中分一杯羹,以在自己统治下的国土上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凡是企图摆脱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北欧国家,都看到了支持新教的好处。英国王室充分利用宗教改革这场分裂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为此不惜与土耳其穆斯林结成统一战线,向罗马教廷以及支持者(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皇室特许的海盗)跻身于这场全球殖民运动之中,因为英国人身上照样流淌着十字军东征的热血,不可能目睹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整个地球;来自东方的财富,包括金银、香料、丝绸、陶瓷,不能仅仅属于受到罗马教皇庇护的南欧海盗。

北欧国家宗教发展靠国家力量的支持

北欧国家宗教改革的动机是对欧洲财富的再分配意志的体现,其成果得益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它所充分体现的,是通过血缘联系的碎片化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与斗争。

在大航海开启以后的时代,欧洲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但是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获得商业利益的机缘有巨大差别。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然而在罗马教皇垄断宗教的时代,要想夺权就必须创立新的教派,或夺得对《圣经》的新的解释权。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诞生并及时获得了北欧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欢迎。

基督教本身的诞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基督教从创立直到古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很小的东方教派。但是在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经历了一次异象后决心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因此登上了西方世界历史舞台。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取代各种异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并以罗马的影响力为中介,将“基督的启示”传遍欧洲。欧洲新一代“蛮族”首领纷纷皈依,他们提出主张,认为自己拥有作为国王统治部落的神授权利。强大的统一者查理曼自封“神圣的”统治者,他有权并有责任捍卫和支持基督教信仰。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前夜,拉丁基督教(因为其经文及宗教礼仪采用拉丁语而得名)几乎已经渗透至西方的各个角落。可见,古罗马帝国最重要而持久的遗产便是欧洲的基督教化。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的海战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崛起下,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继续了这个权力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是次要的,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国家利益和国家霸业的图谋才是主要的。

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皇室对民间通过海外掠夺来追求物质财富进行鼓励,推动了全民“大殖民”运动。为了皇室与国民的财富收入,国家出面对本国海盗进行公开鼓励,使其“合法化”和“国有化”,同时鼓励他们对邻国商队进行掠夺和抢劫。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这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背景的一个反映。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比如,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北欧偏远国家要想崛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全球殖民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凝聚民心,寻求独立,并以某种方式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把民心从对罗马教皇的忠诚和对以西班牙天主教势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服从,引导到对本国政府的忠诚与服从,从而形成以国家而不是以教皇为向心力的新的权力中心。这种上下一心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能力出去竞争打天下。这就拉开了荷兰与英国对天主教公开的宗教背叛和宗教改革的序幕。

1534年,英格兰的“最高法令”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在地球上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代替了教皇的权威。任何效忠罗马教皇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欺君叛国,并将以“叛国罪”论处。正是在这个法令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著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和英国天主教主教、红衣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约翰· 费希尔,因坚持对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忠诚和不赞同这个“最高法令”而被处死。因此两人都被罗马天主教廷追认为“圣徒”和为天主教献身的“殉道者”。“最高法令”颁布之后,爱尔兰从1536年开始被英国王室直接控制,而苏格兰也在1560年的宗教改革后宣布取消天主教,天主教活动在苏格兰成为非法。

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决定,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计算的:脱离罗马控制以后,英格兰可以不用向罗马捐税,可以获得罗马教皇在英格兰控制的土地,从而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亨利八世用这笔节约出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和投入国家军事防御工事,一方面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应对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威胁。

1568年,荷兰向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起的独立革命和“八十年战争”(1568—1648),又称荷兰起义,不过是紧步英国的后尘而已。

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宗教残杀和迫害以外,杀戮和掠夺成性的海盗也成为欧洲各国王室认可的职业,受到王室特许甚至直接成为建立皇家海军的基础和前身。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把十字军东征中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迫害、种族屠杀、土地掠夺,转化为欧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向欧洲以外整个世界的战争、掠夺和征服。

这个新时代的战争和征服,同以往蒙古帝国西征和奥斯曼帝国北征不同,主要以控制商业通道和贸易利润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物质财富的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不一定是金银财宝和土地本身,而是奴役劳动这个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通过控制种植园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商品贸易,欧洲人能够获得远比金银和土地本身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欧洲人改造和发扬光大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发明了各种形式的“三角贸易”模式,比如把黑人从非洲贩卖到美洲,让他们种植甘蔗、棉花和咖啡,再把产品贩卖回欧洲大陆赚取不菲的巨额利润。他们也从事亚洲的三角贸易,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换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产的纺织品、丝绸、陶瓷、茶叶,再将这些商品运回欧洲换成美洲殖民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一切都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保护。

宗教在维持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宗教自由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宗教在维持16世纪的政治秩序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因此,欧洲创新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解放(释放),并不是西方史中所说是由路德或加尔文宗教改革所推动,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为了抗衡外部征服力量而采取的军备竞赛和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所推动。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以及筹集资源的需要,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庞大的军备开支需要财政预算和资源调动,巨大的财政支出,只有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暴利才能够负担。这个历史性的、在皇室主导下的,从统治臣民内心的灵魂世界,向征服广大的海外物质世界和贸易通道的转变,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资源的掠夺而一发不可收拾。

1500年到1800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Tilly1992)。第一个改变是欧洲国家规模的转变。在中世纪末期,天主教统治者为了赢得与伊斯兰教派和城邦国家间的血腥竞争,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更频繁地增加税收。但是,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出现在1500年之后,这也是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这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军备竞赛是火药的传入和引进带来的,迫使统治者通过大力增加财政和行政管理能力来适应新技术下的军备竞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养大规模的军队。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于是税收体系发生了转变,从封建制度下非常规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马克·小山,2017)。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欧洲军队规模的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和税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每次军事对抗的军队人数不过是数千人,但是在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法国集结的军队已经超过万人。1600年,法国军队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40万人。西班牙军队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总人口的2.5%。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需要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全方位对抗欧洲并加入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战争游戏。

欧洲的第二个改变是1600年后欧洲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国家的权力机构不再是贵族和教会,而是君主权威所代表的国家。国家意味着权力向君主的集中和新型官僚体系的壮大,这个过程带来了其他重要后果。它意味着教会治国管理模式被逐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推行更普遍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税收变得更加规范。一旦发生这样的机构制度改变,统治精英的意见开始更倾向于支持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自由并不是不信教的自由,并不是取缔宗教迫害。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仇恨、杀戮与流血冲突并没有因“宗教自由”而减轻。比如加尔文对西班牙医生、自然科学家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迫害就是一例。塞尔维特在医学史上以发现肺循环的功能而闻名,他也否认三位一体,这让他成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共同敌人。加尔文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人密谋,以其提出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塞尔维特。当塞尔维特因背叛宗教理念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引起了欧洲新教徒们的欢呼(马克·小山,2017)。

信奉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并不尊重科学,也不关注当时的科学发现。比如当路德获悉哥白尼将日心说到处私下传播时,感到极为震怒。路德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学科全部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大地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太阳。”新教国家比旧教国家有更多的思想自由,不是因为新教更加令人思想解放,而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的牧师的权力比国王小的缘故。所以罗素指出:“新教的重要性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世俗政权。”

路德仇视科学和加尔文迫害异教徒的例子,说明新教本身并非指向宗教自由的道路。美国的清教徒也只相信清教徒的宗教自由;在确保宗教一致性和对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迫害方面,他们比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更加严厉和残酷。

因此,欧洲近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经济基础的推动。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或“重商国家主义”。而推动欧洲国家重商主义建立的物质力量,来自中国商品的诱人倒手贸易所提供的超额利润,和来自中国的火药所引发的热兵器战争。

火药带来的新型战争模式消灭了封建贵族、摧毁了保护他们的城堡,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所以,是国家竞争体系下的跨国军备竞赛、商业竞争和贸易扩张,反过来强化了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趋向。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宗教自由,既不是来自哲学家的论证也不是来自新教信仰的性质本身,而是来自17世纪之后由于工商业的跨国竞争和百姓生活的世俗化,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已做不到要求民间维持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因为新教也变得越来越派别林立。

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即便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王室对于宗教自由的宽容态度,也不是由于启蒙运动本身,而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的。因此,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对于来自北欧的国家力量和新教的冲击,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回应。天主教耶稣教会也实施自强型自我改革,反腐倡廉,以捍卫天主教的权威和原教旨的纯洁。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的不稳定中受益。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它们不打算为追求意大利那种艺术上的繁荣和“个性解放”而忍受“凶杀和混乱”,而是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将“圣战”目标推进到地球另一端那无尽的前沿和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编辑  季节)



* 文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安全与风险是一体两面,安全可以理解为认知、防控、化解风险。世界经济安全涉及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三类风险的混合或综合。1929-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风险又叠加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由此导致持续数年的“大萧条”,影响深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之上,更带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对某一具体国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更为突出的风险是,对这些风险不能准确及时认知或应对不当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脱离了自然局限性,日渐兴盛。而在一定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下的非农产业,由于其在日渐复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产品或科技创新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在整个19世纪,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间隔缩短到大约每隔7-8年爆发一次。自马克思之后,经济周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如:为期3-4年的基钦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还有为期150-300年的历史大周期。经济史学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在周期中波动发展。

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呈现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理论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国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紧密相关。任何一个事物或运动都有其对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趋势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周期性,与之相对立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也有周期性。当全球化因素纳入人类正常思考、企业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调控的变量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为相应的风险。当今,周期性呈现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乱象丛生,风险多点呈现。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总量2021年增长9.7%2022年将增长6.7%,预计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半导体稀缺和港口积压等诸多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际分工紊乱,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特定领域的贸易,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尤其是农矿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助推世界通货膨胀。目前在物流瓶颈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供应链脆弱现象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国际通胀压力更大、较预期更为持久,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构成威胁。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供应短缺驱动的通胀飙升可能更为持久,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6%的峰值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2%;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上升更快,平均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周期性收割。发达经济体因为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在2021年年底达到近40年最高的7%),预期管理(TAPER)、缩表与加息的意向明显,国际资金预计向美欧大幅度回流,一些(开放度大、监管薄弱、增长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下,易于发生货币金融危机。

两大结构性风险

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功能。石墨与金刚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组合(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便大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就是国际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从相对意义看,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中升美降。因为力量变化,格局变迁,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美国不甘心霸权实力衰落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影响力此消彼长;霸权衰落,地区强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跃跃欲试,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国际秩序更加混沌无序。

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是美中两个大国的矛盾,有难以调和之势,且日益尖锐。尽管中方不断表达没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国铁心要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经济指标来度量,2021年美国GDP22万亿美元,中国GDP接近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80%。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遏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舆论领域,用尽各种手段,不仅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也令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使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百病缠身,总体态势不断沉沦,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必须丢弃幻想,全身心地谨慎应对,并准备未来可能出现更为扑朔迷离的局面。

202110月,IMF发布《202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2022年美国GDP 增长率分别为6.0%5.2%,中国分别为8.0%5.6%,印度分别为9.5%8.5%。中美经济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赶中国的速度。据估算,中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维持4%-5%的年均经济增速。按照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中美两国GDP计算,中国若要在10年内赶超美国,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国 3.5个百分点左右,若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则需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优势。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在短期内要维持对美国的经济增速优势,还面临着挑战。高质量增长战略必须有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保证。

世界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风险,是经济的“虚实”结构,即在国际金融资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不断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趋向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增长(甚或动荡危机)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202110月,IMF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已经发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资金总额约合16.8万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2020年余额共达226万亿美元,余额和增加值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1年全球公共债务高达8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97.8%2022年该比值预计为96.9%,此后估计会稳定在约97%左右。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债务不断刷新上限,债务危机逼迫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调整,预期管理(Taper)、缩表、加息等政策动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无穷变数与巨大压力,极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大动荡风险。

中国房地产金融稳定不甚乐观,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监管趋严,叠加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房地产市场走弱。近期恒大集团爆出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尽管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是个案风险,远未达到行业风险的程度,但是国内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已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是否有可能引发金融、地方财政、企业债务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风险。根据世行数据,2020年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虽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发之前高出约20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中国庞大的债务存量意味着日益沉重的利息负担。据估算,非金融部门新增信贷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预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业企业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增添变数,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加剧系统性风险

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它又是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内每个元素、每个子系统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个元素或子系统出现失常,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一个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风险在系统内集聚、无法分散,进而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发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变动,中东产油设施遭遇恐怖袭击,“欧猪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则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都会影响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当一国资金之涓涓细流因“羊群效应”急速抽逃而形成滚滚洪流的时候,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会在相应国家发生,特别是那些只会跟随美国节拍跳舞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IMF和西方国家往往会开出齐天的救援价码。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已遭遇过不幸,如果还是跟随美国节拍跳舞,就难免再次跌倒。

近年来,实际占据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战。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相关死亡人数已超过500万。多年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生产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维持合理库存和交付产品方面均承受重压。受极端天气影响、货轮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锁、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交付延迟。从上海到纽约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触及2万美元大关,而两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国各港口船满为患,拥堵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船数量屡创记录,滞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装箱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疫情多点扩散造成大量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下滑,假日经济不振,旅游消费疲软,铁路航空运输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北美和亚洲芯片工厂陆续关闭,芯片供应短缺,汽车大幅减产;“芯片荒”的影响还从汽车产业蔓延至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疫情无情肆虐,加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颜色革命”不时上演,地缘政治时而紧张等等,无疑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难度。

对风险的不当认知与应对带来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准确及时地认知和判断风险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定经济问题总能够通过经济思维与经济方法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的源头或重要影响因素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而所选择的经济思维则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定或认可的,这种指定或认可的经济思维,又集中表现为发展逻辑思维。例如,金融风险积累导致危机爆发,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深化)不够所导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金融发展策略,将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服务更加有效。很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被循循善诱的,结果导致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他们的发展成果不断被劫掠,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安全和发展应统筹协调,同步推进。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充分发展、内卷化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甚至看起来成功的发展,背后却藏有隐患。所谓“中国威胁论”抬头、中美摩擦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②]但是,安全与发展又有区别:发展更多是面向未来,积极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强,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注重底线思维,遇事要往最好处努力、同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胁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稳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价。历史经验表明,仅有发展思维,或仅凭安全逻辑,都很难达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只有经济思维,还要考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过度的自信容易导致自满,从而出现预测不准、监管不力等问题。面对复杂的世界,必要的经济以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经验被忽视,自己的思维被局限在狭窄空间中,就不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编辑  宋斌斌)



*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2013311日)。



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从而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他们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盲目模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市场万能模式。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在提升,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帮助。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邻近的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中国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这些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高速公路,洲际铁路联运,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

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该港的吞吐量翻倍,随即开始配合兴建铁路并向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向当地农民卖高价种子赚钱,那是孟山都公司干的事。当然这动了孟山都的奶酪,它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产品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2015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上合组织体现的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

2018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合组织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2017年,我在台北曾和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去驾驭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上,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适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鸿沟。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销售平台、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操弄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要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为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改。纸币可能很快会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

伴随透明社会而来的将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部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中国的全球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有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可能达到几百倍、几千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信息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必须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中,应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产业生态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聚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

2015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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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冷战结束后30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过去30年的每个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3%0.3%0.7%,可谓“贴着地皮增长”,堪称“零增长”。GDP增长率的低下与物价、利率的长期低下,并称为日本经济的“三低”,也构成了“日本化”的三个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将长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锁定为0%),导致预期投资收益率长期低下。企业不投资,抑制设备投资、抑制研发投入,潜在生产率低下,潜在GDP增长率长期处于1%以下(目前为0.7%),在物价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通缩化”现象。

摆脱通缩是日本政府的长期任务。“安倍经济学”使用了大胆的金融政策,辅之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国家债务;央行无限购买国债及企业股票基金,导致央行资产膨胀、日元长期贬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日元贬值加剧进口物价上升。出口物价则因企业面临全球竞争难以轻易提升,导致日本交易条件恶化(出口物价高于进口物价)。

鉴于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达30%,日元贬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刺激效果减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现更强的负面效果。由此,面对国际物价上升、美欧央行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化倾向,日本央行如何调整金融政策关乎其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具有稳定深度发展的基础

从贸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以来,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间轮动,中美不分伯仲,堪称日本的两大出口要地。在进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地位,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在日本总进口中的占比约达23%左右,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逐渐增强,对美国制成品的依赖逐渐减弱。

中日产业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入世之初,日本对华出口的九成为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今,这种跨国产业链关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强。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看,有色金属、半导体制造装置、集成电路、电子零部件,及电子计数仪器等对华出口逐年扩大,并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关系大致为13100,即每进口13个单位的日本生产要素,可产出100个单位的中国出口产值。

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结构日渐表现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类别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趋接近,如“一般机械”,互占23%左右;“电气机械”接近27%,中国出口占比更多一些。这意味着中日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紧密产业链关系。

这与日本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对华直接投资有关。中国入世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掀起新的高潮,这个潮流持续到2012年中期,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度预期,也反映了对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高度期待,同时也与日本“311”地震后企业分散投资,转移产能,规避风险有关。之后,日本企业投资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增速上呈现超过对华投资的势头。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日贸易结构并未发生大规模改变,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在华产业链布局也未发生显著改变。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可谓仍保持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中国市场的投资魅力、投资收益仍可抵消所谓的“经济安全”考虑。中日产业关系仍具有稳定深化发展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具有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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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内战后消亡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编辑  季节)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塞缪尔·亨廷顿视野下的‘美国与世界’摘编。课题项目编号:QA180801

* 欧树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1] []路易斯·哈茨著:《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张敏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Huntington, Samuel P. “Robust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58 (1999): 31-40.

[3] [] 卡尔··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818-1830),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6

[4] []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安常容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

[5] []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米歇尔·克罗齐、[]绵贯让治、[]塞缪尔·亨廷顿著、马殿军等译:《民主的危机》(1975),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7] Joseph, Lawrence B. “Democratic revisionism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 160-187.

[8] 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是极为重要的天主教社会思想家,他的《一种基督教社会的理念》只有短短几十页,却被认为代表了天主教在巨变时代如何避免自由主义社会的衰败命运的基本主张。Eliot, Thomas Stearns.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and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Vol. 32.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0.

[9] []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0]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1981),中译本一《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二《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

[11] []埃德蒙·伯克:《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缪哲选译,2003

[12] []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 Niebuhr, Reinhold.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1952 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4] Niebuhr, Reinhold.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15]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6] Schlesinger, Arthur Mei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1992.

[17]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2004),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8] Kaufmann, Eric. “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Prospect Magazine (2009).

[19]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09/09/30/samuel-huntington-1927-2008/.

再论科学革命的起源

文一

2022-02-23 10:16:35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是如何开始的?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为什么会衰落?

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历史命运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意见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这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长期统治着世界,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无所适从。

西方流行历史观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吗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时期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如果把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法制看作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那么作为衡量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最佳标准,应该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都比当时的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在欧洲,煤炭替代木材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然而,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用于炼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很少染色,甚至是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是由纤细光滑的蚕丝织成,经过染色和裁缝制成绸缎。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必须经过冶炼、锻打和成型制造。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丝绸产业涉及原材料、纺织、染色、成衣制作以及原始的市场营销等等专门行业,这样精细的分工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运河体系,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以及最早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欧洲国家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在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除了黄金没有任何商品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古罗马-秦汉时期,中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与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地中海海域以及中东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开贸易。这些地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横贯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丝绸之路。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指出,在当时,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每年有大量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入东方贸易市场。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1800年工业革命前后,全球最大商品交换中心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中国购买商品。“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布罗代尔)

相比之下,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简陋,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吃饭用的叉子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中国与西方在生产力的差异十分突出,到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流行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的法律结局,从而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这正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包含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且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从而提供了法律实施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这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影响了几代西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学者。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无不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文艺复兴以来到工业革命之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

因此,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要是没有强大的美国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反过来,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直到目前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及其治理能力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了执行法律的政府力量,即使它的民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贪腐违法,也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

其次,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不公时指出:“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伏尔泰说,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

安克蒂尔-杜伯龙在1778年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指出当时因西方全球殖民扩张出现了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问题,都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这个240年前的评论,对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适用。

科学是推动国家力量的生产力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中国朝野普遍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其实,古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同样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后期专制国君路易十四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之后才感兴趣;俄国人直到18世纪,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才感兴趣;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演绎数学感兴趣。同理,当中国人一旦意识到国家间军事-科技实力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开始对科学发展感兴趣了。

启蒙时代的欧洲,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但是,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对科技人才和科学研究给予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达·芬奇在年轻时曾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写过一封求职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火炮及其运用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等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中国历朝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两者道理是相同的。

通过对欧洲近代史的剖析可知: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这是其后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起源于各个欧洲王室延续几百年相互征战的压力,生存竞争压力导致军备竞赛,以及各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制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煤炭等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战争创造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

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型城邦战争中,高速飞行的炮弹和精确计算炮弹落点的高要求,迫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腊文献学习平面几何与代数知识,以便透彻理解变速运动物体的轨迹和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只有对进一步提高火药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化学理论,以便超越传统炼金术知识水平的限制,帮助系统地提炼硝石、硫磺并解释物质的燃烧和爆炸现象。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不懈追求,极大地刺激了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木材加工、炼铁、冶金和采矿业)的高速发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的大力开采,刺激了深井挖煤技术以及煤矿铁轨和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广泛使用。同时,通过对海外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需要建设一支拥有强大火力的远洋海军,并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导致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线工厂体制(包括大型兵工厂)和珍妮纺织机与蒸汽机的诞生和普及。

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此展开的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并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

所以,离开了中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之间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这个时代条件,离开了欧洲几百年的“战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模式,离开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赢得这种竞争的长期知识投资,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

欧洲历代君主为了赢得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出台过很多政策与制度建设试验。创新改革能力强的王室则生存,创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则灭亡。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争霸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此后法国才在科学方面崭露头角。法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18世纪,路易十五为培育军队将领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日后强大的法国军队提供了杰出人才。

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竞争-战争体系下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如果日本19世纪不摆脱中国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果断采纳欧洲列强的战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日本必然无法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弱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而发动殖民主义战争和对全国实行军国主义管理,则是保障日本大规模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政治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部分日本学者对当年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狡辩,另一方面也间接地揭示韦伯主义者对欧洲当年依靠战争资本主义崛起这个历史“主脉络”的掩盖和文过饰非。

因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与流行历史观所强调的“英国大宪章”和“英国光荣革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与韦伯的所谓“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没有必然关系。

欧洲国家力量对科学与数学的长期重视,并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也并非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制习惯”,更不是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需求,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远处行驶中的战舰时,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他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包括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频率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各场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16世纪以后战争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吸收东方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的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整合成了二三十个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战略的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上千倍,但缺乏战争意志、战争经验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刺激下,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数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寻求历史正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方面处于“艺术与商业齐飞”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无法无天、道德堕落、黑帮当道、官商勾结、寡头垄断,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时期。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如果人们承认欧洲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必经阶段,那么将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显然就是一种套套逻辑。它掩盖的其实是西方通过最野蛮的战争、掠夺、奴役、殖民才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秘密。

我们要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编辑  季节)

 



* 文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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