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重了美国中下阶层由于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沮丧感。特朗普政府成功地将白人底层群众的愤怒转向了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草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

美国的非洲裔人和拉美裔人由于他们超高的感染率、死亡率和得不到及时救助，将他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喷发——平抑的、对种族主义的愤恨再次集聚起来，因弗洛伊德被跪杀事件而喷发，至今尚没有彻底平抑。

反种族主义运动打开了美国的窗口

美国这次声势浩大和长时间持续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被冠以两个口号，一个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一个是“我不能呼吸”。其实后者更能代表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能代表全世界都受美国压迫的现实。但就像以前一样，这场被白人基本群众所激起的反种族主义的运动，最终会以民主的名义被压制下去。

这场运动再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民主成为占多数人的种族压制少数人种族的一个工具；也让我们看到民主是怎样为少数精英所操纵，民主成为白人掩盖内部矛盾，对外实行扩张和战争的工具；民主在少数精英操纵下，让中下层的乌合之众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愤怒转移到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愤恨上，从而保护了少数精英的统治地位和财富。

民主受少数精英操纵，成为种族主义和对外战争的激发器，成为一个保护少数精英利益的“政治正确”的外壳，这三重作用早就被西方的政治学家所系统阐述过，但这种理论阐述被西方统治精英系统的宣传和教育掩盖了。我们所看到的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完全被扭曲的理论。

正是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民主框架中，美国社会中阶级矛盾最终总是被种族矛盾所掩盖，这场运动将矛头对准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对于揭开美国一个最大的谎言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运动的三个愤怒指向，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头面人物的雕像以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总统山上的4位总统雕像。

警察代表着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和美国权力结构中系统的种族歧视，它说明种族歧视在美国的国家结构中已经被制度化了，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南方领袖则是公然维护奴隶制的人物，他们在美国的文化中仍然被尊崇，说明公开或不公开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群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他们多数人可以以民主和自由为保护外壳，推行和延续种族主义。

而反种族主义的矛头指向美国开国元勋，则唤起了一段在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外壳下所掩盖的被久已遗忘的美国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拨开西方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迷雾。

西方的实质、美国的实质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如何强大的，它的强大与它所宣称的所谓制度优越到底有何关系？第二个是，美国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普世性吗？第三个是，美国的本质和美国的制度是如何体现在它的世界愿景之中的？美国所宣称的普世性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因何强大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前者是说美国曾经伟大过，后来不伟大了，现在特朗普要让它再次伟大；后者是说，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利益纠葛时，美国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压缩其他部分的利益空间。

美国曾经伟大是美国人文知识分子制造的第一个谎言。美国确实强大，但美国并不伟大。强大指的是实力，是物质力和动物性的体现；伟大指的是价值观具有突出的卓越性，是精神力和人性的体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416年，米洛斯岛的人民不堪忍受民主的雅典的统治发动起义，雅典执政官告诉米洛斯人说，他们只能选择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洛斯人回答说自己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的回答成了历史名句：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只能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最后，雅典人杀死该岛所有男人，将妇女沦为奴隶。

雅典强大吗？毫无疑问。雅典伟大吗？不。雅典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是无耻和残暴。米洛斯强大吗？不。自然禀赋使它不可能强大。米洛斯伟大吗？是的。它表现了人类在脱离动物趣味后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美国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神话，说美国实力的强大来源于美国价值观的伟大，美国的强盛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好制度，这是用强盛来推导价值观，不但不合逻辑，而且扭曲了美国历史，也扭曲了对美国创始者的认识。美国强盛的初始原因和根本原因，是数量很少的殖民者通过屠杀和掠夺，夺取了原住民的大片土地资源。在1890年殖民者占领美国全境时，美国只有5000万人。美国与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当，已开垦耕地面积是我们的1.2倍，水资源与我们相当，但按照人均计算，超过我们的四倍多。此外，中国已没有可开垦的耕地，而美国尚有近20亿亩可开垦农用地。它两面是海，北面国家人口稀少，南面的国家原住民太多，殖民者与其发生多次严重冲突，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不但无法威胁美国，反而被美国多次夺取土地。

殖民者占领美国的过程是全世界都还处于农业时期的尾声，土地是主要财富，美国又处于温带最适宜农业耕种的地方。英国殖民者是在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城市流氓，他们在英国一贫如洗，但是到了美国就可以得到300英亩，相当于1800中国亩的土地。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同时被带到美国的还有不断在欧洲进行发明和改革的技术。美国早期的烟草技术和纺织技术就是完全从英国移植过来的。摩根的父亲是英国资本家，而摩根利用在英国筹到的资本在美国发的财比他父亲多得多。

“要想富、先修路”，英国发明了铁路，但在英国那个弹丸之地没有多大用处，美国的土地为国家所垄断，政府划拨了大量土地用于修铁路，铁路沿线成了工业发展重镇。1900年的时候，美国土地已经多到政府都不知道干什么用，于是把一些土地封存起来变成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资源保留地禁止开发。

由于美国地太多，人太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并且无法强迫欧洲移民进行奴隶劳动，所以从非洲劫掠了大量黑人做奴隶，南方白人完全靠黑奴劳动，获得了大量财富。

通过种族灭绝获得的巨量土地财富，使美国迅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大国，同时通过奴役劳动进行财富增值，这是美国获得财富的根源，也是美国强大的出发点。它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来源。

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白人殖民者几乎人人都有财产。

普选式民主对富人是不利的，相反它有利于通过某种程度上剥夺富人来支付公共支出，也就是有利于穷人。如果穷人太多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将形成所谓的多数暴政，对富人形成剥夺。

事实上后一种多数暴政，也就是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的暴政，已经存在并持续了200多年；多数暴政也就是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

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富人的民主理论，对前一种暴政总是讳莫如深，对穷人推翻富人统治后所产生的政权，总是直接冠以“多数暴政”的名头。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民主都是“多数暴政”。

所谓的“多数暴政”，指的是新政建立起来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框架，这个经济制度框架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实现了对富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夺，通过各种补贴制度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补贴，通过各种监管制度对天然具有巧取豪夺倾向的资本实施了严格的监管。正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挽救了因强盗资本主义而陷入大萧条的美国，并且延续了美国的强盛，带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仅仅实施了不到50年，就在20世纪8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的暴政扭转了方向，带领美国走向衰落。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暴政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在财富方面，它延续了美国强盗主义的传统，实现了少数富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致使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种族方面，它延续了多数白人种族对少数有色人种的暴政。

在美国250多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贫富差距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显然美国的民主没有能使穷人对富人形成剥夺，或者穷人和富人处在一种相对公平和均衡的状况，相反，少数富人在大多数时期都对大多数穷人形成了剥夺。美国的另一种多数暴政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当中，这就是多数白人对少数有色人种的种族暴政。而这个暴政确实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

美国民主是种族主义多数暴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四卷本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自第一卷于1986年问世以来，就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好评如潮。美国社会学权威杂志认为，曼的这部巨著直承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宏大叙事传统，表现出惊人的广博、罕见的深刻、理论的雄辩。

2005年，迈克尔·曼的另一巨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出版，这一著作从根上挑战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优越论。但是这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得到的评价是极其谨慎的。一方面，迈克尔·曼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在这本译成中文后仍长达近800页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大量实证，使其观点无法撼动；另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民主制颠覆性的论述，与西方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框架相去甚远，使得评价这些观点非西方学术界能力所及。

曼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自我反省道：

“我以前的著作忽视了人类行为当中的极端行为，所以我对善恶就没有给予太多考虑。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容易把它们归入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别，同时也将它们与日常生活完全分开。在探究了种族清洗问题之后，现在我已不那么肯定了。虽然我无意要在道德方面模糊善恶边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确是相连的。恶并不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外，从另一个独立的我们很想称其为“原始”王国那样的地方来的；恶乃生于文明自身。”

曼书中的一些重要摘录：

我们往往把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实际上正是他以文明进步的名义，宣称美国印第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

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第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

又40年后，第3位领导人说，“是伟大与崇高之神发出的诅咒，让德国必须踏过死人的尸体，以创造新的生命”。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但他与他的同僚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说仅仅是在追随美国人的脚步。

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我不想否认民主是一种理想，我赞同这种理想。然而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只有当民族主义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

稳定的按制度化运作的民主制政权，要比正在进行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的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清洗。……但是过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高尚正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施行了足够多的种族清洗，才有了今天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公民实体。往日，清洗与民主化曾携手同行。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

欧洲人当中的阶级妥协、代议制统治以及宽容等形成在针对庞大非己团体的可怕暴行之上。最坏的情形，在美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出迄今为止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清洗，他们是由殖民者民主政体（国家）完成的，先是事实上的，然后是理论上的。

1788年，第一支舰队到达澳大利亚以前，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很可能刚好超过30万。到1901年只剩约9.3万人。最低是1921年，此时大约存活着7.2万人。一个世纪损失几近80%！

在美洲，有着大量殖民人口的地区，失去了90%的当地人口。在整个大陆总的前哥伦布人口可能在6000万到1亿之间，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斯坦纳德，1992；74-75，81-87.118，146，266-268）。在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区，前哥伦布印第安人口估计数一般在400万至900万。在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口只有23.7万，至少损失了95%。最让我们确定发生的根除，是在加利福尼亚。据西班牙传教士估计，在他们1769年到达这里之时，应当有31万当地人。截至1849年，即淘金热开始的那年，人口已经减为一半。在这之后随着居留地的扩张，这一数字甚至掉得更快。到1860年，在建州1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数字只有3.1万了——仅12年后损失率就高达80%！第三帝国也存续了12年，杀掉了欧洲70%的犹太人。

看一看20世纪前最著名的5位美国总统。当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站在一起时，华盛顿和杰斐逊就忘记了启蒙运动。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以及不要“在全部毁灭他们的居住地实现之前去听和平的序曲”。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在1783年9月7日华盛顿写给James Duane的信中，华盛顿说，“印第安人和狼都是要猎杀的野兽，他们只是形状不同而已”。华盛顿的部下们从易洛魁人的死尸上剥皮，他耐心而熟练地亲自上手示范：“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优质而修长的长筒靴来。”杰斐逊还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总统期间，有20万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执行官夺得。……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知道两位总统都蓄奴，然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凶残则极少有人知晓。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投票权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却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杀手著称。……他宣布……“我认为我应当踏平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掉他们的战士，抓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吹嘘说：“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场合杀掉的人的头皮”。……他敦促他的士兵杀死妇女和儿童。……一旦上任，杰克逊就撕毁了印第安条约并发起强行驱逐行动。……1万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诺基人和4000名乔克托人在恶名昭彰的眼泪小道上死去了。

林肯……批准了军事远征和明尼苏达的土地强占，这激起1862年的苏人起义，军队进行了镇压，抓获了309名叛乱者。……林肯……同意仅仅处决39名印第安人……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处决。在19世纪末，当轮番的种族灭绝几乎已结束的时候，第五个伟大的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已不再需要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不过他确实宣称“根除最终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战争中最高贵的就是对野蛮人的根除战争。

这些总统中有多少在今天会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四个，我认为——除了罗斯福，他的言辞没有配合以行动——尽管林肯的判决会较轻。

迈克尔·曼已经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讲了这几点：

第一，西方的现代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的历史。有关种族清洗和西方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才能完成的。

第二，种族屠杀、种族清洗是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产物，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道德基因。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民主制是为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服务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政治框架，也为这种暴政提供了政治正确和道德美化。

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西方现代的早期历史和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个假民主之名，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历史。

美国强大但不伟大，而且从来没有伟大过

无论在对待穷人上，还是对待少数种族上，美国都不但不伟大，而且很卑鄙。这是因为美国的统治精英做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都越来越大，美国的少数种族都受到了屠杀、劫掠和歧视。

即使在那少数时间，也是由于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的统治精英迫切需要内部的安定而做出的贿买性的让步，一旦外部威胁消失，内部威胁也被镇压，美国统治精英的真面目就会再次显露出来，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所缔造的美国社会真相。

美国总是用一套假惺惺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来遮掩他们的恶行。这是自美国建国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一种传统。当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句子时，他难道不知道他拥有600个奴隶，并且使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曾经强奸黑奴，并且使其黑色后代都成为奴隶吗？当这些黑色后代知道真相后，都非常愤怒，根本不承认这个先祖。

小罗斯福总统指出：“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为富人谋得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穷人。” 这句话还应该加上，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它为占多数的种族谋得了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少数种族。

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指出，美国奴隶制度和自由承诺相结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与人类最邪恶的罪行相连接”。美国的历史说明这个所谓的美好希望完全是假的，它是为掩盖罪行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群要有多么扭曲的心理，才能把这两者连接起来。

这就是美国的道德基因，占美国人口60%多的白人中的70%，拥有这种道德基因，他们通过民主这种多数统治的方式，以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的面目来实施他们的这种道德基因。

美国确实很强大，但美国从来不伟大，因为它的相当一部分人——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很邪恶，而它的文化和制度是这种恶的体现。这种恶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实行基于种族清洗的暴政。他们通过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实施帝国暴政。

（编辑  季节）

被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塑造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发生于香港的2019年“反修例事件”被解读为一次媒体化运作事件，抑或是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是2019年度甚至近年记忆中最突出的全球媒体事件。Mary Hui的研究表明，本次“反修例事件”乃是人类历史上被直播最多的一场社会运动，直播的传播速度又极大地增加了运动本身的现实效应及直观感受（Hui 2019），并得到了“全球自由主义阵营”及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

与本次事件相比，2014年的“占中”运动或“雨伞革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没有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与世界其他欠发达或“次重要”地区发生的示威运动相比，该运动已获得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也没有得到大陆媒体及共产党的足够重视及反馈。从本次“反修例事件”的全球轨迹及其直接取悦西方媒体的能力（本次事件领导者直接飞往美国，以赢取美国国会中反华“鹰派”人物的支持），再对比2014年占中的情形，可知事件背后的反香港特区政府、反中央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该派别的人口很可能在香港市内占据了多数——尽管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绝对多数”(Bradsher 2019)。抛开其实现特首的自由选举诉求不谈，这完全超出了香港政府的权限（完全违背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方针政策又会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这次风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首先，他们实现了《逃犯条例》的暂时搁置，继而强迫特首公开撤回了该条例。他们没能推动针对所谓警方施暴的“独立”调查，却成功强迫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一项专门调查，逼迫政府承认其在某些事件中犯了错误或滥用了权力。此外，在“反修例事件”几个月中，因参与示威而遭到逮捕的大量人群也将使暴动罪行的定罪（这使得运动的另一项诉求即对全体示威者免于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尽管“反修例事件”取得了全球大量媒体的支持，尽管运动在制度/选举层面（不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一场民主运动，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这场发生于2019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且为之推波助澜）的全球媒体事件对香港及全球带来了积极的发展 (Vukovich 2019；Chan and Pun 2020； Solomon 2020)。这场风波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混杂性，一方面由暴力冲动所驱使，另一方面被明确的反共/反华冷战媒体思维所左右，同时又自始至终追求特区行政长官的直接提名及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且对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表达愤怒之情（这也集中表现了运动所谓的“民主性质”）。除此以外，运动却还寻求实现一种自治乃至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普遍诉求（大约40%的选民实际上倾向于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定位）；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已经和大陆紧密相连，而且这一纽带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抛开政治理念上的混杂性不谈，这次事件为我们审视当前的政治及政治事件媒体化（我将其定义为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本次事件中，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媒体在事实上为其反政府/反北京诉求推波助澜，还表现为这些参与者寻求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为其声援。与此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本次运动之影响的能力——通过简单地拒绝回应，中央政府有效回应了港独引导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诉求。除却表面上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香港泛民主化阵营对权力的追逐，这场运动中裹挟的复杂政治背景因素，令人很难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媒体的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甚至借由新技术的繁衍以及各大媒体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时所构建的统一战线得到了极大增强；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媒体化的强烈冲击，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大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强大依然如故。

香港及国际媒体化浪潮

自2019年6月以来，“反修例事件”在港独主导下，已经从一场针对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的大型和平游行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力性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不仅如此，通过一系列暴力对抗行动，企图将本次运动与传统的泛民主党派运动（致力于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推进选举政治）以及与香港传统市民社会实行无缝衔接。这一点实际上并没能躲开公众的注意：在过去几个月里，香港街头随处可见汽油弹造成的火焰和催泪弹造成的烟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警察逮捕示威者，示威者袭击警察，还有示威者对所谓与大陆相关的商店、地铁站和交通信号灯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发展到针对说普通话的路人的袭击，针对反对游行者的袭击（这也导致了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死亡事件），三合会成员对游行者的袭击等；最近，警方甚至破获了一系列恐怖炸弹制造及军火走私的案件。示威者武装占领（并破坏）了两所大学，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特别是在特区选举中，新加入了一大批反对当权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之后，暴力及大型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再次出现炸弹威胁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游行运动。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全球以及香港媒体（即全体非中国大陆媒体）的大肆鼓吹和驱动，人们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引发到如此规模并持续如此之久，甚至上升为一次全球性的划时代事件（被有些人称作“香港的最后一战”）。参与者运用（且不止于运用）了各类社交（及全球）媒体和技术：类似于reddit的LIHKG论坛，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及无处不在的直播等等。和大多数香港游行一样，运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场由媒体驱动的上镜式的民众运动：从挥舞美国国旗及特朗普宣传海报，并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集结，到焚烧中国国旗，喷涂种族主义涂鸦，并蓄意破坏香港中联办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再到Cosplay风格的美学应用（在示威人群中，除了明显模仿日本“忍者”的黑衣黑面具“激进分子”，还出现了“蜘蛛侠”），香港的示威者显然熟知如何运用镜头并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正如让·鲍德里亚和居伊·德波曾警告我们注意媒体和奇观（spectacle）的诱导能力，我们也要警告那些职业媒体工作者和评论员——透过手中的镜头和录音笔所选取的录制对象，他们正在操纵观众。这些示威者可以直接获取全球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的注意，他们深知自己是“天选之子”——作为来自中国的自由民众，他们所发出的关于暴政和“共产主义殖民”的信息将被广泛接受。这显然与政治上的东方主义相关，也彰显了西方势力在冷战及殖民主义时期给香港留下的印记。

除此以外，关于香港取得国际媒体及知识-政治文化界关注的方式，还存在一些其他学者较少论及的方面。众所周知，香港市内高楼林立，窄小的街道多如牛毛且行人如织，交通堵塞频发。这意味着游行人群从A点步行至B点（通常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位于金钟和湾仔的政府大楼）耗时颇长，也使得人群数量统计变得非常困难。由高楼大厦和窄小街道构成的“峡谷”极易被填满，导致人群的规模被夸大，并且看起来远比实际多得多（参考Reuters, 2019和Scar et al., 2019）。不仅如此，对旁观者而言（即通过屏幕观看者），香港的市貌还为游行人群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广度。在“黄马甲”运动期间，众多西方媒体毫不迟疑地采用法国警方对游行/暴动人群数量的估算；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同样一批西方媒体却选择直接采用事件组织者对人群数量的计算。

另一个全新的现象是，街头出现了大量业余或平民“摄影记者”，他们身穿标有“记者”字样的反光马甲，随着人流的行进不停地拍照或直播游行过程、大学占领及警方回应的实况。很多时候，这些“记者”（姑且称其为记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游行的人群数量，更远超警察的人数。这也是某些游行“老手”的阳谋——伪装自己以躲避警方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香港的运动在很多方面混淆了参与者/游行者以及与记者/旁观者间的界限，对于这一现象众多媒体并未予以披露或反思。

在这里，我并不想悲叹新闻行业内专业水准及从业资格的缺失。媒体/新闻的“大众化趋势”自有其民主化的潜力。然而，正如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并非天生具备进步性或解放性，我们必须去追问此类媒体奇观——数以千计挥舞着相机的参与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记者/示威者——所实际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对游行进行报道的时候，这些人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不免带有某种观点，并代表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有意忽略中国大陆对香港所拥有的不可置疑的主权；也包括故意抹黑中国大陆通过边境对香港市民所传达的友好信号；还包括对香港警方形象的有意塑造——警方被妖魔化为释放催泪弹的可怕士兵，而不是一群被抛投汽油弹的港独“激进分子”所包围却严令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人。

香港“反修例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也许）被拍照及直播最多的政治事件，却并不因此而自动具备民主性质，也不是代表真实的“人民之声”。虽然大量使用了“民主”或反殖民主义的修辞，但主导者实际上更多地应和了一种反华、反移民，同时兼具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的国际政治潮流，其内核具有深刻的反自由或反动性质——时下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英国脱欧运动便是明证；除此以外，还有美国防止墨西哥涌入移民的边境墙修建，以及借“让XX再次伟大”之名对移民进行的驱赶（事实上，本次运动中也有人提出了“让香港再次伟大”的口号）。当游行者们高唱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大众媒体不会告诉民众，该口号实际上发源于一个受到仇外主义及美国特朗普主义茶党运动启发而创立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组织。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的游行者们不仅见证了自身组织的演进和变化，还一直经历着理念及政治上的混杂性（Sum 2019）。

除此以外，本次运动中“赤纳粹”和“支那”（日本侵华时代对中国的蔑称）等种族主义词汇的频繁使用，白人至上主义仇恨符号“佩佩蛙”的出现，以至于针对说普通话人士及反游行人士所出现的暴力行动，大都被上述媒体有意忽略或忽视了。当然，仇外主义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并非新生事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身份政治矛盾同样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争论——即香港人究竟是否能“真正”算作“中国人”。虽然经过众多媒体的政治性/反华立场的粉饰，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仇恨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一切尚需时日。当下，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大多将其标识为一场追求自由、投票及民主的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维度却避而不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佩佩蛙的图案，而在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它不仅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大陆移民以及“大陆式”的观点。此事件暴力行动还破坏了许多公共交通设施及本地企业，原因仅仅是他们与大陆有联系抑或拥戴中央政权；换句话说，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游行者及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只有在视而不见这些极端反动因素的前提下，香港民众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赞美和拥护。

中国的香港问题及回应

总而言之，关于香港及国际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反华/亲美/帝国主义政治阵营来驱动修例事件游行运动，以及上述媒体如何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重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同时又避谈本次运动及其策略中事实存在的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现象，至今仍少有学者进行探究。上文提到的FAIR报告触及了前一个问题，即针对香港示威运动的海量报道——相较于委内瑞拉等国发生的同类事件而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及利益，并符合美国所推行的对华贸易战及遏制战略。

在黄之锋、何韵诗等人的全球游走呼吁下，港独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甚至英国出手干预的恳求——被划入了西方政治势力的外延范围，并成为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所发动的“遏制战争”之一部分。我之所以指出本次运动及其媒体化运作中存在的诸多丑陋事实，并不仅是想要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媒体偏见问题；中国是一个稳定存在且未受到任何致命威胁的政治实体，而时下，针对中国的政治双标现象却屡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香港的反送中/反政府运动及其“本土”问题和危机，绑架或裹挟入宏大的中美对抗之中，对各方（尤其是香港自身）而言都极为不幸。从公共关系或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次香港“反修例事件”可以说既机智又成功；然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最终仍然不可能通过媒体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鉴于本次在香港发生的全球媒体事件/示威运动的规模之大，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某种形式做出的回应，却被香港一些媒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包括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并资助香港暴乱的长篇评论抨击，也包括对特首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的坚决支持。除此以外，大陆政府还再次重申了对于界定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本法》系统（一国两制）的支持。另外一些来自大陆的报道则分析了香港的总体局势，并呼吁给予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住房及福利救济（新华社 2019）。其后，作为对本次危机的间接回应，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台了一系列小型经济及社会政策措施（包括放宽按揭贷款期限、提供教育补贴、下调公共交通费用等）。

鉴于大陆政治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外加本次媒体及游行运动从6月到秋季一直由反华阵营的香港身份政治集团所驱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很难跨越边界去动摇大陆的经济稳定，抑或改变大陆不予回应的姿态（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也许，在中国政府强大政治体系下，媒体反制的力量无法对基本制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却能够复制并强化某些政治理念和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对香港事件及其造成的媒体所给出的政治/宣传/沟通回应非常简单——静观其变不予对话。与同时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所吸引的关注相比，哪怕是针对香港事件中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批评都显得异常平静。

大陆对本次事件的回应或拒绝回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 choice）——于毫无选择余地之际，选择静观其变：如果大陆在行动层面或修辞/理念层面出手干预，则必然要被扣上那顶早已戴了多年的大帽子：干涉内政、殖民主义、越俎代庖，至少也是侵犯了《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所谓完全自治权（香港其实从未被赋予完全自治权，然而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忽略）。然而，如果大陆选择拒绝干预香港事件，遵守《基本法》原则框架，同时对相关的全球媒体事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这对于所谓媒体化浪潮的力量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大陆的回应简洁而有力地验证了新媒体文化批评者的观点——从塔希尔广场到华尔街，从北京到香港，事实证明新媒体浪潮不过是披上了包容与机遇的民主外衣，实质上并不具备推动政治进步与改革的能力。  （编辑  季节）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金融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新边疆。近年来通过金融战手段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尤以美国为甚。美国聚集一批专注于金融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创新思路与观点不断推动金融战理论的发展，这也使得金融战在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中体现的突出作用更加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

什么是金融战

从历史上看，金融掠夺只是经济战的一个附属效应，金融被视为经济的范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正在逐渐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

经济是使用资本、资源和人力三种因素开展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经济战仅限于攻击敌人生产和分配货物和服务的能力。金融是通过货币流通、授信、投资提供服务的活动，因此金融战则是对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信贷和货币基础的攻击。金融实力可以给对手造成负面的经济影响，因为运用金融实力能够削弱一个国家定价、交易、积累资本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和分配的停滞。没有了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对手的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被迫缴械投降。可以说，金融战利用资本和信用来攻击对手或保护盟友，并且可以放大和加速经济战造成的损害。

新的国家力量投射工具[1]

金融战创造并利用新的实力投射途径（金融）来更高效地支持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战可以利用全领域的经济活动来找寻和攻击对手的经济体系弱点。最简单的金融战是破坏作为生产和分配基础的货币基础，从而破坏对手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能够阻止对手进行交易，还能够阻止对手转移和储存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的资本，而生产和分配一旦停止，对手的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精准而灵活的制敌策略

封锁和禁运等经济战工具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从产出的角度影响对手的经济。而金融战的目标是瓦解资本，从投入角度干预对手的经济。制裁、封锁或禁运等经济行动只能切断与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而金融实力投射则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金融联系来增强实施效果。从经济后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讲，金融战都要更胜一筹。而且，经济战行动表现为一组明确的、不可变通的政策措施，比如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明确、宣示性的政策，不完整的或有选择的禁运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禁运。因此，在需要有政策弹性的对抗情境下，封锁和禁运并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它们可调整的余地不足。

与无法计算精确后果的经济战行动相比，金融战则是一种“精确累进”的政策工具。既可以针对单一交易，也可以针对整个工业基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另外，金融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以间接或衍生方式对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影响，难以追溯甚至不可能追溯至攻击来源，非常不利于对手进行情报收集或策划反击，因此金融手段在积极主动消灭威胁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金融战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金融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6年11月4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动乱，11月5日，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允许英法军事干预埃及是不现实的。但外交手段并没有说服英法撤军，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北约盟国显然也不可行，在这种局面下，艾森豪威尔使用了金融战手段。首先，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英国提供5.6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其次，阻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6亿美元的信贷；最后，威胁英国如果不退出苏伊士运河，美国将抛售持有的英镑债券，从而迫使英法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信贷封锁冻结了英国的借贷能力，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负现金流状态，并几近导致英国破产；英镑债券威胁有效增加了使用英镑交易的风险，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没有信贷推动国防开支，英国就无法进口所需的石油和食品。这场金融战还会摧毁英国的贸易，使英国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形成资本，并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无法大规模进口商品，从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国运用金融战在国际博弈中得手，有效地维护了北约内部的协调性。而在这之后，金融战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新的对外政策选项

金融战是一项有意义的可选策略。对于美国来讲，以前只能通过武装力量实现的政策选项现在可以借助金融方法实现。比如，终止沙特对国际圣战组织的财政支持，降低伊朗的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金融战作为武力之外的可选项，为美国对外施压政策提供了更多手段。

而对于军事斗争来说，金融战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和配合手段。现代战争准备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准备，还包括了信息、网络、经济和金融行动的准备，在作战规划时，应该在确保最大效果的情况下以金融风险取代人力风险。

在微观层面提出了独特的攻击样式

从可行性来说，发动金融战一般会瞄准那些信息、风险和回报中不透明、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系统性领域来实施攻击，一个典型例子是金融市场。这些领域通常具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弱点，通过聚焦这些领域弱点能够制定金融攻击的手段、目标以及力度，并且能够估计出对其他领域的传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金融战的样式体系包括攻防两端的设计，进攻性金融战试图通过攻击对手的金融领域来制造产生出人意料且有着重大影响的“黑天鹅”事件。这种事件相对于一般金融统计学分布上可能出现的“厚尾事件”来说，将更加不可预测且不规则。防御性金融战则寻求一系列指导政策来降杠杆，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偏差情况，又或是通过构建额外的体制机制和多层监管体系以达到抵御金融攻击的效果。具体地讲，美国可以封锁对手的重要行业，造成其与全球市场的脱节，使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造成大规模流亡、饥荒、骚乱和政权更迭。美国还可以通过金融战攻击政权精英、破坏贸易、消耗外汇储备、降低经济产出、加剧通胀、推高失业率、加剧社会和劳工动荡以及加速人口迁移等方法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金融网络空间发动的战争：以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速度开展的电子、远程金融战，能够让对手被迫建立复杂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牺牲大量经济效率。在战争中，金融战能够通过影响敌人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以及削弱其训练、作战和融资筹措的能力，达到辅助军事作战的目的。

美国视角下的金融战需求

如果说全球金融是全球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战也将伴随着贸易摩擦而不可避免。每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必须与全球金融的标准和组织体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对全球贸易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而全球贸易又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国际金融标准和组织的影响力为打击别国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对于美国来说，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御的角度看，都需要做好金融战准备。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金融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除传统武器之外的重要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美国极易受到金融战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和防御金融战。

美国的传统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应对重要对手的非军事威慑，亟需创造新的强制手段和能力。其面临的难题是将冲突升级到常规战争还是在威胁面前让步。当然在目前条件下，世界上军事大国的战略推演一般也都倾向于避免直接的传统军事交战。美国必须开发新型的力量投射工具，以应对、改变或颠覆对手的决策框架。

美国可以凭借金融力量攻击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通过金融手段破坏一笔特定交易，摧毁一家特定企业甚至是对手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让对手付出高昂的对抗成本，从而获得难以匹敌的威慑能力，这在缺少规则限制的战争中非常有用。

美国可以借助金融实力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成本与收益。金融战的威慑或实际行动可以警示对手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承担巨大的净现值成本，这将减少对手的预期收益，促使对手转变其预设的不受欢迎政策。金融战可以帮助美国先发制人地采取威慑和压制，即使无法做到先发制人，至少还可以对抗敌人的非传统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最大程度地对目标实行金融联结与渗透，能够让后续的每一次金融攻击都更加精确合理，以此不断加强美国的金融战优势。

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发动金融战争。美国在金融战方面的弱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高度集中的资本形成要害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个系统的银行间日交易超过85.8万笔，年交易额达973万亿美元，如此巨大交易体量的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二是当风险不透明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杠杆衍生的美国金融产品就会嵌入漏洞。例如，2008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崩盘时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导致了主要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而后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为破产的公司提供补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三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在金融打击面前的脆弱性。因为赤字降低了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比如预测经济增长情况时出现政策失误，而政府财政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新的政策，将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其他问题，如养老金资产国有化、政府强制贷款、货币贬值等。

美国金融战的基本实施框架

金融战与军事作战类似，是在行动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提前战争筹划来实现的。首先要明确金融战的核心目的是攻击对手的资本，这包括直接攻击一级资本或间接攻击二级、三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现金、流动投资以及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已加工商品的价值；二级资本包括债券和股票，企业可以将其出售以换取一级资本（现金）；三级资本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能够帮助二级资本转化为一级资本。从实践角度来讲，围绕资本来发动金融攻击还要进一步明确三个行动要素：对象、目标和路径。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金融战行动框架。

分析对象——基于经济区域图及金融轨迹

筹划实施金融战首先需要收集拟攻击对象的数据，分析构建关于该对象的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详细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能够帮助构建出精确、有效且具体的金融战武器。经济区域图是在物理和虚拟地理图上叠加了生产、分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视图，图中至少包含几个方面要素：一是能够描述出对象、供应商、客户和相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联节点，这些是潜在的攻击标的。二是要对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进行核算，帮助揭示对象如何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三是要体现与金融有关的其他特性，如主要业务的成本、回报和利润率；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业务覆盖范围以及与各政府的关系等等。除了识别生产活动，经济区域图还应该提供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产品分配活动图，包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物流渠道，产品流转的时间、地点和所有者等因素。

绘制出经济区域图后，需要进一步掌握目标对象的金融活动轨迹。轨迹中包含着详细的金融投资者、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运转机制，这些是一级资本流动、积累和投入生产的基础。追踪流动资产（如流动资本、信贷额度、银行账户、原材料和在建库存）和长期资产（如股东权益和硬件设施）的二级和三级资产负债情况，可以了解对象的哪些金融环节处于风险中。从金融轨迹中可以确定金融网络节点（包括个人、厂商、供应商、商业行业和政府实体）和链接（包括交易和支付网络）。节点明确责任、风险和回报所在的位置，链接显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在金融网络中流动。金融轨迹图将根据节点的脆弱性和链接的风险性进行攻击的优先级排序。

确定目标——基于预期结果

金融战在许多方面像火炮或导弹发射，打击形式涵盖了从非制导到精确制导的多种方式，能够针对不同的点、区域或系统目标进行攻击。点目标即特定交易、机构、企业或资本；区域目标是一个群组或相互关联的交易、资本流动或关联企业，如一整条供应链；系统目标包括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或期货市场）、产业或是对手的整个经济体。因此，在确定金融战目标时，可以从一个公司内部特定生产或分配活动中的单一资本，逐步升级到包括货币供应和流通在内的系统性金融目标。

确定目标的过程要从金融战的预期结果出发，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出要达到的结果特征：一是规模，明确预期的结果是阻碍一个公司的单一交易还是阻止对手经济体中的所有金融活动；二是速度，根据可用的手段来预计得到结果的时间；三是效果持续时间，确定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否需要保持时间跨度；四是程度，在持续时间内预计效果的破坏程度；五是方法的显性，明确想要运用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还是秘密的。将预期结果与绘制的区域图和轨迹相结合，可以确定关键的需求和漏洞。必须确定使用的手段：物理、电子或公开市场。必须详细说明度量标准、途径和向量。必须确定成本。如果涉及网络化目标，必须考虑到建设性和破坏性干扰，以排除意外后果。如果通过网络方法接近目标，必须检查波动波函数的幅度和频率。最后，金融实力投射可以独立发生，也可以与其他活动协调或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

规划路径——基于金融的功能

金融战的对抗领域是双方的金融结构或业务，通过金融的三个主要功能进行：即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风险管理。资本形成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储蓄和借贷积累实际资本盈余，以创造或扩大未来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是指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资本资产交易，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商品转换为货币，日元转换为美元，股票转换为债券等；风险管理是优化金融波动风险的过程。

资本形成打击。资本形成打击是造成对手货币的通胀或紧缩，或破坏对手其他用于储存实际资本盈余的手段。成功攻击对手资本形成能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追踪对手如何移动资本以及在何处汇聚资本。这种金融侦察能够广泛而精确地掌握对手为军事、准军事或代理人行动而筹集资金的能力，并且提供对手如何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情报。资本形成打击包括对实体、网络和信息的攻击。物理攻击包括对金融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一般性攻击或选择性攻击。例如，阻断自动柜员机（ATM）通信系统可以阻止银行小额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打击可以针对投资人或资本，比如使其失去合法性，或是攻击用于评估、定价、交易和拥有资本的渠道。针对渠道的打击可以是慑止或阻碍投资人的行为，或是阻止资本利用该渠道。

资本流动打击。资本市场流动是资本交易的集合，即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交易，其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利用资本流动发起金融战的方法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轨迹的解构和分析，找到能够引起资本市场下挫的作用点。因此，资本流动打击的目的是瞄准资本市场，破坏那些推动市场向上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而让市场进入下行循环状态，直至达到预期结果或使得市场彻底崩溃。微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具体交易，手段包括阻止买方与卖方会面、干扰交易价格、阻止产权所有权的转让、破坏市场行为、在特定交易中设置不合理的监管要求。而宏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市场运转的能力，比如交易速度。交易速度的降低会使得市场交易总量萎缩，而其本身则受市场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影响信息渠道、欺骗市场参与者、故意发布错误信息来破坏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可以有效减缓交易速度，破坏市场中的信任链条，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风险管理打击。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或推动者包括保险公司、审计和会计公司、评级机构和信用机构，以及抵押、担保和对冲的承销商。消除或减少对手的金融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限制对手的金融体系运转。破坏或阻断对手及其经济伙伴之间的具体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削弱对手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对外力量投射能力。微观的金融风险管理打击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监管模式攻击对手的金融系统、机构或资产。例如，运用强制手段禁止对手获得国际海事保赔险服务，那么该国贸易船只就无法进入许多国际港口，从而间接地破坏了贸易。还可以利用保险和信用问题来攻击对手的国际航空业务。宏观的风险管理打击则利用现有安全机制来揭露对手的欺诈或违反国际商业标准的行为。例如，增加对对手的检查审计可能会发现一些违反国际安全标准的行为，而海事、航空、邮政等国际商业系统对执行安全标准的要求很高，成功地利用国际安全规则可以合法地打击对手。

启示：金融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已将金融战作为一种独立而有效的力量投射手段加以研究和应用，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包含概念、流程和方法在内的基本行动框架，推动金融战理论实现了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一拥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曾多次成功运用金融手段达成了对外政策目标，获得了丰富而独有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金融战在美国的最优解，获得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警惕金融战成为大国博弈筹码。美国认为金融战是回应某些地区非军事威慑的有效策略，并专门以南海问题为例，将我国海上维权视为威胁。而在复兴崛起的道路上，我国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未来中美博弈中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战的踪影。美国或以金融战为威慑筹码对我国实行战略钳制，我们应警惕美国惯用的金融攻击手段，积极研究防御和应对策略。

二是关注金融战的跨域多域特征。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战的实施样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一域，利用网络手段对金融的跨域打击和多域手段融合攻击值得更加关注和重视。从防御角度来说，来自网络、信息等领域的跨域威胁应当作为金融战防御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进攻角度来说，打造金融的跨域多域攻击能力也为挑战既有金融霸权提供了捷径。

三是进一步重视开展金融博弈研究。美国对金融战的研究已深入实践层面，也更加推动了金融博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美国的观点往往建立在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霸权的前提之下，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牵引下，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博弈相关的研究，化解来自外部的威胁冲击，以博弈主动权冲破利益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只不过有此观感，而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香港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又大量回流；回归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地插手，就是这种状况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中国的一切，但他们自己从未反思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变为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所修理。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与在香港一样为所欲为，践行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一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以为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并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这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乃光议员认为，香港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样的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但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些？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那些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且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是因为中国从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可能吸引别国的反对派人士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而且世界上鲜有像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地公开闹事，然后要求他国做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可能。

莫议员还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发表“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的言论。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光景。再说人权，美国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白人移民对美洲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迫害，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就认定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并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来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那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情袭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难度之大决不亚于一场革命。但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他们移民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可能希望香港实现真正的回归。

                                          （编辑  宋斌斌）

占全球人口千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赚取了海量的财富，且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仍在加速集中，超级富豪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从1996-2014年，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超过500％，而同期的全球总收入仅增长为148％。富豪越来越富有，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引起了世人的担忧。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国家中，依靠财富继承和白手起家的富豪比例大致相当，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新贵主要是白手起家。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因此应得到政策的倾斜，然而，大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效的增长需要资源无缝地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偏袒大型企业，而是要确保清除制约优质企业成长的不利因素。同时，降低企业准入的门槛至关重要，帮助具有竞争力的新创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快速成长。对外贸易也很关键，它将引导生产要素向最高效的地方聚集，并为竞争力强的企业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中爆发型成长的创新企业

1999年，中国杭州的一位英语教师在他的公寓里开办了一家公司，将中国小型出口商与海外潜在的客户连接起来。这位教师名叫马云。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他铸就了当今中国首富的辉煌。马云已将阿里巴巴建成了一家拥有24000名员工的企业巨头，其销售的商品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2014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市值超过了“脸谱公司”。几个月后，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马云的身价跃升至210亿美元之巨。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分销工作之后，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1000美元，于1983年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生产一种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锂片药物。公司于1987年开始销售产品，1989年对外出口，1991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1994年，太阳制药(Sun Pharma)成功上市，2014年市值达到270亿美元，桑哈维（身价达128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太阳制药位居印度制药公司的榜首，拥有16000名员工。

1959年，15岁的艾哈迈德·那齐夫·佐鲁（Ahmet Nazif Zorlu）从高中辍学，之后进入其家族在土耳其巴巴达格（Babadag）的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佐鲁成为工厂老板。他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整合物流，进军全球市场，将公司转型为生产窗帘和聚酯纱线的大型工厂。20年后，公司的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佐鲁将现代生产技术和分销方式应用于纺织品经营，并扩张至其他行业，他收购了破产的电器制造商伟视达（Vestel）使其名噪一时，通过一系列重组改革，到2000年，新公司已经占领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并成为洗衣机和冰箱的主要出口商。佐鲁集团的员工数量达30000人，出口总额占土耳其制造业的3％以上。佐鲁的身价也达到了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表明，致富不一定是裙带关系、不公平的商业优势或自然资源控制、垄断和政策优惠的结果。事实上，新财富阶层中，创新、创造力、原创性和商业运作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记录。

在中国，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中兴、海信和腾讯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都是中国新经济的领跑者。目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已占中国GDP的20％多，其中近8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桑哈维只是印度众多制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雷迪博士实验室（Reddy's Laboratories Ltd.）、西普拉（Cipla）、鲁宾（Lupin）、奥罗宾多制药公司（Aurobindo）、卡迪拉保健（Cadila）、吉友联生命科学（Jubilant）、易普咖实验室（Ipca）、托伦特制药（Torrent）和沃克哈德（Wockhardt）都是印度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印度以外都设有生产工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大多数的创始人都位居富豪之列。

有赖于佐鲁和其他家电生产商的成功，土耳其在欧洲以生产高性价比的耐用品而闻名。在土耳其，伟视达（Vestel），连同KOC集团的阿奇立克（Arcelik）和倍科（Beko），为土耳其贡献了8％的GDP 和10％的出口额，并成为财富500强中唯一的土耳其公司。KOC家族也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在新兴经济体中[1]，创建大型企业的实业家越来越多。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属于21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之外的绝大多数超级富豪，往往是通过财富继承、资源开发，或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垄断优势及在私有化进程中不当得利起家的。

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成功建立大型企业日益加快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争夺全球客户和投资机会的新生力量。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587名富豪中，仅有20％来自新兴经济体。十年后，在全球1645名富豪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新增的50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富豪中，非资源型、非金融类的企业创始人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

企业百强榜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鉴于目前的态势，到2025年，预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富豪将占据财富500强企业的45％和全球富豪榜的50％，其影响力业已超越了本土市场的范畴。许多企业家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强化全球竞争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呈现的重要趋势

大型企业的创建以及与之伴生的巨额财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数的案例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部分充满活力的企业会迅速成长为巨型企业，同时也迅速充盈了其创始人的财富。虽然外商投资会催化本国经济进程，但经济转型的起点主要仰仗国内大型创业企业崛起，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占领本土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他们越来越多地瞄准全球市场，着手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斥资并购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

成功的企业是发展进程的产物，他们也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0年中，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商业巨头经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配置对于释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潜能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其整体经济就会高速发展。数据证明，即使在同一产业，某些企业的生产率也会远远高出同行。因此，想要获得更加强劲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不仅需要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流向这些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例如，如果服装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食品产业，要获得营收的增长，不仅需要将资本从食品产业转移到服装产业，还要将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率最高的服装企业。因此，少数几家能够高效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商业巨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大型企业的崛起，巨额财富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证明，这三种趋势是紧密相关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普遍增长迅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生产要素在生产力高的企业中合理分配，并促使其成长为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间劳作吸引到工业生产中来，这又助力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能力，这些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获得蓬勃的发展动力。随着这些企业聚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其创始人的财富也不断增长。根据钱德勒的分析，无论是在过去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麾下的超大企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也在与日俱增。

巨额财富的积累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每100万人口中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以及人均GDP的散点图，两者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经济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阶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美元跃升到2019年人均GDP 10000美元，其增速之快，表明中国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步性。相反，当国家达到了非常富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则处于低位。新兴经济体中超级富豪人数的增加及比例的提高，紧扣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而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却不甚明显。将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迈向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富豪的数量越多，则全社会就业机会也越多，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则没有很强的关联性。相比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其所有者而言，贸易活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财富、大型企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数据证明，巨额财富的积聚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的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吸引并聚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得以更加高效的利用，随之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驱动所在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不断改善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最广大的国民受益。

在新兴经济体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多的进取机会，而非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而怨声载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将对不平等问题的忧虑推向了政治高度，继而激起了民众对经济条件不公的抗议。相关国际机构认为，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更重视如何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这需要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包括健全产权体系、降低企业进入的壁垒、坚持市场开放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组合可以将生产要素引向收益更高的经济领域，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保持市场开放，可以确保巨额财富的积聚来源于公平竞争。

超级财富如何崛起

谁是超级富豪

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超级富豪崛起的议题。乐施会（Oxfam）的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说：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中下阶层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到2015年，这一数量减少到了80人。她认为这种极度不平等现象是令人担忧的。代表一家巨型营销集团WPP的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则反驳道:30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如今，我的集团拥有179000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111个国家，集团每年至少投入120亿美元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对此我自感问心无愧。他的言辞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巨额财富一律贴上不义之财的标签，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同时也使许多其他人从中受益。

那么，全球财富加速集中的趋势，无论是否取之有道，是否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还是如索瑞尔（Sorrell）提出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意涵了违法背德的敛财方式，如国家特权、政策偏袒或者不公平的优势（继承、抢占资源或垄断）？还是体现了新兴企业的壮大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所带来的繁荣？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乏力的国家而言，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够带来诸多裨益，因此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产生的巨额财富？

世界超级富豪当中，创新创业者的份额日渐增多。但那些依靠金融交易或攀附权势等寻租类活动而发家的人仍占多数，占比仍在70%。

全球财富的总体趋势，往往会使人忽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更多是白手起家的，而财富继承者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发达国家中各类财富群体的比例相对稳定，继承者和公司创始人的份额略有下降，而金融类、寻租类和政府相关的财富在增加。巨额财富的积累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的富豪：财富继承者、公司创始人、公司高管、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以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家的富豪。

超级富豪如何创造财富

相关经济理论为巨额财富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提供了三种解释。

商业巨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首创了“商业巨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巨额的收入和财富的集聚，其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杰出的才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根据这一观点，巨额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些商业奇才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将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巨子”理论认为，新技术为人力资源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发挥了规模效应，而全球化又大大降低了国家间的市场壁垒。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可以统领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贸易、投资和洲际差旅壁垒的降低，营造更大范围的客户基础，这又促进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公司领导层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与此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却迟迟没有增长。由此可见，许多行业，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商业巨子可谓炙手可热，待遇优厚无比，而对于那些掌握普通技能的员工而言，人才市场的需求则平平淡淡，甚至呈现衰退迹象。但科技新贵并不是富豪企业家群体里的唯一宠儿，贸易和技术也让杰出的制造商赚得钵满盆盈。

寻租收益：

寻租收益是巨额财富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机制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另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公司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等，这些都会让少数资本所有者积聚大量的寻租收益，但是其实际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种类型的浮财并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政府向私营部门出售石油企业时定价过低，致使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一夜暴富，这是新兴市场中典型的寻租形式。俄罗斯的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福布斯排名828位）于2012年首次登上榜单，而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tneft）组建的合资企业。

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是财富增长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如果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迅速累积，通过遗产获得的财富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富有的人便会更加富有，除非全球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遗产继承在该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不均。法国的Liliane Bettencourt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是将继承的财富用于快速增值的绝佳例证。2000年，她的净资产估值为150亿美元，而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竟然翻了一番，高达380亿美元。这一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她在欧莱雅和雀巢两家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然而，依靠继承得来的大笔财富并不一定能够一路增值。皮凯蒂认为，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是一个综合判断，其中包含了所有新增的和原有的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例如，墨西哥的Carlos Peralta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制造和建筑集团，得益于政府颁发的手机牌照，他把业务扩张到了电信领域，从而使他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得以持续位列福布斯榜首，成为世界首富。而到了2005年，随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他的资产大幅缩水，其身价也名落榜单。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他受到重创，迫使他卖掉游艇和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山水轮流转，财富在易手。一批新贵在诞生，一批老富翁在陆续消失。由于财富更迭，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继承类财富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

巨额财富的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认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巨额财富增长的关键。[2]

针对新兴经济体中巨额财富激增现象，私人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发布了大量关于亚洲超级富豪的报告，认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考察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每一位富豪的个人信息，以确定其财富基本来源——是自力更生创造的，还是通过继承获取的。2013年，Kaplan和Rauh对1987年、1992年、2001年和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进行了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类人群：白手起家型，财富继承型，（中等规模企业）继承发展型。他们发现，2012年美国和全球的榜单中，通过继承中等规模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致富的比例均不足10%。通过对比白手起家者富豪和继承者这两类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分布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一个国家影响财富增长的机理。

通过数据调查，反映出三大特点。首先，即使对于财富继承采用了严格的界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占了大多数。第二，发达国家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有显著上升，在2014年达到近80%。第三，在相同年份的同一类型的富豪中，其数量和财富价值的比例相对接近，没有显著的差异。

非财富继承类富豪：

非财富继承类超级富豪可分为四大类：公司创始人、高管、政治关系或寻租型富豪，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私有化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是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也有许多金融业富豪大亨，在促进了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建立了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过，这种限定性的分类很可能低估了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此外，一些继承财富的富豪，比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或李健熙（Lee kuno-hee），也带领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同时，资源类相关的财富也可得益于经营能力，比如明智的投资决策、规模扩张、技术改进和降低运营成本等。

公司创始人：很多富豪是依靠创新致富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2014年，Facebook收购了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 App之后，其创始人Jan Koum和Brian Acton（两人的合计身价为100亿美元）首次登上富豪榜。奇虎360的周鸿祎和齐向东两个人的身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单。他们提供免费的基础产品，并以增值服务收费，从而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市场。

也有一些富豪是凭借政治关系而暴富的。1990年，俄罗斯的Vagit Alekporov（身价140亿美元）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副部长，第二年则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Lukoil的首席执行官。1995年，爱尔兰的Danis O’brien （身价53亿美元）在政治资源的庇护之下，拿到了价值连城的手机牌照。[3]

在我们排除了金融和房地产类、自然资源类、和政治关系类的公司创始人后。公司创始人正如那些商业巨子富豪，发明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产品，优化了生产流程，丰富了产品多样性，降低了消费价格，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公司高管：第二种白手起家的类别，包括那些通过在公司任职而获得财富的高层管理人士（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这些人的财富与政治关系、金融或自然资源无关。在富豪榜单上，那些没有被定义为公司创始人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公司领导层都被划分到高管类别。高管也包括那些拥有公司的个人，他们未必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在公司里担任某一高管职位。比如，继承了一家商店或工厂的富豪则归入此列。

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依靠政府关系或自然资源致富的，则划分为政府关系或寻租者类别。[4] 如果有报道称某富豪的财富与其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在政府工作的近亲或者通过走后门拿到了某种特许牌照，那么这些人富豪就被归入政府关系类别。

虽然私有化确实会带来更优的公司治理，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然而通过私有化过程积累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富，则意味着交易价格过低。这种情况下，寻租收益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私有化过程，而非个人才能。如果富豪白手起家者的财富来源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和煤炭等，也归于这一类。矿藏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司必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来获得许可证。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早期投资创新企业的那部分金融业富豪，可被视为商业巨子。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很多受益于政治关系、监管不力和内幕交易的案例，很难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的确具备创新的才能。其中一些人通过高明的决策，将资本注入高速成长的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一些人找到了确保市场合理定价的新方法。

也有一些金融领域的富豪得益于政府监管不力、幕后交易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腐败。Michael Milken因证券欺诈而入狱22个月，但其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依然名列福布斯富豪榜。[5]中国的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和行贿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6]

这一类别也包括房地产界的富豪。其中一些人得益于政府的土地出让，另一些人得益于城镇化进程，大部分人从以上两方面获取了暴利。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是地产大亨云集的国家，他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但在一个土地国有、私有企业需要通过租赁获取使用权的国家，许多地产大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豪的区域和行业分布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而且大量的财富都对全球化公司的创建者青睐有加。例如，印度的Cyrus Poonawalla创建的免疫血清研究所致力于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Miguel Krigsner创立的巴西第二大化妆品公司Grupo Boticario，市场也遍布世界的多个国家。

东亚国家尤其活跃，其中很多都家喻户晓，比如代工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创始人郭台铭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过去不同，更多的新公司产生在贸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在资源和电信行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里，政府关系和资源类的财富仍占主体地位，但公司创始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十年前，非洲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除外。在南亚国家，政治关系和金融相关的超级财富越来越多，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继承财富则愈发居于主流，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巨额财富的来源可分为五大领域：资源类、高新技术类、贸易类、非贸易类和金融类。

资源类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和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煤炭和铁矿石）是资源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该行业也归属这一类别。“高新技术类”反映了计算机和医疗技术变革对超级富豪财富的影响。建筑业归入非贸易领域。房地产归为金融领域，因为该行业的投资属于资产性的，其产出不属于用于消费的商品或服务。

新兴经济体中，除欧洲在2006年至2008年占据主导地位之外，东亚富豪的总财富净值占比最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富豪财富迅速回升；相反，南亚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财富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富豪财富略有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源千差万别。东亚是最具活力的新兴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财富新贵，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创始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的继承财富。新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财富积累更多依赖政府关系。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南亚，资源相关和政治关系仍然很重要；其中，除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外，寻租收益获取巨额财富的比例在下降，同时公司创始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崩塌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经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无需花时间协调整合，随即迅速通过参议院版本，并于当地时间11月27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11月23日，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香港人”，表扬港人“捍卫权利及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香港“民阵”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领奖，后者发言称“香港现时面对黑社会、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及支持香港”。

此时，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横行困扰，地铁站等公共设施在不时遭受破坏，道路交通仍随时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旧是遍地砖头等障碍物。几成炼狱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刚刚得以基本清理环境，理工大学则遍地狼藉，发出恶臭，重建不知何时，耗资更无法估算。在这样的当口，美国通过了香港问题法案，同时给“香港人”颁奖，这要是说美国不是幕后黑手，或说美国不是火上浇油，简直是对不起美国的“努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警方最初包围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内的理工大学时，被包围者中有人在网上平台“连登”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亮出自己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并求救，收到的回应是让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办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国呼救，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因身体不适从理工大学撤离的一名“厨师”，身体虚弱需人搀扶，走出校门时却还手持一面美国国旗。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后，香港“网民”发起了活动，一些父母带着孩子，由西区中山纪念公园徒步跑往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者排列成SOS形状，声称向国际求援。香港回归22年后，在中国的国土上，这些香港人公然如此认美国为父，动辄祈求国际干预，丝毫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就连香港近年兴起、并不断被加强的所谓“本土意识”、“身份认同”也都弃之不顾，洋奴嘴脸和行径暴露无遗。世界上不管是幸灾乐祸的，还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直面深层次问题，完善《基本法》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暴露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找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主席伍淑清女士说，只能放弃香港这一、两代人，她的表态招来了黑衣暴徒对其父伍沾德所创办美心集团旗下所有店铺的疯狂打砸。其实，她说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多艰难，都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不是束手放弃。要着手解决，首先必须改变过去一些思维套路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析香港问题。其次，如果继续沿用回归以来所奉行的所有对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变的做法，已行不通了。对香港现状的分析判断，已经不容再用以往常见的那种肯定大局、指出微观不足的套路了。必须在直面问题、解决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以坚定的立场、意志和巨大的改革勇气，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不能让香港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和包袱。

在如何落实一国两制中“一国”这个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问题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变”的承诺和愿望，与香港不断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过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套对香港管治的经验，鉴于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称最为成功的管治范例，中方自然愿意吸纳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经验。为使这颗“东方之珠”收回时仍能保持其繁荣稳定，所以对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维持不变的原则。客观地说，制定一部《基本法》的基本目的就是将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确保“不变”。但经验老到的英国人，一边向中方推荐各种维持不变的管治经验，一方面又在香港开启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这一导致矛盾产生的做法，在英国政客彭定康来港当末代港督时力度更加大，导致后过渡期中英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基本法》颁布后至香港回归前，正是香港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也就是说，《基本法》的立意是让香港成为一个在世人眼中、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会”。而现实中，从《基本法》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一切都将改变。这种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已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摆脱，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港英当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条重要管治经验。港英时期，行政、立法局成员都是由港督委任，港督不仅能控制行政、立法机关，就连司法也可说是在港督掌控下，因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伦敦来的首席大法官与港督在思维、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导是港英政府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则。这一原则给中方官员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仅是《基本法》起草之时，直到今天，涉港事务官员仍然时常宣之于口。但口头宣示不等于现实。因为港英在回归前引入了选举制，使得行政主导原则已变得不可能。这是中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意识不足、也难以防范的。加之，《基本法》全文并无“行政主导”四字。一位当时参与回归事务的中方主要官员曾解释说，《基本法》虽没有明确写下“行政主导”，但该原则是通过《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等条文具体体现的。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在当年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和中方官员的眼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会议员可提议案的范围，就是体现了行政主导。然而，回归后的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现实，具体行使权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难以确立行政的主导地位。相反，随着立法机关挟选举获得的民意而变得强势，《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会议员提案权的有关规定，逐渐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应以《基本法》指导原则

“三权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可以说为《基本法》起草设立了一个指导原则。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基本法》确立的体制并非“三权分立”，这样的说法，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内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萧蔚云教授有关《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确认下来，《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分节的具体内容，使那些强调香港“三权分立”的人理直气壮，时至今日，似乎连中央官员都不再提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了。

需要选择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制队伍

另一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源自“不变”的承诺与管治力量的“不济”之间的分裂。特区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统治时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和运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统治者为主体，在既适应其统治，又能维护其利益的原则下建立的。管治队伍虽在回归前匆忙实行了本地化，但回归后接过整套体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却并不是原殖民者本身。这些所谓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认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但在港英时期毕竟从来不是“操盘手”，他们在心态上对殖民统治者也以仰慕为主，鲜有具有大胆决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经验和成效与港英统治时相比有明显落差，加上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愿望维持的不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错配。越维持不变，错误和荒谬越多。

在各种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中，许多人不便明言、但实际存在的一个根本点是，实现真正的回归，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需要有一支从民族感情、国家认同上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治队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香港事务的管理者不能只爱香港，不认同中国为祖国。这里所指的香港事务管理者，应该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体制中所有成员，即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地区组织中成员和所有公务员。香港已回归22年，这方面的情况比回归前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

“修例风波”暴露出多方面问题，例如青少年教育问题，社会上“反中抗中”之风长盛不衰的问题，经济发展缺乏新方向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虽各有其个性的原因，但其共性是，都与特区政府的作为（包含不作为）和管治有关。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社会反对派从来没有停息反中央政府、反特区政府的各种操作。意识形态分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辐射，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和渗透，经济缺乏新动力和新起点，传媒的偏颇舆论引导，教育政策的失败，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房屋的严重短缺等等问题，都是影响香港社会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导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个难解的现象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社会困境的分析，大多会从民生等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狭小、居住环境差，贫富极端悬殊，社会资源过于垄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阶梯和机会少等等，往往还是比较客观务实的，但香港本地的不满与诉求，基本是政治上的；普选的争夺成为港人最大的诉求。

“恋殖”情结和“去中国化”在“修例风波”中爆发

香港人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难以言说的“恋殖”（即留恋港英殖民时期）情结。香港现在的本土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恋殖”情结的产物。不少关于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论述，都会套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之说。这个对港英治下的香港简单的描述，不仅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如此，对大多数因战乱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此地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借来的时空的不确定性，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使命感，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紧密，而与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层克制与客气。这种基本的人性反应，给港英政府的统治带来不小的便利，也使社会呈现表面的祥和安稳。当时的港人不可能有什么“本土意识”，更没有现在高昂的所谓“身份认同”。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岁月，港人没有了被殖民统治的屈辱感，同时因香港的繁荣富庶以及将国际和内地的窗口联系作用，为所具有的国际身份和特殊作用倍感自豪。“国际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骄傲自诩的特征，另一特征是让内地民众感受较深的崇洋心态，港英时期则表现为港人对港英统治者的尊崇。回归时期，对部分港人而言，从前与殖民统治者并不太紧密的关系，却因英国人离香港而去变得让他们无比怀念。在上述基本社会心理状态下，港人对要他们接受心目中与“国际化相反”的内地的一切是不情愿的。但舆论上和观念上有民族大义的约束，这种不情愿，要么不便公开表露，要么就是以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变相表达。

不甘心回归“一国”的部分港人，对“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产生的特首表现出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只要其管治的路径是朝“一国”回归，遭遇就不会有什么分别。香港要求双普选，而且试图冲破西方选举中也不可能有的提名机制，并非他们相信普选就能选出最有利香港发展的人，而是他们希望选出最能抗拒内地，甚至能带领香港投入英美国家怀抱的人。“港人治港”并不能真正让他们满意，而“高度自治”却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佳借口。

始于2019年6月、持续近半年的修例风波，举世瞩目，所暴露的问题之深、之严重，尤其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之强大，让内地绝大多数人震惊和气愤。在这次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原本还有几分难以言说，或者说难以启齿的“恋殖”情结，这次都堂而皇之宣泄出来了。打英国旗、港英旗和龙狮旗（张扬香港独立的旗帜）者有之，打美国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欧盟旗，总之，这些人只要不是五星红旗就行。“去中国化”的表现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检视香港近年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从现象看似是文化，其实是政治性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对香港社会情况的严峻性就难以有足够的认识。

向“一国回归”必须调整对港政策

近几个月来，香港针对内地人的暴力行为和黑色恐怖，显示香港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产生了质的变化。香港一些仍在声称“违法达义”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践踏他人的民主权、财产权以及生命权，反证把民主、自由和建设公民社会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会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与中国内地进行区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认同”，近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我地（即我们）香港人”成为一种看似文化的、实则政治的表达。正如一些评论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极端就是不包容，甚至可以极端到种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会部分人目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一国之内，在一个哪怕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出现如此近乎极端的社会氛围，实现“双普选”的要求，形成这样的社会土壤，注定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部分港人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或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力图通过实现普选来选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主导的立法会，与中国内地相区隔；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少在现阶段，很难开放将可能导致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整体利益的双普选，而部分港人越是达不到目的，就越会将“双普选”置于其他一切诉求之上。近月来，以步步升级的暴力破坏害香港的人，提出“揽炒”的口号，普通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内部很多人都难以当真，因为香港一向是一个经济城市，港人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唔好阻人发达（不要妨碍人赚钱发财）”，他们认为高叫“揽炒”，不过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暴力示威者的意气用事罢了。内地不少民众更是对“揽炒”豪言嗤之以鼻：认为如今香港经济面本来就已窄小，把香港经济搞死了喝西北风吗？而当暴力横行旷日持久，没有因对经济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所收敛，且各种数据证实了香港经济已整体下行，旅游、零售、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已严重衰退，不仅暴力破坏者本身没有收手的意思，连那些支持他们的“高端人士”也坚持不与他们割席，完全无视经济严重受损的后果。面对如此违背常理的社会现状，必须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式，面对再一次巨变的香港进行思考。

这次修例风波中，反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人士将国际因素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几个月来，游行队伍中打出各种西方国家国旗的现象，表明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已不在这些人所关心的视野。有人说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也有香港学者和所谓“青年导师”不断论述香港这场运动的“国际意义”，甚至从不同角度将香港与历史上在血与火中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的情况相比，并亲自为香港的示威网络争取国际联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则分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更有黄之锋这样的“艺高胆大”之徒，向美国国会和政客递交香港选举名单、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西方国家自然也给足了这些人心理与实际上的支持，受宠者们晒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与他们合影时都笑容灿烂。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经完全不在乎香港的经济前景了，他们志在把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城市，至少在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势力给予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支撑，让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们也不虞未来。邓小平早就预言，香港回归后，可能会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他的语言已应验。

香港抗拒内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当他们自诩的全球先锋，能否真的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内地的坚实基地，其志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视或认识不到这点，就难以对症下药。

当香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变成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们又拥有对抗中国实际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时，中央政府已不宜仍旧仅以经济上对港的各种支持和惠港政策来化解矛盾了。目前美国愈益明显地把香港作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基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冲击，要重建各项秩序，让香港重新上路，仅对原有管治体系和运作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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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欧洲模式及21世纪后的日本中坚企业：从上下游一体化退居上游领域

几乎同步于美国，欧洲电子产业早期也形成了一批品牌企业——即直接销售终端产品的企业，其领域也集中在电力、电话、电机、无线电、早期家电等领域。欧洲此类企业有三种出身：

第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知名工程师创立，初始是私有的企业。每个欧洲大国都有1-2个这样的企业，其创立者成为该国开启电力电机电信类科技的传奇人物。相对美国来说，这种技术型企业家在欧洲创业出现的频率较少——其实很多美国的早期技术企业家是欧洲移民。

第二种，美英公司的欧洲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欧洲和美英企业之间互相交错。比如法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汤姆逊，其实源自英国人Elihu Thomson在美国创办的Thomson-Houston电气公司(1879年，后来与爱迪生电力合并为GE公司)，法国汤姆逊-休斯顿于1893年在巴黎设立，汤姆逊是美国GE的姊妹公司(该公司的电力建设部门后来演变成阿尔斯通)。德国的AEG公司(一度和西门子并列的德国两大综合电气企业之一)，是通过购买美国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而建立的名为“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的企业——它的电灯部门后来和西门子在1906年合并形成今天的欧司朗(OSRAM)。也有靠代理欧洲产品起家的英国公司如GEC公司(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电气、电子、通信公司，靠代理德国欧司朗灯泡崛起)。

第三种，政府支持的国企或半国企。19世纪后半叶，法国等国家本来就有建立国企的传统，二战后从英国开始，出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国有化浪潮。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还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但在10年之后迅速反转)，体现出一种背靠政府的工程师精英治理的风格。只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保留了私有制。二战后，在黄金三十年中，欧洲的这种模式延续到80年代，形成了电力、电机、电信互相交错，在业务、法人股权上互相联动，并且逐渐合并、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半导体后，欧洲很快在国家或大企业的努力下，拥有自己的半导体部门。在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时，欧洲各国也都有综合电气公司（如奥列瓦蒂）开始生产本国的品牌计算机。90年代，随着美国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和全球化兴起，韩台代工、分工模式兴起，欧洲企业不具有与美国-韩台组合的竞争优势。欧洲著名品牌也逐渐退却。同时，欧洲逐渐退缩到自己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力、机械控制领域。因此，7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兴技术——汽车电子(源自对安全和节能的需求)、电力电子(电力优化控制)、工业用电子元件及相关的模拟电路，成为欧洲电子技术的优势领域。只有一个领域，欧洲保持了较大的整体优势——即1989年兴起的(蜂窝)无线通信(设备)领域，这归结于欧洲人长期对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控制，把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一度顶成世界顶级企业，但到2005年之后，这个领域的内核优势频受挑战。

所以，欧洲原有的自成一体生态体系被打破，进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通信-电子大跃进时代的洗礼。欧洲的知名大型机电企业纷纷从综合型、全能型公司分解、重组，退缩成以上游为主的公司。只有在一个领域——通信设备，由于依靠掌握标准制定权力而维持了约20年的霸权地位(1990-2010年)，后在中国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中动摇。

欧洲电子产业的演变可概括为：放弃某些部分，分离一部分，整合一部分，以及聚焦某些精细化关键节点。这个剧烈变化的背景，是电子制造业复杂化、多层次分工和上游细分化。而欧洲在其中的赢家代表——荷兰ASML和英国ARM，及在较弱意义上的德国艾思创(AIXTRON)，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产业“增量”，也是有能力很好把握这些产业趋势的企业。

日本“后泡沫时代”，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原六大主银行体系对应十大综合电机企业：NEC、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富士通、索尼、松下、三洋、罗姆、OKI冲电气（在此之外还有夏普、佳能、尼康等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十大综合电机企业的半导体部门清一色是IDM模式(自己包办全部)，同时都在平板显示、存储半导体、其他半导体三者中有布局，而且很多企业在电子消费品(电视、白色家电、电脑、游戏机、随身听、电话/手机)上有自己的品牌。经过20多年演变，这些企业在总体衰退中发生了大规模整合。以村田制作所(从电容电阻等元件产品扩展到射频前端原件等领域，2018年营收达129亿美元)这一当年在主序列中排不上号的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取代了主流综合电机企业的全球产业地位。而在80-90年代的主战场——平板显示领域，日本的主要实力表现也从面板产业本身向上游收缩到以佳能特机(Cannon Tokki)为核心的设备企业及一批材料企业上。[1] 而且平板显示领域使得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用武之地——包括印刷行业进入到半导体、显示设备、材料；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到电子加工的耗材方面，成了能够控制全球产业命脉的“中坚公司”。目前这些领域的全球研发进化，比如像半导体等领域常用的电子级聚酰亚胺(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绝缘材料)等精细化工品，正是由日本在近20年变得较大的一些中坚公司(体量已未必属于中小企业)，以20年投入1亿美元(2018年价值)的研发速度来进行持续开发的。

美国当代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经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及中国大陆各自发展出配套的模式后，自己留下的板块，与其它模式形成嵌套配合，这就是“当代模式”。美国的主线围绕着计算机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个人化，实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当然军方购买需求也在延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股硅谷热并反映到股市上(大量带“电子”字样的公司上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生产环节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和中国大陆联动。除半导体的一些环节外，美国本土逐渐不再从事电子制造环节。所以美国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控制权，主要通过韩国、中国台湾进而牵动中国大陆而实现。美国泛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固守的位置可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下游的大整机品牌（主要代表如苹果），二是偏上游的核心元件或软件，像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AMD、思科/博通等等。90年代后，除了在半导体领域(如光通信、显卡等领域)出现了“硬件”企业外（如英伟达、JDSU等公司），美国在整个泛信息、电子领域很少有新的“硬件类”大公司出现及IPO上市。很多产业链职能拨付给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少部分给欧洲。被控制就是“卡脖子”，美国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一种单向的控制，它可以控制别人，别人比较难反制它。这种控制能力是美国基层长期演变出一些核心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有这样一些细分的定位：

做领军者，控制行业的定义权（如苹果、谷歌）；

专注早期技术(专利)、加以收购+法律控制配合（高通模式）；

保持对体系核心环节的整体把控、创新能力（英特尔、AMD在CPU等领域；思科等“老牌硅谷硬件企业”在网络领域）；

在人才供给上，面向全球，不拘一格，外来优秀移民创业（英伟达、谷歌）；

在企业外，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前沿研发、军工需求拉动首要创新（如化合物半导体的科锐）都是重要的体制因素。

在所有细分的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层出不穷。由此，美国能够保持对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有效驾驭。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体系的顶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经济资源游离于核心科技创造之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美国在全球化体系里卡中国脖子的要害往往不在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大公司里(谷歌和微软通过操作系统是有卡脖子能力的)，也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比如老牌半导体企业的德州仪器、通信领域、光通信领域的博通、JDSU、射频领域的Skyworks、Qorvo、半导体材料的Cree、应用材料等，其焦点都是在一些基础性技术上，比如模拟、数模芯片等——有很多是美国早期的几家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惠普、英特尔）不断剥离重组的结果。这些企业早已不再受美国国内资本界的追捧，而被视为“传统”企业，有的甚至都成了美国资本“重组”的对象，但其实是美国核心力量之所在。

最新的印度、越南模式

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模式基本上是2013-201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2018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的主要逻辑，就是从中国转移生产。

越南发展的比较早，它的当代工业化起源于以运动鞋为领头的代工业，主要是2008年之后，台资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开创先锋。2010年以后，电子产品组装紧随其后，产业链条越转移越多。印度在2010年前后曾经有类似中国早期手机的本土手机加工，后来被小米击败(2015年)，同时一度受国际舆论诱导，本国把资源投入到互联网板块上，逐渐驱使电子加工制造落地印度。

目前印度、越南电子制造业的主力是外资企业，包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连工业园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也是外资投资建设，类似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些加工区（如1994 年新加坡介入的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制度和国家力量有别，印度和越南不太可能走政府为外商保驾护航的道路。目前，印度、越南在国际产业链的定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各种加工模式的角色。

有效的产业政策及对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应对路线沙盘推演

在这一轮全球化形成过程中，美国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用一种市场驱动的模式，调动其他国家进行配合。

以中国一国之力，不可能再去复制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一来没有这个国力，二来没有这个水平(在全球化之前，日本、韩国、欧洲已经有了很多沉淀)。

今天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局。现在美国要做的，是让印度和越南替代中国的角色。中国是不是要完全再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事实上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替代，只需要进行“威慑”，就可以实现目的。结论是已经存在的：无法发生全面对抗，但可以有所作为，把过去几十年“走近路”导致没有发展起来的部分发展起来。至少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时日本的产业相对实力，创造一些类似平板显示领域“美日美”等互相交错、且美方在技术上不可能摆脱的结构(电子加工领域目前美国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形成“互相威慑下的和平”局面。

我们要从过去的模式提炼经验(产业、政策原理)和教训。

有效的策略或政策：

1、日本战后崛起时代购买美国专利、许可的行为是有效的。这里面的核心，是日本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有话语权、敢于创新的企业——通常是非权势的边缘性企业，同时日本还有精雕细琢的文化。这是供给端的要害。同时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高速发展，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以高性价比确立名声。

2、韩国财阀大举进入，逆向投资的方式。这里成功的核心是：电子制造的大领域(半导体、平板显示)迅速复杂化，产生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环节，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博弈下“勇敢者胜利”的游戏规则，再叠加韩国内部采用了有效提高效率的机制（如两组竞争机制）。全球化分工后，厂家可以获得大规模出货机会。

另一方面，韩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尤其是材料)发展势头较好，但发展不如日本。主要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中被淘汰的财阀散落后衍生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竭尽全力。但韩国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成就比日本小，在全球化体系下市场空间受到压制，且受到本国大企业的欺负，成长环境不利。

3、中国台湾的“工研院”所推行的“开发性创新-转移创办企业”机制有效。其成功的核心是：人才供给上形成群聚效应，同时由“工研院”电子所先做研发，避免了最具不确定性的早期环节，选择了晚期应用环节。但这样做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心性，大部分企业往往只能吃“一代”技术成果，一旦技术代际更迭企业就消失了（如触摸屏等被大陆产业链打败）。只有个别企业，如联发科、大立光等企业能不断研发多代技术甚至不同领域的产品。

4、欧洲和日本在21世纪逐渐形成的卡位精细零部件、装备的策略有效。例如荷兰ASML、英国ARM。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产生大量留给“隐形冠军”的位置，而欧洲企业在机械和部分电子领域具有其专注优势带来的领先性。

5、中国当代模式中发展本土品牌整机、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产业，包括一些巨型资本投资项目，总体有效。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加上21世纪初有大量的边缘性产品的机会（如MP3）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起步台阶，给后来进军主流产品提供了储备。

产品发展的技术规律：

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大问题，它将决定一国产业、企业能依靠的“载体”是否靠谱。

从电子-信息产业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产品逻辑是：往往先要产生一个刚需，独立生存下来，把需求扎下根，然后再根据时代技术的演变，可能吸收归附到某个新集成体上面。而不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集成体上再人为增加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不是刚需，人们就必然是“一阵风”。

刚需，都是人们愿意为此需求消耗时间的，但刚需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一是新创造的刚需一定会淘汰掉或至少挤压掉一些过去的刚需，二是有意义的刚需在于同样的生活时间活得质量更好。比方说：为什么摄像头产业这十年越发展越繁荣？它养活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图像的需求。它的演变路线是：先有照相机，这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准“刚需”，而且发展的比较发达（如佳能、尼康，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比如台湾大立光、大陆的舜宇），然后智能手机发展了起来，把这个需求容纳进去，它就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反过来，为什么智能家居、家庭物联网控制网关、附着电视的游戏设备总是需求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新用途原来是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刚需”。而人们并不习惯于在电视上使用新功能，容易忘记、冷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难以扎根，也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目前源自美国的一些新需求，比如智能音箱之类，属于生活锦上添花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有待考研。

新刚需的出现会挤压一部分老刚需的存在，甚至完全取代。比如火车、汽车彻底淘汰马车，半导体出现彻底淘汰电子管，平板显示出现彻底淘汰射线管电视。人们用时差不多，但新东西的质量，行动能力大大增加了。

当前的市场需求环境，是纯电子-信息消费趋于饱和(人们每天用大量时间沉溺于和网络相关的电子终端)，而且竞争激烈。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门槛一般，则超额利润迅速归零，一种是实现起来太难，谁也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系统本身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就好像互联网发明了之后，大家是方便了，但催生了计算机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问题，衍生出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电子-信息领域最大的新衍生需求就是运营商的成本降低问题——当个人信息消费基本饱和时，主要矛盾不再是传输速率问题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成本问题。

所以，从需求上说，最有利的是抓住最新的“真刚需”，包括消费者的刚需，也包括系统的刚需。从人才供给方面说，中国固然有大量理工人才的优势，但近几年，随着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和理工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这一优势会有所减弱。而且当前大量人力资源已经被互联网寡头们挤占。

在技术方面，中国应当参考美国早期和日本战后崛起期的经验，创造“打开窗户竞争来验证出真金”的模式。中国人口多，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存在的，要让各种创新，尤其是那些并不和主流热门领域附和的创新有机会验证，尽早发现真刚需和能解决需求的中国技术。越早发现，越能在国际产业链位置中获得有利地位，形成与美国“互相威慑”的格局。要支持那些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新设想(但不是空想)的技术型创业家。要有批量支持核心科技早期项目的机制，绝不能出现“两头空”的局面，不能用自我束缚的体制去和灵活的国际对手竞争，系统性机遇一再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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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①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②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①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①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②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③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④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⑤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①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①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                          

从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2018年6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卡脖子”问题在中国日趋凸显。电子制造是全球化的代表性的产业，分工最为彻底，由此衍生的“卡脖子”现象更普遍。在什么样的跨国产业结构下，会出现利用这一结构来对一国进行施压（所谓卡脖子）？什么样的国家会出现“被卡脖子”？我们从全球化分工最彻底的电子制造产业（含半导体的各领域、各环节、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平板显示产业、各种电子元件生产企业、上游装备企业及材料企业、消费电子代工产业以及早年相关联的无线电、仪器仪表、家电产业）的全球发展演变历史进行分析。核心要害是：国家和地区选择何种进入产业链的方式，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何种均衡（尤其是上下游不同环节的分工），什么样的企业商业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是能够成功的，什么情况下则会失败或从曾经的成功中跌落。

世界上电子产业发展的几类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以美国为主要原型

这一模式是在当时工业革命下应运而生的将各种发明实现产业化。主要驱动电子产业的需求包括：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统计、电力-发电-电灯产业(欧洲乃至大部分美国的公司)、电报电话、航空驱动的无线电需求、好莱坞影视需求、科学测量、石油勘探需求等。

代表性公司如美国通用电气、西屋电气、AT&T-西部电气(Western Electric)、IBM、飞科(Phico)、摩托罗拉公司，以及在产业发展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大部分公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诞生。发电、电机、电话、电报及后来的无线电，在早期是不分家的，从业者经常横跨上述领域。20年代产生了电子管(真空管)这一时代性的里程碑产品。50年代中期发现了半导体，1957年出现了仙童半导体，1968年其创立者之一诺伊斯离开仙童再造英特尔。

这些企业都属于美英早期模式。这些产品通常来自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工程师)，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国内生产。1965年之后，飞科等家电(电视)公司把最后的组装程序外包到中国台湾、韩国。

创立这样的企业、产业，高度依赖于企业家的出现。美国在这方面十分典型，比如通用电气的爱迪生、AT&T-西部电气的贝尔、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加尔文、惠普的休伊特和帕卡德等。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RCA的萨洛夫(Sarnoff)。他在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早期电子产业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他创办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通过销售收音机取得成功；1926年又建立了全国广播公司(NBC)。RCA从创办到60年代，是美国电子类技术科研的中心，萨洛夫中心支持了大量未知领域的探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大批研究人员到萨洛夫中心考察，RCA当时同意以授权的方式把自己的发明“卖给日本人”，由此奠定了日本战后电子产业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技术型企业家的作用日趋凸显的过程中，全球人才的归附引人瞩目。从一战前后到二战前后，欧洲大陆大量科技人才赴美，英国人才也倾向到美国创业，美国长期享有最丰富的技术型创业人才，并且放手让其自由成长，加上二战后军方对科技产品的采购和支持，国家因此获得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

这一时期，所有这些公司的生产链都是“完整”的，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和造汽车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会有一些上下游产品的分工，比如很重要的电子管，会有专门公司制造，但在工序上并没有出现企业间分工。

日本战后崛起时期——有效的“吸收-创新”模式

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的重工等产业的崛起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更倾向于仿造性的追赶政策。在电子制造产业，是靠先锋企业中大胆的工程师及支持他的企业家（或企业家兼工程师）采取承担风险的动作而成就的，往往是结合自身发现的科学现象和在美欧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对方先走一步的成就，采取谋求授权的方式来启动事业。21世纪日本在消费电子终端品牌上败北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后，仍然以上游电子元件、装备的形态继续保持全球优势。日本民族在传统“工匠精神”影响下，善于做长时间的精细化琢磨，从而将一批电子科技产业化，融入生活，进而大规模的降低成本，成为畅销世界的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夏普(早川电气)的佐佐木正（“火箭”博士）主导了电子计算器的开发；诹访精工的诸角信二主导了石英表、电子表的开发；三洋的桑野由纪主持了非晶体硅电池的开发（应用于电子表、计算器等消费电子产品）；索尼的岩间和夫全面支持CMOS感光芯片的开发（用于摄像机和电子照相机）。此外还有佳能、雅马哈、星电、斯坦利电气、日亚化学等公司，开发了CD唱片、硅片级音乐合成器、激光打印机、LED等产品。诹访精工（Suwa Seiko）是精工集团(Seiko)分公司，它代表了日本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精神，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产业化的液晶面板产业——日本能够实现整条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装备和化学材料）的分工布局。2019年日韩间爆发贸易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少量关键原材料让韩国的重量级产业遭到重创。这就是“卡脖子”的经典模型。

虽然日本这批企业的很多技术得到RCA等美英源头授权，但这些技术并没有直接用于产业化，而是在开发的早期就被慧眼识珠的日本企业研究人员请求授权，所以美英得到的授权费并不高。其实，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某个成果搬过来，琢磨怎么降低成本（这曾经被人误以为是日本模式），而是敢于冒风险去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把美欧已经放弃的技术做成产业。就是说，日本的电子产业成果主要是非权势企业，即二战后在主银行体系之外或边缘性的企业为主力做出来的。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中坚企业的主体，其中有些企业如发那科(富士通的干部衍生出来的分支)等则进一步成长为全球性大型企业，在装备、元件、材料等领域获得垄断性地位。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其中是“带头群体”，因此出现了对美国企业的“再带动”，其代表是美国应用材料和康宁玻璃。即一批以日本主导的平板显示产业带动的伙伴企业，专做零配件。因此，即便日本终端品牌出现衰落，苹果等终端名牌整机企业盛行，但日本平板显示仍然可以服务于美国终端产品，上游仍然有美国企业，形成“美-日-美”的互相交错的格局。这是天然不会发生“卡脖子”的技术战。日本在产业发展中的历程可圈可点，但当事人并非料事如神，所有的探索都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创新是面向未知的，只有去试才有收获，而且市场机会往往来自出乎意料的地方。

日本通产省着手在大企业中间组织协调，为主流趋势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及大企业相互之间协调。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半导体内存领域的投资。到80年代初，在日本早期的先锋企业的成就和通过日本通产省协调的主力综合电机企业，对内存等重点领域的成功布局，使日本电子产业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其中半导体是重要战场。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市场开放问题（日本自愿约束出口，市场向美国开放），没有出现所谓“科技战”现象——即利用上游的卡脖子环节让另一国下游产业瘫痪。这不仅是政治同盟问题，而且与日本企业在产业中具有核心位置有关。比如，索尼20世纪70-80年代领头的CMOS感光芯片，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智能手机时代——因为不论镜头出身的企业如何演化发展，加各种修饰性的镜头，其核心还是主摄像头，而用什么样的主摄像头取决于CMOS感光芯片的大小。因此，如今在中国地位已经很高的舜宇、欧菲等企业在摄像头模组仍然受制于掌握了CMOS感光芯片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

日本模式后来盛景不再，与走错发展路径（点错科技树）有关。而这些发展路径，带有比较浓重的通产省色彩。同时，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业开始加速复杂化——随后的全球化适应了这种复杂化并进行全球性分工，而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调整，更多是一种大企业（综合电机企业）间的横向合作，1986-1990年，地产-股市泡沫的捧杀使得日本错过了先机，让韩国、中国台湾配合美国的市场需求赶了上来。

日本20世纪50-70年代模式乃至90年代液晶产业的形成对中国有极大的启迪。中国是大国，日本也是和美国正面贸易冲突的历史当事国，但日本即便在泡沫破灭后仍然在世界产业链中具有核心的位置，而且其中的核心支撑是一些理工类出身的企业家、工程师，符合“创新出现于（政治地位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规律。

韩国、中国台湾模式——全球化模式中纵向分工模式的创造者

韩国、中国台湾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所谓强人（政治强人、产业强人、产业官僚）的支持下，以本地企业为主，抓住全球化分工的机会，切入一个环节成长起来。这个环节，最开始是简单劳动密集部门，后来集中资源切入资本投入较重的环节。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口不多的中小经济体，故而都有动机结合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大陆(最新是越南、印度)进行海外扩张。但它们是有自己的本土品牌的。它们先是搞了世界最早的出口加工区，但很快发现这种模式的缺陷，美日企业并不会传授技术，因此他们都得出结论：要有自己的产业。

产业早期积累的基础。在出口产业发展之前，主要来自鼓励本地消费的粮油加工、化肥、重工等领域及面向出口的纺织加工领域，由此发展出一些有一定资本的早期企业。这些企业在后来的电子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韩国企业演变成财阀，自己干电子产业；台湾地区有两种企业，一种是当投资人，投资留美归台人员创办的企业（通常技术含量较高），一种是自己亲手干，常见于台湾本地人出身的企业家，通常做偏劳动密集型加工的部件产品。

人才基础。韩台两地均有时代赋予的优势：美国一些技术创新的核心人物对韩国有所偏爱，如硅谷之父、斯坦福工业园创立者弗雷德·特曼对韩国尤其照顾，应朴正熙邀请策划建立韩国科学研究院(KAIST，1966)，韩国随后吸引了大量留美技术人才。台湾则有大批早年大陆留美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半导体与计算机大潮萌动时就崭露头角，后来更有大批新一代年轻人留美攻读理工科，这些人都为70年代中后期启动工研院及衍生机构提供了人才基础。

韩台抓住机会。首先是电子产业的前身——以收音机、电视为代表，韩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做。这与同时期的轻工业纺织鞋服、玩具是一样的。这一产业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收敛到印刷电路板、配件(如注塑按钮、键盘等等)、电子代工组装等领域——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富士康。

韩台是世界最早的大规模垂直分工中的加工环节承担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的品牌形象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建立的，到21世纪才真正巩固，而台湾则长期不存在知名品牌。是否能出现上下游垂直分工，这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产业如电子产品，“成品较小且结构不特别复杂”就容易抽取出加工环节，有的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则不太容易。所以日后韩国做了汽车产业（上下游就比较完整），而台湾则没有做成汽车产业。

第二个机会，是内存DRAM、半导体代工、CMOS（试图跟随日本）等泛半导体领域为先行，液晶面板显示为略晚但并行发展的重资本投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1983年起，韩国三星启动进入半导体内存制造领域——这是一种追赶模型，因为当时日本综合电机企业刚刚逼迫英特尔彻底离开内存领域，正处于巅峰状态。三星在1987年收获成果，90年代初站稳脚跟，之后形成资源集中到顶级财阀手中的模式。

台湾则从1976年起在工研院电子所引进RCA的二手7微米生产线，1978年剥离建立第一家企业联华电子(台联电)，1986年工研院院长张忠谋筹资建立台积电(第一大出资人是荷兰飞利浦[1])，在90年代

早中期奠定半导体制造代工模式。由此衍生出一众半导体企业，进入CMOS等多领域，与当时兴盛的电脑代工组装(韩台第一种模式)共振，并促成半导体设计业繁荣催生联发科。与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在重型投资领域的长跑中落入下风，更多的是层出不穷的创业，不断抓住散落机会，成为服务美国体系的“繁星”式配套企业。

韩国实施的战略路线：走多线竞争的道路

不同财阀之间的竞争、以及财阀内部多个团队竞争（至少两个）；同时大胆押注，采取滚动投资（即某个技术水平的产品还在研发中，就提前开始建造下一代产品的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由三星带头，逐渐形成所谓“逆向投资法”——越不景气越扩大投资。

中国台湾实施的战略路线：把研究院改造为孵化机构

台湾把工研院改造为孵化机构，分离出去的企业偏重于产品开发，基本上是一个成果剥离出一个企业。台湾大部分企业（除了台积电这个主干）的布局相对短促，除非在某个领域做到极大（如大立光）。

21世纪之后，台湾企业发生的很多交易属于财阀之间各家的买卖重组。台湾企业分三类代表：一类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类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重资产、高度复杂、技术密集性的半导体代工业（半导体制造环节员工多，一般是中高学历人员），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一定科技含量（创业者为技术人员），但又要依托较多劳动力，因此通常在大陆设厂的各电子部件产业。

当代电子业三大部件：各类半导体、显示面板（液晶或OLED）、电路板（这也是智能手机中前三类价值最高的零部件），都成为韩国、中国台湾支配或参与（至少参与代工生产）的部分。其中前两者是重资产、高科技密度型，主要为若干知名韩台企业把持(直到近8年崛起于中国大陆的京东方)。第三者为有一定技术含量同时兼劳动较密集型的产业，为一些不太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所把持，且和临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互关联。例如近十年借助智能手机稳步成为世界最大印刷电路板企业的臻鼎（鹏鼎），便是富士康体系衍生出来的公司。

                              （编辑  季节）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军事变革的耦合与互动，都深刻影响乃至重塑了全球竞争格局。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抑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即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沿科技发展所标示的战略机遇，主动创新、顺势而为，谁就能够在新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当前，面对科技智能化、社会智能化及军事智能化的滚滚浪潮，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而展开的全球竞逐已然展开。各国政府、企业、社会及军事机构等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前瞻布局、科研攻关及推动应用落地。在这场事关战略主导权的科技、产业及军事全方位竞逐中，中美两国都具备各自的基础和优势，不同的国情也决定了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路径不会相同。如何在智能化浪潮的“世界型”中闯出“中国式”，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抓好、抓实，考验着我们的战略认识、产业基础及谋划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十个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

1956-1976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科学家们开发的主要技术和工具有逻辑运算、演绎推理及一些如Lisp、Prolog的编程语言。当时的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充满乐观的激情。比如科学家西蒙和纽厄尔在1958年就提出，十年内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冠军，人工智能将发现和证明有意义的数学定理，甚至将能谱写优美的乐曲等。但实际上，计算机“深蓝”击败人类象棋冠军发生在1997年，而不是在1968年之前。可见，这些科学家当时提出的预言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乐观预期。1973年，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詹姆斯·莱特希尔在评估报告和电视节目中两度用“海市蜃楼”来表达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悲观判断。在他的报告结论中，虽然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自动化和计算机模拟神经和心理过程，但对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严重质疑。由于这个评估报告是詹姆斯·莱特希尔受当时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SRC）的委托所做，以致后来在1973-1974年期间，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大幅度削减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经费。大家认识到，在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都不完备的初期，以攻克认知为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使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次进入冬天。

1976年到2006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重点是发展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以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为代表的大规模逻辑推理，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图谱建设，是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典型。从1982年开始，日本通产省开始主持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具有1000个处理单元的并行推理机，推理速度将提高1000倍，连接10亿信息组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并具备听说能力。然而，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1992年便草草收场了，花费了约85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从1984年开始通过专家来建设知识百科全书。截止2015年11月，这个知识百科全书已经包括23万多个概念、实体和200多万个三元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崛起，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百科全书也开始链接外部的知识库（The CIA World Factbook等），但仍然无法挽回人工智能发展的颓势。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得到的教训是，知识不能靠专家手工表达，这个系统必须能够自主学习，这样才不至于挂一漏万。

2006年至今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目前主要是发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家辛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利用大数据神经网络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加快了机器学习和训练的速度。之后，蒙特利尔大学的班久、纽约大学的莱昆也发表论文，分别从算法角度和稀疏表达方式，提高了机器学习的效率。这三位科学家在2019年3月27日共同获得了图灵奖。2016年被称为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这一年会下围棋的“阿尔法狗”出现，并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同年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空军的智能空战系统打败了人类飞行员，当然这是在一个约束条件（特定任务场景）下完成的任务。从2006年科学家提出神经网络，到今天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大数据、算法及算力共同发力，由科学家奠定理论、引领方向，产业界与学术界深度合作，融资机构介入，开放开源的创新架构。这些都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崭新的特征。

从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这是目前公认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就目前阶段来看，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认知智能也在持续突破。尤其是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攻关成功，未来认知智能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部署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战略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研判必须非常敏锐，这种敏锐性体现的战略远见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运走势。

1944年11月17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券在握的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如何尽快而有效地把战时的成功经验移用于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给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信中，罗斯福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布什能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磋商并尽快回答。倘若我们将其与日后美苏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对抗，以及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终结的历史进程相联系，难免会感慨美国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万尼瓦尔·布什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战略咨询报告，认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福利事业中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维系和扩张，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这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大国崛起的有力杠杆。因此，对于万尼瓦尔·布什的贡献，G·帕斯卡尔·扎卡里在《没有止境的前沿——万尼瓦尔·布什传》一书中曾感慨道：有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而万尼瓦尔·布什就是“美国世纪的工程师”。

当前，面对智能化的浪潮，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人才支撑、学科建设、项目落地、产业统筹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发展规划方案。

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2016年及2019年连续规划出台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2016年5月份，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在其直属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之下，设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同年10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发布，其中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提出了七个战略规划：其一，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长期投资；其二，开发人机协作的有效方法；其三，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其四，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其五，开发人工智能共享公共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其六，建立标准和基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其七，更好地把握国家人工智能研发人才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在规划、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可谓起点高、筹划早、措施多。

除了整体规划之外，在防务安全与军事作战领域，美国也进行了积极部署。2017年7月12日，美国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随着未来科技的持续进步，人工智能将像核武器、飞机、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一样，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变革性技术。报告提出了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安全政策目标：其一，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其二，支持和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其三，灾难性风险管理。围绕这三项国家安全政策目标，报告提出了11条具体发展建议。2019年2月，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在《改变2050年陆战游戏规则的潜在科学技术》中开列出一系列前沿技术，尤其是在自主无人、激光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除此之外，由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主导成立的防务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也不断发布有关人工智能与军事应用的报告，对算法战、认知中心战等持续关注。还有美国国防部建设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该中心于2018年6月由美国国防部发布备忘录成立，旨在加速国防部大规模采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程。着眼管理未来国防科研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一直在规划部署人工智能科学研究项目及相关武器装备项目，尤其是类脑芯片、算法战、无人机蜂群战等领域的相关项目，助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落地。

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部署、统筹规划，力图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占据主动、赢得未来。按照武汉大学公布的人工智能报告，目前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逐的态势如下：

其一，在人才领域，美国的人才总量比较大，人才的结构相对优于我们。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科研论文比较多，但层次要比美国低一点。由于近几年陆续有海归人才回国，在人才方面我们未来的发展态势比较好。

    其二，作为竞争主体，中美企业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美国拥有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顶尖公司：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谷歌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开发的；微软公司主要专注于语音识别和图象识别；“真北”芯片、类脑芯片等都是IBM公司致力于突破的领域；脸书公司偏重于计算机识别、用户心理感觉分析等基础研究领域，并且与美国国防部有深度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军用无人作战飞机、军用机器人等。我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百度、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知名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相应突破。

    其三，人工智能各分支领域发展的比较。据《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有27家公司上榜，主要分布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芯片硬件、机器智能、医疗、金融、智能制造、机器学习、垂直应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目前还是美国公司居多数，处于前沿地位，中国企业数量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具有先发优势，中国起步要晚一些。按照武汉大学的统计，美国最早的人工智能企业成立于1991年，我国是在1996年，而且我国34.5%的人工智能企业是在2005年以后成立的。因此，目前美国在该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在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态势下，中美在科研领域也有一定的合作。此外，数据也显示，2012年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多于美国，但之后美国不仅超过了中国，而且大幅增长，后劲更足一些。在融资水平方面，中美几乎持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非常警惕，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也非常明显。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就曾经签署人工智能倡议，明确提出要从人才追赶、限制投资、提高监管、人才制度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

着眼未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这包括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完善的创新生态链、企业数量的规模优势，以及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优势。当前，我国在原创算法、高端芯片、高精度传感器及其他关键部件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也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源的开放平台。此外，要打通硬件系统产业链，主导人工创新的生态，也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未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将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的竞逐会更加激烈。

有深刻的认识，才有精准的行动。相关认识透彻了，才能在实践中规避盲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密切相关。综观人类历史上曾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其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大国博弈的成败，也关系着大国军队的生死荣辱。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这一完整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世界舞台上竞争者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毫无例外。近代我国也曾错失过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的良机。如今，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变革的浪潮正风起云涌，面对新的“变革浪潮”“机遇风暴”，我们能否站立潮头，主动创新，顺势而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敏锐研判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利用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机遇。通过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战略前沿技术，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制胜未来而不是尾随未来。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现供职于驻在黎巴嫩的某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既是驻在国黎巴嫩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其自身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实施具体防控措施。由于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工作人员居多，欧洲式思维方式成为该组织防控疫情的主导思路。临近庚子2020年新春思乡情切，我们一行三人加入了跨国返乡的春运行列，春节后又因任务需要辗转回到黎巴嫩。往返海内外，穿越万里，亲历中外霄壤有别的抗疫氛围，感慨万千。

全球化的世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打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站，熟悉的世界地图上，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红。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短短时间内几乎已攻陷全世界。从网络上流传的病毒国别传播动态图，可以清晰看出疫情大流行加速的趋势。

在这场百年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里，我们就像洄游的鱼，无法预知前路风险，无法想象会面对怎样的明天。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满怀即将回家的喜悦，从贝鲁特出发，经伊斯坦布尔中转，返回各自家乡过春节；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前夜突闻惊雷，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我们猝不及防地卷入到这场战“疫”之中；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担心疫情加剧，各自临时更改计划，举家匆匆返回常住城市；

2月9日，农历正月十六，是我们从家乡返回常住城市后居家隔离的第十四天，原计划返回黎巴嫩的航班取消，归期难定；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八，在担心和不舍中别离远行，经莫斯科中转返回贝鲁特。此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7.46万例，① 伊朗18例，意大利6例，美国15例，我们所在的黎巴嫩确诊第1例。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当天各国累计确诊12.57万例，其中，中国8.09万例，伊朗9000例，意大利1.25万例，美国1100例，黎巴嫩61例。

此后，全球疫情呈现中国国内逐步控制、管控有序，国外多点爆发、加快流行的态势。截至4月25日，全球确诊279.09万例，其中美国89.05万例、西班牙21.97万例、意大利19.29万例，黎巴嫩696例，共有185个国家出现疫情。

“人权”与“自由”，承受不了生命之重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国际舆论对我国采取的“封城”等应对措施多有非议。《纽约时报》评论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自由”；《卫报》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严厉措施，“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半岛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疫情应对“加剧了人权侵犯”。我所在办公室的黎巴嫩同事哈桑捧着浏览新闻的手机说，“人权这个东西，在你们中国，没有”。对这些质疑，国内媒体给予了正面回答。“生命权是最关键人权”得到国人的高度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国外媒体的尊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中国是从对人权的真正理解入手的，在致命的流行病中，关键的人权是“活着”。

然而，当病毒开始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肆虐的时候，国内一些自媒体纷纷惊呼，为什么欧洲人这么“不怕死”？一时间，国人对欧洲人不愿带口罩的行为，对某些国家的“群体免疫”言论不寒而栗。他们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自由”，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吗？

 诚然，中外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对“生命”和“自由”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响，可以通过祈祷礼拜忏悔等方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谋得安慰勖勉。而中国文化更讲求“未知生，焉知死”，其中饱含对生命的敬畏。西方人追求自由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欧洲同事而言，咖啡、派对、酒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会因未知的风险而轻易放弃自由呼吸、享受阳光的权利；而中国人在面对可能的危险时，往往更易于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以成就社会整体安全。

疫情之下，绝大多数国人并未觉得自由受到管控措施的侵害，而是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国外媒体的报道普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有些甚至是诋毁污蔑。而西方人同样也没有“为了自由不顾生死”的主观意愿。以自由为名漠视生命，只是在舆论、认知、习惯牵引下的表象。从舆论角度看，疫情初期国际主流媒体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没有充分报道；从认知角度看，一些专家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混乱引导和片面解读导致国外大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较大误区。我们身边的欧洲同事相信戴手套比戴口罩更有效；从大众习惯角度看，为了某种疾病而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事实扭转了错误认知，教训改变了不合时宜的习惯。随着疫情在国外快速爆发，西方国家出现高感染率、高死亡率和医疗资源挤兑，原本对疫情不以为然的人们终于明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无论国籍、种族、阶层、贫富，所有人都是渺小和脆弱的。全球同此凉热，世界命运与共。

疫情如大考，依靠集体是最优策略

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日常的生活，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心理历程也随疫情发展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国外期间，远离集体，安全感逐渐减少。而在国内，置身集体中总有一种被保护感。我国依靠制度优势取得的抗疫成就告诉世界，谁能学好中国经验、善用集体力量，谁就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我们曾与身边的欧洲同事多次探讨。对他们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够出台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控制人员流动、取消大规模聚集等政策，就已经尽到了政府本分；抓落实主要在个人，不遵守政府倡议的个人行为，其风险应该由个人自行承担。这种模式在平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面对高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疫情，“各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对风险的不可控性并不自知，但疫病却总能借由那些缺少防护的个体传播开来。集体共同防疫的优势在于：每个人必须关切集体中其他人的利益，也就必然要求纠正个人的出格行为，这才能更好地防止不可控风险的发生，对这个道理，很多欧洲的同事们都能接受，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学，而是学不了；不是不想把大家都管好，而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给力的集体和制度”。

我们的驻在国黎巴嫩，是一个尚未实现彻底和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很脆弱的中东小国，大家都非常担心疫情的发展情况可能失控。但从目前看，黎巴嫩的疫情控制较好，累计确诊人数600多例，且连续多日新增确诊控制在个位数。黎巴嫩取得的抗疫成绩，与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政府军严格执行国家“总动员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发挥凝聚、团结的巨大作用，各主要政党为抗疫工作提供大量资源。在我们所处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被西方广为诟病的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大量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在各村镇协助布点设卡，进行体温检测和疾病筛查。这些平时矛盾重重的地方，因疫情暂时放弃分歧、团结一致，在全国构筑起防疫措施有依托、基层防控有落实的严密网络，也算是疫情带给这个战乱国家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连之前认为中国没有人权的黎巴嫩同事哈桑也说，“欧洲国家之所以搞砸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好好学中国，而我们是照着学的，学得还不错”。

疫情隔离各国，也在割裂世界

随着各国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和“封国”，喧嚣忙碌的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们所在的国际组织暂停了工作轮换和探亲休假制度，一位半年没回家的土耳其同事在地中海边北向遥望、感叹地说，“我知道家就在那里，可边境封了，回不去呀”。

疫情隔离国与国的边界，也割裂了世界舆论。似乎世界上有着两个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的舆论场。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生活中感到，外国媒体和外国人，对中国发生的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关注，除了身边人身边事，这些媒体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新闻和美国人的态度。乌拉圭籍同事罗瑞娜说，“我告诉我的家人这个病毒是什么样的，要怎样防护，可他们还一直认为只是普通流感”，“他们只看本国和美国的新闻，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报道”。

疫情隔离了国与国的联系，也割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某国宣布“封锁”，这个国家的同事，即便他一直呆在黎巴嫩没有回过国，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隔离”了。过去各国同事欢聚一堂的场合难以再现，有限的聚会也都是在本国人员之间进行，不同国别的同事之间的距离远了、心也远了。

来到黎巴嫩工作，我们都有身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工作中也因祖国这个坚强后盾而自信满满。疫情之前，外国同事和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是普遍认可和友好的，但在国外疫情爆发后，这种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外国同事见到我们就避而远之，原来的朋友想打招呼又退而却之，当地百姓高喊“Corona China”怒目向之。旅途中转伊斯坦布尔时，由于尚处于疫情初期，机场免税店到处是中文标识，店员都在努力招揽中国顾客、笑脸相迎；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国内疫情已相当紧张，所有人都对中国人如临大敌，避之不及。

行胜于言，中国正在赢得世界的掌声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总体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是4万多名勇敢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在疫情火线拼出来的，是3万多名闻召而来的建筑工作者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抢出来的，是数十万名基层工作者在防控一线守出来的，是一千多万武汉人、十四亿多中国人隔离家中熬出来的……

我们在更坚定更自信的同时，也一步步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赞赏。意大利同事帕尼尼说，“我们开始没做好，但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你们的医疗队教会了我们中国的方法，看到你们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加纳同事马丁说，“中国给我们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什么时候你们都不会忘记我们，中国好样的”。黎巴嫩当地雇员安东尼说：“我是基督教徒，你知道我们最近周日做礼拜时向主祈祷什么吗？我们求主保佑的是，黎巴嫩能够像中国一样控制住疫情。”

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解封。按下长达76天“暂停键”的这个中国都市，正式重启！

在这一天，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位外国同事，不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不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都向我们表示衷心祝贺。

在这一天，曾经高喊“Corona China”的当地百姓，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句“China Good”让我们倍感自豪。

在这一天，当金色的夕阳归入沉静的地中海，一年中最大最圆的超级月亮跃出海平面，暗夜不再孤寂，希望正在重回人间。

                             （编辑  宋斌斌）

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学者亨利• 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的亚伯拉罕• 纽曼（Abraham L. Newman）在2020 年1/2 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刊发了文章《全球化的链条：为何此时脱钩为时已晚》（Chainedto Globalization: Why It’s Too Late toDecouple），阐述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连锁全球化”的新挑战

1999 年，《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宣称，冷战地缘政治体系已消亡，和谐时代即将到来，各国将主要担忧如何管理市场力量，而不是彼此压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以墙壁为核心的系统变成了以网络为核心的系统”。尽管弗里德曼成功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但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并不准确。各国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解放，反而被纠缠其中。

随着数字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遍及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开始将它们作为相互羁绊的一张大网。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潜伏在互联网的联结中心，进行各种监听活动。美国财政部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惩罚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和不听指挥的金融机构。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华盛顿针对全球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将其大型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手脚都捆住。简而言之，全球化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脆弱性、竞争力和控制力的新来源。网络已经成为新型的枷锁，而不再是通往自由的路径。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产生的风险，各国都已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已经深陷其中，无法做到在不造成混乱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分离或“脱钩”，也不能将世界分裂成各自与世隔绝的个体。尽管相互之间的联系会带来风险，但是各国还将维系这种联系，从而开创所谓的“连锁全球化”（chainedglobalization）的新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将产生相互束缚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和前苏联阵营两个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点，因此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发生经济胁迫的机会。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大国已经陷入了难以预测的金融、贸易和信息网络中，从而增加了引发危险冲突的可能和发生高风险事件的几率。

接受和理解“连锁全球化”的现实是减少这些风险的第一步。政策制定者不能执着于自我隔离、或对良性整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纽带无法打破，那么就必须学会如何掌控它们。

如何与全球化形成的网络共生

几十年来，舆论一直将全球化理解为是市场自由的自然延伸。但事实证明，即使全球化本身也将引发新的冲突。随着世界经济和信息网络的扩展，这些网络在单一控制点上形成枢纽，一些国家试图将这些枢纽作为武器来对付竞争对手。最早进行这种功能转换的网络之一是支持国际金融交易的系统。在1970 年代，“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网络使全球各国银行之间进行交易的路径变得更加容易，而美元清算系统让这些银行能够应对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金流。而一旦银行和个人用户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传递系统，国际间的交易就更加依赖美元，从而使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杠杆作用。接下来是国际供应链。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苹果等专利企业开始将生产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企业，从而建立了承载着数十甚至数百家供应商的供应链。然后，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云计算开始将互联网的关键功能都集中在由亚马逊和微软等少数大公司运营的系统当中。就这样，资金、商品和信息都通过某些重要的经济枢纽进行传递。一些特权大国则掌控着这些枢纽中心，从而有机会排斥或监控其他经济体。

“9 • 11 事件”之后，美国财政部利用全球对美元的依赖性，将全球金融体系转变为一种长臂控制机制，冻结对手的账户，并利用制裁威胁银行以实现其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利用某些电信提供商的网络，通过秘密程序来将互联网转变为监视全球的工具。自2018年以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就一直在利用美元清算系统，以限制伊朗获得全球金融资源的机会，并威胁要制裁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欧洲公司。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担心，这些措施是美国进行更广泛胁迫的序幕。一些欧洲决策者正在考虑如何对此进行防御。一种选择是，如果某些美国公司要遵循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从而损害欧盟成员国的利益，那么欧盟将会撤回这些美国公司在欧盟的经营权，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决策可能会引发升级螺旋式上升，相互猜疑可能会引发敌对情绪。因此，各国采取措施规避这种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中国正在向本土半导体产业投入资源，以保护其免受美国的威胁。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化学产业，以减轻该环节对日本的依赖。同时，俄罗斯已着手创建所谓的“主权互联网”，防止外国力量通过互联网对俄罗斯进行干预。实际上，只有在少数地区或者个别领域，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绝缘”效果。各国政府都会意识到，重蹈全球化出现之前那样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毕竟，今天各国不仅仅是在利用全球的金融系统、制造供应链和信息网络，并且高度依赖它们。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学会与全球网络共生，而不是退出全球网络。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强势将其竞争对手困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和信息系统中可能会引起反弹，从而鼓励其他国家将美国与自身的联系切断，以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世界各国都应当努力让自己的决策更加透明，更具可预测性。

                              （编辑  宋斌斌）

“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时代，理性是稀缺的，而朱云汉是少数理性派。围绕他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的看法。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非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指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看，人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dom)，或者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尽管前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反映。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资本了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根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即资本脱离了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 “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其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真是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至今，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尽管理论上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社会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治理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它国家也会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动手拆解全球化的基础架构，将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鹰派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以粗暴的贸易与科技封锁手段，试图逼迫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胁迫其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让很多观察家担心，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而裂解，世界经济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

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如果用全球化进程常用指标衡量，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两季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下滑幅度为负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兆美元。[2] 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2018年这一比重已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重在2007年前不断攀升，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2018年36%。

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变化，这是判断全球化趋势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重变化，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移转为内需，同时正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从出口转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品与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不断改善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高价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进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工业一直是以来料加工或进口零部件组装出口为主，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各类产品的先进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这种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分别达到41.1％与31.2％。2016年中国出口额中消费品所占比例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工业正从来料加工组装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2018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创造产品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4] 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表现出贸易额成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已改为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或非洲的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这导致全球各种原物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也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第二重变化，当前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后者更具有主导性。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围绕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包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物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富裕国家彼此间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0%~50%；同一时期，由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他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连续超越了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这样，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同一期间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从45%下滑到29%；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之比重合计为48%。也就是说，目前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上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现在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他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部分的制造业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保护主义的作用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发展是应运集装箱运输、长途通讯，电脑记忆体与运算成本急遽下降而生。新技术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又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最近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份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可以拖累整条生产线。[5] 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营运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非实体贸易已经成为主流。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品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过去十年服务业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品贸易高出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的。

非实体产品经常是与实体产品一起捆绑出售的。与跨境服务业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品贸易。

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是被过度宣染了。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特朗普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他们可以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同时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瘫痪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拆解全球产业供应链。

曾经成功预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教授最近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6] 不过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耐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同时不会干涉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最近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在浦东新区落地。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压力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5G发照的进度至少会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靠其所指控理由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高通、博通、美光、超威、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它们不会顺从特朗普团队两败俱伤的作法。

融合的力量大于裂解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过去推进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联结，并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充沛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FDI的总规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流入中国的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来源地。

从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我们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在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2017年达到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8]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二，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跨境移民的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的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在100万人。跨境移民带来了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增加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接近500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人，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人，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估计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观光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9]。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强韧还是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无数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讯、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移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换、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些是政府之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机制承载的诸多制度与规范，为国家、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以及为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在这一条件下，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行，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一样那样地精密运作。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目前，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它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如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制造业平台，但其影响能力与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母兹海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影响力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看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类似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社会代价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及其后果，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把维护其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采取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单边主义，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冷战，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脱钩”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

网络时代的无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困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愈高风险愈大。[10] 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来做相互伤害的事。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资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搏弈的武器来用，这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能力的，主要就是美国。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

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当作武器使用的作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在最近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烟战争的杀手锏武器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互联网封锁。不过，即使在美国与俄罗斯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杀手锏武器仅在小范围内使用、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虽然可能设想过对中国启动这些杀手锏武器，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否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互联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重损失，但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而且对这些小国的制裁，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最后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及 SWIFT 的信誉。[11]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的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message）从而完成金融交易，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须接受欧盟的管辖。同时SWIFT也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简称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政府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想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这个假设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只要有任何迹象表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金融相互毁灭的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境外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就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对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互联网封锁这一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透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国际信息会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的排它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最重要的掌控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12] 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仍属于在加州注册的法人，总部设在加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伸手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相对于IPv4，IPv6不仅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大幅提高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万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它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2015年到2018年之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画”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成功地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领导层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对任何不顺从自己意旨的对手或贸易伙伴，轻易让他们跪地求饶。但美国动用了手上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司法武器来打击中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的一剑封喉效果，反而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甚至动摇美国独角兽企业在诸多全球高科技系统平台的独占地位。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三级标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版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德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3] 对于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14] 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

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这种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凌驾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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